小农困境 12期

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一海洋世界的生存规则，在当下农村也普遍存在，从而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进行全面、前瞻的制度设计，着力扭转“大农吃小农”的趋势，是当下扶贫工作应该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目前，农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脱农群体、亦工亦农群体、兼业群体、小农、大户。脱农群体即虽在农村生活，但以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为收入来源，不从事农业生产，这类家庭往往经济条件较好，在农村属于被羡慕的对象；亦工亦农群体在城镇化大潮中居大多数，由于外出务工机遇不稳定，种地依然是他们维持生活的途径之一；兼业农民既从事农业生产，又有其它方面的收入，但收入往往不高，经营规模小，经济上处于不确定状态；除了耕种自家的几亩地之外，再无其它收入者属小农群体，这类家庭因收入极为有限，往往较为贫困；大户是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型农业经营者，他们以一定的费用转包了一些农户无力耕种或者放弃耕种的承包地，因经营规模较大，收入较为可观。

这五类群体中，以小农生活最为困窘，种田只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家庭开支捉襟见肘，子女的教育、老人的医疗都令他们犯愁，在经济收入、人脉资源、生活格局等诸多方面，他们与大户形成了鲜明反差。

当今大多数农村，由于集体经济“统”的功能严重弱化，虽同在一个村庄，大农也往往会对小农有意无意地形成多种形式的排挤和侵犯。

大农的优势在于资金实力强、家庭劳力充足、信息灵通、人际关系广，因此，当各类补贴进入农村后，大农更容易抢占多占。在农产品的定价权上，大农往往更主动，小农则会被动很多，有的小农甚至被迫把农产品以低价卖给大户，大户加价后再对外出售。在农业技术培训、农资发放上，大户也能争取到更多的有利条件。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兴修上，大户往往能通过人脉运作，让工程更多地惠及自己。在打机井时，因机井位置有利于大户灌溉而引发的冲突，在农村时有发生。

经过上述种种排挤和侵犯之后，小农和大户之间的差距愈发扩大，小农的竞争劣势愈发明显，生活进一步困，对未来的信心更加不足，心理状态也更加闭锁。

山西晋中某农村的一位外出打工者告诉记者，从前农村贫富差距不大时，乡亲间因有人情在，某家遇到难事还好解决。但最近几年，大户在村里形成了垄断地位，小农的处境就显得逼仄。有一次，他家一位亲戚生病急需去县城，而村里距县城七八十里远，公交车白天只有一趟，当时已经错过了公交车发车时间，村里又打不到正规的出租车，就只好请有车的大户帮忙，但大户的要价比出租还贵。“人穷被人欺，我们那里不再像以前那么淳朴，家户小、人穷，在农村就没地位，走路都得靠边。”他无奈地叹息道。

大农吃小农现象，在合作社中也普遍存在。据了解，我国现有合作社70万家，运作规范的不足30%。合作，顾名思义，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但农村地区的不少合作社里都存在大户垄断现象。表现为：合作社成立时，大户往往是发起人，具有支配地位，而小农居于从属地位；合作社成立后，由于大户所占股份较多，再加上管理不民主，小农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护，声音常常得不到重视。此外，合作社还会通过高价提供服务、低价收购小农产品的办法，来掠夺小农。久而久之，小农便会退出合作社，只有几家甚至一家大户支撑的合作社便会逐渐陷入尴尬境地，有的干脆解体，一些农村合作社缺乏活力，此为重要原因。

去年底，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举行的一个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上，一位专门从事合作社运营辅导的高女士告诉记者，国家给合作社的优惠很多，盯着这块利益的人也很多，建起来的合作社也不少，但真正规范运作、能给农民带来利益的很少。“管理一个合作社，哪有那么容易？要不就是合作社被能人操控，小农受排挤；要不就是小农们拿着身份证登记了合作社，却连账都做不了，连项目申请都不会写。”那次会议刚结束，高女士就被河北易县一家合作社邀请前去指导，她说，按照以往经验，估计她至少得驻村一个月，才能把该合作社带得规范起来。

近些年，在带动农民走向市场化方面，龙头企业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只从事农业生产、提供初级农产品的农民，从中获利却很有限。

首先，龙头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加工和流通两个环节，而这两个环节中的利润往往跟农户无关，只有极少数的企业才会返利于农户。其次，因经济地位、市场信息不对等，龙头企业在农产品的收购上具有定价权，当市场行情不好时，龙头企业便会压低价格，导致农户获利微小甚至血本无归，有的龙头企业为保利甚至不惜毁约。一些求利心切的龙头企业尤其是外来工商资本，“业大欺农”现象十分严重，收购时，不仅对农产品的外观、品质百般挑剔，且定价极低。山西某地的花椒品质不错，龙头企业的收购价仅为其销售价的一半。“花椒采摘可费事啦，人家收购时，稍微带点叶儿、枝儿的不要，颜色不一样的不要，大小不匀的不要，俺是一颗一颗拿手捡出来的。人家把花椒拉走后，就雇人加个塑料包装，卖到城市里的超市，就能赚一倍。他们赚钱咋这么容易？！”一位50多岁的农民愤愤不平地对记者说。

去年9月30日，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在“农地制度与三农问题”论坛上直言：靠种几亩地能发财的农民，全中国有几个？就是精耕细作绣出花来也发不了财！他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一位前来参加论坛的安徽农民告诉记者，朱教授的话非常有道理。东西种得再好，农民自己也不好销；与龙头企业合作解决了销售问题，价格上又被动。这种两难状况，是很多农民尤其是小农的困境。

目前，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的一半，在把千家万户的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结合起来方面，龙头企业居功至伟。但毋庸讳言，不少龙头企业所报的助农增收数字往往被人为拔高，水分很大。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如何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机制，把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让利、返利于农民，是龙头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否则，强了龙头企业，弱了农户，恃强凌弱的规则不改变，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很难。

今年4月，冀东某市一位扶贫干部谈到龙头企业的助农增收时对记者说：“我们主任已在扶贫战线工作了20多年，曾多次私下告诉我们，农村工作不要盲目地把招商引资当功劳，招商引资搞不好，是来坑农害农的。工商资本下乡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从农村、农民、农业上赚钱吗？如果真有合适的产业，还是应该发动当地农民来做，要把利益留在农民手里。”

如何把利益留在农民手里？山西永济县蒲韩乡村社区已经趟出了路子。该社区涵盖了永济县的2个乡镇、43个村庄，农民在有机农业种植、农资采购、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制作、生活服务、垃圾分类、村庄环境整治等诸多方面开展了综合合作，是新时期农民进行大联合的一个成功典范，被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高度重视并推广。其成功之道简言之，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大家携手成立综合农协。谈到该社区的下一步发展，负责人郑冰心态平和：“看着我们村庄环境好，村民守信，这两年跟我们谈合作的商人很多很多，我们就是不要。我们想依着自己的心愿慢慢发展，社区需要什么事业，我们慢慢商量慢慢做。综合农协就是一棵大树，应该慢慢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她枝繁叶茂了，就能庇护农民，也不怕风霜雨雪了。”

目前，蒲韩乡村社区共拥有合作社28个，每个合作社都会给社员分红。在这些合作社里，小户的需求会得到更多关照：经济实力差的，能通过资金互助方式获取资金；决策能力差的，能得到有经验社员的指导；家庭缺乏劳力的，会有家庭农场的年轻人来帮忙。社区在扶危济困上自然形成了一套有效制度，由此促进了社区的协调发展，并建立了信任、友爱、共富的合作关系。由于事业红火，当地考出去的大学生们毕业后纷纷返乡，为了让家乡变得更美好，他们的青春在希望的田野上闪光。

如果说，蒲韩乡村社区建立综合农协、开展综合服务、实现自循环的做法，不失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那么，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则能更彻底地避免小农困境。改革开放之初，河南刘庄村、，江苏华西村，黑龙江兴十四村等一批村庄，因为正确坚持了统分结合的路线，使得强大的集体经济成为村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在这些村庄，不存在三六九现象（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农村），村民不出村庄就能上班，就地实现了城镇化，过上了自然环境优美、公共服务健全的生活；在这些村庄，没有贫困人口，也不存在因病、因教、因灾返贫现象，不仅不需要扶贫部门耗费人财物力去帮扶，反而能够带动周边村庄共同致富。

最近几年，湖北、湖南一些村庄以巩固基层战斗堡垒为突破口，以做强优势特色产业为抓手，在壮大村集体经济上大有作为，不仅大幅度提升了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且有效遏制了贫富分化趋势和大农吃小农现象的发生，使得村民的幸福指数得以提升，也巩固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地位。

老子《道德经》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尊“道”、从“道”，以“道”管理农村，壮大集体经济，发展综合农协，扶弱助贫，着力扭转大农吃小农趋势，促进农村的持续兴旺、农民的整体幸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正确途径，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本质要求。在这方面，典型已出现，榜样已存在，只需见贤思齐、真抓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