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的概念范文

动物保护的概念篇1

孰料无独有偶,在2009年,南京因老城南拆迁改造爆出了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与发生在北京的“梁林故居”保拆之争可谓同出一辙。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也是南京城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市“推平式”的旧城改造步子不断加快,一片片历史街区濒临消失,于是老城南成了守护古城的最后“领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曾将老城南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后来被《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所称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都重申了对老城南的保护。然而南京市政府确定2009年全市十大项目工程时,竟将危旧房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南捕厅四期工程选定在这里。于是居住在这里的4200户居民被告知: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动迁。顿时引起了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老城南该不该列为危旧房改造项目?南捕厅该不该大量拆迁改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学术界本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动迁通知无疑提供了一个引爆燃点。当地居民、志愿者、新闻媒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以致29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根据总理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至此老城南拆建叫停。南捕厅一带的房屋大都建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集中成片的明清建筑。建筑形式和房屋结构混杂,密度高,日照通风条件差,市政设施不配套,院落拥挤,明显具有棚户区的一些聚落形态特征。尽管在危旧房屋改造的前期调查中,了解到这一带零星散落地保存着几十处重要近现代建筑,不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及《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的规定,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捕厅街区已经达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定条件,主张划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街道格局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前提下,实施拆迁改造。而上书疾呼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老城南位于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发源于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所以即使老城南现存建筑质量和居住条件比较差,也不等于没有保留价值。他们反对降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改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再要求完整保护现存的南捕厅街区,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显而易见,学术界分歧的焦点同样集中在如何界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价值标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才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不仅围绕“梁林故居”和南捕厅街区的拆与留展开了激烈博弈,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置于尴尬境地。北京与南京分处大江南北,是中国历史上两座着名的古代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拥有优越的行政资源、智力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是不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发生在两“京”的大小事,无不具有指标性、普适性和示范性,足以影响全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今围绕梁林故居引发保拆之争和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巧合与偶然,而是蓄势已久的各地大量同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存在思想理论缺失,乃至连构成历史文化名城基本要素的概念界定也含混不清,无怪乎保护监管难以适从。

解析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界定的模糊与缺憾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原文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延展了《文物保护法》的法定概念,并在行政法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的定义分别作了表述。但是在实施过程发现,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确定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表述不尽一致,尚存颇多缺憾。《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确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这部经过修订的行政法里,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定公布条件完全等同起来,只字不差,本身就是一大缺陷。从理论上说,“街”与“城”在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不仅聚落规模差异很大,而且两者空间形态、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特征也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等量齐观。一律采用宽泛的概念,要求“街”也像“城”那样,保存特别丰富的文物,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委实很难。姑且不说评价“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是评价保存文物的数量多寡,还是文物的品位和等级高低,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对保存文物的丰富程度制定量化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给人们的主观评价预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来随意性。至于对核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法律法规同样缺乏明晰准确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具有初始阶段的粗放式特征。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试想在如此狭小的地块里,怎么可能拥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又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从我国已经核定公布的118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目前真正原汁原味保留完整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剩无几。即使比较完美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难完全符合法定概念给出的三个条件。由此可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要求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界定,有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凸显街区的属性特征,并且做到概念明晰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虽然有所延展,但是将其定义放在了条例附则里表述,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这里沿用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宽泛模糊概念,但没有就此进行细化分解,同时却又令人费解地删去了法律规定的“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内容,另外增加了三项构成要素,一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二是“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三是“具有一定规模”。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界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时,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性,弱化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应当说强调空间形态特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无异于失去了保护的根本。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起风波,追根溯源,均与此息息相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2005年7月15日由建设部的国家标准规范。但是该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界定却与《文物保护法》表述不一。其中术语解释2.0.4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所称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对“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既没有明确其空间形态特征,也没有涉及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涵盖的 内容。至于何谓“重点保护”,什么条件或什么情况下“应予重点保护”,规范没有说明。目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确定的概念过于宽泛模糊,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相互之间对法定概念表述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出现矛盾,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分歧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这种状况使得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无所适从,操作层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历史建筑概念界定及其保护价值评定标准

历史建筑的广义概念应当指历史上遗存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历史建筑则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尤其历史建筑被确定为受到国家保护的法律法规适用对象以后,这种特殊含义就上升为法定概念,具有了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换言之,历史建筑的法定概念只是其广义概念中数量极少的精华部分。于是涉及到如何诠释历史建筑的概念,以及采用怎样的评价标准来界定和筛选历史建筑的问题。历史建筑作为专业术语,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作出了规定。2008年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后,历史建筑随之也提升为法定概念。这个概念基于法制管理层面的需要,不再是专业术语,也不再属于学术概念和行政概念的范畴。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公布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之后,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技术规范,因此应当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抓紧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技术规范的内容服从行政法规,保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然而目前尚未修改的技术规范仍在继续使用,指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因此因为规范与法规表述不一,使得历史建筑概念更加含混,直接影响到编制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界定的历史建筑是指“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照此进行把握评价,弹性很大。鉴于该规范不仅没有具体说明“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评价标准,以及只须评价建(构)筑物本身的价值,还是包括建(构)筑物承载的特殊历史信息;而且也没有讲清历史建筑界定在哪一个时代或哪一个历史时期,是指以木构为主的古代建筑?还是砖混结构的近代建筑?或者是包括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是明清时期建筑、民国时期建筑、建国初期建筑、时期建筑,也或是各个时代和时期兼而有之的建筑?这就给人留下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和争议空间,同时也给保护历史建筑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大量事实表明,已经编制、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分析历史建筑现状时,通常都会按照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肌理、现存建筑的数量、建筑结构、建筑质量、建筑高度、建筑体量、保存完好程度等,划分不同类型、采取相应保护整治措施,并在规划文本中绘制成图册。这样做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保护规划会对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进行分类比对,也从来不做这一类的分析。保护规划注重的往往只是历史建筑的空间形态,而忽视其历史文脉,只以建筑梁架结构、墙体结构以及现存的完好程度论其保护价值高下,决定对其取舍保弃。于是各地类似“梁林故居”和南京老城南那样承载大量厚重历史信息的老房子,由于规划编制人员认为其建筑质量不佳,便在保护规划编制阶段将其“判处死刑”,一拆了之。各地普遍形成这种随意拆迁历史建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思想理论存在缺失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缺失造成了技术规范偏离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还同时提出了“保护建筑”与“历史建筑群”的概念,并将有权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定位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确定保护建筑是“规划认为应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进行保护的”“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一方面,这与历史建筑法定概念的基本属性不符;另一方面,把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为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在规划编制阶段进行预先筛选,难免带来评价界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也是导致建筑质量虽然不佳但仍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轻易被拆的直接原因之一。同时需要指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指导保护规划编制,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并没有约束性,也没有指导意义,一旦规划业内与社会各界在对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上产生分歧,则无法通过技术规范协调解决。于是在社会实践中,按照技术规范编制的保护规划如果顺应城市主政者的意愿,便可得到当地政府认可。如其不然,保护规划很容易被城市主政者否定,或束之高阁。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规划设计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依据同一部技术规范编制的保护规划,最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效果。有鉴于此,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亟待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尽快修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诚然,这样做并非是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没有完善之必要。该条例实施以来,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也存在明显缺失。例如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在这里,条例将历史建筑表述为既非文物保护单位,也非不可移动文物,其本身就是概念错误。众所周知,《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分类有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而文物保护单位则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范畴,二者原本是从属关系。条例却将这种从属关系变为对等关系,并列起来,非此即彼,造成二者分属不同范畴文物的误解,再者历史建筑原本就是构成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遗产的主体,既然《文物保护法》明确历史文化街区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为什么条例又将历史建筑从不可移动文物里剥离出来呢?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变得含混不清,扑朔迷离,以致诱发聚讼迭起,风波不断,成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消除这一障碍,在法律和行政法规暂未修订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诠释说明,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纳入地方性法规,促使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明晰化。另一方面通过制定部门规章和抓紧修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与此同时,鉴于原来核定公布的许多历史文化街区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可以考虑在历史文化街区法定概念之外,另设一类保护级别略低的重要历史地段或者历史文化风貌区,制定相应法规政策,继续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对于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不仅应当增加其历史信息与保护价值的评析,而且拟定具体指标和评析方法,以使概念界定更加明晰。如同对世间一切事物的概念界定那样,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既要反映它们作为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名城存在的共同特征,更要通过学术理论研究,探询其本身的文化内质和特殊的本质属性,概括出属于它们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固有特征,并且使其简约化、明晰化。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不断强文秘站－您的专属秘 书！化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动物保护的概念篇2

    孰料无独有偶,在2009年,南京因老城南拆迁改造爆出了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与发生在北京的“梁林故居”保拆之争可谓同出一辙。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也是南京城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市“推平式”的旧城改造步子不断加快,一片片历史街区濒临消失,于是老城南成了守护古城的最后“领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曾将老城南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后来被《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所称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都重申了对老城南的保护。然而南京市政府确定2009年全市十大项目工程时,竟将危旧房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南捕厅四期工程选定在这里。于是居住在这里的4200户居民被告知: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动迁。顿时引起了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老城南该不该列为危旧房改造项目?南捕厅该不该大量拆迁改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学术界本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动迁通知无疑提供了一个引爆燃点。当地居民、志愿者、新闻媒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以致29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根据温家宝总理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至此老城南拆建叫停。南捕厅一带的房屋大都建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集中成片的明清建筑。建筑形式和房屋结构混杂,密度高,日照通风条件差,市政设施不配套,院落拥挤,明显具有棚户区的一些聚落形态特征。尽管在危旧房屋改造的前期调查中,了解到这一带零星散落地保存着几十处重要近现代建筑,不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及《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的规定,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捕厅街区已经达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定条件,主张划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街道格局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前提下,实施拆迁改造。而上书疾呼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老城南位于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发源于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所以即使老城南现存建筑质量和居住条件比较差,也不等于没有保留价值。他们反对降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改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再要求完整保护现存的南捕厅街区,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显而易见,学术界分歧的焦点同样集中在如何界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价值标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才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不仅围绕“梁林故居”和南捕厅街区的拆与留展开了激烈博弈,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置于尴尬境地。北京与南京分处大江南北,是中国历史上两座着名的古代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拥有优越的行政资源、智力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是不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发生在两“京”的大小事,无不具有指标性、普适性和示范性,足以影响全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今围绕梁林故居引发保拆之争和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巧合与偶然,而是蓄势已久的各地大量同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存在思想理论缺失,乃至连构成历史文化名城基本要素的概念界定也含混不清,无怪乎保护监管难以适从。

    解析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界定的模糊与缺憾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原文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延展了《文物保护法》的法定概念,并在行政法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的定义分别作了表述。但是在实施过程发现,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确定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表述不尽一致,尚存颇多缺憾。《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确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这部经过修订的行政法里,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定公布条件完全等同起来,只字不差,本身就是一大缺陷。从理论上说,“街”与“城”在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不仅聚落规模差异很大,而且两者空间形态、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特征也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等量齐观。一律采用宽泛的概念,要求“街”也像“城”那样,保存特别丰富的文物,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委实很难。姑且不说评价“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是评价保存文物的数量多寡,还是文物的品位和等级高低,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对保存文物的丰富程度制定量化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给人们的主观评价预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来随意性。至于对核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法律法规同样缺乏明晰准确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具有初始阶段的粗放式特征。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试想在如此狭小的地块里,怎么可能拥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又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从我国已经核定公布的118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目前真正原汁原味保留完整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剩无几。即使比较完美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难完全符合法定概念给出的三个条件。由此可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要求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界定,有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凸显街区的属性特征,并且做到概念明晰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虽然有所延展,但是将其定义放在了条例附则里表述,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这里沿用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宽泛模糊概念,但没有就此进行细化分解,同时却又令人费解地删去了法律规定的“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内容,另外增加了三项构成要素,一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二是“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三是“具有一定规模”。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界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时,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性,弱化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应当说强调空间形态特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无异于失去了保护的根本。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起风波,追根溯源,均与此息息相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2005年7月15日由建设部发布的国家标准规范。但是该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界定却与《文物保护法》表述不一。其中术语解释2.0.4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所称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对“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既没有明确其空间形态特征,也没有涉及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涵盖的内容。至于何谓“重点保护”,什么条件或什么情况下“应予重点保护”,规范没有说明。目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确定的概念过于宽泛模糊,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相互之间对法定概念表述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出现矛盾,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分歧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这种状况使得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无所适从,操作层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历史建筑概念界定及其保护价值评定标准

    历史建筑的广义概念应当指历史上遗存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历史建筑则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尤其历史建筑被确定为受到国家保护的法律法规适用对象以后,这种特殊含义就上升为法定概念,具有了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换言之,历史建筑的法定概念只是其广义概念中数量极少的精华部分。于是涉及到如何诠释历史建筑的概念,以及采用怎样的评价标准来界定和筛选历史建筑的问题。历史建筑作为专业术语,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作出了规定。2008年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后,历史建筑随之也提升为法定概念。这个概念基于法制管理层面的需要,不再是专业术语,也不再属于学术概念和行政概念的范畴。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公布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之后,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技术规范,因此应当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抓紧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技术规范的内容服从行政法规,保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然而目前尚未修改的技术规范仍在继续使用,指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因此因为规范与法规表述不一,使得历史建筑概念更加含混,直接影响到编制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界定的历史建筑是指“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照此进行把握评价,弹性很大。鉴于该规范不仅没有具体说明“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评价标准,以及只须评价建(构)筑物本身的价值,还是包括建(构)筑物承载的特殊历史信息;而且也没有讲清历史建筑界定在哪一个时代或哪一个历史时期,是指以木构为主的古代建筑?还是砖混结构的近代建筑?或者是包括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是明清时期建筑、民国时期建筑、建国初期建筑、文革时期建筑,也或是各个时代和时期兼而有之的建筑?这就给人留下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和争议空间,同时也给保护历史建筑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大量事实表明,已经编制、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分析历史建筑现状时,通常都会按照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肌理、现存建筑的数量、建筑结构、建筑质量、建筑高度、建筑体量、保存完好程度等,划分不同类型、采取相应保护整治措施,并在规划文本中绘制成图册。这样做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保护规划会对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进行分类比对,也从来不做这一类的分析。保护规划注重的往往只是历史建筑的空间形态,而忽视其历史文脉,只以建筑梁架结构、墙体结构以及现存的完好程度论其保护价值高下,决定对其取舍保弃。于是各地类似“梁林故居”和南京老城南那样承载大量厚重历史信息的老房子,由于规划编制人员认为其建筑质量不佳,便在保护规划编制阶段将其“判处死刑”,一拆了之。各地普遍形成这种随意拆迁历史建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思想理论存在缺失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缺失造成了技术规范偏离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还同时提出了“保护建筑”与“历史建筑群”的概念,并将有权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定位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确定保护建筑是“规划认为应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进行保护的”“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一方面,这与历史建筑法定概念的基本属性不符;另一方面,把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为认定“保护

动物保护的概念篇3

关键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体损失； 土地保育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考虑的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由于人们对水土保持概念理解的偏差，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时仅着眼于防治土体损失的机械固定，仅仅限制在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没有意识到防治水体损失方面的保持利用，忽略对风力侵蚀的防治，不考虑植物侵蚀和化学侵蚀等。

要讨论这些内容的不合理问题，首先得搞清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由水土保持的概念看来，要弄清水土保持的内容，还必须弄清水土流失的定义。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根据一些学术专著，它的意义也是比较明确的：是指土壤侵蚀（包括水、风、重力、人为活动等营力）造成陆地表面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

然而什么又是土壤侵蚀呢？土壤侵蚀是国际通用的土壤学学术用语，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和机构对此定义大致相同，即水、风、重力等作用下土壤的流失。国内定义是指土壤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

当然，随着人们对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土壤侵蚀、水土保持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正如土壤侵蚀从最初的由于水力或风力作用引起的土地表面物质的移动，逐步发展到土壤在内外因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水土保持概念也由初期的土壤保持发展为今天的水土保持并举，从单一强调土壤侵蚀引起土地生产力退化到同时强调土壤侵蚀环境与全球生态环境的联系，如水土流失与水环境的联系，水土保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等，即水土保持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的水土资源，而是任何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水土资源，水土保持的内容已不只是防治水土流失，而是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良好生态环境。

由此看来，水土保持涉及的内容除了防治水土资源的流失外，还赋予了利用水土资源，绿化美化环境等。其中，防治水土流失涉及防治土地荒漠化、防旱保水等内容，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涉及了植物侵蚀、化学侵蚀，慎重考虑工程措施等内容，绿化美化环境则涉及了植树造林，慎重使用复垦措施等内容。总之，水土保持已不是最初的水土流失防治，即采取措施简单地把水土资源固定在某一个区域。

2问题根源的解析

前面已经说了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我想最根本的是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而没有意识到水土保护的根本目的。现结合前面给出的概念来解析这些问题。

2.1仅把“保持”理解为“保护”

保持含义不仅限于保护，而是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由于一部分人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土壤保护，甚至与土壤侵蚀控制等同起来，没有意识到土壤的改良以及土壤合理利用于农、林业生产，即没有考虑到对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方案设计的时候，仅着眼于防治土体的损失，进行机械地“固定”处理，夸大甚至是盲目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

2.1.1没有着眼于提高土地生产力。有人认为，用工程措施可以把土壤很好地圈定在某一空间范围，这样处理后基本不会发生土壤侵蚀的现象。有的就是忽视植物措施对土壤的改良功能及其对荒漠化的防治功效，在方案编制中忽视植物措施，至少不对石料场、石渣场采用植物措施，加速了该区域土地石漠化、荒漠化的进程。也有人在方案编制中不是先考虑提高土地生产力方面的土地熟化，而是随意采用复垦措施，使土地越垦越穷。相对次要一点的是，在方案中没有提及风力的扬尘等对土地的沙化。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提高土地生产力呢？ 因为他们只知道土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中国仅有10.20%的土地面积适于农业，37.10%适于畜牧,且风与水冲刷严重。因此必须考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从提高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把弃渣场设置在农田的方案也是不可取的。就算弃渣在水土保持措施处理后，能够使土地生产力提高到以前农田状况下的水平（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弃渣场本身占压了肥沃的土壤，让其退化，变得难以利用。据科学测算，自然风化1cm表土层需要400年时间，而风化成30cm耕作层，则至少需要1.20万年。但破坏这1.2万年才风化成的耕作层，却只需一朝一夕就完成了。这是一种资源在时间上的巨大浪费。因此，强烈反对占用农田不经处理就用作弃渣处理场地处理弃渣的方案。

2.1.2 对绿化、美化环境认识浅薄。由于没有意识到绿化、美化环境，一部分人没有考虑植物措施，或乱用植物措施，或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等。总的说来，是对绿化、美化环境的认识没有深入。 没有考虑植物措施的人完全没有考虑水土保持的绿化、美化这一部分内容。在方案设计中，不在乎植物措施，认为在工程措施的防护下，已经能够达到防治目标，采用植物措施纯属多余。

乱用植物措施是不知道植物间的互生与对土壤肥力的竞争，只知道植物对土壤的改良，不知道一些植物在人为作用下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即植物侵蚀）。要么是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没有考虑主要树种与伴生树种之间的关系，对各树种不进行优化配置；要么乱用植物种造林，使得外来物种入侵并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造成植物侵蚀。

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的人是对植物的绿化、美化作用的认识深度不够而总认为种下去就成。他们要么是随意设计，没有考虑立地条件；要么是简单设计，没有考虑混交造林；在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设计中，没有考虑造林密度对生长量的影响；当然，他们植物措施中更不会考虑到微生物对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作用（其实，植物措施常常是和生物措施相互通用的）。

2.2仅从定义上理解，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发展

早期，人们只提出了土壤保持这一概念。而今，还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这一概念上，认为只是对于水力、风力等各类因素引起的土壤侵蚀的治理。于是，他们没有注重水体的保护和利用，没有意识到化学侵蚀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没有水忧患与水战略的意识。当然，这些还与水体保护的具体定义有关，因为在这一方面大家还持不同的意见：如有人把入渗作为一种水体保护措施，但有人认为，入渗到地层深处的水体已经变得难以利用。

因此，在方案编制中少了很多内容，让编制方案的根本目的落空。没有了 “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这一内容，好多东西也就空荡起来，更别说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了。个人认为，水资源的保持要从水资源的利用、便于利用出发，做好库存，同时进行防污染处理。

3对今后方案编制工作的建议

动物保护的概念篇4

一、历史文化名城与旅游开发的概念

（一）历史文化名城(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是我国特有的，相当于国外的历史文化遗产(Heritage)，国外一般叫作“古城”(Old City)，“历史城市”(Historical City)等等，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概念叫“历史城镇”(Historic Town)。“历史文化名城”一词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仅在我国通用，这个概念国外有不同的称呼，国际上更多的是把它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来加以评定和研究。

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内容的文化遗产制度的形成，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条件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并正式提出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正式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历史文化名城这一概念是我国特有的，是作为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宣传教育方式和政府的保护策略而提出的，具有明显的本国特色和实践意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确定的法律概念，历史文化名城必须具备下列要素:①保存文物特别丰富；②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③是一座正在延续使用的城市；④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准并公布。

（二）旅游开发的概念

旅游开发的“开发”一词，一般是指人们对资源及其相关方面进行综合开发，将资源转变为产业的社会劳动过程。关于旅游开发的定义也存在很多不同观点，

王德刚、焦连安认为旅游资源开发，就是以旅游资源为原材料，经过人类劳动加工和创新，使其成为具有旅游功能的吸引物或目的地的技术经济活动。郭康认为旅游开发是在一定国土范围内，为吸引和接待旅游者而进行的旅游设施建设和旅游环境培育等综合性的社会和技术经济活动。辛建荣认为旅游开发是为了发挥、改善和提高旅游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事的开拓和建设。综合这些定义，旅游开发是为发挥、提高和改善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使得潜在的旅游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并是旅游活动得以实现的技术经济活动。

（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自然环境、城市风貌、古建筑和古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语言文字、民风民俗和文化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环境氛围。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关系研究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存在对两者之间的影响使得它们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状态。

（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

随着现代旅游规模日益扩大，旅游现象变得复杂并充满矛盾，旅游业的资源开发能否完全促进作为旅游接待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张松教授在《城市整体性保护》一书中指出：保护与发展是名城可持续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对矛盾，因为保护基本是对发展的一种“抗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城市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包涵了有三层涵义：①城市现代化与保护的关系；②发展旅游事业与保护关系；③更新与保护的关系；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辩证思想来看待名城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他们既相互依存，又是对立统一。两者间的矛盾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也就是说在合理有效利用历史文化名城资源的情况下走名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可行的。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主要矛盾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间主要矛盾的探讨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一定的成果，专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旅游业发展对名城保护产生的影响，李芸归纳旅游城市化给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开发和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为：①旅游城市化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②不断蚕食和破坏风景名胜区；③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旅游环境和景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④现代城市景观与旅游整体环境意境不协调。而黎洁、李垣结合大理的情况，总结了发展旅游业对名城文物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①民族文化的商业化和娱乐化；②文物遗址重修不能保持原貌和原有的文化内涵，导致隐性破坏；③发展旅游业对当地人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传统文化也有影响，如导致淳朴民风有所改变等。综合这些观点，旅游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名城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内涵的隐性破坏，而城市的保护也是无形中对城市的发展(特别是物质文化遗产转化的为旅游资源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种限制，而目前看来这对“抗衡”的矛盾几乎无法避免。

（三）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

随着现代旅游规模日益扩大，旅游现象变得复杂并充满矛盾，旅游业的开能否完全促进作为旅游接待地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国际上，旅游对接待地社会的文化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论。一些批评者认为，商品化的旅游活动会导致接待地传统文化的衰退以及“伪民俗化(Phony folk Culture)”的出现，而事实上，社会性的旅游活动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剥去旅游的经济外壳，其活动的性质要更接近于社会学的性质，也就是说，旅游活动的基本内涵是地地道道的文化性，它的出现源于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人们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主要是精神需求)。

动物保护的概念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律保护 现状

为更好地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份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我国国务院也在2005年3月份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见》①。2011年2月25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通过并公布，这是继“文物保护法”之后又一项重要法律。然而客观地讲我国保护“非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这给保护“非遗”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相对滞后、薄弱的理论研究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理解最基本的原则时有偏差，所以很难在完善、成熟的中国化系统理论上来开展保护“非遗”的相关工作。本文根据这一情况，着重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对保护“非遗”的基本原则进行论述，且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反思国内保护“非遗”的实践和理念，为相关工作提供了宏观上的分析对策，以促进保护“非遗”工作的开展。

基本原则和理念

在“非遗”的理论体系里，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本文将重点解析“非遗”概念的外延、内涵与其基本原则。

《公约》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作了如下的规定：被各个团体、群体以及个人看成是其文化遗产的所有的技能、表现形式、知识、表演、实践以及和其相关的文化场所、工艺品、实物、工具等等，其主要涉及下述几方面的内容：手工工艺方面的传统技能；和宇宙及自然界相关的实践、知识；表演艺术；节庆、社会风俗及礼仪；口头的表述与传说。从总体上看，其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分别是“生态性”、“民间性”、“活态性”，以及“生活性”等等②。

根据论者的观点，“活态性”指的是，较之于那些处于静止状态的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具有鲜活、生动的特征，有着不断变动的形态。“生活性”和“民间性”关系密切，因为“非遗”是民众的集体智慧的成果，其在日常的民间生活里自发的传承、出现与发展，源于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环境，是民族生活得以维系的主要方式，因此一旦其和民间的生活相脱离，其生命力将无法鲜活。“生态性”指的是根据自然科学里的“生态”概念，来描述民间“非遗”的生存情况，其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存在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所具有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基础的，涉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语言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造就了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质和文化内涵；二是各区域的“非遗”形态与其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一起营造出了和谐的文化生态圈。在《公约》里还规定了“非遗”理念的目标和主旨，即实现对人类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在笔者看来，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不仅仅是保护“非遗”现象，其需要从整体上保护“非遗”的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非遗”的目的。

我们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实践活动，就必须科学地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里明确表述了这一概念，也就是“施行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涉及到该遗产每方面的立档、确认、保存、研究、宣传、保护、承传、弘扬及振兴”③。但《公约》没有明确地规定保护“非遗”的原则、对象及主体，这给相关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非遗保护”的对象不仅仅只是《公约》里所涉及到的那些“非遗”现象的本体，比方说口头的表述、传说，其还涉及“非遗”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受众以及传承人等等。对于保护“非遗”的主体问题，各国的规定各异，然而其都规定了应构建各方面相互协作、责任清晰、主体明确的有效保护机制的内容。此外，保护“非遗”时应当遵循其自身原则。第一，应开展理解保护，也就是在准确地把握“非遗”形态的意义系统与符号体系的基础上来保护“非遗”；第二，在开展保护工作时应遵循创新原则，这是由于只有增强“非遗”纳新吐故的能力，才能实现健康发展“非遗”的目标；第三，应遵循整体性原则，也就是将“非遗”作为整体文化来进行保护，切忌肢解式保护。

在对保护“非遗”工作的基本原则、对象及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后，我们还应当对保护“非遗”和以往常用的那些概念（比方说创新、革新、传承、保存）进行辨析。原样的传承、保留文化遗产即为“保存”，其可以适用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但对动态文化的“非遗”来说，由于其处在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有着不断变化的形态，所以在保护的时候，除了需要保存其原样之外，还应注重对其发展方面的保护。而“传承”多指动态的口头传承，其是“非遗”形态得以保护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创新”指的是在处于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非遗”形态可以根据外部的变化情况来调节自我，且能够根据文化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进行演变。而“革新”指的多是鼎新革故，这显然有悖于“非遗”保护的主旨。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对保护“非遗”的内涵的准确把握④。

现阶段国内保护“非遗”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的部分提法不符合“非遗”的基本原则与观念。需要强调的是，各地基本上都是根据联合国与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来制定保护“非遗”的文件，所以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所存在的观念偏差，主要是由其在认识联合国和国内的“非遗”规定上的偏差造成的。

而且，部分地区在开展保护“非遗”工作时还普遍存在措施灵活性不足的问题。由于国务院所颁布的关于保护“非遗”工作的文件只是对部分总原则进行了规定，所以各地区应当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设置方针对策，借助于多样灵活的措施来保护文化的多元性⑤。

在理解保护“非遗”的观念上存在误区。国内在保护“非遗”时普遍存在主体责任不明确的问题。我国保护“非遗”的主体很多，其涉及各个不同的层面，比方学术界、政府、工商界、民众、传承人以及社区组织等等，若它们间可以实现高效的协作，势必能产生强大的合力，进而完成对有效保护机制的构建。然而当前却普遍存在不明确的责任分工这个问题：一是，部分区域保护“非遗”的工作成了少数文化投资商的经济事务或者是少数文化干部的行政事务，行政的领导担当着保护的主体，比方说尽管评审“非遗”的委员会是有关领域的专家与文化厅等行政部门的同志一起组建起来的，然而真正的主体是各级部门的负责同志⑥。此外，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学科专家与民间的艺人不具有主体地位。这使评定“非遗”工作成了“指定”工作，且容易和实际相脱离。现阶段的情况是，部分民间的文艺家协会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保护工作中来，学者、民间艺人的参与较少，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保护“非遗”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在保护“非遗”的工作中还存在不能准确地把握整体性原则的问题。部分区域在进行保护“非遗”的文件的制定时，常常忽视保护“非遗”的整体环境，未充分地意识到“非遗”是和自然、人文环境一同存在的整体的文化形态。虽然在一些文件里也涉及到了对文化空间的保护，然而其却不同于整体性的保护理念。受此类模糊的保护观念的影响，保护“非遗”的工作常常处于“碎片式”形态之中。

未能准确地把握保护“非遗”的主旨。激发人们对文化的保护意识，使文化的多样性得以维护，确保人类文化能够维持生态上的平衡是保护“非遗”的主旨所在。而不管是设置“非遗”的名录，还是设置专项的基金，都仅仅只是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手段。所以在保护“非遗”时，我们不能将工作的核心与主要的目标设置成进入“省级”、“国家级”、“世界级”的“非遗”名录中，这样做只能是本末倒置，会使文化形态丧失健康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应该将“申遗”视作促进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一个重要契机，且应把相应的保护工作放在首位，决不能将精力与财力一味地放在名录的申请上，切忌过分地提高申遗工作的意义。

除此之外，还存在分级政策有悖于保护主旨的情况，部分区域根据国务院的文件，从2006 年开始着手制定涵盖省、市、县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且明确规定只有那些进入了县级名录的才能进行更高层次的名录的申请。在笔者看来，此类分级制度片面地划分了不同类型的文化等级现象，这显然不符合联合国保护“非遗”工作的根本宗旨与目标。

有关国内保护“非遗”工作的几点建议

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开展理解保护工作。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各地应重视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充分地研究调查各种“非遗”形态，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切实做到理解保护。只有那种理解式地保护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如果对意义不能准确地把握，那么开掘只能是盲目的，其结果必定是毁灭、破坏。概况地讲，我们一方面要普查各地的文化，组织多种形式的民间艺术展览、会演，同时要重视对各地区文化数据库的建设；此外，还应当收集、整理各地区的文献、史籍、地方志、家谱、民俗志及专题志等相关的资料，以期能够深层地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原生”环境下维持“原生态”，打造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在保护“非遗”时，应从“原生”环境里对“原生态”进行保护。现阶段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普查全面、记录立体、抢救及时、整理分类、扶持有效”的方针，其通常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建立针对“非遗”的有形形态的档案，采用静态保存的方法，比方收集文字资料，或者是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将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与表演过程等动态方面的因素录制下来；此外，对“非遗”事项的单纯保护，比方说组织表演艺术展演。显然，只借助于这两种保护措施还不够。我们应在“活态”保护原则的指导下，构建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也就是把文化形态和其相关的生存环境看成整体来进行保护，让它们避免被主流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异化。在实践中，各地可以参考贵州等省的做法，进行生态保护馆建设，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部分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区域设置民俗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开展动态保护活动，转变博物馆以往那种传统的理念，比方在朱仙镇（开封）、桃花坞（苏州）及杨柳青（天津）等地成立以木板年画为主题的民俗村⑦；除此之外，在开展非遗的整体保护工作时需要严格地遵循“生态性”原则。

应有效地整合社会多方力量，形成上下合力，推动保护理念向文化保护自觉意识的转化。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参考法国和日本在保护主体方面的成功做法。以日本为例，在保护活动里有许多民间组织的参与，且民俗学者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认定、审查、调查与研究“非遗”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为使保护文化遗产之作的持久性和科学性得以维护，设置了数以百计的相关单位，从事调查、收集资料与相关的研究工作。所以，各地应参考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设置与保护“非遗”工作相关的专家咨询与科研机构，同时应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使民间艺人在文化保护工作中的积极性得以充分的调动，我们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出台可行性强的措施，以激发艺人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部分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的区域，经济比较落后，艺人难以维持生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给予适当的帮助，解决其在技艺传承方面的后顾之忧。

制定与地方实际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在保护“非遗”时，务必应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和当地文化形态的特点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此处我们举个保护地方戏曲的例子⑧，在开展具体的保护工作时应注意下述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由于地方戏都有自身的舞台表演程式与表演体系，因此其保护范围不能局限于像穿着艺术、化妆、表演的程式、曲牌唱腔、唱念的规范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内容；应当重视对其精神层面的精神意蕴、文化内涵及审美追求的保护，也就是应将“神”有效的保留下来；应尽可能地减少主流文化与商业文化对其的影响。第二，应重视保护和地方戏相关的审美观念与语言环境，综合地保护其相关的艺术构思手法、传承人及口诀。此外，为了确保地方戏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后继有人，还应当充分利用学校这一重要的人才培养场所。

构建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就应当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由于自古以来民间文化在我国都是不登大雅的，其被放在陪衬主流文化的位置，以民间音乐为例，长期以来其都被视为一种音乐素材来源，但其并不属于主流音乐系统。因此只有先完成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才能充分地保障民间文化的尊严与相关工作者的权益。

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的方式和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实践中，我们应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与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调查“非遗”时，应到调查地进行深入的调研，准确地把握当地文化现象中的精神内涵与其民众的心理特质，从情感上联络调查对象，掌握好当地的情况，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与此不同的是，在调查那些物质文化遗产时，重视的是那些纯技术层面的、静态的工作。

现阶段，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尚处初级阶段，存在问题也属于正常现象，然而我们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如此一来，才能主动地学习各方面的经验，才能在反省中进行改进，才能推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健康发展，使我国的文化血脉得以传承。

（作者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本文系2012年湖南省社科基金立项资助课题“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YBA201）

【注释】

①杨勇胜：“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第8～9页。

②杨解君，赖超超：“公物上的权利（力）构成—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点”，《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20～21页。

③费安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33～34页。

④王鸣明：“民族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戏剧”，《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8～29页。

⑤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源问题”，《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41～42页。

⑥郑少华：“试论土著民的环境权”，《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第15～16页。

⑦李世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与规范问题”，《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9期，第39～40页。

⑧沈颖迪：“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之商标保护”，《中华商标》，2004年第7期，第13～14页。

动物保护的概念篇6

有学者则注意到刑法从属性与独立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提出从属性与独立性共存之说的观点，即在立法领域倡导刑法的从属性原则，从根本上将犹如双刃剑之刑法置于和法治的框架之内，以把保障人权作为刑法的立足点；而在司法领域，从解释论立场，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秩序而坚持刑法的独立性原则。这样，就可以在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基础上倾向于人权保障。⑥其实，仔细审视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共存说的观点实质上并没有否定刑法的独立性。笔者对上述刑法独立性说的观点与论证表示充分的赞同，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刑法归结为其他法律的制裁措施，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重要的一个法律部门，其独立性是毫无疑问的。正如论者所说，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刑法规范既具有补充性，同时又具有独立性，即刑法规范的概念、构成、功能都独立于其他法律规范，自成思想体系。⑦笔者认为，鉴于刑法规范本身构成的特殊性，其对于非刑事法律规范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同时，我们更应坚持其解释及适用的独立性。

刑法规范中概念内涵的独立性阐释

刑法规范中的概念，有许多是和其他法律规范共用的。一般而言，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具有一致性，这是由法律体系内部具有协调统一性所决定的。但如果有其他理由足以否定其含义的相同性，就不能作相同的解释，或者说允许作不同的解释。“例如，国家法的公务员概念不总是与刑法的公务员的概念一致。某个人可能在刑法意义上是公务员，而在国家法意义上却不是。同样如此，如物、占有、错误、公众、疏忽、辩护等概念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各有不同的含义。”⑧翁岳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一本著作中曾指出：“在同一法律中各法条所使用的相同用语，由于在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其各自规范的目的以及与其他法律的意义关联，因此该项相同用语的概念，一般承认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此尤其适用于在不同领域内使用相同概念的情形。因此，民法、行政法与刑法上相同的概念，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⑨对此，德国学者卡尔•恩吉施进一步举例说明之：“例如刑法中的疏忽的概念是另外的，即具体被解释成不同于民法的，因为刑罚要求在确定责任时，特别要考虑各种具体的情况，这不同于损害赔偿。因而，一个医生在刑事诉讼中也许可能成功地以缺乏能力为证，且被免予疏忽地伤害身体的控告，但却在民事诉讼中因为疏忽地伤害身体而被判赔偿损害，因为他没有满足人们可能对他提出的期待，因为他无视在交往中能要求的谨慎。”瑏瑠因此，在遵循同一概念一般作同一解释的原则下，我们必须肯定一些概念在刑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之中具有不同含义。瑏瑡以下以《刑法》部分规定为例分析之：例1：《刑法》中的著作权概念与《知识产权法》中的著作权概念。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的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以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同时，在《著作权法》第四章中规定了图书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及广播组织权，这些权利不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所列的权利范畴，虽然在《著作权法》中未使用“邻接权”的概念，但在知识产权界均将这些权利称之为邻接权，是与著作权并列使用的两个概念。《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著作权法》和本条例所称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是指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这也印证了著作权与邻接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邻接权无论是从主体、保护对象、内容、受保护的前提等方面均存在区别。瑏瑢而我国《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中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2）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3）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对作为保护对象的著作权的范围既包括了《著作权法》第10条所列的复制发行权等狭义上的著作权，也包括了图书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等邻接权。换言之，《刑法》中的著作权的范围并不限于知识产权法领域狭义著作权的范围，其把著作权及与著作权密切相关的邻接权一起归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应该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在于刑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面不同。刑法规范是通过规定某一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为犯罪并予以相应的刑罚处罚，以达到保护社会关系的目的。不论这种关系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不论是军事的还是文化的，不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不论是行政关系还是民事关系，只要这种关系对于统治阶级具有重要性，都可能纳入到刑法规范的保护范围。因此，相对于其他法律规范而言，刑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面更广，在某些情形下不得不将同种法律分别规定的事项合并在一起予以规范，或者将具有共同特点的行为合并规定为一个犯罪，这样可能导致刑法规范中的概念与其他法律规范中的同一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当然，正如有论者所分析的，邻接权从本质上讲是作品传播者对其赋予作品的传播形式所享有的权利，它与著作权一样同属知识产权范围。邻接权与著作权关系密切，它是由著作权衍变转化而来，是从属于著作权的一种权利。瑏瑣因此，在保持不违背基本文字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出于刑事立法简洁的需要，立法者对《刑法》中的著作权范围采用了与著作权法中的著作权范围不完全相同的含义。例2：《刑法》中的经理概念与《公司法》中的经理概念。在我国刑法规范中，与经理有关的规范主要是《刑法》第16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这是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一个犯罪，其犯罪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那么此处的经理的概念是否要与《公司法》中同一呢？由于《公司法》所调整的对象只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它不可能涉及到这两种组织形式以外的企业。相应地，《公司法》中的“经理”也只是特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即对内具体掌管和处理公司事务，对外可以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或者其他代表公司进行商业活动、对董事会负责的人员，而不可能指其他企业的负责人。换言之，在《公司法》中，经理只是存在于公司之中，没有公司，也就没有经理。然而，在《刑法》中就不能作与此同一的解释，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罪刑规范中，经理并非仅仅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还有很多国有企业未实行公司改制，因此在我国企业形态中，既有公司制企业，也有非公司制企业。这些非公司制企业负责人也没有经理头衔，而往往被称为厂长、总裁、主席、矿长之类。他们和上述未实行公司改制的企业的经理一样，往往都缺乏董事会的领导和监事会的监督，其权力比公司经理还大，对于他们利用职务便利，兼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如果仅从经理一词的字面意思来看，似乎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厂长”与“经理”就字面含意来看，是各自独立、互不包含的，而《刑法》该条款的主体写明的只是董事、经理，不包括厂长。但从本质来看，这些厂长、总裁、主席、矿长的职权、地位却又和经理、董事相似，甚至兼而有之，因而也应该履行相应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对他们利用职务便利、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有失公允，同时也不利于保护国有资产和维护国有企业的正常管理秩序，其结果可能是使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都不愿戴经理这顶帽子，而改用其他头衔，以逃避刑事处罚。因此，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中的“经理”不仅应包括在公司制企业中对内具体掌管和处理公司事务，对外可以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或者代表公司进行商业活动、对董事会负责的人员，还包括在其他形式的企业中，那些虽不采用经理头衔但具有与《公司法》中经理的职权和地位相当或相近的人员，如厂长、总裁、主席、矿长等。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该刑法规范所处的章节节名还是该规范本身的条文都已提示我们，这里的“经理”不仅仅指公司的经理，该规范所在的位置是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在这里，就不仅仅包含公司，而且还包括企业，企业与公司并列。第165条规定的主体也是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即也是将企业与公司并列。这充分说明了该法规范所调整的不仅仅是有关《公司法》中所说的公司的事项，而且也包括有关非公司形式的企业的事项。因此，将非公司形式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也解释为本罪所说的经理，并不仅仅是一种目的解释，而是有字面依据的，并不违背刑法解释中的预测可能性原则。同时这也体现出法律概念的相对性和法律概念的多义性，在不同的场合法律概念可能会选用不同的含义。法律秩序“要求概念的个别性变化适应具体法律规定的特殊意义。”瑏瑤也即，刑法中的概念不一定要与非刑事法律规范完全一致，如果进行同一解释，违反刑法公平正义的话，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在刑法规定的文义范围内作不同解释。例3：《刑法》中信用卡概念与行政法规中信用卡概念。《刑法》中的“信用卡”一词本身是一个专用名词，其含义的确定有赖于相关行业性的法律文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第6条则规定了信用卡的含义及范围，“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账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即该管理办法认为信用卡就是贷记卡或准贷记卡，其不包括借记卡，那么这是否就是《刑法》中信用卡的真正含义呢？问题没这么简单，一段时间内，刑法理论界对于信用卡概念的解释曾有明显的分歧。瑏瑥主要缘由在于，1999年《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在1996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将贷记卡和借记卡均归入信用卡的范畴。换言之，当时在银行界只有信用卡的概念，没有银行卡的概念。虽然当时的信用卡发行范围非常狭窄，借记卡也只是零星出现，瑏瑦但毫无疑问，1996年《管理办法》将贷记卡和借记卡均归入信用卡范围之内。由于银行卡业务的不断拓宽，电脑办公及自动取款机的大规模普及，为了加强与国际接轨，在银行业务活动中，银行卡已经代替了原来的信用卡概念，并同时将信用卡限定在1999年管理办法的含义范围之内。那么《刑法》中信用卡的含义到底应该援用1996年《管理办法》中信用卡的含义还是1999《管理办法》中的信用卡的含义呢？笔者认为，根据历史解释方法就可得出《刑法》中的信用卡的概念应依照1996年《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因为我国现行《刑法》在1997年制定时，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的借记卡就包含在信用卡范围内，而我国《刑法》的制定是依据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的相应行政法规制定的，其设立该罪时无疑是要将借记卡归入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之内。以后虽然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对信用卡的含义作了调整，但实际上只是在名称上对信用卡进行了规范，按照银行界现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在的银行卡实际上就是以前的信用卡，而现在的信用卡则仅指贷记卡不包括借记卡。这种行政法规对定义的变化固然有其管理工作的需要，对今后我们完善和修正《刑法》规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这种变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影响或改变《刑法》立法原意的理由。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12月28日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中的信用卡作出解释，明确“《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这一立法解释尽管与1999年《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的解释有所区别，这是运用合理的刑法解释方法得出的一个当然结论。而且，将《刑法》中的信用卡作不同于行政法规中的信用卡的解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的诸多难题。例如，如果采用狭义的信用卡含义，同样是冒用他人银行卡，冒用信用卡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冒用借记卡的构成普通诈骗罪，几乎完全相同行为构成不同的罪名，这不合理。正如论者所说，不同法律同名概念实质内容的差异，虽然被视作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统一，且在一定范围内是一种矛盾，但这种制定法技术的矛盾不是逻辑的矛盾，我们必须容忍这种矛盾，以避免实质的不和谐。瑏瑧因此，通过以上分析表明，由于立法技术的要求、刑法规范目的的需要以及法律法规变迁等原因，在刑法规范解释过程中，对一些刑法概念、用语的解释不能当然地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些概念术语的解释不能当然地成为我们办理具体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不能以其他非刑事法律规范的解释取代我们对刑法用语的规范解释。在运用适当的解释规则的前提下，对刑法用语作出不同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解释并不当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在有些场合下，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

非刑事法律规范中的指引性规则并不当然适用于刑法领域

动物保护的概念篇7

[关键词] 版权 国际公约 概念差异

美国版权法第102条规定了两个重要原则，即原创性的作品仅固定在有形体的介质上才受保护，以及著作权无论如何不保护作品的思想、程序、过程、机理、操作方法、观念、原则和发现。 那些没有被固定下来的表达形式如表演，主要适用形象权保护，而对于表演者的声音权利则适用版权法的专门规定。 对于未固定下来的无线或有线传播，版权法亦主要采用特别的条款来保护。 其他国家则鲜有要求作品固定下来才给与保护的。此外，大陆法系比较强调区分著作权与邻接权，一般认为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是典型的邻接权。 即使属于普通法系的加拿大，也有类似邻接权的特别规定。

显然，国际公约的签订和执行要求各缔约国克服一些国内法概念上的差异才能实现。否则，对于用同一个概念来予以表达的对象，你有你的习惯解释，我有我的通常理解，牛头不对马嘴，谈判时往往就难以形成一致意见。有时凑巧条约签订成了，可能也只是在误解基础上的一致，在执行中难免出现歧见和纠纷。

现实告诉我们，对法律概念的准确内涵的把握，通常只有在一个国家国内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由于没有世界法，很少有一个法律概念能得到全球一致的解释。以《保护文学与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为例，它试图把“文学和艺术作品”作尽可能细致、具体的解释以求得各缔约国之间的共同理解，但对于所涉及的具体作品类别，还是得求助各国国内法上的解释。一国按照本国法来理解条约中的有关概念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求一国按照他国法律框架解释某个法律概念既不公正，也不可能。各国法律体系和语言文化如此恢宏复杂，将法律概念定位于他国环境中求得精理显然是勉为其难的。正如著名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所说的，“屡见不鲜的情况是，一些乍看起来似乎同等的制度却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而且形态迥异的制度又发挥着相似功能”。

当然，大木雅夫认为不同法律体系的共性是客观存在的，他引用莱茵斯坦的话说：“我们的文明是同一个单位，问题相同，则解决办法亦相同。” 他相信，不精通他国整体法律而理解该国某些法律概念是可能的，因为达维德另人信服地指出“各个法的部门之间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从现实情况看，美国与其他国家在涉及版权的一些概念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理解，并达成了对某些条约条款的确定的一致或不一致的意见。以1961年《保护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为例。对于表演者权，如果表演被固定下来，当属一般作品受美国版权法的保护，否则，按其他法律或特别条款处理；对于音像制品制作者，由于作品已被固定，属于一般的作品受保护；对于广播组织，美国版权法也有相应规定，但对该权利有广泛限制，而《公约》未能为此作出安排，故美国没有加入。但在与该《公约》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公约中，美国均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1971年《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与美国版权法没有冲突，它早在1974年就加入了。1974《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载有节目的信号的公约》，美国1985年加入，并为此对本国传统的转播权作了适当限制。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则是最早的几个缔约国之一。由此看来，这些由大陆法系国家所提倡的“邻接权”保护，在美国版权法眼中并不会构成概念沟通上的障碍，它能够在本国法律框架内作出相应制度安排予以配合。

至于美国版权法“不保护作品的思想、程序、过程、机理、操作方法、观念、原则和发现” 的理念，经过它的宣示和推广，别的国家并没有发现与本国法有什么冲突，在新近的重要的国际公约，如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第2条，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9条第2款中均已确立了这一原则。

由此看来，国内法上的概念差异在实践中似乎并不会带来国际公约签订和实施的问题。但这种断言看来是过分乐观了。虽然找到不同法域之间的共同理解是可能的，但相互的误解却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版权法关于“建筑作品”的保护问题就是这种误解引发的一个典型例子。

《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建筑作品”与“实用艺术作品”受著作权保护，同时第7款规定“实用艺术作品”与“工业设计和模型”的保护条件及范围由缔约国国内法予以规定。

从1879年贝克－塞尔德（Baker v. Selden，101 U.S. 99, 1879）一案开始，美国一直固守版权保护的“思想－表达形式”两分法原则，即对作品中的思想性内容不予保护。而从判例的发展来看，三维建筑物的功能性结构总是被视作实用性思想，不受版权保护。当美国决定1989年加入《伯尔尼公约》时，“建筑作品”的保护是其国内法不能回避的。美国国会于1988年通过了《伯尔尼公约实施法案》，修改了版权法101条中的PGS条款（即"Pictorial, graphic, and sculptural works"，“图片、图示与雕刻作品”，大致相当于《伯尔尼公约》中的“实用艺术作品”），把“建筑设计”（"architectural plans"）纳入，以实现对“建筑作品”的保护。但这样的修改看来对美国当时“建筑作品”版权的现行法什么大的改变。因为在该法案之前，法院已经在判例中把PGS条款解释为包括“建筑设计”在内了。所以，人们普遍预期法院将会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PGS条款包括的“建筑设计”仅限于设计图纸，不包括三维建筑物。

1989年6月19日版权局关于“建筑作品”的报告分析了这种两难境地。报告详细分析了美国当时的版权法对“建筑作品”的保护情况，认为三维建筑物基本上没有受到过有效保护，而《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基本一致的意见是三维建筑物确实应该属于作品。 该报告看起来承认美国仍没有尽到作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保护“建筑作品”的义务，也流露出要修改版权法的意思。但与此相反，部分权威性的版权专家则坚持认为美国已经尽到《伯尔尼公约》的义务了。

在版权局报告的影响下，国会最终还是听取了司法委员会的意见，在1990年通过了《建筑作品版权保护法案》（Architectural Works Copyright Protection Act of 1990），在版权法102条（a）款增加了作品的第八个类别“建筑作品”，它与PGS类别并列，成为专门一种作品形态，“建筑作品”由此不再受传统PGS作品审查的困扰。同时，1990年9月21日众议院报告（The H.R. Report on September 21, 1990 to accompany H.R. 5498）明确了该法案的立法本意，结论性地认为：包括三维建筑物在内的“建筑作品”设计方案本身属于作品，完全应属于版权法的保护对象。为此，还提供了一些专家的意见作为佐证。

具有代表性的专家意见一是批评家艾达・路易斯・哈斯特帕（Ada Louise Huxtable）的观点，他认为技术本身不是艺术，艺术的表达形式只是在一开始受所要实现的功能影响，但到后来艺术形式会变得比实现功能的目的复杂得多。建筑作品的艺术性在于它以富有美感的方式来体现建筑物的功能，比单纯功能更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并更具有灵敏度。其二是建筑师米歇尔・格莱夫（Michael Graves）的证言，他说自己设计建筑物采用两种语言，即“内在语言”和“诗一样的语言”。前者指实现建筑物功能时必然要使用的本质性、结构性、实用性的设计，后者则是为了体现建筑物的外在表现，它结合进了社会对建筑美感所追求的神秘的、仪式性的构想。 报告进而认为，“建筑作品”设计中“诗一样的语言”恰恰是值得版权法保护的。

除了对版权法102条的修改以外，《建筑作品版权保护法案》还在101条中增加了对“建筑作品”的定义，把它规定为固定在任何介质上的建筑物的设计，包括三维形式的建筑物、建筑设计方案或是图片等。同时突出强调保护范围包括“建筑作品”的整体结构以及建筑元素和建筑空间的安排和组合等。 这种定义直接更正了以往判例中确立的建筑物总体结构和组合不受版权法保护的理念。由此，美国完成了对“建筑作品”的保护义务。

从美国“建筑作品”版权立法史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伯尔尼公约实施法案》只是把建筑设计纳入PGS条款，并不表明它刻意规避《伯尔尼公约》的义务。事实上该法案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当时采取这样的立法只是因为权威专家认为按照现行法律，“建筑作品”可以得到法院的承认。实践中确实也鲜有法官明确地说三维建筑物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即使是后来的版权局报告，也承认法官是有可能通过判例形成对三维建筑物的保护的，虽然报告对这种可能性持相当悲欢的态度。显然，当时的美国法律界人士对现有法律框架下“建筑作品”的概念、范围和内容有分歧。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建筑作品版权保护法案》出台前，“建筑作品”的不确定概念在美国最终也没有得到明确解释。受到广泛好评的版权局报告也只是说，虽然难以分析现行法律上的“建筑作品”的概念以判定美国到底有没有尽到保护“建筑作品”的义务，但通过对判例的观察，它发现美国在实践中没有尽到。

这种法律概念的模糊在国内法专家眼中都是如此，要求别的国家理解本国概念显然更加不可能。当然，“建筑作品”问题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事例。但它至少告诉我们，由于概念差异引发对国际公约中同一规定的不同理解在可能是难以避免的，有时还可能会出现歧义很大的情况。认识到这一点看来对实践是有帮助的，正如大木雅夫所说的，尽管各国法律之间存在着共同性或是类似性，“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恐怕难免会将过去在限定比较对象上所作的努力抵消殆尽，从而有再次返回到人类共同法之理想的危险”。

参考文献:

[1]参见美国法典第17章第102条

[2]参见美国法典第17章第1101条

[3]主要规定参见美国法典第17章第111、114、118、119、122条

[4]参见《德国著作权法》第2编，《法国著作权法》第1编第2部，《日本著作权法》第4章

[5]参见《加拿大版权法》第2编

[6][日]大木雅夫著：《比较法》，范愉译，朱景文审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第88页

[7]《伯尔尼公约》由于版本较早，没有作这方面的规定

[8]参见《版权局关于建筑作品的报告》（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on Works of Architecture on June 19, 1989）第222－223页

[9]参见《众议院报告》（The H.R. Report on September 21, 1990 to accompany H.R. 5498）第18－21页

动物保护的概念篇8

1.生态博物馆理论 1.1生态博物馆的起源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起源，研究界有比较统一的认识，都认为生态博物馆起源于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一种将民族传统文化与其所在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统一保护的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欧洲逐渐兴起。1971年，在总结有关保护理论的基础上，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他们在向法国环境部介绍博物馆发展新方向时首次提出此概念，表达了人、文化、自然环境必须紧密结合的新思维。他们认为博物馆应改变传统的展示方式，由集中走向分散，由都市走向民间，并提出了“博物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ofmuseums）的概念。所以生态博物馆是在后工业化社会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回归自然呼声的高涨而出现的。到二十世纪末，生态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保存的特殊形式，目前全球共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1][2][3] 1.2生态博物馆的概念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国际博物馆协会前领导人、生态博物馆运动和生态博物馆学的倡导者之一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HenriRiviere）先生在“一个进化的定义中”有这样的描述：“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构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是一面镜子”，“是一个资源保护中心”，“是一个实验室”，“是一所学校”，“是人与自然的表现”，“是时间的一种表现”，“是对特殊空间的一种解释”[3][4]。但这只能是一种界定，研究者们并不满意这样的描述[5]。国际博协认为这个描述背离了它原始的“生态”意义，因此推荐了自己制定的定义：“生态博物馆是这样一个机构，通过科学的、教育的或者一般来说的教育的方式，来管理、研究和开发一个特定社区的包括整个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整个传统。[5]”1981年法国政府颁布了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示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5][6]” 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提出是对旧的传统博物馆理念的发展，但是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并不成熟，仍在不断地发展当中[7]。 各国在引进生态博物馆理念时，都与自己国家的实践相结合，对生态博物馆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再理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概念。如在我国，引进生态博物馆理念的第一人海认为：“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保护、原地保护、发展中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与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和谐地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念新方法[6]”。 1.3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 1.3.1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区别 生态博物馆理论是从博物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二者之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往的博物馆是将文物在传统的博物馆建筑内进行展示，缺少了生命力；而生态博物馆则不同，它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的“活态”文化为展示内容，将文化在它的原生地予以实时实地展示，让来到博物馆的人能真正感受到原生态的文化遗产[2]。 另外杨俪俪在“生态博物馆——经济与文化的思考”一文中认为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的博物馆是一处静态的独立建筑或者建筑群，藏品脱离了其原生环境，其文化内涵、价值也随之脱离了大众，生态博物馆则是将整个特定的社区当作整体的博物馆，社区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原状的动态的保护在其原生环境之中，这里的文化是鲜活的，不再是孤立的。（2）传统博物馆的服务对象是普通的观众、公众，是一个提供教育、娱乐、增长知识的场所。生态博物馆首要的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提高社区居民的创造能力，掌握自己未来发展方向。其第二服务对象是来社区参观的访问者，给他们提供一个体验异质文化的动态情感过程。（3）传统博物馆的藏品多指具有文物价值的经过历史沉淀的具体实物遗存。生态博物馆更注重社区中的一切资源，包括文化的，也包括自然的。这里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具体的有文物价值的实物遗存，传统的风俗等非物质文化更为重要。[4][8]上述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研究人员对传统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区别的认识，具有普遍性。 1.3.2生态博物馆的特征 国际博协瑞典国家委员会主席科吉尔•恩格斯托姆（KjellEng-strom）对生态博物馆的特征作了如下说明：（1）多科学性。与传统博物馆按一个学科划分博物馆不同；（2）地区性。不是指行政区域，而是由文化传统、自然传统和经济生活的融和体；（3）开阔性。不局限于建筑；（4）协调性。和当地居民协调起来，反映他们开拓记载和介绍自己历史的愿望。[5]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特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研究人员有自己的理解。如董广全、翟启帆在“试析生态博物馆概念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生态博物馆应有如下几个特征：（1）生态博物馆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原生性；（2）生态博物馆是对传统博物馆的一种扬弃；（3）生态博物馆的展品就是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4）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2]。杜倩萍的“略论西部大开发中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9]、刘旭玲等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在民族文化旅游地开发中的应用”[10]、彭家威的“生态博物馆及其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研究”都提到相似的观点[11]。综上所述，在研究生态博物馆理论时，我国的研究人员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生态博物馆这一新兴事物的特征予以概括，指出我国生态博物馆应具有的时代特点。#p#分页标题#e# 笔者认为，生态博物馆最大的特征在于：生态博物馆将一个社区当作一个大的“活体博物馆”，展示的内容既有建筑等物质文化遗存，又有当地居民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等非物质遗存，还有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将鲜活的文化保存在原产生环境中，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生态博物馆强调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生态博物馆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强调人的生存利益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谐统一。 2.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应用 2.1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兴起与建设 生态博物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着当代中国环境意识的觉醒开始兴起的。1986年，《中国博物馆》杂志发表南开大学研究生胡妍妍的《博物馆与环境科学》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甄朔南的《环境主义与博物馆》。也是从1986年开始，《中国博物馆》杂志比较集中地介绍了一批与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有关的论文和资料。之后，这一新的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5]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把国际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引入实践，并使之中国本土化[12]。1995年初，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海先生的倡议和推动下，贵州省文化厅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开始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前期工作。作为“中挪1995~1997年文化交流项目”，课题组参照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创新理论，在全面考察贵州省苗、侗、布依等十余个民族村寨的基础上，最后决定把一支以长牛角头饰为象征的苗族分布区——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确定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地，并完成了《在贵州省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3]。1997年10月23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与挪威开发合作署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建设计划。在挪威政府无偿提供部分资金的情况下，梭嘎生态博物馆于1998年10月31日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1][14]。这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随后我国又陆续建立了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生态博物馆等[2]。迄今为止我国已先后在贵州、广西、内蒙古等地建成苗、布依、汉、侗、壮、瑶、蒙古族等生态博物馆[11]。 由上可见，生态博物馆理念进入中国不过20多年的时间，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成距今也不过12年时间，而且目前生态博物馆理念主要应用在民族旅游的开发建设方面。生态博物馆还是中国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新鲜事物，它在与中国文明融合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完善。 2.2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融合与发展 生态博物馆从它诞生之日起，其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变化[15]。其理念在与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结合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发展形式。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中国化”色彩，这是由中国的国情、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广泛根植在欠发展的广阔农村的实际所决定的[16]。 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中，第一个引进生态博物馆理念，并在贵州进行实践的海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四维保护”模式。第一维是整体保护，即将村寨里的自然遗产、人文遗产、有形的遗产、无形的遗产以及环境作为一体来保护。第二维是村民自己保护，就是把保护变为村民自觉自愿的行动。第三维是原地保护，即在文物的原生地保护，使村民在村寨里按照传统的习俗生活。第四维是动态保护，这种做法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17]。在这个理念中，海先生特别强调，村民的生活毕竟还是要向前发展，不断与外界融合，逐步走向现代化，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放弃自己的一些习俗或吸收一些新的文化，生态博物馆不可能冻结村民的生活。另外，关于梭嘎生态博物馆的模式和经验，海先生在2000年8月5日中挪国际培训班第一阶段总结中指出：“在这个贫穷的民族村寨中我们创建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做法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保护遗产、发扬文化。[5]”可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生态博物馆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这与欧洲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已经有了一些出入。当年在建设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时，挪威专家杰斯特龙甚至反对在长角苗地区进行文化教育，因为他担心现代知识会污染长角苗的传统文化；并且他还认为生态博物馆开展旅游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传播社区文化，而不是创收，因此他要求在生态博物馆社区内的居民不能向游客兜售旅游商品，也不能像一般的博物馆那样收取游客和观众的门票。可见“保护传统、传播文化”在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被视为其追求的根本目标[18]。但仅将保护与传播文化作为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唯一目标，在目前中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落实起来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在与中方有关人员讨论后，杰斯特龙也作了适当的妥协和让步。这是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保护[4]。西方生态博物馆所在的社区居民的生存不是问题，探索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谋求物质和精神文明及生态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谐发展，才是他们关注的问题[19]。而在中国，许多民族地区的生存条件、经济、教育、社会发展的程度非常落后，所以在中国的生态博物馆里，保护、传承文化的同时，更需要改善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19]。 因此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该区域特有的文化，使其文化持续发展的同时，在经济生活上对社区居民有所改善[19]。作为一种舶来的理念，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建设不应忽视中国国情。相似的观点还出现在杨俪俪的“生态博物馆——经济与文化的思考”[4]、黄萍,游建西的“求变与保护：中国首座民族博物馆的处境与对策”[20]、刘艳的“生态博物馆发展创新初探——以贵州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21]、海的“建立与巩固：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思考”[22]及“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23]中。#p#分页标题#e# 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使得生态博物馆理念在开发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潘年英在“变形的‘文本’——梭嘎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观察”[24]一文中对这一问题阐述得较为深刻。他认为，保护与开发是生态博物馆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矛盾。这是因为“生态博物馆”这一理念的核心目的仍是保护传统的文化艺术，但是在中国，所有的“保护”行为并不是来自当地居民自发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愿，整个保护过程都是被强加的，是他们被动接受的，“保护”只是外部要求，而“开发”才是当地居民更强烈的现实意愿，这就构成了矛盾。另外，他还认为当地居民对现代生活的急迫追求与民族文化自觉能力不足的矛盾构成了所有矛盾的基础和核心；当地人长期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使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文化反思和自觉的能力。而外来的“替代性反思”毕竟难以取代本土的反思，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25]。在他两次对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考察后，他认为那里的生态博物馆已经变形，背离了当初的设计方向，演变成了一座在中国最常见的普遍存在的民俗旅游村。 对此，海先生认为，就全世界已建成的300多座生态博物馆来看，虽然大多数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但也都存在着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矛盾，完全没有矛盾的文化保护模式是不存在的[26]。但对这些矛盾完全视而不见，那也是危险的。对此，雨果•戴瓦兰（HuguesdeVa-rine）的“生态博物馆和可持续发展”[27]、埃里克•巴博•罗如杜（DrEricBabarZerrudo）的“地方感觉、力量感觉和特性感觉”[28]、WiburSchramm的“人类传播史”都有相似观点[29]。 3.结语 综上所述，发源于西方的生态博物馆理论以“保护”为核心理念，同时兼顾“发展”的需要，是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新模式。它为我国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但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对接，并且这种对接在实践过程中要复杂的多[20]，理性的思考、深入地研究，提出我们自己的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模式则尤显重要。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如何使之中国化。探索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亦或说寻求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之路，应首先去了解生态博物馆诞生的土壤和环境，唯此才能科学地移植和改良，使之健康地成长发展[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