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之国范文

动物之国篇1

眼前闪过一道特别刺眼的光。我一不小心掉进了密林中，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已经有许多动物向我奔来。所有的动物都拿着用竹子做的长矛指着我，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你是何方神圣？为何这么大胆，敢闯进我们共同的家园？”我有点不知所措，等冷静下来，我回答说：“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四年级小学生，放心吧！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

小动物们为了欢迎我这位来客，在晚上开了一个宴会。在宴会上，我看见了孔雀跳舞，猫咪爬树，鲤鱼游泳……等好多节目。晚宴结束了，小动物们为我安排了住处，我便睡下了。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我就听见白兔大臣向狮子大王汇报消息。“大王，由于人类过度地砍伐森林，鸟儿们无家可归；人类排放出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导致鱼儿们中毒身亡；最为严重的是人类排出大量二氧化碳，臭氧层受到破坏，从而产生“温室效应”，南北两极冰川迅速融化，导致海平面升高，随时可能将我们世世代代生活与居住的陆地给淹没，威胁到我们的生存。”狮子大王听后，将“阻止地球环境日益恶化”这一任务交给了我。

我呼吁人们加强环保意识，不让悲剧上演。保护环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责任。几周后，人类在哥本哈根召开了气候大会，果然在我意料之内，没过多久，地球又恢复昔日那美丽的面庞。我回到了动物王国传播这一喜讯。动物们高兴到了极点，个个都围着我尽情地狂欢，我发现平常残暴凶猛的动物们也变得温驯起来了。

“??”，一支笔落地的声音，我猛地醒来，愿来刚才我趴在桌上睡着了。做了一个美梦！呀！快九点了，抓紧写作业吧！

动物之国篇2

一、公示公信原则功能之分析

（一）公示原则的功能。该原则的核心内涵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公示与应当公示、公示的法律效果。具体而言，公示原则要求物权的存在与变动，必须以一定形式公开表现出来，并能被特定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所知悉。否则，当事人将不能得到公示效力的保护。一般地说，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动产物权以交付（占有）为公示。由于各国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公示要求与公示效力结合方式上的不同。在法国、日本等主张纯粹意思主义的国家，物权变动不以法定方式就不能对抗主张抵触物权的第三人。（注：山本进一等编著：《改订物权法》，青林双书局，昭和58年版，第26页。）在德国及继受德国民法典诸国，物权变动非经公示不能生效。虽然公示的法律效果存在差别，但在“公示与应当公示”的行为模式上各国却没有不同。并通过这种行为模式与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公示原则的功能。

该原则使原本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物权变动过程，外化为一定物态形式为公众所知，以维护交易过程的安全。公示对于处在交易之处的第三人提供“消极的依赖利益”，即“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注：远藤浩等：《新版民法（2）-物权》，有斐阁双书局， 昭和60年版，第37页。）物权变动当事人也以公示确定权利的性质与归属。这种定纷止争，判定物权归属的功能是公示原则的功能。在此之上，公示原则在微观上通过提供公开、法定的信息，指引当事人确认权利实象，提高物权变动的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在宏观上，公示原则为国家对房屋、土地等重要资源实行有效控制与管理提供了条件。从法学技术侧面来考察，公示原则在物权变动中维护着物权排他性、对世性等基本特性，排除双重买卖、一物多权现象的产生。可以说公示原则是物权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件。

（二）公信原则的功能。该原则赋予公示以一定范围的可信性效力-公信力，“凡依赖物权变动之征象，认为有其物权存在而有所作为者，纵令该征象与真实权利之存在不符，法律对于依赖该征象之人亦加以保护”（注：刘春堂：《判解民法物权》，三民书局（台）1987年版，第5页。）换言之，即使公示与实际权利关系不一致， 标的物的主人无处分权时，善意依赖公示的受让人仍能取得物权。公信力的救济弥补了处分行为的权利瑕疵。

该原则是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在现代物权法中应运而生的基本原则。它维护着公示与公众间既存在法律信用关系，“善意受让人出于对公示的依赖，应当取得物权。否则，连法定方式都无法保证出让人确有的处分权，交易就失去了最起码的法律保障。”（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由此可见，公信原则的最基本功能在于保护动态交易安全，使连续发生的交易活动不致因原权利人主张权利而毁于一旦。另一方面，公信原则又促使真正权利人积极消除权利的虚象，以防止因公信力而失权。

总之，公信原则与公示原则相辅相承，从不同的功能角度确保物权变动快捷顺畅地完成。公信原则以公示原则为基础，并在功能上加以补充。公示原则只提供给当事人消极的依赖，即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的依赖；公信原则却进一步保护当事人积极的依赖，即“只要有公示就有物权变动”的依赖。（注：远藤浩等：《新版民法（2 ）-物权》，有斐阁双书局，昭和60年版，第37页。）公示原则是一把又刃剑，以公示与否来确认权利的归属；公信原则却“厚此薄彼”，保护依赖公示的第三人取得公示虚假的权利，牺牲真正权利人公示瑕疵的物权。

二、物权变动制度价值定位之分析

物权变动制度作为物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掮起了确保财产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形成良性的归属与利用秩序的重任。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所阐述的那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6页，第46卷（上），第197页。）物权变动法律设置的价值正是由于它满足了主体在支配财产过程中的某种需要。这很自然地将物权变动的制度构建问题引入到价值领域中去寻求其定位。

（一）物权变动制度的价值

1.安全：安全是物权变动的首要价值。安全意味着法律必须能为主体提供某种秩序，当人们在该法律秩序下从事活动时，其合法的权利不会招致损害，因而产生可预期的安全感。当我们将抽象的法律概念与具体的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得出结论：商品交换关系内在地包含着物权变动的过程，物权变动的理论构建必须紧紧围绕交易安全的价值定位来进行。

交易双方对于安全的追求也是不同的。权利出让人渴望在商品交换中不轻易丧失其权利归属的利益，即静态交易安全；权利受让人则期待法律保护其基于交易行为所取得的利益，即动态交易安全。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正是由于“交换确立了主体间的全面平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6 页，第46卷（上），第197页。）。因此， 物权变动的当事人都有权期待交易安全的保护。物权变动理论应当兼顾此两种交易安全。

2.效率：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效率是指这样的情况：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就是能够以同样的投入取得比别的社会更多的有用产品，创造出更多财富和价值的社会。亦即自然、社会和人文资源优化（价值极大化）的社会。（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在财产流转过程中， 若能以最低廉的投入而迅速可靠地完成物权变动，就是有效率的。为了迅速可靠地完成一个有效的交易，作为物权变动的成本，主要包括合意的形式、公示的方法、了解权利实象的途径三项。作为合意形式投入的成本，公证方式大于书面方式，书面方式大于口头方式；作为公示方式投入的成本，仪式大于登记、登记大于交付；作为了解权利实象的成本，实质调查大于查阅登记本，查阅登记大于占有推定。可以得出结论：以口头完成合意，并以交付完成公示，以占有推定权利实象的物权变动是最有效率的。实际上采用这种方式的多为即时履行的动产买卖。

（二）传统物权变动制度的价值定位：当法律确保了交易效率，往往又会使物权变动缺乏安全感；当法律确保了交易安全，往往又会使物权变动缺乏效率，于是便产生了价值冲突。这种冲突是难以消灭的，只是经过主体的取舍之后，在某一层面上达到了平衡，才相对稳定下来。在相互的冲突中，形成了两种方式，即：低效率与静态安全的结合、高效率与动态交易安全的结合。历史上曾产生过代表上述两种方式的物权变动制度。

1.罗马法的“物在呼叫主人”：古罗马社会虽然简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人们对于生产生活资料的归属非常重视，形成了以保护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制度。罗马法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物权变动只有按照“权利关系之实象”进行方视为有效。理论上强调物权的优先效力和追及效力。早期的《十二铜表法》中曾规定了繁琐严格的仪式来确保交易的安全。反映出了罗马法的低效率下极端保护静态交易安全的物权变动的理论特色。

2.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晚于罗马法而出现，它的核心内容是“任意与他人以占有者，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唯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注：史尚宽：《物权法论》，荣泰印书馆（台）1957年版，第505页。 ）同罗马法的个人本位和以所有权保护为核心的物权变动理论所不同，日耳曼社会没有经过简单商品经济的洗礼，立法原则上以“团体主义”为本位，以物权的利用为中心，“所有与占有无明确区别，对于物有事实之支配者，有占有，因而受保护。”（注：史尚宽：《民刑法论丛》，荣泰印书馆（台）1973年版，第85—86页。）可见，以手护手原则是古代日耳曼社会所有权制度不发达的产物。由于客观上保护了动态安全，在功能上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故被现代物权法的理念所吸收。

综上所述，物权变动的高成本低效率增加了物权变动的难度，从而使物权保持原状。以低效率来保护静态交易安全的模式只能适合于商品交换关系不发达的社会。相反，物权变动的低成本高效率刺激了物权变动的频率，加快了财产流转，无疑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

（三）当代物权变动制度的价值取向：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给法学领域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制度之初的《法国民法典》为了巩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成果，受自然法个人本位的影响，吸收了罗马法的原则，仍然注重保护权利的静态归属，没有建立起典型的善意取得制度。对动态交易安全极有价值的“公开市场”原则只不过作为“时效及占有”编中的一种特别时效情况处理。（注：参见《法国民法典》第544条、1630条、2279条、2280条。）

近现代各国民法则在物权变动上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日耳曼法的理念，尤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同时被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仿效，可谓影响深远。传统上信奉“任何人都不能转让他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之外的权利”这一古老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为了适应商业和社会的需要，普通法和成文法都逐步引入了新的例外。（注：参见黄金龙：《英国货物买卖法中的非所有人转移所有权》，载《经济法制》1991年第2期，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

从资本主义各国物权法的发展上可以看到，物权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重心呈现出由静态安全向动态安全转移的趋势。而当代物权变动的价值取向可表述为：侧重高效率与动态安全的保护，且兼顾静态安全的均衡模式。

三、物权变动制度理论模式之权衡

（一）物权变动制度的理论模式：在当代物权变动的理论构建中有两种较典型的模式。一为以物权行为为核心的模式，一为以公示公信为核心的模式。前者以德国民法为代表，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严格划分。认为“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即抽象的物权契约，并在立法中，学理中和法院判决中，好像在德国法中无处不在似的。它表明了德国法学界把统一的现实社会关系分析解剖研究的癖好和在理论争执中实实在在的苦恼。（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孙宪忠译：《“抽象物权契约”理论》，，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后者，是在摆脱了抽象物权行为理论桎梏之后才崛起的。其代表性的国家是没有吸收抽象物权行为理论而是采取公示公信原则的国家，如日本、奥地利等国。以日本为例，其民法典借鉴了《法国民法典》，以意思主义为基础，没有采用抽象物权行为理论，而是采用公示公信原则。由于该原则强有力地弥补了意思主义在交易安全上的不足，因此法典适用至今仍显活力。该模式以物权变动必须公开、公示的要求为逻辑起点，物权变动理论的构建紧密围绕公示公信原则进行。动产担保、房地产登记、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善意取得、预告登记、取得时效等诸多物权制度均蕴涵着公示公信原则的要求，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化。占有制度亦必须与公示公信原则协调一致。以占有为公示常涉及占有的效力，交付即为占有的转移。

（二）物权变动制度两大理论模式之权衡

1.以物权行为为核心模式的权衡

由于《德国民法典》的巨大成就，使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在近代物权法中曾栖身于四大基本原则之一，对物权变动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近百年实践的检验，该模式的优缺点如下：

其优点大致有三，其一，有助于法律的适用。（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三民书局（台）1980年版，第284页。 ）这一优点在《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中被肯定。其二，满足抽象化的偏好。为了建立逻辑结构精密周延的民法典体系，必须将债权与物权作严格区分。其三，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第三人获得之物权契约而不依其原因行为，故物权转移时前手的法律行为原因不能影响后手。（注：孙宪忠：《不动产物权取得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3卷，第60 页。）

然而，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并不仅是逻辑上的关系，而是由实体法依据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问题。（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三民书局（台）1980年版，第281页。 ）台湾及大陆学者均开始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检讨。（注：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更有学者指出， 抽象原则并非仅仅是“疏于生活”的，更重要的是它妨碍了人们对那些作为案件审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的了解。（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孙宪忠译：《“抽象物权契约”理论》，，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该模式最大的缺点，在于极端保护动态交易安全， 却未兼顾静态安全，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原因行为即使无效或被撤销，亦不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原物权人无法行使物权请求权，而仅得依据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要求受让人返还标的物。

由于司法实践已证明了检讨者指出的弊端确实存在，德国判例学说上已在近几十年开始以“共同瑕疵”、“条件关联”等众多理论限制物权行为无因性的适用范围。激进的学者已主张彻底抛弃物权行为理论，重新确立立法主义。（注：参见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三民书局（台）1980年版，第475页；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第291页。）

2.以公示公信为核心模式的权衡

恩格斯指出：“……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注：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页。 ）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潜移默化地决定着民法规则的理论构成。现代社会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立法上有物权社会化的倾向，对私权利加以必要限制。正如前面分析的，当代物权变动遵循的是侧重高效率与动态安全，兼顾静态安全的均衡模式。德国民法的物权变动理论模式虽然部分地符合了现代物权变动理论的价值取向，但却存在严重偏差，即忽视了静态安全的保护。其中以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对静态安全破坏力为最大。与之相对，以公示公信为核心的模式恰好与现代物权变动价值取向相吻合。具体而言，该模式在保护动态交易安全的同时并未降低原物权人的地位；而以物权行为为核心的模式虽然客观上保护了动态交易安全，但却致原物权人处于不利地位，两种合法利益没能达到应有的均衡。抽象物权行为理论是以区分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的物权与债权关系，进而排除债权关系对物权关系的影响来保护第三人的。而公示公信原则却从物权变动当事人外部入手，直接保护第三人对公示的信赖利益，并不改变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因而更具合理性。公示公信原则一方面肯定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优先于原物权人的归属利益；另一方面以保护原物权人相对于受让人（处分人）以及受让人的一般债权人和恶意第三人的优先权地位。这样，当原因行为无效时，原物权人仍可基于物权请求权向处分人和恶意第三人请求返还原物。在受让人被宣告破产时，原物权人可行使别除权。在受让人的一般债权人对该标的物为强制执行时，原物权人可提出异议之诉。若在以物权行为为核心的模式下，原物权人则无法基于不当得利之债权行使上述权利。

以公示公信为核心的模式的另一优势在于对动态安全的保护较物权行为理论更为全面。以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为例，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占有人取得占有的情况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基于无效的、被撤销的或未成立的原因行为而占有；另一种是基于有效的法律行为而占有，但无处分权，如因租赁合同而占有租赁物；第三种是基于事件或事实行为而占有，如盗窃物、遗失物的占有。无论哪种原因形成的占有，从信赖占有表征的第三人角度来观察并无不同。只有全面保护才有利于动态交易安全。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只能保护第一种情况，功能上存在局限。公示公信原则不计较占有原因地保护第三人信赖利益，普遍地适用于上述三种情况。随着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其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日渐削弱，公示公信原则的功能优势更加显现出来。

四、我国物权变动制度理论模式之选择

自《德国民法典》首次在法典中专设了“物权编”之后，物权法的体系日臻严密。经过各国长期的理论积淀和法制实践，抽象概括出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物权法具体制度的理论基石。即：物权法定原则、一物一权原则、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和公示公信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若干物权法的具体制度。但值得探讨的是，我国在完善物权法制，吸收借鉴先进立法例的过程中，是应对基本原则以及相关的具体制度加以取舍还是一并移植过来。

如前所述，对于以上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与之相联的具体制度，立法完善的发达国家也并非完全采纳。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法律原则及其具体制度都有了一定的调整甚至突破。本文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物权变动制度时离不开当代的物权变动价值定位，更离不开保障这种价值实现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模式。如上所述，以公示公信为核心的模式是满足当代物权变动理论价值需求的理想模式。它既可全面保护动态安全，又兼顾静态安全以求均衡，在现代物权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地位。同时，该模式又符合我国的国情。众所周知，我国的法律文化、法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不适合采用技术性、抽象性过高的物权行为理论。公示公信核心模式不拘泥于抽象思辨，而是直接面向社会经济生活中维护交易安全与高效率的客观需要，具有实用性。在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倍受检讨”的今天，以公示公信为核心的模式的合理性必将显现无余。因此，我国在制定物权法时，应当以公示公信原则为核心，来构建我国物权变动制度的理论体系。

动物之国篇3

在世界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马赛马拉，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奇观――举世闻名的动物大迁徙。百万头角马，数十万斑马、羚羊，上千万只火烈鸟，组成声势浩大的队伍，从南面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保护区前往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它们逃过沼泽地带的大鳄鱼，逃过深深隐蔽在草丛中凶猛的狮子和花豹，前仆后继，横河跨境，进入北方的新天地。

东非最大最神秘的游牧民族马赛人，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民族，仍然崇尚传统的价值观，将宗教仪式作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将自己看作这个地区的居民，而且认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和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是他们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马赛部落的中心地带――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一致认为是非洲最好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马赛马拉由200平方英里开阔的平原、林地和河岸森林组成，生活着数不胜数、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一望无垠的绿草地上散布着成群的斑马、长颈鹿、羚羊，洋槐树林中充满了鸟类和猴群，大象和非洲水牛在宽广的沼泽地里打着滚，河马和鳄鱼在河中游弋。

每年夏季，由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进入旱季，干枯的水草无力支撑众多的草食动物，而北部雨水和孕育生机的新鲜青草对动物们形成巨大的诱惑。130多万头羚羊集合成一个巨大的群体，通过边境蜂拥迁入马赛马拉，仿佛一个壮观的入场式，铺天盖地，覆盖了地平线。与此同时，15万头斑马和35万头瞪羚，也遵循着生命的本能，横过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国境，经过马拉河，到达北面的马塞马拉草原，追寻丰美的水草。

动物大迁徙被誉为“人生必须见证的50个景观”之一。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在肯尼亚境内马赛马拉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上演。“马拉河之渡”又称“天国之渡”，数以百万的动物在狭小的河口你推我拥，情景之壮观令全世界野生动物爱好者心驰神往。

之所以叫大迁徙，是因为这支队伍太庞大了。它们有的从塞伦盖蒂走来，有的从马赛马拉走来，有的从安博塞利走来……为了生存，它们不分南北西东，不论种族属群；更不分老幼雄雌，汇成滚滚洪流，一泻千里！奔跑起来，吼叫声如雷霆万钧，奔腾声如山崩地裂，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叫人胆战心惊！

之所以叫大迁徙，是因为参与迁徙的动物种类众多。在迁徙大军中，角马是主力，斑马是先遣部队，还配之以羚羊、大象、长颈鹿等，凡是草食动物都加入到这个行列，甚至有的鸟类也参与进来。据说，仅马赛马拉草原上的角马就有400万之众！如此众多的动物汇合成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真是铁流万里，蔚为壮观！

之所以叫大迁徙，是因为迁徙的征途太残酷，太艰辛！且不说征途遥遥千万里，路上可充饥的草梗就难以找寻；且不说动物们自身体力和疾病的折磨，沿途狮子、猎豹等肉食动物的威胁也防不胜防。迁徙的鬼门关是马拉河，这是迁徙的唯一通道。在湍急的河流中，隐藏着成百上千条巨鳄，正眯斜着眼睛觊觎着迁徙大军。一些斑马、角马明知险象环生，杀机四伏，为了大部队能安全过河，仍以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勇气，纵身跃入河中，成了鳄鱼们的美餐。这时，马拉河沸腾了，殷红的血染红了河水，久久不能散去。

来到马拉河旁，我们发现野生动物们在过河前会先在马拉河一带聚集，等待所有眷属和群族集齐，才决定向草原进发的时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种群到达，狭窄的马拉河河口已不可能完全容纳它们，拥挤中，站不稳脚的幼小、年老或生病的动物便会相继倒进河中，被后来者践踏。而河中，已有一大群等了一整年、如狼似虎的鳄鱼准备好了享用美餐。只要跨过这唯一通往马赛马拉的马拉河河口，就能享受美味的青草，所以动物们硬着头皮，踏着正在挣扎或已死去同伴的身体，急速快步冲过去，期望能避过种种危险。

角马和斑马的队伍是百万迁徙大军的主角。这两种动物感情甚笃，总是共同行动，同进同退，如同盟军，原来它们之间要“互补”。二者的共同特点是防卫能力差，面对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奔跑。但它们又各有自己天生的缺陷：斑马的视力好，但鼻子不灵敏，只能发现远方的敌情，而对于埋伏在附近草丛及灌木中的天敌却浑然不觉；角马则恰好相反，视力不好，鼻子却格外灵敏，能预警附近埋伏之敌。于是双方就很默契地成为草原上的一对天然朋友，一个负责远处，一个负责近处，配合得恰到好处。

身材瘦小的羚羊是大迁徙中的“弱势群体”，它们只能靠灵敏的听觉和视觉，一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就狂奔，速度快得惊人。羚羊通常的活动群体是几十只到百余只，但公母分离结帮，通常一个羚羊群中只有一只公羚领头，它长着角。这只公羚是和其他公羚拼死搏斗后的胜利者，同时它要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者。据说只有羚羊有这种习性，别的动物都是雌雄混杂。一般来说在见到母羚群时，那些“光棍汉”就推举它们之中的一个骁勇善战者和“娘子军”中的公羚决斗，打胜了就继承“王位”，嫔妃满堂；打败了就自动出局，继续磨练本领，养精蓄锐以待再战，大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劲头。

称狮子是兽中之王，一点都不为过。有时，雄狮在享受它刚刚捕获的一只角马时，会全然不顾它身边的母狮和幼狮。甚至在七八辆越野车和几十门“长枪短炮”的包围下，它仍泰然自若，不为所动，好一副王者风范。猎豹是兽中之顶级杀手，又是奔跑健将，时速可达80公里。它能将猎物叼到树上独自享用。

动物之国篇4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将离开你们，因为多年来你们对我的过分的宠爱使我变的很娇惯我将出去外面闯世界，让我变得独立一点。

再见了！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小水点！

我走出了水点国，去面对我的新人生。

我走到了动物王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动物。我看见了一只尾巴很漂亮的动物，便问他：“你是谁，我叫小水点，我想跟你做个朋友，好吗？”它很高兴，说：“我叫小松鼠，我很高兴跟你做朋友，我很少朋友，别人都说我尾巴漂亮，臭美，可你愿意跟我做朋友，我非常高兴！”小松鼠带我游览了动物王国，“啊！这里真美，我想在这里定居。”我说，“好啊！你就住在我家隔壁吧！”小松鼠说。于是小水点便开始造房子，不到半个月，房子就造好了。小水点请了许多动物来它家作客，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前半年动物王国过得很和平、安静，后半年，经常有几个猎人闯进动物王国打猎。有一天，小松鼠看见我在外面玩耍，它赶紧拉着我跑回屋里，我们气喘如牛，小松鼠告诉我：“那是猎人，他们手里拿者长长的、黑黑的东西，只要砰得一声，被打中的动物就会死。果然，有几只动物被大中了。我伤心地哭了，“　为什么人类那么残忍，人类和动物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两方成为朋友。于是我写了一份宣传单：“人类和动物是朋友，为什么要伤害动物们？难道就是为了几个臭钱去迫害动物们的宝贵的生命？放下你们手中的枪吧！拥抱美丽的大自然吧！”我悄悄地跟在猎人的后面，来到了城市，把一张张宣传单贴在了墙壁上，便回到了动物王国。

过了一个月，森林终于恢复了平静，动物们都很开心，决定开个盛大的晚会来庆贺。晚会可热闹了，唱得唱，跳得跳，玩得可开心了。最后狮子大王讲话，它对大家说：“亲爱的动物们，我们的动物世界终于和平了，这要感谢小水点，是它让人类和动物和平共处，成为好朋友的。”话音刚落，下面就响起一片欢呼声。

晚会结束后，小水点说：“我想回家看爸妈了，谢谢你们一年来对我的关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再见！”说完，便走出动物王国，向自己的家走去……

动物之国篇5

论文关键词：动物词，鱼，国俗语义，对比

 

国俗语义是指在词汇的概念意义上添加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等文化色彩的语义。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受到了不同语言社会群体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地域生态、审美情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王德春教授认为不同语言对应词语的国俗语义存在以下几种差异模式：（1）国俗语义一语独有；（2）国俗语义截然相反；（3）国俗语义大相径庭；（4）国俗语义部分相同；（5）国俗语义基本相同。这五种类型构成了国俗语义差异的基本模式。各类型之间的不同之处，仅是差异程度而已。本文根据国俗语义差异的基本模式对动物词“ 鱼”的国俗语义异同进行探讨。

一、英汉国俗语义基本相同

1．均有表明水是鱼生活的最佳环境的习语

英语有短语“like a fish out of water”，意思是鱼离开了水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喻指“处在陌生的环境中不得其所、局促不安、不自在”。 反其道而行之，汉语有成语“如鱼得水”，说的是好像鱼得到水一样，比喻得到跟自己十分投合的人或对自己很合适的环境。这些习语均表明了水是鱼最适合让鱼自在生活的最佳环境。

2．均可用来喻指“利益”

源自《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loaves and fishes”（五饼二鱼） 故事中的鱼就代表了物质利益。而中国古代圣人孟子的“鱼我所欲也”中的名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鱼在原文代表生命对比，但后来常常指两个不同利益，两个不同目的，或两件喜欢的事情等。成语“浑水摸鱼”说的也是乘混乱的时候捞取利益。“放长线钓大鱼”中的鱼指的是长远的利益。

二、英汉国俗语义部分相同

1．“鱼”在英汉文化里都可作为姓氏

在英语文化里，以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为姓在英语姓名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而且这些姓氏至今仍在使用论文格式。比如 Tailor（裁缝） 泰勒、Carpenter（木匠）卡朋特、Fish（捕鱼或卖鱼者）菲什、Fisher（渔夫）菲希尔等。追根溯源，鱼姓作为姓氏和英国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有关。英国漫长的海岸线和岛上的多条河流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渔业资源，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社会，人们食以“鱼”为天，所以以捕鱼为生的人口占了很大比例，出现了和渔业相关的很多行业，姓氏为Fish也就出现了。

汉语文化里的鱼姓据说出自子姓，春秋时，宋襄公的弟弟为“司马子鱼”（司马是官职，子鱼为其字），其后人以其字中的“鱼”作为了姓氏。鱼姓在英语文化中至今仍在使用，但鱼姓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很罕见，也就没有被列入百家姓的前一百位。

2．“鱼”在英汉文化中均可用来指贬义的人或物

英语文化中的fish用来泛指人，含有贬义。比如：

poor fish 愚笨易欺的人

loose fish 放荡的人

dull fish 枯燥无味的人

cool fish 无耻之徒/厚脸皮的人

fresh fish 新囚犯

strange/queer/oddfish 古怪的/莫名其妙的人

英国是捕鱼大国，所以英国人对于鱼的形状、特点、习性等观察入微，所以常把有些鱼的特点用来比做人或物。比如：

Whale （鲸鱼）喻指“巨大的人或物”

Octopus （章鱼）喻指“深入各方面的强有力的组织”

Sardine （沙丁鱼）喻指“拥挤”

在汉语文化中也有把鱼用来指贬义的人或物的现象。比如：

鱼龙混杂 “鱼”喻指“坏人”

鱼目混珠 “鱼目”喻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似贵事贱的人或物”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鱼肉”喻指“任人宰割或欺凌的对象”

3．在英汉文化中均有关捕鱼经验的意思类似的习语

英语里有fish in troubled water，意思是浑水好摸鱼，它也可以用来表示“干预或接入某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汉语里有“浑水摸鱼”，本来说的是浑水好摸鱼的捕鱼经验，后来比喻趁混乱的时机攫取利益。

英语里有The best fish swim near the bottom，表意是好鱼居住在水底，喻指“有价值的东西不会轻易得到”。汉语里有“放长线钓大鱼”，比喻做事要从长远打算，虽然不能立刻收效，但将来能得到更大的好处。

4．在英汉文化中均出现了人鱼传说

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曾有过关于人鱼的传说或记载，无论是从欧洲大陆的古希腊神话还是到亚洲大陆的中国古代传说对比，关于人鱼的记载真是比比皆是。人们最为熟知的西方人鱼传说要数丹麦作家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了。

关于人鱼的传说的来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是这样解释的：“美人鱼（mermaid）雄性称人鱼（merman）。传说中的半人半鱼，栖息在大海或其他内陆水域。在欧洲民间传说中，美人鱼和人鱼都是自然界生物，但像神仙意义，有法术，能预言。它们爱音乐，常唱歌，虽然长寿但不免一死，并且没有灵魂。从外表上看，胸部以上是人，胸部以下是鱼。许多民间故事记述美人鱼（能变成人形）与人婚配。美人鱼和人鱼尽管有时是友善的，通常却对人类非常危险。它们的礼物带来厄运，如果冒犯他们，就会造成洪水或其他灾害。航行中见到人鱼是船翻的预兆。它们有时引诱人，把人淹死，或诱使年轻人和他们一块儿在水下生活。一些水生哺乳动物，诸如儒艮和海牛，在水上给幼仔哺乳，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人鱼传说的来源。”

但在中国文化里，鱼是一种通灵善化的神物，我国的民间传说或人文笔记中有就很多鱼变男变女，变龙变物的很多故事。变人的如：

“人鱼，长四尺许，体具牝牡，人也；惟被有短鬣，微红。”（《山海经广注》）

“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神异经》）

“莱阳县东北有芦塘八九顷，其深不可测对比，中有鲛鱼，五日一化，或为美妇人，或为美男子。”（《灵异记》）

还有很多民间故事，比如《三秦记》的武帝放鱼得珠，《酉阳杂俎》中的叶限养鱼得报，《宣室志》的刘成放鱼得钱等等，和英语文化中的人鱼“尽管有时是友善的，通常却对人类非常危险”不同，这些中国故事中的鱼不是报恩献宝就是报善惩恶，故事的派生主要来源于原始思维。鱼代表着繁殖，代表着丰稔物阜，代表着通有灵性，代表着长生善化，所以使得自古以来的信仰与崇拜催生了这些神话故事的产生与流传。

三、国俗语义一语独有

1．英语中的“fish”还有宗教意义

在罗马帝国中期，基督教徒由于受到执政者的迫害，私下相见时常常画两条方向相反的弯月形线条组成一条鱼的轮廓，以表示彼此为信仰相同的人。后来，“鱼”（fish）就成了基督教的象征论文格式。到中世纪，就出现了用三条“鱼”表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象征性图像。

2．汉语中的“鱼水”用来形容极其亲密的情谊，就像鱼和水不能分离一样。

这一用法既可以用来比喻夫妻之间和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如“鱼水相投”。也可以用来说明军民之间相依相存，不能分离的情谊，如“军民鱼水情”、“军民鱼水一家亲”等。

3．古汉语中，“鱼”、“雁”指书信，也可以用来指“传信人”。

例如成语“鱼传尺素”、“鱼沉雁杳”、“ 鱼封雁帖”等。

4．汉语中的“鱼”寓意吉利

中国人常说“吉庆有余”、“双鱼吉庆”。无论婚嫁还是节日，红色的双鱼中国结随处可见。

5．汉语中的“鱼”象征着丰稔物阜

从中国人过年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年年有鱼（余）”到贴在墙上的年画“（莲）连年有余（鱼）”，均表现了人们对丰稔，富足生活的追求。

6．汉语中的“鱼”在民间文化中代表着亨通兴隆、升迁腾达之意无论是古代传说“鲤鱼跳龙门”，还是现代人在自己公司、商店里养上几只鱼，多为锦鲤对比，表“进利”之意。每缸锦鲤里，必然有一条或数条全身乌黑、肚皮金黄被称为“铁包金”的鱼，寓意“肚里有黄金”，即发财。

7．汉语中的“鱼”有生殖信仰象征意义

鱼的繁殖能力强，在母系社会，人们的寿命普遍较短，而大量繁衍是人类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所以人们渴望人丁兴旺、多子多孙。

8．汉语中的“鱼”为图腾崇拜物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鱼纹盆以及人面鱼盆，证明了鱼的图腾崇拜在原始社会就存在。对于原始社会的人来说，鱼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他们临水而居，鱼是他们的食物和生活的保障，没有鱼就意味着死亡，所以就产生了对鱼的崇拜，认为它是美的象征。

四、结语

语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民族的语言或多或少地折射出该民族的个性及其文化特性。透过“fish”和“鱼”的国俗语义，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对语言发展的影响，而且能够感受到不同民族观察事物的不同角度。在民族文化背景之下研究“鱼”在英汉语中的国俗语义，有助于理解该词在不同文本中的涵义，从而有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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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屹，莫秀秀.吉祥图案[M].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Z].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动物之国篇6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将离开你们，因为多年来你们对我的过分的宠爱使我变的很娇惯我将出去外面闯世界，让我变得独立一点。

再见了！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小水点！

我走出了水点国，去面对我的新人生。

我走到了动物王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动物。我看见了一只尾巴很漂亮的动物，便问他：“你是谁，我叫小水点，我想跟你做个朋友，好吗？”它很高兴，说：“我叫小松鼠，我很高兴跟你做朋友，我很少朋友，别人都说我尾巴漂亮，臭美，可你愿意跟我做朋友，我非常高兴！”小松鼠带我游览了动物王国，“啊！这里真美，我想在这里定居。”我说，“好啊！你就住在我家隔壁吧！”小松鼠说。于是小水点便开始造房子，不到半个月，房子就造好了。小水点请了许多动物来它家作客，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前半年动物王国过得很和平、安静，后半年，经常有几个猎人闯进动物王国打猎。有一天，小松鼠看见我在外面玩耍，它赶紧拉着我跑回屋里，我们气喘如牛，小松鼠告诉我：“那是猎人，他们手里拿者长长的、黑黑的东西，只要砰得一声，被打中的动物就会死。果然，有几只动物被大中了。我伤心地哭了，“为什么人类那么残忍，人类和动物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两方成为朋友。于是我写了一份宣传单：“人类和动物是朋友，为什么要伤害动物们？难道就是为了几个臭钱去迫害动物们的宝贵的生命？放下你们手中的枪吧！拥抱美丽的大自然吧！”我悄悄地跟在猎人的后面，来到了城市，把一张张宣传单贴在了墙壁上，便回到了动物王国。

过了一个月，森林终于恢复了平静，动物们都很开心，决定开个盛大的晚会来庆贺。晚会可热闹了，唱得唱，跳得跳，玩得可开心了。最后狮子大王讲话，它对大家说：“亲爱的动物们，我们的动物世界终于和平了，这要感谢小水点，是它让人类和动物和平共处，成为好朋友的。”话音刚落，下面就响起一片欢呼声。

晚会结束后，小水点说：“我想回家看爸妈了，谢谢你们一年来对我的关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再见！”说完，便走出动物王国，向自己的家走去……

动物之国篇7

【关键词】涉外动产物权；物之所在地法；法律适用

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颁布，其在第五章针对涉外物权关系用了5个条文，里面既对不动产和动产等有体物，又对权利质权和有价证券等无体物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可以说，我国物权冲突法的立法体系大体完备成形了。

一、《法律适用法》对我国涉外动产物权法律适用原则的确定

从《法律适用法》的文本来看，物之所在地法仍然是作为涉外物权关系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在“不动产法定继承”、“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和“不动产物权”等方面均采用了物之所在地法。但为了克服“物之所在地法原则”所存在的局限性，《法律适用法》对僵硬的连接点进行了软化，引入了大量更新更灵活的连结因素。例如第17条“信托”（信托所在地或信托关系发生地）、第24条“夫妻财产关系”（协议选择）、第37条“动产物权”（协议选择）等有条件地采用了物之所在地法。又如第38条“运输中动产物权”（运输目的地）、第39条“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或最密切联系地）和第40条“权利质权”（质权设立地）引入了新的连接点。

笔者认为，《法律适用法》这些规定的进步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明确了“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基础性地位；第二，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这与当今国际物权冲突法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强化了当事人可依法依意愿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第三，对某些特殊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进行规定，补充了立法空白。

二、我国涉外动产物权法律适用原则的主要争议

《法律适用法》是我国目前涉外动产物权的最新立法，其进步我们有目共睹。但由于涉外动产物权类型多样、内容复杂，涉及的法律主题多元，对其法律适用的原则仍存在不少的争议：

（一）意思自治原则前置于物之所在地法原则

我国 《法律适用法》第37条前段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我国此举立法用意何为？我们或许可从 《法工委关于草案主要问题的汇报》中得到答案：考虑到当事人对民事权利享有处分权，并适应国际上当事人自行选择适用法律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动产的种类繁多，交易条件和方式不一，草案规定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从该《汇报》中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意识到维护当事人自由合意处分动产物权的重要性和正当性，但却忽略了“物权法定”这一根本原则。

本来，依据《法律适用法》第37条的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准据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是动产物权的变动。即当事人选择何种法律相当于选择了何种动产物权变动方式。也就是说当事人有权可以通过选择法律从而选择动产物权变动的时间。在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约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或保留）方式，但是依据我国《物权法》，动产物权“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交付时才转移，这就排除了当事人对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的约定。这是强制性的立法模式，但第37条的规定赋予了当事人规避这一强行规则的途径。

从国际私法的立法趋势看，物权法体现的是一国的所有制关系且考虑物权的法定性、绝对性、对世性和公示性特征，物之所在地原则依然是动产物权法律适用的“黄金法则”，意思自治原则多适用于动产物权变动情况下。因此，第37条把意思自治原则前置于物之所在地原则的规定与国际社会的普遍立法实践不相一致，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二）对意思自治原则缺乏必要的限制

《法律适用法》赋予了当事人自由选择动产物权变动法律的权利，但条文仅指出了当事人可以明示选择法律，至于当事人选择哪些法律、什么时候选择法律，其效力范围如何认定等都没有清晰的界定。

纵观世界各国涉外物权立法，物权领域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国外立法例很少，且限制苛刻。瑞士是最早在国际私法立法上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引入物权领域的国家。瑞士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2010 年文本）第104条规定：“对于动产物权的取得与丧失，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发送地国法律、目的地国法律或者支配致使物权取得与丧失的法律行为的法律。此项法律选择不得用以对抗第三人。”可见，瑞士在涉外动产物权方面采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有严格限定的，仅限于双方的动产物权关系，且不能及于更不能对抗第三人。又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210条规定：“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适用于动产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产生和消灭，但不得损害第三人的权利。”

立法中明确对涉外动产物权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作出限制条件使得法律适用有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而我国《法律适用法》中第37条和第38条关于“动产物权”和 “运输中动产物权”的规定对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不加限制，这使得第三人利益在此举下受到的影响无法估量，同时会给将来的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麻烦，不利于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

（三）物之所在地法的“所在地”界定不清

《法律适用法》第37条规定，在一般涉外动产物权中，当事人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以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所在地为准。但是，什么是“法律事实”？到底是与动产物权有关的“法律事实”还是引起物权取得、丧失、内容变更、顺位变更和行使的某一法律行为？例如，出租人与承租人订立了一个关于动产的适用租赁合同，应该算是一个“法律事实”，但它与动产物权的确定有什么关系？严格地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第37条第2句所称“法律事实发生时”有其不合理性。

另一方面，一个物权法律关系中，法律事实往往并不简单。当发生涉外动产物权争议，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时，法律事实发生的所在地该如何确定？例如，因法律行为而发生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纠纷会涉及到两个法律事实：一为“原因性事实” 即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债权法上的合同，而二为“结果性事实”，即动产的占有交付所表现的事实。那么动产所在地应该是原因行为的事实地呢，还是结果行为的事实地呢？显然，《法律适用法》对事实发生地并未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明确界定，争议由此而生。

（四）对特殊动产的覆盖不够全面

涉外物权立法调整事项应涵盖并区分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法律适用法》对与人身关系密切的动产、运输中动产、有价证券和权利质权等的特殊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进行了规定，但是对运输工具、破产动产物权以及新型无体动产并无规定。尽管《海商法》及《民用航空法》对船舶、航空器等有所规定，但其规定片面零散，只囊括了所有权、抵押权和优先权，质权和留置权并未提及。运输工具种类繁多，除船舶和航空器外，还有火车、汽车、快艇等等。

另外，《法律适用法》第40条就权利物权而言，只规定了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权利所有权的法律适用；就质权而言，只规定了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动产质权的法律适用，等等。立法者应当对上述问题予以关注。

三、我国涉外动产物权法律适用原则的完善

（一）确定物之所在地法原则为涉外动产物权一般适用原则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涉外动产物权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如日本1898年颁布的《法例》第10条规定：“关于动产及不动产的财产权及其他应登记之权利，依其标的物所在地法。”德国冲突法和荷兰物权冲突法，也以传统的物之所在地法规则为基本规则，对意思自治仍持谨慎态度。我国也应遵循国际私法的先进理论和顺应国际贸易经济的发展趋势，在立法上确立物之所在地法原则为动产物权一般适用原则。

自本世纪以来，物之所在地法也成为解决有关动产财产权法律冲突的基本冲突原则。物之所在地法规则契合了物权法律关系的基本属性，它一直作为涉外动产物权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同时满足了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的要求，其地位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不存在异议。诚然，引入意思自治原则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意思自治原则应只是一种补充性原则，必须局限适用于物权的特定领域，而不能前置于物之所在地法原则。

（二）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进行合理的限制

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上应该有其范围，即意思自治只限于双方的物权争议，不能对抗第三人；只要是涉及第三人的三方物权争议，除非双方当事人取得第三人的同意适用其意思自治的法律，否则就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动产本身缺乏公示公信手段，第三人在交易时一般以动产的外观来判断其权利状况，如果不加入“不能对抗第三人条款”，非但加重了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和交易成本，势必还会对第三人造成不良影响。

再者，应该对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涉外动产物权法律适用作出明确的指引，可以采用列举的方式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的法律，如双方当事人住所地法、经常居住地法、国籍法等，使得当事人作出合理有利的选择，从而节约时间和精力，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

（三）特殊动产物权法律适用原则的完善

如今涉外特殊动产的范围逐步扩大，不仅包括运输工具和破产财产，还有虚拟财产和海域使用权等等，这些特殊动产的物权属性和交易方式各异，动产所在地法不一定完全满足其需要，因此应根据这些动产的特性分别作出规定。对于运输工具，可细分为水上运输工具、陆上运输工具、空中运输工具来规定。水上运输工具如船舶，可依《海商法》的规定适用船旗国法律并加以对其质权、留置权等补充规定；陆上运输工具物权可适用注册登记地法律；空中运输工具适用国籍登记地法律。运输工具的优先物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地法。质权适用出质后动产所在地；留置权适用留置物所在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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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之国篇8

关键词：动物保护；立法；动物福利

对动物的同情，自古有之。而把对动物的同情变成公共事务，订立规则、法律去促进社会的实践，最早应当追溯到19世纪初的英国。1822年，人道主义者理查·马丁提出的《禁止虐待动物法令》(“马丁法令”)是世界上首部防止人伤害动物的立法，它使虐待动物本身成为一种犯罪，从而大大改善了动物的福利。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二战后的西方国家，伴随着各种社会思潮如女权运动、解放运动的发展，动物立法的道德动机也逐渐演化为尊重动物基本福利和权利的思想。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年代，许多国家都强调以合理保护和利用动物为目的的动物福利法治。然而，纵观中国走过的动物保护立法路，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的来说动物保护立法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立法的总体水平仍然停留在起始阶段，“动物福利”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分析我国动物生存及福利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和加强我国动物福利保护立法的建议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我国加强“动物福利”立法的必要性

对动物福利保护的历史经历了从最初的禁止虐待动物到关注普遍的动物福利，最后到广泛提倡动物福利立法保护的演变过程。严格意义上的“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一词，由美国人休斯于1976年提出，是指“农场饲养中的动物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该词目前一般指维持动物生理、心理健康和其正常生长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承认的动物福利观念，并不是指我们不能利用动物，而是指应该怎样合理、人道地利用动物，指要尽量保证那些为人类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动物，享有最基本的人道对待。通俗地讲，就是在动物的繁殖、饲养、运输、表演、实验、展示、陪伴、工作、治疗和捕杀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减少其痛苦，不得使其承担不必要的痛苦、伤害和忧伤。

国际上，动物福利的观念经过发展，已经被普遍理解为由五个基本要素构成(亦称为“5个F”、“五大自由”、或“五项标准”)，即：(1)为动物提供适当的清洁饮水和保持健康及精力所需要的食物，使动物不受饥渴之苦(免受饥饿的自由)；(2)为动物提供适当的房舍或栖息场所，能够舒适地休息和睡眠，使动物不受困顿不适之苦(生活舒适的自由)；(3)为动物做好防疫，预防疾病和给患病动物及时诊治，使动物不受疼痛、伤病之苦(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4)保证动物拥有良好的条件和处置(包括宰杀过程)，使动物不受恐惧和精神上的痛苦(免受恐惧和不安的自由)；(5)为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适当的设施以及与同类动物伙伴在一起，使动物能够自由表达正常的习性(免受身体热度不适的自由；表达所有自然行为的自由)。如果违反这五个原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动物感受痛苦、忧伤，有时可导致动物死亡。因此，使动物免受痛苦、忧伤或者免于非人道的死亡就成了动物福利法坚持的最低目标。遵照这五个原则，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对动物福利采取立法保护措施。早在1874年，欧洲共同体就制定了宰杀动物的法律文件。为了保证动物的福利，欧洲委员会食品安全署还专门为动物设立了福利部门。1994年，捷克制定了《保护动物免遭虐待的法律》，指出：动物，像人一样是有生命的生物，因此它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程度的疼痛、痛苦，因此它们值得人类的关注、爱护和保护。在我国，加强动物福利的法律保护目前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认为，在重视改善人的福利的同时，参考国际和国外有关动物福利的法规和标准，结合中国国情，通过制定动物福利立法以逐步提高和保障动物的福利是大势所趋。它具体体现在：

1．公共伦理道德建设的呼唤。人类文明已迈进21世纪。在当今社会，伦理道德生活已不仅仅定位于个人的私人领域，不仅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是多数人的价值选择、道德实践，具有绝对超越个人、人与人之间的整体效应，这种整体效应正好标示着人类文明的方向——由学会与他人共容即人类现代文明转向学会与自然共容即生态文明。从各国动物福利保护的价值理念所体现的普遍性角度看，一个人对待动物的态度如何，反映了一个人是否有健全的人格。美国犯罪学家的研究表明：年幼时虐待动物，可能是成年后犯罪的前期表现；而一个人能否善待动物，也被认为是判断他是否有善良之心的标准之一。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待动物的态度如何，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一般地说，一个善待动物的民族会把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看成无比重要的东西，基于此，他们不仅会善待本民族的人，也会善待其他民族的人。这对维护国内甚至国际社会的稳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对动物和人的关系已自然形成了独特的理念和做法。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儒家以及佛教中强烈的不杀生的文化思想一直影响着我们。但在当代，随着科技不断加速进步，现代文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陷入了深重危机。其中一种表现为对生命的忽视。它不仅表现在对人的生命的忽视，更表现为对动物生命的践踏，这种对生命践踏的表现，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一是“土法”屠宰的问题；二是动物注水的问题；三是活剥兽皮的问题；四是吃野生动物和宠物动物的问题；五是重复简单的动物实验问题；六是动物残酷表演的问题。上述对待动物的方式，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审视，已经对我国动物福利和社会共同道德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除了加强对人们道德伦理的宣传教育外，及时修改相应的法律规范，加强动物福利保护立法，这不仅是对我国悠久的人文关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社会文明进程中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