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资金保障制度范文
时间：2023-11-13 11:21:59
反恐资金保障制度篇1
【关键词】恐怖犯罪活动；资产冻结；安理会决议
2011年10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反恐工作的法律文件，其中，首次创设了涉恐资产冻结制度，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反恐工作，促进我国反恐国际合作，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涉恐资产冻结制度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阻断恐怖活动组织的经济来源和削弱恐怖活动组织或人员的经济实力对打击和预防恐怖犯罪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反洗钱法可以为冻结恐怖活动组织及其人员的资产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有关的冻结措施只是一种事后的临时性强制措施，在应对恐怖犯罪活动方面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充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反恐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安理会框架下反恐国际合作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及金融交易受各国法律严格保护等因素大大便利了恐怖犯罪活动融资以及恐怖资产的全球流动，因而，加强冻结涉恐资产的国际合作更是全球反恐合作的重点。自1998年来，联合国安理会已先后通过不少于25份的反恐金融制裁决议，均要求所有国家“毫不迟延”地冻结恐怖制裁名单所列个人或实体的资产。我国担负着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决议中规定的金融制裁措施而采取冻结涉恐资产的国际义务，[2]安理会反恐决议中的涉恐资产冻结不要求以存在具体刑事、洗钱案件为前提条件，这与我国现行的资产冻结制度均依附于具体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或者反洗钱调查案件存在严重冲突，而外交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又难以担当赋予金融机构冻结相关资产的法律授权重任。[3]
结合恐怖犯罪活动的新特点，建立一种兼具预防性质的独立的涉恐资产冻结机制，从源头上切断恐怖活动的经济命脉，迫使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及恐怖分子在财力上捉襟见肘，难以发动恐怖袭击和维持恐怖同盟，无法在全球各地建立基础设施和发展致命武器，就显得极为必要。当前，国际社会在反恐立法方面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依内容和功能进行划分，概括起来可分为反恐预防法、反恐处置法、反恐制裁法以及反恐恢复法四大块。[4]独立的涉恐资产冻结机制是反恐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刑事制裁一道筑起了阻断恐怖活动经济来源的法律利剑。
我国新颁布的反恐《决定》实际上是一部授权法。一方面，它授权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根据《决定》所确定的标准甄别和认定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另一方面，它授权国务院公安部门和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对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个人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采取冻结措施，并且进一步授权国务院主管机关为实施上述授权事项制定具体的行政规章。随着该《决定》的颁布，我国反恐法律体系渐趋完备，新创设的资产冻结行政制裁制度，使得国家主管机关能够合法、主动、快捷地确定反恐行政惩治和防范的对象，尤其是能够通过强有力的财产限制措施实现上述惩治和防范的目的；同时，为我国有效开展反恐怖国际合作、履行所承诺的国际义务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依据。
二、涉恐资产冻结制度的基本特点及主要规则
从涉恐资产冻结措施的性质上看，冻结涉及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的资产是一种行政制裁措施，而不是一种资产保全措施。对涉及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的资产予以冻结的目的是对有关的个人或组织施加经济压力，阻断恐怖犯罪活动的经济来源，以迫使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和人员停止或者放弃恐怖犯罪活动。该制裁措施的实施不以存在相关的刑事、民事、洗钱案件为前提条件，也不要求逐一审查是否存在证据保全、财产保全或财产执行的必要性，不同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对相关财产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的冻结制度。
冻结涉恐资产的制裁性还体现在冻结期限的不确定性，《决定》并未对涉恐资产的冻结期限作出限制性规定，只要有关人员或组织继续被保留在制裁名单之中，其资产就将处于持续的冻结状态。与此不同，我国其他法律所规定的资产冻结措施均受到有关强制措施执行期限或者有关案件办理期限的限制。《决定》中规定的冻结资产，与反洗钱法规定的，在反洗钱调查中采取的临时冻结可疑账户资产的措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二者在冻结期限以及金融机构冻结义务上存在明显不同。在冻结涉恐资产中，除了不受48小时冻结期限的约束外，金融机构应该主动依据《决定》甄别和冻结有关资产，而在反洗钱调查中，金融机构是根据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批准，被动执行冻结决定。
从涉恐资产冻结的条件上看，某一组织或人员被认定为恐怖犯罪活动组织或恐怖犯罪活动人员，是对涉及该组织或人员的资产实施冻结的唯一必要条件。《决定》第二条、第五条明确了我国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和恐怖犯罪活动人员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模式。《决定》从行为的目的、手段和后果三个方面对“恐怖犯罪活动”进行界定，这个定义借鉴了我国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文件的规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仅为我国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及人员的认定提供了明确标准，也为我国确认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及外国认定的恐怖犯罪活动组织提供了可能性。
在认定模式方面，《决定》采纳了行政认定模式，即由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统一行使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的认定权，由公安部予以公布。这种行政认定模式更加符合反恐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反恐国际合作的需要。因为，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及人员的认定，不仅是个法律问题，还可能涉及政治问题；不仅涉及对我国境内的组织及人员的认定，同时包括对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国家或地区认定的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及人员的国内确认问题，关乎国家主权；反恐国际合作不仅要在司法领域进行，同时应在外交、军事、情报等领域展开。授权能够综合和协调各主管机关意见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履行甄别与认定职能，较之逐案的司法认定模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综合性和影响力。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多由中央行政机关负责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及人员的认定事宜，比如，加拿大、南非、美国、英国、新西兰分别由总督、总统、国务卿、国务大臣和总理对恐怖犯罪活动组织或人员予以认定。[5]
从涉恐资产冻结的程序上看，《决定》明确了冻结涉恐资产的执行义务人和执行程序。《决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对于涉及国务院公安部门公布的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应当立即予以冻结，并按照规定及时向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在我国，金融资产受到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在内的特殊保护，冻结金融资产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只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机关才能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作出冻结决定。《决定》的规定为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冻结相关资产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施加了上述机构主动甄别、发现和报告涉及恐怖犯罪活动名单中的组织或人员的资产的义务。这里的“金融机构”包括，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其他金融机构。“特定的非金融机构”包括经批准，依法从事汇兑业务、支付清算业务、基金销售业务和保险经纪业务的非金融机构。
与普通刑事、民事、洗钱案件中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被动执行司法或行政机构针对个案的冻结决定不同，在针对涉恐资产的冻结中，只要国务院公布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名单，上述机构就有义务主动冻结相关资产，而且冻结的范围需要上述机构主动甄别确认。我国反洗钱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为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有效甄别涉恐资产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冻结涉恐资产方面，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一旦疏于履行主动甄别、主动冻结的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所创建的涉恐资产冻结制度也为我国司法机关在办理恐怖犯罪案件时查处与案件有关的财物提供了便利，该制度完全可以与我国刑事冻结、扣押和没收制度相互衔接与配合。笔者认为，对于已经依照《决定》加以冻结的涉恐资产，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无需重新采用刑事冻结、扣押手段进行重复冻结。对于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新发现的涉恐资产或者相关的资产线索，刑事司法机关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司法冻结与扣押，或者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搜查。对于依照《决定》加以冻结涉恐资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可以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没收、充抵罚金或者用来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
三、适用涉恐资产冻结制度需注意的问题
《决定》从我国反恐实践出发，授权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上述主管机关在制定冻结涉恐资产具体办法时，需要特别注意解决和规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资产冻结义务的法律责任。我国反洗钱法虽然为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和未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义务，依据情节轻重，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并未对上述机构不履行资产冻结决定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同时，上述机构在冻结涉恐资产方面的主动甄别、主动冻结义务重于其依据反洗钱法承担的义务，因此，有必要在具体办法中专门规定上述机构违反《决定》规定的冻结涉恐资产决定的法律责任，并且该法律责任应适当较反洗钱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严厉。对于违规的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以及有关责任人员，可以根据情节轻重设置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等处罚措施，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为受制裁人员设置必要的法律救济手段并为相关的资产冻结保留一定的人道主义豁免可能性。由于恐怖犯罪活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以及反恐斗争的特殊性，为了有效打击恐怖犯罪活动，反恐司法或执法中的“公民权利克减原则”已获普遍认可。但这种“克减”不是没有限度的，联合国安理会恐怖制裁名单因为未能很好地为名单所涉人员提供申诉和上诉的权利，曾经引发关于人权尤其是对公正审判权和公平补救权缺失的诘难，从而对安理会反恐金融制裁措施的效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针对执行制裁措施中发生的上述问题，联合国大会在2005年9月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呼吁安全理事会“确保订立公正、透明的程序，用于将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和从中删除，以及给予人道主义豁免。”[7]为在依法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恐怖犯罪活动的同时，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建议在拟制定的冻结涉恐资产具体办法中，确定受制裁人员对列名的复议权以及建立一套包括申请、审查、决定在内的除名程序。在确定具体冻结范围时，有必要借鉴安理会决议中有关基本开支所必需的费用及其他必要费用冻结例外的规定，建立涉恐资产冻结的人道主义豁免制度。
第三，严格规范安理会反恐决议中资产冻结措施的国内执行程序，依法实现对国外恐怖犯罪活动组织和个人的转换认定。由于资产冻结构成对受制裁者财产权的限制或剥夺，在执行安理会反恐资产冻结措施的情况下，应当严格依照《决定》的规定，将安理会制裁决议所附受制裁者名单提交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依法进行审查并实现转换认定。为此，冻结涉恐资产的具体办法需要设计合理与快捷的程序，要求外交部门及时向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报告安理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对受制裁组织和个人的认定理由和依据、对受制裁者名单的调整和修改情况、对资产冻结范围的修改和调整情况等一切与资产冻结措施相关的信息，确保合法、有效和及时地履行我国所承诺的国际反恐义务。
在《决定》创建的涉恐资产冻结制度与刑事司法程序中资产冻结、扣押和没收制度的衔接及协调问题上，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也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处理好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区分并理顺行政冻结与司法冻结的关系，尤其需要解决好在刑事诉讼中对依照《决定》冻结的资产的没收和处置问题。我国司法机关还应当考虑如何在涉恐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或者死亡情况下没收已依照《决定》冻结的资产问题；在此种情况下，由于涉恐资产往往可能并非构成“违法所得”，甚至表面上属于嫌疑人的合法所有的财产，因而，检察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申请时，应当特别注意从被冻结资产与恐怖犯罪活动组织或者人员的归属关系上证明有关财产可能被用于恐怖犯罪活动，构成依法应予没收的“其他涉案财产”，更准确地说构成“供犯罪使用的财物”，根据我国法律，即使这些财物来源合法并且归犯罪人合法所有，同样属于追缴与没收的对象。[8]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一般项目——《中国执行安理会金融制裁决议法律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1BFX1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为执行安理会反恐决议，外交部曾先后三次向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要求，“毫不迟延”地冻结相关恐怖名单的个人或实体的资产。
[3]参见黄风著：《资产追回问题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114页。
[4]参见赵秉志、杜邈：《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完善研讨》，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第142页。
[5]参见杜邈：《外国恐怖组织认定机制初探》，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02—104页。
[6]安理会不断改进列名、除名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并在安全理事会第1904（2009）号决议中设立了一个“监察员办公室”，负责协助委员会审理除名申请。
[7]联合国大会文件：《通过公正和明确的程序加强定向制裁》。
[8]例如，我国禁毒法明确规定：“直接用于实施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设备、资金”属于“应当收缴”的财物。
反恐资金保障制度篇2
检察机关在反恐中的作用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米其罗(asha-rosemigiro)先生在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讲话中强调，检察官可以让为受害者负责，检察官在反恐中发挥着独特、重要的作用。安理会反恐委员会主席、土耳其大使阿帕坎(ertugrulapakan)先生也指出，检察官在全球反恐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是各执法部门之间必要的桥梁。虽然各国的司法体制各有不同，但检察机关作为现代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的反恐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还在反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一是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侦查的引导作用。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是检警一体模式，警察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检察官的要求。为提高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成功率，很多国家的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了对警察侦查工作的指挥和引导。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是检警分立模式，检察官与警察各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侦查权，但在调查和检控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中，也强调检警之间的合作。在中国，对于收集证据、证明犯罪等存在较大难度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以及其他重大、复杂案件，检察机关通过指派专人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取证的方式，来增强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二是很多国家将原属法院的一些司法权力交由检察机关行使，以减少制约追诉恐怖主义犯罪的关卡和程序，尽快抓获，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如在埃及，对有线或无线网络上邮件、短讯、电报和对话内容进行监测或截取，必须获得预审法官的特别授权，而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调查，则由检察机关颁发此类授权。
三是为了统一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很多国家将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从诉讼领域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西班牙成立了检察官领导下的保护受害人办公室;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可裁定是否将恐怖主义犯罪人移交给其他州或行政区服刑;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预防恐怖活动。
二十一世纪恐怖主义面临的挑战
反恐委员会主席阿帕坎先生指出，恐怖主义犯罪案件越来越复杂，恐怖手段和技术越来越高明，因此应当注意研讨如何应对不断创新的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委员会执行局主任史密斯(mikesmith)先生认为，应当弄清真正的挑战在哪里。立法将恐怖主义包括资助恐怖主义定罪固然重要，但是在刑事司法中如何落实，如何成功也很重要。总结与会代表的发言，二十一世纪恐怖主义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恐怖主义犯罪的跨国性进一步增强，体现在恐怖组织或人员、活动地点、袭击对象等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相应的，犯罪地点、嫌犯位置、证据持有、受害者国籍等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因此，不论哪一个国家对之进行追诉，都需要获得其他有关国家的支持和协作。
二是恐怖活动的手段与方式复杂多变，除了传统的暗杀、爆炸、劫机、绑架等手段外，利用生物、化学、核武器、计算机、网络等进行恐怖活动呈发展之势。相应的，便面临着多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犯罪，包括传统和非传统形式的恐怖主义犯罪实行犯，以及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培训、策划、筹备等非实行犯(广泛的共同犯罪)。目前对煽动恐怖主义如何定罪还存在分歧。如何既预防煽动恐怖主义又尊重人权是很难平衡的问题。
三是恐怖主义组织往往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组织严密，装备先进，且恐怖主义组织间相互勾结，有进一步联合、合作的倾向。这意味着恐怖主义犯罪能力越来越强，技术越来越高，相应地侦破恐怖主义犯罪、缉拿以及证明等都更加困难。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反恐处处长丘若斯(muhammadkhalidqureshi)先生指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决定了其攻击有周密的规划，秘密组织及其支持者不断调整目标、方式，装备也尖端化，而我们的调查、能力不高，缺乏培训，设备落后。国际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需要支持能力建设，培训、设备、管理需要大量精力、能力，任务艰巨。
四是恐怖袭击活动往往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性以及短时间内连续实施的特征，这就要求反恐必须能够快速反应，包括迅速破获案件、缉拿，以防止恐怖主义犯罪行为连续发生，以及迅速有效地收集证据，将绳之以法，打击其嚣张气焰。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证据问题。目前在证据、证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恐怖主义犯罪的证人、受害人不愿或不敢作证，经常对成功检控造成实质。二是为了应对危害性、危险性极高的恐怖主义犯罪，很多国家扩大了执法部门的权限，为反恐侦查机构提供特殊侦查手段，如电子监听、特工行动、控制下交付等，相应地就会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并且还面临情报机构获得的信息、情报要保密而刑事诉讼过程要求透明二者之间的矛盾。
联合国与犯罪办公室反恐办主任茹茵(ceciliaruthstrǒmruin)女士认为，应当从四个方面应对巨大的挑战:一是积极主动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使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并规范密谋、煽动恐怖主义犯罪等罪名的标准;二是规范收集、使用与恐怖主义犯罪有关的信息、情报，建立独立的机构进行司法审查和监督，解决信息、情报的保密与司法程序透明间的矛盾问题;三是加大对执法机关的培训力度，就如何使用强有力的调查、手段为检察官提供全面的建议和培训，以提高执行安理会1373号决议的能力;四是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努力拓展国际合作的途径和范围，形成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合力。
恐怖主义融资
2000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强调，各缔约国应特别酌情考虑采取管制措施，以预防和制止涉嫌为恐怖主义目的提供的资金的流动，并加强关于这种资金的国际流动的情报交流。安理会1373号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应预防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将募集可能用以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资金的行为犯罪化，禁绝资助恐怖主义者。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资金是恐怖主义犯罪的命脉，因此在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命脉。反恐执行局高级司法官罗杰(trevorrrajah)先生认为，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是洗钱和恐怖融资，遏制和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能够起到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作用。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与资助机构有联系。金融反恐主要是沿着恐怖主义组织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发现和跟踪恐怖主义组织行踪，破坏他们利用网络的能力，掐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
反恐国际合作
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呼吁会员国与其他国家政府展开合作，调查、发现、逮捕、引渡和，强化反恐行动信息的交换，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展开合作。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虽然联合国大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了一系列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宣言和公约，但静态的国际性禁止法律规范或宣言只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先导基础，国家间的动态协作才能真正形成强有力的惩治恐怖主义措施。因此，必须加强国家间的合作，才能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方面有所作为。目前，很多国家在探求高效、快捷的反恐国际合作途径，如法国和德国商定两国可以联合通缉，并设联络官协调通缉行动的措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代表都在发言中谈到了“欧洲逮捕令”(即欧盟成员国司法当局相互承认搜捕权力的一项制度)为欧洲国家间的反恐合作提供了迅速便捷的程序。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创立的四项区域检察合作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亚欧会议成员国检察院对话合作机制和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反恐检务合作畅通了渠道。
但同时，反恐国际合作也仍然存在诸多障碍。俄罗斯、印度等国检察官代表在发言中，对有关国家在嫌犯引渡方面的态度和做法等提出了质疑。从研讨反映的情况看，引渡制度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合作中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例外规定。虽然国际社会已经认同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犯罪原则，但由于在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认识，加之目前没有一个引渡条约、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国内法对政治犯罪下过定义，这就难免会出现有的国家会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理由拒绝请求国引渡请求。另外，各国国内法上的差异，如不同的程序、不同的举证标准以及对死刑问题的不同态度等，也是制约反恐国际合作的障碍。
反恐资金保障制度篇3
关键词：“中国大妈” 抢金热；中小投资者；投资环境
一、“中国大妈”抢金热概况
据中国黄金发展协会报告，中国一季度消费320.54吨黄金，同比增长25.6%。自从4月份世界金价下跌，“中国大妈”的抢金狂潮一波胜过一波，因此网友调侃：“有种金融大鳄叫做‘中国大妈’。”“中国大妈”实指中国内地黄金个人投资者，虽然国际金价的回升与抢金狂潮并无联系，毕竟整个黄金市场的黄金量远远大于金饰市场黄金含量。然而这种抢金狂潮让人忍不住回想2011年的“抢盐”狂潮，但抢金也好，抢盐也罢，甚至是抢奶粉、抢白醋，都反映出中国大妈疯狂背后的恐慌。
二、“中国大妈”抢金热暴露的现象与问题
笔者通过心理学、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民众的消费和投资潜力巨大
富人有了“闲钱”，自然想到投资；穷人为了获得未来更好的预期消费，保住钱不贬值，也通过投资的渠道将现时消费转化成未来消费。300多万黄金抢购背后蕴藏了巨大的民众投资能量。
2.个人投资者陷入投资理财的困境
“中国大妈”爱追风，爱抢购，爱横冲直撞。由于缺乏投资理财专业知识，民众陷入投资理财困境。这种习惯性恐慌、头脑发热的投资想法不够成熟和理智。并且，很多“中国大妈”对于金饰和金条的概念混淆，实质上被抢购的金饰不同于作为投资的金条，金饰经过加工处理，算上各种人工费和厂商利润等，其价格远远高于投资型金条，并且难以变现，所以与金条投资价值不同，投资者需谨慎。
3.中国民众对投资环境充满担心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工资上涨速度远远比不上房价，个人投资者投资楼市能力弱；股市的萎靡不振一次次减弱了股民们的自信心；充满“庞氏骗局”的理财产品让民众心里没底；就连以前最信得过的银行存款，它的存款利率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难以逃脱贬值的魔爪……“中国大妈”把金饰错当救命稻草，反映了中国大妈对投资环境缺乏安全感。
三、如何解决抢金狂潮暴露的问题
1.个人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中国大妈”抢金狂潮虽比2011年的抢盐狂潮有些事实依据——世界金价下跌，然而二者实为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异。民众仍需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避免盲目从众、盲目跟风，用更专业的眼光去对待投资与理财问题。同时，社会应积极普及投资理财基础知识，提高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素质与修养。
2.深化金融改革，提供多样化和专业化投资理财产品
中国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更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投资理财产品，不仅满足中小投资者对于时间和流动性的需求，更满足他们对于专业化团队管理的需求，提高投资理财的效率和专业水平。
3.建立健全金融市场监督机制，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中小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应加强我国金融市场的法律体制监督与道德约束，完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从而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利与利益。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贫富差距仍然悬殊，很多“中国大妈”实为社会环境的弱势群体。那么，应该如何消除民众恐慌，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呢？为此，我国仍需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从而给“中国大妈”一颗实实在在的“定心丸”。（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反恐资金保障制度篇4
【关键词】普惠金融 反洗钱 风险为本
一、普惠金融简介
普惠金融指的是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正规、安全、便利服务的金融体系。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涵：一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和权利的理念。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总裁尤纳斯教授说：信贷权是人权。这说明只有每个人拥有金融服务的机会，才能让每个人有机会参与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二是将贫困、低收入人口和中小微企业全面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实现普惠金融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使未被正规金融惠及的中小微企业、低收入者和农村偏远地区等经济弱势群体，能够获得与大企业和富人机会均等的安全、快捷、可承受的正规金融服务和产品。三是持续进行金融创新。为让个人和群体获得正规、安全、便利的金融服务机会，需要在金融体系进行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同时在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过程中遵循风险可控的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
二、普惠金融与反洗钱的关系探讨
（一）普惠金融和反洗钱具有互相依赖关系
2008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发展普惠金融以确保更多的客户使用正规金融服务，可以扩大反洗钱控制范围，提升其有效性。一般来说，反洗钱机制都是建立在正规金融服务渠道之上，推行普惠金融在扩大正规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同时，也缩减了非正规金融、现金交易和各类民间地下经济活动的范围，减少其中蕴涵的洗钱风险。从另一方面，在普惠金融中采取合适的反洗钱策略和方法，也有助于金融机构规避各类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安全性、质量和效率，在实践需要避免的是反洗钱过度监管和“一刀切”式监管带来的金融排斥问题。总体来看，普惠金融与反洗钱工作是相互依托、彼此促进的关系。
（二）普惠金融需要各项金融政策和监管措施相配合
近年来，为更好更快地发展和完善普惠金融体系，世界银行、G20集团、普惠金融全球合作组织（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简写为GPFI）、FATF等国际性组织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提出了很多政策性标准和监管建议。其中，FATF 2011年在专题研究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出台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措施与普惠金融指引》，提出了协调处理普惠金融与各项反洗钱措施的政策建议和实践参考，以避免由于过度收集身份信息、身份验证手段单一、流程设计缺乏弹性而将弱势群体等人群排挤出正规金融服务体系。2013年，FATF在适应2012年推出的《打击洗钱和恐怖及扩散融资国际标准》（以下简称“FATF标准2012”）的新要求，又推出了新版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措施与普惠金融指引》（以下简称“指引2013”）和《FATF建议技术性合规和反洗钱/反恐融资体系有效性评估方法》（以下简称“评估方法2013”）。上述标准、指引和方法对我国具有良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有助于准确理解和灵活运用反洗钱国际标准，进而结合实际国情来解决我国普惠金融中反洗钱工作的现实问题。
（三）风险为本方法是普惠金融反洗钱的核心
2012年FATF修订后的《打击洗钱和恐怖及扩散融资国际标准》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强调将风险为本方法作为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体系的通用和基础原则，风险由国家层面的外部威胁、金融机构层面的内部弱点和由此引发的后果三个因素组成，国家和金融机构层面都应有效理解、识别和评估其洗钱风险，在此基础上采取合适行动以降低风险并有效分配自身资源，重点应关注高风险领域。总体而言，在普惠金融中采用风险为本方法，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规则为本反洗钱监管中出现的金融排斥、成本向金融机构客户转嫁等问题。
三、FATF对普惠金融中反洗钱机制的指引性要求
（一）可伸缩的客户身份识别方法
1.必须采取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的情形。主要包括：建立业务关系；交易金额在15000美元/欧元以上的一次易，或是FATF标准2012第16条解释中涉及到的情形；具有洗钱或恐怖融资嫌疑；怀疑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识别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
2.基本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主要包括：运用可靠、独立来源的文档、数据或信息识别验证客户身份；识别受益人并采取合理措施验证实际控制人和控制关系；了解真实交易背景；业务关系存续期间持续识别客户身份，必要时识别资金的来源。
3.区分洗钱风险大小采取相应强度的识别措施。对低风险情形采取简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对洗钱风险高的情形仍需采取强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FATF标准2012第10条的解释17款中列出了一些低风险情形，但这些情形应当经过国家、行业或金融机构层面上洗钱风险评估后的确认，相关评估应当全面并有正式文件证明材料。对非面对面业务、业务、跨境汇款、通过第三方识别的、存在洗钱及恐怖融资嫌疑的、涉及外国政要情形，仍须采取强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
（二）妥善保存客户交易记录
根据FATF标准2012第11条要求，金融机构的国内和跨境交易记录（含一次易）至少应保存5年，同时金融机构在客户尽职调查过程中获取的全部客户身份信息（官方身份证明的复印件或记录，如护照、身份证、驾驶员执照或类似证明材料、账户资料及商业信函等，包括在与客户发生复杂、大额交易时查询客户背景和交易目的时的询问等相关分析结果）也应至少保存5年。
（三）有效的交易监控措施
风险为本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可疑交易监测，原则上只要金融机构认为可疑情形已经形成，就应该及时报告可疑交易，即使涉及采用简化或免除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的情况。金融机构在利用客户、服务、产品、地域等因素来识别异常交易时仍适用于风险为本方法。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监管部门的黑名单、洗钱类型分析、预警及工作指引等信息来识别可疑交易，并定期评估筛选提取、识别、分析和报告可疑交易计算机系统功能的充分性和可靠性。
绝大部分国家并未对弱势群体客户采取专门的或特定的交易监测。但一些商业机构针对弱势群体客户开发了专门的监测指标。如西联汇款（West Union）对弱势群体客户建立了以下监测指标：临柜不配合深层询问或监测到可疑行为；交易模式与客户身份不符；有恐怖融资迹象；试图向人员或柜员行贿或施加支配性影响，或被发现提供误导性信息。
（四）通过机构完成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职能
利用机构提供金融服务是金融普惠的重要拓展模式，FATF的“指引2013”将接受金融机构委托提供金融服务的移动电话运营商、保险中介机构、特约商户、专业汇款或价值转移等类型机构均视为机构。在合同中应明确机构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义务和责任，通常应包括建立适当的内部控制措施，对员工进行反洗钱培训，执行反洗钱或反恐怖融资审查、记录保存和报告义务，但委托金融机构应当承担机构未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最终责任。
（五）健全完善内部控制措施
FATF指引2013要求所有为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和偏远地区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应当完善内部政策、流程和控制，包括合适的合规管理措施以及在招聘时有充分的筛选程序以确保员工具备高素质，有持续的员工培训计划和内部审计职能。应综合考虑自身业务性质、范围、复杂程度、业务操作的多样性、经销渠道、交易规模等因素，按照风险为本的方法弹性设计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内控框架。FATF指引2013建议上述框架应当包括：对更容易被滥用来作为洗钱或其他犯罪弱点的业务操作（含产品、服务、客户和地理位置）给予更多的关注；定期审查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将金融机构业务操作的市场位置这一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在管理层中指定一人或多人负责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合规工作；设置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合规职责和审查程序；在新产品前确保有充分合理的洗钱风险控制措施；实现风险为本的客户尽职调查政策、制度和流程；对较高风险客户、交易和产品采取充分的控制措施，必要情况下应限制交易和经管理层审批；能够及时识别出需报告的交易并确保准确填写相关报告；将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合规融入对特定人员的职位描述和业务评价；对相关员工提供合适的业务培训。
四、对我国发展普惠金融做好反洗钱工作的政策建议
（一）正确处理好发展普惠金融与反洗钱工作的关系
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二是强化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保险中介、投资公司、投资咨询公司以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因为洗钱风险大小与机构规模并不必然相关。同时在引导这些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者及弱势群体支持力度的同时，对其开展的非以上范围金融业务时，应采取与其他金融机构相同的反洗钱监管要求。
（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做好制度顶层设计
FATF标准2012和评估方法2013、指引2013的核心是采用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技术性合规和有效性并重的思路，代表了国际上反洗钱工作和普惠金融方面的新思路和方向，我国今后应在理解和把握反洗钱国际标准发展动向基础上密切结合国情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科学指导金融机构合理开展洗钱风险评估，实施客户分类管理，真正体现风险为本反洗钱方法的本质要求，促进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有效解决我国普惠金融反洗钱工作中的现实问题
一是适当放宽低风险个人客户身份认证标准，除居民身份证外，建议将户口簿、工作证、机动车驾驶证、社会保障卡身份证明文件作为对其身份进行验证的有效性证件，同时对外国政要、资产高净值客户、黑名单客户的识别、验证及监控采取强化措施。二是加强洗钱类型分析工作，不断完善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控系统的功能。对风险较低的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和偏远地区弱势群体客户，以及小额账户、小额支付等相关低风险交易的监测侧重于通过机器筛选，重点加强对高风险客户资金交易及非面对面、、大额现金、理财等高风险业务的监测和人工甄别分析，真正达到按风险为本反洗钱方法要求合理分配资源的目标。
反恐资金保障制度篇5
1当前涉油企业保卫反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①实行政企分开后，一些涉油企业领导在本公司内部保卫反恐工作上认识滞后，思路上意见不统一，思想上松懈、麻痹，而有的企业往往只将短期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主观上将涉油企业保卫反恐工作是促进企业经济发展的要素和重要性忽视，部分企业存在重效益、轻安全、顾眼前、弃长远的思想观念，花很少时间、精力去研究应变的方式、方法，保卫反恐工作列不上安全会议议程，多被当成后勤、闲杂工作来应对，这种错误的认识致使大部分涉油企业保卫反恐部门形同虚设，无法促进保卫反恐防范工作的进一步落实。
②当前，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下滑各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导致企业发展侧重点继续偏移，资金的分配和减员往往从后勤保障部门入手，这使得部分企业保卫反恐工作严重薄弱，缺乏保卫反恐专项经费，没有保卫人员编制，对安全检查中指出的隐患问题，上推下避，整改落不实，特别是在人员较少的涉油企业尤为突出，以至于部分涉油企业保卫部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③1997年公安部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制定的《国家石油企业安保工作暂行规定》和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石油企业保卫组织无权对企业内大小刑事、治安案件等许多违法案件进行查处，以上案件均由属地公安机关负责查处。进而导致一些涉油企业对此干脆消极对待，涉油保卫工作丧失了保卫反恐应有的威慑力。
④物防措施不足，安全隐患突出，部分企业的要害部位设防不足。而大多数保卫部门“有兵无枪”，虽配有保卫人员，却没有配备基本的保卫装备，即使就地取材、自备防范器具也没有，一旦突发事件，根本无力应对。
2 涉油企业保卫反恐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①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涉油企业稳定发展的根本是要具备良好的保卫反恐环境，目前国际国内反恐怖形势异常严峻，而且涉油企业正值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必须要严格加强涉油企业的保卫反恐防范工作。涉油企业必须要从高度的政治角度为出发点，切实加强企业保卫反恐工作，务必充分认识到当前严峻的形势下保卫反恐工作是保障涉油企业持续性发展的重中之重。
②分工明确，涉油企业的保卫反恐工作形成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要由领导负责、分管领导亲自抓、职能部门主动抓的长效工作机制，促使企业领导将保卫反恐工作会上常提、手里常抓、心里常在，认真处理好涉油企业保卫反恐工作的各种问题。
③重在根本，双管齐下，治本为先。涉油企业务必认真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要求，抓好保卫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保卫反恐工作的持续发展，确保保卫反恐资金能归口管理、归口使用，有条件的企业必须按照上级领导部门的要求定期对保卫反恐队伍进行业务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保卫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把企业保卫反恐的着力点放在重点单位和生产运行的要害部位上，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建立和完善保卫反恐体系。
④从安全防范的三个基本要素入手，同时，需在培训及应急演练的人防、物防、技防上加大力度，人防方面首先按照反恐等级规范要求，重点部位需保卫人员24小时值守，物防方面要求配备反恐器材、防撞柱、破胎器、门房报警系统等，技防方面应在重点部位设置围墙周界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特别是进出人员、车辆的登记及重点生产区域附近重点人员信息的登记。
⑤结合涉油企业的具体情况编制出切合实际的反恐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保证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况下能有效地将突发性事件制止和扑灭。
⑥要建立一支作风过硬、业务精良的保卫反恐干部队伍，作为涉油企业领导更应清醒认识到保卫反恐工作迫在眉睫，要不断加大涉油企业保卫组织建设，通过进一步改善保卫反恐部门名存实亡的现状，确保各项保卫反恐工作的措施，并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常驻心中，在人才的选拔上要将政治立场坚定、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熟悉业务的人员列为首选。同时，多措并举采取岗位练兵、培训、学习、入学深造等多种形式来进一步提高保卫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切实发挥好他们在企业保卫反恐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推动企业保卫反恐工作水平。
注释：
①恐怖组织是指：（一）以暴力恐怖为手段，从事危害社会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恐怖活动的组织。（二）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或分工体系。（三）符合上述标准，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曾组织、策划、煽动、实施或参与实施恐怖活动，或正在组织、策划、煽动、实施或参与实施恐怖活动；（2）资助、支持恐怖活动；（3）建立恐怖活动基地，或有组织招募、训练、培训恐怖分子。（四）有明显政治目的或者政治政治诉求，又以恐怖活动为威胁和行动手段的恐怖组织。
反恐资金保障制度篇6
笔者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被认定为新的全球私人银行中心，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在7小时飞行半径里覆盖众多亚洲国家，尤其对离岸信托有时效性要求的亚太客户，在欧洲下单后有24小时时滞，而新加坡不存在）、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完备的私银业生态系统外，最主要的就是健全的法律框架和高标准的金融监管，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一、新加坡私人银行业务反洗钱工作经验
作为一个发达、开放和稳定的东南亚经济体，新加坡已成为国际洗钱行为的理想目的地。尽管新加坡政府对犯罪活动采取强硬立场，但东南亚地区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是历史性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存在严重的与腐败有关的资本外逃现象以及清洗犯罪收益的活动，再加上新加坡作为新晋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其面临的清洗黑钱及恐怖融资活动的风险愈发严峻。对此，新加坡当局建立了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对私人银行业进行严密监管。
（一）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新加坡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战略委员会和内政部负责反洗钱立法及宏观政策制定；金融管理局（MAS）负责银行业机构的反洗钱监管；金融调查组、贪污调查局和中央禁毒署等执法机构负责调查、打击洗钱及其上游犯罪。总检查署负责立法的起草和修改，洗钱/恐怖融资犯罪，处理刑事司法互助事项和引渡的请求。
新加坡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主要法律是《贪污、交易和其他严重犯罪（没收犯罪收益）法》（Corruption， Drug Trafficking and Other Serious Crimes， CDSA，1999年9月起实施），规定了424种严重犯罪为洗钱的上游犯罪，涵盖了FATF制定的21个犯罪类别，明确了可疑交易报告的法定义务。而且不论上游犯罪发生在何地，只要犯罪收益在新加坡境内或经过新加坡，CDSA都将适用。为了应对不断演变的洗钱/恐怖融资威胁，并满足国际标准新要求，法律框架和执法标准也在不断进行更新和修订，如2013年7月，新加坡当局根据FATF新40项建议将税收洗钱定义为严重犯罪。
金融管理局依据CDSA，对金融机构规定了更加具体明确的法律义务，并就如何履行这些义务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引。金管局要求新加坡所有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架构，对客户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当客户、商业关系或交易呈现更高的洗钱/恐怖融资风险时，强化的客户尽职调查是必须的，这一点对私人银行业客户尤为关键。根据客户尽职调查的具体要求，任何银行不得开立或者保持匿名或假名账户，并应对任何与客户有关的受益人进行调查。当银行不能完成客户尽职调查措施时，应终止业务关系并根据情况的可疑性决定是否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二）严密的监管
金管局作为银行业管理当局，采用风险为本的方法，根据每家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客户/产品/服务类型，经营的地理区域，以及机构内部风险控制系统的质量，对其洗钱/恐怖融资风险进行评估。
金管局采用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考察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确保机构手册中规定的政策、程序和控制得到充分执行。对于被认定为高风险的机构，金管局进行现场检查的频率会更高。由于金管局的目的是为了要防范于未然，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发生触犯法律法规的情况，金融机构还是会因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控制措施薄弱而受到处罚。
对于那些没有达到要求的金融机构，金管局会加以警告。根据机构的不同情况，金管局会要求金融机构指定外部咨询师，对机构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架构进行彻底的评估；或者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合规的资源投入。在一些案例中，尽管金融机构制定了完善的反洗钱架构和流程，却由于无效的管理层监督而导致制度没有得到充分执行，金管局因此要求金融机构更换高管。
商业事务局金融调查组下设的金融情报中心―可疑交易报告办公室，负责接收和分析可疑交易报告，为侦查洗钱、恐怖融资以及其他犯罪提供金融情报。金融机构必须在交易被标识为可疑后的15日内及时将其上报。当金融机构因为任何理由不能完成客户尽职调查时或者因为客户不能或者不愿意提供金融机构要求的信息导致申请中的业务关系或交易的延迟、现有业务关系的终止的，银行应考虑这种情况的可疑性是否有必要制作可疑交易报告。在对可疑交易报告进行分析时，分析人员将调查可疑交易主体以及与交易主体有关的其他个人或公司的各种情况，确定构成洗钱罪的可能性。
（三）积极开展跨境合作
新加坡当局积极与FATF、税务透明与信息交换国际论坛，以及巴塞尔委员会下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专家组合作，协作建立一个适当、有效的国际标准。可疑交易办公室与国外各执法和情报机构保持密切合作，签订谅解备忘录。新加坡还修订CDSA，允许可疑交易办公室在保密和互惠的基础上与外国金融情报机构共享信息。金融管理局也与国外对应机构交流共享核查报告、参与联合监管，提高在境外运营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控制和标准。
目前，打击跨境逃税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新加坡在2009年开始采纳税务信息交换国际标准，提升信息交换的效率。新加坡于2013年11月通过的所得税（修正）法案就税务信息交换做出制度上的变动，包括允许国内税务局（IRAS）在税务信息交换的情况下，无需获得法院颁令，就能自行向金融机构要求特定的银行及信托信息，以及在无需与个别合作伙伴更新双边税务协议的情况下，扩大税务信息交换援助以符合国际标准。今年5月，根据美国2010年出台的《美国海外账户合规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今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以下简称《合规法案》），新加坡政府与美国财政部就税务信息共享达成实质性协议，正式协议预计在年底前签订。
根据《合规法案》，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纳税人必须向美国税务局申报这些海外资产信息；外国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投资基金和保险商，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提交符合条件的海外账户信息，没有遵从上述要求的金融机构在美国的投资收益将被征收30%的预扣所得税，甚至可能完全遭到美国资本市场的排斥。这对于那些将偷税漏税作为一项盈利业务的金融机构来说不啻是重大打击。而在新加坡的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卡者和其他美国税务申报人为数众多，因此协议的签订对新加坡造成重大影响。
（四）加强对可疑资金流流入的警惕
新加坡面临的洗钱风险主要来源于国外上游犯罪导致的洗钱活动，如2007年至2011年间，外源性上游犯罪引发34%洗钱犯罪，涉案金额高达2.65亿美元。近年来，随着外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举措的进一步实施，新加坡面临的非法资金流入的风险进一步加深。比如，瑞士此前与英国和德国签订了双边协议，新加坡金管局了一系列指引防范潜在非法资金的流入。这些指引提示各金融机构在维护新加坡金融诚信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应采取措施防止成为非法资金的避风港或清洗通道，无论这些可疑资金是源于避税还是贪污。
（五）加强与业界的合作
为了帮助金融机构找出差距，进一步增强控制和风险管理，新加坡金管局了私人银行控制指南（2014年7月最新修订）。在指引第三章“反洗钱/反扩散融资”中，从接受客户、持续监控、使用金融中介、可疑交易报告四大维度，详细阐述了有关反洗钱/反扩散融资的政策、内部控制流程、业内最佳实践和重点关注点，尤其是针对高风险客户（包括政治公众人物）的控制措施。
在新加坡金管局的支持下，由来自私人银行业的资深代表组成的私人银行顾问组于2010年1月成立，以加强新加坡私人银行业的竞争力，提高市场执行标准，把新加坡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声誉良好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PBAG的新加坡私人银行行为准侧是国际上第一套由私人银行为私人银行业务撰写的职业标准。其别针对尽职调查，公平、透明的信息披露，以及合规实践做出了详细规定。
这一准则中还包含了私人银行业小组关于执行FATF新建议，将税收洗钱定义为严重犯罪的业内最佳实践，以协助金融机构审查自身有关现行反洗钱法律、法规和指引的内部控制措施，查漏补缺，防止金融机构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严重税务犯罪的避风港或清洗非法资金的渠道。这一补遗规定了所涉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及其在接受客户和持续监管方面的要求，责成金融机构确保员工遵守相应的政策、指引和流程，并对其（包括管理层）进行充分的培训。
此外，新加坡银行业公会（ABS）下设的管理与合规常委会通过组织研讨会、开展培训、业界指引等形式提升业界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认知，提高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合规水平。
但是，严格的制度和严密的监管在维护了新加坡良好的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担心和质疑，包括银行的合规成本水涨船高，私人银行业务的利润率降低，特别是税务信息交换与保密原则的冲突可能会削弱新加坡私人银行业的竞争力，甚至动摇经营的根基。
银行对客户信息资料负有保密义务是长期形成的行业惯例和法定义务，保密更是私人银行业务中建立、维护客户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循的“传统”。但是，信息披露也是银行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从义务的角度上看，的确无法衡量孰轻孰重。但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考察，就可以衡量权利位阶。与保密义务对应的是客户的金融隐私权，与信息披露义务对应的是特殊目标机构（在这里是国内外税务机构、执法机构等）的知情权。由于税务信息交换有助于打击跨境逃税，维护金融秩序，这种公共利益逻辑上的优先性使得特殊目标机构的知情权处于权利优先的地位，使对客户金融隐私权的限制具有了合理性，因此一些国家的银行法对客户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例外规定。
综上所述，为客户保密不是绝对的，保密不代表银行不去详细了解和调查客户，对私银业务的高净值客户应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同样保密原则不能被用来掩盖金融犯罪和非法资金流动。保密是为了保护客户合法的金融隐私诉求，但是当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时，保密原则就不应成为执法和跨境合作的阻力。作为前车之鉴的瑞士，在固守客户信息保密制度为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因涉嫌过度保护客户信息，甚至染指洗钱、吸收腐败人员存款、协助客户逃税等行为，而饱受各国监管部门的诟病，遭到国际社会谴责。例如在美国，瑞士银行成为近年来受到、惩罚措施最多的境外银行。这给其瑞士银行的声誉造成巨大冲击，付出的代价比过度保密带来的收益要高昂地多。
透明与高效可以并行，高标准的金融诚信和作为财富管理中心的吸引力也不相冲突。事实上，新加坡的《银行保密法》在加强账户保密制度方面，做出了比瑞士更为严厉的规定：比如对违反相关保密制度的执业人员罚款高达7.6万美元以上，或者最多三年监禁，甚至两项处罚合并执行。新加坡税务局也表示会谨慎地处理具体、明确且合法的税务信息交换要求。加之新加坡自2009年就开始采纳了税务信息国际标准，税务局从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使该局有能力去自行判断各项税务信息请求是否符合标准。而且纳税人仍可就某项税务信息交换要求向税务局做出申述，税务局的决定也仍受到司法审查。
此外，共享税务信息、打击跨境税务犯罪已成为国际共识，不仅是新加坡，许多国家都已采取相关措施，携手共同实现目标，大家也都面对相似的合规成本上涨问题，大家的起点会重归一致。比如，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与美国已签订协议，或同意与美国合作共享税务信息的国家与地区已经达到86个，其中还包括瑞士、芬兰、比利时、丹麦传统避税天堂。今年5月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和中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共同签署了《银行间自动交换信息与税收事项宣言》（AEOI），缔约国之间可获得对方金融机构所有与税务事项相关的金融信息，并每年自动与其他缔约国交换信息。而倘若新加坡不采取相应举措，可能会有更多不受欢迎的国际热钱或避税资金涌入，加剧洗钱风险。
二、对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反洗钱工作的政策建议
在我国，随着为富裕阶层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服务的私人银行业务蓬勃发展，其被用来进行洗钱的风险也不断加大。下面借鉴新加坡私人银行业务中的反洗钱经验，针对我国私人银行业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私人银行法律和制度
现阶段各银行主要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在合规方面依据的是反洗钱“一法四规”，但这些法规均没有专门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反洗钱规定，而且各监管机构也没有对私人银行这一高风险业务过反洗钱工作指引。由于私人银行业务保密性强的特点，银行自身合规部门的人员都难以获悉客户的身份和交易信息，反洗钱监督管理措施比一般客户更加弱化。
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尽早制定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反洗钱工作指引，明确反洗钱工作要求。同时，监管部门引导各金融机构制定私人业务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特别是合理有效的客户尽职调查和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流程，为私人银行业务免受洗钱分子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二）加大对私人银行的监管力度，尤其是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私人银行业务本身的特性使其易成为洗钱重灾区，属于高风险业务。特别是在中国，许多外资银行将“为富人理财”定为主要业务方向。一是要根据“风险为本”的原则，合理分配反洗钱监管资源，将监管重点投向私人银行等高风险业务；二是适时对私人银行业务开展反洗钱专项检查，特别是对外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检查，以督促各银行加强私人银行业务反洗钱工作，勤勉尽责地履行合规业务；三是加大对涉嫌洗钱的处罚力度，以警示银行重视私人银行反洗钱工作，震慑利用私人银行业务进行洗钱的犯罪分子。
（三）强化反洗钱意识，加强反洗钱培训
在我国，私人银行业务还处于起步阶段，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对反洗钱知识还不熟悉，部分银行管理者对反洗钱的重要也认识不足，担心反洗钱工作会导致客户流失，甚至会因此有意无意地纵容洗钱行为或消极履行反洗钱义务。针对私人银行业务中普遍缺乏反洗钱意识的问题，一是加大反洗钱专题宣传和培训，提高员工对反洗钱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培养客户尽职调查敏感度和可疑交易分析技巧；二是加强对私人银行业务的内部监督，赋予反洗钱部门独立的监督检查权，能有效获得私人银行业务的数据和记录，并定期对私人银行业务反洗钱工作实行内部稽核；三是对私人银行业务经理的个人财务情况和异常行为进行监督，以发现其不恰当行为的迹象，使银行可以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有效防范风险。
反恐资金保障制度篇7
【关键词】全球化；德国；启示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6-0111-05
在德国，由于隶属的利益集团不同，对全球化的认识与判断也略有不同。总体来说，德国政府和雇主阶层的立场比较接近，都认为德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德国本身的产业结构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可以实现更优的效益。而对德国公众和学界的部分意见领袖来说，在情感上他们对全球化还是存有一种悲观情绪。尽管他们承认德国的社会福利和开放的经济密切相关，但他们又认为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并不能在德国社会内部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很多人担心全球经济转型的速度太快，德国部分产业部门的外迁将会造成德国国内就业市场的紧张，进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社会福利待遇。所以，联邦银行的Remsperger教授将之归结为德国人对全球化的“混合式情感”。尽管这种情感是五味杂陈的，但都不可否认德国已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事实。
一、德国在全球化中受到的影响
（一）全球化事件之一：美国“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运动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反恐联盟迅速建成。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一切支持与无限声援。一改二战后在军事行动上的谨慎态度，德国开始在宪法框架内尝试更积极地参与反恐运动，以树立其欧盟核心国家的形象并承担世界大国的国际责任。在积极参与反恐运动的同时，德国人开始意识到一个开放式的国家与社会更易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自己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在应对恐怖主义方面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由此，德国开始反思并调整其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安全的观念与政策。作为法治国家，德国首先着力于国内反恐法律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德国较为出色地解决了在维护民主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有效打击和预防的问题。这使德国人的解决方案有别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模式”和英国的“紧急状态模式”而成为反恐领域内的典范。除去在法律制度上预防和遏制恐怖主义，德国还从文化层面反思恐怖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根源，进而极力倡导并推进跨文化交流和对话。这种较之战争等强硬手段更柔性的沟通方式，为在更深层次上根本性解决恐怖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全球化事件之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导致各大银行流动性严重匮乏。高达47.2%的经济对外依存度使德国受之影响严重。德国200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2008年比较下降了4.7%，成为联邦德国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考虑经济衰退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时各界普遍预测在2010年德国的失业率将会飙升到10%左右，失业人数会达到440万。但德国经济在2010年的实际表现却出人意料的优异，除去实现了德国20年以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最高增长率外，失业率不升反降为7.2%，甚至还出现了就业的“小高潮”。令人惊叹的是，上述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并非偶然加意外，2011年德国经济增长势头得以平稳延续，而且德国这种在危机中创造的类似经济奇迹的好成绩是在极低的通胀率之上取得的。德国的消费价格指数2009年仅上涨0.4%，2010年升至1.1%，但这仍低于欧盟规定的2%的警戒线。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德国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但其经济体系并未遭受根本性的破坏。
（三）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和移民问题
德国的就业水平在新世纪以来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出现大的波动，可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却逐渐变得有些糟糕。不过，联邦经济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并没有将之直接归咎于全球化，他们认为，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必须接受全球化对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但很明显他们的失业率是低于德国的。对德国来说，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一直就是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大挑战，而全球化只是加大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压力。全球化意味着对外经济框架条件的改变，它要求德国国内相应的经济部门采取应对措施，其中，劳动力工资和工资结构的灵活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德国因此开启了劳动力市场改革。
在21世纪以前，无论是德国政府和各大政党，还是一般的普通民众，都不承认更不接受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进入21世纪以后，德国政府已开始转向，逐渐修正其在政治上对这个现实拒绝的态度，开始尝试从法律意义上承认德国作为非典型移民国家的社会事实，并对相应的移民政策和社会政策作出调整。
（四）全球化对德国外交的影响：“外交全球化”
德国“外交全球化”的提法最初见于1995年德国时任总统Roman Herzog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成立40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两德统一后，德国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德国开始在外交上采取越来越明显的进取性姿态。1998年，红绿政府上台伊始便正式提出外交政策“正常化”问题。同时，德国还开始公开宣示自己的国家利益，强调该利益必须在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在新世纪历经两次政府更迭后，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并无实质性变化。提出“外交全球化”和承担更大的责任，表明了德国外交政策在二战结束后的重大转折，其实质就是要争做世界政治大国。
（五）全球化对德国经济的影响：全球化的受益者
作为多次连冠的世界第一出口国，德国经济当然应该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时代来临后，就更加促使德国经济向国际化的方向调整。德国国民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生产的进出口比例关系就反映了这个发展趋势。从1995年起，10年间德国的开放程度从50%提升到了75%。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德国的出口份额在G7国家中也处在不断增长中。全球化对德国有利的一个证明是，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与德国具有互补性，就如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一样。
（六）全球化对德国文化的影响
据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关于德国文化是否受到全球化威胁的问卷调查显示，德国公众认为绝对是威胁的占9%，基本是威胁的占20%，基本不是威胁的占44%，绝对不是威胁的占21%，回答不知道的占6%。由此可见，在本国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上，德国的主流民意对全球化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从事实上说，全球化对德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美国文化对德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民间社会，尽管都曾做出各种努力来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但美国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现实。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德国各大电视台频繁大量播出的好莱坞影片。当然，这与美德之间在主流宗教和意识形态相类似有着密切关系。除去美国文化，以土耳其移民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也对德国文化在传统上的单纯性形成了影响。不过这种文化影响还是相对被局限在土耳其移民的社区范围内，既没有对德国文化造成大的冲击，也没有实现文化之间的必要的融合。
二、德国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
（一）与美国有限合作，依法反恐
树立欧盟核心国家形象，与美国进行有限合作。德国在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树立了其欧盟核心国家的形象。在反恐运动中，德国极力推动相关问题在欧盟框架内解决，力争欧盟在反恐问题上有统一的立场。对于和美国的合作，德国一方面对美国的反恐立场表示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又对美国滥用战争手段表达了激烈的反对。德国参与反恐，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点，与美国保持有限度的合作。
努力缩小打击面，争取最大限度的民意支持。将打击恐怖主义与解决宗教矛盾区别开来，强调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完善相关法律框架，强调依法反恐。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欧盟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德国启动相关法律的修改程序，以履行有关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定义务。采取修法的形式来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是德国制度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按照《基本法》。德国政府被禁止实施战争。对于宣告和实施“防御状态”，《基本法》也设定了极端严苛的前提条件。同时，《基本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也使德国无法比照英国采用宣告“紧急状态”来应对恐怖主义。
从事后效果观察，德国努力将反恐限定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的稳健做法颇值得称道。修法后发生在德国境内的连续几起反恐案件，都充分证明了德国修法在具体操作中的正面效果。而美国模式直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英国模式也因差强人意的效果不佳而广受批评。如何在保证不冲击制度的前提下，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德国寻找到了相对最优的依法反恐的答案。
（二）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做法和效果
德国能够在金融和经济双重危机的冲击下，几乎做到全身而退，而且取得较好成绩，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功不可没。德国在选择克服危机的总体战略上对该体制有相当程度的制度依赖。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基本目标，强调经济秩序要以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反对任何垄断形式存在，倡导国家必要的有限干预。既反对“市场万能”的自由放任，又反对“全能政府”的国家干预；既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限制资本的某些权利。
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德国采用世界上最严厉的《反限制竞争法》来规范竞争秩序。这为德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德国中小企业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德国抵御经济危机侵袭的中坚力量。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是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追求两大目标的实现，即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现经济均衡。而在德国，通过《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将上述目标扩展为经济持续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即所谓的宏观调控“魔力四边形”。关于具体的目标选择，德国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置于经济增长之上。在保障社会基本福利的前提下，努力实现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反对赤字财政。同时，维持物价稳定是历届德国政府都不敢忽视的最具优先地位的调控目标，因为在德国历史上曾两次遭受恶性通货膨胀，民众对此非常敏感。各政党为获得选票，就必须保持物价稳定，否则就有失去执政权的危险。为使上述政策和原则得以顺利实施，德国还成立了政府景气委员会、财政计划委员会和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保证了联邦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化和科学化。
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先后通过了一项金融救市计划和两套经济刺激计划。出台金融救市计划的目的是稳定银行系统和金融秩序。对此，联邦议会通过了《金融市场稳定法》。该法主要授权驻地在联邦银行的公法机构金融市场稳定局掌管一笔救助基金。金融市场稳定基金采用联邦特种基金的形式，其支出并不直接被列邦预算。作为《金融市场稳定法》的辅助法规，联邦政府还在同期颁布了《金融市场稳定基金法实施规则》。
应时任联邦经济部长古藤伯格的建议，德国成立了评估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就超过3亿欧元的担保和1.5亿欧元的贷款出具专家意见。此外，评估委员会还可就部分具有原则意义的融资案例给出评判。同时，德国还成立了由国务秘书领导的督导委员会，专就资金的发放作出决定。评估委员会在作评判时也可以其他专家顾问和咨询团队的意见为依据。提交给评估委员会的申请还要由普华永道公司进行经济性审查。在一项关于贷款的申请提交后，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还要再次进行审核。此外，对于超过3亿欧元的企业资助联邦议会还保留了审批的权力。同时，面向企业的资助发放亦要取得欧盟有关主管机关的同意。
事实上，虽然德国政府提供的国家担保数额巨大，但因相关手续严苛，成本较高且需要银行自行申请，故国家担保的使用率并不高，在实际上也没造成相应的财政开支。德国政府对银行的救助不是无偿的，接受国家资金援助的金融机构，按规定必须在6个月内偿还并支付10%的利息，其职业经理人的年薪亦须限定在50万欧元以内，年终的分红亦被禁止。
联邦德国在2008年出台了第一套经济振兴计划，其目的是通过强化增长来保证就业。其主要措施包括：在全德范围内扩充专门针对年龄偏大的工人和低技术工人的培训项目，通过在职培训使其免受解雇威胁；在各地劳动服务局内增设1000个中介机构，以改善求职者的信息获取条件；实施短时工作制，规定受困于金融危机而不得不减少生产的企业可采用短时工作制度纾困，这些企业仅需支付给工人实际工作时间的工资即可，其余部分由国家给予补贴。根据联邦劳动服务局的调查，这项政策为稳定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第一套经济振兴计划还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可得到一笔额度最高为150亿欧元的特种基金；允许企业加速提现折旧；加速实施急迫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追加投资额度为5亿～10亿欧元；加大对地方的资助力度，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其他减免税收和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措施等。
第二套经济振兴计划在2009年由联邦制定，其目标是为了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克服在2008年和2009年冬春之交时出现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主要决议是：加大公共部门的直接投资，投资重点是教育领域和公共基础设施领域；通过简化公共采购法来加速投资；通过针对德国经济的信贷和担保计划，由德国经济基金负责实施；在全德范围内扩展出口融资；推动创新，增加对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中关于研发计划的资助额度，并且该项目开始向雇IT 1000人以下的企业开放；大规模扩建宽带网络和由无线支撑的高速网络；以旧换新的汽车置换补贴，调整汽车税的相关规定，鼓励促进在电动汽车领域内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调整所得税，使一些中小企业从中获益；补贴法定医疗保险；增加与家庭和儿童有关的福利；引入新的债务限额规则。
事实上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已证明德国在应对这次危机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有力且得当的。德国虽然也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在保持相对较低通胀率的前提下，很快就恢复了经济增长。失业率并没有因为危机而上升，相反还出现了就业高潮。增长率和就业率都达到了史上最好水平，这不能不说是德国在全球化时代创造的另一经济奇迹。
（三）创造担保国家理念，打造高效低耗政府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德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功能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这首先体现在《基本法》的修正之中，确切地说是《基本法》第87条。该法条是担保国家理念的具体体现，它明确规定在邮政和电信领域自南化的过程中，国家必须承负担保责任。有关公共服务的履行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分离，使国家开始有了更多精力承担其核心义务，即确立市场规则和规范市场行为，而不像以往对所有微观的经济活动都“事必躬亲”。政府的角色将更多是协调者而非控制者，是掌舵者而非划桨者，是公共品的提供者而非具体的生产者。
红绿政府上台伊始便提出“活力国家”的口号，借以取代联盟党提出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瘦身国家”。与联盟党推行的“去管制化”、民营化和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政策不同，红绿政府在最大限度保持瘦身国家的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尝试在政府治理策略中引入社群主义的合作思想并逐渐恢复国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规制功能。伴随“活力国家”政策的实施，一种在事实上的公、私部门和公民个人之间新型的责任分配逐步形成。在新世纪政府更迭后，无论是黑红联合政府，还是黑黄联合政府，在实质上都没有改变红绿政府的施政策略，即在政府治理中贯彻担保国家的理念。其具体措施主要就是大力推进公私合作制。这时，一个“全能”的政府被打破，政府从自己不该涉足的领域退出，还政于民。政府机构变得小而精干，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政府集中精力于核心领域，故履职会更充分，功效会更突出，而相应的预算却会大大降低。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既可以及时弥补因公权力退出而留下的空白，又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官民互动，避免了不必要的“博弈和消耗”，进而带动整个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
（四）移民政策的新变化
全球化时代，保守陈旧的德国移民政策已不适应人才竞争的时代要求。为了提升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倡导实施绿卡制度，主要发放对象为计算机和软件专家。他在要求放宽IT人才入境德国条件的同时，还呼吁允许完成了学业的外国留学生在德居留。由于德国社会的保守势力强大，朝野各党在进行多番争论后，才在2000年勉强通过了一项从属于《外国人法》的《人才签证条例》，该条例严重脱离实际，出台后即遭诟病。在德国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专业人才匮乏所造成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双重压力下，德国政府终于在移民政策的问题上艰难地向前迈进了一步。2004年德国《移民法》出台，这标志着德国开始尝试承认自己是移民国家的现实，该法的通过在德国的移民政策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五）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传播德国经验和价值
面对全球化对本国文化的冲击，德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在国内加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努力将德国文化加载到全球化列车上，将对外文化交流视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支柱”。其主要表现是：全力为文化对话提供空间，增进文化间的理解和信任，目的是为建立国与国之间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这种理念被德国外长韦斯特维勒在2011年概括为：“在全球化时代，德国的对外文化教育政策是赢得伙伴，传递价值，维护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德语学习是该政策的核心目标，因为德语的普及将会加强德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区位优势。积极对外开展教育合作是该政策的基石，其中，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侨民在当地提供本国的国民教育或建立德语学校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与各国地方政府合作，在当地学校开展德语教学和德国国情教育也是工作的重点。
在世界范围内支持科学与研究也是德国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到德国从事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对此，仅在德国政府方面每年提供的经费支持就在4500万欧元左右，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和洪堡基金会每年资助和支持的外国学者和学生约计4万名，这些投入在保证和提升德国科研水平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德国政府极力将德国的形象打造为欧洲经济中心和世界科研重镇，在这方面，“德国年Deutsch-landiahre”项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07-2010年的“德中同行”和2011-2012年的“德国和印度：无限可能”以及2012-2013年的“德国和俄罗斯：共同创造未来”。在巴西举行的“德国年”项目也在筹划中。通过这些活动，德国的艺术和文化、核心价值观将在伙伴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和推广。
三、德国应对全球化对中国的启示
（一）凡事立法先行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德国有深厚的立法传统。政府的一举一动，凡有必要立法的，必先立法，然后再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相关问题。在应对全球反恐运动和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贯彻担保国家理念和调整移民政策时，德国无不是通过有关方面的立法来求解。立法过程有诸多必经程序，在反复争辩和商讨中，较之一时冲动式的“拍脑袋”决策，往往会得出相对理性和成熟的方案，避免纯粹因为决策失误而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而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相关问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可使行为人对自己即将采取的措施或行为有充分的合理的预期，有利于提升行动效率并享有必需的法律保障。
（二）政府有限干预
以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为例，德国政府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既采取了必要的经济刺激措施，又严格限定自己的投入规模、行为边界和时间长度。比如，德国的经济振兴计划实际投入的资金数量远远低于美国的救市规模。在救助资金用途上，德国都作了明确要求。同时，对任何应急性的临时举措都确定了清晰明确的退出时间和相关机制。这样在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同时，又避免了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使经济复苏更主要依靠市场客观的自发力量，而不是政府主观的人为推动，从而把政府调控的副作用控制到最小。
另外，贯彻担保国家理念，强调国家不一定亲自履行公共给付，但可以承担保证给付的责任，也遵循了政府有限干预的原则。大力推行公私合作制，公共部门从传统领域大幅度退出，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也是德国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体现。
（三）尊重现有制度框架
德国推出新政策或新计划，都努力在现有的制度、政策或法律框架内进行适当的修补增删，而不是轻易就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这样，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政策和规则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比如，在第一套经济刺激计划中，曾有在全德范围内对低技术工人进行培训的安排，该安排就是在原来政府的培训计划上增设的，但总体上还属于原来劳动部门的工作框架，并非设立全新的项目。同时，德国政府在确定应对措施时。都尽量采用已经使用过的，效果已经得到证明的成熟方案。比如，短时工制度就是德国早有的、相对成熟的调控手段。在确定救援资金分配方案时，一般也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沿袭过往的分配原则，因为这些分配原则早巳为各联邦州所接受。如此操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和遭受不公的质疑，而且行动效率也很高。又如刺激计划中的很多项目都是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存在，对这些项目追加资金或其他形式的投入，可以避免重复建设，还可以防止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四）重视独立知识分子的作用
反恐资金保障制度篇8
一、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现状
(一)我国国家安全观嬗变历程
⒈非传统安全观的形成。受“冷战”格局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对国家安全的认知主要停留在传统的政治和军事领域，但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国家安全”日益超出传统概念，各种非传统安全观开始出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认为：发展和提升军队战备能力、提高国防水平的御敌于外是国家安全战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国家安全不仅限于军事和政治，也要关注经济和社会领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定义“非传统安全”为：相对传统安全问题而言的，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军事问题是当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整个国家安全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并决定通过开展各个层面的具体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保障整个国家安全。“与传统安全观相比，非传统安全观淡化了国家的主体性，强调了‘人的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导致了国家安全外延的扩大化。尤其是随着国际经济依存度的提升、信息技术的跃进以及国内社会发展逐步进入转型期，国家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及由各类矛盾而产生的社会公共安全在国家安全领域中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凸显。”[1]
⒉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于一体的综合安全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安全本身的综合性和保障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二是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并重;三是“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有机统一，前者重于后者。[2]2014年4月，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系统提出了“11种安全”，要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3]
⒊立法层面上新安全观的确立。从我国对“国家安全”概念的认知历程可以看出，国家安全的外延一直处于不断扩张和变化过程中。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4]新制定的《国安法》第二条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作为科学概念在外延上既包括反间谍侦查问题，也包括军事、国防、外交等对外安全方面，还包括社会治安、腐败犯罪等内部安全问题，甚至还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显而易见，这是大的国家安全概念，体现为国家的主权、利益和荣誉不受威胁或侵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制秩序以及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同时也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从重国际转变为重国内，关注重点由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
(二)我国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的外部威胁
当下，国际战略格局不断变化，世界秩序深度调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空前巨变。传统西方发达经济体总体增速放缓，而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成长。然而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则竭力维持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继续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拒绝新兴大国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尤其针对崛起中的中国不断挑起“中国威胁论”，高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等政策，加强亚太军事力量布局，构筑新贸易体系(如TPP)，极力遏制中国发展。尤其是2015年6月下旬至8月期间我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中国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冲击，两市流通市值瞬间蒸发掉22万亿元，相当于10次海湾战争的花费，短时间内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监管不力，其根源在于对场外配资存在着认识上误区。此外，美国“9.11”、肯尼迪“9.21”、俄罗斯“12.4”、巴黎“11.13”等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伊斯兰国”(IS)绑架杀害中国人质等惨绝人寰的事件均充分说明国际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长期存在，而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攻城略地，残害平民，已经成为全世界面临的一大公敌。(三)我国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的内部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已经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后，非传统威胁已经悄然进入了我国的各个领域，时刻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的长远利益。
⒈国内暴恐事件时有发生。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时刻面临着新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挑战。北京 “10·28”、昆明 “3·01”、乌鲁木齐“4·30”、乌鲁木齐“5·22”、西藏“3·14”等多起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都有明显的国外背景。境外“东伊运”恐怖组织、“藏青会”等通过互联网络新媒体向中国境内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招募人员、培训暴恐袭击方法、煽动实施恐怖袭击。受境外势力的煽动，中国新疆、西藏的一些激进青年走上了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分裂的道路，制造了多起打砸抢烧恐怖袭击事件，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期面临西方国家的渗透、颠覆与挑战。西方势力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意识形态等领域加紧对我渗透，企图达到分化或西化的目的。中国经济崛起的意义将超出单纯的经济领域，它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在后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更是以2008年中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5]2012年中国实际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美国等事实再次证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将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大的公信力和发言权，但这些都是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们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加紧渗透，意图制造各类内部矛盾。
⒊中国的能源资源保障压力增大。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能源资源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石油、铁、铜、铝等大宗矿产的进口量大幅攀升，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分别为： 石油61.5%、铁矿石58.7%、铝土矿74%、铜矿81.7%、镍矿70%。[6]同时，进口通道也存在受制风险。以石油为例，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必经之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世界各地的石油占海湾地区石油总出口量的90%，中国80%的能源进口需经过马六甲海峡。[7]这些海峡一旦被封锁，中国的主要石油运输线将被切断，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保障国际海运通道安全的能力”至关重要。中国的能源资源保障压力增大，势必影响我国经济安全，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⒋全面深化改革遇到了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里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寻租腐败、贫富分化、缺乏正义等社会问题无不与之相关。2013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议必然触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各种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各种社会矛盾也将随之产生，这也使我国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着许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内部问题。
二、《刑(九)》涉及国家安全条款剖析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后的刑法自2015年11月1日开始施行。此次修正刑法的目标和任务更为明确：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完善刑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建设，完善反腐败的相关规定。从内容上看，《刑(九)》涉及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严惩恐怖主义犯罪、加强人身权利保护、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加大惩处腐败力度、惩治失信背信行为和切实加强社会治理等七大方面。[8]本次刑法修正体现的民主性、科学性、创新性与审慎性尤为令人关注，体现了我国刑法立法的新思维，值得重视和研究。
(一)增设财产刑惩罚，打垮恐怖犯罪活动的经济基础
恐怖活动犯罪是非传统安全的构成因素之一。我国的恐怖活动犯罪有其特殊的“生态环境”，表现为“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境外“三股势力”不断向我国境内派人渗透或扶植境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活动分子，利用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情绪或宗教生活习惯，利用互联网、手机等通信工具散布宗教极端思想，影响和控制信教群众。[9]针对我国恐怖活动犯罪的复杂性特征，《刑(九)》在打击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方面最突出的立法特点是更加关注犯罪准备阶段以及预防犯罪发生，避免了传统立法思维中重点关注暴恐犯罪的实施阶段，这种突破能够更加有效地预防、制止暴恐犯罪的发生，为维护国家安全与人民福祉提供全面保护。
《刑(九)》对多个罪名的法定刑部分进行了修改与调整，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财产刑部分，在打击恐怖犯罪的条款中尤为明显。虽然恐怖主义犯罪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获得经济利益，但是由于实施该犯罪需要较多的财产予以支持，比如为恐怖活动招募人员、组织培训、购买武器装备、组织实施等犯罪行为都需要大量的财物支持，因此该项修改有利于有效打击恐怖组织的经济基础，起到预防犯罪再次发生的作用。如第一百二十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第一百二十一条之后的新增5条中都规定了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处罚。
(二)增设前置性保护，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预备行为
“文煽武扰”是我国恐怖活动的突出特点，即通过组织者煽动和利用他人来促使暴恐活动的发生。“预防为主、标本兼治”是《国家安全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由于涉及境内外势力与民族宗教问题，反恐“治本”工作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恐怖活动发展态势，反恐“治标”工作必须全面、科学、有效，要避免传统的只注重对暴力恐怖活动事中紧急控制和临事阻断的处置方式，采取“反恐前置、全面打击”的策略，从恐怖活动发生的源头开始治理和打击，才能有效防控暴恐活动并为“治本”争取更多的时间。因此，将培训、运送、准备工具、煽动等行为犯罪化是“事前”反恐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的行为方式。在《刑(九)》第一百二十条之一中增加“资助恐怖活动培训”“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按资助恐怖活动罪处理。另一方面，按“全环节犯罪”的立法思维规制恐怖犯罪活动。增加了5条刑法条文，全面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预备行为，以及相关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后增加5条，即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之二);“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和“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之三);“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法律实施罪”(之四);“强制他人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之五);“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之六)，[10]将恐怖活动控制在犯罪预备阶段。①
(三)提高犯罪刑期，控制非法间谍器材流通
近年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屡禁不止，在一些电子电器市场或者网络购物平台上购买廉价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也不是难事。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流通严重侵害了国家安全、公民隐私、公众财产权益，扰乱了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序良俗，应当予以禁止。《刑(九)》在1994年6月颁布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专用间谍器材”定义的基础上，明确了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范围，规定了三部门在各自执法领域内对此类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限。2014年12月，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会同公安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出台的《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把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规定为，以伪装或者隐蔽方式使用，经公安机关依法进行技术检测后作出认定性结论，并就窃听窃照专用器进行了具体列举。《刑(九)》加重了第二百八十三条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的处罚力度，一是提高了刑期，将最高刑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增加了财产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并处罚金”。三是规定单位可构成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对有效禁止窃听、窃照器材非法流入市场起到了控制作用。
(四)增加危险驾驶犯罪行为方式，以保护人民安全为宗旨
飚车、严重超员超速、违法运输危化品等行为危险性极大，极易对公共安全和人民安全造成严重侵害。据统计，2011年至2014年间全国校车、营运客车违法超员超速导致交通事故6649起，死亡2891人，其中，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中，因校车、营运客车超速行驶导致的占53%。此外，不法分子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非法运输危险化学品，也极易引发群死群伤重特大交通事故，危害特别严重，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违法行为已经成为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特别是恶性群死群伤事故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②本次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中增加了两种危险驾驶罪的情形：一是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二是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按照新增条款的规定，校车超载、超速可入刑，校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有责的，一并处罚。同时，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不出事”也可入刑，运输危险品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有责的，一并处罚。
(五)严苛惩治腐败犯罪
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不外乎内疾和外患两个方面。从国家安全的维护或保障的角度而论，只有免除内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危害，才有可能进一步抵御外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危害。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变革，这些政治变革大多数是由于其国内的腐败问题而导致的。腐败问题导致国家财产损失、公平公正公信公德丧失、价值观畸形、安全感丧失，民众对立情绪形成，严重威胁着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统一。党的十八大加大了反腐力度。据统计，从十八大到2015年3月底，全国已有99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和军级以上官员落马。①《刑(九)》对于贪污罪最大的修改是明确了数额：5千、1万、10万改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数额加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规定。《刑(九)》对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一是确立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双重处罚标准;二是设置了相对确定的数额标准;三是理顺了法定量刑档次的结构顺序。首次规定了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11]行贿罪修改为只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能一律免除处罚，把行贿罪打击处理提升到与受贿罪相匹配的程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如官员的情人、同事、战友、同学、亲戚、退休人员等“特别关系人”。笔者赞同对行贿罪、受贿罪都予以严格惩处，从严“治本”的观点，应当使行贿、受贿双方都不敢作为才能在反腐问题上逐步走向“治本”。
(六)维护信息网络安全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应用的迅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管理中，各国都在加速构建各自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体系。一些西方国家为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很早就制定了法律法规，并将维护网络安全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我国新《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并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刑(九)》积极适应新的《国家安全法》，修改完善了计算机网络犯罪的规定，计算机犯罪的犯罪主体增加“单位犯罪”，并增加三个新罪名：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2015年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开幕，在出席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12]这表明我国最高领导人对于维护信息网络安全的高度重视。
三、发挥《刑法修正案(九)》构筑国家
安全体系的正向作用
(一)以社会总体安定为核心
社会的总体秩序状态，人民的安居乐业水平是衡量国家安全与否的重要标志。社会秩序的状态取决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否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是否得到正确处理。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虽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与之配套的社会管理水平发展明显滞后;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凸显;人民内部矛盾仍然存在;部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民族等问题煽动“疆独”“藏独”“台独”，故意制造事端等等，严重危害了社会的总体秩序。2016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就是基于当前国际与国内恐怖主义犯罪日益猖獗的现状，为了精准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不仅借鉴了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的有益之处，还对接了《国家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刑事诉讼法》等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将其中的涉恐条文与《刑法修正案(九)》相结合，发挥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综合效能，为恐怖主义犯罪追诉效益最大化提供立法保障。然而，良好的社会秩序不仅要依靠健全的法制，更重要的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要理顺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协同治理，将传统安全领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齐抓共管，以达到最佳的善治状态。 (二)以经济安全为重要基础
经济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根基，没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国家安全无从谈起。以及乌克兰、西亚、北非、中东等地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国的国民经济出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善、强大的国家工业体系，推动了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断增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要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坚持开放发展，主动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筑牢国家安全的根基。
(三)以人民安全为根本宗旨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是党的宗旨的重要体现。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一是要将维护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在立法、执法、司法各层面充分体现人民安全至上的理念——严厉打击各类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犯罪，如恐怖活动犯罪、危险驾驶犯罪等;二是针对侵害无固定对象的犯罪行为，不应仅仅停留在《刑(九)》所规定的具体条款上，因为法律只是社会行为的最低要求与最后救济。因此，要注重防控体系的建立，各级机关要针对危害人民安全与利益的隐患制定应对措施，把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当前大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的总思路，从多方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维路径，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具有战略性指导作用。国家安全在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决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催生了《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条款，但笔者认为，条文的丰富仅是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开端，能否有效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到司法层面还需实践的继续探寻，尤其是公检法院以外的其它国家机关在国家安全意识层面的转变与深化。明确并维护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更是所有国家机关与社会大众共同的努力所在。面临新形势下的总体国家安全形势，我们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与每个公民及每个社会实体都息息相关，因此，必须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去指导社会实践，以构筑坚不可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