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范文

时间:2023-11-09 17:39:10

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

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篇1

论文摘要:运用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对云南省施甸县布朗族的婚姻习俗进行描述及相关研究,对其文化现象中所体现出来的传承性这一民俗特征进行思考,以期对施甸县布朗族婚姻习俗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理性分析,并对其婚姻习俗的状况作“现在性”的观照。

一前言

    布朗族是“哀牢夷”蹼人族系的嫡系后裔。哀牢淮人的婚姻状况,史出记载很少。研究布朗族婚姻现状,对理解哀牢历史、继承布朗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当代社会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布朗族作为我国西南的一个古老民族,是受国家重点保护的“特少”民族之一,迄今为止全国仅约10万人,主要集中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自治州、思茅市、临沧地区和保山市。而施甸县作为保山市唯一的一块布朗族聚居地,至今还保留着较为完好的、原生态的民俗资源。由于婚姻为“人生中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林语堂语),故而布朗族的许多传统文化,民俗习惯得以在其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反映,结合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知识,对施甸县布朗族婚姻习俗中所体现出的传承性特征进行分析,不仅能够使我们加深对布朗族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施甸县“金布朗”形象工程的打造和保山市文化建设工作的进行,而且有利于移风移俗,民族团结,对云南省布朗文化的研究也有积极的学术作用。

    二施甸县布朗族婚姻习俗的传承

    (一)婚俗传承的自然性

    传承是民俗得以有效延续的一种手段,它在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施甸县布朗族婚姻习俗在历史的衍变之中,既体现出了受汉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变异的一面,也体现出了现在仍在流行的婚姻民俗与传统民俗的渊源关系。总的来说,在岁月的沧桑流变之中,施甸县布朗族的婚姻习俗表现出了她既固守民族传统,调适人情社际,又自然顺合世故伦理,集体性的、自发自觉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因此,施甸县布朗族的婚姻习俗属自然传承。

    1、受布朗族共同的心理因素支配

    一定地域的、民族的、社会的民俗传承,总是受一定地域、民族、社会的人们共同心理因素支配的。布朗族是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如施甸县木老元布朗族的宗教信仰就是以原始的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为主。其信仰虔诚,活动频繁,全年祭祀中较为重要的是祭“塞”与“五谷大神”,由于宗教信仰及活动对布朗族儿童的浸染,使之成年后自觉成为宗教崇拜者。布朗族的其他民族习俗包括婚姻习俗也同样有如此类同的生成环境,布朗族少男少女长到十三四岁,就要举行成年仪式,换上成人的装束:男子穿白色对襟衣、青布褂,头上缠绕白布包头,末端用红线穗装饰,穿大腰宽腿布裤,女性整套服装是由上衣、外套褂、裤子、围腰和包头组成,服装颜色鲜丽,突出的表现了“花蒲蛮”的雅誉。成年男女可以正式参加生产劳动与社交活动,也就拥有了恋爱的权利和自由,布朗青年多用自制的三弦伴奏着抒情的短歌“邀贯”,即“串姑娘”,送布朗姑娘彩线、银耳环或银手镯;布朗姑娘则用彩线与火麻线纺织“花草鞋”作为定情信物回赠。在这种“歌为媒,花表意”的本民族所特有的熏陶氛围培养与形成的共同心理因素,是有别于他民族的独特心理的,这种心理具有一种集体性的合力,决定对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包括婚姻习俗,不会轻易放弃,反之是努力维护。

    2、受布朗族婚姻习俗的潜在影响

    布朗族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青年要经过“恋爱、说亲、结婚”三道程序成为夫妻,其中“说亲”的过程繁琐而礼节慎重,这些民俗事象对布朗人的婚姻观和行为的熏陶和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潜在的深人心灵的文化力量往往是强大的,开始时是一种外力侵人,后来则转化为一种内力坚守了。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文化的冲击,布朗族的婚姻习俗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她的服饰文化一样,还由于其民族服饰穿戴的繁琐性已多有变迁,布朗族中平时穿着本民族服装者多数已是四十岁以上的妇女,年轻人只有逢年过节或重大场合时才穿本民族服装,而婚礼场合就是穿民族服饰的重大场合之一。尽管由于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种种影响,布朗族的婚姻习俗的许多变化自然而顺应时事人心,如有的人家婚庆之夜已不举行传统的“打歌”活动,而是请放映队放电影来庆祝,但整个婚礼仪式的基本部分仍然被保留着。如自定亲之日起,男方依照习俗到女方家送礼拜访,一般要经历九道程序:“说姑娘”、“压酒罐”、“过宿”、“定日子”、“走小媒”、“走大媒”、“说日子”、“过彩礼”、“过礼”,繁琐而热闹,充满了布朗族对婚姻的慎重和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保留,本质上是由于朗族婚姻习俗仍有着强大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存在的基础。除民族心理的因素外,那些发明或发动民俗事象的成年人,往往是在自觉而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使原有的民俗事象一代代延续下去。

    (二)时间上的传承性

    民俗的传承性,主要体现某一民俗的历史发展,即纵向的延续,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时间性,而不象播布性一样更多的表现在空间上。民俗是一种历史性的积累,在长期存在之中变异、发展,是历时持久的、力量强大的、由社会所传递的文化形式。因此,布朗族婚姻习俗是一种以传统的方式出现的,大规模的时空文化的连续体,具有.传承性的特征。

    在考察施甸县布朗族婚姻习俗在时间上的传承性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婚姻这一概念。何为婚姻?在我国,婚姻即指嫁娶。据古籍记载,一是据男女双方父母来判断,如《尔雅·释亲》:“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二是就男女双方本身判别,如《尔雅·婚义》孔颖达疏:“婿曰婚,妻曰姻。谓婿以婚时而来,妻则因之而去也”;三是视婚姻为人类社会生活里的重要礼仪,如《诗经·郑风》郑玄注:“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总的看来,中国古代对婚姻的认识,在不忽略其生物性的前提下,更重视其社会性的因素,在人类学中谈两性的结合,则指的是社会里的文化性的规定,将婚姻界定为男女两性之间基于社会文化认可的性的和经济的结合而产生的,具有互惠性权利和义务的夫妻关系。施甸县布朗族的婚姻习俗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民俗文化,具有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性的规定特征,不仅具有社会的认识同一,还具备个体的利益兼容,因此得以在时间上能够传承。 

   布朗族在秦代时为百蹼群族的一支,骥人无文字,有语言,属南亚语系高棉语族布朗语支。现居住在施甸县木老元、摆榔两个民族乡,酒房乡娅口村、姚关镇陡坡村等地的布朗族,属山地聚落类型,婚姻习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还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兼具一定艺术性,是信仰文化、服饰文化及歌、舞、乐文化的合体展现,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本土文化的代表,在以前与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其婚姻习俗中较有特色的部分仍将继续。

    (三)内容和形式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布朗族婚姻习俗在衍变过程中,内容与形式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其民俗传承性的主要表现。施甸县布朗族在历次迁徙中,许多民俗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复杂的变化,婚姻习俗也是如此,如现在在有的地方就简化了不少迎亲的过程与礼节。但其核心和“母题”部分却仍然较完整的保留着,而且形成了特有的较固定的形式,成为施甸县布朗族特有的婚姻习俗,体现着布朗族的特色与文化。

    1、一夫一妻制

    天启《滇志》“蒲人”条:“蒲人……永昌、凤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种……婚令女择配……”,可见,在明末清初始见于文字的时候,布朗族的婚姻就是自由的。青年男女自由地恋爱,少有包办婚姻。

    布朗族的婚姻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解放前布朗族不得与外族通婚,实行内婚制,即族内婚。同时近血缘也不能通婚,即父母一辈是亲堂兄妹的,子女决不可通婚,倘若父母辈是姑表亲的,一般允许通婚。但这种姑表亲婚,与传统意义上的交错从表婚的姑表兄弟姊妹之间优先进行婚配的婚姻是有着严格区别的,即使这样,在过去,这种婚姻上所沿袭的传统的姑舅表婚和少数的包办婚姻仍然酿成了无数布朗青年的爱情与家庭悲剧。

    2、程序繁复,守则重礼

    婚姻的程序是婚姻关系建立所经历的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婚姻程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及不同的婚姻民俗形式中的表现均不一致。有的婚姻程序相当简单,有的则极度繁褥。布朗族的婚姻习俗总体反映了布朗人重视礼节,尊崇伦理的民族心理守则与行为习惯。其总体程序为三道:恋爱、“说亲”、结婚,即择偶、订婚与结婚,其中“说亲”过程又含九道程序,布朗族妇女出嫁后很少回娘家;婚后极少有离异,如果两人感情不和,多数夫妻分开居住而不离异;守寡妇女可以再嫁,而且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文精神的高扬与法律制度的健全,解放前的寡妇“抢婚”习俗早已破除。

    3、盛妆巧饰,乞仰福禄

    布朗族的婚姻习俗是服饰文化与信仰文化的综合体。而且施甸县布朗族的服饰与临沧、版纳地区的布朗族大不相同。

    从布朗族的民族服饰上可以明显看出妇女是否已经婚配,未婚姑娘系花边围腰,发辫缠于包头外,辫有银泡,缠有彩线与珠链为饰,已婚妇女则系青布围腰,挽发于顶,青布包头,包头上无装饰。新娘服饰精巧美丽,不系围腰,红色外衣长至膝下,袖、领口处刺有花朵,所配饰品繁多,有银链、银镯、耳环、帽坠、戒指等等,而且胸前还挂有一面镜子与一把剪子以“避邪去灾”。

    在婚庆过程中,还有新郎“挂红”乞福、新娘手撑黑伞挡邪、迎亲途中祭山神、放响炮“三出四进”求吉祥等风俗。

    4、歌舞相伴,礼乐相随

    布朗族的婚姻习俗充分体现了“歌为媒,乐为伴”的特征,从恋爱中布朗小伙子用三弦伴着随口而出的情歌开始,整个婚俗过程都有音乐、歌曲伴随。

    (1)情歌互唱

    在相恋的过程中,有这样的情歌互诉衷肠,不胜枚举:“月亮出来亮汪汪,想哥想得心惶惶。”吃饭想起妹模样,一连咬坏筷三双”在整个婚庆的过程中,更是处处显示出布朗民族好歌好舞的民族习俗,以及开朗乐观的民族个性。

    (2)“哭嫁”习俗

    新娘在离家时通常要以“哭”的方式诉说离开生养的家庭时的哀伤,以及对父母与兄弟姊妹的不舍之情,哭别从结婚头一天便开始了,新娘要与姊妹、好友、姑妈等依次哭别,最后是母亲与即将远嫁的女儿相拥着哭诉,在哭诉过程中,母亲还对婚后女儿应该注意的事宜作最后的叮嘱,表现出儿女对家庭的依依不舍,以及长辈对女儿的拳拳关舜。

    (3)迎娶“吹打”

    “吹打”贯穿了整个布朗族的婚庆过程。迎亲队伍由新郎、伴郎、伴娘和月老夫妇及喷呐手组成。吹打手根据婚礼的进程吹奏出不同的曲调:“迎亲调”、“出门调”、“过山调”、“进门调”等等。

    (4)“打歌,,活动

    “打歌”是布朗族较为隆重的、欢庆新婚的晚间传统习俗活动,打歌活动设有“歌头”,“歌头”除了率领打歌外,还得供奉天地神灵,乞佑平安吉祥。当暮色渐渐笼罩大地,芦笙、竹笛、三弦一齐奏响,布朗人开始跳起民族舞蹈,围圈而行,边唱边舞。在“盘花名”、“姊妹情”的调子里,间或伴有“依一撒!”的喊叫,新娘新郎把一碗碗米酒敬献众人,尽情畅饮,歌舞通霄达旦。

    三总结

    在施甸县8200多人口的布朗族中,其婚姻习俗体现出了较稳固的传承性的民俗特征,而且,对其进行“现在性”的把握,对于我们有效建设和保护民族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在布朗族严格实行专偶婚或单偶婚,即一夫一妻婚的这种人类最普遍的婚姻形式的过程中,其婚姻习俗充分体现了布朗族所特有的文化风情,淳朴、豪迈的民族个性,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热情、率真的处世方式,与过去相比,布朗族的婚姻习俗已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时间上的一些演变,即“现在性”的一些特征。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布朗族婚俗的汉化影响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来的,认为在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实体里,多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所有归属的成员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在这种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布朗族的婚俗逐渐简化,如有的地方已出现不着民族服饰结婚,打歌活动以放电影代替,迎亲程序减少的现象。

    (二)内婚制向族外过渡

    布朗族婚姻从必须在自己所属某种群体之内选择配偶的族内婚的规定中脱离出来,当然这种演变与必须从自己所属某种群体之外选择配偶的外婚制是不同的。这一变化主要是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的自然行为所导致的。

    (三)补偿性与非补偿性同存

    婚姻的民俗形式,主要指的是嫁娶的方式,人类婚嫁的方式五花八门,总的来说,布朗族的婚嫁方式多为自愿的,非强制性的与非买卖性的。由于婚姻作为大多数社会里不同家庭或家庭间经济权益的互惠转让的一种象征,布朗蒯昏姻习俗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以聘金和嫁妆的形式表现对经济上受损的一方的补偿,只是这种补偿如今更加表现出了多样性与随意性、补偿性与非补偿性相结合的特点。如男方提亲时,既有带上姜盐、米、葱、明子等传统物什的,也有直接以送与钱款的;有小伙子赠与姑娘彩线作为定物的,也有顺应时代需要赠送手机等时尚东西的.;结婚头一天“过礼”时男方送酒、肉、茶、烟、米、盐的,也有送电视机的,这主要视经济情况而定,与以前相比,更加淡化了过去习俗中的补偿性,在自由的婚恋基础上,在今天物质日益丰富的时候,过礼、聘礼以及嫁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伦理礼节被尊重着。

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篇2

【关键词】 土家族;民俗文化;调查;湖北恩施

一、调查过程

于2013年7月7日至9日,在恩施州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民众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其开展调查。

二、调查内容及结果分析

此次调研,课题组发放“关于湖北恩施土家族民俗文化的调查问卷”共360份,其中有效问卷356份,调查人群涉及到恩施州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人群,尽力使调查结果精确而有价值。

1、历史信仰及文化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21%的人说土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是从唐朝开始的,20%说是北宋,另外34%的人不知道(图1);对于土家族人的信仰(对神的敬仰),1%的人很了解,1%的了解,42%的不是很了解,还有56%的人不知道(图2);有关土家族诗歌(万颗明珠共一瓯,王侯到此也低头,五龙捧着擎天柱,吸尽长江水倒流。)所孕育的文化知识,16%的人认为说的是喝油茶汤、51%的人认为是拜茶、23%的人认为是咂酒、10%的人不了解(图3)。

以上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恩施人民对于传统的历史、信仰及诗歌文化内容,多数人都能够正确选出相应的选项,懂得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历史信仰和诗歌本来就是传统封闭式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是特定民族、地区、环境或特定行业、阶层的人们的生活需求。对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特定的人群来说,那些风俗习惯都是他们世世代代必不可少的文化内容。历史和传统的民俗文化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是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流传于民间的大部分历史文化及民族信仰活动,都是寓教于乐,寓教于趣,带有极其浓厚的娱乐性质、艺术内涵和历史意义,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起推动作用。

2、土家族的刺绣编织及儿女婚姻状况

恩施是一个文化丰富、乡土风俗多样化的地区,课题组调查了土家族“儿女会”的日子(一般在农历7月12日),结果是:38%认为只有未婚女子可以上街赶场;43%认为只有青年男女可以上街赶场;1%认为无论婚否的男女老少都可以上街赶场;18%的人不清楚。如图4。有关哪种土家族手工刺绣走出国门?78%的人选择西兰卡普,22%的人选择绣荷包,无人选择针织内衣和枕头秀(图5);土家族人的哭嫁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婚姻习俗,对于其本质,课题组进行了调查,87%的人认为是对父母的思念,10%的人认为是结婚女子对出嫁的迎接(图6)。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看出,恩施州土家族人对传统的节日风俗非常注重,了解的比较多。女儿会被誉为“土家情人节”,是与封建包办婚姻相对立的一种恋爱方式;哭嫁则是土家族婚俗中最富有人情韵味的特色文化,也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叛,传统的文化体现出了本民族人民对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热爱。

3、土家茶文化

喝茶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关于土家茶文化,图7显示了“四道茶”的情况。

土家有“四道茶”,除了白鹤茶、泡儿花、油茶汤三中外,还有哪一道茶?66%的人选择了富硒茶;31%的人选择了红茶;1%的人选择了鸡蛋茶;2%的人选择了铁观音。

这幅图表显示出了恩施土家族人对茶文化的热爱,他们利用自己所在土地富有“硒”的先天优势,留传下了“富硒”这道茶。大多数人能够正确选择出“富硒”,但还有34%的人不知道“四道茶”中有富硒,这也说明了恩施传统文化在广为流传的同时慢慢被部分人淡化。

4、传统节日和土家舞蹈

“过赶年”是土家族人的一种习俗,经过调查,课题组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过赶年”。1%的人认为是为了纪念本民族英雄、30%的人认为是为了提前消灾纳福、45%的人认为是为了早迎新年、还有24%的人认为是为了过好年末(图8);在土家族特有舞蹈的调查中,91%的人选择“摆手舞”,其他9%的人分别选择了秧歌舞、狮舞、篝火舞蹈(图9)。此数据表明恩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相当不错,但还有少数人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去了解传统的风俗人情,这促使我们思考怎样加大对土家文化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传承土家文化。

5、对土家文化的总体印象和未来展望

对土家族文化的态度。17%的人表示很喜欢;51%的人表示喜欢;2%的人表示一般;30%的人表示不喜欢。

对首届“施州古城灯笼文化艺术节”活动的举行对恩施的文化发展的影响怎样?48%的人认为起重要作用;36%的人认为起较为积极的作用;16%的人不了解此活动。

图10显示恩施州人对传统土家族文化的喜爱程度,68%的人喜爱,2%一般,30%的人不喜欢,这充分说明了传统的民族文化虽然有其优越的一面,但也有缺失的地方,人们在继承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选择比较,力求使其本身变得更加完美全面;对于恩施土家文化的展望,课题组了解了首届“施州古城灯笼文化艺术节”活动的举行对恩施文化发展的影响,有84%的人肯定此活动对恩施文化的正面促进作用,其他人不了解这个活动(图11)。这表明恩施文化的发展正处于鼎盛时期,各项活动都在加强文化的融合及发展。土家族文化不断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将使恩施逐步变成一个“文化强都”。

三、调查总结及反思

恩施土家族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变、与时俱进,总体上呈现出积极的态势。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还是有少数比例的人群对于恩施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的内容不了解,也不关心。近年来,我国持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西方文化的传入对我国的民俗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甚至在一小部分民众的心目中,民族风俗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没有必要继续传承。再之部分年轻人热衷于现代音乐、服饰、饮食、娱乐等,对传统的歌舞、茶道、诗歌文化等视而不见。

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恩施民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果不对民俗文化加以传承和保护,再过几十年它可能会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暗淡于老百姓的记忆里。民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我们应该弘扬其优越之处,改进瑕疵之点,让源远的民俗文化在时代语境下涓涓长流。

【参考文献】

[1] 曹毅.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2] 恩施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恩施土家族民族自治州民族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篇3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 56 个民族,都有各自悠久的历史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又互相交流,构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民俗上,各民族也形成了一些大体稳定的共享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国民俗学的基本内容。就拿民间故事来说,它在这方面的情形,更加显著、突出,因此,中国人所熟悉的许多类型的故事,都有在各民族间相互流通、享用的现象,有的还与岁时节日、社会风俗等粘合在一起,表现为一般民族的、民间的文化。②

在强调了民俗在“一国”文化格局中具有的某种共同基础后,钟老进而指出,“大家知道,中国地域广大,各民族的居住比较分散,加上社会历史、生态环境、民族迁徙等原因,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注意各民族民俗的差异点,说明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和实践活动都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彼此尊重、加强团结,有利于认识中国民族民俗文化的丰富性,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民俗学研究的质量”①。中国民俗文化内部有差异,也有共同性,这两方面的前提条件决定了中国的民俗文化,具有“整体形态”。钟敬出如下表述:“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华民族民俗的整体形态,决定了我们必须以一国多民族民俗为研究对象。也可以说,中国的民俗学,由于社会结构的关系,规定了它的性格、它的特点,就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同世界上的很多单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相比,这是我们的一大特点。”②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钟敬文认为,这有深厚的历史原因,从历史上看,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汉族就融合了很多民族的文化,才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总之“,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博大的,多民族人民共同建设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但到现在,还有一些民族相对保存了自己民族的民俗文化……我们加入把中国的多民族一国民俗学建设好,就是对世界文化史宝库的一种丰富。”③述及钟敬文关切少数民族民俗传统的文章不少,这里只择有代表性的稍加引申。长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日本学者西胁隆夫,在《故乡的歌谣和少数民族歌谣》里,注意到钟敬文对少数民族歌谣的关注,进而认为钟敬文的工作“具有先驱性的意义”:

他在介绍疍民的文章开头这样论述道“:中国本部境内,除了我们汉族以外,尚有许多山居水泛的开化较迟的民族。如云南、贵州一带的倮亻罗,两广、湖南一带的瑶民,广西境内的僮人、西南各省的苗民、东南沿海的疍户,这都是彰明昭著的。我们谁都知道:一个民族文化的高下,与他们的文学(民族心声的歌谣)是很有关连的。”这里从汉族的角度进一步把眼界放到多民族的口承文学,强调了发掘它们的意义。“记得清人李雨村,曾编辑过一部《粤风》,里面除去了一部分粤人的歌谣外,其余都是那瑶僮俍各民族的心声。近来‘歌谣新运动’中,也有人注意的采集了一些云南倮亻罗和广西僮人的歌谣,发表了出来。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工作。”④

专文讨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的,是目前旅居日本的学者周星。他在《“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及其它》⑤中总结说,钟敬文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主张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因为这一理念,“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国许多民俗学家长期以来所思考和在他们的学术实践中不断接近于形成的观点。”⑥周星提及,就民俗学学术队伍的构成和其中少数民族学者的立场而言,这个理念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容易得到认同:

在中国民俗学会的大约 1500 名会员中,约有近 400 名左右的少数民族会员,约占会员总数的 26.6%,分属 39 个民族成分,这个比例在一些多民族的省区,实际还要更高。这些少数民族会员,尤其对当地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很有研究,也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著述,应该说,它们都是中国民俗学成果中值得我们重视的组成部分。我想,这些同志们对于“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学术理念是深有同感,也是很能认同的。①

周星强调说,诚然,各民族地区的民俗活动,具有族别特点,但又往往超越族群边界,大量民俗事象长期相互影响,形成了许多跨族际的民俗事象。此外,还有一个“地域的视角”。如果把族别和地域的视角联系起来,情况就会更为复杂。应对这种更为复杂的局面,需要一个更为“整体的观念”来统摄和把握局部“,因为中国各民族共享的社会和历史统一性进程以及共同创造的民俗文化财富,使得我们有可能发展出建立在地域和族群文化之多样性基础上的‘一国民俗学’。”②周星对钟敬文多民族一国民俗学思想的阐发,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命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尤其是他从自身学术训练和背景出发,对民俗的“地域”和“族别”属性的特殊强调,令人印象深刻。依照笔者的理解,钟敬文先生作为文化研究的大师,对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历史进程有全面的把握,这是他“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的宏阔背景。这种对全局的把握,与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论断,在深层次上是十分契合的。中国各民族漫长的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辙,构成了今天文化上多元的灿烂局面。所以说,钟敬文的命题是有历史高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多元文化现象的理解和阐释,长期以来就是精辟见地与糊涂观念并存,有的观点不仅不科学,而且有害。例如有人错误地认为,文化上的差异,就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应当尽快消除“落后”,尽快臻达“先进”、“发达”的境地,这与殖民主义理念如出一辙。有人用简单的两分法看待复杂的事物,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处理文化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所谓先进代表了人类的发展方向,与后工业的、高科技的、书面的、雅致的、逻辑的、合乎人性的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所谓的落后,往往与前工业的、低技术的、口传的、粗鄙的、前逻辑的、违反人性的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似乎善恶高下立见。抛弃“陈规陋习”“、野蛮”和“原始”,就成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不二法门。还有人发展出更为精巧的理论,试图“隐晦地”证明某些文化比另外一些文化更高级,更合于人性和人道,而另外一些文化需要改弦更张,或大幅度更改,乃至毫不留情地弃之如敝屣。在人类历史上多次上演的文化殖民操演,其背后的理念,就是这种特定文化的优越论在发生作用。今天,在联合国组织的有关文件中,还可以看到对这一类谬论的高度警觉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批判。例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指明以下应当警惕和批驳的谬论:“某些文化比别的文化更有可能促进发展”、“文化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的冲突”,以及“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障碍”①。在这份由众多专家合作撰写的报告中,在关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基础、发展前景等方面的讨论中,处处体现了反对强势文化的文化统治、反对强迫的文化同化政策等主张。钟敬文关于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观念,可以说,与晚近发展起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思潮,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钟敬文的民俗学思想,具有很高的人类伦理基点。这样说并非夸大之词,因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文化多样性的恪守,是人类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需要从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加以考量,而且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坚守,对于人类长期、安全、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一些东方和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论者或民族沙文主义论者,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宣称所谓民族共同体乃是为了特殊利益人为建构的结果,应予取缔,或宣称某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文明”和“更先进”,因而先天合法地具有统御其他民族的法权。这种无视历史、无视客观情况的论调,早就遭到有良知和科学精神的思想家们的严厉挞伐。与人类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民族集团的现象相对应的,是在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具有高度耦合对应关系:“虽然人类是一个物种,但是基因突变给了他们学习知识和把知识代代相传的能力,这种突变,解释了人类成功地扩散到地球各处的历史”②。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植物和脊椎动物物种最多的 27 个国家中,有 19 个国家的报告说,他们的国民使用超过 50 种以上的口语。③可见,与语言差异相对应的族群的产生和发展,其语言和文化的特异性现象,都往往与特定生态环境有密切关联。可见,民族从来不是人为建构的、可以随时宣布取消的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果说这些谬见已销声匿迹,还为时尚早。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经过打扮和伪装的民族虚无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也没有完全绝迹。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某些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观念的思想,也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某些用狭隘的情绪代替科学的精神的学术表述中,我们还能够看到这种观念的踪影。好在就总体情况和大局而言,此类谬见,在民俗学领域没有多大的市场。原因之一,笔者认为与民俗学学科有钟敬文先生这样的大师,始终坚持符合实际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民俗观有很大关系。钟老不仅在学理上提倡之,在学术实践中也践行之。从创立中国民俗学会之初,到组织教材编写、人才培养、学术团队建设,到民俗学在国家学术格局中的布局,钟老都考虑到了多民族的学科特质,及在长久的学术建设中应如何体现多民族的维度这一思想。钟老长期倡导招收各少数民族的学生,培养他们在民俗学方向上的学术兴趣和专业知识,引导他们建构本民族的民俗学体系。钟老在这方面的胸襟和眼光,远远地超过了许多同代和稍后的民俗学学者。在钟老的胸中,有全国学科发展的整体格局,也有如何引导一国学术发展的思路。一个学科的统领者往往具有这样的素养,他不仅胸中装着自己的学术经营,还装着机构发展的蓝图和构想,乃至装着一个国度学科发展的整体思路。仅就统领学科的胸襟和气度而言,钟老也是无可替代的。多民族一国民俗学思想提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为广泛接受。此后,在这个重要命题上,没有出现人言言殊的情况,在指导思想上和具体研究中也没有出现混乱不清、乃至针锋相对的提法。中国民俗学的学科版图,就向着多元的、多通道和多进路的方式发展。今天有如大海般的各民族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原本就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彼此学习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对于某个民俗事象的解释和说明,往往需要利用其他民族集团的材料,进行对比和类比研究。光是形成一个民俗学概论的著作,就需要引入大量各民族的民俗材料。近些年来,不断有人尝试编写以多民族的民俗传统为经纬的教材,就是明证。不过,钟老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除了强调在一个国度之内,应当发展多民族的民俗学的理念,其实深究起来,还包含了两层含义:各个民族的民俗事象,都应当成为研究的对象;研究者队伍,也应当具有多民族的构成。他在教学实践中,很好地践行了这个主张。他还多次表述过:来自特定民族的民俗学者在解读和阐释他们民族文化传统时所具有的优长,往往是其他民族的学者轻易不能替代的。其次,发展多民族的民俗学,还有一个方便与国际东方学对话的便利。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诸多领域,起步比我们早,专业人员比我们多,在学术发表的阵地数量和已经产生的影响上,比我们有优势。关于《格萨尔》的研究,两位学人(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 和石泰安 R. A. Stein 1911~ ) 的法文著述产生的影响,是今天国内任何一个《格萨尔》专家所不能比肩的。这种状况当然是历史造成的,不过今后不应当长期延续下去。笔者在另外的场合谈论民俗学的少数民族维度时,讲过几条意见,觉得拿来在这里支持钟老的说法也合适:

第一,按照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创立和发展传统看,它从勃兴之初,就没有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歌谣学的最初实践活动区域,就有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歌谣展示。这个传统,今天就更没有理由不坚守了。第二,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其中的每一个民族成分,都是这个大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各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肉联系,它们在参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都令有关各少数民族的知识和遗产,合理合法地、无可争辩地成为国家学术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民俗学,是与大力发展中国民俗学的总的目标相一致的。第三,中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分属于几大语系———汉藏、阿尔泰、印欧、南岛和南亚等。他们各自所长期居住的自然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产生于其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社会组织方式和其他活动等,彼此间差别相当明显。它们是民俗学生长、发展和获得丰收的肥沃土壤。对少数民族民俗活动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阐释特定文化传统的意义,也有提供观照文化范例并提炼和抽象出文化活动通则的范式意义。第四,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的有关研究,已经有可观的发展历史,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色,积累了宝贵的学科经验,如蒙古族,在百多年前就产生了自己的民俗学著作。今天,在内蒙古地区,一些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的课程,也还是用蒙古语讲授的。这是中国民俗学学科特色的一个显著方面,是我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难点所在,挑战所在,也是机遇和光辉前景的所在。第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国际人文学界的大力倡导下,人类社会越来越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知识和经验的重要一翼,与作为另一翼的人类有形文化遗产一道,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恰恰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民俗学在人类今后的发展和进步中,在总结人类宝贵经验和教训方面,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当代系统化教育的知识教授体系中,民俗学不仅应当拥有一席地位,还应当拥有发展优先权,享受优先扶持的地位。当前对该领域人才的需求,国家文化建设战略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研究等环节工作的全面铺开,都对民俗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比较而言,少数民族的民俗学人才更为缺乏,这方面的需要也就更为紧迫。①

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篇4

民俗旅游文化的含义,也是如同文化一般,具有多样性。民俗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对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真实性和还原性,注重于文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保持文化的传统性和连贯性以及自身的传承性。民俗旅游文化本真性主要是对某一地区的文化结合自身的旅游特色来宣传与弘扬和保持本地区文化自身的特性而言的。

二、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体现

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主要体现在不同人群对民俗文化的评判依据上。第一,当地的居民是依据自身的生活习性和生活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思想的变动来体会到民俗文化的本真性;第二,专家是从一个区域民俗文化的保存自身的“本真性”来考察的,主要关注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变化的动态过程,依据文本和史料以及对实地的考察来评判;第三,就是旅游者们,主要从自己的习性来对旅游地区地民俗文化来进行感受,注重自我本身的感受。

三、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的多维度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质量,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使得工作者的压力巨大,这也就需要换个环境来舒缓心情,此时外出旅游,尤其是对民俗风景文化的出游是很好的选择。对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的多维度思考,我个人认为应该集中在以下叫几个方面:

(一)民俗文化当中的旅游契机——从旅游当地的角度思考

旅游的风景必须和风俗文化相结合才会显得有人文的底蕴。把民俗文化与旅游进行有机的结合,这样一来既弘扬了文化业又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第一,首先需要对当地的民俗文化进行深度的挖掘和编纂,把民俗文化归结成为一系列的旅游特色产物,形成具有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把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相连,把自然景色与人文知识有机的结合,例如把当地的节日和风俗人情与旅游的时节相连,做好宣传工作;第二,对有形的和无形的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比如皮影戏、捏泥人、剪纸等等手工艺文化,还有昆曲、河北梆子、京剧等等这些无形的口传艺术形式以及其他的形式的民间艺术,形成艺术展示区,可以定期组织会展或者交流大会,来发扬民俗文化旅游当中的本真性。

(二)民俗文化旅游的广阔性---从民俗文化的多元性来考虑

文化是无界限的,同样的民俗文化也没有严格的空间限制,文化之博大精深的,需要我们积极宣传民俗旅游文化的多样性和的多元性。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当地的民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色,需要我们发扬民俗文化的自身优势结合旅游来发展,比如说各个少数民族自己的节日,维吾尔人的开斋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彝族的火把节等等,要把这些独居特色的民俗文化节日形成规模与市场来发展旅游,积极在开展旅游的同时弘扬和传播各种不同的优秀的民俗文化,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实地的旅游当中了解民俗文化的本真性以及加强不同优秀文化的传承。

(三)民俗文化旅游本真的思考角度多样性---从当地居民和专家以及旅游者的角度思考

我们之所以评定民俗文化是具有生命的活力的艺术,就基于民俗文化具有传承性和继承性以及创新适应时代的变迁能力。文化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也就注定了民俗文化的本真性评判的多样性。从当地居民来说,民俗文化就是自身文化的特性,明显区别与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从专家的角度出发,就是一个地区带有区域色彩的文化,例如具有特色的服饰、节日、文字、各地的传说等等。带有明显的民俗特色的文化;对于旅游者来说,就是不同于自己日常所接触的风土人情,这三个角度虽说区别不是太明显,但是专家是专业的,带有学术研究的特性;当地居民是最有发言权的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继承人,他们主要把民俗文化与时代相融合;而旅游者主要把民俗文化的本真性进行弘扬和传播。

四、结语

旅游是人们来放松自己的方式之一,在外出散心的同时也了解到了世界的山川河流,民俗文化。只有当旅游结合了文化的土壤,才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特色,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了解不同风俗的文化和传播各地的风俗文化,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的传承性和保持文化的连贯性和继承性。通过此篇论文的研究,可以从多角度和多思维来认识民俗文化的特性,也希望本篇论文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对民俗旅游文化更深入的衡量和研究以及发扬。

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篇5

(一)传承的基本内涵。民俗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种文化现象,任何一种民俗,小町能一蹴面就形成,是要经过几代、几十代人的反复生产、实践,不断积累丰富发展面成的,这些具有规范性、模式化和制度性的民俗,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对稳定性,离不开后人的继续与发展。传承忡足民俗的一个显著特征,民俗的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即历时的纵向延续;同时也是指民俗文化的一种传递方式。””面“传承性是民俗发展过程显示出的具有运动规律性的特征。”。《中外民俗学词典》中把“传承”和“文化”结合起来,认为“传承文化,又称传统文化,是指在一种文化类型中保持并不断延伸的文化因素。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即指民俗,它包括物质民俗、精神民俗与语言民俗两个个方面的传承。把传承,文化联系起来,便使传承获得了广义的意义。它不仅代表着传承着的事象的本身,面且代表着一种文化过程。”在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视角下,认为传承不仅是文化的继续,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或是一种文化的沟通方式,像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就认为:“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活的知识和态度。”节日民俗文化也正足这样传承下来的。民俗传承的发生要由传承的主体、客体和场地来构成,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广大民众既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民俗文化的享用者和传承者,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生活习惯习得,世代相传,不断沉淀,厶支后形成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民众作为民俗文化传承的丰体,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叮以说,没有民众,就不可能有民俗文化。民俗传承的客体则是指民俗文化事项本身,民俗事项纷繁复杂,从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制度到意识行态,都有民俗。具体说来包括有物质生产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等,这些民俗内容庞杂丰富,包含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信仰、语言、社会制度、伦理、节日仪式等各个方面。传承的场地或空间,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物质空间,也可以是虚拟的时空空间,民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其产生的文化土壤,民俗文化能够顺利传承下来,是因为其有着赖以生长发育的土壤和环境,即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事项内容都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孕育、发展演变面成,民俗的传承就是在民众生活生产的场地、祭祀仪式的场合、H庆祝的场合中产生,村落、社区空问正足我困民众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场合。

(二)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的传承。桂越边疆地区20个少数民族杂居地带,居住着壮、汉、苗、瑶、京等20余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80%以上,桂西南中越边境线长500余公里,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陆桥,有着多个部级、省级通商口岸。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深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两廊一圈”建设发展,桂越边境地区已经成为热点地区。在这片独特的地域,有着独特的节日民俗文化,除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外,传承至今有地方特色的节日还有:桂越边境地区的以壮族“三月三”为主的歌圩节、崇左花山文化艺术节、崇左金山花炮节、宁明壮族花炮节、龙舟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凭祥际旅游节、宾阳汉族炮龙节、春节庙会等等,这些都已成为桂越边疆地区民俗文化旅游的热点。民俗传统文化习俗,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积淀面成,一种习俗形成后,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并且会随着一个民族的发展面世代传承下来。一些习俗自先秦两汉就已经定并一直传承至今,这些传承至今的岁时节13习俗,都可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以棒越边疆地区壮族歌圩为例,传承至今已有成下上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壮族人民喜爱唱山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每年有数次定期或不定期山歌集会,如正月十五、二月十九、三月三、四月八、八月十五等,其中以“三月三”最为隆重。据古代文献记载,壮族歌圩早在宋代就已经流行。宋人所著的《太平寰宇记》中有记载:“壮人于谷熟之际,择H祭神,男女盛会作歌。”南宋学者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记载了壮族先民们“迭相歌和,含情姜婉,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问乃有绝佳者”。另在1941年版《广两边防纪要》中载有歌圩更详细的描述:“滑边一带风俗,最含有人生意义的,则为歌上:。歌圩在春忙前的农暇时候举行,其日子各地各不相同,今日为甲地歌圩,明日为乙地歌圩,附近各村青年男女,各着新衣服到达集圩地点,彼此午宴,尽情畅饮,瓦赠糕饼或村头、树下,引吭高歌,彼唱此和,其乐融融,待天黑后,始各尽兴返家”。歌圩是壮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也是男女青年进行社交的场所。人们在生产劳作之余,三五结伴成群,前往特定的地方进行对唱山歌,山歌内容涉及了传统生活经验、习得、民问传说、伦理道德、精神信仰等等,在歌圩中传递、交流感情,以歌圩节日为载体,一代代地传承了壮族民族民俗文化。又如金山花炮节,传承至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节日中抢花炮、对歌唱戏、舞龙舞狮、设坛祈福等节俗至今依然传承保留了下来。在节日民俗中民众通过语言传承、心理传承、行为传承、活动传承等形式,将特色的民俗文化传承下来,更好地提升了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二、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的重构

(一)重构的基本内涵。变异性是民俗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指在民俗传承和扩布过程中引起的自发和渐进的变化。民俗是靠语言和行为传承的,这种方式决定了民俗在历时的和共时的传承过程中,不断适应周围环境面做出的相应变化。“”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是在与民族间的交流互动中,进行有选择性的创新、重建或组合,是一种文化重构。文化重构,足指一种文化的重新构建或重新组合,“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的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适应性更替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重构。””巴尼特提出“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创新应被界定为任何在实质上不同于固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为和新事物,严格说来,每一个创新是一种或一群观念;但有些创新仪存于心理组织中,面有则有明显的和有形的表现形式。””文化变迁的产生原因有内部和外部两种,具体为:因社会内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发生了变化面致使文化变迁。在研究民俗文化过程中,要将这些变化冈子置人民族阎有的文化体系中,从面使民族民俗文化的结构和功能进一步得到创新、整合,进面推动民族民俗文化的发展。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静止孤立封闭的,它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它会与周围自然、人文环境相互作用、相瓦影响,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断地进行调适、组合,据此说来,民族民俗文化也一样,决不町能一成不变,在面对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的过程中,既有传承保留,又有所调整适应和创新,在调适中不断发展、重构。民俗文化的重构,要建在科学理性的态度上,以保护、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基础,吸收外部先进文化,结合民族特色和需要,注入适合民族民俗发展的新内容,使之动态、平衡地发展。

(二)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的重构。桂越边疆地区节日民俗历史悠久,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时空,随着边疆地区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传承下来。一些传统节日大致产生的时间远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在这个传承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民族的发展、变迁或重组以及历史的演变,由于外来文化的传人,节日习俗的原发性内容会随之产牛变异和变迁,部分甚至演变消失;二是历代统治者以汉文化为正统文化,把边疆地区称作“蛮夷之地”,把边疆少数民族称为未开化的“蛮夷”,将少数民族的风俗视为“另类的陋俗或怪俗”,如曾将桂越边疆地区流行的男女对唱山歌视为有损大雅的“伤风陋俗”,在民国时期被明令禁止;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当时“破四’的社会背景下,把歌圩当作“四旧”加以批判、破除面导致一段时期内销声匿迹;进人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歌圩也出现了萎缩,有的传统歌圩已经消失,参与歌圩对唱山歌的青年人很少,只有一些中老年人还喜欢并坚持唱山歌。三是各民族融合交流的影响,一少数民族传统与汉族民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或同化,有些早期传统文化习俗被汉化,或杂揉成另一种新的民俗事项。民俗文化具有服务于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功能,“人们创造了节日文化,同时也享受到这种文化所带来的欢乐,这正是民俗文化服务性的最好体现。”桂越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也具有服务社会生产和实践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调节功能,因此,节日民俗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一定的服务和调节作用,它应社会生活的需要面产生并为其服务,也会冈其功能的变化面变化,并相应做出调适或整合,形成新的民俗文化,发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功能。民俗文化的重构,一方面需要在合适时机对民众进行民族意识的启蒙教化,明确本民族在社会中的历史地位,改变一些盲目崇拜、依赖的心态,以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其二,任何一种民俗文化要保持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必须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要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中吸收先进的新文化,调适好与时代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自己。桂越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也是如此,一直不断地调适着与发展、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适时为节日民俗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进行文化组合、重构,使节日功能有所提升,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总之,需要利用好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调整与新形势的关系,建立好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新的民俗文化观念和先进文化。民俗的传承史就是一部民俗演变史,在这个演变过程巾,节日民俗有继承、有变化、或增或减。近几年,随着国家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视,通过政府引导支持,桂越边疆各地节日民俗活动有了很大的复兴,如举办南宁同际民歌艺术节,三月三歌圩节、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歌圩活动内容更为丰富多彩,除了唱f歌,还根据自身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增添了舞龙舞狮、划龙船、斗鸡、抛绣球、打陀螺等传统民族文化体育活动,歌圩节俗活动内容进一步拓展;另外,一些新闻机构和文化传播公司还拍摄了歌圩节所有的活动并制作成DVD视频光碟,进一步传播了歌圩文化。另外像一些国际文化艺术节、龙舟节、花炮节、际旅游文化节等,都根据社会发展和新形势的变化,摒弃了一些落后成分,创新了节日方式,融入了新的节日内容,打上_20整合发腰的烙印,这些都展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节日文化有了新的演变和发展,为了适应新的自然、人文环境面进行了新的文化重构。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的重构,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维护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稳定,增强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觉,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发展研究

中需注意的问题文化在传承、再构或涵化中,涵化足一种消极被动的吸收,面是有着一个文化接受的过程。一个文化系统可能自愿或被迫放弃一些原有的特质,同时又可能接收新特质的传人。各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都会根据自己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别是自己的需要,面对其加以选择改造,使新的文化因素和特质打上本民族、本地的烙印。例如春节,在我同许多民族都过,但因地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各有特色,有着不同的节日内容和过节方式,大多都独具区域、民族特色,这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结果。又如,随蓿国际交流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现代西方某些节日民俗,也随之进入中国青年人的生活巾,如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等,因为接纳、吸收和整合了外域文化,就必然会产生民俗变异的结果。此外像边境商贸交易会、体育盛会、旅游节、文化节、国际民歌艺术节等节日民俗活动,其开幕式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益趋势同,这也流、融合的结果。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在传承、重构发展及旅游开发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保护好节日民俗文化的“文化生境”。民俗文化的传承,要体现出民族优秀义化及民族特色的传承,要注重民族特质的保护,特别是对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不能过分地、无原则地脱离原民族、原地区生态文化语境,这要求要保护好“文化生境”。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极具地方特色,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和表现。节日民俗作为一个民族风俗文化的集巾表现,为民众表达内心情感提供了重要时机,为民众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寄托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没有文化底蕴的节日民俗活动足没有吸引力、更不可能持久的,任何脱离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民族特色人文环境的节日民俗,都将失去民族文化特质,遭到破坏,逐渐失去民族节日民俗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二)正确对待文化重构,发展节日民俗文化旅游。一种民俗文化活动,会随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变异,民俗需要不断地创新,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创造、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只有这样,民族民俗文化才具有活力和生机。因此,在保护边疆民俗文化的基础开,根据边疆地区自然环境特色、边疆民族特色,边疆人文环境的特色,有选择性地对节日民俗文化进行整合、重构,合理引导、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举办相应的节日民俗文化旅游节,这既更可以发掘和整合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民族文化牌,义町以为节日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使之具有新的特质,创新节口民俗文化,使节日民俗文化有新的科学组合和重构。

总之,民俗义化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其保护方式也应当要多样化,既要有静态的保护,传承好传统民俗文化,保护好民俗文化的“文化生境”,如保护民族地区生态人文环境、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又要有动态的保护,如开展节日民俗文化旅游,促进民俗文化的创新整合,使之蓬勃发展、极具生机,文化的传承、重构就是一条保护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我们要主导好民俗文化的重构,开发好边授地的节日民俗文化资源,发展节日民俗文化旅游,以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动态保护和传承发展。

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篇6

[关键词]剪纸 符号 象征 隐喻

原始先民的文化精髓在遥远的岩画和彩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被现代社会文明和人文自觉所认识和冲击,民间剪纸文化中的一幅幅生动神秘的构图创造,又是古文化精神信仰的真实再现。在各类民俗活动中充分展现,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发展。剪纸行为与当地的民俗文化的盛行密不可分。民俗活动依存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结构中,它总是和人们生活中的某些特殊条件和习俗息息相关,使得民间文化得以蔚成风气,经久不衰。

剪纸的文化生态结构是剪纸民俗文化生命力的源泉,对中国剪纸文化盛开不败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保护剪纸民俗文化的有力保障,也是中国许多民族文化共同生存的文化构架。北方以农耕为主,为剪纸民俗文化创作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剪纸民俗文化的基本风格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空间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家庭延续香火、家庭和谐、生活富足等为最主要的愿望和生活目标,即使在观念日益更新的现代社会,占据人们心灵深处的,仍然是繁衍后代、延续家族等传统文化观念。

生存于农耕社会结构中的人群所进行的和追求的基本生活方式也都和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女孩从事一些剪纸、绣花、印染、布艺等女红技艺的训练。在生活上温饱、忙碌的农耕社会结构中,形成了对家庭和睦、家族昌盛、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幸福长寿等理想愿望的强烈祈盼,总括起来就是民俗文化中常见的“福”、“禄”、“寿”、“喜”、“丰”等的“吉祥”寓意和愿望。传统文化中“吉祥”预示着人们良好的祈求、美好的憧憬和善良的祝福,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幸福,作为剪纸艺术表达吉祥寓意主要有以下的象征手法:

一、抽象象征

在剪纸图案中常见到具象的图像,但表达的深层内涵却是抽象的观念,如福、寿,都是抽象的观念,但出现在剪纸纹样中则是具体的事物。“福”的抽象寓意用生活中的蝙蝠形象来表示,用桃子来代表长寿,这种表达有时是一种形象,有时是多种物象。如表达寿的寓意,除了桃子,还有松树、仙鹤,因松树长青;仙鹤,一直有仙人驾鹤西去,故仙鹤与老人长寿息息相关,有的作品为了表达自己的祝愿和心情,甚至将几个形象组合成一幅图案,使其丰富多彩,意义更加深远和深刻。“寿”是对生命不断延续的祝愿,是其他一切理想追求的最终目标。“寿”与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的人生追求相统一。古人以神龟征验长寿,后又加上松鹤、桃等意象都是从象征层面暗示长寿。寿星献桃、麻姑拜寿等,都是传统剪纸中最常见的事象。“福”是一切美好理想的核心。五福就是长寿、富足、安康、顺心、善终,在农耕经济结构中,家和事顺为福,人寿年丰为福,健康平安为福,儿孙满堂为福,福是命运,也是运气,是人事,也是神事,所以在民间社会中追求各种各样幸福的剪纸民俗,都有具象的蝙蝠的形象,来表达“五福”意象,“禄”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是“名誉地位”的象征,也是富足钱财的源泉。“禄”的寓意通过具象的“鹿”,“猴”来表达,所以梅花鹿、猴子都是剪纸民俗中最常见的形象。“丰”是对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理想追求,传统文化中“鱼”的意象功能之一就是鱼兆丰年,鱼代表“有余”,所以“年年有余(鱼)”成为剪纸文化中长盛不衰的精神形象。“喜”是对生存的过程和质量的要求,“喜鹊、蜘蛛”等都是最早谐音“喜”字的意象。剪纸意象中常见的“喜从天降(蜘蛛)”、“喜鹊登枝”、“喜上眉梢”等都是喜的吉祥寓意的具象形象。要说的意思不直接表白,而是借助物象曲折影射,这其实是剪纸艺人内心情感表达的完美释放。

二、隐喻象征

民间剪纸中具有象征的基本特征,用象征手法表达思想感情,比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更能表达出含蓄、细微以及耐人寻味的意蕴。剪纸艺人善于用具象形象表达抽象的意义,由具体的物象引申到抽象的意义,其间是通过象征手法来实现的。陇东地区的祁秀梅笃信自己剪的花都是灵性的东西,作品线条畅快,画面洋溢着一种扩张力,运用象征手法表现出富有灵性的境界。陕北广泛流传的“鹰踏兔”、“蛇盘兔”等为主要的喜花,鸟在中国传统社会象征阳性,鸟类最威猛的鹰自然是阳性代表。而兔代表阴性的月亮,“鹰踏兔”隐喻男欢女爱,作为洞房喜花再合适不过。“蛇盘兔”也是寓意男女结合,当地民俗还将属蛇男性和属兔女性的结合视为最佳配对,预示未来日子一定过得富裕。民谣“要想富,蛇盘兔,必定富”,还有常见的抱鸡娃娃,抱鱼娃娃、抱石榴娃娃等都是同一寓意。在婚俗剪纸中,最能寓含婚姻内涵的剪纸是各种“喜娃娃(抓髻娃娃)”,陕北剪纸中有抓髻娃娃与其他物象的组合,如抓髻娃娃与莲花结合,抓髻娃娃和金瓜、葫芦、石榴的组合、抓髻娃娃与莲花盒等组合,“喜娃娃”是主宰生殖繁衍之神的抓髻娃娃,象征着子孙繁衍。所以这些造型都是隐喻男欢女爱、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之类的内涵。

象征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白方式,剪纸中使用象征手法时,往往经过人们的理想化的处理,有的将其自然物性加以延伸,有的则与其本来的自然物性完全不同,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

三、谐音象征

剪纸中的吉祥图案是以具象表达抽象意义,是采用谐音含蓄曲折表意,剪纸符号的表意方式主要是隐喻象征等,根据民间传承文化特点。隐喻象征中最流行的谐音象征。

民俗文化中的谐音符号和一般谐音民俗一样都同特定指称对象之间经过长期约定俗成,演变成稳定性的意象关系。在民间剪纸中,一切都是喂药着以“”福为核心的目标追求建构起来的。“福”成为主宰、衔接、编织一切民俗意象的精神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中,“福”是吉祥的象征,也是最完美的祝愿。纹样“五福和合”为盒中飞出五只蝙蝠的纹图,表示和睦同心,五福临门之意;“福在眼前”为蝙蝠与古钱组合的纹图,以“钱眼”谐“眼前”,表示好运降至。

中国语言文字中的谐音象征在剪纸民俗文化中得到延续下来,因此,剪纸中的谐音,既是一种图画形式,也是一种符号形式,更是一种象征形式,它不同于一般的语言或文字谐音符号,也不同于普通图画象征符号,而是兼有二者属性的组合体,可称为“剪纸谐音象征符号”。

结语:

总之,剪纸民俗中大量谐音符号是建立在音义和谐的关系基础上,形成了稳定而持久的意象结构。剪纸意象是剪纸民俗的物质载体,剪纸符号则是剪纸意象的灵魂。“隐喻象征”是剪纸意象建立的深层逻辑,剪纸的意象是剪纸人千百年的“体验疏理”中,完成了向民俗“文化范畴”的跃进,从而建立了一套为社会民俗认可的民俗意象符号体系。

[参考文献]

[1]王贵生.剪纸民俗的文化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沈泓.众生吉祥―民间年画中的美好寓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3]唐家璐.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尹笑非.中国民间传统吉祥图像的理论阐释.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篇7

[关键词]对外汉语 民俗文化 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218-02对外汉语教学从宏观上着眼,既包括语言要素教学,也包括文化要素教学。而其中文化教学更为贴近学生的生活和日常交流,同时也是学习语言要素之后具体运用与实施的重要方向。因此,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在近年来也倍受广大学者以及师生们的关注。

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是文化教学内容当中的精华,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加强和完善民俗文化教学研究不仅可以展示中华文化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通过民俗文化与其他文化共同构成交际背景,可以对语言输出、语言运用以及交际的顺利进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并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从而培养全面的听说读写能力,督促其进行有效的汉语学习。

一、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初探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一经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及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民族的习俗,而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化积淀的大国,更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在宏观角度包括以下范畴:农村及城市民俗文化、古代及新生民俗文化、口语相传及物质资料民俗文化。而从微观角度来分析,可以概括为:物质民俗(重点包括饮食及服饰民俗)、社会民俗(重点包括岁时节日及娱乐民俗)、精神民俗(重点包括信仰及艺术民俗)和语言民俗(主要指以谚语、谜语、歇后语为主的民间熟语)。

民俗文化是一种基础文化,更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各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与积累的文明成果,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长远的学习与研究具有指导作用。长期使用母语的人们乐于掌握民俗文化知识,而处于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尤指离开所在国前往目的国学习语言与文化的人)也倾向于对趣味文化知识的接收。因此,建设好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这门学科,不仅可以完善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体系,更能使得中国文化迅速拓展到世界各地,使得文明之花永开不败。

在研究与探讨过程中,笔者更是通过对高校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整理统计数据,从而更为直观地总结与明晰应该从何种角度、以何种程度、用何种方法来进行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体系的调整与完善。其中学生们表现出了想要学习民俗文化的浓厚兴趣,并也表示愿意专修或选修专门的民俗文化课程,他们表达了更为接受多媒体、影视以及图片展示等教学方法,并也希望可以深入实践,从生活中汲取知识的营养。他们对于民俗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生词过多,文化差异过大等均表示了担心与忧虑,这也为我们将要进行的民俗文化课程设置的安排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总之,这样的调查结果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实际指导,希望可以对相关研究人员有所启示。

二、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实践

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遵循以下重要原则:首先是广泛性与代表性相结合;其次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再次是适量性与适度性相结合。

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我们应从民俗文化包含的方面着手,进行经典的教学示例。比如:

1.服饰民俗:除了介绍我国古今服饰特点及种类之外,还应该将学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的、遇到的民族服饰加以重点强调。“旗袍”是民族服饰中颇具特色的一项,教师可以大量地展示相关服饰图片,而后从“旗袍”二字着手介绍其来历、特点、种类以及民族寓意,指导与解答学生疑问。

2.饮食民俗:除了介绍我国东南西北各地方的餐饮特色之外,还应该向学生传达“菜系”之说,这是了解中国饮食最全面,也最权威的途径。因为不同的美食几乎被囊括在了这八种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中,这种“总―分”的介绍方式,条理清晰,便于识记。其中教师也可以现场演示“包饺子”的全过程,寓教于乐,让学生们亲自动手,感受学习民俗文化的乐趣。

3.居住民俗:除了介绍我国因不同自然环境而呈现出的不同居住方式及建筑特色之外,更要以图片、纪录片以及影视作品进行相同居住习惯的整合以及不同居住习惯的区别。其中,更可以以北京“四合院”这样的特色建筑示例,一方面讲解此建筑的设计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传达出中国和谐、统一的民族理念。

4.岁时节日民俗:除了介绍我国的传统民族节日的具体分布时间外,还要介绍在特定的节日中,人们会有怎样的庆祝方式,以及此种庆祝方式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莫过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教师可对春节中长辈和晚辈之间互赠红包、拜年、贴春联等习俗传递给学生,使其学以致用。

教师进行课堂设计更要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如何将直接法、视听法、认知法、功能法以及自觉实践法巧妙地融合,然后加以应用,是对教师素质的考量,更是对完整的课堂教学的综合评估。

三、民俗文化中语言教学的功用

对于民俗语言的良好掌握,一来能有效地增强识别其他语言类别的敏感度;二来更能有效化解文化冲突带来的语言冲突,有效地克服语言障碍;三来可以避免语用失误,为进行跨文化交际扫清障碍;最后,纯熟的民俗语言的理解与应用,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谈话的距离,从而有效地提高交际能力。

民俗语言教学内容共分为四大板块:

1.语音教学:作为以汉文化为主流的民俗文化,语音表达最为特殊的还要属北京语音。其重点也在于学生对轻声及儿化音的掌握。例如,“背心”“独门独院”“铺盖卷”“月份牌”“笔尖”等词,本身不带有“儿”后缀,但实际交际中,尾字后要进行“儿”化的处理。再如,“饽饽”“烙铁”“爷们”“爱人”“点心”等词,则要将尾字读成轻音。

2.汉字教学:遵循“部件法则”,教师应对汉字进行归类总结与详细讲解。例如,服饰民俗中“袍”字的出现频率甚高,而“袍”字中“衤”旁是与衣服材质有密切联系的,它表达的是这个字的意思,其另外一半“包”则表示了这个字的读音。这样一来,学生们更容易理解字意与字音,并有可能指导今后的汉字使用。

3.词汇教学:词汇较汉字难度稍高,但却是由汉字相互组合而成,因此了解大意并不困难。例如,民俗语言中会经常接触与“洋”字相关的词汇,“洋枪”“洋火”“洋画”“洋蜡”“洋伞”等,由于“洋”可以解释为“外国”,所以再加之后面的字的意思,本词便不难理解。而学生今后再遇到这样的词,也能较为轻松地明白与辨识。

4.熟语教学:民俗谚语、歇后语是最具趣味性的语言形式。例如,谚语中的“早晨起得早,八十不觉老”“女大一,不是妻;女大三,抱金砖”,以及歇后语中的“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老太太上鸡窝―笨(奔)蛋”等等,这些语言生活气息浓郁,因此学生容易也愿意接受。将生动有趣的词语运用到生活中,也是外国学生在异国学习的一个重要收获。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的研究脚步不会停歇,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孕育真知。同时也坚信,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会在人们的不断努力与探索下,日益完善并成就辉煌。

【参考文献】

[1]李晓琪.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3]谭汝为.民俗语言研究对汉语教学的作用[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4):63-67.

对民俗文化的个人总结篇8

[关键词]春节 传统文化 继承 发展

[中图分类号]K8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92-01

一、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人们对春节的认知不深刻

在调查中发现,大众普遍表示对春节及其习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具体深入的内涵都不怎么清楚。同时,随着外来文化的入侵,洋节的流行使得春节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承遇到了瓶颈。因而,提高大家过春节的积极性,或者说使春节变得有意义、有意思是关键的一步。

(二)春节习俗的继承有待改善

在回收的387份有效问卷中,有300人以上至今仍然保留着大扫除、祭祀祖先等传统习俗,然而,诸如贴春联、守岁等传统习俗的保留程度较低,同时,对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央视春晚的关注度也不容乐观。

伴随着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的节日文化也一直处于变迁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冲击,电话拜年、短信拜年以及电子邮件拜年逐渐被人们接受。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春节民俗中的宗教迷信成分不断减少,出于安全考虑,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鸣放鞭炮也日益受到限制或者被取缔[1],春节传统习俗中传统文化韵味越来越淡了。

(三)春节传统习俗的重要性分析

解析本次调研数据得出,虽然现在春节传统习俗有所削弱,但是在潜意识中,多数人认为春节传统习俗的继承和发展是必要的。大家都表示,春节的传统习俗是我们的财富,是不可替代的。然而,春节传统习俗的变迁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也考量着人们对春节传统文化的一个坚持。此外,也有人担心,随着社会的发展,东西方交流的日益密切,西方文化的入侵会不断动摇着春节的地位。然而,在本次调研中发现,中国传统节日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以绝对的优势战胜了西方节日。

二、分析建议

(一)搭建文化桥梁,发扬春节文化

春节传统节日的存在是继承和发展春节传统习俗的载体,但要想使春节焕发勃勃生机,还需要文化学者、文化部门以及我们自己的不懈努力,研究和探讨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一座有机延续的文化桥梁,在保留传统文化要素的同时,为传统节日注入新鲜血液,使之充分适应于时代,赢得时代的青睐。同时,也借助各种方式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传承传统文化的进程中来。

(二)调整相关政策,保护传统民俗

燃放烟花爆竹在春节习俗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应该重新认识烟花爆竹的文化功能。为了安全起见,城市中禁放烟花爆竹的政策已越来越紧。在这一现实状况下,有关部门应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在保证安全的同时,设置部分的烟花爆竹燃放点,让普通大众到指定的地点燃放烟花爆竹,体验春节氛围。这不仅保证了大众的安全,也使得春节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新的传承。

此外,也可组织学术界加强对于全国各族人民春节民俗的全面调查,总结春节民俗在民族认同、价值观培养和美学方面的意义。[2]

(三)开展文化教育,推动文化发展

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应该对在校学生广泛地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比如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选修课程;举办有关春节等传统文化的讲座等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成每位大学生的基本素养,从而使他们真正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精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同时,在现代化通讯工具不断发展的今天,也可通过各种媒体,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弘扬。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人们心中。

三、结束语

春节传统节日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是大家共有的精神家园。总结本次调研,普通大众对春节传统习俗的继承情况较好,但是人们对于春节传统习俗的认识不够深刻。大众应自主加强对春节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适时地对大众进行春节传统习俗等方面知识的普及,促进春节传统习俗的推广和春节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因为这是集体的精神财富,只有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春节传统习俗的重要性,开始承担起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任,中华文化才能在新时代勃发生机。

【参考文献】

[1]巫肇胜.文化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春节习俗与文化变迁[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31(04):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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