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条例范文
时间：2023-11-02 17:15:09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条例篇1
内容提要: 《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两部法律都将保障人权作为其立法价值选择。在总则方面，关于立法目的与任务、管辖权体制、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都趋于一致。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关于调整范围、构成要件、处罚体系构建、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实现了衔接与协调。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用。
一、《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价值选择上的协调
我国传统立法注重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相对被忽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权利在所有利益中的基础性地位，相应的，人权在我国立法中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我国立法的趋势是，注重贯彻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等民主内容，这些从我国《宪法修正案》、《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指导思想有三：一是适应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需要，补充完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为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二是处理好本法与《刑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衔接，维护法制统一，防止以罚代刑。三是在保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惩处的同时，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1]可见，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与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两个重要任务与功能，前者是维护社会秩序，后者是保障权益，所以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也是治安处罚法的价值选择，与刑法的价值选择具有协调一致性。
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诞生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其鲜明的价值取向。首先，在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上，该法仅仅抓住治安处罚与增进社会和谐的关系，注意处理好维护社会秩序、实施治安处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关系，慎用警力，多做教育、引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小心谨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人性化，注意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营造社会和谐气氛。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总则增加规定了“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内容。[2]这些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次，从该法的内容看，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思想。如该法第21条规定对某些特殊群体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70周岁以上的老人；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他们的特殊保护。[3]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由社会控制型法律转向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立法主旨、以保障人权为指导原则的法律，体现了保障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所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理念，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将人权保障的内容写入宪法，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终极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该法始终。《刑法》虽然制定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之前，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也旗帜鲜明地昭示了保障人权的立法价值选择。
二、《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总则方面的协调
1．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
《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1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第1条）。《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手段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2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出强调“加强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第6条）。可见，两者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具有一致性，只是运用的手段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综合治理手段对《刑法》的惩罚手段发挥了很好的协助和补充功能，较好地体现了与《刑法》的衔接。[4]
2．在管辖权体制方面
根据《刑法》第6条，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我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条，在我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法；在我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这表明，两法在属地管辖的规定上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刑法》采取的是以属地管辖为主的混合管辖权体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规定了属地管辖原则。
3．在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
根据《刑法》第5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此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第1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此即治安管理处罚与治安管理行为相适应原则。两者在惩罚的轻重与违法犯罪行为的轻重要相适应上是一致的。
三、《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的衔接与协调
1．在调整范围上的衔接
《刑法》规定了420余种犯罪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238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两者在具体行为规定上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两法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等方面实现了调整范围的有机衔接。即上述四大类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予以了规定，构成犯罪的在《刑法》中予以了规定。原来，《刑法》规定的很多犯罪行为，如损毁广播电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非法携带枪支、弹药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计算机犯罪行为等，在情节轻微或对象非特定，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并无对应的处罚条款，《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弥补。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维护铁路运行安全的规定、第37条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第65条有违善良风俗的规定、第29条计算机违法的规定等，皆与《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实现了调整领域上的对接。[5]
2．在构成要件上的衔接
违反治安管理的大部分行为，从构成要件上看，与犯罪行为的表述类似，只是存在量或程度上的差异。如盗窃达到一定数额、伤害达到一定等级即为犯罪，否则就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可见，对同一行为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往往只是因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而已。与犯罪行为相比，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是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接受治安管理处罚。[6]例如，非法持有鸦片的行为，除了在持有数量上以200克作为区分情节是否严重从而决定罪与非罪的临界点标准外，在主体、主观方面及行为要件等方面也是同样的构成标准。再者，在违法犯罪主体上，两法在规定自然人主体之外，都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主体。应当说，构成要件的进一步统一不但使立法体系更统一，也使执法、司法更规范，更便于操作。
3．在处罚体系构建上的协调
我国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借鉴刑罚模式，构建了新的治安处罚体系：第一，将治安处罚种类分为主罚和附加罚两类。主罚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附加罚包括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两种。第二，治安处罚体系中的罚款与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在适用上趋于接近。两者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并罚）；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财产犯罪或经济犯罪，罚款处罚的适用也注意了处罚模式的选择与违法行为特点的结合，很多不宜进行罚款处罚的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没有选择适用罚款处罚，如第29条规定的计算机违法、第41条规定的滋扰性乞讨和第45条规定的虐待、遗弃违法行为等。第三，在人身罚的处罚程度上两法实现了进一步统一，使治安处罚更趋科学。根据《刑法》第42条，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6条，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0日。如此，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拉开了合理区间，更趋科学。当然，《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刑罚种类的划分理论和立法模式，而是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科学借鉴。比如，刑罚中的附加刑可以单独适用，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两类附加罚——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便不能单独适用，只能附加适用。这与该两类附加罚的自身特点、特定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是密切相关的。[7]
此外，在共同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上两法的规定也有一致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第2款规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这与我国共同犯罪的理论及《刑法》规定相吻合。
4．在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的协调
《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17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18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1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不同责任年龄和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也规定了有区别的对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第12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第13条）。对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第14条）。可见，两法在责任年龄与精神状态方面的规定具有一致性。[8]同时，根据《刑法》第18条，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的规定模式与此相同：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
四、《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进一步协调的问题
1．《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改进的方面
（1）基本原则问题。《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防止刑罚权的不当行使，保障人权意义重大。《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对处罚权行使方式作了严格的限制，也有学者据此认为该法坚持了违法行为法定原则，[9]但是笔者认为，该法没有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对应的法定原则的宣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但是，何谓“强制性教育措施”？法律所指不明，这与“违法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的缺位不无关系。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指出：“这里的‘强制性教育措施’目前是指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我国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问题，对这么一个严重的行政处罚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明文规定为法定的处罚种类，却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适用，显然与法治精神相悖。
（2）溯及力问题。《刑法》第12条明文规定了溯及力问题，即采取重法不溯及既往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溯及力问题没有表明态度。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指出：按照《立法法》第84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溯及既往。《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后，对其施行前发生且尚未作出处罚决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是，如果《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认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尽管这一解释说明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溯及力问题，但是溯及力是法律适用中的重大问题，宜在法律中明确。
（3）阻却事由问题。《刑法》第16条、第20条、第21条分别规定了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未涉及这些问题。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已经是法律中定型化的免责行为，中外法律皆有规定。例如，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在第15条与第16条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进行了排除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第11条至第14条规定了四项“阻却违法事由”：依法令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笔者建议，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治安违法行为，立法应当规定其责任排除，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可提升之处。
（4）单位主体的处罚原则问题。《刑法》第30条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是以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8条规定单位作为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时却以只处罚责任人员的单罚制为主双罚制为辅。笔者建议，应借鉴《刑法》规定为以双罚制为主的处罚模式。因为，一般而言，双罚制更能体现罚当其过。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第30条（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罚款）规定了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的罚款处罚。我在国台湾地区，法人得受行政秩序罚，为迄今实务界及学术界所普遍接受。[10]
（5）主观方面问题。根据《刑法》第14条与第15条，犯罪行为的心理态度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治安违法行为的主观方面，从理论上说，也应是行为人对自己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所持有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过失”未作相关规定，也未对“故意”和“过失”作技术上的处理。有关“故意”规定，如“故意向列车投掷物品的”等，仅把“故意”作为某个治安违法行为的法定条件，而没有上升为总则性的一般规定。在其他的治安管理法律规范中，几乎也没有对“过失”的规定。[11]
2．《刑法》尚需进一步改进的方面
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刑法》施行数年之后才出台，所以《治安管理处罚法》更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某些方面的内容在《刑法》未来的修改过程中值得借鉴。
（1）《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值得《刑法》借鉴。《刑法》的修改制定工作完成于我国第三次大规模“严打”运动前后，有一定的重刑化倾向，突出的体现就是死刑过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有68个之多。在未来修改刑法中，应注意刑罚的轻缓化。《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处罚的轻缓化上树立了一个较好的榜样。例如，该法将罚款处罚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个档次，根据各类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罚款处罚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不同，设定适当的处罚幅度。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可以处5000元、3000元罚款的几类违法行为仍维持原来的规定，未作调整。[12]
（2）《刑法》在基本原则的规定上有欠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条原则在《刑法》上没有相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应以人为本，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应从教育其成为新人为出发点，因此，建议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考虑增加“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3）《刑法》在属地管辖权上有欠缺。《刑法》第6条第2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没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的规定，那么从语言逻辑来看，在港澳台的船舶、飞机内的犯罪也适用本法，但事实上不能这么规定，也无法这么做，故在法律条文上对此应有明确的阐清。[13]这一点，《治安管理处罚法》值得借鉴，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
（4）《刑法》的追诉时效需要调整。两法都规定了时效问题，并且在时效的计算上采取的原理是相同的。《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的处罚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但是，《刑法》第87条规定的最短追诉期限是“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规定第1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由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在某些行为类型上的重合，罪与非罪往往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在时效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统一为6个月，犯罪行为最短为5年，相差甚大，脱节明显，所以建议可以适当降低犯罪行为的最短追诉时效，以保持法律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总之，《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不仅有利于该法的顺利实施，防止因相互冲突而产生的尴尬局面，而且也为今后其他立法活动作出了榜样，其意义重大。[14]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果。
【注释】
[1]参见田期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说明》——2004年10月2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2]雷建斌：《<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过程回顾》，载《中国人大》2006年4月10日。
[3]参见齐小力：《<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宪法解读》，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5]参见孙振雷：《<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7]参见孙振雷：《<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8]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9]参见李英娟：《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解读》，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6期。
[10]参见余凌云、李金华：《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1]参见余凌云、李金华：《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2]参见田期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说明》——2004年10月2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13]参见范忠信：《再论新刑法的局限与缺陷》，载《法学》1999年第6期。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条例篇2
[关 键 词]：治安法 管理处罚权 扩张 规制 缺陷
众所周知，我国1997年对刑法的修订中，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原刑法单纯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转变为既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又注重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实现了两种价值取向在刑法中的高度统一。[02]2005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法》（以下简称《治安法》），也实现了社会管理与人权保障两种价值取向的有机结合。该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治安条例》）相比，更合乎中国国情，更能适应国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更符合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根据该法，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的配置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在比较治安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治安条例之间警察裁量权之扩张与规制的基础上，旨在探讨如何正确领会新颁布的治安法之立法精神，使得公安行政执法机关更合法、规范和正当的行使治安管理处罚权。
一、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
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社会治安面临的各种问题日趋复杂，1986年9月5日制定的《治安条例》虽经1994年5月12日八届人大常委会之修订，但仍然存在处罚种类偏少、处罚幅度偏小、罚款数额偏低、调整范围过窄、处罚程序简单、与其他法律不相协调等缺陷，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治安管理之需要。为了适应治安管理的现实情况，《治安法》对治安管理处罚权予以扩张，进一步强化公安机关在管理社会治安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及运用的扩张
1.处罚种类的扩张。根据《治安条例》第六条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只有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面对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的违法行为，这三种行为不仅难以起到错罚相当的作用，且已远不适应当前及今后的治安管理需要。《治安法》第十条增加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和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两项处罚种类。这种变化实现了《治安法》与《行政处罚法》、《刑法》等法律的接轨。表现在：其一，《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比《治安条例》多了没收、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或执照三种，实际上，公安机关对一些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已涉及到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处罚，如交通违章、交通事故处理中吊扣、吊销驾驶执照。《治安法》增加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这项规定既与《行政处罚法》接轨，也更加适应治安管理实践。其二，根据《刑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对外国人犯罪可以单独或附加适用驱逐出境，《治安条例》对于外国人却无相应规定。《治安法》增加了对外国人适用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这两种处罚措施，填补了外国人在我国如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的空白，扩张了公安机关对外国人的治安管理处罚权，不仅使《刑法》与《治安法》的处罚原则相一致，而且使刑事处罚权与行政处罚权得以衔接。
根据《治安条例》第七条之规定，对于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和查获的违禁品，依照规定退回原主或者没收，违反治安管理使用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可以依照规定没收。《治安法》第十一条则分两个层次对此进行了规定，一是对于办理治安管理案件所查获的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赌具、赌资，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应当收缴，按照规定处理；二是对于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追缴退还被侵害人；没有被侵害人的，登记造册，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这项规定对于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财物，在没有被侵害人的情况下，规定可以由公安机关登记造册，用拍卖或国家规定的其他的方式进行处理，实际是扩张了公安机关对于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财物的处置权。
2.处罚运用的扩张。根据《治安条例》第九条之规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治安法》第十二条将之修改为“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改变既与《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原则相一致，同时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既可以从轻处罚，也可以减轻处罚，扩张了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治安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对于又聋又哑或者盲人，由于生理缺陷的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治安法》第十四条将之修改为“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此立法变动意义有二：第一，公安机关对于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既可以对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因生理缺陷之原因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又可以对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不是因生理缺陷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的，在从轻、减轻和不予处罚之间，视情自由裁量。第二，使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中对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的处罚层次相统一，均划分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不予）处罚三个档次。[03]
根据《治安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直接责任人，单位主管人员指使的，同时处罚主管人员。《治安法》第十八条将之相应改变，增加了对单位的处罚规定，即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同一行为规定给予单位处罚的，依照规定处罚。这与《刑法》对单位的处罚原则是一致的，改变了以往对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能处罚其直接责任人，而不能处罚单位的情况，使治安管理处罚更能错罚相当。
根据《治安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有三种情形可以从轻或免予处罚：一是情节特别轻微的；二是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三是由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对此，《治安法》第十九条进行了相应改变，除保留了《治安条例》第一项和第三项外，将《治安条例》第二项改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同时增加了对有立功表现的人减轻或免予处罚的规定。撇开从可以从轻或免予处罚向减轻或免予处罚的变化不谈，《治安法》显然扩张了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的范围，并且与《刑法》关于自首、立功等规定相衔接。
根据《治安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对有较严重后果的，胁迫、诱骗他人或者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对检举人、证人打击报复的，屡犯不改的可以从重处罚。《治安法》第二十条将从重处罚的范围扩大，对教唆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重处罚，不再限于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同时，对于打击报复行为予以从重处罚的范围也从原限于对检举人、证人，扩展为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治安法》从重处罚范围的扩大是警察权扩张的典型体现。
（二）处罚幅度的扩张
《治安条例》对处罚幅度设定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要求，其处罚起点偏轻，处罚额度偏少，如规定拘留是一日以上，罚款是1元以上，这种起罚点的规定没有实际意义，实践中很少采用，所以《治安法》对拘留和罚款的适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张，将起罚点相应提高。
1.对拘留权力的扩张。主要分两种情形：
一是《治安条例》规定不适用拘留的违法行为，《治安法》规定予以拘留。例如，《治安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妨害公共安全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二）未经批准、安装、使用电网的，或者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三）在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施工，对沟井坎穴不设覆盖物、标志、防围的，或者故意损毁、移动覆盖物、标志、防围的。”《治安法》第三十五条则将之改变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于故意污损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损毁公共场所雕塑，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治安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治安法》第六十三条将之变更为：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是《治安法》增长了拘留的时间。如《治安条例》除了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违反消防管理的第一至第四项的行为适用十日以下拘留期限外，凡规定可适用拘留的均为十五日以下。在《治安法》中，则按照违法行为性质、程度等情形，把治安拘留处罚区分为5日以下、5日至10日、10日至15日，同时第十六条规定了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期限为二十日。这样，有些违法行为的拘留期限就会相应增长。如根据《治安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而《治安法》第二十三条则将之变更为：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从表面上看，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幅度似乎缩小了，实际上却提高了处罚的严厉程度，使原来有可能处1日至5日的拘留，改为一律5日以上。
2.对罚款权力的扩张。罚款权力的扩张主要体现在提高罚款数额上，在《治安条例》中，“罚款主要为一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即 “黄、赌、毒”一类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可处罚款上限为2000元、3000元或5000元，对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上限则是200元。《治安法》则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罚款处罚的限额。根据不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法》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个处罚标准，对《条例》规定可以处罚5000元、3000元、2000元以下罚款的几类违法行为，在上限不变的前提下，规定了某些严重违法行为的处罚起点为500元。
（三）处罚范围的扩张
《治安条例》主要有两大缺陷：一是存在“口袋行为”。实践中，不得不把许多行为的处罚归入所谓的“口袋行为”中，出现了变相的类推原则，如把“同性恋”、“恋物癖”等生理心理的病态现象一律归入“流氓行为”；在“公共场所”倒卖外烟、乱摆摊点、出版盗版出版物等都认定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等。二是缺乏对许多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治安条例》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规定了8大类77项，而近二十年来，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丰富而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的违法行为出现并大量增加。如制造噪音或者以其他方式干扰邻里生活的行为，威胁、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以卖淫为目的的招嫖拉客的行为，投放虚假的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扰乱重大活动期间治安秩序的行为等。这些新的违法行为的出现，破坏了现有的社会秩序，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而现代法治社会要求违法行为应被有效的约束，社会关系应得到有序的安排，因此，为保障社会秩序，扩张警察的治安管理处罚权，扩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就成为一种合理的必需。《治安法》将违法治安管理行为归纳为4大类，增加到110多种。
（四）当场处罚权和收缴权的扩张
根据《治安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以警告或者50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50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治安法》第一百条则将之相应改变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当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这种改变扩张了公安机关当场处罚权。
同时，对于当场收缴的规定，《治安法》也作了相应改变。根据公安部于1989年和1992年分别的关于执行《治安条例》当场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和补充通知，由于当场处罚和当场收缴罚款的关系没有规定，实践中当场处罚变成了当场交纳罚款。《治安法》中明确了当场处罚与当场收缴罚款之间的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警察可以当场收缴罚款：一是被处五十元以下罚款，被处罚人对罚款无异议的；二是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被处罚人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被处罚人提出的；三是被处罚人在当地没有固定住所，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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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规制
过度的权力扩张将会使权力失控。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是行政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有限政府，规制行政权力，限缩和监督警察权，是从警察国迈向法治国的必然。因为，任何权力，如果不加控制和制约，就必然会导致滥用，这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一条经验[04].《治安法》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规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处罚程序的完善
从正当程序的视角，程序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实现的基础，而且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在《治安条例》中，治安管理的程序规范严重不足，第四章“裁决与执行”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的一些程序，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根据《治安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适用的是传唤、讯问、取证、裁决，但在该规定中，作为治安管理处罚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立案”却没有任何规定。二是在程序设置上，先讯问后取证的程序排列，也是传统“口供中心主义”的体现，悖于现代执法要求。三是《治安条例》缺乏告知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告知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在告知程序的设置上《治安条例》显然滞后于《行政处罚法》，并与之冲突。四是《治安条例》缺乏听证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程序规制是现代社会调控权力的主要手段，是行政法的核心。《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法定的原则，并对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确定了大的方向。《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行政处罚的特别法，针对治安处罚的特有特征， 对处罚程序的规定设了3节 35条，从立案、调查，到处理、决定，再到执行，新法对治安管理处罚的每一个环节的行为都有详细的程序规范。如讯问查证的告知程序，较大数额的罚款的处罚的听证程序，等等，这些规定将有力地规范警察权的行使，防止警察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调查程序中，一是增加了关于“立案”的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二是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第七十九条）；三是规定了保密制度（第八十条）和回避制度（第八十一条）；四是健全了调查取证制度（第八十二条至第八十六条）；五是完善了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的检查、扣押、鉴定制度（第八十七条至第九十条）。
在决定程序中，一是设置了证据证明规则，规定对于只有本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第九十三条）；二是规定了处罚告知程序，规定被处罚人的享有陈述和申辩权利（第九十四条）；三是增加了听证程序，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两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第九十八条）；四是明确了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为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可延长三十日（第九十九条）。
在执行程序中，主要是确立了罚缴分离制度和当场收缴罚款制度（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建立健全了担保人和保证金制度（第一百零七条至第一百一十一条）。
（二）监督程序的创制
《治安条例》没有规定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的执法监督。所以，为了规范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治安法》专门增加了执法监督的一章，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禁止的各项行为。根据《治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和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责任及时处理（第一百一十四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打骂虐待违反治安管理的人（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治安法》还规定了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如果有刑讯逼供等十一项违法行为之一的，将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六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应赔礼道歉，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七条）。《治安法》的上述规定，是我国对警察权监督的立法体现。
（三）被处罚人权利救济的规范
在我国，行政救济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机制。根据《治安条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不服公安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裁决的，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诉后五日内作出裁决；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可知，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治安法》取消了复议前置程序，规定当事人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使得公民保护自己权利的渠道更灵活更便利。
有人曾言，“近几年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平等的人权思想。改革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我们逐渐恢复了这个最重要的人的基本权利” .[05]所以，我们还必须看到，《治安法》在尊重与保障人权，体现以人为本立法精神方面的突出进步：
一方面，《治安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治安法》第五条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这是我国这十多年来法治和人权观念日益增强在社会管理立法上的首次体现，也是继“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入宪后，立法中对该条款的首次规定。
另一方面，《治安法》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治安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七十周岁以上的、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或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充分体现了《治安法》以人为本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虽然，新颁布的《治安法》与《治安条例》相比有了突出地进步，体现了立法者建设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决心，却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是“口袋罚”情形依然存在。如上文所述，《治安法》对于“口袋罚”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却未得到根治，在《治安法》中仍有多处出现“其它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等兜底条款，这就意味着法律授权给公安行政执法机关，对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只要主观认为是应该处罚的，就可以据此条款进行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方式是不可取的，由于《治安法》相较于其他行政法律而言，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它规定了罚款、警告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方式，所以更应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因为在法治原则下，对于公民来说，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应该就是法律所允许的。不被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就属于公民的合法权利，任何人尤其是国家不得轻易干涉。
二是行政拘留不适用听证。治安案件中的听证制度是对警察权的重要程序规制。《治安法》尽管对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案件规定了听证制度，但是对于比能力罚和财产罚更加严重的行政拘留这一人身自由罚却没有设立听证制度。《行政处罚法》将听证程序引入行政处罚之初，适用范围就只以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照以及较大数额罚款为限，留下一个“行政拘留”是否要经听证的“尾巴”。人们期待着治安管理处罚法制定时能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但遗憾的是，在2002年6月1日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二十五条已经明确规定，“除对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和吸食、注射毒品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决定劳动教养的案件外，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地级以上公安机关可以以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组织聆询”的情况下， 《治安法》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却没有做出应当举行听证的规定。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为的缺陷。
三是执法监督操作性相对较差。《治安法》虽然设立专章规定了执法监督制度，但这些规定显然还处于一种宣言阶段，并没有规定有效的保障措施。如《治安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职责及时处理。在这条规定中，监督的主体虽然很多，但谁来监督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如公民进行申诉，向哪个部门申诉更快捷有效？接受申诉的程序是什么？发生警察违法时，如何及时纠正和给予什么样的处罚等，法律规定依然不明确。为此，笔者认为，立法机关还需要以立法变动的方式，对具体的监督机构、监督程序、监督权限、处罚方式等进一步规定，同时注意《治安法》与《公务员法》及《人民警察法》等相关内容的协调一致。
尽管《治安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扩张和规制治安管理处罚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也试图实现从管理法向管理法和控权法兼顾的转变，实现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转变，但是国家“权力本位”与“法制工具”的思想毕竟根植于国人数千年之久，中国百年的法制重建也必将是步履维艰，这从《治安管理处罚法》而不是《治安法》的称谓便可见一斑：管理即处罚——将内涵丰富的行政管理手段等同于简单的行政处罚。由此观之，笔者称谓下的《治安法》还将是一个良好的期待。
[参考文献]
[01] 笔者认为，将《治安管理处罚法》改称或简称为《治安法》更妥当。因为，该法从立法宗旨上，一方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另一方面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而在“治安管理处罚”称谓中，治安是目标，管理是手段，处罚是管理的形式之一，词组的中心是“管理处罚”，难以体现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本体追求。
[02] 冀祥德。论新刑法的价值取向[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2）。
[0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九条。
[04] 参见[英]洛克，政府论[M]下篇，第18章，论专制；[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第三卷，第17章关于政府的创制，第18章，关于防止政府篡权的手段。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条例篇3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最新全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本条例
处罚。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也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公安
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第二章 处罚的种类和运用
第六条 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分为下列三种：
(一)警告。
(二)罚款：一元以上，二百元以下。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另有规定的，依照
规定。
(三)拘留：一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第七条 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和查获的违禁品，依照规定退回原主或者没收，违反治安管理使用
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可以依照规定没收。具体办法由公安部另行规定。
第八条 违反治安管理造成的损失或者伤害，由违反治安管理的人赔偿损失或者负担医疗费用;如果
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本人无力赔偿或者负担的，由其监护人依法负责
赔偿或者负担。
第九条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十四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第十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
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予处罚。
第十一条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由于生理缺陷的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
第十二条 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予处罚。 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
的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将其约束到酒醒。
第十三条 一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裁决，合并执行。
第十四条 二人以上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罚。 教唆或者胁迫、诱骗他人违反
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所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单位主管人员指使的，
同时处罚该主管人员。
第十六条 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处罚：
(一)情节特别轻微的;
(二)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
(三)由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
第十七条 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
(一)有较严重后果的;
(二)胁迫、诱骗他人或者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三)对检举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四)屡犯不改的。
第十八条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 前款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三章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处罚
第十九条 有下列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结伙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
(五)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
(六)谎报险情，制造混乱的;
(七)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
第二十条 有下列妨害公共安全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非法携带、存放枪支、弹药或者有其他违反枪支管理规定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二)违反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生产、储存、运输、携带或者使用危险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够刑事处罚的;
(三)非法制造、贩卖、携带匕首、三棱刀、弹簧刀或者其他管制刀具的;
(四)经营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供群众聚集的场所，违反安全规定，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五)组织群众集会或者文化、娱乐、体育、展览、展销等群众性活动，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六)违反渡船、渡口安全规定，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七)不听劝阻抢登渡船，造成渡船超载或者强迫渡船驾驶员违反安全规定，冒险航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八)在铁路、公路、水域航道、堤坝上，挖掘坑穴，放置障碍物，损毁、移动指示标志，可能影响交通运输安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妨害公共安全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设置、使用民用射击场，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二)未经批准、安装、使用电网的，或者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在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施工，对沟井坎穴不设覆盖物、标志、防围的，或者故意损毁、移动覆盖物、标志、防围的。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
(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四)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
(五)写恐吓信或者用其他方法威胁他人安全或者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六)胁迫或者诱骗不满十八岁的人表演恐怖、残忍节目，摧残其身心健康的;
(七)隐匿、毁弃或者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的。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侵犯公私财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偷窃、骗取、抢夺少量公私财物的;
(二)哄抢国家、集体、个人财物的;
(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
(四)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明知是赃物而窝藏、销毁、转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或者明知是赃物而购买的;
(二)倒卖车票、船票、文艺演出或者体育比赛入场票券及其他票证，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三)违反政府禁令，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的;
(四)利用会道门、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或者骗取财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五)偷开他人机动车辆的。
(六)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定，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或者被撤销登记、明令解散、取缔后，仍以原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七)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假释、保外就医和其他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
(八)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第二十五条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有下列第一项至第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有第四项至第七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在地下、内水、领海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
(二)刻字业承制公章违反管理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故意污损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损毁公共场所雕塑，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四)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路牌、交通标志的;
(五)故意损毁路灯、邮筒、公用电话或者其他公用设施，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六)违反规定，破坏草坪、花卉、树木的;
(七)违反规定，在城镇使用音响器材，音量过大，影响周围居民的工作或者休息，不听制止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消防管理，有下列第一项至第四项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下拘留、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有第五项至第八项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在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地方，违反禁令，吸烟、使用明火的：
(二)故意阻碍消防车、消防艇通行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三)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灾的;
(四)过失引起火灾，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五)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占用防火间距，或者搭棚、盖房、挖沟、砌墙堵塞消防车通道的;
(七)埋压、圈占或者损毁消火栓、 水泵、 水塔、蓄水池等消防设施或者将消防器材、设备挪作他用，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八)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交通管理，有下列第一项至第六项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有第七项至第十一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挪用、转借机动车辆牌证或者驾驶证的;
(二)无驾驶证的人、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或者把机动车辆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的;
(三)在城市集会、游行，违反有关规定妨碍交通，不听民警指挥的;
(四)无理拦截车辆或者强行登车影响车辆正常运行，不听劝阻的;
(五)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明令禁止通行的地区，强行通行，不听公安人员劝阻的;
(六)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交通事故，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七)驾驶未经交通管理部门检验和批准行驶的机动车辆的;
(八)驾驶机件不合安全要求的机动车辆的;
(九)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十)指使、强迫车辆驾驶人员违反交通规则的;
(十一)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在街道上搭棚、盖房、摆摊、堆物或者有其他妨碍交通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违反交通管理行为之一的，处五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驾驶机动车违反装载、车速规定或者违反交通标志、信号指示的;
(二)非机动车驾驶人员或者行人违反交通规则的;
(三)在交通管理部门明令禁止停放车辆的地方停放车辆的;
(四)在机动车辆上非法安装、使用特殊音响警报器或者标志灯具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户口或者居民身份证管理，有下列第一项至第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有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处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不按规定申报户口或者申领居民身份证，经公安机关通知拒不改正的;
(二)假报户口或者冒用他人户口证件、居民身份证的;
(三)故意涂改户口证件的;
(四)旅店管理人员对住宿的旅客不按照规定登记的;
(五)出租房屋或者床铺供人住宿，不按照规定申报登记住宿人户口的。
第三十条 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嫖宿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以xx罪论处。
第三十一条 严厉禁止违反政府规定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违者除铲除其所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外，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严厉禁止下列行为：
(一)或者为提供条件的;
(二)制作、 复制、出售、 出租或者传播淫书、淫画、淫秽录像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裁决与执行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在农村，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可以由公安机关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裁决。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五十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可以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的其他处罚，适用下列程序：
(一)传唤。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需要传唤的，使用传唤证。对于当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可以口头传唤。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公安机关可以强制传唤。
(二)讯问。 违反治安管理的人， 应当如实回答公安机关的讯问。讯问应当作出笔录;被讯问人经核对认为无误后，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讯问人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三)取证。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材料时，有关单位和公民应当积极予以支持和协助。询问证人时，证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询问应当作出笔录。证人经核对认为无误后，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四)裁决。经讯问查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条款裁决。裁决应当填写裁决书，并应立即向本人宣布。裁决书一式三份，一份交给被裁决人，一份交给被裁决人的所在单位，一份交给被裁决人的常住地公安派出所。单位和常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协助执行裁决。
(五)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讯问查证。对情况复杂，依照本条例规定适用拘留处罚的，讯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第三十五条 受拘留处罚的人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对抗拒执行的，强制执行。 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的伙食费由自己负担。
第三十六条 受罚款处罚的人应当将罚款当场交公安人员或者在接到罚款通知或者裁决书后五日内送交指定的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交纳的，可以按日增加罚款一元至五元。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处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仍应执行。 公安机关或者公安人员收到罚款后，应当给被罚款人开具罚款收据。罚款全部上交国库。
第三十七条 裁决机关没收财物，应当给被没收人开具收据。 没收的财物全部上交国库。属偷窃、抢夺、骗取或者敲诈勒索他人的，除违禁品外，六个月内查明原主的，依法退还原主。
第三十八条 被裁决赔偿损失或者负担医疗费用的，应当在接到裁决书后五日内将费用交裁决机关代转;数额较大的，可以分期交纳。拒不交纳的，由裁决机关通知其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除，或者扣押财物折抵。
第三十九条 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不服公安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裁决的，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诉后五日内作出裁决;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 对治安管理处罚提出申诉或者提起诉讼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继续执行。被裁决拘留的人或者他的家属能够找到担保人或者按照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暂缓执行。裁决被撤销或者开始执行时，依照规定退还保证金。
第四十一条 公安人员在执行本条例时， 应当严格遵守法纪， 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禁止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打骂、虐待或者侮辱。违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对公民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错误的，应当向受处罚人承认错误，退回罚款及没收的财物;对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所说以上、以下、以内，都包括本数在内。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处罚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一xx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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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市公安局获悉，为确保平安圣诞新年夜期间我市社会治安秩序平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经市政府同意，市公安局依法于20xx年12月24日、25日、31日对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的部分区域实施交通安全管控。
管控区域
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
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
沙坪坝区三峡广场
沙坪坝区大学城熙街
南岸区南坪步行街
南岸区万达广场
九龙坡区杨家坪步行街广场
管控措施
20xx年12月24日、25日、31日10时至次日凌晨2时，管控区域占道停车位禁止停放车辆，商业配建停车场(库)禁止临停车辆停放。
20xx年12月24日、25日、31日18时起，减量控制进入渝中区商圈、江北区商圈、南岸区商圈、九龙坡区商圈、沙坪坝区商圈等运营公交车辆数量;20时起，东水门大桥、千厮门大桥进入渝中区方向禁止任何车辆及人员通过;两路口、一号桥路口、长江大桥北桥头、凯旋路路口、棉花街下口禁止除公共交通(空车)以外的车辆驶往解放碑方向。
20xx年12月24日、25日、31日19时起，轨道交通1号线不停靠渝中区小什字站、较场口站、七星岗站和两路口站;轨道交通2号线不停靠渝中区较场口站和临江门站;轨道交通3号线不停靠渝中区两路口站、江北区华新街站、观音桥站、红旗河沟站;轨道交通6号线不停靠渝中区小什字站、江北区大剧院站、红旗河沟站、南岸区上新街站。
管控区域内商场将在12月24日、25日、31日提前1小时停止营业。
充气棒(剑、锤)、雪花罐、氢气球等易燃易爆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物品禁止带入管控区;禁止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非法飞行。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条例篇4
原告：刘宗幸，男，1964年3月2日出生，汉族，韶关冶炼厂工人。
被告：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九公里派出所。
代表人：陈兴德，所长。
第三人：梁传举，男，英德市沙口中心小学教师。
1996年2月6日，第三人梁传举从英德市到韶关市办事。次日凌晨二时许，刘到其住在韶关冶炼厂的姑姑家，其姑姑家与原告刘宗幸的住所分属前后相邻的两幢楼（梁的姑姑住第4幢201房，刘住第5幢201房）。黑夜中梁传举把第5幢楼误认为是第四幢楼，梁上楼到刘宗幸家门口，便用其姑姑给的锁匙开刘的房门，开了约三分钟，门打不开。正在睡觉的刘宗幸夫妇被开门声吵醒，以为有小偷，刘便拿了一把三角刮刀去开门，梁听到房内有动静后没出声。刘开门后发现梁穿着大衣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长条状物（实是报纸），便用三角刮刀向梁刺去，致梁右肩受伤，被送医院住院治疗用去医药费996.30元，经韶关市公安局鉴定属轻微伤。在梁住院的第二天，刘宗幸前往医院看望，并向梁道歉。九公里派出处经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后，于2月18日作出0010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刘宗幸殴打他人的行为给予警告处罚；又根据该条例第八条以9601号裁决书裁决刘宗幸赔偿梁传举1000元，负担医疗费996.30元。刘宗幸不服上述两项裁决，向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申请复议。韶南分局经复议，作出裁决维持九公里派出所的原裁决。刘宗幸仍不服，向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刘宗幸诉称：其行为并非故意殴打他人，第三人误开房门也有过错，在当时特定环境下认为第三人是小偷而误伤第三人，可以给予民事赔偿，而不应受到治安处罚，被告的行政处罚裁决不公正，不公平，适用法律不当，要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和赔偿损失、负担医疗费用的裁决书。
被告九公里派出所辩称：原告刘宗幸于1996年2月7日凌晨二时许因第三人梁传举回其姑梁捌娣家时，误开刘宗幸的屋门，正在房内睡觉的刘宗幸听到响声起床手持三角刮刀，开门朝站在门外的梁传举身上捅去，致使梁右肩受轻微伤，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应受到行政处罚。
「审判
浈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梁传举在深夜错开原告的门，在听到屋里有动静时，又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叫门，原告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用防身的工具刀误伤第三人，其行为虽造成第三人轻微伤，但原告主观上没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故意，故不能构成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客体，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原告作出的裁决欠妥。原告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属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二目的规定，该院于1996年4月22日作出判决：
撤销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九公里派出所1996年2月18日第0010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和第9601号赔偿损失、负担医药费用裁决书。
一审宣判后，九公里派出所不服，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原告刘宗幸私藏管制刀具，并以此刀具刺伤了第三人，原告主观上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故意，行为已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故其作出的两个裁决是正确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所作判决不当，要求二审法院维持其裁决。被上诉人刘宗幸辩称：第三人梁传举半夜错开其屋门，自己拿工具刀自卫，刺伤梁传举目的是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是无故殴打他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故意，不应受治安处罚，但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可按实际损失给付赔偿，要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第三人梁传举以其只是因错开了原告刘宗幸房门，却被原告用刀捅伤造成身心巨大创伤，原判决错误为由，要求二审法院追究原告的责任，赔偿因其住院，单位、亲人看望、失血营养补助，衣物损失等10000万。
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刘宗幸在第三人梁传举误开其房门时，一开门不问原由，便用三角刮刀将梁刺伤，其明知使用刀具向他人刺去，会造成他人伤害，而故意刺伤第三人，客观上又造成第三人轻微伤害，其行为已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人梁传举半夜无意误开他人房门，虽客观上骚扰了他人，造成刘宗幸心理紧张，但无任何故意。因此，上诉人九公里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八条仅对刘宗幸殴打他人给予治安警告处罚和赔偿第三人的损失、负担医药费并无不当；但对赔偿损失一节有误，梁传举购置的牛仔裤135元非直接损失，应予变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撤销上诉人所作出的两项裁决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五条、第八条之规定，该院于1996年7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浈江区人民法院（1996）韶浈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
二、维持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九公里派出所1996年2月18日第0010号治安处罚裁决书和第9601号关于负担医疗费用996.30元裁决。
三、变更上诉人所作的第9601号裁决中赔偿损失1000元为840.10元，即由刘宗幸赔偿梁传举840.10损失，负担医疗费996.30元，两项合计：1846.40元。
「评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条例篇5
1、受权处罚与受托处罚立法的缺陷
根据授权处罚的一般理论，通过揣摩《行政处罚法》第17条的规定，可以认为，只要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并得到法律法规的授权，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组织，如社团组织、事业组织、企业组织，都可以受权实施行政处罚。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8条、第19条的规定，只有依法成立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具备相应工作条件（有熟悉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有条件组织相应的技术检查或技术鉴定）的事业组织才能受托实施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事业组织都可以受托实施行政处罚，而且社团组织、企业组织和行政机关都不能受托实施行政处罚。
本人认为，上述规定存在下列问题：
（一）未规定受权组织应具备的必须条件。
立法者从执法需要角度认识到，受托组织若不具备一定条件就无力受托执法、实施处罚，在《行政处罚法》中设专条规定了受托组织必须具备的条件。本人认为，从执法需要角度考虑，受权组织要从事执法活动、实施处罚行为，同样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受权组织若无具有相关知识和业务技能的人员，或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检测鉴定条件，就不能正常开展行政执法活动。另外，由受托处罚和受权处罚的性质所决定，对实施处罚行为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受托组织不承担法律责任，其自身条件如何，对相对人的影响不大：反正由委托机关承担法律责任；而受权组织需要独自承担法律责任，其自身条件如何，直接关系到对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与救济：法律若不对受权组织的执法动机、目的进行特别规制，营利型受权组织（如企业组织和差额、自收自支的事业组织）就可能滥用行政权力来“创收”牟利；受权组织若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或一定的经济实力，就难以独立承担因实施处罚行为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从责任承担角度和保护相对人权益角度考虑，也完全有必要规定受权组织应当具备的条件。
（二）未作出受权组织不得委托处罚的规定。
《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受托组织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但受权组织能否委托行政机关或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条件的事业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本人认为，受权组织不得将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处罚权委托给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理由有二：
一是违背受权处罚制度设立的初衷。在当今，社会形势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需要国家加大干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由之引起的行政管理范围扩张、行政管理专业化技术性加强态势，又使行政机关在编制、经费等限制下，因不能无限扩张公务员队伍规模而难以胜任现实行政管理的需要，受权处罚制度才得以产生。因此，受权组织若可以将所受之权委托给行政机关实施，立法机关事先就没有必要授予其行政处罚权。同样，受权组织若可以将所受之权委托给其他组织实施，立法机关事先就不如直接授权其实施行政处罚。
二是不具备适用委托处罚的前提条件。受权组织毕竟不是行政机关，其只是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时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成为“准行政机关”。按照委托处罚的一般理论和立法规定，只有“行政机关”才能委托其他组织行使其一部分行政职权。
（三）不当排除行政机关可以受托处罚。
薛驹在八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行政处罚法〉（草案）〉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指出，“草案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行政机关在其法定权限内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有些代表提出，对决定委托的权限应当从严掌握，同时为进一步防止乱委托的现象，应当明确规定不得委托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因此，建议修改为：‘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并增加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从中可见，删去草案中规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内容，既不是为了“对决定委托的权限从严掌握”，也不是为了“防止乱委托”，理由是什么，无从而知。不知立法者是否产生了这样的误会：行政机关拥有当然的行政处罚权，不需要其他行政机关委托。要强调的是，并不是任何行政机关都当然拥有行政处罚权，都可以实施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5条、第20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成为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行政处罚权”，二是属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机关”。也就是说，从职能上看，不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内部行政机关，即基于隶属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对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人员和事务实施管理的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从层级上看，乡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国务院及其工作部门，均不是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这种立法例的不足是：
一是县级行政机关对大量的行政违法事件“该管但管不了”。《行政处罚法》确定的“行政处罚以县级行政主体管辖为原则”的层级管辖体制，带有效仿三大诉讼法确定的级别管辖体制的痕迹。孰不知，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活动特点大不一样——行政管理的主动性、持续性、广泛性（预防与处理并重）、效率化特征和“先取证，后裁决”要求，根本不同于审判活动的被动性（“不告不理”）、间断性、单一性（“或止争或追责”）、期限化特征和“只认证，不举证”要求。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设置模式存在差异——县级审判机关可以在区域内设立数个派出法庭，而县级行政机关除公安部门可设立派出机构、县级人民政府可设立派出机关外，其他县级行政机关在区域内均无派出机构。受人员编制、机构体制、工作经费、物质条件、人员精力等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县级行政机关难以在行政效率和法定程序的相互制约下，对行政区域内的大量行政事务进行全面、及时、有效地管理。
二是乡级行政机关对大量一般性违法事件“能管但不好管”。随着小城镇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城区建设带动卫星城镇的发展，乡级行政区域内的集镇建设初具规模，城建、卫生、治安、土管、物价、交通等问题也渐成集镇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乱搭乱建、乱堆乱占、乱停乱靠、乱丢乱倒、乱贴乱画、私开旅馆、私设、无证经营、制假贩假等一般违法行为屡见不鲜。若将这些普遍存在的一般性违法行为都交给县级行政机关来调查处罚，显然不切实际；若将这些一般性违法行为统统不予处理，显然不合法理。实践中遂创造了两种处理模式：一是乡级人民政府要么出台“土政策”，自定处罚措施，责令职能部门执行；要么进行“大会战”，采取整治行动，使行政相对人暂时收敛行为。二是县级行政机关要么开具盖有公章的空白处罚文书，交乡级人民政府或其工作部门实施处罚，要么正式委托乡级人民政府或其工作部门实施处罚。单从合法性角度言，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上述模式都不合法。要指出的是，县级行政机关采取的模式其实是委托处罚，该委托因《行政处罚法》否定行政机关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而构成非法委托。若从必要性角度言，县级行政机关采取的模式不失为一个值得认可和推广的经验性做法。
三是否定了已经开创的行政机关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处罚的立法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规定，“……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在农村，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可以由公安机关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裁决。”这一规定，显然是县级公安机关可以委托乡级人民政府实施处罚的法律依据。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系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之一般法律，《行政处罚法》系全国人大颁布之基本法律，《行政处罚法》之颁布晚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立法机关受托处罚的立法取向是，否定行政机关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处罚的立法例。
从上述分析来看，否定行政机关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处罚的合法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否定乡级行政机关受托处罚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从而使乡级行政机关对区域内的一般性违法事件的处理始终处于违法状态：要么非法受托处罚；要么无法进行处罚。
2、受权处罚与受托处罚立法的改进
为了防止营利型受权组织在得到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处罚权后利用权力“创收”牟利，保证受权组织行使行政处罚权力时切实出于公共利益目的，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在受权处罚立法中增加受权组织应具备的条件条款和“不得运用法律法规授予的权力牟取自身利益”的规定。
为了防止受权组织乱委托，坚持受权处罚制度设立的初衷，有必要在受权处罚立法中增加受权组织不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和个人实施处罚的规定。
鉴于实践中出于压缩行政编制的需要，乡级人民政府下属工作部门（俗称“七站八所”）部分被划为行政单位（如财政、公安、司法、民政等），部分被划为事业单位（如水利、土管、农技、兽医等），而现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受权组织”与“受托组织”的外延并不一致——受权组织可为任意类型组织，受托组织限于事业组织，为了使现实中乡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受托处罚的做法能“合法化”，使乡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充分发挥有效管理一方的职能作用，并使其走上依法行政、依法治理轨道，在受托处罚立法中，应当坚持《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开创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处罚的规定，允许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同时摒弃受托组织限于事业组织的规定。
综上，宜对现行《行政处罚法》第17-19条修改如下：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但不得运用法律法规授予的权力牟取自身利益。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得委托行政机关、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除应当具备第十九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行政机关、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条例篇6
【关键词】法定裁量；酌定裁量；裁量方法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利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一法律武器，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各地对该法关于裁量部分的问题认识、理解不统一，加之有权解释机关对此问题的解释不具体、不透彻，出现了各地裁量标准不一、裁量随意性不断膨胀等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该法裁量方面的问题进行探析。
一、对“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理解
《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第二十三条到第七十四条，分别规定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及量罚幅度。其中，共有17条先规定一般情节的量罚幅度，后规定 “情节较轻”的量罚幅度（如第二十五条等）；共有6条先规定一般情节的量罚幅度，后规定 “情节较重”的量罚幅度（如第二十三条等）；共有12条先规定一般情节的量罚幅度，后规定 “情节严重”的量罚幅度（如第二十四条等）。WWW.133229.Com还有部分条文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但是从条文的结构中也不难看出，立法机关事实上已经将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一般情节和“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或“情节严重”上作出了区分。而在执法实践中，只有确定某一行为符合“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或一般情节中的某一种时，才能找到与之对应的量罚幅度（即“对号入座”），然后在该幅度内进行裁量。因此，正确理解“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是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进行裁量的基础和前提。
（一）当前各地对“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应对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面对如此众多的“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基层执法机关往往无所适从，而各省级公安机关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分别制定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如江苏省公安厅制定了《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苏公厅〔2006〕394号）、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关于下发〈北京市公安局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试行）的通知》（京公法传发〔2006〕4号）。这些文件无疑为基层公安机关准确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统一的尺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笔者认为，通过各地制定指导性意见的方式应对这个问题，存在如下方面的不足：
1、指导性意见违背法律规定。如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二款第三目规定：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属情节较轻。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根据该条规定，即使是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也要根据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处罚，而不是将“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与“情节较轻”划上等号。
2、指导性意见与有权解释相冲突。如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二款第一目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预备、中止、未遂的，属情节较轻。而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行为人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不予处罚；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结果发生，没有造成损害的，不予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由于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应当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3、各地指导性意见标准不一，导致适用量罚幅度不统一。如对卖淫嫖娼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山东省公安厅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试行）》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一）确因生活所迫卖淫且所得不多的；（二）已谈好价钱或给付钱物，着手实施，尚未发生性关系的；（三）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北京市公安局关于下发〈北京市公安局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试行）的通知》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已给付金钱等财物并着手实施，但由于行为人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发生性关系的。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一）、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卖淫嫖娼的；（二）、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初次卖淫嫖娼的； （三）、以口淫、手淫等方式初次卖淫嫖娼的；（四）、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的；（五）、初次卖淫嫖娼未遂的；（六）、初次卖淫嫖娼并检举他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查证属实的。如此不统一的量罚标准必然造成量罚的不公平，侵害公安执法权威。
4、基层公安机关对指导性意见的法律性质认识不透。笔者认为，从法律性质的角度考察，这类指导性意见其实并不属于规范性文件，案件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法院不但可以不“适用”，而且可以不“参照”，基层公安机关在执行时完全可以灵活掌握。但事实上，对于上级机关制定的各类指导性意见，基层公安机关往往不对其法律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盲目、机械执行，导致个别案件处理不公。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
有权解释机关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执法经验，吸收各地指导性意见中科学、合理的细化标准，尽快制定出相关解释。当然，解释不可能穷尽所有现实中的违法现象，基层公安机关在掌握“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时，应当充分、全面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有责性和客观违法性，使量罚的结果最大程度地与行为人“罪责”相适应，真正贯彻落实过罚相当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审议过程中，为了体现与刑法的衔接，将部分“情节严重”的规定修改为“情节较重”的规定，因此，在量罚时，还必须同时考察相应的追诉标准，防止以罚代刑。
（三）“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判定
笔者认为，“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中的“情节”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某种关联，但是又不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治安管理处罚法》部分条文对此已有暗示，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即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这就说明，只要是猥亵他人的，就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仅仅是严重情节的几种情形之一。
因此，判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必须首先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是什么。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具备主体、主观方面要件的情况下，某种行为达到了足以侵害《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的时候，就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可见，构成要件要素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密切相关。而“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中的“情节”虽然不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并未超出构成要件要素所辐射的范围（部分拟制规定的情况除外）。例如，对于殴打他人的行为，只要该殴打行为足以造成对公民健康权的危害，就已经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殴打行为造成的后果才是是否“情节较轻”中的“情节”，殴打他人的方式、手段也是是否“情节较轻”中的“情节”，显然，这些情节并不是殴打他人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均因不管是否造成伤害、不管采取何种方式，都因其对“殴打他人”这一客观行为起到一定的征表作用，而没有超出构成要件要素所辐射的范围。但是，殴打他人的场所、殴打他人的动机等，因为其本身并不是“殴打他人”这一行为所要考察的对象，或者说，其本身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公民健康权）并无实质性关系，所以，不能将其评价为“情节较轻”中的“情节”。
同理，判定其他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也需要先从构成要件要素入手，逐一考察某一具体情节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再进行综合判断。
那么，到底以什么标准判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呢？笔者认为，判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需要与一般情节进行比较。而立法对一般情节的规定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文本中，是客观意思，基层执法机关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结合社会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行为人的目的、动机，采用的手段，侵害的对象，造成的后果，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客观判断。概言之，在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行为人一般具有何种目的动机，一般采取什么手段，一般侵害哪些对象，一般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是判断是否属于一般情节的重要标准。
（四）“情节较轻”与 “情节特别轻微”之辨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实践中， 对于具体的事实属于“情节较轻”还是 “情节特别轻微”较难界定。
有观点认为，情节特别轻微，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情节特别轻微。判断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否特别轻微，应当从违反管理行为人的年龄、身份，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持的态度，违反治安管理的目的、动机，采用的手段，造成的后果，认错的程度，改正的情况，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如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没有实施终了，行为人自己已经悔悟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等。[1]
根据上述观点，“情节较轻”与“情节特别轻微”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
共同点表现在：
1、二者都以危害行为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为前提。若某种行为还没有足以造成对《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还没有达到紧迫的程度，那么，这种行为还没有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既不能认为是“情节较轻”，也不能认为是“情节特别轻微”。如行为人为诬告陷害他人而捏造事实的，因捏造事实的行为还没有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因此，不能认为是“情节较轻”的“诬告陷害他人”，也不能认为是“情节特别轻微”的“诬告陷害他人”。
2、二者都较一般情节轻。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的轻重方面考察，“情节较轻”与“情节特别轻微”均比一般情节要轻。
区别表现在：
1、功能不同。“情节较轻”为执法机关指明量罚的幅度，具有“对号入座”的功能；“情节特别轻微”为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提供法律依据，具有“减免功能”。
2、行为的轻重不同。从法律文本的表述上看，“情节特别轻微”显然比“情节较轻”的情节更轻。
3、“情节特别轻微”所涵盖的范围宽于“情节较轻”。根据上文的分析，“情节较轻”中的“情节” 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某种关联，而“情节特别轻微”中的“情节”则包罗了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所有客观情况及能够反映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所有主客观情况。
二、裁量种类
澄清了“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基本含义后，紧接着需要分析裁量种类。执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行为人具有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需要对行为人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本文将之称为“裁量种类”）。理论上讲，裁量种类可以分为法定裁量种类和酌定裁量种类。
（一）法定裁量种类
法定裁量种类，是指《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规定的、执法机关应当执行的从轻、减轻、从重处罚和不予处罚的裁量种类。《治安管理处罚法》总则部分、分则部分均规定了从轻、减轻、从重处罚和不予处罚的情节。其中总则部分第十二条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第十四条是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弹性裁量情节，第十九条是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第二十条是从重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分则部分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是从重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
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量罚幅度以内决定较轻的处罚。与此相对应，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量罚幅度以内决定较重的处罚。而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量罚幅度以下决定处罚。
1、“中间线”问题。目前，基层执法机关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从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就是在法定量罚幅度的“中间线”以下或以上决定处罚结果。如甲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应当在“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的量罚幅度内从重处罚，即在潜意识下认为，只有对甲某处七日以上拘留，才能符合从重处罚的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从重处罚，应当是指根据行为人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将量罚的结果重于一般情况下的量罚结果。易言之，如果行为人本来不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就不会受到最后这样的处罚。如上述例中，根据甲的情节，如果其不是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而是阻碍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对甲最终处以五日拘留最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而正是因为甲现在是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最终对甲处以六日拘留。这样的处罚结果，也不失为从重处罚。[2]
2、从轻处罚不等于降格处理，从重处罚不等于升格处理。实践中，部分基层执法机关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区分，造成了一些案件的错误处理。如乙非法携带管制器具，情节较轻，应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但是因为乙曾在六个月内因盗窃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从重处罚，遂最终在“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这一量罚幅度内作出处罚决定。这种做法完全混淆了从重处罚与加重处罚，应当在实践中予以杜绝。
3、减轻处罚的幅度问题。对于减轻处罚的幅度问题，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四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一）法定处罚种类只有一种，在该法定处罚种类的幅度以下减轻处罚；（二）法定处罚种类只有一种，在该法定处罚种类的幅度以下无法再减轻处罚的，不予处罚；（三）规定拘留并处罚款的，在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单独或者同时减轻拘留和罚款，或者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单处拘留；（四）规定拘留可以并处罚款的，在拘留的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减轻处罚；在拘留的法定处罚幅度以下无法再减轻处罚的，不予处罚。
但是，“法定处罚幅度以下”这一规定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例如，一般情节的盗窃行为，法定处罚幅度为“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但是“法定处罚幅度以下”是否还包括一日以上五日以下拘留？若包括（肯定说），则符合减轻处罚条件的，可以处一日以上五日以下拘留；若不包括（否定说），则只能不予处罚。笔者赞成肯定说，理由如下：
（1）《治安管理处罚法》实际上将拘留设定为五日以下、五日以上十日以下和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三个格。《治安管理处罚法》多个条文有“五日以下拘留”的规定（如第二十五条等处），适用五日以下拘留不会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也不会侵犯国民的法感情。
（2）持肯定说更符合公平、正义。如果坚持否定说，则会出现未设定五日以下拘留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适用减轻处罚时，与设定五日以下拘留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相比，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例如，张某盗窃，情节一般，因其未满18周岁，根据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客观情况，应减轻处罚，但是因为对盗窃行为未设定“五日以下拘留”的量罚幅度，根据《解释（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对其不予处罚；李某扬言实施爆炸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一般，因其未满18周岁，根据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客观情况，应减轻处罚，因为对扬言实施爆炸扰乱公共秩序行为设定了“五日以下拘留”，故根据《解释（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对其拘留三日。那么，都是因为适用“未满18周岁”而减轻处罚的，为什么最终对张某不予处罚，而最终对李某拘留三日？这样的不公平已经显而易见。
（3）否定说的主要理由是肯定说的做法违背了行政合法性原则。该说认为，《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就是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即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行政处罚主体不得实施行政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有直接而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依据。”“一般说来，只要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行政法上的基本权利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为（如行政处罚，笔者注），需要有直接明文的法律（包括法规和规章）依据；此外的行政行为，只要符合法的精神便可。”[3]笔者认为，即使象行政处罚这样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在量罚上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也并不是必须有直接而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依据，只有在量罚上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才需要有直接而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依据。而肯定说的做法恰恰是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做法，因此，并不违背行政合法性原则。而否定说将减轻处罚直接等同于不予处罚，虽然在结果上看似乎对行政相对人更加有利，却不符合法的精神。
减轻处罚是否应当包括法定处罚种类的减轻？例如，对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情节一般的，符合减轻处罚的条件，能否减轻至五百元以下罚款？对此，《解释（二）》第四条明确予以否定。但是，笔者认为，减轻处罚理应包括处罚种类的减轻，理由如下：
1、处罚种类的设定顺序反映出处罚种类性质的轻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不难看出，立法实际上将“警告”视为性质最轻的治安管理处罚，“罚款”的性质重于“警告”，“行政拘留”的性质又重于“罚款”。对本应行政拘留的行为人，因符合减轻处罚条件，最终对其罚款，其实质上也属于减轻处罚。
2、便于划清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的界限。《治安管理处罚法》多个条文对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进行了并列式的列举，这就表明，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完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而《解释（二）》第四条无疑将部分减轻处罚的情形与不予处罚划上了等号，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申言之，无论怎么减轻处罚，都不可以不予处罚，这是“减轻处罚”的应有之意。
当然，或许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若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客观情况，本应对其警告，但是又符合减轻处罚条件的，又如何减轻呢？对此，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行为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轻微性质，可以直接适用不予处罚的规定对其不予处罚，而不是通过适用减轻处罚最终对其不予处罚。从这个方面讲，就需要基层执法机关综合把握案件事实，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正确适用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
（二）酌定裁量种类
酌定裁量种类，是指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明确规定，但是行为人具有酌定裁量情节，需要予以酌定从轻或者从重处罚，从而对其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裁量种类。而酌定裁量情节，是指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明确规定，但是能够切实反映出行为人客观违法性与主观有责性的增加或削弱，需要在裁量时予以考虑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如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后态度、行为的动机、方式、手段等。
笔者认为，把握某一情节是否属于酌定裁量情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1、是否与行为人本身有关联。某一情节是否属于酌定裁量情节，首先要分析这一情节是否与行为人本身有关联，是否能反映出行为人本人的人身危险性增加或削弱。如，行为人殴打他人后，根本无意对被侵害人赔偿，但是其父亲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对被侵害人进行了赔偿。笔者认为这一情节不属于酌定裁量情节，因为不能反映出行为人本人的人身危险性增加或削弱。
2、是否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身有关联。酌定裁量情节的基础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身，若将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身无关联的情节作为酌定裁量情节，则违反了行政合理原则（考虑不应考虑之情况）。例如，甲吸食毒品，同时，甲在家中还经常虐待老人，对甲在家中还经常虐待老人这一情节即不属于酌定裁量情节。若作为酌定裁量情节，便无异于间接处罚。
3、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行为人必须是“多次” 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方能构成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多次”成为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就不可再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否则，便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当然，当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上的“多次”已经超过构成要件要素中的“多次”时，对多余部分的次数则可以单独予以评价。
确定案件事实中存在酌定裁量情节后，正确适用酌定裁量种类，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酌定处罚种类不包括减轻处罚，也不包括加重处罚。酌定处罚实质上体现的是基层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需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为基础，因《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对酌定减轻（加重）处罚进行授权，故不可以超越法律而酌定减轻（加重）处罚。
2、酌定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幅度不应高于相对应的法定从轻或从重处罚的幅度，否则将导致法定从轻（从重）处罚的规定形同虚设。例如，甲、乙共同违反治安管理，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本应分别处7日拘留，若行为人甲属于未满18周岁的人，从轻处罚后决定行政拘留六日，行为人乙违反治安管理时是刚满18周岁的第二天，可酌定从轻处罚，则应当以不低于行政拘留六日为标准进行裁量，否则，酌定从轻的幅度便高于法定从轻的幅度，使法定从轻处罚的规定形同虚设。
3、某一情节已经作为法定裁量情节适用后，便不再属于酌定裁量情节。如行为人是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已经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四条对其减轻处罚，就不可以在因为其生理状况再酌定从轻处罚。
三、裁量方法
（一）判定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或者“情节严重”
这是正确裁量的前提。因为，只有先找准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或者情节一般，才能确定立法在不考虑其他情况下予以认可的量罚幅度，之后的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才有基础。
（二）对照法定、酌定裁量情节进行裁量
最后的裁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在全面把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反复推敲，运用科学的方法，最终使裁量结果合法、合理。笔者认为，在此过程中应关键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单一法定裁量情节按顺位适用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共有三处（分别为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同时规定了两个以上的裁量种类，那么，如何选择裁量种类呢？笔者认为，裁量种类在具体条文中的顺位反映了立法的倾向性，一般来说，顺位在前的应优先考虑适用。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首先考虑适用从轻处罚，只有在从轻处罚后仍不能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减轻处罚。
2、法定裁量情节优于酌定裁量情节原则。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既有法定从重情节又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当先从重、在从重的基础上再从轻并最终体现从重；既有法定从轻情节又有酌定从重情节的，应当先从轻、在从轻的基础上再从重并最终体现从轻；同时具有法定从重、从轻情节，或者酌定从重、从轻情节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决定；对具有法定减轻或不予处罚情节的，应当依法优先减轻或不予处罚。
3、硬性裁量情节优先适用原则。笔者认为，法律文本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立法机关的价值取向。当法律文本表述为“应当”适用某一规则时，说明立法机关要求执法机关，当适用这一规则的情形出现时，必须适用这一规则；当法律文本表述为“可以”适用某一规则时，说明即使出现适用这一规则的情形，立法机关对执法机关是否适用这一规则也不作强行要求（当然，一般情况下也应当适用）。因此，当硬性裁量情节与弹性裁量情节同时存在时，应首先适用硬性裁量情节。
4、同时具有同向裁量情节不升（降）格的原则。即使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同时具有两个以上从轻（从重）情节的，也不可减轻（加重）处罚；同时具有两个以上减轻处罚情节的，亦不可不予处罚。
5、裁量情节适用对应原则。即每一裁量情节的适用，必须要与折射该裁量情节的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相对应。例如，行为人殴打他人后逃跑，并被受案调查，逃跑过程中，行为人又实施盗窃行为，后行为人主动投案，且如实供述了自己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但是对其盗窃违法事实并未如实供述，因而，对于殴打他人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而对盗窃行为，不符合该项规定情形，故只能对殴打他人的行为减轻处罚，不可对盗窃行为一并减轻处罚。
【注释】
[1]柯良栋、吴明山主编：《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务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89页。
[2]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第429页。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条例篇7
本篇说说紧急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行政强制措施又可以称作临时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对特定的对象为了预防发生社会危险性或者防止其逃避法律制裁而采取的法定约束或者留置措施。根据我国法律，紧急行政强制措施门类众多。举其有七种如下：
1、约束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规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将其约束到酒醒。”《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4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2、留置盘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符合法定情形时，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留置至四十八小时，进行继续盘问。
3、强行驱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8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危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扣留；第15条规定，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第17条规定，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经批准对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可以实行现场管制，人民警察可以强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
4、海关扣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条第1款第4项规定，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海关有权检查走私嫌疑人的身体；对走私罪嫌疑人，经关长批准，可以扣留移送司法机关，扣留时间最长可至48小时。
5、戒严扣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第4条规定：“戒严期间，为保证戒严的实施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国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严地区内，对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作出特别规定。”根据该法第23条规定，戒严执勤人员有权对违反宵禁规定的人予以扣留，直至清晨宵禁结束，并有权对其人身进行检查。另外，根据该法规定，戒严执勤人员可以采取强行驱散、交通管制和现场管制等措施。
6、强行遣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33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公民在本人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当地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的，公安机关有权予以强行遣回原地，由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7、紧急拘留：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拘留”二字的含义极为复杂，除了上文提到的常见的三种即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拘留、作为民事强制措施的拘留、作为治安行政处罚的拘留以外，还有一种较少使用的拘留即紧急拘留，由于这种拘留很少使用，所以，人们经常忽视它的存在，或者把它与作为治安行政处罚的拘留混为一谈。事实上，紧急拘留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与其他三种拘留是有很大区别的。创设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该法第27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有违法情形时人民警察应当予以制止，不听制止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命令解散，拒不解散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对拒不服从的人立即予以拘留；第33条规定，公民在本人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当地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的，公安机关有权予以拘留。以上两种情况下的拘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8条的规定，均不属于行政处罚。比如，《实施条例》第28条规定：对于依照《集会游行示威法》第27条的规定立即予以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不需追究法律责任的，可以令其具结悔过后释放；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这一规定表明，拘留本身还不属于“追究法律责任”，仅仅是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采取的紧急行政强制措施，故它不是行政处罚。另外，从《集会游行示威法》第31条、《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精神看，紧急拘留也被排除在“治安管理处罚”之外即对紧急拘留不能像对治安拘留那样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条例篇8
山东省禁止条例最新全文第一条 为禁止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以牟利为目的以财物作注比输赢的活动，或者为活动提供条件的，都是违法行为，必须禁止。
第三条 公安机关是查禁活动的主管部门。
查禁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村民、居民和暂住人员应当加强禁止的宣传教育，把禁止列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负责监督执行。
第五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类学校应当对本单位职工、学生进行遵纪守法教育，防止活动的发生。
文体娱乐、旅馆、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工作人员，应当加强禁赌宣传，发现活动，应当予以制止;对制止不听的，应当及时扭送或者报告公安机关。
第六条 公民对活动有权劝阻、制止、检举、揭发并协助公安机关查处。
对于制止、检举、揭发行为和协助公安机关查处行为的公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对成绩显著的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条 对偶尔参与活动，情节轻微的，应当批评教育，责令具结悔过。
第八条 参与，当场赌资二百元以上不足四百元或者人均五十元以上不足一百元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参与，当场赌资不足二百元或者人均不足五十元，经批评教育、具结悔过后，再次的，适用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参与，当场赌资四百元以上或者人均一百元以上的;
(二)招引、诱使他人的;
(三)以手段设局骗钱的;
(四)为活动提供场所、赌具、赌资、食宿、交通工具等条件的;
(五)包庇、窝藏人员的;
(六)为活动巡风放哨，情节较重的。
第十条 参与或者为提供条件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予以劳动教养，公安机关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以营利为目的，聚众或者以为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明知本单位有活动不加制止或者经公安机关通知后仍放任不管的，对直接责任人或者单位主要负责人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并由本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内发生活动，其直接责任人或者单位主要负责人具有上述情形的，除按前款规定从重处罚外，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单位限期整改。
第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主动投案或者检举他人有立功表现的;
(二)由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
(三)不满十八周岁的。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从重处罚：
(一)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
(二)胁迫他人的;
(三)对劝阻、制止活动的公民实施人身侵害的;
(四)对检举揭发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五)因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内公开的。
第十五条 上的赌资、赌具和所得财物一律没收，者之间因形成的赌债一律废除。
第十六条 拒绝、阻碍公安人员依法查处活动，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抗拒、阻碍公安人员执行公务，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参与的，除依照本条例处理外，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执行罚没款处罚，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收入一律上交国库。
第十九条 公安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在查禁活动时，必须依法办事，不得徇私舞弊，不得利用禁赌敲诈勒索，侵吞赌资、赌具。违者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处罚裁决、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逾期不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又拒不执行裁决、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山东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10月2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山东省禁止办法》同时废止。
相关法律以营利为目的，聚众或者以为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第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实行劳动教养：
(一)参与，个人参赌的财物在五千元以上的;
(二)因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继续的;
(三)多次为提供场所、赌资、赌具、交通通讯工具的;
(四)多次为放哨、通风报信、护场的;
(五)教唆、诱骗、胁迫他人的;
(六)在道路、车站、码头、公园、客车、客轮等公共场所设赌的。
第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参与，个人参赌的财物在五千元以下的;
(二)为提供场所、赌资、赌具、交通通讯工具的;
(三)为放哨、通风报信、护场的。
第六条明知他人用于而提供的贷款或者在中产生的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拒绝、阻碍公安人员查处，包庇违法分子，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参赌、设赌或者为提供条件、通风报信的，除依照本条例规定从重处罚外，并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对本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居民进行禁赌教育，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发现应当及时制止或者报告公安机关查处。
对放任、纵容的单位负责人，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行政处分，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