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整治论文范文

治安整治论文篇1

论文摘要：财务治理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橇而，受到新古典 经济 学以及公司治理研究方法的影响，现有的财务治理研究往往是建立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这样的研究方法难以对财务治理做出准确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运用整体主义观的方法论进行财务治理的研究，可以从 企业 内部微观层次、企业协作 网络 下的中观层次以及社会经济网络下的宏观层次三个方面构建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分析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与 文献 回顾

公司的财务治理问题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理论界围绕财务治理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一些：伍中信认为，企业财务治理应该是一种企业财权的安排机制，通过这种财权安排机制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黄菊波、杨小舟认为，公司的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杨淑娥、金帆认为，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

2．对财务治理结构及其基础概念——财权的研究。虽然理论界目前对于财权、财务治理权、财务控制权、财务决策权等概念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对于这些概念的界定也比较模糊，但是，在建立一个以财权为基础的财务治理结构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基本认同财权是财务治理结构所要协调、控制和分配的主要对象，也是财务治理的主要内容。另外，在对财权概念的深入讨论中，理论界普遍认同财权分层的观点。

3．在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下，把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面纳入公司治理研究体系中；二是以财权概念为基础，构建独立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onbo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对财务治理概念上，理论界普遍认同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的基础是企业的财权，在对财权的不同配置、激励和约束等方式上形成了不同的财务治理结构。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来看，这样的研究思路是一种建立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思路，针对个体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某一基本概念为基础，进而演绎出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

但事实上，企业的财务行为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企业内部发生的，企业必须与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关联企业(比如控股子公司)等发生联系，这些联系都会对企业的财务治理行为进而对财务治理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我们的财务治理不应仅局限于在个体主义观下进行研究，而应在整体主义观下，讨论企业的财务治理行为，整体主义方法论使我们获得对财务治理活动准确而全面的认识，同时也能对实践作出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例如轰动一时的安然财务丑闻，其巨额亏损之所以能隐藏数年是因为利用spe(特殊目的主体)隐藏其巨额债务，而且同时审计方等也为其提供虚假审计报告。在安然造假案中，如果仅仅针对安然公司本身进行分析势必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将安然放到其整个协作体系中则可以看出其问题的所在。

为此，笔者提出应在整体主义观下开展财务治理研究的观点，并对个体主义观下和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思路作一分析，同时提出，整体主义的财务治理包括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企业协作网络下中观层次的财务治理和社会经济网络中宏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三个主要层次，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思路。

二、个体主义观下的公司财务治理研究

个体主义方法论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对于复杂的事物进行分析，往往先将总体进行细化分割，然后针对若干个体进行独立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对总体的认识。因此，个体主义方法论也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经济学和很多社会 科学 研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方法论o[s]s3不可避免的，在人们进行公司财务治理的研究中，也 自然 而然地将个体主义方法论作为主流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思想深深影响了财务治理的研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财务治理研究的范围一般局限在单个企业内部。根据上述的文献回顾，我们首先从财务治理的概念中就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财务治理是企业内部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很少有学者从企业对外的协作关系角度讨论财务治理问题。实际上，财务行为并不仅仅包括企业内部的财权分配、财务决策等，还包括企业与外部关联企业、相关部门、资本市场等发生的业务往来与利益分配等，这些活动都会对企业财务行为和财务治理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但个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却将范围仅仅局限在了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上。

2．在对企业内部财务治理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又往往局限在单个财务契约上。从对财务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文献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如何对财权进行分配、激励和约束以使财务治理效率得以提高，在分配财权的过程中，往往是针对单个的财务契约进行研究，比如研究企业股东的出资者财务、经营管理人员的经营者财务以及经理人员财务等，这样的分层研究分析深入、逻辑清楚，但是却没有考虑到企业财务活动的整体性。事实上，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高级经理、财务人员不仅会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上作出独立的决策，同时，也会考虑到其他相关人的行为预期而修正自己的决策。也就是说，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人——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员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这种横向影响关系将会对财务治理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个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则对此有所忽视。

3．研究方法上的个体主义。在目前的财务治理研究中，理论界普遍是从经济学的 发展 中汲取营养，利用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成果作为财务治理研究的工具。例如，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被用作进行财务治理研究的有效工具。目前的财务治理研究遵循了企业的契约本质论，从财务契约人手，进而探讨财务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等配置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中将总体还原为个体，对个体进行条分缕析式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因而也就在这样的还原过程中，忽略了企业作为整体而具有的特性，也忽略了个体作为整体之一部分而具有的意义。因此，对财务治理研究迫切需要引入整体主义观下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嵌入理论、共生理论、网络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对作为整体的企业财务活动系统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方法，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对其他相关学科的辐射，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也被其他社会科学所采纳，在财务治理研究中也是一样。个体主义方法最大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而仅仅局限于针对特定个体，在理性主义、偏好既定与结构均衡等核心概念基础上分析问题。事实上，在财务治理活动中，财务主体的行为不可能不受到制度、环境、网络关系的影响，而个体主义方法论却抽象掉了这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势必难以得出对财务治理活动准确全面的认识。

三、整体主义观下的公司财务治理研究

个体主义分析方法虽然可以简化我们的研究过程，便于对复杂事物展开研究，但是仅仅局限于个体主义方法论，难以获得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因此，我们需要在财务治理研究中引入整体主义方法论，在整体主义观下开展财务治理的研究。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二是企业协作网络下的中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三是社会经济网络下的宏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中，我们最终可以获得一个对企业整体财务治理活动的全面认识。

1．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研究。从整体主义方法论出发，我们在讨论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活动时，不应只局限于对不同的财务契约进行独立的研究，还要注意从财务契约的横向影响机制人手，研究企业主要的财务契约(股权契约、债权契约、报酬契约)之间的互相影响机制。例如，债权契约的存在将会限制企业股利分配政策、对外投资行为、举债活动等，也就是对企业的股权契约、报酬契约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就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而言，应将主要财务契约统一于企业经营活动的整体观下进行研究讨论。

2． 企业 协作 网络 下的中观财务治理研究。企业的财务活动不仅仅是企业独立的决策与执行等活动，企业也不是 经济 生活中的孤岛，每一个企业的存在与 发展 ，必然要处在一个协作网络中。在这样一个网络中，笔者认为，主要的协作关系有这样几个：第一，企业的关联控股公司。这里我们并不仅局限于 法律 意义上的控股，而是针对能够在实质意义上影响经营决策、控制资金流动的关联公司。第二，企业的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稳定客户将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流人，他们的存在对企业有重要的财务价值。第三，企业稳定的供销关系。企业生产经营必须要有供应商和销售商，稳定的供销关系的存在不仅有利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同时对企业财务活动也有重要意义，比如供应商或销售商可以提供给企业资金结算上的支持。第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现代 经济中，企业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虚拟的、动态的、网络型的企业联盟日益成熟，因此，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合作关系对企业的整体运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企业的财务治理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对企业财务治理进行研究时，不应仅仅把考察的对象集中在单个企业本身上，而应该从其所处的协作网络人手，分析企业财务决策行为、财权配置 规律 等，企业协作网络应该成为我们分析财务治理的对象。

3．社会经济网络下的宏观财务治理研究。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宏观角度来看，企业协作网络也受到社会宏观制度安排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认为对企业财务活动起到结构性的制度安排影响的主要是这样四个方面：第一是股权市场。股权市场将决定企业的股权资本的来源，是企业资本金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企业控制权的重要市场。第二是债权市场。主要由银行为主体的债权人组成，债权人有着与股东不同的财务治理方式，债权市场的不同组织形式、制度安排等将会对企业财务治理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经常讨论的英美市场治理模式和德日主银行治理模式，其主要区别就在于股权市场和债权市场制度安排的差异。第三是市场监管部门。例如证监会、银监会等，监管部门的监管制度及其监管活动将会构成企业财务治理一个重要的外部变量。如果监管失效，则财务治理活动就可能被引入歧途。第四是第三方审计部门。审计活动的存在对于企业财务活动构成一种鉴证和外部监督，在缔结、执行财务契约的过程中，审计方的意见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审计方也是重要的宏观影响因素。

一个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体系如图1所示。另外，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还必须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保持敏感性，必须将经济环境的变化也纳入到财务治理研究的视野里来。进入2l世纪后，经济环境中最明显的两个变化趋势是：从 工业 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从权力集中、结构稳定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学习型的组织结构过渡。这样两个变化趋势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企业经营等，在进行财务治理研究时不应忽视这两个重要的环境变量。知识经济和学习型组织也必将对财务治理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财务剩余索取权的安排中，不应仅仅考虑到物质资本投入者，对于无形资本、人力资本等所起的作用也应该重视；在财务控制权的安排中，不应仅局限于从制衡角度考虑问题，而应结合学习型组织的构建考虑财务控制权的安排。

四、今后研究的展望

治安整治论文篇2

一、提高认识，加强学习，明确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的意义与任务。

我校接到通知后，组织学校行政及全体教职工认真学习该文件，领会文件精神，提高教职工对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的认识，明确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的意义，同时，还对此次整治的工作任务与整治重点进行了学习、讨论，并结合我校实际，还对我校的整治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二、加强领导，健全管理体制

1、成立学校及周边环境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校长为组长，各教师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2、召开会议讨论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确定工作任务，整治重点，对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布置，做到任务落实到人。

3、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岗位责任制。领导小组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研究、督办和管理，建立学校安全工作校长负责制，教师值班制。落实各项工作的措施，完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教师的安全培训，强化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三、落实文件精神，发现问题及时整治

1、收到文件当天校领导集体学习文件。及时安排部署。

2、学校组织专人对全校校舍安全、食品卫生、消防安全等进行了专项检查与整治。

在这次整治中对校内建筑进行安全排查，对食堂与小卖部的食品卫生进行了突检查，重点检查有无过期、三无、食品，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限期整改，并对今后的食品卫生提出了要求，学校将长期做好食堂及周边饮食摊点的整治工作，保持整治成效;此次检查与整治还对消防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

3、对道路交通安全进行了整治。

为加强集会、课间操、放学楼道的安全管理，杜绝一切事故的发生；学校经常利用广播、升旗仪式、集会，班会等形式强调学生不准乘坐无牌无证车船、非客运车船、超载车船、报废车船，学校还多次强调不允许全体师生乘坐无牌无证的摩托车，确保学生不发生交通安全事故。

治安整治论文篇3

【关键词】高中政治 课堂教学 系统性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1.163

高中政治学科的教学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校和教师的教学重视。传统的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主要由政治教师根据课本教材的编写进行课时安排。学生们对政治内容的学习主要是依靠政治教师的课堂讲解和相关的课后练习。而综合高中生的政治学习表现来看，大多数学生对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往往是零碎和混乱的，他们对政治知识的运用也主要是集中在部分常见的政治原理中，而缺乏对整个政治理论的系统分析和运用。

因此，为了扩展高中生的政治学习视野，提升他们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分析评论的水平，建立他们对整个政治学系统的理性认识，对高中生开展系统性的课堂教学是极为必要的。笔者根据课堂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储备，认为对高中生进行系统性的课堂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

一、教学内容的系统性教学

高中政治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教学内容安排的合理与否会直接影响学生政治学习的整体观念以及之后政治思维的建立。因此，政治教师在进行教学编排时，需要考虑到系统的教学内容，建立每个教学内容之间的衔接关系，提高政治课堂教学的系统性。

针对高中政治内容的特点和性质的不同，政治教师可以采取系统分类的教学方法合理安排政治课堂的教学。根据新课标人教版的教材编排，主要分为必修和选修的课程。一般情况下，学生对政治理论的学习主要是从必修教材内容中得来。而必修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因此，高中政治教师需要针对每个阶段的教材内容合理进行政治内容系统性的分配和整理，提高政治课堂教学的时效性。

前面主要提到政治教师需要根据每个教材的内容不同进行具体的系统性教学安排。所以，接下来主要就是讨论教师如何进行教材内容系统性的分配和整理。例如，高中政治教师在教授《经济生活》的内容时，一方面要根据课本教材的章节分配特点，合理安排教学的具体内容，并且要注意每个经济理论之间运用的衔接，保证经济理论教学的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还需要注重经济理论与日常生活的链接，帮助学生在学习经济政治的过程中树立全面系统的经济观念，提高对经济生活的正确辨析和评价。

诸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课本教学，主要也是依据《经济生活》的教学方式进行课程的安排。而对《生活与哲学》政治内容的课堂教学，政治教师需要特别注重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教学经验，集中为学生们提供系统连接的哲学体系知识，以便学生在学习哲学原理时，能够灵活运用，并能够在全面系统掌握哲学原理之后，进行深入分析前面所学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中的案例，从而建立完整系统的政治学观念。

二、教师指导课堂互动的系统性

高中政治教师在合理安排系统的教学内容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对学生课堂互动的系统指导，尽量利用先进多样的教学资源保证学生对政治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提高高中生的政治活动的能力。

首先，高中生在经过教师对政治理论的深刻剖析之后，往往会对对系统的政治原理有个基本的认知，并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入逐步掌握系统全面的政治学原理。因此，为了巩固他们对这些相关政治原理的理解和认识，政治教师很有必要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多样的课堂互动。继而鼓励学生全体投入到相关的政治话题的讨论和辨析，最后根据大家的多种讨论结果，集中做出适当的评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政治学的思维进行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分析，提高他们的政治思考能力。

其次，高中政治教师在进行课堂系统互动的教学安排和指导时，往往需要注意几个方面。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调动政治课堂的氛围，能提高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及课堂参与的自觉性。

一般情况下，政治教师对课堂互动系统性的把握主要是通过互动话题的宏观指导、课堂互动氛围的及时调节以及学生互动参与全体的积极鼓励、课堂互动结果的客观评价的方式来实现。高中生在经过一定程度的课堂互动一方面可以加深对所学政治知识的印象，另一方面也能够在活动中了解自己的知识盲点和不足之处，通过对他人的学习和借鉴，提高对系统政治理论的掌握能力。

三、教师教学考查的系统性

高中政治教师在进行和完成相关章节内容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对学生的政治考查。在教学考查的过程中督促高中生对政治原理的认知，进而及时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在考查中不断提高对系统政治原理的把握和政治原理应用能力的提高锻炼。

首先，高中政治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对学生进行及时的教学考查，一方面表现为前文提到的课堂互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教师对学生所学的政治原理知识进行随堂提问，从而督促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不能放弃对固有知识的温故。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中政治教师的课堂教学考查，可以督促学生将所学的旧知识和新知识进行及时的串接编排，从而进一步丰富对系统政治知识的学习，提高课堂政治学习的效率。

其次，高中政治教师还应该注意到课后教学考查也同样对学生学习和加强政治原理的重要意义。由于政治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时效性特点，学生们在经过一定程度的课后练习和自我总结之后，往往会对政治原理有着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解。并在不断的错误中发现真理，进而在改善中不断提高对政治原理的认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为今后的政治学习和思考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治安整治论文篇4

关键词 生命周期理论 法治 德治 盛世 乱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国古代社会从夏商周到明清时期，都避免不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命运，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大体可以看作是一个由乱世到盛世，再由盛世到乱世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虽然在此过程中，法律与道德是阶级社会治理国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对法治和德治的看法又不尽相同，主要集中于：是依法治国为主，德治作为法治的补充，还是法治与德治具有同等的地位，等等；目前，也有很多人感性的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盛世用德治，在乱世用法治，那么，本文认为，对于法治与德治的地位问题，从生命周期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二者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治理来说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二者的地位和关系是有不同的。

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简介

19世纪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及管理学者们对企业产生、成长及衰亡规律进行了研究。1972年，哈佛大学的Greiner在《组织成长的演变和变革》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概念。1989年美国学者伊查克・爱迪思从企业文化角度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著作《企业生命周期》中明确了生命周期的概念，描述了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行为特征，并提出了预测、分析及诊断企业文化的工具，以及改变企业文化的爱迪思诊疗法。爱迪斯的生命周期模型如图1所示：

三、我国古代社会的生命周期分析以及对应的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我们扩展一下这一视角，将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用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可将整个古代社会看出由乱世到盛世，盛世到乱世的循环发展过程。我们将这个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又是不一样的。如图2所示：

根据上图，我们以其中的一个循环为例（新朝代的建立到灭亡），来探索不同时期，法治与德治的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关系。

1、阶段Ⅰ：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我们从历史可知，在这段时期，通常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各种起义和叛乱不断，也是一个新的王朝即将诞生的阶段，这一时期，为了建立新的制度，安定整个社会，通常主要会采取法治的方式，辅以德治，也就形成了以法为主，以德为辅的状态。

2、阶段Ⅱ：德治与法治并重。

进入阶段Ⅱ时，整个国家机制已经基本成熟，法治建设也趋于完善，整个社会处于安定的状态，此时，国家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自己的统治，除了主要依靠法治外，他还会将德治提到非常重要的高度，并将法治与德治进行融合，正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入刑，相为表里”。推行法治时必须以德治为社会基础，依靠德治教化，使大多数人遵律守法，这就为一个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治世治人，定分止争，得人心，安天下，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在德不在刑，在教不在杀。

3、阶段Ⅲ：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奉行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使仁政、德治得以复归。德主刑辅，大德小刑的德治，以仁为核心，以克己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为理论基础，强调以德为本，以教为先，重视教化感应。法治以法律为武器，有锋芒，有杀气，以强行处罚调整社会关系。为推动盛世的继续法治，将引礼入法和法律伦理化，这样就使得德治地位一路攀升，形成了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社会状态。

4、阶段Ⅳ：法治与德治的衰退。

进入这一阶段，国家已经开始走向灭亡，各种法治机制开始遭到破坏，国家已经不能很好的实施法治，也就无法统治整个社会，此外。由于法制遭到破坏，德治实施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整个国家开始陷入混乱的状态，逐步进入下一个乱世之中。

四、结论和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概括为一个由乱世到盛世，再有盛世到乱世的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并以其中一个循环为例，深度分析了法治与德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阶段Ⅰ、Ⅱ、Ⅲ、Ⅳ）时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知道不管何时，德治与法治都是同时存在，二者只有地位差别，在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此外，这一模型分析，对指导现实的中国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处于生命周期理论中的阶段Ⅱ，因此，我国一直主张法治与德治并重。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GreinerLarryE.Evolutionandrevolutionasorganizationsgrow.HarvardBusinessReview，1972，50：37

[2]伊查克・爱迪思.企业生命周期.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3]论语.为政.管曙光.诸子集成：第一册（第2版）.中华书局，2006.22.

[4].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01-11，（1）.

[5]以德治国方略全书（上卷）.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

治安整治论文篇5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目的，以建立道路交通安全治本长效机制为核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驾驶人员安全管理教育，严格路面管控执法，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实现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状况的根本好转。

二、工作任务

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无牌无证施工车辆上路非法营运，包括：车辆无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行驶证、无牌照或不按规定参加审验，无交通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证或不按期维护、检测；驾驶人无交通部门核发的从业资格证等。

三、组织领导

区政府成立联合整治无牌无证非法营运施工车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附后），由有关区级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成员。整治活动由区公安分局牵头，交通、监察、建设、安监、广电等部门配合。参加联合整治工作的相关部门，要选派责任心强、精通业务的人员，集中办公。活动期间分两个行动组，每组7人，由公安6人、2辆警车，交通6人、2辆警车，安监2人分别组成，采取固定检查和流动稽查，24小时全天候执勤执法。

四、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强化责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联合整治无牌无证非法营运施工车辆工作的紧迫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从创建和谐稳定模范区和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的角度，将整治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要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人员的调配和各项工作的组织安排，确保整治工作规范、有序、顺利进行。

2.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明确责任，明确目标，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努力营造整治无牌无证非法营运施工车辆的高压态势。要自觉服从区联合整治无牌无证非法营运施工车辆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调度，严格执行整治工作的各项工作制度和规定，严格执法纪律，统一执法标准，规范执法行为。对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合力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3.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广电部门要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大造舆论声势，为开展联合整治活动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要对整治活动进行全面的跟踪报道，宣传道路交通安全、道路运输管理等法律法规，报道整治工作开展情况，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进行宣传，把宣传教育工作贯穿于整治活动的始终，使整治活动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

4.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在整治工作中，公安、交通、法制等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要求开展工作，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要求、程序及处罚标准依法执法。对集中整治期间查获的无牌无证非法营运施工车辆，分别由公安、交通部门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处理。要坚持“处罚与教育、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做到先教育、再纠章、后处罚，注意文明语言和文明行为，防止方法简单，态度粗暴。特别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坚持“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严防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行为的发生。

5．加强督导检查，强化责任追究。区监察局、政府督查室要会同有关方面对全区开展联合整治无牌无证非法营运施工车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职责情况、配合协作情况及工作成效等。对积极开展执法协作、充分发挥部门职能、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推诿扯皮的给予通报批评。对行政不作为和利用职务之便为非法营运者通风报信的执法人员，要给予党政纪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治安整治论文篇6

一、总体开展情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扎实落实《**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根据《**公司关于落实集团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制定相关工作要求，成立了以总经理、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监察部，详细制订了**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表，计划表详细列出了具体内容，将责任落实到各部门并指定了责任人。

重点针对2个专题（学习宣传贯彻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和进一步落实公司安全生产责任专题）和六个专项中1个专项（电力生产安全专项整治），全面部署开展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工作。对安全风险隐患进行深入细致的排查治理，建立了问题隐患和整改措施“两个清单”。明确整改责任部门和整改要求，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动态更新“两个清单”，落实和完善治理措施，加大了专项整治攻坚力度。

二、两个专题开展情况：

1.深入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宣贯情况：

一是切实发挥党委主体责任。公司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与公司改革发展、党的建设等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突出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中“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要求，推动党组织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二是全面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组织党委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集团公司宣传贯彻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实施方案2次，组织党委理论中心组结合实际专题研讨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次；组织公司领导讲述专题党课1次。党支部充分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用好“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组织党员深入开展学习，切实推动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走进部门，走进一线，走进每一位员工的心中。三是有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围绕安全生产、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等重点难点工作，组织党员积极开展“党员立项攻关”25项；积极开展党员示范行动，搭建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队等形式多样的载体和平台，推动党员在安全生产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四是坚持把安全生产纳入各类评选表彰。积极开展“全国文明单位”复查验收工作和“红旗党支部”创建活动，把安全生产，纳入创建标准和评分标准，推动安全生产要求得到严格贯彻落实。四是着力做好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栏、横幅、电子屏等积极宣传安全理念、安全标语、安全文化，营造活动氛围，树立良好形象；组织收看“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活动的报道，结合“安全生产月”主题及时征集基层单位及员工学习体会。

2. 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

组织各部门围绕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结合实际健全完善工作制度、建立工作机制，不断推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公司依据**集团和分公司管理体系，各部门完成了公司层面管理制度的“废改立”工作，累计废止/修订制度**项、直接引用集团公司和分公司制度**项、延用既有管理制度**项，对新制订、修订制度组织宣贯**场次**项。为管理体系融合奠定了制度基础。目前，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各职能部门正在抓紧进行制度的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平稳过渡。

三、六个专项中三个专项整治情况：（危化品安全专项、电力生产安全专项、电力建设工程安全专项）

排查一般隐患数量：**项 隐患治理情况：**项整改完成，**项整改中。

排查重大隐患数量：0 项 隐患治理情况：

排查制度隐患数量：**项 隐患治理情况：**项整改完成，**项整改中。

排查管理不足隐患数量：**项 隐患治理情况：**项整改完成，**项整改中。

排查其他隐患数量：0 项 隐患治理情况：

四、总体分析

治安整治论文篇7

法治框架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中华文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和“魂”，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建成法治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既定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举措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制度，构筑国家总体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理念，确立法治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方略，明晰法治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运用国际法权威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形象；国家软实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080-07

一、法治框架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这既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创新，又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中国致力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又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发展方向，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宗旨，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如果忽视乃至丢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有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歪门邪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体，两者之间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的相辅相成关系。在这个有机统一体当中，“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形成的基础，“治理能力”彰显治理体系的效能，它们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折射出中国国家治理所经历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容来说，它包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法律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体制机制现代化。再从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来说，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多元治理结构体系，政府、市场和社会是三个最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权力结构，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标准，就是审视国家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1〕实现政府公共权力与市场、社会之间权力结构的合理调整与再造。这里所论及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治党治国治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处置各种复杂国际事务方面能力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方法体系。依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需要规范权力边界的法治保障体系建设，依法健全各类系统、权力部门和职能岗位的权力配置，依法建立各类系统、国家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严明权力行使的政治规矩和法定原则，逐步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规范行使的科学流程，杜绝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和权力腐败的劣根性。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只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以扎实、稳健和正确的方法向前推进，既要狠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又要狠抓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过硬。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深刻地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强调各国要从根本上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要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依靠对话协商的方式处理国际争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2〕就一般规律而言，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不同文明，哪怕是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产生相似的价值观念。人类的共同价值反映了不同个体、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共性，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种共同价值观念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基本事实和发展规律，而且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特征。诚如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9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非凡的建设成就，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中国的成功已经从西方国家的不安中得到了反证。〔3〕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共同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致力于营造公道正义、包容互惠、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华文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和“魂”。2006年11月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特别引用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将军的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丘吉尔的名言表明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无法割舍的血脉基因。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崇尚和平的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积淀不仅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孕育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又是未来发展进步的精神土壤，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和“魂”。因此，中国必须坚守中华优秀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懂得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从文化自信中汲取深沉力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需摒弃零和思维，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包容共生、合作共赢、开放共享的时代，继续采用“冷战”的方式解决不了任何大问题。中国维护自身权益及国际正义的意志坚定不移，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强权政治的压力，中国仍然致力于与美国建立一个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和美国不存在领土争议问题，南海争议不应当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障碍，更不应当被看成是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只有尽快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够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美好夙愿。以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为标志，国际法已迈过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从学科体系角度来看，国际法远远不如民法、刑法那样完整和成熟。从法学实践角度看，不可否认传统国际法毕竟属于西方发达国家话语权的一部分。譬如，有关国际法的概念、基本内容、制定权和解释权，基本上都掌握和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非西方文化圈”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法领域缺乏基本的话语权。〔4〕“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来的。昔日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崛起并争霸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印证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本能只适用于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只要稍微通晓中华民族文明底的人，就知道它完全不适用于具有5000多年文化积淀的中国。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向世人展示并留下关于这个国家本体、国家行为诸方面的总体评价和印象，尤其是本国人民政治认同的意义符号。从对内来说，良好的国家形象无不根植于本土、根植于民族，以这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内涵为基础，是对这个国家内部事务生动而真实的再现。为此，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中央人民政府，始终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执政兴国为第一要务，始终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存，始终坚持共享发展价值理念，增进和释放人民群众更多的获得感，并且努力把这种获得感转化和上升为他们的幸福感。从对外来说，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国家国格魅力、“国家软实力”资源，更是赢得国际社会支持和赞誉的资本。所以，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而且是其他国家对其认知的客体，还是考量这个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中所处地位的砝码。仅就“国家软实力”概念而言，可以说“软实力”是由国家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三个要素共同构成的。其中，“文化力”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吸引力；“政治力”突显这个国家内政、外交实践活动的价值观；“外交力”反映这个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合法性和道德威信。追根溯源，“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晶，也是借助现代国际传播机制和引导机制的必然结果，它已成为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指向。在当今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形象对国际社会是否具有影响力，取决于这个国家持续稳定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具有内聚人心、外树形象的功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多还没有从“冷战格局”的思维里跳出来，往往借助话语霸权、网络传媒和移动通信等，不择手段地向中国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图谋用西化、分化等方式和平演变中国。任何以“弱肉强食、穷兵黩武”为本性的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情绪，都只能给原本和平的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世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既是人类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又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因，国际社会原本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崇尚和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着力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努力实现“中国内涵、国际表达”。〔5〕为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并增强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话语权，中共“十报告”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将它高度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6〕12个关键词、24个字，为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认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无论是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还是构建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离不开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

建成法治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既定目标。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必须率先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成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整体推进。一是在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方面，当下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树立宪法权威，建立行之有效的宪法实施、宪法监督程序和机制，建成以宪法为龙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严格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的立法原则，贯彻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法治理念，全面提升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质量。二是在建成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法治政府方面说，就是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适应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积极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各级政府都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央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事务管理，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的制定实施，加强对市场活动的有效监管和各类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要切实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争取在2020年基本建成透明务实、责权相宜、高效廉洁、诚信守法的法治政府。三是在建成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法治社会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公权力的科学配置、合理控制和有效运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依法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始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必须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为第一信号，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尤其要通过必要的理论灌输和扎实细致的引导工作，树立全体民众的法治信仰和法治观念，推动全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中华民族稳定的生活方式。

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举措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制度。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在不同时空的制约和作用下，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任何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和整体绩效，无一不是要实现社会运行制度的民主、法治、透明、廉洁和高效。因而衡量和评价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绩效，无不反映在对面临问题的及时回应和妥善处置上。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不同类型制度构成的，每个类型制度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具有既定的分工和明确的定位，只有当各种不同类型制度处在相互协同的状态下，才能形成国家正能量合力并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绩效。在我国诸多类型的制度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人民通过“自下而上”层层递进选举代表组成政府实现对国家的授权，从而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也厘清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现代关系问题。〔7〕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充分享有地方立法、重大事项决定和依法监督等职权，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如何上升为国家意志、如何转化为国家行动的现代治理关系问题，从而也就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和法治保障。尽管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结构意义上存在了60多年，但是国家治理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在我国目前体制机制的运行状况下，人民代表大会要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作用，就必须认真地处理好人民代表大会与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关系，妥善地解决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同级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积极地协调好各级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始终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为基本目标，正是通过处理和协调与上述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形式向实质转化，发挥其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功能作用的；通过将执政党的意志以民主的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并根据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需求加强立法（立、改、废结合），促使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显现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作用的。

构筑国家总体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理念。中共十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思想，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首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纲要》，阐释国家安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总体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独立、国家和领土完整，以及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安全风险的一系列大问题。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斗争史，既是当代中国人认识现实的一面镜子，又是当代中国人和未来中国人最好的老师。中国人今天遭遇的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大多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早在18世纪的时候，中国就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第一经济大体的国家。大国不一定就是强国，“大国”和“强国”是两个在含义上完全不同的概念。单纯的人口大国、资源大国稍不留意，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譬如，1839年当英国政府听到他们的鸦片贸易在中国遭到禁止的时候，英国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又名“巴麦尊”）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8〕19世纪的中国就由此而沦落为西方列强掠夺和瓜分的对象，“泱泱大国”不仅遭受割地赔款的耻辱，而且沦为海外苦役的主要供应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下中国尽管仍然是一个人均经济指标位居世界后列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绝不容许任何国家再这样嚣张、野蛮、霸道地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中国必须牢固树立国家总体安全理念，构筑国家完善的安全防范体系，捍卫国家在政权、军事、国土、资源、生态、经济、文化、信息、科技、社会各个领域的安全。国家总体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依据宪法和法律稳妥地处理好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自由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从内外兼治两个方面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反映国家安全各个领域之间，内在要求和彼此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经济安全为基础，政治安全为根本，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努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所论及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要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群众的安全幸福放在第一位，既要重视内部安全又要重视外部安全，既要重视国民安全又要重视国土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各种难于预见的安全风险，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中国素有国家统一的传统理念和民意基础，有着根深蒂固的治国理政经验，即使将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强国，也只会走大国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永远不会走强权争霸的道路。中国人民和所有国家权力机关，必须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时刻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势力压力的底线思维。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惟一的和显著的标志。

确立法治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方略。任何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模式，总是与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最重要、最突出的方面。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把政府和官员手里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减少权力腐败的机会。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优化中央、地方与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传统压力型”体制转向“民主合作型”体制，不断扩大公民在各级政府中的民主参与范围和民主参与程度，这是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和基本向度。国家权力说到底来源于社会的权利，政府公共权力决定于公民权利，政府公共权力意识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成熟，是国家进入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治理的方式和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治”与“法治”两种。中国历史上的“人治”多与封建专制为伍，成败系于治理者之贤能与不肖，结局多周而复始地上演“人亡政息”的人间悲剧；“法治”多与民主相伴相随，成败系于法之良莠利钝，结局多导演出一幕幕“人替政继”的连续剧。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做出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的同时，把法治政府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问题提出来，表明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主动放弃和告别其他治理模式，抓住了兴国强国的根本和要领：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阐明中央政府支持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各级政府的被诉机关要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配合法院做好开庭审理工作，尤其要认真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各级政府要通过不断依法规范行政行为，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把各级政府真正建设成为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9〕法律是国家治理的重器，法治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国家安全、制度安全和政权安全是政府治理的头等大事，只有法治严明、社会昌明才能实现国泰民安。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引领全体公民信仰法律、崇尚法治，时刻对法律、规制存有敬畏之心。在法治面前不能有半点例外，任何人在充分享受平等、自由的同时，又必须自觉地履行公民的义务、遵守国家的法律；自觉地维护国家安全、遵守国家法律，这既是每一个公民的宪法义务，也是每一个公民的法律底线。因此，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法治是一种具有显著时空维度的历史实践，我国已初步走出了一条既具世界法治普遍特征、又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从人类法治文明与发展的角度高度认识我国法治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中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道路，绝对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必须尊重人类理性、遵循法治规律、依靠自身智慧，从国情实际出发开拓创新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这种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既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又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公权与促使国家权力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的有机统一，还是坚持平等、自由、秩序等法治基本价值的有机统一。〔10〕

明晰法治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观念的变迁，原有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已经很难继续发挥作用，有的甚至成了改革开放和社会治理的阻力。在人们日常的经济生产、生活中，除了已经实施30多年的《民法通则》之外，至今没有制定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这同“民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法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2016年6月27日《民法总则草案》终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跨越了一大步。当然《民法通则》在其功能上，也可以视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调整经济社会关系的一部简陋的民法典。但是，制定一部面向和服务于21世纪的民法典，毕竟是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化、民法现代化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它必将促使我国民事立法水平和经济社会治理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立法价值是立法实践的灵魂，制定一部系统的、完整的民法典，无异于从法律价值上肯定了它在民事法律体系中的私法基本法地位，不亚于一部公民的权利宣言书和权利保障书。我们通常所说的“良法善治”，其实就是良法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获得广泛而有效的实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因而可以说“良法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境界。作为社会治理主要抓手的“法治”，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要有服务于社会和民众的良法（如制定出台“民法典”），关键在于通过良法之治，最终实现社会“善治”的结果。“善治”作为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它主要体现在治理途径和手段上的民主治理、依法治理、社会共治和礼法合治。在一个利益多元的经济社会里，“公民利益”并不是每个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之和，它是来自对共同价值和共同准则协商对话的结果；公民对个人权利和自身利益得失的诉求，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表现。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必须正确对待公民合法利益诉求和合理维权行为，决不允许“会哭能闹的孩子有奶吃”这种不雅社会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规范，必须充分发挥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作用，充分体现国情、社情和民情，追求良好有序的社会效果。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舆情是判断国家治理状况的“风向标”，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是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感应器”。大量社会治理的案例表明，遇事捂盖子只会导致谣言四起，给某些别有用心的煽风点火、渲染炒作留下空间。各级政府和执法机关在应对、处置社会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千万不能一味地“怕”、“躲”、“捂”，而要选准公众关注的焦点和媒体兴趣的问题，用最简明通俗的语言让社会公众尽快明白真相，用以诚相待的态度对媒体和传达真实、清晰、准确的信息，事实胜于雄辩，谣言止于公开。任何不按照法治、程序和规矩采取的措施，最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激化；只有遇事尊重民意、尊重法律、遵守规矩，才能实现法治社会应有的社会昌明、风清气正。

运用国际法权威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惯性思维，固执武断地抛出“中国一旦强大必将挑战世界”的奇谈怪论。美国傲慢自大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普世标准，煞费苦心地渲染“中国”，极力挑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对立关系，甚至大打出手不断派遣军舰、军机逼近中国岛礁，怂恿、唆使中国周边国家围堵中国，制造骇人听闻的东海和南海危机。〔11〕法律是工具、是解决冲突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当今世界最可怕的是利用国际法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别有用心地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滥用国际法就是对国际秩序的践踏和冲击。“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原本就是一曲政治闹剧，这个“草台班子”的5名仲裁员有4名来自欧洲，其仲裁结局必然是没有权威性、国际性和代表性的。中国政府依法捍卫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是挺身维护国际法正义性的大国责任担当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没有丝毫输理的地方。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新思维，表明中国崛起并非按照“修昔底德陷阱”逻辑发展，即不依赖势力扩张、资源掠夺、挑战现存国际体系搞霸权式崛起，而是依靠自身内部结构不断调整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通过对外部环境不断适应和能力不断增强来实现。中国的崛起完全是和平友善的崛起，它必将用铁的事实彻底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的普遍性。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界惊羡的成就，引起了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嫉妒和不安，都在琢磨崛起的中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不适当地抛出新一轮“中国”，采取敌视和遏制中国发展的举措。譬如，欧盟议会全体会议就于2016年5月12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非立法性决议，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无理要求中国对欧出口继续按照“非标准”方式对待。〔12〕一段时期以来，欧美国家片面地认定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中国产能过剩导致的，频繁地对中国采取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地挑起经济贸易领域的摩擦。实事求是地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后，实质上是各大国在保护本国利益、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2016年发生的举世震惊的“英国脱欧”事件，不只是欧洲一体化的重大倒退，也是欧共体投资保护、贸易保护和就业保护的显著表现。各国只有进行结构性改革方能走出经济危机，而这些国家政府治理的短视，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改革的阻力。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各国共同分享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为应对危机和困境主动提出建设性改革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推动中等强国与金砖国家组织的交流对话机制，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赞誉。为适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为不发达国家寻求一个稳定的国际话语权支点，中国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于创新国际法理论的生长点，创新国际法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为国际社会认知和掌握国际法提供行之有效的标准，最终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国际法话语范式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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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7〕 杨雪冬.体系绩效、治理现代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J〕.教学与研究，2015，（6）.

〔8〕 王传宝.没有什么能撼动和平正义的力量〔N〕.人民日报，2016-07-13.

〔9〕 白阳.推进行政应诉，建设法治政府――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N〕.光明日报，2016-07-08.

〔10〕 马宏伟，何民捷，徐显明，等.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对话〔N〕.人民日报，2016-07-12.

〔11〕 曹兴，全敏.中国和平崛起彰显中华民族精神〔N〕.中国民族报，2016-07-22.

治安整治论文篇8

20世纪2O年代，波格丹诺夫(Bor~aaoB)发表的《组织形态学》被人们誉为系统科学的开山之作，他作为现代系统科学的奠基者之一，]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整体论方法，标志着“把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考虑”的现代系统科学的诞生。l3]此后，对系统科学和复杂性探索的研究，使系统科学逐渐从一般系统论走向复杂系统论。进入362O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普照自然和人类的新科学”[4]——复杂系统理论诞生了，并使混沌、分形等理论在其原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逐步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复杂系统理论。1994年，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遗传算法之父霍兰(Holland)在一个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omplexadaptivesystem，CAS)，指出应把系统的成员看做是具有自身目的和主动性的、积极的主体，并强调正是这种主体的主动性以及它与环境的反复地、相互地作用才构成了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霍兰把个体与环境之间这种主动的、反复的交互作用用“适应”一词加以概括，凝练出CAS理论的基本思想——适应产生复杂性。

此后，他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著作为人们研究复杂系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复杂系统理论的整体思维视角看整个经济世界，以往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人类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理论，长期将生态系统视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外生变量，不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在经济系统内既定成本下，每个经济主体总是倾向使其私利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实现最大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中隐含着两个无限前提条件：第一，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的自然资源供给是无限的；第二，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废弃物的吸纳和净化能力是无限的。在这两个无限的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在构建经济学分析范式时，认为时间是均匀流逝和可逆的，同时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是不考虑空间约束的，在该理论假设的世界中，经济过程是单向线性运动的，经济系统的演化和发展也是机械和确定的，自然资源仅仅被看做是经济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素，从根本上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家还认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必然会以增加厂商的私人成本，降低其竞争力为代价，其中隐含的效益与成本之间的抵消关系，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杰夫(Jafe)曾经指出，美国经济之所以经历了1O多年的贸易赤字，就是因为近些年来美国政府施行的环境管制政策。对生态环境保护过多的投入和生产中过多的环境管制政策，会给经济主体带来过高的运营成本，导致厂商生产能力的下降，严重妨碍了各经济主体生产力的增长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因而，当个人或厂商在从事消费和生产活动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有意无意地将废物直接排放到生态环境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增加了社会系统的负担与成本。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主体模型，完全撇开了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约束的单纯成本一收益、利润最大化的生产逻辑和微观偏好的局部治理模式，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失衡、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失衡下人与自然冲突(根本上是人与人冲突)的理论源头之一。

在该种发展和治理模式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态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该种发展模式，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割裂，使自然和社会系统成为孤立的系统，过度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和驾驭，导致了人成为地球“统治者”的现实，忽略了从整体论、适应性的角度看待社会过度发展对生态系统的严重负面影响。新古典经济学体现的是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而复杂系统理论对经济世界的认识则体现的是整体论与还原论、自适应与他适应辩证统一的思想，是科学发展的趋势。复杂系统理论的科学方法认为，系统中的每一个基本单元不是独立于整体而存在的，整个复杂系统并非如一堆散沙，其基本单元之问是彼此联系、相互适应、逐步演化的有机整体。面对当前人类活动范围和强度的不断扩大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恢复功能迅速减退、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加速退化的严峻态势，本文拟从复杂系统理论整体与适应的研究视角出发，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存在的生态缺憾的基础上，借鉴和汲取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将地球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为终极目标，充分考虑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以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生态人和经济人的复合人性假设为出发点，建起生态安全导向的、多维度的、动态的生态治理体制框架。

二、复杂系统理论视角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生态安全问题分析

在复杂系统理论视角下，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研究界域由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系统的孤立研究，扩展到对生态系统的整体研究，研究的是生态系统及其内部子系统问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性及规律，这一新的视野将促使人类重新审视原有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活动，以期找寻出引发当前生态安全问题的真正根源。生态系统是由活动、具有主动性的个体组成的复杂系统，『7]具备了复杂系统的一般特征。作为复杂系统的一类，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均按照复杂系统的整体性、适应性等特征规律演进。本文将生态系统划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两个互补的基本单元，其中人工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农村和城市(镇)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则包括森林、草原、淡水、沙漠等陆地生态系统以及海洋生态系统。[8]两个基本单元间及其子系统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适应，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在两个基本系统单元的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变迁和发展。在生态系统形成之初，自然生态系统自我调整的内在力量占主导推动力，即主要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等，按照生态规律不断循环，自然界自我调整和适应的自然力量，对生态系统进行相对缓慢的调整和适应；随着人类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人工生态系统的人为调整生态系统演进的外在力量逐步增强，并逐渐成为主导推动力量，即地球上人类出现之后，人开始有目的地作用于自然的人为力量，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逐步加快了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传递速度，使自然界能够较快适应人工生态系统发展的要求，对生态系统进行相对较快的调整和适应。由此过程可以看出，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内在的调整力量与人工生态系统外在调整力量的对比演变，显示出后者不断增强、并逐渐成为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主要的调整力量的趋势。

生态系统的整体演化发展必须按照复杂系统的规律进行演进，整个系统内部作为主导的推动力量决定了系统演进的方向和速度，这种推动力量若能按照复杂系统演进的基本规律推动整个系统的演化发展，则系统及其子系统都将保持持续的发展；若这种推动力量本身存在问题，则将无法推动整个系统按照复杂系统的基本规律进行演进，系统必将产生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威胁整个系统及其子系统的持续存在。具体来看，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调整力量成为推动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时，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处于原始的自适应状态，人类社会很难或无法调整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调整力量，整个生态系统按照复杂系统演进的规律缓慢地持续演进；随着人工生态系统外在调整力量成为调整整个生态系统的主导力量，生态系统正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发生着不可逆转、不可持续的急速变化，生态系统正渐渐违背复杂系统的演进规律进行演进，这种推动生态系统演进的外在力量，人类社会是可以通过对自身行为的调整来控制的。人类社会自身存在的威胁可持续发展、引发人和自然冲突的根本性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指导人类社会的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所存在的致命缺陷，即对生态系统之根的脱离。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指导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理论，虽然是经过100多年发展和完善而形成的基本理论体系，并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处于正统和主流的地位，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但是其理论忽视了生态的内在价值，无视生态与社会的相互联系，缺乏人类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误导了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成为造成当前环境污染、资源过度使用、生态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类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引发生态安全问题。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审视新古典经济学，其理论本身所存在的生态缺憾，将会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环境产生污染，导致生态破坏，威胁人类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法论缺陷。以还原本体论为指导，在缺乏生态伦理的境界中，不同个体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并不会使整个社会总体利益最大，还可能使人类社会及生态系统的发展受到破坏和威胁。在复杂系统理论看来，人工生态系统本身就是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和组织相互作用所决定的，每一个生产过程都是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共同完成的，因此，个体行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单个个体的行为特征，并不会反映出整体的演化状态，反而要受到整体规律的约束，整体规律才决定着整体和其中每一个个体的特征。整体不同于一个简单的集合体，个体在整体中表现出的属性不可能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以物质利益为最高追求目标的“物质人”的“理性”个体行为，并不会以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指导个人行为，更不会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这必将导致生态安全问题的产生。第二，核心假设缺陷。即便是从完全理性转为有限理性人的理论假设，也夸大了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认识，忽视了有限理性经济人行为对整个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看，单个人类个体行为特征是由整体的属性决定的，个体在现实世界可以发现与最优决策相关的信息不仅仅是稀缺的，而且是分布十分不均衡的，许多的信息和知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因此，任何决策者所获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也不可能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假设的完全或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还缺乏生态伦理，仅将人类行为停留在功利境界，大肆宣扬人类经济向自然生态的索取，缺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关怀。

由于个体经济人在知识和计算能力上的不足，只能根据其所收集到的信息，作出一个无法实现整体最大化目标的选择，因而，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其行为将会有意无意地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生态安全问题，威胁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发展目标缺陷。追求均衡和确定性是新古典经济理论遵从机械因果关系、无限时空观、线性法则的必然结果，其无视现实中不确定性、非均衡态的系统所表现出的整体性态，使得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重视经济目标，忽视整个生态系统的终极发展目标。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既定的经济系统内部，努力实现市场的均衡，并将这种均衡发展确定为终极发展目标，但其排除了市场所处环境的多样性、不可逆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等复杂特性，这种单一的发展目标设定，使效率和利润、消费和效用更加接近经济子系统的均衡目标，但却偏离整个生态系统发展的终极目标。这种发展遗漏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但使人类福利目标无法实现，还使得自然资源不断枯竭，生态系统折旧加速，生态破坏的速度相对加快，生态环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在实践中，人工生态系统外部调整力量走强、过大，使生态系统内部的水体、土壤、大气、能源、生物和矿产等遭受大规模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系统的承载能力，很可能即将达到临界点或者“拐点”。

如果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出现恶化或急剧变化，而人类本身又没有适应这种剧烈变化，则两大系统间的失衡无疑将打破原有的适应性平衡，其后果可能迫使人类大规模迁徙甚至灭绝，最终导致社会崩溃，E9]包括人工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等在内的子系统将会重新组合，对于人类和其他生物来说，这将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综上分析可知，从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发展理论自身存在着生态缺憾，若不及时更正，这些认识将继续引发更加严重的生态问题，造成生态安全问题。在实践中，生态安全问题既是一种直接安全问题，又是一种间接的引致安全问题，它会直接引起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社会系统的崩溃，也会因生态危机间接引起其他形式的安全问题，比如导致国家内部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因此，生态安全问题带有明显的关联性、跨域性、全球性，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激发、相互制约的。这些由生态问题直接或者间接引发的安全问题非一国之力可以解决，因此必须有一种合作、多维和动态的共同治理生态问题的机制才能全面地解决生态安全问题。

三、生态安全的泛全球化趋势：现代经济学的一个解析

当今生态系统的演进方向和速度，愈益由人工生态系统中的人类为主导力量来推动。随着整个世界的发展日益全球化，发展领域愈益突破了国家的政治概念，物质、能量、信息等也已跨越国界在全球流动，全球化带给了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而生态安全问题却正随着人类生产、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呈现出泛全球化的趋势，给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带来的始料未及的负效应，也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制约人类社会系统发展演进的关键因素。然而，面对严峻的生态安全问题，为什么作为推动生态系统演进的主导力量，社会系统内部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自我约束机制?进一步地，人工生态系统内部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和国家等，为什么没有建构起一个对生态环境积极有效的保护机制?在复杂系统理论视角的前提下，契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所作的解释是，导致生态安全问题泛全球化趋势的主要原因，一是生态安全问题的公共物品属性；二是全球性多中心生态治理机制的缺失。从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看，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属于公共领域问题，因此，必须将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性治理，以取得持久共同利益的实现。生态系统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长期以来被其内部各主体当做公共财产使用，最终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和自净功能退化，爆发了生态危机，进而产生了生态安全问题。因此，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机制对这类公共物品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低效率的，要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需要依靠各个国家、政府更多的积极干预，个人和企业共同参与生态恢复和治理活动。本文基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有用成分，如外部性、信息的不完全性、收益外溢性、合作博弈等元素，来探讨导致生态安全长期得不到关注的主要原因。

1．生态破坏的复杂性。生态破坏的原因主要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所致，生态破坏的影响有些会当期显现，有些却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潜伏期而滞后显现，因而生态破坏的影响又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不仅如此，受诸多因素限制，其中很多影响尚无法利用当前的技术来充分预测，因而随着自然系统的循环这些影响力更充满了不确定性。以生态污染类事件为例，1977年美国纽约州拉夫运河(LoveCana1)污染事件、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等，这类事件主要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事件，并逐步形成波及水体、土壤和大气等的污染，对当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有影响，其影响力直到数年之后才集中爆发，并且还将继续深入影响下去。

2．生态安全问题的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性。一个国家的生态状况发生恶化，在不同程度上会影响其周边甚至全球的生态状况，如位于冰岛南部的艾雅法拉火山于2010年3月至4月接连两次爆发，岩浆融化冰盖引发洪水，火山喷发释放出大量的气体、火山灰对整个欧洲乃至全球航空运输、气候和人体健康等都产生了或多或少、或长或短的影响。生态安全问题爆发的原因及其引致的后果，目前人类尚无法完全了解和认知，这种信息的不完全在理性经济人视野的偏执下造成人类对自身改造能力认识的偏差，即人的能动性的认识偏差进一步造成人与自然、甚至人与社会的疏离和对峙。实际上，全球性生态状况趋向恶化的变化，因其特有的关联性、跨域性、全球性的特征，可能严重地影响和威胁到包括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只是可能采取隐性或显性、局部或整体、短期或长期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3．生态治理收益的外溢性。以河流治理为例，全球共有260多条跨境的河流，上游国家花费巨资治理流经本国的河流污染，处于河流中下游的国家也会享受这种好处。而对于人类排放到自然系统中的各种污染物，或从生态治理中所获得的生态收益，都会随着大气运动、河流、地下水和洋流等的运动扩散到全球。因此，单个国家和地区对自然系统的治理，会使得本国的治理收益外溢，作为一个有限理性的主体，是不会选择去花费大力气治理生态环境的。

4．生态破坏成本的外溢性。与生态治理收益外溢相对应，生态破坏的成本也会外溢。工业化大生产造成了生态的巨大破坏，废水、废气和废渣肆意排放到生态环境中，若未及时对这些生态破坏进行补偿，而仅依赖生态的自净功能，会使得生态环境的破坏累积而不断扩散。随着生态破坏成本的不断外溢，特别是生态自身净化功能的迅速减退，面对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迫使人们必须花费更大的成本去治理。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将污染物出口到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短期内是减少了其生态治理成本，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欠发达国家因缺乏资金和技术有效地处理和转化这些污染物，使污染不断扩散，最终是增大了全球性污染治理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5．生态治理过程中，在“囚徒困境”博弈中“非合作博弈”的发生。“利益”和趋利的“经济人”作为理解博弈内涵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参加生态治理的各方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利己的策略，这些策略的选择者很可能选择非合作的策略，从而使生态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和治理，从而出现“囚徒困境”博弈中“非合作博弈”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生态问题往往跨越几个区域，甚至波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各个辖区的国家、政府、组织或个人，为了获得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以实现一定目标，围绕制度、政策、公共物品和服务等展开诸多恶性竞争，最终生态治理主体理性的微观选择导致了非理性的宏观恶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若无法超越个人理性来考虑相对于不合作的机会成本问题，克服短视和狭隘，则无法发现存在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利益共同点，生态治理将无法实现。基于以上5个方面主要原因的分析可知，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在人类社会内部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解决，还出现了泛全球化的趋势。人类可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却无法完全支配和控制自然，人类能够、也应该控制的是社会系统本身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只能通过人类对社会系统的控制来调整和解决，也就是通过人类对其自身的控制，达到对社会系统的控制，进而实现对人与自然之问关系协调的控制，最终才能实现人与自然持久的共同利益。

四、生态安全与动态治理：一个理论框架设想

生态安全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及当前所表现出的生态安全问题的泛全球化趋势，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见的，不仅对生态自身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甚至已经开始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21世纪开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就成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关注焦点，并运用经济、政治和科技等多种手段，防止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成为人类开始调整自身行为以实现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

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因而生态治理活动也应该是一项涉及多个行为主体(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的集体行动。面对当前生态安全问题的全球化趋势，只有这些与生态环境发生关系的行为主体之问相互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生态治理的效果，这就必须有一定的激励和约束制度的保证，否则这种集体行动将永远无法协调一致，最终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阈下，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一方面，不同时期的生态治理制度供给，是由不同的生态治理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不同类型的生态治理参与主体，也适用与之相适宜的生态治理制度才能体现出治理制度的效率。某一时期的生态治理制度的安排，是由当时所处时代的生态治理条件决定的，当生态状况发生变化时，原先的生态治理制度安排就可能部分或完全失效，应当随着不同时期的生态治理条件的改变，来调整原有的治理制度安排。在同一时期，会有不同的主体参与生态治理，那么不同的主体所适用的制度安排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并不存在任何可以一劳永逸、包揽一切或完全解决生态治理问题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是有其适用边界的。所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生态治理制度，同一时期也会有针对不同参与主体的治理制度，生态治理制度的安排应该是多维度、动态的治理制度的综合运用。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生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生态治理活动越来越成为关注焦点，随着现代生态治理实践活动的增加，已经总结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针对不同生态治理主体的治理制度形态。

1．以政府或国家为主导的强制性生态治理制度。该种强制性治理制度安排是生态治理应用最为广泛的制度安排之一。当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无法消除生态恶化所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时，就需要全球性组织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国家或政府通过运用行政、经济等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手段，将经济主体对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社会外部成本内部化，经济主体必须严格遵守该强制性的治理制度安排，实现对生态的有效治理。

2．以微观主体为主导的市场化生态治理制度。该种市场化的治理制度安排，其前提是在生态资源和环境产权明晰的情况下，有关参与主体通过事前相互协商和谈判，协调各方的利益，对生态资源实现没有社会成本的优化管理，最终实现对生态的有效治理。但是该方法仅仅适用于微观管理层面，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则无法实现市场化的有效治理。

3．以个体间相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自主治理制度。生态的自主治理制度安排，是依靠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规范来约束个体行为。该制度的供给是由一群委托人相互沟通、协商之后自发达成的，该制度在运行时不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而是依赖个体内部的特定协调方式。各种非政府组织、团体对生态的保护和治理活动，就是一种典型的自主治理制度表现。

除了对以上针对不同生态治理主体的多维度的生态治理制度安排并进行综合运用以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动态地考察治理制度实际效率问题，从而实现对生态的多维度、动态治理。反思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以往被动的、本位的(局域和区域性的)、静态的、传统生态维护理念、原则、体制、政策和手段已经显现出严重的不足和局限，实践中这种传统静态的治理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治理效率的式微和衰减。在变幻莫测的全球环境中，为了保障生态安全，增强人类对其自身的控制以达到对社会系统的控制，进而实现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协调的控制，人类就必须不断地学习、创新和变革治理模式，通过动态的治理方式，提供新制度和规则，以促进生态系统内部各个主体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流，不断择优合意的制度和规则，改进对生态系统的治理效率，降低生态危机爆发的概率。进一步说，动态治理主要体现在面对不确定和迅速变化的环境，现行政策、制度和规则的选择应当适应现实变化和发展的要求，并保持政策、制度和规则的适宜灵活性和有效性。显然，这种治理不是一劳永逸的变革，也不是在挫折后的恢复，而是一种在不断试错、反馈和适应过程中长期演进、可持续的变革。某个阶段的治理结构即便是最优的，难免也会随着整体环境的变化而失灵。

因此，保持有效的治理必须是动态的。只有在对生态治理不断地试错、信息交流、反馈适应的过程中，持续地学习、创新和变革，设计和提供灵活应变的适应性生态治理制度、规则和政策，并按照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付诸“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兼而用之的办法来解决治理问题，才能获得治理绩效的持续性提高。需要强调的是，在对生态系统动态治理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对抗和挑战，给生态的动态治理加大了难度。因此，在不断的学习和反馈中，需要生态治理政策的制定者从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自然系统多个视角，比照既定生态治理目标，监测、收集各种反馈信息，评估和掌握现行政策实施的效果，为下一步的变革和调整积累可靠数据和资讯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生态治理政策的制定者具有创造性、前瞻性的视野和能力，以整体性和长期性为政策制定的目标和出发点，不断面对各种挑战和对抗，从而实现对生态安全问题的动态治理。综上所述，未来对生态安全问题的治理，要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在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的积极协调下，制定适宜不同参与个体的治理制度，以降低生态安全问题泛全球化趋势的速度，这需要国家或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的积极合作与参与。在生态治理制度设计上应当选择多维度、动态的治理制度框架，该制度安排既能够保证不同维度治理制度的适用性，又能够确保治理制度的持续有效性。

五、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