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研究的理解范文

对科学研究的理解篇1

关键词：文本语言学解释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文本，是广泛运用于当代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的一个术语。它在当代人文学科中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将文本看作是“任何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现实）和出发点”，“如果在文本之外，脱离文本来研究人，那这已不是人文学科。”文本研究是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都在它们不同的视野里给予了文本独特的解读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文本也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从最初的“走入马克思”等马克思文本研究，发展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文本解读中来。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模式，有利于扩展对文本的研究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

一、文本的语言学解读

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在语言学中，文本研究又通常被称作话语分析或篇章语言学。语言学家出于自身研究的目的，使文本研究这一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从无到有，最终使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文本学。自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于1952年在《语言》杂志第28期上发表了题为“话语分析”的论文至今，现代文本研究已经走过了58年的发展历程。哈里斯提出了语篇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将描写语言学延续到单句之外，另一个是将文化与语言联系起来。然而，哈里斯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1967年，德国语言学家魏因里希在德国康斯坦斯大学的一次讲座中第一次提到了“篇章语言学”，他认为，任何语言研究都应以篇章为基础。至此，欧洲大陆开始了现代语篇研究，这便是文本研究的雏形。然而，这一阶段的文本研究是零散的、盲目的，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只是语言学的辅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语言学家们对于文本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篇章的整体分析，而开始注重文本构建的细节。1976年，语篇研究史上第一部研究语篇衔接的著作《英语的衔接》由朗文集团有限公司出版。这部著作是由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韩礼德和他的妻子哈桑合著的。韩礼德是提出“衔接”概念的第一人，而他的妻子哈桑则在其1962年的博士学文中对“衔接”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最终在《英语的衔接》中创立了衔接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语篇研究的发展。1978年，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弗里德尔召集了由代表各个学科的79名学者成立编委会，在美国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业杂志《话语过程》。这标志着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语篇研究也就是文本研究这一学科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语言学家深入发展文本研究，并创立了相关文本研究理论帮助读者找到语篇理解的理论对策，提高阅读水平。当时欧洲大陆最活跃的语言学家之一范・戴克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他在其专著《宏观结构》中提出了语篇的“宏观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语篇是由多个层次的宏观结构构建的，每一层相对高的宏观结构都是对每一层相对低的宏观结构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在大脑中获得语篇从微观到宏观紧密衔接的整体语义结构。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飞速发展。1980年，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掀起了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的热潮。1981年，朗文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博格兰德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德莱斯勒的合著《篇章语言学入门》。这本书可以说是篇章语言学的第一本教材，为语篇研究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学科框架。这本书第一次完整提出了语篇的7个标准：衔接、连贯、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互文性。同年，范・戴克和德国篇章语言学家裴多菲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国诸多学科的学者组建编委会，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二本专业杂志《篇章》。1990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教授斯威尔斯的专著《体裁分析：学术与科研英语》提供了阅读学术性语篇的方法，使语篇研究朝专业化的方向又进一步。同年，由范・戴克主编的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三本专业杂志《语篇与社会》创刊。至此，在语言学家们的推动下，文本研究在欧美地区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综上所述，文本研究在语言学家不同时代的解读下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语言学家对文本研究的解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学家对文本的研究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整体意思的理解，往往忽略了对文本的具体解构。用语言学对语篇进行解构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深一步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的写作意图，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含金量。此外，语言学对篇章的阅读技巧也为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提供了方法。

二、文本的解释学解读

解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是从古老的语言学中演变而来的。和语言学一样，它与文本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释经”、“译经”的传统。中国古代很多学者都是通过解读儒道佛的经典文本而领悟出自己新的理解，从而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片学术天空。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是中国传统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的典型代表。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的看法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文以载道，认为文本的存在是用来说明道理、弘扬精神的。在道家解释学看来，文章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道”是最主要的，决定着文字的表达、符号的使用；而文本则处于次要地位，它只是表意的工具和形式。按照道家解释学的理论，文本上上下下无不渗透着文本作者想表达的意义。这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的时候，要时刻想到文本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经典作家们的思想。经典作家们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分层划段，甚至是符号使用都是为阐述其“道”的目的。

西方解释学专家也对文本有其独到的看法。在认识论解释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有着跟道家解释学类似的看法，认为文本是决定意义解释的唯一标准。但他又更深一步地关注到了文本解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境。他认为，作者与解释者之间存在着主观理解上的客观偏差，由于解释者本身学术水平的限制，将难以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本意义。其次，如果解释者受感情因素、急功近利思想的干扰，也难以对文本进行客观评断。再次，由于时代的不同，解释者也很难理解文本作者那个时代的想法。正是因为如此，狄尔泰认为，要正确解读文本，解释者不仅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还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当如此，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解读。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不仅要摆脱个人的偏见，还要融入作者当时的处境，结合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深刻把握产生它的环境，通过对诸如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领会文本作者的愿意，进而揭示出其表层意义背后所隐蔽的深层意义。

然而，另一位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却有不同的看法。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领域颇有造诣，他反对在解读文本的时候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他认为，对于文本的理解，要有当解。在他看来，文本的当解才更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对此，伽达默尔并没有进入深入的研究。但他的这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它帮助我们回答了文本研究的目的问题。文本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手段，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深度挖掘，但不能脱离现实问题研究。文本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文本研究的成果，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当代解释学认为利用文本解读可以带给我们对文本内涵新的理解。如果我们只是拘泥于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与时俱进，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为依据，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挖掘出其新的内涵。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打着与时俱进的旗号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塞到马克思主义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改得面目全非，丢掉其科学品质。

各个解释学流派对文本研究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它们看似矛盾，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并不冲突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道家解释学和认识论解释学都十分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因此要求解释者尽力解读出作者最真实的意图，避免误读；哲学解释学则要求解释者结合当时代的实际问题，使文本解读更具现实价值；当代解释学则进一步要求解释者挖掘文本新的内涵，使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在国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为标志，学界认为卢卡奇之所以能写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解读，并且它是建立在充分而深入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的，它的学术研究价值也得到了认可。之后，无论是在欧美各国，还是亚洲的日本等国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热潮，尽管各研究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甚至曲解、歪曲马克思的思想，但各国研究者都很重视马克思文本研究，特别是原苏联和东德联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对开展文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在研究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和解释》、《保卫马克思》、《马克思的幽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等等。

我国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同行”、“走进马克思”等口号。文本研究在我国学界日益受到关注，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热点之趋势。关于国内马克思理论文本的研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有：

（1）专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走进马克思》（孙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为马克思辩护》（杨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张一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张一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聂锦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2）论文。《“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张一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和学派立场》（胡大平，《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与辨析》（聂锦芳，《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论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王东，《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阅读马克思：时代的主题与历史的任务》（张羽佳，《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任重而道远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一份学术基础的清理》（聂锦芳，《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等等。

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开创了一个范例，启发了一种思路，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过于宏观和宽泛，没有深入，更没有细化，更多的还只是提出问题。受上述诸多学科关于文本研究的启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也可以学习语言学的技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语言进行解构，从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者写作的真实意图；可以借鉴解释学各流派的观点，不仅要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也要结合当代的现实情况，对理论有所发展，做到与时俱进。

在研究时间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起步晚，比语言学、解释学应用文本研究的时间要短；在实践应用方面，马克思文本研究也不如语言学那样惹人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这项长期的、难度大、枯燥的工作而言，个人研究或小群体研究是很有局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不仅需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其他学科人才的帮助和配合。组建学术共同体，吸纳其他学科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各种学科文本解读思想所碰撞出的火花，一定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天空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参考文献：

[1]周启超.试论巴赫金的“文本理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9，(8).

[2]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3]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4]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5]李建平.大力开展文本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J].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对科学研究的理解篇2

【英文摘要】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new researchmo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its social studies.there are sixcommon themes in various ap proaches of cultural studies ofscientific knowledge establishing their dis tinctivespecificity:scientific antiessentialism,non-explanatory stance,emp hasis upon the materiality of science,cultural opennessof scientific pract ices,subversion of scientific realism,andcommitment to epistemic and polit ical criticism,etc.this newperspective challenges the rationality of tradi tionalproposition,enriches the subjects of science studies andopens a new research field of science.

【关键词】科学知识/文化/社会

scientific knowledge/culture/society

【正文】

一、何谓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使得科学的多学科研究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表述从根本上受到了来自科学的社会视角的全面挑战，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社会建构论，比如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巴斯学派的建构主义－相对主义方法，科学对话语分析的应用，以及人种学的实验室研究等等。社会建构论主张科学与技术的与境基本上是社会的（外在的），并且因此把其看作是一种建构，而不是对内在属性的反映。

尽管社会建构论一度有取代标准科学观之势，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但关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还是走向了新的领域，那就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是wesleyan 大学的罗斯(joseph rouse)教授。他用“科学的文化研究”指“对实践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科学知识藉此得以在特殊的文化与境中被表达和坚持，并且被转化和扩展成新的与境。”[1]这里的“文化”既指异质的文化，如物质文化、社会实践、语言传统、社团等，也包括文化自身的结构与意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主张知识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之中的，并且被政治地使用，但并不因此拒绝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它指的是在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权主义理论以及文化批评中不同种类的知识类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评价试图避免关于理性与实在论的争论。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在反对将科学知识视为研究这一点上，可以说与ssk的强纲领及社会学的继承者并无二致。众所周知，曼海姆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将自然科学与数学排除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同样地，美国科学社会学的默顿传统，虽然的确关注自然科学，但却想当然地把对科学机构与科学规范的研究作为成功的科学工作的内容。默顿学派已经注意到科学工作是怎样从体制与文化上得以表达的，并且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与既定的规范与方法的偏差何以发生，但也把科学知识视为，未做进一步的研究。大多数科学哲学或科学史工作则忙于区分想象、推理与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证据等内在因素，而心理学与社会因素被理想化地排除在认知反思之外。

与之相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把科学知识的确认与文化实践之间的信息交流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文化实践与文化形态经常被科学哲学家视为知识的外部因素而忽略）。科学知识被看作是一种文化构成要素，这样就不得不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所面对的境遇以及在这种境遇中的转化方式等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理解。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既不想通过二者择一的认识框架用社会因素代替知识的内在论解释，也不能保证人们当前所接受的科学知识在认识上的自主性。与以往的社会建构论等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具有自己的主题，并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围。

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研究主题

尽管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本身多种多样、充满争辩，但总是有一些重大的共同的主题使科学的文化研究与科学的其它理解方式区别开来。罗斯列举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六个主题来说明这一学说的特征。

1.科学的反本质主义。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科学本质说，它认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成果与形式都是历史地变化的，无论在科学外部还是科学自身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科学文化是自我封闭、不能互相交流的。仅就科学实践内部的可变性来说，就包括许多异质的因素。比如研究手段的规模、精确性；技术的复杂性、灵敏性；理论的清晰度以及理论独立性；研究客体的尺度、地点、机动性；社会秩序；理论的复杂性以及理论与试验和观察实践的关系；描述与解释的相对重要性；研究与交流的制度机构等。忽视科学的异质性是造成对科学文化研究产生误解的重要因素：要么被误认为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合法化，要么被错误地等同于那些将科学共同体跟其它群体混为一谈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无论人们主张科学知识优于其它认识实践，或者认为并不比其它认识实践好多少，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预设，即认为科学知识是与其它任何文化实践不同的或相似的类型。“相似的问题在试图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时也显而易见。”[2](p6)这些假定的基础在于他们都认为知识是表象的，科学知识处于科学合法化的中心，对知识的解释是利害攸关的。罗斯认为合法化问题只是一个理论上有效的概念，理解科学要通过实践，而科学的文化研究才是理解科学实践的最好的方法。

2.对科学实践的非解释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建构论都把科学知识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但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它们反对对科学知识进行解释。社会建构论是典型的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它可以完全（或潜在地）解释科学实践的认识成果，一些社会交流的词汇（如利益、协商等）被视为足以理解科学工作。但是正如卡特赖特在物理学解释中注意到的，“科学解释的目标就是用少数原则去覆盖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某个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它用少量通俗易懂的表达概括各种各样案例的能力。但是这种解释力却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束缚了我们真实地反映境遇的能力。”[3]根据理论的解释来说明现象会限制被解释的现象之间的区别，无论那些区别是否受二者择一的解释框架的影响，都是如此。例如，对科学实践内容的社会解释就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种实践适合并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科学的文化研究则很好地涉及到建构论研究认为毫无问题的解释的可塑性。

3.强调科学实践的局部的、物质的特征。以往的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物质实践相脱离的自由流动的观念体系，相反，文化研究强调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特殊的复杂的工具与专门的材料的重要性、利用这些工具的技能和技巧，以及科学交流与交换网络的特性，等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许会回避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局部性的强调，但是他们必须看到以下事实，那就是倘若如此，他们就会从科学知识中排除掉绝大多数实验主义者、工具主义者甚至现象学家，而这些人通常是最了解科学的人。然而，文化研究对知识的局部性与物质性的强调必须与这些观点区分开，即主张局部知识是“默会的”（象波兰尼那样），或是“不可表达的”（例如最近一些实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唯物主义解释来反对文化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中，物质实践都被描绘成不可言传的，因此都无法达到对文化研究的解释。

4.更加强调科学的文化开放性。以往，普遍把科学共同体认为是相对自我封闭，不与其它社会团体进行往来。即便对科学的文化研究富有影响与启发的先驱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强调学术独立、规范自主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统一。社会建构论传统经常在这一点上追随库恩，强调社会利益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共同体与其它文化的界限，在它们之间不断进行交流。拉图尔曾表达过对科学工作的开放性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工作自身有效地打破了科学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科学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别。”[4]罗斯继承了拉图尔的某些观点，但他认为，科学的文化建构是实践过程的集合，对实践过程的描述就是“叙事”，并且叙事不可能一次性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文化建构也就是科学的叙事重构。

5.对“实在论”与“价值中立”的颠覆。科学的文化研究对科学上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例如实在论与价值中立说，采取了颠覆性的立场。它不是在传统的答案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提出挑战。

一般而言，社会建构论多被认为是拒斥实在论的，因为它认为科学描述的世界自身是社会地构成的，并且描述世界的目标也是可以社会地列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科学观。而科学的文化研究则被理解为“既反对实在论，又反对各种反实在论，包括社会建构论。”[2](p6)因为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主张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解释，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有可以解释的固定的“内容”，对于我们的理论或表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事先确定的物质事实。社会建构论也不例外。与之相反，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与境与内容的二元论，认为没有确定的与境来固定表述的内容。理论或实践对世界的解释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进一步的解释开放。在解释的实践中，科学的内外之分，其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而不是早已固定的问题。问题是不要把所有的解释都看作等同的，因为有些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而有些不是。

文化研究也颠覆了真理的“价值中立说”这一命题。传统的对价值中立问题的讨论使价值的概念具体化，就像实在论的争论试图使真理具体化一样。真理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很多关于意义、相关性、可理解性或证据负载之类的问题。因此，价值中立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很多问题。科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说开辟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历史地和文化地界定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知识的概念。

6.对认识批评与政治批评的承诺。社会建构论者经常坚持这种观点，就是他们仅仅描述科学知识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方式，而不涉及任何科学知识的认识价值与政治价值。在这方面，他们的工作属于旧的传统，就是仅仅把价值中立设定为一种科学理想。与之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文化与政治有更强的自反意义，并且非常有特色地是没有逃避认识与政治的批判。他们找到了在科学与科学的文化研究中有必然的利害关系的问题，并且把它们看作既是逻辑地又是自反地引起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多纳·哈维也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同时对所有知识主张与认识主体进行彻底的历史偶然性的解释，怎样对我们构成意义的‘符号技术’的认识进行批判地实践，怎样对真实世界的可靠解释有一个有效的承诺。”[5]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说到底是一项实践的任务，它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在于，通过对制造意义的科学实践进行文化参与，为科学活动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来对世界的权威性知识进行建构。当代科学活动几乎把所有文化群体都卷入到这项公共事业中来了，作为参与者，我们有责任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

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1.对传统命题的合理性提出挑战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反对用任何既成的观念与逻辑进行思考与设问，这样就可以使其跳出旧有问题的窠臼与可能陷入的误区，而采取全新的思考方式。比如，对科学的本质主义预设的否定，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一视同仁，对价值中立说的颠覆等等，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的科学研究几乎都试图找出科学的本质主义的东西，或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自然解释与社会解释之间找到一个点。在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之前，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期待着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既拒斥为科学寻求统一的根据和整体的合法化，又不对任何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任任何让步。正确的做法莫过于用重构的方式来对待合法化问题，即把问题限定在科学研究自身的情境之中，而不是在这一情境之外去寻找解释的根据。如同罗斯所说：“要是我们不去介入理性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的两难选择，也不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要是我们用‘所参与的世界’概念来取代‘所观察的世界’概念，问题或许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拒斥科学的整体合法化应该是一种实质的进步。”[2](p295)因此，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力求在英美的语言分析传统与欧洲大陆的解释学方法之间寻找到连结点，在科学文化的批判研究与建构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它想终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冗长的纷争，并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人为的划界，等等。我们不能说它的观点完全正确，但至少这种思考与处理“前见”的方式，这种创新性思维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丰富了科学知识的研究主题

自从20世纪70年代，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渐成主流以来，大量的社会建构论著作应运而生。尽管ssk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基本上没有摆脱社会建构论的模式。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就是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实践与境。在社会因素或者是科学知识的自主因素之间，它采取了更为客观的公正全面的立场。它拒绝各种定论，但并不拒绝为世界提供知识。其开放态度与客观立场，加上其特有的文化关怀使得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必要的张力。在罗斯那里，他更关注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力量是如何转化为权力支配的；其次，通过对科学叙事的重构，他更关注“解放”问题，即怎样才能摆脱主流文化对边缘与弱势文化的支配。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科学的文化研究”直接等同于对“科学文化”的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当然也考察科学文化的活动与现象，但是这种考察属于“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是“后殖民”思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子集。这是一种误解。科学的文化研究绝非是对文化研究的简单延伸，它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思想源头与研究进路，并且也有与众不同的主题，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3.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如果说前面谈的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科学研究的内容本身的贡献，那么在此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该研究思潮对科学研究的方式与结构也是一种大的冲击与完善。它既有研究主题，但又没有固定疆域，因为整个人类的实践与文化背景都在它的视野之中。它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出一种有益的启示，那就是以动态、开放、发展的眼光去理解科学实践过程本身，科学知识不只是概念的，而是流动的体系，它不只是独立自主的，也不只是社会建构的，而是处在无限的张力之中。罗斯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是动态的，科学知识不是具体化的，知识只是一种唯名论的表示，而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他对知识的动态解释是没有边界划分的，知识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因此，罗斯不仅反对合法化的概念，还反对福勒所说的统一的科学学，即科学的科学。他认为科学哲学和ssk都预设了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这并非最好的解释。只有在开放的实践与境中，才能完成这种动态解释。当然，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尽可能遵循科学事实本身，注重局部知识，更加关注科学实践的动态过程和开放性，对科学知识完成叙事重构，这才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总之，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进行科学知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它富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挖掘。但是，不可否认，同任何理论一样，这一理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它仍然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成分，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含混和折衷，这种泛泛而谈和无所不包势必影响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刻程度；又比如它虽然对传统命题的设问方式等提出疑问，甚至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或替代性的观点，对我们理解科学的形象这一理论期待没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等等。当然，或许它的意义就在这种批判和超越之中吧，而至于进一步的“立”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待于大家去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　joseph rouse,"what are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knowledge?",1992,configurationsl,p57-94.

[2]　j.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3]　nancy cartwright,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39.

[4]　bruno 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the world",in science observed,ed.karin knorr-cetina andmichael mulkay,beverly hills,calif.:sage,1983,pp.141～170.

[5]　donna 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new york:routledge,1991,p187.

对科学研究的理解篇3

【关键词】科学；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理论；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4-0001-05

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是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提出的要求和呼唤。通过科学化的研究来引导和促进学前教育的变革和创新，进而使教育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社会的变化，是学前教育研究的追求。探寻学前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学前教育研究在更加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国的学前教育研究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相对于学前教育改革实践的需要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而言，在总体上还存在着科学化水平不高的问题。笔者在分析、归纳相关文献后发现，学前教育研究在致力于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三个误区。

一、 误解科学的内涵，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

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是学前教育理论发展的诉求之一，也是我国学前教育研究者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目标。但一些学者在对“科学”“科学化”的界定上，还存在着某些误解――把科学理解为知识，理解为自然科学知识，把科学化理解为自然科学化、实证化。这种理解值得商榷。

要搞清楚何谓“科学化”，首先应该明确何谓“科学”。我们应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的内涵。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科学”这个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Scientia”，原意为“学问”“知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的含义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家们，如库恩(T.Kuhn)、拉卡托斯(Lakatos)、费依阿本德(P.Feyerabend)、波普尔(K.Popper)等，对“科学究竟是什么”“什么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依据”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对此加以归纳和总结，我们会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相当多的学者从结果、既成的形态来概括科学的本质，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知识体系。最早对科学作出这种规定的恐怕要数亚里士多德了，他认为科学是一种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的活动，而科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解释，科学解释就是从有关某种事实的知识过渡到关于这个事实的原因的知识。〔1〕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认为，科学是最受尊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2〕丹皮尔(Danpier)认为，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性研究。〔3〕1989年出版的《辞海》将科学界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4〕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将科学界定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5〕

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发展的状态来看待科学的概念，认为不应仅把科学界定为一种实证的知识体系，还应有其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理解。美国文化学家怀特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用以解释实在的方式。英国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 （Bernal)认为，“科学”不能以严密的或者简单的定义来诠释，必须用广泛的阐明性的叙述作为唯一的表达方法，科学具有多种质的规定性，应当从这些规定性中提炼出科学的完整意义，现代科学的主要形象是：“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累积的知识系统”“一种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6〕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创立者默顿认为，科学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指：“（1）一组特定的方法，知识就是用这组方法证实的；（2）通过应用这些方法所获得的一些积累性的知识；（3）一组支配所谓的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4）任何方面的组合。”〔7〕贝尔纳和默顿对科学的见解，动静结合，过程与结果统一，不仅包含科学的既成形态，还指明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较传统的“静态知识体系”的科学观，无疑更全面，且更为深刻。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从“知识”“认识活动”“社会服务功能”三维角度来考察科学，深化对科学的立体理解。正如杜威在《教育科学的资源》一文中论及的那样：“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对‘科学’一词，我们必须把它理解得够宽，以便包括通常认为科学的一切学科，而不能只限于就连物理学等也难以企及的数学或可用严正的论证方法来决定精确结果的学科。”〔8〕《辞源》中对“化”的解释〔9〕有十几种，其中变化、改变最符合我们对科学化中“化”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就是指运用科学的标准或原则来要求学前教育理论的过程 。如果按照上述对科学的理解，那么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就应该包含学前教育理论的体系化、精确化，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全面化，以及学前教育研究者所具备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人格的组合。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涉及学前教育学学科文本的语用合法性与措辞准确性问题。在谈到科学和科学化时，很多人强调“事实”和“现象”。他们指的事实不是语言建构的事实，而是本体论的事实，即物自体；他们指的现象不是人们感官感知到的现象，而是物质活动、社会践行本身。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所谓科学其实就是科学文本，而语言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家们唯一的看家本领，甚至是“衣食父母”。科学文本是用语言写成的，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语言造诣（包括多语种）越深，他的科学成就也就越大，他的著作的科学化程度也越高。因此，科学化问题理应包含语用合法性和措辞的问题。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还涉及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科学的实质在于科学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杜威把它概括为“探究”或“问题解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要具有发散性、多维性和逆向性的思维方式，重视直觉、灵感和想象的作用；应形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多种研究方法互相配合，对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进行整体的、综合的、动态的、量化的考察和研究，具体就是：价值研究、事实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结合。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需要科学的研究精神。一项研究是否科学，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是以何种态度和精神进行研究的。因此，在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坚持科学的精神和态度至关重要。科学精神是指在科学研究中执著的热情、百折不挠的毅力、不畏的勇气，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终极意义的价值关注。学前教育研究者不要耻于自己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或“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对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这一命题中的“科学”一词也不需要强行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和解释，而需要用科学化的人格和精神来规范自己，真正自省成为一个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者。

二、崇尚教育实验的科学性，忽视其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教育系统内部组织结构及外部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要通过多种方法来研究教育。健全的、多元的研究方法对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也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发展的。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规定着研究者从事活动的起点和过程。历史上真正有生命力的教育学理论往往不是运用单一方法研究的结果，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结果。如夸美纽斯研究教学艺术，主要运用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此外还恰当运用历史方法;赫尔巴特研究教育学主要运用了哲学方法、历史方法及实验方法。

在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研究者非常关注教育实验的科学化问题，而较少涉及“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认识走入了实验至上主义的误区。

实验至上主义是人类思维走入误区的典型表现，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长期以来，科学实验被看作是唯一的科学研究方法，教育实验也被认为是唯一可以被科学化的教育研究方法，而其他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被否定了。实际上，这种实验至上主义在思想上混淆了特殊与一般两种不同水平的科学性，把实验研究方式体现的特殊层次上的科学性提高到一般层次上，然后把它作为一般标准，否定其他特殊层次的科学性。其实，无论是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研究活动，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都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都是一个逐渐向科学迈进的动态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研究者可以划分出认识上和行为上的正确与错误。

实验至上主义主张凡研究必涉及定量、测量和实证，否则便不是科学的研究，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为研究对象服务的，是对象决定方法，而不是方法决定对象。因此，在考虑研究方法的问题时首先要看研究对象有什么特点,然后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学前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办好教育，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发展。由于儿童的发展是身体、情感、智力、创造性等多方面的发展，因此教育研究中的儿童就不可能是片面的、抽象的生理、心理甚或精神存在，而是综合了以上各方面的、具体的、整体的存在。学前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其中既包含客观事实，又包含意义和价值问题，它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学前教育研究中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相互包容而不是分离的；学前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整体的人，不能机械地把人的行为肢解；学前教育研究涉及的是教育的事实判断和教育的价值判断问题、教育的实然判断和应然判断问题，而不是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无价值判断的不偏不倚的研究，它隐含着研究者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理解和诠释。学前教育研究的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决定了学前教育研究不能简单地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过于崇尚实验研究和高度量化的研究方式。

实验研究所获得的科学理论未必是科学的。对此，波普有深刻的见解。他认识到在经验科学的绝对普遍的法则与理论的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即经验科学的绝对普遍的法则与理论不能被任何有限数量的陈述所证实，但仅仅通过一个真实的反例就能被反驳或被证伪。这一不对称意味着可证伪性可以成功地作为划界的标准，而可证实性不能做到这一点。由此，波普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由被证实为真的信念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在解决科学问题时所提出的理论猜想、推测和假设构成的。波普提出的“可证伪性原则”已被科学界普遍接受为科学的实践判定标准。用霍金的话来表达，这个原则的要点就是：“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另一方面，哪怕你只要找到一个和理论预言不一致的观测事实，即可证伪之。”〔10〕

我国的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起步较晚，我们有条件走一条独特的道路：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了解国际上的教育思潮和学科发展的基本状态，通过引进国外现有的教育理论体系，批判性地加以消化吸收，开展教育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从而推动我国的学前教育研究和学前教育学科的发展。学前教育研究的进一步科学化需要的是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和深刻度，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国外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应用上。

三、拒斥形而上学的教育理论，把理论研究和学前教育学研究对立起来

布列钦卡认为，科学的、规范哲学的、实践的取向是人们用以解决各种教育问题的主要取向。但是，对学前教育学的理论研究进行一次梳理，人们就会发现，实践研究，即仅限于对教育事实作出现象描述的研究比较多。这部分研究把实践(现实必然)当作研究的主要途径，亦步亦趋地跟在“行动”后面跑，着眼于为“现象”做注释与说明，忙于汇总各类教育“经验”，极少涉及学前教育的深层问题以及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于是，研究显得分散零乱，流于表浅，更缺少系统性。少部分学前教育研究者仅凭自己的眼睛观看现实，而很少考虑“客观的真实”(objectively real),“真正的真实”(really real)和“共识的真实”(agree-ment real)之间的“现实”，极少追问“如何知道什么才是‘真的’”；过多关注自己的学科领域，很少关注自身的研究行为。

诚然，学前教育研究不能脱离实践，但它是一个自发的系统，规律和理论是这一系统自主产生的，是客观存在的。遗忘了理论，学前教育这门独立的学科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本性依据。如果理论的重要意义与特殊作用不被认同与重视，那么这门学科自然是一门次等学科,有名无实。当然，在现代社会里，各个学科的理论似乎都遭到了诸如“空谈”“无用”之类的抨击。这种状况尤以教育学为最。反对论大体有以下几种：（1）在其他学科领域里的理论家看来，教育只不过是一种职业化了的领域,不值得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2）来自教育实践领域的部分人的抵触。他们认为教育不是理论而是实践，是活的事实。他们甚至认为,教育研究者无权使用复杂的理论术语进行写作。（3）形而上的概念和学说是无生命的东西。真正的教育只能从经验中产生，而不是通过直觉产生。

第一种反对论者的看法是对教育学研究的蔑视、排斥与抵触。他们把教育研究视为非学术领域，剥夺了教育学理论的学术地位。

第二种反对论者在实践教育家中和习惯于根据实际来思考教育问题的人中为数较多。在他们看来，教育理论空洞无用。他们用“理论脱离实际”来抨击教育理论研究者及教育理论。而他们的实际莫过于孩子们的成绩上不上得去，教师能不能成为教学能手，家长期望能不能得到满足，等等。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和短视的看法。这种看法把教育研究者降到一个技术者的地位上。实际上，教育研究是一种高尚的、有创造价值的工作。过分重视教育研究领域中实用的和行为主义的方面，把理论当作赘疣，是对教育活动的高贵性的无知。对教育理论的蔑视、排斥与抵触,不仅造成了教育实践因没有明确的、深刻的理论指导而缺乏生机与活力,造成了教育者教育思想的贫乏以及教育行为的呆板、随意与轻率，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教育理论因在教育实践中无实质性的发言权而逐渐萎缩。

第三种反对论者认为逻辑、概念、学说都是无生命的东西，教育理论只能从经验中来。没有生命的、枯燥乏味的所谓教育哲学之类的根本问题、概念，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对于实际教育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貌似合理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表面、肤浅的认识。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反对以前的归纳传统、证实原则、概率确认和实用主义，在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上提出“经验否证论”。他指出，由于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普遍命题或全称命题，而有限的经验所能证实的只是个别或单称命题，但个别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归纳上升为一般，因而经验也不能通过证明个别而证实一般，所以经验“证实原则”对于理论的检验和辩护来说，是一种缺乏逻辑根据而毫无意义的原则；它永远不能使科学理论摆脱假说或猜测的命运。由此可见，忽视严格的学问上的制约，仅仅罗列偏狭的个人主观经验、创意和一家之言，然后便马上认为它具有普遍妥当性，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滋养了哲学，而不是相反。其实，每一种智慧都需要假设，“教育科学”的建立尤其需要大量的、丰富的假设，而无论这些假设是如何获得的，它们都内在地具有哲学性。纵观整部教育史，我们就会发现教育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的教育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灵魂和肉体”的学说，是形而上学的，它从来没有被认可的论证过程证明过，但它在教育研究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古希腊的“博雅教育”、斯巴达的“军事教育”、卢梭的“自然教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大众幸福教育”、凯兴斯坦纳的“公民教育”、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理想，很明显地从属于哲学，是建立在先验的理性思辨的程式上的。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能不说哲学研究在教育研究中是何等的重要和有用了。哲学提出了科学自身不可能提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它提供形而上的指示。形而上的理论所贡献的是宽阔的视野、自由的精神以及具有建设性、创造性的见解，它启蒙和促使实践避开传统、常规、偏见，使人以自由的精神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它体现的正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好的形而上学与深刻的科学之间没有鸿沟；每一种广泛的科学性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哲学的，而每一种带有科学成果并作了概括的本体论理论，或者在合理化科学理论背景下出现的都可以称为科学。”〔11〕形而上的哲学教育理论的复兴给学前教育学提供了反思和发展的契机。

对于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存在着不同的思考路径，但认为科学化就是走自然科学所走的路线，把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形而上的哲学教育理论排除在科学化的范围之外的路线，可能会是一条使学前教育研究越走越窄的路。为了实现学前教育发展的科学追求,我们要在学前教育研究过程中提倡一种科学精神, 变“自傲、自卑、自闭”的心态为“自尊、自信、自主、开放”的心态，针对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存在的误区，找出合理的途径，以推动学前教育理论在自身科学化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3〕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9,10.

〔2〕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

〔4〕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4568.

〔5〕现代汉语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11.

〔6〕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6-27.

〔7〕默顿.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2-363.

〔8〕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276-277.

〔9〕辞源（修订本）：第一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88.

〔10〕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10.

对科学研究的理解篇4

【论文摘要】当前教育技术学主流研究范式存在单维不合理性，对其分析思考后，提出教育技术学有必要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以顺应学科多元化发展的实践和学术需求，不断挖掘和实现教育技术的内在价值。

长期以来，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不注重方法论，研究方法单一，定性研究传统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己成了以应用为取向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梗桔。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研究者充分认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各种研究方法不断引入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来，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混合研究、基于设计的研究等新型研究方法在教育技术学领域逐渐兴起。有学者(张斌、张文兰等，2009)认为“多元化研究范式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必然走向，我们需要打破单元的思维，放弃寻求普遍的万能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模式，走向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的确，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多元性、研究对象和应用领域的多样性以及当前教育技术研究方法上的迷乱困境等都要求多元化的研究范式。本文在库恩范式论对研究范式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思考，提出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应当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并对其必要性进行了论证。

一、库恩范式论及其对教育技术研究范式发展的启发

范式一词是由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浑恩(thomass.kuhn )在其经典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提出的。库恩认为“范式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fzl“研究范式”概念的核心要义是科学共同体共同具有的信念、学科的理论体系以及科学研究的框架结构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不少学者对研究范式的理解已经超过了库恩赋予研究范式的意义，正如有些学者(蔡建东等，2006)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也认为与库恩范式的“替代性”和“不可通约性”相反，教育技术学不同研究范式之间是“共存”的，而且是“可通约”的，是交替互补的关系。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多元性和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教育技术研究必须采用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就像日常生活中使用劳动工具一样，不同劳动工具的功用和效率是不一样的，也没有最好的工具，只有最适合某种劳动的工具一样。因此，教育技术学需要尝试、引入和发现多种研究范式及其应用领域和使用范围。在进行教育技术学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必要性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当前教育技术学所使用的各种研究范式进行梳理和思考。

二、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简述与思考

我国教育技术学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一片繁荣、理论观点不断推陈出新，学科体系也不断完善，论文和著作也是与日俱增。然而，教育技术领域对自身研究范式的探讨并不多见，并且研究结论也不清晰一致。就从目前发表的论文来看，教育技术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的分类及所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1、学科的研究范式可划分为理论研究范式和实践研究范式两种基本类型。2、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是己经形成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3、在教育技术研究中主要存在“实证主义”与“解释/建构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 4、黄荣怀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范式的演变经历了“经验总结一对比实验一系统整合”三个主要阶段。5、近年来也有学者(张斌、张文兰等，2009)提出教育技术学应当采用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从以上分类和观点可以看出，教育技术领域对其研究范式并没有形成一致性认识，各种观点处于离散状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受研究传统的限制，先前教育技术研究不注重方法论，研究方法单一，很少有人对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的研究。二是教育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范式难得统一。好在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教育技术领域正在日益重视研究范式研究，这应该是一种好兆头。

对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进行分析思考后，我们认为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存在单维不合理性，应当突破单维的思维模式，引入并尝试使用多元化的研究范式。至于从其他学科领域引入的研究范式是不是适合教育技术研究需要，这需要理论思辨的支持，更需要实践的检验。

三、教育技术学也要使用跨学科研究范式

1什么是跨学科研究范式

“跨学科”一词较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但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有组织管理和规划的跨学科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许多学者对跨学科及跨学科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对跨学科研究的概念表述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和要义是明确的。我们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以问题解决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通过协商合作以及个人探索等方式，采用一切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方法、技术、手段和策略来解决问题，进而形成灵活且融合的研究方法体系的研究策略。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关注点都是多元的。它可以由科学的求知欲驱动，也可以由实际的需求促发;可以由单个研究者来进行，也可以通过组建团队来实施。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不是简单地把几个学科拼凑在一起，而是追求各个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的融合，通过学科间的商讨与合作，建构一个共同的研究框架，获取一个整体的或系统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方法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以及研究者群体在运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时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就构成了跨学科研究范式。根据对跨学科研究及其范式的理解，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更有必要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使得各相关学科的方法、思想等有机融合，更好的为学科发展服务。

2教育技术学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必要性

首先，科学研究的大环境呼吁跨学科研究范式。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包括教育)不是一门学科的学者能单独解决的，而需要会同相关学科的学者，并以此为基础才能发展出相关学科间共同的工作假设、共同的理论模型、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语言。也只有相互协作共同探索才能解决研究和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涉及多学科的、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事实证明，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某一个学科能够单独解决得了的。鉴于此，许多学者撰文呼吁跨学科研究，并论证跨学科研究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和趋势。对跨学科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以及在实践中的不断尝试，对消除学科之间的隔阂、重构综合整体的观念、促进学科的融合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口各学科所谓的研究领域并不是它独断的专有领域，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跨学科研究是促进学科融合、解决复杂问题的必要手段，己经成为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教育技术学作为科学研究队伍中的一支，有必要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为促进学科融合、解决多学科复杂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和复杂的研究对象要求使用跨学科研究范式。教育技术学是教育科学领域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技术学层次的学科，并且明显具有应用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的特点。教育技术学所研究的问题不是纯教育学的，也不是纯心理学的，也不是纯技术学的，而是多学科综合性的问题。例如，远程教育不仅要遵从教育教学规律，也要关注师生分离状态下的学生学习态度和心理问题，并且要采用恰当的技术来实现教学过程、达成教学目标，其中管理学知识的运用也是影响远程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再如，学科主题网站的开发、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交流互动平台的建立等等，都不仅仅是技术实现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在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上的突破。课堂教学设计是教学设计理论和教育心理学应用理论的杰出典范。教育技术学的这种包融的学科性质和复杂的研究对象就决定了教育技术学研究必然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也只有这样，教育技术学才会取得长足的发展。

第三，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有利于促进教育技术学开阔创新视野。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在科学的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己经建立起来的部门(学科)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8] n。教育技术学己经冲破了“被忽视的无人区”，但是教育技术学还没有成为“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创新，尤其是缺乏突破性的创新。而跨学科研究范式给教育技术学科研创新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动力。跨学科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教育技术学单维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这种突破不是对原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断然摈弃，而是在吸取和完善原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可以消除相关学科之间界限隔阂所造成的壁垒和视野遮蔽，强调以研究主题为中心的有机协调与合作，增加学科间的交流，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教育技术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复杂问题，有助于促进相关学科的渗透和融合、有助于形成完善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进而推动教育技术的学术观点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学科体系创新。

四小结

对科学研究的理解篇5

系统法学是将系统与法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法学思想、法学流派和法学，其核心思想是法或就是系统，任何法的现象都是具有系统意义的现象，可以运用系统科学加以解释和说明。有观点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学与系统科学“合流”已经面临急需解决的技术性，既不仅要在法学中运用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而且要利用系统技术学、学和成果来定量表述法律现象，构造法学研究、法制建设的新图景。法学研究引进系统科学的技术性难题，反映了科学与科学统一合流的普遍性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某些由来已久的“鸿沟”。这种鸿沟主要表现在：第一，两者研究对象的差别，自然科学以某种相对稳定的自然现象或较为简单的机能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则主要以人和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的巨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第二，两者理论体系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两者的理论在可预言方面、可重复方面和清晰性方面的差别。

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对待，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存在上述观点所说的“鸿沟”。由于系统科学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而法学又属于社会科学，上述观点无疑隐含着认为系统科学和法学也存在“鸿沟”的观点。这个隐含着的观点无疑构成将系统法学引进到法学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障碍。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认识系统科学与法学的关系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加深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认识的问题。

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M.Planck）认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存在着由物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系统”、“信息”、“概念”与一切范畴一样具有最广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它们不只是概括物质世界或思维中某一领域或某一比较狭窄的方面，而是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一切现象和一切过程所共有的东西，解释这些现象和过程的一般。“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中心的系统科学，用整体论的、严谨精细的综合方法，将填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冲破因专业划分过细而形成的学科间的屏障。”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以认为，那种认为法学研究中，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作出明确的区分，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化出一条界限的观点是片面的和不成立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系统科学与法学不是同一层次的知识体系，法学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因此，那种认为由于系统科学与法学存在研究对象的差别而构成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技术性难题的观点，实质上是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科学与法学的关系的一种错误理解。

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相比于系统科学，的各种法学理论在理论的可预言方面、可重复性方面和清晰性方面是有距离的，有“鸿沟”的。在某种意义上，系统法学正是为了使传统的法学理论在这几方面有所改观而兴起的。如何使系统法学具有某种程度的可预言性、可重复性和清晰性，确实存在一定的技术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些技术性难题，我们可以从学和社会学移植到法学研究中得到初步的启示。经济学和社会学与法学一样同属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相当程度上和范围内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相同的，而且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与法学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在直观的形式上和实质的上具有很强的“亲和性”，这使得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容易地移植到法学研究中，并建立相应的法学理论。系统法学研究中，也应当这种思路。解决这些技术性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系统法学理论确立和完善的过程。

二、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向

一个法学者的知识结构，决定着其对系统的理解和认识。而其对系统科学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又决定着其如何将系统科学移植到法学，决定着其怎样研究系统法学。系统科学，首先是我国系统科学界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于系统科学的具体和框架，我国系统科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系统科学中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数学原理和公式，法学学者是很难到达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的。也许有个别法学学者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如果对系统法学不感兴趣，对系统法学研究也没有任何意义。作为法学研究，法学学者也不必对这些数学知识要到达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只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只要对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有正确的和一定程度的认识和理解，就可以进行富有成果的系统法学研究。至于什么属于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的系统科学学科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法学研究者，在进行系统法学研究中，我们既应当尊重目前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的“共识”，也很有必要从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各取所需”，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形成我们自己的对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的理解与认识。任何学科移植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简单的生搬硬套，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个法学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知识结构背景下产生一些法学理论观点的，这些观点是先于他们的完整的法学理论而在头脑中就形成了的。这些观点可能是研究者们思辨的火花，也可能是受他人理论或观点的激发而形成的灵感。这些观点一旦确定，思维过程以及理论创新就必然受到相应的和指引，或者说受到相应的束缚和制约。在那一层次、那一角度形成这些观点，就在相应的层次上、角度上展开思维。比如，将法的现象视为阶级现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阶级法学。系统法学也同样对法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或定义，既法或是系统。系统是个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这种定义或这种思想，对法学研究的制约最小，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如果我们在法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两方面到达相当精通的程度，我们的系统法学就可以在“法”方向、“实证法学”方向和“法学”方向取得均衡的丰富的，使得系统法学成为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理论体系，我们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运用，我们的思维过程以及理论创新就会呈现出一种相当美妙的景象，可上，可下，可“软”，可“硬”，可大、可中、可小，可定性描述，可定量描述，可局部描述，可整体描述。目前，在系统法学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我国法学界整体上知识结构有所缺憾的时候，我国法学界系统法学的研究应当侧重于作为系统法学基础的“法哲学”研究方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在我看来，也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进行系统法学研究。

已有的非属于系统法学倡导者的学者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研究成果，应当属于系统法学的“法哲学”研究方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成果，相比一些倡导系统法学的学者的“定量分析”、“系统工程方法的”等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显然要具有更高的法学理论层次和法律实践应用价值。这说明，系统法学研究，必须首先重视某种“法哲学”和“实证法学”方向的研究。系统法学长期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理论地位和价值，没有受到我国法学界的相当重视，我认为，那些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在“法哲学”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果，而是过多地侧重“法制建设”、“定量分析”和“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这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系统法学倡导者们所进行的很多系统法学研究，由于大量充斥“法制建设”、“定量分析”和“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等内容，并运用一些数学模型来表述这些内容，这构成了我国整个法学界了解和认识系统法学的技术性障碍，实际上也降低了系统法学的理论层次，削弱了系统法学应当呈现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思辨性，容易使我国法学界对系统法学误解为只能研究一些细致末节的法的现象，甚至只是故弄玄虚。我认为，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解释和说明法的现象，与应用系统工程方法解决或预测立法、司法、执法实践活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应当区分考虑的。

三、谁会进行系统法学

作为一种事实情况，一个受过法学高等的人，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会继续另一种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也不会去从事一种专业技术工作。我国法学界的中坚力量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了法学高等教育，而后又直接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其中很少有人具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不少人还不能说对以及学、学、学等社会科学有相当程度的理解。我国确实有一些人受过自然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后来又接受了法学高等教育，或者从事了职业，这些人从事系统法学研究时非常适宜的。不过这一少部分人很少会有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动力，这又与我国学术研究的评价和激励体制有关。系统法学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创造性工作，是一件相当耗费精力、时间和金钱的事情，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即使同时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法学知识结构，也不一定在这一过程中做到实质性突破。”如果按照传统的法学研究进行研究，对传统的阶级法学进行改造和完善，对西方法学流派进行探讨，甚至是基本没有思想的抄袭，都能获得一定的学术名声、职称和利益，那么一部分有潜力的研究者当然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去辛苦地冒险地研究起初看起来注定是有些陌生和粗糙的系统法学。系统法学兴起时，我国的法学和法学方法都很“贫困”，科学和科学技术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强调按照科学和客观办事，那段时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和法治建设都面临很多具体，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在这些背景下，系统法学研究主要体现在“法治/法制系统工程”方面，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今天，系统法学研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果，我们不得不说与我国法学界的总体上的知识结构和法学研究的评价体制有相当关系。

一个受过自然科学领域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适当的观察与分析，就会发现法学研究本身、法律推理、人类设计的法律制度、法的实际运行、法律制度的演变等许多法的现象都体现了系统科学的原理，这些法的现象都可以进行系统科学的解释。他会认为一些法的现象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很好的素材和例证。逻辑上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几十年来，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从数学、物、生物学、机科学、经济学等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系统科学，他们的很多关于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论及了法和法律，只不过他们基本上是点到而止，一代而过，没有展开论述。当然，系统科学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也无需法学的参与和贡献。法学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对所有学科的学者都开放，绝不仅仅是受过法学高等教育的人们的领地，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法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重要的贡献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常有的。如果我国法学界长期忽视和漠视系统法学，那么有一天，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搞出了一个系统法学研究成果，也是很正常的。

《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

《系统科学》上海教育出版社，许国志主编，2000年9月第1版。

《系统科学论著选（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法治系统科学研究会编。

对科学研究的理解篇6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对象;教育现象;教育问题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6)01－0082－07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自现代教育学建立以来，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受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而使得教育学建构的根本问题也一直不能清晰起来。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核心问题有待思考: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如何理解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定?本文尝试阐述和分析这两个问题，以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提供一个视角。

一“教育问题”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的一门科学。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这样认识的。例如，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主编的《教育学》就认为，“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1］。其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编的《教育学》也明确指出，教育学“研究学校教育这一特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2］。只是，这个时期的教育学者还没有对“教育现象”的本质规定做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这种未言明的“教育现象”以隐含的科学意涵为基础，从而间接地赋予“教育现象”一种含义。但“教育学研究教育现象”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教育现象，而应该是“教育问题”。这种质疑似乎与学界翻译的、由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关。1984年，日本教育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始在中国出版发行。该书在探讨有关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时，首先讨论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教育学是作为“教育问题的科学”。大河内一男反对把教育行为或教育事实和教育实际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同样反对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理由是，“现象”一词意义含混不清，既包含着“教育事实”，也包含“教育问题”，没有能够充分地说明“教育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互重合的关系，并且以为“现象本不是原来就存在的，它的的确确是显现出来的”。大河内一男认为，即便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也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端于“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只有在把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科学才能开始”。［3］或多或少与这种主张有关，我国教育学教科书以及元教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发行量非常大且有一定代表性的、由王道俊和王汉澜两位先生主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开始改变之前所持有的立场，认为“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4］。这种提法后来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进入新世纪，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教育学》则干脆直接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把各种教育问题和各种教育材料作为客观的问题加以研究，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体系时，才能超越前科学认识进入科学时期”［5］。由此，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由“教育现象”而变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或“教育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关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转化，并没有获得基本的理论辩护，并且存在独断论的倾向，其理据不外乎引证大河内一男的观点，以此说明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只有“教育问题”才是教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从论证的逻辑来看，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性的辩护而言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辩护者以为，教育现象并不能引发研究，只有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研究才能开始。大河内一男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否定“教育现象”而极力主张“教育问题”，后来者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思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检视这个主张，就会发现，这种主张实际上混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的关系，误将起点当作对象。研究要从问题开始，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是研究对象。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教育现象仍然是研究对象。人们对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感到好奇，对教育实践本身感到困惑，由此而提出相应的问题，并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教育学研究。没有所观察到的教育现象，何来教育问题?因此，布雷钦卡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问题对象，即认识对象，便没有问题。”［6］4至于大河内一男所谓“现象”一词意义含糊不清，并由此断定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说法，更有模糊语词与世界、概念与对象、名与实之嫌疑。其次，教育问题是人们主观建构的结果，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任何一个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般而言，作为客观存在，并无所谓“问题”。只有当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期待不相符合时，只有当已有的知识不能很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时候才会因理智的困惑而产生问题。同样的教育现象，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会是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说，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是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而观察者的主观期待则是教育问题产生的前提。这样一来，教育问题便充满了主观性。一个由个体主观建构的东西何以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主体研究的对象，无疑应具有外在于主体的客观性，是一种存在，而非一个主体建构。再次，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问题，这只是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是否适合或恰当，这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任务和对象之间画上等号。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则需要对教育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发现或揭示制约或影响教育实践的诸多因素。没有这样一种以认识为目的的教育学研究，则教育实践问题便难以有效地解决。任何教育学研究都是要解决教育问题的。这些教育问题，可能是单纯理智的问题，也可能是教育实际问题;可能是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也可能是有关教育的价值问题或事实问题。但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只是教育学通过研究要完成的任务，却并非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之关联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理论建构之选择的结果，因而是一个与教育学学科性质有关的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实质是一个有关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所描述或规范的教育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这种关系的理论抽象，则构成教育学对其自身逻辑性质的认识。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认识，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进而规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教育学学科的性质，教育学者通常多在理论性或实践性之间选择相应的立场。教育学是一门理论性的实践性或应用性学科。它不全然是理论性的，也不全然是实践性的。即便教育是一种单纯实践的领域，即便这样一种单纯的实践领域需要教育者的实践智慧，有意义的教育实践仍然需要理论性的教育知识，需要实践者的理论性的思维。从教育实践的逻辑看，任何一项教育行动，即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而实施的教育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三种意识活动，即认识(对实践情境及实践对象的理解)、评价(对实践对象的表现所作出的评判)以及实践决策(解决问题的方案的选择)。而实践行动则是上述三种意识活动的外在表现。教育实践的逻辑特征决定着实践对理论本身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则正是教育学理论所要满足的。教育学要能够满足这种教育实践的目的需要，则教育学理论就必须既能够提供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同时又能够提供实践论意义上的规范。因此，教育学既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如英国的奥康纳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纯粹实践性学科，如英国的赫斯特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可以划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和实践教育学那样的可以分立的学科，如德国的布雷津卡所主张的那样，而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一门学科。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互融合的学科，教育学既是描述和解释性的理论，同时也应该是实践规范性的理论;既应该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教育现象，同时也应该能够为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所需要的指导。教育学的理论性质内在地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教育现象。即使对教育学理论性质持不同的看法，也无碍“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教育学无疑应该向教育实践者提供有关教育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是一门科学理论。只是，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并没有为学界所认同。奥康纳就认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奥康纳所谓的“最严格意义”的“理论”，是指一种严格的自然科学的立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认为，把教育学称为“科学理论”，只是对它的“一个尊称”［7］467，言下之意，教育学还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或者说当教育学自称自身为一门科学的时候，它不过是教育学的自我加冕，它实在算不上是一门科学理论。从理论或科学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奥康纳对教育学理论的一种期待。一门科学，就理论本身的定位而言，它无疑需要能够对所关注的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倘若一种教育理论不能对所研究的教育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的理论还能否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显然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对于如何提升教育学的理论性或科学性，奥康纳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教育学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选择忽略了教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对象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及人与人的教育交往活动所内含的意识性和精神性特质，但是在这种关于教育理论性质的思考中，所隐含的则是奥康纳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思考: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所关涉的教育现象，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通过科学的研究来提供教育实践所需要的知识。［7］484只是目前教育学还未达到这个水平罢了。实际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并建构科学的教育学理论，在实验教育学那里已经做过非常出色的探索。实验教育学否定旧教育学用知觉、内省观察和观察别人进行研究，相反，实验教育学试图采用“全面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方法，来补充和完善旧的研究方法。实验教育学的选择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然而由于忽略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人们的感受和体验，由于过分强调儿童发展中的外在因果关系，从而使得实验教育学并没有能够实现其初衷:提高教育学和整个教学专业的地位。［8］144拉伊持有和众多教育学者一样的理想追求:教育学是一门科学，教育实践是建立在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所用方法则是自然科学的观察、统计的方法。与此相反，由于各种努力并没有使教育学进入真正科学的行列，另外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路因此而提出，这就是英国的分析教育哲学家赫斯特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即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9］441赫斯特关于教育学理论范式的立场，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科学理论范式的取向。为了实现这样一种范式的理论建构，赫斯特提出了他的“操作性教育理论”命题。他采取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回到实践的态度，通过对当前教育实践的考察，通过对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性对话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的分析，揭示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教育原则、信念和知识，然后再借助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已经揭示出来的教育实践原则、信念和知识进行说明，以便“为制定和用实践来检验实践原则，提供一个在理性上更站得住脚的信念和价值观背景。”［9］457教育理论的性质和任务，使得赫斯特认为，构成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应该是教育实践话语，而研究的方法则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教育理论的性质与对教育本体(研究对象)的设定，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述有关教育学理论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把教育学看作是理论性的学科，另外一种则把教育学看作是实践性的学科。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也带来了教育学学科任务的差异。前者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的解释力，后者则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虽然教育学理论建构的取向不同，但就教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两者却并没有不同之处。对于赫斯特来说，教育学作为实践性理论，其研究的对象是表现和反映教育实践的实践性对话;对于实验教育学来说，虽然教育学“只追求解决教学和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然而这不表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实际问题，而是把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当作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相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如果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必须把每一种教育现象看作是各种原因的结果。”［8］11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不同认识，并没有在教育学研究对象上造成根本的分歧。分歧只在于，他们关注教育现象的不同方面，并试图通过聚焦于相关的教育现象，来获得有关教育的知识。

三不同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之理解

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教育现象。然而，如何理解“教育现象”，却有不同的取向，因而也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教育学流派。根据卡尔的分析，可以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大体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取向，即科学取向、常识取向、批判取向和实践取向［10］。不同取向的教育学理论，对其研究对象持一种共同的立场———教育现象，却对教育现象做出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正因为对“教育现象”有不同理解，才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论取向。这种关于教育理论取向的分析路径，实质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教育学所从属的学科类型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学理论取向。由此，教育学在学科性质上便有了自然科学(或简称“科学”)取向教育学、社会科学取向教育学、分析哲学取向教育学以及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关于教育对象———教育现象的意涵在下节讨论。科学的教育学取向，从经验－实证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及其构成都有其本质的特征。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通过现象而显现出来的。人类的理智可以把握其本质特征，而要把握其本质特征，则需要通过经验来验证。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是依靠直观推测得到，也不全是通过思辨方法悟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实验方法归纳出来的”［11］。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研究，当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对象时，更多是把教育学看作是教育科学，并且因此而试图描述和解释所观察的现象。布雷钦卡指出，教育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获得因果性知识”，教育科学不是一种单纯对事实进行描述的科学，而是一种以目的、原因－分析为方向的科学。教育研究从问题开始，力图获得一种分析性的认识。［12］由此，布雷钦卡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教育现象，只是在布雷钦卡那里，教育现象被划分为教育现实、教育思想和教育目的－手段关系。“从教育对象的界定中可以产生三种互补性的研究任务:描述－规则任务、技术任务和批判任务。”［6］10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关注教育的因果关系，因而特别重视对教育现象解释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实践指向上，它试图通过把研究所发现的因果关系转化为实践原则，从而以客观、科学的法则来代替传统的实践原则，以教育知识来代替实践者的教育经验。然而，问题在于，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过分关注教育现象的外在联系，而无法解决实践主体在情境中所产生的体验问题，无法解决教育无法避免的价值导向问题，从而暴露了它的内在的不足。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取向，从语言分析出发，试图通过对教育实践中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揭示好的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规则和原则，从而为教育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导。以赫斯特为代表，常识取向的教育学认为，教育实践体现了它自己的观点、原则和信念，在实践范围内能够阐明教育理论的观念，因而教育学的任务就在于识别、整理和检验表现了教育实践观念和信念的“实践原则”。在这里，日常实践对话成为教育现象，因而也成为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在理论的性质上，强调教育学是实践性理论，而在研究的方法上，则突出语言分析的方法。尽管教育实践者所拥有的常识具有一定的经验合理性，但是，由于常识本身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是否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所揭示出来的实践原则，其合理性，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从事一定的教育实践，就要依照一定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来思维和行动”［10］，但社会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制度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的否定，因而教育实践所依据的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便会面临现实的挑战和质疑。由此，把教育实践者的日常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局限性。如果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旨在揭示教育实践所隐含的东西，科学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揭示教育世界外部的因果关系，那么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把教育学当作社会科学，试图揭示实践者所拥有的教育信念、对教育实践的常识性理解以及对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系的把握，并且倾向于认为，实践者的教育信念和教育观念，乃是外部客观世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教育现象的本质是教育实践者的主观理解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理解并不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可批判和可质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合理的，是对教育实践的误解。批判教育学把人的主观世界与身处其间的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教育实践者错误观念的揭示并非是教育学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将错误的观念与环境意识形态的关联，而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解放教育实践者。与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不同的是，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自我理解，以及教育实践主体与实践情境的辩证关系。实践情境的变动不居性，个体存在的独一无二性，使得将普遍性的规则或法则应用于教育实践时面临恰当性和合理性困境。情境与普遍性知识，两者总会产生某种不确定性。解决这个不确定性问题，有赖于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智慧。对教育现象的不同理解，则形成不同的教育学建构方法论。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可观察的、并且不同事物之间可能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主张采用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在教育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现象(实践对话)，因而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批判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主要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因而主张采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理论上的辩护，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新的阐述和发展。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则把教育学看作是一种意义现象。教育实践是教育实践主体对客观对象意义理解的结果。教育学研究就是要揭示实践者的意义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教育实践的指向与意涵。在所有的这些努力中，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或者指向作为现象存在的教育实践主体，或者指向教育实践主体的主观世界和教育实践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将教育实践主体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或批判，或者指向教育实践者对实践的意义理解。教育现象的不同指向，预示着人们对教育研究对象本体的不同认识。

四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现象，不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现象，也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现象。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是指教育实践者(包括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体验、经验、意义理解、情感、认识、意识、理性思维及判断等。这样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13］23，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或通过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换言之，在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教育学所研究的教育对象，指向教育实践者及与此相关的受教育者的意识和主观世界，是教育实践者在实践中所经验的对象。这种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并不是指单纯客观意义上的“事实”，既不是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不是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在人文科学意义上个体所经验到的客观世界，是进入到人的主观世界中的现象，或者说是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对教育现象的这种理解，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密切相关。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必须研究“意识”，研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摆脱一切迄今为止通行的思想习惯，认识和摧毁那类通行思想习惯借以限制我们思想视野的理智束缚，然后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地把握住应当予以全面更新的真正哲学问题，这样才能达到向一切方面敞开的视野。”［14］这意味着，对胡塞尔来说，单纯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是主观意识到的存在，因而个体所经验到的事物，总是既含有客观的成分，同时也是主体自我意识的结果，并且受到某些前反思态度的影响。现象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主体所经验到的事实称之为“现象”。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在舒茨的社会学和范梅南的教育学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和进一步的阐释。在舒茨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其研究对象问题仍然处于争论之中。舒茨写道，“有些学者认为，探讨社会现象可模拟于探讨自然界的现象，社会现象可以被看成受因果法则所决定的外在的世界变化。有些学者则主张这两种观念迥然不同，社会现象乃是客观精神世界的对象，虽然可以被理解，却不能采用法则的形式。”［15］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两种立场，舒茨并不赞同。相反，舒茨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被我们以有意义设定与意义阐释的方式体验到的世界”，因此，“所有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科学，无不回头指涉社会世界生活的有意义行动，回到日常生活里指向其他人的经验，回到我们对既有意义的理解，也回到我们对新的、有意义行为的设定。”［15］11－12由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便是由体验、行动与意义构成所组成，通过对社会的及个体的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的阐释，由此揭示“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或“周遭世界的独特结构”。舒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设定，最终确立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社会学流派，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提供了参照点。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较有代表性的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在范梅南看来，“教育学要求我们对生活体验(孩子们的现实和生活世界)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敏感性。教育学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解释能力，以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其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孩子共处情境之中的教育意义。”［13］2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范梅南特别强调，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应该以“呈现在人们意识当中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因而现象学教育学特别关注“人类的意义世界”，“是对我们生活经验的意义的描述”。当现象学教育学把人类的意义世界，特别是把人类教育的意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时，则这种研究对象的设定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实践观。与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相近，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它们都强调实践的第一位性，理论则是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不同的是，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强调理论是分析实践对话的结果，而现象学教育学认为，理论是反思实践的结果。其结果是，教育学就必须要对情境中的典型的意识节点进行分析、阐释和说明，并且是直接引证人们的普通经验，对那些不证自明的东西进行结构化的分析，以描述教育实践中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仍然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然而，在这里，“教育现象”的内涵及其本质构成，已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它不再是传统的经验教育学或常识教育学或批判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现象”。教育现象已经不是全然客观的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也不再是纯粹主观意义上教育实践者所持有的系统的或零散的教育观念和信念，也不是个体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某种因果关系。相反，它指向实践者的生活体验以及在具体的情境中行动所要实现的意图———教育学对行为意图的理解或把握，也就是对实践者行为意义的理解;它不仅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更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恰恰是实践者所身处的生活世界，赋予了个体意义的世界。此外，教育学还关注个体间相互交织的意义世界的关系，由此既揭示教育实践者个体的独特性，同时又在具体和独特性中发现某种普遍性。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是日常生活中教育实践者的有意义的行动、他人的经验等，核心是与教育相关联的社会行为方式和个体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教育学通过对教育行为方式(社会的和个体的)主观意义的理解，揭示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从而为教育实践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意义提供理论的参照，为教育者改进自己的行为方式提供意义的向导。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活动世界。人的多重及其复杂性意味着教育现象是一个包含多重规定性的客观存在。它既蕴含着因果联系，同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也无处不显现着意义蕴涵。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或许需要多学科视角的努力。提倡一种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并不意味着彻底地否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努力。一个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能够解决其他学科视角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教育学研究对象定位于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时，这种定位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对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有把握，要求教育学要应用理解或意义阐释的人文科学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

［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

［3］大河内一男．教育学的理论问题［M］．曲程，迟凤年，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30－32．

对科学研究的理解篇7

关键词：管理研究 评价 科学

一、管理研究需要科学

Thomas（2006）在阐述管理研究的语言时写道，要进入各个学科的新的研究者都需要学习学科的语言以及研究方法，但是这对于从事管理研究工作的人而言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不像其他领域，管理研究的特点就是多样化，其不仅涵盖了许多领域，更是拥有非常多的研究风格。关于研究语言的风格，陈春花和刘祯（2011）曾以“顾客导向”作为标准将已有管理研究的写作风格大致归为两类，一类侧重于面向科研人员，一类则侧重于面向管理实践者，尽管如此，作者却没有建议将其割裂为两类研究，差异也仅仅在于写作的风格，但风格又没有高低，风格迥异的研究同样都可以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当前人们似乎有意区分开两种研究，也就是管理学界中所讲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于两种不同的目的，基础研究的定义是指以通过更好的理解和解释组织来对科学知识做出贡献为目的的研究，应用研究则被定义为以通过解决问题来对现实世界做出贡献为目的的研究，前者被界定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后者被界定为实践性的研究（Velde et al，2004）。本文不否定这两类研究的存在，只是分成两类研究并非是研究的目的，两类甚至更多的写作风格也并非目的，至少这都不是最重要和首要的，管理研究的出发点也并非是分类，类别只是结果，管理因为本身的价值释放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才得以存在，一百年前科学管理之所以诞生也是因为一个人的行动带来的各种改变（Taylor，1911），泰勒做了细心的研究，并将其总结下来，至于今天我们如何归类泰勒，也仅仅是从自己关注的成果的角度来将其归类，认为泰勒的研究并不严谨的人可能仅仅认定其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但作为一个厂长泰勒却留下了已经产生百年影响的《科学管理原理》，这至少告诉我们，实践者和研究者、或者说实践者和写出理论的人可以是同一个人，这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事实上，泰勒当时潜心研究的目的非常单纯，单纯到让效率再高一些，让人们和社会的财富再更大一些，而这正是管理本身的价值，这也应该是管理研究的出发点。

仍然是借助这部百年经典《科学管理原理》，我们会观察到其中的一个关键词“科学”，这正是后人给予泰勒管理的最高评价，事实上，泰勒管理的“科学”不仅仅是应用了精细的动作时间测量方法，而更在于其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的成效，在取得成效之前，泰勒自己称自己要做到比以前的方法科学，在取得成效之后，人们开始承认并且评价泰勒的四点原理是科学的，如果不能取得成效，泰勒的“科学”显然就会失去生命力。沿着这一源头进行思维，可以发现可以评价一项管理研究的重要标准：科学，而这也正是管理学本身的重要属性。既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只是结果而非出发点，因此本文不建议刻意去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是试图探寻他们作为管理研究可以拥有的共性，或者本该拥有而非刻意强加的部分，这一共性正是科学，正如Velde et al（2004）所指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样，都应当科学。

二、科学的本质及管理研究中的科学

1 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致力于知识的贡献

探讨管理研究中的科学导向，首先需要去认识科学。科学家致力于回答他们自己问题的答案，他们的工作必须建立在能够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的高水平的能力之上，而能够提出问题也是非常之关键，由此来看，科学家需要的是具备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应的，科学本身的定义是：科学是一个为了获得对自然的更好理解而形成具体提问并找出答案的过程，科学是一个探寻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基于这一探寻的过程，许多工具和有用的产品才被创造出来，包括实验的设备、统汁的程序、计算机、太空飞行、内服药、强力去污剂、甚至暴力的武器，但人们常常将科学的这些产品和工具与科学的本质混为一谈，科学的本质是科学家的思维方式：系统的提问和解答问题的逻辑（Graziano&Raulin，2000）。

基于科学的这一本质，对于管理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启示是：管理研究所讲的科学导向与管理研究所用的科学方法并非同一回事，是可以并需要加以区分的，即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研究尚不能划为等号，科学的研究需要科学的思维，而科学的方法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并应用的工具，这也在启示我们，方法并非科学的核心本质，而我们评价管理研究的科学性并非等于评价研究的方法。科学的本质应当是围绕问题为中心，是否有逻辑的提出并解答问题则是科学的根本标准，因此，在探讨和评价管理研究的科学导向时，问题要比方法更重要。

从科学本身的内涵来看，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认识，跳出科学本身，从外延的角度，科学是拿来做什么的，或者说，科学所隶属的应当是什么。虽然是在谈科学，但科学本身并不能包罗万象、涵盖全部，正如在评价管理研究的科学导向之外，还需要评价其实践导向与创新导向一样（陈春花和刘祯，2011）。如表1所示（Graziano&Raulin，2000），科学隶属于人们获取知识的诸多方式的一种，从这个角度，评价管理研究的科学导向，最终还要看其对管理知识的贡献如何，这是科学属性的本质要求。

2 可供参考的管理研究中的科学标准

Sekaran（2000）将“科学的研究”界定为：聚焦于解决问题，并且可以有逻辑、有组织、有方法的发现问题、收集材料并分析和得出有效的结论，并且指出了一项研究是否科学的八个指标：（1）目的明确，研究者要以一个具体的研究目标作为开端，例如一项聚焦于增加员工对组织的承诺的研究，如果能够将目的表达的更加明确，将员工对组织的承诺用离职率等更具体的概念表达，就更加科学；（2）严谨性，好的理论基础和合理的方法设计会增加研究的严谨性；（3）可检验性，即假设的可测试性；（4）可复制性，即成果是否能够在类似情况下继续有效；（5）准确性和可信性，准确性指研究结果与现实的接近程度，可信性指成果是正确的可能性；（6）客观性，指数据和材料是否客观，对于数据和材料的分析是否客观；（7）适用范围，一种组织环境下得到的研究成果能够在其他环境中得到应用的范围，适用性越广，有用性和价值就越大，当然，研究并不绝对具有普适性；（8）简洁，在能够解决问题和解释现象的前提下，答案、变量和框架越简洁越好。

Velde et al（2004）认为“科学的研究”有六个标准：（1）客观性，研究应当客观、可靠和准确，研究数据的收集应当与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保持独立；（2）可复制性，其他研究者应当能够重复该研究；（3）公开，这也是可重复性产生的一个要求，研究成果应该能够让其他的研究者接触到，这样他们才能去重复研究；（4）道德标准，研究应当具有良好的道德，这意味着进行研究以及该研究的成果不能对各方的研究者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攻击；（5）简单，使用最少量的概念及概念间关系的假说来进行研究；（6）概括性答案，研究提供了针对于研究问题的概括性答案。

正如德鲁克先生所言（Drucker，1954），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器官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更不用说由它们怎么做来确定的，它们是由其贡献来确定的。德鲁克常常用医学术语来表达管理的内涵，部分或许因为其个人的出身环境，更重要的是医学和管理学有着很多的相似性，甚至病例和案例的本质是相同的，管理与组织被德鲁克形象的比喻为器官，事实上，这个假定正是德鲁克管理研究的前提，当管理研究者在面临这些器官的时候，就已经在充当医生，至少是医学研究者的角色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医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对这些器官的贡献，而管理研究的价值也在于此，除此之外，医学研究和管理学研究的相似之处还在于研究本身承载的巨大压力或者重任，既要实践先行，又要跟上实践并能指导实践，然而为了承载这些责任则自然需要对自身的研究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要求，也就是今天管理学界所做的努力，鉴于这些相似性，在评价管理研究时不妨借鉴医学研究的一些评价标准，如评价医学研究的三性：科学性、新颖性、实用性（单渊东，1997；方连举，2003；黎有文，2007），从本质上讲，这些与本文所倡导的科学导向、创新导向、实践导向是一致的。

就科学性而言，惠延年（1990）认为医学研究和论文的科学性，是指一项研究或论文报告的问题是否真正反映了疾病和健康的某些本质和规律，越接近真实，科学性越强，具体地说，研究和论文应具有，（1）真实性，即实事求是地反映、描述和评价；（2）准确性，即客观而精确地表达；（3）重复性，即反映的问题可由他人重复或为以后的实践再证实；（4）逻辑性，即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和结论合乎逻辑。黎有文（2007）认为医学论文的科学性是指研究者尊重事实和原始材料，恰如其分的总结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说明和解决医学问题，具体而言又有四个标准：（1）基础材料可靠，包括文献资料、实验材料和临床材料；（2）统计数据可靠；（3）论证的逻辑性；（4）结论的简明性，医学论文的最终归结和升华在于结论的简明性。

在列举了上述诸多标准后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尽管可以给出各种“科学的”标准，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研究是完美的，可以完全符合各种标准，甚至为了满足其中的某些标准可能会牺牲其中的某些标准，Velde et al（2004）在给出科学的研究的六个标准后，特别指出：非常重要的是一项研究是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的要求的，其很可能只能兼具两项要求，譬如，致力于为问题找出一个简单并且具有概括性的答案，在实际操作时为了同时达到这两项要求通常将会以牺牲其他要求为代价，概括的研究与具体的研究相对，简单的研究与复杂的研究相对，当一项研究能够很好的满足概括的和简单的标准时，很可能又会受到是否准确以及具体的质疑，对于“一个不具备灵活性和顾客导向的组织是无法生存”的结论，必定会产生“灵活在哪里？”以及“顾客是谁”的质疑，既然无法同时满足所有的要求，那么研究者应当根据情形和问题的本质来选择出致力于满足的标准并投入研究，当然，在研究中保持客观和尊重他人的理论和观点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3 小结管理研究中科学导向的特征

尽管从科学性上一项研究无法尽善尽美，但这不能否定对科学性的追求，更不能忽略对于科学性的评价，通过对科学本质、以及管理学界和医学界对于科学性具体标准的认识，本文将管理研究的科学导向总结为以下几个具体特征供研究和评价参考：（1）聚焦问题，即以问题为中心，由研究的问题决定其他安排，包括研究设计与方法等，譬如，是选择案例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法，这并不取决于研究者的方法特长、个人兴趣以及研究趋势，而是由研究问题本身的需要来决定，这一点是科学内涵的基本要求；（2）逻辑清晰，总体上研究通篇的设计包括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都应当有清晰的逻辑，从这一点上来讲，科学并非仅仅是微观的，判断研究是否科学，首先要判断研究宏观逻辑上的科学性，这也是科学本身的重要要求；（3）真实有效，包含两个方面，真实是指研究材料、数据的真实以及研究方法本身做到正确，有效是指研究的效果和效率，效果是指知识贡献，即对管理问题本质和规律的发现，效率则是指是否抓住重点进行重点问题重点分析、以及是否以简明的方式来对知识加以贡献，这也是科学的外延要求，同时，抓住重点也格外重要，科学不是面面俱到，而科学本身也无法做到完美，因此，是否将自己有限的研究资源集中在重点关心的方面也是一种效率和科学的体现；（4）尊重差异，尊重首先体现了上述科学标准中的道德准则，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追求科学和真理的过程中，差异在所难免，既然差异不可避免，就应当力求获得差异的成效，这才是科学的心态，因此，写作中研究意图的表达、措辞的使用要避免对差异的恶意攻击或打击，能够通过尊重和欣赏发挥并获得差异的建设性，也是科学的体现。

三、结语：科学的管理研究需要科学、实践与创新

对科学研究的理解篇8

关键词：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6-0026-01

1 概念简述

1.1 创新的含义。

创新的英文单词是"Innovation"，解释为"革新、创新，新观念、方法或发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创新解释为"抛开旧的，创造新的"。

199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技术创新统计手册》中，对创新做了这样定义："技术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产品和工艺的显著的技术变化。如果从市场上实现了创新（产品创新），或在市场工艺中应用了创新（工艺创新），那么就说创新完成了。因此，创新包括了科学、技术、组织、金融和商业的一系列活动"。

1.2 科学研究的含义。

科学研究有很多种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即R&D）来表示科学研究的概念。任何领域的科学研究，无外乎就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

1.3 跨学科研究的含义。

跨学科学科是涉及到两个以上的学科领域，有专门从事涉及到两个以上学科领域的研究主体，运用一个或多个学科领域方法和理论，主动融合或被动移植到其他领域，形成一个涉及多学科领域但又区别于其他领域，具有自己独特对象、理论和方法的新学科。由于靠单学科理论与方法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跨学科研究的对象必然具有复杂性特征；各种不同学科领域、部门的研究主体在一起解决科技、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需要，因此跨学科研究必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综合创造性特征。

2 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20世纪以来，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的不断涌现和软科学的兴起，不仅揭示了现代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的趋势，还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但加强了科学研究思维和活动，更加成为新的科学创新活动中的行动指南。

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从研究的客体（指研究领域或学科的概念、原理、方法或技术）来看，主要有移植融合型研究；从研究的主体（主要指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来看，有合作型研究；从研究的社会因素（主要指重大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等）来看，有目标需求型研究。

2.1 移植融合型研究。

所谓移植融合型研究，是指单个研究者或某一门学科的研究群体将某一学科的概念、原理、方法或技术移植融合到另一门学科领域，解决另一领域的复杂性问题的研究。

科学概念、原理、方法和技术的移植和融合，并没有明确的转移方向。一般地说，移植和融合首先发生在比较成熟的学科转向新兴的学科转移，从较熟悉的领域转向不大熟悉甚至是陌生的领域移植和融合。但这种移植和融合不一定就是绝对单向的，有时甚至是互动的。现代跨学科研究中移植融合的方式总的来说有基础科学向基础科学的移植和融合，基础科学向应用科学移植融合，应用科学向应用科学的移植和融合，简单成熟领域（或学科）向复杂陌生领域（或学科）的移植融合。

①基础科学向基础科学的移植融合，包括基础学科内部，如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移植融合，也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转移。

②从基础科学向应用科学的移植融合，应用科学一般包括医学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农业科学三大学科领域，这些学科的发展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发展速度己经走到了前列。

③从应用科学向应用科学的移植和融合，应用科学之间的移植一般是技术的移植，包括医学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农业科学三大应用领域的移植和融合也会产生相应地跨学科学科。

④简单成熟领域（或学科）向复杂陌生领域（或学科）的移植融合，在自然界的各种运动形式中，相对地说，机械运动是最低级、简单的一种运动形式，是发展最早的一门学科。在19世纪之前，力学远走在其他学科的前列，这自然吸引科学家们将力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向其它学科转移。这种转移首先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中获得了成功。形成了天体力学等一系列可以看成是力学与物理学的跨学科学科。

2.2 合作型研究针对研究主体而言，是两门以上学科的研究者合作进行研究的一种形式。跨学科研究由于其跨学科性，研究者独立地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补充所需要的知识，这无疑是延长了科学创造前的知识准备时间，从而也就延缓了科学的进程。尤其到了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重大的科学问题和发现单靠独立的研究主题是无法想象的，实际上也是无法完成的。

科学家群体或集团通过知识互补的合作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研究形式。研究主体的合作型研究有多种具体形式，可以是从事方法性学科研究主体与对象性学科的研究主体合作，也可以是从事基础性学科的研究主体与应用性学科研究主体的合作，还可以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合作等等。

2.3 目标需求型研究。

目标需求型研究，就是调动不同学科及其研究力量集中解决一个有目标的社会需求或迫切和社会问题的合作研究形式。诸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等，都涉及到许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为了解决上述社会问题，只能有目的地将多学科以及从事各门学科研究的研究者组织起来，协同作战，才有可能取得研究的进展和突破。目标需求型研究也包括两种形式：

①社会或政府目标性研发的合作。当科学技术作为国家的事业，作为一种建制列入国家计划并给予财政拨款时，社会或政府目标性研发的合作就开始了。②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急需解决问题的合作研究。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要研究环境问题，了解其变化规律，以及如何保护环境与改善环境，就涉及到很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例如，研究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物机体的影响，需要用医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防止污染对人体的损害，需要用医学、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对污染的治理，又需要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一些技术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只有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各种仪器和技术手段联合起来使用，才能对环境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的探索，也正是由于这些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合作研究环境问题，才形成了一门新兴的跨学科学科――环境科学。

3 结论

科学发展到今天，不同学科间研究方法的互相借鉴-我们称之为科学方法的跨学科运用，已成为现代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科学工作者己从无意间发现和借鉴研究领域之外的方法发展到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主动出击和大胆运用。

作者简介：于珊（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