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4 17:58:01
【关键词】 城乡统筹 经济主体 利益博弈
农业是目前我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经济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其症结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而且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统筹发展已成为我国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博弈论主要研究一个经济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经济主体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主体选择时的决策和均衡问题。博弈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中，逐渐成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必备工具。本文以博弈论理论为依据，分析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博弈，从而得到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启示。
一、城乡统筹发展的内涵和意义
1、城乡统筹发展的内涵
城乡统筹发展是指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在这里，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资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与作用，使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最终实现共同繁荣。
2、城乡统筹发展的意义
（1）城乡统筹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各级政府的重要奋斗目标。和谐社会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工农关系顺畅健康的社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大，其原因是农村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薄弱，农民还不富裕，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三农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稳定乃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靠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来解决。
（2）城乡统筹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城乡统筹发展是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如果不及时调整工农业和城乡关系，则会加剧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许多矛盾，制约我国的长远发展。通过城乡统筹发展改变长期以来农业农村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不合理局面，可形成工农业平等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繁荣进步的和谐局面。
二、城乡统筹发展中经济主体的利益博弈
1、区域公共环境保护的博弈
区域公共环境是区域内各个经济主体赖以生存的共同外环境，若环境遭到污染，将影响到区域内每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同样，污染的环境要得到治理和保护，需要各个经济主体的公共合作，因此，区域环境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然而在现实中，区域环境保护的目标却常常难以实现。
用博弈论来解释，可以这样看，假设区域内有两个经济主体1和2，需要的成本分别都为5个单位，可以获得的利润分别都是10个单位，治理环境污染分别需要耗费2个单位（当然，没有强制命令的话经济主体可以选择治理或不治理）。短期内博弈的矩阵如表1所示。
如果别人都遵守环境保护的规定进行治理，而他违章排污，节省了污染处理的投入成本2个单位，而且享受到了别人环境保护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会在治理污染和违章排污之间，选择违章排污。如果别人都违章污染环境，而他遵守环境保护规定进行治理，要多消耗2个单位，不仅加大了成本，而且又享受不了环境保护带来的好处，他当然不会选择治理污染。这样，大家尽管可能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好处，但是在没有外在力约束的情况下，大都还是不会积极治理污染，因为违章排污是每个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大家都污染环境就是纳什均衡。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大力招商引资，为地方经济的繁荣作出主要贡献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地方政府虽然在城乡规划与发展中对污染的控制与治理卓有成效，但很多地方的城市与乡村未形成统一规划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逃避污染治理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之间缺乏配合的积极性，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工业废弃物从城市转向城市的边沿以及周边各乡镇，城市周边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造成恶劣的后果。这里既存在着企业之间的博弈，更存在着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因此环境污染问题尽管已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但因为城乡统筹规划制度的缺失而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2、城乡统筹发展中公共项目建设的博弈
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各开发商在城市与乡镇以开发房产、生产型企业、娱乐场所等见效快的居多，并从一个点扩展至一个街区或几个街区。而公共空间项目，如绿地、图书馆、停车场等却十分缺乏。用博弈论解释：是因为城乡公共项目对开发者而言不会带来直接收益，却有积极的外部效益，公共空间环境品质的提高可以带来区域的长期效益。在消费公共物品时，每个“理性人”都会做一个“免费搭车者”，因此，公共项目开发很难通过开发商共同出资开发。对于一个开发商来说，如果他投资公共项目的开发，改善了周围环境的品质，别人却坐享其成，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他的投入更多，当然不合算，这意味着生产厂商很可能得不到抵补生产成本的收益；如果别人投资公共项目从而改善了周围环境，他搭个“便车”，享受公共物品带来的好处，更合算。这样，大家尽管可能都认识到公共空间带来的好处，但从长期看厂商不会提供该物品，即公共物品很难由市场供给，至少供给不足。在没有外部强制约束的情况下，每个开发商的最优战略都是不参与公共项目的开发，博弈的结果是公共项目开发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事情。
三、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重构对策
实施城乡良性互动战略，就是要通过综合运用市场和非市场力量，既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又充分发挥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逐步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城乡之间全方位自主交流与平等互利合作的局面，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良性互动，使城乡购买力在全面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动态平衡，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将城市规划与乡镇规划纳入区域发展的同步轨道，是城市规划的延续与提高。在这种意义上，城乡统筹规划的实质又在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基本利益关系的重新构建，而寻求利益格局调整中的最小摩擦值是实现城乡统筹目标的重要条件。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城乡规划是进行“制度交易”的行为过程。
1、制定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实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强调集体理性，因而在以经济主体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市场中，城乡统筹发展规划时常以市场主体对立面的姿态出现，规划在实施中经常碰壁。所以规划不应停留于理想状态的表达，而应该看到实际对象。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所希望的规划才有可能自觉地贯彻实施。
关于区域公共工程开发问题，不能责备开发商唯利是图，因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市场中经济主体理性的表现，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达到整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双赢”。如在开发区域公共项目时采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为使投资者收回投资本息，并取得一定利润，政府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2、完善城乡统筹发展制度体系，实现纳什均衡
实施城乡统筹制度是关键，在规划空间蓝图的同时，还应该研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来达到规划目标。可以把开发商自主开发作为个体理性，把城乡可持续发展作为整体理性，在强调个体理性最优时（非合作博弈），与城市其他规划如区域环境整治规划、产业带规划、绿地系统规划、交通系统规划等一起达到整体最优（合作博弈）。
从理论上说，在给定的条件下，社会通常自发地趋向于某个均衡状态。社会一旦到达某个均衡状态，理性的参与者将没有积极性改变已经达到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局部最优”的。所以，均衡状态是社会活动的趋势和方向。
一切均衡都是相对的，新的制度与政策会打破目前区域开发利用的一些均衡状态，使区域开发利用向着更好的某个新的均衡状态趋进。如果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难以有效地贯彻下去，不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制度或协定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城乡统筹发展需要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整体最优。城乡项目开发不是强制或感化各个开发商，让他们依照规划参与公共项目的开发，或完全由政府包揽，这不符合个人最优的理性要求。BOT投资就是一个较成功的制度安排，它兼顾了个人与集体的理性，构成了城乡统筹发展所希望的纳什均衡。
3、优化城乡统筹发展的运行机制，实现信息有效沟通
以“囚徒困境”为例。作为警察，当然是希望两个囚犯都能老实坦白，因此，在设计制度时，就要从囚犯的角度考虑，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囚犯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要了解囚犯的心理，这就是信息的作用。在城乡统筹发展工作中，规划部门只有知道对象所想，对象做出的反应，那么做出的规划才具可行性。另外，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治理理念的发展趋势看，规划已经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如分权、私有化等），而以“问题干预”分析为基础，强调随机制宜或权变观念，这更需要大量、如实的信息的支撑进行制度设计。相反，规划一味推崇集体理性，忽视公众、开发商的切身要求，规划必然是难以实施的。因此，注重信息的作用，城乡统筹发展的机制才能合理运行。
（注：本文受到唐山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资金资助，课题名称：“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编号：cx2010001）。）
【参考文献】
[1] 张红宇：农村改革与统筹城乡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2] 杨东升：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线促进统筹发展[J].农村经济，2010（2）.
[3] 高松：进一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J].经济研究，2009（10）.
上篇：埃尔文·罗斯
曾经辍学的博士生
1951年，罗斯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普通犹太裔家庭，父母亲都是高中老师。在这个以勤奋和教育为重的犹太民族文化的熏陶下，再加上父母的影响，罗斯受到了良好的启蒙。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数学、逻辑等方面的特长。
然而，罗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读高三的时候，做出了令人吃惊的决定：退学。他回忆说：“我那时学习缺乏动力。”事实上，罗斯当时就读的学校地处纽约的贫民区（皇后区），对于很多精英阶层和上流社会出生的子弟来说，学校的整体状况不尽如人意，这可能是罗斯退学的原因之一。所幸的是罗斯并没有因此对学习失去兴趣，退学以后他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工程类的周末班，并在那里崭露头角。一位教授惊奇地发现了罗斯的数学天赋，为了不让这块璞玉埋没，教授找罗斯郑重地谈了一次话。在这位“伯乐”的鼓励下，罗斯重返校园，并从此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1971年，年仅20岁的罗斯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赴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并于1973年获得运筹学硕士学位。1974年，也就是在获得运筹学硕士学位仅仅一年后，23岁的罗斯获得了斯坦福大学运筹学博士学位。运筹学是运用数学工具去组织、统筹许多变化因素的综合学科，罗斯曾说：“我一直很喜欢研究如何利用数学的手段来让世界运转得更加顺畅。”
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
罗斯主要在博弈论、市场设计和实验经济学等领域进行研究。作为研究博弈论的数学家，罗斯对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领悟。他在讲课时经常告诉学生们：“应该努力将自己做的事情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相联系。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善于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并善于利用数学工具去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不仅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也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
罗斯这样说，自己也是这样去做的。他正是运用博弈论的数学工具，通过研究市场和稳定配置，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全新分支——市场设计。事实上，市场设计可以看作是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综合运用。用经济学上的话来说，假设人们的行为是按照博弈论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并且按照社会选择理论对各种情形都设定一个社会目标，那么市场机制的设计就是要考虑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博弈的均衡解最接近预设的社会目标。
罗斯在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说：“市场设计在中国有着很多机会，市场设计的出发点是通过所设置的规则让参与者决定有效的结果，而不是代替市场做出决定，这是市场设计与中央计划最重要之区别。”一个市场机制被设计出来并被采纳与执行之后，市场自身将形成一个持续的生命力。配置理论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要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较之后，再做出选择。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旦资源配置不合理，将会导致资源严重浪费。
考虑到经济学上的情况比较专业，我们不妨对罗斯巧妙地运用博弈论的数学工具解决了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难题，作为实例介绍，以期让读者对这种设计有一个简略的了解。例如，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女学生占比首次超过了10%（现在大约是50%）。随着医学院临毕业的女医师数量的增长，医学院学生之间结婚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这就造成了许多小夫妻或情侣期望能够在同一个医院找到实习职位。旧系统很难满足学生夫妻希望在同一医院实习的要求。罗斯重新设计了一套新系统，设计的新算法让夫妇根据成对的职位（即把2个地处一院的职务配对）来表达他们的偏好，以此来寻找稳定的配对。新系统投入使用后，全美医学院的毕业生每年被顺利地送往2.5万个实习岗位，他们找到了心仪的医院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
又如，罗斯运用市场设计理论和数学头脑，为纽约的高中生解决了入学匹配的难题。以前公立学校招生计划采用密集接收的系统，存在很多缺陷。每个学生根据优先顺序递交学校志愿名单，但学校一般首先在报考该校的第一志愿的学生中选择生源。如果你的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第二志愿也可能已经招满了也不会录取你。所以如何填报第一志愿非常重要，很有可能因为考虑到录取风险，学生会在第一志愿选择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学校，以防一旦不录取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都录不上。这样一来，有些优秀的学生因为自我评价偏低而失去了上好学校的机会，同样也有些学校也会因此失去优秀生源，甚至连学生也招不满。罗斯和他的团队利用一种递延接受算法（Deferred-Acceptance Algorithm）重新设计了该系统。首先是秘密提交志愿，每个学生都向第一志愿提交申请，学校根据优先顺序给他们分配座位。第一轮的时候，学校并不会立刻接收这个学生，只是把位置保留下来了。如果还有名额的话，前一轮被其他学校拒绝的学生则会进入该校的考察程序。这样一直轮回下去，直到没有学生申请被拒绝。最后每个学生都会有一次最终分配，根据这种递延接收的算法，学生就很有可能保证被他的第一志愿的学校所接收，当然也可能被其他学校接收。总之每个学生得以分配到每个学校，而且学校也不会招不满。当然，实际情况会更复杂，每个学校还有自己的筛选机制，借助递延接收算法可以让学校和学生更好地利用名单相互选择，更容易被第一志愿录取。罗斯设计的新系统投入使用后，学生的参与率从66%跃升至93%。
通过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大约地知道了，所谓市场设计就是巧妙地运用数学方法，编制出一套程序或方案，使参加竞争的方方面面能够做到各取所需，每一方都是赢家。这在如今关系盘根错节的经济市场中，在形势瞬息万变的经济态势下，实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评价罗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理论学者，同时也直接进行实际工作”。罗斯和他的研究团队改进和完善了纽约高中招生制度、医学院医生分配方案和肾脏捐赠体系等，实现市场与资源相互配置的最优化，是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的案例。
多年来，罗斯在学术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出版了《交易的博弈理论模式》（1985）、《匹配的两面：博弈理论模拟和分析的研究》（1990）、《实验经济学手册》（1995）等著作。同时，他也积极研究配对问题应该如何应用于公众的日常生活。他说之所以关心配对问题，是因为人生的很多决策都与匹配相关。怎么选大学，怎么选配偶、选职业、选要去的医院，都是配对问题。他希望通过改变人们自我组织和管理的实用性办法，让生活更高效、更公平。
又如，在美国等待肾脏捐赠的患者名单上有多达8.5万人，每年有4000名患者因器官短缺而死亡，而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捐赠匹配系统的效率太低。罗斯从2003年开始负责设计新系统。对于想捐肾给亲人，但由于血型不匹配无法实现的案例，该系统可以帮助他们与其他不匹配的捐赠组交换器官。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萨利·萨特尔（Sally Satel）表示：“罗斯在肾脏匹配方面的工作，为现代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罗斯的贡献也为他带来了无数的荣誉，他是斯隆奖（Alfred P. Sloan Prize）获得者，古根海姆基金会成员（Guggenheim Fellow），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还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和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成员。生活中的他精力旺盛，喜欢穿牛仔裤、开领衬衫和登山鞋。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他总是谦逊地表示，沙普利才是真正的诺贝尔获奖者，而他的市场设计项目都有赖于整个团队的密切合作。
下篇：劳埃德·沙普利
他与中国有缘分
1923年6月2日，劳埃德·沙普利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那里是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他的父亲是著名天文学家哈罗·沙普利（1885-1972），美国科学院院士，担任过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和美国天文学会会长。
1943年，沙普利进入哈佛大学数学系，同年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空军中士，并很快奔赴中国成都的美军空军基地，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当时，沙普利就展现出卓越的数学天才，曾因为破解气象密码而获得铜星奖章。
战争结束后，沙普利返回哈佛校园，取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在美国兰德公司工作一年后，他回到校园，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1954年毕业后，他回到兰德公司，长期在这家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库”公司工作，直到1981年他加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数学和经济系教授。
博弈论领域的独特贡献
沙普利是美国杰出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是继20世纪40年代的冯·诺伊曼（von Neuma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之后，博弈论领域最出色的学者。他的贡献包括随机对策理论、邦达尔瓦-沙普利（Bondareva- Shapley）规则、“沙普利-舒必克指数”（Shapley-Shubik）权力指数等，主要著作包括《n人博弈的价值》（1953）、《随机博弈》（1953）、《市场博弈论》（1969）等。与传统赛局理论着眼于个人间的彼此竞争不同，沙普利的研究讲求合作，这也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大贡献。其著名的“沙普利值”（Shapley Value）即在于算出“合作解”，计算3个人或5个人在一场赛局中，通过合作可以获得多少回报。
“沙普利值”由沙普利在1951年首创，对于一个参与者而言，不确定结局（如“”“抽彩”等）的值是以其效用大小和对预期结局的评估来衡量的。同样，当人们希望评价一种对策的时候，就要测量该对策中每个局中人的效用值（即“起到的作用的价值”）。由于“沙普利值”非常直观，且在数学上容易处理，它已成为很多研究的应用手段，这在大型经济模型中尤为突出。例如，交换经济模型已成为许多经济理论研究的焦点，它的主要关键是强调“竞争的均衡”，例如商品的价格是由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方式确定的。然而，通过允许每个独立的联盟能自由地相互交换所拥有的商品，从而可以获得一种合作对策，这种方式被称为市场对策。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就不仅由供、需双方来决定，还可以通过市场的调节获得相应于市场对策的价格。通过“沙普利值”的处理，就可以平衡这两个方面，从而获得比较合理的价格和配置。这种研究方法在一个大型交换经济中（单个的交易者是无关紧要的），显得尤为要紧。
另外，“沙普利值”在经济理论上的其他应用包括税收模型等。当然，其中政治权力因素则建立在交换经济或生产经济的基础之上（因为它是一种更强力的因素）。此外，确定“沙普利值”的那些公理可以方便地转换使用，来解决诸如以一种“公平”的方式考察配置联合成本等问题。
事实上，沙普利提供的是一个理论上的最优方案。他和数学家盖尔（David Gale， 1921-2008） 共同提出了“盖尔-沙普利算法”（Gale-Shapley Algorithm），提出和发展了匹配理论（Matching Theory）。其研究重点是如何使双方在不愿打破当前的匹配状态下，保持匹配的稳定性；这一机制还可对相关各方试图操纵匹配过程加以限制。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里，稳定匹配问题（the stable marriage problem，简称SMP）是在给定每个元素偏好的条件下，在两个元素集合间寻找稳定匹配的问题。“匹配”就是指从一个集合的元素到另一个集合元素的映射。“稳定”的含义是指两个集合中的某些元素只对另一集合中和自己配对的元素感兴趣，对其他因素不感兴趣。1962年，沙普利和大卫·盖尔（David Gale）证明了对于任何数目相等的男性和女性集合，总有办法解决SMP问题，使得所有婚姻都是稳定的。“盖尔-沙普利算法”就是具体解决SMP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能确保匹配是稳定的。这些方法同时也限制了市场主体操纵匹配过程的动机。以高考填报志愿为例，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让分数最高的人先报，然后让分数次高的人填报，最后直到所有人填报完毕，这样可以确保公平和效率。具体的模型比较复杂，核心思想是确保所有人没有动力偏离均衡。而与沙普利共同获奖的罗斯的贡献主要是在实验和经验检验上，在很多方面印证了“盖尔-沙普利算法”。
他有一颗美丽心灵
从外表上看，沙普利颇像那种糟老头式的学究——在研究室里猫了半天，然后径直钻出来参加宴会，没有半点名人架子。沙普利的学生回忆说他是个标准的数学家，留着大胡子，经常穿着短裤在校园行走。有时候上课时，还会看到他的衣服扣错扣子。不修边幅的沙普利还常穿着拖鞋在校园行走，深思着他所关注的问题。当学生请他帮忙，他完全没有架子，讲话也非常温和。他的学术专长就是将赛局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上，上课讲的也就是数学理论。
沙普利和1994年诺贝尔奖得主纳什是普林斯顿数学系读博士时的同学，他们都研究数学及其在博弈论中的应用。纳什的传记《美丽心灵》有一章就是专门写沙普利的，说他是纳什生活中的导师和朋友（mentor and friend），并且是终生朋友。事实上，《美丽心灵》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沙普利建议的，他告诉传记书的作者，纳什有着“敏锐的、美丽的、逻辑的头脑（a keen， beautiful， logical mind）”，其实这也是他本人的写照。
尽管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是各自独立完成的，但沙普利的基本理论与罗斯的实证实验相互结合，各类实验和实际设计产生了一个研究和改善众多市场性能的研究领域。稳定配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最佳状态，也是人们所期待的一个目标。而通过市场设计是实现这种状态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法，它是人们对经济均衡的一种构想。因此，2012年的经济学奖实际上授予的是数理经济学工程。获奖者观察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和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博弈论
博弈论（Game Theory）的研究对象是具有竞争或对抗性质的行为（即博弈行为）。在这类行为中，参加斗争或竞争的各方具有不同的目标或利益。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各方必须考虑对手的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力图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或最为合理的方案。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下棋、打牌等。经济学家也将博弈论作为标准分析工具之一。而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不仅是军事书，也可以算中国最早的博弈论著作。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生成机制；博弈论
一、我国农户非合作的博弈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个本质功能就是能够为各成员提供集体产品，这将使得专业合作社的整体增加利益大于单个个体利益总和。但是为了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经常会做出种种机会主义行为，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搭便车”行为和“背义”效应。
1、搭便车行为
农户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农户有着强烈的搭便车的动机。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农户必然为了自身利益进行博弈，下面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1］。
假定有两个农户A和B，筹建专业合作社将付出的总成本为2，若两人共同筹建，每人各付出成本1；若一人筹建，另一人搭便车，则前者付出成本2，后者付出成本0。再假定合作后的潜在总收益为3，且不管专业合作社如何筹建，二者各分享1.5。两农户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这里，每个农户都有两种战略，筹建或搭便车，这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显然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就是(搭便车)。农民专业合作社无法组建。
2、背义效应
农户在合作的过程中，某一方面由于贪图眼前利益，秘密或公开地做出背弃合约的行为，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报复和反报复的连锁反映，造成合作的“双败”结局，我们称之为“背义”效应。
二、促进农户合作的三种机制
1、理性机制
只有参加合作的各农户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合作而引起的各农户的直接收益损失，各成员才有动力参与合作，这也符合博弈论中“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这里我们称农户合作形成的这一必要机制为理性机制。
用数学语言描述： i，j∈N，记(i，j)为一个相互合作关系，共有Cn2个这样的相互关系，在一个相互关系(i，j)中，记Bij为i从(i，j)中得到的收益增加量，Lij为i由于参与合作(i，j)中损失的直接收益。只有当Bij≥Lij时，i才有动力参与和j的合作；同理，只有当Bji≥Lji时，j才有动力参与和i的合作，也就是说，只有Bij≥Lij且Bji≥Lij，合作关系(i，j)才能形成。
2、效用转移机制
由于参加农户合作各方的经济实力各异，各农户对参与合作的预期收益就会各不相同，预期收益较少的成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利益补偿，合作是难以形成的。Shapley分配向量是农户合作博弈的一个核心，其中一定蕴含着这种为保证合作形成而在群体成员之间发生的利益转移机制。那么，具体的转移量是多少才是合理的呢？
效用可转移的博弈为(N，v)，如果对i，j∈N，存在固定的数值gij，使得对所有SN和所有的i
S，v(S∪ {i})＝v(S)＋v(i)＋Σj∈s(gji+gij)则Shapley值为：
Φi(N,v)＝v(i)＋12Σj∈s(gji+gij)
全体成员均参与合作时，位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将给每个成员的利益补偿量
Ti＝Σnj≠i［（Lij-Bij）-(Lij-Bij)］ i＝1,2,…,n
补偿给i的总的净收益或从i之处取出补偿其他成员的总的净收益(即Ti值可正可负)就是i与其合作伙伴全部净收益之差的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合作中获益较多的成员应给获益较少的成员以一定量的补偿，只有这样才能有望达成合作协议。
3、协商机制
协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谈判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地冲突。在冲突出现时，需要合作成员在对各自需求基础上发现冲突所在，同时发现潜在地可能促成协商成功地因素，然后进行调整和转化，尽可能地达成满意的协议。通过有效磋商，合作各方可以建立一个利益平衡机制，使得合作中获益较少的成员确信暂时的获益受损可以从长期稳定的合作中得到补偿，而获益较高的成员会自愿在某些方面为其他成员的利益承诺一定的让步。
4、三种机制的相互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合作一定会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并且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理性机制使得利益互补的各方有可能结成专业合作社；在各方都具有合作意向的前提下，效用转移机制对制定利益分配方案起了指导作用，即在合作中获益较多的成员应给获益较少的成员以一定量的利益补偿；在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的前提下，需要通过有效协商机制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在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各独立的成员才会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现“双赢”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三、农户非合作的破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成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户是理性的，农户组建专业合作社的基础是合作要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而现实中，参与合作的各农户都存在搭便车和背义的动机，这种破坏合作的行为将导致其收益下降，而收益的下降将致使农户由合作走向非合作，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下面我们将运用博弈论中著名的智猪博弈来分析这一困境的解决。在构建博弈模型前，首先对模型做出如下假设：农户都是理性经济人，不管由谁组建，其建立合作社代价相等均为5，其给当地农民带来的总收益均为10，假设大户和小户收益分配比例为8∶2。
这个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大户小户组建专业合作社的支付矩阵
小户大户 挑头组建搭便车
挑头组建5.5，－0.53，2
搭便车8，－30，0
那么这个大户和小户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博弈过程则如下：
（1）如果大户和小户同时选择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那么大户净收益为5.5个单位；而小户净收益为－0.5个单位。（2）如果大户挑头组建，那么大户净收益为3个单位；而小户其净收益为2个单位。（3）如
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直接表现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筹资困难，该缴的不缴，该收的收不上来。换言之，企业不愿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有的企业故意隐瞒工资总额，少缴统筹基金；有的企业转移银行账户，故意拖欠不缴等等。据资料显示，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企业，一方面，有30%的工资总额未计在应缴的基数内；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欠缴金额逐年扩大，1998年企业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318亿元，1999年达到388亿元，到2000年6月底已达414亿元，其中欠费千万元以上的企业215户，欠费额63.4亿元。由于欠缴导致收缴率逐年下降，1992年全国收缴率为95.7%，1993年降为92.4%，1994年降为90.5%，1996年为87%，1998年为89%，1999年上半年为87.6%，2000年，也只有90%，2002年虽然加大了力度，但征缴率也只有90.3％。应收的养老保险费不能及时到位，使原本脆弱的养老保险基金雪上加霜。总的来看，统账结合制度近几年的实践基本上处于收不抵支—费率上升—收缴率下降—费率再上调—仍然收不抵支的恶性循环状态。不能否认，部分企业由于经营状况恶化而无力缴纳保费，但要想搞清楚这种大面积拖欠背后的原因，应该从现行体制设置中的博弈困境入手去分析。
一、我国养老保险金收缴困境的博弈分析
由于制度本身是利益主体在一系列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而制度在形成后又成为约束各利益主体的规则。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博弈的一种契约安排，养老保险基金征缴中存在的大量企业逃费行为其根源在于制度安排本身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政府在和企业的博弈时把本应由自己负担的成本全部转嫁给企业和个人，从而使自己成为这一博弈中的“免费搭乘者”，导致现行制度安排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现在我们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现行制度安排中的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
1．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和政府应作为具有理性的个体参与博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如下：
局中人：政府、企业
策略：政府(负担，不负担)；企业(缴纳，不缴纳)
支付矩阵：
在这个博弈中，如果政府和企业都决定负担一部分旧制度的遗留成本，那么新的制度便能建立起来。假设这部分成本共有16个单位，其中政府和企业各负担8个单位，而新制度建立后其总收益为20，其中双方各得到10个单位，那么净尽收益为4，或每方都得到2个单位的收益(见左上角)。如果只有一方决定负担，则所有成本将完全由该方承担，该方净损失6个单位成本，另一方将无成本地受益因而获得净收益10（见表右上角和左下角）。如果双方都不负担，那么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就不能建立，则成本和收益都为零（见右下角）。
企业是基于以下两个假设来决定是否缴纳养老金的：（1）政府决定负担；（2）政府决定不负担。可以看出，如果政府作出积极的决定，企业就有作出消极决定的动机，因为那样会使其净收益从2提高到10，如果政府作出消极决定，企业也会这样做，他们的净收益从–6上升到0。如果政府和企业作为理性人都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希望自己成为对方列车上的“免费搭乘者”，但同时都拒绝为别人搭乘，那么结果是每个人都得到0收益，相对于双方都合作的（2，2）结局来说这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这样就形成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即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和企业之间博弈的“囚徒困境”。
可见，不管政府作出何种的决策，作为理性人的企业都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希望自己成为政府列车上的“免费搭乘者”，这是企业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做出的理性决策，即选择逃费而非积极地缴纳养老保险金。
2．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具有理性的企业在作出是否缴纳的决策时，不仅考虑政府的行动选择，而且也会考虑和其他企业之间的策略互动，所以在企业之间也存在博弈。分析这种博弈的前提条件：（1）剔除政府影响，仅有企业参与；（2）企业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博弈模型如下:
局中人：企业甲，企业乙
策略：企业甲(缴纳，不缴纳)；企业乙(缴纳，不缴纳)
支付矩阵：
在这个博弈中，如果两个企业都决定负担一部分旧体制遗留的债务，则新制度能建立起来。假设总成本6个单位，每一方承担3个单位，总收益为8个单位，每一方得到4个单位，那么净收益为2或每方都得到1个单位的收益（见左上角）。如果只有一方决定负担，则所有成本将完全由该方承担，该方净损失2个单位，另一方就无成本地受益，因而获得净收益4（见表右上角和左下角）。如果双方都不负担，新的制度就不能建立，则成本和收益都为0（见右下角）。
与前面的政府和企业间的博弈一样，企业甲和乙都将根据对方的决定来选择自己的策略，同时也都希望成为对方列车上的“免费搭乘者”，却拒绝为别人搭乘，所以最终的结果也是双方都作出消极的决定，即双方都选择不缴纳，得到（0，0）的结果，相对于双方合作的（1，1）结果来说，这也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和企业之间博弈的“囚徒困境”。
所以，目前我国的现状是无力缴纳的企业不交，而有能力缴纳的也在拖欠观望，其最终结果是使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陷入融资困境，导致我国养老保险金的筹资困难。
二、改变我国养老保险金收缴困难的博弈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了养老保险金筹集过程中的两个博弈模型，政府如何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改变当前我国养老保险金收缴困难的现状，需要从政府和企业两者的另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博弈入手来进行，这个博弈过程的参与人包括政府（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和企业，其中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检查或不检查，企业的纯战略选择是逃费或不逃费。博弈模型如下：
局中人：政府、企业
策略：政府（检查，不检查）；企业（逃费，不逃费）
支付矩阵：
在这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中，a是企业应缴纳的养老保险金，C是政府的检查成本，F是对不缴纳养老保险金企业的罚款。我们假设是C值小于a＋F之和，在这个假设条件下，我们来试求解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假设x代表政府检查的概率，y代表企业逃费的概率，给定y，政府选择检查（x=1）和不检查(x=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QG（1，y）=（a－C+F）y＋（a－C）（1－y）=yF+a－C
QG（0，y）=0y＋a（1－y）=a（1－y）
解QG（1，y）=QG（0，y），得出：y*＝C／a＋F
即如果企业逃费的概率小于C／a＋F，政府部门的最优选择是不检查；如果企业逃费的概率大于C／a＋F，政府部门的最优选择是检查；如果企业逃费的概率大于C／a＋F，政府部门随机选择检查或是不检查。
同理，现在我们给定x，企业选择逃费和不逃费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QP（x，1）＝－（a+F）x＋0（1－x）＝－（a+F）x
QP（x，0）＝－ax＋（－a）（1－x）＝－a
解QP（x，1）＝QP（x，0），得出：x*＝a／（a+F）
即：如果政府部门检查的概率小于a／（a+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逃费；如果政府部门检查的概率大于a／（a+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逃费，即缴费；如果政府部门检查的概率等于a／（a+F），企业随即的选择逃费或不逃费。
因此，这个博弈过程中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x*＝a／（a+F），y*＝C／a＋F，即政府部门以a／（a+F）的概率选择检查，企业以C／a＋F的概率选择逃费。这个均衡的另一个可能解释是，经济中有许多各企业缴费者，其中有C／a＋F比例的企业选择逃费，｛1－（C／a＋F）｝比例的企业选择不逃费，而政府部门随机的检查a／（a+F）比例的企业缴费情况。由上述博弈过程中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对企业逃费行为的惩罚越重，应缴的费用越多，企业逃费的概率越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下结论：
1．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建立相应的养老保险金征缴监察体制。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在具体的养老保险金的征缴过程中，无法可依或无明确的法律法规可依的现象随处可见。
2．对我国企业按经营效益进行分类，按不同的类别分别征收养老保险金，能者多征缴，弱者少征缴。不可否认，当前我国部分企业确实存在由于经营状况恶化而无力缴纳保费，但在不缴、欠缴的企业中仍不乏经营效益很好、恶意逃费的企业，而这部分企业本来是应该承担养老保险金缺口的相当责任的。
3．积极研究探索低效亏损企业的缴费问题。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筹资不足的问题，客观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低效亏损企业的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尽快扭转亏损局面。同时，政府要加大行政干预力度，狠抓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清欠，对拖欠大户实行舆论监督，实施公开曝光制度；对经营情况差、无力缴纳养老保险金及其他经营费用的企业，应考虑拍卖资产予以偿还，或以破产的方式实行优胜劣汰。破产企业在进行资产清算时，要补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政策性亏损企业应由政府采取适当措施解决。通过以上措施，努力使拖欠的基本养老保险金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4．加大对不缴纳企业的惩罚力度。在我国的养老保险金征缴过程中，不仅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而且存在着即使发现部分企业的不缴、欠缴保费的行为，政府部门也听之任之，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逃费的积极性。由以上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我们可以看出，加大惩罚金额，即F值，会有效的降低企业逃费的概率。因此，建立一定的养老保险金征缴过程中的处罚条例，对养老保险金的有效征缴关系重大。比如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欠费企业及其领导在评优、出国考察、资信评级、优惠政策、工商年检、劳动监察等方面加大制约力度，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率。
以上只是从养老保险金征缴过程中政府主体与企业主体的博弈过程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的养老保险金征缴的困境并不是由单方面的因素引起，其中涉及到历史遗留和当前体制安排等各方面的问题。因此，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政府，更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方的共同努力，相信在政府扶持、企业支持、个人积极响应的前提下，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会稳步前进，养老保险金的征缴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施锡铨.博弈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孙祁祥.“空账”与转轨成本－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效应分析[J].经济研究，2001，（5）．
【关键词】 博弈论； 企业； 合理避税
税收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杠杆之一，是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统一。政府通过税收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企业以创造利润、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企业与政府在税收方面的博弈愈加激烈，相对于偷税、漏税等行为所受到的严重处罚，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企业的合理避税手段也不断多样化。博弈论起源于数学和地理学科，近年来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经济领域。从博弈论角度出发，探讨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博弈关系，根据纳什均衡，实现最优化策略组合，促使企业纳税与税务部门征税协调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博弈关系
企业的避税手段通常有以下几种。一是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一些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在货物、劳务、资本等方面与关联方进行价格协商，从我国向税率较低的国家进行货物销售、劳务输出时，制定较低的价格，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例如：2001年的日本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营业税征税事件，该企业与我国一家公司合作某化工项目，却签订了境内、境外两个不同的合同，企图通过利用我国税法空隙（对国外的劳务行为不予征税），把劳务行为强行转移到国外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二是资本弱化。企业在投、融资上人为降低权益资本与借贷资本的比例，从企业税前利息找突破口，以获得更丰厚的税前利息扣除。三是利用电子商务避税。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B2C、B2B、C2C等电子商务形式层出不穷，一些企业以此为契机，把传统的“有纸”交易转到互联网上的“无纸”交易，从而实现躲避税收的目的。
从政府方面看，针对企业花样百出的避税手段，相应的政策法规也在不断完善。例如：目前美、德、英等国家只把个别反避税写入税法，而我国在2008年已把一般反避税条例写入新税法之中，对关联转让、资本弱化等行为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加大了对避税的处罚。2009年我国出台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强调纳税人在关联交易过程中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材料。近年来，随着我国引资规模不断壮大，虽然我国相应出台了一定的政策，但避税与反避税间的博弈却没有丝毫平息，两者的博弈愈加激烈。例如：2003年，我国最大轻工业纳税大户宝洁公司的避税案，补税达8 149万元。据国家税务局统计，2008年我国转让定价案件共涉及企业174户，追补亏损7.5亿元；2009年全国转让定价案件涉及企业179户，结案167件，追回亏损8.7亿元。其中2008年深圳市地税局对当地一家企业补税金额达到4.23亿元，是我国至今为止个案补税金额最大的案件。在当前形势下，基于博弈理论，探索一条兼顾政府与企业双方利益的最佳策略组合显得尤为重要。
二、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均衡状态分析
从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博弈关系上看，相对于博弈论中合作式最优策略组合，政府与企业间的税收博弈则是一种“非合作式”博弈。企业合理避税与税收部门间的博弈可根据“纳什均衡”理论进行分析，在企业合理避税与政府税务部门的策略选择组合中，两个参与者都面临当对方不改变策略时，自己的策略是最优的。在纳什设置的博弈均衡点上，无论是企业还是税务部门都不会有单独改变策略的冲动。如在表1中，企业与税务部门都不了解对方的具体行动。将企业不避税与税务部门不查处设置为“1”，将企业合理避税与税务部门反避税设置为“0”，将负收益设置为“－1”。企业与税务部门两者则拥有“不避税”、“合理避税”、“不查处”、“反避税”四种状态，在表1中，每个元素均由两个数字组合而成，分别代表两个对抗者的收益。从表1中可以看出，当企业与税务部门坚持不避税与反避税时，面临的结果只能是0、1或－1，而当两者选择合理避税与反避税时，各自收益为“0.5”，才是最为互惠的策略组合，最终形成帕累托最优策略。
三、基于博弈论基础上的企业与税务部门的策略选择
通过帕累托最优策略可以得出结论，企业以追求税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必须从自身出发，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做好合理的避税，税务部门要不断加大反避税力度，加强相关制度、法规的建设，调整税收筹划空间，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才能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一）企业
企业要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加强合理避税。首先，要在充分纳税筹划的基础上，除可在沿海口岸等地区利用“保税区”进行合理避税，还可以探索利用区域经济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内陆地区“避税港”进行合理避税。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税收政策逐渐收敛。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政策的出台，在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新的经济开发区、技术合作区大量涌现，这些都成为企业新的“避税港”，企业可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获得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次，可以利用国家的投资导向来安排合理避税。近年来我国税收优惠政策逐步由区域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演变为产业引导和宏观调控。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制造业大受影响，出口额锐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成为国家鼓励的投资方向。传统的高耗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化工、钢铁等）增加了相关的税收，以达到抑制产能过剩的目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未来的趋势，低碳、环保、清洁能源产业成为新的税收优惠产业。针对这一现状，企业可以通过进行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以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第三，虽然新税法在关联企业转让定价、资本弱化等方面有了严格规定，但企业仍可在新税法允许的情况下利用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政策等策略组合来进行合理避税。在“独立交易”原则下，与税务部门充分沟通协调的基础上，合理使用转让定价方法，在限定的扣除比例内进行税费的筹划。在资本弱化的使用中，可在坚持权益资本和借贷资本在1:1比例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进行纳税的筹划。例如：企业可把投资方向转入内地免税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低碳产业，保持一定的权益资本与借贷资本比例，在税务部门预定价的基础上对劳务、原材料成本进行适当的调整，以获得最大的节税收益。
（二）政府
一方面，税务机关要认识到企业的合理避税是企业的正当理财行为，纳税人的节税动机与税的征收是一对客观的矛盾，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企业的合理避税。首先，政府要从引导产业方向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为纳税人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其次，要在法律方面明确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划清合理避税的界线，使纳税人避税有法可依。第三，税务机关要贯彻好我国的税收分配公平与效率原则，主动对合理避税手段进行督导。
另一方面，税务机关要强化对非合理避税的制约力度。首先，针对企业关联转让定价、资本弱化等传统避税手段，要加强关联企业的举证责任，审慎企业是否属于“独立交易”，重点做好外资企业转让定价的监管。充分发挥好海关、工商等协税力量进行避税的监督，审查企业避税的“合理性”。针对资本弱化，虽然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了关联方与企业的债权性、权益性投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利息支出时的计算方面内容，但仅限于“关联企业”之间，很容易造成企业通过负债经营的方式进行避税。因此，我国应借鉴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在核实企业的债权性与权益性融资额基础上，将企业不符合“独立交易”的债权性融资利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后进行扣除。同时要设定债权性与权益性融资的最低比例标准，而不是通过笼统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定。在比例设定时要采取“差别化对待”的原则，对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比例标准。同时，税务机关要建立与商业银行的合作联动机制，争取银行的支持，共同对企业避税行为进行监管。其次，针对目前逐步炙热化的电子商务避税，应加快电子商务避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制定相应的反避税政策。实施电子商务备案制度，规范纳税人的网上行为，对其网上交易进行详细规定，监督网上交易。为每个网上交易的企业设置税务备案号，要求电子商务的企业按时对相关网络交易材料进行申报。将电子商务嵌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税种，完善现行税法。完善会计法、经济法等法律，大力开展电子商务纳税审计，对纳税人的商务流通、支付、会计系统进行实时审计。针对电子商务交易，税务部门要及时与网络支付组织（如：支付宝）进行沟通与协作，共同对电子商务行为进行监督。
总之，企业与税务机关作为不同的决策体是一种非合作式博弈，只有当两者同时选择合理避税与加强反避税时，才能形成帕累托最优策略。企业要在纳税策划的基础上及时与税务部门进行协调，充分利用好国家区域经济、投资导向等相关优惠政策，在税法允许范围内选择合理的资本弱化、关联企业成本转让等避税方式，达到节省税款、扩大税后利润的目的。政府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划定合理避税界线，在反避税的前提下加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引领产业发展方向，最终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伟.国际转让定价：利益博弈与税制安排［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4）.
［2］ 王娟.我国国际反避税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11）.
［3］ 张岚.论避税的法律规制［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11）.
[关键词] 博弈论与旅游学 价格战 对策
一、博弈论及旅游价格战的博弈模型
1.博弈论与旅游学。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games theory)，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它较好地解决了对竞争等问题的可操作性分析，近年来不仅成为经济学中激荡人心的一个研究领域，也为其他许许多多包含竞争现象的问题提供了精细的分析技巧。随着博弈论在各学科中的普遍应用,旅游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应用博弈论方法进行分析的探索。
2.旅游公司价格竞争的博弈模型。价格竞争是行业重复建设、对行业总体市场容量过度乐观、企业数量发展过快的结果。近年来，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 旅游的产业规模急剧膨胀,旅游公司数量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旅游人数的增长幅度，从而造成供求失衡。旅游公司为争夺市场份额,纷纷把降价作为争夺客源的主要手段。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降价是企业的合理选则。现用博弈模型分析如下，假定在旅游市场有两家经营同类产品的旅游公司：a和b，还假设他们同时行动，并只有两种选择：降价和不降价。从而得到表1的旅游价格战博弈模型：
（r——对双方合作的奖励，p——对双方背叛的惩罚，s——给笨蛋的报酬，t——对背叛的诱惑）
运用画线法可求得该博弈的得益数组（420，420）所对应的策略组合（降价，降价）为本次博弈的纳什均衡。wWw.133229.cOm由于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虽然双方选择（不降价，不降价）要比降价好,但是参与博弈的双方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每一方都不能保证对方会不降价而自己也采取不降价来共同分享利益,为防止对方降价而自己不降价给自己带来损失的情况发生,最终双方选择的是均采取降价的纳什均衡（420，420）。于是你降我也降，你再降我也再降，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价格大战越来越激烈。这从博弈角度说明了价格竞争的必然性。
实践证明，即使公司能够签订都不降价的行业自律协议，也是无法有效避免降价竞争的发生。因为策略组合（不降价，不降价）不是纳什均衡，行业自律协议不具强制性约束力，即使在短期内能够维持在脆弱的自律平衡状态，机会主义或其他因素也会很快将此不稳定均衡状态破坏掉。这在博弈理论中已有严格的证明。
二、应对旅游恶性价格竞争的对策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方式，特别是在供需失衡的行业中，当供大于求时，价格竞争将更为激烈。然而过度的价格竞争对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以下对如何避免过度价格竞争做一探讨。
1.通过改变博弈模型的结构消除过度竞争。据前所述博弈模型，旅游公司之间的价格战博弈只要符合两个条件:1）t>r>p>s；2）r>（t+s）/2，各公司的最佳选择都是该博弈唯一最优的“纳什均衡”（降价，降价）。要避免出现旅游恶性价格战，可以通过改变博弈结构，使博弈方的收益值不再符合该博弈模型的两个条件。
一种方法是博弈双方主动改变博弈策略，将公司目标从“收入”调整为“利润”。以表1的旅游价格战博弈为基础，根据旅游业的特点，不妨假设选择“不降价”策略时，旅游企业的利润率是30%，选择降价策略时，旅游企业的利润率是20%，则得表2。
以利润为目标的旅游价格战博弈不再符合原博弈模型的两个条件，博弈的最终结果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唯一的（降价，降价）。其中纯策略纳什均衡通过划线法容易找到为两个，即（150，150）和（84，84）。目前博弈论界正在研究表2所示的（不降价，不降价）这样的最优纳什均衡出现的条件和机制，一旦找到，就可以为避免恶性的价格竞争提供一条途径。由于其中的研究颇为复杂，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种改变改变博弈结构的方法是旅游监管部门作为新的当事人参与博弈，也有可能会使旅游公司避免出现恶性价格战。但这需要旅游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力度，对降价的公司给予足够大的惩罚才能奏效。
2.持续创新同样是旅游行业获得较高利润，避免过度竞争的有效途径。旅游企业可通过开发特色旅游新产品而避免产品雷同。比如近几年的老年旅游市场的开发；以高中学生为对象，在假期举行的高校游；以各种兴趣为对象的摄影游、徒步游、探险游等。
3.除此以外，政府还可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硬化企业投资约束，从而消除产业过度进入，达到供求平衡，避免过度竞争。
总之，这些策略需要旅游企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及自身实际情况适时进行创新、调整和选择。
参考文献：
[1]曹建海:过度竞争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 风险分析 博弈 风险规避
一、增值税纳税筹划之风险分析
纳税筹划风险，是指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出现，使得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过程中实际获得的收益与期望收益产生的差异，从而形成的不确定性。现代服务业正处于“营改增”的转型过程中，对增值税进行纳税筹划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各种难以预测现象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进行不断加剧，使得纳税筹划风险增强。结合目前现代服务业所处的税收法律环境，其不确定事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增值税税收政策掌握不透
“营改增”之前现代服务业企业缴纳的是营业税，“营改增”后，改为征收增值税。营业税征收条例和增值税条例在课税对象、纳税时间、发票使用及管理机构等方面均有重大差异，那么原来习惯按营业税征收条例进行纳税处理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是否适应了增值税的税收条例规定？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营改增”范围的逐步扩大，目前的增值税条例也会不断地修订，这更增加了现代服务业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的难度，如果没有及时关注政策的变化或对国家的法律法规认识不到位，这种风险会加剧。
2、增值税纳税操作不熟练
纳税筹划本身就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活动，是在税法和相关政策的边缘上操作。现代服务业企业处于“营改增”过渡性阶段，对这类企业的某些涉税交易事项，税法规定不是很明确，再加上税务筹划人员自身能力水平的制约，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纳税人难以适从。如增值税税收优惠，为了平稳推进“营改增”政策，减轻现代服务业企业的税收负担，现行的增值税条例中规定了多个免征增值税项目和即征即退增值税项目，同时为了避免因减免税而破坏增值税抵扣链条环环相扣的完整性，均规定了享受这些优惠政策的条件。为此，企业纳税筹划人员必须睁大双眼，仔细研究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避免因政策的运用不当，丧失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同时也不要因纳税操作不当，造成因小失大，顾此失彼的现象。
3、纳税人身份的选择将对企业经营产生的波动
现代服务业企业纳入增值税纳税范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纳税人身份的选择，如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身份界定，其税率明显提高，由于可以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产生进项税额的抵扣，减少应纳税额。但对人力成本比重较高的企业，如文化创意企业、物流企业、咨询公司等，其进项税额相对较少，出现了税负增加的局面。而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其税负由于这次“营改增”的实施而大幅度降低。为此，很多企业采取“一分为二”的方式，将企业分立成两个小规模纳税人，来规避税负的增加，但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如果希望通过纳税人身份的选择降低税负，在筹划过程中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充分结合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为了实现某种筹划目的，使企业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导致得不偿失的后果。另外，随着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政策法规的变更、经营规模的变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因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将影响着纳税筹划方案的实施，进而企业将面临生产经营上的风险。
4、征纳双方的认定差异
我国法律条文，对相关涉法事项起的是指导性作用，税法同样如此。对增值税条例中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为的行为，税务部门和纳税企业间会存在认定偏差。如税务部门站在维护国家税收的角度，对税法的理解更多地偏向如何加强税款征收方面;而企业是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对有关税收条款的解读会倾向于降低企业涉税风险或有利于纳税处理方面，两者立场不同，征纳双方对某些事项的认定必将产生差异，增加现代服务业企业纳税筹划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设计的纳税筹划方案，最终能否顺利实施，筹划行为是否真正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的认定。当然，不能否认由于个别执法人员的个人素质或某些因素的问题，出现因税务执法偏差而加大纳税筹划失败的风险，甚至被误认为是偷税漏税而受到严厉的处罚，不但达不到节税的目的，还将对企业造成名誉和经济上的损失。
5、纳税筹划成本和预期收益一时难以确定
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要考虑其成本与效益间的关系，纳税筹划也同样如此。现代服务业企业由原来“营业税”纳税人变为“增值税”纳税人，之前的纳税筹划方案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为适应这种改变，企业均重新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成本、时间等，以制定新的筹划方案。当然新的方案能否给企业带来预期收益、或收益微薄不足以弥补为此付出的成本、甚至由于欠成熟考虑，导致筹划失败，引起更多的成本、损失的发生，这些均需重新认定，但要经过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确定下来，这也是增加增值税纳税筹划风险因素之一。
二、纳税筹划中的风险博弈
如上所述，现代服务业企业在增值税纳税筹划过程中，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纳税筹划活动具有风险性。有些筹划活动的风险在遵循目前的税收政策前提下是可以掌控的，如利用税收优惠，但随着国家税收政策、企业经营活动的改变会产生变动;有些筹划活动对纳税企业而言，是难以掌控的，需要税务部门进行鉴定认可的，如转让定价活动。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企业的纳税筹划是一项即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又要兼顾征纳双方利益的一种博弈活动。那么以博弈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博弈模型的方式帮助现代服务业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可借鉴的策略。
1、企业与税务机关博弈的模型
基本假设：
（1）模型当中的双方均为理性的“经济人”，即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税务部门追求的目标是税收最大化。
（2）企业所处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即不受外部环境的干扰。
（3）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成本是可以预计的，包含了C1―直接成本（为进行纳税筹划发生的显性成本，如培训费等）;C2―机会成本（因纳税筹划而放弃的潜在利益，如分拆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而丧失一般纳税人的权益）;C3―风险成本（纳税筹划失误未实现预期的收益或选用方式不当而承担的法律责任，包含C31―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成本和C32―可能被税务机关定为偷税产生的罚款等）由于假设外部环境不变，所以C31=0。
（4）R―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后节税数额;C0―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检查成本。
双方的策略：企业可供选择的策略是筹划和不筹划;税务部门选择的策略是检查和不检查。
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
说明：图中括号表示为（企业收益，税务部门收益）。
分析：从企业角度而言，当不进行纳税筹划时，税务部门检查与不检查，产生的收益均为零;当进行税收筹划，而税务机关不进行检查时，企业的收益为R-C1-C2;税务机关进行检查时，若被认定为偷税行为，企业的收益为0-C1-
C2-C32;若认定为合法的纳税筹划，则企业的收益为R-C1-
C2。
影响：税务部门是以税收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当企业对纳税进行筹划或不筹划，对税务部门的收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图2所示。
由于企业在纳税筹划过程中，收益的确定及税务部门自身收益的大小均与是否进行纳税检查有关，设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为P，则不进行检查的概率为1-P。通过图2，可得：当（-C0）×P+0=（C32-C0）×P+（-R）×（1-P）时，税务机关得到最优解。此时可计算出P=R/（R+C32）。
结论：若现代服务业企业有充分的把握确定自己的纳税筹划经税务部门检查不会被认定为偷税的话，则进行纳税筹划以获取筹划收益为Y=R-C1-C2;若企业认为自己的筹划活动有可能被税务部门认定为偷税行为时，只有当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小于或等于R/（R+C32）时，进行税收筹划才可能避免风险;若概率大于R/（R+C32）时，最好的选择是按规定办税。
2、企业与外部环境博弈的模型
在上述中，假定了企业的外部环境是稳定的，但实际当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税收制度及企业的经营活动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变化，因此，企业进行纳税筹划势必应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为此博弈双方则为：外部环境和企业;策略选择为：外部环境：变化和不变化;企业：筹划和不筹划。博弈模型如图3所示。
说明：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C31不等于0;但不考虑税务部门的检查因素，所以C32=0。
分析：环境因素的变动对企业而言是不确定的，但可以预计其发生变动的概率，假设为P，环境不变的概率则为1-P。企业如想通过纳税筹划获得预期收益，其收益值为Y1=（-C1-C2-C31）×P+（R-C1-C2）×（1-P）;企业不进行筹划的收益为Y2=0。当Y1≥Y2，即（-C1-C2-C31）×P+（R-C1-C2）×（1-P）≥0时，得：P≤（R-C1-C2）/（R+C31）。
结论：当企业认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概率小于或等于（R-C1-C2）/（R+C31）时，企业才会选择进行纳税筹划，此时的收益R-C1-C2。
三、增值税纳税筹划之风险规避
通过博弈模型的建立及其分析，纳税筹划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制定筹划方案时，要从企业的发展策略、经营环境、风险评估等角度，结合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地制宜地设计具体的筹划方案，开展有的放矢的纳税筹划活动，降低筹划风险，谋求筹划收益。
1、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是指企业的基本情况、经营业务、人员素质等情况。企业的基本情况会影响到增值税纳税人的身份选择，但如果企业已经达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那在增值税纳税筹划方案中无需考虑纳税人身份选择的事项，因为根据国税发[2005]150号规定：“凡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税务机关应当按规定认定其一般纳税人资格，对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不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要追究经办人和审批人的责任”。为了平稳推进“营改增”制度，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现行增值税条例针对“营改增”企业，制定了很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想采用税收优惠条款进行纳税筹划，那么必须看清楚企业的经营业务是否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形和范畴，如果没有而强行为之，无疑加大筹划的政策风险，导致C32（被税务机关定为偷税产生的罚款成本）增加。
当然纳税筹划过程更应考虑人的因素，人员的素质和处理紧急事务的应变能力会直接影响到纳税筹划的效果。随着“营改增”范围的不断扩大，会有更多的增值税实施细则出台，现代服务业企业要与时俱进，加强对财务、税务筹划人员进行的培训，学习税收政策的最新动向，了解增值税抵扣链条延展情况，从而挖掘筹划空间，拓展筹划手段;企业也可以从外部聘用专业化的筹划团队，丰富和优化筹划队伍的结构，结合企业经营环境，制定切实可行的筹划方案，力争将风险降到最低水平。
2、外部因素
包括信息沟通、涉税事项的关注、风险评估及监控等方面。
（1）信息沟通。从前面分析中得知，纳税筹划始终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博弈，主要表现为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税务机关在博弈过程中占有一定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在制定筹划方案过程中，涉及到可能因征纳税双方之间的认定差异，应及时、尽早与税务机关沟通，得到他们的认可，并且与税务机关的关系越亲近，得到的信息量就更多，企业制定的纳税筹划方案越具有操作性。当然企业间内部信息的传递是做好纳税筹划的前提，企业应将制定好的纳税筹划方案，及时传递给各有关执行人员，执行人员将执行后的意见和建议再反馈给制定者们，做到信息间向下、平行和向上传递顺畅，是做好纳税筹划工作的前提保障。
（2）涉税事项的关注。纳税筹划本身就是对涉税事项的一种预先安排，当相关事项变化时，纳税筹划方案也可能随之变化。如“营改增”前勘察设计单位是按5%缴纳营业税（价内税），“营改增”后则按6%缴纳增值税（假设为一般纳税人）且为价外税，如何与对方签订合同才能保证企业税负不增加是勘察设计单位纳税筹划方案首要考虑的问题。
（3）风险评估及监控。风险始终存在于纳税筹划整个过程中，并对纳税筹划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应合理地评估筹划风险。根据增值税的特点，当价格、增值率、税率及成本等方面发生变动时，均有可能影响到企业应纳税额的大小，在制定纳税筹划方案时，应考虑这些因素变动的可能性或变动幅度，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在实施筹划方案时，要随时注意企业的实际情况与制定纳税筹划方案时的条件进行对比，并观测其变化，判断其是否会影响到方案的可行性或最优性，是否有替代方案可供选择。将这些纳入企业实时监控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纳税筹划风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增强方案的执行力度。
总之，“营改增”政策的执行对现代业企业进行增值税的纳税筹划提出了新的挑战，应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密切关注税法的变化，加强与税务部门和沟通与联系，综合分析企业内部、外部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纳税筹划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筹划目的。
【参考文献】
[1] 李嘉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企业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4（1）.
[2] 张磊：基于契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税收筹划研究[J].上海商学院，2008（1）.
论文提要：纳税筹划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企业来说，通过纳税筹划可以减轻纳税负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运营资金总量。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发挥国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达到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目的。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纳税筹划的主体和目标，明确纳税筹划的深层空间，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纳税和征税分别成为企业和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层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政府间税收协调博弈也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国家和政府来说，纳税筹划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为国家和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从微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业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如何来实施纳税筹划，还是要取决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获资金时间价值；实现涉税零风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企业越来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从纳税筹划的主体角度来说，完全是站在减轻税负和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来考虑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筹划目标。
（一）直接减轻税务负担，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避税、节税，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盈利机会。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税法规定范围迟延支付的税款进行投资，获取比资金时间价值更高的投资收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收益概念；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上，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善于打“时间差”，合理调度应交未交税款，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目标服务于财务管理最终目标。
（三）实现涉税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处罚，即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风险。为了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我国税务机关引进了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比如减少对纳税人的纳税检查。纳税人要充分考虑税务机关对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在既不影响本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又不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双重目标下进行纳税筹划，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从宏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法律、法规是税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税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在农村和农业税收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低税、轻税政策，并且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在关税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产品的税率；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税收政策等。国家和政府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也就是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及各级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也是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包括国家政府与企业间、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博弈。
（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无非是想少交税，而政府与其对立的是增加税收收入，想尽办法在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提高税收收入，同时进一步鼓励竞争，力求实现公平税负，优化税收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到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对立的两端很难达到共赢，但是随着税收体制的改进和企业纳税意识的强化，必定能达到更好的博弈结果。
（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通常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税收收入摩擦时，国家政府必然会为了本国的税收利益与另一国周旋，所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反倾销，其目的除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外，很大层面上是为了维护其财政税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一些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收入产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税收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落户当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兴起的总部经济。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当地来增加税收。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了相应的利益。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我国实行国税和地税分家以来，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头戏，提高其税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业绩。尽管为争夺资源而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税收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但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税收竞争也有政治动因，主要表现在地方财税部门要面对来自中央部门和企业的压力，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会以其他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作为比较基准游说财税部门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首脑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态。例如，由于出口退税政策采用国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税，在出口退税率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出口退税额，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观上看，税收筹划的博弈将税收政策推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层面，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税收政策，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倾向，且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筹划的提出
近年来，出现了税收筹划新领域：政策性筹划。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性筹划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一种融合，是纳税筹划的一个崭新课题。政策性筹划刚刚起步，还有相当大的筹划空间，两大主体也有更多的可以改进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间的融合会更进一步，纳税筹划目标会更加明确和和谐。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蔡昌，李梦娟.宏观视野下的税收筹划[J].税务纵横.2003，8．
[3]侯振宇.纳税筹划的目标辨析[J].财会月刊.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