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范文
时间：2023-10-24 17:34:45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1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哲学有着生死相随的紧密联系。哲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确立了一般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彻底的、实践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一般性原则。
一、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哲学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在劳动实践中与自然界和其他人发生相互联系，形成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因素。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研究人在劳动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人的劳动实践，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因而社会科学也存在一般性原则，并且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则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科学立场。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社会科学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1.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精神与物质的本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精神是由物质所派生的。在现实社会中，人是以劳动实践区别于动物而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劳动实践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观点：第一，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状态；第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为社会科学树立了第一个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即唯物主义原则。
2.社会科学研究的辩证性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并且不断运动变化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虽然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质派生，但是精神反过来也会影响物质，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反映在在社会历史中就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第二条基本原则，即辩证性原则。
3.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与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3]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实践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诀就是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三条一般性原则，即实践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性原则统一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强调物质对于人的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辩证性原则强调社会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实践性原则贯穿于前两种原则之中，成为这两种原则融合统一的基础。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社会历史，都是因为人的劳动实践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劳动实践，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因此，离开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都将不存在；有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具有统一性，统一于人的劳动实践。
二、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方法论基础――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发展观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整体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指导。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即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不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而社会历史观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作为选择方法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唯物论、排除主观先验论；才能从特殊中把握普遍性、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本质规律；才能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辩证统一。整体观是指从全局考虑问题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客观事物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结构体系，包含着物质多样性、丰富性。因此，作为反映这一整体性的人的观念有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系统、整体与个别、全面与片面等哲学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能以整体之中的某一局部、某个层次或系统中的某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研究同时遵循着整体性原则。发展观是指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有规律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为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和运用这些原理时的基本规范，实际上就从方法论上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56-57.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2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着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着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着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着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颜佳华.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5).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3
关键词：哲学；体育与哲学；体育哲学；综述
体育哲学是所有体育学科研究的基础，也是重要研究内容。把体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系统研究则是近五十年的事[1]。过去对体育哲学研究集中在表层上把体育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区分；对体育哲学的概念、体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和体育学科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尚未进行明确的界定。本文就体育哲学尚待商榷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综述。
1.相关概念的阐释
1.1哲学
哲学[2]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热爱智慧”。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1.2体育哲学
体育哲学是以一般哲学为指导、以体育实践和体育具体学科为基础，从宏观上研究体育的基本问题和矛盾关系，揭示体育深层次本质及其辩证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体育观、体育认识论、体育科学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体系。
1.3体育与哲学
体育与哲学，是指“体育”与“哲学”两个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体育哲学，则理应是指一个冠名“体育”的哲学分支。是“体育与哲学”非“体育哲学”，这一字之差不仅反映出认知理念上的歧异，也决定了两个词组孰得成立。
2.国内外研究概况
2.1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体育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批判“体育超前论”、增强体质过时论、“体育多功能决定论”和“体育的文化决定论”开始。1981年6月，首届体育辩证法学术会在沈阳体育学院召开，主题是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体育领域和有关体育方面问题的研究。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哲学向现代化、应用化发展[2]。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各类体育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思辨文章，涉及了体育的本质、体育与运动、体育与娱乐、体育与竞技的关系问题，在探讨各自属性、功能和发展规律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澄清了“体育即运动”或“运动即体育”的错误观念[3]。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体育哲学研究走入了低谷，造成这种现象既有体育哲学学科自身的原因，又有外部原因。体育哲学走向低谷的自身原因是，目前我国体育哲学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基础理论比较薄弱，并且与我国体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结合不够紧密；外部原因是我国体育界还存在轻基础理论研究。
2.2国外研究概况
二战前，西方体育哲学的研究主要和教育哲学的研究相结合，并把体育社会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的问题也结合在一起进行。德国体育哲学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涉及运动员的心理因素，他们劳动的社会价值、体育活动与不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六十年代以后体育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方法，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体育哲学著作的标志。一部是美国体育哲学家齐格勒在1964年写成的《体育、保健、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一书，简称《休育哲学基础》或《体育哲学》[5]。另一部是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帕尔・维斯于1969年撰写的《体育哲学探讨》一书。这些著作体现出体育社会科学群学科已经开始分化，体育哲学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的特征。
七十年代，体育哲学有了新的发展。科学哲学侧重了从认识论和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方面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加强了以体育科学为对象的研究，对体育的本质与特点；体育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律性与体系结构；及体育发展中的其它一些理论问题也都作了进一步的哲学探讨。1972年，由日本体育大学教授阿部忍著的《体育哲学》一书，对当代各国体育哲学研究都有较大的影响[4]。八十年代后，欧美各国体育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下列几方面的情况：1）加强了对体育运动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2）有关体育哲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3）国外体育哲学加强对体育理论问题和体育运动中的实际问题的研究[2]。
3.当前体育哲学主要的研究领域与热点问题
体育本体论问题：通过哲学的思维和方法对体育的本质和中心的探讨，是学术界长期争论却一直没有定论的课题。体育伦理学问题：以揭示体育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体育美学问题：研究体育运动过程中美的发展和规律。体育价值问题：主要以是否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及其价值的质和量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4.体育哲学中有待商榷的问题
4.1体育哲学概念的界定。“体育哲学”一词，在各国体育界运用时通常指下列几种情况：一是把它作为体育的指导思想、宗旨、哲学观点等涵义来解释和运用第二种是有的人有时也习惯于把体育哲学一词泛指体育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第三种则是把体育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来研究和运用。
4.2体育哲学的学科性质。一种看法认为体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体育科学之间的中介，对休育运动及体育科学起指导作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体育哲学是应用哲学，运用哲学的方式不断讨论具体的体育问题。第三种看法，体育哲学是科学哲学，体育哲学是体育学学科结构中的基础学科，是人们对体育总的看法和理论体系[4]。
4.3体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体育哲学，是体育科学的学科之一，以一般哲学为指导、以体育实践和体育具体学科为基础。但是两者之间的深层次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如何更好的把两者结合起来为我们的体育所用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5.结语
体育哲学的定位反映了我国体育哲学研究发展的足迹。但目前体育哲学仍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需要进一步对体育哲学的进行学科定位及学科属性的界定。体育哲学迫切的需求在理论奠基、前后一致的思维程序、新颖明晰的语言表达、思想系统化等方面研究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谭军.体育哲学浅议[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6，16（2）：51-52.
[2] 龙天启.体育哲学研究概况[J].四川体育科学学报，1987，4：6-8.
[3] 卢元镇主编.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08：78.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4
哲学的研究成果必须与相应的学科领域结合在一起，并且要求对该学科领域研究的推进具有学术积累与学科建设意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固定于一定的学科领域，在问题与学科领域之间原本没有一一对应关系。问题是真实的，但学科领域常常是设定的，问题的形成是实践的产物，它并没有、也不可能遵循领域既定的规则，但人们会时常把领域看成是一个确定的东西，而且在这样看时，常常有一个所谓学科领域的依据。目前在某些哲学研究领域的确存在一种研究倾向，即在对问题进行研究时，过于将问题学科化，甚至于削足就履，把问题处理成学科领域所要求的样式，但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其意义显然就要大打折扣。同一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甚至超出哲学学科进行研究，而且，重大问题之所以重大，恰恰就在于涉及到哲学的全部问题，并由此带动不同哲学领域、甚至于整个知识学科研究的深化或创新。有些新的重大问题的提出，往往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学科领域。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到近代哲学认识论，再到随着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状况的重大变化而形成的诸多哲学领域，本身也见证了由问题到学科领域的凝结与提升。
我国现行哲学学科乃至整个理论学科的学科制度安排模式及研究范式，亟待进行一场全面的反思及调整。我国的哲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八个二级学科，上述八个二级学科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如何系统性地体现出与哲学的关系？都是难以说清、也不可能说清的问题。哲学就是哲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领域，如形而上学、知识论、价值论、社会理论，等等，对任何一个领域而言，不同的哲学思想及学术都是向它开放的，研究者也应当享有获得相应哲学思想及学术的权力——至于能不能做到，则属于研究者的兴趣与能力了，但目前，相应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总是与某一二级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某人的研究领域，在同仁心目中总是首先与他（她）所从属的那个二级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领域被完全二级学科化了，从而既失去了哲学的整体性，也失去了应有的跨学科性。应当说，时至今日，我国哲学界的学科壁垒现象仍是相当严重的，某一二级学科领域的专家，一旦涉足另一个二级哲学学科，往往会陷入学科认同麻烦，通常会被看成是“不务正业”而受到本二级学科领域专家的轻视乃至蔑视。但事实上，这种二级学科式的哲学研究模式，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哲学研究的总体质量与水平，也影响到哲学学术成果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由相应的二级学科设置，来确定研究领域，的确是中国的特色，这种情形据说在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整合以及研究水平。但是，由于这种学科划分结构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并与既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深深地牵扯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道理与利益向来是两回事，道理是“讲得通”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但一旦与利益挂钩，大概也就“行不通”了，因而也只好“将就”既定的利益机制。
哲学研究领域难以从量上确定，这正是由问题的杂多性决定的。由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刺激而形成的诸多哲学领域的活跃，应该说是当代哲学的特征。相对于当代哲学林林总总的领域，传统哲学的领域显然要单纯得多，这是由整个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决定的。但现在看来，问题丛生的现时代带来的难以计数的哲学领域，同时也是当代哲学的一个症候，是当代哲学失去自我把握、理解与引导能力的病症所在。
一般而言，一定的哲学领域包含这样几个要素或内容：问题意识、哲学资源及方法的利用与整合、哲学信念的论证或调适、对问题本身的求解。问题意识是贯穿始终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领域的具体理论结构与环节中，作为前提性与求解方向的问题往往是隐性的和不在场的，因为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在场会干扰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过程。问题总是具体的，并带有意向性与倾向性，但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却要求理性推导与必要的抽象，并保持适当的中立立场。有些领域哲学研究之所以难以让人心服，问题就在于被过多的问题及情绪缠绕，其研究既难以使问题本身得到清理，也难以形成一种解答问题的方案，不仅如此，最后从“学术”层面摊开的“问题”远比“问题本身”更复杂。这里面同时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看似中立的理性推导与思维抽象，实际上隐含着一种超越于问题层面的旨在解决问题的思想信念，一种好的哲学，不仅要提供理解问题的方法，还有义务提供解答问题的信念，但如果过多地沉湎于问题的复杂性与不可理解性，就可能出现上面这种糟糕的情形，即从理路与信心两个层面封住了问题解答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和令人失望的研究路数，是不应该提倡的。业内人士常常讲，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只是强调了问题的重要性，看来，能够解决问题、甚至至少从问题的提出及剖析向问题的求解开放，同样是值得重视的。人们经常批评某些哲学常常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看来应当引进业内人士的足够反省。
由一定的问题意识引导的领域哲学的背后，都包含着一定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硬”的内涵或结构。在这里，传统哲学的经典领域与现代哲学的复杂领域之间构成一种内涵上的关联性，问题是通过领域支撑起来的，而领域又是建构在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应有的关联之上的。这对于现代繁杂的领域哲学的兴起提出了实质性的批评。一个时代的问题多多，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哲学问题，即理性的时代际遇问题。而现时代诸多领域哲学，其实也是一样，我曾提出，目前哲学界诸多领域哲学之间虽然使用了不同的称谓形式，并且都蕴含着这一时代特有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但在话语与概念操作系统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邹诗鹏：“‘领域纷呈’与‘家族相似’”，《学术界》2002年第2期）。实际上，在更大的程度上讲，诸多领域哲学，都可以归结为这一时代形而上学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性社会与文化处境下的不同体现与运用形式。
领域哲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的繁荣，而且，应当承认，最近这些年来哲学界出现的诸多哲学领域也都有其兴起的问题背景及学理依据。但是，看来，没有、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新的哲学领域，声称确立了一个个新的哲学领域，恰如以前所说的创建了“××学”，甚至于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一样，恰恰表现了当代哲学的不成熟。而且，领域哲学的兴起，一旦与某种学科建设上的需要及其正当性关联在一起，必然会造成种种学术泡沫，于健康的学术研究及其积累有害无益。我们发现，更多的哲学领域，看来是夸大了所在领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价值，这的确是值得学界深入反省的。我个人近些年来一直在从事生存论问题研究，最初甚至也有建构一套生存哲学的设想，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到，我对生存论的研究，不过是通过生存论这一领域而展开的形而上学研究，或者说是对形而上学的当代境遇研究。所谓生存哲学，就是哲学本身，但哲学却不限于生存哲学。
当代哲学诸多学科领域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关联，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而是内在的和思想意义上的。一般而言，任何一个课题，都有该课题的“前史”，这是研究者需要充当重视的，也应当花足够的精力去整理和梳理。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史的追溯与训练工作是相当重要的，忽视不得。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并不是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存在一条可见的哲学史线索，现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但凡发现一个自认为重要的领域，都要花去相当多的精力进行哲学史的清理，好像不做这种工作，就显得没有学术价值。事实上，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许多研究成果中，对哲学史相关理论的考察，与论者本人关注的问题及领域，完全是风马牛不及，由此形成的东西，当然也就成了伪学术，害人也害已。应当说，大多针对现实问题的领域哲学研究，哲学史往往是不在场的，或者，要进入该领域研究，本身就需要反思和处理相关哲学史资源，并转换问题的思考角度，进而深入相应的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本身才显出学术含量与学科积累意义。
问题本身也是需要区分的，有现实的问题，也有理论的问题。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区分，但却有形式上的差别，有表现方式和层次上的差别。现实问题有其偶然性，体现着实存性，而理论问题则蕴含着理论把握或解释现实的问题性，并体现出理论发展本质要求的实然性；理论问题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映，同时也必须是一种提升。哲学的问题主要说来是理论问题，或者说是被一定的现实问题激活的理论问题，是融汇了现实问题的理论问题。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提醒甚至警醒着哲学家的工作，这意味着哲学家总需要对现实问题高度自觉，但这种自觉并不在于要时时刻刻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通过特有的方式实现的，这就是通过思考形而上学的命运反映时代的现实问题，这是哲学家的主业。因此，相对而言，哲学家这一群体对于现实问题的反映向来较迟钝，这种迟钝里面其实包含着哲学学科应有的沉静与从容。因此，大可不必抱怨哲学家们对现实问题“失语”，其实，如果哲学家们一窝蜂地关注和介入社会现实，倒真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当然应当鼓励哲学家积极关注现实问题，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现代公民社会，哲学家作为普通公民，而且应当说是具有较高素质与身份的公众人物，本身就承担着相应的社会参与义务与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公共参与变成哲学家的主业。实际上，大体上说来，哲学家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角度关注着不同的现实问题，而且，具体的关注样式也不一样，有的是直接的关注（甚至是直接介入），他们对现实的关注与他们哲学的“本文”工作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更多的还是间接的关注，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潜在的、不在场的，包含于字里行间，或者干脆在话语之外。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5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立法；制度法规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I)08-0039-02
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带来了繁荣发展机遇。近些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自然和社会规律、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和方式、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科学决策和科学发展、传承民族历史文化、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创建和谐社会发展局面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功能建设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基础研究稳步推进，应用研究蓬勃发展，对策研究方兴未艾。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景象。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新问题，从全社会的角度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要求、评价、成果转化等问题的认识还十分模糊，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影响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通过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立法，以便从制度法规层面确保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健康繁荣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从法规层面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地位和职能作用，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规范要求，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和管理体系，进而杜绝和消除学术腐败问题。
一、以法律法规形式确定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地位
社会科学立法管理体现了社会发达程度和社会管理水平，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国际化标志，发达国家都已经完成了这项社会管理工作。国际上关于社会科学类机构，都以法规方式定位为政府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专业咨询机构。例如，美国就以法规明确规定其社会科学研究会(SS―RC)的地位和职能是“对社会公共问题提供必要的专业科学知识”。与此同时，在对外交流中，国外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有专门的称呼定位，例如，美国政府就把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统一称为中国政府的“智囊团”(Thinking Tank)，这表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经被国际定位为政府的科学决策咨询机构。
国内学界对哲学社会科学立法工作很早就开始了深入探讨。学者刘白驹在1989年就率先提出了社会科学立法问题，并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社会科学立法的诸多内容。此后，很多学者和很多省份都对社会科学普及立法做了深入研究。江苏省学者于2006年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普及立法问题，贵州省于2007年初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争取科普立法，把哲学社会科学宣传普及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据不完全统计，云南、江苏、安徽、湖南、河北等省已经或正在起草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条例或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稿；一些省份已下发了社会科学普及条例。此前，国家颁布了我国的新闻出版法，从版权的角度，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作出了法律明确的规定。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对哲学社会科学立法问题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当务之急，我国应积极推进这项立法研究工作。
二、立法明确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
中共中央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作用作了明确的规定，把哲学社会科学确定为公益性的社会行业。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它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职能是党委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着服务职能不明晰问题，具体表现为：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决策中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重视不够，一些地方政府多年来形成了自己决策、他人论证的特点，往往只是在决策后才找专家学者论证其决策的合理性。所以，提倡科学发展和科学决策对地方政府的意义很重大。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往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在社会实践中反复检验，而相当多的地方领导在有限的任期内却急功近利地创造显赫的政绩，往往不会在任期内为了验证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正确性而冒险。再次，地方社会科学院在地方政府机构中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不是政府职能部门，这本身在客观上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很难直接参与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
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急需以政策法规规范职业操守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由于是对社会规律和人自身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规律认识研究，事关科学发展的基础，因此，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业规范要有明晰的法规要求。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着一些学者违背学术研究目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媚于世俗、热衷炒作的现象，更有甚者，丧失学术道德，学术失范现象、学术不端行为也时有发生，有的性质还非常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加强自我修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道德约束软弱无力，为此，需要建立健全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机制，制定处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四、以政策法规保护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产权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不仅能武装民族，还能形成创意性知识产权的经济效益，因此，拥有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产权是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健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产权制度，以法规保护我国的理论创新成果、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和学术安全。
随着我国事业单位改革不断深入，很多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被地方政府定位为社会公益性单位，参照公务员实行全额拨款。这体现对社会科学的重视，但同时有些省份也严格要求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进行各种创意性经营活动，成为纯粹非盈利性单位。这使其研究理论创新成果和哲学社会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无法实现产业化。现在中国社会分工中还缺少研究成果的普及应用推广部门。这导致很多研究成果无法直接应用或实现有偿服务，甚至无法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进而也无法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都是边缘化的贫困单位，靠政府全额拨款开展研究，如果自身没有权利进行研究成果的经营和产业化运作
活动，不仅影响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劳动的不尊重，束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效益的最大化发展。同时，在当今国际一体化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产权制度和对外交流合作法规，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很多研究成果面临着失去知识产权的危险，形成了社会科学产品和研究成果的安全隐患。哲学社会科学对外交流合作的和国家民族利益保障受到威胁，也容易引发学术文化安全问题。
五、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亟待以法律规章制度规范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也是各门学科进行研究可以遵循的最一般的方法论，除此之外，各门学科还要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工具。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大学科，本身就应该有符合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体系和技术手段。由于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忽视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探索和建设，重视学术理论观点创新、忽视研究方法的创新，导致我国哲学社会发展还普遍存在研究方法不规范、不科学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工具等方面不能科学操作，没有统一的法律和行业规定，特别是研究程序普遍存在不符合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要求的工作行为和评价标准，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影响国际学术交流、研究成果与世界接轨，直接导致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存在理论和实际脱节、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和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最大差距主要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这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与国际接轨存在的最大问题。所谓的研究方法科学主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活动要遵循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研究程序和使用业已证明是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当务之急，我们不仅要尽快实行国际标准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过程和结果(成果产品)的科学性，并以法规的方式确定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原则。实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形成国家和民族知识产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必然要求。
六、以法规方式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6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关注大脑神经生物活动到关注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从关注部分层面到关注全脑层面;从关注脑活动与行为的关系开始到关注动态考察脑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从关注脑和外在行为开始到关注‘基因和环境———脑———行为’。”［2］因此，由于认知神经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复杂性，使得对其的哲学研究也从一开始表现出差异。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和神经科学哲学(PhilosophyofNeuroscience)就成为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的两类不同称谓，而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为关注焦点和研究兴趣不同而被划分至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神经哲学，顾名思义，是以哲学的视野来审视神经科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和主题，或者说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给予哲学式的解读和讨论。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这种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尝试使用来自神经科学中的信息来探讨宽泛的哲学问题，包括传统上属于心灵哲学研究视域下的身心(mind－body)问题等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神经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也从客观上深化了哲学与神经科学二者研究之间的关联。基于神经哲学中的理论往往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发现基础上，这些理论往往内在地表现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诉诸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去解释感觉、知觉、记忆等精神现象以及语言的脑机制问题。通过肯定身体与行为的联系就将思想、情感等精神现象与物理性质的身体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脑损伤研究方法等实证研究就进一步地将认识论中的传统问题(如感觉、直觉、记忆、推理等)脑认知化，从而使神经哲学显现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这样一来，在研究基点上包括在观点和立场上自然地对立于试图依据心灵和思想去解释精神的唯心论、二元论以及功能论中的部分理论。当然，神经哲学的关注点仍然在于传统的主流哲学问题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质、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构成了神经哲学的主要内容，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被赋予了更多的有关神经科学的经验发现，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受到了相关神经系统研究成果的支持与限制。神经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学哲学的严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释神经科学的内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相比神经哲学来说要更加集中和收敛。随着神经科学最近20年来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成就，特别是受到最近有关脑认知发现的显著增加的鼓励，神经科学哲学开始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当中凸显出来，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的关注和介入。这一情景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过去的30年当中科学哲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局域性，关注点从科学行为的一般特征转换到具体的特定学科的概念、问题和难点上。”［3］另一方面，“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持续地关涉和影响了人文学科传统上所强调的问题，包括意识的本质、行为、知识和规范性，特别是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经验发现表明自然主义的方法可以在传统的哲学命题上得到详细的应用，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思考”［3］，这就为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打开了大门。由此，尽管传统的哲学包括心灵哲学的分析方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精神和主体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兴的神经科学哲学则更多地借鉴了来自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从而表征出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化的哲学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经科学哲学”与“神经哲学”之间的区分还可以由两个范式内探讨的问题加以区分。“如果说神经科学哲学关注了神经科学中的基本问题，那么神经哲学则关注了神经科学的概念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应用。这样，探索神经科学理论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适用范围，而检查神经逻辑综合症的应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体来看，与神经哲学主要关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相比，神经科学哲学则主要倾向于从有关神经科学内部提问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是神经科学的发现与解释?什么是神经科学的表征和解释机制?对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规范的方式给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经科学哲学就演化为一种对认识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说明，它将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给予支撑;依照后者，神经科学哲学就过渡为一种认识论的替代，尽管并非所有的认识机理都能够获得有效的建构。综上所述，当代神经科学与脑认知研究的蓬勃兴起在回答和解决人类认知功能机制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充实和支持了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以神经元和脑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就与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两种范式尽管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探讨人类认识机制的必然过程，毕竟相较于传统的拷问内心的心灵反思，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使得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直接看到大脑的认知活动，即大脑在进行各种认知加工时的功能定位和动态过程”［4］，而这显然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出现在哲学领域的直接推动力。这样，以心理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为基础、以思维和大脑结合的神经研究为目标、以心理和认知功能在大脑中实现为核心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和繁盛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关注问题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明显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鼓励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现则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人类探索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智能信息系统越来越高的需求，认知科学的诸多核心学科分支，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都意识到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出现的难点需要在统一的脑认知平台上加以解决。由此诞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充分汲取认知科学营养的同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问题和理论，而对这些理论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构筑起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1．认知功能定位。认知功能定位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凸显源自于最近20年来的神经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术。但是与此前的脑损伤研究相类似，神经影像研究同样遇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脑皮层中有许多不同的细胞群负责和控制不同的肌体，然而无论是脑损伤还是神经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种假设，即存在着单一的皮层区域和细胞结构控制和负责了有机体的某一种构成。但这一假设受到了诸多神经科学哲学家的质疑，认为其过分依赖于单一区域控制前提。他们认为脑处理过程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过程，大脑的绝大多数区域都涉及认知行为过程本身，而绝不仅仅只是局部区域，此前的定位理论不过是将功能与效果相混淆。应该说，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符合复杂论和整体论原则的，大脑的复杂认知过程绝不仅仅是各部位的简单堆积和组合，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定位理论确实先在地表现出了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思想，但是鉴于大脑研究的特殊性，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又需要将大脑进行适当的还原和定位，因此有关认知功能定位理论的争论也将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中长期存在下去。2．意识解释。意识问题是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但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和脑认知研究中，特别是有关意识的本质以及意识等同理论。一些哲学家认为意识经验是主观的，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的科学理解。但是这样一来，意识就成为一种无法得到解释的主观现象，而这显然就脱离了科学的讨论范围，甚至是哲学的。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一种等同理论，即意识等同于一种可解释的神经物理属性，而心理状态可以被视为特殊的物理状态。但如此一来意识的大脑处理解释将在大脑处理和意识经验之间留下“解释鸿沟(Ex-planatoryGap)”。也就是说，尽管心物相互作用问题得到解释，但是将意识等同于物理状态，并不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能够产生人的意识复杂性与意识经验问题。由此，如何看待意识的本质?是否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细胞分子的神经机制?意识仅仅是人的心灵产物还是一种综合神经反馈?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成为有关意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比如塞尔就指出，“意识问题研究首先需要探索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并去证实意识活动与神经事件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最后需要发展出包含若干法则的理论来说明神经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转化。”［5］3．大脑的计算与表征。有关将大脑与计算机对比联系的思想实际上在神经科学研究当中早有出处，20世纪30年代起计算神经科学就与人工智能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沃尔特•皮茨(WalterPitts)和沃伦•麦卡鲁(WarrenMcChulloch)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则发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皮茨和麦卡鲁的工作建立在神经元可以执行解释认知的逻辑计算的假设基础上，并使用神经元发展出用于计算的逻辑门(Logic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范式成为科学哲学家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最近，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神经计算与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纳了根据表征转换来假定计算定义的方式。因此，大多数关注计算与表征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有关表征分析与看待的问题。尽管在谈论问题上有所区别，但是可以将这些问题的关涉内容划分至三类:即，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以及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具体来看，“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就是指一个具有句法和语义学的神经系统如何得到建构?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就是指该系统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以其形式为基础各种表征如何相互作用?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够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内容及意义?”［6］4．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有关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问题目前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逐渐引发了争议。通常来说，这一解释机制主要分为两类:机械论与还原论。神经科学的机械论解释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论述构成部分及其行为如何因果性地解释了某一特定现象。与机械论的解释机制相比，还原论的解释机制就是神经科学中的另一个主要解释模式。神经科学中的还原论主要体现在高低层次间的理论与实体解释上，例如，用低层次理论解释高层次理论，主张高层次的“实体”只不过是低层次实体的组合等等。与机械论的因果性相比，还原论则更加强调了层次性，特别是强调了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转换与递归。但无论是机械论抑或是还原论，本质上都具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前者过分地强调了因果关系，因而忽视了导致行为的其他事实上的复杂性与非决定性，而后者则突出了层次性和决定性，忽视了高层次与低层次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还原过程中的遗失现象，因此如何理解当代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如何定位机械论、还原论以及新兴的动态系统理论，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趋待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论题。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认知功能定位、意识解释、大脑的计算与表征以及解释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重点关注了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意识在内的一系列神经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相继运用了诸多来自认知心理学、计算建模、动物实验技术、脑损伤定位、神经病学中的实证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大脑－心灵”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关注问题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的研究议题。比如，有关“解释”所引发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现象可以在神经科学中得到解释?什么构成了神经科学的充分解释?)、有关“理论结构”所引发的问题(神经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神经科学理论如何表征?)、有关计算、模拟与神经网络问题(计算机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拟大脑?模拟和解释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讨论中不绝于耳，它们在丰富该学科的理论议题的同时也对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7
【关键词】数学哲学；真理；发现问题；直觉
哲学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很难看懂其真正含义，哲学教材中大量的逻辑运算、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使非哲学专业的人士见而生畏，认为这些成果仅局限于哲学领域与自然科学没有关联，尤其与数学领域的研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作为一名数学专业教师，以前从未真正考虑过应如何研究数学，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最合理？因此在具体的研究教学工作中常会走一些弯路，甚至举步维艰.在认真拜读了许多哲学专著后，我对数学学科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意识到哲学指导下的数学研究和教学才是真正应该秉承的方法，以下是本人对哲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做出的一些思考和总结。
一、数学的定义和真理
由于数学的定义是数学学科作为整体对象引入的问题，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可能以自身为研究对象，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回答，但单纯以哲学的角度给出定义也不全面，因为数学学科与哲学学科毕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都不相同，因而还要结合数学自身的特点给出定义.从哲学的角度回答我赞同以下两种答案：1.林泉水在《数学对象的性质》中称数学是一门演算的科学；2.罗竹凤在《汉语大词典》中称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量的关系的科学.从数学学科的角度回答我赞同王青建在《数学是什么？》中称数学是研究数与形的科学.因此我认为数学的定义是一门演算的科学，是研究数与形的科学，特别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量的关系的科学。
有关数学真理的探究应该从数学起源开始，以希尔伯特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过分强调经验是数学的唯一源泉，他肯定地说：“每个数学分支中那些最原始、最古老的问题肯定起源于经验，是由外部现象所引起的.”坎贝尔认为：“数学理论假说的每一个重要术语，都直接地、分别地与经验确定的量值相关，数学理论的提出不只是实验定律的外延，理论家必须在可供选择的数学关系中挑选，这些可供选择的数学关系既蕴涵着定律，又呈现出与定律有某种类似的数学形式，”杜威认为：“主观经验是一切认识的本源，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不过是经验的不同表现而已.”我认为数学的来源，一部分来源于经验，主要是古代数学所研究的大部分内容，而另一部分高于经验，很难在自然界找到原形，现代数学大多数属于此类.如果经验真的是一切数学来源的话，数学也就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可知，数学的真理可分为两种：一种真理的证明必须以经验事实为根据，而另外一种完全不需要来源于经验，可以纯粹从逻辑规律出发运用一些数学思维方式得到，故数学中的真命题可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前者不需用经验材料证明真伪，仅靠逻辑方法即可证明其真假，而后者只能依靠经验材料证明真伪。
二、数学研究与哲学方法论的联系
尽管哲学与数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都大不相同，很多哲学家都明确指出“哲学不是数学，若用研究数学的方式去研究哲学将是非常可怕的，会导致哲学家们陷入迷途”，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指出：“哲学不是理论，哲学的任务在于描述，即使思想在逻辑上变得明晰起来的学问，哲学的思考不同于科学的思考，哲学不提出任何理论，在哲学思考中不应有任何假设性的东西，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得出结论，而是陈述众所公认的事。”
数学研究最重要的应该是如何发现问题，它不仅是研究数学的起点，也是研究数学的一条生命线，希尔伯特指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的匮乏则预示着它发展的衰亡和中止”，由于数学也属于一门科学分支，显然提出问题在数学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希尔伯特还提出数学问题应具备的三个特点：
1.清晰性和易懂性.清晰性确保可以有清晰的思路、具体的步骤解决它；易懂性，使得所得的Y果真实有意义。
2.困难而又不是无从下手.所选问题的难度应当能够使科学研究者看得见方向但又必须始于足下的努力才能接近。
3.意义重大
深悟这三个重要特点，在以后的数学研究中寻找问题时能够更加精确地把握问题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另外，在选题过程中要避免盲目的“直觉”，邦格指出：“直觉的几种严重的局限性，首先，直觉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呈现；其次，直觉有易谬性，因为它的来路不是很合乎推理常规，所以易错；再次，直觉只能起启发作用，没有证实功能；最后，直觉往往是粗糙的。”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8
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1．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当代中国哲学史
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民族，并形成了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精神。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其中，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产生了历史性和世界性影响。近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学者又陆续地撰写了多部近代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但是，较之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和近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至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尚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灵魂、主线和基本内容，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叙述方式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重大的历史任务。
2．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经验总结
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当代中国60余年的哲学历程中，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探索和回答时代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等部门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以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总结这一历程和经验，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3．为我国哲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
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教育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建设状况及其研究成果，具体地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一项繁重而复杂的重要内容。在哲学学科建设中，特别是在哲学史学科建设中，撰写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为哲学学科课程建设提供具有系统性、权威性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是我国哲学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4．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与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对外国哲学、特别是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系统化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阐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地阐发中国哲学学者对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考，对于世界各国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中文撰写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将此项成果译为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以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二、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关于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包括五种情况:一是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二是分别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所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三是以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四是以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门研究;五是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与国内的相关研究状况相比，国外关于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主要是前苏联和日本学者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对上述某个方面的研究。
1．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比较系统化的成果主要是邢贲思主编的《中国哲学五十年》、杨春贵主编的《中国哲学四十年》和任俊明、安起民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以及张永谦的《当代中国哲学记事》、刘梦义、陶德荣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稿(1949—1966)》、艾众、李唤的《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等，李维武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尹继佐、高瑞泉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卷》、丁祖豪等人的《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等，也部分地涉及当代中国哲学史。这些研究成果为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1999—2009)》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但存在下述几个方面问题:一是从时间段上看，上述成果是关于1949—1989或1949—1999的中国哲学史，尚未延伸至2009年;二是从叙述方式上看，主要是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研究概况、重要文献、哲学活动的梳理和概括，尚未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三是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是侧重于对历史事件及其哲学论争的叙述与评论，尚缺乏对具体的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难以体现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的思想内涵。
2．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学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总结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历史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任俊明、舒远招、郭建宁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方面:陈来、张立文、周桂钿、张世英、李宗桂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外国哲学方面:汤一介、涂纪亮、刘放桐等人的成果;在科技哲学方面:李醒民、吴国盛、郭贵春等人的成果;在美学方面:王德胜、章启群、戴阿宝等人的成果;在伦理学方面:温克勤、王小锡等人的成果;在宗教学方面:何光沪、吕大吉、宴可佳等人的成果;在逻辑学方面:张晴、赵总宽等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些专题研究中，一是关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侧重于各二级学科总体描述的较多而系统地、具体地论述的成果较少，三是缺少对哲学学科整体上的梳理与论述。
3．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哲学的派别冲突和哲学论争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当代中国哲学史也是在哲学论争中展开的。以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研究，“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研究，“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研究，“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研究，“关于期间的哲学”的研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研究，“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研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现代性的反省”的研究，“关于中、西、马对话”的研究，“关于后形而上学”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凸显了当代中国哲学史所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中，一是需要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深化对哲学论争的阐述，二是需要充实相关哲学论争的理论内容，三是需要概括和总结相关哲学论争的研究成果及其历史经验。
4．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对象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哲学思想是贯穿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人民日报》于1950年、1952年先后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1951—1960先后出版《选集》1—4卷，极大地推动了哲学思想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成为哲学界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等立项资助的重点。深入地研究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并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视野和论域中予以论述和阐发，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课题。
5．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李达、艾思奇、杨献珍的哲学论著及其哲学思想研究，有一批成果问世;张岱年、冯契的“综合创新”和“智慧说”的研究得到深化;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的文集或自选集先后出版。与此同时，“熊(熊十力)、冯(冯友兰)、金(金岳霖)、贺(贺麟)”的哲学思想以及港台和海外的著名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余英时、傅伟勋、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的哲学思想，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研究的思路与目标
1．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因此，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并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灵魂、主线和总体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学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总结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历史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任俊明、舒远招、郭建宁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方面:陈来、张立文、周桂钿、张世英、李宗桂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外国哲学方面:汤一介、涂纪亮、刘放桐等人的成果;在科技哲学方面:李醒民、吴国盛、郭贵春等人的成果;在美学方面:王德胜、章启群、戴阿宝等人的成果;在伦理学方面:温克勤、王小锡等人的成果;在宗教学方面:何光沪、吕大吉、宴可佳等人的成果;在逻辑学方面:张晴、赵总宽等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些专题研究中，一是关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侧重于各二级学科总体描述的较多而系统地、具体地论述的成果较少，三是缺少对哲学学科整体上的梳理与论述。
2．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依据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把内容研究与体系叙述相对地区别开来，首先是切实地开展内容研究，然后再集中力量进行体系研究，以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成果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完整体系。在总体设计上，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可分为“问题研究”、“论域研究”、“历史研究”和“体系研究”。首先是具体地、深入地进行当代中国史与当代中国哲学史、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论争、当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历史研究、问题研究和论域研究，然后再进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体系研究。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以问题研究为统率，以论域研究为重点，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体系结构进行统筹安排。“问题研究”主要是提炼、概括、梳理和回答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问题;“领域研究”主要是概括、探讨和评价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各个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历史研究”主要是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中国史的具体的内在关系，揭示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系研究是在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研究、领域研究、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研讨，对叙述体系作出总体安排，并按照1949—1977和1978—2009上、下两篇的总体框架设计具体内容，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3．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目标
以历史研究、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和体系研究为基础，以完整的体系构架、翔实的文献资料、深入的问题分析和具体的理论论证撰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这一重大课题的基本目标。从这个基本目标出发，具体目标有四:其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以概括性地提出问题统领历史叙述，以具体性地分析问题阐述理论论争，以建设性地深化问题探索哲学发展规律，而不是表层地描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不是把当代中国哲学史写成事件、人物、著述、观点的“实例的总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目标之一;其二，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在哲学论争和学科建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系统地阐述这一历史，深刻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其三，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学说”，又是一种作为文明积淀的“学术”，还是一种作为理论思维和人文精神的“学养”。当代中国哲学史，既是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的各种哲学运动、哲学思潮、哲学理论批判的“学说史”，也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的各种哲学对话的“学术史”，还是作为“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的“学养史”。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互动中阐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其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撰写完整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系统地介绍和阐述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全面地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及其哲学思想。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
四、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点、难点问题
1．对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把握和评价
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当代中国哲学史，是这一课题的首要的重点难点问题。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既不同于1840年以前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形成和演进的哲学史，又不同于1840—1919的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哲学史，也不同于1919—1949的救亡图存和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确认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是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具有根本性的重点问题;而如何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切实地体现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需要解决的根本性的难点问题。
2．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当代中国史从总体上可分为建国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与此相对应，当代中国哲学史也可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哲学和改革开放后30年的哲学。对这“前30年”和“后30年”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把握和评价，是撰写1949—2009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2011年7月1日，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把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概括为“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为理解和评价“前30年”与“后30年”及其关系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依据总书记讲话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基础性的重点问题。
3．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与学者的哲学研究的关系
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哲学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厚和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艾思奇、李达、杨献珍、冯契、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孙伯鍨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及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如何在统一的叙述体系中阐述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和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并使其重点突出、相得益彰，是撰写中的难题。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建国60多年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既有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的重大哲学论争和相互渗透的研究成果，又有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因此，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线索、基本内容、叙述方式及文献选择等诸方面，各二级学科的理解是各有侧重的。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体系中，既不能将其写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能将其写成哲学各二级学科的演进史。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中处理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撰写时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
5．重要的哲学论争的理解与评价
哲学史的重要内容是各种哲学派别、哲学思潮、哲学理论、哲学观点之间的论争。这些哲学论争既同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又同复杂的理论问题密不可分。1949年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论争，首先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这些哲学论争又表现为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不同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哪些哲学论争是重要的，哪些哲学论争是次要的，如何看待这些哲学论争的性质，如何评价这些哲学论争的成果，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总结出怎样的经验教训，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概括出怎样的哲学发展规律，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重点难点问题。
6．重要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选择与评价
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既不能离开当代中国哲学所论争的重要哲学问题，也不能离开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究竟有哪些哲学家是非写不可的，哪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思想是需要着重阐述的，对这些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应当怎样评价?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上阐述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在材料选择和评价上的一个难点问题。这个难点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凸显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能否达到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的治史目标。
7．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外国哲学的关系
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关切和研究世界各国的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外国哲学名著汉译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推进了我国学者对外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运动、思潮、流派，特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后形而上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产生了持久的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以及“波普热”、“皮亚杰热”，90年代以来的“维特根斯坦热”、“胡塞尔热”、“海德格尔热”以及“福柯热”、“德里达热”、“罗蒂热”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热”，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现象。这些哲学现象包含哪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如何把握、阐释和评价这种哲学现象，当代中国哲学怎样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是撰写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需要严肃对待和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8．《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体系结构和叙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