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原理笔记范文

城市规划原理笔记篇1

（2） “职责合法论”是在回避道交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提出的，没有反映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责的法定界限， 遗漏了行使职责的法定依据。

如前所述，道交法第四条共有两款规定，其中第二款的规定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应道路交通发展的需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上海市府法制办对第四条的解释，只字未提法定依据，根本没有反映第二款的要求。

第二款规定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要求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时， 必须以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为依据。也就是说，这种规划必须依法， 而不能无法、更不能违法， 必须按照国家的政策， 而不能脱离或违反国家的政策， 自行其事、各搞一套。该款共列举了三项依据。第一项是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这里当然包括“道交法”（及其他涉及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法律， 如果有的话）。第二项是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法规”。根据我国的立法分类，这里所说的法规可以被理解为包括两类，其一是行政法规， 比如，国务院制定的“道交法实施条例”（ 公安部根据“道交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的《机动车登记规定》虽非行政法规，但与 “道交法实施条例” 一样，属于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国家立法的一部分）；其二是指有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上海道交条例就是其例。不过，如前面已经论证的那样，该条例并不能成为上海市府搞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的合格的法律依据。第三项是“国家的有关政策”。这里当然包括本文前面引述过的国务院同意转发、财政部等制定的“2001税费改革方案”中关于车辆管理环节的行政收费改革的政策规定和国务院批准、发改委制定的“2004汽车产业政策”中关于涉及汽车的行政性收费、城市政府的交通设施建设义务、建立统一的登记管理制度的政策规定。请注意，该条款没有提到“地方政策”。据此， 在解释论上应当推定，在赋予地方政府道交管理职权方面，道交法的有关规定与国家的有关政策具有协调性，道交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制定没有国家统一政策依据的地方政策（比如上海市交通白皮书所规定的控制私人小轿车数量增长的政策）。

第二款的上述规定反映了依法行政的要求。在此必须指出， 依法行政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该条第二款所规定的道交管理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而且应当被理解为适用于道交法所规定的地方政府的其他职权或职责的行使或履行。上海市府法制办对第四条所作的解释，遗漏了依法行政这一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政府义务，从而使其所理解的地方政府职责变成了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手段（只要地方政府自己认为“符合当地的特殊情况，具有合理性”） 来履行的职责。毫无疑问，这样的法解释根本不符合道交法第四条的原意。

4. 目的合法手段就合法是根本违反法治行政原则的命题

市府所主张的手段合法论，如前所述，其大前提是法制办专家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在其推论的逻辑构造中一定存在的一个假定，即手段的目的如果是合法的，手段本身就是合法的。换言之，手段本身未必需要法律依据。

这个命题显然不符合本文前面所引述的“法律的保留”原则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所谓侵害保留）。市府法制办专家仅仅满足于论证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的目的有其所谓的法律依据（不过，如本文前面所论证的那样，即使所谓的目的合法论本身在法律上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并不认为这一措施本身需要国家立法上的依据。这种程度的法律根据论显然大大落后于我国法治行政发展的现状。

目的合法手段就合法这一命题如果真的可以被政府拿来作为支持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的正当性的理论根据的话，那么，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就可能会陷于被政府行为肆意侵犯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和救济的危险境地。仅就交通行政而言， 如果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这一措施仅仅因有利于实现排堵保畅这一目的（假定确实符合此目的），其本身的合法性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如果以同样的理由， 采取诸如禁止居民购车、强制收购居民私车、禁止私车在任何可能发生拥堵的道路上通行、或者对私人购车行为征收高额特别附加税之类的措施，也都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毫无疑问，这一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在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

如前所述，道交法第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依法制定和实施道交管理规划的义务。据此，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涉及私人权利的任何道交管理措施，不仅必须以实现道交法规定的政策目标为目的，而且其本身必须有国家立法上的授权根据。上海市府法制办的手段合法论由于在客观上根本否定了该条款所明文规定的地方政府义务，因而是违法的。

至此，笔者按时间顺序分析了私车限额拍卖措施到底是否有合格的法律根据的问题，论证了上海市府新闻发言人和法制办专家的观点在法律上的错误之所在。其基本结论是，上海市府实施了多年的私车限额拍卖，自始至今，没有国家立法的授权根据，没有合格的地方立法的授权根据。市府所提出的法律根据论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在法律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六）其他值得讨论的几个问题

1. 法制办专家答记者问的特色和留下的重大悬念

除了存在上述严重问题之外，法制办专家的答记者问还带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或许还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悬念。

（1） 两个值得注意的特色

① 作为专家意见，显然少了些按理说不应该缺少的最低限度的专业性

由政府的法律专家出面答记者问，这原本是一桩值得公众高兴的事，因为关心私车限额拍卖合法性问题的人们，终于有机会听到“法言法语”的反映官方立场的解答。很可惜，这位专家的答记者问，不知何故，没有抓住其援引的道交法第四条原本具有的相当明了的特定含义， 没有提及对于确定地方政府履行职责的法律界限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该条第二款的规定，竟然用“地方政府有责任把交通安全管理好”这一没有任何特定法律意义的一般性表述来解释该条规定的含义；无视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和法律推论的基本规则，事实上从手段的目的合法性无条件地推导出手段本身的合法性；无视媒体所报道的认为车牌额度拍卖违法的各种具体的批评意见，没有作出应当作出的法律上的具体回复。[86]

不仅如此， 法制办专家在新闻会上就其所谓中央部门的意见向媒体所作的“透露”也是极不充分、含糊不清的， 令人无法判断这些意见在法律上的“身价”。按专业标准， 市府法律专家既然在官方新闻会上援引中央部门的意见为市府的行政措施的合法性辩护，那么，就应当对以下问题作出说明。所谓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具体是指哪些部门？ 所谓的“意见”是以谁的名义提出的？ 这些部门是否有法律上的权限就私车额度拍卖是否违反道交法的问题作出解释 ？ 这些意见是通过什么程序、采取什么形式、在什么场合和什么时间提出的？ 这些意见的记录或正式文本在何处可以查到？ 这些意见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是否就是上海法制办专家所说的那些）？[87]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法制办主任为什么不披露这些情况呢？ [88] 难道他真的以为，这些情况即使不披露，仅凭中央有关部门也如此认为之类的说明，就能为私车额度拍卖的合法性作出令人信服的辩护？

笔者担心，法制办专家的答记者问，若是作为政府人的意见或专家证言被提到法庭上去的话，是否经得住一般水准的质问或反驳，是否经得起通常程度的司法审查。

专家应当凭借其专业知识或经验，以其作为专家的职业良心，对争议问题作出具有专业依据的判断。在专门问题的判断上，专家应当注意避免受到涉及该问题的特定利益的影响。法律专家当然也不例外[89].不过，在专家受雇于争议一方，站在雇主的立场上就专门问题发表意见的场合，要求也许并非如此简单。这种场合的专家具有双重身份，其行动受两种职业规范的制约，其发表的意见应兼顾专业性和雇主利益。政府的法律专家当然也不例外。人们不能也不应当期待受雇于人的专家发表有损雇主利益的专门见解。就本文所讨论的私车限额拍卖是否有法律根据这一问题而言，在上海市府决定以没有法律根据为由撤消该措施以前，人们当然不能期待在市府举办的新闻会上，从市府法制办的专家的口中，听到诸如上海搞的该措施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法的之类有损于市府利益或形象的法律意见。人们的理智所能够并且应当期待的，只不过是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法律意见。笔者怀疑，法制办主任的答记者问是否能够满足这种人们基于理性的对政府法律专家的期待。

② 作为专家意见， 作为对法律问题的解释， 也许多了些与主题毫不相干的议论

与说理的贫乏和推论的无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旨在强调结论的成熟性和权威性的表述在短短的答记者问中占据了令人瞩目的地位。笔者以为，诸如“作为政府的法制部门，从一开始就一直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经过法制办专家的反复研究”、“再三请示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这不仅是市府法制办的意见，也是中央各部门的意见”之类的表白[90]， 尽管也许（情况似乎确实如此）有助于打退喜好凭借权威制造声势的那部分媒体的进攻，消除商务部高官的批评所产生的“敲山震虎”般的威力，尽管说的也许都是事实， 但对额度拍卖措施合法性的证明而言， 并非具有关联性的证据， 更算不上具有说服力的理由（除非该专家回答了笔者在①中列出的问题）。

那些非理不服的人们，也许会产生如下非常朴素的疑问：如果自信有理有据，何必如此强调结论的慎重和权威？如果新闻会时间有余，为何不说几句该说的道理？如果不搬出权威机构就不足以服人， 那么是否意味着实在已无可说之理？

（2） 一个重大的悬念

假定市府法制办主任所提及的“国家有关部门”在法律上有权解释道交法或有权对涉及道交法的问题作出法律判断[91]， 假定这些部门确实以道交法（第四条）为根据认定了上海私车额度拍卖措施的合法性[92]，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性质非常严重的现实： 全国人大的有关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通过其对道交法（第四条）的有权解释，确认上海之类的地方的政府拥有一项特别的权力，那是道交法没有明文授予的权力，是排除该法规定的机动车登记条件的法律效力的权力，是限制车主依据该法申办机动车登记的权利的权力，是采取限制私权的性质和程度明显强于该法明文规定的措施的措施的权力，是不执行鼓励私车消费的国家政策和禁止地方在国家统一设定的税费以外增设收费项目的国家规定的权力。

面对上述事实， 人们当然会产生一个重大的悬念： 国家的有关部门如此解释道交法，难道不是在修改道交法，或是在制定排除道交法适用的特别法吗？ 难道不是在取代道交法的制定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该机关在宪法上所拥有的立法权吗？ 难道不是在制造国家立法（及政策）内部的重大矛盾吗？

笔者不禁要问： 这些部门在宪法或法律上有这样的立法权吗？ 这些部门在行使其法律解释权（假定有这种权力）时，意识到该项权力的性质和界限了吗？ 意识到自己所负有的忠实于法律的义务了吗？ 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大责任了吗？

笔者不禁还要问：如果确实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这些部门中有国家发改委的话，那么，发改委岂不是在政策决定上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吗？ 发改委难道想否定自己刚刚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吗？ 法改委难道不愿意带头执行自己制定的政策吗？ 发改委难道不想受自己制定的政策的约束吗？[93]

2. 新加坡的“先进经验”为何无助于证明上海限额拍卖措施的正当性

上海市府在为私车限额拍卖措施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时， 强调了外国的、尤其是新加坡的先进经验（指新加坡实行的机动车限额拍卖制度）[94]， 似乎在提醒那些惊呼上海的私车牌照贵比黄金的人们， 上海这样做只不过是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来解决自己面临的课题， 所以诸位没有必要为此而大惊小怪[95].

鉴于本稿的主题范围， 在此笔者无意从合理性的角度讨论新加坡的经验对上海的交通行政有无借鉴意义的问题（尽管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否定的[96]）， 只想确认一下新加坡所实行的机动车限额拍卖与该国法律的关系。据笔者调查， 新加坡的《道路交通法》Road Traffic Act （RTA）[97]规定， 交通工具之登记， 以取得登记官签发的许可为必要条件（10A. （1））； 运输部长可以对登记许可的数量作出限制（10A （3））； 运输部长可以制定规则， 规定对许可拍卖中标者的许可签发10A （4）。[98] 由此可见， 在新加坡， 机动车的限额拍卖制度是该国法律明文授权主管行政机关设立和实施的制度， 也就是说， 这一制度具有国家法律的根据。[99]既然如此， 人们就不得不得出如下的结论： 由于新加坡的国家法律授权搞限额拍卖，而中国的国家法律没有授权这样做（更不用说国家采取了鼓励轿车进入家庭，鼓励私人汽车消费的政策）， 所以， 新加坡的经验哪怕再“先进”， 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的上海（而非国中之国的上海）的人大或政府， 也不应当决定将其引进或者以其为据来证明自己搞的类似制度的正当性。

笔者在此想附带问一下上海市府法制办： 上海当局在借鉴新加坡的先进经验时， 是否指示过法制办调查有关制度与新加坡法律的关系？ 如果指示过， 法制办调查了没有？ 如果调查过， 法制办向当局提出了什么法律意见， 当局是如何考虑的？

3. 国家“节能规划”为何不能成为限制大城市私车数量的新依据

2004 年11月25日，国家发改委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该规划将交通运输作为节能的重点领域之一， 就城市交通提出了如下要求（四（二）2）： “合理规划交通运输发展模式，加快发展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提高综合交通运输系统效率。在大城市建立以道路交通为主，轨道交通为辅，私人机动交通为补充，合理发展自行车交通的城市交通模式；中小城市主要以道路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为主要发展方向。”该规划还将统一协调促进节能的能源和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为节能的保障措施之一， 就特大城市的交通提出了如下要求（五（二）2）： “特大城市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形成立体城市交通系统，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效率，抑制私人机动交通工具对城市交通资源的过度使用。”（线为笔者所加）

节能规划的上述规定（笔者划线的部分）立即引起了关心大城市私车消费问题的方方面面的议论。不少媒体载文惊呼， “我国特大城市将……限制私家车。”[100]有的则（引用专家意见）宣称， 把“抑制私人机动交通工具对城市交通资源的过度使用”解读为限制私家车，未免太简单化。大城市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恰恰相反， 国家会鼓励私家车发展。[101]负责《规划》起草的发改委环境和资源利用司节能处相关负责人辩解说， “抑制私人交通工具对城市交通资源的过度使用”一句话，“完全不是限制私车总量的意思。而是提高公共交通对交通资源的利用率，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提高道路的设计通行能力。对于小汽车，可能会严格燃油标准，提倡节油和低排放。”[102] 发改委产业政策司某官员却认为， 这些规定和新汽车产业政策以及国家“十五”规划均有冲突。[103]

关于上述规定的解释和这些规定能否成为特大城市限制私车数量的合格的“新”依据的问题， 笔者的看法如下。[104]

（1） 无论是“以私人机动交通为补充”这一规定， 还是“特大城市要抑制私人机动交通工具对城市交通资源的过度使用”这一规定， 都不能被确定无疑地解释为节能规划要求或允许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政府采用限制私车数量或其增长速度的手段。“以私人机动交通为补充”这一规定， 只不过是提示了节能规划所要求建立的城市交通模式的特点和在大城市交通中私人机动交通相对于公共交通所应当起到的作用。这里所涉及的公共交通和私车交通的主补关系， 含义并未确定； 实现或调整这一关系的手段也未确定。因此， 人们不能断言该规定具有某一特定的含义（比如私车的数量或其增长的速度不应超过一定的比例或比率）， 更不能断言该规定要求或允许大城市政府选择某一特定的手段（比如限制私车的数量或其增长的速度）。“特大城市要抑制私人机动交通工具对城市交通资源的过度使用”这一规定也没有明确手段问题。因此， 人们同样不能断言该规定要求或允许特大城市的政府采用限制私车数量的手段来抑制私车对城市交通资源的过度使用。不仅如此， 节能规划的其他规定中也不存在任何足以表明发改委允许特大城市的政府这样做的迹象。

（2） 发改委是否允许特大城市的政府采用限制私车数量的手段来实现节能规划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的问题， 只能通过调查该委员会已公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才能确定。据笔者调查，在其已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中， 不存在允许这样做的明文规定， 只存在鼓励私人汽车消费的明文规定（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由此可以断定（根据政策的协调性的推定的解释原则）， 该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3） 即使退一步，假定节能规划中的这两段规定（尤其是后一段） 可以被解释为允许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在某些情况下采取限制私车数量的措施， 它们也未必可以成为限制私车额度的合格的根据。因为具有如此含义的两规定显然与发改委所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不一致， 存在何者应当优先适用的问题。即使假定发改委参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 确认应当优先适用节能规划的规定， 它们仍然未必可以成为限制私车额度的合格的根据。因为它们显然还与全国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不一致， 存在何者应当优先适用的问题。鉴于十五规划在效力上高于节能规划，参照下位法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适用上位法的规定的原则，此问题的答案只能是： 应当适用十五规划的有关规定， 不应当适用节能规划的这些规定， 这些规定不能成为私车限额拍卖的合格的依据， 除非这些特别规定的作出得到了十五规划批准机关全国人大的特别授权。

（4） 即使再退一步， 假定节能规划中这两段规定的制定得到了十五规划的批准机关全国人大的特别授权， 因而具有应当优先适用的效力， 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政府也只能出于节能的目的适用该规定。至少就上海实施至今的私车限额拍卖措施而言， 这些规定没有成为合格的依据的余地。因为二者的目的不同， 这些规定的目的只应当被理解为节能， 而上海实施的限额拍卖措施的目的， 根据市府的说明， 是缓解交通拥堵、保障畅通。

（七） 小结

综上所述， 第一， 上海市府就其实施的私车限额拍卖措施的法律根据所作的全部说明在事实上和法理上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第二， 该项措施根本没有合格的法律根据， 因此是无权的或越权的行政措施， 是自始无效的。

[注释]

[1] 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2004.5.25）报道，“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称， 私车牌照拍卖违反了2004年5月1日起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按照该法，除了公安部门之外，任何部门都无权发放行车牌照，所以商务部希望上海能够按照新的道路安全法规，对这个行为再进行一次认真的研究”。

[2] 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介绍， 上海中心城区私车额度拍卖开始于1994年。上海市政府新闻会实录（2004.7.13）， 上海市政府网站：中国上海。不过， 有媒体报道说， 上海搞的私车额度拍卖开始于1986年。经济时评， 南方都市报（2004.5.28）； 聂辉华《车牌拍卖上海叫板商务部的背后》环球杂志（2004.7.8）； 胡家源《商务部敲山震虎上海私车牌照拍卖进退两难》中国经营报（2004.5.31）。另见回忆录《上海私车牌照拍卖的历史回顾》（太平洋系列网站2003.11.16 ）。笔者尚未见到公开出版的、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按时间顺序记述上海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的全部历史事实的文献。

[3] 请见上海市政府新闻会实录（2004.4.20）， 市府新闻发言人焦扬的答记者问； 上海市政府新闻会实录（2004.7.7）， 市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徐强的答记者问。

[4] 《上海市发言人回应商务部 拍卖私车牌照暂不会变》中国青年报2004.5.26.《上海市政府称目前不会改变私车牌照拍卖方式》城市交通网2004.5.26（来源： CCTV经济信息联播）， “有关法律专家认为，《上海市机动车管理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抵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余凌云：‘你只能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这个框架之内进行规定细化，你不应该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外额外地增加公民的义务。’ 按照5月1日起实施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公民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和凭证：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的来历证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还有就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之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动车登记审察工作。” （ 笔者从上海市府网站登载的法规集中没有检索到上文所提及的《上海市机动车管理条例》。可能是误将《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写成了《上海市机动车管理条理》）

[5] 前注1.

城市规划原理笔记篇2

关键词 城市经济学 城市规划专业 教学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的一门理论课。该课程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其经济运行、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被我国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列入了八门核心课程之一。①但该课程在当前我国以工科定性的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中可以算是冷门课。以我校为例，该课程是专业任选课，安排在大四上学期（四年制）。我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延续了我校工科教育的传统，十分重视各种设计课与原理课，所以学生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而经济社会意识淡薄。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我国的城市规划正由技术性蓝图向公共政策转变。学科属性的转变对规划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规划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工作，不懂社会经济的规划设计人员将无法适应社会需求。②理论知识是枯燥乏味的，如何上好这门课，一直是笔者在思考的问题。

1 教学内容框架构建

1.1 针对本专业学生特点增加经济学基础的相关内容

城市规划专业目前在我国是定位为工科，由于目前的这种定位使得各高校在培养方向上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学生经济社会意识的培养。城市经济学是城市学科和经济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边缘学科，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城规专业的学生除个别有兴趣的选修过经济学相关课程外，大部分学生缺乏经济学基础。针对这样的状况，笔者在教学内容中专门增加“经济学基础”一章，内容包括：供需理论、外部性问题和公共物品等等，这些是理解和掌握后续内容的基础。

1.2 教学内容与注册考试接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开始实施专业人员注册管理的制度，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是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面临的重要考验，对其个人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注册规划师考试有四个科目，《城市规划相关知识》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城市经济学是相关知识的一部分。为了使教学更好地满足学生就业后的需要，本课程在内容设置上参考了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基本涵盖了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近几年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内容一直在发生变化，教学内容也会适时作相应变动。

2 调动学生积极性—— 教学方法探索

2.1 教学内容实用化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因而在教学内容的讲解中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将学生密切关注的经济现实问题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在讲到城市交通政策时，新加坡在交通需求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如果把新加坡的经验完全照搬到我国是否适用呢？再比如，讲到城市公共经济一章，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我国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当然也有的做得不太好，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将这些实际问题引入到理论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

很多学生对城市规划专业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感到疑惑。如果在教学中能把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把经济学运用到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中，学生才会信服，从而愿意接受课程知识。城市规划的本质是引导，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辅助行为，城市规划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学在城市规划中也有诸多的应用。如对城市具体问题的分析，并应用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对策建议。例如针对城市交通拥挤问题，能否通过拓宽马路和修更多的路来解决？如果不能，为什么呢？经济学利用自身独特的视角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些实际问题的引入，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热情大大提高了。

2.2 组织课堂讨论

大四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他们不喜欢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对于这种理论课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堂环节下功夫。所以，笔者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会有针对性地在每一章节给学生布置一个讨论题目。每次讨论题目都会在讨论课前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课后查资料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就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思考。如讲到城市住宅这一章时，我们的讨论题目是当前的热点——国内房地产市场及我国城市住宅的提供问题；讲到城市土地一章时，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土地财政。这样的议题看似与书本知识关系不是十分密切，却能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经济的意识。给学生传达一种观念：规划不是关起门来做设计，规划是政府行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非常密切。

当然，如何有效地组织课堂讨论也是笔者在教学改革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讨论题目布置下去有些学生觉得事不关己，或是对议题没兴趣，或是以考研考公务员为借口，根本就不做任何准备。为了改变这一现象，笔者做了如下尝试。一是将课堂讨论计入平时成绩，只要发言就能加分。二是分组讨论，每组选一个组长负责组织讨论。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学生在讨论时离题或闲聊其他话题。二是可以激励组与组之间产生观点的碰撞，甚至出现辩论的场面。三是学生在规定时间讨论完后，每组派一名代表发言，代表如果没有说清楚，其他同学可以补充。

通过在课堂当中增加讨论这一环节后，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兴趣大大增加，课堂气氛也更为活跃。之前上课不太认真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到学习的行列。再则，通过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增强了学生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心。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通过这样的课堂锻炼，也使得不少同学的表述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可谓一举多得。

3 注重综合能力培养——考核方式的改革

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有重要的引导意义。死记硬背的考试内容导致学生机械地记忆而不能真正理解和活学活用。为此，本课程在考核方式上做了些新的尝试。

为督促学生认真对待整个教学过程，同时引导和鼓励学生课下的自主学习与探索，本课程采用重过程的考核方式。学生成绩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上课出勤（10%）、课堂讨论（20%）和课程论文（70%）。学生的最终成绩能较好地体现其整个过程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

为锻炼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本课程在最终的考核方式上改为课程论文。论文不要求学生提出多么新颖的观点，着重锻炼学生书写论文的规范性和阅读归纳能力。课程论文结合课堂讨论的题目，学生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题来写。针对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通过这样的锻炼，学生基本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及写作的规范性。

4 结论

总之，课程安排力图实现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并重，既避免对过多枯燥理论的一般性介绍，也要实现知识结构体系的完整构建。脱胎于工科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开设城市经济学等人文科学课程无疑是值得推崇并大力发展的。

城市规划原理笔记篇3

【关键词】现代城市；多义性；共生；系统；理想

城市，何者可以称之为城市？究其根本――城何在？市何在？而人类文明进化史已经表明：因人居于城中，方有“城”在和“市”在，然后才有城市。

1、CITY IS A LIFE

“City is a life”，这本是一句很简单的英文，但当我们试图将其翻译为汉语之时，才发现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其至少有这样几种翻译：“城市是一种生活；城市是一个生命；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英文的不同的且正确的翻译。这些不同的翻译跟译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度关联。而由此则必然导致词汇表现出多义性。就笔者思考而言，“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可能更符合原句作者和现代城市的本意。城市是一个与人类共生的生命体，如没有人类，城市就不成其为城市；而同时，如没有物质和地理条件，人类也无法构筑城市，这是任何一个城市得以建造、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把“City is a life”的含义覆盖在西安这座古城上，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说实话，这个事实很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这样一个共生的多义词汇体系下，城市本具有丰富含义，更何况关涉于拥有悠久历史的西安古城。

西安是一座千年古城，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难以充分揣测出她经历了什么？但是，战争和灾难肯定是数次发生过的。对于这样一座特殊的历史名城，笔者第一个想到的乃是这座城市所蕴含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每个中国人都说自己懂文化，但当被问到什么是“文化”之际，至少我是深感迷茫并更给不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什么是文化？是我们上学所学到的知识吗？是我们从小所看到的民风民俗吗？是我们耳濡目染的社会道德现象吗？我对此不敢确定，因为我对文化也只是有过浅显的感知。为此，笔者认为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脊梁和最根本的营养源泉，无法用语言完成对其“准确、全面”的叙述，而且还是一个深藏于广大同类人群记忆最深处的“族群基因”，是一种难以言传、只能意会的精神特质，其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循此来看西安古城之历程，我们就可以简略地揣测出，“原来这既是文化的渊源，也是文化的结果。”西安古城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营养之源来自文化和广大的人类。这样解析西安，其实质就是一种独特文化对西安城的“哺育”，所培育出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茂盛生命体。“汉唐盛世”也都由此而兴，世上没有无“文化基根”的高度繁荣。

2、CITY IS A WHOLE

“City is a whole”，此句基本上可翻译为“城市是一个全部或整体”。但是这个“全部或整体”应该如何理解呢？这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客体来说至关重要。当以城市为客体时，这个“全部或整体”的概念就应该被扩大化，首先是自然、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多重含义，其次应该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透过如此多的视角来反观城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城市作为一个“全部或整体”为人类建造了――居住和憩息的场所、生活和生产的场所、保护和防御的场所。这些都是城市所必须提供的最基本的功能要素。西安城市作为一个“全部或整体”，首先是一个大区域概念，并非单指西安古城，而应该是汉唐文化所滋养的区域，这样才是“全部或整体”的西安城市概念的完整涵括。

3、CITY IS A SYSTEM

“City is a system”，意为“城市是一个系统”。“此系统”源起于城市“内部各子系统”的协调性以及城市与其腹地各类关系交织互动的系统性。城市如果没有腹地的支持，必然出现“没有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源供给”，城市也必然趋于衰落乃至陷入绝境。这仅仅是从物质供给的单一角度上来探析的城市的“一个系统性”。既然“城市是一个系统”，就应该完整地考虑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共生和共荣。因此不能完全采用“分离主义”来设计和规划城市，其原因在于分离主义从根本上将城市这个综合性系统切割为“各种功能区”，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城市系统丧失其本身应有的完整性。而共生对于一个系统来言至关重要，首先此概念是指“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协调，譬如人口比例的协调、产业的协调”。黑川纪章先生曾举例：如将老人院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老人的活动能力较低，所以就有人认为，在安静的山野之中建造养老院较好。这正是只按照现代社会效率至上来考虑问题的功能分离主义的冰冷“典范”。比如，在美国旧金山郊外，有一所名为罗斯摩尔的老年人卫星城，黑川先生曾在此做过访问。那里所有设施都是为老年人设计制作的，基于老年人腿脚不方便，低层住宅建在平坦的土地上。为给早起的老年人服务，卫星城食堂早晨5点营业，游戏室6点开放。咋一看，好像这是一座专为老年人考虑得很周到的城镇，但在游戏室里，吃完早饭的数百位老人聚在一起玩扑克牌，真是“异样的风景”。黑川先生认为，这种将老年人与世隔绝的做法，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社会现象。通过黑川先生的调研，有6成的老人认为搬迁到这里来是一个失败之举。其原因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街市中的生活，虽然有不便有噪声，但能够看到孙子和年轻人。因此，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应该继续住在原街区中，可是年轻时的存款、财产都为迁移到老人院而处理了，想回也回不去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主义”，所带来的就是这种非人性化的环境。其中比如在纽约还有像唐人街、黑人区、意大利人区等这种按照人种划定的居住区，也有按居民收入阶层划分的居住区。但是，高密度、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共生的江户时代”的居住区，必将给今后的城市规划以重大启示。

当我们蓦然回首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看着她持续成长壮大时，一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但黑川先生看到的却是不安。原因在于，城市的规划是按着严格的功能分区模式来进行，各个区块功能单一，在城市这个广域的概念上是整合的，合理地组织在一起。但是，当我们把每一个区块抽出来分析时，才发现其功能是不完全的，内部机能也是不共生、不复合的。反观西安城，由古城墙围合的核心区域是历史遗留，在功能上是一个复合的完整体，集居住、工作、消费、娱乐于一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各个经济部类的扩张，原有城市格局已不能承受这样的功能赋予，城市规划建设采取了以“脱开旧城建新城”为原则，强力推动城市向南、北、西、东四个方向扩展。西面和北面都是开发区，如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兴新区，功能定位以工业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主，主要为城市经济注入活力，为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提供就业。但城市新区的消费和居住功能却并没有完全发育，这种城市布局仍然是基于现代主义的功能分离原则，由此导致部分区域必然形成空城。例如一到假期，部分区域完全没有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学城，因学生假期回家，老师回到城市同家人团聚，学校就出现了空穴现象。而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的居住人口和消费能力的相对集中却显著地推动着中心城市人口更加高度聚集，其又直接导致了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另外，以功能分区为主的现代城市规划，所必然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则是改变了传统中国城市的经济模式，传统中国城市经济主要是以“职住一体――产业同生活紧密结合”的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现已转变为主要以“职住分离――产业区与居住区分离”的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从实质上讲，这就是西方城市文化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革命性”示范作用，不仅是当代中国城市处于快速变革期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而且更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由传统走向现代，将中国优秀传统元素融入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这样才能更贴近城市社会的本源属性，才不会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当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时，融合是保障文化进步的先决条件之一，如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只会造成民族文化的断失，因为基于西方的现代文化的引入如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整融”，结果必然对现代文化失去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辨别能力并迫使我们只能跟随和盲从。

“City is a system”，确为一句并不简单的简单话。从哲学上来说，简单的言辞往往包含着复杂含义，仅就一个“文化”就足以让多少人搞不清楚。而对于城市呢？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对这个词汇的丰富内涵没有获得根源上的理解。但直觉和理性都已告诉我们：城市既是一个由数个子系统按照一定规律组成的复杂共生的有机体，也是城和市“相互交织与循环共生”而衍生的特殊生命体，更是因人类各种活动高度聚集而存在并不断拓展的且与农村迥异的一个涵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要素的人造空间实体。

4、CITY IS FOR PEOPLE

“City is for people”意为“城市是为人而生；城市应为人类服务”。这是所有城市起源与发展的根本目标，同时也与目前被普遍认可的“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论高度“和谐”。那么，如何在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进行科学的城市规划以营造中国城市的美好未来呢？最关键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即追求统筹协调，确保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就是城市规划要“尊重前人、关怀今人、厚待后人”，只有这样的城市规划才能造福人民和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才能避免“城市规划，总在‘规划’”。

“尊重前人是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当我们漫步巴黎街头时，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它既保留着许多闻名世界的历史遗迹和艺术建筑，如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凡尔赛宫，又有许多宏伟壮丽的现代建筑，如拉德芳斯大拱门、蓬皮杜文化中心。巴黎正是因为拥有着、保护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才彰显出独特的灵魂。“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发展的文明史也就是一部城市发展史。世界发达国家有一个发展规律，那就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无一例外都十分注意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这一规律无疑将给西安等古城的保护和开发予以有益的启示。

“关心今人是当前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为此，城市规划编制执行和城市建设首先应该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楔入点和归宿点。从马斯洛理论可知，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根据城市规划“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而论，它必须要着力满足人的五大需求。目前，各城市不断展开的“破坏性建设和建设性破坏”的种种市政工程，人为地使得诸多城市连市民最低层次的“安全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城市规划建设岂不是“not for people”。

“厚待后人是城市规划生命力的关键”。如前所述“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城市建筑群体也如同人类，必然需要“老中青”结合。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有可能平稳和可持续。“世界是属于后人的”，我们应该相信，后人肯定比我们这一代做得更好。对于未来的城市规划，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千万不能根据现有习惯而作出轻率推断。应该将今后的科技进步、土地增值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尤其是在做城市远景规划时，一定要注意到城市规划应该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动态的、综合性的规划，因此必须“宜粗不宜细”，使之更具灵活性以适应经济社会的新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远期规划只有留待后人去详做，这种规划才具有生命力；而只有在具有生命力的规划指导下的城市建设，才可能达到“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5、CITY IS ON THE EARTH

“City is on the earth”意指“城市是在土地上”，土地？哪里的土地？对此，笔者更趋向于将土地上的城市理解为“地域之城”――一个寄托人类思想情感的城市，一个为市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各种服务条件的城市，一个展现地域文化、地域风情、地域民俗的城市。众所周知，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可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几经修复的城墙，仅存的钟鼓楼和大小雁塔以及些许可以复原的遗址等。对于这座城市，我们能够记忆的地域文化特征在哪里呢？其独特的亮点又在何处呢？仅仅依靠凉皮肉夹馍吗？从汉高祖刘邦那里流传下来的羊肉泡馍？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里的千年古董？这些对于一个城市都仅仅是一个标志或标识。然而，对于一个城市的最能动的对象群――市民，其地域文化的印记在哪里呢？我们不能说文化的最深层是人类记忆的“基层无意识”。我们都不能意会的“无意识”，还能成为有意识的文化吗？显然不能，这本是文化断层及缺失的必然结果。笔者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什么是“real history”，是教科书里的历史内容吗？这个解释似乎不全面；是从考古现场里挖掘出来的历史遗物吗？这也只能表明对历史的部分物质性 “复原”；那对文化的复原又在哪里呢？是学者通过文献的研究推理，还是根据自己的猜想？笔者始终认为“历史”这个词语相当复杂，关键在于“历史不可假设，也不能假设，更不可能完全复原”，我们所能够做的复原仅仅是通过现有的史料及实物资源和学者智慧所进行“科学化”推测，对历史原真性的合理描述，我们只能经过一代代人去无限地逼近“真实”，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历史真实”。所以，人类一直认为历史就是一个谜。这谜的最根本特点就在于其不可重复性和不可假设性。那么，作为历史演化中心地的各种城市又是否具有“历史之谜”呢？笔者以为，作为人工有意识建构的“城市”，本身也是一个“生命体”，同样具有“萌芽、生长、成熟、衰老、死亡、再生”的生命周期，它同样在发生发展着自己的历史，这必然会诞生出一个个“城市历史之谜”等待人类去破解。当然，对“城市历史之谜”的探索，也有助于现在和未来的城市能够走上更好的发展之路。

6、CITY IS IN MY MIND

“City is in my mind.”意为“城市在我的思想中或理想中”。其阐明了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那么，何为理想目标呢？传说中的天堂是理想城市，只有真善美，没有假恶丑，没有人类的所有世俗众生相，这确为“理想城市”。就此分析西安，西安当然不是理想城市，她仅仅是居民的城市，也仅仅能够为人类提供一定的物质生活载体和有限的精神生活寄托。其主因在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导向下的城市必然是一个不完整的市民城市，因其首要的服务对象不是市民，而是政治。从市民城市“在民，为民服务”的核心灵魂和市民城市首要标准是“民主和民生”的角度透视，现在的中国城市群体中，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市民城市”。对于一个住不起的城市（如房价节节攀升、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教育医疗社保资源稀缺且失衡……），既不能称之为市民之城，更不能作为理想之城。

结语

透过上述六点并以西安为例来解析现代城市，虽说了太多的“废话”，但这些“废话”大多出自于当下笔者的“有意识”琢磨。不论对错，仅是笔者对城市及其文化的一点点认知。综上所述，城市是一个复杂共生的体系，具有自身一整套的运行规律，如果人类忽视或者违背其运行规律，必然导致城市的病变乃至并发症、综合症的最终出现，这将给具体城市的发展带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摧残。从客观上讲，现代城市理论均源起于西方且极大地造福了人类社会，虽然其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但与之相较，传统中国的城市理论在工业化时代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尤其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传统文化”也随之从社会的主流沦为边缘。但是，西安城原有的诸多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却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融合、发展、革新和再生。总之，经过对西安城“传统与现代”的粗略探析及其所得出的“肤浅结论”，笔者期望拙文能够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高效推进有所启示与助益。

参考文献

[1]（日）隈研吾.负建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2]（日）黑川纪章著，覃力等译.新共生思想[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彦岭，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4] 傅崇兰. 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 傅崇兰. 中国城市发展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 何一民. 中国城市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7] 何一民. 城市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城市规划原理笔记篇4

如今，领导心里的城市规划与城市专家的规划总是不能对接到一起。就像近日被查出的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市委书记万庆良在规划广州市城市建设时，就按照自己心中的规划画了个纸上的“鬼画”，这让从新加坡请来的有“城市规划之父”之称的刘太格的“中新广州知识城规划”屡屡受挫。刘太格无奈地说：“不要再叫我‘规划之父’了，我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

近年来，各地频频曝出“糊涂规划”。从在“世界生态宝库”湖北神农架建设机场，到山东济南欲在日军侵华遗址“万人坑”上建商业楼盘，一个比一个“鬼画”。

一届政府，一届规划。每个领导都有不同的眼界、思维甚至利益，一般是不会延续前任制定的规划的。一些官员走马上任需要政绩，就修改以前的规划，提出新概念。下面“唯上”的人则帮着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论证，推进表面合法的程序。

利益驱动让一些地方官员成为不合理甚至违规的“保护伞”。某个项目被禁止进入某个地域，就通过打“球”换个名称来突破；而本来属于调控的项目，就用一个概念或主题来掩盖。比如在很多地方，以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名义来规划圈地，而实际做的是房地产开发。

一些地方官员乐当“规划之神”，除了“智叟情结”令他们过于自信之外，更多的还源于“规划之神”背后有自己的利益。原内蒙古兴安盟书记杨汉忠管城市规划时，就细微到了一个县级市的马路用什么样的灯、街边种什么样的树都由他来“鬼画”的程度，其背后都连着腐败。

我们必须要在制度上建立起让行政长官退出“规划之神”角色的机制，城市的重大规划必须吸收专家、分管领导、市民代表的意见，不能由书记或市长一人拍板。

有些人一当上官就愚蠢到觉得自己真的越来越英明了，部下们有时讨领导开心，在一些游戏、体育比赛中让了领导，可这些领导也信以为真，就像万庆良在多次体育比赛中屡夺第一。这样一来，权力就可能成为“规划之神”的隐形翅膀。

由此可见，没有制度的限制，领导真的以为谁官大谁就有智慧、谁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原载2014年7月18日《中国建设报》】

城市规划原理笔记篇5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市委会议召开后，我局高度重视，立刻召开党组成员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成立了局长任组长，各副局长为成员的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对教育活动进行指导和督导检查，成立了办公室，由局党组成员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安排全局的教育活动，并定期召开会议，协商解决教育活动中发现的问题，落实下步的工作安排。

二、强化措施，注重实效

为了保证教育活动卓有成效，不走过场，局教育活动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学习补课、值班、请销假、请示汇报、档案管理、公物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教育活动中，我们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召开动员大会。动员大会上聂局长和市委宫书记做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这次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对全局党员同志的要求。

二是采用集中学习、集中教育、集中交流三集中的方式抓好学习，由局领导负责授课，统一为每名党员配备一本笔记本记录学习笔记，并要求每人记录学习笔记不得少于一万字，并要求写不少于5000字的心得体会4篇。对由于工作原因或者健康原因而不能及时上课的党员，由局先组办指定专人进行补课或者上门辅导，补记学习笔记，真正使教育活动落实到每一名党员身上，决不漏掉一人。

三是把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落实到位，局党组成员在各科室建立了联系点，深入到各联系点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具体指导，并记录一本工作笔记，撰写一份调研报告。

四是组织党员开展了以立足本职岗位，树党员先锋形象为主题的党员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了以当初入党为什么，现在在党做了什么，今后为蓬莱发展贡献什么为主题的大讨论。

五是认真搞好宣传工作。制作学习园地，将内容比较好的心得体会和大讨论演讲稿张贴出去，供大家学习参考；定期出版工作简报，主要编发上级领导有关教育活动方针政策、文件意见、部署措施、会议纪要、领导讲话、批示、先进个人、典型经验等。

三、扎实开展，初见成效

经过第一阶段的学习，我局的教育活动初步显示出了成效。全局党员同志积极参加集中学习，认真记录学习笔记，每人记录的学习笔记大大超过规定的篇幅，并且按照局先组办要求按时撰写并及时上交心得体会和大讨论演讲稿。全局共上交心得体会62份，大讨论演讲稿60份，其中杨胜乐同志所写的心得体会内容深刻、联系实际工作紧密，被市先组办采用并发表。

同时，在局先组办同志们的努力下，我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工作走出本单位，面向全市，结合城区变更地籍调查工作和测绘工作开展的树党员先锋形象，争创五好基层党组织主题实践活动录制成录象片并在蓬莱电视台播出，让全市人民了解到了我局教育活动的开展。我局的教育活动多次受到市先组办检查组的表扬，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

四、查摆问题，认真解决

通过学习、讨论，不断查找问题，总结经验，特别是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的问题，认真查找，彻底解决。通过讨论学习，在个别党员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没有正确认识和定位，缺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2）加快发展的意识和本领不强。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落实不自觉、不坚定，对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认识不到位，小富即安、小进则满，不能高点定位、反骄破满。缺乏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的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缺乏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缺乏科学发展、赶超发展的好思路、好对策、好办法。（3）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不强。在民主决策，秉公执法、深入细致地做群众思想工作方面还存在问题。根据不同层次党员的思想、工作和作风实际，有针对性地找准、抓住并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此，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一）在学习中，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紧密联系全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紧密联系各项工作实际，紧密联系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增强教育活动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效性。在学习讨论中，认真开展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激发党员学习的自觉性和内动力，教育引导党员虚心听取意见，主动查找、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相互帮助，共同提高。在全局中树立先进典型，宣传、推广先进经验，为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供动力。

（二）尊重和落实党员民利，调动党员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开门搞教育，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意见，自觉接受基层和群众的评议、监督。

（三）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领导干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履行双重职责，既履行组织和领导作用，切实抓好分管单位和科室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又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带头参加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切实解决好理想信念、廉洁从政、求真务实、联系群众等方面的问题，做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率。

五、下步工作打算

一是从严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加强农用地转用审批的规划和计划审查，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对农用地转用的控制和引导，凡不符合规划，没有农用地转用年度计划指标的，不得批准用地。同时，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没有农用地转用计划的建设项目，不得通过项目用地预审。

二是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实行基本农田保护领导目标责任制。市、镇、村三级层层签订责任状，将基本农田保护作为考核政府工作和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考核奖惩机制，实行基本农田责任追究制度，增强领导干部保护好基本农田的责任感。严格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占用审批制度和占补制度。凡是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建设的，必须按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审批，在审批同意占用的情况下，用地单位必须先作出占补方案，并按规定缴纳耕地造地费，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占补方案对基本农田进行调整和补划。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在基本农田分布集中和明显交通路口及镇村周围设立保护标志，同时将乡镇级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图悬挂上墙，以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建立巡回监察制度，为保证基本农田五不准制度的落实，将公路两侧和城郊结合部作为监察的重点，每年按季度进行巡察，发现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及时进行处理和制止。

三是健全征地程序。在征地中，坚持把维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益放在首位。征地依法报批前，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要告知被征地农民，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确有必要的，由国土资源部门牵头组织听证。

四是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确保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到位。按照国务院、省及烟台市关于征地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借鉴南方先进地区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妥善解决好征地难和被征地农民的失地失业问题，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

五是推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严格控制划拨用地范围，对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逐步实行有偿使用。除现行规定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用地外，创造条件逐步实行工业用地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经依法批准利用原有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开发建设的，按照市场价补缴土地出让金。经依法批准转让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在土地有形市场公开交易；按照市场价补缴土地出让金；低于市场价交易的，政府行使优先购买权。

六是充分挖掘潜力，积极盘活存量土地。通过采取旧城改造和对国有存量土地的内部挖潜以及依法对全市闲置或低效利用土地进行回收和通过招商引资重新组合、加大投入和技术改造等方式来增加土地利用率，节约用地。

七是切实做好合理供应土地。按照择优、定向、限量供应的原则，控制供地规模，实行指标管理，对耗地少、效益高的高精尖项目及时足量供应，对于投资强度、土地产出率达不到规定标准要求的项目，不予供地。大力提倡高附加值项目和劳动密集型用地，解决供求矛盾。

八是切实做到高水平经营土地。加大土地储备力度，高度垄断经营性用地的一级市场，根据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供地计划和市场需求，适时对城区存量建设用地、低效率或闲置土地以及城郊结合部的增量建设用地予以收购储备，并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分次分批予以公开出让，实现政府土地收益的最大化。

九是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保持耕地占补平衡。制定激励政策，引导用地者实施旧城改造、退二进三和土地置换，盘活存量土

地，抓好农地、工矿废弃地、灾毁地、撤并村废弃地的整理，千方百计增加耕地面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土地开发整理的政策保障体系，制定整理土地转换新增用地的指标，鼓励易地开发整理土地，形成土地开发整理的有效运作机制。认真落实《蓬莱市土地复垦管理意见》，在抓好计划、资金、政策落实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土地开发整理盛部立项工作。并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和占补平衡指标。

城市规划原理笔记篇6

关键词：“成都体制”统筹城乡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赶型跨越式发展

2007年6月四川省成都市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立足于中心城市周边是欠开发、欠发达的大郊区，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的基本市情，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对区域发展模式进行了全方位改革调整，坚持不懈、全面系统地实施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办法是“城乡全域规划”）、优化配置城乡生产要素（办法是“明晰农村财产权”）、公共服务普惠群众（办法是“打破户籍壁垒”）、“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和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城乡发展措施，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先行先试，五年大见成效，初步形成“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这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对新成都的描绘）的新型城乡形态。这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动实践，又为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我州统筹城乡发展可以借鉴成都经验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笔者在四川省考察学习后认识到，“成都体制”之所以成功，关键是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二是优化配置城乡生产要素，三是公共服务普惠群众，而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办法是实行成都城乡全域规划，坚持明晰农村财产权制度和坚决打破户籍壁垒，在全国先行先试并获得成功，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州借鉴。

（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成都市统筹城乡的实践开始于2003年，当年就确立了城乡一体规划的龙头地位，将科学编制规划，刚性执行规划作为科学发展和依法行政的基础，全面破除规划的城乡二元观念和体制，率先将城市与农村统筹规划，使科学规划覆盖城乡全域，实现了成都城乡全域规划。

与此同时，改革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将城市规划管理局调整为城乡规划管理局，使原成都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的村镇规划管理职能划转到市规划局；在区域中心镇设置规划管理所，在乡镇配置乡村规划师，形成比较完备的与统筹城乡发展相适应的城乡规划法规与标准规范体系。

按照“全域成都”的理念，成都提出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市划分为生态及旅游发展区、优化型发展区、扩展型发展区和提升型发展区。2009年底，成都市编制完成了“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规划，并相应编制了城乡建设等规划。笔者认为，成都市用城乡全域规划的办法破解长期困扰我们的城乡二元体制，值得我州认真研究和借鉴。

（二）优化配置城乡生产要素

2008年1月，成都市启动了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并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对农村土地和房屋确权颁证，赋予其资本属性，在“三农”领域真正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了农村市场化发育进程。目前，全市农村确权颁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在此基础上，成都市创新耕地保护机制，设立了耕地保护基金，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每年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26亿元，按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300元向农民发放耕地保护金，并与农民养老保险相结合，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同时搭建了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成都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归还、确立农民的土地房屋转让权，以适应城市化加速对农村资源大规模流转、聚积和集中的要求，为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成都市优化配置城乡生产要素，明晰农村财产权的做法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大胆创新和突破，正是当下我州倡导的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三敢”精神的具体表现，值得我州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

（三）公共服务普惠群众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性体制壁垒。成都市在全国率先进行比较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实现自由迁徙。目前，成都市全面实现了户口登记与实际居住地统一的户籍管理登记制度，统一了城乡就业失业登记、就业援助，统一了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统一了城乡住房保障体系，统一了城乡“三无”人员供养标准和低保标准，真正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公平化。

二、我州转变发展方式可以借鉴“成都体制”的重要路径

通过学习考察，笔者认为“成都体制”的成功之处在于转变发展方式，而其转变发展方式重要路径就是所谓的“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和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六个一体化”即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指实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四项工作。

（一）“三个集中”的启示

“三个集中”一直是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和基本原则。成都市把以前分散的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目前工业集中度达到了70%，城镇化率达到了63.6%，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达到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的68.5%。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129元，比2002年增长111.1%。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以工业化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推动城镇化进程，带动二、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通过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这使成都城乡经济社会连年保持又好又快的高增长，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2.1%，2009年增长14.7%，达到4502.6亿元，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下降了20%以上。城乡收入差距从2002年的2.66：1缩小至去年的2.62：1。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三个集中”？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要以物质投入转向以创新投入作为主要动力。创新总体上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来源于政府的创新，政府为所在地的企业发展和居民的生活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是来自企业的创新；第三个是企业、产业的空间分布形态，即我们说的集群发展。集群发展可以带来创新成本的下降，带来新的市场机会。

成都市的产业集中、集约、集群化发展，优化了要素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提高了工业化水平和质量。成都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妥善解决征地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的就业、居住、子女教育等问题，推动农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这有利于推动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建立与城市完全一样的设施，这是形成市民社会非常重要的路径。

同时，农民向城镇集中、向新型社区集中，意味着农民的购买力向城镇集中，意味着城镇和新型社区购买力增加、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推动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中。这是推动农业转型的重要路径，是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必要的路径。

（二）“六个一体化”的启示

在实践中，成都市大胆创新，做了一系列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探索，形成了“六个一体化”，即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笔者认为，成都市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创新共创共享机制，这对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加快城乡全面现代化的价值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成都体制”的实践证明，成都市通过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等“六个一体化”，全方位构建了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按照城乡一盘棋的理念，对城乡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形成了城乡一体、配套衔接的规划体系和执行监督体系，实现了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管的城乡满覆盖，直到村组。市政公用、交通、财政、农业、水利等30多个部门进行归并调整，实行城乡统筹的“大部制”。公共财政的阳光也普照城乡，建立起财政支农稳定增长机制。2009年市县两级财政对“三农”投入192.3亿元，相比2002年增长26倍，6年来累计投入594.8亿元。推进了城乡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市政公用设施向乡村覆盖，率先在西部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水泥路，农村客运通村率达到98%，实施城乡水电气供应以及污水、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的形成，赋予了农民相对完整的市场主体地位。

（三）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的启示

这几年，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成都市实施了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即实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四项工作。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开展确权、登记和颁证，并建立市、县两级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引入农业担保、投资和保险机制，使农民成为市场主体，农民可以平等地参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项改革的核心是还权赋能、保护耕地，目标是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成都市在全国创造性地设立了耕地保护基金，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将投入26亿元，为有效保护耕地的农户每年分别按基本农田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亩300元的标准发放耕保金，用于补贴农民购买养老保险，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

万丈高楼从地起。抓好基层基础工作，对成功推进城乡一体化举足轻重。成都的“四大基础工程”，做得非常扎实。比如，确权做到实测，做到“五个一致”（按照各农户承包的实际地块和测量面积，公示无异议后把实测调地等相关资料交由村镇及县级相关部门，建立台账、制作承包合同、制作确权证书和核发耕地保护基金，做到了土地承包实测确权账、地、证、合同、耕保基金面积“五个一致”，实现了承包地块、面积、合同、证书“四到户”），通过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做到确实权而不是确虚权。2011年6月底，成都市就基本完成了区域内的确权。农村产改奠定了农村、农业进入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村级公共服务，每个村20万元，每年财政要投入7亿元左右。一个20万元不难，难在年年投入加万元，难在村村投入20万元。这是一个均衡的增长过程，缓解了大幅度的传统城市化时代城乡公共服务严重割裂的状态，为农村居民的发展提供了和城市一样的起点。农村治理机制民主化，这20万元怎么用村民说了算，村民最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解决了他们最急切的生产和生活中的需求。因此，这是基层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公众参与的治理就是现代城市治理模式。实际上是以现代城市治理模式来统筹治理城市与乡村，推进城乡现代化的一个过程。

三、我州要加速推动三次产业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

笔者在四川学习考察期间了解到，成都市在2009年就提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其目标是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使大成都迈向更高水平，成为世界大都市中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样板城市。那么，这与转变发展方式、城乡一体化有什么样关系呢？

（一）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会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制度转型

成都市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定位为世界级城市，经济发达，以创新为动力，社会和谐为愿景。成都市以世界级城市为目标，本身就要以发展方式转型为手段去实现。因此，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内涵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是高度契合的。

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下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独有的优势。成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心城区发展快，农村发展慢的问题，迫切需要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缩小城乡差距，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一个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的体现。

2009年底，成都市立足于城乡一体化实践基础和成都平原都江堰自流灌溉区这一生态基础与历史文化基础，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着力深化城乡规划设计、建设国际性城市功能、推动三次产业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加快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智能化建设，将成都建设成为一座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区域枢纽和中心城市。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她的成功将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描绘出一幅漂亮的中国特色的美妙图画。

（二）“成都体制”的成功经验为地处西部民族地区的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我们要准确把握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借鉴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创新经验，进一步深化对州情的认识，明确“加速发展、加快转型、奋力赶超、推动跨越”的主基调，按照州委、州政府的新思路、新要求、新部署，重点实施“工业强州、城镇带州、旅游活州”三大战略，使我州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发展思路更加完善、发展信心更加坚定、发展热情更加高涨。

黔东南是欠开发、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很重，要落实全州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超常规的思维，需要决策层的大手笔，需要借鉴“成都体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改革“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啊，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首先，全州上下要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作，常抓不懈。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发展做基础、做保障，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公共产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等一切都是空谈，黔东南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

其次，发展经济还是我们全州奋力赶超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十一五”期末我州经济社会发展显著加快，综合经济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10年全州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4.2%，人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十一五”生产总值从141.74亿元增加到312.57亿元，年均增速达12.7%，比“十五”时期高2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省平均增长水平。同时，扩大投资规模成为拉动我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4%；投资规模从85.5亿元增加到271.8亿元，年均增长26%；累计完成投资832.72亿元，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达53.4%。从全州财政收入看，2010年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40.2%，一般预算收入增长50.2%，增幅位居全省前列。财政总收入从13.18亿元增加到40.39亿元，年均增长25.1%；一般预算收入从7.73亿元增加到26.18亿元，年均增长27.6%，财政支出从39.74亿元增加到144.47亿元，年均增长29.46%，同时，金融工作成为我州搞活经济的核心。2010年我州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469.5亿元和290.95亿元，为2005年的2.86倍和2.42倍。通过“十一五”期间五年的努力，我州生产总值实现了翻一番，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翻了一番半，自我发展能力有所增强。纵向比较，我州经济社会发展确实有了较大跨越，但横向比较，我州无论经济总量、财政总收入、人均GDP等方面在省内九个地州市排序都处于较后位置，仍然属于比较落后地区，从民族历史责任和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看，我州都需要继续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

再次，从我州当前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状况，苗、侗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化来看，都要求地方政府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上要担当更多的责任，都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奋力赶超作为加快发展的重要目标，始终保持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勇于争先的良好精神状态，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创新中促跨越。例如目前全州16个县市你争我赶形成的竞争态势就是我州奋力赶超的具体表现，需要继续保持；要让各级政府潜心寻找自己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培育属地经济资源发展的同时，积极招商引资，扩充增量资源，形成产业积聚效应：要通过财政收支的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形成强烈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最后，要想实现黔东南经济社会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必须探索实施全州范围内的城乡统筹，按照“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借鉴“成都体制”并结合州情制定推进我州城乡一体化和综合配套改革的各项部署，努力在加快城乡全面现代化进程、构建现代新型城乡形态、巩固完善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上取得新成效。必须全力推进三次产业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全州要抓紧实施功能分区，明确区域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重点城镇、一般城镇的产业定位和目标，工业园区的建设要主次分明、布局清晰，不要不顾实力和客观规律地争抢上项目，要重点完善“一县一主业”的任务，要明确主体和责任，强化督查考核，创造条件努力把黔东南建设成为承接东部发达地区高端产业转移重要集聚区：要充分发挥我州面向泛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按照产业集群集约发展的规律，在抓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基础上，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进军，加快实施全州追赶型跨越式发展。

同时，全州必须按照区域一体化的新定位和新目标抓紧修订完善城市规划和设计，加快形成黔东南特色的城镇与乡村有序交融、历史与现代有机辉映、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蓝图。全州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解决好资源和环境制约问题，坚持科学统筹、集约发展，主动推进区域合作，切实抓好节能减排，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镇（市）。全州各级政府必须改进招商方式，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参与国际国内合作，按照产业分工定位，瞄准高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引进一批带动产业升级的重大项目，建设一批各具特色、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特别是州府凯里市，必须大力改善软硬环境，努力提高其国内外知名度、美誉度，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树立起良好的城市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黔东南投资创业。

总之，全州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州三大战略“工业强州、城镇带州、旅游活州”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州委、州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发扬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在黔东南的“三敢”精神，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立足于既有工作基础，以“成都体制”为借鉴，结合我们民族地区的实际，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团结进取，开拓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够开创黔东南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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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振亮，城乡空间融合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城乡空间关系的系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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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新海，黄善林，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24（3）：79—84.

（作者单位：黔东南州行政学院）

城市规划原理笔记篇7

【关键词】 西安市；半城市化；现象；原因；解决途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过程，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率大幅上升，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也有了很大提高。但也由于城市化对速度和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使其本质内涵被忽视，造成了显著的问题，例如，很多农村人口虽然已经进入城市，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他们不能真正享受到城市所带来的福利；还有很多城市内部的原住居民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在居住环境和教育各方面都无法达到真正的城市水平……此类现象被称作半城市化现象。半城市化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亟需探索解Q此类问题的解决途径。

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半城市化问题的相关研究，笔者总结半城市化具有以下特征：在空间上多指城乡结合部，即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周围最直接最强烈受到城市辐射影响，同时具有城市和郊区农村特征的发展区域；[1]半城市化在人口分布上，多数学者认为半城市化现象是指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一种状态；[2]在产业结构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某些地区的二三产业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第一产业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是还占有一定比例；在地理空间结构上，多数学者认为有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从农业转为非农产业，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口与产业的空间转移与集聚尚未完成，导致这里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3]笔者认为半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是一个城市达到完全城市化的必经之路；半城市化是城市内部社会和经济二元结构的凸显状态；半城市化包含人口半城市化、土地半城市化、城市空间半城市化等方面。由此可见，半城市化现象是由城市进化过程中种种社会政治、人口、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叠加而成的。

结合国内外研究综述和大量实践走访调研，本文从人口、基础设施、社会福利、交通、景观等方面总结得出：半城市化地区不仅仅是指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周围最直接最强烈受到城市辐射影响，同时具有城市和郊区农村特征的发展区域。人口密度大、人口收入普遍较低、文化素质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福利保障缺失、交通混乱且不便捷、景观绿化不到位等特征，拥有这些特征的地区称为“半城市化地区”，归属为地理学概念。

二、西安市半城市化现象及其原因

1、西安半城市化现象解析

通过对西安市半城市化地区的调研，笔者发现西安市半城市化现象表现在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等几个方面。

人口结构方面，居住在半城市化地区的人口以农业人口为主，除了本地居民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由于户口问题，他们无法享受和城市人口相同的社会福利保障。[4]并且，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导致半城市化地区人口流动性大，人员构成复杂，使得管理有很大难度，引起了治安，环境等多方面社会问题。

经济结构方面，半城市化地区虽然农业人口居多，但基本上都从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二、三产业。[5]并且大多数半城市化地区的居住人员被局限在次级劳动市场，从事体力劳动的占大多数。当地居民以出租房屋所得房租为生，外来人口中个体户在城市租借房屋从事小型商业活动，经济收入并不乐观。总体而言，半城市化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城市平均水平。

城市景观方面，半城市化地区土地权属混乱，缺乏管理措施，形成了“脏、乱、差”的景象。随处可见乱搭乱建的临时建筑，房屋建筑质量差，建筑布局混乱缺乏统一规划，建筑密度高，间距小，形成“一线天”、“握手楼”等独特景象。

基础设施方面，半城市化地区内部道路破旧、弯曲，数量少，缺乏与外界联系的道路。并且半城市化地区内部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缺少基本的交往活动空间和社区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导致居民娱乐方式单调，相互之间交往不够。

鉴于以上出现的城市问题，需要探究半城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为提出适宜的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2、半城市化产生原因探析

半城市化现象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结果，笔者认为，半城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具体可从四个方面来剖析：（1）户籍制度。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两种制度并存的城乡二元制制度，使得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后，本质上依然不属于城市。城乡二元户籍的存在使同样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有了区别对待。（2）历史渊源。从历史的角度来探求原因，半城市化地区大多历史悠久。早期（清明时期），现今的半城市化地区多为农田和村落；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发展迅速，这些地区的原有耕地被国家大量征收用于城建设；近些年，半城市化地区的村民为谋生计加盖房屋，以低价出租，吸引了大量经济较为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入住，进一步加大了当地的人口密度，同时也造成了该地人口组成的改变。（3）土地性质。大多具有半城市化特质的城中村土地都为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所有权，既归乡（镇），归村子，也归村民。当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失去土地，却因为不是土地所有者，并非法定的谈判对象，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只能拿到一些补偿费用。以至于今日的城中村发展缓慢，与周边的城市景象相差甚大。（4）社会福利。半城市化地区居住人口多以外来务工的人群为主，这些人群大部分是从外地或农村来到城市，从事的多为社会中较为底层的工作。而由于不同的行业，福利保障的程度也不同，以及工作条件较差和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缺乏参保积极性较低等原因，导致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在社会福利方面低于城市化的总体水平，在工资微薄的基础上，还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这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十分艰难。

三、半城市化现象解决途径

1、国际经验

半城市化现象是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之中的普遍现象，源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又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所以各国都有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为解决半城市化人口问题，实行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只要登记过的迁入流动人口政府就会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保证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享有共同的社会保障，这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6]

巴西等拉美国家半城市化地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贫穷，所以这些国家的应对措施就是解决贫穷问题。政府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往大城市流动，实行城市反哺农村政策，让农民们安心在城市周围的城镇生活，并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提供相应社会福利。

韩国政府的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尽相同。韩国制定政策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就业环境，用建造低廉房价的房屋等措施提高城市的包容性，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发展，并使城市发展建设的更加迅速。

总结以上国际经验，各国国情不同，采取措施也不同。我国在解决半城市化问题时，可采取日本人口登记制度来解决半城市化地区非城镇人口的户口问题；也可借鉴拉美国家防止流动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的问题等。在借鉴学习的同时，我国更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具有我国特色的半城市化问题解决方法。

2、解决路径

目前，我国对半城市化现象的解决已有一定的措施实施，如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提案，草拟审定《居住证管理办法》；同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城乡两种福利体制等。[7]然而，真正深入到半城市化地区后不难发现，政策的落实实施过程中障碍重重，使得人民心声意愿传递不到政府，造成官民矛盾；部分政策落实缺乏细节处理，不够人性化等等问题。对此，笔者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力度，控制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虽然我国目前阶段正在进行户籍改革制度，但改革对于流动人口的登记力度不到位。户籍改革的目的在于缩小城市人口与农村进城人口的差距，是较为抽象的，而流动人口登记则能够更好的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社会基础设施，使其与城市人口得到相同的基础设施享受，从物质上为半城市化地区的流动人口提供保障，帮助半城市化地区的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对于一些特大城市、半城市化现象和问题较为突出的，应当控制流动人口涌入城市，疏导城市内半城市化地区的人口，在城市建立卫星城镇或新区，为半城市化地区人口与流动人口提供全新的规划后的地区使其发展，而且便于管理。同时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缓解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减轻大城市的压力。

（2）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首先，户籍改革制度、取消农村户口是很有必要的。取消农村户口对于大城市里的农村户口人群来说是提高心理平衡的最好的方法，也是消除城乡居民差距的第一步。不过就目前我国实行情况来看，户籍改革的力度不够大，很多半城市化地区人口依然是农村户口，他们生活在城市当中却享受不了城市户口享有的权利，难免引发矛盾。应当加大户籍改革力度，解决城乡两种体制的矛盾，为半城市化地区的改革打下良好的实施基础。

（3）提高城市中半城市化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半城市化地区与中心城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半城市化地区应当与中心城区拥有相当的基础设施，首先应该解决半城市化地区普遍的“脏、乱、差”、垃圾的收集与处理的问题；其次保护或者新建公共基础设施，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图书馆、文化站等；再者，扩宽半城市化地区内部道路，铺设相应管线，统一供暖供气等；解决摊位乱摆乱放的格局，统一规划整顿；最后，半城市化地区的交通状况有待改善，重新设立公交车站牌、地铁站等，以便于提高半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发展。

（4）聆听半城市化地区居民建议，增强城市的包容性。在本研究小组的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半城市化地区当地居民对政府政策颇有微词，主要来源于拆迁征地赔偿的矛盾。在半城市化地区改进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多下基层，切实聆听半城市化地区人民的心声，积极改进实行方案和措施，提高人民满意度等。

（5）进行半城市化地区的土地规划。半城市化地区的人口密度高于其他城市中心，在半城市化地区的土地规划中应当高密度的开发利用城市土地，混合土地利用，遏制城市空间的蔓延，有效保护城市周边耕地，同时进行半城市化地区的经济活动建设，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6）合理规划城市的未来建设。在发展半城市化地区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合理规划整个城市的未来建设。在实地调研的情况下，应当合理规划城市的功能分区，提高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预测城市未来的容纳度，尽量避免半城市化现象的加剧和再次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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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5.10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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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

[5] 赵燕菁.城市化的几个基本问题[J].观察， OBSERVATION，2016.156-158.

[6] 李丽，卢正慧.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5.20.75-79.

[7]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讲话，2004.3.10.

【作者简介】

城市规划原理笔记篇8

一、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商应当取得预售房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制度）。

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证制度，即开发经营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县级以上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承购人，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我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10条明确规定：商品房预售、开发经营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本文所称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与承购人就转移在约定时间内建成的商品房所有权及商品房暂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支付商品房价金等事宜所达成的书面协议。

我国对商品房的预售采取许可证制度。采取商品预售许可证制度，有利于保障商品房预售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商品房的预售作了明确的规定，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预售商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取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是出售商品房的基础，土地使用权证书是合法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标志。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只有在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房地产交易，所以，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是基础，是第一要件。

（2）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商品房开工建设的前提，商品房建设一定要符合城市规划。根据《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这是因为有的开发商如果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就开始出售商品房，就不排除会有商品房建筑工程能否开工的风险，从而有可能发生损害预购人利益的现象。

（3）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炒卖地皮”，有效地保护商品房预购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便于房地产主管部门进行监督。

（4）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只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开发经营企业才能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同时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二、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否有效的确认

按照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开发商预售商品房应当申请取得预售许可，否则其与购房人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不具备《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前三个条件的开发商所签订的预售商品房合同、应确认其无效，有利于保护承购人的合法权益，以促使开发商规范开发、依法预售，维护整个房地产业的长期利益是有益的。但是对那些已具备《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前三个条件，只是未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预售房许可证的房屋开发经营企业所签订的合同，应如何确认其效力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的预售房合同应当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的一种，这种合同如果当事人发生纠纷以后，但在前预售房开发商能及时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补办并取得预售商品房许可证。也应当确认合同的效力，这样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在商品房买卖中有些开发商与承购人，由于对预售商品房要领的不理解，将已建成的成品商品在签订合同时承购人不能一次支付金额价金而签订“预售房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审查开发商是否具备“五证”即《固定资产投资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如果具备“五证”应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

三、预购商品房的转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