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文化和传统文化范文

风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篇1

风俗常常影响甚至指导着人们的生活，有些风俗已在人们生活中根深蒂固，而有些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渐渐移风易俗。本文仅想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提出在现代设计中如何思考、处理“物品”与风俗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敏锐地去发现并把握移风易俗的现象，通过产品这一媒介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朝健康、美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风俗 移风易俗 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 （2015） 05-0056-02

一 风俗、物品和移风易俗

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约定俗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的总和，是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改变时，风俗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即移风易俗。古人所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即说明了风俗的独特和多样性，也说明移风易俗的多变和复杂性。依据秦永洲著的《中国社会风俗史》，风俗大致体现在服饰、饮食、居住、节日、婚姻、生老、丧葬和信仰方面。可见，风俗包罗万象，因此，移风易俗的现象也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物品”在生活中同样无处不在。其以有形的形式，通过使用过程，反映着人们融于生活中无形的风俗习惯。诸如餐具、茶具和酒具在类别、形制、容量、使用时的礼仪及手势等方面体现出入们具体的饮食风俗。如果风俗是本质，那么物品是现象。“物品”在多样的变化中，暗藏着移风易俗趋势。

“移风易俗”的说法最早出现在《苟子，乐论》中，讲述音乐对风俗、社会和对民心向善的教化作用，“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现代对产品的研究也同样上升到产品与人的道德、社会规范以及生活习惯等社会层面。

在现代生活中，移风易俗的现象非常普遍。和以往不同的是，原本各自独特的风俗朝着大同的方向移易，因而造成一方面代表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外文化的侵入导致原风俗的消失，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使得大同的产品也侵蚀着独特的传统物品。

二 设计中的移风易俗责任

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们，越来越少的人了解多植根于农业社会传统风俗的来历和意义，人们也不再有对自然曾有的畏惧敬奉，失去了从前对风俗的虔诚和信任。因此，人们越来越习惯有别于传统的现代都市生活，传统习俗渐渐不适应城市生活。传统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观念和审美观念也随之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风俗的基础，生活的改变，必然改变风俗的样式。

从传统物品体现的设计来看，人们一向乐于将美好心愿或是认为能提供美好感受的代表物融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将日常生活的审美需求放在很高的位置，甚至超越了实用功能，这是中华民族对日常用品的一大鲜明的设计特色。现代产品设计大都受到“功能主义”设计的影响，在设计中致力于使用功能便利性的研究上。随着人们生活日益丰富，只限于产品的实用性于产品设计的发展会愈走愈狭隘，过于偏向通用性的设计是对作为社会的人人性的不尊重，因而要在设计中针对人的社会习惯、社会交往等社会特征来进行设计。当然过于偏向风俗的设计则容易使设计的功能和形式本末倒置。在当代设计的发展中，仅仅满足消费者对使用功能的需求不再是设计唯一的追求，使用者总会感觉有许多民族的传统和习惯是功能所不能满足的，因此，各国的设计风格的形成必然要到本民族文化，本地特色中去寻找，而那些会成为设计灵感的源泉。

设计强调以“人”为本，通过产品这一物作载体，和人发生如影随形的联系。这种影响从物理性质上的“人’，一直贯穿到社会意义上的“人”。因而设计产品的过程，也是设计人社会生活的过程，通过产品的设计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社会风气和习俗，即设计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虽然这种设计的移风易俗作用对整个社会发生的移风易俗现象来说不是主题性和关键性的，但凭借生活中无孔不入的产品，其影响能积少成多，并且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进而达到人们的思想道德面貌的改变，甚至最终影响整个民族性格、整个社会风气的社会功能。风俗不可否认也存在陋习、恶习，设计不能改变这些面貌，而是通过它的应用来影响这些面貌，从而达到改良和创造新的风俗。好的设计能深深地感动人，助于良好风俗的形成和特色风俗的传承，反之，会助长恶习。就此而言，在设计的前期，设计师极易忽略其设计可能导致的移风易俗的结果。因此，设计师应该有建构新风俗和传承优秀风俗的责任心。

三 移风易俗状态下的产品设计

移风易俗，是一种变革性的行为，它倡导新风尚，革除陋习。作为社会现象的移风易俗却在一定的深度下指导和制约着设计。设计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在最初的设计时，不会自觉地思考此类关于传统文化、传统风俗的问题。但当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时，设计要深入发展，除了更国际化方向，就是根植本土化，让产品更贴近本土生活需求。传统风俗已变化，而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的新风俗正在形成，这时在设计中纳入移风易俗的思考会成为必然，这点尤其在日用生活用品设计中体现。产品首先是普遍生活性，提高产品对现代生活的适用性不仅是实用功能的问题，还包括对现代生活中存在的移风易俗的适应能力。

1.传统风俗的淡化，设计功能逐步多样化，甚至转化为传播与教育工具趋势

设计追求功能的最大化，设计师不断挖掘其潜能，为大众服务，但一般是局限于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两项。现代设计应该追本溯源，对本土化充分考虑。现在风俗的发展趋向淡化，设计有必要加强风俗的恢复。生活形态的快速变迁成为了传统风俗适应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弥补由于传统生活方式被快速全球化影响而带来的民族传统延续的严重问题，现代设计师要在日常用品功能设计中加入对使用者进行传统习俗、文化的教育功能。这样，即使传统赖以生存的相似生活形态没能正常演进，也能在主观上让传承的主角“火”重新理解、接受和喜爱传统文化，发扬良好的社会风尚，并负有对民族传统延续的责任感。如在当代众多国际设计风格涌入国内的情形下的设计复古风潮，一方面是国家对传统文化加大了宣传，而另一方面，则是许多人在面对复杂多样的生活物品设计进行抉择时，抱有一种对传统的怀念和肯定，对悠悠历史不断逝去的独特文化情怀。

2.顺应移风易俗现象，设计成为一种全球性跨界时尚

风俗是一种行为方式，是地域性的、群体的，而且是重复出现的。这种恒久性，从中说明其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因此，在众多的民俗研究中，关注最多往往是如何保存风俗。

可是，在现代生活中移风易俗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无论设计师是认同或否定、复归或背离，设计都应该往前看，更应该关注的是发展中的风俗。这不完全是件坏事，顺其自然也未必不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古代的时尚成为今天的传统风俗，那么今天的时尚也可能成为明天的传统风俗。这些设计上的变化，有些彻底地改变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是风俗的内容，也是作为生物上的人和社会上的人的生活之根本。设计作为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活动，囊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设计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这种跨界，不仅是行业的跨界，也是地域的跨界。在越来越重视非物质遗产的今天，民俗受到强烈的追捧。一个区域的风俗，可以形成―种国家的时尚，甚至形成一种国际时尚。

3.家居生活的变化，设计趋于适应现代的自由角色转变

家庭小型化、家庭组成、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家庭的发展趋势。过去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代或两代人居住的小家庭。传统家族观念不断分崩离析，趋于解体。

根植于传统的现代家具设计，体现了新的人文和礼仪变化。在家具的设计上，没有等级概念，出现细节构造的一致性和圆桌席位的等同性，尊长观念淡薄，传统的“礼”逐步消失。摆设上，风水观念已经不再强烈，“拜”无场地，“祭”移至室外。建筑的包豪斯箱子风格的盛行，居住风俗由传统居住的基本模式发生了本质变化，尽管整体是群居，但群体内部的个体行如陌路，不相往来，群体关系冷漠。

饮食在人们的生活活动的构成中占有和很重要的地位，也是最顽固的文化传统。除本身的饮食生存的意义以外，饮食还是重要的会客手段，是中国人常用来达到和他人交流、进行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方式。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将饮食活动赋予了更深刻的社会作用。但在当代，在家中宴请宾客的待客方式，逐步转为以酒楼酒店作为宴请的场所。家居饮食的方式更趋于个人化。因而家庭饮食器具的设计在保持原有饮食方式的基础上，需要对家庭生活的个人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

现代家庭关系相对更平等自由，每个成员都有适用与自己的饮食器具的渴望，以及适于营造不同生活环境气氛的饮食器具的期盼。这对饮食器具最直接的影响是需要改变以往的十件成套的计量方式，需要进行小套数量的设计。针对家庭组成人员的性格和角色，可以重新制订具体的个性化同时又是系统性的方案。

4.传统祥瑞观念的变迁，设计成为一种自觉的认知文化

民俗物象大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寓意。棺材称寿材，停尸房叫太平间，汤饼隐寓长寿，瓜皮帽隐寓六合统一等。随着人们文化层次的提高，特别是对科学的普遍认识，有关传统的祥瑞观念淡化了许多。随着生活的日益丰富，这些观念却没有完全消失。这种类似图腾式的精神需求除了稳定性的群体传袭之外，在今天多少成为了部分年轻人好奇心理的需要。因此，祥瑞的图案在今天其审美的价值意义可能大于其精神意义。针对现代人对此的一知半解又好奇喜爱的心理特征，在设计中重新对祥瑞图案进行定位设计，探知其寓意、含义，使之带有认知意义。

有位资深的经济学家说过：“产品的一半是文化”，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器物和习惯。传统风俗即是一些物质与精神的沉淀。物质得到改进和创新，使人类有了新的征服自然和表述情感的工具。物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使得人在神经系统养成的习惯也同时发生变化。传统祥瑞观念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人的心灵的祈祷。设计是一种文化，带有启迪的意义，达到普遍的理解认知是设计应该具备的自觉行为。

5.传统环境到现代环境的剧变，新设计可能成为一种新风俗

宋应星在《野议》中指出：“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一趋，可以造成风俗。然风俗改变，也可以移易人心。是人心风俗，交相环转也。”城市的扩大与规划，为了交通的方便成直线或规矩扩散，鸡呜犬吠、阡陌幽径成为了历史，田园生活亦成为一种梦想；新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出游方式及习惯发生变化。人们习惯于使用海、陆、空等各个交通系统，习惯于旅游式婚礼，习惯于旅游式拜黄帝陵祭祖；新产品的出现，传统的劳作方式也得到改变，耕田种田不用镰刀锄头，传统手工变成机械化了…新的人文风俗在新的设计促进下不断更新，不断地涌现。

“―方水土一方人”，风俗是区域性的，设计行为却是普及性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移风易俗的改革活动，设计的结果是由小异逐步趋于大同。这种大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抑或成为一种习惯和人心。

四 结论为了可能的忘却

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在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社会风俗从风尚、礼仪、习俗等层面透视出不同时期人们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价值观念，是现代人所依赖的丰富的文化和精神资源，移风易俗是不可改变的历程，于是造成传统风俗不断地缺失和消逝，人们的头脑中不断地在失去对它们的记忆。设计师需要正视这些可谓残酷的改变，改变并不可怕，需要慎重的是“移”和“易”。

风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篇2

关键词： 中秋风俗 流传现状 文化内涵 发展特点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都与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心理密切相关。作为传统节日，它同时也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一个符号，它的发展流传是沿着盛行、失落与回归的轨迹进行的，这个轨迹其实是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态度的发展轨迹。

一、中秋风俗流传及现状

中秋节的确立和风俗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的中秋节是以功利的用途为主的，具有神化的色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越来越多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稳定地展现出中国人的心理面貌。

（一）中秋节风俗形成与盛行

据学者考证，中秋节的雏形在周代就已经形成，流传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最初的中秋节是一种祭祀活动，是由统治者组织进行的向天地祈祷的仪式，用以希望国家昌盛、社会平稳。随后的漫长历史里，这种祭祀活动逐渐流传到民间，到了唐代中秋节的日期、仪式、习俗基本定型。到了宋代，“月饼”的名称作为中秋节的节日食品最终确定下来。中秋节最盛行的是在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中秋节已经继春节、清明、端午之后成为中国人的第四大节日，仪式的繁琐、宴饮的规模、习俗的丰富程度都达到巅峰。皇家要进行祭祀月神的仪式，民间同样也要进行祭拜月亮的活动。可以说中秋节的产生与盛行是由神化到世俗化的过程，由局部性向全国性、全民性发展的过程。

（二）中秋节风俗的遗失

人们对于中秋节的重视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内容简化、文化内涵消失，而只重视中秋节的形式。中秋节团聚和祝福的内涵在逐渐淡化甚至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于礼物价值极度看重。很多“80后”“90后”，只知道中秋吃月饼，而为何吃、怎么吃、吃的意义为何，根本不清楚；相反他们更倾心过洋节，对于洋节的由来、风俗如数家珍、充满热情。可以这样说，中秋节风俗的失落是伴随着中国人对于传统意识的遗失而产生的。

（三）中秋节风俗的回归

近几年，国家保护文化传统的意识在不断增强，社会上强化文化传统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中秋节的风俗习惯又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我国的中秋节被列为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大大激发了国人珍惜民族文化的热情。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中秋节为法定假日，人们在这一天可以享受节日放假，民间甚至以“串休”的方式，把中秋节所在的周六周日休息和中秋节放在一起放假。这样的放假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在中秋节这天赶回家，和家人吃团圆饭共度中秋。

二、中秋节风俗的文化内涵

中秋节有许多风俗，这些风俗有的具有全民性，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但是这些风俗在各地方的形式略有不同。同时，各地都要祭拜月亮，但是祭拜的东西和具体细节又稍有差异。可是无论形式上有何不同，都改变不了共同的文化内涵。

中秋节的风俗首先具有月崇拜的意味。中国古代历法是我们经常说的太阴历，也就是说我国的古代历法是以月亮的运行周期和特点制定的，因而月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中秋节祭月就是这种崇拜的最直观体现。

中秋节的风俗也带有庆祝丰收的含义。中秋节恰逢秋季粮食、果蔬成熟的季节，而农作物丰收在封建制度下的农业国家是最重要的事情，不难想象人们对于中秋节的重视程度。进行中秋节的祭祀和祭拜活动，都少不了各种供奉食品和果品，这些果品都是当时成熟的果品。而且南方有“偷瓜送崽”的习俗，所偷的瓜必须是长势最好的瓜。在开封地区，还有“燃铁塔”的习俗，这些习俗都有庆祝的味道。

中秋节风俗具有举家团聚的含义。中秋节从最初皇家祭祀月神的活动到最终形成广泛的民间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从希望月亮给以人们幸福生活进而演化成中秋月亮的圆满也恰似家人团圆的意味。在北方，人们还习惯用藕来祭拜月亮，就是取“藕断丝连”的意象，寓意游子虽然远在他乡，但是能和家人思念不断。

中秋节风俗具有寄托祝福的含义。中秋节的风俗中有祭拜活动，有赠送礼物的风俗。祭拜活动是通过祈祷给自己、家人、朋友送祝福、表达美好意愿。在贵州、湖南和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晚上要去偷瓜，但所偷之瓜并非占为己有，而是要送给没有孩子的夫妇，传说得到了别人所送的瓜崽，就会得到孩子。被偷的主人并不生气，因为这是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事情。这种活动恰恰体现了邻里之间的关爱、祝福之情。

三、中秋节风俗发展特点形成的原因

中秋节风俗的形成、流传其实是中国人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一个缩影。形成的原因，是文化繁荣的结果，是家庭观念的凝结，是国家凝聚力的体现。它的失落与回归恰恰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弱化、家庭观念和国家凝聚力的下降。

中秋节的起源在周代，最初是祭祀月神的活动，和祭祀天地太阳是一个道理。在之后的流传过程中，中秋节的文化意味是越来越浓厚的，形式是越来越丰富的。最初的月崇拜，是统治者祈求国泰民安、统治稳定的活动，而团圆、祝福、庆祝这些内涵都是由人民不断增加的。当下，在交通便利的现代社会当人们的家庭观念下降的时候，中秋节要和家人团聚的意识也在消解，人们有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再赶回家和家人团聚。

中秋节风俗的发展特点是和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息息相关的。对于中秋节风俗的忽视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漠视。热衷过洋节的现象和传统节日的凋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侧面反映我国传统文化被遗忘的事实。

综上所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我们漠视遗忘自己的民族之根时，就丧失了自己的特色。我们要从保护传统节日入手，从理解认同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入手，传承好自己民族的文化。

参考文献：

[1]胡兆量.中国文化地理概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萧放.中秋节的历史流传、变化及当代意义[J].民间文化论坛，2004，8：29-35.

风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篇3

关键词：民俗文化；旅游价值；开发策略。

民俗文化是一种人文旅游资源，民俗文化是人类的一种基础文化，这是长期以来不断的消化吸收人类各种文化因素的过程中，不断的被过滤、筛选和沉淀，从而凝聚在民众的心理机构中的深层文化。

民俗文化在现代的旅游资源中占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一、民俗文化及民俗文化旅游的含义。

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传承于民间的、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在普通人民（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而民俗文化旅游则是指人们以观赏、了解、领略、参与风土人情为主要目的的旅行活动。民俗作为无形文化资源，在现代旅游中的价值正日益展现出来，民俗文化旅游目前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项目之一。

二、民俗文化在旅游中的价值。

1.民俗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服饰饮食、婚丧嫁娶、待客礼仪、节庆游乐、民族工艺、建筑形式等等，都各有特色，形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景观。这些民俗文化现象，以其丰富的内容、浓厚的地方色彩、鲜明的民族特点，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构成我国民俗旅游开发的丰厚资源，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

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目前，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俗旅游均已蓬勃发展。

2.民俗文化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多种需求。

（1）民俗文化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审美需求。我国各种民间建筑、民间服饰、民间工艺品，都自然流露着纯真质朴之美，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民俗旅游的开展，为旅游者提供了体验民俗审美文化的良好机会，常使旅游者获得终身难忘的审美感受。

（2）民俗文化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娱乐需求。我国各地许多的民俗活动，如蒙族的那达慕大会、壮族三月三歌会、苗族的花山节、芦笙舞等等，都带有浓厚的娱乐性质。在旅游活动中，开展这些各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可以很好地满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求娱、求乐的心理需求。

（3）民俗文化能够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民俗作为一种传承文化代代相传，保持着社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维系着该民族成员的民族情感。通过参与、体验民俗旅游活动，对于国内游客来说，可以深入了解伟大祖国不同的民族、地区所呈现出来的特色各异的民俗风情，感受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风貌，在游览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我国目前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

民俗文化变迁总的现状是：表层变化迅速，深层观念尽管变迁缓慢，但很多传统观念也都面临被打破的命运。传统民俗文化发生变迁或变革或消失，这是民俗发展的一种正常趋势，而且，在一些民俗文化的变迁过程中，我们的确感受到了现代化的魅力。但不管物质层面还是观念层面，民俗文化的变迁还有一些负面的效应。

1.传统文化价值流失。

 

在民俗文化的变迁中，有一个现象特别需要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它包括无形文化的流失和有形文化的流失这两个方面。在无形方面主要表现在随着西方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西方的这些节日，但对我国传统的节日如端午节、重阳节等越来越冷淡。在有形方面主要表现在我们民俗文化的传统活动逐渐减少，有的甚至消失了。这些传统活动有的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对这些活动缺少兴趣，更不会参与，这样就造成这些活动后继无人。

2.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中的不足。

虽然我国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取得了良好的效应，我们采用“人创民俗文化村、实地民俗文化村、民俗博物馆、节庆活动方式、民族生态博物馆、民俗专题旅游”等民俗旅游开发模式，使民俗旅游健康稳步发展。但在开发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不容乐观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保护力度不够，保护方式不完善。在保护民俗文化的立法不足，使得民俗文化“无法可依”，没有培训好民俗文化接班人，使民俗文化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界，大部分保护措施都据有“滞后性”，即民俗文化遭受破坏后才采取保护措施。

二是把民俗文化当成“摇钱树”。采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开发模式，使民俗文化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了民俗文化商业化的趋势。这种开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弊大于利，正如冯骥才所说“继续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产生的危害可能在10年以后才看到”。

三是民俗文化开发中伪造、破坏、同化严重。为了吸引广大了旅客，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有的地方不断模仿经典民俗文化创造文化，有的地方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的地方竟然表演一些低俗的文化。

四是粗俗文化遗毒未尽，把糟粕当精华，甚至有封建迷信活动，损害地区民俗文化形象，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策略。

1.全面发掘民俗文化，提高民俗旅游产品的品位。

全面发掘民俗文化，就是运用调查取证等方法，有步骤地对民俗旅游开发的各个景点或其组成部分进行考察，以掌握大量有利于开发的第一手资料，从全方位的角度了解民俗文化的发展动态。根据人们的需求提高产品的娱乐性和参与性，突出民族特色，改变民族村单一歌舞表演的局面，从宗教、社会、经济、游艺竞技等方面对民俗进行合理、综合的开发，赋予民俗旅游产品更深的内涵以提高其品位。

2.丰富民俗文化旅游形式和内涵。

现有的游览方式多以民俗设施、民俗陈列为主。如桂林的漓江民族风情园、刘三姐景观园都属于以静态游览为主的项目。这类文化村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可使游客大开眼界，增长知识，有效保护传统文化的完整性，避免了人为的破坏。但随着现代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单纯观赏性的游览式已远远不能完全满足游客求新求奇的心态。因此动态的、参与性的游览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通过这一类型的游览方式可以使游客从中亲身感受到当地的风情，在别开生面的活动中得到身心的充分愉悦和熏陶，大大提高了游览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3.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民俗文化被同化。

要使民俗文化不受到异地文化的冲击和淡化，可以从旅游地居民、旅游者两方着手采取保护措施：教育并引导旅游地居民自觉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首先，政府或有关部门要对一些逐渐失传的传统、风俗、习惯、庆典、节日、宗教仪式等，进行挖掘和再现，使民俗文化得到完整的保护和流传下来，并以此作为旅游教育资料用。其次，政府或有关部门要与旅游地居民多沟通，让他们知道本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对自己生活文化的自豪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自己的民俗文化，而不是去盲目接受外来文化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最后，政府及有关部门也可以使用行政或经济手段来鼓励和扶持某些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政府可以为旅游地各种岁时节庆活动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甚至可以参与组织协调，创造节日气氛，使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得到巩固和加强。教育并引导旅游者减少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影响。

4.注重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的有机结合。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可移性。民俗活动除了在本地开展活动，吸引游客，还可以移到自然风情区和其他旅游城市进行表演、交流，从而实现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与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有机结合，可利用现开辟的民俗旅游线和建成的民俗文化村、民俗风情区、民俗博物馆、民俗等形式带动民间绝技绝活、民间歌舞、民间小吃、民间蜡染、刺绣、编织等手工艺品的综合开发，将独具特色的民俗旅游项目引进著名自然风景旅游区，以及国内外旅游城市，作为固定或流动性项目，参与到观光旅游和文物古迹游中，使它们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5.加大力度宣传民俗旅游。

要坚持有的放矢供需对应。多开发有市场需求的项目，成立专门的专家部门对旅游客源市场进行有效的因素分析。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媒体对民俗风情进行宣传和推广还可以借助一些展览和博览会对相关的信息展现给大众。

6.高品位开发和利用民俗旅游资源，防止“庸俗化”

民俗旅游开发要保证具有魅力的民族文化能真正得以弘扬和保护，就必须杜绝肆意亵渎和歪曲旅游地民俗风情资源的现象。因此，高品位开发利用民俗资源是举棋之关键。高品位开发指旅游地在民俗资源开发上，要正确瞄准本地区的资源特色，结合本地区及周边地区旅游环境，把独特的风情民俗展示出来，开发建设民俗旅游资源，就应当对当地民俗资源充分地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选择开发方向，确定文化定位，尽最大可能挖掘出当地民俗资源的潜力。

综上言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蕴涵丰富的旅游价值，对其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实现民俗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能实现其旅游价值，也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文化及经济效益。积极开发民俗文化旅游将成为民俗旅游业今后发展的又一新出路。

参考文献：

[1]黄平文。《文化视野下的毛南族族群认同》。西民族研究，2009（97）。

[2]中国民族报。《民族地区文化亮点：探索转承保护新路》，2009,12（896）。

[3]刁统菊，曲洪，刘爱昕。《我国民俗文化的现状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9（29）。

[4]中国民族报。《长阳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转承模式启示》，2009,12（893）。

[5]高俊成。《民俗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3.

[6]冯骥才。《关于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要通过专家审定的提案》穿墙网。

风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篇4

摘 要：文章从民俗文化的内涵、形式入手，探讨了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对民俗文化传播与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大众文化环境下如何借大众传播媒介之力传播民俗文化，并提出传播和发展民俗文化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75-02

民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是我国民族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有着独特的意义特征和价值内涵。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一些朴素的民俗技艺和观念也在不断消逝，大众文化与媒介变迁对民俗文化的生存、传承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俗文化如何传播、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民俗的内涵及分类

何为民俗？目前尚未有标准的定义。一般来说，民俗是民间民众的风俗和文化生活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它是在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精神的文化现象。也有观点认为民俗即风俗，是一定人群在一定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所形成的生活习惯。

在仲富兰教授的定义当中民俗是一种积淀，是随着人类的产生与发展而形成的，民众世世代代生活的习惯是民俗，民众世代生活的地域是民俗，节日、信仰、礼仪皆是民俗。民俗文化具有地域性、群体性、普遍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等特征。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谈及的民俗涉及内容颇多，其分类也一直难有定论，今日民俗学界公认的范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生产劳动民俗、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游艺民俗、民间观念、民间文学、宗教及巫术、婚丧嫁娶。

民俗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民俗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地方生活的缩影，它历经岁月，不断发展，有些民俗甚至沿袭了几千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是借以窥国人精神风貌的一面镜子。然而随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到来，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快节奏、机械化的现代大众文化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原有的思维模式以及生活习惯。现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民俗文化到底有何区别，各自对人们有怎样的影响力？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否不可调和？

二、大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影响力分析

（一）大众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差异化

大众文化是利用现代传媒为工具和平台，大批量的生产、复制，以大量、迅速地传播信息，对受众施以影响。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具有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属性，它常常以商品的形式出现，以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来衡量成败。但是也因其制作方式的标准化以及批量生产、复制，而带有鲜明的标准化、齐一化的特征，所以缺乏真正的文化艺术品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特征。而今的大众文化逐渐变成了一种消费，注重经济效益，越来越形式化、娱乐化。而民俗文化由于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迁的，它更多的表现为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带有一种规范、约束和教化的功能，注重伦理道德等，较之大众文化的轻松娱乐，则稍显理性和庄重。因民俗文化的地域性制约，它的传播方式也多为人际之间的口耳相传，以典型民俗文化形成区域为圆心向外扩散传播，它的影响范围并不如大众文化般广大，且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较难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而民俗文化多以一定的繁复的仪式或形式呈现，因而不易复制，不易操作，例如一些民俗技艺，虽有很大的文化价值，但因学习技艺的困难及繁复，濒临失传的困境。

（二）大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正反两方面作用

大众文化以现代商业模式运行，采用现代传媒进行大众传播，其影响力巨大，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主导文化。民俗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但较之大众文化，影响力甚微，已呈现出逐渐被大众文化弱化和消解的趋势。而相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复制，民俗文化又因其独特性而备受喜爱。究竟大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发展有何影响作用呢？笔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大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弱化和消解作用。大众文化凭借灵活的传播方式，已经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寻常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电视、广播、报纸、书籍等大众媒介的强势不间歇影响，使得电视、网络等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娱乐方式，也是人民接触最多的方式。人们的空闲时间有限，当大众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用于民俗活动的时间也会相应的被挤占，以至于越来越少，对民俗文化的发展不利。现代生活追求快节奏、简单的生活，所以民俗活动的仪式观在大众文化中成为一种累赘，民俗活动对于服饰、工具器械、礼仪的要求，带给人们一种繁复的心理感受，而去偏向选择对此要求甚少、简单通俗的大众文化。以我国婚丧嫁娶风俗中的婚嫁仪式为例，有抬轿娶亲、合髻（结发）的活动形式，嫁娶民俗以其庄重的仪式彰显婚姻关系确立。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简单的西方婚嫁仪式逐渐受到欢迎，甚少有人举行传统的中式婚礼，轿车迎亲代替了抬轿娶亲，婚纱代替了喜服，宣誓代替了三拜，髻发的形式被取消了，而交换戒指则成为结婚的必要仪式。在大众文化的社会环境下，民俗文化的存活空间大大缩小，影响力也日渐微弱，大众文化对民俗文化存在一定的弱化和消解作用。

2.大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推动作用。大众文化的大众媒介传播形式对民俗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民俗文化的传播范围较小，且日益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人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民俗活动是有限的，因此民俗文化需要更为宽广的传播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接受和传承。大众传播媒介正是这样一个极佳的平台。电视节目中对社戏、踩高跷、扭秧歌等等民俗活动的播报，让没有参加过这些活动的人也能对此民俗略知一二。一些旅游频道对于各地特色建筑、饮食、服饰等等的介绍，网络上各种旅游攻略中的特色美食推荐、好玩项目、当地民俗风情的帖子，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大众文化凭借大众传播方式为民俗的传播提供了庞大受众群体。更多的时候，民俗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依托于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内容。我们越来越发现，清明踏春、端午划龙舟等民俗活动的举办已不仅是自发的行为，背后是有组织的企业或者赞助商，渐渐出现了广告的身影。各种传统工艺品贩卖处会有制作技艺的展示，如泥塑、布艺等。各种民俗文化依托商业化的模式在大众媒介中频频展现。

三、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启示

面对民俗文化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式微的境况，保护传统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更显得日益紧迫。

（一）要保护民俗文化的纯粹性，保持其文化内涵

民俗是历史与文化积淀的产物，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是历史的折射和缩影，决不能为商业运作而失去其内涵。在兴起的民俗旅游中，当地的节日风俗等本应该是结合时宜的特定活动，而有些地方却将祭祀、跳舞等在特定时间地点才举行的民俗活动，随时随意根据游客的需要进行展演，或者为了减少成本对仪式简略或直接省略民俗活动中的某些过程，或者是表演痕迹过重，这样活动本身的神圣和庄重感荡然无存，游客只是在一堆形式或仪式拍照逗乐，感受不到民俗的文化内涵，这对于民俗文化亦是一种伤害，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播也极为不利。有些民间工艺比如木刻、泥塑等需要超高的技艺去制作才能得其精髓，而过度的商业化使一些粗制滥造的伪工艺品充斥街头，这些伪工艺品是对真正的民俗技艺的一种侮辱，容易买者这些技艺不过如此的论断，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伤害。因此，必须保证我们传播的民俗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俗文化，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扭曲化的民俗文化，这才是民俗文化传播传承中最根本的前提。

（二）注重开发民俗资源，促进民俗文化产业化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地人要以全局的眼光，从现有文化中发掘出自己族群和地域的特色民俗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开发要坚持可持续性原则，以先进的科学理念做指导，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发展。民俗文化的资源开发在旅游业上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例如位于深圳市锦绣中华西侧的中国民俗文化村的开发建设，内含22个的25个村寨，均按1：1的比例建成，通过民族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特定时期举办大型民间节庆活动，如华夏民族大庙会、西双版纳风情月、内蒙古风情周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出我国各民族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让游客充分感受中华民族的灵魂和魅力，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民俗文化展示、参与体验式经济也不断发展，涉及制造业、休闲农业等。民俗文化旅游还能带动相关服务业、手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解决当地民众就业、增收问题，经济的发展又进而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

（三）民俗文化要借助大众媒介进行传播推广

正如前文所论证，大众传播媒介以灵活的传播方式和庞大的受众群体在传播文化方面取得了强势的效果，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如果借助其多样灵活的传播方式，对民俗文化传播推广一定大有裨益。热播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二季》中对“打铁花”这样一种民间传统技艺的展示，让更多的人惊叹“打铁花”这项民俗活动的魅力和其中蕴含的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这项鲜为人知的民俗技艺正是通过热播电视栏目这样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取得了可观的宣传效果。民俗文化，单从名称就可以直观的知道其是属于民众性的资源，而非官方的，在今天大众文化的发展语境下，民俗文化传播走向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媒介的造势推广对其传播、发展和传承也将产生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王雅琨.民俗文化在大众传媒中的传播效果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2]孙云春，姚周辉.试论大众古文化影响下的民俗文化[J].温州大学学报.2007（1）.

[3]孙天胜.民俗旅游对民间文化的伤害[J].民间文化论坛，2005（3）.

[4]王力尉.民族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D].成都理工大学.2012（16）.

[5]富仲兰.上海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N].文汇报，2012-04-23.

[6]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白月娇.新形势下我国民俗文化发展的意义和对策[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S1）.

[8]刁统菊，曲洪，刘爱昕.我国民俗文化的现状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9]周庆山，王雯，李瀚瀛，冀志贤.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开发与保护的生态战略研究（下）[J].图书馆，2008（6）.

风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篇5

关键词：中国民俗 广告创意 传播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趋同化大潮的冲击下，表现人文底蕴和地域特色民俗文化的广告犹如给广告界吹来的一股清风，在带给人们震撼的同时，也使人耳目一新。广告创意的风格和题材都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和社会背景。

民俗与广告传播的关系

民俗与广告传播的联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并将长相厮守。

民俗与广告传播的联姻。在国外，作为学术术语的“民俗”是在英国首先出现的，它是由英国民俗学会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s）用“Folk”和“Lore”两个词合成的，其本意是指“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作为学科名称可以译为“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民俗文化是一种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①

综观古今中外广告发展史，都能发现民俗文化在广告中的身影。广告创意的表现形式和表现主题都反映出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宋代的广告把原始的吆喝叫卖声与歌谣、快板、词曲相结合。如卖糖的商贩靠吹管箫乐器来招徕顾客。卖梅花酒的，吹奏《梅花引》叫卖。

近些年，国内外的广告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广告作品中借助民俗文化来传递商品、服务的信息或企业理念。在这类广告创意中也不乏优秀之作，有些是反映本国民俗文化的，如反映美国西部牛仔文化的万宝路香烟；还有反映他国民俗文化的，如日本丰田汽车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并且在画面中出现孙悟空的形象，用中国文化中熟悉的语言和形象来打动中国消费者的心。

广告传播要遵循民俗文化。广告传播之所以要遵循民俗文化，是因为广告活动是以民俗文化来确定广告目标市场的基准之一。只有充分尊重社会大众中不同民族、种族的传统特点，充分利用不同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艺术形式来传播广告信息，这样，才可以让本国市场的受众或目标市场国的受众喜爱和接收广告信息。

“广告创作者一方面从礼仪风俗文化中获取素材、灵感，催化出惊人的创意，另一方面利用风俗文化所具有的魅力、号召力来征服大众。如上所述，同一民族、同一地区的人们长期在一种环境中生活，具有共同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这样就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区域特色的风俗文化。风俗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传承性，规范甚至制约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性格气质、思想感情，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审美观照、功利评价。”②

广告创意中的中国民俗

参考《中国民俗》③，把民俗划分为以下六种类型，由此我们进一步探究广告创意中的中国民俗：

广告创意中的岁时节日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是由岁时民俗与节日民俗两部分组成。岁时民俗指的是一年中伴随着季节和时序的变化而相继出现的一些风俗。节日民俗是指人们约定在某些具体日期进行某种活动和仪式的民俗。可口可乐创作了多则反映春节民俗的广告创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可口可乐的“贺岁”篇：一个身着红色小肚兜、头顶一撮头发的小阿福在一派红彤彤的欢乐景象中，为大家表演中国民俗剪纸，并祝来年喜庆吉祥。中国移动通信贺岁剪纸篇系列广告通过剪纸这一形式，利用年年有余、天降财神、左右门神等在中国人心中极具吉祥意味的形象，以及中国人在春节走亲访友的习俗，结合现代商品特征，既充满喜庆气氛，又增强了广告的感染力。这类广告创意迎合了中国传统民俗，渲染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以唤起观众对于传统民俗的认同，将传统节日民俗与所宣传产品联系起来，使产品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味，增强了受众的消费欲望。

广告创意中的人生礼仪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指的是在人的一生中的不同年龄阶段所举行的与之相应的仪式和礼节，主要由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寿礼和葬礼等民俗仪式组成。奥斯曼生眉笔的“摇篮篇”表现了眉毛乌黑浓密、形如弯月的新疆维吾尔族母亲为摇篮中新出生的女儿用乌斯玛草生眉的世代相传的民俗，从而传达出含有该成分的产品神奇的生眉特点（新疆维吾尔族历来有举行摇床礼为孩子祁福的民俗）。立邦漆的“哈萨克婚礼篇”是表现地域民俗文化的佳作，教室里年轻的女教师演奏手风琴乐曲，新疆少数民族小朋友欢快地歌唱。村民有秩序地传递漆桶，用立邦漆在墙面绘制的红白相间的哈萨克民间传统图案。接着是一幅幅色彩亮丽的画面：红色的屋顶、蓝色的椽子、橘色的烟囱、蓝色的窗子……马队载来了美丽的新娘，载歌载舞的婚礼场面，尤其是女方德高望重的老年妇女向新郎身上撒“喜食”（哈萨克语称“沙修”，即糖果、奶疙瘩等食物）把广告推向了高潮。受众在领略鲜明地域特色的婚俗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创造多彩生活的品牌精神。

广告创意中的物质生产民俗和消费民俗。物质生产民俗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民俗、渔业生产民俗、畜牧业生产民俗、林业生产民俗、手工业生产民俗、商业生产民俗以及工业生产民俗等。消费民俗是由于人类的基本日常生活需要，满足人类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产生的一系列民俗事象。消费民俗主要包括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和居住民俗。如，伊利“黄金牧场”版广告中身着蒙古族服饰的小男孩从蒙古包中跑出来给挤奶的奶奶送木桶。伊力特白酒广告中新疆牧民在广阔的大草原骑马放牧的场景。广告创意集中体现了物质生产民俗和消费民俗。

广告创意中的社会组织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是指传统社会中所形成的各种较为稳定的人类共同体。如家庭、家族、亲族、村落和行会、帮会、秘密结社等民间组织。中国历来是崇尚礼仪的文明之邦，广告中也经常表现社交礼节（待客）。在我国的广告创意中有许多表现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欢聚一堂的情景，特别是日常消费品的广告创意，如食用油、水饺等商品较多采用这类创意。这与我国历来推崇的“和”文化是相吻合的。

广告创意中的信仰祭祀民俗。民间信仰，指的是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众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等民俗事象。按照民间信仰的内容和方式，可以划分为信仰对象民俗、信仰媒介民俗和信仰方式民俗三类。例如，我国优秀的廉政公益广告“门神篇”，在铿锵的戏曲声中门神出场，接着传来话外音“浩然正气，廉洁奉公”，左右门神挥舞着鞭锏高呼“手莫伸，伸手必被抓”。最后，屏幕上出现对联“共守清廉，以正驱邪”。此广告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信仰民俗元素门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严形象来提醒和震慑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门神是道教和民间共同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旧时人们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避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保护神之一。）

广告创意中的游艺竞技民俗。游艺竞技民俗是一种以消遣和调节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民俗活动。从其内容和性质上分，游艺竞技民俗包括游戏民俗、竞技民俗、杂艺民俗三类。例如，在立邦漆广告“高空王子阿地力篇”中，高空王子阿地力身着色彩鲜艳的维吾尔族传统民族服饰在没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表演惊险的达瓦孜，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惊险刺激的新疆传统杂艺民俗和品牌给受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达瓦孜”是维吾尔语“高空走绳”，是维吾尔族人民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

在广告创意中运用民俗的作用

借助民俗文化的新奇性提高广告的注目率。民俗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民俗文化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民族、多自然生态、多文化形态的民族民俗特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文化特征。对当今现代社会的许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同时这种新奇性也让人们有极强的好奇心。

多年沉积的民俗文化，增强了受众对广告的记忆效果。远离都市现代人的民俗文化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深厚的底蕴。从广告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越是司空见惯的广告表现，越不能形成很好的记忆效果；反之，越是新奇独特的广告表现，越能让广告受众形成良好的记忆效果。

在传播商品信息的同时让受众了解民俗。尽管借助民俗文化来表现广告创意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传播民俗文化，但是，在这个广告过程中也间接起到了传播民俗文化的作用。许多受众通过观看具有民俗文化特色的广告，在接受商品观念的同时，也领略了民俗文化的魅力。当然，对于现代人而言，挖掘民俗瑰宝，传承民俗文化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如何在广告创意中运用民俗

深入挖掘民俗文化与广告创意的关联性。在广告传播过程中若要借助民俗文化提高传播效果，首先，就必须对民俗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其次，产品或服务的广告定位应和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立邦漆草原篇与哈萨克婚礼篇正是凸显了内蒙古牧民与新疆哈萨克牧民服饰、居所色彩丰富的特点，以及地方民俗文化所体现的鲜明个性，这恰好与立邦漆处处放光彩的广告语传达出的核心理念是完全吻合的。

在传播过程中正确理解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广告传播的本质目的是要追求销售目标或建立企业知名度，不是传播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在广告中的表现是广告传播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要有技巧地借民俗文化传递广告信息，实现广告传播的效果。

成功运用要建立在把握民族心理、理解民俗文化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民俗文化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表现在、饮食禁忌和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在我国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谚语。并不是所有借助民俗文化来表现的广告创意都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这类广告中也不乏失败的案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多是基于对民族心理的忽视和民族文化理解上的偏差。这些广告的失败，正是由于没有准确把握民族心理、理解民俗文化，在广告传播过程中，引起了歧义，使受众产生了误会，甚至是反感情绪，极大地影响了广告效果。

结语

广告创意中借民俗文化来表现创意的优秀作品多为以下情形：广告创意在体现商品产地优势时，可利用代表地域文化的民俗符号；借助民俗文化的元素来展现商品的特殊工艺、悠久历史等特征；消费对象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征，如我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单纯借助民俗文化的新奇性来吸引受众关注品牌。

广告要遵循民俗文化的规律，充分尊重社会大众中不同民族、种族的传统特点，利用不同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艺术形式来传播广告信息。广告创意在借助民俗文化来表现商品特性时，必须巧妙地构建两者的关系，要表现得自然、妥帖，要以突出商品定位为目的，才能获取良好的传播效果。（本文为新疆大学校院联合项目，项目名称：新疆民俗与广告传播效果研究）

注 释：

①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肖建春、傅小平、陈卓、吕晖、王萍：《现代广告语传统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叶涛：《中国民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风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篇6

［关键词］ 中原民俗文化 新农村 和谐文化

中原民俗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生活习俗、交往礼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民间艺术等诸多方面。本文在对中原民俗文化的当代变迁状况进行分析概括的基础上，拟对中原民俗文化在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开发利用中原传统优秀民俗文化来推进河南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等问题做些探讨。这对传承中原优秀民俗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实现中原崛起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原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变迁

民俗文化既有传承性又有变异性。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中原民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食衣住行色彩纷呈。中原民间饮食结构逐步由过去的主食消费向主副食相结合转变，传统的粗粮细吃、稀稠搭配也有了新的内涵。过去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鸡、鸭、鱼、肉等荤菜，如今已是随吃随买。随着大棚技术的迅速推广，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衣着上不再象过去那种单调趋同，开始讲究服装式样和色彩调配、追求款式新颖和美观适意。此外，戒子、耳环、项链以及各种化妆品也开始成为农村妇女的偏爱。随着经济收入迅速增加，翻修新房热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仅从1978年到1988年，平均每100户农民就有75户盖了新房。［1］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甚至还盖起了两到三层小洋楼。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全面实施，乡村公路和县际省际公路纵横交错。三轮车、拖拉机、卡车已成为农村常见的运输工具，摩托车、电动车也已相当普遍，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甚至还开上了私家小车。

2、交往方式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交往对象不断增加，不少农民在继续保持以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交往方式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加强朋友、同学、同事等多种社会关系。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不少农民成群结队地走出封闭的乡村，跨县出省经商务工。过去人们异地联系主要靠彼此写信。20世纪90年代后，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迅速普及，人们间的交往关系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虽然一年难得与家人团聚几次，但他们平常可以通过电话与家人以及亲友保持联系。近年来，一些农村富裕家庭还购置了电脑，开通了互联网。正是电话、短信、网上聊天等拉近了人们相隔遥远的距离。

3、婚丧消费日趋奢侈。新中国成立后，红白喜事新事新办，改革开放后，一些传统婚丧礼俗又迅速回归。当前中原农村婚事彩礼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费用惊人，仅女方身价钱一项就要上万元。陪嫁种类和档次也不断提升，彩电、冰箱、组合柜等成了必备品，婚庆筵席不是到附近酒店就是请专人在家里办。不少农民家庭为子女结婚往往要花光多年的积蓄，有的甚至因此负债累累。除少数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农村仍然实行土葬外，绝大多数中原农村都已经采用火葬。但是，不论火化与否，一般人家都要举行隆重而繁琐的葬礼，并把葬礼的排场大小作为衡量子女是否孝敬以及体现孝子光宗耀祖的一个重要标准，以致互相攀比，劳命伤财。

4、岁时节庆新旧并行。河南民间岁时节日历来名目繁多。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填仓节、龙抬头、小年下等一些与人民生活联系不大的节日逐渐被废弃；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年节的传统味道逐渐淡化。比如，春节的娱神仪式逐步减少，各种娱人活动不断增加；清明节组织郊游、春游、风筝比赛等各种活动的不断增加，上坟祭扫的人近年有所减少；重阳节看展的不少，去登高望远的人则不多；中秋节除商家之间大打月饼战外也几乎找不到其他形式的庆祝活动。与此同时，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也逐步渗透到中原农村，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5、民间艺术丰富多彩。河南民间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说书、唱戏、武术、杂耍、剪纸、泥塑、刺绣、年画，无不彰显着中原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与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庙会、书会、花会十分红火，豫剧、曲剧、越调等地方性戏剧推陈出新；少林功夫、太极武术、魔术、杂技、盘鼓等扬名天下；汴绣、年画、唐三彩、玉雕、泥玩、烙花烙画等民间工艺琳琅满目。社火历来是中原民间节日、庙会和迎神赛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如今社火玩会不仅有龙灯、狮子、旱船、说书、戏曲等传统节目，而且还有歌舞、小品等现代节目。据统计，仅1980年春节，豫南潢川县的社火便有540个节目；1984年陕县社火会演节目竟达1340个，观众多达18万。［2］

二、中原传统优秀民俗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原民俗文化俗是中原农村生生不息的灵魂。它不仅在历史上对华人族群产生过深入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宏扬中原优秀民俗文化是构建现代和谐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中原礼仪习俗强调人们的言行举止都要合乎礼仪习俗，任何违反礼仪规范的行为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道德法庭”的审判。中原农村历来就有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光荣传统，不仅表现在对父母在世时的孝敬和侍奉，而且表现在对已故祖先的敬畏祭祀。在日常交往中，中原人十分注重礼节，珍重情谊，讲求礼尚往来，注意团结互助。此外，中原传统礼俗还强调经济实用，反对铺张浪费。总之，中原传统礼俗彰显的优良传统和行为规范，对构建健康、文明、和谐的现代生活方式都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约束作用。

2、宏扬中原优秀民俗文化是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源泉。中原农村有着相当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女娲、伏羲、黄帝、神农、嫘祖等创世神话都是历代中原民众心目中的信仰情节；愚公移山、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斗法海、梁祝化蝶、七仙女下凡以及花木兰代父从军等民间传说都是中原民众津津乐道的动人故事。太昊陵庙会、马街书会、洛阳牡丹花会等时间长短不等、规模大小不一的各式节会，既是中原农村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和现代文化艺术表演的重要平台，也是广大农民群众欣赏各种文化节目、饱食文化大餐的好去处。

3、宏扬中原优秀民俗文化是实现河南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重要途径。中原民俗文化作为融入中原民众日常生活的人文精神，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鲜活“标本”和重要“窗口”。豫剧、河南梆子、少林功夫、太极武术、濮阳周口杂技、豫西社火、灵宝皮影、开封盘鼓等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的奇葩；开封汴绣、朱仙镇木版年画、洛阳唐三彩、南阳玉雕、淮阳泥泥狗等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民间工艺技术的杰出代表；各种传统民间节会，在促进各地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仅有利于繁荣农村文化事业，而且有利于宣传地方特色文化产品，促进我省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4、宏扬中原优秀民俗文化实现河南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是中原民俗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新农村多元文化共存的重要思想资源。当前农村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各种文化思想冲突日益加剧。中原传统交往礼俗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原传统人生礼俗对稳定婚姻关系、保持家庭和谐仍有积极意义；诚实守信、宽容谦让仍然是人们在待人接物方面持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传承久远、源于民众生活的传统礼仪风俗习尚不仅可以代表民众意愿，聚拢民众情感，而且对于尊崇人伦、规范言行、促进家庭和睦、协调人际关系、调适群体生活、提升道德水准等都有重要作用。

三、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民俗文化诉求

中原优秀民俗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只有发掘、整理、保护和利用中原优秀民俗文化，激发新农村文化活力，增强新农村文化的内生力，才能把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推向深入。

1、传承中原传统优秀礼俗，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源远流长的中原民俗文化不仅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息息相通。民风淳厚的中原农村，几乎每个人都时刻生活在民俗之中。为此，要在弘扬主旋律，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原传统优秀民俗文化对广大农民群众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的潜移默化作用。只有在维持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的前提下，做到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才能实现“家和”的理想境界，才能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2、加强民俗文化的正确引导，塑造文明社会风气。民俗文化在传播上既有传承性又有自发性。大部分民俗文化在移风易俗、娱乐身心、教书育人、协调关系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也有一些陋俗、恶俗也会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带来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曾经一度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一度废弃了的各种寺庙宫观又香火旺盛；打牌、吸毒贩毒、养情妇、包二奶等畸形消费花样翻新；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人情往来不堪重负。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和谐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渗透和引导，坚决抵制各种腐朽落后的风俗习尚。

3、挖掘培养乡土文艺人才，繁荣农村文化事业。乡土艺术人才是农村和谐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是加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任务。然而，由于中原农村教育事业长期落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加上一些民间艺术和民间工艺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较少，参与者不多，尤其是年轻人更是鲜有问津，以致一些传统文化艺术和传统工艺出现人才断层。为此，要在加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挖掘和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民间文化艺术中的重要作用。

4、积极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产业。中原各地农村不仅风俗习惯上存在一定差异，而且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各有特色。如果丢掉传统民俗文化，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再漂亮也只能是一个外表好看而缺乏内涵的空壳。为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传承各种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民间工艺、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和各种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挖掘和开发内容健康、形式多样、风格质朴，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俗文化精品，打造具有中原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

注 释：

［1］新华月报［J］.1989年第8期,第177页。

风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篇7

关键词：廉政教育；腐败民俗化；再习俗化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2-0072-06

近年来党中央对腐败问题高度重视，不断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为彻底从源头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有力推动和切实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党提出要重视廉政教育建设。推动廉政教育纵深发展，不能仅以国外经验为主，更要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宝贵经验。“一个和谐社会的政治措施要符合民心、民情，更要符合国情，而民俗对和谐社会来说正是重要的民心、民情、国情的标志所在”[1]。“民俗中包含了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经验，我们完全应该借鉴来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改善执政能力”[2]。从民俗中汲取营养应用于廉政教育，有利于适应本土文化、顺应民心、符合国情地推动廉政教育有序发展。民俗是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反射镜，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教育与民俗从表面上看似乎无甚相关，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廉政教育与民俗的关系：民俗学视域中的廉政教育、腐败的民俗化倾向、再习俗化在廉政教育中的作用，以期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民俗学视域中的廉政教育

（一）廉政教育的内涵

教育乃百年大计，斯宾塞认为“教育为未来生活之准备”。廉政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阶级根据一定的社会政治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廉政认知水平，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多形式感化、教化活动，对受教育者施加身心影响，以提高受教育者对廉洁从政的认识，并将廉洁意识转化为廉政行为的过程”[3]。廉政教育以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廉政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法制教育为重要内容，以道德教化为实践路径，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具体而言，中国当下的廉政教育，其直接教育对象为国家公职人员，通过普法教育和道德教化，间接地使全民参与进来，致力于形成全民崇廉尚廉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廉政教育与民俗的内在关联

钟敬文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4]。同时，民俗也是人民群众生活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所谓“传承”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共同创造、广泛流行，同时被当作某种规范加以保持的习惯。一般说来，民俗既包含经济的、社会的内容，又包括心智的、行为方面的内容。心智的民俗指民族生活中表现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现象，行为民俗则是群体心理和观念的有形化。这些心智的与行为的民俗，表现为一种习惯或定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变化，具有相对稳定与长久遗存的特征。[5]民俗与传统文化相互交叉，传统文化不全是民俗，民俗是傳统文化中以非正式、非书面、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生活文化。民俗也不全是传统文化，除了传统文化外，民俗还包括活在当下的、具有生命力的生活文化，这种生活文化带有传统文化的痕迹。民俗的主体是俗民，并且“俗民存在于全民之中，他们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文化特色”[6]56，所以俗民不仅是指平民百姓，官员、知识分子等也是俗民，他们同样也负载所有的民俗文化。人们创造了民俗文化，同时也受到民俗的约束。民俗借助各种各样的民俗事象发挥控制力，比如民间信仰、交际礼仪、村规民约、家风家训、行业规范等，都可约束和惩罚越轨行为，发挥控制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廉政教育与民俗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民俗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并且践行着廉政教育活动。陈勤建在《廉政文化与民俗》中提到乡村民约、行业规范、家风家训、道德良知等在现代廉政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纵观当下社会，可见腐败问题呈现民俗化倾向，其中主要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社会转型期道德控制失范现象，二是国家制度不完善，三是民众制度意识较为淡薄。廉政教育是解决腐败民俗化倾向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再习俗化在廉政教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干预性的再习俗化教育，通过净化、控制、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环境，延伸、补充、强化原有的道德观念、廉政思想、自律文化、制度意识、法制思想等，能够起到动摇甚至改变堕落官员贪腐思想的良好效果。

二、腐败问题的民俗化倾向

（一）腐败民俗化的主要表现

随着对廉政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腐败民俗化逐渐被重视，比如王爱平引用冈纳·缪尔达尔的观点，认为腐败民俗化是指“掌握权力的人，大都在搞腐败，而且成为一种习惯、风俗；人民群众对腐败的态度，不是反对而是默许、宽容、参与，即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信念、道德和文化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成为民众共同遵守、顺从的一种习惯、风俗，成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行为方式”[7]。所以，腐败民俗化一方面表现为官员的贪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民群众对于腐败的默许与参与，并且这种现象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一种“传统”。

我国的腐败民俗化问题历史悠久，集中表现为“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潜规则主义”[8]。比如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挪用公款、买卖官职、权钱交易等。官员的贪腐行为很可能会在官场内部形成一种风气，形成清官难做、打击贪腐难以推行的“痼疾”。一个贪腐风气盛行的官场，也从侧面揭露了其内部群体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指某一群体内部公认的、共同的、模式化的行为。行为模式具有同化作用，“在一定的文化氛围内，个体如果要采取与群体不一致的行为，其合理性与正确性首先就被自己所怀疑，于是遵循和服从群体行为模式的情形就产生了”。所以，新从政人员一旦进入风气不好的工作环境中，很容易会被不良环境所影响，诱引其发生违法行为，这对于廉政建设十分不利。

社会贪腐问题与一些传统不良风俗也有着莫大的关联。虽然贪腐多发生在政治环境中，但是一些官场里的风习也是以社会风俗为基础的。一些不良风气在民众思想里根深蒂固，并为很多人所认可和羡慕，甚至参与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一些官员则会以社会惯习为掩饰，大行其道地实施不法行为。比如中国人讲求“礼尚往来”，给人送礼办事的现象较为常见，家长给老师送礼，想让老师多照顾自己孩子；下级给上级送礼，借此套近乎，因此官员借以行不法之事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并且很多民众也默认这种“潜规则”，认为若不这样做，就是“失礼”、“不懂规矩”。还比如中国人的“人情网”，中国历来重视“关系”，那些有“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人，经常形成“关系圈”，分享公共权利，这种“人情圈”在政界、学术界、商界都是默认的“潜规则”。

（二）腐败民俗化的主要成因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道德约束处于失范状态，自律力量略显不足。“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由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新现代的过程”[9]。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而转型期的伦理道德也在经历着变化，并且当下“中国伦理道德总体上处于市场经济主导的状态”[10]。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主导的伦理道德表现为对“利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个人权利的肯定，这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基础上提倡的“舍己为人”、“克己复礼”等传统观念相悖。再加之西方意识形态的不良影响，中国转型期的道德出现失范现象，并且助力道德约束的民间信仰在当下中国地位也处于不明确的状态，也就更加无从谈起如何发挥教化作用。更重要的是如果官员的伦理道德缺失，后果将不堪设想。在一个部级课题项目研究中，“关于‘你对哪些人的伦理道德状况最不满意？’的调查发现令人沉思：政府官员高居榜首，达74.8%；演艺娱乐界位居第二，达48.6%；企业家居第三位，达33.7%”[11]。这个结果着实值得让人深思，本应是国家先进文化的引导者却在道德上让公众缺乏信任感。

制度既是一种社会结构，也是一种规则或者运作模式，体现了特定时空里群体性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一般包括法令和习俗。制度是组织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组织健康发展的基础。制度的不健全会引发组织的一系列问题，而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制度不健全也有着一定联系。“当前我国正处在两大体制转型期的社会环境，即经济体制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治体制方面由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的转变。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转变必然要求相应体制和制度的革新。制度变迁根源于环境的变迁，又总是晚于环境变迁。这就会导致制度制定机制、制度执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这三个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和失效，引起制度缺陷”[10]。我国是“人治的文化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12]，文化传统的滞后性在当下依旧影响重大。而这些所有因素带来的影响，就是现代社会对特权的认同以及现代社会建立起来的单位制度里潜藏着各种“关系圈”等非正式制度文化，容易引发侵占公共财产、维护私利等现象。

中国人崇尚智慧，以聪明为荣，讲求变通的心理，但制度意识较为淡薄。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以聪明为荣，更在意输赢，在很多情况下把作假、不诚信、违背契约精神作为大智慧来传承”[1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对聪明之人、能人、善于变通之人的故事传说，例如“兵不厌诈、田忌赛马、宋定伯卖鬼、诸葛亮巧取荆州”[13]等。很多人都认为变通则代表着聪慧、高人一筹，同样变通也代表着胜利的可能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变通也意味着对规则的不重视，缺乏契约精神，因而制度意识相对淡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假售假现象依然存在，各种盗版活动屡禁不止，还有一些依靠实施贪腐行为从而获得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反而被认为是“能人”。所以，在涉及成功、荣誉等情况时，如果社会规则不被重视，道德也没有起到约束作用，这恰恰说明了制度意识的淡薄。

三、再习俗化在廉政教育中的作用

（一）再习俗化的内涵

乌丙安认为，一个人会终生连续不断地经历着习俗化，一般而言再习俗化可能会因为环境变化和经历的影响而发生在任何时期。再习俗化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在原习俗化基础上的社会性习俗的延伸或补充，是一种继续并扩大习俗养成的活动；另一层是在原习俗化的基础上再接受与以前习得的习俗不同的异质习俗，在吸收与原习俗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6]109，并且“这两层含义并不是完全分离孤立的”[6]109。社会学里有“再社会化”的概念，它是指“一个人在一种与他原有经验不同规范与价值的环境里，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必须重新学习价值、角色及行为，它能导致与先前社会化过程不一致的新价值观和行为”[14]。再习俗化与再社会化二者有相通之处，共有五点：（1）当指代一种“改变的状态”时，两者都指面临与原环境不完全相同的甚至完全异质的环境，需要延伸、补充或者改变原有文化。（2）作为一种“措施和手段”时，指人们可以有目的地对一些特殊群体进行的干扰式的再习俗化和再社会化，传授相应的观念与文化，来延伸、补充、强化或者替代原有观念与文化。（3）作为“改变的状态”来理解时，这种情况下的再习俗化和再社会化既可以是积极的变化，也可以是消极的变化，而作为“措施和手段”来理解时，一般而言是指具有积极意义。（4）再习俗化与再社会化都是重要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人们价值观（例如道德）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个人的生命轨迹甚至社会环境。（5）在一些现实事件中，可能会同时经历着再习俗化与再社会化两种情况。

在实际应用中，再社会化多被应用于一些罪犯、精神病患者、退休老人等特殊群體，并为这些群体的问题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再社会化理论指导。同样，再习俗化也能够被应用于社会实践中。一般而言，每个人都会经历再习俗化，再习俗化可能会发生在任何时期，大多数人会因为生活生产环境的变化而开始了再习俗化。当他离开家庭和学校踏入社会谋生，是最常见的也是影响人们一生的再习俗化经历，乌丙安认为，“狭隘的再习俗化可以理解为青少年进入家庭以外广阔社会后的习俗化”。而处在与原来家庭、学校环境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异质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价值观等会发生延伸、补充或者改变。

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组织中，很多组织都会有自己内部的权力。而进入社会后的个体在工作的组织中，有很多人会或多或少地接触到权力，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通过给予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而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当然权力必定受到约束，但是在自律与他律约束机制都不健全的环境中，则容易发生贪腐。“人们在政治上的愿望除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外，还有对占有欲、好胜心、虚荣心和权力的渴求。欲望使人希望能尽可能多地占有财富以及权力，它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是无法被满足的动机”[15]。再习俗化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也在经历着延伸、补充或者变动，这个时期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很可能会改变个人的生命轨迹、他人甚至社会环境，而道德就是一种常见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带有褒义色彩的价值观。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接触权力后的再习俗化可能是个人道德观念与实践的转型期，也可能是道德变质的高发期。而对于从政人员来说，从一开始踏入政界到其从政生涯的结束，他们可能会一直面临着贪腐的诱惑。一些人经受住了考验，拒绝贪腐，坚守住道德底线，并未发生道德退化的再习俗化，在从政生涯里继续强化原有道德准则，但是有的人则会相反。

（二）再习俗化的主要内容

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他们会面临着道德变质的再习俗化考验，这对廉政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要加强干预性的再习俗化廉政教育，通过净化、控制、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环境，延伸、补充、强化原有的道德观念、廉政思想、自律文化、制度意识、法制思想等，以达到动摇甚至改变堕落官员贪腐思想的良好效果。廉政教育一方面要注重再习俗化教育的线性时间安排，重点加强新入职时、升职前以及日常思想教育等。另一方面，再习俗化教育也要重视对所有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政府工作人员的再习俗化廉政教育既要移风易俗，努力为廉政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也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从中凝炼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廉政教育理念并应用于再习俗化的廉政教育中。

1.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移风易俗，移的就是传统风俗里的不良风气，改变一些传统陋俗形成的行为模式，这既是重点也是难点。通过移风易俗，为廉政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比如重关系、礼尚往来等习俗不是说全盘否定，只是在一些情况下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一方面滋养了社会贪腐的温床，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因为很多民众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贪腐的推波助澜者。虽然廉政教育的直接对象是政府工作人员，但是民众的参与也极其重要。因此，加强道德教化和普法教育，提高民众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意识，帮助他们明辨是非，有效监督从政者，才能树立清正廉洁新风尚。

2.传承优良美德，唤醒自律意识。“义与利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义’即符合一定时代、一定阶级和社会团体利益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做到了就是一种正义；‘利’是利益。这二者关系，是古往今来每一个官员都要面对的问题，对二者的取舍也是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6]176。中国自古讲求“仁、义、礼、智、信”，面对利益的诱惑时，要重义轻利，克制欲望。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应当成为每个官员的行为准则。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在私利面前能够有足够的警觉心，秉持大义，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里的“良心”可以理解为做人的底线和原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中国人历来看重的道德品质。廉政教育应当宣传正确的义利观，强化道德良知。此外，中国传统的自律精神也体现在村规民约中，村规民约是灵活的、体现自主精神与地方文化特色的自律文化，它是基层社会群体维持秩序形成的自我管理的习惯法。乡规民约具有接地气的特征，能从细节上维护群体利益的自律文化，也是国家法律的有力补充。

3.加强行业规范教育，强化制度意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社会上各种类型的组织也有其自身的行业规范。比如古代的行会，有监督成员维护行业信誉的作用；手工业的学徒制，在传承中完成行业规范的传授与实践；行业祖师爷崇拜，在信仰上实施民俗控制。中国历来讲究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在古代行业规范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商业经济占重要地位的社会，其行业规范的影响辐射可扩及社会，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由行业规范形成的小范围制度意识在缺乏契约精神的社会中，显得力量十分薄弱。陈勤建认为，“行业规范不仅对个体施加影响，对群体也施加影响，促使群体拥有一种共同的心理，从而有利于廉政文化的形成”[16]116。当下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各行各業的商业组织推动着中国经济高速运转，行业规范维持着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潜移默化地强化了从业人员的制度意识。如果单从职业来说，政府工作也是一种职业，政府也有自己的行业规范——法律，这对于政府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但是一些官员却缺乏制度意识，钻制度空隙实施贪腐行为，制度不完善是客观原因，但是人的制度意识薄弱，做事不看制度，看关系、看利益则很大程度上与文化相关。所以，在廉政教育中，加强行业规范教育，强化制度意识尤为重要。

廉政教育是我国惩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预防腐败发生的源头性工作，而民俗在廉政教育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加强对腐败民俗化的研究，为进一步推动廉政教育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以优良政风带动良好社风、和谐家风，从而促进干部清正廉明。

风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篇8

关键词：民间吹打乐；民俗文化；艺术形态

民间吹打乐是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遍布全国各地农村，活跃于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活动。民间吹打乐的发展与地方传统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左权县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民间艺术形式丰富多样。左权民间吹打乐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艺术形式，植根于左权，流传于和顺、昔阳等周边地区，广泛表现在民间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左权地域上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是左权乃至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左权民俗文化与左权民间吹打乐的关系

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传承于民间、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在普通人民（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1］。民俗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俗语“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很准确地描述了区域生活空间的差异。历史上的左权县地处高寒，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经济发展缓慢。正是这样的生存土壤，造就了左权人民特有的文化生态。由于环境的相对封闭，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跟外界的文化交流。无论是语言表达、风俗习惯，还是生活方式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左权人民能歌好舞，并善于演奏民族乐器，通过丰富的音乐形式来表达情感。左权民间吹打乐或为民歌、花戏伴奏，或进行纯器乐演奏，其旋律曲调独特，风格自由多变。以纯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左权的民俗风情，并形成了其特有的音乐形态。正所谓：地方民俗的风韵，尽在地方民间音乐形态之中。每一种民歌、每一种民乐、每一种民间音乐的形式，都因其存在地域风土人情的不同而深深印刻着不同的民俗烙印；反观之，音乐形态上的这民俗烙印也以其鲜明的象征性印记表达着给予它烙印的民俗的意蕴。［2］左权民间吹打乐主要植根于当地农村，它的生存发展与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吹打乐常常活跃在当地的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活动中，对于民俗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民间吹打乐既服务于民俗活动的需要，又在这些活动中为大众表演，满足民众的娱乐需求。民间吹打乐与民俗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吹打乐已经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地方乐种都承载着当地人民的文化心态。民间吹打乐与民俗文化都是在这种内在的文化心态的引导下逐步形成。我们通过音乐看到了文化；而透过文化,我们又听懂了音乐。［2］民间吹打乐主要存在于各种民俗文化活动中，离开了民俗文化，民间吹打乐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同样，没有了民间吹打乐，民俗文化活动也会黯然失色。换言之，左权民俗文化孕育了左权民间吹打乐，左权民间吹打乐传播了左权民俗文化。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支撑。

二、从左权民俗文化看左权民间吹打乐的艺术形态

民俗文化通过具体的民俗活动来呈现并传达，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宗教祭祀等都是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左权的民俗活动形式基本一致，但活动的内容却独具特色。左权民间吹打乐广泛应用于当地的婚礼、丧葬、闹社火等节日庆典活动中。

（一）婚礼中的左权民间吹打乐

传统的婚礼仪式比较复杂，有基本固定的程序，吹打乐贯穿于整个婚礼当中。吹打乐主要用于起鼓、迎亲、开宴、送亲、闹洞房等环节。乐手们一般在早上八九点钟就会到达新郎家中，演奏一些欢快、喜庆的乐曲，代表婚礼仪式正式开始。吃过早饭后跟随花轿（现在更多用轿车）迎亲，快到女方家时音乐响起，多吹奏一些喜庆的民歌或流行歌曲。开宴期间多为吹戏，例如《打金枝》，开宴后送亲，演奏要持续到闹洞房。闹洞房环节围观群众最多，演奏也会达到高峰。音乐内容欢快喜庆，曲目可自由选择。中间穿插竞技表演，例如两到三支唢呐交替吹奏、“三倒手”（1）等。婚礼仪式的演奏曲目部分是相对固定的，大致由传统曲目或晋剧曲牌、左权民歌、时下的流行歌曲三部分构成。传统曲目大致有《节节高》《万年花》《小十板》《小对舞》《喜庆套曲》，晋剧曲牌有《喜庆小开门》《喜庆急毛猴》《打金枝》等。根据西关梁家班的演奏曲谱分析，喜事多用F调唢呐，筒音作“re”，多用快速和中速，小唢呐“领”，大唢呐“顺沟爬”，笙以及打击乐器用来烘托气氛。

（二）丧葬中的左权民间吹打乐

相对于喜事来看，吹打乐在丧葬仪式当中发挥的作用要更为重要。目前左权的丧礼中基本都会雇佣吹打乐班。演奏内容根据丧礼的仪式来调整，同样有基本固定的程序。乐队编制如下：唢呐2支、笙1—2把，小鼓、小镲，晋胡等拉弦乐器，常常会加入1—2个演唱人员。丧礼演奏以F调、G调大唢呐为主，演奏曲目以晋剧曲牌为主，筒音作“do”，哀乐速度整体偏慢。吹打乐手会在出殡前一天傍晚到达，进行阶段性的演奏，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出殡方为结束。吹打乐几乎贯穿于每个仪式当中，主要体现在起鼓、烧纸、出殡等重要环节，起鼓仪式预示着丧葬仪式正式开始，演奏的曲牌是固定的。分别是《白事小开门》《白事急毛猴》《单雁孤飞》，因三个曲牌演奏时起三次落三次，民间也俗称为三起三落（2），代表人的一生起伏不定，充满坎坷。烧纸环节是亲友们对逝者的祭拜，并伴随着子女等其他家属的哀哭。因此，吹奏的哀乐要刻意放慢速度，并进行旋律简化，唢呐等吹管乐器要以持续的气颤音为主，以此突出如泣如诉、悲哀的气氛。出殡时要按顺序依次演奏《阿弥陀》《救苦天尊》《昄依佛》等乐曲。左权丧葬仪式中除了一些固定的传统曲牌，主要演奏《哭殿》等晋剧选段，还有就是当地比较悲苦的民歌，也会吹奏一些时下流行歌曲。在遇到村民拦灵等人多的场合，乐手们之间会进行竞技表演，例如用鼻孔吹唢呐,或者把自行车等放在肚子上仰面飙长音，以此来体现自身的功力。

（三）节日庆典中的吹打乐

除了红白喜事，左权民间的吹打乐还广泛应用于春节期间的“闹红火”等民俗活动。春节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左权人民也不例外,每逢此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节庆场合中，吹打乐主要用于左权民歌、小花戏的伴奏，也有少部分属于纯器乐演奏。老百姓非常积极，常常会自觉加入到小花戏的队伍中，跟随音乐载歌载舞，欢度佳节。节日庆典中大部分的演出都是艺人们自发组织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纯粹出于兴趣爱好。综上所述，左权民间吹打乐的呈现离不开具体的民俗活动，对民俗文化活动具有依附性；左权民间吹打乐随着民俗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具有传承性；左权民间吹打乐的存在需要特定的环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三、从左权民俗文化的变迁看左权民间吹打乐的演变

左权的传统民俗文化博大精深。从文化角度看，左权民间吹打乐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是左权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反映了左权人民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形式。左权民间吹打乐在演奏时，往往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种朴素的审美情趣。这是因为它适合于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而形成的美感。尽管多少年来在演奏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发生变化和更新，但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思维、表达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源远流长，至今不变。所以，可以说左权民间吹打乐是一种特定地域上的民间大众艺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民间吹打乐是左权民众必不可缺的精神食粮。无论婚丧嫁娶、节日庆典还是祭祀寿礼、逢年过节，都需要民间吹打乐的演奏来渲染气氛。每一种民俗事项都有着完整的活动程序，什么时间演奏什么乐曲都有老祖宗定的规矩。对于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都会自觉遵守。汉代以来，民间吹打乐不断发展衍变，并随着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而变化，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据雍正《辽州志》（3）中记载“辽僻壤地，而比户弦歌，文风颇盛”。但是，无论民间吹打乐的音乐风格及演奏形式如何变化，始终都伴随着传统的民俗事项而得以呈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府对民俗文化的重视，左权民间吹打乐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吹打乐基本是以村为单位，几乎村村都有。由村干部组织，属于自发的、小范围形式的表演。乐器配置比较简单，基本为2支唢呐、一把笙，一个小鼓、一面镲，其他乐器可自由调配。左权民间吹打乐曾一度成为乡村文化的中心，在茶余饭后、农闲季节，男的大多演奏乐器，有吹有打；女的则唱民歌跳小花戏。左权小花戏传承人李明珍介绍到，在左权农村老一辈人中，几乎人人都能上手演奏乐器，尽管不懂乐谱，更没有系统学习，但大多演奏当地的“老调”。左权民间吹打乐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据艺人们介绍，几乎村村都有类似的演出团体，可以说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20世纪末期，由于全球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地方民俗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随着乡村生活空间的压缩，民间吹打乐依附的民俗事项日渐衰落。目前左权农村的部分婚礼仍沿用着过去的风俗，但县城里的婚礼仪式中雇佣吹打乐班的越来越少，更多的被威风锣鼓等形式取代，或者直接用音响来为民歌小花戏伴奏。只有家庭条件较好的大户人家会使用全套的配置。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因为吹打乐不洋气，听起来不够喜庆，不适合婚礼、生日等喜庆场合，细吹细打的更适合办丧事。近年来，伴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声的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民间乐种的生存空间。每年春节期间政府都会举行大型的节庆表演，加强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由各个乡镇代表队选派节目，组成一个个方队在固定的地点进行表演，每个代表队都各具特色。节日庆典没有更多的仪式限制，演奏内容较为自由。除了当地的民歌小调，更多的是流行歌曲，很少会吹奏传统曲牌。随着演出形式的变化，原先的乐队配置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很多鼓乐班都进行乐器调整，加入了西洋乐器，电子设备，有的干脆直接用大型音响设备。为了提升演出效果，现在有很多的乐队中都加入了电子琴等新的设备。很多年轻艺人还运用音响以及其他新技术来学习和演奏，虽然改变了传统的乐队编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吹打乐的创新和发展。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农村的习俗已悄然退化，许多的传统观念逐渐被颠覆，人们的审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遍及城乡的民间吹打乐已不再受到大家的热烈追捧，人们的注意力被其他的新鲜事物所吸引。从根本上来看，民间吹打乐的衰落是由于传统民俗文化的退化。民俗文化与民间音乐具有内在的“一体性”特征，民俗文化为民间吹打乐提供了生存土壤。因此，保护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是传承地方民间吹打乐的重要前提。从客观上说，左权民间吹打乐是一种非物质文化现象。它不但有其曲调、曲风、配器形式的传承，而且有着它自身独有的特殊内涵。从左权民间吹打乐的曲调、曲风的寓意中，可以体会到从中反映出来的左权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是我们追寻中华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鲜活例证。从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左权民间吹打乐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有利于这一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