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1

[摘 要] 旅游和社区的协同发展中，呈现出居民被边缘化、空间的争夺和占用、资源环境利用不当以及居民参与受限制造成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受阻等问题，严重阻碍发展进程。信息时代背景下，旅游社区的参与和治理将向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和协同善治转变，大数据将为旅游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平台和途径也会拓宽。数据的透明和公开将有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协调，届时将大大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过程的大数据应用可率先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着手，增强各个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发挥群众智慧，使社区治理向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

[关键词] 社区参与；参与意识；自我增权；创新就业；旅游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9

[中图分类号] F5901；TP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7- 0199- 03

1 大数据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矛盾的同构性

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 ]。近些年，旅游目的地社区发展、社区和旅游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被给予更高的位置[2 ]。旅游目的地社区被边缘化、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以及旅游产生的文化冲击、空间争夺和占用、环境问题、资源合理利用和分配 [3-5 ]等等这些棘手的问题，多是由于公共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公权力基于行政程序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引起的，为此，和谐的发展呼吁民主参与、社会自治，呼吁更加科学而良性的治理。

近年来，学者对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和遇到的障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总结起来大致分为外部制约和内因限制两方面。

外部制约主要指：第一，旅游发展地以景区或旅游企业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愈发复杂多变，各个利益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层显 [6 ]；第二，强势资本入驻后，社区原有的利益天枰失衡，有政企联合操作，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出现，无形中规避了公众的参与；第三，参与渠道单一，信息不场＞用翊τ谛畔⑷跏迫禾宓匚唬从获取信息的便捷和信息量都集中于少数社区精英 [7 ]；第四，政府管理权限和边界不清，决策方式方法不明晰，造成行政帮扶上的困难和障碍 [8 ]。

内因限制因素有：第一，居民民主参与意识弱，参与意愿摇摆不定；第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不知道如何参与和维权，多数居民个体不具有“公共理性”。而一旦其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多采取消极抵抗，不懂得也不会如何维护合理权益； 第三， 参与的技术， 主要指参与旅游发展需要的各种资质证书，多数居民不具备专业资格认证。这些问题和状况制约了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也对社区的治理带来了各种困境。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或许不应该站在问题里面去分析问题，而应当站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大环境去观照现实中的困境，进而科学决策。

自麦肯锡公司名为《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报告以来，发达国家率先就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和应用，如：美国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政府治理，帮助预测就业岗位和信息，帮助分析民意预防冲突和矛盾，以及各个商业领域。

大数据在国内的实践尚晚，自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同年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标志着大数据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信息时代，地区治理的智能化，现代化势在必行，大数据所要求的信息开放、分享决策、平等合作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所面临的如上问题具有同构性。

社区参与和治理要求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平等，社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亦源于此。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的话语表达，大数据为各个主体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多元的、便捷的渠道。公共利益的平等则要求各个参与主体的平等协作和自由互动，最终实现共同成员的最大利益，并且尽量减少对他人的损害。大数据的公开透明，信息的交互流通，为实现平等对话，达成共识提供基础和条件，大数据的开放和包容有利于多元利益体之间的调试和整合，“两微一端”（微信、微博和手机客户端）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和享用者。为提高参与，形成民主意识打破技术。

2 大数据重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

大数据的驱动下，原有的社区将被解构为由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网络社区在大数据信息体量大、变化快，新媒体盛行的作用下，使网络参与主体更加单一、多元化，参与的渠道也不再局限于日常的行政参与，进一步弱化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公共舆论盛行，这些都将倒逼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由权利集中、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权利逐渐分散，但仍保持公共理性的合理行政管理，而不至于失控。

网络社区凸显的公开、透明、共享协同现实社区进一步整合，重构了善治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多元治理主体充分激活社区的自组织和自调整能力，治理权力适度调整，逐步向金字塔中低层倾移，追求更高效的治理模式和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鼓励社会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协同参与治理。

大数据驱动下，将以数字决策代替权利决策或经验决策，公共资源配置、招投标、各类项目的开发和决策将有数据为决策依据，有效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公众监督、信息公开倒逼权利结构优化，全新的治理生态系统浮出水面。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3 大数据在旅游社区治理中的现实运用

大数据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技术、理念意识和数据非理性等障碍，但是，践行科学分析、数据决策势在必行。为了拟合数据鸿沟，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可以在有限技术的基础上来试行基于大数据的治理现代化，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中数据”，即，信息量没有那么庞杂，不存在对非结构和半结构数据的分析。鉴于旅游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两方面践行数据管理和决策。

3.1 大数据沟通

大数据沟通是指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和终端广泛收集社会数据，了解群众观点和态度，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沟通，目的在于达成共识、改善群众关系，凝聚社会公信力。这种方法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社会信息征集和公共治理。

如：Kosinski研究发现，通过市民在主流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面的点赞数据，即可推测每位个体的年龄、偏好、和政治观点，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投放精心设计的沟通和说服信息[9 ]；美国费城使用名为“Textizen”的APP向市民的手机发送短信息，并告知目前正在制定的政策法规，同时制定并投递相关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被作为施政依据在官网公布[10 ]。

旅游发展过程中，经常由于社区居民被置于旅游发展进程之外，不得分享利益，或由于信息不完全或沟通不畅而造成各种矛盾和冲突，严重阻碍旅游发展和旅游目的地和谐进程。基于政治程序对矛盾和冲突的利益进行权威分配，使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和对话，利益调和度低，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依托大数据平台表达的信息对话，对信息的模块化处理后，可进行有针对性有重点的沟通。

通过建设数据平台，拓宽信息渠道，为群众参与提供便捷途径，数据的透明和可视化又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扩大治理的公信力，可以弥补行政上的单一决策造成的资源不足、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

3.2 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大数据开发技术是关键但应用和服务也不可忽视。数据的分析还应当回归到应用和实际决策中。在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需求中引入社会群体的力量，有助于进一步搜集有效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细管理和精准服务。

目前旅游和目的地社区的发展中，地方行政做了不少工作，基层管理人员的辛劳有目共睹，但成效并不显著，比如对待困难户的帮扶，群众反映帮扶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采取的帮扶的方法存在供需偏差，造成公众参与率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大数据驱动下，应当增强社会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拓展数据的应用主体和应用领域，提供公共信息服务面。例如：纽约市使用LBS应用让市民在地图上建议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的设置地c，为市民提供便捷租车服务，获得市民广泛支持。另有，美国佛蒙特州向群众征集推送粮食捐献政策和具体捐赠点的位置[11 ]。

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或是市场的力量，并鼓励他们运用大数据，开发应用平台APP，在各个方面服务群众[12 ]。未来的现代化治理，应当朝着数据支撑下的社会主体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治理更强调理性公共协商和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协作[13 ]，以公共利益为标准，实现公共选择的理性转换，避免公共活动效率低下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集体非理性。

4 总结和展望

大数据的应用和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既要避免公共社会不成熟，公民缺乏公共理性而带来的数据偏差，也要谨防数据寻租，数据霸权和数据掺假。健全数据伤害维护机制，出台数据使用责任和数据使用相关的条令规范亦是趋势。

大数据的应用关乎国家治理体制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和社会自治培育，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体都要有数据意识，释放数据红利。每一个公民都是数据的使用者和提供者，要重视公民数据源，为民主参与和决策、良性善治开源纳智。正如哈耶克所述：一个社会的知识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整个社会的文明才能得到长足的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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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冰.共容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J].旅游科学，2013，27（1）：1-14.

[4]李萍，王倩，Chris Ryan.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J].旅游学刊，2012，27（4）：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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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德刚.文化自信、利益均衡是确立乡村旅游伦理关系的基础[J].旅游学刊，2014，29（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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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翔宇，翁时秀，彭华.旅游地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归类与差异化表达――以广东南昆山核心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5，30（5）：45-54.

[9]Kosinski M，Stillwell D，Graepel T. Private Rraits and Attributes are Predictable from Digital Records of Human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13：5802-5805.

[10] Global Open Data Index. http：///.

[11]吴湛微，禹卫华.大数据如何改善社会治理：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的案例分析和借鉴[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18-121.

[12]赵长明.我国二手房地产交易价格风险的核算[J].统计与决策，2014（1）：34-36.

[13]陈潭，杨孟著.“互联网+”与“大数据×”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权利嬗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5）：105-111.

[收稿日期]2017-02-12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2

【关键词】大数据 互联网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革命引发的社会研究方法革命和社会治理思维变革

社会解释与社会治理实践是社会治理的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正确的社会解释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和理论基础，而社会治理则是社会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成果。社会解释的任务需要通过社会研究来完成，它的使命是发现和认识社会运行的本质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以往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最佳的方法及路径选择。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与对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研究相比，我们人类对自身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总体上说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系统都更加复杂和迷离，其规律也难以完全为社会所知晓和掌握。

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受到一定社会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再到当代的所谓信息社会或大数据社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研究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大数据时代与以往最大区别在于，人类社会被计算机和互联网纳入到了一个具有无限空间和行为可能性的体系之中，任何人离开这个体系都将无法生存。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人与组织，最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技能是信息处理能力。对此，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这就是“社会的信息处理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of society）。在已经形成“信息处理社会范式”的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有效、最符合时代要求的范式只能是“社会科学的计算范式”（computational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于是，计算社会科学（computional socail science）与计算社会学（computional sociology）应运而生。

2014年8月，美国社会学界举办了“新计算社会学研讨会（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onference）”，与会者来自哈佛、MIT、斯坦福等名校。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跨学科的学术研讨，既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专家，也有来自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学者，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的技术专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新计算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了全面创新，除了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之外，还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联网社会实验、计算机社会模拟、新型社会计算工具的研发等方面展开探索。

“新计算社会学”试图创造性地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所提供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具，克服既有社会学研究的局限，以达到对人类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真实认知与科学解释。

大数据带来的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革命，更是对社会治理思维的冲击，就如我们不能把数学仅仅看成一个计算工具，而应认识到它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把握事物的量的关系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联系；同样，我们不能仅仅把互联网和大数据看作是一个新工具，仅仅是对传统研究方法和测量方法的突破，而更应该意识到它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让数据成为知识

尽管互联网与大数据的作用如此之大，但使其真正发挥效力却绝非易事。大数据真正“落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数据准备；二是“硬实力”，即计算能力强大的服务器集群；三是“软实力”，即先进、高效的大数据处理技术。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已经生成了海量数据，并且还在加速增长之中，数据准备已经不是问题。我国政府正积极推动云计算平台的建设，许多企业正在就此展开战略布局，云计算技术可以充分调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资源，使普通用户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强大的计算能力，对于用户来说，分析、处理大数据的计算机资源已经初步具备，并且将越来越强大和完善，就目前情况而言，硬件资源的能力也已经不是问题。

大数据运用的短板是“软实力”，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数据的挖掘（Data mining）。互联网上生成的大数据是“自然数据”，它不会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而有序、有条理、有逻辑地排列。它是海量的、模糊的、随机的、有噪声的。要运用大数据，必须先使数据成为知识，否则这些数据就与一堆垃圾无异；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自然不是人能够完成的，必须借助计算机高速、强大的运算能力，也就是借助于计算机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通过分析，从海量数据中寻找其规律，设计适合的计算机算法，从而自动搜索隐藏于其中的有价值的、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是数据库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中的一个步骤。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是最关键的工作。

由于问题不同，所需数据也就不同，而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种类和结构，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设计计算机算法。例如：互联网舆情挖掘，以微博、博客、论坛等为挖掘对象，主要是通过文本分析、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来搜集、分析数据；而在电子商务中，则以电商交易平台中的浏览、交易等行为踪迹为主要挖掘对象。前者是对某一政策的社会反应进行调查，后者是对人们的购物行为进行分析。

当前数据挖掘应用主要集中在电信、零售、银行、电力、医药等方面，虽然看似广泛，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普及。在社会研究和治理方面，需要挖掘的大多数都是非结构性数据，其难度很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大力开发这类挖掘工具，我国的这项工作起步不久，亟待深入和提高。

政府机构、一般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用户大多不具备从大数据中发现知识的专业技能，要使大数据真正服务于社会，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各种数据已经可以有偿或无偿地获取，大大小小的云计算平台已经星罗棋布，但是用户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条件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目前的情况是：数据量在高速增长之中，云计算平台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而另外一个条件的准备却行动缓慢，即将成为发展的瓶颈。三者的发展已经不平衡，很可能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和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冲击

互联网使信息的传递彻底突破了空间限制，不仅传播信息的速度快，并且可传播信息量越来越大，传递的成本还越来越低廉，此外，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模式越来越表现出实时互动性的优势：传统的公众信息传播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很多是单向的，只能是一方向另一方传递信息，另一方被动接受，而互联网具有信息交互性。

由于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它正在改变社会生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从信息匮乏转变为信息爆炸；二是信息垄断正在被打破，互联网的存在使人为的信息封闭越来越困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不可能，三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正在加强，互联网把世界连成了一体，对任何一个局部来说，它与整体和其他局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无法排除其他局部对自身的影响；四是“蚁聚效应”，互联网使普通人获得了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个人力量因“网民聚合”而增强。以往，单个普通人的言论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一般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却可能通过“网民聚合”发挥出过去不敢想象的力量；五是“蝶翅效应”，在互联网上，一件局部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成为公众事件，一则利用公众心理精心编造的谣言可能引发一轮汹涌的舆情；六是“众筹效应”，通过互联网，政府、社会组织甚至一个普通人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获得社会的某种支持和帮助。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在政治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网络政治”已经显出雏形；互联网带来了公众监督力的提升，这对社会治理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公众监督能力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担政府自身监督的任务，克服自身监督的不足之处。同时，大数据可以使政府变得更有智慧，通过数据的分析，能够使政府有一双“慧眼”，准确地认识社会问题；利用互联网这一高速信息传播平台，可以使公共管理信息的、传播更为及时、高效；互联网的交互性也使政府能够快速获悉民众对政策的反应，民意、民情调查的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利用互联网的“众筹效应”，可以集思广益，择善而从。

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资源，并且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将提升竞争力，亦即高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将被低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所取代，在过去的10年中，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印证了这一原理。互联网和大数据帮助企业更为科学、更为高效的分析市场、汇集资源、制定计划，改变原有的营销模式，其中尤为受到企业的重视的是预测市场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

在教育领域，人们对“云课堂”已经不再陌生，“云上课题”更为充分地发挥了有限的教育资源的作用，并使适配式教育成为可能。

在医疗领域，从疾病预防、疫情监测到药品管理、医务监督，从医疗专家系统到线上预诊服务，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其应用面还在持续扩大。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不仅帮助我们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效率；并且还有望在治理医疗腐败、缓解医患纠纷这些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大有作为。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到来，在带给人类美好的馈赠的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地带来麻烦。互联网和大数据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以前不可能具有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传统的社会治理思维已经难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迅速而剧烈的变化，因此必须在很多方面及时作出调整。当前最迫在眉睫的主要有数据安全问题和网络污染问题。

一是数据安全。与互联网和大数据如影随形而至的是数据安全问题，一些数据（个人隐私数据、关系国家安全的数据等）如果被恶意利用，将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涂子沛在《大数据》一书中曾提及美国警察滥用个人隐私数据的真实事例：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利用警务数据库“猎艳”：他们在街上邂逅漂亮的女性之后，就跟踪她们，记下她们的车牌号码，然后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该女性的住址等个人信息，再人为制造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此外，还有警察利用数据库查询政治对手和上司的信息，对相关人员实施威胁。在2001年前后的5年间，涉嫌滥用警务数据库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特拉华州还有政府官员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卖给公司，帮助他们追债、开发新的顾客。

1995年，欧盟颁布《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2014年，欧洲法院裁定普通用户的个人隐私拥有“被遗忘权”，要求谷歌公司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

据刚刚出现的数据交易业称，我国数据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状态。虽然这有助于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但其中潜藏着巨大的隐患。我们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对数据获取和使用的权限应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尽早将数据获取和使用纳入正常、良性的运行轨道。

数据安全不仅关系到个人隐私、企业商业机密，还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一些看似寻常的数据，如果由专业人员进行汇集分析，可以获得一些极为重要的情报。因此，一些公司的“过度追踪行为”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

2014年，我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表明我国政府深刻意识到互联网发展对国家、安全、发展利益提出的挑战，深刻意识到数据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把数据安全提升至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二是网络污染。由于互联网强大的传播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息污染，大量虚假信息泛滥成灾，治理、控制网络污染成为信息管理的新难题。

互联网上的言论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民意的期盼，也有不负责任的流言；既有真知灼见，也有无稽之谈；既有对现实问题理性冷静的思考，也有非理性的情绪发泄。这些言论会不同程度地对公众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此外，某些境外势力把互联网作为谋求其文化霸权的工具，有组织、有策划地“引导舆论”，欺骗公众，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试图破坏我国的社会稳定。因此，互联网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交锋的战场，我们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觉，要充分认识、研究互联网舆论战场的规律，沉着应战。

面对互联网带来的这一挑战，政府方面应先准确辨别言论的性质和动机，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积极应对。各级官员应不断从互联网上倾听公众的声音，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凡事先行一步，临变快速反应，避免在“倒逼”下被动应付。近些年来的一些网络事件表明，大多数严重后果是因反应不及时和应对失误所造成。

应该看到，互联网的言论是不可能完全彻底的加以控制的，我们也没有必要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战战兢兢。以简单粗暴的取缔方式固然能够暂时消灭负面效应，但同时也失去了它所带来的诸多益处，并且，与发展潮流背道而驰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互联网的特性为社会治理服务，如何尽力避免、消除其负面效应，让社会运行更为有序，社会服务更为高效。正如所说的，互联网在社会管理方面有较大作用，问题是我们怎么去适应它和科学有效地使用它。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3

〔关键词〕 大数据，政府，“循数”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6-0082-05

2012年，徐子沛的著作《大数据》在中国社会开大数据之先河，引发了大数据战略、数据治国和开放数据的讨论，他在本书的后记中讲到：“通过和一个又一个项目的‘亲密’接触，我真真切切地‘透视’到数据在美国政府和企业当中的重要作用。在了解其成因、背景和趋势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数据的力量和美感所震撼。我将这种新的特点和趋势概括为‘大数据时代’的‘循数管理’和‘数据竞争’”。在此，本文将“循数管理”引申为“循数”治理。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政府置于大数据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数据潜藏着广泛的公共需求或公共问题，现代政府已然“浸泡”在大数据之中避之不及；二是大数据蕴含着巨大的管理价值和能量，现代政府若失去对大数据的掌控势必影响其治理效能。此意亦为，大数据为“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提供了技术新背景和方法论新注解，客观上大数据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生态的关键要素，重塑和改造着政府的外部生态系统，政府主观上也迫切需要大数据在治理过程中彰显效能、发挥作用。因之，政府必须在理念层面、技术层面、保障层面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循数”治理，即以数据为依据、资源、工具来发现、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以此保证治理更为科学客观理性。

一、 树立“循数”治理理念

“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收集数据、使用数据，是自古以来全世界政府都在普遍采用的做法。” 〔1 〕 （P40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循数”治理理解为政府的一种常规行为（或行政传统）。然而在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后工业时代的数据整体上具备海量化、资产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途径的多渠道化、传播过程的强互动性等特点，客观上要求现代政府树立数据治理的理念。

（一）全面把握大数据的实质。目前学界在回答何为大数据时更多是给出了一些描述性阐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大数据是指那些大小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尺度，一般的软件工具难以捕捉、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 〔1 〕 （P57 ） 。对此不难理解，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的“大”、“小”都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此，我们从大数据本身属性来思考其对现代政府的治理成效产生的影响兴许更为可取。现有研究多有提及IDC公司及IBM公司对大数据的界定及特点归纳。IDC及IBM对大数据的特点都概括为“4V”，二者均认为大数据具有容量大（Volume）、增速快（Velocity）、多样性（Variety）的特点，但对大数据的第四个特点二者具有差异性解释：IDC认为大数据还具有价值性（Value），而IBM则把真实性（Veracity）视为大数据的另一个特点。我们倾向于认同IDC公司的观点。实质上，容量大是大数据的整体特点，增速快是大数据的过程性特点，多样性是大数据的具象性特点，价值性是大数据的时代性特点。客观上看，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已经浸淫在大数据之中，其面临的政务信息和治理数据已经具备了总量大、增速快、多样化等特点，倘若政府不能够正视大数据在公共治理中的客观现实性，忽视大数据在公共治理中的价值性，现代治理的目标必将难以实现。简言之，现代政府必须清楚认识到：在现代治理中，大数据已经实然存在，政府不能在循“数”治理方面无所作为，而应该是积极挖掘大数据的应然价值。

（二）客观评价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系统的影响。现代政府处于一个数据化的环境之中。无论是政府面对的资源环境状态、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抑或是政府解决问题的手段方法及政府行为的结果和效能无不以一定的数据形式表现出来。在此背景下，社会系统中的数据与政府治理责任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性，大数据深刻地改变了政府治理的责任生态。

首先，政府的治理责任结构的稳定性受到弱化。信息技术打造而成的大数据时代改变了政府责任的整体生态环境，培育了更为多元的公共需求的表达主体，拓展了政府责任延伸区域。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一切社会性组织和个人都具备创造原始数据的条件和资格。“其中两类数据尤其引人注意，一类是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大交易数据’，另一类是来自互联网、社区网、企业服务网、物联网等的‘大交互数据’” 〔2 〕。“大交易数据”或“大交互数据”由大量个性化数据汇合而成，每个具体数据都由具体的组织或个人创造，每个社会组织或个体都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数据源。各种数据源交互在一起使人类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具有非结构化特点，这对政府责任的具体设置与构成的稳定性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其次，政府的治理内容指向更为具象化。以商业组织为主体的私人部门的生产、运营数据，以公民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民意数据及以自然环境为对象的科研数据共同构成政府决策的基础数据。这些在内容上表现出多样性的数据或能够帮助政府发现问题，或有益于政府预见发展趋势，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既然各种社会个体都可能是数据的来源，而数据源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数据具体内容的多样性。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现代政府就需要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多样的公共需求、发现复杂的公共问题，并对应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中。因此，政府责任呈现出越来越细化具体的趋向。

再次，政府治理过程更具动态性。前文已述，大数据是一个动态概念，时下的大数据只能说是“相对较大”的数据。原因有三：一是数据源规模在不断壮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年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 〔3 〕 。网民增速可见一斑。二是数据总量不断扩大。借助网络平台，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成功地摆脱时空限制从事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这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数据信息。三是快速发展的数据处理技术将进一步提升人类社会对数据抓取、储存、分析和使用的能力，数据的整体能量被技术激活。总之，逐步增强的现代民主意识、普适性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政府的数据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政府必须对动态的外部环境持开放态度，需要面对更多的服务对象、更多样和更多变的公共需求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节履责方式、步骤。这对行政系统的执行能力和行为调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政府的治理方式呈现出强互动性特点。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人类社会生产、交换和交往方式，这使得在快速制造数据、便捷传输数据的同时，相关群体亦可以积极参与互动，赋予原始数据更多的意义。基于网络技术，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获得了讨论和评价社会现象、公共问题、制度政策的机会，提高了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沟通交流的互动性。社会组织及公众借助网络，通过建立公共论坛、参与社会评价等途径竭力向政府推送或索取信息，以提高政府对其需求的注意力及关注度。质言之，政府有责任从政府系统之外获取信息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公共需求相对应，公众也要求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有效实现，并通过公共评价对公共政策、政府行为等施加影响。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与其系统之外的互动性尤为凸显。

（三）及时将“循数”治理内化到治理举措中。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更开放、权力更分散网状的大社会，这与现代政府所强调的网络化、多元化参与的治理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大数据是政府运行的重要资源，与政府相关的数据中蕴藏着广泛的公众需求。数据占有量直接影响政府对社会的掌控能力。现代政府若要提高其对社会问题的掌控力就必须积极借助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公共政策及公共问题的具体治理方案。也就是说政府治理需要借力大数据构建大政务，才能达到资源更开放、内部更协调、互动更透明、决策更精准的目标。因此，现代政府应该将数据治理列为其内在责任，树立数据治理的理念，积极扮演数据的收集者、分析者、使用者的角色，将循数治理覆盖到公共治理的诸多举措中，以保证治理举措的客观性、科学性。

二、 构筑“循数”治理保障体系

一般而言，政府“循数”治理涉及数据的收集、储存、分析、使用等环节， 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保障与支撑。为了回应和满足数据治理对政府能力提出的要求，政府需要提升其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政府的硬实力可理解为政府所拥有的财力、人力、物力等有形实力，而政府软实力主要体现在政府理念、执行力、调控力等无形层面上。现代政府实施数据治理首先需要有物质基础，大数据无法依靠常规数据收集、储存、分析工具，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数据管理的设备准备、人才储备等方面的投入。

（一）整合人力资源，为“循数”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大数据时代要求建设智能化政府，而智能化政府必须有强大的智能资源作为支撑。数据治理需要建立一支由科学家、计算机专家、数据分析师、工程师等组成的专家群体。这些专家群体分布于政府数据中心、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数据中心之中。其中政府内部的这部分技术专家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官（虽然传统的事务官可以将政府内部的技术人员囊括其中），他们的核心技术更多侧重政务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这是一支有别于传统的政务官、事务官的数据管理团队。此外，来自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组织中的研究专家也不能忽视。在现实的政府运行过程中，现代政府已经常规性地吸纳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及研究专家进入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几成成规。而商业数据中心由于受制于社会经济成熟程度差异，其能够为政府数据管理提供帮助的程度和能力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别。实力雄厚的商业数据中心能够更多获得与政府合作的机会。因此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培植商业数据中心，以外包购买的方式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借助商业数据中心既有的人才、技术资源完成政府数据治理的目标。

（二）加强数据平台建设，建立“一体两翼”的数据中心模式。研究显示，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拥有2094所数据中心 〔1 〕 （P38 ），同时大量存在着像麦肯锡这样的商业咨询公司和兰德公司这样的非应营利性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这使得美国在未来数据争夺战中占尽先机。美国经验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现代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既要建立官方数据管理职能部门，又要鼓励社会化数据管理与咨询组织的发展，可以建立“政府数据中心-公益性数据中心-商业性数据中心”的组织模式。我们将这种模式界定为“一体两翼”的数据中心模式。现代社会中虽然政府数据中心、公益性数据中心及商业性数据中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三者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并没有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产生合力。政府数据中心代表官方，收集数据时往往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信息过滤和加工，出现信息失真。同时，政府数据中心在分析、处理、使用信息时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其结论有可能与社会公众的现实体验相悖。而由专门的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组成的公益性数据中心及商业性数据中心在数据收集、分析方法等方面更为专业更为客观，但受制于组织宗旨、财力等因素，很难保证公益性数据中心与商业性数据中心对公共领域数据的关注度。因此，政府应该承担数据治理的主导责任，从组织层面负起对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性数据中心的扶持和培育职责，通过政府购买、项目支持、平等合作等方式建立起“一体两翼”的数据治理模式，保证数据治理的专业性、客观性、权威性。

（三）建立数据网络，推进电子政务。首先，在政府内部，建立上下统一规范的数据网络系统，真正实现各级政府之间的信息对接，减少信息在上行传递过程中被过滤和加工的可能。力求从技术上做到流程的电子化，保证下级政府的原始业务信息能够直接进入上级政府的业务数据库，从而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相对接的大数据仓库。其次，整合社会资源，培育和扶持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性数据中心的发展，建立以政府数据中心为主体，以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性数据中心为两翼的大数据对接体系，力求全面掌握和充分利用社会数据资源。再次，加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实现政务数据民主化、民生化。门户网站不是政府的“自留地”，而应该是公众表达民主需求、民生愿望的平台。独享式、单向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无法适应信息社会的交往情景。实现政务数据民主化就要保证各项政务数据的公开性，政府要成为政务信息的主动推送者而不是被索要者，以此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同时，要加大财力投入，为“循数”治理提供财政支持。大数据治理难以靠常规的储存工具、分析工具实现，用于“循数”治理的设备经费、人员经费、组织运行经费必须要有稳定的来源。在谈数据治理的“组织保障”时我们已经谈到，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性数据中心往往会因为资金问题而难以保证对公共数据的关注。要保证“一体两翼”模式的有效实现，政府必须对数据治理投入必要的经费支持，对政务数据的收集、储存、分析必须承担财政支持的责任。

三、提升“循数”治理能力

进行“循数”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政府具备相应的能力。总体而言，政府在数据治理中基本上要涉及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数据使用三个环节，与之对应，现代政府需要具备数据的感知能力、储存能力、分析和运用能力。大数据时代下的现代政府必须提升其数据治理能力。

（一） 搭建公共论坛，疏通沟通渠道，强化政府对公共需求的感知能力。数据是信息的载体。在公共治理领域，公众需求的表达、实现状况及走向往往隐含于相关的政务数据中。政府收集数据的目的无外乎有三个：一是从数据中发现潜在的公共问题，二是利用数据考量现实举措的成效，三是在数据中找寻解决（或是预防）公共问题的对策和方法。数据在上述环节中基本上扮演的仍旧是分析工具的角色。

提升政府的政务数据获得能力首先要构筑充满活力的公共论坛。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公众的信息获得能力和意愿表达能力，拓宽了公众参与治理的通道，客观上也为政府多角度、宽覆盖面地获取公共需求提供了便利。当然，我们要看到，信息技术仅仅是为公众意愿提供了表达的技术支持，但公众所表达的意愿是否能够进入政府决策视野绝非一个技术性命题。在公众与政府的沟通关系中，作为信息源，公众需要借助信息编码，依靠一定的媒介或平台将信息推向政府，经过政府解码确认并具备决策价值后方能得到回应。由此我们可知，在公众主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需要一个基础性沟通平台。不可否认，政府民生电话热线、政府网站论坛、常规社会调查、市民听证会、市民论坛等形式的公众参与形式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屡见不鲜，不同层次的政府部门更是开通了官方微博等快捷政务信息传播通道，但从与公众互动的强度看，政府主导性特点更为突出，从信息传播方式看，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模式更多还是以下行沟通为主。换言之，政府借助信息技术不同程度地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这是政府治理主动性提升的具体表现，但改变公众被动型政务信息的获得方式还需要政府建立更为平等、互动性更强的公共论坛。

其次，实现问政于民必须疏通公共意愿的表达通道。公众表达意愿一般有三个基本目标，分别是反映公共问题、表达公共需求、建议公共政策。无论是基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还是未来预期的勾画，公众与政府沟通都要借助一定的沟通渠道表达意愿。现实问题是“公众参与仍然以象征性参与为主，集中表现在政府网站以国家政策、领导活动等告知性政务信息为主，政府网站上的‘建议征集’‘网站调查’等更新不及时，公众参与反馈度不足，公众希望了解的涉及政府管理的敏感信息公开度不够” 〔4 〕 。因此，政府应该强化沟通意识，优化现有信息沟通方式，不仅要充分利用好信息工具传播政务信息，也要疏通公众意愿的表达路径，尽可能多地掌握民意数据、挖掘潜在的公共需求、激活公众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现代治理的整体效能。

（二）规范政府职能部门责任，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升政府的数据整合能力。在数据治理中，政府自然首当其冲地承担必要责任并内化到具体职能部门的职责之中。有的学者在思考政府回应大数据时代挑战时提出了成立“大数据局”的设想 〔5 〕 ，对此，我们并不十分认同。前文谈到，“循数”治理是一种行政传统，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设置了专门负责数据统计的政府职能部门。从专业性角度而言，“大数据局”在功能上与我们常说的“统计局”并无本质区别，没有必要在“统计局”之外另起炉灶。我们认为，政府要正视大数据蕴藏的巨大能量，也需要健全管理机制，但是政府提高数据治理能力不能通过叠床架屋式的增设机构方式来实现，而是应该按照明确和细化现有职能部门责任、优化社会化资源配置效果、提高政府数据整合能力的方向探索。政府已然置身于大数据的社会背景之中，那么实施数据治理就不是某一政府部门的责任，换句话说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均承担着政务数据的收集、分析、使用的责任。这就整体上要求政府纵向上完善以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为宗旨的数据管理部门层级之间的管理链条，在政府内部形成职能上下有效对接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一点现代政府基本上已经做到。但是传统的数据统计部门在大数据背景下面临的观念如何革新、技术如何升级、方式如何创新等迫切问题成为了限制政府数据治理能力提升的瓶颈 〔6 〕 。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数据统计部门既要有“灵活的大脑”，也需要“灵巧的双手”。“灵活的大脑”指现代政府的数据统计部门不能“坐等报数”做一个机械的数字演算者，而要成为一个具有开放式、发散式、协同式思维的数据挖掘者；“灵巧的双手”则是指现代政府的数据统计部门要掌握最新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政府提升数据的整合能力在横向上要求各职能部门在履责过程中重视业务数据并积极主动地萃取数据价值。政府具体职能部门是业务数据的直接参与者、收集者、储存者、分析者，同样需要“灵活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实现脑手联动。海量化的数据搜集、存储、分析都无法靠常规工具和手段完成，数据治理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因此政府实施数据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是政府注资购置数据存储设备和引进数据收集、分析工具和技术，弥补技术性缺陷，尽量避免“瓢量海水”情况的出现。当然，在其他社会组织和部门具备了数据治理的技术基础时，政府完全可以与之建立平等、合作关系，既可以避免资源的重复性投入，也可以发挥相关组织（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的资源优势。在数据治理人力资源配置上，现代政府可以尝试按照矩阵模式组建数据项目团队，数据项目人员平时分属于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团队成员只是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汇合专注于本级别政府政务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这种做法并没有增加政府的人员编制，相反能够整合政府内部资源，提高政府对数据的捕捉能力和整合能力。

（三）健全政务数据分析体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增强政府的数据运用能力。回答“如何收集数据”的问题是解决“如何使用数据”的前提和基础，运用数据发现潜在公共问题（需求）、挖掘公共问题的成因、找寻治理对策才是政府践行数据治理的现实目的。不管 “大”“小”， 数据总会或多或少地蕴藏着一定信息，一旦这些信息不被发掘或不被使用，那么这些数据就会成为缺乏活力的“死”数据。

提升政府数据运用能力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政府要从数据中找“问题”。政府要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数据中全面发现公共问题，准确定位公共需求，确定决策和治理的基本方向。这与之前谈到的政府数据感知能力和保障能力相关，在此略述。其次，政府要从数据中找“原因”。进入政府决策和治理视域的公共问题必然在量上具有相近性、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在成因上具有同质性，政府应该组织数据团队、专家咨询团队对已占有的数据进行归纳和总结，挖掘问题诱因及其内在关系。再次，政府要从数据中找“思路”。经过透析数据，对公共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之后，政府需要确定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和规划。最后，政府要从数据中找“对策”、找“方法”。提升政府数据运用能力需要从治理决策和治理过程两个方面谈。在治理决策方面，必须将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工具运用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数据“找问题”、“找原因”、“找思路”、“找对策”、“找方法”的功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有效性。在治理过程中政府要尽量减少数据信息壁垒，减少数据共享的阻碍，尤其是横向职能部门之间要强化业务信息的对接和共享。以获取个人信息为例，公民的社保缴纳情况、学历信息、婚姻家庭情况等完全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的方式获得，以此减少公民的自我佐证责任，强化政府为民宗旨，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另外，政府的治理举措、过程及结果也表现为一定的数据，为了提高政府治理效能，从政府行政管理角度而言，也有必要深化政府行为的精细化管理。

总之，大数据对现代政府基本责任的类型并没有带来颠覆性冲击，政府的基本社会角色也没有出现实质性变革，但大数据对政府的治理观念、方式、履责过程产生的塑造效应则是极为深刻的，直接表现在政府行为方式的改变上。现代政府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治理要求必须对大数据形成正确的认知，并从保障体系和能力提升角度作出必要努力和准备，以实现“循数”治理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钟 瑛，张恒山.大数据的缘起、冲击及其应对〔J〕.现代传媒（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7）.

〔3〕 CNNIC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E/OL〕.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07-21.

〔4〕刘叶婷，唐斯斯.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及挑战〔J〕.电子政务，2014（6）.

〔5〕马慧民，周曦民.大数据拓展国家治理空间〔J〕.社会观察，2014（8）.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4

一、社会精准治理的逻辑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进入深度转型期，社会矛盾更加叠加复杂。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管理模式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存在的问题也更加突出：一是存在治域缺漏。政府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催生了治理的“碎片化”，部分社会事务因归属不明等原因，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治理主体结构与功能的缺陷又使得治理的整体性、针对性不强，无法形成治理合力和差异化治理。二是常态性治理不足。运动式治理思维明显，在“运动”与“运动”的治理间歇期，社会问题重新积累和发作，从而形成“久治不愈”的状态。三是治理手段失衡。行政强制手段被泛用，法治化水平不高，程序违法较为严重，市场等治理手段乏力。四是政府之外的其他公权力主体作用不强，没有结合自身职能特点针对性做好服务管理工作，监督功能不足。

社会精准治理是对传统“粗放式”管理模式的反思和回应。社会精准治理在公共管理内涵上具有社会治理理念和精准化操作两个层面。从治理理念上来说，它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精神，即主体、手段、治域的完整性、治理的常态性和过程的连续性。同时，社会精准治理是人性化治理，是以解决“人”的需求和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人”的价值至上和服务理念。在操作层面上，以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为靶心，通过精细化治理主体和政策、技术等工具，精确定位社会问题、需求、层次和难点，实现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换言之，就是通过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过程实现社会精准治理。

因此，社会精准治理首先要求建立完整协调的多元多层主体结构，重点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公权力主体结构本身问题，包括政府与其他公权力主体和政府内部部门协作机制的建立。二是社会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实现其从公权力主体的“伙计”到“伙伴”的转变。三是治理工具的精细化和精细化工具的建立。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实现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结合。在行政服务和管理上，更加重视细节，并积极开发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实现治理的精细化、针对性。

二、社会精准治理的宁波实践

近年来，宁波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精准治理模式，形成了“81890”服务平台等一系列精准治理的成果经验，社会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2015年12月中国社科院的《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宁波基本公共满意度在全国38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二。

（一）宁波社会精准治理的具体举措

1. 推进整体性政府建设。一是推进大部制建设。2011年2月，宁波颁布《宁波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着力解决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推诿扯皮等问题。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13年以来先后行政审批的“宁波标准”，颁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关于开展部门责任清单编制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对行政审批权进行精简和下放。截止2015年，宁波市本级审批事项从1999年的1289项减少到667项，缩减近一半。

2. 探索对应式治理模式。一方面，公权力主体结合自身特点开展特定领域治理。以团市委为例，在《宁波市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于2011年《宁波非公企业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通过心理咨询进企业、“订单式”技能培训、青春交友等活动和平台，帮助务工青年解决就业、交友、婚恋等具体问题，实现新增非公企业团组织达1700多家。另一方面，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提供个性化服务。以宁波81890平台为例，81890服务平台面向企业提供19大类200小项服务，为市民提供14大类868小项服务。开锁、求职、招工、应急呼叫、寻找失踪人员等个性化需求都可通过拨打电话81890实现。同时， 81890平台共有10万余名各行各业的的志愿者，组建了门类相对齐全服务团队和公益性组织。截止2015年8月共为市民解决求助事项823多万件。

3. 培育发展社会组织。2012年以来，为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宁波共了《关于加快基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宁波市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五个文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松绑，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和资金扶持，为社会组织公平竞争和发展提供政策依据。截止2016年6月，宁波社会组织总数达到16445个，以年均27%的增速，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21??，远高于全国每万人2.7个的平均水平。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枢纽型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基本实现县（市）区全覆盖。

4. 加强源头治理。一是治权下沉基层。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委托或直接交办的方式下放到镇，推进管理中心向区、街道（乡镇）下移，管理力量向社区、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等薄弱环节延伸，强化基层自治和服务功能。二是资源下沉基层。2015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卫星城市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市卫星城市和中心镇扶持资金从1亿元增加到3.5亿元，市级各部门牵头管理的专项资金优先向卫星城市和中心镇倾斜。三是推进基层减负。2012年宁波制定了社区盖章项目准入目录和社区工作指导目录，取消了64%的盖章项目。四是推进基层民主。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干部权力清单，规范小微权力，探索基层民主管理模式，构建基层民主平台，建立了“村民说事”、“村务会商”、“居民代表议事会”、 “1+N”微平台、社区项目居民投票决定等多种协商民主模式和平台。

5. 创新精准治理工具。构建大数据平台，实现治理大数据化。2011年，宁波“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大力探索建立多层次、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大数据库建设目标，推进信息由单一系统共享向多系统共享转变。2013年，宁波实现公安、民政等六个部门人口数据的有效整合，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数据库实现21个系统间的数据共享；信用系统实现跨省、市、县的共享。2014年，宁波颁布《关于加快推进市政务云计算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初步形成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综合数据共享应用体系。2015年年底，宁波已初步完成综合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平台建设。

（二）宁波社会精准治理的实践经验与存在不足

1. 实践经验。宁波在社会精准社会治理探索中，坚持治理的整体性、层次性、针对性结合，注重政策导向和制度建设，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政策制度的系统体系，为精准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其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能力，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成果模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市推广，实现“上”、“下”联动，形成规模效应。81890服务平台、社会融合组织建设、网格化管理模式、大数据平台，都是在地方治理实践成果的基础进行全市推广，部分模式在全国各地推广。

2. 存在不足。一是整体性政府建设仍需加强。如部分合法不合理审批事项的削减必须等待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或者逐级上报至国务院，现实中很难操作。审批中互为前置问题、流程再造问题、治权下放后的配套监管体制问题、流程再造同一审批事项在不同系统间下放不同步的情况十分突出。二是互补式治理有待深化。部分公权力主体意识不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创新治理能力不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治域”的完整性和治理对象的涵盖面。部分主体将与政府的“协作”关系理解为“服从”、“配合”， 缺乏独立性，监督功能欠缺。 再加上其在资金来源、干部任免、管理模式等方面都附属依赖于党政机关，在社会治理中一旦出现所代表的群体与相关政策或党政决策意见不符时，往往陷入比较尴尬的两难境地。三是社会组织发展仍存在较多制约性因素。社会组织结构不尽合理，公益慈善类、科技类社会组织数量较少。质量水平和发展不尽平衡，社区社会组织弱小分散，还无法满足社会需要；依附于政府部门的社会组织则表现强势，资源优势明显，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服务的延伸独立性差，也难以抗拒政府将大量行政事务的推塞和繁杂的考核。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空间有限，社会组织公平性环境有待改善。大量社会组织特别是草根社会组织获得政府资源支持较少，服务性收入和社会捐赠少，工作人员待遇相对不高、发展空间较小，资源获取少，专业人才不足，难以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公信力不强，也难以有效承接政府的职能“下放”。此外，在参与政策制定等方面参与渠道不畅，话语权微弱。四是精准治理技术工具建设有待加强。“多头建设、自成体系” 的分散式现状使得政府内部数据信息的联通共享尚待时日。机关、部门与组织之间在信息上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的相关法律规定尚未出台，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一些单位、部门参与的动力不足，出于部门利益拒绝信息的联通共享，造成目前数据库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致使社会治理中的信息孤岛现象，给群众带来不便，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数据对社会开放十分有限，仅在公权力主体一定范围内公开。有的部门虽然公布数据，但公布的不完整或提供的数据质量不高，少公布、不公布、选择性公布、设置繁杂的申请公开环境仍普遍存在。

三、社会精准治理的路径

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整合与利益分化呈现新趋势，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呈现复杂化、多面性特点十分明显。社会精准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

（一）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整体性政府”

坚持整体化、市场化导向，以群众体验为出发点，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纵向层面：1. 继续推进减权。涉及改善民生的具体事项，尽可能通过依法交办、委托、延伸机构等多种方式下放。按照一级政府层面整体完成基本建设项目审批的要求，多部门同步下放、事人财权与责任一并下放，与审批事项相关联前置性中介环节配套下放。2. 继续推进放权。对于更适合采用通过市场机制、行业自律、企业和个人自主决定等方式有效解决的和合法不合理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事项，探索部分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3. 做好治权下放的配套工作。同时，要指导督促检查下级主体做好承接能力建设，避免治理出现真空，确保“接的住”、“用的好”。

在横向层面：1. 减少审批部门、环节和条件，推进同步委托。优化再造审批流程，涉及多个部门审批的事项，全部采用联合审批模式，不得互为前置条件和重复审批。推进审批环节整体化、进度同步化。2. 构建行政审批标准化体系和部门联合审批标准，推动行政审批标准一体化、环节整体化、进度同步化、过程透明化，实现行政审批工作从部门自我角度转变到政府整体角度，从完成单个事项审批角度转变到完成行业准入角度，从政府管制角度转变到行政服务角度。

（二）积极优化公权力主体结构，增??治理差异性、互补性

构建公权力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增强治理合力。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公权力主体多方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从整体性治理层面制定各公权力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总体规划，对各公权力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职责、目标、步骤等进行明确。其他公权力主体要与政府相向而行，要确立公权力社会治理“整体性”思维，抛弃“社会治理归政府”的思想，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系统工程中。

其他各公权力应确立“差异化”、“互补式”治理理念。一是应结合自身职能职权特点和资源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主要是做好自身“治域”范围内的相关事项和对象的管理服务工作，增强治理的特色性、差异化，避免同质化。二是正确理解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协作”关系。要改变“协作就是要一律支持配合”、监督、“反对就是给政府添乱”的思想，而应在职能范围内依据法治原则，积极发挥好监督作用，维护自身服务管理的群体正当权益。

（三）加大社会组织支持力度，推动质量提升和能力建设

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空间。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在人才流动、户籍管理、职称评定福利保障等具体事项的政策支持，并加强执法检查，确保政策落到实处。改革创新登记管理体制，降低准入门槛，加大实行直接登记的力度。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明确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领域、范围、程序、权利和义务等，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法律保障。逐步增加社会组织代表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和数量。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细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业领域的财政政策，建立公共财政对社会组织的扶持、激励机制。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建立竞争择优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提供均等机会。加强和鼓励社会组织员工队伍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化水平、职业化水平。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除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外，一律剥离行业协会商会现有的行政职能，创造社会组织公平竞争的环境。按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精神，尽快取消行政机关（及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行业协会商会依法直接登记和独立运行，行政机关依据职能对行业协会商会提供服务并依法监管。加快群团组织改革。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着重增强其群众属性和凝聚力，加强与所属群体的联系和服务，了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及时、准确、真实地反映各界群众的意见特别是本界别群体利益，真正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调节器”。可参照上海等地经验，精简群团机关内设机构，实现机关向下延伸，提高基层一线行政人员比例和基层一线人员在代表大会代表中的比重。根据群团自身性质和特点，着力调整完善组织设置，形成条块结合、纵横交织的组织体系。推进群团组织干部管理方式改革，建立“领导班子专挂兼、专职干部遴选制、基层队伍多元化”的群团工作队伍。

（四）加快建立大数据平台，推进数据公开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5

关键词：社区综合治理 管理信息系统 架构设计 数据库设计

1.引言

早在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采用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而社区综合治理工作的核心是社区人的管理，如何做好社区人的管理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点。

2.应用需求分析

目前，在我国的社区管理中仅有少数社区推行了部分工作的信息化，其他大量工作还停留在基于文本、表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包含的工作内容很多，涉及到方方面面，要想一次性建成是不可能的。需要选择从重点、关键点入手，由点到面逐步完善。经过综合分析和考虑，选择从社区综治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着手。社区综治信息管理系统直接涉及到户籍人口管理、流动人口及出租屋管理、吸毒人员管理、维稳（民事调解、、帮教帮扶、突发性事件和等）、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法制工作、防盗窃抢劫及破坏、社区综治工作人员管理等等工作。

综合以上的业务需求调查结果，这次研发的社区综合治理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分别是房屋信息管理、出租屋信息管理、人口信息管理(包括户籍和外来人口)、吸毒人员信息管理、维稳（民事调解、、突发性事件和等）信息管理、法制工作、社区综治工作人员管理等。

其中，房屋信息管理按街巷门牌房号进行房屋登记，把所有房屋的状况纳入管理范围：人口信息管理则是把户籍和非户籍人口按房屋为单位进行管理，明确人员与其现居房屋的对应关系，并把户籍人口的基本数据和外来人口的暂住情况等信息都纳入到系统统中进行集中管理。

本系统除了面向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也面向街道办事处和相关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通过系统查询与本业务有关的资料。

3.系统设计

3.1 系统架构设计

(1) 网络拓扑结构设计。主要取决于该系统使用部门的地理位置。由于社区的环境、资金投入和人员配置有限，所以系统服务器只能部署在街道办事处（社区的管辖单位）或区政府中，社区为系统终端用户，不存放数据。社区通常采用ADSL Modem通过互联网与街道办事处网络连接。为了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系统建设的经济性，采用软件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专用网络）技术在社区和街道办事处之间建立安全通信隧道。当然社区工作人员也可以在家庭电脑上配置VPN与街道办事处的网络连接，访问社区综治管理信息系统。如图1所示。

(2) 软件架构设计。软件系统架构设计应遵循适应用户业务需求及其拓展，提高软件开发效率，确保系统稳固，降低项目风险等原则，而不是取决于设计人员所好。本系统采用B/S（Browser/Server）方式实现和访问综治管理信息系统，用户端不保存数据；采用三层架构（表示层―业务层―数据层）构件系统；后台服务器采用三级逻辑独立部署（图2），即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其。

(3) 关键技术。采用WebService技术解决应用程序跨平台和跨网络的数据通信、数据接口和互操作问题。WebService是基于XML、SOAP、WSDL和UDDI技术及规则的应用组件，逻辑性的为其他应用程序提供数据与服务，支持CORBA、RMI、DCOM 等多种组件，支持HTTP、SMTP、MQ、FTP等通信协议。

3.2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在前面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并结合现实的客观情况，先期实现社区综合治理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如下：

(1) 社区首页：用户登录、公告、工作动态、维稳信息、法制工作等栏目版块。

(2) 房屋信息管理：相对固定的居民居住、办公、商业等房屋数据的录入、编辑、查询、统计等。房屋位置数据包括街道号、门牌号、楼层数、楼房特征等数据。

(3) 出租屋信息管理：房屋出租及承租人相关信息的录入、编辑、查询、统计等。

(4) 人口信息管理：户籍信息和流动人口信息的录入、编辑、查询、统计等。

(5) 高危人员信息管理：对高危人员（吸毒人员、精神病人员、刑教人员等）个人基本信息、监管信息、活动场所等进行登记和跟踪管理，并能生成指定期间的统计报表。

(6) 维稳信息管理：民事调解、群体上方、突发性事件、等信息的记录、查询、统计、报表生成。

(7) 法制工作：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法律社会咨询服务方面信息的登记、查询、等。

(8) 社区综治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基本信息、工作职责、工作任务记录，寻查、处置事件的记录、查询、统计。

(9) 系统管理：系统管理人员、操作人员的账号和权限管理，日志管理、数据备份。

3.3 数据库设计

本系统涉及到的数据库种类较多，为了便于设计和管理将数据库分为基本数据库和业务数据库。基本数据库包括：房屋数据库、户籍数据库、人口数据库、综治管理人员数据库、高危（吸毒）人员数据库、系统操作人员数据库等；业务数据库包括：出租信息数据库、维稳工作数据库、法制工作数据库、高危人员监控数据库、系统日志数据库、系统权限管理数据库等。

3.3.1 数据库结构设计

为了便于数据的存储、处理、查询等操作，将系统的基本数据和业务数据都以数据库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内容，数据库的结构设计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数据存储的完整性、运行性能、程序编码的复杂性和数据库的可维护性。

这里以户籍档案数据库为例来说明数据库的结构设计。户籍档案数据库的包含的字段有：住址、户口号、户别、户主、姓名、性别、出身日期、身份证号、民族、与户主关系、出生地、迁入日期、迁出日期等。

3.3.2 绘制数据库关系图（E-R图）

数据库关系图绘制得是否完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数据模型创建的合理性、复杂程度。所以，数据库关系图的绘制尽量做到完善性、一致性、无冲突性、简明性等。图3是人口档案库表、事件库表关系图的一部分。

3.3.3 数据库表设计

将上面的数据库概念结构转化为SQL Server数据库系统所支持的实际数据模型．也就是数据库的逻辑结构。以户籍表为例进行说明（表1）。

4.系统搭建

4.1 搭建建Web服务器

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 Server 2003，Web服务软件采用Windows系统自带的IIS。基于安全性的考虑，数据库服务器与Web服务器在物理上分离开。在安装配置IIS服务软件时要注意这几个事项：主机文件存放位置、主机名称、绑定的IP地址、服务端口号、文件夹读/写/运行权限、事件日志等。

4.2 搭建数据库服务器

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 Server 2003，数据库管理系统采用SQL Server 2005。在安装配置数据库系统时要注意这几个事项：数据库文件不要存放在C盘；删除数据库系统默认管理账号（SA），重新建立管理员账号；权限设置遵循最小化原则；修改默认通信端口（1433）；日志数据库单独存放在与用户数据库文件不同的文件件中，以确保一定的安全性。

4.3 用VPN实现网络安全连接

VPN软件采用丹麦F/X Communications公司的InjoyFireWall中的IPSec VPN模块，具有安全性高、稳定性好、价格便宜、具有较强的防火墙和入侵检测及日志功能。远程管理端口、口令；网络结构参数；VPN策略中的安全模式（Tunnel、Transport）、头部认证算法、数据封装加密算法（BlowFish、DES、3DES、AES、AES-192、AES-256，选用AES比较好）；身份认证中的共享密钥、认证方式、用户名及连接口令。

5.结束语

本系统软件的研发得到了《贵阳市“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项目的支持。为综治工作的管理、辅助决策分析提供了信息化处理平台，以推动综治工作的创新发展。几年的运行情况表明，本软件系统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第一手基础数据和文档材料，确保了相关部门有关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及时发现和排查化解了一些社会矛盾，加强了政府综合治理能力。也为同类社区信息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建设经验和建设思路。

参考文献：

[1] 吴新叶 主编。社区管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贾征，刘化杰?主编。社区治安与综合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3] 覃征编著。《软件体系结构》[M]。北京：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6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环境治理；乡镇环境治理

十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到“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涉及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领域。改革有一点很明确，不仅是要改革外在因素，如市场、社会生产等等，还要改革政府自身。政府治理创新，是一个多方关注的话题，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政府，从建设善治政府的角度，都在积极探索。环境治理是政府治理的一个具体方面。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党的十报告首次将生态建设列入其中，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就是其中一个方面。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工作。环境的治理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政府在这中间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环境治理的意义十分重大，概括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一、大数据时代

（一）大数据

1、含义

关于“大数据”的定义目前的说法没有形成共识，不同领域的工作人员界定不一。工科研究人员偏好使用这个概念，而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对此反应稍微有点迟缓。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是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的，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数据已经渐渐影响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慢慢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维基百科则是这样定义的：“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结合不同领域的定义，总而言之大数据大致有三个特点：第一，信息庞大是它的首要特点，从TB级别，跃升到PB级别（即从1000G级别到100万G级别）；其二，载体十分丰富、形式多样多样，包括网络日志、图片、音视频等等；其三，许多数据是重复的或者没有价值的，因此需要“去冗分类、去粗取精”，一句话就是价值密度低。

2、特征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4G网络的快速发展，网上购物、网络发言、网络信息传输等行为产生了惊人的数据量，我们已经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特点是可以归纳为4个V：海量（volume）、快速（velocity）、多样（variety）和价值（value）。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人类社会从此由信息时代，知识时代逐步向着智能时代过渡。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大数据时代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化，内容则更加丰富。对于任何一个我们想要调查的特定问题，只要运用恰当的方法，我们就能获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丰富的数据，利用庞大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阐释，从而作出判断，这是传统方法所不能做到的。

二是信息分析逐渐由微观走向宏观。在传统数据时代，由于收集的数据较少加上收集数据的途径单一，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知道每个信息的来源与真实性。在大数据时代，大量的数据往往存在信息凌乱、参差不齐的情况，对于大数据的分析，我们需要宏观层面来进行观察。

三是人类社会思维方法的转变。大数据时代人类的思维将从因果关系转向相关关系。面对更丰富、更零乱的信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将仅仅寻找“是什么”，而不必完全理解“为什么”，这是大数据带给我们的最根本性的转变，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人类千百年来的思维惯例被颠覆。

（二）大数据时代政府管理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带来了政府部门的一系列变革。首先，大数据超越了传统行政思维的认识，使得信息公开从单一的政务信息公开逐渐过渡到数据库信息的公开。其次，就技术而言，由于缺乏“大数据”意识，政府各部门之间容易出现信息孤岛，各种信息不能有效联通。大数据打破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屏障，要求流动数据和部门利益必须让位于公众利益。一旦信息进入社会，公众将对政府信息进行全天候的监督，每个部门的数据在横向比较之后，就可能被公众发现可以指责的漏洞。尽管存在信息安全的风险，政府可能被指责的风险，大数据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势在必行，它将带来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政府，推动政府从“经验治理”转向“科学治理”。

（三）政府治理

关于政府治理的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说法，通常我们一般认为政府治理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西方国家理论界所说的“政府治理”，则是指由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与过程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框架或网络。从广义和狭义方面来定义则是这样的：广义的政府治理认为整个公共行政的发展过程可以称之为政府治理从传统迈向“善治”的过程。狭义的政府治理则包括以下三种模式：

一是指封闭性和单向度管理的国家管理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唯一的管理主体；二是半封闭和单向度的公共管理模式，国家与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共同来进行管理；三是公共治理模式，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这两种基本元素综合而成的，其典型特征是开放性和双向度。”狭义的政府治理是指第三种公域之治模式，也是“政府依法律善治”之“治理”模式。

二、当前我国政府环境治理的手段

目前环境治理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法律手段

就是通过立法来治理环境，对于企业的污染行为要通过法律来制约，从而减少污染，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二）行政手段健全相关法律机制，整合、完善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让环境管理在立法与执法方面得到保证；第二，要加强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提高国家环境监测、信息、科技、宣教和综合评估的能力，同时其独立执法能力和执法效率也要有所突破和发z展。第三，要做好充分的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利用网络、媒体、杂志等平台的丰富性和大众性，向公民普及环保知识，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呼吁公众积极参与这一公益行动，使其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支持、践行环保。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做好国内工作的同时，环境保护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因此政府要处理好对外事宜。要加强各国间的交流与协作，达成环保共识，以求共同行动；要参与定期召开的国际环境会议，分享先进的环保经验与技术，在公平原则基础上担起本国应尽的责任；要积极促进国际环保规则的制定，并依据各国实际情况使之尽快落实；各国之间要互帮互助，共同努力解决环境危机这一问题。

三、我国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一个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眼前的危机。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不过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之上的。当前，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逐步转变治理理念和方式。

（1）政府扭曲的发展观和不当的政绩观导致政府生态危

一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经济得到发展就能解决其他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经济的过度发展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相应的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整体的发展。

（2）政策失控，调控手段单一，治污流与形式

政策失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对于企业而言，它的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这样既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能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环境治理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因此环境治理往往只是口号而已；另一方面，政府制定的环境治理政策之间缺乏配套体系的支持。

（3）法律法规滞后，政府环境监管能力弱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正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先进的清洁生产要求提出来让人措手不及。面对环境污染，我国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政府的立法不健全，环保部门执法执法力度也不够。

（4）环境治理信息披露不全

关于环境治理的信息，目前存在着披露不全的现象，从而影响了环境治理的效果。

四、当前乡镇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乡镇政府对于上级环保政策的实施流于形式

面对上级下达的环保政策，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员，往往只是按章行事，没有把政策的实施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存在本本主义。另外，环保政策即便的到落实，也是流于形式，比如地方垃圾站的建立，在那些稍微偏僻的地方就因为交通不便就没有建立起来；每月一次的家庭卫生检查也只是一时热，政策过了就被冷落了。

（二）对于地方污染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和奖惩措施

对于地方存在的环境问题，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都缺乏有效的监督。政府缺乏有效的法规和强有力的执法手段，公民又对环保问题不够了解和关注，导致许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巨大的经济效益。对于保护环境的行为又缺乏相应的奖励措施，使得人们对和自己无关的问题或者是自己尚未意识到的问题漠不关心。

（三）环境治理的成本受到财政的制约

经济利益的获取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同样环境的治理也需要财政的支持。政府面对地方环保问题时，往往会缺乏配套的资金体制。

（四）环境治理主体单一，公民参与程度低

在我国，当前政府仍是重要的环境治理的主体，公民参与环保治理的程度低。

五、大数据代的乡镇政府环境治理创新对策

（一）充分发挥大数据时代网络监督的作用

大数据时代的乡镇环保问题应当以网络为依托，应当通过微博，互联网等形式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曝光，对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表扬，鼓励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来。

（二）实现多种治理手段的协调

环境的治理，政府要摆脱单一的治理手段，必须实现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等多种手段的协调。

（三）政府转变职能，发挥政府采购环保项目的作用

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政府要转变职能，创新管理方式，引入市场和第三方主体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来，实现环境治理效率和环境治理质量的提高。比如，2014年5月22日国家环境保护部拟出台的《政府采购环境服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报送，预计6月出台。《意见》规定，政府购买环境服务将一律通过公开招股标的方式获得。

（四）合理运用网络，用大数据说话，实现政府的精细化管理

对于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该收集相关的资料类整理，前后对比，相关分析，用大数据说话。

（五）合理选择经济发展途径

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注意一点那就是经济的发展要与环境相适应，从而有效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总之，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治理环境，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引入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过程来，同时要创新治理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安定。（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

本论文受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资助

参考文献：

[1] 李园，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制度建设，2011，30.

[2] 佚名.网络反腐：大数据引发政府管理新思路.学习时报，2012，11，05.

[3] 鲍晓英，金志丽.浅论政府、私人部门和公民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责任[J].环境卫生工程，2005，04.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7

Study on the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Network Marketing in the Age of Big Data

HAN Song-yang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Hong Kong S.A.R，

Shenzhen Training Center，Shenzhen 518055，China）

Abstract： In the age of big data， the mastery of network with the political network marketing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has an equal important position with the contrast to the mastery of sea and the mastery of air. The mastery of network is the key to maint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any country or region in the future， and the level of mastery of network depends on its ability of political network marketing. Analyzing the essence of political network marketing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mastery of network for any country or region and to carry out political network marketing effectively.

Key words： the age of big data； political network marketing； essence； mastery of the network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制网权成为任何国家或地区在未来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面对全世界、全社会的大数据发展形势，任何政府都必须面对而且需要积极应对，要认清发展形势，更要警醒、自省和反省，才能够在未来争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网络营销，已对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制网权水平，取决于其政治网络营销的能力。开展政治网络营销，国家或者地区之间需要“硬”，强调影响、控制与支配，国家或者地区之内则需要“软”，重视引导、协作与配合。对政治网络营销，政治组织需要能够科学认识以及科学开展政治网络营销，民众则需要能够在政治网络营销中识别政治组织的实质目的以及能够合理应对政治网络营销，这些都需要认清大数据时代政治网络营销的本质。

一、大数据时代政治网络营销的本质

（一）服务政治

1. 服务于政治利益

互联网新媒体崛起于草根，又被政治组织所利用，通过政治网络营销再施于民众。所以，政治网络营销归根结底在于统治阶层利用互联网新媒体，作为政治营销手段之一来攫取民众的利益，这才是政治网络营销的本质。

在政治营销中，个人演说、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实际上都是政治组织在不同阶段为了达到政治目标、获取政治利益所使用的传播平台或者传媒工具，只是媒体在发展、平台在变化、手段在更新，只是内容更丰富、信息更透明、方式更先进，使统治阶层获取民众利益的实施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

归根结底，政治网络营销服务于政治。与政治传统营销一样，政治网络营销终究不能摆脱政治，但是与政治传统营销不同，政治网络营销使事物更加接近真相。传统媒体的利益容易被政治组织所挟制，传统媒体信息的制作与传播，不可避免受到统治阶层的权力影响。在利益驱动之下，传统媒体不得不甚至心甘情愿为统治阶层服务，所以传统著书立说者，大多也是伪造历史和篡改事实之人。传统媒体容易受到控制与篡改信息，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

实际上，无论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新媒体，任何媒体都永远不会完全真实，所有信息都是基于现实环境与一定规则对事实的修饰与包装。任何利益相关者在利用媒体时，都会不可避免地附加上他们的主观意见，对事实进行篡改和加工。媒体信息最终都要服从于政治利益的需要。

2. 服务于政治选举

在当今时代，互联网新媒体对于政治选举、政治宣传等政治活动产生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互联网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交互平台与信息媒体，改变了从前政治组织、政治人物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方式。但政治终归是政治，基于互联网新媒体的各种政治网络营销方式、方法、技术、手段，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不能因为互联网新媒体在政治选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就可以简单认为政治人物可以不懂政治或者成功者更懂政治。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为自己利益而投票的民众，都是不负责任的。不能为了强调互联网新媒体的作用，就无限放大互联网新媒体的作用。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小罗斯福时代的竞选成功，不是政治成功，而是广播成功；肯尼迪也不是政治成功，而是电视成功；再之前，也全不是政治成功，而是海报成功和报纸成功。显然，这是不符合科学与逻辑的。[1]

政治选举的胜败不是完全由互联网、新媒体或者传统媒体决定的，虽然选举与媒体的确密不可分。媒体终究只是媒体，媒体取代不了政治，媒体终究不是政治的中心与核心，也不是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与任务。政治选举的胜负仍然决定于政治本身，媒体终究只是政治宣传的辅助工具和政治选举的修饰手段，依托于互联网新媒体的政治网络营销也只是政治理念的载体之一和政治营销的方式之一。[1]

因此，在各种政治活动过程中，政治网络营销对于政治组织的宣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归根结底，政治竞争的成败终究取决于政治生态、政治目标与政治理念。政治网络营销只是政治竞争的工具与平台，政治家或政治候选人并不是演员，他们需要面对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所以即使具备高超的政治网络营销技巧和强大的政治网络营销能力，他们也要具备深厚的政治理论、丰富的政治经验、科学的政治理念。

2008年美国第44届总统大选中，奥巴马通过政治网络营销在竞选中大显身手，有的学者将政治网络营销视为奥巴马竞选成功的关键与重点。这显然有些言过其实、本末倒置，过于夸大政治网络营销在竞选中的作用。我们不能否认奥巴马的竞争对手也在竞选过程中应用了互联网新媒体与政治网络营销，虽然方式、方法、手段和效果上存在差异。实际上，政治选举的胜负取决于政治组织的政治目标、理念和方向，即是否符合民意和取得民众的信任。

（二）服务事实

1. 服务于事实真相

大数据时代以前，信息渠道相对狭窄而且信息不易扩散，信息数据的过程也比较缓慢，传播时间与反馈周期都比较长。即使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尖锐的危机与难题，也来得及处理和应对，一般不会导致引发较大的政治灾难与社会问题。然而到了大数据时代，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深入普及与应用，信息数据的获取更加容易、更加简单、渠道更加普遍、扩散更加神速、传播更加快捷、反馈更加迅速。

大数据时代，任何的数据信息，面对的都是所有民众群体，而不是仅仅面对所谓的“精英”、“富贵”与“核心”。从前的这些群体往往都是政府的附庸或者既得利益者，政府要么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欲望，要么控制他们的利益与前途。即使发现事实与信息数据存在差异和问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也会保持沉默。大数据时代则完全不同，各种人物、各种群体、甚至境外反对者，都会通过某种角度获得事实与信息数据，都会根据这些信息数据找出事件的真相和问题的根源。一旦真相被暴露、谎言被揭穿，政府公信力与执政合法性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与巨大的挑战。

既然如此，政府是不是可以不信息数据或者少信息数据呢？随着互联网的国际化，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更加公开、数据更加透明，任何政府都不得不直面纷繁复杂的国际矛盾和瞬息万变的社会问题。任何从前可以为所欲为控制信息、制造信息、隐瞒信息、篡改信息的政府，如今在互联网公众媒体面前都已经难遁其形。任何歪曲事实、隐瞒信息、拖延公布的行为，都可以证明其隐藏罪恶、做贼心虚。

谎言源于隐瞒，谣传源于掩饰。长期隐瞒事实与数据的政府，会逐渐失去公信力。信息的真实性，需要权威的认证与证明，然而对于失去公信力的政府，必将上下抵触、前后矛盾、左右冲突，终将失去民众的依赖和信任。当危机来临时，这样的政府即使信息、交待事实，民众也只会从相反的方向去理解而不会相信。对于这样的国家或者政府，实则覆亡无日，终将社稷为墟。

2. 服务于澄清事实

政治需要顺应民意，不过民意是否都是合理的、科学的、公正的呢？换句话说，民意是至高无上的吗？在一般情况下，民意都是理智的，民众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真实的。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民众也会受到传播媒体的影响以及政治竞争者的误导。有的学者认为，民众的政治参与也应该是有限度的，过度的民众参与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例如，极权的纳粹与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经常通过民众动员来进行统治，全面参与所引发的群众激情，可能不利于民主制度的运作。[2]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何让民众弄清事实与认清真相，也是政治营销需要考虑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政治营销让民众辨别是非。这不仅需要能够说明真相的各种证据，而且需要高超的政治营销手段，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则更应该重视网络舆情。当政治组织缺乏公信力时，则需要一个具有权威而且相对中立的第三方提供事实的保证和证明。

某些情况下，部分民众由于受到信息获取渠道和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政治疑问时，一定程度上欠缺科学的判断与理智的分析，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既有经验和价值观对事物进行推断和评价。尤其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这些民众会对事件做出比较苛刻甚至莽撞的评判，尤其在国家或者政府公信力较弱的情况下，有可能演变成比较严重的社会风险与政治危机。

面对政治风险与社会危机，如果事实不尽快澄清、数据不尽快，矛盾就会迅速扩大，问题就会迅速恶化。对于一些潜藏的重大危机，如果不能及时信息数据，不经过社会和民众的检验，政府也很难发现其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将脑袋插在沙子里的鸵鸟政府，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互联网小额筹款、社交网站互动争取选民等政治网络营销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当奥巴马陷入“照片门”事件之后，之所以能够快速摆脱不利局面，在于能够利用政治网络营销向民众澄清事实。所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事实的真相才是决定胜败的主要因素，网络宣传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如果奥巴马的“照片门”事件属实，那么即使政治网络营销再成功、再强大，恐怕也无力回天。[1]

（三）服务民众

1. 依赖于媒体独立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新媒体对于政治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充分显示出媒体独立的重要性。让我们看看西方国家是如何看待媒体独立性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媒体机构的建立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西方媒体是否能够生存，主要依赖于市场和民众，而不是政府与权力，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使政府更加贴近民众，获得更多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在西方国家的民众眼中，任何政府所标榜的自我监督、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都是形同虚设，自己监督自己永远是一个神话、是蒙骗民众的说辞。任何拥有强大权力的政府，是否能够公正的对待民众，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政府的自身道德水准与自我约束能力。过度的权力有可能使一个政府变得对民众予取予求，却未必反哺。

公众媒体一旦缺失，权威机构与自主管理就不复存在，这是造成谣言泛滥与政府公信力丧失的主要根源，也是强权政治与高度集权产生的恶果。任何过度管理的政府，其宣传喉舌总是会强调管理和引导、集中和大局，根本不会将民众的自主管理纳入组织范畴。实际上民众不是管理不了自己，而是限制与约束太多引起了非正常的抵制。社会乱象，实际上源自于过度的管理。

受到高度控制的媒体只能成为政府喉舌，而无法发挥监督和提醒的作用。政府喉舌只会给予民众过多的批评和指责，却忽略政府本身的责任与过错。政府喉舌往往把民众当成傻瓜或者无知，把政府和自己放在高尚与崇高的位置，而政府也会把政府喉舌定义为主流媒体与主流舆论。实际上，任何人都清楚公共媒体中反映的民众所知所想、所恨所骂，民众并不是不具备自控能力，而是不得不通过公共媒体揭开政府卑鄙与罪恶的盖子。

2. 依赖于服务民众

政治网络营销依赖于“第四媒体”――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而逐步产生，而政治传统营销的发展同样基于科学技术尤其是媒体技术的进步。但是政治网络营销之所以能够出现，除了依赖于科学技术与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主要依赖于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依赖于民众对于民主政治诉求的觉醒和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

如今的民众都清楚，任何政治组织都不可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尤其是政党或者政府，只能凭借各种方式获得政治权力，以代表民众利益的名义管理国家和经营社会，才能从中获取政治利益，并且攫取民众创造的社会财富作为政党或者政府的“服务佣金”。因此，政党或者政府实质上是民众利益的经理人、社会财富的代管人、所有民众的雇员。民众有权力选择自己中意的合作者，也有权力将不合格的政党或者政府“炒鱿鱼”。经营管理良好的国家或者地区，其政党或者政府与民众应该是关系密切的合作者。

对于政治组织来说，政治网络营销是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对民众进行心理暗示和政治引导，进而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获得民众的选票支持，达到获取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目的。也就是说，政治网络营销仍然需要通过服务民众发挥作用、取得效果、达到目的。

实际上，现在所有政治组织都会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虽然方式、方法、技巧各异，效果有好坏、水平有高低、能力有强弱，但是最终在政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仍然是其政治理念、政治纲领、政治目标与政治路线，只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的创新，民众对于媒体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加关注并热衷于互联网新媒体，从而引导和带动政治党派与政治人物对于政治营销的媒体介质进行重新定位，从而催生出政治网络营销。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政治组织可以更好地服务民众，听取民众的意见、关心民众的想法、解决民众的问题，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博得民众青睐、获得民众选票、争取民众支持。[1]

二、大数据时代政治网络营销并非万能

毫无疑问，成功的大数据应用、完美的政治网络营销必定给政治竞选与其他政治活动带来巨大的帮助。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即使成功运用政治营销或者政治网络营销占据优势的政治候选人，也未必能够取得竞选的最终胜利。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成功应用政治网络营销聚集强大人气而成为有力候选人的霍华德?迪恩，最终仍然以失败告终。政治网络营销的内容符合民意，可以取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政治网络营销也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进而可以对政治竞争与政治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成功的政治网络营销却未必能够产生有利于民众的政治结果。

通过下面这个案例，让我们看看大数据应用于政治网络营销取得成功时，美国政府是否通过了保护民众利益的法案。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市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在28名死者之中，包括20名儿童、在小学工作的6名成年女性，另外2名是被杀害的母亲南希和被击毙的本人亚当?兰扎。这是2012年以来美国发生的诸多枪击事件中死亡人数最多、尤其是儿童死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件。美国当局证实，20名遇害儿童中有8个男孩、12个女孩，年龄都是6到7岁，27名遇害者均死于枪伤，而且都是身中数枪。

据调查，亚当?兰扎使用的枪支，是他的母亲南希所拥有的。据南希的友人透露，南希是“狂热的枪支爱好者”，拥有很多枪支，而兰扎正是使用属于他母亲的枪支行凶。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枪支是南希从合法渠道获得的！实际上，自1999年以来，美国校园枪击案已经发生十余起，造成百余名学生与成人伤亡，令人毛骨悚然。这一次，20名美国儿童的惨死，促使限制枪支再次成为美国社会强烈关注的问题，对于是否将限制枪支列为重要日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惨案发生后立即发表讲话，表示要采取行动，阻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奥巴马的承诺有效吗？美国政府会采取行动吗？

惨案发生后，20名儿童的惨死，让美国社会产生必须控制枪支的共识。基于大数据应用，通过各项民调显示，八成以上的美国民众同意对枪支使用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也希望通过政治网络营销，借用强烈的民意，积极推动通过控枪法案。但是2013年4月17日，数个控制枪支议案却在参议院折戟沉沙，全部被否决，即使民主党自己队伍中的四名议员，都彻底反对哪怕最低限度地控制枪支措施。奥巴马悲愤地质问：“美国人民想弄清楚，为什么一项支持率高达90%的举措，居然无法通过”？[3]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再看一看美国应用大数据对于上述情况的分析。

以监督美国政客权钱关系的NGO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在2013年2月开出民主党议员中会对控制枪支法案说“不”的四位议员名单。甄别潜在“叛徒”的数学方法有三条：（1）所在州枪店分布密度高，所以容易受到枪支行业的游说压力；（2）所在州奥巴马支持率低、背叛奥巴马对自身选情有利；（3）明年有选举压力，容易做出为了选票不顾良心的选择。[1]阳光基金会利用大数据应用，对每个议员所在州的枪店个数、支持奥巴马的比例、每个议员的选举压力进行了精确的统计与分析。后来的投票结果是，阳光基金会的叛徒名单四个，对了三个。另外一位议员没有投反对票，是因为不再谋求连任，因此没有昧着良心投反对票。可以说，应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的阳光基金会顶测100%正确。

从该案例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大数据应用水平已经非常先进，完全可以对大量政治数据与社会信息进行精准的挖掘与分析，能够准确预测出社会发展与政治动向。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成功的政治网络营销，完美的大数据应用，美国八成以上民众的意愿，十余起枪杀案中遇害的数百名无辜儿童与学生珍贵的生命，都抵不过寥寥几名政治人物的政治前途与经济利益。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8

关键词：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依据；主要形式

自计算机革命以来，互联网技术推动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为科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时代悄然而至。为此，有必要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与大数据“嫁接”，深入分析两者的内在耦合性，以大数据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思维探索信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新的传播理论和传播范式，以便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从而牢牢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

一、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创新的内涵

大数据是一场深入社会关系变革的时代革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深受其影响，具备了新的内涵。为此，理应以探索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的新内涵为逻辑基项，深入开展相关理论研究。1.大数据的内涵。通常我们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大数据进行界定。狭义上的大数据是指：“超出了常用硬件环境和软件工具在可接受的时间内为其用户收集、管理和处理能力的数据。”[1]（P22）广义上的大数据是指：“它包括因具备大容量、多样性、高速度等特征而难以进行管理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存储、处理、分析的技术，以及能够通过分析这些数据获得实用意义和观点的人才和组织。”[2]（P8）此外，IBM把大数据特征概括为三个V，即大规模（volume）、高速度（velocity）、多样性（variety），这些特点也反映了大数据所隐藏的价值（value，第四个“V”）。因此大数据的特征可以整体概括为：“海量+多样化+快速处理+价值”[3]（P5）。由此可见，无论是大数据的定义，还是大数据的特征，都十分复杂，内涵丰富,需从多方面立体化把握。2.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创新的内涵。所谓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的创新，是指以信息传播理论为基础，借助大数据思维、技术和方法等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过程及规律等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的方法理论，从而实现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的有机结合。可见，其以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为核心范畴，希冀通过大数据时代新的思维方式、方法创新对信息传播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紧跟时代步伐，从而打造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发展的宏伟蓝图，以解决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二、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创新的依据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的理论创新，是立足于理论与现实基础上的逻辑使然。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发展观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也不例外。因此，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创新理论发展，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一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科学认识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产生的逻辑必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随着物质世界的发展而发展，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曾经做过精彩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具体的发展过程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4]（P295）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也遵循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要求我们对思想信息的地位和功能重新进行审视。为此，以大数据思维和技术为支撑，以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为核心范畴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应运而生。旨在实现大数据思维、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有机嵌套，以理论的创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实践的发展。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依据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只有经历一个过程，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理论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新理论通过对旧理论的分析与综合，通过对社会实践的抽象与概括，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本质性和规律化的认识。恩格斯曾经提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5]（P298）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理论的发展也应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当前社会大数据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已经被打上大数据的烙印，其发展避不开与大数据的碰撞，两者以信息传播理论为基础粘连在一起。为此，需以大数据思维为先决条件，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的本质，创建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新方法。2.大数据时代需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或者说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6]（P3）。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中介链接作用，将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目标相串联，使之成为整体。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分支，亦需要发挥这种串联作用。然而，大数据环境下由于教育环境的改变和受教育者思想信息的海量化动态增长，使得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为此，“要大胆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完成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整合运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化”[7]（P59）。具体来讲，就是要将大数据的思维、技术和运用模式有机整合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和实践的全过程。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大数据的结合，不得不考虑大数据时代信息化社会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足以引起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质的提升。因此，必须以信息论为依托实现大数据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的有机整合。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应运而生，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大数据时代特有的思想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的特有规律。可见，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的确立来源于客观现实，而非纯粹的理论使然。3.大数据时代需要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的精准。大数据时代能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微化传播。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对教育对象的个性、需求进行判断，从而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与需求，制定不同的传播策略，有的放矢地解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对象的各种思想矛盾与问题，使教育对象更加认可、理解、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个性化与精准化”。可见，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精准性”，注重不同的受教育者不同的教育内容需要。为此，必须产生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法，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能够时刻符合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这一方法就是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的精准性保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的信度较高。这主要是指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信息传播方法能够借助信息分析技术，从众多教育信息中提炼出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作为教育内容，而后传播给受教育者。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的效度较高。这是因为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凭借大数据实时信息处理技术通过对受教育者思想脉搏的动态预测和把握，能够采用最恰当的传播方式，向受教育者传输教育信息内容，从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效。由此可见，无论是大数据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微化传播的现实需要，还是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方法在精准性方面的特殊功能，都使其成为一种必然性现实。

三、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方法创新的主要形式

大数据时代特有的信息传播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够被追踪定位地传播，也能够被隐匿地传播，同时还能够被分割传播。为此，其主要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1.信息追踪定位传播法。信息追踪定位传播法是指利用大数据定位和传播技术，根据受教育者在网络空间内的行踪，有针对性地向其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方法。在大数据时代亚马逊网站可以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向用户推送其可能感兴趣的书籍，依据的便是受教育者在网络空间内的踪迹，以其踪迹为基础，为用户提供服务。同样，信息追踪定位传播法可以根据受教育者在其停留的网络平台，向其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从而实现教育目标。按照受教育者的网络运动轨迹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固化追踪定位传播法。即以受教育者一定时期内固定不变的网络轨迹为基础，在其经常出没的网络平台、网站以及交流社区等领域内向其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促使其思想行为发生转变。因此其具有常态化的特征，教育者可以根据受教育者固化的行为模式轨迹，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投放到受教育者网络轨迹中，促使其在网络空间中“行走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然而，这种方法缺乏灵活性，一旦受教育者转变了其基本运行轨迹，教育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难以满足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的发展要求。二是动态追踪定位传播法。指根据受教育者在网络空间内的实时踪迹，利用大数据传播技术对其开展教育的方法。受教育者在网络空间内的足迹不可能一成不变，会受到网络舆情、现实热点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旦其网络轨迹偏离了常态化的运动模式，就需要启用这种方法，运用大数据实时信息处理技术对受教育者的网络行踪进行精准定位，而后及时跟进将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传送给受教育者。可见，这一数据信息追踪教育法以受教育者动态变化的网络轨迹为基础，所以强调时效性。为此，教育者必须树立一种时效性思维，准确把握时机，将动态追踪教育法作为固化追踪教育法的一种补充方法，实现两者间的优势互补，发挥数据信息追踪教育法的最大功效。2.信息隐匿传播法。信息隐匿传播法是指通过大数据信息推送技术，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通过文字、图片、音频等隐匿形式主动推送给教育对象的方法。这一方法将潜隐性要求放在首位，是一种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然而与传统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同，其以大数据信息分析技术为支撑，能够对受教育者的思想信息进行预测，从而把握其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向，以此为基本前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的传播。按照不同的传播媒介，其可以分为：视频隐匿传播法、音频隐匿传播法、图片隐匿传播法以及文本隐匿传播法等等。这些隐匿传播方法兼具一般信息隐匿传播方法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总体而言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的潜隐性。不可直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信息直白地推送出去，而应在对受教育者的思想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探明其最喜爱的接受图式，而后结合受教育者的思想特点及兴趣爱好，将其具体化为一定的信息表达方式再向其推送，例如以故事、幽默图片、改编歌曲等形式向外传播。二是重视传播手段的潜隐性。信息内容的潜隐是信息隐匿传播法实施的先决条件，同样传播手段亦需要潜隐，若是不能实现传播手段的潜隐性，依旧难以充分实现教育效果。例如可以通过潜在的能够引起受教育者感兴趣的标题等吸引受众主动点击相关网站浏览相关内容，让受教育者在不觉中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从而增强教育效果。3.信息分割传播法。信息分割传播法是指通过大数据实时信息传播技术，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灵活地分批次地传授给教育对象的方法。大数据的实时信息技术是一种全新的信息处理技术，数据信息在计算机运行内存中就能够被组织加工，无须经过储存进行，然而这种数据信息处理方法受计算机运行内存容量的影响，每次处理的信息量有限，故而形成一种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因此，对其内涵的把握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传播内容的分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内涵丰富，包含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等等，每一部分根据具体的理论和现实要求又可以详细划分为诸多具体内容。根据传播对象的实时思想特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其开展教育不可能涵盖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全部内容，因此，必须对传播内容进行分割，通过多次内容分割从而实现整体性教育。二是传播过程的分割。信息分割教育法旨在通过多次具有时效性的教育来实现教育目标。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的传播过程被割裂，具有不连贯性。然而，这并不对传播效果造成影响，因为足够多次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传播，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同时，还可以分为有意信息分割传播方法和无意信息分割传播方法两种。有意信息分割传播方法是指在借助大数据实时信息技术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时，在明知传播内容有限的情况下，甄选最重要最有利于传播的信息内容进行传播的方法。无意信息分割传播法是指在借助大数据实时信息技术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时，受困于信息处理能力，只得将必须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中的一部分进行传播的方法。

参考文献：

[1][美]BillFranks.驾驭大数据[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2][日]城田真琴.大数据的冲击[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3]鲍亮,李倩.实战大数据[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4]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7]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