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理财方法范文
时间：2023-10-26 13:16:59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1
合同签署地点：_________
甲方：_________
名称：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名称：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
注册资本：_________
营业范围：_________
组织形式：_________
营业期限：_________
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业务资格证书编号：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甲方是设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乙方是依法成立具备受托管理资格的公司，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甲方委托乙方为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从事此项受托管理业务；双方同意本着真诚合作、平等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开展此项合作。
为明确甲、乙双方在企业年金基金财产账户的管理等相关事宜中的权利、义务及职责，确保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实现企业年金基金保值增值，维护受益人和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章 定义和释义
在本合同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解释或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1 本合同：指编号为_________号的《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合同》及对该合同的任何修订和补充。
1．2 受托管理：指甲方基于对乙方的信任，将自己合法支配的财产委托给乙方，由乙方按甲方的意愿、以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运用和处分年金基金财产的行为。
1．3 企业年金基金：指_________企业根据《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归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1．4 初始受托财产：签订本受托合同时双方约定的信托财产金额。
1．5 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或受托财产：指本合同期限内由甲方交付的全部财产和本受托管理期限内获得收益的总和。
1．6 受托财产托管专户：指根据乙方指令托管人以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的名义在托管人营业机构开立的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专用存款账户，用于归集企业年金的缴费、投资运营收益和支付企业年金受益人的退休待遇等。
1．7 委托投资资产托管专户：指根据乙方指令托管人以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或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证券组合的名义在托管人营业机构开立的，专门用于委托投资资产交易清算的托管专用账户。
1．8 受托当事人：指根据本受托管理合同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甲方、乙方和受益人。
第二章 受托的名称
本受托的名称为：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
第三章 受托的设立
3．1 受托当事人
3．1．1 委托人（甲方）：_________
3．1．2 受托人（乙方）：_________
3．1．3 受益人：由甲方提供的《受益人名册》确定（详见附件1）
3．2 受托声明与承诺
甲方自愿按照本合同将其合法拥有的按照《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归集的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委托给乙方，甲方对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来源及用途的合法性做出书面承诺，保证本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没有设立任何担保，也没有任何其他限制性条件妨碍乙方对该财产的受托管理。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以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处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乙方承诺：管理本受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3．3 受托目的
依靠乙方的专业管理能力、优质服务以及透明化、规范化的操作，实现企业年金基金保值增值，保证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独立性，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行效率，降低综合管理成本，为受益人提供补充养老保障，维护受益人的利益。
3．4 受托财产
3．4．1 初始受托资金为_________万元人民币，甲方须在合同生效后的10个工作日内汇入乙方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托管专户。
3．4．2 甲方在合同期内将按月增加或减少受托财产，增加的受托财产金额以实际到账的金额为准，减少的财产以甲方确认的企业年金待遇支付金额为准。增加的财产与初始受托财产及其投资运营收益一并归属于受托财产。
3．4．3 受托财产独立于甲方、乙方和其他任何为企业年金基金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固有财产。
3．4．4 乙方因受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归属于受托财产。
第四章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4．1 甲方的权利
4．1．1 有权向乙方了解受托财产的管理、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乙方做出说明。
4．1．2 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受托财产有关的受托账目以及处理受托管理业务的其他文件。
4．1．3 乙方违反受托目的处分受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受托管理业务不当致使受托财产受到损失的，甲方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乙方恢复受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项规定的申请权，自甲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归于消灭。
4．1．4 乙方违反受托目的处分受托财产或者管理、处分受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甲方有权解任乙方。
4．1．5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4．2 甲方的义务
4．2．1 甲方有义务承诺甲方建立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4．2．2 甲方有义务承诺交付的全部受托财产的来源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甲方有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缴纳受托资金及合同期限内追加资金的义务。并承担由于未按时缴纳资金而引起的一切责任。
4．2．3 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信息、职工基本信息、营业执照、财务报表、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凭单、监管部门要求提供的材料等相关资料及证明。甲方有义务确认所提供的任何形式的信息材料准确无误；并保证无故意隐瞒。
4．2．4 甲方同意乙方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管理、处分受托财产。
4．2．5 甲方有义务向受益人披露企业年金基金定期报告。
4．2．6 甲方有义务承担按照合同约定的各项管理流程填制表格、确认数据、加盖公章的职责。
4．2．7 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人员变动信息，遇重大人员变动情况应及时通知乙方。
4．2．8 甲方同意按本合同第8．2条的规定从受托财产中支付费用。
4．2．9 甲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及时向账户管理人支付账户管理费。
4．2．10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章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5．1 乙方的权利
5．1．1 依据本合同约定从受托财产中收取受托管理费；依据《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合同》《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合同》从受托财产中列支托管费和投资管理费；依据《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合同》约定通知甲方向账户管理人支付账户管理费。
5．1．2 依据本合同的约定通知甲方将企业年金月缴费划入受托财产托管专户。
5．1．3 依据本合同约定的方式，管理、处分受托财产。
5．1．4 当甲方的指令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时，乙方有权拒绝执行。
5．1．5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5．2 乙方的义务
5．2．1 乙方从事受托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如遇国家政策重大调整，应及时通知甲方，各方应就相关事项进行协商和调整。
5．2．2 乙方管理、处分受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其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抵销；乙方管理、处分不同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销。
5．2．3 应当遵守本合同的约定，本着忠实于受益人最大利益的原则处理受托管理业务；乙方管理受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5．2．4 不得将受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乙方将受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的，必须恢复该受托财产的原状；造成受托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2．5 除经甲方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之外，乙方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受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受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
5．2．6 为受托财产提供专门的财务管理，与乙方固有财产以及不同的受托财产分别记账，在托管银行开立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托管专户。及时与托管人核对受托财产托管专户余额、企业的缴费到账情况和向受益人支付待遇等信息。
5．2．7 及时通知托管人将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资金划入委托投资资产托管专户。
5．2．8 支付受益人企业年金基金待遇时，通知托管人将资金从受托财产托管专户划入受益人的银行存款账户或专门用于支付受益人企业年金待遇的法人存款账户中。
5．2．9 保存处理受托管理业务的完整记录，保存期限自本受托生效之日起至本受托终止后的15年。
5．2．10 本受托合同终止时，如甲方选任了新受托人，在完成与新受托人的交接工作之前，乙方应继续负责本合同受托财产的管理、确认和分配等。
5．2．11 当出现甲方选任新受托人的情况时，乙方有义务妥善进行交接工作。在完成与新受托人的交接工作之前，乙方应继续负责受托财产的管理、确认和分配等事项。
5．2．12 如果出现对受托财产进行清算的情况，乙方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的清算程序，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参与清算。
5．2．13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六章 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
6．1 受益人的权利
6．1．1 受益人有权对其企业年金基金个人账户余额进行查询，并要求乙方做出说明。
6．1．2 如受益人死亡，由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获取相应的受托利益。
6．2 受益人的义务
6．2．1 受益人不得转让企业年金基金受益权，不得将企业年金基金受益权用于偿还债务或设定担保。
6．2．2 受益人有义务提供本受托相关的资料和信息。
6．2．3 对甲方、乙方以及处理受托管理业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第七章 受托财产的管理
7．1 企业年金计划
7．1．1 《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是甲方制定的关于其企业年金具体操作的指导性内部文件。本合同中第7．2、7．3条中的有关规定，将按照《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中的有关条款执行。
7．1．2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应尽快将经甲方盖章确认的《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交给乙方。甲方有权根据甲方的实际情况修改《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的部分条款。在合同有效期内，如《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的条款发生变更，则甲方需要在发生变更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新的《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连同书面通知送达给乙方，乙方在收到新的《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后，下一个月按新计划实施。
7．1．3 甲方修改《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的条款，如涉及乙方受托管理内容，应与乙方协商达成一致。
7．2 受托管理职责
7．2．1 乙方应将受托财产与乙方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并与其管理的其他受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
7．2．2 乙方应在充分考虑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遵循谨慎、分散风险和专业化管理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投资政策。
7．2．3 定期汇集和编制受托财产管理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相关报告，并通过合同约定的信息披露方式通知甲方或受益人。
7．2．4 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流程，负责定期核查受托财产的投资运营情况，并将运营结果及时通过账户管理反映。
7．2．5 在受益人达到支付条件时，按照合同约定的规则和流程，负责办理向受益人支付企业年金待遇的事项。
7．2．6 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及时向甲方、受益人和监管部门报告，接受甲方、受益人和监管部门的查询。
7．2．7 根据本合同和企业年金计划规则，办理企业年金缴费。
7．3 受托管理的方式
7．3．1 乙方在保证受托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应当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处理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托管和投资管理等事务并予监督。
7．3．2 甲方不得干预乙方行使对其他机构的选择权。如甲方干预，导致受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损失由甲方承担。
7．4 账户管理
乙方应委托专业账户管理机构代为处理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事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7．4．1 企业年金账户的建立
乙方需要委托账户管理人为甲方的企业年金基金建立相应的企业年金基金账户。企业年金基金账户包括企业账户和职工个人账户，记录企业和职工的基本信息及缴费、投资运营收益分配、支付、未归属权益和余额等信息。
7．4．2 记录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内资产变化状况。
7．4．2．1 委托账户管理人记录每个受益人的个人账户中的企业缴费部分余额和个人缴费部分余额。
7．4．2．2 委托账户管理人计算受益人应享有的企业年金受托利益，并记入其账户。
7．4．3 根据甲方提交或确认的相关文件，账户管理人计算受益人的企业年金应支付的数额。
7．4．4 对甲方和受益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变更登记。
7．4．5 委托账户管理人根据企业年金账户信息的变化，提供阶段性报告；根据甲方的需要提供账户相关信息的查询服务。
7．5 托管
乙方委托商业银行等托管机构处理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事务，应包括以下内容：
7．5．1 乙方选择符合具备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等机构作为企业年金基金的托管人。
7．5．2 乙方指令托管人在其营业机构为乙方管理的受托财产开设独立的银行账户——受托财产托管专户。并为受托财产的委托投资开立专门的银行账户——委托投资资产托管专户。
7．5．3 乙方委托托管人对受托财产每日或每周进行估值，并及时接收托管人上传的交易数据、账务数据和估值数据。
7．5．4 托管的具体内容见《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合同》。
7．6 投资管理乙方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处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事务，应包括以下内容：
7．6．1 乙方在投资管理过程中以控制投资风险为首要投资原则，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及战略资产配置；
7．6．2 乙方选择符合具备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机构从事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管理。
7．6．3 乙方依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安排投资管理事项。
7．6．4 投资管理的具体内容见《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合同》。
第八章 受托的财务管理
8．1 处理原则
8．1．1 乙方办理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业务，应建立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业务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办法。
8．1．2 乙方对不同的企业年金计划，应建立单独的会计账套分别核算，应在托管人开设单独的银行结算账户——受托财产托管专户。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开设与管理由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业务规则执行，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预留印鉴由托管人保管。企业年金计划的受托财产应与其他受托财产、乙方固有财产、托管人的其他资产分别管理、分别编制报表。
8．1．3 乙方指令托管人在其营业机构开立的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用于：归集企业年金缴费、与托管账户相互划拨资金和支付企业年金待遇等。托管人每日根据乙方的指令办理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资金划拨和核算。每个企业年金计划的受托财产托管专户资金相互独立，各结算账户资金不得相互占用。在委托投资管理人投资前，乙方应及时通知托管人将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资金划入委托投资资产托管专户。在支付受益人企业年金待遇时，乙方及时通知托管人从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资金划入受益人的银行存款账户或划入由乙方指定的账户中。
8．1．4 乙方负责审核并确认企业年金缴费、投资运用、收益分配、支付等环节的合规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定期对账户管理信息进行账务核对，保证受益人权益记录正确；对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的记录进行核对，使账证、账账、账实相符。
8．2 受托财产承担的费用
8．2．1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的报酬
8．2．1．1 受托费，收取金额按本合同第十二章有关约定。
8．2．1．2 托管费，收取金额按《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合同》有关约定。
8．2．1．3 投资管理费，收取金额按《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合同》有关约定。
8．2．2 处理受托管理业务所发生的下列费用可在受托财产成本中列支：
8．2．2．1 可能发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如审计费等。
8．2．2．2 受托终止时的受托财产清算费用。
8．2．2．3 受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过程中发生的税费和佣金等。
8．3 账户管理费
账户管理费按季由乙方通知甲方支付给账户管理人，不在受托财产中列支，具体收取方法见《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合同》的规定确定。
第九章 受托的监管
9．1 甲方可根据监督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账户查询、账务查询、投资管理情况查询。
9．2 甲方在对投资情况等有疑问时，可以要求进行外部专项审计，外部专项审计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章 风险承担
10．1 风险承担
10．1．1 乙方管理受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乙方作为本企业年金基金管理的最终负责人，承担本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中所产生的违约风险。
10．1．2 乙方应通过风险声明书揭示风险，风险声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10．1．2．1 受托人依据受托文件的约定管理、运用受托财产，受托财产仍有可能受到损失。
10．1．2．2 受托人依据受托文件的约定管理、运用受托财产导致受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损失由受益人承担。
10．2 乙方的赔偿责任
10．2．1 乙方违反受托目的处分受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受托管理业务不当致使受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10．2．2 乙方采取本合同约定之外的方式运用本受托项下的受托财产，由此产生的收益，归受托财产所有；由此给受托财产造成损失的，乙方应以其固有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10．2．3 由于其他当事人未履行职责造成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损失由乙方代为追索，同时乙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一章 信息披露
11．1 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时间
11．1．1 定期报告：乙方应在每季度结束后15日内向甲方提交季度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报告；并应在每年度结束后45日内向甲方提交年度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报告，其中年度企业年金基金财务会计报告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1．1．2 临时文件：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遇重大事项严重影响受托的执行，应在知道该事项发生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报告甲方和受益人。
11．2 信息披露的方式
11．2．1 乙方依本合同的要求定期向甲方提交受托管理报告，受益人可向甲方查询。
11．2．2 乙方向甲方和受益人提供互联网等信息查询手段。
第十二章 受托人报酬
12．1 依据甲乙双方约定，乙方按年率_________%从受托财产中提取受托费。
乙方应收取的受托费，由乙方指令托管人逐日计提，按季支付。托管人应在次季初2日内（节假日顺延）将受托费清单报送乙方，并根据乙方的指令从受托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12．2 日受托费按前一日该受托财产净值和本合同约定的受托财产年受托费率计提。其中：受托财产净值等于委托投资资产市值（银行间市场债券按市价）加上未委托投资财产净值，日受托费计算方法如下：
T=E×R×1/当年天数。
其中：T为每日应计提的受托费；
E为前一日受托财产净值；
R为本合同约定的年受托费率。
12．3 受托费应分别对委托投资资产和未委托投资财产进行计提和支取。
12．4 甲乙双方对受托费的计算与支付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受托费率发生调整时，甲方应及时将调整后的年受托费率通知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
第十三章 受托的生效、变更、终止和清算
13．1 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甲方和乙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13．2 受托期限
13．2．1 本合同受托期限为：自初始受托资金汇入受托财产托管专户之日起________年。
13．2．2 受托期限到期日为________，若遇公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13．2．3 在受托期限届满前壹个月，甲方与乙方就《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合同》是否续签达成书面协议。
13．3 受托变更
13．3．1 当甲方和乙方权利义务、受托期限、受托核算等条款发生变化时，视为受托变更。
13．3．2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和乙方均不得擅自变更。如需要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13．3 受托的终止
13．3．1 本受托因下列原因终止：
13．3．1．1 本合同规定的终止事由发生；
13．3．1．2 受托期限届满；
13．3．1．3 本合同的受托目的已经实现或不能实现；
13．3．1．4 本合同经甲方与乙方协商同意终止；
13．3．1．5 本合同中双方的受托关系依法被撤销；
13．3．1．6 本合同中双方的受托关系被解除。
当发生以上任何情形之一时，本合同设定的企业年金基金受托即告终止。提前终止受托应以书面协议或书面文件为准。
13．3．2 本受托期间，甲方不得擅自提前终止本合同，否则由此给受托财产或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应负责赔偿，且甲方须向乙方全额支付乙方的报酬。
13．3．3 本受托期间，乙方不得擅自提前终止本合同，否则由此给受托财产或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应负责赔偿。
13．4 受托的清算
13．4．1 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不属于甲方或乙方的固有财产，若甲方或乙方依法解散、依法被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止时，受托财产不属于任何一方清算财产或破产财产。
13．4．2 受托终止，乙方应负责受托财产的管理、清理和确认账户余额等。
13．4．3 乙方应在受托终止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编制受托财产清算报告，报告甲方和受益人。
13．4．4 甲方和受益人如对清算报告有异议，可以提出复核要求。当无法取得协商一致时，可以聘请外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受托财产进行清算审计，有关费用由受托财产承担。
13．4．5 甲方和受益人在收到受托清算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乙方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
13．5 受托终止后受托财产的归属
13．5．1 受托终止时，本合同项下的受托财产归属于《受益人名册》中的全体受益人，每名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资格和比例根据甲方提供的受托终止前执行的《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确定。
13．5．2 本合同期满受托终止时，甲方指定了新受托人，乙方应协助新受托人接管受托财产和受托管理业务；甲方未指定新受托人时，乙方按国家相关政策履行其职责。
13．5．3 通常情况下，本受托财产不因甲方破产而终止。但因甲方破产致使本受托合同终止时，乙方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履行其职责。
13．5．4 因乙方破产致使本受托合同终止时，甲方指定了新受托人，则乙方应协助新受托人接管受托财产和受托管理业务；甲方未指定新受托人时，乙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履行其职责。
第十四章 保密条款
14．1 保密义务
甲方、乙方和受益人于本受托设立和管理中所获得的对方商业秘密以及其他未公开的信息，未经许可，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自己使用或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和使用，但根据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要求应当进行披露的除外。前述“第三方”包括本合同任何一方的当事人有关联关系的法人机构、其他组织和个人或公众。
14．2 赔偿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第13．1条的约定，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十五章 文件档案的保存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及本合同终止后至少15年内，甲方和乙方各自完整保存与本合同有关的各项全部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册、交易记录和各项合同及重要协议。
第十六章 违约责任
16．1 若甲方或乙方未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或一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声明、保证严重失实或不准确，视为该方违约。本合同的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16．2 如因为乙方的过错，违背管理职责、管理受托管理业务不当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致使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损失，或造成实际年收益率下降，乙方应给予赔偿。
16．3 如甲方违约（包括擅自变更合同、未按约定方式提前终止合同等），甲方负责赔偿乙方处理违约事务而支出的费用及所受到的损失。
16．4 如甲方的受托资金来源不合法致使本合同约定的受托关系无效，以及由此发生损失和费用或引起债务，其责任全部由甲方承担。
第十七章 免责条款
17．1 乙方按甲方的指令并依据本合同约定行使相关权利义务所产生的风险责任，乙方免除责任。
17．2 甲方和受益人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给乙方处理受托管理业务带来的风险责任，乙方免除责任。
17．3 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如因不可抗力，致使任一方不能履行本合同或继续履行本合同将会对甲、乙双方或其中一方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双方可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17．4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17．5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受托财产及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17．6 “不可抗力”为甲乙双方不可预料、不可避免亦不可克服的如下事件或者类似事件：国家法律法规修改、战争、自然灾害等。
第十八章 争议的解决
18．1 本合同的订立、生效、履行、解释、修改和终止等事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
18．2 甲乙双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向设于某地的某某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18．3 当任何争议发生或任何争议正在进行仲裁时，除争议事项外，双方仍有权行使本协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并应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
第十九章 通知和送达
19．1 甲方与乙方在本合同中填写的注册地址为受托当事人同意的通讯地址。乙方按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以专人送达、挂号信件或传真等有效方式，就处理受托管理业务过程中需要通知的事项通知甲方或受益人。
19．2 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被通知方：
19．2．1 专人送达：被通知方签收单中所显示的日期；
19．2．2 挂号信邮递：发出通知方持有的国内挂号函件收据所示日后第7日；
19．2．3 传真：收到成功发送确认后的第1个工作日。
19．3 一方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发生变化，应自发生变化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如果在受托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内发生变化，应在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19．4 如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发生变化的一方（简称“变动一方”），未将有关变化及时通知另一方，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变动一方应对由此而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承担责任。
第二十章 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20．1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另行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2 合同一方当事人被兼并或被收购，其在本合同中所承担的权利与义务由兼并方或收购方承担。
20．3 本合同一式伍份，由甲方、乙方各执贰份，上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0．4 在本合同期限内，如国家出台企业年金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处本合同条款将做相应调整。
20．5 在本合同期限内，如国家、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企业年金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而导致本合同需要审查或相关部门批准由乙方负责办理。如果乙方因此而丧失受托管理资格，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有义务按照甲方要求将有关资料向新受托人交接。
甲方（签章）：_________ 乙方（签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_________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_________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2
关键词:婚姻法 夫妻财产
一、夫妻财产制度的概念
夫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的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近几年离婚率呈直线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已婚人士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远离婚姻。这样就使在财产的处理上引起了严重的分歧。有些人因为担心以后的婚姻出现问题在结婚前就做了婚前财产公证，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做法，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这样的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夫妻双方的感情，已经为日后的感情裂缝埋下了“炸药”。但是这样的做法却可以避免夫妻财产处理不当的问题产生。而一般的人是不会在婚前考虑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一旦婚姻出现问题，那么摆在面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如何分割。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不愿意面对而选择逃避。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确定的夫妻财产为一般的共同共有制，就是说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的婚姻法则对此作了重大调整，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2001年通过的婚姻法修订案及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夫妻财产再次做出了修改与完善。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没有个人财产的不足。
二、婚姻财产制度的类型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
共同财产制是指除夫妻特有的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归双方所有的夫妻财产所有制形式。共同财产制的特点是：1．在夫妻部分共同的情况下，也不排除夫妻各拥有一部分个人财产；2．夫妻双方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合并为共同财产，按共同共有的原则行使财产权利，承担财产义务；3．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婚姻关系终止时，才对共同财产加以分割。
(二)夫妻联合财产制
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保有其财产所有权，但是财产联合在一起，由夫管理。其特点是：1．夫妻各享有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双方财产应联合由丈夫管理；2．夫对妻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甚至处分权；3．当夫妻关系终止时，妻子的财产才由本人或其继承人继承。这是建立在夫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少采用了。
(三)夫妻分别财产制
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特点是：1．夫妻双方婚前与婚后的所得财产均归各自所有，夫妻对其财产单独行使占有、管理、使用以及处分的权利；2．在夫妻分别财产制度下，夫妻双方也会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的存在；3．在特定条件下，妻子可以以契约的形式将个人财产的管理权交给丈夫管理。这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的，充分肯定了已婚妇女的个人财产权利。
三、对夫妻个人财产范围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无形财产的问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无形财产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并且在家庭财产中占有较大的份额。2001年婚姻法第l7条第1款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但对于知识产权还未曾实现的经济利益，即所谓的财产期特权，却没有作具体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知识产权的取得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后的司法解释中应该把无形财产中的人身权、财产权和期待权分别考虑。
(二)关于取消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婚后共同财产规定的问题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全面统筹 协调发展 中国财税法学 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 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 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 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 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 [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 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 [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 [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 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 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 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 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 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 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 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4
【要害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要害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熟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熟悉、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熟悉，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非凡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重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假如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心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非凡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非凡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阅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熟悉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实，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闻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熟悉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非凡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熟悉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阅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碰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治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5
一、融资财务管理时期（1900-1950）
融资财务管理时期研究的重点一是融资，二是法律。
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股份公司迅速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商品供不应求。公司普遍存在如何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筹措资金的问题。当时公司财务管理的职能主要是预计资金需要量和筹措公司所需资金，融资是当时公司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财务管理问题就是融资管理问题，融资管理问题就是财务管理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称为融资财务管理时期或筹资财务管理时期。
适应当时的情况，各个公司纷纷成立新的管理职能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独立的公司理财活动应运而生。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主要是融资问题。1910年美国学者米德（Meade）出版了本世纪第一部专门研究公司筹资财务管理的著作《公司财务》，1 938年戴维（Dewing）和李昂（Lyon）分别出版了《公司财务政策》和《公司及其财务问题》。这些著作主要研究企业如何卓有成效地筹集资本，形成了以研究公司融资为中心的“传统型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学派。索罗门（Solomon）认为这种“传统财务研究”给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完善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财务理论忽视资金使用问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和30年代西方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众多企业破产，投资者损失严重。为保护投资人利益，西方各国政府加强了证券市场的法制管理。如美国1933年和1934年出台了《联邦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对公司证券融资作出严格的法律规定。此时财务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金融市场制度与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财务管理首先研究和解释各种法律法规，指导企业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组建和合并公司，发行证券以筹集资本。因此，西方财务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守法财务管理时期”或“法规描述时期（Descriptive Legalistic Period）”。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也使如何维持公司生存成为投资者和债权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危机使许多公司意识到，财务管理的任务并不仅是融资问题，还应包括对资金的科学管理与使用，只有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益，保持资本结构的合理性，严格控制财务收支，才能使经营立于不败之地。这样，30年代后，财务管理的重点开始从扩张性的外部融资，向防御性的内部资金控制转移，各种财务目标和预算的确定、债务重组、资产评估、保持偿债能力等问题，开始成为这一时期财务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些专家、学者根据30年代后出现的这种趋势，认为30年代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实际并非如此。直到40年代未，公司财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没有实质性进展。财务管理的重点仍停留于外部融资，财务理论的内容仍以介绍法律、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为主。至于怎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强化内部控制等问题，尚未达到应有的重视程度。因此笔者认为，筹资财务管理时期长达50年。
二、资产财务管理时期（1950-1964）
50年代以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买方市场趋势的出现，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财务经理普遍认识到，单纯靠扩大融资规模、增加产品产量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财务经理的主要任务应是解决资金利用效率问题，做好资金利用的决策。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上升为最重要的问题，而与融资相关的事项已退居到第二位。这样，公司财务决策与生产决策、营销决策一起，构成决定公司生死存亡的三大决策支柱。美国各大公司纷纷设立财务副总经理，由其制定公司的重要财务方针和计划，编审财务控制预算和评估重大投资方案等。基于这一原因，西方财务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内部决策时期（Internal Decision-Making Period）”或“综合财务管理时期”。
在此期间，资金的时间价值引起财务经理的普遍关注，以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的资本预算方法日益成熟。最早研究投资财务理论的美国人迪恩（Joel Dean）于1951年出版了《资本预算》，对财务管理由融资财务管理向资产财务管理的飞跃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此后，财务管理的中心由重视外部融资转向注重资金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使公司财务管理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于这一时期资产管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因此称之为资产财务管理时期。
这一时期，西方财务理论获得较大发展，主要的财务管理学家有美国的洛夫（Lough）、英国的罗斯（Rose）、日本的古川荣等。
50年代后期，对公司整体价值的重视和研究，是财务管理理论的另一显著发展。实践中，投资者和债权人往往根据公司的盈利能力、资本结构、股利政策、经营风险等一系列因素来决定公司股票和债券的价值。所以，遇有重大决策时，首先必须评估决策对公司价值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由此，资本结
构和股利政策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1958年至1961年米勒（Miller）和另一财务学者（Modigliani）经过大量实证研究，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即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上，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与其证券价值无关。西方财务界对此反响强烈。最初该定理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但今天它已被学术界公认为显而易见的道理，大多数财务学者认为它是财务管理理论中最重要的贡献，奠定了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基础。
总之，在这一时期。以研究财务决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财务论”已经形成，其实质是注重财务管理的事先控制，强调将公司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联系，以资产管理决策为中心，将财务管理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投资财务管理时期（1964-197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国际市场迅速扩大，跨国公司日益增多，金融市场日益繁荣，市场环境日益复杂，投资风险日益增加，企业必须更加注重投资效益，规避投资风险，这对已有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60年代中期以后，财务管理的重点转移到投资问题上，因此称为投资财务管理时期。
早在1952年，马考维兹（H．Markowitz）就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的基本概念。1964年和1965年，美国著名财务管理专家夏普（William F．Sharpe）和林特纳（J．Lintner）在马考维兹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I Assets Pricing Mode1，简称CAPM）”。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财务管理理论的又一飞跃发展。
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揭示了资产的风险与其预期报酬率之间的关系，受到投资界的欢迎。它不仅将证券定价建立在风险与报酬的相互作用基础上，而且大大改变了公司的资产选择策略和投资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公司的资本预算决策。其结果，导致财务学中原来比较独立的两个领域——投资学和公司财务管理的相互组合，使公司财务管理理论跨入了投资财务管理的新时期。
70年代后，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公司与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认股权证、金融期货等广泛应用于公司融资与对外投资活动，推动财务管理理论日益发展和完善。70年代中期，布莱克（F．B1ack）等人创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tion Pricing Molde1，简称OPM）；罗斯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在此时期，现代管理方法使投资管理理论日益成熟，主要表现在：一是建立了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二是形成了完善的投资决策指标体系；三是建立了科学的风险投资决策方法。
一般认为，70年代是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丰富成果，财务管理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于一身，以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活动，并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1972年，法玛（Fama）和米勒（Miller）出版了《财务管理》一书，这部集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之大成的著作，标志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已经发展成熟。
四、财务管理深化发展的新时期
80年代后，企业财务管理进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殷，并朝着国际化、精确化、电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1．通货膨胀财务管理一度成为热点问题。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普遍遭遇了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价格不断上涨，严重影响到公司的财务活动。大规模的持续通货膨胀导致资金占用迅速上升，筹资成本随利率上涨，有价证券贬值，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公司利润虚增，资金流失严重。严重的通货膨胀给财务管理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70年代未和80年代早期，西方各国开展了关于通货膨胀条件下怎样进行有效财务管理的研究工作。严酷的经济现实迫使企业财务政策日趋保守。财务管理的任务主要是对付通货膨胀。21世纪一旦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财务管理仍将大行其道。
2．国际财务管理成为现代财务学的分支。伴随现代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公司不断朝着国际化和集团化的方向发展，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空前活跃，在新的经济形式下，财务管理理论的注意力转向国际财务管理领域。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进出口贸易融资、外汇风险管理、国际转移价格问题、国际投资分析、跨国公司财务业绩评估等，成为财务管理研究的热点，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财务学分支——国际财务管理。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财务管理将更加得到重视和发展。
3．财务风险问题与财务预测、决策数量化受到高度重视。80年代中后期，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局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美国经历了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贸易保护主义一度盛行。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使企业面临的投融资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其财务决策中日益重视财务风险的评估和规避，其结果，效用理论、线性规划、对策论、概率分布、模拟技术等数量方法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与日俱增。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6
关 键 词：财政立宪主义、财政权、宪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西方公共财政专家开始关注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宪法制约，公共选择理论有关“财政立宪”、“税收立宪”的理论应运而生。作为宪法学的财政立宪主义（fiscal constitutionalism），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对象，而政府财政权与人民财产权关系的理念和原则是其内容的核心。财产权问题历来就是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财产权也是一种宪法权利，体现了国家和私人之间公法上的财产关系。[①] 国家和私人之间公法上的财产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财政权关系[②]，所谓“财政”，就是“为统治社会实施其任务而取得、管理与使用必要的财产的作用”。[③]本文指出了财政权是宪政的重要内容，并对财政立宪主义在我国的演进及其对我国宪政发展的重要意义予以探讨，旨在说明财政立宪主义是宪法学的重要理论，激发宪法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财政立宪主义是从财政权在宪政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言的。“对政府行为的控制，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主要是经由对岁入的控制（control of revenue ）来实现的。”[④]
一、财政权是宪政主义的重要内容
政府财政权和人民财产权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宪政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从历史维度考察其与宪政起源的关联，从规范角度考察其在实证宪法中的体现，从宪政变迁的角度考察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涵义。
（一）财政权的归属问题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宪政主义的渊源可以有多种。其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政治实践，其发展表象为历久弥新的“高级法”思想；[⑤] 其法治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私法，它的民法﹙civil law﹚十分发达，并重视对于私人之间的合同和财产权利的保障，这为日后西方法治秩序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世纪出现了对古罗马法的研究的复兴，虽然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律是倾向于专制王权的，但罗马私法中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却构成对恣意行使的权力的限制。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宪政运动-英国、美国和法国宪政的确立过程-已经雄辩地证明：财政权的争夺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预算与议会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滥觞，二者互为表里。
英国的宪政起源于此，从14世纪末起，英国便已开始了这样一个进化过程，亦即把财政权一步一步地移交给下议院的那种进化进程。最终，也就是到了17世纪末，上议院明确认可了下议院对“财政法案” （ money bills ） 所享有的排他性权力；[⑥]从13世纪开始，国王再也不能依靠他自己生存了，巨大的国库亏空只能靠赋税弥补。1215年6月，约翰王和贵族代表签下限制王权的著名的《自由大宪章》，确立了征税必经被征者同意的税收法定原则，也一举开创了英国君主立宪的宪政开篇。其中第12、14条的规定成为后来的“无代表不征税”的源头。[⑦]《大宪章》是一份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保障被统治者的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文件，构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并宣示了法律高于王权的原则。虽然约翰王随即撕毁了“大宪章”，但也形成了一个惯例，以后的历任国王只要征税就必须与新兴贵族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一再宣誓遵守《大宪章》，这种“王室确认书”先后出现了32次之多。在在通常形式的“王室确认书”以外，1295年爱德华一世又以成文法的形式签署《无承诺无课税法》，规定“非经王国之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武士、市民及其他自由民之自愿承诺，则英国君主及其嗣王，均不得向彼等课征租税，或摊派捐款。”1368年爱德华三世以成文法的形式添加了如下宣示：任何成文法则的通过，如与《大宪章》相悖，则“必然是无效的”。戴雪在考察财政与法律的关系时，感叹到：“全国岁入概赖法律而存在，它只是巴力门法案下之产物而已。是故生在今世，无人敢虚构一种想象，以为某项赋税可不用法案而成立。” [⑧]
在美国，早在独立战争前，赋税问题就是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整个斗争的中心点。1641年的《马萨诸塞湾自由典则》第1条就明确规定：“任何人之动产及不动产不得剥夺或以任何方法在法律形式和官吏职权下侵损除非依照本团体由大会遵照公平、正义，明白制定而适当地已公布之法律的权力。”第八条规定：“任何人之牲畜及任何种类财产不得强取和征用以为公共事业服役，除非有大会颁发之令状并有合于境内通行价格之适当偿价及雇价。倘非此项被征用财产死亡或损坏，原主当得充分赔偿。”1765年的《弗吉尼亚决议》宣称：“由人民自己对人民征税，或者由其代表者为之是防止过重课税的唯一保障，是自古以来英国宪法本质的、英国人的自由固有的特点。”独立战争更是直接起因于宗主国的课税和干预。《独立宣言》在历数英王罪恶时，“他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征税”便是重要的一条。后来制定的宪法则多处涉及对征税权的限制。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但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直到1913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和征收所得税”）才确认了所得税的合法性。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立宪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欧洲取得了继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以来的重大突破。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回答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个问题，指出财政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⑨] 路易十四在建立绝对君权时给予贵族和教士种种免税特权。王室的奢靡和对外战争只有建立在对平民横征暴敛基础上。1789年路易十六要求通过举债和增税计划，与高等法院持续冲突，这就直接引发了大革命。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第17条载明“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作为1791年宪法开篇的《人权宣言》在第14条中明确宣布：“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有权注意其用途，决定规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即“无代表则无税”-如果无国民代表-议会制订的法律为依据，则不得课税。宪法第五篇以“赋税”为名确认了议会的财政权。法国大革命历经波折，宪政终得以确立。
在十九世纪，受到十八世纪末期美国和法国立宪的先例的影响，立宪运动席卷欧洲大陆，各国相继制订成文宪法﹙如1809年瑞典宪法、1814年挪威宪法、1815年荷兰宪法、1831年比利时宪法、1848年瑞士宪法、1849年丹麦宪法、1861意大利宪法、1867年奥地利宪法、1871年德国宪法、以至法国在1804年、1814年、1815年、1830年、1848年、1852年和1875年的多部宪法﹚，其中绝大部分为君主立宪而非共和制的宪法。此外，少数欧美两洲以外的国家，也在十九世纪制订了宪法﹙如1876年土耳其宪法、1889年日本宪法﹚.
（二） 财政制度是实证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
宪政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理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关键就在于国家对财力汲取的合法性、范围和限度。洛克的经典论述仍然是雄辩的，“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自己的同意，既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⑩]虽然，政府的功能和定位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公法上的财产关系日益复杂，但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财政关系作为宪政的基础，其变化过程也就是宪法变迁的过程，也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
财政问题的实质反映了公民的财产保护和国家职能所需的相应财力之间的关系，国家能力的限制、保障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从世界范围看，宪法规范的重心有一个从财产权的保护到二者并重的过程。英国、美国率先在宪法文件中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但更为严格和彻底的表述则体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开始淡化。1919年《魏玛宪法》、1946年及1958年《法国宪法》都出现了“财产征用”条款。此后，新制定或重新修改的宪法皆有对财产制约的内容。[11]美国的宪法变迁主要体现在联邦法院的司法判决中，宪法修正案的“征用条款”的实质内容发生了与其它国家宪法同样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宪法无不强调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例如，1993年《俄罗斯宪法》第35 条的规定，“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为其所有的财产，有权单独地或与他人共同占有、使用和处置其财产。任何人均不得被剥夺其财产，除非根据法院决定。为了国家需要强行没收财产只能在预先作出等价补偿的情况下进行。保障继承权。”
英、美、法等原生的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宪法几乎无一例外的把财政制度作为权力分立的关键内容写进宪法，并将此权力仅仅赋予给议会。英国1911年《议会法》是这样，其他国家的宪法也莫不如此。美国宪法第一条第7款条将“规定和征收”税收的权力赋予国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国会主要通过立法对财政权的行使才得以获致与总统分权制衡的地位。1789年9 月国会通过《组织法》建立财政部，1802年建立了常设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在第五章“议会和政府的关系”第34条规定，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的准则又法律规定，议会投票通过。
德国、日本等后期的资本主义宪政国家借鉴了英、美、法等国的宪政制度，强化了财政权在宪法中的地位。《日本国宪法》第83条确立了财政民主主义原则，规定：“处理国家财政的权限，必须根据国会的决议行使。”。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这里的“法律”都是指的狭义的议会立法，实行彻底的租税法律主义，否弃了明治宪法确立的上年度预算施行的制度和紧急处分权等。在实质上与租税同样意义的强制性课税也扩及于以公权力征收的各种费用和罚金以及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属于国家垄断事业方面的专卖价款等。[12]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有些国家的宪法在限制政府的财政权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保障的内容。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专门设置“财政”一章，详细规定了费用的分摊、财政援助、税收立法及分摊、财政平衡、财政管理、联邦和各州的财政关系等内容，对预算收入及其支配作了严格规定，但保障政府制定预算法案的特别权力。基本法第113条规定“联邦政府提议的，或涉及新的支出或可能将回造成新的支出的增加预算支出的法律，需经联邦政府的同意。这也适用于涉及收入降低或可能将来会造成收入降低的法律。”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非殖民化运动中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一部成文宪法，在新的国际形式和历史条件下，宪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既经济立宪阶段。[13]各国制订或重新修改的宪法以确认、引导、促进和保障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对财产权和财政权问题进行宪法规范，新兴国家有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迫切的需求。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可以简单规定，因为宪法制定之前就有了私有财产权和财政权，在那里，自然法和市民社会先于宪法。新制定的宪法不仅要确立基本的政府架构，保护传统范畴的自由权利，还要努力创设向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过渡的保障措施。大多数新兴国家的宪法都对财政权有比较详细的规定。菲律宾在宪法中不仅把财政权赋予众议院，而且设立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对财政事项进行监督。斯里兰卡宪法设“财政”专章，对议会的财政权有详细的规定，并且设立独立的审计长制度保障对政府的财政监督。
在政府财政权的宪法约束和人民财产权保护方面，新兴国家有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迫切的需求：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可以简单规定，因为在那里，自然法和市民社会先于宪法，宪法制定之前就有了私有财产权；而新兴国家新制定的宪法不仅要确立基本的政府架构，保障政府的财政权，实现积极宪政，还要努力创设向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过渡的保障措施，保护传统范畴的自由权利（尤其是财产权）。
（三） 财政制度是宪法体制运作的保障
现代宪政国家的权力分立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财政权的设置，遍观各宪政国家，财政权无不由议会掌管，它“在现代自由国家，实为议会监察行政机关的最大利器”。[14] 议会最重大、也是费时最长的职能是检查政府的财政，“这是因为政府需要管理费（如防务、社会福利、行政开支），而议会必须批准政府筹款和开支经费的手段。”[15] 20世纪末，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鉴于饱受国家集中管理之苦，在新制定的宪法中对财政权大多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力图通过限制国家的财政权限制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依据《克罗地亚宪法》第80、90条的规定，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必须在国家预算中确定并由代表院审议通过。根据《乌克兰宪法》第84条的规定，最高苏维埃的职权包括：批准国家预算并修改预算；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通过关于国家预算的执行报告的决议。第92条特别规定，关于国家的预算制度的税收制度必须制定专门法律。
财政权不仅是权力分立的关键内容，成为限制政府权力的保证，也是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保证。财政立宪主义的变迁集中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以自由主义为特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限于最低限度内；第二阶段，扩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权；第三阶段则是自社会自由主义再次占上风。[16] 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了国家对公民社会权的保障和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成为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的标志，社会经济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国宪法中。新宪政论“不否认在宪政制度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件好的，但它需要表明民主政府是怎样能够既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够进取的。-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又不陷入仅仅在其组织得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财富。”[17] 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财政关系出现了一些松动，在20世纪发生的几次再分配革命和政治动荡并没有动摇财政立宪主义的根本原则。无论北欧的福利国家，还是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通过其代表最终行使着财政权。
无论大国还是小国，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央地方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财政权的分配问题。财权、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量度，直接关系到中央、地方政府各自利益的满足程度或实现程度，财权、财力的归属与分配，涉及中央与地方各自利益及两者的对比度。因此财政的集权分权是中央地方关系确立、调整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与地方关系是融洽还是紧张、其走向如何，均受财政的影响和制约。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联邦制的为什么成功时指出，“联邦既象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象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18] 原因在于美国宪法与其他联邦制国家宪法不同，联邦统者的不是各州，而是各州的人民，在联邦要征税时，它不是向各州政府征收，而是向州的居民征收。他认为北美的成功在于实行“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联邦制。
一些国家的宪法特别注意保障国家经济的统一，联邦制国家更是如此。美国宪法赋予国会一些最重要的权力保障国内市场的统一，这些权力包括，制定和征收统一关税、人头税、消费税；发行联邦债券；制定统一的国籍法、破产法、铸币法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了联邦在货币和财政方面的重要职能，还有一个特别条款调整联邦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自主的和独立的预算体系”，力图使各地方政府的财力保持均衡。俄罗斯的民族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别复杂，《俄罗斯宪法》专设“联邦体制”一章，联邦预算、税收及收费等财政权属联邦管辖，确定联邦税收及收费的一般原则由联邦与联邦各主体共同管辖。
二、财政立宪主义在我国的演进
我国的宪政历史如果从清末的“预备立宪”开始算起，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一个封建专制社会，到民主政治深入人心，宪政成为不可逆转之目标，中华民族的宪政大业也算取得了一些成就。与发达的法治国家相比，财政宪政主义对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国家，自生自发的宪政秩序形成之前，强大的市民社会及其财产权就已经确立，国家的财政权受到制约。在我国，宪政的开端缘起于专制统治者自救或顺应世界潮流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宪政的丝毫进步都是统治者对人民的让步和人民对统治者的驯化。人民何以驯化统治者并最终控制统治者？财政立宪既是突破口也是原则。
（一） 我国历史上财政立宪主义的萌芽形态
清末“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统治者认可的和平宪制变革。1911年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已肯定了议会的财政权。其第十四条规定：“本年度之預算，未经国会决议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內，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第十五条规定：“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減，由国会议决。”而财务司法监督预算之职权，亦由宪政編查馆奏准在九年预备立宪期內，自第三年起，试办决算，也已开始。[19]
民国时期的立宪运动可以看成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实践。政府各部门中，立法权最为孱弱。但是，各宪法文件中无不参照先进国家的宪政原则，规定了国会的财政权，只要切实落实，宪政的前景就不是只剩下黑暗一途了，台湾地区至今仍缘用1947年宪法。
议会拥有财政立法的职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十条规定，参议院有决议临时政府预算的职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19条规定，参议院有议决临时政府预算、决算的职权。1912年，国会成立，《天坛宪草》专门增设“会计”一章，第98条规定，众议院及参议院，有议决预算之权。1911年，由行使财政司法的职权，但是直属于国务总理而受行政的支配。1914年，审计处改为审计院，但由于各方牵制，而未能独立行使职权。《天坛宪草》明文规定了财政司法监督预算执行之职权，第106条规定：“国家岁出入之决算案，每年经审计院审定，由政府报告于国会。众议院对于决算否认时，国务院应负其責。”
国民党政府1946年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关于财政行政方面，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第35条）制定施政方针（预算法第26条），作为行政院主计处编制国家总预算的依据。行政院主计处，编成国家总预算案，经过行政院会议通过，就成了定案，交还主计处整编，然后由行政院提出立法院审议（预算法第32条）。关于财务立法方面，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宪法第六十二条），有议决预算之权（宪法第63条）。但不得为增加支出之提议（宪法第70条）。若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预算案，如认为有障碍难于实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行政院应即接受该决议案，或辞职（宪法第70条）。这是财务立法实行监督预算之职权。关于财政司法方面，监察院审计长，应于行政院提出决算后，二个月內，依法完成其审核，并提出审核报告于立法院（宪法第一0五条）。至于财务司法之职权，监察院审计长，有监督预算之执行，核定收支命令，审核决算，及稽核违法财政行为，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审计法第2条、第3条），这是财政司法实行监督执行的职权。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财政问题，并体现在一系列法律文件中。1931年和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7条，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有经济学家指出，实行民主政治和民主财政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立场和原则，并且早在革命战争的延安时期就开始付诸实践，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令世人瞩目。[20]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宣布实行三民主义，第21条规定，实行统一累进税，废除苛捐杂税。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13条规定，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1946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没有财政权的规定。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0条规定：“关于财政：国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1954年宪法第27条的批准国家预算和决算的权力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5年和1978年宪法都保留了这一规定。
（二） 财政立宪主义对我国现行宪法体制的影响
现行宪法文本中虽然没有“财政制度”专章，财政制度的重要意义尚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我国宪法有关财政权制度的规定体现了立宪主义的基本原理。依据我国宪法第62条之规定，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权力专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第9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并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与我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适应，根据第117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就我国财政、税收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程序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该法第8条明确规定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基本制度的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21] 第63条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作出了界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除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但国家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地方性法规不得规定本法第8条规定的应当由国家制定法律的事项。以上这些规定保证了中央财政、税收的立法权，地方立法机关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不得制定地方性财政、税收法规，除非为了执行财政、税收法律。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一元单层的中央财政、税收立法权体制，确立了绝对的税收法律主义。为财政、税收法制化奠定了基础，从法律上描绘了我国未来分税制的特征。
三、财政立宪主义是我国宪政发展的契机
理论的力量不在于从理想出发设计一种理想制度，而在于从现实经济、政治制度中发现宪政的因子和促进这些因子成长的现实力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随心所欲任意选择的，必然存在着“路径依赖”。[22] 对宪政道路问题的研究，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近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引起法学界的关注。有经济学者提出，要在有着极强人治传统的中国的搞法治建设，必须寻求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以政府行为法治化为重心，以政府预算法治化为手段，通过以财政行为法治化为突破口，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法治化，就是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23] 经济和民主政治特别是和民主选举制度有何关系，有政治学者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实证研究工作。许多法学家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看成是中国宪政道路的不二法门，关注现实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财政和税收问题在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契机，看到由于需要对财政进行专业审查而产生的人大代表专业化和专职化的需求，看到建立一个法治的也是更有权威的政府的机遇。归根结底，一个不受民意和法律约束的政府最终也无法受到民意和法律的保护。”[24] 我国可能正在经历一个“立宪时机”，其中某些基本问题要用新的方法来解答。[25]
（一） 财政立宪主义是我国建立政府法治的客观需要
宪政“意味着政府应受制于宪法。它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同意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它还意味着权力的分立以避免权力集中和专制的危险。宪政还意指广泛私人领域的保留和每个个人权利的保留。”“另外，宪政也许还要求一个诸如司法机构的独立机关行使司法权，以保证政府不偏离宪法规定，尤其是保证权力不会集中以及个人权利不受侵犯。”[26]私人财产权获得保障，私人财产权的稳步巩固是阻挡政府无限扩张的最有效障碍之一。
在我国，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和控制的权力，其原因可以由当时的财政基础来加以解释。当时的经济结构的情况是，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以制经济（集体经济实质上也是国营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实际上工商税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不受约束与监督。
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甚至有人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的法制现代化”，[27] 对于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在推进现代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方面保持整体发展势头和建立能有效利用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体系方面，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动员能力不可或缺。
财政立宪主义也是司法独立和司法改革的制度基础。有无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关系到“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的最终效果[28]，关系到基本权利保障机制有无。一句话，独立的司法是宪政社会的试金石。财政上的保障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英国的法院从属于立法机构，没有推翻立法的权力。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除了《王位继承法》和《法院法》所确立的法官职位保障制，最重要的就是法官的薪金固定地由“统一基金”支付。[29]在我国，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宪法规定，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30]
（二）财政立宪主义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的必然要求
任何政权都必须掌握相应的财力，一旦财政陷入困境，政权就必然面临危机。反之，控制了财政收入与支出大权，也就控制了政府的命根子。从而具备了从根本上决定和约束政府活动的能力。正是通过将政府财政纳入法律的有效约束下，宪政才有可能得以确立。
英国的“议会主权”的确立是在掌握了财政大权后形成的。议会制度同样是围绕着财政问题的变迁而发展的。根据1911年英国《议会法》，英国财政法案在贵族院会期结束日至少一个月前提出，而该院对它既未进行修改，也未予以通过，那么无需经贵族院的批准即可成为法律。从此，逐渐剥夺了贵族院的立法权。后来有通过法律，议会有效地对政府实施监督。英国的议会制度过度到现代形态，没有再经历轰轰烈烈的剧变。[31]议会通过制定《年度拨款法》规定了各个行政部门总的开支。
我国宪政制度的出路之一就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它们都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修改宪法，“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2]执政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1982年宪法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国家机构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第二，人大常委会在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为了使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充分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必须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过去，全国人大只有两个常设专门委员会，即法案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只在大会期间行使职权。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33]
“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坚决纠正违宪行为；要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落实。”[34]人大对政府的监督，财政预算监督是关键。
二十来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苏醒。特别是国家始于缓解财政压力的税制改革，得以揭示每个公民的纳税人身份。[35]税收，包括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财政关系，只有在宪法层次才能得到最终说明。公民意识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的高涨起来，各地在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崭新气象，可能预示了中国宪政的新方向。
（三） 财政立宪主义是正确处理我国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重要依据
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是我国社会最重的大关系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十年来，引起了经济学接和政治学界极大的关注。改革导致了政府内部财政权力的严重分散，地方和部门的自身利益得以强化，但是相应的约束规范和机制没有形成。地方对利益的无序追逐，必然导致市场秩序和财政秩序的严重失调，“诸侯经济”的出现和“国家能力”的下降是其中两个表现。胡鞍钢、王绍光提出的“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在的主导作用”影响较大，并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实行四级政府结构，修改宪法；国家财政收入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等。[36]王绍光认为，分权不能超过底限，中央地方关系应该制度化，主张中央用决策权换财政权，地方用财政权换决策权，建立分税制，提高中央的财力集中度，建立协商制度，以使地方参与中央决策。[37]同样是从财政权切入的“财政联邦主义”观点则针锋相对。[38]有学者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成是未来中国限度转型的一个轴心问题，[39]
宪法学者不应对这些正在继续的争论视而不见，事实上法学家们已经开始关注了。[40]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前提之一是正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在财政领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全国性的和跨省区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由地方负责。财政分权以此为依据，提供公共产品要有相应的财力做保障。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通过财政关系的妥善安排，就可以很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地方分权成为世界潮流，分权改革几乎都是从财政分权开始的。[41]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财政立宪的新内容。1982年法国制定《地方分权法》，确立了地方财政权，地方财政更有了极大的转变。法国宪法委员会于1990年所作出的裁定废除了中央在地方之财政监督。法国议会设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地方的财政预算，还委托独立于议会和政府的财政法院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在单一制国家，中央通过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或者使地方依赖于中央财政支持，达到控制地方的目的。英国1948年《地方政府法》，规定地方机构的部分收入来源于“地产税”（特别地方税），但必须由国内岁入部（the inland revenue）对征税额进行估算。[42]中央还可以审计对地方财政进行控制。[43]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占政府开支的比重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日益上升，对拨款经济效益的关心也促使中央不断加强对地方财政的进行严格的审计控制。[44]
中国的独特问题是，庞大的国有资产构成了政府的财力基础，国有资产体制改革必然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如何确定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限，进而确立清晰的产权、财权、事权权限。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的同时，提出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原则；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分工监督、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十六字方针，给地方政府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更大的权限。十六大报告指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改革和税制改革为财政立宪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契机，实际上是财政立宪主义的确立是改革成功确立了进一步的保证。
参考文献：
[①]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开始注意到财产权的宪法性，较早的可见之于，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以下；赵世义：《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制约》，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林来梵：《论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载《法学》1999年第3期。专著有，胡锦光：《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以下。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82-216页。
[②] 在英国早期宪政史上，财政权实际上是人身权和所有权保护结合在一起的。后来财政问题主要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着重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角度研究税收问题。但是财政问题的实质从来就是人权和所有权保护问题，即使是经济学也开始从宪法角度研究财政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财政立宪的观点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其基本观点是，财政体制的税收与支出两方面应采取不同的决策方法，公共支出中包括构成与规模的决策要在财政决策的日常运行过程之前的立宪阶段作出，且一旦确定就应相对稳定，能够为今后的所有公共支出内容与数量筹资。因而财政立宪主要是指税收立宪，西方现行财政体制也大致如此。参见，geoffrey brennan and james. m.。buchanan，the power to tax：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③] [日]宫泽俊义：《全订日本国宪法》（解释一），日本评论社，1955年，第707页。转引自[日]三浦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关于财政权的范围，1911年英国《议会法》，第一条规定：“财政法案属于公法案，是平民院议长认为含有下列事项之法案，即，赋税之征收、废除、豁免和调整；为偿还债款而征收赋税或靠统一基金或议会拨款支付其他各种财政开支，或对此开支之变更或撤消；有关供给；公共资金的拨款、提领、保管、签发或对帐目的审核；公债之发行，担保或偿还；与上述各项关联之其它事项。” 有关我国财政理论对财政属性和财政范围问题论争的介绍，可参见，张馨：《财政属性与范围问题回顾》，载《财经论丛》，2002年03期。
[④] [德]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426页。
[⑤] [美]爱德华·s·考文认为，美国宪法作为更高级的法的思想是源自古希腊的“高级法” 观念，中间经历了基督教神学以及教会对于王权强有力的制约。参见，《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⑥] [德]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426页
[⑦] 1215年《自由大宪章》第12条，“除下列三项税金外，设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和贡金。…”；第14条规定：“凡在上诉征收范围之外，余等如欲征收免役税和贡金应用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住持、伯爵与男爵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公意。…此外，余等仍应通过执行吏与管家吏普遍召集凡直接领有余等之土地者。召集之原由应于诏书内载明。…”。达尔曾指出，代议制政府的渊源“可追溯到英国和瑞典国王以及贵族们为了解决国家重要问题如税收、战争、王位继承等所召集的议事会议”。以上宪法条文引自，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以下如无特别指明出处，皆引自此书。
[⑧] [英]戴雪：《英宪精义》[m]，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345页。
[⑨]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4、213页。
[⑩]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8页。
[11] 关于宪法规范的变化，可参看赵世义：《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制约》，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
[12] [日]清宫四郎：《宪法》i（法律学全书集3三版），1991.有斐阁，262；小林直树：《宪法讲义》（下），1980，东京大学出版会，p733，转引自三浦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第262页。
[13] 参见，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
[14]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但他们认为财政权是议会的特殊职权，议会所以有此特殊职权，则由于英国所树的榜样。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类皆直接间接仿于英国，英国议会制度，本因讨论课税而产生，于是其它各国亦莫不授权议会以决议财政案之权。本文则认为财政权是议会最重要的“普通”职权，是其它职权的基础。
[15]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2003年第二版，第222-223页。但是，氏认为，“由于缺乏专长与时间，议会的控制则流于形式，成为”橡皮图章“。但是不能忽视议会通过辩论所起的监督作用，特别是反对党的作用。”这种说法显然低估了财政权的应有涵义。虽然仅议会财政权无法成就财政立宪主义，但扩大国民参与财政过程、表达意见，赋予其监督、管理、批评等机会，则是财政立宪主义在当代的体现。
[16] 参见，[俄]b·马乌著，阎洪菊译，《论宪法对社会经济的调控作用》，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
[17] [美]斯堤芬·l·艾尔金：《新旧宪政论》，载《新宪政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9页。
[18]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83 页。
[19] 侯宜杰先生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探讨了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他提出，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着关键作用。依据的史实有，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商人在各省咨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咨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 参见，李炜光：《论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与民主财政实践》，《现代财经》，2001年第7期。李炜光分析了延安时期的民主和民主财政的过程和成果，指出，充分发挥边区参议会对边区政府财政税收的决策监督作用，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处理财政税收问题并保持高度廉洁的政府是延安民主财政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21] 而我国的税收立法实质上是由国务院行使的。在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实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22] [美]道格拉斯。诺思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具体论述参见，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23] 张馨：《法治化：政府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4期。
[24] 贺卫方：《人大审查财政预算的意义》，《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另见，《税收奠定宪政基础》，法律思想网，http://law-thinker.com/detail.asp？id=1547.
[25] 美国法学家凯斯。l.孙斯坦把“立宪时机”看成一种隐喻，意味着大变革而不仅仅是针对宪法的技术性修改。并不是一个标准，用来判断国家是否经历了一个立法时机。参见，凯斯。l.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470-519页；有关立宪时机的观点，另参见，bruce a. ackerman，we the people，vol 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6] [美]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1997年，第9页。
[27] 该观点认为，政府主导型的法制现代化蒋立山中国正全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社会迈进，法制现代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参见，蒋立山：《论政府主导型的法制现代化》，载《法学杂志》1995年03期。
[28] 参见，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55-258页。
[29] 司法机构的财政预算的独立安排至少有三个结果，第一，不受行政机构的控制；第二，免受议会辩论的影响，当“文官预算”提出时，议会不能像辩论其它大部分文官的管理行为那样辩论法官的管理行为；第三，推动了法官的职业独立，法官的免受追诉制度得以确立。参见，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8-169页。
[30]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1] 在世界范围内，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较接近的。不过，英国的近代议会制度开始与它与斯图亚特王朝的战争，并把一个国王送上断头台后确立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加以确立的。作为一个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和其他国家机构是并列的，其地位甚至低于其它机构。
[32] 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33] 顾昂然：《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二十八讲，2002年08月29日。
[34] 胡锦涛：《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 2002年12月05日第一版
[35] 长期以来，国家岁入的绝大部分是靠国有企业的利税支撑的，给国人的错觉是“国家自己在养活自己”。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逐步市场化，以及其它一些原因，国家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加强财力，国家从80年代起就开始了财政和税制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流转税的改革、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过渡和个人所得税在岁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使国人逐渐认识到是“人民在养活国家”，而不是相反。财政权成为理解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关系的钥匙。
[36] 王绍光、胡鞍钢：《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37] 王绍光：《分权的底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
[38] 财政联邦主义是研究财政分权与集权的公共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财政联邦主义仅研究宪法结构和政府组织真正实行联邦制的国家财政分权。关于财政联邦主义和地方财政，参见，charles tiebout，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omber 1956，64（5）， pp416-424，yingyi qian and geral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88，no.5，december 1988，pp.1143-1162.
[39] 郑永年、吴国光：《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载《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6期。两位教授对“财政分权”的分析是独到的，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是富有启发的，但他们没有从公民与国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公法关系来考察财政分权，使得政策建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40] 季卫东教授1995年4月在“未来中国国家结构与宪政体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参见，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对联邦主义及社会整合的看法》，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41] 对财政联邦主义的了解可以参见，wallace e. oates，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ume 37 （1999），issue 3 （september）。财政联邦主义成为西方经济理论中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最佳方案。如，有人认为解决加拿大联邦和省之间一些紧张的经济关系，非财政联邦主义方案不可胜任。参见，keith g. banting， douglas m. brown and thomas j. courchene（ed.），the future of fiscal federalism ，mcg 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
[42] jennings，principles of local government law（3rd ed.），pp19-26.
[43] 英国的审计具有历史悠久、准司法性和日趋中央化的特点。参见，胡康大：《英国中央对地方财政的审计控制》，载《世界经济》，1998年第1期。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7
论文摘要………………………………………………………………1
一 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 …………………………………… …2
二 夫妻约定财产 ……………………………………………… 3
三 个人特有财产 ………………………………………………. 5
四 我国婚姻法中夫妻财产制的几点思考…………………………7
五 我国夫妻财产制有待进一步探讨………………………………9
六 注释………………………………………………………………10
七 参考文献…………………………………………………………11
论 文 摘 要
婚姻法主要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是婚姻法调整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我国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三个方面包含的内容进行了释义和简要论述。
本文通过对我国婚姻法中夫妻财产制的分析，认为，修订后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内容，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制的方式，对保障婚姻双方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和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固，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保障，基本上适应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
本文还对我国的夫妻财产制提出了几点思考。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夫妻财产关系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对夫妻财产关系的处理和分割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财产的处分关系到了家庭、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于夫妻财产关系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我国的夫妻财产制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 财产关系
共同财产
约定财产
个人财产
只要存在婚姻关系，就必然存在夫妻间的财产法律关系，夫妻间的财产关系是婚姻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1980年婚姻法规定了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并提到了约定财产制度，实施20多年来，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完善了原有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内容，明确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范围和方式，对一方特有财产进行了界定，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立法理念和思路。
一、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中规定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和修订前的婚姻法相比，修订后的婚姻法对夫妻法定财产制规定的更具体，可操作性更强①。修订后的婚姻法第十七条修改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修订后的婚姻法在法定夫妻财产制上沿用了修订前婚姻法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并且进一步对法定财产制的内容进行了细化，使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得到比较清晰的界定，在当事人双方出现婚姻纠纷时有利于共同财产的合理分割，有利于保护在财产分割时弱势一方的利益。
（一）夫妻共同财产的特征
1、夫妻共同财产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具有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由此决定了夫妻任何一方不能单独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人，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也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人。
2、夫妻共同财产所有权的取得时间，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合法婚姻从领取结婚证之日起（男女未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被认定为事实婚姻的，从同居之日起），到配偶一方死亡或离婚判决未生效的期间，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3、夫妻共同财产的来源，包括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得的财产，但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属于个人特有财产的除外。如果婚前已经取得某财产所有权，即使该财产在婚后才实际占有，该财产仍不属夫妻共同财产。相反，如婚后取得某财产权利，即使婚姻关系终止前未实际占有，该财产也属夫妻共同财产。
（二）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1、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工资是作为劳动报酬按期付给劳动者的货币或实物；奖金是为了鼓励或表扬而给予的金钱或财物。
2、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是指配偶双方以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名义从事农副业生产活动、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从事工商业生产活动、以个人合伙的名义从事合伙经营、依据《独资企业法》或《公司法》的规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财产。
3、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包括作品在出版、上演、播映后而取得的报酬，或允许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取得的报酬，专利权人转让专利权或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取得的报酬，如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合伙的商标所有人转让商标权或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所取得的报酬。
4、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因继承所得的财产是指依据《继承法》的规定所继承的积极财产。因赠与所得的财产是指基于赠与合同而取得的财产。
5、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如当前一部分家庭的财产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储蓄存款、房屋等外，还包括一些企业中的出资或者股份等。
6、2003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夫妻共同财产还包括，第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第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第三、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第四、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退休金、失业保险金等。
二、夫妻约定财产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198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法律层面上使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
（一）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种类
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由此可以看出，新修订的婚姻法确定的约定财产制有三种：一般共同制、部分共同制和分别财产制。
1、一般共同财产制
一般共同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婚后的全部财产，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均归夫妻共同所有，由夫妻双方平等地共同享有财产的所有权。法律规定属于夫妻个人特有财产的除外。
2、部分共同财产制
部分共同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协商确定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共有范围外的财产归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制度。
3、分别财产制
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的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处分和收益权的夫妻财产制度。
（二）夫妻财产约定的成立要件
1、夫妻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订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由于我国的法定婚龄高于成年年龄，身心健康的夫妻双方在约定夫妻财产时当然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形下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的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不适应，则意思表示不真实，如在当事人受到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情况下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有悖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不能产生法律上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3、夫妻财产约定行为不适用
订立夫妻财产约定是一种与当事人身份有密切联系的法律行为，夫妻双方当事人是财产权利的享有者和财产义务的承担者，当事人必须亲自实施，不得，其他任何人代替婚姻双方当事人所作的约定都无效。
4、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夫妻双方财产约定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就是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同时，夫妻财产约定不能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如夫或妻一方所负的债务，夫妻双方当事人不得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约定夫妻双方财产对抗不知情第三人。
（三）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
2001年新修订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该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采取书面形式，而不能采用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
三、个人特有财产
修订后的婚姻法引入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作为法定夫妻财产制--—婚后所得共同制的补充。2001年《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这一规定适当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有利于对公民个人财产的保护，同时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一方财产的范围界限，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进步。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一方的婚前财产是指一方婚前已经取得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一方婚前财产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个人所有的财产，如工资、奖金，从事生产、经营取得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资本收益以及其他合法收入。二是一方婚前已经取得的财产权利，如一方婚前取得的债权等。三是婚前财产的孳息，包括个人财产婚前孳息和婚前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四是一方婚前以货币、股权等形式存在，而婚后表现为另一形态的财产。婚前财产的界定时间为双方结婚登记之日，结婚登记前双方分别所有的财产归一方所有，结婚登记后一方单独获得或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特别约定外，作为婚后夫妻共同财产。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简化财产关系，便于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药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这种因人身权受到侵害所获得的损害赔偿费用，因其具有严格的人身性质，是用于保障受害人生活的基本费用，只能作为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得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遗嘱或赠与合同均体现了遗嘱人或赠与人强烈的个人意愿，均具有很强的人身性。因此，世界各国立法通常都将婚后一方继承或受赠与的财产划归为夫妻一方所有。2001年婚姻法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将婚后一方所接受的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作为夫妻个人财产，体现了婚姻法对遗嘱人、赠与人意愿的尊重，符合我国继承法和民法通则中有关继承和赠与规定的立法原意，但对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中未明确指定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仍归属为夫妻共同财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是指夫或妻一方日常生活中自己使用的物品，如衣物、鞋帽、化妆品以及其他专用物品等。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这是夫妻个人财产的一个兜底条款，是指法律不宜也难以穷尽的具有人身性质，应当属于夫妻个人的财产。普遍认为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一方从事职业所必须的财产，但价值较大的除外。
（2）夫或妻所获得的奖品。
（3）具有人身性质的保健费、保险赔偿金等。
（4）复员、转业军人所得的复员费、转业费，复员军人从部队带回的医药补助费和回乡生产补助费等。
（5）国家资助优秀科学工作者的科研津贴。
（6）一方创作的文稿、手稿、艺术品的设计图、草图等。
（7）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金、用人单位发放的再就业补贴、提前退休补贴费、吸收劳动力安置费等。
四、我国婚姻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设立法定财产制排除的非常情形
修订前的婚姻法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均归夫妻共同所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的增加，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这种对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没有任何限定的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修订后的婚姻法针对上述问题，明确限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五种情形，有了很大进步，但缺陷依然存在，在法定财产制的采用上只规定了普通情形，没有规定非常情形，不利于解决夫妻财产关系中的一些特殊复杂情况，维护当事人和特定债权人的利益，保障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婚姻法》明确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就是所谓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法定的五种财产均为夫妻共同财产，此种共有是一种共同共有，所谓共同共有是指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权利不分大小，处理权平等且不可分割，这种共有关系持续于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现实中，法律上规定的对共同财产的处分其实并不平等。例如，一种情形是先决定离婚的一方往往采取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达到其自身目的，在离婚诉讼阶段，由于时间较长或者有可能反复起诉，此时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另一种情形是夫妻双方因关系恶化分居期间，各自收入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此时各自所得的收入及所购置的财产无疑归各自使用管理，尽管各项财产权利取得时间在登记后，但将其认定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显然难以执行，在当事人双方就共同财产的范围达不成一致时，造成双方在离婚诉讼中久拖不决，对某一方或双方的权益造成侵害。另外还有夫妻一方失踪、夫妻一方遗弃虐待另一方、夫妻一方从事个体或合伙经营发生破产等特殊情形下夫妻共有财产的处理。
针对上述缺陷，应在立法上建立夫妻法定财产制的非常情形，即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撤销制度。明确在非常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法院在查明事实之后，可应受侵害一方的请求，宣告终结夫妻共有关系，改行分别财产制，维护双方或受侵害一方的权益，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安全和交易安全。
（二）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条款规定仍不周延
修订后的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的规定。而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分别规定的是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第十八条第五款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二者都可以扩张解释，发生冲突时，容易留下法律空子，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出现相关案例时，即使出台司法解释予以规范，仍容易造成被动和立法不严谨的局面。笔者认为应参考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对夫妻间归属不明的财产，推定为共有。
（三）关于继承或赠与所得财产的归属问题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不论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继承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将夫妻一方依法继承的财产归属为共同财产，等于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我国《继承法》相关条款矛盾；同时，对遗嘱继承中继承人的财产归为夫妻共同财产，无异于变更了遗嘱，违背了立遗嘱人的个人意愿，不符合遗嘱继承的立法原则。世界上很多国家就继承所得财产归属，不论何种继承方式，均规定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属于受赠人个人。
（四）进一步明确约定财产制的规定和实施
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但事实上在我国还未得到积极有效的实施。 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人们婚姻观念的影响之外，还包括未进一步健全该项法律制度。 从约定财产制的类型方面看，世界各国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选择式约定财产制,其主要内容是，在民法上设置几种典型的夫妻财产制，由当事人从中选择一种作为其相互间实行的财产制，而不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规定之外的夫妻财产制。另一种是任意式约定财产制。起主要内容是通过设置几种典型的夫妻财产制，对约定的内容，在不违反法律的一般规定，允许当事人自行创造。为了解决当事人对财产约定的多元化要求，当事人可就不同财产，采取多种不同的财产制，以使其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我国修订后《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使约定财产制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为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服务。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民法、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财产自由处置，是约定财产制应当达到的法律目标。再则，对夫妻约定财产协议应在立法上规定公示程序，未经公示程序不得对抗第三人，这样可以避免夫妻通过财产协议来逃避债务，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五）建立较完备的夫妻共同财产管理制度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占有、处分、使用、管理、收益仅有概括性的规定，即“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理权”。随着夫妻财产被大量用于生产、投资和经营，产生的纠纷和问题增多，处理起来难度大，并且大量存在损害第三人权益的现象，如以共同财产投资经营的一方借另一方未同意撕毁已与第三方签定的合同；本应共同偿还的债务推托给一方偿还等等。目前应对生产、经营性的夫妻共同财产设立夫妻财产管理人制度，由双方约定一方为管理人，或法律规定一方为管理人，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业主为管理人，另一方全权委托，管理人有权行使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的权益，而权利后果则由双方承担。但为处分行为时，就共同财产的全部、共同财产的不动产部分进行处分以及以共同财产为赠与行为时须征得非管理一方的同意。
五、夫妻财产制度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国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度内容十分丰富，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很多。进一步解决此类问题，对我国的社会实践生活，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社会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势必给我国婚姻制度也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和新的战，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提高，早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完善的婚姻家庭财产制度。
注释：
①原《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巫昌祯、丁露主编：《新婚姻法百问》，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年5月北京第一版。
3、高洪宾编：《婚姻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浙江审判》2001年6月第6期。
4、梁书文主编：《婚姻法及相关规定条文新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5、曾兴华编：《婚姻法与继承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6、张献军主编：《婚姻法新释与例解》，同心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8
1.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是：()
A.财政法律关系 B.财政行为
C.财政关系 D.财政法律行为
2.对于财政收入主要方式之所以选择税收，表述错误的是()
A.税收数额巨大且稳定 B.税收征收易于操作
C.税收的无偿性 D.税收具有强制性
3.我国自1994年1月1日起改革过去的财政管理体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 )财政管理体制?
A.地方财政包干体制 B.中央地方按比例分享制
C.中央地统收统支制 D.分税制
4.我国目前的财政监督机关是: ()
A.权力机关 B.政府财政机关
C.审计机关 D.司法机关
5.财政法的功能与财政的职能之间的关系是：()
A.财政法的功能就是财政的职能
B.财政法的功能与财政的职能是完全不同的，二者没有任何联系
C.财政法的功能是保障财政职能的实现，二者既有区别也有密切联系
D.财政法的功能与财政的职能在现代社会是完全一致的
6.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效力范围包括( )方面。
A.财政法的立法领域
B.财政法的执法领域
C.财政法的司法领域
D.财政法部门全部领域，对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各个环节都有普遍约束力和一般指导意义
7.下列( )基本原则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A.财政民主主义 B.财政法定主义
C.财政健全主义 D.财政平等主义
8.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 )法的历史?
A.行政法史 B.经济法史
C.财政法史 D.民法史
9.目前，下列哪一法律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中形式上居于基本法的地位?
A.预算法 B.财政收支划分法
C.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法 D.税收征管法
10.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财政平等主义仅仅限于( )范围内的平等?
A.财政部门与财政相对人之间 B.财政相对人相互之间
C.同级财政行政机关相互之间 D.上下级财政行政机关相互之间
二、多项选择题
1.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下列关于财政概念的表述，正确的( )
A.财政可以是指一种行为，即国家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
B.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
C.可以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
D.可以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
2.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阶段，财政法虽然理论上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旧会变成国家行使财政权力的手段或工具。具体的表现主要有()
A.大量的财政法规由政府执法部门制定，财政的民主统制被视为毫无必要的妄谈
B.财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规范财政权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国家政策
C.人民不仅难以实现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在具体的财政执法中也难以得到程序的保障
D.财政法在总体上已经不再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3.从形式上看，财政关系可以分为( )具体的社会关系。
A.财政收入关系 B.财政管理关系 C.财政支出关系 D.财政监督关系
4.财政收入法主要包括( )内容。
A.预算法 B.税法 C.国债法 D.费用征收法
5.现代财政法的具体功能包括哪些?
A.财政权力授予功能 B.财政权力规范功能
C.财政权力监督功能 D.财政权力行使功能
6.财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哪些?
A.财政民主主义 B.财政法定主义
C.财政健全主义 D.财政平等主义
7.一般而言，由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对财政事项的决定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进行?
A.对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 B.直接行使各种财政权力
C.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 D.通过舆论进行监督
8.财政平等主义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从制度上则主要体现一种平等的对待，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平等?
A.财政收入方面义务人的平等牺牲 B.财政开支方面权利人的平等受益
C.财政程序方面的同等条件同等处理 D.财政权力行使方面的同等地位
9.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曾于1912年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的基本职权包括哪些?
A.预算 B.决算 C.募集公债 D.财政司法
10.1949年至1957年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法的建立时期，这一时期财政立法的基础是什么?
A.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B.1954年的《宪法》
C.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D.1950年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三、简答题
1.简述财税法体系。
2.简述财政民主主义及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