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劳动教育分析篇1

关健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

作者简介：林振东(1966-)，男，福建龙岩人，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17-0035-05

一、现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成人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农民工的多种需要

现有的成人教育体制在时间安排上基本上采用全日制，在收费上往往令农民工望而却步，在班级安排上使具有不同经历的农民工与未走出过校门的学生坐在同一教室里，在教学内容上不符合农民工的生活实际，在教材用语方面不符合农民I的思维习惯，等等。目前，虽然部分省、市如上海已经开办了专门的农民工学校以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但那些传统的职业学校很难迅速改变它们的时间安排、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管理形式等。现有的成人教育体系是农民工所不能接受的，现有的成人教育费用对于农民工来说更是无法承担的。此外，农民工来自农村，他们固有的生活体验、生活习惯、思维观念、文化观念具有特殊性，这也注定针对市民的传统成教体系无法胜任对农民工的教育工作。因此，教育部门要面对现实冷静思考。吸引农民工走进学校，学校教学、管理等方面要进行适时调整。

(二)现行农民工教育缺乏系统的安排

农民工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而目前的农民工教育所缺乏的是：统筹安排与协调不一致，政府、用人单位、职业学校、社会办学力量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与系统安排。

1　多头管理的培训模式制约了对农民工培训的实施。目前，农民工培训工作的主管部门有农业、科协、教育、劳动人事部门，地方主要是县乡政府，这种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农民工培训布局使得培训无法形成总体的统一规划，各部门相互推委责任下压，势必造成培训工作最终落在县乡基层政府头上。而基层政府根本没有财力投在对农民工的教育上，农民工培训吸引民间投资和社会捐助的能力又很薄弱，致使我国农村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市场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经济市场化进程。

由于各级政府缺乏一套统一协调机制，政府、企业与职业学校之间也缺乏沟通与联系，而出现“民工潮”这种供不应求与供求错位的问题。

2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极大，他们与用人单位的合作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因此具有盈利性质的企业和用人单位是不会花大力气对农民工进行技能与职业道德的培训，更不用说系统性教育。政府相关部门对此缺乏指导与监督机制，而职业学校对此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弥补。

3　职业学校的办学缺乏政府的宏观指导与人才市场需求信息的引导，出现了无计划性与盲目性。由于农村条件限制。目前许多打工者只能在城里寻求培训。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单位或个人趁此机会开办一些不重实际效果只图收费的培训班，有的一味追求对农民进行所谓的强制性培训，只要交了钱，就可以拿到务工证。还有一些培训学校乘机到处招摇撞骗。宣称有学历、解决就业出路，使得一些迫切希望掌握劳动技能的打工者节衣缩食交了培训费，却学不到真本事，工作依然难找。笔者认为，政府需对社会力量办学加大监控，对一些违法办学机构加以取缔以保证职业学校办学市场的规范化，切实引导农民工参与能为他们带来收益的培训。

(三)农民工自身的积极性不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家庭生活负担过重、工作繁忙辛苦而缺少时间、年龄偏大、收费过高等等。笔者认为。由于城市自身出现的就业压力问题与下岗问题，即使是接受过教育与培训的农民工也很难找到能够与其教育投入相一致的工作，这便造成农民工对教育的高期望与低效益的矛盾心理。

二、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实施农民工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政府的扶持。为农民工教育提供有益的社会大背景。“民工潮”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关于农民工的系统安排已纳入到各级政府的规划范围。

第二、农民工自身对教育的渴望。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农民工往往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活，所以他们比其他农民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尽管农民工具有对教育的高期望与低效益的矛盾心理，但他们也明白接受较多的教育意味着自身竞争力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和命运的改变，所以农民工自身对教育是感兴趣的。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农民工非常重视其自身的教育。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智力水平、接受能力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他们接受教育提供了前提条件。据统计，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在16―25岁之间，位于技能开发的最佳年龄阶段。

第四、对农民工教育的不断深入探索和研究，将会不断地给农民工教育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近些年来。关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人口的专门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这无疑给农民工教育研究提供宏观理论背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为农民工教育的开展指明方向。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失衡的归因分析

1　企业、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不到位

政府责任缺乏，是农民工参培率不高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依然是农民工，不能享受所奉献城市的社会福利政策，“二元”户籍和经济结构在劳动者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政府部门只是重劳务输出，轻技能培训，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研究不多。指导不全面系统：对与农民工教育培训有关的用人单位、教育机构、从行业的各种关系协调不力：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资源整合不够，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采取的措施不力：没有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同时。政府的服务不够，有关农民工培训和就业的信息渠道不畅通。农村闭塞、农民分散、现代通讯工具少。书报杂志订阅少，农民不知道在哪里学、学什么符合市场的要求；不知道哪儿好就业，只好辗转南北盲目流动。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相关教材开发跟不上形势的要求。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指导不及时，对农民的教育培训结果评价系统不健全。

农民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超强度工作、超时间劳动的背景下还投入学习是不太可能的，加上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常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招用的农民工实施培训，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作长期投资。

有些领导和部门对农民工培训工作只停留在口头上。具体问题落不到实处，相关政策、措施不到位，致使农民工培训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加上农民工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缺乏资金保障。多数培训机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培训所需设施、设备、

培训教材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等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

2　农民工对培训的认识缺乏开拓性、长远性

农民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自然经济冲击下诞生的，其思想与农村自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农民工受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的束缚，视野较窄，目光缺乏长远性和开拓性。首先，对参加培训缺乏足够的动力，79％的农民工并没有像多数学者预言的那样准备“农民变市民”，而只是做好了打几年工。临时赚点钱的打算，最终还是会回归土地，但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要准备变为市民，必然要考虑到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而这个门槛对于农民工来说实在不容易逾越，这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缺乏足够的动力参加培训。其次，对培训内容的选择缺乏长远性，为了让农民工永远转移进城市，培训内容应该是丰富的，如法律知识、纪律与时间效率观念、自我保护意识以及职业技能培训等。但是。农民工大多只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在对培训内容的选择上，更看中的是短期收益。第三，对培训的成本和收益缺乏正确的认识。参加培训是要付出成本的，即培训的费用和培训所需的时间，后者构成了培训的机会成本。

3　政府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配套政策

从目前国家颁布的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文件来看，主要是阐述怎样培训农民，以促进农民非农化，而缺少对农民非农化问题的配套规划和阐述。事实上，农民工培训工作不仅是对数量众多的农民进行培训，更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必须要有农民非农化的长期规划，农民工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农民工素质，使农民工适应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实现在城镇就业，最终使农民工融入城镇。同时，经过培训并已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是否依然是农民，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社会待遇，给予他们什么样的社会定位，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这也是农民工培训的政策领域存在的障碍因素。

4　缺乏对现有资源的有效整合

首先，在培训机构上缺乏有效供给，以学校为本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忽视劳动力市场需求。难以向农民工提供具有较强针对性、实用性的教育培训。其次，在培训内容上缺乏有效的供给，各类培训机构在培训内容供给上也是极不平衡，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5　缺乏有效的培训质量控制体系

农村青年满怀希望参加外出务工人员培训班，希望能学到点实用技能。但是，结果却大失所望，“技能培训全在黑板上学。这又不是初高中。哪儿能真的学到东西啊”。于是。没过几天班里没剩下多少人，这不仅仅反映出当前农民工培训的现状。更折射出当前农民工培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优秀的师资，切合实际的培训教材不多。教学手段陈旧单一，实践教学严重不足，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政府还没有有效的农民工培训质量评估控制体系，难以促进培训质量的提高，培训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频繁的职业变动使企业和单位不愿为其提供教育和培训。

农民工受教育培训机会的获得与其职业的不稳定和多变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因此农民工外出找工作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他们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劳动法》也没有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同时他们自己的法律意识也很淡薄，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利用法律缺陷和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丰富。采取短期使用农民工的策略，以降低企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农民工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或不愿长期干一种工作。也经常会不辞而别。因此农民工很难与企业或单位建立起稳定的契约关系。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使企业或单位不愿拿钱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和培训。

三、培训的模式思路

(一)构建以输入地区在职教育为主的农民工教育模式

农民工教育由以职前培训为主转变为以在职教育为主，更符合当前农民工的实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农民工群体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农民工文化基础较差，多为文盲与半文盲，年龄较大。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工作流动性强。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主要是为养家糊口。对他们而言。城市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由于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经验，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工教育重点为职前的引导性培训，辅之以职业技能培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年龄特征趋于年轻化。以青壮年为主，其文化素质较前一代农民工高，他们从农村出来的主要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糊口，更期望自己能够长期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工的这些变化，必然要求农民工教育由以职前的引导性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为主，转变为以在职培训和加强融入城市所必须的文化知识教育为主。

(二)MES模式

MES(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课程模式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一种“模块式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意为“适于就业技能的模块组合”。由于农民工受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的制约，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课程不应该是固定和系统化的，应该是农民工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进行灵活选择。MES课程模式提供了适于自学的学习材料。强调学员的自学，这样能使学员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能为农民工节省时间、节省费用。

(三)富平模式

“富平模式”，即“民办公助”的培训――就业――权益保护一体化的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富平学校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等人出资于2002年成立的职业学校。是我国第一个“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股份制有限责任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它以市场化的操作方式，针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探索出培训和就业“一条龙”的运作方式。

(四)订单加定向式教育模式

“订单加定向式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参与合作的企事业单位与教育部门签订人才培养培训合同，优先录用合作院校的毕业生，并要积极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在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人才规格、知识技能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学习成果评估等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样学生成材率和就业率都比较高，教育部门与用人单位以及被培养者三赢。在全球化经营中，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于是。一些知名企业提出并实施超前“定做人才”战略，“订单式加定向式教育”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方面学校教育目标明确，教育内容专一，教育方法是动手与动脑相结合，学校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学生一旦进入就业岗位。其适应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减少了学生的就业压力。给学生入学就业吃了“定心丸”，使学生能够静下心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

(五)补偿教育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副主委陈守义提

出实施补偿教育，把农民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他认为，社会上琳琅满目的教育培训机构，对于广大农民工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农民工迫切需要的是适合他们的成人教育模式。所谓对农民工的“补偿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从硬性的国家和地方政策方面，通过有关的政策法规将对农民工的补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如可通过部分财政拨款与雇主、农民工共同负担经费，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等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学历、专业技能、法律常识、公共道德方面的教育。如就地开办培训班、知识讲座等；二是从柔性的文化熏陶、文化感染和文化享受的角度，为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提供服务。图书馆、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公益性文化单位都应向农民工开放，为农民工看书阅报、学习科技知识等提供方便。

四、教育培训的保障机制

(一)启动先行地区的试点，加强农民工培训的立法工作

为了切实加强农民工培训，许多发达国家都注意通过立法措施支持农民工培训，明确农民工培训或农村职业教育的地位、内容和资金投入，依据法律规范利益相关者和行为，并协调其相互关系。此项工作虽然已经开始引起我国相关部门的重视，但是，我国农民工培训的专门立法工作，在总体上尚未启动，甚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我国的农民工培训工作仍处于加快启动和多元分化的阶段，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工培训专门立法，条件尚不成熟，操之过急有可能产生物极必反的结果。但可在局部先行地区，加快农民工培训立法的试点工作，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条例的形式，形成约束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其相互关系、维护农民工培训市场秩序的基本依据。借此，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工培训的立法工作积累经验。

(二)引入竞争与市场运作机制促进农民工培训模式的改造与培训质量的提高

1　鼓动各地因地制宜地建立诱导不同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机制，以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融资机制的诱导功能

借鉴国际经验和现行政策的基础上，第一，借鉴农村信用社对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的经验，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扶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受训农民及其转移和创业：或利用财政资金对受训农民的创业贷款提供部分贴息。第二，在加强部门合作的基础上将农民培训和鼓励农民自愿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结合起来，对于受训农民参加职业技能鉴定，降低收费标准。第三，允许用人企业将农民工培训经费的一部分冲抵企业税收，以便于激发用人企业开展农民培训的积极性，

2　积极营造不同类型培训机构平等竞争的环境。强化市场对农民工培训机构的筛选机制。加强农民培训示范学校或示范基地建设

对现有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的整合、集成与利用，应该在鼓励和诱导不同类型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农民工培训的同时，一方面注意利用和改造政府及准政府系统现有的培训资源，促进其焕发生机活力并挖掘其培训潜力；另一方面，积极扶持企业、民间培训机构和农民专业协会、专业技术经济研究会、行业协会培训体系的成长，逐步形成鼓励不同培训主体有序分工、公平竞争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与此同时，对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的整合、集成与利用。应该主要服务于培训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的目标，而不是救活培训机构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共同加强农民工培训示范学校或示范基地建设。

(三)企业端正理念，承担主体责任

劳动教育分析篇2

[关键词]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江苏；产业环境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74

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是实现和完成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从江苏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来看，必须要有充足的、受过专门教育的以及能够适应未来经济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分析江苏省当前产业环境下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以及影响需求的因素。

1江苏省产业环境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岗位充足，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近年来，江苏省各地深入实施就业富民、创业富民和社保富民等行动，积极构建转移就业、素质就业、平等就业、创业就业和稳定就业“五位一体”的农民就业创业新格局。“十二五”时期，江苏创建创新型省份，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48%，三大产业实现了“三二一”的标志性转变。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旅游业也呈现突破性增长。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江苏省2014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383万人，其中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2572万人，到2014年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已超过七成，全省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8572万人。其中培训农村劳动力2265万人，有404万农民享受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政策。截至2015年年底，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1875万人，转移率超过70%。

2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的需求现状分析21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

调查显示，江苏农村转移劳动力有着较强的培训需求，有625%的农村居民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各类免费培训。其中，表示愿意参加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免费培训的占285%；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免费培训的占155%，愿意参加农产品加工技术免费培训的占129%，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免费培训的占123%，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免费培训的占86%，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免费培训的占61%。

22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技能培训的需求呈现多样化

调查表明，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需求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在表示愿意参加教育和培训的人中，苏北地区明显高于苏南、苏中；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培训的，苏南略高；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培训的，苏中略低；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培训的，苏北略低；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培训的，苏北略低。

江苏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意愿充分的有利因素，主要是江苏经济形势良好，就业岗位充足，收入水平高。2014年，江苏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12元，比上年增长118%，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江苏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提高。但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劳动文化程度低，外出从事行业多以体力劳动为主，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岗位就业者还偏少，也是促使江苏农村劳动力产生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因素之一。苏南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由于受学历层次、劳动技能和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员以一线工作为主的居多，职业的低层次明显。大多数外来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只能在普通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以二、三产业中的加工制造、商业服务、餐饮服务、居民生活服务、物流运输操作等。

23企业和社会方面对劳动者专业技能等资质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上的要求，直接体现为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很多单位对新招录人员要求至少高中文化程度，或者为大中专职业院校甚至大学本科及以上，或者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转移劳动力中的年轻人更看重学历层次，也越来越希望通^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在城市就业的劳动技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3影响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主要因素31年轻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相对旺盛

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教育与培训的意愿，特别是参与非农业技能培训的意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的趋势。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年龄偏高的劳动力，由于其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较高，而且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希望改变现有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因此，年轻转移劳动力更希望通过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

32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有过教育培训经历的人员有更强的培训意愿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就越强，越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曾经参加过教育培训的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的形式、内容及培训收益和效果等信息了解得更充分，而且前期的教育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技能和收入水平，职业和收入的改善有利于他们对新的教育培训形成良性的预期，大大提高了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合理的培训时间安排、灵活的培训形式以及资质较高的培训机构，能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培训的认可。总的来说，文化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收入相对较高，承担教育培训成本的能力相对就较强。

33企业和社会对劳动力的资质要求，是激励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教育培训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必然的刚性需求。目前，江苏省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已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转变，企业对劳动力的文化知识、学历程度、专业技能等要求逐步提高。加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技能培训的力度，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劳务输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面对社会对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资质要求越来越高的趋势，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技能的意愿会更迫切。

4改善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思考41完善培训需求信息化服务，突出年轻人作为教育培训对象的重点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关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使需求调研动态化、制度化，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机制。基层政府、培训机构和学校要进行多渠道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现代媒体工具，搭建政府培养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信息平台，及时向农村劳动力和社会公布相关培训和政策信息，使有转移需求的农村劳动力了解培训的项目和内容，激发他们的培训动机。关注农村新增劳动力，确保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免费参加短期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42创新内容与形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

对培训效果的主观评价是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主观看法的形成取决于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时间的适应性、培训形式的灵活性及培训机构的资质等。因此，政府要加强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企业、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及职业介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灵活办学，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劳动力转移的趋向，多形式、多渠道组织教育培训。以劳动力需求为中心，创新培训内容。引入竞争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加强对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资质认定和审查，提高教育培训师资的素质，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学校与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机构的信任和对效果的J可。

43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做好人力资源战略储备各地政府要能够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产业升级的潜在需求，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进行战略性的人员培养和储备。教育培训部门可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和要求以及行业企业提出的岗位能力，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提升受训人员的技能水平，真正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作技能和就业技能，保障参与教育的培训者的投资回报。

参考文献：

[1]田妹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苏州农村劳动力培训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1）：46-49

[2]高珊，周春芳农村劳动力参与培训的现状及需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32）：16021-16022，16030

[3]江苏省统计局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劳动教育分析篇3

一、调查数据统计

首先分析广东省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就业特征等。经过对问卷调查所得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我们了解到，广东省企业劳动力中超过60%的被调查劳动力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男女比例接近1:1；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约为30.4岁，以青壮年为主，广东省本省户籍劳动力与非本省户籍的劳动力数量比例接近1:1。而在就业情况方面，近80%的被调查劳动力的职位处于“无职位”、“基层”状态，中层职位和高层职位占比很少。而在劳动力收入方面，数据显示劳动力月工资的均值为2307.3元/月，众数为2000元/月，标准差达到1753.96元/月，近九成的劳动力月工资分布在800～3500元/月的范围，大部分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劳动力接受教育及培训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1050个被试参加了职业教育，占总被试的33.8%，而未参加职业教育的被试数量为2054，占比66.2%；参加中专、技校、职高职专等中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7.9%，参加大专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5.9%。从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可见，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整体普及程度不是很高，职业教育的水平等级也较为偏低，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人数不多。

二、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与收入的回归分析

（1）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收入状况差异分析。利用spss统计数据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职业教育情况下广东省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差异进行检验。统计数据显示，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450.58，标准差为1911.21，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234.06，标准差为1663.59，二者的平均数均为2000，t=3.117，df=1875，p=0.002。结果表明，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在月工资收入上差异显著（p<0.01）。整体看来，不同职业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月工资收入差异显著。在月工资均值方面，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均值高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分布状况方面，两者的月工资收入的中位数相同，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的标准差显著大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

（2）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入差异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差异。为了准确判断出职业教育是否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技能来提高劳动力收入，以及对现有收入的影响程度，本章节利用计算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明瑟方程，通过回归模型进一步深入揭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劳动力的个人月工资收入为因变量，职业教育为自变量，进行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分析数据表明，相关系数R=0.033，决定系数R2<0.001，F=1.417，标准化回归系数=0.033，t=1.190，可知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回归方程不显著（P>0.05），职业教育能够解释月工资总变异的不足0.1%。从估计的回归方程可知：未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2236.049，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为2339.127。根据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可知，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不会造成劳动力月工资的差异。

三、结论及建议

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之一，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匹配、与人力资源配置相适应，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本研究通过对以广东省为例的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和影响的分析，浅谈若干相关政策和建议。

（1）整合师资力量，有效约束培训结构和职业院校做精做强。职业院校要具有一支符合职业教育特点、教学要求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教师既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能够胜任理论知识教学，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对市场需求和发展有敏感而精准的把握。这就要求职业院校改进整体师资力量不够强、待遇激励不足的现状，完善职称评定和任务安排，制定相应的绩效激励；同时开展公办职业和技工院校向落后地区师资培训和交流、共建培训基地。

（2）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转变政府职能。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数据表明，个人投资职业教育成本高，投资积极性会由于直接成本过高而降低，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社会捐资集资办学经费停滞不前，致使职业教育经费高度紧张。国家应加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适当降低个人参与职业教育的投资成本压力，让更多的劳动力能够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更好的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3）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实行“校企结合”。在培养机制和体制上，传统的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市场未能实现很好地接轨，这也是导致技能人才缺失的最根本原因，技能人才与产业的“无缝对接”也就难以做到。职业教育应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结合自身的现实条件和发展目标，着力建设较高水平的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及时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以达到职业学校教育与市场需求的有效结合。

劳动教育分析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 区域经济 互动发展 探析

[中图分类号] 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12-0244-01

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是高等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适用性所面临的紧要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将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服务经济发展，并纷纷发起了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的项目研究。这是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这种互动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经济发展实质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劳动者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的好坏和自然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的提升都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现代经济学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受限于自然条件和资本限制，可带来的增长比重将达到一定极限，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智力因素的作用持续增长，由于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而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科学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不竭的增长点。

高等教育哲学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探讨深奥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与高等教育主动和自主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方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一方面，通过直接进行科学研究推动科技发展，加速科学技术尽快地在生产中运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经济效益。

二、研究的现实基础探析

高等教育产生的根源是知识的传承，数千年的发展使高等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基本任务，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化而来的。从古希腊学园、拜占廷和阿拉伯的高等教育开始，一直到19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唯一的任务就是人才培养。19世纪的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打破了高等教育的封闭性培养，提出发展科学研究的任务。20世纪初，美国提出的威斯康星思想再次为高等教育增加了新的职能，即服务社会。至此，高等教育的三大任务共生在现代大学中。三大任务的拓展过程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经济、社会和科学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历史要求。

近百年来，高等教育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充分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带动着这些国家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19世纪爆发了“新大学运动”，使高等教育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强调了大学的实用性，人们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科学研究，推动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互动。

三、研究的实践探析

近代学者不满足对于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理论和宏观论证，逐渐尝试使用计算模型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两者的互动关系。

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同等的生产投资来计算，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经济效益来论证教育对经济的效益。丹尼森从历史统计分析中度量影响增长的各种因素，并将教育提高纳入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之内，计算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归于教育的比例。卢卡斯将高等教育作为推进生产活动的人力资本被划入为无形资本范畴，提出他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即两资本模型），并据此得出了人力资本的增长率。

国内学者运用这些经济模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发现了高等教育和经济的相关性，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试图模拟二者的动态关系。特别是对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两者的协调程度。部分学者针对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的互动关系。

总之，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在学者的努力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还应继续，使高等教育跟好的服务经济，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4.

劳动教育分析篇5

关键词：教育；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工作流动；作用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1-004-03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产业升级使得产业所需的文化技术成分日益厚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逐步提高。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力随之显现、形成、深化。在此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流动显得尤为重要，当劳动力流动所需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流动就会受阻。二者之间实际的作用关系错综复杂，笔者引入“力”的概念来助于明晰，以“力的三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作为切人点，初探教育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一、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大小

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生产、积累和维持人力资本的方式。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而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正规教育。

劳动力流动为劳动者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更换和转换，也包括正在求职的失业者的移动。其中，宏观劳动力流动是指各地区的户籍流动抑或劳动者地区性的转移。而本文旨在研究的微观劳动力工作流动是指雇员从一个工作单位转换到另一个工作单位，或者说是雇员的雇主发生了改变。按照工作流动的性质，劳动力工作流动可以分为辞职和被解雇。正规教育（即学历）与劳动力工作流动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正规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工作稳定性，而劳动力工作在向上流动中会产生教育需求，当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工作流动就会受阻。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正规教育与工作稳定性呈正相关。大专及以上学历换过工作的比率明显低于大专以下学历，这多半也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多以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求职，故换过工作的比率更高。同时可以看出大专及以上被辞退的比率最低，行政级别及晋升比率也最高。一方面，初中以上学历主动跳槽率较高，且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主动跳槽率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学历越高，被辞退的比例越小，劳动力流动越少。文盲/半文盲主动跳槽和被辞退的比例也都较小，与其所受教育水平以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

在表2的2010年城镇失业人员比例中，明显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上学历失业人员比例呈急速下降趋势，因为我国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暂不考虑初中以下学历。

综上可见，正规教育水平越高，雇员的工作稳定性越强，雇员在劳动力工作流动中的被动性相对减弱。

二、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方向分析

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极其明显。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改善当前处境的愿望比较强烈，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更加敏感。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更明显，从迁移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二者的作用力显而易见，但作用方向还需探究。

借鉴唐纳德博格、朗格辛、罗理和穆勒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推一拉”理论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是由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正面的积极因素；另一种则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负面消极因素。据此，笔者试从推动力和拉动力两个方向分析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又分为工作和个人两个维度，整理见表3。

表3从推动力和拉动力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众多因素中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主因却占有很大比例，成为重要作用力。此外，需要补充以下三点：第一，对个人而言，教育水平较低或只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容易在经济危机或者公司效益减少时被解雇。反之，高学历可作为一种信号容易被雇主识别，从而成功转换工作单位和角色，也会得到大于或等于之前的工作报酬。第二，对子女考虑，教育具有地区差异，较低的教育条件和环境不利于子女的长期发展。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不少父母选择辞职，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佳话。由于能够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而对劳动力工作流动构成巨大拉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拉力只对部分家中有学龄子女的劳动力构成拉力。第三，对企业而言，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由于培训体系完善，对员工进行特殊培训或长期培训，员工所学的知识只能在该企业运用，这也极大降低了员工辞职率，减少劳动力的工作流动。比较而言只接受普通培训或培训不足的员工在离职人群中占较大比例。

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力点分析

1 教育能够增强生产能力，提高人力资本配置能力。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直接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个体的收入，也带来了溢出的社会效益，也即教育具有很强的生产功能。因为教育、培训和劳动力流动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三个主要渠道。教育能增强人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劳动生产率越高，收入就越高。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通过分析“教育投资一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教育的经济价值。

相反，筛选理论承认教育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推动力，但否认是教育提高了生产率，认为教育和生产率之间只是一种间接关系。教育只是表示个人能力的一种工具，为雇主选择、识别高能力的雇员，便于能岗匹配，即承认教育的配置能力。所以，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能力和（或）配置能力就越强，劳动收入就越高，更有助于优化劳动力供求市场。但是这一能力的实现也是有条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和限制劳动力流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收入差距很小甚至颠倒。赖德胜也提出，教育收入功能的发挥程度是有条件的，只有具备相应的条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才能充分增加劳动收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2 教育能够提供筛选信号。首先，筛选理论认为雇主与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时，由于并不能直接了解这些人的内在能力和特点，便凭借天生的“标识”（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和后天获得的“信号”（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特别是通过受教育信息了解求职者的能力，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容易克服工作流动中的障碍。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流动性。处于由小公司组成的收入低、晋升机会少、工作不稳定、易被解雇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很难进入到由大公司、政府管理部门等组成的收入高、晋升机会多、就业稳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教育是决定求职者进入哪一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越大。瑟罗（Thurow）也认为教育并非单纯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事实上，它还为雇主提供受雇者是否具有可培训性的信号。因此，教育是一种筛选工具，它能提供有关受雇者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信息。

3 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弱化具有一定作用。雇主们希望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应该由受过足够教育、掌握足够知识技能的工人担任，因为这些工人具有可培训性。因此，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如果缺乏足够的教育知识技能，就只能待在次要劳动力市场。Bosanquet和Doering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府的人力资源政策，但教育对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一定作用，是工人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基本条件，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4 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点分析。Jacoby曾提到在20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率。加里・贝克尔也认为培训在形成人力资本中有重要作用，并把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即现在把培训根据成本收益分为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普通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对多个企业同样有用。特殊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仅对目前受雇的企业有用。

从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两个角度分析其对劳动力流动会得到不同答案。从特殊培训出发，较之次要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对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Bosanquet和Doeringer指出：企业特殊培训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都有动力建立比较稳定的雇佣关系，因为雇主提供较高成本为雇员进行特殊培训，如果此雇员离开，雇主还得再次对其他雇员进行培训，所以，雇主不希望经常性地更换雇员；而对于雇员来说，他在公司里接受的培训仅仅在这家公司有用武之地，所以，雇员也不愿经常性地更换工作。因此，特殊培训会抑制工作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培训增加了雇员的通用人力资本，雇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工作流动。

四、启示

1 以青年教育为核心带动劳动力生产水平整体发展。正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相对复杂，对个体、企业、国家作用力的大小有别，关键点在于加强对青年的教育。青年是企业未来的脊梁，寄托着国家的希望，青年个体素质的整体提高将带动科技创新及高新产业的发展。在微观上促进就业；在中观上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在宏观上拉动经济水平，提升产业发展。欧盟负责就业事务的委员明确指出，欧盟一半失业者因缺乏专业技能而不能适应目前劳动市场的需求。“欧洲工业圆桌会议”发表的报告也明确表示，现在“雇主需要的是独立自主、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的人”。为此，欧洲卢森堡就业问题特别首脑会议曾决定五年内把25岁以下青年失业人员的培训率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对青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此作为核心带动劳动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不失为有效途径。

2 劳动力市场中可根据角色定位调整培训形式。对雇主而言，教育作为筛选机制里的“信号”，一方面，能使他们快速定位到合适专业水平和能力的人才，但实现能岗匹配还需多方面的考察，学历不是唯一条件；另一方面，采取特殊培训可以留住专有人才，减少员工流失。对雇员而言，经过一般培训或继续教育后自己的通用性提高对工作的选择余地更大，而通过特殊培训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提高，进一步稳固了职业。所以不同的培训都有助于形成劳动力的合理供给，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不同领域劳动力的需求，平衡供求缓解矛盾。

劳动教育分析篇6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 经济增长 问题 对策

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知识，缓解劳动力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职业教育对推动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于一体的农业大省，生产力低下，农业发展欠缺，教育科技落后，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率和劳动技术水平，必须高度重视与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一、云南省中等职业毕业生数对促进人均GDP增长的实证分析

中等职业教育定位于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数以亿计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了对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意义进行探讨，需要定量的分析其与国民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找到影响中等职业教育对促进人均GDP的增长的共性，首先我们从全国范围来分析二者之间的互促关系。

选取98年至08年中我国劳动力中受各种教育程度的人数来分析，其中受教育的毕业生人数作为个案，从中比较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以及受普通初中教育的毕业生与人均GDP的值来分析其中的相关性。如表1所示：

由于保证数列的平稳性以及缩小数列之间的差距，这里对给出的数据做一些取平均值的相应处理。

1.模型的建立

以1998年-2008年的样本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设立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设为Y,初中和中职的受教育人数分别为解释变量设为x1和x2。初步模型的设立为Y=β0+β1 x1+β2 x2

2.分析结果解释

通过E-views分析，计量分析必须建立在时间序列平稳的基础上，因此对上述数列的单位根进行检验，考虑到数据的平稳性和可比较性，这里对X和Y 的值分别取对数，lnx, lny。

由此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变量差分后，ADF值在5%与1%临界值之间，表明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检验，也就是说lny，lnx1，lnx2都是平稳的数列。针对单位根的检验完成后，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我们继续对数列进行协整检验。

通过上述协整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迹统计量Trace Statistic>0.0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即78.299＞24.276；35.982＞17.797。所以，上述数列是存在协整关系的。通过上述检验后，可以对数列进行模型的建立。

得出模型：lny=-67.17+2.91lnx1+1.94lnx2

-9.638.937.42

R2=0.938 DW=1.255

通过E-views的检验建模，可以看出，从全国范围来看，11年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β2=1.94就说明每增加一个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人均GDP就增加1.94元，R2=0.938说明样本回归直线能力为93.79%解释，表示我国人均GDP总变差中，有普通初中毕业生与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解释部分占93.79%，拟合度比较高，统计检验全部通过，说明国民经济的增长的假设可以用受教育程度来描述，虽然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与其他学历教育相比仍然不景气。从上述分析结果来看，受普通初中教育的毕业生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人均GDP中，β1>β2=2.91>1.94说明普通初中教育相比中等职业教育对人均GDP的影响更大。

可以推断，云南省中等职业教育对拉动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考虑到对比效果的明显，我们同样选取1998年至2008年云南省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数与人均GDP来分析（表2），中职毕业生数的增长与人均GDP的增长是正相关的，从毕业生数上看，中等职业毕业生数在逐年增加，从图1看出二者在呈现相同的趋势发展，在2005年，由于统计的单位不同，人均GDP要高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从2005年以后，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数增长都相对缓慢。

图1：云南省1998年-2008年毕业生人数及人均GDP(单位：万人，千元)

数据来源：云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云南省统计年鉴（2009）

二、云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程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经济收入增长

1.云南中等职业教育能增加农村劳动力经济收入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掌握新型科技，技术知识的高素质劳动者，中职教育能增加农民的科学知识，增加农产品收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从1998年至2008年的云南省农村劳动力素质基本情况来看，在农村劳动力中没有受过教育以及受过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以上的各种程度的教育与农村的每年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统计根据抽样调查的户口数中按100等分计算所占的比重，（如表3）所示：从98年到2008年随着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文盲率逐渐降低，在总调查人数不变的情况下，除了小学的受教育程度减少的情况下，其他初中，高中，中专以及大专以上的受教育程度比重都在逐渐增加，可以看出中等职业教育程度的比重也从0.66%增加到了1.6%增加了1个百分比，可见，随着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在逐年增加。

2.云南中等职业教育能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

“乡镇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受过专门培训的高素质劳动者的参与和管理，他们能够较快适应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要求，采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推动乡镇企业的现代化发展。”云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更能促进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环境向城市化转移。根据2008年数据显示，云南省农村劳动力在第一、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中分别是5892人，372人，595人，第一产业中就业人口明显偏多，而实际上全省农村劳动力有2112.74万人，庞大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队伍亟待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实行产业结构之间的调整，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云南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分析可知，云南省中等职业教育与人均纯收入是存在相关关系，但这并不代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道路很平稳，中等职业教育与其他学历教育还存在着差距。据统计，“在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全国受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的比例偏少，而2008年云南的统计数据来看，小学及下文化程度劳动力占全省的51%，初中文化程度占41% ，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 6.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0.5%，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6%。

1.课程与教学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与今后工作岗位的切合度，职业的标准等存在一定差距，大多数地区的学校办学定位不明确，基础课与专业课同时进行教学；或者公共课，专业课以及基础课同时进行教学，许多交叉科目与专业的设置都有明显的重复。使用的教材缺乏科学性与实践性，操作性不强，理论依据不明显，这也导致了中职教育的教学质量始终跟不上，此外，“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缺乏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等。”

2.师资队伍参差不齐，生师比较高

目前中等职业教师的队伍不断增大，但是专任教师，“双师型”教师仍然相对偏少，由云南统计年鉴上数据可以看出，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任教师相对其他程度的教育专任教师人数偏少，专业教师缺口较大。按教育部要求，学校的生师比为16:1，而2009年云南省生师比高达29:1。中职教师的专业对口程度，学历的参差不齐，职称结构的不合理，以及较高的师生比都限制了学生素质的培养以及整个中职教育的发展。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育程度，以及复杂的地理地貌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3.教育预算经费短缺

2004-2009年云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均教育经费和预算内事业费总体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2007年至2009年初云南省的教育经费和事业费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连续2年的增幅超过14%，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云南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经费拨款占云南教育预算拨款的比例很低，2007年只占1.88%，2008年有所提高，占2.7%。教育经费投入的偏低，不仅影响师资力量的培养，校舍，教学设备的改善，也影响着学生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

四、加快云南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对策

以云南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是中职教育就业率不高和面向市场化的程度不够，师资力量不强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和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在云南地区的发展。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师生比落实教师编制问题，努力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专业技能和教学教研水平。大力培养“双师型“教师团队，使其成为职业学校教学的中坚力量。提高教师待遇以教师的幸福感，能够按一定比例从企业引进优秀人才进入职业学校，优化“双师型”教学团队结构和功能，强化双师型教师培养和专业发展。

2.增加财政经费投入

在加强政府的统筹办学，财政的投入的同时，还应该发动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等各种社会力量资助、支持、兴办和赞助农村中等职业，发挥办学主体多元化的作用。只有采取一切可能的经费投资形式，调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发展云南中等职业教育，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

3.面向市场化，加强中西东部合作办学

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要面向市场需求，要加强技能型人才供给与需求为向导，完善中等职业学校与行业的合作交流机制，实现学生课程学习，实训实习，就业工作与行业企业的长效合作，特别是与中西部学校合作办学，在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学生们更需要通过职业指导调整自己的就业心态，了解更多的用人信息，提高学生自我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廖其发：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79-322

[2]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73-92

[3]吴忧 王礼力：浅析影响农村青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因素[J].教育与社会，2009(9):16-17

[4]卞灿、任剑：中等职业教育在湖南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思考[J].科技信息，2008（13）：345-346

[5]王贤：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促关系[J].职教论语，2008(11)：54-58

[6]许丽英：新时期欠发达地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职业技术教育，2005(7):57-59

劳动教育分析篇7

关键词 演人力资本；空间距离；农村劳动力转移

一、引 言

我国不仅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就城乡收入差距而言，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前者是后者的3.23倍。就地区收入差距而言，2010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黑龙江相比，前者是后者的2.38倍；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北京和最低的青海相比，前者是后者的4.1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甘肃相比，前者是后者的2.4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甘肃相比，前者是后者的4.08倍，地区之间农村收入差距远大于城镇收入差距。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收入存在差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不同，其就业收入也不同。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也是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受多种因素影响，人力资本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李强（2004）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成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于远距离流动；反之则倾向于近距离流动。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其流动空间也越大，越有可能突破距离的限制，在大城市或发达地区找到工作（阮宜胜，2004；蔡昉，2000）。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并不是呈现正比例，而是呈现出一种倒U型。即当受教育年限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反而倾向于本地寻找非农就业机会，进行非农转移（赵耀辉，1997；shi，2005；刘建进，1997）。杜鹰、白南生和关喆等（1997）的调查结果证实，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更容易进入村办和乡办企业，就近实现非农转移。总体上，目前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对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针对劳动力个体人力资本状况与其转移空间距离选择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山东省临沂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为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提供实证依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模型和数据来源

1. 研究模型和变量选择

由于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指标，是分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而不是连续型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研究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关系，Logistic回归模型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模型。作为一种非线性的概率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对预测变量没有要求，自变量可以是连续变量，也可以是离散变量或者虚拟变量，并且不需要假设它们是联合正态分布。

Logistic模型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它的具体形式为：

P■=F（S■）=■=■？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1）

其中，S■=α+βX■， e代表自然对数的底。

每种情况的发生概率为：

P■=F（S■）=■=■，i=1，2，…，j-1

变量选择如下：

人力资本变量：以受教育程度、是否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是否接受非农技能培训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变量，以性别、年龄、婚否、身体是否健康等作为人力资本的健康变量，以家中是否有电话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信息变量。

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变量：以地球表面距离作为空间距离，显然没有经济学意义。这里，借鉴传统方法，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划分为五种情况，即村内、村外乡内、乡外县内、县外省内、省外等。

分类变量的赋值如表1。

2. 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

为了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影响，本课题组2009年假期和2010年春节期间对临沂市进行问卷调查。临沂市位于山东省的中南部，下辖九县三区，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市。调查样本涉及临沂市一个区（兰山区），三个县（临沭县、莒南县、沂水县）5个乡镇的10个村进行了随机入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530份，取得有效问卷521份，有效率98.3%。

有关样本数据描述如表2和表3。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中的多元Logistic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功能，实证分析临沂市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影响。将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分类变量选入因变量（把村内的样本选为参考变量）。将性别、婚否、是否有农业技能培训、是否有非农业技能培训、身体健康状况、家中是否有电话选入分类变量，将受教育年限、年龄选入连续型变量。在分析方法中选择前向代入法（Forward Entry）进行分析，得到的分析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见：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年龄、教育年限对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有显著影响（Sig.0.05）。为具体观察人力资本状况对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影响，可以利用SPSS所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来分析。

在表5中，转移空间选择=1（村内）作为因变量的参考变量，其参数均为0；性别=1（男性）、身体健康状况=4（较差）作为其分类自变量的参考变量，参数也均为0。人力资本各个方面对劳动力转移空间选择的影响分别讨论如下：

（1）教育年限。相对于村内转移，教育年限对于劳动力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和省外转移均有显著影响（Sig.分别为0.001、0.000和0.000）。相对于向村内转移，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的比重便会分别增加0.287倍、0.527倍和0.981倍。而教育年限对于劳动力向村外乡内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Sig.=0.989）。这就是说，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成正比例关系。

（2）年龄。相对于村内转移，年龄对于劳动力向村外乡内、乡外县内、县外省内和省外转移均有显著影响（Sig.均为0.000）。也就是说，相对于向村内转移，劳动力年龄每增加一岁，其向村外乡内、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的比重分别减少0.077倍、0.131倍、0.12倍和0.178倍。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是逐渐减少。

（3）性别。相对于村内转移，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在村外乡内转移上并无显著性差异（Sig.=0.212）。然而，两者在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上却存在显著性差异（Sig.均为0.000）。相对于村内转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力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内转移的比重分别仅有男性的0.122倍、0.166倍以及0.093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劳动力进行转移的距离要远远大于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

（4）身体健康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出，身体健康状况对劳动力向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为很健康和健康的Sig.均为0.000）。健康状况不好的劳动力很难进行长距离转移，这与前文所分析的转移劳动力多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身体要求较高，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下降，劳动力便很难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只能回乡务农或就近转移是一致的。

四、相关政策建议

前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具有关键性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转移空间距离越大。鉴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缩小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到发达地区就业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1. 完善教育体系，基本实现农村12年教育

目前，全国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为48%，升入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为16%，合计64%。许多城市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达到90%以上，而农村甚至低于4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 2015年和2020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87%和90%。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很艰巨，其关键是延长农村子女教育年限，基本实现“9+3”的12年教育。一是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大幅度提高，要大幅度扩大农村普通高中教育的办学规模，提高农村子女普通高中入学率。二是办好中等职业教育。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小、招生难，根本原因是办学模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要从服务就业出发，创新办学模式，调整专业设置，推进课程改革。首先要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提高学生操作能力。其次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人事制度，确实扭转中等职业学校的师资没有生产实践经历和缺乏专门的职业技能问题，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引进具有一定生产实践经历的人才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再次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大型企业、行业协会与政府联合创办中等职业教育，实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最后要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助学金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大力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建立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教育制度，鼓励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入高职、夜大、职大、电大等各类职业高等教育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

2. 深化教育改革，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

近几年，各地贯彻执行外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由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农民工子女就学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个各地区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落实不平衡，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要充分挖掘、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提高流入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能力。改进学校的预算管理，实行按实际在校生人数拨付经费的办法，这不仅可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还可以鼓励公办学校充分挖掘潜力，增强接收能力。省级财政对农民工流入较多的城市的学校建设给予适当支持，尽快提高其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能力。对经批准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当地政府应当按学生人数拨付义务教育经费，并对教师工资给予补贴。二要降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标准和门槛，简化手续。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规定了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前提条件，如必须具备暂住证、计生证、务工证、用工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凭证等，一证不齐，就把农民工子女就学挡在门外。建议降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标准和门槛，简化审批手续，凭原籍户口簿、暂住证和务工单位证明或营业执照就可到学校申请入学，真正做到“一个不能少”。三要改革学籍管理方式，方便农民工子女入学转学。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建立更加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和接纳学生入学的办法。加快建立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实现中小学校学生课业、学籍等基本信息共享，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管理和入学转学提供便利。四要建立农民工子女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衔接制度。现有的政策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但没有解决在哪里参加中考、在哪里读高中和参加高考问题。因此，要研究解决农民工子女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衔接制度，允许学生在初中学习地参加中考、异地读高中、异地参加高考，建立各地区中考成绩互相承认、异地考高中的制度。2012年8月教育部等部门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提出的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等苛刻的前置条件，基本上不能解决普通农民工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建议尽快出台惠及普通农民工子女的新政策。

3. 加强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的监管，保障农民工健康权益

劳动教育分析篇8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规模；探讨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4）15-11-02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三农”工作的焦点和热点问题，2013年农业部在全国100个县试点探索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认定管理、政策扶持制度。笔者认为，确定合理规模，对于顶层设计新型职业农民3项制度和稳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和先导作用。

安徽省滁州市是农业大市，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业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近，因此，以滁州市为例来探讨新型职业农民规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从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教育培养和政策扶持承载能力等方面进行探讨。

1 滁州市农村劳动力现状

1.1 农村劳动力数量 据《滁州市统计年鉴》统计数据，2012年农村劳动力233.8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66.4%；农村劳动力从业人数208.5万，占农村劳动力81.3%；务农劳动力95.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从业人数45.9%。截至2012年底，全市已转移出农村劳动力112.9万人（表1）。

2 新型职业农民规模分析

2.1 现有（准）规模分析 截至2012年底，根据农村土地流转（3.33hm2以上）情况，以大户户均流转面积为标准折算，从事粮食、经果林及其他生产户数分别为6 643户、813户、210户，合计7 666户（表3）；按照畜禽规模化标准，养殖户数为32 421户（表4）。种养大户合计40 087户，按户均2.8个劳动力（表2）计算，从事种养生产的劳动力总数为112 243人。另外，根据调查统计，现有机防手12 049人、农业经纪人12 359人、农资经销8 075人、农村沼气工700人、村级动物防疫员952人。即：滁州市现有（准）新型职业农民（包括生产、经营和服务人员）总规模为14.6万人，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准）新型职业农民7 666户、2.1万人。

2.2 行业性质分析 新型职业农民分布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经营、服务的各个方面。现代农业是市场农业，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还是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同。在适应市场能力方面，经营>服务>生产，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加工业>养殖业>种植业，经济作物生产>粮食作物生产。从地位来看，粮食作物生产保障的是“米袋子”，养殖业、经济作物生产保障的是“菜篮子”。因此，从事粮食生产的新型职业农民适应市场能力最弱，但地位最重要。

2.3 教育培养能力分析 从理论教学量看（表5及《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试行方案》），按平均每门课141学时计，至少需要开设13门课；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时比例（1∶1）～（1∶2）计，理论教学至少需656学时；按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1∶1计，集中理论教学至少需328学时；按每天8学时/d计，集中理论教学至少需41d，年需集中理论教学20d左右。从理论招生量来看，滁州市具有农业类中职学历教育以上办学资质学校17所，按70个专业班（次）、每个专业班（次）招生40人计，每年可招生2 800人左右，一个5a教育培养周期仅能容纳1.4万人。

2.4 政策扶持能力分析 根据试点情况，政策扶持主要包括教育培训补助、产业发展扶持、社会保险补助等。本文仅对教育培训和养老保险补助两项扶持政策进行分析。教育培训补助，包括免学费、助学补助两项，按每年招生2 800人、平均每人6 000元计，每年需财政资金1 680万元（2014年滁州市实际享受免学费、助学补助1 413人次，补助424万元），年新增财政补助资金1 256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测算，按年缴费标准中间数1 000元、地方财政补贴30%计，地方财政每年为每个新型职业农民新增补贴240元，从事粮食生产的（准）新型职业农民每年需财政额外补贴504万元。仅以上两项扶持，每年新增财政补贴资金1 760万元，是目前用于农业职业教育财政补助资金的4.2倍。如果扩大到现有（准）新型职业农民总规模人数，则每年新增财政补贴资金4 760万元。

3 结论与建议

（1）滁州市依然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阶段，较高素质农村劳动力依然持续外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宜早不宜迟。

（2）新型职业农民规模是构建教育培养、认定管理、政策扶持等3大制度的前提和基础。确定规模要充分考虑务农劳动力状况、农业各行业性质和地位的差异性及教育培养和政策扶持承载能力等。本研究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规模宜小不宜大。就滁州市而言，从维护国家级商品粮基地的地位和保障粮食安全角度出发，现阶段应该将优先选择从事粮食生产的（准）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培育对象。

（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教育培养有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大范围、上规模。为此，建议各地应该结合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主导行业、主导人群，积极稳妥地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