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问题研究范文

时间:2023-09-18 13:36:35

老龄化问题研究

老龄化问题研究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中美对比;成本;对策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4-0052-02

年满6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人口”,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7%,则称为老龄化社会。李建新[1]、彭希哲[2]等均提出全球老龄化问题的趋势,指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美国未来二十年内,65岁以上的人口将约在20%。而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尤为严峻。1999年以来,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通过国家统计局编《2011中国统计年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从2001年的7.1%增长到2010年的8.87%[3]。根据我国老龄办在2015年9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未来二十年平均每年增1 000万老年人,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1/3。莫龙[4~5]通过大量数据研究中国老龄化超前指数,预测2040年中国将出现老龄化人口的高峰。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已经严重处于老龄化社会。

一、老龄化原因

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一是美国人寿命延长,二是美国家庭出生率降低。现在美国人平均寿命在78岁,而在十年后有可能提高到80岁;而出生率逼近历史最低。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中国人的寿命已经大大延长。世界历史预期寿命从40~70岁,美国用了约一百年,中国只用了不到五十年。第二,中国的计划生育取得了重大胜利。第三,经济的快速发展。王志宝通过近二十年来中国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演变,得出了经济发展与老龄化的显著相关性,经济发展也是中国老龄化的重要推动性因素。

因此,寿命延长和出生率降低是中美老龄化共同的原因,但中国的情况较美国严重得多,加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及医疗水平迅速提高,更加重了中国老龄化问题。

二、老龄化的成本

作为一般情况,老年生活的经济支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医疗费用支出,二是养老服务支付,三是老年日常生活费用。

美国有超过1/3的联邦政府预算花在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身上,社会安全部门对于退休者的支出每年为7 000多亿美元,医疗保险超过5 000亿美元,还在迅速增加,并且一年付给各年龄层穷人的补助30 000亿美元中有超过1/3付在65岁以上老人身上。如果采取现在的福利政策,美国现在的工资税高于中位数工资的15%,预测未来十年内将提高到25%,而21世纪中期将达到40%。中国与美国有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劳动人口中,目前只有不足1/3加入了公共养老金系统。中国也在积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从统账结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做实个人账户,经历了发展的三个阶段,但仍存在个人空账和难以保值增值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就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未来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压力。中国人储蓄率很高,可大部分用于家庭的教育、住房和医疗支出,仅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于晚年的退休生活。另外,中国农业人口庞大,以往很多人依靠“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方式,但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这种养老方式已经逐渐弱化。

2006年调查显示,中国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总额占家庭医疗费用总额的75%左右,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是家庭医疗费用支出的重要部分。“公费医疗支付”和“自己支付”相结合是老年人主要的医疗费用支付来源方式,由此可见,老龄化社会的经济成本正在不断增加着。

中国的老龄化还体现在城乡差异上,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加速了农村人口老龄化[6]。据统计,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障支出约为城镇居民的1/3,人口如此众多的农村如果逐步达到城镇居民的医疗水平,那么,中国的医疗支出将是如何庞大的数字。有人通过简单的估算,采用最保守的算法,2030年中国将投入将近90%的GDP用于老年人的医疗支出,并且还会更高,这样中国老龄化问题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

因此,比较美国老龄化的经济成本构成,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和城乡较大的差异,中国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压力要比美国大得多。

三、老龄化的经济对策

世界惯常做法,对于老年服务和日常生活的支出,除个人缴纳、子女负担,就需要国家筹资。美国20世纪40年代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至今已经七十年,由于步入老龄化社会时间长,并且由于移民等原因使得美国老龄化人口增长慢,所以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美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立法方面,美国先后颁布了三部法律,《社会保障法案》《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并修订了《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取消了强制退休的法律条文;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老龄问题,例如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确立了“受益人同时也是缴费人”的思想,即老人在职时从工资中扣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由所在单位再配套一定比例,建立了老龄化的保障网。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同时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改变中国一些现有的政策:

1.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老年人需要有能力和意愿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美国已经废除了70岁强制退休的条文。对中国来说,延长退休年龄更重要。美国等早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的退休年龄早就提高了,相比之下,我国的退休年龄还是在刚刚解放时制定的,直到近一两年才有逐步延长的设想。

2.增加财富的透明度,向富人收取高税

美国21世纪时,其工资税已经达到了40%,依靠如此高的税收来维持老年服务的成本。另外,美国富人很多将财富最后捐给了社会。但中国情况有所不同,目前大部分工薪阶层的工资并不高,如果也采用40%的工资税,生活会受到极大影响。相反,中国一些富人收入过高,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过大,特别还有一些隐性收入,这样会加大社会两级分化及不稳定因素,因此应增加全社会的财富透明度,向富人收取高税,补充我国用于老年人生活的资本。

3.完善社会保障,选择合理的养老制度

老年生活重要的支出之一是医疗费用。这就要求社会健全老年医疗保障制度,使老年人不致因为疾病导致经济危机。同时,要建立针对老年人医疗管理机构,培养一批专门从事老年医疗保健的卫生工作者,特别在社区配备必要人员,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另外,要注意老年人再学习和再教育工作,重视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对老年人进行健康再教育,包括保健常识、护理知识、应急措施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4.逐步放宽现行的生育政策

缓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经济手段,也是必须手段,但要辅以人口手段,逐步放宽生育政策。这样既能缓解老龄化问题,也可将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压力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5.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发展快,而针对老年人的老龄产业则严重滞后。一些专家预测,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没有实现,所以老龄产业是个大市场[7]。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不仅缺乏养老机构,而且缺乏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专业医护人员,更缺乏具有老年健康知识的护理和服务人员。

四、结论

1.寿命延长和出生率降低是中美人口老龄化共同的原因,但美国老龄化持续时间长、发展慢,而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发展快,加之中国生活及医疗水平迅速提高,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较美国严重得多。

2.比较美国老龄化的经济成本构成,中国社会保障相对不完善,城乡差异较大,使中国老龄化问题给经济带来的压力要比美国大得多。

3.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同时考虑我国实际情况,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富人税收,逐步放宽生育政策,开拓老年消费市场,同时还要大力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发展高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很好解决我国老龄化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建新.国际比较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动特征[J].学海,2005,(6):15-19.

[2] 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

[3] 中国统计年鉴(2011)[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 莫龙.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J].人口研究,2009,(3):10-19.

[5] 莫龙.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制约及对策[J].人口与发展,2013,(1):52-63.

[6] 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人口研究,2010,(2):3-10.

老龄化问题研究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年轻人数量减少,同时,年长人数量增加而出现老年人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基本上是将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将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作为某地区或某国家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国老龄化发展快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透露: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图1显示了1982年到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化人口的增长状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自1982年到2011年,我国老龄化态势发展迅速。例如,在1982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4991万人、4.9%,在2002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9377万人、7.3%,然而,在2011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12288万人、9.1%。在30年间,增长率约为146.20%,平均增长率约为4.873%,很明显,我国老龄总人口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一、农村与城市老龄化人口现状对比

首先,从老龄人口数量上看,在各个年龄段中,农村老龄人口比城市老龄人口多。例如,在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80-84岁、85-89岁、90-94岁和95-99岁时,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分别为3309758人和1491823人、2365669人和1017491人、1851058人和868098人、1355747人和621766人、771285人和333147人、326641人和133128人、87601和36178人、18110人和7950人,农村老龄人口约为城市的2.2倍、2.36倍、2.13倍、2.18倍、2.32倍、2.45倍、2.42倍和2、28倍。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看,在各个年龄段中,总体来说,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城市老龄人口比例。例如,70-74岁,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为18.35%和17.92%;85-89岁间,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为3.24%和2.95%。

二、农村与城市居民不同来源的收入对比

说明:劳动收入为居民劳动所得,养老金为离退休养老金,保险金为失业保险金,保障金为最低生活保障金,财产收入为财产性收入,家庭供养为家庭其他成员给予的资助。)

从图3可以得出:1.农村和城市老龄人口的劳动收入分别为4154038元、298361元,农村约为城市的14倍;2.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离退休养老金分别为463789元、2990182元,城市为农村的6.5倍;3.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分别为452284元、105310元,农村约为城市的4.3倍;4.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分别为18879元、30788元,农村约为城市的0.613倍;5.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从其他家庭成员获得的收入分别为4816425元、1011831元,农村约为城市的4.76倍。虽然农村老龄人口的总收入现状比城市的好,但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各地区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的差异性以及经济全球化冲击等条件,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的收入潜力下降,所以,为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探索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

三、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措施

在老龄化背景下,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经济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各地区生活水平、农村老龄化人口的身体素质、农村社保体系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农村老龄化人口从其他家庭成员获得收入的持续性、环境风险和物价风险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等。针对以上的问题,可能的解决措施有:

1、加大制定与出台差异化的政策与措施。我国相关部门应依据不同地区农村老龄化现状,科学与合理的给农村社保体系建设强大的资金支持,并对农村社保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定期审查、评估与修正,切实的将国家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优化支农政策体系,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此外,加强对建设和执行农村社保体系的相关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与教育是非常必要的。2、为地方金融机构提供优待政策,扩大地方投融资的范围。建立和培育多层次、多元化与综合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调整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向,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地方金融机构对农业支持的覆盖面。我国政府应当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加快自身改革和创新,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农民提供更广阔的融资渠道。3、加大对趋于老龄化和老龄化的农村居民进行相关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建立农民就业和社会需求相衔接的体制与机制。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重视示范效应和改善农村生产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建立与完善农村与市场互动的信息服务体系网络,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步伐。4、加强农业保险的预防体制在农业收入方面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当积极的倡导和鼓励农民给自己的农作物买保险,当损失发生后,政府可以给已经买保的农户和保险机构一定程度的补贴。5、当地政府适时的、适当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储蓄投资于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应将融资合理的投资于当地的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政府可以建立农产品期权与农业风险基金帮助农民多渠道的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村老龄人将农忙过后的时间投入到当地民俗文化传播和民俗工艺品制作中去。例如,在农村建立手工艺品制作小团体,然后,定期集中收购与销售,这样,老人们可以通过闲暇获取一些额外收入。

[参考文献]

[1]王睿,蒲勇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2).

[2]王韧.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决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变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4).

[3]王春超.加增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及主要对策[J].经济科学,2004(1)

[4]刘小林.关于新时期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的思考[J].消费经济,2005(2).

[6]王元培,吴颖林.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研究[J].中国高薪技术企业.2007(13)

老龄化问题研究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农村养老保障 问题 解决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不仅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也涉及到政治、文化、国计民生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若不科学及时地处理,将会给广大农村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从而阻碍我国农村地区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如何应对和处理人口老龄化,实质就是在老年群体和其他年龄群体中公平的分配资源,从而更好地维护各个年龄群体的利益。其中农村养老保障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

1.1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十分多,多数青年人都外出打工,照顾老人基本上是农村留守妇女的任务。农村妇女不仅肩负着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还要照顾孩子,这样她们难以抽出多余的时间去照顾家里的老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老人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但其娱乐、文化、心理健康等养老问题无法得到保障,非常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养老纠纷。同时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不成熟,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农村劳动人口抚养负担进一步加重,可能会阻碍农村劳动人口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我国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

1.2加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制度尚未完善,城市中绝大多数老人购置养老保险,但是农村养老保障仍然存在问题。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子女和种植土地的微薄收入,没有固定的养老收入。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难以改变农村人传统“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他们习惯于将养老希望寄托给下一代,这不仅导致我国男女性比比例严重失调,同时也给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阻碍,难以真正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养老问题。

1.3农村养老保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保障制度和家庭保障功能不断减弱,老龄化问题日益提出,给农民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据相关数据表明,城市老人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而农村覆盖率十分低,城市和农村在医疗覆盖面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2.1土地保障功能下降

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直接关注着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和土地收益降低,使得土地保障不断下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下,广大农民群众面临着失业和失地的威胁,土地在农民收入来源中的比例逐渐下降,人均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最终导致农民入不敷出,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

2.2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农村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空巢家庭逐渐增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据人口普查相关资料显示,农村家庭平均人口仅为3.2人,轻血缘关系、重经济利益的问题十分严重,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养老负担太过沉重。

2.3农村养老保险管理水平低

近年来,我国多数农村地区开始推行养老保险,但农村投保的保费低,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投入有限,且保小不保大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时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专业管理人才匮乏,保险基金运作的缺陷十分多,缺乏一定法律法规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地管理和监督农村养老基金,更谈不上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

2.4农村养老保险立法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缺乏一定的法律支持,各农村地区只好制定本地区的暂行办法,导致地方立法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社会保障改革20多年来,养老保险立法不健全,难以切实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进而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发展。

3.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加强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解决措施分析

3.1提高认识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并充分了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的紧迫性。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有70%的老人生活在农村,且老龄化进程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国家和全社会应转变观念,提高对老龄化和农村养老保障的认识,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妥善地处理好他们的养老保障需求,避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从而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3.2多渠道筹措资金

面对农村老龄化问题,政府部门应广开渠道,集思广益,根据当地老龄化的现状,采取合理的活动方式,完善相关资金管理制度,切实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大调控力度,积极促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将分配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深入和掌握,将社会养老保障的重心放在农村无基本保障的老年人中,使其感受到社会和国家的温暖。其次与银行合作,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个人账户,将个人所缴纳的费用计入个人名下,确保农村人养老资金的安全性。再者是征收农产品时,通过合法的价格手段,将一部分收入扣除,并将其存入养老保障基金账户。

3.3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为切实解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其中农村养老保险是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在解决农村保养保险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因此政府和全社会应认识到农村养老保险的特点和本质,明确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对象、制度管理以及基金缴纳等内容,用法律手段确保农村养老保险顺利实施。政府作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和运行的主体,必须通过多渠道进行养老资金的筹措,大大增加养老基金的收入,以便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充分发挥出养老保险的作用,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事业顺利发展。

3.4构建农村养老保障管理体系

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过程中,必须根据统一的标准,优化农村养老保险业务流程,为农村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流程及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同时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操作流程,增强社会保险服务功能,提高社会保险服务能力。

3.5完善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面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政治部门应加大农村社会养老设施的建设力度,充分利用现有的、闲置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修建养老院、运动健身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宫等,多鼓励民间创办不同形式的有偿服务养老机构,积极为农业养老保障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同时,应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比如慈善机构、企业团体等,拓宽农村社会养老事业发展资金来源渠道,鼓励企业投资兴办老年学校、老年活动中心等,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精神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从而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生存环境。

3.6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国家为了维持农村贫困人口最低基本生活,出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比较及时、直接、最大程度地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比较适应于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实际。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多数农村收入偏低,那么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农村中贫困又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不仅能有效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还能为子女减少经济压力和负担,更好地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促进我国社会养老事业更好的发展。

4.总结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加剧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十分不利于我国农村地区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农村养老保险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构建老龄化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因此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应清楚地认识老龄化的严重性和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并积极采取相关解决措施,转变观念,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管理体系,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苏保忠,张正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的困境及其路径选择――基于安徽省砀山县的实证分析[J].改革与战略,2008,24(1):67-69

[2]刘高宾,郑锦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问题探析[J].商品与质量,2010,S5:14.

[3]吴丽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2014,10:64-65.

[4]刘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居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3.

[5]张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山西省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09.

[6]蔡霞.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理论与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2011.

老龄化问题研究篇4

    论文摘要: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相关法律的问题.通过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基本特征,以及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提出在发扬中国古老的家庭式养老传统同时,还应加强老龄理论研究,提高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社区建设水平,使全社会都重视老龄化问题,关怀老年人,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的保护.

    一、引言

    1999年,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待殊意义的一年,因为1999年标志人类进入长寿时代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老龄化的时代。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ing)又称“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取决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除去人口迁移因素),而出生率的下降则是加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中国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的自身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相关法律问题,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目标的实现,促使全社会重视老年人问题,关心老年人问题,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保护。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全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3]。一份由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 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高,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地区发展严重失衡,与其它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经济水平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和中国现有的国力水平不相适应,即应付人口老龄化的承载能力极为薄弱阎。与先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有四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老龄化速度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几十年直至上百年,而我国只用了近20年时间。

    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上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人口己经开始老龄化,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上海198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青海、宁夏则要到2010年左右才能到达,相差约30年。

    第三、拥有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最大。到今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1.3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0%0

    第四、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发达国家大多是“先富后老”,经济发展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是尚未富裕却“老”了,这就增加了我们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

    三、人口老龄化和对杜会和经济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老龄问题也日渐突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关闭,离退体职工不能及时、足额领到养老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二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部分老人负担过重,子女“吃老”、“刮老,现象较严重,部分老人缺乏照料,相当多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等。三是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有人预测到2030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将达到73219.5亿元,2050年将达到182195.2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会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困扰。四是导致劳动力不足。目前一大批中青年劳动力在若干年后也将步入老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四、中国建立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法律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国际性的趋势,如何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综合决策支持体系,使养老保障制度与社会发展各项制度相协调,有选择地学习别国成熟的经验很有必要冈。要建立相关的保障,就要建立相关的立法、管理、执行体系,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确立于1997年,这个制度本身及其在运行过程中都面临诸多问题。在老龄人口保障的相关立法上,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自1951年来2月6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虽然先后出台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卿三个法律性文件,但只有一部人大颁布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除此以外其他法律都出自国务院和地方,法律结构框架不完善。

    五、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法律对策

    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的保护,需要加强老龄理论和立法研究,提高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社区建设水平,让起源于中国的东方式养老模式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具体内容包括

    (一)加强老龄理论的研究——加强老龄理论的研究,为制定老龄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老年照料服务和社会支持政策和老龄人口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建设,克服东方养老模式的不足,使强调伦理情感和亲情关怀为基础的儒家“孝道”原则成为我国养老体制的必要补充;

    (二)加强养老、医疗保障相关立法的研究—加强养老保障立法和规章制度建设,确保人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应专门制定《养老金法》 .锹会保险法》或《养老保险条例》及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以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

    ——加强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立法,建立多层次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确保人人老有所医。

    ——建立新型的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应加强农村合作医疗法制建设,制定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规,以指导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赡养和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规范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合作医疗保险组织、村级合作医疗保险站的组建;规定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保健站医生的选拔方法及职责;规定城市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和开展志愿者支医活动;

    ——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征缴与监管。解决不同性质单位人员的保险待遇的衔接和保险基金分割、调剂使用,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增强投保人、承包人对所承担义务的责任感。积累基本保险基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逐步扩大养老、医疗保险,特别是农村老龄人口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职员、各类企业的职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都应纳入城市统一的保险体系中;

    ——建立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养老和医疗救助制度。对于那些无经济来源的老人,应通过社会医疗救助来帮助他们,社会互助基金和老人专项医疗基金则主要作为患重病、长期患病和高龄老人的医疗补充资金;

    ——加强舆论宣传和社会监督力度。一方面要拓宽信息管道,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现代化手段,强化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对专门监督者的监督与激励,使监督者有努力监督的积极性,同时防止其与被监督者串谋勾结。

    ——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减少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风险。为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对拒不缴纳法定的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娜用、侵占保障基金的行为人,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是强化保险费收缴功能、达到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保险基金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加强政府介入力度和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各项法规、制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确保基本养老、基本医疗资金的及时到位;

    ——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三)完善精神璐养方面的立法

    完善精神赡养方面的立法,立法缺陷使得支持精神赡养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精神上的慰籍的义务。这是精神赡养在我国法律中仅有的体现。但是,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法律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需要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畴,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

    (四)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法规体系。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借鉴世界福利型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开展和加强小区养老助老服务。为了使老年人的管理服务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必须对老年人的管理与服务、社会养老机构建设,小区建设,养老院管理等方面制定出具体的条例和细则,使这项工作逐步做到有法可依。倡导小区资源共享、服务设施共建,鼓励驻区单位的文体场所、服务设施对小区开放。

    ——建立和完善区、街、居三级管理和规范化、经常化、网络化的老龄人口管理体系。

    六、结束语

老龄化问题研究篇5

【关键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虚置化;老龄化

1 研究背景

2004年至2014年江苏省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由开始的793.9万人增长到965.53万人,增长率达20.36%。由此可见老龄人口总数持续上涨,且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随之发展起来的社区居家养老也成为新时代养老的热门选择。南京作为老龄化增长迅的省会城市十分重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辅助、机构养老为候补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南京市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共有93家,其中建邺区最多,已有13家,溧水区最少,只有2家。

2 存在问题

2.1 参与度不高

中国式传统的养老观念、社区宣传的不足、以及部分限制条件(如年龄限制等),使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参与度不高。调研中发现,目前还有许多老人、社会人士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这一养老模式的认识并不全面,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误认为类似于养老院的养老机构。加之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使得大众认为,赡养老人应该是为人子女的责任与义务,一家人就应该住在一起。这些不全面的认识,使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老人参与度不足。

2.2 收费偏高

由于南京市相关部门目前没有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应向老人收取的费用具体的划分规定,因此各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收费标准也就存在了一定的差别,总体呈现出收费偏高且逐年增高的趋势。一般社区里的老人退休工资处于中下水平,多数在2500元左右,还有相当一部分老人没有收入来源,养老服务站每月的收费已经接近老人退休工资的一半,这样的收费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已经超出了承受范围。

2.3 各项设施不够健全

社区从事社区诊疗工作的人员缺少老人专业护理工作经验,专业度不够,且理疗设备配备数量种类不齐全,因而使得服务站的专业服务水平停滞在较低水平。在助医方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一般会给老人提供测血压、测血糖等基本检查,但是在调研走访的过程中发现理疗室里的理疗仪器,健身设备并没有人使用,虽然配备了理疗设备但是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指导,这使得理疗室成了摆设。除此之外服务站活动面积小,功能室分配不健全(如没有建立专门的用餐室只能在活动室用餐),硬件设施(如室外健身器材,多媒体室电脑等)建设数量、质量未达到标准。

2.4 安全管理不规范

适用性不强,没有专设的消防安全设施是多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存在的主要的安全问题。目前南京市绝大部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多是由政府提供场地将民房改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适用性不强,没有专设的消防设施和安全通道,对于一些设在楼上的服务站来说,也仅有老旧昏暗的楼道,没有安全通道就算有的服务站会临时改建走道,但是改建后的规格还是未达到规定标准。由于南京的地理位置因素,个别老小区的地势高低不一,斜坡较多,斜坡外侧也没有安置扶手,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 完善建议

3.1 政府资金扶持

政府应该丰富资金来源,多方面筹集资金,对于资金量需求大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可以考虑实际情况给予额外的扶持。将视野放宽,利用社会资源,积极与社会上的公益组织,单位合作,给老人提供一些例如无偿捐赠,慰问演出、健康讲座等活动。可以尝试向银行申请贷款,获得银行的支援。

3.2 扩大志愿者队伍

社区可以从内部发展一支自己的志愿者队伍,鼓励社区里40、50、60年龄段的居民参加志愿者队伍,以他们现在做志愿者服务的时间换取他们将来享受养老服务的时间。一方面,在老人之间建立互助关系,身体健康的老人可以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志愿服务,并以此获取养老时间;另一方面,和本市的高校建立长期合作,高校可将志愿者服务列入学生综合测评,服务站依据每人每次工作的情况给志愿者打分,高校也可结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工作人员的评分情况给予学生相应的奖励。既解决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志愿者短缺的问题,又给高校学生提供了社会实践的平台。

3.3 严格规定构建标准

缺少硬性规定、约束框架使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实行面临着极大的隐患,要想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健康长久的发展下去必须要通过构建标准来约束。限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占地面积,以此划分不同的等级,例如一甲、二甲、三甲。并对各级别服务站的基础设施数量、规格,以及工作人员数制定出相应的规定,可根据市场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3.4 提升专业护理人员素质

适当提高专业护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吸引高水平高素质人才,专业护理人员以持证上岗的方式参与工作,对于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可以优先录取。政府或者服务站内部对录取人员要进行相应的理论知识的培训,并且每年定期要进行再教育。定期考核(例如健康饮食、急救、康复训练、日常保健相关知识),设立奖惩措施以调动专业的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让理疗室、医务室的理疗仪器发挥作用,避免“虚置化”现象的发生。

3.5 加强多方面监督

政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进行不定期监督,可以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部分老年人进行走访,或是委派第三方发放评估表给老人及其家属,以不记名的方式填写,第三方及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录入分析,并反映给相关部门,了解服务站的服务质量,及时获取真实信息,确保维护老人的权利和利益。各项评估结果透明公开,并设定相应的奖惩措施,以此来调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4 结语

南京市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既方便了老人的生活,也为老人子女缓解了部分压力,是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既然社会居家养老服务的意义(下转第40页)(上接第35页)如此重要,那家庭、政府和社会就应该相互配合,积极协作,争取把这一新型的养老模式发展得更好。因地制宜,听取各界意见,杜绝“虚置化”现象的发生,这样才能使南京养老服务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徐晓雯,张新宽.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问题探析[D].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1).

[2]刘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虚置化现象研究――以武汉市为例[M].理论观察, 2015.

[3]何可凝.常州市天宁区居民养老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30(1)89-92.

老龄化问题研究篇6

关键词 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劳动力;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12-0280-04

1 典型牧区人口数量现状

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可知,福海县土地面积为33 250.74 km2,阿克陶县土地面积为24 539.86 km2,2015年福海县人口户数2.47万户,人口数为7.55万人,平均每户人口3.06人;而阿克陶县人口户数为5.83万户,人口数为22.15万人,平均每户人口为3.80人(表1)。

2015年福海县人口死亡率较高,为6.09‰,阿克陶县人口死亡率为5.88‰,福海县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低于阿克陶县(表2)。

2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的特点

通过典型县调研,了解典型县牧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形成原因,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牧区人口老龄化出现早、发展快、程度较严重、绝对数量大。牧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早于新疆整体甚至我国整体,且老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二是牧区老龄人口高龄化。老龄化通常划分为低龄老年人口(60~69岁)、中龄老年人口(70~79岁)、高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人口平均寿命越来越高,高龄老人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三是牧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呈现出人均收入偏低、老龄化程度偏高的特点。牧区在人均收入远远落后的状况下提早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给牧区经济和畜牧业的发展,甚至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2]。

3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将被调查牧户分为老龄型牧户(主要由60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常年从事牧业生产的农户)和非老龄型牧户(主要由60岁以下的家庭成员常年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户)2个类型。同时,运用对比分析法比较2种类型牧户对牧业活动的不同影响,以此来反映牧区劳动力老龄化给牧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3.1 对牧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及质量的影响

近年来,牧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农区、城镇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迁移,导致牧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3]。牧区人口老龄化对牧业生产劳动力的影响是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牧区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直接影响畜牧业生产劳动力数量,留守老人再次参与畜牧业生产,但其在体力、体质、受教育水平、对事物的反映程度、先进技术使用水平等方面与青壮年有较大差距,而且中高龄老年人无法参与畜牧业生产,老年人主导的畜牧业生产远不及青壮年。另一方面,牧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劳动力素质方面。本文中劳动力素质主要指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等方面。牧区留守老年人口在体力、精力、反应速度上远不及青壮年劳动力,致使牧区整体劳动力素质下降。

3.2 对牲畜拥有量的影响

因调研区牧户的牧业生产来源结构不一,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典型牧户养殖羊、牛等牲畜的数量,并采用转化比例,即“1头2岁以上(包括2岁)的成年牛相当于5头2岁以上(包括2岁)的成年羊”,分析选取的福海县、阿克陶县108户牧户的养殖情况,以60岁的劳动力年龄为区分老龄型与非老龄型牧户的标准,统计不同类型牧户的牲畜拥有量情况(表3)。

由表3可知,在牲畜占有量方面,老龄型牧户均比非老龄型牧户少。由此说明,非老龄型牧户在牲畜产出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身体生理方面原因,老龄劳动力难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牧业生产,导致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投入不足,进而导致其牧业产出普遍低于非老龄型牧户;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思想观念保守、创新意识不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导致了“老年牧业”的低产量[4-5]。

3.3 对牧业生产投入情况的影响

牧区的牧业生产资本投入大致可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本文以机械租赁费用作为衡量牧业不变资本的指标,以饲料、草种、运输支出总额等牧业物资费用作为衡量牧业可变资本的指标,对比2种类型牧户生产资本投入情况(表4)。

老龄型牧户在机械租赁费上投入比非老龄型牧户略高,说明劳动力老龄化需要更多的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但对牧业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力度有限,原因在于牧区活动区域主要在山地及部分平原,不利于大规模农牧业机械的使用,2种类型的牧户在此方面投入差别不大。老龄型牧户和非老龄型牧户在牧业物资费用方面的投入基本相同,说明老龄化对牧业可变资本影响不大。原因在于近年来从事牧业生产收益较少,牧户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即便是拥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牧户也不愿意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投资,与老龄型牧户在对待土地上的偏好基本一致,即跟随主流活动方向。

3.4 对畜牧业产值的影响

牧民年龄与生产率关系非常密切。与年轻劳动力相比,高龄劳动力技术熟练、养殖经验丰富,但智力、体力、反应速度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高龄劳动力一方面受自身条件限制,对新科技接受程度不高、对市场信息捕捉敏捷度不够,使畜牧业生产始终处于依靠经验生产的粗放式经营状态,劳动生产率上升空间不大;另一方面,高龄劳动力身体素质下降,导致医疗需求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畜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畜牧业生产总值。

3.5 对牧区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随着牧区老龄化程度的加大,牧区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以散养为主,养殖规模有限,很难形成规模优势效应。目前,牧区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为放牧和放牧+舍饲2种,随着草原保护政策的实施,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放牧+舍饲。因此,草业发展是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物质保障。福海县近年来树立“以农促牧、农牧结合、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草业发展模式。2016年全县拥有人工饲草料地19 126.67 hm2,2016年新增苜蓿2 386.67 hm2、青贮玉米4 633.33 hm2、饲料玉米3 773.33 hm2。同时探索并出台饲草料奖补政策,逐步将草料交易市场发展成应急饲草料储备点,更好地平抑饲草料交易价格,提高饲草料交易配送能力。这都需要先进的思想及观念,否则牧区人口的老龄化将会制约牧区经济的发展。

3.6 对畜牧业先进技术进步的影响

提高牧区生产力必须推广使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畜牧业是畜牧业的发展方向与标志,通过应用信息技术、防疫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促使畜牧业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现代畜牧业发展动力。长期来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牧区老龄化问题对提高畜牧业科技应用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牧区劳动力转移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来源,提高了其风险承受能力。牧民从而更愿接受新技术并投入更多的资金到畜牧业生产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畜牧业科技的应用。

3.7 对加入组织化程度的影响

牧区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的改变,使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牧区劳动力的非牧转移,减少了牧区有效劳动力供给,间接提高了老年劳动力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比例[6]。但是老年劳动力由于自身各种因素而无法从事繁重的生产活动等,若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只能增加整个家庭的负担。而对于外出务工的牧民家庭,宜将草场承包和牲畜入股给留在牧区的其他青壮年牧民劳动力,以入股分红或定期收取租金的形式获取收益。同时,牧区劳动力的转移相对提高了牧民的人均草场占有面积,为畜牧业规模化生产提供可能。专业合作社、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等很多新的畜牧业经营主体印证了这一点。

4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生产影响的计量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综合考虑自然资源、地理区位、政策制度环境等因素,进一步定量分析畜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通过比较老龄型牧户和非老龄型牧户的畜牧业生产行为模式,得出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本部分着重研究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耕种面积和种植结构行为选择模式的影响。

4.1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模型设定

畜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草场的影响可以分为2种情况,一是会减少牧户的草场拥有量;二是不会减少牧户的草场拥有量。此因变量是一个分类变量而非连续变量,可以采用计量经济学中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此模型中因变量只取2个值,即草场面积减少的取值为1,草场面积不会减少的取值为0。模型的回归方程:

4.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是实地调研所得,根据牧民定居的具体情况,按照地理位置及定居状况的不同,选择调查的县(市)分别是北疆的福海县、南疆的阿克陶县。通过课题组人员的实地调研和调研数据共享,调查的定居牧民户数为108户,总人数467人;其中劳动力207人,劳动力人数占总人数的44.33%。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形式,随机抽样对108户进行了现场调查问卷及访谈,收回有效问卷102份。

4.4 回归结果与分析

建立牧户草场面积模型后,必须对设定的模型进行检验。运用逐步筛选方法进行自变量的筛选,将相关性不强的自变量剔除。最终通过整体性检验,模型预测总体准确率达 92%,表明建立的模型整体性拟合良好,较适合用于分析牧户草场面积的生产行为。在逐步回归分析中,畜牧业劳动力总数、牲畜产仔量和土地等级3个自变量被剔除。最后,5 个自变量通过了回归系数检验,进入了回归方程,包括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家庭年畜牧业总收入、非畜牧业收入比重、劳动力性别结构和牧户类型。基于设定的模型和调查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1)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系数为-0.386,说明其与牧户草场面积呈负相关关系,牧户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员越多,草场拥有量越少,与本文假设吻合,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效应明显。

(2)畜牧业总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003,说明牧户年畜牧业总收入和草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牧户年畜牧业总收入越多,其草场拥有面积越多,与本文假设一致,但是影响不显著。分析认为,虽然牧户年畜牧业收入越多,其从事牧业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草场面积也会扩大越多。但是相比而言,通过外出务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的比较收益要高于单纯的牧业收入,牧户认为开展牧业的机会成本很高,畜牧业总收入对牧户草场面积扩大的影响不明显。

(3)非畜牧业收入比重的系数为-0.123,说明其与牧户草场面积呈负相关关系,牧户非畜牧业收入越多,草场拥有面积越少,与本文假设相符。畜牧业收入在牧户家庭总收入中作用不凸显,非畜牧性收入(或工资性收入)重要性较大。牧户非畜牧业收入比重越大,则畜牧业在家庭中的地位就越不重要,牧户所拥有的草场面积就会越少。

(4)劳动力性别结构的系数为0.060,说明劳动力男女性别比和牧户的草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与本文假设一致,即牧户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比重越大,所拥有的草场面积越多。并且,劳动力性别结构对牧户草场面积的影响是显著的。这是因为家庭中男性劳动力越多,牧户的畜牧生产积极性越高,草场拥有量也可能越多。

老龄化问题研究篇7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5C-0046-03

社区老年教育一直是社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人教育的重要范畴。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在《人口学词典》中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就称为“老龄社会”。根据现有的数据统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人口突破2亿的国家,60周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12亿,占人口总数的15.5%。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也将长期处于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阶段,即使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36.5%,也就是每10个人有三个以上是老年人,这是一个庞大惊人的数字。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以社区老年教育为内涵的社区养老,被认为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模式,它的核心内涵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的服务体系,通过社区老年教育等服务,丰富和拓展老年人晚年生活,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一、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要意义

社区老年教育是国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要体现。所谓老年教育,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为 60岁以上的老人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习活动,其目的在于知识的增进,情意与态度的改变,以达成自我的实现;另一方面是指为一般社会大众提供老化方面的知识,使其改变传统观念,正确认识老化、对待老化。老年教育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其一,老年教育是老人应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人到老年并不意味着教育的终止和权利被剥夺,因为未知领域是无限的,一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也因为随着身体机能、思想行为的变化而进入了新的领域,因此老年教育应当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获取知识的权利。其二,老年教育是老人应有的福利,福利是国家对老年人应尽的义务的体现,对老人负责,教育有高度才有老年人认识的高度,老年人能影响千千万万个家庭成员,这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发展。其三,老年教育是老人的自我完善。老年人通过教育正确地认识人生新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实现生理的自我完善、心理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自我完善。其四,老年教育体现了终身教育的思想。人在各阶段的教育需求是变化的,人与人的教育需求也是不同的,满足老年人的教育需求是社区老年教育的首要目标。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区老年教育的问题

(一)全社会对老年教育的迫切形势认识不足。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形势对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但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人们对参与社区老年人教育活动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视程度不够。有关学者做过城市居民参与的社区教育活动调查显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参与人数占不到社区老人可参与人数的30%。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已达到比较大的基数,老年人教育方面的需求是庞大的,但没有引起家庭的足够重视。老人一旦退休,传统观念认为他们只是物质上被动需要赡养和扶助的对象,虽然精神上受到“尊重”,但实则是一种消极养老。因为社会接触范围缩小,子女不在家,有变成“空巢老人”的可能。身体健康的稍可负担起照顾孙辈的任务,为上班的子女承担饮食照顾,实际与外部发展更新的速度不匹配,而且他们为日常家庭琐事困扰,自然会产生很多健康精神方面的问题,会成为“空心老人”。近年来,老年人犯罪率有所上升,这里有很大因素。身体不健康的老人,自然成为家人重点照顾的对象,缺乏行动自由和缺少与同龄人的活动接触,加上长期病痛和精神折磨,让他们消极应对,既让自身感到痛苦无奈,也让家人觉得无所适从。

(二)老年教育形式方法和内容不完善。从教育的形式方法上看,近年社区老年教育活动的形式主要有老年短期培训班、文娱科技活动以及开放大学课程等,其动员程度不高,力度不够,参加人数有限。社区老年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形式上缺少多样化,不能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没有采用现代技术。从教育的课程内容来看,社区老年人教育的课程内容较为陈旧,不够丰富,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琴、棋、书、画”、文体活动等自身导向式的常规课程,虽然能勉强满足,但相比日益更新的知识及其表现方式,缺少新颖的引导内容,显然落后。

(三)老人参与教育活动的障碍还比较多。社区老年教育的参与度要得到有效的提高,必须正确面对老人参加这些活动时所碰到的障碍。一般来说这些障碍主要有意向障碍、情景障碍、机构障碍。意向障碍通过社区宣传、人们意识和观念的不断提高会有所改善。情景障碍指的是家庭或其他非健康方面原因造成其无法参加活动,如需要承担家庭照看孙辈任务的老人、因变故返贫的家庭等,需要社区和社会其他各方面共同努力来消除。机构障碍指的是课程所安排的地点和内容造成参与者的流失的情况,这些需要在提高教育内容水平上下工夫。

(四)老年教育的服务资源区域不平衡。如前所述,与老龄化人口庞大的基数相比,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及其教育服务的设施、设备和服务体系缺口非常大。尽管在城市地区有条件的社区有所改善,但数量有限,在城乡接合部或城市中条件差的很多社区都还有很大缺口,而贫困乡村一级的农村社区情况更糟。但和硬件问题相比,社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软件建设是影响老年教育发展最主要因素。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老年教育服务人员少、专业素质低、缺乏耐心等敬业精神。

三、人口老龄化下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下的社区老年教育发展,要加强对社区教育各配套制度体系的建设,如社区教育组织机构的建设、社区教育人员保障体系建设、社区教育政府管理评估监督体系建设、社区教育志愿者制度建设等,这些都是人口老龄化下社区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一)社区老年教育应积极倡导“积极老龄化”的视野。生活的现代化必先是思想意识的现代化,社区老年教育首先应倡导“积极老龄化”的视野观。在欧美地区,老人再就业和参加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已成为常态,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就提出“积极老龄化”的养老观念。所谓积极老龄化是指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尽可能获得最佳的健康及参与保障的机会的过程,这适用于个体和人群,非常符合新形势下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

社区老年教育必须引导人们将“人口红利”观念转变为“老年人口红利”观念。我国传统养老观认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退休后将不再从事生产,成为“被供养者”,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各种精神及物质等方面福利,社会将消耗很大部分的有效资源,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和空间,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老年人口红利”观指的是通过社区养老模式及其教育活动,发挥老年人的专业知识、技能经验、文化传承等各方面的优势,通过再续就业等,带动年轻一代的成长,维护社会公益良俗的稳定秩序。所以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应给老年人提供一个优越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实践“积极老龄化”。

(二)引进国外“志愿者时间银行”先进管理经验。目前社区教育模式主要缺乏比较好的人力资源和服务保障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例如“时间银行”的概念就是在发达国家应用比较成功的案例。它是指不同年龄阶段的志愿者,在志愿参加服务后,可以享受得到需要的时候同等的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和累积小时数。借鉴银行的概念,把自己所贡献的积累时数先存起来,以后有需要时再支取。这种方式需要顶层设计,民政需配套一些相关的管理、运行以及时间兑换制度,有很大的灵活性,并且可以弥补民政管理人员不足、知识水平不高的问题。“志愿者时间银行”的概念不局限于老年人,可以把一些优秀的年轻志愿者吸引进来,通过一定的资格审定和分类管理来服务于社区老年教育,实现充分利用系统内和社会两种有效资源。至于管理方面,在现代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进行数据智能跟踪管理,是可以有效实现的。

(三)引导老年人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丰富晚年生活。社区老年教育活动还可以引导老年人积极在公益慈善活动方面进行努力,实现“老有所乐”。公益慈善活动是一项为社会奉献的无私活动,传递正能量,奉献爱心,是老年人心理精神安慰满足的一种需求,实际上老年人是非常愿意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的。社区教育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点举办这样的活动,进行这方面的正确引导,把老年人潜在的人生经历和宝贵的经验经过一定的方式向社会表达,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公益慈善,例如可以组织有技能的老电工举办无偿知识讲座、家用电器维修、定期的文艺汇演等。当然传统的财务捐赠在一定的条件下自愿地进行,最好秉持就近互帮互助原则,让爱心与和谐互相传递。

(四)建立并完善以老年教育为主的多功能社区中心。未来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完善以政府投入为引导、鼓励市场资本逐步介入的政策制度才是根本解决老龄人口教育需求的治本之策。社区老年教育必须发展完善网络,政府的刀刃资金投入急需的部分,如场地、必要硬件等,鼓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城镇社区可以探索市场化的路子,引进一些专业的民营单位,政府可向他们购买社区服务。政府还可鼓励非营利性的一些组织对接,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劳务服务、专业化知识培训、技能培训等方面支持。在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方向和规划上,必须把社区中心定位为集活动中心、教育、健康支持、老年服务等多功能一体的中心,老人就近开展教育活动,做到省时省力省成本。

(五)建立科学完善的社区老年教育体系结构。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需要教育体系结构的完善保障,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点。第一,运用先进的大数据现代互联网云技术,建立层次精简、管理面宽、结构扁平的管理体系。在这个管理体系下,统一的社区教育职能部门可逐步建立各区域教育云,对社区教育的管理数据、课程数据、人员数据进行各种应用管理,并且各区域之间可以互联,建成一个互联一个,优势资源之间可以共享,防止每年的财政投入不做重复的建设。第二,建立完善灵活的考核评价监督体系。以往的考核注重在行政层面绩效考核,各种量化指标应付了事,其实老年教育是一项耐心和细致的长期投入,品牌与口碑是关键,不能以某一短期的指标来量化,如何评价工作成效,还需要社区基层不断探索。第三,建立科学规范的社区教育服务人员培训体系。日常培训把职业道德培训、老人护理培训、社区教育课程培训等囊括在内,具体的管理人员学会了这些,就可以尽可能为老人及其家庭提供日常服务,消除老年人参与教育活动的各种障碍,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服务队伍的培训质量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区教育的能否正常开展,所以培训的专业化必须提上的重要日程。第四,建立内容丰富、直观有效、展现形式多样的老年教育课程体系。通过改善课程及其表现方式是吸引老人参加活动的有效提高方法,例如开设一些政治、经济、科学方面的有深度的内容,引起大家共鸣讨论。再如可开设新颖的防诈骗课程,提高老年人的防范能力等。这些深度的课程可请老人中有这方面知识的专家进行讲授课,提高老人们的综合知识,提高思想精神活跃度。此外,老人课程体系涵盖的内容广泛,质量的提升也需要时间的积累,课程的开发需要多专业辅助,政府不妨采用公开竞争的方式,邀请社会专业人员进行开发,政府购买服务,试点试用,改善提高后推广。课程体系的构建切忌闭门造车,在当前条件下,只有通过政府引导,家庭和社会参与,共谋共建的方式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老龄化问题研究篇8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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