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范文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1

一、经营者概念的多元化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与经营者概念界定相关的案例，不同的法院及司法裁判者往往会出于对经营者内涵的差异化理解而采用不同的评判标准，来界定某一案件当事人是否为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诸多相似案件出现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判决结果。例如，2000年发生在湖北省的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不服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1］与2003年发生在江苏省的郑雪峰、陈国青诉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2］中法院对于经营者的界定呈现出了差异性的态度。在2000年的“宜昌案例”中，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因在药品购销过程中收受来自多家药品经销企业的款、物而被该市工商局认定为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原告（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以其为全民所有制公益性事业单位进行抗辩，认为其并非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一审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经营者的经济性质进行区分……原告……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和销售的药品都是有偿的，因此其购销药品是商品经营行为……从事此项活动时的保健院，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经营者”。二审法院保持了与一审法院相同的态度，并进一步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包括具有工商营业执照的经营者，还包括其他从事了经营行为或营利等与市场竞争有关活动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显然，在该案的两次判决中，法院对于何为经营者采用了以行为为标准的界定方法，即经营者应当是从事了与市场竞争有关活动的主体，而并不是以主体的机构属性来进行界定的。然而，在2003年的“江苏案例”中，一审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与二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何谓“经营者”则采用了与前述标准有着本质区别的界定方式。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人民医院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不属于经营者……故本案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在此案中法院将机构属性纳入了经营者概念的考量范围，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来判定涉案主体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经营者，换言之，法院是采用主体标准来对经营者概念进行界定的。值得思考的是，缘何同为公立医院的两家单位在两起案件中会面临差别化对待？行为标准与主体标准何者才是更为合法、合理的经济法意义上经营者的界定标准？是否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有着不同的界定才导致了两起案件不同的判决结果？

事实上，即使是同样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视角下相似案件中仍存在着对经营者概念的分歧性看法。例如，在2010年发生在河南省的王艳云与汤阴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3］中，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双倍赔偿其接骨板价款之主张予以了支持。虽然被告在二审答辩中提出其为非营利性医院，不具有企业经营的性质，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二审法院并未认可此种说法，而保持了与一审法院一致的态度。显然，不同于2003年的“江苏案例”，该案中的法院并不认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必须具有营利性质。从以上三起案件中可窥见我国司法实践领域关于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概念的界定，呈现出多元化。引发争议的经营者类型不仅仅局限于公立医院，行业协会、高等教育机构等亦是学者争论的焦点。此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不少行业的经营模式出现了革新，经营者的类型也随之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例如电子商务中各种形态的经营者的兴起。这些变化给经营者的界定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团购网站为例，近年来发生的美团网DQ事件［4］、大众点评与麦当劳乌龙事件［5］等，引发了对于团购网站是否属于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的探讨。有观点认为，团购网站可类比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所规定的“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团购网站为商户提供网络界面相当于将网络中的“场地”出租给商户并收取一定的费用［6］。然而，在一般的场地租赁中，消费者与展销会举办者或柜台出租者通常不存在合同关系，出租方只在消费行为产生后对商品或服务的瑕疵承担补充责任。而团购网站交易模式则不然，消费者在实施消费行为之前已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与团购网站订立了电子合同，在此种情况下，团购网站是否仅承担补充责任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除了“出租者说”外，对团购网站的界定还存在“居间人说”“合营者说”等，而种种学说对于经营者认定的不一致也为司法实践中经营者的界定带来了困难。面对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经营者界定的多元化现象，确认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以保障交易安全与公平竞争秩序，显得十分重要。在经济法总论层面应当有统一的经营者概念，而在经济法下的各个部门法可以在统一的经营者概念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立法目的和立法价值对经营者作出特征性的界定，但这些特征性界定只能涵摄于经济法总论的经营者一般性界定之中，不能与之相抵触，正如一切法律统摄于宪法一样。

二、经营者概念的比较与分析

1．我国经济法视野下各法律规范之间的经营者概念比较在经济法领域（本文将经济法的范围限定为与市场秩序调控有关的经济法律规范和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因而在讨论经营者这一概念时主要限于此两类法律规范中，而不包括民商法、环境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法律规范），经营者的概念大多出现在与市场秩序调控有关的经济法律规范中，而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大多涉及产业政策、计划、税收、金融价格等领域，其主体类型主要包括政府（或者国家机关）、纳税人、金融机构等，经营者概念使用得较少，但传统上归属于宏观调控法律规范的《价格法》中对经营者有所定义。故本文对于经营者概念的讨论主要限于有关市场秩序规制的经济法律规范，对《价格法》中的经营者概念也有所涉及。在我国经济法视野之下，各子部门法律规范中经营者概念的相关表述见表1。由表1可知，在立法时间相对较早的经济法律规范中，如《产品质量法》，未直接使用经营者这一概念，而是以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从事服务经营者作为相对应的主体；《广告法》中虽使用了广告经营者、商品经营者等概念，但未给出此类概念的定义。《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均对经营者作出定义，皆采用了“经营内容＋主体”的界定模式，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主体外延界定为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而《价格法》则将其界定为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即未将组织体的性质限定为“经济组织”。《反垄断法》第12条规定：“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用大量篇幅规定了经营者的义务，对经营者的概念却未作定义性解释，但从其第3条可推断经营者应当是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见，这两部法律规范亦采用“经营内容＋主体”的界定模式，但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强调经营者从事商品或服务经营的营利性或有偿性呈现出明显区别的是，《反垄断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出现营利性、有偿性或者近似意义的词汇。由此可见，在经营内容方面，我国立法的总体趋势是从强调营利性、有偿性意义的经营者，逐步转向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者，对经营者性质的考量逐渐被对其所从事的行为的考量所取代。此外，从构成经营者的主体来看，在上述几部法律中，除《反不正当竞争法》外，其他法律规范都采用了一致性的主体外延，即并未将组织类型限定于经济组织。若仅以文理解释角度观察《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会发现其经营者的范围较其他几个部门法而言更为狭窄一些，即此法中的“其他经济组织”仅包括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而不包括除经济组织外的其他社会组织。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非经济组织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的案例已不再是个案，此种狭义性的法律其适用性已无法与目前我国的具体实践相适应，于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主张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经营者的外延进行合理拓展，例如李友根［8］认为，对于经营者内涵与外延问题的认识，应当跳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局限，从法律主体的理论和部门法的不同视野加以把握。

2．有关经营者概念界定的研究现状目前我国关于经营者概念的界定，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界定标准的多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营活动是否须具有营利性的问题。持主体标准的学者主要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依据，主张在界定经营者概念时应强调法律主体本身的性质，“没有合法主体资格的‘经营者’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济法律规范，不属于该法的调整范围”。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单纯以主体性质界定经营者已无法与丰富多样的经济生活实践相适应，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在突出经营者的营利目的的同时应将行为标准一同纳入概念内涵中，提出：经营者是指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服务提供等经营性活动，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负有诚信交易义务，对管理者负有接受调控、监管和规制的义务，对其他经营者负有公平竞争义务，并因此能够享受法律赋予的经营权的经济法主体。然而，将行为标准与主体标准相结合的界定方式常常使得对经营者概念的界定显得冗长且较为模糊，并且随着法律实践中非营利性组织从事经营活动案例的不断增多，该界定方式开始引发一部分学者的探讨与商榷。持行为标准的学者一般认为经济法视野下的经营者不必强调其营利或有偿的性质，而应从法律主体所从事的行为着手进行分析和界定。例如，有学者提出，“如果某些行为影响了市场秩序或者国家宏观经济，那么这种行为就将纳入到经济法调整的范围。……对经营者的判断不再着眼于商法意义上的营利性特征，而着眼于其经济活动对市场及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当下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们对于经营者概念的界定，或是未能完全厘清经济法主体与传统民商法主体的关系和界限，或是虽尝试从经济法的立法目的、立法本位来阐释经营者，但未能形成较为系统的、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界定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司法案例对经营者概念的解释不一致，从而使得经济法视野下的经营者理论不能较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3．不同法域中类似概念的比较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有着基本相同的法律历史背景，其经济发展特点也较为相似，因此，台湾地区的经济法律规范是值得研究与借鉴的。台湾2010年修订的《公平交易法》中的“事业”与我国经济法中的经营者概念类似。该法第2条以“事业”作为其规制主体，其指代的范围为：公司、独资或合伙之工商行号、同业公会，以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从事交易之人或团体。可见，该法所称的“事业”，可理解为提供商品或服务、从事交易的人或团体。另外，该法以列举的形式将相当于行业协会的同业公会明确纳入了竞争法的规制范围。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2款将企业经营者界定为以设计、生产、制造、输入、经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营业者。而台湾《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指明该第2条第2款所称的“营业”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总的来说，在台湾地区，无论是《公平交易法》还是《消费者保护法》，其规制范围内的经营活动都不要求具有营利性，法律规范中的界定方式采用的是行为标准，即以主体从事的活动作为判断依据。美国作为经济法的摇篮，在经济立法方面有着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在经济立法的规制主体方面，美国通过一次次判决逐步明确了规制主体的范围。《谢尔曼法》对市场主体的资格要求是参与市场活动的任何人。通过对美国近年来判例的审视可知，在界定某一主体是否属于《谢尔曼法》的规制对象时，美国法院倾向于采用较为宽泛的定义。例如，Goldfarb诉Virginiastatebar一案明确了在专业领域可以适用《谢尔曼法》。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直言国会并不意图将任何影响广泛的“专业职业”排除在《谢尔曼法》的规制范围之外，律师协会为了获利而买卖其服务是通常所说的“商业”，即能够成为《谢尔曼法》的规制对象。而在著名的常青藤盟校案中，法院在判决中确认，《谢尔曼法》第1条规制本质上具有商业性质的行为，是否构成营利性主体并不影响该法的适用与否。最终，常青藤盟校被认定从事商业行为，从而构成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适用对象。由此，《谢尔曼法》适用的主体范围扩展到了高等教育机构。在比较上述法域中与经营者相似的概念之后，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市场秩序调控法律规范中并不强调规制对象经营活动的营利性，倾向于从行为模式的角度论证主体的适格性，而非以主体本身的属性为由将某一类型的主体排除出经济法的适用范围。

三、经营者概念的试界定

就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法律语言的明确性而言，同一个概念在经济法项下的不同法律文件中应具有整体意义上的共同构成要件。对中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实体法中经营者定义的考察，以及对我国及美国的相关案例的分析，将有助于寻找准确界定我国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概念的方法。笔者试图以两个构成要件、一个社会成本分析方法和一种动静结合的视角对经营者概念作出界定，以供参考。形成上述界定模式的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两个构成要件是经济法中经营者概念形成的基础，为描述经营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语词环境。其次，在满足两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通过对某个主体纳入经营者范围与否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分析，以决定是否应当将此主体认定为经营者，可促进经济法学效率的提高。最后，动静结合的视角能够保证经营者概念的界定与社会发展同步，不至于造成概念的僵化与固步自封。

1．两个构成要件“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是某一法律主体构成经营者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要件。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不在于范围的广泛性或行为的特定性，因为主体范围的广泛性、行为的特定性等特性是经济法项下所有部门法主体共同具备的，它们并不能准确地将经济法主体与民法、商法、行政法主体区别开来。立足于民法领域时，无论是王侯将相抑或是平民百姓，无论是政府机关抑或是小微企业，均以平等主体视之，他们之间的行为皆须奉行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民法基本原则。而在行政法视野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地位关系明显不同于民法领域。同样，在经济法领域考虑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时，应当立足于经济运行实际，以各个市场主体的力量强弱为依据，借助于法律的抽象归纳技术予以设定。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主体相比，经济法主体有着更为具体的、与其经济职能密切相关的构成要件，“往往是对自然人或组织体在参与不同的经济活动中所扮演角色的进一步具体规定”。例如，民商法视野下的企业法人只是在从事商品或服务经营活动的过程时才成了经济法主体。此外，就我国大陆的经济立法趋势而言，其界定经营者时已逐步由突出其本质上的营利性转向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者。而我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法例、判例也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以行为标准界定经营者的现象。出现此种现象的法理在于，作为重要的经济法主体之一，经营者承载着一部分经济法的价值追求。正如王保树所指出的，“市场主体行为的公共性影响越来越突出……社会公共性决定着并表现在经济法主体上”。在界定经营者概念时需要将经营者放入经济法律关系中进行审视，并考虑到其经济法的价值所在。保护商事利益、促进商事交易的商法价值追求反映在它的主体上即为商法主体的营利性。而在经济法追求全社会的实质性正义的价值取向下，界定经营者这一经济法主体时不应再突出其主体上的营利性。“可能对交易安全或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是经营者的影响效果要件。交易安全和市场竞争秩序是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两大方面：一方面，基于现代交易的特点，经营者往往掌握着市场交易中的优势信息，因而有能力借助其优势地位对交易安全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经营者为了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实施一些行为以打压其竞争对手，其行为可能在传统民法上不具有违法性，但该行为会对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产生负面影响，致使其竞争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正是由于经营者具有产生此类影响的能力，经济法才需要对其行为加以规制。以公立医院为例，在其与患者的关系层面，不因其事业单位的性质而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医疗服务交易关系。在此种交易关系之下，公立医院有可能对患者的知情权、医疗服务的质量等产生影响。相比一般的私立医院，公立医院掌握着大量的优质医疗资源，且在运营资金方面能够获得财政补贴，往往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因而更易于利用其优势对医疗市场的竞争秩序施加影响。

2．社会成本分析方法在经济法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背景下，评判经济法主体适格与否时应当考虑其社会成本因素。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面对某一新型主体是否属于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时，可以将社会成本分析方法作为参考因素，将某主体纳入经营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司法成本、交易成本等，与不将其纳入经营者所可能造成的相应成本相对比，做出使其社会成本相对较低的决策。在适用此方法时，其成本的分析应尽量周全，应考虑其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及相关社会群体的各自成本。例如，将公立医院纳入经营者范围，虽然其自身的运营成本可能有所升高，但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将节约诉讼成本，借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更为全面的赔偿，私立医院也将因此节约与公立医院竞争的成本，从而促进竞争实现公平化、良性化发展。

3．动静结合的视角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新兴经营者类型的出现必将伴随着一部分经营者行为模式的转变，因此，在界定经营者的过程中需要基于动静结合的视角，在某一主体的行为方式或影响效果发生变化时需对其是否属于经营者范畴作重新审视，而不应固守原有的认定结果。以公立医院为例，如果说在2003年不将其纳入经营者范围主要是考虑到其事业单位性质，那么随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举措日益落实和新医疗改革方案在2009年转入施行阶段，公立医院在经济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已完全与一般的私立医院相当，便不能再让事业单位性质成为医院推托、否认责任的“保护伞”。

4．经营者试界定的实际运用为检验上述经营者的试界定是否正确，将其运用于新兴团购网站的判定。首先，团购网站对于商品（服务）供应者而言所提供的服务是运营网站这一交易平台并为之招揽消费者，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则是为其提供一大批相对优质而实惠的商品或服务以备选择。团购网站一般通过给商品（服务）供应者提供服务来赚取利润，因而可以确定它所从事的是提供服务的活动。其次，团购网站不仅拥有对其所提供的服务制定合理价格的权利，还享有在与商品（服务）供应者协议的最低折扣范围内确定具体折扣额度的权利。这两个层面的价格制定权使得团购网站拥有了对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再次，随着团购网站的新一轮洗牌，目前存活下来并继续发展的团购网站一般都会有一系列保障交易安全的措施，如美团网在与DQ产生纠纷时及时作出了先行赔付的决定。类似的措施还包括推出“随时退”“过期自动退”“不满意免单”等服务和其他交易管理制度，这一方面是团购网站为了吸引消费者，从而在与其他团购网站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所使用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团购网站保障团购交易安全的手段。此外，团购网站经营者代为收取交易款项并依据实际订单消费量与商品（服务）供应者结算的运作模式，不仅保护了交易款项的安全，也更好地促进了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因为预付了交易款的消费者倾向于尽快获得其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由此可见，团购网站正在对以团购形式出现的交易活动的安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因此，团购网站属于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由以上分析可知，团购网站符合经营者的两个基本构成要件。从社会成本分析方法来说，将团购网站纳入经营者的范围是符合当前的司法实践的。一方面，消费者在面临网上团购消费纠纷时可以直接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依据至法院，以节约其在维护自身权益时的成本；另一方面，对于团购网站而言，经营者地位的确认有助于其对自身的权利及义务进行准确的定位，及时采取措施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从整体而言，将团购网站界定为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有利于降低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符合效率优先原则。最后，以动静结合的视角观察团购网站，信息化的加快推进、线上交易与线下交易的趋于融合，以及团购这一消费方式的普遍化、日常化，都将成为我们将团购网站纳入经营者范围的理据。

四、结语

基础理论和基本范畴的不完备是我国经济法发展进程缓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我国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界定的多元化，我们应从经济法项下的各部门法对经营者的界定出发，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比分析其他法域的相关判例与立法例，立足于经济法的价值追求，提出可行性的界定方法。依据社会成本分析方法、基于动静结合的视角，以“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和“可能对交易安全或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两个构成要件对经济法中的经营者概念作尝试性的界定，以期为司法实践或研究经济法主体理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建议在即将修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将第2条第3款有关经营者概念的描述修改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可能对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以此为导向，在经济法其他法律条文修改时亦可采取类似的定义模式，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将经营者定义为“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可能对交易安全产生影响的主体”，并在具体司法实践判定经营者主体是否适格时以此条文为基础，同时考虑社会成本分析方法，基于动静结合的视角，平衡司法克制性与司法能动性。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2

关键词：一小时；旅游圈；近距离

近年来，不断兴起的“城镇周边游”、“一日游”、“自驾游”、“短程自助游”等近距离旅游形式，受到广大旅游者的青睐，简直就是旅游业发展中的“返祖事件”。旅游者的注意力由“核心景点”、“著名景区”、“中心大城市”、“人造景观”等焦点资源逐渐转向“民俗古风”、“乡村农家”、“生态自然”等散点资源，旅游者并不满足于单调的一点一景，一地一游，而是希望遍地是景，沿途观光。这就使得两点一线的旧的旅游规划模式难以满足游客的需求，这也对于近距离旅游资源和近距离旅游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一种需求和背景下，从沿海城市圈到内陆市县纷纷提出要界定和打造自己的“一小时旅游经济圈”，但“一小时旅游经济圈”的概念及其价值一直没有引起旅游业界的相应重视。本文就将对此现象和概念进行一个理性的梳理。

一.“一小时旅游经济圈”概念的来源

（一）小时旅游圈

所谓“小时旅游圈”，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边的一两个城市组合成一个旅游产品，而且互相之间的车程只需1小时到3小时不等，让游客在一个周末就可进行一次完整的旅游[1]。

（二）一小时经济圈

一小时经济圈是重庆市2006—2007提出的重要的城市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具体含义是以重庆市主城为核心、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范围内，打造一个具有明显聚集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城市群。

（三）一小时都市圈

一小时都市圈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为了实现圈内各种资源的共享，而以某一个城市为中心，一小时车程所能到达的区域。

以上几个相近概念的提出，散见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和报刊杂志中，从对概念用语及逻辑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这几个定义都缺乏精密性，或者说缺乏理论意义的探究，但是却给我们提出和界定一小时旅游经济圈的概念提供了参考。

二.一小时旅游经济圈概念的多角度考察

（一）一小时旅游经济圈概念之“旅游圈”

旅游圈是为了获得最佳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以旅游资源为核心组成的具有一定地理范围的协作区域，是一定区域内各种旅游经济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区域空间组织形式[2]。根据这种即成的旅游圈概念，旅游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区域，有着相对复杂的经济、社会功能，被赋予了超越了旅游学价值的意义。

旅游圈是一个旅游地区位概念，也可以称作旅游区，是旅游者对居住地外的旅游和休闲活动进行的空间选择，它是通过与客源地和周边旅游目的地的空间联系以及交通的可达性来体现。一个旅游区的选择和区划就是要通过对资源区位、客源区位和交通区位三个方面的考察，来确定一个旅游区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地域定位、定性、定量、定界等一系列手段，来协调旅游者、旅游地、旅游企事业三者对旅游地域范围的不同要求之间的矛盾，为旅游系统的健康运行划定一个合理的地域范围或地域系统。同理，一小时旅游经济圈就是用时间来界定旅游者对居住地外的旅游和休闲活动进行空间选择范围。

（二）一小时旅游经济圈概念之“一小时”

要确定一小时旅游经济圈的真正内涵，最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给“一小时”以适当的定位，这是一小时旅游经济圈概念生成的理论关节点，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界定。

首先，作为以时间来定量的一小时旅游经济圈我们必须先从交通区位方面进行考察和界定，才能认识到它存在的时空范畴和形象定位。所谓交通区位既旅游地的可进入性问题，指各种交通方式在空间上的组合关系[3]。交通区位的质量在提升现代旅游地竞争力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旅游大环境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快节奏、高效率、短假期、重压力之下的现代人，并不想在旅游的路途中浪费太多的时间，这也是全国各大景区争相提升自己的交通区位质量的重要原因，也是一小时旅游经济圈受到游客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小时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在一小时旅游或是在一小时旅游经济圈中起着定位空间的作用，不同的旅行方式和交通方式都会有不同的空间区域。但一小时更重要的作用是一种心理概念，每个旅游者都希望自己的旅途花费的时间是短暂的，交通是快捷的，尽量缩短交通距离，而一小时正是给予旅游者这样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只需要一个小时你就到达的目的地，剩余的时间都是你尽情享受的时间了。当然，如果用飞机一小时的飞行里程来定量一小时旅游经济圈，那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根据现在人们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和当前旅游者进行近距离旅游普遍采用的方式来看，最合理的定量方式应该是以旅行者居住地的城镇中心区为圆点，私家汽车的一小时行驶里程（世界各国对此类汽车限速标准在88—130公里之间）为半径上限，这样一个环形旅游区域，才是我们一小时旅游经济圈的概念生成的空间范畴和形象定位。

其次，从客源区位方面来考察，我们会进一步认识到“一小时旅游经济圈”存在的经济价值。所谓客源区位是指旅游目的地相对其他地区居民出游能力的空间关系[4]。出游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自然、历史、文化、经济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特定区域出游人数的比例及出游距离、时间和消费水平。一般而言，现实的出游能力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居民的出游意愿；二是居民的支付能力。而后者是出游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游人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出游人数明显高于中小城市，就是明证。此外，旅游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随距离衰减的规律，特定旅游地所吸引的客源有一定的范围界限。有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出游和休闲活动有80%集中在距城市500公里的范围内[5]。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大中型城市不仅在规划发展自己的“一小时经济圈”，还在编制自己的“一小时旅游经济圈”规划的原因吧。

再次，从资源区位方面考察，我们会认识到一小时旅游经济圈存在的旅游资源依托和优势所在。所谓资源区位指特定区域内某旅游地的旅游资源在空间位置上与该区域其他旅游资源的组合关系，亦即旅游资源在各自竞争中的比较优势[6]。旅游资源的区位优势是建立在“吃、住、行、游、购、娱”这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之上的，而无论是从这六要素的顺序关联，还是主次关联上讲，吃、住、行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游是旅游的核心内容，购的地位则并不显得那么不可或缺，娱的作用现在有了很大的提升。游的目的很多，旅游者一般把观光作为它最原始的目的，但旅游者也可以是只为了吃，为了购，为了娱，甚至为了住，为了行而去游。如果说传统的长距离旅游以观光、购物为目的居多，如长途跋涉到风景名胜地览胜，带足现金到购物天堂购物等等，那么近距离旅游就是以吃、娱、行为目的居多，从市中心到郊区去吃一餐绿色、美味又廉价的农家饭；到山青水秀、空气清新、景色怡人的乡村住上两天换换环境和心情；骑车或步行向郊区进发锻炼锻炼身体，体验体验行走的快乐等等。

（三）一小时旅游经济圈概念之一小时旅游

根据一小时旅游经济圈在交通区位中的定量分析，即在一般的城镇核心区周边100公里的范围内，它有没有旅游资源？有多少旅游资源？旅游资源的竞争力在哪里呢？所有的旅游资源是否都能成为旅游目的地呢？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明确旅游和旅游资源的含义，国际通行的旅游定义是“以消遣、公务、朝觐等为目的到惯常环境之外的地方旅行，时间在十二个月之内的游客的活动”。甘枝茂、马耀峰则把旅游资源定义为“凡能够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并可能被利用来开展旅游活动的自然、人文客体或其他因素，都可称为旅游资源”。在国际通行的旅游定义认为只要是“惯常环境之外的地方”都可以成为游客的旅游目的地；甘枝茂、马耀峰的宏观而又开放的旅游资源定义这两者都对我们发掘一小时旅游经济圈中的资源区位优势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外延。因为“惯常环境之外的地方”和“能够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地方都是无处不在的，假以大中型城市核心区为起点，以100公里为半径向外扩展，我们可以发现多少“惯常环境之外的地方”和“能够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地方呢？在一小时旅游经济圈内，旅游资源可能是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区位优势也是相当明显的。

众所周知，旅游的定义必须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出游的目的；旅行的距离和逗留的时间。传统旅游的概念是建立在旅游出行目的的基础上的，如李天元关于旅游的定义“是非定居者出于和平目的旅行和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而国际通行的旅游定义是“以消遣、公务、朝觐等为目的到惯常环境之外的地方旅行，时间在十二个月之内的游客的活动”。根据这两种旅游概念，我们可以一小时旅游首先是一种旅游现象，而且是有着很大的存在和延伸空间的旅游现象，但核心的界定是可进入的时间和过程只需要小于或等于一个小时。所以无论是那种旅游者，都可能是一小时旅游的实施者和享受者，一小时旅游更多的是强调交通耗时而不是旅游时间的限制。

三.一小时旅游经济圈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综上所述，一小时旅游经济圈的概念就比较明确了，是旅游者对居住地外的旅游和休闲活动进行空间选择的范围是乘座或使用一般交通工具一小时之内就能达到的环状区域，一般不超过周边100—150公里的范围。

作为旅游形象定位它是一种常态旅游，讲究日常性、高频性，还要能够保持一定的规模，控制经济型的消费。

作为旅游形式，它还是一种相对比较随机的、无序的、散漫的旅游，不需要太强的计划性的旅游形式；它是旅游者可以用的最灵活的方式，即以最放松的心情，最节省的花费得到和其他任何旅游形式同样的享受和满足。

作为旅游区域规划，它是圈层布局、网状通达、遍地是景点、点点可游憩。它不需要特别科学严谨的模式，往往是既有资源的随机组合，又有产品在一般意义上的推介。它可以有着相同的规划特色，也可以出奇制胜。

作为旅游目的地，它是一种区域性的、旅游资源较为密集的、近距离的旅游目的地。它还是日常旅游、周末游、自驾游等常态旅游模式的首选目的地，旅游者只要高兴哪里都可能是旅游者的目的地。它的口号是“白天在城里上班，傍晚在农家吃饭”，“生活因一小时而改变”等。

此外，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概念中有几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旅游者的范畴没有明确的界限，可能超过24小时也可能不超过24小时；二是居住地的界定也有变化，不一定是家庭居住地，也可能是住宾馆、借宿、野营等方式的居住地；三是交通工具的不确定，在现阶段是除去飞机之外的其他交通工具，也可以步行；四是目的地区域的不确定，除了地域上的布局，还有心理上的期许。

参考文献：

[1]刘永刚：《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小时旅游圈”圈进城间游》，记者中国消费者报，2004年/08月/27日/第A08版/。

[2]刘红梅：《旅游圈理论在湖南西部地区旅游开发中的应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143期）2006年第6期 。

[3][4][5][6]熊元斌：《旅游营销理论策划及实务97》，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97页。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3

关键词：技术经济范式；旅游业；新经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旅游业也不例外。众多的高新技术被应用于旅游业中，使旅游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面孔。但是，旅游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无规律可言？旅游业又会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有没有一种理论来解释并指导旅游业的发展？目前学界的研究多从旅游业表面的变化或细节的改变来进行，而较少触及促进并支撑其发展的内在动因这一层面。我们认为，如今覆盖整个经济系统的“新经济”，其实质是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带来了整个经济结构和系统的变革，从而由表及里地促使旅游业从应用新技术、技能提升到结构重组，社会支持甚至基础理论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技术经济范式

（一）技术经济范式的含义

范式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著名科学学专家托马斯·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1982年技术创新经济学家G.多西将这个概念引入技术创新研究中，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选择技术问题的一种模型或模式，而根据这种技术范式解决问题的常规活动模式就是技术轨道，它是由技术范式中所隐含的对技术变化方向作出明确取舍的规定所决定的。此后，C.佩雷兹在1983年发表于《未来》的论文《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结构变迁与新技术吸收》中又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从而将技术范式与经济增长直接联系了起来。1988年，另一位著名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弗里曼与佩雷斯又在合作发表的《结构调整危机：经济周期与投资行为》一文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认为其重要特征是“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即它不仅导致产品服务系统和产业依据自己的权利产生新的范围，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几乎每个其他领域，即它所研究的变革就特殊产品或工艺技术而论超出了技术轨迹，并且影响全系统的投入成本结构、生产条件和分布”。

技术经济范式意味着常规，而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过程就是打破常规和建立新范式的过程，技术创新是技术经济范式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技术经济范式即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主导技术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生产的范围、规模和水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不断打破原有范式、建立新范式的动态调整的过程。

（二）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

1.关键生产要素。弗里曼率先提出，在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过程中，关键生产要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生产要素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低成本；无限的供应能力；可使用性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在新经济这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条件下，关键生产要素集中体现为信息技术。

2.新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从生产者角度，在厂商和工厂水平上，逐渐出现一种新的“最切实可行的”组织形式。同时出现更多地利用新关键要素的产品，此外，劳动力的技能状况也正在发生改变。企业组织形态上，新发明家—企业家型的小厂商进入到新的迅速扩张的经济部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开创全新的生产部门。大厂商则通过迅速发展或经营多样化，集中于最充分利用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行业。从消费者角度，人们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从社会环境和支持角度，出现了新的投资模式和投资市场，同时，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高潮正在进行中，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二、基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旅游业发展趋势解析

众所周知，信息技术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那么，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本文拟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特征的角度对旅游业发展的趋势作一分析。由于旅游业涉及范围太广，为使分析更有针对性，故侧重于旅行社、酒店等旅游企业类型。

（一）新的组织形式：现在被广泛倡导的组织扁平化、流程再造同样体现在旅游业中

国外旅行社的垂直分工体系为我国旅行社业的改革提供了思路，即旅游经营商（旅游批发商）———旅游零售商（旅游代理商），我国的旅行社组织结构以及分类体系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充斥着价格战的阴影，行业整体利润低下，急需改革。饭店业亦在进行着组织扁平化的改革，压缩管理层次，增加信息流畅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组织效率。其他相关的旅游业组织结构，如旅游管理部门、景区景点亦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组织形式的变革。

（二）充分利用新的关键要素的产品：即虚拟旅游

被广泛接受的旅游的定义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艾斯特定义），其重要特征便是异地性和生产消费的同时性。但如今，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这一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旅游景区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其资源的网络化，旅游者可通过互联网欣赏美景，配以文字、声像解说，可以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传统的旅游产品消费模式发生了彻底转变。

（三）新的劳动技能

经济人—社会人—复杂理性人—全面发展的人的人性假设，证明了我们对人的认识的逐步加深。“人”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资源，知识的主要承载体，各行各业都由人事部转向了人力资源管理，加强员工培训，制定员工发展计划；专业研究方面也在人力资源的问题上广泛开展。旅游业中亦是如此。因为旅游业素来存在就业门槛相对较低的状况，因此应更加注重员工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管理，旅行社、酒店、管理部门等都在进行这一方面的改善和进步。

（四）充分利用新关键要素的根本性、渐进性创新

这一特征强调利用信息技术产生的应用性科技成果。这里仅举几例以作说明。DMS（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一种旅游信息化应用系统，它以互联网为平台，结合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营销技术，把基于互联网的高效旅游宣传营销和本地的旅游服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游客提供全程的周到服务，可以极大地提升目的地城市的形象和旅游业的整体服务水平。GPS（全球定位系统）和PDI实现旅游过程中服务的自动化，如地理位置的确定、解说服务等。CRM（客户关系管理）为旅游企业的定制化服务提供了条件，便于对顾客实现全面管理和完全的个性化服务。

（五）小企业大量出现并构成一个新的产业部门

这里的小企业并非指其本质特征，而是指其在成立之初的状态，一般情况下，这种企业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会在经济浪潮中争得一席之地，并最终可能成为中流砥柱，如微软等。在旅游业中则重点体现在旅行社的分工体系上，旅游代理商或旅游零售商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即众多的小旅行社“通过内部改造或增设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网络化，成为旅行社业面向旅游者的窗口。旅行社的网络化实际上是由旅游需求的特点决定的”，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旅游需求在我国已经普及，其结果是旅游需求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产生，为了便于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旅游社营业的场所必须设立于消费者便于购买的所有地方，即所谓的网络化布局，这必然需要众多的小旅社进行代理或零售的改造。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有效的发展模式，其实现还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六）大企业通过迅速扩张或经营多样化集中于生产和应用关键要素密集的部门

体现在旅游业中即是大型旅游集团即旅游经营商的形成。旅游经营商是指在旅游业中购买交通、住宿以及独立的服务要素并将其组合成套，然后直接或间接向顾客销售的企业。旅游经营商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规模经济，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营商之后，其基本业务包括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和旅游接待，而销售业务则主要由数量众多的中小旅行社代理或零售，这期间需要强大的网络技术支持。大型的旅游经营商把全部资源集中于相互联系的旅游业务中，势必会提高自身和整个行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的力度，提高总体接待质量，旅行社行业也因此避免了很多分散的重复劳动和相应的不规模竞争而减少资源耗费。体现在酒店业中即是酒店的集团化经营。伴随着国际酒店业竞争的激烈，我国日益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这对我国酒店的传统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以国际上成功的酒店运作模式———酒店集团化为指导，进行相关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提高效益。

（七）形成新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模式：网上消费

在旅游业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旅游电子政务：金旅工程，是中国旅游业的信息化系统工程，通过内部办公网、管理业务网、公共商务网建设和完善政府系统办公自动化网络和面向旅游市场的电子商务系统，与之对应，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及消费者都可以以网络为工具便利消费和获得服务。网络旅游服务公司：一种新型的旅游服务公司，以携程、易龙为代表，通过网络实现酒店预订、机票预订、度假预订、商旅管理等传统旅游企业的职能，日益成为中国旅游市场上的一支劲军；这类网络旅游服务公司业务量的不断攀升也说明了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旅行社、酒店、景区、航空公司的自主经营网站：各旅游服务企业纷纷通过建立网站强化营销攻势，提升形象，提高竞争力。

（八）新的投资模式和投资市场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4

恩格斯认为，衡量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就是数学在其中的运用程度。盖尔・詹宁斯认为短期内，旅游研究将继续使用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中国有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基于西方“定量”手段的旅游研究，似乎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和本国国情相结合的旅游分析，应该是我们需要的。“乘数效应”和“旅游卫星账户”不能很好的体现旅游的综合性和带动效应。因此笔者以重庆为例，基于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对重庆旅游产业组织形态进行探讨，以期对旅游的综合性和带动效应有进一步了解。水平有限，只求抛砖引玉。

一、范式和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源起于笛卡尔和牛顿，经过孔德的发展，实证主义开始被作为一种理解现实社会的方法；实证主义强调整个世界的运转是有一定的科学规律可循的，这足以解释各种现象行为间的因果联系。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最早由巴尼・格拉泽和安瑟伦・斯特劳斯提出；其包含了一系列灵活而系统的准则，在搜集和分析质性数据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是通过实际观察，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与范畴，然后上升到理论，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 。施特劳斯将扎根理论对资料的分析称为编码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原始版本，即格莱瑟和斯特劳斯的版本。

二、研究过程

（一）资料搜集：深度访谈与样本选择

深度访谈是一种有效的定性研究数据收集方法。理论上讲，抽取样本应到新抽取的样本不再提供新的信息为止；但从扎根理论的成熟经验来看，样本在20-30之间为宜。笔者选定了24名访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获得数据。受访者分布如下：6位旅游学者；6位旅游专业学生（研究生）；6位旅游从业者（偏管理）；3位旅游行政管理组织工作人员；3位旅游行业组织工作人员。

（二）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是指将资料记录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也就是根据一定原则将大量的资料记录加以逐级缩编，用概念和范畴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程序为：定义现象（概念化）――挖掘范畴――为范畴命名――发掘范畴的性质和性质的维度。所得结果包括14个范畴，以及相对应的若干概念。详细如下：（1）范畴：“不好的”描述，包括概念：依赖性，难独立，弱势产业，夕阳产业，敏感性，脆弱性（2）范畴：“中性的”描述，包括概念：综合性，错综复杂，混合的，高关联的，被利用的（3）范畴：“好的”描述，包括概念：包括绿色环保，无烟工业，朝阳产业，带动辐射效应，综合效应高，软实力（4）范畴：特色经济，包括概念：信息经济，体验经济，声誉经济，服务经济，眼球经济（5）范畴：大旅游，包括概念：区域经济，营销一个省（城），产业融合，融社会经济文化一体（6）范畴：市场性，包括概念：资源导向，重在消费（7）范畴：三分天下，包括概念：游前，游中，游后（8）范畴：产业体，包括概念：产业群体，无“业”（9）范畴：有核旅游，包括概念：核心、辅助、相关三部分，核心清晰、边缘模糊（10）范畴：高层次，包括概念：不是经济，是人学，人本的追求（11）范畴：突出文化，包括概念：以文化为依托，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12）范畴：城市的旅游，包括概念：城市化，国际化（13）范畴：娱乐，包括概念：娱乐和休闲（14）范畴：高品质生活，包括概念：高品质生活，休闲，为生产，第二种生存空间。

（三）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指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关联的过程，将众多范畴区分为主范畴与次、副范畴，并用来表明资料中各部分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所得结果5个主要范畴及相应的次范畴。详细如下：（1）主范畴：旅游认知，包括次范畴：“不好的”描述，“中性的”描述，“好的”描述（2）主范畴：大旅游观，包括次范畴：大旅游，有核旅游，城市的旅游（3）主范畴：高层次导向，包括次范畴：高层次，突出文化，高品质生活（4）主范畴：产业形态，包括次范畴：三分天下，产业体（5）主范畴：其他，包括次范畴：特色经济，市场性，娱乐。

（四）选择性译码

选择编码是把核心范畴与其他的范畴系统地联结起来，搜集新的资料验证其间的关系，建立起概念密实、充分发展的扎根理论。通过逻辑梳理，以“旅游认知”和“高层次导向”两个范畴为基础，结合“其他”范畴，以“产业形态”范畴为抓手，围绕“大旅游观”这一核心。

三、文献参考与构建理论

（一）文献参考

尼尔・利珀提出旅游者在旅游期间的任何消费行为都是旅游业的收入。申葆嘉提出，旅游产业包括旅游业及社会非营利因素。罗明义把旅游产业划分为核心产业、辅助产业、相关产业。黄常锋等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链表现出“网状”结构。卡麦兹将旅游产业集群定义为在所有经济产业中，空间上相互接近的，在商品和服务联系上比国家经济部门联系强的产业。杰克逊和墨菲进行了旅游的区域化集聚研究。

（二）理论构建

人作为智慧生灵，旅游是人类最原始的冲动，是以“游”和“娱”为核心导向的人类第二种生活方式，是人类区别于生活空间、工作空间的第三种生活空间（不否认重叠）。旅游不是生活必需品，是高质量生活必需品。综上，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日益发展的今天，旅游业包含的范围无疑是广泛的，且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类观念的改变，旅游业的涵盖范围应该是灵活的，可变的。甚至可以说旅游业未来的涵盖范围是无限的。旅游业核心清晰，边缘模糊。重庆旅游应是一个产业体，而不是一个产业或产业集群。

进一步讲，从本质上说，重庆旅游经济不是产业经济，而是区域经济，只有以“治大国”的思维把握旅游，以“烹小鲜”的思维操作旅游，旅游业才能持久健康发展。树立“大旅游”的思维，此处“不赚钱”，自有“赚钱处”，靠“相关”赚钱，看重综合效益，注重软实力的提升，才能更好的指导旅游发展。突出文脉，地格，利用旅游，搞好区域营销与经营，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5

关键词：运输业 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 网络经济

从经济学范畴来讲，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的固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可以用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经济特性，一般来说，企业的规模越大，所生产产品的平均成本就会越小。而范围经济则是区别于单独生产的一种经济形式，是指生产产品的多样性而言，是通过共用某些生产要素的方式来实现多种产品的生产，进而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这两种经济形式是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具有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所以也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但是，放到具体的产业发展中来看，定义远远不能反映出两种经济形式的复杂性。

一、运输业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方面的复杂性

因为运输业存在着产品多样性、运输网络复杂性以及计量方式特殊性等特点，致使运输业中把握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知道，每一次产品的运输都存在着运输对象、运输距离以及运输时间上的差别，并且运输业中采用的计量单位是距离和运输重量的复合计量，很多特征会因为抽象而被忽略。因为运输业不仅包含不同产品的运输，在运输过程中还包括实际的运输工作和运输基础设施，所以运输业的规模经济要进行多方面的考量。

第一，运输属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移动，运输网络地域范围越大，路线越长，服务站点越多，其运输服务的覆盖面也就愈大。所以从运输网络的大小来看，业务范围越广，运输的单位成本就会越低。第二，从运输线路的使用频率来看，如果一条线路的使用频率很高，运载量大，那么这条线路上的单位运输成本就会降低。第三，如果考虑到设备的运载能力，则是运输设备的运载能力越强，单位成本就会越低。目前来看，进行载运的工具装载能力越来越大，十几万吨的邮轮也是平常的设备。第四，根据运输单位实际拥有的交通工具的数量，我们可以进行车队规模对于经营效率以及成本影响的计算。比方说，运输飞机的规模不仅与数量的多少有关，还要考虑到使用频率以及维修队伍和零部件的储备。第五，由于运输业的运送量非常的大，并且在同种运输方式中还存在着不同运输形式的转换，因此在运输过程中关于线路和运输方式等的协调工作变得特别重要。所以枢纽能力对于运输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运输枢纽的能力和规模标志着运输网络的先进程度。综上所述，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而且由于运输方式以及服务对象之间的差异，还可以将运输的类别进行划分，这就导致对于运输业经济规模的研究变得很困难，一定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运输业的范围经济也使得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知道，在进行运输时往往需要将客货放在一起进行运输，又或者由于公路的基础设置条件不同，对于客货的运输有要求或者对路面的压力不同产生出不同的过路费用。所以即使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进行运输，甚至是在同一运输工具上的人和货物，也会与许多不同的产品相对应，所以说运输业的范围经济也是普遍存在的。因为设备和设施的共享能够更好的发挥使用效率，同时使运输成本得到减少。如果忽略服务上的差别，可以按照货运和货运、货种、起讫点以及时间之间存在的差异来进行不同运输产品的划分，也就是说每一种特定的运输过程都是一种不同的运输产品。运输业就是一种产品多样的行业，同样的运输工作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而且每个运输企业面对的市场也不同。

二、关于运输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研究

对于运输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合理的理论知识基础上，不能进行简单的概念和方法的套用，应该根据运输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对运输业的市场、企业的界定、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科学运输管理机制的建立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同时，有效的研究还能对经济学的进步起到促进的作用，对于经济学在其它领域的应用具有指导意义，还能够产生理论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在网络经济的作用下，运输行业的空间模式存在着网点直运、辐射以及分段等几种不同的类型，这就决定了运输业在市场结构方面的复杂性，深入的研究能够对制定和修改运输政策的工作起到指导的作用。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公司和运输企业之间的联盟情况进行研究，还要对其组织结构进行关注。不仅要对单一运输方式的网络进行分析还要关注多种方式混合的运输网络。运输业发展到目前已经步入了现代化和综合性的阶段，新的运输方式也不能忽略。现在应用的计量理论，大部分是在概念不清的状况下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需要依靠网络经济的模式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验证，进行计量分析工作的重新组织，其中多指标模型的分析是运输经济计量研究的重点。很多指标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非常的普遍，例如运输距离、线路使用频率、港口吞吐量、载重量、服务频率等等，它们都可以用来标记运输网络的特征，如果能够在多向量模型中应用到这些指标，就能够对网络经济的表现进行更加准确的分析。另外，关于运输业网络的研究还要针对其他特性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对于外部辖区、联合产品以及车辆回空等的研究，运输网络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深化认识。

三、小结

事实说明，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等经济学的理论在运输业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将经济学的研究建立在运输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的基础之上。网络特性作为运输业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运输业研究的复杂性，所以只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为运输业政策的制定指出方向，为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科学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M].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6

一、发展轴理论和“节点城市――轴线”开发模式

“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实行重点开发”的开发思路，从经济学上讲，既与“点-轴”开发模式接近，又与增长极理论吻合，还与网络开发模式有关，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诸多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世界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制定政策的实践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或原则，就是城市和交通干线的连接点和线是经济发展的最佳区位。在“点-轴”开发模式中的“点”是各级中心城市（镇），是各级区域的集聚点，而“点-轴”开发模式中的“轴”，是在一定的方向上连接若干不同级别的中心城市（镇）而形成的相对密集的社会经济密集带（人口和产业带）。

重点开发（或发展）轴线一般是指重要线状基础设施束（交通干线、能源输送线、水源及通讯干线等）经过附近有较强的社会经济实力和开发潜力的地带，这个地带的宽度因轴线的等级、长度和对区域的作用不同而有异，确定开发轴线的宽度，还要考察相对于线状基础设施束的距离及与线状基础设施束的关系。在平面上发展轴由三部分组成：（1）线状基础设施束，它是轴线的神经和脉络，是人口和产业密集带形成的基础；（2）发展轴的主体部分，直接处于线状基础设施束或其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郊区农业及其他机械化农业设施等是“点-轴”系统的组成部分，这里轴线的宽度一般就是城市区域（相当于城区与近郊区）和工矿区的直径；（3）发展轴线的直接吸引范围，是指发展轴上的所有城镇、 港站的直接吸引范围，指从合理运输的角度同该发展轴的线状基础设施、城镇、工矿区及其他设施有频繁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的区域（带），而且该区域与其他同级发展轴只有极少或几乎没有直接的社会经济联系。发展轴线的直接吸引范围在按“点-轴”系统进行开发时，没有必要作那么严格的划分，一般为1到2个小时的车程，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发展轴线的直接吸引范围会扩大，也就是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两个同级别的发展轴之间，除了有各自的直接吸引范围外，还有大面积的混合吸引范围，同时与两个发展轴联系，但哪一个发展轴对该范围的影响都不太大。发展轴的平面解剖图如图1所示。（参见《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第137-141页，陆大道著，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上述发展轴的论述是科学的，它把由基础设施束构成的轴线与“直接处于线状基础设施束或其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郊区农业及其他机械化农业设施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了。仔细推敲起来，发展轴的宽度实际上是指城市区域（相当于城区与近郊区）和工矿区这个“点”的直径，而不是指轴线的宽度，如果把发展轴看成一个整体，由于其宽度在“点”和“轴”上是不同的，比如一条铁路主干线经过某地时，其宽度也许只有数百米，因此，有必要把发展轴细分为“节点城市”和“轴线”。所谓“节”，《辞海》中解释，是指植物茎上生叶与分枝的部分，有些植物的节略为膨大，如竹、甘蔗、石竹、蓼等，引申为树木的枝干交接处。而“节点”是指电路中三个或三个以上支路的会聚点。所谓“节点城市”，就是指有一条或数条线状基础设施束连接的城市。这里的“轴线”与上述发展轴中的论述是相同的，指连接“节点城市”的线状基础设施束。

在西部开发中，由于研究和规划“二带一区”迫切需要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尝试着用“节点城市”和“轴线”的概念把国土区域中的城市及其连接的基础设施束进行分级，提出实际应用于经济区（带）的研究和规划的“节点城市―轴线”开发模式。

所谓“节点城市―轴线”开发模式是在灵活运用点――轴开发模式和增长极理论，合理吸收上述发展轴的科学内核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区域开发的实际提出来的，其要点是：假定省会城市是一级节点城市，地级城市是二级节点城市，县级城市是三级节点城市；相应的连接一级节点城市之间的轴线以及连接一级节点城市和国际市场的轴线是一级轴线，连接一级节点城市与二级节点城市之间的轴线和二级节点之间的轴线是二级轴线，连接二级节点城市与三级节点城市之间的轴线和三级节点城市之间的轴线是三级轴线；此外，还有点状节点，如电站。在连接一级节点城市和国际市场的一级轴线中又可因海路或陆路而进一步细分。我们把经济区（带）分为核心区、直接辐射区、间接辐射区三个层次（也可以只分成核心区和辐射区两个层次）。我们就把这叫做“节点城市―轴线”开发模式。

由于节点城市的宽度（直径）是可以规定一个范围的，因此，经济区（带）核心区和直接辐射区、间接辐射区的范围是可以大致确定的。如表1所示。

二、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范围界定

虽然在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区确定的重点区域叫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但是，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仍然是一个国土开发主轴的概念，意思是说不能仅限于南宁、贵阳、昆明三个城市。所谓国土开发主轴的概念，是指具有创造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性条件，如气候、风土人情、文化蓄积，以及在空间地理特性等方面具有共同性的区域连接，能够在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进行高密度的人、物、信息的交流，符合人们价值观的就业和生活可能进行的广泛国土范围。

“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指出，要加快发展广西南（宁）北（海）钦（州）防（城）地区、贵州贵阳附近地区、云南昆明附近地区。加强与我国华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沿西南出海通道，以南昆铁路、重庆至湛江公路等交通干线为依托，发挥南宁、贵阳、昆明等中心城市的枢纽作用，支撑滇黔桂地区的经济开发。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大力发展交通、商贸、旅游等产业，改造提高机械、电子、航空工业，加快利用水能、有色金属、磷矿石、煤炭等资源，建设西南地区水电开发和东输工程，积极开发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

现在尝试着界定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范围，如表2和图1所示。

三、界定中心城市及其周边核心（城市）区范围，加快南宁、贵阳、昆明的发展，壮大中心城市，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从经济上讲，整个西部都要开发。但经济开发和扶贫开发是不一样的，要突出中心城市、经济核心区。在各省区市工作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经济核心区，最先提出的是西陇海兰新线，陕西的陕北能源重化工也很重要，但陕西把关中经济区放在第一位，其他辐射。甘肃把兰州白银经济区放在第一位，其他是一个点。新疆把天山北坡经济区放在第一位，已形成小气候，库尔勒是一个点。西北青海怎么确定范围？宁夏、内蒙古如何确定范围？怎么带动、辐射、联系？青海主要是海东地区，加上格尔木一个点，宁夏是河套经济区，内蒙古是沿黄地区、呼包地区。相对来说，沿长江相对简单些，成渝地区、攀成绵地区、三峡库区沿长江地区（不是绝对要沿江边）。

南贵昆经济区的范围如何确定？在上述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分三层意思：一是增长核心区概念，二是辐射区域，三是联系区域。表达时照顾到政治利益，作为经济区布局不明确不行，各地区都从自身重点出发，考虑各自重点，某一级上要明确，以平衡政治经济利益。重点要突出，不突出重点，就不容易落实。南贵昆三个地方，上一次面向出海通道，西南、华南部分地区规划是唯一得到国务院通过的规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改革开放，南昆线起到了重要作用。北海也因为有了出海通道而列入南贵昆经济区，这是现实的出海口。向东发展也很重要，从东面向广东、上海也可以出海。向西，广西、云南可以开辟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陆上国际通道，经过一段陆地也可以（经别的国家）出海，并把内地连接起来。

西部开发中把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都叫中心城市，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在城市轻轨和地铁等公共交通、给水和排水系统、绿地建设等方面，欠账很多。改变西部城市面貌十分重要，国家投资要扩大到地级市，开放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扩大到地级市。培育城市功能，交通、流通、融通、信息等都与城市规划有关。制定城镇化政策，改善户籍管理，把城市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相关政策如创业政策、土地规划、就业政策、农民进城政策等，都要配合西部开发战略。

积极实施城镇化战略，调整城乡经济结构、强化经济区功能。要跟踪、捕捉经济流向，按照“多样化、非均衡、逐步推进、综合协调”的发展方针，切实抓好城市功能性质、形态类别及时空布局和体系结构的规划设计、编制实施工作，合理发展特大城市，加快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等城市，重点发展小（县）城镇和建制镇，大中小结合，健全完善城镇体系。 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有序流动。改革完善城镇用地制度和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加快城镇化进程。同时也要统筹兼顾，推动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要加快南北钦防城市群的建设，努力建成以港口为依托，以南宁为核心城市，以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为支撑，以卫星城镇为辅助，三种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群，成为广西新兴的工业基地。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凯里是贵州省人口最多，城市规模最大的城市，该区域要重点抓好城镇供水、供气、供电、防洪、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心城市、重点城镇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形成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城镇发展格局。

云南重点发展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经济区核心区，由昆明、玉溪、曲靖、楚雄等主要城市以及宣威、陆良、罗平、通海、禄丰等节点城镇辐射区构成。昆明市以提高综合竞争力为重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和现代农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和信息化步伐。曲靖、玉溪、楚雄等滇中城市群应以完善城市功能、突出服务、调整结构、美化环境、提高质量、增强城市聚集和辐射功能为重点，充分发挥承上启下二级城市的作用，承担昆明市的一些生产和服务职能，强化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延伸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带动周边城镇和农村发展，推动核心区的扩展。滇西南“思景勐”辐射区沿213、214国道和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分布，以景洪为中心，连接思茅、勐腊、临沧、普洱等城市群辐射区。该区沿边和沿江，承接滇中经济区延伸辐射，连接东南亚，是正在开发中的中老缅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云南建设国际大通道的重要区域，在对外开放和水电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7

关键字： 经济法律行为 市场主体行为 实质公平 政府经济行为

法律行为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经常的事实，受到了法理学及其他各部门法学的普遍重视。然而，在进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行为的研究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中几乎没有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向行为重心发展的方向相左。本文试图探索一种从经济法律行为入手来解释经济法律现象的新方法，以拓展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领域。

一、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意义

法律行为是指“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活动。它是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经常的事实。”[1]关于法律行为的研究起始于民商法学。

由于法律行为被认为是连结主体制度与其他制度的纽带，是“主体和权利之间的桥梁、媒介”[2]，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转化的路径，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因而被作为法学的指导性概念，受到了法学理论的普遍重视并成为了各部门法学共同关心的一个基本论题，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法理学等学科在这一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以及价值目标的不同，它们研究法律行为的重点、角度和具体目的都是各不相同的。在民商法学中，研究的重点是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将其看作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实现民法基本精神的前提“[3]民商法学研究民事法律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清行为的法律效果，分清有效行为、无效行为、可撤销的行为和侵权、违约行为。刑法学上主要是研究犯罪行为，将其看作”不仅是连接犯罪构成诸要件的纽带，而且是刑事责任理论赖以建立的支柱“，并形成了”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的格言；[4]刑法学研究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在行政法学中，则将行政行为和相对人的法律行为看是一对最基本的概念，其研究行政法律行为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依法行政问题。[5]，法理学作为对一般法律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的学科，则在总结部门法学关于法律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将其上升为一般理论，其研究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归纳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征，各种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为有效地对人们的行为实行法律调整提供必要的理论；为各部门研究具体法律领域的行为提供一般原理。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重要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学是否需要研究法律行为？其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

关于经济法学是否需要研究法律行为的问题，答案是肯定无疑的。

（一）经济法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的规范体系，其调整对象实质上是人们的行为。

按一般法学理论，法律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经济法也不例外。而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它依赖于人们的交互行为而产生，又由于行为的作用而充满生机与活力。因此，法律只有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才能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法律作为为人而设计的规范，其直接目的在于影响人的行为或行为倾向，使人们的行为达到法律规则和原则所设计、所表达的行为模式，进而实现它的价值目标。

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干预经济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特定的社会关系。经济法规范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和行为模式，亦为市场的基本主体而设计，它必须通过对各主体经济行为的规制而实现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协调经济与社会良性运行的目标。

既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实质上是人们的经济行为，那么，要有效地发挥经济法对经济行为的调整机能，实现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当然首先要深入研究经济行为。

（二）经济法律制度是模式化的行为体系，而法律行为体系是动态的法律现实。

经济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是经济法律制度，而经济法律制度则是由权利和义务组成的规范体系，因此，经济法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要素仍然是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所谓经济权利，不过是主体可以主动地做出一定经济行为，或者要求权利相对人做或不做一定经济行为；经济义务则是主体应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在此意义上，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就是行为，由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组成的经济法律制度实际上是模式化的行为体系。法定的权利义务向行为体系的转化，即通过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形成具体的权利义务，法律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事实。法律系统并非仅指规则及其结构。“在任何法律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行为，即人们实际上做些什么。如果没有人们的行为，规则不过是一堆词句，结构也不过是被遗忘的缺乏生命的空架子。”“‘因此，无论是要研究经济法律制度，还是全面深刻地理解经济法律现象，都必须深入地研究构成经济法律现实的经济法律行为。

（三）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必须借助于经济法律主体的经济法律行为才能实现。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协调全社会经济利益目标的体现，作为法律文件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不过是立法者主观设定的国家意志和目标，这种意志和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代表国家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经济行为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活动。离开了经济行为，经济法律的国家意志和价值目标都只是一纸空文。

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经济法律秩序的建立，经济法律秩序作为存在于法律社会中的人、机构、关系、原则和规则的总体，是以由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构成的经济法律关系为核心的。而经济法律关系也主要是通过法律行为而创设或变更的，法律行为的最基本涵义就是“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人的活动”[7]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从事法律活动中，在自己与他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了权利与义务联系，才形成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法律秩序。

经济法律规范能否真正地得到实施以及取得实施的效果也是需要法律行为来检验的，行为的规范化程度是检验经济法律规范的效力和实效的主要标准，法律行为使法律中的主体、客体、权利、义务、责任等诸要素相互联系和转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经济法的效力和实效存在于经济法律行为之中，要真正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建立正常的经济法律秩序，就必须为人们的行为注入合理的法律动机，而研究经济法律行为也正是实施经济法规范之所必须。

（四）经济法律行为的本体属性与作用已构成了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充分理由。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规范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其行为科学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经济法规范实质上是关于人们经济行为的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利动机形形色色，法需要日见其多，法资源合理配置日趋突出，法行为选择模式日益重要，各种法律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切都为加强法制建设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法学

研究拓展了广阔领域。”[8]现代法学的焦点正是由规范重心向行为重心转移，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既然是一门新兴的法律科学，就应充分适应现代法学发展的要求。况且，自经济法产生以来，法学家们在运用传统规则或规范研究方法解释经济法律现象时又的确遇到了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借鉴国外法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必要。

如果说经济法律行为本体性质和经济法学的性质决定了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必要性，那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空前发展的经济法律关系和正在进行的经济立法则为经济法律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性，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法理学、各部门法学的理论成果为经济法律行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必要的条件。我们认为，研究经济法律行为，就是要在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弄清经济法律行为的内涵，建立相对系统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其研究目的在于：第一，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征，确立其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和指导性概念的地位；第二，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过程与结构，弄清其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解决国家干预经济行为的度与量的问题。

二、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

（一）相关概念的比较

法律行为理论起源于民商法学，现代民商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和系统的法律行为理论均始自德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德国民商法总则中首先被确立，统辖着合同法、遗嘱法和婚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民商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作为抽象观念，它又以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商法学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9]以后，这一概念为各法律学科所普遍关注，在法理学、行政法学、刑法学中形成相应的概念。但是，我们在对各学科关于法律行为研究成果的比较中不难发现，法律行为的内涵在各法律学科中是有差别的。在法理学上，“法律行为是一个涵括一切有法律意义和属性的广义概念和术语”，它具有社会性、法律性、可控性、价值性的特征。[10]而在民商法学上，民事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11]而民事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是一种调整方式，它与法定主义调整方式相对应，它仅适用于法定主义不能发挥作用的范围。”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既”具有法定主义方式所不可取代的法律调整功能“，”又具有其发挥作用的必要范围，无限夸大其作用或者试图以之根本取代法定主义调整方式，显然也是不适当的。“[9]（55-56）而在行政法上，行政法律行为包括行政行为和相对人行为这一对概念，”行政法律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主动地对国家事务和行政相对人进行管理，并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该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刑法学上的法律行为则是指犯罪行为，这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而在民商法中，有学者将违法行为归入事实行为，即并不认为其是法律行为。自此可以看出，在各学科对法律行为的研究中，不仅存在认识上的差别，而且其成果直接反应到立法中，也形成了法律制度的不同。民商法作为传统的私法领域，法律行为制度的建立直接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其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理念。而行政法作为公法领域，法律行为制度的建立则以权力为基础，特别强调行政权力的意识先定理念。法理学作为各部门法学理论的系统抽象与概括，其对法律行为的研究建立在部门法学的基础上，因而得出了既能适用于公法领域、又能适用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的概念。但法律行为研究的这种现状却给经济法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1）经济法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意志的法律部门，是适用公法手段调整私法领域的规范体系，这样一个法律部门的法律行为应是怎样的法律涵义？

（2）如何建立经济法律行为制度？其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它所适用的范围又是什么？

（二）经济法律行为的界定

经济法律行为是指能够发生经济法上效果的人们发自意思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法律事实。这一定义包括如下函义：

第一，经济法律行为是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的一种。它是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是人的有意识活动。无意识的活动，如人在昏迷或熟睡状态中的动作、以及受他人暴力所强迫所为的动作，不是行为。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因其无意识能力，所为的动作也不得称之为行为，并不是一切行为都可以成为法律事实，但人的行为大部分为法律事实，并且是最重要的法律事实。在人的行为中，由经济法所规定的，是经济法上的行为。

第二，经济法律行为是由经济法律规范规定和调整的行为。这是经济法律行为同其他法律上行为的重要区别。其他法律行为如行政法律行为是由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犯罪则是刑法规定的行为。

第三，经济法律行为是发生经济法上效果的法律事实。这里所谓经济法上的效果，指经济法上权利的变动，也就是发生、变更、终止经济法权利和义务。

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是以政府对市场其他主体的行为调控为中心的概念，是以限制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为其本质要素的经济法律关系的变动事由，它由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其他主体的行为的一对概念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法是从公法角度对民商法的私法缺陷的弥补，同时也是在公法领域中对行政法的补充，因此，经济法律行为在作用对象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民事法律行为和行政法律行为有密切联系。并且经济法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调控要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因此，经济法律行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要遵循民商法、行政法的原则。建立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应当充分注意这些联系，同时从理论上划清它们之间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

笔者认为，经济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首先应具备一般法律行为的共同特征：[10]

1、社会性。法律行为作为人的活动，当然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可以理解为：第一，人的行为是社会的产物，受到社会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制约。第二，行为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人的法律行为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社会发生利害关系，其中包括利

益的冲突与一致。第三，人的行为是社会互动行为，即引起他人行为的行为。这种互动性是法律行为成为法律事实的动因。第四，法律行为是其他社会行为的形式或一个方面，它往往与其他社会行为交织在一起，并作为其他社会行为的形式或一个方面而存在。第五，受社会法律规范的制约。

2、法律性。这是法律行为区别于一般社会行为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是指：第一，法律行为是由法律规定的行为，即是由法律规范所决定的范围内的行为，这种行为既包括国家希望发生的行为，也包括国家不希望发生的行为。第二，法律行为是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即首先，它能够引起人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其次它是受到国家承认、保护、奖励或是受到国家否定、取缔、惩罚的行为。第三，法律行为是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

3、可控性。法律行为都是可以控制的行为，既可以受到法律的控制，又能受到个人的自我控制。这种可控性是由于法律行为的规律性和意志性所决定的。

4、价值性。法律行为的价值性在于：第一，法律行为是基于行为人对该行为的意义的评价而作出的。第二，法律行为是以需要为机制的，由行为人的需要所推动或引发。第三，法律行为是一种对象实践活动，体现了主体与客观的关系

。第四，法律行为是一定社会价值的载体，人们可以用善恶、好坏、利害等范畴进行评价。

经济法律行为除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特征之外，与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比较，它还具有自身具体的特征。

1、目的的实质公平性。经济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政策目标或一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战略，为此，它必须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自治和意思自由，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稳定运行创造良好的经济秩序。这一行为目的显然既不同于以谋求自身利益为目的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不同于以维护公共安全，保障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企业自治的自由竞争秩序为目的的行政法。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法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行政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以现有秩序为前提，以消极限制为手段，以市场主体的权利为范围，一般不参与或不介入市场主体相互的法律关系，其价值判断仍以形式意义上的公平为标准。而经济法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与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它以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为动机、以积极引导促进为手段、以市场无功能为作用范围，是对市场主体间法律关系的直接介入，其价值判断以结果公平或实质意义的公平为标准。因而，从目的的性质和内容上看，经济法律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是当然存在差别的。

2、主体的法定性。经济法律行为以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其行为表现为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主体较之于民事法律行为主体和行政法律行为主体具有自己的特性。其一，经济法律行为主体一方恒定为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及其法律授权的部门或团体，另一方为一般的市场主体，主体双方的地位不平等，不同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平等主体。其二，经济法律行为中的管理主体经法律授权而取得权利能力，不一定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也不要求其享有完全的行政权力，因而不同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在经济法律行为中，除依法享有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外，经由法律授权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经济法律行为中管理行为的主体。如 （食品卫生法）规定的卫生防疫站和仪器卫生检验所可以行使一定范围的检查权等。

3、手段的多样性。经济法律行为为实现其价值目标而使用各种手段，这些手段的权力手段与非权力手段的综合使用为形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经济法律行为表现为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干预，是国家为实现政策目的而积极地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从形式到内容与民事法律行为都有重大区别。经济法律行为中的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具体表现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制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两方面，这两类行为较之于行政法律行为也是存在区别的：第一，在市场规制行为中，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虽然也是运用行政权力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但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存在广泛的裁量权，经济法律行为的对象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预测其变化十分困难，因此，在为实现经济政策目标而进行的规制市场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活动中，不得不容许经济管理部门享有广泛的判断自由。因此，较之于行政法律行为，经济法对经济管理部门的裁量权规定得相当地宽松。第二，在经济法律行为中，经济管理部门的行为手段较之行政法律行为也有明显区别。例如，在警察行政方面，当公民的生活行动要引发社会性的危险或威胁到他人的生活和权利时，才对它加以限制，或者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命令、禁止或许可制约公民的个人生活，除此而外，不再介入公民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与此相反，经济法律行为为实现政策目的而积极地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除了命令、禁止、许可等手段外，对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其法律行为的有效性方面通过认可的形式加以限制，对于特殊的公共企业，通过特别许可加以监督和限制，如此等等，都呈现出经济法律行为的手段的多样性。第三，大量非权力手段在经济法律行为中被运用，并且在现代以宏观调控为经济法重点的时代，非权力诱导在经济法律行为中的比重和作用都日益增大，国家指导、合同、规划、预测等手段的意义重大。而这些行为由于是经济法所特有的行为，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

4、实现目的方式的灵活性。在经济法律行为中，主体双方居于不同的法律地位，但行为目标是一致的。并且经济法律行为目标的实现还取决于市场主体即经济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对经济法律行为目标的实现有着直接影响，这就要求经济法律行为在实现其目标时必须把握直接干预的程序和范围的以不破坏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为界限，因此，在经济法律行为中，对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于的领域或活动，必须采取灵活的方式，一方面要避免过多的直接行政强制带来的市场机制的效率损失，采取诱导、激励、促进等方式，建立审议会，听证会等使市场主体参与政府经济决策或与其进行协议；另一方面也要对政府非权力手段的效力加以确定，明确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健康、稳定与协调。当然，经济法律行为实现目标的诸多方式既不是平等主体间的协商，又不是完全基于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因而，它既不同于民事法律行为，又不同于行政法律行为。

我们这里所列举的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仅是探索性的，应该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揭示经济法律行为的性质和特征。只有把握了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才能深入地认识经济法的概念、特征、宗旨及其体系等基本问题，因此，在此进行的探讨应是有益于整个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

三、经济法律行为的基本分类

经济法律行为根据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活动的多样性而极其多样，根据不同标准可以有多种的分类方法。此外，由于经济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的分类理论对经济法律行为分类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在这里，仅对其作出基本的分类：

（一）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根据其行为主体的不同，分为政府行为和市场主体行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大行为主体，政府、企业、消费者，不同主体的行为受到经济法的规范，将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

（二）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根据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任务和作用不同，分为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为弥补市场调节机制的不足而介入市场，为实现一定的经济政策目标而发挥作用。一方面它要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从宏观上调节经济的运行，实现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与合理化，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减少内部或外部的不经济，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保障社会经济协调有序地发展。为了保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市场失灵，还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规制以保护公平、自由的竞争，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两方面基本任务相适应，经济法律行为也分别地表现为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若从市场经济其它主体的角度看，相应地也可分为接受宏观调控行为与接受市场规制行为。区别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的意义在于政府作用手段和方式的不同而将对当事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宏观调控行为注重采用间接调控手段对市场运行进行积极引导和激励；而市场规制行为则注重对市场主体的消极限制或禁止。

（三）规制行为与受制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根据其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同，可分为规制行为与受制行为

。经济法作为国家运用公法手段调整私法关系的法律部门，政府在经济法上处于中心地位，其行为对于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主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与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在经济法上无同日而语之可能。直言之，规制行为是指宏观调控机关和市场规制机关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而受制行为则是指市场主体的接受调控和规则的行为。区别这两种行为的意义在于规范规制主体的行为，以保证受制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换言之，研究规制主体的行为制度，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为界定范围。

对经济法律行为进行分类的的目的在于针对不同的法律行为，制定相应的制度或规则体系。因此，分类仅仅是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起点，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展开关于经济法律行为的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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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30—135。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8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规模经济；途径；支撑要素

一、房地产规模经济概念

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包括各种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规模）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资源贮备、开发建设、资金、人才规模。它表明开发建设诸要素以及开发建设的房屋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集中程度。根据这种集中程度，一般可以把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划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种。划分房地产企业规模的标准，既可用劳动力、资金来划分；也可用其完成的开发量或正在开发的数量划分；也可用其中两个以上的要素同时作为划分的标准。

二、房地产规模经济要求

1．房地产企业初始规模的确定。为了确定房地产企业的适宜规模，必须首先确定房地产企业的起始规模。起始规模是经济合理条件下的最小开发建设规模，是确定房地产企业最适宜规模的基础。起始规模应保证房地产开发建设各环节中的人才、资金、资源、设备等，并使其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起始规模的合理确定，是决定投资房地产开发的重要依据。当房地产项目的最小规模低于起始规模时，不宜投入开发，而开发规模大于起始规模时，则应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身条件以及其他条件，按不同的规模，组成开发建设的合理性方案，并选择最优规模。由于房地产的区域性非常强，加上东部与西部差异，城市与县镇差异。因此很难准确确定具体的初始规模。原则上，在大中型城市，以中型房地产企业开发规模较为适当；在小型城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以小型较为适合。

2．企业最适宜规模的确定。在某一地建立房地产企业规模，并非规模越大、实力越强就越好。还必须根据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情况而定。为了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最适应开发规模，需要以企业最适宜规模为核算评价的标准，企业最适宜规模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内开发建设过程，管理组织最为合理，各种生产要素能充分利用，技术经济指标先进，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规模。如果企业规模超过了企业最适宜规模的界限，投资和劳动力消耗的增加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将呈递减趋势。由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各种社会化分工合作机制的建立，如前期有顾问策划公司、工程有招投标的公司、监理公司、宣传有广告策划公司、销售有营销中介公司。企业从人员数量上考虑，大型企业人才数量只需要中型企业人数，中型企业人数只需要小型企业人员，没有必要搞小而全、大而全。

确定企业最适宜规模的方法很多，要根据具体的技术经济特点合理选择。最常用的是成本效益分析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通过消耗类指标和效益指标的对比分析，在盈亏平衡的基础上不同规模方案进行比较，确定企业最佳开发建设规模。当前企业最适宜规模应当以所拥有的资金、土地资源作为衡量标准。

3．企业最优规模的选择。企业最适宜规模是计算企业规模的依据，但并不是选定的企业实际规模。在选择企业的实际规模时，要根据社会需求量的大小，在企业起始规模和最适宜规模之间，经过多方案的对比分析来确定。比较企业的不同方案，一般是采取计算同一年开发建设成本与基建投资额之和来进行。总费用最低的方案为最优方案。

三、房地产规模经济实现途径

1．房地产企业购并是资本集中的有效手段。低价收购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使购并企业获得的资产大大超过购并成本和购并价格，或超过新建企业的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实施购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机。获取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动机。企业购并可能以直接实现规模经济，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自身内部扩张，逐步增扩股，增大股本结构，实现扩张，并以实现滚动开发的提高资金的利用率；（2）横向购并中的规模经济。横向购并是同一产业中生产同类或存在替代关系的企业之间购并，具有直接的规模经济效果；（3）纵向购并中的规模经济。企业纵向购并的规模经济实现也必须首先具备上述企业规模经济的支撑条件，否则，会陷入规模不经济的误区；（4）混合购并中的规模经济要获得混合购并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果，构成企业规模经济的各种支撑条件也是必不可缺的。

2．房地产规模经济也可以在政府统一运作下完成。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完成前期土地的规模开发。然后通过土地招投标市场，按照规划片区由各开发企业在竞标所得的地块上进行组团式或居住小区式开发。较为成功的实例就是南京市开发建设的“月牙湖小区”。它由建委、国土、规划局等部门按照南京市居民高尚居住区的规划要求，统一进行布局，综合配套，由十几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组团式、居住小区规模开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企业战略同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了一定的目的、通过一定的方式组成的网络式的联合体称为战略联盟。战略联盟的概念首先是由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罗德和管理学家罗杰?内格尔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战略联盟在西方和日本企业界得到迅速发展。战略联盟是一种关系松散的企业组织形式，它不具有传统企业那样明确的层级和边界，对于联盟中的各方而言都十分机动灵活。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践中，这优势互补的组织形式具有较高的效率。由于房地产的区域性很强，因此战略联盟中的各方可以通过相互间的网络进入对方的地区市场。这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军外地市场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同时，战略同盟可以克服较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双方招投标大型土地项目资金不足的劣势，在大型国有土地招投标中避免残酷竞争，哄抬地价，提高土地投资成本，达到规模经济，战略同盟各方共盈的目的。

四、房地产规模经济的支撑要素

从企业内部来看，构成规模经济的主要支撑条件是：

1．拥有土地资源的支撑。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不仅是房地产业的直接开发和经营的对象，同时也是各类房屋建筑不可缺的基础载体。房地产的开发建设离不开土地资源，而土地资源却可以作为未被开发的原始形态而独立存在，可以说土地是房地产开发建设的万源之本，在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房地产企业仅能依据开发建设项目用地性质的不同，购得40~70年的土地使用权（依用地性质不同而分），而土地使用权的一次性周期长达40~70年，因此，要实现房地产企业的规模经济，必须在其可预见的预见期里，充分贮备土地资源。如果没有土地只能是空谈规模经济。

2．资金支撑。资金是房地产血液，房地产规模经济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金，通过资金参与控制更多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开发项目，即房地产规模经济离不开庞大的资本投入。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积聚能力，以及进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能力，就其成为能否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支撑条件。

3．企业家能力的支撑。当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规模以算术级数或几何级数增长时，特别是当房地产企业通过横向、纵向及混合购并若干企业，实现房地产企业规模急剧扩张时期，其管理的复杂程度、组织协调工作量会呈几何级数增加。对房地产企业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从企业的外部来看，构成规模经济主要支撑条件是：

1．政府政策。房地产业是一个由政府政策高度垄断性行业，是一个受政府政策影响，对政策敏感性极大的产业。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一级市场中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使得它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它决定了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位置，决定了价格走向。作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企业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关，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2．市场规模支撑。市场规模即市场需求量。市场需求量的大小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由于规模经济是房地产开发的明显趋势。但由于其受市场容量的限制，即受开发建设地区人口因素影响。因此，并非开发建设规模越大越好，随着规模的扩大会出现规模效益递减情况。笔者根据多年房地产开发实践，提出如下规模：在中、小型城市（人口规模：50万人~100万人）一般不宜进行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在大、中型城市（人口规模：150万人~300万人）一般宜进行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在特大型城市（人口规模大于500万人）一般宜进行特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开发规格以居住区为宜（建筑面积为50万m2~150万m2），资金筹措按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标准。

上述仅是相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就各级地方政府而言，本着经营城市考虑，其开发规模应适当地提高一个档次，以利于城市综合布局。

3．市场范围支撑。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市场范围大，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市场范围小，市场规模也会随之缩小。市场范围，即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房的销售范围，是一个市场空间概念。由于房地产所特有的地域性强，使用权得其开发建设的商品房一般不会超出以地级市、县级市销售的范畴。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随该城市地域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而市场范围扩大。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无限扩大，也会陷入规模不经济。

此外，由于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产市场范围不尽相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强，人口流动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强，市场范围就越大。

4．产业及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并非是适用于所有产业与产品的概念。在房地产产业经济运作中，有些商品房的规模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有些商品房的规模经济效益则不十分明显，甚至不存在规模经济性。

参考文献：

1．乔梁．规模经济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2．芮明杰．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马恩国．房地产经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