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的意义范文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1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 历史脉络 实践意义 研究与分析

非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和主要特征

（一） 内涵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同历史时期其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同。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由多种经济经营形式构成，如私营经济、民营资本经济、公有经济、非公有经济等，各种经营体制所表现的经济内涵不同，非公有制经济体制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资本划分，生产资本都归个人所有，和公有相反，从事私营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必须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本，在经营过程中独自承担经营风险；二是雇佣劳动关系，劳动雇佣关系是一个支撑企业运行的基本关系，在绝大多数企业一般都会采用家族经营模式，家族成员作为管理中枢，雇佣其他员工作为支撑企业运行的基本单元，一般企业雇佣的员工越多，企业经营规模越大；三是经营目标，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经营目标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一切经营决策都以效益为主体而制定的，对社会公共建设的作用很小。

（二）主要特征

1.经营规模小。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运营成本低，生产工具较为简陋，小规模的非公有制经济基团虽然生产力低，但是其市场灵活性很好，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很强，相对于其他经济体制，非公有经济体制资本运作更稳定。

2.经营结构和经营方式。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大多通过劳动和资本运作形式维持生存、获得经济利益，自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私营模式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媒介，是我国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型发展的重要表象。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经营方式以知识、技术为发展中心，这种知识技术基础是企业赖以生存的保障，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私有经营企业必须时刻变换经营结构和经营方式，使企业更适合在社会经济体制中生存和发展。

3.资本运作。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资金、发展、管理都具有一定的自有性，在符合法律规范时，企业的各种经营决策是不受国家控制的。企业自主制定经营决策、销售方案，自主承担融资、筹资等企业运营成本，自主承担企业市场经营风险。管理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经营方式是非公有制经济资本运作的一大亮点和特点。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改革开放前

1.解放战争时非公有制政策的提出和发展。建党初期，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资本阶级和地主阶级经济垄断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我国还不具备开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开始显现其发展价值。1931年，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非公制经济政策形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开展了土地革命、红色政权等活动，大大推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进程，其影响范围也在逐渐扩大。1945年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自此，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融合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新中国成立之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各领域产业百废待兴，建立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体制，发展特色社会主义资本道路成为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经济问题，所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完善其经济体制的经营结构，创新其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1950年，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市场经济中，创建新型私营企业，以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53年之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恢复阶段，所有制改造，经济体制创新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为了鼓励广大群众发展自有经济，政府调整了私营企业和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经营关系和合作关系，采用赎买政策和社会各界私营企业建立协同发展体系。“”、“”给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指导思想上不仅严重误导了经济发展的步骤，还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偏离了原有的思想路线。

（二）改革开放后

1.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恢复发展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和探索逐渐在全国各地展开。农村经济是当时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乡村集市、农副产品企业、乡村公社的发展为非公有制经济注入了鲜活的动力，此时公民和国家的生产经营关系非常和谐，其非公有制经济体制已初步成形。

2.非公有制经济稳步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南方各经济开发区的建立，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已成为一个主流经济体系，主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城乡一体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组织的协同发展，不仅丰富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组成构架，还有效的促进了市场生产、经营的合理发展。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条件、有力补充。1989年，同志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讲话中强调要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重要经济发展政策落实下去。1999年，我国制定了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关法律，规范了其私营经济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增长速度飞快，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多达53.23万家，小规模企业多达1956.12万家，所以我国市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帮助。

3.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之后，非公有制进入了快速、全面、稳定的发展阶段，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程度越来越大，其经济发展理论也越来越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完善了国民经济保障体系，还大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我国很多公有制经济企业逐渐转变发展方向，纷纷向半公有制、半私有制经济体制转型。2007年在党的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中，明确指出在完善、改革公有制经济体制的同时，要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对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力，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两种经济体制的融合发展。据相关数据统计，2000年之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动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衡，其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前景要宽于公有制经济，在政府的支持下，相信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国民经济创造的经济利益会更大。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障碍及对策分析

（一）非公制经济发展障碍

1.管理体制不统一。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在落实企业经营发展决策时，通常会忽视政府政策的监管和扶持情况，造成企业在进行生产审批过程中遇到过多的政治阻碍。政府在设立监督部门监管非公有制企业时，并没有一个有效、及时的综合管理机构，这种管理的不统一性不仅会降低资源成本的利用率，还会加重企业的生产运营负担，使企业失去一个公平、稳定的市场经营环境。

2.非公有制经营制度的束缚。市场垄断增加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对待投资主体，政府的政策相对严苛，监管力度很大，政策上控制投资，会严重桎梏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发展，从根本上制约了企业融资的发展。这使非公有制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经营环境，生产资源的缺失、融资成本的紧缩、相关立法的滞后、司法行政监督的不公平等，都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上的束缚性，使非公有制经济无法做到和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的发展关系，无法打破公有制经济的行业垄断现象。

（二）对策分析

1.发展新型非公有制经济。传统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观念已无法适用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所以我国应摒弃传统思想，推进所有制经济改革，促进非公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积极鼓励广大公民投身到自主创业行业中。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化角度上看，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是完善其经济结构的必然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对市场环境的抵抗能力越来越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丰富了我国经济市场的组成结构，还大幅度提升了体制的稳定性。新型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目标主要表现在以提高经济的稳定性为基础，政府还应出台相关发展政策，鼓励大部分私营个体、企业加入到市场经济中，通过改变传统的经营思路，大幅度提高企业经营内容、模式、体制的合理性和长远规划意义。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价值会逐渐增大，其体制上并不可能存在多大变化，发展创新内容主要体现在混合经济格局的实践意义上。

2.创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在优化非公有制企业经营和发展环境的同时，清除其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放到同等位置，按照相同审查机制，放宽金融管制，拓宽金融体系的深度和广度，使市场和企业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市场环境下完成交易行为，保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经营权利。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影响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前景变得非常广阔，政府需提高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的地位，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和谐发展的前提下，稳步市场环境，并引入科学的金融体系以维系我国经济市场的运营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固有资本，金融管制不仅可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营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还能进一步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联合的发展优势。市场经营环境与市场发展规律具有同等发展地位，所以我国要想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价值，必须立足于稳定内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让两种类型的经济市场能够体现出协调发展的主体走向，在双向促进中展现非公有制经济的商品贸易价值。

3.转变非公有制企业的经济发展方式。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采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理念，在企业内部大力开展人才培养发展战略，通过科学的管理制度、合理的责任分配提高企业核心管理能力和管理实力，拓宽融资途径，放开产权所有权限，优化管理和生产结构，使企业在激励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经济发展方式对非公有制经济运营结构的影响很大，科学的发展观念和管理经营理论可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所以企业应稳步提高先进管理理念在企业经济管理格局中的战略性作用，通过拓展企业的经营范围，提高企业的经营模式，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等方面，全方位的控制好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市场中的发展地位。经济发展方式越丰富，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个体的经营结构越稳定，所以政府与企业应立足于拓宽我国整体非公有制经济的贸易结构，以发展经济内容为基础，丰富企业内部文化与经营理念的精神内涵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王世勇.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1978-2003）[D].中共中央党校，2010（11）

2.张敏.中国共产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实践探索[D].海南师范大学，2013（9）

3.吴建国.现代化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论稿[D].四川大学，2012（11）

4.吴甲强.新时期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D].山东轻工业学院，2011（4）

5.王威.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4）

6.王明凤.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及实践研究[D].佳木斯大学，2011（4）

7.李中.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创新[D].中共中央党校，2012（5）

8.王慧卿.当代我国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发展问题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2（10）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是二者所依赖以建立的基本制度，与此相联系，二者对公有制的理解以及要实现的最终目标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1.社会制度基础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引入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探讨如何减少资本主义带来的剥削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实现公平、民主、自由的发展目标，它实际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左翼提出的一股社会主义思潮，或者说仅仅是对未来社会理想的一种设想和未来蓝图的描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方案，不可能被真正的实施，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正如科尔奈所说，初始条件对实际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形式都有强烈的影响。

2.公有制地位的理解不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强调公有制，但是很少抽象地谈论公有制问题，尤其是对国家所有制，主张用“社会所有制”取代传统的公有制，而社会所有制的真正主体很难界定。在当代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大多数情况下都将所有权问题“虚化”处理，基本上所有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型都主张将一定的企业利润或者资本利润按社会分红等形式由一定的组织平均分配给全体公民的方案，这个组织不是真正的公有制组织，实际上市场社会主义只是将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其他所有制形式更有利于实现所追求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终极目标，其他所有制也会被坚持。罗默就公开表示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实现社会主义者需要的东西所不可少的。他认为由国家直接控制企业这种形式无益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来，在垄断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是最危险的。社会主义者批判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是要解决这一矛盾，才出现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所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正如邓小平所说，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定不能丢。只不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公有制的内涵也出现新的变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

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认识不同市场经济本来就离不开宏观调控，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经济危机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政府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仍然是必要的，一定程度上还是挽救“市场失灵”后果的手段。所以，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离不开国家干预。用以保证国家福利和收入分配公平。米勒也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离不开国家作用的发挥，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作用的发挥，比如，国家制定生产参数，使经济服从于平等自由的目标。所以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比较，是更加强调了政府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地位都比较重要，有的时候甚至会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政府一方面运用财政、货币、产业和收入等政策调控市场，引导企业；另一方面作为国有企业的人，负有管理国有企业、提供公共用品的职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的功能将逐渐回归到重要产业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将资源配置的功能还给市场，减少政府的“越位”现象，纠正政府的“缺位”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市场资本主义是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作用。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带有某种空想色彩，并非西方主流的经济思想，在基本制度、对待公有制的地位等方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一理论毕竟表达了与社会主义同样的诉求——实现公平、自由、平等的社会目标，再加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友善，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制度设计中，也明确显示出希望把公有制、按劳分配、市场经济效率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愿望。再加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来源于对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因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矛盾和弊端进行了深刻的解析，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的构建中也是“对症下药”的，这些都提示我们借鉴和吸收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是有必要和有可能的。中国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建立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面临的困惑、矛盾、问题不断升级，需要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不断完善和发展，除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制度创新，更迅速和有效的方法是借鉴市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否定的批判力、制度设计的智慧。

1.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启发我们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方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制经济能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关键的问题是克服传统公有制僵化的体制和模式，寻找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围绕产权制度的构造、要素市场的形成以及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探索，这为我们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大多数主张保留公有产权，多种多样的公有产权的制度设计，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很有启发意义。比如在经理管理型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以银行为中心的族群企业相互控股与监督”这一具体设计，就曾经对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之间的相互控股与监督产生过影响。在扬克的“实用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他提出设立“公有制管理局”，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制度的建立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设置，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要解决公有制企业的效率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委托——关系，这一理论对解决公有制企业的激励和监督问题有借鉴意义。

2.在企业管理中应高度重视和尊重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作用和主人翁精神经济民主和利润分享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两大特征。经济民主，又称参与制经济，是指给予每个劳动者在经济生活中同等发表意见的权利，比如说企业内部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决策权，这不仅可以消除劳动异化还能增强集体主义意识和价值目标，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促进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快速提高。所谓利润分享是指企业所有者把净收益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与工人分享。如扬克的“实用社会主义模式”中，公有产权的净收益大部分回归社会，剩余索取权被授予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全体劳动者，这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分享。利润分享的一个好处是使劳动报酬由刚性变成富有弹性，工资不再是固定不变而是与企业净利润挂钩，利润高，劳动者的收入就高；企业利润下降，劳动者收益会随之降低。这种工人的利益与企业效益的联动方式，极大地刺激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同样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和劳动生产力，甚至还能防止“阶层固化”现象的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经济决策和政治民主都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一部分原因是产权不清和委托问题造成的激励不足，另外，经济不够民主也会造成效率低下。因而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合作制经济、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新形式。

3.在分配中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设计越来越多地体现了青睐公平的思想，这一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同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公平是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追求的目标。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为了实现公平，他们主张在分配制度上以劳动作为收入的依据。但是，要注意的是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平等，并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我们不能一味地借鉴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追求平等的目标，还要注意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基础产生的这样一个事实，他追求社会主义公平的价值目标，没有问题。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效益问题。在资本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更多地兼顾公平可能就会损失效益，所以，要将效益放在首位，尤其是初次分配中重视效益，再次分配中重视公平，否则，就会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这不仅会伤害公平，更无益于效率的提高。

4.推进经济体制度改革要有相应的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保障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将政治民主作为经济民主不可或缺的条件，像罗默就将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家领导人不愿意允许企业自治和鼓励竞争，施韦卡特在论述他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时，就提前设定了保证公民自由的法治国家，这样一个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必然规律，是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铲除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因素。二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邓小平曾说过：政治体制改革，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仅靠经济改革成果的说服效果不够，需要有相应政治体制配套改革。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3

【论文摘要】一定的经济运行形式及经济体制，总是依托一定的所有制结构而存在。市场经济的不同社会形式，是由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必然依托一定的所有制结构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指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的构成状态，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所有制结构是由生产力的水平和结构决定的。实行何种所有制结构，应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凡是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关键。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运行的效率和方向。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依据如下。

1、它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

（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化大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处于基本的和主要的地位，从而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物质基础，保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保证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反，如果没有公有制经济及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将丧失其自身的经济基础，就不能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

（2）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的多样性决定的。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参差不齐，呈多层次、不平衡的结构状态，经济发展必然长期受到人口多、消费需求大、就业负担重、资源相对短缺等种种矛盾的制约。这种状况，客观上限制了人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统一支配生产力的能力。因而，只有建立起多种所有制经济合理配置、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才能调动起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有利于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满足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可见，现阶段我国非常复杂而又呈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状况，是导致我国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原因。

（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针对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我们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并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积极探索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通过积极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努力创办“三资”企业，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它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在市场上围绕经济利益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展目标。实现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则有利于形成充分的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打破传统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的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培育多元化的相互竞争的独立经济主体。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坚持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地位和实现形式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全体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根本标志；公有制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公有制经济是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定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实现我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共同富裕的物质保证。

2、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也不意味着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越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大事，促进经济高速发展。这种优势，不仅要有“量”的优势，更应该注重“质”的提高，即体现在产业属性、技术构成、科技含量、规模经济、资本的增殖能力和市场的竞争力等方面。目前，在现有的608个工业门类中，国有企业涉及604个，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涉及533类，占全部工业门类的87.7%。

（2）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即控制国民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控制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控制重要的稀缺资源的能力。为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贯彻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对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首次明确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其中，对于军工、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开发及电网、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对以上领域的重要子企业和民航、航运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对于石化下游产品经营、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应加大改革重组力度，引入非公经济和外资，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在其他领域，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可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国有经济要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让更多的社会投资主体进入，依靠多种经济成分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3）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是为实现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什么样的实现形式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现所有者的利益，就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

三、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内在地包含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非公有制经济“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部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决不是权宜之计，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经济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1、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经占GDP的1/3。

2、拓宽了就业渠道。到2001年底，城镇非公有单位从业人员已达到4329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9.3%。

3、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投融资体制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转化。到2001年底，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已达到38.5%。

4、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多元竞争、充满活力的环境。到200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202.9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460.8万户，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到2002年底，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外资企业424196家。最后，促进了一批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占了很大比重，为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有好处，也有不足，特别是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剥削现象，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一种代价。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还是“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利大于弊，“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既然非公有制经济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投机性，这就需要政府利用经济政策和法律手段加以管理和规范，抑制其消极因素，鼓励其更好地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非公有制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正式出台。《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提出，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这些长期以来非公有制企业难以进入的领域，如今获得了国家的准入。可见，《若干意见》的出台，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0页。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4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使当今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与价值观的转变，这种新文化是以公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和宽容意识为核心的新的公民文化，这对当代的民族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民族精神要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并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体现主体意识，肯定权利意识，同时也要强调责任和义务；要培养理性和宽容的民族精神，建立现代文明社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变革，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与价值观的转变。以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要求中国公民改变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自在和封闭的文化模式，改变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用一种全新的自觉的文化塑造一种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由自觉、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生存方式。这种新的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公民意识的普遍化为核心的新“公民文化”，并通过中国特色“公民文化”建设重构民族精神。面对这种新的变化，不但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使之发扬光大，而且要将时代性与民族性有机结合。在当前这个开放、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引进和培育某些精神因素，重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一致、相适应的民族精神，才能更有利于我们民族以健全、有力的精神面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民族精神重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上述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中国文化的复兴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因为现代化建设不是单纯“物”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必须靠人去创造，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的现代化以及组织管理的各种规范和制度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的前提和保证，人具备了现代化的精神才能更好地从事现代化的实践。现代化不可能从天而降，更不可能由别人恩赐，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奋斗和拼搏，这就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当代中华民族精神。

我们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文明、规范、法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还应考虑他人的、集体的、社会的利益，要求市场主体具有文明、规范、守法的经营行为。现代市场主体必须既具备经济人的品性又具备社会人、文化人的品性。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面临着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个人价值追求和社会价值追求，局部的近期的价值追求和全局的长远的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即不同的精神会使人们作出不同的处置和选择。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也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素养提出了要求。只有认真研究这种要求，才能建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相一致、相适应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弟、权力之间的差别，在等价交换中，使人的自由品格在竞争中得到强化，主体意识得到加强。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多元化的经济形态，这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多元经济活动主体要自主自由地谋求利益最大化，就必然要有一个共同依循的竞赛准则—法律、法规。在法律的制约下，市场主体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平等和自由，法治才能代替人治。总之，随着市场经济在一个社会中逐步发展、成熟，从以开放、交往的社会化性质为起点，到经济人格的独立，到平等的交往关系，到自由活动空间，到对公正中介角色的欲求，到社会参与政治，最后到法治代替人治，使得市场经济中所内蕴的平等、自由、契约精神也内化为社会成员的精神，成为强调主体性、相关利益原则的新的民族精神产生的驱动力。

二、公民文化的内涵及特质

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 )，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 a.阿尔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公民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文化。以参与文化为主，兼有顺从型、地域型文化的政治文化，是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前提。香港学者余振华教授概括说:“公民文化的特质在于第一，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关注政治系统的输人与输出，尤其是输人功能取向的具备;第二，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效能感;第三，公民政治活动的频率较高，但这种活动的主要特征是高理性基础上的高参与。”

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意识铺垫与风格基础。其实质体现为具有一国国籍的人们在宪法和法律的框约下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并行不悖的理性自觉和行为取向。“‘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人，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概言之，公民文化的特点在于，公民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较强的法律意识和监督意识、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宽容意识。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文化有何特质呢?

(1)健全的法制。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当家作主，通过法定程序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而法制的内涵则是依照体现公民意志、反映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公民文化蕴含着平等，法制则把平等转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使之易于操作;公民文化意味着自由，法制则把自由加以昭示，又通过义务和责任把自由与秩序统一起来;公民文化昭示着契约精神，法制则正是这种契约关系的制度形式。

(2)民本思想。在公民文化中，民本思想之民是指公民，民本思想是公民文化的主体。现代民本思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确立了公民之间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界定了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成为一种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伦理。民本思想强调公民人人平等、人格独立。任何公民无论在社会关系还是在政治关系中都不存在依附关系，他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有怀疑的权利，有理性判断的能力，有自己的人生价值。民本思想强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得社会生活法律化、制度化。

(3)科学的价值观。在公民文化中，科学的价值观强调人的主体性，并在人的主体性得到解放的条件下，追求真理和自由;在公民文化中，科学的价值观下的义利观，是富有民族特色和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型义利观，即利己与利他、富民与富国相统一的新型义利观;在公民文化中，科学的价值观下，人们的政治参与是作为独立的，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的个体的参与。

三、构建与公民文化相统一的民族精神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培育的公民文化，更使公民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法制意识和监督意识强化，政治认同感和宽容意识催生，这也对当代的民族精神重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族精神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更新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它必须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现实、新的文化形成新的内容。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群体意识，是由个体的独创性活动推动的。它的价值目标指向始终是使社会与个人达到和谐统一。但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必然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状态。人们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开放世界中重新发现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开始调整并确立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价值坐标，逐步形成了多元性的价值观念。这就需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培育新时代公民文化，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民族精神。

(1)当代民族精神要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并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其中爱国主义是基础，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但今天我们需要的爱国主义是公民文化所倡导的理性的爱国主义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源于对所处地域和血缘关系的本能留恋，而缺少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主要表现为:对本民族过度不实的颂扬和祟拜，而对其他民族进行不实的贬低和丑化;以维护民族利益为由，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之上，或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好，拒绝接受其他民族先进东西，盲目排外等等。对于当代爱国主义者来说，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努力吸收借鉴世界文化。只有大胆地吸收借鉴，才能使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充满活力。必须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会，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优化我国资源配置，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某些国家凭借他们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行经济霸权主义，危及我们的国家利益、国家和国家安全。同时理性的爱国主义还要求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既要吸取当今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发挥民族自身发展的特殊要求;此外，理性的爱国主义还要求我们不受外界干扰，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当今世界是一个讲究实力的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战略利益和安全，必须以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为依托。因此，当代的民族精神应构建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帮助人们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正视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认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形势和地位以及自己的发展目标。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要继续对公民进行传统教育，使人们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秀美山川，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要加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使人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要增强世界视野和全球意识的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充分认识新时代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充分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和平共处的重要意义。

(2)当代民族精神必须体现自主意识，肯定权利意识。自主意识是自尊、自信、自强的意识。民族主体的自主性，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存在的文化前提。从市场经济看，其基本前提就是主体的平等独立性。在经济全球化与开放环境中的民族，必须具有主体的自主精神。个人既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又有负责的义务观念。自尊，自强的个体意识强化起来，激发起平等的社会参与感。一个民族具有了这种自觉的自主意识，落后就会转化为先进，贫穷就会转化为富裕，反过来，又增强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感。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间的交流不断扩大和增加，中华民族要在开放中求生存，谋发展，适应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就一定要正确认识民族的自我价值，增强自主意识，弘扬民族主体精神。当代社会，随波逐流、亦步亦趋、丧失自我的民族终将被历史的大潮所淘汰。

当代民族精神肯定人们权利意识增长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表现为人们日益觉悟到应该追求一个更公正、更理想的社会环境。在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环境中，责任只是某些人承担的重负，权利或幸福只是某些人独享的特权。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利益是检验市场经济成果的尺度。市场经济呼唤着市场主体、独立法人的出现和存在，否则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具有作为道德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在强调尊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同时，也推崇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主体:求利不损人，利义兼顾，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强调指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优先和首要性，也要看到个人利益的合理性、正当性，肯定按劳分配的道德价值，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协调结合起来，这有利于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公民既有享受社会己经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权利，又有为社会创造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公民只有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才能显示出自身的生存价值和人格尊严。

(3)培育理性、宽容的民族精神，建立现代文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监督意识和法制意识。而在落后的民族进人现代的时候，其建立国家的渴望尤为强烈。法治社会建立的基础一是社会物质生活的成熟，二是社会心理的成熟，即民众理性意识的觉醒。因为法规与法治都是理性思考与运作的产物，非理性的操作，不可能建立法治社会秩序，而只能是人治。在我国建章立制，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候，应学会这种填密的理性思考，这样，民众才会有更好的法规可依，这是秩序社会确立的前提。同时，还能唤醒民众法的意识，培育适用法律的能力与习惯。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5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本条立法理由：新中国成立时对待私有经济的政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运动，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到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11届3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第一个步骤是“放开、搞活”，放开指允许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个体工商户。当时决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属于危机对策的性质。还没有认识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还谈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谈不到私有经济的发展问题。92年宪法，只是反映当时的政策，承认个体经济的地位，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个体经济的定性：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对本条的修正：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修正的内容：在第11条原文基础上，增加第3款关于私营经济的规定。第1句：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体现了党和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从消灭私营经济，转变为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第2句：比照个体经济的定性，也规定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第3句：规定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及监督、管理。

本次修正的理由：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的结果，个体经济发展，雇工人数增多，突破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概念的范围，出现一批私营企业。发生疑问：是否允许私营企业？如果允许，则要求在法律上应当给予私营企业以法律地位。本次修正，反映经济生活的要求，给予私营经济法律上地位，大体比照个体经济，仍然定性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有所不同，不好说“指导、帮助”，因此规定：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宪法修正承认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为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法律提供了宪法依据。因此，1988年6月3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第1条：为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监督管理，繁荣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定本条例。

第2条：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 第3条：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私营企业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2条规定的私营企业定义：雇工八人以上。这就从法律上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了界定。雇工不足八人，为个体经济；雇工八人以上即为私营经济。为企业设立、登记和监督、管理，确定了明确的标准。

1993年3月29日八届人大对宪法第15条的修正：

原条文：

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修改后条文：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本次修正的内容：主要是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变。

本次修正的理由：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日渐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日渐上升，引发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即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这一争论，因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公开传达而告停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确定，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宪法修正，虽然没有涉及非公有制经济，但因为从宪法上将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性质的改变，就已经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不可能仅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应当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这次宪法修正并没有对第11条进行修改，因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定性，未被纠正。这就为下一次宪法修正留下伏笔。

虽然如此，这次修改宪法，将第15条规定原文“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九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因为，说到底，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矛盾的，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私营经济是个“异己分子”。而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却不存在这种矛盾。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本质仍然是市场经济。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私营经济决不是“异己分子”，而是“自己人”。质言之，私营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可见，这一次宪法修正，为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大发展，奠定了经济体制上的基础。

1999你3月15日九届人大对宪法第11条的修正：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修正的内容：将原条文对个体经济（第1、2款）和私营经济（第3款）的分别规定，合并为两款；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列，并且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的概括性概念。第1款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款规定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监督管理。

本次修正的理由：宪法修正案对第11条的修改，直接导源于九十年代非公有制经济的极大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3.特别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非公有经济所占比重更高，例如，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浙江的温州等地，非公有制经济所在比重当在99％以上。可见，到九十年代后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发展、壮大，再也不能够说是什么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且非公有制经济根本就不是什么“补充”，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公有制经济之外的经济形式，不仅是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还有合伙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招股和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等。这些经济形式是原条文的私营经济概念所不能涵盖的，也要求在宪法上给予正名，并规定其平等的法律地位。考虑到非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多种多样，难以做到一一列举而不发生遗漏，因此，这次宪法修正，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之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非公有制经济。

特别要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是上位概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合资经济、股份经济等等是下位概念。并且，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是并列的两个相对应的概念。非公有制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在宪法上规定，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刚开始的模着石头过河，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奠基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之上的市场经济。

可见，这次宪法修正，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及其重大的法律意义。这就是，从宪法上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为此后国家制定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

2004年3月14日宪法修正案对第11条的修改：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这次修正的内容：宪法第11条第1款未作任何改动，只是修改第2款。第一句：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二句：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这次修正的理由：在1999年修改第11条第1款，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非公有制经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获得长足的发展。2002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特别是在一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超过70％；截至2002年底，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已达2.85万亿元；2002年个体、私营企业新增注册资本金6900亿元，比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多2600亿元；个体、私营企业上交税金，已占全部税收的43％；在地方经济和县域经济中，经济发展和税收，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就业的主渠道，据劳动部2002年对66个城市的调查，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65%，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实现再就业。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以上可见，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因此，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决定》充分肯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政协民建、工商联联组会上强调指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但是，应当看到，由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根据，而是以政策作为根据，主要靠政策手段而不是法律调整。还没有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阻碍和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在企业设立登记、税负、取得贷款、企业上市等方面，存在不平等待遇，导致发生“挂靠”现象，及因“挂靠”诱发侵占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严重问题，以及一些地方存在的地下钱庄、高利贷等问题。

由于未及时制定完善的民法典建立健全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规则，加之在执法司法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未得到妥善、公正的保护，导致一些私营企业主心存疑虑，难以消除。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往往停止扩大再生产，甚至把资金转移到国外或者用于挥霍浪费。要真正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激发其扩大再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就一定要在宪法上规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以此为根据，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对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平等保护。

这次对宪法第11条第2款的修改，一是突出强调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二是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体现“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的方针；三是强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管理，必须依法进行，以贯彻、体现国家和政府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的方针。可见，这一修改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所有制；新公有制

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个概念的使用极其普遍，但鲜有人对其内涵与外延做深刻反思。解析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个概念，有助于理清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

一、对社会主义定义的思考

社会主义无论作为理论还是实践都是现代现象，是对现代性文明的资本主义样式的批判性反应。可以把继西方中世纪以后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社会，这一社会的文明称为现代性文明。自15世纪以来，人类沿着这条“理性化”（韦伯语）之路，以科学技术为动力，极力展示和弘扬自已的“本质力量”，一路高歌猛进，以理性和自由的名义希冀着自我解放。理性、自由、民主、解放等构成现代性启蒙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理念。

然而，问题是现代性新社会含有深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与其意识形态（即启蒙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往往构成冲突，“资本主义，既可以当作快乐与新生命之原动力，也可以视为许多失望与灾难的渊薮，因而我们无法在理智上或情绪上漠然视之”。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辩证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有经典的表述：一方面，由于其创造性和革命性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制约，资产阶级所有制本身“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而言，具有本质上的悖论性。1856年在伦敦以简洁有力的语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蠢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这样，“现代时期”或“现代世界”诉求的启蒙价值理念就应该与“它的有限的资产阶级形式”做出区分。

当然，资本主义是一个现实历史进程，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其理论与实践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呈现出纷繁的形态。在社会主义看来，正是资本主义这一现实形态，歪曲了现代性的真正的解放意义。

社会主义是逐渐克服一切形式的剥削和社会异化、确立真正民主、劳动人民自治和个性自由从而社会公正的理论与实践，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真正切实可行的道路。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就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科学的精辟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而言之，我们把社会主义一般性理解成：随历史现代化进程，从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来，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反人性的矛盾本质，在扬弃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追求一种非资本主义式的人类真正现实解放的现代性理论和现代化实践，它的基本价值追求，可以概括为理性、自由、民主、公正和效率。

社会主义要得以实现，必须借助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手段，暴力革命或者和平改良的手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手段是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手段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公有制本身并非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它存在的意义在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

二、社会主义所有制内涵与外延的反思

在思想史上，所有制最初是以法权的形式提出的，它的一般意义是指某物归属某个人或部分人，从而该个人或部分人可以对某物进行占有、使用、处分等处理并享受其收益。这种权利一般由社会制定并由法律公布并加以保证。所有权可以理解为对上述财产关系所做的法权上的规定，所有制则是用法权规定和保障的上述财产关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一般讲所有制都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不是指一般物品的归属关系。

无论公有制、私有制还是混合所有制，只要顺应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都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包括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公有制，也包括顺应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

某些私有制也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因为：有的私有制贯彻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体现了公正和效率原则。私有制经济主体具有追求效率的强劲动力，是大家的共识，私有制经济更大的贡献在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普遍推行劳动人民的公有制是传统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但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将面临效率难以提升的巨大难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有制企业中那些因为“多劳”而多得的部分如果超出了个人消费需要，即使有好的投资项目，这多余的部分也将无法直接转化为投资，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这反过来又削弱了人们节俭的积极性和工作的努力程度。所以，私有制经济的出现，从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调动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

同时，体现效率原则的私有制经济还可能贯彻公正原则。何为公正？简而言之，即公平正义。当代思想家中，对正义理论研究最深刻透彻的恐怕非约翰·罗尔斯莫属。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可概括为正义即公平的理论。何为正义？罗尔斯论述了两个正义原则（第46节）：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第一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第二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私有制显然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不过，如果这种不平等安排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并且社会经济的优势地位对每个人都机会均等，那么，它就是正义的。后者不言自明，无需赘述，要点在于第一个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我们曾经以为全社会范围内普遍推行真正的公有制最正义，最符合社会主义精神，但正如在上文提到的那样，它不利于经济资源的充分运用和效率的提升，从而使得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缓慢，私有制经济及与之相应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让经济资源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社会提供了一大批就业岗位，在资本、管理、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按照自己的贡献取得相应的收益而不侵害劳动力按贡献取得收益的权利的条件下，在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的条件下，在私有制这种经济社会不平等安排下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也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福利水平，所以说，真正做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私有制经济是正义的，是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从而可以称作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这里的私有制就可以认定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当然，当前私有制经济中的大多数不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因为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收益超过其贡献而劳动力得不到和自己贡献相称的收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普通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比较多，他们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甚至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但是却得不到应有的收益。

三、“新公有制”理论评析

近两年对新公有制理论的讨论比较多，其实，主要由厉以宁教授倡导的新公有制理论和于光远先生、董辅礽教授的社会所有制理论相一致并有所发展。何为社会所有制？于光远先生认为，社会所有制“是这样的一种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中的所有者是社会，也就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成员。但这里所说的‘社会’是具体的，它指的是在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关系结合而成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总合……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应该是这样的社会所有制”。董辅礽教授进一步把社会所有制形式区分为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共同所有制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国家、社会、企业）财产归全体成员所共有，但这些成员又不是共有财产的某个特定部分的所有者，国家所有制、人民公社所有制就是这样的共同所有制。公众所有制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国家、社会、企业）财产归全体成员所共有，但这些成员又是共有财产的某个特定部分的所有者。他还特别指出，“非公有制企业上市后成为公众公司，其所有制是公众所有制”。厉以宁教授认为新公有制企业主要有四种形式：经过改制的新的国家所有制、由国家控股或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没有国家投资的公众持股企业和公益性基金所有制所办的企业。可见，厉以宁教授所论述的新公有制企业的前三种形式实际上是于光远先生、董辅礽教授所论述的社会所有制的某些形式的另一种提法，至于第四种形式，厉以宁教授把它称为“在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这两种形式以外的公有制的第三种形式”。由此可见，社会所有制理论和新公有制理论的核心是一致的，后者对前者有进一步的发展。

社会所有制理论及新公有制理论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难以科学界定新公有制。这个缺陷也是其倡导者认识到的。于光远先生就曾指出，“合伙的私人所有制与合作性质的社会所有制的界限是要经过研究使之明确的。”那么，究竟多少人持股或合伙的企业才算做社会所有制企业呢？如果其数量为N，那么，为什么N-1个就不算呢？可见，仅仅以数量作为判断是否为公众所有的标准在逻辑方法上是讲不通的。于是，厉以宁教授又提出另一个标准——“公众持股的企业是不是真正成为公众所有，还取决于公众持股公司是不是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只要公众持股的企业建立了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能反映股东们的意愿和维护股东们的利益，监事会起着监督董事会和总经理的作用，那么这种形式的公众持股企业就属于公众所有制企业。”这个标准也站不住脚。它只强调“反映股东们的意愿和维护股东们的利益”，而没有强调广大普通职工、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意愿和利益，那么，即便股东们获取了超过其资本贡献的收益，侵害了企业劳动力应该得到的和其贡献相称的利益，这样的企业所有制也叫做公众所有，是新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显然，这样的所有制违背了公正原则，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截然相反，不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自然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参考文献

1、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三联书店，199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4、约翰·罗尔斯著;谢延光译.正义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5、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七)[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董辅礽.谈于光远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的论述[J].经济前沿，2003(1).

7、董辅礽.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思考[J].广西金融研究，2001(12).

8、厉以宁.论新公有制企业[J].经济学动态，2004(1).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7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公平正义；形式公正；实质公正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17-04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 513 这一“核心问题”能否处理好，关乎党的十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能否顺利完成，进而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成败。针对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有思想价值理念上的准备，牢固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理念。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两种重要的公正类型――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相互关系的视角，探讨理顺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思想价值基础。

一、形式公正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

何谓公正？关于公正的一个经典的定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但在“每个人应得什么”这一问题上人们又往往有着不同的答案。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可将公正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形式公正掩盖实质不公正时区分过两种重要的公正类型――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形式公正主要是指法律和规则层面的公正，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它既包括人们在资格、机会和法律权利等方面的平等，也包括规则和程序等方面的公平；实质公正则主要是指实质性内容和结果的公正，当前中国社会广泛认可的实质公正可粗略概括为：消除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这两种类型的公正常常抱有一种错误倾向：对实质公正青睐有加，对形式公正却有意无意地持一种漠视甚至是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人们对马克思的公正观的片面理解所造成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揉”。[2] 204-205 在这里，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公正所掩盖下的实质上的不公正，认为建立在资产阶级法权基础上的公正只不过是局限于市场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形式上的公正，它掩盖了存在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事实上或实质上的不公正。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用形式公正掩盖实质公正，就把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对立起来，并把形式公正打入冷宫。可以说，马克思的本意是批判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并不是否定市场领域的形式公正，而是反对仅仅停留于或满足于形式公正这个层面，因为仅仅满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公正，其结果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尖锐对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遭受蹂躏。实际上，马克思也曾经肯定过这种形式公正（如资产阶级法律所宣示的关于人人都享有天赋权利、自由、平等，等等）相比于封建专制压迫制度而言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肯定过从传统等级社会的宗法关系发展到现代平等社会的市场契约关系的历史合理性，肯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所显示出的巨大推动作用。总之，形式公正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项价值追求。

针对市场经济而言，形式公正的价值还体现在，它是保障市场主体的利益和积极性、维护市场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它理所当然地应当满足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条件、具备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尊重价值规律，由市场供求形成价格，由市场对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资源进行配置。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些条件和特征表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必须满足对形式公正的要求。

具体而言，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形式公正主要体现为：第一，市场经济要求所有市场主体在权利、资格或机会方面的平等。承认个人和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及其收益不受侵犯，摒弃各种特权、垄断等不公正因素的影响。所有市场主体都有均等的机会进入市场，并按照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交易行为，平等地进行市场活动，所有生产经营者都有均等的机会按照统一的市场价格获取生产要素，所有劳动者都有均等的机会获得工作，各类市场主体都具有充分的选择权，不受他人或政府的非法干预和胁迫。第二，市场经济要求规则和程序的公平。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既包括有关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以及处理各市场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也包括有关政府监管、宏观调控市场的规范。市场规则首先必须公正合理，各种市场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程序都必须做到公平公开，所有市场主体的各项权利、利益和资格都平等地受法律保护。

不得不承认，形式公正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处于严重缺失的状态，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方社会，商业经济形态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具雏形，在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则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与这种商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已积淀为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强调市场规则、契约自由和法律平等，用一套操作性极强的程序性规范处理交易纠纷、保障公平公正，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明显欠缺这些观念要素。形式公正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中浓厚的等级特权观念、家长制观念水火不相容，它强调用客观普遍的规范性标准取代中国传统的那种围绕情、理、法、权、术、势的交涉过程，把私底下的讨价还价变成合乎公正程序的民主决策。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利益冲突的社会背景下，形式公正是达成实质公正的手段，有助于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公正解决。也就是说，形式公正能够成为人们理性地讨论并公正地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有效途径，因此，应该让“公正”的道德价值内涵首先外化为平等的机会、资格和权利，外化为公平的程序、规则，让道德意义上不确定的公正诉求通过规范化、条文化、统一化的可操作的法律安排而确定下来。我们不仅要公正，还要以形式公正的方式来实现公正。

因此，为了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切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必要充分认识形式公正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形式公正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形式公正本身就是一种值得人们追求的重要价值理念，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理念中确立形式公正的应有位置。

二、实质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 11这里的“公平正义”应该理解为以实质公正为核心内容和最高境界的公平正义。这是因为，首先，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就是追求 “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不允许存在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维护另一部分人的特权的社会制度。如上所言，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要义在于，人类社会最终追求的是实质上的公正，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或满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上的公正。其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更是实质公正的直观表达。再次，正如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 [1] 553 这些论述毫无疑问都表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本质要求的公平正义就是以实质公正为核心内容和最高境界的公平正义。

实质公正并不等于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导致“共同贫穷”的错误公正观。在改革开放以前，建立在“一大二公”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是以消除贫富分化、追求实质公正为目标，但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实质公正却演变为一种平均主义。这是因为，在这种以纯粹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价值规律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按劳分配原则就只能交由政府及其官员武断地实施。对政府及其官员而言，他们既无法准确测量人们的天赋才能、身体条件的影响，也无法准确测量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劳动效率的影响，为体现“公正”起见，最方便、最容易操作的分配方式莫过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亦即无论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及所提供的劳动量有多大，每个人所获得的都是大致平等的经济保障和分配收入，让社会中所有成员的生活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其结果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这种平均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人为地剥夺一些人的劳动给另一些人，如同贫富两极分化是不公正的一样，平均主义也是不公正的。

鉴于“一大二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的弊端，鉴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概括，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主要强调关于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等特征，进一步深化到“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同时各方面的利益是否得到统筹兼顾从而避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这就等于否认了建立在“一大二公”基础之上的平均主义公正价值观，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个人收入和私人利益的合理合法存在、承认人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合理差距是一个必然结果，进一步地，允许人们自由交换自己的财物及劳动产品（亦即允许集市或市场的存在）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更进一步，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社会主义中国也是一个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要求的实质公正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要求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有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优势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促进实质公正的功能，而且，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与实质公正背道而驰的，其结局必然就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这是因为，第一，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纯粹的自由市场逻辑理念，自由市场以自由竞争为运行机制，同时以最大化利润积累为动力。“按照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的说法，这种类型的市场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力量相互制衡。但那种情况需要假设竞争性的市场参与者是势均力敌的。这种力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表现，例如对资源和信息的控制。尽管竞争的必然结果是有输有赢。这最初的不平衡不可抗拒地导致了以下效果的累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3]12-13 也就是说，由于“竞争性的市场参与者是势均力敌的”这一假设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实际上就演变为不断放大人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加深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的一种机制，这一无法满足的假设条件使得纯粹的自由市场必然偏向富人、偏向强者。第二，虽然市场是以市场主体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和才智来追求自身私利为内在驱动力的，但是，纯粹的自由市场逻辑所秉持的理念是，市场只能建立在私有财产不受他人和政府的任何侵犯的基础上，唯有通过市场中的自由交易而拥有的财产才具有合法性，而政府在市场之外的再分配行为――这意味着剥夺一些人的财产给另一些人――就是一种侵犯他人财产的行为，亦即，只有自由放任的市场分配机制才是最佳的分配方式，政府只需承担“守夜人”的角色。

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必然要发挥好应有的作用，促进社会实质公正的实现。市场原教旨主义基于个人私有财产绝对化和自由市场神圣化的价值理念，排除了政府的再分配职能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实质上是秉持了一种偏向于市场竞争中的强势群体或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实质公正为价值目标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贫富两极分化，反对上述自由放任市场观念和绝对私有财产观念，认定市场是一种天然地偏向强者的机制，并不具备公正性，需要政府出面校正市场运行的结果。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避免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在通过发挥政府职能以追求实质公正的同时，避免危及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所要求的形式公正？这正是下文要论述的问题。

三、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辩证统一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的价值基础

如上所述，形式公正是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但纯粹的自由市场，其结果却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发展成果并不能公正地惠及全体人民。也就是说，在满足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形式公正的同时，我们并不能保证市场经济会带来实质公正，甚至还会牺牲实质公正。由此，我国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时必然面临“如何在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或公正）”？“如何在坚持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形式公正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实质公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的解决。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关系厘清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能够厘清。

在逻辑上，我们能够做到同时兼顾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形式公正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要求的实质公正：一方面坚持形式公正，通过保障市场主体利益和积极性来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另一方面坚持社会实质公正，通过再分配来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可供我们操作，能够让我们最终找到同时顾及两者的平衡点。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的合理存在，以维持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只要我们不追求那种被错误地理解为平均主义的实质公正，就能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接受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市场分配结果的合理性，以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只要我们不追求那种绝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能够在保障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同时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况且，在现实世界，任何市场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政府的调节，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总之，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能够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能够同时兼顾两者，而不是将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正确认识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在价值观念层面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助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如何“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完美结合起来”这一时代课题，面临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为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体制机制层面的结合，还应该关注两者在思想价值层面的深层次融合，那就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形式公正与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实质公正之间的融合，并确定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基本价值准则，那就是建立在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辩证统一基础上的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说，在思想价值层面上，我们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要把实质公正作为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价值目标，也要重视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形式公正，力求在满足形式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实质公正；既不应漠视形式公正，也反对仅仅停留于形式公正的做法。只有坚持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辩证统一，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

从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我们可以探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准绳。首先，在原则上应该避免以下两种极端倾向：其一，彻底抛弃建立在“一大二公”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避免陷入平均主义的窠臼，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其二，拒绝西方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纯粹的自由放任市场，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应该力求在满足形式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实质公正，把形式公正作为实质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障。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应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满足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所要求的形式公正，从而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实质公正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要同时发挥好政府再分配职能，以校正市场结果，把“蛋糕”分好，满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要求的实质公正。

在坚持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寻找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措施。从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辩证统一的角度来分析，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离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还有很大的差距，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追求实质公正，但同时因为市场缺失形式公正、存在特权参与分配和权贵垄断机会的问题而阻碍了实质公正的实现。突出的问题就是政府权力渗透到市场活动的各个角落，容易产生权力寻租、钱权交易等现象，政府的不当干预导致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处于不公平、不充分竞争状态。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容易出现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市场垄断、市场分割、身份歧视等问题，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责之间的关系失衡导致当今中国的市场欠缺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所要求的形式公正――包括资格、机会和法律权利的平等以及规则和程序的公平。既然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健全的主要原因在于维系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形式公正被忽视，那么首要的解决之道当然就在于要一改以前漠视形式公正的思想观念，在思想价值观念上重新认识形式公正的重要性，尤其是形式公正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基础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因为形式公正意味着法治化，这种法治化在与人治化相比较时，其公正性更是一目了然。

总起来讲，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正确认识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形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应该尊重市场规律，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努力消除影响“形式公平”实现的政府因素，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形式公正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实质公正，我们应该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职能以及依法监管职能，通过政府实施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等，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实质公正。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8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制基础。实践表明，现行宪法保障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宪法。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迅猛，客观实际不断变化，因此，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十分必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适时地修改宪法。现行宪法自从1982年12月公布以来，先后经历了1988年、1993年和1999年部分内容的修改。每次修改都使宪法与时俱进，增强了保障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现行宪法部分内容的修正，反映了多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业绩和宝贵经验；通过法定的修宪程序，把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使现行宪法更具科学性、权威性，更好地发挥治国安邦的巨大作用。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的原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次修宪完全遵循了这些原则，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其内容重大，意义深远。

一、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深化

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并明确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目标。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进了该第7自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当今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要求。它意味着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根本指针。

现行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宪法修正案在规定这个目标的前面增写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大文明”协调发展，无疑是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紧密相联。假若没有“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富强、民主和文明。另外，既然规定“三大文明”要“协调发展”，那么，宪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三者就要齐抓并重。如果厚此薄彼，就必然同宪法精神相背离。总之，“三大文明”的提出并写入宪法，是对文明内涵和宪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国以来，我们一贯重视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和发展，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曾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而逐渐消失。直到改革开放起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对此，1982年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修宪，又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宪法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并规定对其“引导、监督和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1999年修宪，又进一步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也强调了对它们加强监督与管理，促使其健康发展。按照十六大的精神，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样的修改，使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更加有利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我国公民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也在大量增多，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私人拥有日益增多的生产资料。在此情况下，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规定公民合法财产保护的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加强对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是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所以这次宪法的修正，顺应了民意。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宪法还增写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规定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大多数人享有民主的政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首先表现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存在着工农联盟和比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即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据此，这次修改宪法，在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而使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它既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又包括“建设者”和“爱国者”。这种广泛的联合无疑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