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防治综述范文
时间：2023-10-16 08:50:00
水污染防治综述篇1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畜禽养殖污染，是指在畜禽养殖过程中，畜禽养殖场排放的废渣，清洗畜禽体和饲养场地、器具产生的污水及恶臭等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和破坏。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畜禽养殖场的污染防治。
畜禽放养不适用本办法。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实行综合利用优先，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拟定本辖区的环境保护规划时，应根据本地实际，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价，并将其污染防治纳入环境保护规划中。
新建、改建和扩建畜禽养殖场，必须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畜禽养殖场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中，应规定畜禽废渣综合利用方案和措施。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
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
城市和城镇中居民区、文教科研区、医疗区等人口集中地区；
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域；
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
本办法颁布前已建成的、地处上述区域内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搬迁或关闭。
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畜禽废渣综合利用措施必须在畜禽养殖场投入运营的同时予以落实。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对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进行竣工验收时，其验收内容中应包括畜禽废渣综合利用措施的落实情况。
畜禽养殖场必须按有关规定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排污申报登记。
畜禽养殖场排放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在依法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区域内，畜禽养殖场必须按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
畜禽养殖场排放污染物，应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应按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辖区范围内的畜禽养殖场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现场检查，索取资料，采集样品、监测分析。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资料。
检察机关和人员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畜禽养殖场必须设置畜禽废渣的储存设施和场所，采取对储存场所地面进行水泥硬化等措施，防止畜禽废渣渗漏、散落、溢流、雨水淋失、恶臭气味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畜禽养殖场应当保持环境整洁，采取清污分流和粪尿的干湿分离等措施，实现清洁养殖。
畜禽养殖场应采取将畜禽废渣还田、生产沼气、制造有机肥料、制造再生饲料等方法进行综合利用。
用于直接还田利用的畜禽粪便，应当经处理达到规定的无害化标准，防止病菌传播。
禁止向水体倾倒畜禽废渣。
运输畜禽废渣，必须采取防渗漏、防流失、防遗撒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妥善处置贮运工具清洗废水。
对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或排放总量指标，排放污染物或造成周围环境严重污染的畜禽养殖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提出限期治理建议，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被责令限期治理的畜禽养殖场应向做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限期治理计划，并定期报告实施情况。提交的限期治理计划中，应规定畜禽废渣综合利用方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对畜禽养殖场限期治理项目进行验收时，其验收内容中应包括上述综合利用方案的落实情况。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储存的畜禽废渣渗漏、散落、溢流、雨水淋失、散发恶臭气味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的；
向水体倾倒畜禽废渣的。
违反本办法其他有关规定，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本办法中的畜禽养殖场，是指常年存栏量为500头以上的猪、3万羽以上的鸡和100头以上的牛的畜禽养殖场，以及达到规定规模标准的其他类型的畜禽养殖场。其他类型的畜禽养殖场的规模标准，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参照上述标准作出规定。
地方法规或规章对畜禽养殖场的规模标准规定严于第一款确定的规模标准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中的畜禽废渣，是指畜禽养殖场的畜禽粪便、畜禽舍垫料、废饲料及散落的毛羽等固体废物。
水污染防治综述篇2
关键词：风险社会；环境风险；预防为主原则；预防原则；风险防范
现代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灾难，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层面都能感受到风险。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公众的神经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风险问题由此成了当今社会争论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该理论迅速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重要议题。他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并没有对“风险社会”概念做出直接归纳，而是从当代社会中的风险概念出发引出“风险社会”概念应含之意。贝克认为：风险概念直接与反思现代化的概念相关，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①。之后他在《风险社会在思考》中总结“风险社会”概念意味着：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是有威胁的未来，（始终）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既是对事实也是对评价的陈述，它在“数字的道德”中结合了起来；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为的不稳定”中表现出的那样；认识（再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不知；出于风险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差别；—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②。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初正值切尔诺贝利核电危机发生之际，而与环境有关的风险一直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应对风险社会背景下与环境有关的风险，环境法应有所作为，它的作用之一就是要防止某种不确定的不安全转变为现实威胁。环境法预防原则与对安全追求的社会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但是，现行环境法预防原则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受到挑战，预防原则应有所突破并进行重构。
一、预防原则产生与发展
预防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最初规定于联邦德国的预防性规则，这项规则的要点是为了防止环境破坏，社会应该未雨绸缪，在潜在危险行为发生之前做出详细计划。1976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清洁空气法将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预防性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最初规定于联邦德国的预防性规则，这项规则的要点是为了防止环境破坏社会应该未雨绸缪，在潜在危险行为发生之前做出详细计划。1976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清洁空气法将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要求政策制定者考虑科学不确定性问题。但是关于不可逆的环境损害问题，要考虑风险防范措施。联邦德国在处理酸雨、全球气候变暖、北部海域污染等问题时经常提到这个原则。通过在这些领域适用风险预防措施来确立这个原则的合法性。风险预防措施的实施对当时德国工业环境保护和环境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预防原则开始经常出现在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协议和宣言中。比这更早的关于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是1982年世界自然和1987年第二次北海保护部长会议宣言。它们清楚的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
20世纪90年代是预防原则全面发展和实施的重要阶段，更多国家了解、接受了这个原则，并发展了这个原则的应用范围和领域。预防原则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与环境有关国际法律文件都承认预防原则。值得指出的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中发表的《里约环境宣言》是预防原则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里约宣言》的第15条指出，“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它们的能力广泛采取预防性措施。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损害的地方，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学肯定性作为推迟采取防止环境退化的费用低廉的措施的理由”。1998年Wingspread会议进一步将该原则表述为：“当一项活动对人类健康或环境产生威胁时应采取预防措施，即使因果关系的科学证明没有完全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支持者，而不是公众的，应承担举证责任。”《里约宣言》规定的预防原则的表述是一种弱势形式表述，而Wingspread会议则采取的是一种强势形式表达。这两个条约被认为包含了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要素，即在应采取行动应对某些风险时科学不确定性不是不采取预防措施的理由。风险预防原则的弱势形式是合理的，而且有必要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可Jonathan Hughes，“How Not to Criticize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2006，31,pp447–464。
二、中国环境法之预防为主原则
法的继承、法律移植和法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7页。。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现代环境法产生发展较之西方社会更晚一些，因此中国的现代环境法很注重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预防为主原则是中国环境法在早期就得以承认的一项原则，是在借鉴、吸收预防原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人对自然的巨大影响，认识到预防是比事后治理更有效更符合成本收益的做法。1976年德国已经将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收入清洁空气法。70年代末正值我国环境法蓬勃发展之际，1978年《宪法》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确立了下来蔡守秋主编:《环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将保护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作了全面的原则性规定。之后预防为主原则成为环境法的主要原则之一被确定延续下来。
预防为主原则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整治原则的简称。这在环境法学界已经得到公认，不同学者也对该原则作了阐述。吕忠梅教授认为预防为主原则的内涵是指：国家在环境保护工作中采取各种预防措施，防止开发和建设活动中产生新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而对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要积极治理吕忠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陈泉生教授认为该原则由预防、防治、综合治理三个部分组成。所谓预防是指预防一切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造成的危害，它包括通常不会发生的危害，时间和空间上距离遥远的危害，以及累积型的危害。所谓防治，是指对一切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所进行的治理。所谓综合治理，又称综合整治，则是指根据环境污染或者环境破坏的具体情况，对预防和防治进行统筹安排，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保护和改善环境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汪劲认为预防原则是指对开发和利用环境的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质量下降或环境破坏等应当事前采取预测、分析和防范措施，以避免、消除由此可能带来的环境损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要求将环境保护的重点放在事前防止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之上，防止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同时也要求积极治理和恢复现有的环境污染与自然破坏，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安全和人类的健康及其生产安全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这些学者对该原则的论述中体现了某些共同的思想就是承认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和在损害发生之前采取措施的必要性。
法律原则在立法中的表达形式并不相同，既有通过直接明确的条文形式立于法条之中的，也有通过不同具体法律条文间接表现出的。作为一项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就是通过相关法律条文间接体现的。从相关法律条文的具体阐述看，《环境保护法》和其他单行法并未直接使用“预防”一词，但是该原则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一直有所体现。《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环境保护法》第1条也用到了“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论述。《环境保护法》第25 条规定：“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取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环境保护法》第13 条规定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该法第26 条规定了“三同时”制度。这些规定体现了从源头上防止污染思想，是预防为主原则的间接表述。此外，在专门性环境立法的层次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在各自的适用领域重申、补充、丰富或发展了以上基本原则。此外预防原则在环境立法中的适用具体、集中体现在几项具体环境法律制度中。汪劲教授将这些环境法律制度归类于“事前预防类法律制度”。事前预防类的法律制度是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立法中的具体体现和具体适用，主要包括：环境标准制度、环境计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吕忠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此外清洁生产机制、许可证制度也体现预防为主原则。
三、风险社会下预防为主原则的困境
预防为主原则在范畴上缺乏风险预防，这本身可能导致新的与环境有关的风险的产生，这是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为主原则的困境之一。预防为主原则与预防原则不尽相同文中预防为主原则特指我国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原则，用预防原则特指国际通行的预防原则。。我国环境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此时在国际上各种环境污染与公害事件频发。各国环境立法目的开始准备，在环境损害出现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的思想被广为接受。鉴于西方的经验教训，我国环境法在产生之初就采用了预防为主原则。中国环境法预防为主原则接受了在对环境有影响的行为带来环境损害之前就采取行动以避免危害的产生之思想。但预防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带来的可能的环境危害事件之前采取措施以避免危害的产生；二是在科学不确定的条件下，基于现实的科学知识去评价环境风险，即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可能带来的尚未明确或者无法具体明确的环境危害进行事前预测、分析和评价，促进开发决策避免这种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风险的出现吕忠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从环境法学者关于预防为主原则概念的论述看，关于预防原则的第一层含义大家获得了共识：应该利用各种手段防止环境利用导致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但对于预防原则的第二层次含义即对不确定风险防范法律未作规定，不同学者的观点也各异。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环境（或生态）风险（或危险）为标志的风险社会。面对越来越多的与环境有关的风险，仅将预防为主原则局限于预防环境污染、破坏等确定性损害之上，而忽视风险防范将导致更多的风险生产，导致恶性循环。
实践中预防为主原则成效甚微，此为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为主原则困境之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作为一项原则在中国环境法产生之初就已经确立，对相关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均有指导作用。预防为主原则应该贯穿于环境法治的整个过程中，对一切与环境有影响的行为指引。根据预防为主原则设置了相关法律制度、机制：清洁生产机制、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环境标准制度、环境计划制度和许可制度。这些制度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效应，但作用却非常有限。最初以防止环境污染为主出现的预防原则在环境污染面前成效甚微。以水污染为例，根据《2010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七大水系总体轻度污染，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据财新网不完全统计，自2005至2011年近六年中我国已发生了15起重大水污染事故张焕平：《近6年15起重大化工水污染事故一览》，wwwcaingcom/2011-08-17/100291673html，2011-09-05。加上康菲漏油事故，统计数据应该是近六年来我国已经发生了16起重大水污染事故。。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不断增加。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76起，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如果环境保护继续被动适应经济增长，这种状况将难以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参见《环保工作要实现历史性转变——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答本报记者问》，《学习时报》第332期（2007年4月）。。这些环境纠纷、污染事故的发生充分证明了预防为主原则的失灵。
实践中重治理而轻预防，此为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为主原则的困境之三。环境法预防原则具体内容与适用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合理规划、有计划的开发利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第二，运用环境标准控制和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第三，对开发利用环境和资源的活动实行环境影响评价；第四，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慎地对待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开发利用活动汪劲：《环境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7页。。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风险防范的内容，中国环境法尚未做出规定，环境法学界对是否采取风险防范的原则也未达成统一意见。与风险预防不同，前面三个方面内容作为预防原则的适用在我国环境法中均有规定，然而这些被认为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的相关内容，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依旧被“末端控制”所控制。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认为是最典型的预防为主的制度，可即便是这两个典型制度也不完全是预防的。相关的规定考虑的重点依旧是污染物的处理处置方式，是污染治理设施。
四、预防原则的重构
法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物质生活条件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需要实现自我更新、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保持活力和生命力。预防为主原则是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风险社会，预防为主原则要起到应有的作用，需要实现自我更新、调整与完善。
首先，“预防为主原则”应该调整为“预防原则”。预防为主原则指的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简称。“预防为主”指预防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预防为主原则的目的就是要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因为人类曾经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道路，付出过非常惨重的代价。预防为主后紧跟着的是防治结合、综合治理。治理是否需要用原则的形式特别提出呢？生病了需要吃药需要治疗，这是一般人都有的逻辑。出现了环境问题，产生环境损害需要治理并不需要特别强调。需要强调的是在损害产生之前采取预防措施，因为这与一般的行为逻辑不同。综合治理说的是治理的要求，要求在治理的时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采用各种手段治理。综合治理体现了预防的思想，预防原则足以涵盖，因此综合治理也并不需要以原则的方式特别强调。立法实践中轻预防重治理的现实，实践中预防为主原则的效用甚微，都要求从预防为主原则向预防原则转变。
水污染防治综述篇3
第一条为防治*市饮用水源污染，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凡在*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都应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三条*市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区、县（市）、镇人民政府，应当把保护饮用水源的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已造成的水污染，防止新的水污染。
第四条*市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是对本地区防治饮用水源污染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主管机关。
交通部门的航政和港务监督机关，是对船舶污染实施监督管理的机关。
城市规划、计划、土地、工业、农林、水利、市政、公安、卫生、环卫、公用事业等管理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防治饮用水源污染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管理部门职责
第五条环境保护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执行饮用水源污染防治法律、法规。
（二）编制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和水质管理的规划、计划。
（三）组织协调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工作。
（四）负责对水环境和污染源的监测。
（五）征收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
（六）查处污染饮用水源的违法行为。
（七）推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第六条计划部门负责把城市污水的综合处理、饮用水基地的建设、饮用水厂的改造、重大水污染源的治理或搬迂项目，以及其它对保护水源有重大作用的项目，纳入国民经济计划。
第七条港务监督机关负责对港区水域污染进行监视。港务监督和航政机关负责对船舶的污染实施监督管理，并查处其违法行为。
第八条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管理部门，负责把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防治饮用水源污染，保护和改善水环境，纳入规划，并协同环境保护部门防止饮用水源的新污染。
第九条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负责对城镇粪便、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或者采取其它措施，防止对饮用水源的污染。
第十条市政建设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城市污水综合处理规划，改造排水沟渠和下水管网，建设污水综合处理厂，管好污水综合处理设施。
第十一条卫生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执行和生活饮用水源水质的卫生监督，对饮用水厂投产前的水质进行审查，对水源水、出厂水进行定期监测，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因突发性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饮用水源污染的调查处理。
第十二条港务管理部门负责收集、处理船舶油污和废弃物。
第十三条公安机关应加强对剧毒物品和放射性物质的管理，防止剧毒物品和放射性物质在运输、贮存、使用过程中污染水源。
第十四条水利部门应加强对水利建设和设施的管理，防止水资源的破坏和饮用水源污染。
第十五条农林部门对农药、化肥、除莠剂等的使用和污水灌溉加强管理，推广生物防治虫害技术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减少饮用水源污染。保护、扩大水源林和其他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第十六条供水管理部门负责对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域、陆域边界设立明显标志，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一级保护区的管理，并按照水源水质的变化情况，做好水的净化处理，保证饮用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七条排污单位的主管部门应督促、帮助所属单位执行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制定下达水污染防治的指标，定期考核检查。
第三章饮用水源保护
第十八条对饮用水源地必须按照不同水域特点和当地具体情况，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保护区或保护范围，采取污染防治措施，使各级保护区的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标准。
第十九条西村、石门、江村、新塘水厂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分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设置。
西村水厂的卫生河吸水点和石门、江村、新塘水厂的吸水点周围半径200米以内的水域及其靠水厂一侧沿岸纵深100米以内的陆域，为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从新塘镇东侧甘涌口沿东江北干流上溯至土江与沿增江上溯至石滩的水域，从*大桥沿*大桥以西的*河段、白泥河上溯至五和与沿流溪河上溯至李溪坝水闸的水域，以及上述河段的两岸纵深一般不少于2公里的*境内的陆域，除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为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从南岗沿东江北干流上溯至龙地和沿增江上溯至荔城人民桥的水域，从洛溪大桥沿洛溪大桥以西的*河段，白泥河上溯余赤泥和沿流溪河上溯至厉口镇的水域，沿佛山水道上溯至沙溪的水墩，以及上述河段中的流溪河李溪坝和增江石滩的上游河段两岸纵深一般不少于3公里，其余河段两岸纵深一般不少干5公里的*境内陆域，除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外．为饮用水
源准保护区。
第二十条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内执行下列规定：
（一）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废水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均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使排放的污染物达到（*市污水排放标准》。排放总量不能保证区内水质标准时，必须削减水污染物排放量。
（二）禁止毁林开荒、破坏植被和非更新性砍伐水源林、护岸林等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行为。
（三）禁止向水体排放和倾倒残油、废油、油性混合物、垃圾、粪便、工业废渣及其他废弃物。
（四）禁止使用炸药、捕杀鱼类。使用农药、化肥和除菌剂等，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一条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执行饮用水源准保护区规定外，还须执行下列规定：
（一）不准新设施排放工业废水的排污口。扩建、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有项目向水体排放污染物未达到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污染严重或不具备治理条件的，应当搬迁。
（二）新建生活小区和已建成生活集中区，必须有污水综合处理措施，使污水经生物处理后达标排放。
（三）河面不准设栅围养和专业放养禽畜，河岸和河中沙洲不准设置临时或永久的禽畜饲养点、饲养场。
（四）不得新设固定占用河面的饭店、鱼栏等排污单位或设施。已设置的单位或设施，排放污染物超过标准的，必须限期治理。超过期限仍不达标的，应当搬迂或停业关闭。
（五）禁止设置装卸垃圾、粪便和有毒物品的码头。
第二十二条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执行饮用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规定外，还须执行下列规定：
（一）禁止停靠船只、游泳和捕捞。
（二）禁止新建、扩建除水厂设施以外的建筑物。
（三）禁止设立码头、厕所、渗水坑、污水渠道和排污口。
（四）禁止从事水面种植、放牧以及任何可能污染饮用水源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黄埔、员村、鹤洞、石溪、河南水厂的吸水点周围半径100米的范围内，不得从事一切可能污染饮用水源的活动；吸水点的上、下游各2公里的水域及靠吸水点一侧河岸左右各2公里、纵深1公里的陆域，不得新建、扩建严重污染饮用水源的单位或排污口。
对上述水厂保护范围的污染控制要求，需要变更的，由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二十四条陈村水道*河段及其两岸纵深一般不少于3公里的*境内陆域，为规划中的新饮用水源污染控制区，应按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的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广花盆地的江村、肖岗、新华、两龙、推广、将军潭、炭步、赤坭、白坭、冯村、狮岭等地区中的地下水源保护区，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企业。
（二）设置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堆放场所。
（三）从事破坏性开采地下水或从事其他污染地下水的活动。
在地下水源保护区内建设生产设施；或者设置堆放场所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当先征得地质矿产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六条新建饮用水厂的水源地和吸水点的选择，应当根据城乡总体规划和当地的水质、水文、地质资料，以及附近地区的卫生状况和地方病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后确定。
市新建饮用水厂的水源保护区及其保护要求，由市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水利、地质矿产、卫生、城市规划、供水等有关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七条饮用水源保护区、保护范围、新饮用水源污染控制区和地下水源保护区的具体界线，由市环境保护部门划定。
第二十八条禁止船舶将残油、废油和垃圾、粪便等废弃物排入水体。
15总吨以上的机动船、40载重吨以上的非机动船，必须设置贮存废弃物的容器。
港口和油码头，必须设置残油、废油、含油污水和垃圾、粪便等废弃物的接收、处理设施。
第二十九条新建城镇应同时建设污水综合处理设施。
*市区、街口、新华、荔城镇和从化温泉区的生活污水应进行综合处理，达标排放。
第三十条县（市）、镇的生活饮用水厂的水源保护：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环境保护部门应根据保护饮用水源的需要，对排污单位实行一种或多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相结合管理办法，核发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排污单位必须切实执行。
第三十二条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其定址、施工、投产，应按规定报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同意。防治水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运转。各项有害物质的排放，必须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三条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应按规定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以及排放设施和治理设施，并按规定缴纳排污费、超标排污费。
第三十四条对造成饮用水源污染危害的单位及设施，需要限期治理或者停产（业）、搬迁、拆除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中央、省管辖的驻穗单位，由市环境保护部门提请省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省人民政府决定。其中需要停产（业）、搬迁、拆除的中央管辖的驻穗单位，提请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二）市属单位和外地驻穗单位，由市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除中央和省属单位外，由开发区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决定。
（四）区、县（市）所属单位，由所在地的区、县（市）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区、县（市）人民政府决定。其中属地区、他县的单位，需要停产、搬迁的，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五）除本条第（一）、（二）、（三）、（四）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单位，所在地的区、县（市）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区、县（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三十五条已建成的防治水污染的设施，应当加强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确有必要拆除或者闲置的，须提前30日报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
第三十六条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在所辖地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必须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者减轻危害。
第三十七条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人员到排放水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进行现场检查时，须持*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核发的（*市环境保护检查证》。
第五章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八条对执行（水污染防治法）和本条例，保护饮用水源有显著成绩者，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奖励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源保护区、保护范围、污染控制区和地下水源保护区内，有下列行为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新建、扩建和设立的排污设施、排污口、堆放场所、建筑物，应限期拆除。
（二）贮存、堆放、弃置、倾倒、排放污染物或废弃物的，除责令其消除污染后果外，并按《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处以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设项目的定址、施工未经环境保护部门同意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入生产或使用的，由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并可按《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处以罚款。
第四十一条对水污染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按《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二条不执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有关规定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按《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拒报或者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按《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项的规定处理。
（二）不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者超标准排污费的，按《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在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现场检查时，拒绝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由检查部门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五条未经环境保护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水污染设施，水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除按规定加倍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外，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重新安装使用，并处以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按《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处罚。情节较严重的，对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还应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又不履行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本条例规定的处罚，不免除水源污染危害造成者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造成水源污染危害，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损害者赔偿损失。赔偿金额，由受害者和致害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环境保护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请求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重大饮用水源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严重损害人体健康甚至造成人员死亡的，由司法机关对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水污染防治综述篇4
关键词 跨行政区；流域；管理机制；流域/行政区域管理
中图分类号 TV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03-07
中国水环境的日趋恶化，除了自然原因，更多的来自人为因素，跨行政区水污染就是水环境恶化的重要表征。因流域的整体性和人为行政区划分割间的矛盾、排污的外部不经济性，使得地方政府在无强制力协调解决环境问题的博弈中上下游地区难以合作，在跨行政区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防治中低效甚至无效。2001年江浙交界水污染引发的筑坝事件、2003年山东薛新河污染导致江苏徐州市停水半个月、2004年河南安徽污水下泄导致淮河污染的爆发、2005年松花江重大跨行政区水污染事故等都从表象上说明目前我国流域管理体制尚不能满足现实情况的需要。研究表明，水资源流域治理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能否协调好各行政区在跨界流域水资源使用、水环境规划和水污染防控中的利害关系。江浙边界水污染协同防控机制的建立，是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控管理模式的初步探索，它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协调了两省在水资源、水环境方面的利害关系，缓解了两省因对水的利用超过了本区域水环境承载能力而产生的矛盾。本文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及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跨行政区流域水资源管理经验，为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实证依据，系统地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
1 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概况
1.1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状况介绍
江苏省苏州市与浙江省嘉兴市的水污染纠纷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嘉兴、苏州纺织行业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江浙两省交界处水质开始恶化，水污染纠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今连年不断。苏州市盛泽镇与嘉兴市王江泾镇为邻，麻溪港为两地界河（麻溪港是嘉兴市接纳上游流水的一条河流，全长约13km，河宽40～80m，是杭嘉湖北部地区向东的排水主通道之一）。盛泽镇是个具有纺织印染业传统的工业重镇，20世纪90年代初该镇的印染业得到高速发展，但与之处理能力配套的污水处理、管网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大量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印染废水直接排入流向嘉兴市的河道，嘉兴市北部水域水环境开始受到污染。
1.2 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建立过程：水污染防控合作的政策演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浙交界水域的水质逐年恶化，且边界水域水污染纠纷年年不断。江浙边界跨行政区水污染纠纷重大事件及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演变，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3.5-1994.12）：江浙边界水污染事件初见端倪，两地在国家上级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共同处理因上游水污染导致的下游渔业经济损失问题。其间发生过3次因造成经济损失较大、双方赔偿处理意见不合引起的事件，以1994年7月双方因赔偿问题引发的冲突为该阶段的标志性事件。1994年9月，全国环保执法检查团踏勘污染现场，检查团检查后对盛泽污水污染嘉兴市北部水域提出4条处理意见，包括建议苏州、嘉兴建立联合监测体制。至此，江浙两地开始形成水污染协同防控产生合作的意向，但尚未采取有效的合作治理行动。
第二阶段（1995.1-2002.1）：江浙边界水污染事件频频发生，两地预建立水污染协同防控机制。1995年1月，为落实国家环保总局的处理意见，嘉兴市环保局与苏州市环保局共同协商共同监测事宜，双方在具体监测方式上未能达成一致，导致协商破裂。此后，至2002年1月的7年中，两地因上游污水排放超标导致下游渔业、养殖业遭受经济损失要求赔偿未果，引发的水事纠纷频频发生，且事件和冲突的态势呈现逐步升级的趋势。其中，受到国家上级部门高度重视的事件和纠纷多达6起，并在2001年11月的“零点事件”（嘉兴市北部长期受污染损失严重的渔民自筹资金，以沉船筑坝的方式拦截苏州市南部排放的污水）中双方冲突达到顶点。“零点事件”引起国务院、水利部及环保总局的高度重视，并在事件后出台了协调江浙边界水污染纠纷和水事矛盾的协调意见，对两地建立边界水污染防治的工作机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江浙两地开始着手准备建立边界水污染协同防控的协调机制。
第三阶段（2002.2-今）：江浙跨界水污染事件和纠纷发生频率降低，两地正式建立跨行政区水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方案，并以此为准则对水污染进行治理。2002年初，江浙两地开始建立边界水污染防治制度和水环境信息通报机制；随后，依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1年11月下发的要求，共同建立了江浙省界水质及水污染事故联合监测机制，协商编制了《江苏盛泽和浙江王江泾边界水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方案》。通过双方共同努力，经过几个月集中整治，边界水域水环境的水质得到明显改善。至2005年，江浙两地严格按照边界水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方案进行水污染治理，并在不断实践和探索中形成了现行的以交界水质联合监测机制、流域信息通报机制、水环境联合执法机制、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排污权交易机制等跨行政区水污染合作防治为主的六大机制[1]。
2 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中的问题分析
2.1 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的显著特点――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建立过程的长期性和艰难性
江浙边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界水污染问题从未间断过，一直得不到妥善的解决。直到2001年11月爆发了惊动中央的特大突发性水事纠纷（筑坝事件）后，经过国家及两省的多方努力，两地才开始逐渐建立跨界流域水污染防控机制，使得跨界水污染突发性纠纷和事件自2002年起逐渐减少，并使两地在协同防控处理水污染事件时有据可循。然而，自2001年建立跨行政区水污染协同防控机制后至2005年末，仍然连续发生数起跨行政区水污染事件。这体现了合作机制中尚需解决的一些问题：重点区段的合作机制建立相对容易，全面的合作机制建立存在困难（如2005年水污染事件就发生在江苏吴江市与浙江嘉兴市新塍镇的交界的水域内，该水域不属于水利部和环保总局重点监控区域）；现有合作机制皆为事后解决机制，预防性合作机制的建立则比较困难。上述事实都充分证明了跨行政区水污染协同防控机制及相关政策建立和执行的长期性和艰难性。
2.2 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矛盾的产生根源――经济发展与水环境治理间严重脱节
江浙边界水污染事件频发，只是跨行政区水污染难以妥善治理的表象，其实质是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及政策中产业结构布局与环境治理间严重脱节。位于上游的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镇以纺织印染业为经济增长的依托，位于下游的浙江省嘉兴市秀州区则以渔业养殖与纺织印染为当地主要产业。在上游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的情况下，水污染导致的水事纠纷就成为必然。然而，在两地建立水污染协同防控管理机制后，上游地方政府针对排放污水超标的纺织印染工厂，一般采取间断式生产（重则停产）对污水排放状况加以控制，其以纺织印染产业为主的沿河流域布局至今仍未出现大的变动和转型，跨行政区水污染事件与纠纷再次爆发的隐患仍然存在。因此，江浙边界地带建立区域间产业结构布局以及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协调机制迫在眉睫。只有科学合理地对区域产业布局进行规划，才能从污染源头上根本解决跨行政区河流域结构性水污染的治理难题。
2.3 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矛盾协调低效的潜在诱因――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现象根深蒂固
回顾江浙水污染治理机制的建立过程不难发现，上级政府部门（如国务院、国家环保总局）出面协调、积极介入并制定协调机制、处理意见和相关政策，有助于跨行政区水污染事件及纠纷的解决，但形成的处理意见未必能够得到及时落实和有效贯彻。如引发2001年11月筑坝事件的部分原因，源于1996年国家环保总局要求江苏省政府落实补偿嘉兴市北部经济损失中部分欠款一直未果。与此同时，江浙边界自1993年至今的13年跨行政区水污染历史，也凸现了该地区对国家《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的执法不力。国家法律对水污染责任的划分，在《环境保护法》中有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并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单位，地方政府应限期治理，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单位还应责令关停。但这类法律（如水污染防治有关法规和规划）对违反行为没有制定强有力的处罚措施，而该类法律又主要归地方政府执行。这就导致江浙边界水污染问题因执法不力而频发，且在1993-2002年间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依行政权制订及指导行为准则，无视法律的现象。
2.4 跨行政区建立水污染治理机制的困境根源――流域管理与行政区管理体制间的矛盾
跨行政区水污染的外部性与行政区划治理水污染间的矛盾，决定了在两地政府层面上协商制定水污染协同防控机制基本不可行。1993-2001年11月筑坝事件间的8年中，上下游地方政府曾多次共同协商水污染防控的相关事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一致。上下游地方政府由于在水污染事件中所处主被动两方，导致在利益协调分配上难以协商处理污染事件与纠纷，从而未能形成得到双方认可的协议和制度。正因为政府的行政范围与行政级别的区划，使江浙两地政府在解决外部性问题――跨行政区水污染处理的博弈中，难以选择合作，致使水污染纠纷和矛盾雪上加霜，为2001年底的重大突发性冲突事件埋下隐患。在我国现行以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结构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中，水污染治理的职能的非科学化不合理分割，使得跨行政区水污染问题在十几年间反复上演。
综上所述，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协同防控管理中，“流域管理体制问题”是制约双方合作的关键因素。嘉兴、苏州跨界水质管理和监测归属太湖流域管理局，但与两地行政区域对所属水资源管理间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该矛盾是引发跨行政区水污染管理中诸多难题的根源（见图1）。
太湖流域管理局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实行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双重领导，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流域内水资源的功能规划和调度。太湖流域管理局这种相对单一的职能，无力承担跨部门、跨区域的流域性问题的综合协调与管理任务，具体表现为：在边界水污染治理中难以得到地方行政区的支持、无法有效执行流域规划并解决行政区间矛盾，致使它无法根据太湖流域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对整条河流域进行综合管理。此外，在治水治污问题上因地方政府只考虑本地区利益、忽视流域的整体利益，而太湖流域管理局对地方政府缺乏权威性的管制手段，导致其难以科学地协调各行政区间利益，无法制定并贯彻落实有效的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控管理意见及相关政策制度。与此同时，2002年由国家环保总局授权建立的华东环境督查中心在2006年5月被明确为执法派出机构之前，具有执法主体不明确、督查中心和基层信息不畅以及职责不清等弊端。在处理2001年江浙两省的跨界污染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委托华东督查中心出面协调此事，但因其实为国家环保总局传声筒、监视器、身份缺乏权威性等原因，导致监督乏力，在协调解决江浙两省跨界污染事件中遭到两省的共同排斥。然而，自2006年5月后至今，以监督、协调、应急作为工作思路的华东环保督察中心，依旧被身份模糊、信息不畅、职权不清等管理体制问题所困扰[2]。
研究表明，太湖流域中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中的种种问题，揭示了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问题根源：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间的矛盾。因此，建立符合中国国情、针对七大流域各自特点的跨行政区水资源管理体制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3 国外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经验借鉴及启示
跨界合作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是工业化国家治理河流水污染实践研究的中心内容，西方国家把流域管理分为综合管理（comprehensive management）和片断管理（fragmented management），即流域管理（水的自然属性的管理）与区域管理（水的社会属性的管理）。由于区域管理易导致因地方保护主义引起的无法兼顾整个区域利益等弊端，故流域管理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水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3,4]。但是，基于行政区域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区域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双重职责，区域管理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
本文选取国外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管理较为成功的流域为例，为我国的跨行政区流域提供水污染治理的经验借鉴。国外跨界流域的选取标准：①国内的跨行政区流域治理；②流域治理机制的制定主要为解决跨界水污染；③能够为我国跨行政区河流域提供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有借鉴意义。选取5条符合标准的代表性流域：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美国特拉华河流域、英国泰晤士河流域、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及日本淀川河流域进行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机制及管理模式的总结。现将跨界流域水污染管理模式按以下几点进行归纳（见表1）：①流域治理体制（处理跨界水污染及水冲突相关）；②流域治理机制（处理跨界水污染及水冲突相关）；③跨界水污染治理成果；④跨界水污染治理特点。
综观上述符合标准的国外跨界河流域治理，将治理体制类型归结为如下3种模式：
模式一：国家政府多部门合作治理，由综合流域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某方面流域跨界事务的模式（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英国泰晤士河流域）：国家政府部门及其下辖机构在流域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流域中某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时，由专门流域机构经授权处理某项专门事务。
模式二：国家政府多部门合作治理，流域机构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进行综合治理的模式（日本淀川流域）：国家多部门参与流域治理，在地方设有派出机构，实施中央政府的集权化管理，流域机构还承担流域的综合开发治理功能并以政府制定政策为指导实行层级化的流域治理；该模式强调法律对各政府部门以及流域治理结构的明确赋权和依法行事。
模式三：通过协商机制建立的河流协调组织（流域协调委员会）综合治理，赋权于单一流域机构进行跨行政区流域的综合治理的模式（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美国特拉华河流域）：国家在流域治理的职能相对弱化，大部分权利转移到流域协调委员会中――由联邦有关机构和流域内各州政府代表共同组成，该协调组织不仅具有开发利用、规划协调等功能，有些机构还拥有制定相关法律的权利。
此外，这3类治理模式的共同点为：所有流域治理机构严格按照特定法律体系或强制性协议采取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强化立法、注重合作，参与管理的各机构权责明确。
纵览国外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及流域治理的经验不难发现，我国现行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体制特征与模式二日本淀川河流域有一定相似之处：“多龙治水、多龙管水”的政府多头管理，各部门按照政府赋予的职能进行分工协作；国家在地方设有派出机构；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由特定流域机构负责承担流域综合治理功能，实行层级化的流域治理模式。日本该河流域治理与我国的区别及特点有：在各行政部门之外设立专门的、具有半官半民性质的水资源开发公团，负责统一开发治理日本七大水系水资源；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对法案法规进行严格执法监督，依法治水管水是日本流域治理的特点。综合上述3种模式，为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带来的启示有：
(1)成立（半）私有化的水务公司（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日本淀川流域水资源开发公团），提供水系的开发治理、流域范围内的水服务（供水、污水处理）；
(2)相对弱化国家政府职能，将大部分权利转移到流域治理结构中（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部长理事会），使其成为具有强制性综合管理（拥有制定相关法律及政策）权力的权力机构或协调机构；
(3)建立流域内由地方政府和部门代表参与的决策和议事机构（美国特拉华流域、美国科罗拉多流域），协调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各级部门的矛盾；
(4)形成基于跨行政区流域治理一体化、系统性强的水资源开发管理的法制体系（美国科罗拉多流域）或水资源协商管理模式（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部长理事会），并通过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严格执法和监督，依法治水、管水（日本淀川流域）。
诚然，中国与国外由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自然环境等区别，上述做法绝不能照抄照搬。
4 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改革建议
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跨界地区水质仍暴露出如下问题：水体污染严重，污染趋势整体恶化；建立全面、深度的跨行政区水污染管理机制困难重重；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逐年增加，尚未形成配套完备的水污染防控合作体系；因管理体制问题导致影响社会稳定、人民安定团结的隐患依然存在。而这些跨界河流域的治理难题，皆应归因于现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间的体制矛盾。
我国现行流域统一管理机构是流域水资源保护局，隶属水利部各流域水利委员会，实行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双重领导。现行流域治理体制主要是通过流域水利委员会规划、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两个层级的机构，来协调部门之间、流域与区域间的矛盾。但由于流域规划制定机构――水利委员会（水利部的派出机构）不具有协调水利部门与环保部门间矛盾的权限，水资源保护局难以获得行政区的支持，作为协调结构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安排，致使其无法有效执行流域规划、协调行政区间诸如跨行政区水污染等矛盾；同时，现有的七大流域管理局只是水利部下属副部级或局级事业单位，无法独立承担起流域综合管理职责、权威性不强、缺乏统一调度和管理流域水资源的功能。由于与地方行政管理不能很好地衔接，导致无法协调流域内部各行政区间水资源管理工作，无法通过流域决策、综合规划等手段对地方、不同流域、不同支流与河段进行分类指导。此外，2002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实施，与环保部门依照执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处于同一法律层级，但两法中一些地方存在不协调之处[12,13]（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由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编制并组织实施，而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由国家水利部门根据《水法》组织编制并实施，现行两法律没有明确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与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如何协调等问题）。
因此，我国当前流域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应侧重于贯彻和细化新《水法》规定的“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从法制的高度彰显流域系统化、综合化的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行政区域间协调的流域管理体制。掌握国际水资源管理模式演变趋势：从区域管理到流域管理、分散管理到统一管理的转变，更加重视流域系统的客观性[2,3,7]，借鉴国外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经验，目前我国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为：保持以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结构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通过机构、机制、法规等综合性改革来协调当前管理体制中流域及区域中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的矛盾。建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体制设置方面，我国可设立具有权威性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部门（高于各行政区的层级）作为国务院派出机构，负责指导制定跨界河流域对上下游各行政区水资源治理的科学合理、有约束力的制度，不受任何政府机构的干涉。形成由国家该部门为主的、在其领导下的集成―分散的管理模式，改变流域管理局单纯负责制订规划、协调指导、检查监督等作用，由各地方政府实施各项政策及规定，致使流域流经的行政区域各自为政的现象。同时，通过建立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明确水资源管理权责，改变我国现行水资源管理体制由“多龙管水”引发的流域管理条块分割、区域管理城乡分割、功能管理部门分割等弊端[7,14]（见图2）。
第二，机构及机制安排方面，在各流域成立有权威、有实质协调能力的流域管理局作为国家环保总局与水利部共同认可的派出机构[15]，直接对国务院派出机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在法律上明确流域管理局的地位，强化其在流域治理中层级协调、部门协调及区域协调中的权威性。该机构的人员除本身的行政人员外，应吸纳流域流经行政区域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代表其所在区域）作为另一部分机构成员，加强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间的主动沟通与有效协调（包括产业布局规划），使流域与区域实现管理上的衔接与协调（见图2）。
第三，在法律保障方面，完善流域水环境管理行政法律规章、健全法律支持体系。由于我国流域治理法律体系中（如新《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对参与流域治理的各政府部门责权赋予尚不明确、未从制度上明确水资源管理体制中区域管理和流域管理以谁为主等关键问题，导致流域水环境管理的一些政策、法规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因此，流域治理急需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能关系（包括国家政府部门间层级关系及流域治理结构中水行政管理部门的层级关系）。同时，完善水污染防治（制定强有力的处罚措施）的立法、执法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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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ransjurisdictional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on
Pattern of River Basin in China: A Case Study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Jiangsu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
SHI Zulin BI Lianglia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e deterioration tendency of China's water pollution drainage is mostly caused by contrived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 and natural problems. Low efficiency even inefficacy in transjurisdictional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by local governments, always result to the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along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plenty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eople living along up and down river, as well as potential hidden trouble in social stabilization. Based on the reform of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ransboundary affairsa and view of global river basin administrationstructure It summarizes the specialty and universality by analyzing policy evolvement between two provinces, then concludes the transjurisdictional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pattern of river basins in China.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transjurisdictional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of river basin in China should consist of institution, mechanism and law, based on the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structure and department innersystem which could be called “doubleleadingmanagement mechanism”.
水污染防治综述篇5
关键词：环境保护水环境综合治理永春桃溪
中图分类号： D922.68 文献标识码： A
1 概述
永春县地处福建省中部偏南，泉州市西北部，戴云山脉东南麓，东接仙游县，西连漳平市，南和南安、安溪两县市接壤，北与大田、德化两县毗邻。桃溪是永春境内最大的一条水系，是晋江东溪的源头，发源于永春县和德化县交界的戴云山脉南麓的雪山，由西北向东南流，经锦斗、呈祥、蓬壶、达埔、石鼓、五里街、桃城、东平、东关汇入山美水库。集雨面积476km2，主河道长61.75km，主要支流有壶东溪、霞陵溪，整个流域涉及11个乡镇共118个村（社区），人口37.11万人。
2 流域现存的主要问题
（1）河道泥沙淤积、侵占现象严重
桃溪流域河床坡度较大，径流容易集中，洪水暴涨暴落。由于流域上游存在植被破坏现象，导致土壤的水源涵养能力较弱，洪水一来，泥沙俱下，导致河床逐年淤高。且由于河道内淤积物清理不及时，方法不当，危害程度逐渐增加。此外，桃溪流域内存在少量的临河建筑，导致河道行洪断面不足，阻碍河道行洪安全。
（2）小水电造成季节性断流
由于历史原因和桃溪流域特有的地形条件及地理环境，桃溪流域内有一些小型水电站，呈分散、独立的格局，在枯水期造成了部分河段干涸。
（3）流域水环境呈恶化趋势
桃溪流域工业企业不多，多数企业工业污水都能经处理后排入水体，小部分企业还有偷排和直排现象。根据水环境功能区划，该流域水体要求全部达到Ⅲ类水质要求，部分区段达到Ⅱ类水体。经调查，桃溪干流水环境质量一般情况下可满足Ⅲ类水质，部分时段氨氮指标为Ⅳ类、V类水质。在流域整治规划阶段，针对流域内的各条支流进行了水质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桃溪流域支流氨氮和总磷指标均出现超标现象，不符合Ⅲ类水质标准，尤其以氨氮超标最为严重。总体而言，桃溪流域水质尚在控制范围内，但恶化趋势比较明显。
（4）污水处理率低
桃溪流域现状只有1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均较低，处理服务范围小。除此之外，流域内其它城镇均无生活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及农村污水绝大部分未进行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桃溪及其支流。
（5）农业面源污染严重
桃溪及其支流两岸水田、水浇地及旱地分布较为广泛，整个流域耕地面积约102km2。由于农田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加之农田水利系统现状相对较差，田埂规格较低，在降水的作用下，各种农药、化肥以及其他营养物质随农田排水及地表径流进入河道，污染水体。桃溪流域沿途修建了较多的拦水坝，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水利调节作用，但同时减缓了水流速度，降低了水体自净能力，造成泥沙大量淤积，底泥中沉积的大量污染物再释放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
（6）分散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水平低
桃溪流域畜牧业比较发达，桃溪沿岸分布有17个规模化养猪场，规模化比例仅12.5%，其余均为农户养殖。因此，分散的养殖污染是导致桃溪污染的重要原因。流域畜禽养殖环境治理的力度不足，再加之宏观环境管理水平低，无法保证资金投入，养殖场内部的环境管理比较粗放，从而导致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低，部分畜禽粪便未经处理达标排入桃溪及其支流。
（7）河道景观缺乏统筹规划和设计
随着水文、水利要求的提升，局部河道过分强调挡墙的施工，而忽略了河岸挡墙在景观方面的作用，基本上挡墙都采用了一级垂直挡墙，巨大的落差对景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且沿河建筑紧贴河岸布置，缺乏绿化缓冲带。部分地区河堤与城市道路相衔接，景观用地相当紧张。一些乡村郊野，河岸基本没有经过整治，保持现状自然状态，大部分河岸都被用作农用地进行种植。整个河岸线风格凌乱，没有整体，削弱了岸线的景观效果。
3综合治理规划的原则和目标
3.1 规划原则
桃溪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贯彻以治水为中心、全面规划、远近结合、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治与开发相结合、建设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强化政府领导、完善管理机构、重视资金组织，从全流域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工程规划设计。
3.3 规划目标
桃溪流域综合治理总体目标为：改善桃溪流域生态质量和水环境质量，提高流域的防洪防枯能力，实现水安全与景观文化永续；实现桃溪流域“水清、堤固、园靓、路畅、岸绿、房美”的总体目标。
4 综合治理工程规划
4.1 防洪防枯工程规划
河道防洪工程以实现河流泄洪安全为首要目标，工程设计对现有两岸格局和空间展开的合理性的可能性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对有碍行洪安全的建筑物予以拆除，保障设计洪水标准下的泄洪安全；同时加高加固现有两岸堤防，构建完整闭合的防洪体系。通过新建翻板门和堰坝，在河道中形成蓄水建筑物，以抬蓄上游水位，维持上游水域面积，增强河流景观效应。
4.2 水污染防治工程规划
4.2.1污水治理规划
污水管网系统是城市污水处理系统是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完善污水截流管网，提高污水处理率。结合城镇防洪堤建设在河道两岸敷设截污干管，把分布于两岸的排污口接入到市政污水管道，输送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对于流域内各城镇的污水要求进行集中处理，经过预处理达到相关标准的工业废水也必须进入污水处理进行处理。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设计规模必须考虑适度发展的需要，不能采取盲目扩大的方式，否则会造成投资的浪费与损失。
4.2.2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规划
以村为单位设置散户集中养殖区。从流域内养殖场规模看，散户养殖（200头以下）占41%，从养殖规律上看，规模越小，污染治理和管理就越不严格和规范，规模越大，则配套污染治理和管理的措施就约完善、科学。散户养殖大部分为原始的养殖方式，污染严重，同时，受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也无治理污染的资金和动力，监管也相对困难。考虑到清退的可操作性和居民生活来源等因素，在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的同时，作为过渡措施，可以村为单位实施联户养殖。
4.2.3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规划
农田面源污染的防治应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应积极开展农用化学品质量保证与替代措施。加强对肥料质量的监督管理；加强对农药的监督管理；加强对农膜的监督管理。积极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采用农艺措施和生物多样性防治技术，合理施用农药，减少农药使用量；积极推广农业生态工程技术，减少各类化肥的使用量；积极发掘和使用植物性农药和土农药；大力推广机械物理防治法。
4.2.4 底泥污染治理规划
桃溪属于山溪性河流，城区段河道弯曲，部分地段河面狭窄，受河道上已建挡水建筑物影响，部分河段水深较深。河道清淤对整个流域而言，清淤方式选择必须结合河流特点和河段内挡水建筑物形式，分河段选择施工机械。
4.2.5生态美化修复工程规划
生态修复工程是河道整治的重要措施，与河道疏浚整治相得益彰。在河道综合治理的同时考虑沿河道两岸及河坡的生态规划和整治。沿岸建设湿地、植树、种草、种花、挖掘历史文化，构建与景观公园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形成绿色屏障，既美化环境、提高景观价值, 又保持水土、净化水质, 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致淤。有条件的河道还可采用既能更好地加固河岸又能保持河岸生态平衡的生态砌块挡墙、格栅式护坡、护绿混凝土生态护坡，这种生态护岸，可以促进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交换，滞洪补枯、调节水位，有效地恢复河中生物的生长，恢复河道水生动植物系统，进而利用生物自身的功能净化水体，提升河道的自养能力。
4.3 景观建设和旅游开发规划
根据永春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及桃溪流域景观资源特色，结合游览设施的现有基础及市场的开发目标，以桃溪为主轴的滨水生态景观廊道，自锦斗镇经11个乡镇由东关镇入山美水库，全长约61.7km。河道贯穿了多种类型的气候带，形成了“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序春”的景观风貌。
5 结语
流域综合整治与传统意义上的河道整治已完全不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河道不仅要有“防洪、排涝”的水利工程的一般功能，而且日益融入园林景观、生态环保、建筑艺术等多种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达到“水清、堤固、园靓、路畅、岸绿、房美”的目标外，还应要求整治工作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完整意义上的综合治理包括滨河地区土地使用结构的调整，与良好的生活游憩环境的建立，其意义不仅在于消除河水的黑臭和在沿岸建设绿化带，而且还要充分发挥河流在改善沿岸生态环境和空间组织、景观质量等潜在功能，建立良好的城市环境的功能，这才是整治的根本目标，因此需要采用立体化的设计，多专业配合与协作，从而达到河道水体多功能利用的目的，增强河道的整体功能，促进流域内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 赵立佳，男，生于1982年8月，工学硕士，工程师，从事给水排水的设计和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水污染防治综述篇6
关键词：铜陵市 重金属污染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X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7（c）-0137-03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加速，开发利用的重金属种类、数量和方式越来越多，涉及重金属的行业越来越多，再加上一些污染企业的违法开采、超标排污等问题突出，使重金属污染呈蔓延趋势，污染事件出现高发态势，表现出长期积累和近期集中爆发、历史遗留问题和新出现问题相交织的特点[1]。2011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体现了我国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高度重视。
铜陵市是一个有着三千多年开采历史的极具特色的有色多金属矿区，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有着悠久的采冶铜历史[2]。目前已形成以采、选、炼、加工为一体的“铜”产业链，对推动铜陵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重金属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对公众身体健康构成了潜在或现实的危害。铜陵县、铜官山区是国家60个重金属砷控制区之一，46家企业被列为环保部重点监控企业，重金属污染防治任务十分艰巨[3]。
1 铜陵重金属污染研究分布
目前有关铜陵重金属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矿区土壤、尾矿库、水及水体沉积物污染、大气沉降物及城区表土与灰尘和潜在生态风险的评估。
1.1 矿区土壤
土壤中的重金属，在自然情况下，主要来源于成土母岩和残落的生物物质。但是近代以来，工农业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加剧了土壤重金属的污染，污染程度越来越重，范围越来越广。胡圆圆等[4]对铜陵铜官山铜矿区土壤重金属含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铜官山铜矿区土壤Cu、Zn、As、Hg平均含量高于铜陵市土壤背景值，土壤已受Cu、Zn、As重污染，受Hg轻污染。
杨西飞[5]运用Matlab软件模糊推理系统（FIS）对铜陵矿区农田表层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了评价，发现该矿区农田表层土壤普遍受到了重金属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Cd污染最严重，其次是Cu，其它各元素依次为Pb>As>Zn>Hg。土壤中Hg、Cd、Cu和Pb元素在表层明显富集，各元素总量在不同深度均明显高于土壤自然背景值，Hg、Cd、Cu、Pb和Zn在垂向上呈递减趋势，且在横向上主要以洋河、顺安河和新桥河为中心向四周递减。不同形态重金属在总量中的百分含量随深度变化明显不同。
王嘉[6]对铜陵的两个矿区（狮子山区朝山金矿主井和铜陵县顺安镇新桥矿业公司主井）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运用内梅罗指数法和地质累积指数法对研究区进行了现状评价，研究表明，As和Cd为严重超标污染物；As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都大，Cr的致癌风险最大；Cd、Hg、As对生态危害的潜在风险很大；所研究的两矿区均存在很高的致癌风险和生态风险，朝山金矿区相对更高些。
白晓宇等[7]运用地统计学分析手段对铜陵矿区土壤中若干重金属元素进行空间变异分析及空间插值和污染分析，结果表明，As、Cd、Pb、Zn元素的变异函数表现为各向异性，其方向性可能主要受矿床分布控制；Hg元素因受小尺度因子影响较大而呈现块金效应较大。As元素污染的主要是由于铜矿、铅锌矿、褐铁矿矿床及其开发；Cd元素的污染与铅锌矿床及其开发，以及农业污灌有关；Pb、Zn元素的污染与铅锌矿床及其开发密切相关。
1.2 尾矿库
铜陵市是安徽省境内重要的铜生产基地。在铜矿生产的同时，产出了大量尾矿堆存于附近的尾砂库中。尾矿库多建于山间谷地、河流上游地区，其下游是经济、农业发达地区。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的扩容，部分郊区的尾矿库已经进入市区，尾矿库的环境效应及其安全性令人关注。徐晓春等[8]对安徽铜陵林冲尾矿库复垦土壤采样检测的结果表明复垦土壤中Cu的污染极其严重，As、Zn、Pb的污染较轻。徐晓春[9]还对铜陵凤凰山矿林冲尾矿库中重金属元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相关土壤、水系沉积物和植物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长期堆存的尾矿会发生元素的次生淋滤与富集。
惠勇[10]等对铜陵市凤凰山尾矿库三个不同凤丹种植地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尾矿土壤中的Cu、Zn、Cd含量均较高，其中Cu、Cd的含量分别是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的1.04～1.30倍和6.58～9.34倍。矿区近年来种植的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富集作用不明显。
王少华[11]等采集了铜陵市杨山冲尾矿库、尾矿库周边及较远距离土壤、水、植物样品，测定了其中的重金属含量，发现所采集的土壤、水和植物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As，Hg，Cu，Zn和Pb等元素的富集现象，且不同元素之间的富集程度也有所差异；重金属元素含量随着远离尾矿库，有逐渐递减的趋势。周元祥[12]等对杨山冲尾矿库尾砂重金属元素的迁移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自然风化条件下，Cu、As、Hg、Cd和Pb的淋滤迁移速度相对较快，Zn略慢；Zn、Pb、Hg和Cd在50～60 cm深处会发生二次富集；风化后尾砂中Cu、Pb、As和Hg以残渣态为主要赋存形式，其次为铁锰氧化态，其中Zn和Cd以铁锰氧化态含量在表层最高。
1.3 水及水体沉积物
水体及沉积物因其独特的环境特点，往往会成为重金属元素的“源”和“汇”，学者们也因此对其进行了众多研究。张敏[13]等通过测定长江铜陵段枯、丰水期江水中Cu、Pb、Zn和Cd不同形态的含量，分析了四种金属在江水中的存在形态分布，不同水期含量变化，水中悬浮物对金属吸附能力大小，以及近20年来含量的变化情况。发现长江铜陵段江水中各重金属总量丰水期时大于枯水期，重金属各形态含量之间均有差异。与近20年江水中的重金属背景值比较，长江铜陵段重金属含量有普遍升高的趋势。
徐晓春[14]等对相思河的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采用潜在危害指数法对沉积物中重金属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相思河中下游受到的重金属污染明显比上游严重，Cu和Cd的富集系数和生态危害高。
李如忠[15]等对惠溪河滨岸带土壤重金属形态分布及风险评估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惠溪河滨岸带土壤中Cd和As达到极高风险等级，Cu为中等风险等级；根据综合污染及潜在生态风险贡献率水平，初步判定As和Cd为惠溪河滨岸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和修复的优先控制对象。
王岚[16]等对长江水系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性评价的研究中表明，安徽顺安河位点为极强生态危害范畴。
叶宏萌[17]对铜陵矿区的新桥至顺安河沉积物中五种重金属的全量和形态进行了研究，并结合环境条件分析了它们的横向和纵向迁移变化特征，研究表明该区域沉积物重金属中Cu、Zn、Pb、Cd的均值皆远超长江下游沉积物背景值，其中以Cu和Cd最显著。对重金属横向迁移分析发现，矿山重金属会随着沉积物的距离增加而显著降低，新桥河沉积物的迁移变化显著高于顺安河沉积物。在迁移过程中，Cu、Zn、Cr残渣态逐步增加，毒性减弱，Pb、Cd的活性态比例增大。重金属的纵向迁移分析结果表明，离矿山的位置远近对沉积柱金属的总量和形态起决定作用，矿区下游河流沉积物既受尾矿的影响，也受河流流域物质本身的影响。
1.4 大气沉降物及城区表土与灰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带来的交通污染以及其他方面的污染使得大气环境质量越来越差，大气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李如忠[18]利用美国国家环保局（US 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铜陵市区表土与灰尘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铜陵城区土壤和地表灰尘已遭受较为严重的重金属污染；不同功能用地的致癌风险均显著超过US EPA推荐的可接受风险阈值范围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值；铜陵市表土与地表灰尘已对公众身体健康构成危害；其中主导致癌与非致癌风险效应的主要污染因子是As，主要暴露途径是手-口摄入途径。
吴开明[19]用藓袋法对铜陵市大气重金属污染进行了研究，发现铜陵市Cu污染最严重，有色金属冶炼工业是铜陵市最主要的污染源，交通运输对大气重金属污染也日趋严重。
殷汉琴[20]对铜陵市大气降尘中铜元素的污染特征进行了研究，采用富集因子法定性地判断各采样点铜元素的来源，研究表明，铜陵市大气降尘中铜元素污染严重并且形成了以铜开采和冶炼企业为中心的污染区域。研究发现铜矿石的开采和冶炼对大气降尘中的铜元素污染贡献较大， 是主要的污染源。
2 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与控制措施研究
重金属在土壤、水体、大气、生物体中广泛分布。由于大气和生物体中重金属的特殊性及其主要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土壤和水体，所以对于重金属的污染修复技术主要集中在对土壤和水体中的重金属污染进行修复。
重金属在土壤中不易随水淋溶，不能被微生物分解，具有明显的生物富集作用且土壤污染具有较长潜伏期；由于土壤、污染物及地域的复杂性，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其治理不仅见效慢、费用高，而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途径主要有两种：（1）改变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使其固定，降低其在环境中的迁移性和生物可利用性；（2）从土壤中去除重金属[21]。围绕这两种途径展开的土壤重金属治理措施有物理及物化措施、化学措施、农业生态措施、生物修复等[21～23]。
王华等[24]对我国底泥重金属污染防治研究做了相应综述，提出目前我国底泥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常用方法有工程治理方法、生物治理方法和化学治理方法。
重金属污染物进入水生生态系统后对水生植物和动物均产生影响，并通过食物链发生富集，引起人体病变，危害人类。目前水体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方法主要有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物理化学方法、集成技术、生物方法等[25]。
为控制铜陵市重金属污染、提高环境质量，铜陵市环保局组织编制了《铜陵市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该规划以国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为指导，落实源头预防、过程阻断、清洁生产、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综合防治理念，提出了一系列重金属污染防治措施，以求能遏制重金属污染趋势，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环境权益。
3 结语
对铜陵市重金属污染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对重金属污染防治措施与修复技术经行了总结。根据目前研究结果表明，铜陵市重金属污染已比较严重。Cd、As、Cu和Pb为主要的污染元素，Hg虽然含量较低，但因为其毒性较大，亦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矿石的开采和冶炼以及尾矿的堆积成为铜陵市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所以首先应控制源头，治理矿石的开采和冶炼，清理尾矿的堆积。由于植被等生物体对重金属具有良好的吸附阻拦作用，可在采矿厂四周设置重金属吸收强防护带，阻止污染向更远扩散。对于已经受到污染的土壤，可以采用生物方法、物理或化学方法去除。
健全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做好污染综合防治规划和强化行政管理是防治重金属污染的重要管理手段。《铜陵市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的提出对铜陵市重金属污染防治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实践意义。健全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实施清洁生产，监督实施环境影响评价验收工作，开发研究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等是目前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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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综述篇7
关键词：航运 鄱阳湖 水质 SPSS 对策
背景
作为江西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点，鄱阳湖经湖口融入长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它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干线航道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水质问题不仅影响着江西的经济收益，更是全国环境问题的重点。近些年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各类船舶同时并存，鄱阳湖航运业发展迅猛。发达的航运业虽然促进了水域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也给鄱阳湖水域和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以往对沿海港口航道的航行环境的研究比较重视， 但对近海的或内陆湖泊的航行环境安全状况的研究目前还尚未见到。因此，为了完成保护一湖清水的战略目标，本文主要针对鄱阳湖为例，分析出船舶对水质的影响因素，提出综合治理办法。
鄱阳湖水质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鄱阳湖水质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然因素，二是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包括地貌、水文地质条件、气候及土壤与植被等。社会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活动引起的工业废水、农药化肥、生活废水排放、船舶运输排污等。自然因子主要形成水的背景质量，社会因子是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以航运为研究对象。航运的污染一般是指船舶在水面上行驶过程中排出的污水、毒烟、废气、生活垃圾等对附近水域产生的影响，严重危害大自然的环境。它的组成原因很多，按照大类可以主要分为事故性和操作性。事故性污染主要是指船舶发生碰撞或火灾事故等情况造成的污染。操作性污染主要是指船舶由于操作不当如排放机舱油污水、洗舱水、废油、垃圾等作业中所造成的污染。
1、指标选取
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整理，本文拟采用人口、工业、第一产业、客运量、货运量、船型净载重吨、船舶艘数等来表征航运对长江水质的影响。基本思路和方法是将各因素的数据之间两两进行相关检验，通过相关检验比较各因子的相关性强弱，对因子集进行筛选。按照概率论，两因素观测数据列和（k=1，2，...，n）的线性相关系数为：
当所研究的因素个数为m，获得m个观测数列，仿照上述方法，可以求出式中指定两个元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大小。例如我们分析出i和j元素之间的相关性，设为rij，如此重复两两组合分析，得到的矩阵如下：
上式的相关矩阵的每一个元素都表示两个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由相关矩阵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我们假设m个因子中的第一个为“影响因素一”，则上矩阵中第一行（列）中元素的数值大小反映了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性。可以按照行（列）中元素大小排列顺序，取n个较大的值，把它叫做“影响因素二”。
排除标志因素外的每一个小元素的相关系数能形成小矩阵即为原矩阵子阵。
筛选最终因素时，把绝对值在0.75以上的元素筛选出来，通过上述相关性分析中的两步筛选，可以确定出少数几个关系密切的相关因素。重复直到所有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以及算出，选取相关性最小的两个，构成影响因子集。根据上述原理运用SPSS分析软件，算出各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具体数据见表
评价因子的相关性
由表可知， 将相关性划分为四个等级： 如两者正相关，则表现为正值， 当数值为1时表示完全正相关；如两者负相关，则表现为负值，而当数值为-1时，表示完全负相关。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1，相关性越密切；越接近于0时，相关性越不密切；当为0时，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无直线关系。通常当绝对值大于0.75时， 认为两个变量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根据表数据分析，去相关性，最终选取第一产业GDP和客运量2项主要因素加以分析。
2.指标分析
首先分析第一产业GDP与综合污染指数之间的关系，利用收集到的历年数据，进性相关性分析，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综合污染指数与工业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可视为高度相关。继续做曲线回归分析，令第一产业GDP为自变量，综合污染指数为因变量，做回归方程得：
同理，客运量与污染指数的关系也可以用上述方法得到：
减少航运对鄱阳湖水质污染的对策
通过上述的分析， 用SPSS软件把航运对鄱阳湖的污染量化出来， 可以看出航运在鄱阳湖的污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由于航运引起的第一产业GDP的增加和运输量都加大了鄱阳湖水质的污染，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单单通过减少船舶运输来降低污染是不科学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完善法规制度。现有的《水污染防治法》和一些船舶管理条例都显得杂乱、抽象，且很不完备，远不能适应鄱阳湖水域环境保护的需要。一旦出事，出现领导机构不明确，相互推诿的现象。应加强中国内陆水域船舶污染防治法规建设，由政府机关牵头设立专门的管理单位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提高防污意识。加大宣传力度，不仅对船员要定期进性防污考察和培训，而且要对旅客进性防治污染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船舶污染带来的危害，认识到鄱阳湖船舶防污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附近居民的利益，更关系到数亿人民的饮用水源和我们大家的共同健康环境。
加强检查并建立应急体系。针对一些老旧船舶逃避检查的现象应该加大处罚的力度，决不能随便姑息迁就， 从而在源头上堵住船舶污染的可能性。最后建立完备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污染，就能控制污染源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水污染防治综述篇8
[关键词] 回顾调查 畜养禁建区划 污染治理 综合利用
近年来，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23个省、市的调查结果显示，迅速发展的畜禽养殖业正成为新的污染大户，为贯彻执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的第九号令，我省环保部门协同农业、畜牧业等有关部门于2001年起开展九龙江流域畜禽养殖业污染源调查，经过近年来的污染防治，综合利用，九龙江流域畜禽养殖业污染源基本得到控制。根据省科技厅下达的科技项目计划要求，我们对所承接的《九龙江流域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研究》重点项目进行调研，研究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的科学办法，分析存在问题，制定治理措施，回顾总结九龙江流域（漳州段）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调研实例的可鉴之处，可供农村畜养业参考。
1 畜养业现状及禁建区域划分
漳州畜禽养殖业历史悠久，主要畜禽养殖业是以猪为主，大多数养猪场的选址较为合理，基本做到远离民居、生活饮用水水源、景区等地，分布在荒坡、茶果园、丘林、或是边远的闲杂地。漳州市人民政府漳镇（2001）综167号文批转市环保局《九龙江流域（漳州段）畜禽养殖场禁建区域划分方案》，目的是为了保护九龙江流域的水环境质量，使各流域断面水质按功能分区的不同要求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有效地控制和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局面。
近年来，通过对外的调整、迁移、关停等行政手段，对内采取污染防治、综合利用等治理措施，截止2002年12月底，调查结果表明；现有的漳州九龙江流域规模化46家养猪场的选址较合理（大多数养猪场远离九龙江主干流），养殖分布地与龙江流域干、支流的直线距离，基本符合漳州市人民政府漳镇（2001）综167号文的禁建、禁养的条件和范围。虽然有相当部分的规模化养猪场目前暂时无法实现零排放目标，但大都按以猪养农-林-果-鱼-茶-草等科学模式和方向发展，经实地调查46家养猪场均在禁建、禁养区控制范围以外，已全部采用种养结合的生产方式，基本没有造成对九龙江流域水质的影响。
2 污染治理与综合利用
2.1 污染治理
调研的结果表明，规模化养猪场的“粪尿污废”普遍具有浓度高、刺激性臭味，病菌扩散等特点，处理不当往往会引发空气环境、地下水资源、生活饮用水源污染、破坏周边景观及危害人体健康等问题，要彻底治理必须走规模化处理、综合利用和生态农业的道路。杜绝污染的关键在于治理和综合利用。近年来，漳州规模化养猪场粪尿管理已逐步加强和完善，形成具有闽南“水果之乡”“鱼米之乡”特色，摸索出一整套养―种一条龙生态型的科学模式，普遍采用以下污水治理工艺和办法：
2.1.1 污水的治理工艺
大多数养猪场利用地势山貌特点和生物链原理形成的生态种养模式，基本解决养猪业的粪尿污染问题。
治污工艺流程：以沼气厌氧发酵技术为主，根据猪尿特点采用“固液分离―沉淀池―酸化调节池― 一级厌氧发酵池―二级厌氧发酵池― 一级好氧生化池―二级水生物生化池―鱼塘、农作物和系统处理工艺路线。经治污处理后的废水达标排放后还可循环利用。
2.1.2 污水治理方法
“减量化处理”――督促养殖户采取有效的治理防治措施，如“雨污分离、干湿分离、饮排分离。“无害化处理”――粪便作为资源利用，须进行无害化处置，建立蓄粪池，生化池、氧化池、沼气池等设备，完善无害化处置系统。“资源化利用”――实现“零排放目标“使粪便资源化利用，漳州规模化养猪场综合利用率均在90%-95%之间。
2.1.3 粪尿综合利用
2.1.3.1 综合利用处理方法
综合利用多数采用以下以下处理方法：
①固液分离处理。将猪的固废收集风干、晒干后装袋做农家肥或外卖，尿液及粪便残留物经发酵处理后用于茶园、牧地、蔗田、果园等灌溉。粪渣直接施用于鱼塘。
②粪尿综合处理。收集粪尿混合物经发酵（厌氧或氧化）处理后，利用明渠、暗沟、埋管或山地高差直接引入田间，浸泡肥田或利用自动喷射系统进行浇溉，分布在山坡高地的养猪场运用比较普遍。
2.1.3.2 综合利用种养结合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漳州规模化46家养猪场有41家基本采用上述两种综合生态型或生态化处理方法，通过种养模式达到污染治理的目的，少数养猪场利用场址坡度高差，用人工湿地法消化部分猪粪尿水，利用竹林（根系较发达）、牧草、甘蔗等农林物种和土壤吸收、自净能力等方法，通常是以自然浇灌、浸泡、喷洒等物理方法，经统计建立沼气池和生化池的普及率分别达到93%和82%。漳州规模化养猪场大多数是以猪―沼―果―渔的形式并存。
2.1.3.3 综合利用效益分析
实现养猪场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目标，是为了达到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根据漳州养猪场的污染治理综合利用经验，分析在猪粪尿的处理和利用系统中，每个环节都存在着相互联系、依赖、促进的关系，最终达到“净化”和“利用”的统一，使生产过程产生的有机废物得到反复多次利用、能量流动多途径，使“净化”和“利用”系统结构多样化、复杂化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高度的统一和提高。综合利用效益见表1。
3 存在问题
漳州畜禽养殖虽然一直是采用种养结合的模式，但一部分养猪场由于资金短缺，或受到场所面积的限制，污水资源化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有的养猪场综合利用率偏低，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3.1 综合利用方面。很多规模化养猪场虽然建立沼气池，但仍无法解决本场的供电照明、燃料等问题，多数是缺少资金和技术造成的，综合处理设施不够完善。存在着如集粪池、沼气池太少，生物氧化塘太小等问题，有的遇雨季造成粪尿溢出影响周围环境。
3.2 环境卫生方面。存在猪场自身环境卫生问题。多数养猪场的猪舍前、后采用明沟排污，臭味向空气中散发，影响当地的大气环境质量。
3.3 管理方面。种养结合后须加强田间管理，应克服“重养轻种”、“只种少管”和“少种不管”的现象，科学养猪还须科学种田，才能获得种养和环境效益的双丰收。
3.4 技术方面。有的粪尿处理后浓度掌握不好，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品和质量，要加强有关方面的经验摸索和总结。
4措施及建议
4.1 加强执法力度
各级管理部门要加强畜禽粪便管理，贯彻执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的第九号令，经常督促检查规模化养猪场的环保措施落实工作，开展养猪场的“行业创优治污”、“零排放”的评比活动。
4.2 改造老场
在老场建立配套的环保设施，“提高科学养猪种田的管理水平。”把好污水排放的质检关。
4.3 综合利用各种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