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文章范文

时事评论文章篇1

关键词 新闻评论教学 立意 事件意图 阐释者意图

1 新闻评论教学的机遇与挑战

在微博勃兴的当下，媒介处于激烈竞争的态势，传统媒介的新闻生产自然受到诸多挑战，其中一个较明显的挑战在于：传统媒体原先作为消息灵通人士化身的社会角色，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比如，在一些新闻事件报道方面，特别是突发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方面，微博用户传播的新闻事件，其时效性领先于传统媒体的案例可谓不胜枚举，正如有论者提出那样：“追随微博上的热点成为基本新闻操作、传统媒体在时效性上退居二线”。①当然，传统媒体在时效性方面不会总是处于二线地位，但其在时效性方面总是一线的态势，显然已经受到挑战。此外，除了来自微博等新媒体的挑战外，不同类型的传统媒体以及同一类型的传统媒体，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相互竞争。以电视台为例，既有来自报纸、广播的竞争压力，也有来自同一地区其他电视台的竞争压力。在这样的媒介竞争态势下，对于新闻节目的生产而言，对已有信息的整合及再诠释，以及深度解读，便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一批对新闻信息进行深度解读的节目，便应运而生。比如浙江经视的《深呼吸》节目、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的《九点半》节目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节目，它们都属于带有强烈的新闻评论色彩的节目。此外，还有全国的报纸开出的许多时评版面，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媒介竞争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客观原因限制，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可以承认在有些新闻事件报道的时效性方面，可以退居二线，但在新闻的再生产——独家观点或称“独家评论”方面，希望发挥专业机构的优势，尽量满足受众需要。因此，可以说中国大陆的当下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已经发展到了“独家评论”与“独家报道”并重的阶段。

鉴于此，新闻评论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传统媒体重视，而这对于高校新闻评论的教学，既是机遇，亦是挑战。机遇在于新闻评论的教学自然受到各方的重视，挑战则在于：如何培养出能够生产“独家观点”或称“独家评论”的新闻评论人才？

如何培养出能够生产“独家观点”或称“独家评论”的新闻评论人才，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所谓生产“独家观点”的背后，便是要以创新精神作为支撑。如果把上述命题转换为：如何培养创新精神，似乎亦无不可，而培养创新精神，自然是教育的系统工程。果真如此，本文似乎便不好再讨论下去。鉴于此，本文打算从新闻评论教学中与生产“独家观点”直接相关的立意这一命题入手，以期对解决上述的问题有所助益。

立意，借用一个说法，便是作者对所评述的事物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表示自己的见解。②由此可见，对于新闻评论教学而言，有关生产“独家观点”与立意密切相关。但是，从现有的教科书来看，只是给出了一些立意指导的原则，诸如“论题要有新思想、论理要有新高度、论述要有新角度”等，这些原则对于 “独家观点”生产显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每天都要面对非常具体的新闻事件的新闻生产者而言，这样的指导原则显然是不够的。鉴于此，本文打算从具体的案例入手，谈谈与立意相关的问题。本文打算选取《人民日报》对浙江杭州的“吴斌事件”的评论，作为探讨的具体对象。

2 《人民日报》有关“吴斌事件”的评论分析

《人民日报》有关“吴斌事件”的评论，共有16篇，标题分别为：《谁为“无人问责”担责》、《最美，就在你我身边》、《用青春勾勒美丽人生》、《伟大高尚从平凡中起步》、《大国之路的精神支撑》、《铭记最美 躬身前行》、《警惕“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一》、《让“最美”之花盛开》、《学习时代楷模》、《颂扬时代楷模，我们责无旁贷》、《远离“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五》、《平民英雄的“一瞬”与“一向”》、《行胜于言》、《“最美”这个词儿》、《平民英雄书写“最美中国”——时代楷模张丽莉、吴斌、高铁成事迹的启示》、《向时代楷模学习致敬 让时代楷模引领风尚》，纵观《人民日报》的评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立意：

（1）阐释吴斌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平民一生，伟大瞬间。

《人民日报》6月4日评论文章《伟大高尚从平凡中起步》，文章中指出“吴斌的行为是平凡大众能够学的：吴斌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原本都是我们身边无数外表平常、职业普通、生活平凡的普通人，却因为意外遭遇的瞬间考验而陡然焕发出令人敬仰、感铭的耀眼光亮”。

《人民日报》6月15日评论文章《学习时代楷模》，文章中指出“张丽莉、吴斌、高铁成同志的事迹可钦可敬，可望可及，道出了伟大出于平凡的道理，反映了老百姓崇德向善的追求。”

《人民日报》6月18日评论文章《平民英雄的“一瞬”与“一向”》，文章中表示：惊世“一瞬”的底色，是至为平凡却并不简单的“一向”。用责任去做好所从事的工作，用爱心去善待所遇到的人，用行动去保护群众的安全，这正是一个教师、一个司机、一个士兵最为质朴的价值观，也是平民英雄们普遍的行为方式。

（2）从“最美”这一关键词入手，借题发挥，通过诠释“最美”意涵，暗指当下民众审美存在的问题，藉此弘扬社会正气。

《人民日报》6月14日评论文章《让‘最美’之花盛开》，文章强调“‘最美’是近些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对身边涌现出来的道德楷模的热情赞誉，‘最美妈妈’、‘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护士’、‘最美大学生’、‘最美孕妇’……他们的事迹，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普普通通，却以高尚的行为构筑着文明的大厦；他们来自基层，平平常常，却成为道德建设的榜样。‘最美’，他们当之无愧！”

《人民日报》6月15日评论文章《平民英雄书写“最美中国”——时代楷模张丽莉、吴斌、高铁成事迹的启示》，文章指出“英雄的壮举引发的一场关于爱心与责任的思考，在不同的时空持续进行。的确，在这个价值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爱心与责任，始终是人性最绚丽的底色，始终是心底最坚实的认同”。

《人民日报》6月16日评论文章《向时代楷模学习致敬 让时代楷模引领风尚》，文章中指出，“‘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卫士’，是‘最美的中国人’。他们的‘美’，美在爱心、美在善良、美在奉献，体现了当代社会的道德高度，不愧为当今中国的‘时代楷模’。”

《人民日报》6月18日评论文章《“最美”这个词儿》，对于“最美”这个词语，文章中指出：“一段时期，美丑颠倒，美被异化了。忸怩作态搔首弄姿的、穿得越来越少的、出乖露丑不知羞耻的……这类玩意儿，走红网络和舞台，竟然被称为‘美’而被生活中的青少年所盲目拥趸和效法。”文章强调“如今网民十分恰当地把‘最美’称誉加诸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普通人身上，而这样的人生活中……处处可见其美，多么令人鼓舞。人们推崇‘最美’，心有所动，会觉得‘最美’之人所为，定能发扬光大，咱们每个人其实都能做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

（3）通过彰显吴斌的职业道德精神，弘扬社会主旋律，并藉此暗指当下职业道德精神缺失的社会问题。

《人民日报》6月6日评论文章《大国之路的精神支撑》，文章中述及“美联社6月3日以《中国向拯救乘客的大巴司机致敬》为题，报道了吴斌和他的最后一搏。文章说：‘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甚至人情冷漠的社会里，吴斌的无私和勇气颂扬中国文化传统，激励人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人民日报》6月11日评论文章《铭记最美 躬身前行（道德·一周观察）》，文章中指出，“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吴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守着职业道德，正是这日常的坚守，才铸就了关键时刻的坚强意志”，“人可以伟大，也可以渺小，关键在道德坚守程度。有的人在一天天平凡坚守中，走向道德高地，在关键时刻展现伟大的人性之光；而有的人，在一点点的迷失中沉沦，最终一溃千里。”

综上所述，有关吴斌事件的新闻评论立意思路，可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依托吴斌具体事件，诠释其意义；其二，借题发挥，通过充分挖掘吴斌事件意义，暗指社会问题。

这里可以借鉴安贝托·艾柯有关阐释的理论，对上述的案例进行反思。安贝托·艾柯有关阐释的理论提出了“事件意图”、“阐释者意图”这两个概念。所谓的“事件意图”，指的是事件本身所固有的、人之行动的非意图的后果。“阐释者意图”，用理查德·罗蒂的话来说，“阐释者的作用仅仅是将文本捶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③也就是说是组织或人为建构的结果。对于立意而言，自然可以归入“阐释者意图”的范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阐释者意图”“事件意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该可以达到辩证统一的。特别是对于需要大众传播的新闻评论而言，“事件意图”本身所蕴含的客观性元素，对于受众而言更能令他们信服。结合上述的吴斌事件之新闻评论立意思路分析案例，不难发现虽然上述两者立意思路都属于“阐释者意图”范畴，但是前者即“依托吴斌具体事件、诠释其意义”的立意思路，带有更多的“事件意图”色彩，因为立意更多依托事件本身，而后者的“事件意图”色彩则要逊色许多，主要是借题发挥。

时事评论文章篇2

时事评论的定义与定位。新华社总编辑何平给“新华时评”做的定位是：“顾名思义定位在‘时’上。‘时’就是时事、时势、时世、时政、时局、时弊，时评就是围绕‘时’字做文章。”按照这个定位，我们理解“时评”就是“时事评论”“时势评论”“时世评论”“时政评论”“时局评论”“时弊评论”。回溯时评发生发展的历史，结合今天发展的形态，是否可以作出如下的归结：时评是新闻媒介常用的一种时事评论文体，是紧密结合时事、时局、时政、时弊即时发表的简洁明快、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政论性文字。（徐兆荣：《谈如何写好时事评论》）

时事评论从新闻属性上讲，它是报纸新闻的深化和延伸；其社会属性是站在大众的立场，紧追社会热点，力图用通俗的语言，透过新闻现象，帮助读者看清事物的本质。与此同时，时事评论还向广大读者传播先进的理念，为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鼓与呼。这既是读者的需求，也是报纸质量和品位的体现。由此可见，时评要紧紧围绕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注重舆论引导的时机和节奏，采用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不断增强舆论引导的灵敏性、针对性、实效性；时事评论要坚持“三贴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不断增强舆论引导的吸引力、感染力；要坚持及时准确表明权威观点，回应社会关切，做到好中求快、准中求快、深中求快，努力抢占先机、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牢牢掌握舆论的制高点，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

呼唤“血性”的评论。时事评论既要充满激情，又要富于理性。写时评没有激情，温吞水是不行的。充满激情，就是时评的写作不能是温良恭俭让，不能躲躲闪闪、吞吞吐吐。激情之外，还需有理性，需要理智的分析、理性的判断、理论的阐释。时评说到底还是讲道理的文体，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在这里，分析说理是时评的灵魂所在。时评的写作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道理为准绳”。这里说的“道理”自然应该包含法律、法规、政策、纪律、道德等为社会所普遍公认的律则和价值标准，这应该成为时评写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时评的写作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

在文坛盛行功利主义的文化氛围下，评论员的独立身份和独立人格已经淡化。时事评论秉笔直书的确有“诸多不便”，“别人做得，我却写不得”的尴尬也较为常见，但这并非一个有“血性”的评论家所为，一个没有血性的评论家是写不出真诚、率直而不乏真知灼见的评论来的。我们需要那种合乎时宜，“及时雨”式的评论；需要寻求那种激浊扬清、匡正时弊的评论；呼唤那种一针见血、酣畅淋漓的评论；渴望那种客观公正、有思想深度、风趣生动而又富于逻辑力量、锋发韵流的评论。

时评呼唤平民意识。平民意识，就是站在普通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其核心是站在普通群众的立场上，特别是要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来分析问题。说得直白一点，所谓平民意识，就是大众意识、百姓意识、弱势群体意识。也就是说作者在写作时评时，要坚持“三贴近”原则，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写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时评来。撰写时评文章，要时刻关注老百姓的医疗、卫生、就业、收入、住房等民生问题，思之所思，悟之所悟，言之所言。2008年以来，《河南城乡经济报》开设“三日评弹”栏目，这些时评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强烈的平民意识；关注社会热点难点；注重用事实说话。以平民化的视角，发掘主题，关注民生，反映民意，效果显著。

呼唤有个性的时事评论。重视和加强报纸的评论是提高报纸质量和舆论引导水平的关键。2007年3月初，《开封日报》以“干成事”为主线，连续发表了3篇评论员文章，即《一论干成事》、《二论干成事》和《三论干成事》。这3篇文章立论正确，论据充分，给人以启迪和力量。文章以干成事这条主线贯穿始终，就影响我们干成事的不良因素和怎样才能干成事等问题，层层剖析，给读者作了明白的交代。文章紧接着分析了当前影响干成事的突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怎样才能干成事？文章指出，一是要树正气，抑歪风。二是要正导向，立规矩。主要是着力健全选人用人的规则和程序，努力做到以干成事为出发点去选人用人。三是要抓具体，勤督察，要完善督察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明晰，奖罚得当。四是要敢创新，善总结，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作为地方党报，能够围绕如此重大课题，紧跟市委工作部署，连续组织如此既有规模又有声势的评论，为突出发展主旋律营造浓厚氛围，确属难能可贵。

时评不能成为扩散虚假信息的工具。2010年3月30日，河南中原新闻网站刊登了河南洛阳市洛龙区法院、检察院的声明，对新闻媒体报道的河南洛阳“美女不配合被判有期徒刑”的新闻公开予以澄清，认为这则新闻是对法院、检察院名誉的“恶意诋毁和诽谤”，并且要求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则虚假新闻最早出现在互联网上，但很快被一些传统新闻媒体借助于新闻评论传播开来。从表面上看，相当一部分报纸的时事评论是抱着怀疑的目光看待这一新闻的，但是一些新闻评论工作者把虚假新闻作为由头，展开无限的遐想，从而使得那些在互联网上流传的虚假新闻得以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在客观上起到了扩散影响的作用。这些打着公开批评的幌子传播虚假新闻的新闻评论，已经击破了新闻评论的职业道德底线。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闻评论工作者，必须学会去伪存真，谨慎地使用互联网的信息。不能听风就是雨，或者以批评的方式公开传播虚假新闻。

（作者为驻马店日报社编委委员）

时事评论文章篇3

2013年湖北日报新一轮改版，将评论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集中版面化、显现化，创设了时评版，充分发挥重视言论的亮剑、举旗作用。开办以来，言论、评论形成“井喷”态势，以稳健而新锐、权威而多元的特点，迅速赢得读者信任，舆论引导力明显提升。

一、创设时评专版，突出舆论引领力

党报引领舆论，一方面是用事实说话，通过客观地叙述新闻事实及其背景来体现观点、发表意见，把思想、观点藏在精心选择的某些事实里，让受众通过事实领悟其中的道理，即“真实就是力量”；另一方面就是刊发评论，直接亮明观点、立场，它是党报直接影响社会舆论最权威、最有力的宣传形式，体现的是新闻工作者同受众及社会各界联系的广度，反映的是党报新闻宣传水平。

早在1998年11月初《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问世，就有人预言：中国媒体的竞争已经进入“观点时代”。当前，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媒介的竞争模式早已从争夺“信息权”过渡到了争夺“信息解释权”，人们面临洪水般涌来的海量信息和各种不同的声音，亟需给以梳理、导航，更加期待而不是已然厌弃权威的声音。这正是报纸评论的用武之地。因应这种时代背景和受众的转变，党报要发出权威声音、引领社会舆论，必须改革与创新。湖北日报自2012年以来进行了两轮改版创新，以不断超越自我与创新的勇气，探索党报言论新路径，将言论版面化和显要化，推出时评专版，以提升公信力、发挥权威性。时评版推出后，进一步畅通了党报和读者沟通意见、增进思想、凝聚共识的途径，成为湖北日报转型为“强势媒体”、“主流媒体”的重要举措。自创设时评版以来，刊发的评论被广为转载，平均每篇被转载13次，最高被转载174次，起到了引领舆论的作用，已经成为湖北日报的一个重要品牌。

二、广开言论来源，提升舆论影响力

湖北日报始终坚持开门办报的理念，坚持依靠群众的智慧来办好报纸，拉近党报与群众的距离，教育引导服务好群众。时评版也贯彻了这一重要理念，创设之初便向读者刊发了《发出您的声音》：“努力在纷繁的表达中，捕捉理性的思考，打捞沉默的声音，展现出真正的人民意见。”为了提高舆论引导的靶向性，湖北日报时评版设置了“社评”、“视点”、“来论”、“放谈”、“实事绘”、“声音”等专栏，丰富了言论的内容，汇聚了各方面的声音。“社评”为核心栏目，以本报署名评论员文章为主；“专栏”为拳头栏目，系专家学者争鸣的园地；“视点”为悦读栏目，相对比较尖锐；“放谈”鲜活灵动，注重可读性；“来论”从自由来稿选取，反映群众诉求；“声音”是外媒热点评论集锦。有时还会配上形象生动的“实事绘”时评漫画，图片与短评搭配，辛辣尖锐，具有冲击力。时评版开门纳言的做法增强了党报言论的互动性，避免了报纸自说自话、自弹自唱的弊端。开门办报释放出时评的活力，网友积极参与讨论，50多家论坛、贴吧围绕评论文章展开讨论，网友积极参与讨论跟帖。如3月29日刊载的《养老金并轨不能止于媒体敲打》，新浪跟帖要论314人次，反响讨论热烈；2月26日的文章《尊重一位母亲仅剩的尊严》在新华网、人民网、搜狐滚动、超级大本营等论坛引发大讨论。

三、紧扣热点问题，强化舆论引导力

湖北日报时评注重针对性，舆论引领紧扣热点、焦点问题及时发声，弘扬主流价值观。1月24日，中央办公厅发文要求学习反浪费批示的当日，湖北日报就组织撰写稿件《亮剑“舌尖上的浪费”》等几篇评论，与人民日报同步，在全国其他媒体之先，第一时间发出了湖北日报的声音。新华社发展论坛、中华论坛等20多家论坛、贴吧纷纷转帖、讨论，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日报网、新民网、东北网、网易、搜狐、新浪等近300家网站以“湖北日报社评亮剑舌尖上的浪费”为题分别转载。

针对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出现的一些错误观点、认识，时评版及时刊发评论文章，释疑解惑。比如，有社会舆论认为“反浪费影响消费、抑制内需”，湖北日报及时刊发社评《反浪费是一种“割疮去疾”》，抽丝剥茧，阐明“从长远来看，反浪费不仅会抑制消费，而且会极大地拉动消费”这一常识性问题；针对网络上对襄阳市樊城区设立“马上办”办公室进行指责，时评版及时刊发文章《读懂“马上办”背后的真意图》，以充分的论据阐明当地的做法，提出“我们应该在了解事情的根源，具体分析操作方式的基础上客观看待”，让人信服。

四、围绕中心工作，提升舆论服务力

围绕湖北省委中心工作刊发主题评论，以符合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提高文章的鲜活性、时代性，让读者乐于接受，提升传播效率。比如，关于竞进提质建设“五个湖北”刊出系列谈9篇，关于反腐倡廉的系列谈5篇，既宣传贯彻了省委、省政府精神，鼓舞了士气，又特别注重针对性和指向性，言之有物，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网站篇篇必转，效果较好。湖北日报时评版文章受到中央级主流网媒、商业门户网站、省级网媒以及纸媒的广泛关注并大量转载，转载率逐月提升态势非常明显。据随机抽样调查，每篇文章平均被13家网站转载。数百篇评论作品被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求是理论网、中国共产党网、中央人民政府网、中国网、中新网等中央级主流网媒转载，转载率100%，其中人民网、求是理论网、中新网转载频率最高。281家非中央级网站相继转发评论文章，其中搜狐、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引用率较高，新民网、南方网、中工网、红网等网媒引用较为频繁。

时事评论文章篇4

一、网评文章应及时主动

网评工作往往涉及党和政府作为不作为的讨论，作为一员网络宣传员应及时发现，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发表评论。对于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要以最后快的速度评说跟贴，把握主动权。对于一些政治敏锐感，除了评论外，还要及时上报上级，并密切关注舆论的趋势和变化。

二、网评文章要实事求是

互联网上有各类信息，真假难辨。对于网络评论工作人员来说，我们在评论过程中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网评，心事实为依据，这样既能规范自己，也能规范其他网民。

三、网评文章应有平民和个人属性

在互联网上，受关注的讨论，往往带有个人体验和情感在里面。只讲党的政策方针，没有具体的结合群众事实，干枯入味，长篇大论会让群众日久生厌。所以网评工作者在网评时要贴近生活，更多的联系群众生活动发表意见，进行引导。

四、网评文章要接受人在舆论监督

网络的舆论场的热度，更容易在一些司法案件、官场现象上引发热议，而这些话题是最难管理和引导的，在某种程度上，各种猜测和分析会上升到攻击党和政府体制上来。这种情况下，网评要以事实为依据，接受群众监督，在出现不对时在敢于更正，及时更正。

五、网评文章要受网民的认同

时事评论文章篇5

论文关键词：白先勇；文学批评；风格特色；艺术技巧；“创作室批评”

白先勇以小说创作著名，但在小说创作之余，亦写有不少批评文章。尽管他声称其评论性的文章，只是对几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个注解，不能算为深入研究……”“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全凭创作时的亲身体验，及阅读小说的一点心得”。

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自1979年以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说创作领域，而在某些方面还尚处在拓荒阶段(如对白先勇散文的研究)，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的考察更是少人问津。毫无疑问，白先勇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对其研究我们应呼唤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视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上早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就它的批评对象、批评特点以及与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意义等作出尝试性的论述。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收录在他的散文集《蓦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艺评论”辑中。这些批评文章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绝大多数是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和自己阅读作品的读后感；(2)在不同场合就小说艺术与别人的对谈；(3)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等。白先勇所评论的作家，多为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如施叔青、丛、欧阳子、琦君、马森、王祯和、杜国清、林幸谦、荆棘等，显示了他对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体的关注。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批评也表现出视野的广阔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作家作品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发表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就其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来说，文体是多样化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无不涉及，当然评论最多的还是小说，这自然与他的文学创作本身情况有关。

与当下一些文学批评中颇为盛行的硬套理论的做法截然不同，白先勇的批评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感性领悟，带鉴费l生，体式自成一格。这特别表现在他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及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中。在这类文章中，他往往在开头或结尾以一种散文化的语言概括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风貌。虽然白先勇对这种风格特色的把握还谈不上具有“历史定位”的性质，但也可成不移之论。例如他评说琦君，开门见山，把琦君笔下所特有的感伤气表达出来：“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像(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怆痛。”这种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是白先勇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它意在给予读者一开始阅读或阅读后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而文章的其余篇幅则引领读者去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这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操作程序问题，但也不失为是一种有特色的批评思维方式。白先勇不乐于使用那些流行的批评概念，诸如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等等，这在于他不愿意“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断”纷拼。在他看来，小说是文学，是艺术，那么以浑然感悟的方式则更能接近艺术真谛。

对作家作品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白先勇显然继承和借鉴了我国古典批评中感悟印象的方式。他把捉和传达某一部作品和某一位作家的风格特色时，所依赖的主要是直观感性的印象，甚至他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也渗入其中。他在为施叔青《约伯的末裔》所作的序中，对施叔青小说的主题“死亡、性、疯癫”的揭示就完全采用形象画面的方式。鹿港渔港的鱼、腐烂的蟹、猫的尸体、棺材；土娼寮门口肥大的土娼；老疯妇为渔郎儿子招魂。三组画面分别对应着施叔青小说的三大主题。这其中没有多少分析性的文字，全凭直观的艺术感悟力。我们如果要在白先勇的文学批评中寻找所谓的理论支撑的话，那是徒劳的，但他凭藉着小说家对艺术的灵敏，对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总是能契人到他们的特质之中，并显得不甚有所偏颇。

如前所述，白先勇善于对作家作品的总体风格特色进行把握，意在使读者获得一个较鲜明的印象，其余篇幅则旨在去做引领大家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的工作，但在具体如何“引领”的问题上，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却是有所侧重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白先勇十分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在他的很多文学批评文章中，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的。在为欧阳子的《秋叶》所作的序中，他开宗明义，将欧阳子小说的特质表达出来，认为“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诸于她创作的技巧，后者决定她题材的选择。”斟接下来他详细分析了欧阳子是如何做到对小说“形式之控制”的。认为“严简，冷峻的语言”、“单一观点的运用”及“反讽”手法的采用使欧阳子小说的艺术形式造成了奇妙的效果，“欧阳子小说中严谨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说免除了我们中国小说的两种通病：一种是感伤主义，一种是过火的戏剧性。”圈懈从而高度肯定了欧阳子小说的艺术成就。又如为丛小说《秋雾》所作的序，同样以大量笔墨着重丛娃小说艺术表现特点上的分析与概括，从而认为“对小说中的细节有效的控制与巧妙的安排”和“小说文字中比喻的塑造”是丛娃小说的最大艺术特色。可以说，这种偏重于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的文字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是非常常见的，而白先勇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正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重视。

白先勇如此重视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自己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他对文学所持的一贯看法是：“小说可以描写政治、哲学、心理种种人生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小说既然是文学，其永恒价值仍应以文学标准衡之。”这样，他便首先就确立了“文学首先是文学自身”这一对文学本体特性的认识。由此他论小说艺术，就不惮其烦地讲小说技巧与内容的关系、“观点”的运用、人物的出场和场景、对话的描写等，原因在于他“个人认为小说是，是种艺术，绝对要以艺术形式、技巧来判断是否完整。这个比较靠得住，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而在《谈小说批评的标准》一文中，他为成功小说批评所归纳的三条标准中，更是将艺术标准列在第一条的位置，认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结构是否成功的表达出作品的内容题材：这大概是小说批评的第一块试金石。”研明乎此，再回头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气来做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就显得非常自然和让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视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并不意味着他流于技巧“趣味主义”，实际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举例到的他对欧阳子小说和丛小说的评论中，就高度肯定了两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认为欧阳子对人类心理特别是爱情心理的抽丝剥茧则让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圈的深刻体认，而丛娃的作品则充溢着“一股对生命渴求的力量”。这表明在小说艺术与思想关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趋于极端，他所反对的是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品评的文章中，他就很显明地表达了这一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比较分析了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创作，高度肯定鲁迅的《呐喊》《彷徨》，对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则持批评态度。原因在于鲁迅作品“冷静客观，不带夹评”的艺术表现使作品“激进叛逆的社会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节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写“止于浮面”，巴金《家》的对话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矫揉造作的语言”，虽然社会意识强烈，但艺术描写失败。虽然这种品评仍着重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但其中很明确地体现出了白先勇追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两相平衡的批评观念，反对那种以“小说中的社会意识是否合于某种社会政治的教条主张作为小说批评的标准的做法”。

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重视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这其中实际上已显示出他的文学批评带有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的“创作室批评”的特点。因为这一批评观念实质上是白先勇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推广，换句话说，即这一批评观念是其创作观念的反映与延伸。

艾略特经常被人看作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位开山祖师，但艾略特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学批评纯粹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批评文学，只是一个诗人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因此他又称这种文学批评为“创作室批评”。在《完美的批评家》中，艾略特自报家门，公开承认他是一个诗人批评家。“本文的作者就曾极力主张‘诗人批评家批评诗歌的目的是创作诗歌’。……如果说批评是为了‘创作’或创作为了批评，我现在认为那是愚昧的……但是我还是期望批评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批评家。”因此他只讨论与他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或评论影响过他的作家和作品。这样他所道出的只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的经验之谈，是其创作经验的总结。“当他谈创作理论时，他只把一种经验归纳和推广，当他探讨美学问题时，他就比不上哲学家那样有本事了。……所以简单地说，当诗人批评家论诗时，他的理论见解，应该从他所写的作品来考察。”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和他的文学创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就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来说，白先勇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讲究小说技巧的作家。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程序时说，“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编故事时，我想主题。有了人物，我常在脑海里转，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呢?……”罔这种重视人物的小说观念必然会造成他对茅盾《子夜》中吴荪甫的多次“狞笑”表示不满。至于对话描写，他认为是“小说里很重要的技巧”“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写”。这样，他自然也会对巴金《家》中人物对话的“新文艺腔”加以指责。因此，他在文学批评中注重对艺术技巧的品评完全可以视作工作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文学见解的一种反映。另外，在他所评论的作家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发现这些作家作品所渗透的创作情怀在白先勇的创作中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回响，这也可以归于“创作室批评”的只讨论与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的批评状态。

在《天天天蓝》这篇散文中，白先勇追忆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与沈从文在美国的会见。在这篇非评论文章中，他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呐喊》《彷徨》“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他特别提到沈从文小说《生》中玩木偶戏的天桥艺人的丧子之痛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联系白先勇的创作，这评人之语实在亦是评己之语，因为白先勇作品中弥漫的那种历史沧桑和人生无常之感正是人类的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所以，他评林幸谦的散文，对作者叙写两位残障弟弟的作品倍加推崇。“手足的遭遇，使得林幸谦深切的体验到人世的悲苦，而他对大弟、小弟以及所有弱者的同情，正是构成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赋性。”评杜国清的《心云集》，认为“《心云集》中的爱隋是一种绝望后的激情。……因此，在《心云集》中，我们深深感到的是一种地老天荒无可奈何的万古怅恨”。评奚淞的创作，特别指出奚淞创作对中国神话，尤其是有关生命之谜，之争这个主题的巨大兴趣。评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特别关注小说将人类关系，异性、同性、双性的爱情观做了各种不同的比较与剖析。评田纳西·威廉斯，认为“他写的却是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爱情幻灭的痛苦，人生俱来的寂寞，对过去光荣之追念”。如此等等，若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两相对照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凡是白先勇在自己创作中有兴趣表现的主题以及自己创作中渗透着的精神情怀，他在评论他人与此相关的作品时往往很快地加以捕捉并作充分的评述，原因即在于作家们的这些主题表现和创作情怀正是白先勇自己所高度认同的。在此意义上，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其创作的一种延续。

在对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进行评论时，白先勇则充分表现出重在评论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果要说哪些作家影响我较深，我想是福克纳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当然，托尔斯泰更伟大了，只是前二者对我个人写作影响较大”。所以，在《联合文学·为大专学生开书目》栏目中，白先勇推荐的是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并作《恐惧与悲悯的净化》的推荐文章，大谈自己的阅读感受，说自己读后“恐惧与悲悯”不禁油然而生，进而得出“文学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唤起人类常常处在休眠状态中的侧隐之心吧”的结论。对于福克纳，白先勇认为“福克纳的小说根植乡土而又能超越乡土，达到普遍性宗教的悲悯情怀，他的小说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震撼力量，就是因为他创造出一套繁复的小说文字技巧，极有效地表达出他作品深刻的内涵来”。白先勇如此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克纳，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克纳一样，“他们两人的作品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基督精神，这是文学情怀的最高境界。”而白先勇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论我们从白先勇的小说中看到什么，我们都能从白先勇所展示的‘现象’的背后，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悲悯’的本质。”，我们如果将刘俊对白先勇的这一评价和白先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克纳的评价结合起来，那么不难看出，白先勇的这类评论文字是完全可以当作是对他本人创作的一种注解。

时事评论文章篇6

关键词：水浒传；评点；理论；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001-02

一、从“稗史”到“至文”

《水浒传》等章回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被看作“体卑”的“稗官野史”、“不经之谈”。自桓谭、班固为小说“定名”以来，小说就一直受到上层贵族，正统文人的亵慢贬损，被视为小道。晚明以来，小说话语随着《水浒传》等文本的广泛流传而产生新变。林岗先生指出：

晚明评点家的小说话语，相对于传统小说话语，是另起炉灶的。双方渊源各自不同，不存在承传继往的关系。现存的批评资料告诉我们，晚明年间的文人文化圈内出现了宣扬、议论、探究小说、传奇等非传统文体的“文学自觉”。他们从另一角度看待这些以往被所谓“陋儒”看不起的文体，将它们抬至传统诗文，甚至经史一样的地位。①

这种对于小说话语的突破，首先是从李贽开始的：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也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后论也。故吾因时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②

一方面，李贽不以尊卑论文体，无论稗史、传奇、诗文、时文，都可以成为“至文”、“妙文”、“劣文”。文之优劣另有标准，而不在于体之尊卑。在议论实际作品的时候，他常把所谓“体卑”的稗史小说、传奇、俚野小品看得比正统文人的诗文更高。李贽破除文体有尊卑的俗念而自倡新说，在晚明文人中影响广泛。周晖《金陵琐事》载，李贽“尝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③“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的大胆论断，已经将《水浒传》推为中国文学史中经典的地位。

另一方面，他引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来阐明《水浒传》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如，不病而也。虽作何观乎！

李贽将《水浒传》的创作目的指向“言志”，将《水浒传》与《史记》并列，提出了“发愤”著《水浒传》。《水浒传》文字就不仅只是故事，而具有了针砭、指斥、言志、抒“愤”的功用。

二、从“至文”到“才子书”

在李贽用“至文”说的基础上，金圣叹更进一步，将水浒列为具有才子文心的“六才子书”之一。金圣叹对小说在世俗间的“位卑”的文类地位，根本不屑一顾。在写给友人王斫山的信中，金圣叹曰：“前云卫闻予批点《水浒传》，以为不足浪费笔墨而批稗史，其见恰左，圣叹不问其书之为正史，只问其书之文章，文章好，即稗史亦不必不批，文章不好，即正史亦必不批。”④金圣叹以文章做得好不好为批评的尺度，所以他对经学传统采取敬而远之的姿态，并推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经典标准――“才子书”。

他以“才子”来衡量作者，并给作品正名，从而提出了对小说文体地位的认识。在《水浒传・序一》中，金圣叹提出了自己对“才子”的理解：

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⑤

在他看来，有资格著书的人只有“圣人”和“才子”。圣人作书是为了“立德载道”，古人（才子）作书，则“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他声称，“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可烧也。”于是，他效法孔子“述而不作”，取《水浒传》“条分而借解之”，而“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何也？诚愧其德不合，而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⑥金圣叹申明：既有的经典文本不过是“糟粕”，不可能传承“圣人之言”，“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这种有意识的拆解，抹去了传统经典的神圣，是为了让“文”和“道”，“才”和“德”平起平坐。

金圣叹将“才”提高到和“德”一样对作文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来。他所理解的“才”并不仅仅是写作的才华：

才子之为言才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之时，于破核分荚之时，具凌云蔽日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披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披，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夫而后知古人作书，真非苟且也者。⑦

在金圣叹的理解中，“才”是构成“至文”的根本依据，这个“才”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才华、才能。他“拈出‘裁’、‘材’两字，取种子的萌芽、成长和剪裁做譬，说明的却是一种先验的、普遍的和形而上之物”，“才”是“一种决定物种性状的基因或成衣之初的理念”⑧。以这种形而上性质的“才”为前提，金圣叹认为才子便是秉有此“才”的人。真正的才子，就要有天将加大任于斯人的自觉，其创作是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的惨淡经营。中国传统文化讲立言，君子立言是与立德、立行相一致的道德和修养的追求。但金圣叹将“才”从“德”中剥离出来，他所言并不是道德的完善，也不在于载道，传达伦理道德的善，而是宣扬文本的美。

进而，金圣叹标榜“焚书”论，认为圣人书“不过是迎合积久的社会心理”，在悬搁儒家经典的同时，他“为‘纯文学’，尤其是‘俗文学’开辟领地”。事实上，才子书“纠正了正统文人正经史轻文艺的偏颇，引导文学批评从关注社会，转向关注艺术，从而推动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⑨

无论是“宇宙间五大部文章”，还是 “六才子书”系列，都以宇宙天地一类大词来命名，并赋予他们天下文章无出其右的天地“至文”品格。李贽所提仅是标举出一种突破传统的态度，到金圣叹则不仅成为了与圣人平起平坐的对等的地位，更成了出版时的文化符号。金圣叹“才子书”的经典世界的命名，为《水浒传》的传播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文化空间。随着金本的流传，他的标准逐渐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作品的经典性也就永恒了。

三、“童心”与“文心”说

金圣叹“才子说”的核心，是才子之“才”，体现在文本当中，则是一种千古共通的“文心”。杜甫说：“千古文章事，得失寸心知”，就是金圣叹所指的“才子文心”。“寸心”之间，可见文章“得失”，即是衡量文章好坏的一种本质的标准，所以“文心”既是衡量文章是否可以成为经典的本质尺度。

金圣叹在发掘《水浒传》文学价值的时候，始终采用一种纯以“文”，即文学本质为考察对象的视角，剥离了故事和话语。金圣叹认为，故事是因“美”的原则而存在的，提出了“事为文料”：

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会之严，礼乐之重，战陈之危，祭祀之慎，会计之繁，刑狱之恤，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问者。（第二十八回）⑩

何为“文”？人物、事件进入文本，不过是构成文的材料而已，“文”才是制约他们以故事的形态存在的深层原因。在第三回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之后，逃到代州雁门县，金老把他接到家中，小说写：“请到楼上坐定。老儿吩咐道：‘我儿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饭来。’”金评夹批道：“此句有三妙在内，不可不悉。一是视鲁犹父，一是女儿娇养惯，老二烧火惯，一是语中明明露出嫌疑，为员外来捉之线。”金圣叹所说的三妙，离开上下文是完全读不出来的，他通过前后文本的贯通，将金老的一句话解读了更多、更丰富的内涵。金圣叹以“模范读者”的姿态，细细发掘作者在文本中这些着意之处，让世人对《水浒传》的理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种对“文”的解析，最终指向的是“才子”及“才子书”的“文心”。

金圣叹从话语层面理解文本，并且评点《水浒传》，对其进行分解式的细读，让此前局限于情节、思想、人物的小说评点，进入了“文心”的领域。他反对传统以“事”为讨论中心和根据直觉感悟品评作品的方式，他抽离出一种类似于西方文论中提出的“文学性”的理解范畴，认为精严的“文法”是文学共同的本质。他的这种美学眼光，高于李贽纯然自娱的声明，而在其评点文本中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在评点中，他对作品的遣词、造句、修辞、构思以及结构等等都有细致入微的剖析，他的这种评点，类似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第一次跳出经学的藩篱是在魏晋时期■。鲁迅先生就曾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晚明一代，自李贽标榜“宇宙间五大部文章”到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本所构成的“才子文心”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章回小说评点完成了又一次“文学的自觉”。

注释：

①林岗.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研究.第79页.

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水浒传会评本，第13页.

③[明]周晖.金陵琐事.南京出版社，2007，第75页.

④孙中旺.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广陵书社，2007，第145页.

⑤金圣叹.水浒传・序一.水浒传会评本，第15-20页.

⑥金圣叹.水浒传・序一.水浒传会评本，第15-20页.

⑦金圣叹.水浒传・序一.水浒传会评本，第15-20页.

⑧吴子林.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批评的文化透视.第52页.

⑨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第217页.

⑩陈曦中、侯忠义、鲁玉川编.水浒传会评本.第77页.

■杜道明.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考论.学苑出版社，2003，第264页.

时事评论文章篇7

关键词：哈代　《托马斯·哈代全面评论导读》　杰弗里·哈维

《托马斯·哈代全面评论导读》(The Complete Critical Guide to Thomas Hardy)是英国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推出的《英国文学全面评论导读》(The Complete Critical Guide toEnglish Literature)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英国文学全面评论导读》是对英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家及其作品和作品评论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原版系列丛书，一本书介绍一个作家，对该作家的生平、写作和各种不同方法的作品评论进行客观的综合性介绍。该丛书反映了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并设法使读者能接触到作家的全部作品，《托马斯·哈代全面评论导读》出版于2003年，在哈代之前已经推出的作家有：贝克特、勃朗宁、乔叟、约翰生、劳伦斯、弥尔顿、蒲柏，哈代之后推出的是查尔斯·狄更斯，并将继续推出英国文学史上其他经典作家。《托马斯·哈代全面评论导读》由英国雷丁大学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 in English at theUniversity of Reading)杰弗里·哈维(Geoffrey Harvey)所著，全书共分3章。第1章“生平与背景”(Life and Contexts)，以哈代的事业发展为纲，从乡村童年生活开始，到建筑师学徒，从伦敦的都市生活，到返回家乡专事文学创作，从诗歌到小说再到诗歌，从事业的起点到事业的巅峰，直至生命的终点。其间贯穿叙述了对哈代创作发生直接影响的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哈代的婚姻和情感生活，揭示出哈代的生活与作品之间的关联，清晰具体地指出了哈代创作的素材来源。第2章“作品”(Work)，涵盖了哈代创作的所有门类，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以及由哈代第二任妻子弗罗伦斯(Florence Hardy)署名实则由哈代授意和参与创作的《哈代传记》(TheLife and Work of Thomas Hardy)。第3章“评论”(Critieism)客观地介绍了历代评论家运用各种不同的批评方法对哈代作品所进行的各种评论。笔者以为，《托马斯·哈代全面评论导读》涵盖了作家的生平、创作和作品评论，是一本全面研究哈代的综合性参考书，其显著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章、节标题清晰明了，便于查找。全书共3大章，标题分别为“生平与背景”、“作品”和“评论”。大章标题简短，将作家的生平、创作和作品评论清晰地呈现出来，使读者一目了然，体现出学术著作的朴实性和学术参考书的便捷性。各章的小节标题也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清晰性。对于哈代的生平，一般哈代研究专著并不详细划分小节，而只是对哈代的人生经历作粗略而笼统的介绍和交代。本书第1章“生平与背景”却含有12个小节，小节标题或是哈代事业发展的转折点，或是对哈代创作发生重大影响的生活事件，或是其经典作品的创作和影响，如：“学写小说：康沃尔与爱情”(“Apprentice novelist：Cornwall and love”)，“《远离尘嚣》：荣誉和婚姻”(“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fame and marriage”)，“爱玛之死；迎娶弗罗伦斯”(“Emma’s death；marriage t0 Florence”)，这样的小节标题对介绍哈代的生平和创作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体现出编著者的独具匠心。第2章“作品”有6个小节，哈代一生发表的14部长篇小说被分列在“重要的”(“Major novels”)和“不太重要的”(“Lesser novels”)两个小节标题之下，“短篇小说”(“Short stories”)和“诗歌”(“Poetry”)各为1小节标题，另外2小节标题为《列王》(Dynasts)和《哈代传记》(The Life and Work ofThomas Hardy)。这样，哈代的所有作品除短篇小说和诗歌以创作门类为标题外，都直接以作品名的形式出现在本书的章、节目录里，读者查找相当方便。第3章“评论”分为9个小节，主要以各种不同流派的批评方法为小节标题，如：人文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等，清晰明了，有利于读者完整地把握哈代作品评论的全貌。 　其次，明确指出哈代创作素材的来源。《托马斯·哈代全面评论导读》虽然将哈代的生平、创作和作品评论清晰地分为3大章，但各章的叙述并不像传统文学史著作那样将作家的生平概况、作品及作品评论截然分开，而是在叙述哈代的生活经历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同时，指出哈代某部具体作品、具体人物或者具体情节的素材来源，向读者展示出哈代的创作与其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之间的关系，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这一特点贯穿全书，尤其体现在第1、2章。如：第1章第1小节“乡村童年生活”(“Rural childhood”)中的一个段落先叙述了在等级森严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境拮据的小哈代受到父亲的雇主、无子嗣的雇主夫人的喜爱，并因此瞥见贵族阶级的优雅生活，然后很自然地指出这段经历为托马斯·哈代日后第一次尝试创作小说《穷人与贵妇》(The Poor Man and the Lady)提供了“阶级主题”。众所周知，“阶级主题”是哈代一生创作反复表现的主题，了解这一主题的素材来源有利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托马斯·哈代的作品。

第三，信息量大，内容全面，是“全景式”的哈代创作评论。本书不同于以往任何只就作家部分经典作品进行评介的哈代研究，而是涵盖了哈代一生所创作的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和传记在内的所有门类的作品，尤其是被一般哈代研究著作所忽略的哈代短篇小说。哈代一生所发表的14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都被作为标题在第二章“作品”(“Work”)中列出，获得一定篇幅的评介。本书虽然没有对哈代一生所创作的47篇短篇小说全部列出评介，却从主题上对收入这47篇短篇小说的4个短篇小说集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2篇短篇小说进行了简要的评介。对于哈代评论，除了传统的批评外，本书着重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哈代及其作品的各种现代主义的批评方法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梳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哈代被看作是一个现实主义悲剧作家，通过其虚构的“威塞克斯”(Wessex)艺术地再现了英国农村社会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侵袭下逐渐消亡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随着欧美各大学里英语研究的不断兴起和兰瑟姆《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1941)的影响，哈代评论出现了很多新方向。基于文本细读、排除其它学科影响的批评方法与指向社会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相抗衡。60、70年代，人文形式主义被用来分析哈代作品中个人主义的价值和有机社会的完整性；70年代，结构主义被应用到哈代研究中，试图找出有助于综合理解哈代全部作品的隐藏在哈代各单个作品中的共同结构。80年代，欧美各大学的文学研究有了更为激进的进展：结构主义让位于后结构主义，作为研究焦点的文本的稳定性受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挑战；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批评被注入新的生命，女性主义也开始凸显起来。哈代的文本成为这一时期各种理论运动付诸实践的范本，批评方法呈现出丰富而激进的多样性。90年代的哈代研究方法更为广泛，主要基于拉康的心理学理论、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女权主义理论依然对哈代研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这种“全景式”的评介和梳理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和学习者全面了解哈代的创作及哈代作品评论，使《托马斯·哈代全面评论导读》成为可以被通读或随时查阅的好伙伴。

另外，综述性的富有启迪意义的“延伸阅读”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第2章“作品”以哈代的作品为线，14部长篇小说一部一部地评介，每一部评介之后都有“延伸阅读”；短篇小说、诗歌、《列王》以及《哈代传记》各为一小节，每小节之后也有“延伸阅读”。在“延伸阅读”里，大量的评论者对相关的哈代作品所持有的主要观点和批评视角被简要列出，为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对进一步研究哈代作品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时事评论文章篇8

一、不应“轻忽先正苦心”的批评动机

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清代乾嘉时期正处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乾嘉史家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批评，包含着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一）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强调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反对史学批评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法。

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和辨析过程中，对前人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和方法。

王鸣盛认为，后人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珍视、借鉴和继承其中的优秀内容，不能无视前人的学术见解，轻易否定历史的结论。他主张：“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自以为功，其情最可恶。”（注：《十七史商榷》卷100 《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指出那种割断文化的继承与联系、故做标新立异的治史学风是极不严肃的做法。王鸣盛对这种轻易翻案而不尊重前人的史家极为反感，无情地揭露他们“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驰骋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注：《十七史商榷》卷38《马融从昭受汉书》。）。他告诫世人以这种治史方法为戒，提出了正确看待前人学术贡献的问题，值得重视。

钱大昕抨击某些史家，自恃“涉猎今古，闻见奥博，而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龉，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辞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尽管他们的个别见解也有独到之处，然而这种治史方法却很不可取，所以其学术也不可能有创新，“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注：《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钱大昕主张，史学批评应当温良敦厚，而不能为哗众取宠不顾事实。他指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注：《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钱大昕特别强调史学批评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史学的发展与创新。他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人。”（注：《廿二史考异·序》。）可见他在史学批评上具有相当自觉的意识，所提出的“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的论点，具有比较突出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赵翼的史学批评在乾嘉考史学派中最为客观，“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注：《廿二史札记·序》。）。充分表现出既尊重前人成果又具有创新精神的辩证方法。他依据这种方法评价宋人修撰的《唐书》，指出轻易否定前人的失误：“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六朝以来诏书尚骈俪，皆载入传纪，本国史旧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注：《廿二史札记》卷18《新书尽删骈体旧文》。）欧阳修等人修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处理好继承前人史学成果的问题，因而不能更好地创造优秀史学成果，出现了失之过简的弊病。从赵翼的史学批评中可以看出，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史学也就不可能发展。

（二）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史家明确揭橥了史学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清代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同乾嘉考史学派史家一样，也强调必须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不能任意抹杀前人功绩，无视学术继承与发展。他说：“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注：《文史通义·朱陆》。）这是针对清代有些汉学家承袭宋学而又激烈攻击宋学的做法，批评他们割断学术发展的非历史主义方法。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就突出反映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戴震抨击宋学，“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其实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忘本耳。”因为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人都是继承朱熹学术而来，而“戴氏亦从此数公入手，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注：《章氏遗书·又与朱少白》。）。章学诚评价毕沅主持编纂的《续资治通鉴》是元明以来历家读《通鉴》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原因在于“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裥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正恐起涑水于九原，乃有‘赐也贤乎，我则不暇’之诮，则谓之何耶！”（注：《文史通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他认为后人成就即使超过前人，也应该尊重前人创始之功，不能因此而“轻忽先正苦心”，“饮水而忘其源”，因为后人事业正是继承前人而来，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史学继承与创新辩证发展理论之边缘，具有鲜明的史学批评方法论色彩。

如果说乾嘉考史学者的史学批评着重强调了尊重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话，那么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则更加突出了史学贵在创新的思想。章学诚认为，不继承前人成果，史学就可能凭空虚构，隐括前贤著述，正是史学固有的特性。然而如果没有新意，史书也就没有价值。“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注：《文史通义·言公上》。）因此，他特别强调“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注：《文史通义·申郑》。）其核心思想就是史家运用“别识心裁”而“独断于一心”，创造出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由此可见，这“其中贯穿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造精神”（注：瞿林东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8页。），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章学诚对中国史学所展开的批评，大多显示出上述特点。例如他考辨中国古代史学源流，揭示出《左传》、《史记》和《汉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左传》和《史记》是貌异心同，而《史记》与《汉书》则是貌同而心异。又如郑樵撰《通志》，历代史家多有讥议，章学诚则充分表彰了他的别识心裁和会通意识，着眼于此书对史学创新的贡献。再如考察从《尚书》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间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辩证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最高成就。这些都与他运用辩证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的，为今天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做出了贡献。

二、“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

我们认为，把“实事求是”作为乾嘉史家史学批评的原则，是能够概括考史学派史学批评本质特征的。因为一种史学批评原则的形成，必然是史家在史学批评的反复实践中对史学内在本质的把握，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乾嘉考史学派在考史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把“实事求是”作为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规范着史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遍原则与方法。

（一）乾嘉史家以“实事求是”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求真的史学批评观念。

钱大昕在史学批评上揭明“唯有实事求是，护借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廿二史考异·序》。）的旗帜，代表着考史学派史家的共识。钱大昕评价前人史学尤其能够做到客观公允，惟求其是。例如李延寿《北史》记载魏收接受尔朱荣之子贿赂，故在《尔朱荣传》中阿谀奉扬，把他比作古代贤人韦、彭、伊、霍。钱大昕认为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然收初未以伊、霍比尔朱荣，亦谤史已甚之词。”（注：《廿二史考异》卷39《北史二》。）他批评两《唐书》优劣，认为欧阳修“《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纪近事则有徵，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注：《十驾斋养新录》卷12《家谱不可信》。）对于史书记载不能证实的事，他主张存疑，以俟后人论定，充分表现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求实态度。

转贴于

王鸣盛的史学批评也注重求真方法，具有理性意识。他认为：“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明，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要之，二者虽有不同，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注：《十七史商榷·序》。）他不但理论认识明确，而且在史学批评实践中贯彻了史贵求是原则。王鸣盛不赞成前人把《魏书》视为“秽史”，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注：《十七史商榷》卷65《魏收魏书》。），有失公允。他还指出《唐书》对李训、郑注的“诋讥之词，安知非沿当日史官曲笔？千载而下，读史者于训、注但当惜之，不当复恶之”（注：《十七史商榷》卷91《训注皆奇士》。）。又如两《唐书》作者沿袭众论，指责唐代“二王八司马事件”，王鸣盛认为：“后世恶之太甚，不加详察。《旧书》亦徇众论，然《顺宗本纪》所书一时善政甚多……而叔文之美，遂见于此，使后世读书有识者，得以为据。”（注：《十七史商榷》卷74《顺宗纪所书善政》。）如果不本着求实态度批评史书，是得不出这样公正结论的。

赵翼的史学批评中也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他指出：“《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注：《陔余丛考》卷4《四书别解数条》。）这样做既不掩前人之功，又能显出后人之长，非常客观。他批评元修《宋史》，即使对秦桧这种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也本着求实态度，指出《宋史》记载秦桧勾结兀术不实，而是勾结挞懒。尽管他认为“通挞懒、通兀术，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特以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以为信谳耳”（注：《陔余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突出强调了史学批评“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升到方法论认识的高度。赵翼对待上古史书记载采取审慎阙疑的批评态度，例如认为“《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学者固未便臆断矣”（注：《陔余丛考》卷16《三皇五帝》。）。这种史学批评方法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洪亮吉和崔述在史学批评实践中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方法。洪亮吉治《左传》，参考择取前人各种议论和成果。其史学批评方法是：“以后人正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正前人之失，则庶可厘然复矣……大旨则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说，虽旁征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旨，而己无预焉者也。”（注：《更生斋文续集》卷1《春秋左传诂序》。）这是说在史学批评中应该尊重前人思想，予以客观弘扬，而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古人。这种认识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崔述撰《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 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实事之传误》。）。这种不迷信前人，又不菲薄前人的做法，正是实事求是的理性方法。

（二）乾嘉考史学者不仅以求实态度评价前人的史学成就，而且还用“实事求是”为标准衡量当代学者的学术成就。

汪辉祖撰《元史本证》，受到钱大昕的高度评价，认为本书：“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注：《元史本证·序》。）钱大昕撰《汉书考异》，被梁玉绳赞誉为“皆实事求是，自出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注：《清白士集》卷28《蜕稿四》。），认为成就远在宋人刘敞、刘攽、刘奉世合撰的《三刘汉书标注》之上。洪亮吉评价邵晋涵治学：“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注：《卷施阁文甲集》卷9《邵学士家传》。）对于乾嘉时期总结汉学思潮的阮元，时人称其：“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注：《清儒学案·仪征学案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上述事实表明，“实事求是”标准作为史学批评的方法，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乾嘉学人的史学观念之中，影响着他们史学批评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

三、“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批评标准

以前评价乾嘉史学，总认为乾嘉时期史家治史的特点是为考证而考证，陷入孤立而烦琐的纯学术研究之中，既不关注现实社会，也不考虑史学的功用。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没有，但却不是普遍现象。乾嘉史家在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史学批评标准。这个标准包含着两层内容：一是探究史学居今识古的意义，二是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乾嘉史家围绕这个标准所作的史学批评，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

（一）乾嘉史家认为史学的功能之一是能够让人们居今识古，治史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实。

王鸣盛考史反对因循守旧，注重通识。他说：“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又须以己意融会贯穿，得其大要，方为通儒。徒执印板死册子逐橛看去，则无益。”（注：《十七史商榷》卷57《扬州剌史治所》。）正因为他对史学的认识比较自觉，所以才能够对古今关系阐述正确意见。他主张：“古可好，不可泥也……随时而变，此势所必至，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僻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注：《十七史商榷》卷82《唐以前音学诸书》。）王鸣盛在史学批评中始终遵循“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宗旨。他考察古代史书体裁由编年到纪传的发展变化，尽管编年体为古法，然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为定”（注：《十七史商榷》卷99《正史编年二体》。）。又批评欧阳修《新唐书》本纪载事过于简略：“夫文日趋繁，势也。作者当随时变通，不可泥古。纪唐而以班、陈、范之笔行之，于情事必有所不尽。”（注：《十七史商榷》卷70《新书太简》。）这正是泥古不知随时而造成的弊端。王鸣盛还用这个标准批评史家的书法义例，指出“史家书人乡贯，六朝以前与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诸王，各书尚书为琅邪临沂人；诸谢，尚书陈郡夏阳人，似觉辽远不近情。在当时不以为异……若宋元明人用此例，亦为不可。文体随时而变，不可泥古。”（注：《十七史商榷》卷63《韦载京兆人》。）南北朝时期重郡望，当时史书记载诸大姓郡望可以理解；唐宋以后门阀制度解体，史书记载籍贯便应以实际区域为准，不必攀附郡望。王鸣盛关于史家正确处理好古与随时的观念，在史学批评上有一定创新，应当给予重视。

钱大昕与王鸣盛具有共识，主张“史家书籍贯，宜用当时州县之名”（注：《廿二史考异》卷98《元史十三》。），不能为好古而袭用古代地名，这样后人无从判断，史书也就不能称其为信史。他多次批评后人修史沿用历史上的各种过时名称的不良风气，认为“史家叙事，地名、官名当遵时王之制。行状、碑志，亦史之类也。若苏州知府而易为吴郡守，施诸志状，则为非法”（注：《潜研堂文集》卷29《跋成化四明郡志》。）。要求人们撰写碑状时必须有明确的意识，只能使用当时的官名、地名，倘若一味泥古仿古，就失去了记事的真实性，不合史法。钱大昕针对史书中关于汉为尧后而祁姓、赵本嬴姓而宋称帝嬴等记载，指出“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况遥遥华胄，影响攀附，徒供有识捧腹尔”（注：《十驾斋养新录》卷12《姓氏》。），都是崇古而不知随时的荒诞可笑之举。这清楚地说明乾嘉史家的博古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关注的主要还是史学的时代价值。

（二）乾嘉史家认为史学再一个功能是经世致用，治史目的在于为社会服务。

王鸣盛主张：“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详简合宜，内关伦纪，外系治乱，方足传后。掇拾嵬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注：《十七史商榷》卷90《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既反对治学空疏，又不赞成烦琐考证。他批评史学往往从实用价值着眼，如指责李延寿《南史》对《宋书》内容删增不当，“所删者往往皆有关民生疾苦，国计利害；偶有增添，多谐谑猥琐，或鬼佛诞蔓。李延寿心中本不知有经国养民远图，故去取如此”（注：《十七史商榷》卷60《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史删去》。）。而对杜佑《通典》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则加以称赞，认为是有裨社会的经世之学。这说明他主张史学应当记载经世之文，反对研究对社会无用的学问，这是他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钱大昕提倡“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注：《潜研堂文集》卷25《世纬序》。），这是孔子以来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后世学者往往背离史学经世宗旨，博古而不能致用。他强调博古之士必须要通经致用，才能发挥史学的作用，反对区分“文学与经济为两事”（注：《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有志稽古而心存实用，史学才会对现实社会有价值，成为“有体有用之学”（注：《潜研堂文集》卷23《河南乡试录序》。）。由此可见钱大昕的史学批评中也贯穿着正确认识博古与经世的方法。

赵翼史学批评的重点在于“历历兴衰史册陈，古今方病辄相寻”（注：《瓯北集》卷42《读史》。），考察史书是否详细记载了“一代得失之林”（注：《廿二史札记》卷28《金末种人被害之惨》、《金以坏和议而亡》，卷20《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卷29《元代叛王》。），能否给后人提供经验教训。他不赞成前人仅仅从字数繁简批评《史》、《汉》优劣的观点，认为“《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注：《廿二史札记》卷2《汉书多载有用之文》。）。因此，赵翼的史学成为“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注：《廿二史札记·序》。）。赵翼的史学在近代以来受到普遍重视，与其经世思想密切相关，而他注意总结历代治乱成败的以史为鉴思想，则对后代史学批评方法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