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5 06:17:52
意思是断绝。
出自《史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垧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翻译：凭着在帐篷里推算就可以决定千里之外战场的胜守负，这方面我不如张子房。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保证军饷，供给粮食，这些方面我不如萧何。
（来源：文章屋网 ）
论文关键词：《孙子兵法》；伦理思想；军事伦理；管理伦理
孙子名武，字长卿，也称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孙子的著作《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价值不仅在于军事领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
一、《孙子兵法》与传统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伦理道德。孙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孙子兵法》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根源于齐鲁文化，孙子作为齐国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道德原则，用“仁”去解读《孙子兵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仁爱”，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二是“义恨”。“爱”和“恨”是构成“仁德”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基本道德规范，对人民越是爱，对敌人就越要恨。三是“大仁”。作为军人，最大的仁就是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发动战争、进行杀戮，不是不仁，相反。这正是最大的“仁”。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兵打仗，动用军力人数众多，国家财力物力耗费巨大，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得安宁，有时战争还要持续数年，如果吝啬一点儿小钱而不肯重用间谍，导致战争失败，那就太“不仁”了。《用间篇》又说：“非仁义不能使间”，意思是不仁义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用间”带有耍阴谋诡计的意思，按常理属于不仁不义之举，但为了国家利益就成为“仁”，国君、将帅都要有这种“仁”。
《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讨论一个战争主题，但通览全书，则篇篇充满“慎战”、“抑战”，甚至“不战”的思想。作为一名军事家，在一部专门论述战争的著作中，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孙子博大的仁爱情怀。
中国传统伦理把“三纲五常”作为最高道德原则，五常的仁、义、礼、智、信，除了以上所讲的仁，其他的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有反映。如“智”，《孙子兵法》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军事智慧的著作，论述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夺取战争的胜利。又如“信”，《孙子兵法》在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同时，也包含诚信的思想。首先，“上下同欲，民弗诡者”是一种体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
其次，“令素行者，与人相得”，是其“将道”中“信”的基本要求；信赏明罚是“信”的形式；将士用命、部属相得则是“信”的核心内容。最后，“不令而信”是一种高超的用兵境界，反映了道德的巨大力量。
二、《孙子兵法》与军事伦理
《谋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全胜”战略思想，可以认为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孙子认为，兵凶战危，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必然造成杀戮和破坏，因而，“非善之善者也”。通过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才是“善之善者也”。通过施行仁政、争取人民支持，从而“夺气”、“夺心”，既可以避免或减少杀戮和破坏，又能达到战争的目的，这样的战略策略才是上善之策。
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从目的来看，是“必以全争于天下”。这里的“全”，不是攻城略地，打败敌方，使敌方“降”服，而是争得敌方人心，使之心悦诚服，如果仅仅使敌方降服，不能认为是“全胜”。从手段来看，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从对象来看，所谓“全”就是要保全，大至于全国、全军，小至于全卒、全伍；不仅保全已方，还要保全敌方；不仅保全军队，还要保全城池、村庄、人民以及财产。从适用范围来看，不仅适用于战略，还可适用于战役甚至一次具体的战斗。从作用或意义来看，一是己方代价最小，不费一兵一卒；二是敌方损失最小，保全了可为我所用的大量物资和人力；三是人民遭受灾难最小，因为任何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总是人民；四是世界获益最大，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不仅双方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双方不结冤仇，人民得以稳定安宁，社会得以进步，世界得以和平。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孙子可贵的惜财爱物、珍视生命，主张和平共处的伦理思想。
《九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君命有所不受。”《地形篇》也指出：“故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里，产生了两个道德命题：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本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基本的军人伦理，“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即是指此。但战场情势发生了变化，国君的命令已经成为错误时，将帅就要临机应变、作出选择，即使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样，如果有必胜的把握，即使国君不让打，也要坚决打，相反，如果不能取胜，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为将帅，进不求功名，退不避抗君之罪责，只求保全民众和士卒，符合国君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将个人的功名、罪责置之度外，以国家利益为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是将帅应有的道德责任。
此外，《作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要速战速决，这反映了孙子爱惜民财，珍惜民力的思想。《作战篇》还指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本来，军队就是为了打仗的，考虑如何打胜仗就行。这里，言战争却能同时想着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反映了孙子的人道思想。
三、《孙子兵法》与管理伦理
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计篇》总结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即将帅要有智谋才能，要赏罚有信，要爱护下属，要勇敢果断，要军纪严明。其中的前三个方面“智、信、仁”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后两者“勇、严”是对军事管理者提出的特殊要求。“智、信、仁、勇、严”，是将帅必须具备的“五德”，既是素质要求，更是道德要求。“智”即智慧，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这里主要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九变篇》日：“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聪明的将帅，总是能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解除。“信”主要指将帅要取信于下属，主要表现即《计篇》所说的“赏罚孰明”，将帅赏罚无度甚至失度，就是道德上的“失当”甚至“失德”，必然失信于部下。“仁”如前所述，包括“仁爱”、“义恨”和“大仁”。“勇”即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勇往直前，能够视死如归。那种胆小如鼠、临阵怯战的人最为军人所不屑，也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军人。“勇”必须是与“大仁”、“大智”相联系的“大勇”，而非匹夫之勇。“严”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将帅要有威严，能够令行禁止；二是要治军严格，“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日‘乱”’(《地形篇》)；三是要严于律己。
管理者要重视决策。管理者首先是决策者，越是高层管理者，决策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公共管理还是企业管理，都是如此。这就要求管理者的决策慎之又慎，否则，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计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决策不仅是单纯的决策，还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从伦理意义上看决策，要求决策者一方面要理智对待决策，不能感情用事；另一方面决策要周密筹划，谨慎行事。从前一方面来说，《火攻篇》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国君不能凭一时之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能以一时之愤而与敌交战。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决定是否行动。恼怒、怨愤可以重新高兴，而国家亡了则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则不能再重生。从后一方面来说，《计篇》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意思是说，凡是战前预计可以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各种因素考虑周到；反之亦然。筹划周密、考虑周到就能取胜，相反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认真筹划呢?
管理者要注重人的因素。战争的胜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对此孙子兵法》多有论述。但是，在所有因素中，孙子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人和”是诸要素的关键。谋攻篇》日“上下同欲者胜”。要做到“上下同欲”，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管理，二是关心爱护下属。在制度管理上，计篇》提出：“法令孰行?……赏罚孰明?”行军篇》日：“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就是说，用政治教育士卒，用军法管理部队，才能战必胜攻必取。平时能教育士兵严格执行命令，战时士兵就能服从指挥；相反，就不会服从指挥。平时所以能令行禁止，是因为将帅与士兵的关系融洽。在关心爱护下属上，地形篇》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貉；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将帅平时对待士兵像对待婴儿一样关心爱护，战时士兵就会与将帅一起赴汤蹈火；将帅平时对待士兵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战时士兵就会与将帅同生共死。
在中国历史上，客家先民为避战乱和灾荒，以求生存和立足，曾出现过多次的由北南移。如唐玄宗统治后期，安史叛乱，演成藩镇割据，长期战争频繁，中原城乡残破，百姓死伤流离。相对安定的江南，则成为逃难者的目的地；再以后，又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唐朝统治者对农民军进行疯狂镇压，大范围的战争持续多年；而朱温反叛农民军，随后篡夺唐室，杀戮十分惨烈。加之梁、唐、晋、汉等小朝廷的反动统治，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异常严重。为此，接连出现的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的战乱破坏，引发中原汉族人民（即客家先民）多次大量地向南方迁移，出现北方人口锐减，江南人口剧增之变化。从《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各州户口数字中，便可得到具体的证明。江南、湖南、剑南、岭南四道合计127．8万余人，超过了北方；江南一道超过全国总人数的1／3，是密度最高的区域。人口重心向江南倾斜的发展趋势，在宋代继续存在。许多人口迁入江西的史实，在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许怀林所撰《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一文中已有记载；而不少江西居民如廖、钟、温、古、罗诸姓迁移至赣、闽、粤的史实，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也已经列举。由此可见，于唐后期开始陆续迁入赣闽，以及由赣迁入闽粤的中原汉族人，因与后世的客家比较接近（即从客家语言角度来衡量）故可以看作是客家的先民。就这样，客家先民自中原衣冠南下，跋山涉水、辗转千里，披荆斩棘、历尽艰苦，进河滩、渡江汉、逾钱塘，转徙南疆，渐而闽赣、越五岭、入东粤，迁移――侨居――再迁移――再侨居，最终定居于闽、赣、粤山区，并保持汉唐文化。至明清时代在这里形成自己的民系――客家民系。当然，判断其客家形成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的重要依据，除方言之外，还有聚集在赣闽粤交界山区的众多户口数量、小盆地农耕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风俗习惯和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中所产生的共同社会行动。由客家人定居的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和广东的东北部均属多山密林区域，交通闭塞、偏僻冷清。这里的封建统治力量薄弱，且远离政治中心，受冲击小，山高皇帝远，相对安定。故既是躲避战乱的安全境界，又是愤起反抗官府的人们之聚集点。此外，这里山林聚木，形成无数溪流，赣江、东江、北江、九龙江的上源大致集中于此，大小溪流在山谷中穿行，形成了无数个大小不等的盆地，也是无数个适宜农耕的小天地。山峰环抱的小盆地可以种植、狩猎、饲养、采集，其谋生条件较之战乱、灾荒频频的中原平川无疑优越。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客家先民在迁徙的过程中，寻找并最终选择了赣、闽、粤这块较为理想的生存空间，并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形成自己的民系。然而，这里的地理环境生产容易复苏，却不利于大范围的经济交往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加之这一地区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和原地循环的简单再生产之局限与经济暨人口发展需求的矛盾，以及外来经济的诱惑力，许多客家人为谋求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或在原客家聚居区不断向山顶开垦，或经营新的小盆地，或举家迁徙远走他乡，不断地从其客家祖地流转、播迁海内外，继而过台澎、迁粤西、去湘川琼贵，甚至出门过蕃、跨洲越洋，分布于广东中部、广西、四川、湖南、海南、台湾、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故有言道：“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客家先民的南迁，不仅有上述实际动因与情况，还有其每一次大规模南迁的实在背景。首先，两汉以后，江南经济的发展为中华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南方优越的发展条件与生活环境又对处于动乱环境中的北方居民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加之北方的割据、王朝的频频更迭，逼使北方土族南渡，更从政治与经济上确定了华夏重心南移之格局。原居于北方的汉民族南迁反映的正是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且成为构成这一趋势的重要内容；其次，有识者审时度势、避凶趋吉，在汉族人民“安土重迁”观念的支配下，毅然南迁。这既是人类自身“种”的生存与发展的本能选择，又是明智者顺应潮流、保国利族的自觉举措。在明智者的带动下，南迁者于是如过江之鲫，一呼而百应，遂成为由“司豫流人”、“青徐流人”组成的南迁大军，开始了中国移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主南迁行动……；再者，生存需要是人类最基本、最强烈也是最实际的需要。“安土”首先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当“安”受到威胁时，就不得不慎重考虑迁移，另觅生路的问题了。由此看来，“安土”与“重迁”实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汉民族的人生哲理宝库中又还有“树挪死，人挪活”一说，经典中亦有“穷则变，变则通”之古训。由此可见，“重迁”并非不迁，而是不轻易的迁，将“迁”与个人、家庭、宗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反复权衡轻重得失之后才作出抉择。正是上述诱惑客家人外迁的“拉因”和促使客家人再向外播迁的“推因”，又驱动着客家的新一代远行。而这种迁徙、流动的客家文化，又被世人称之为“东方的吉甫赛”。
绝大部分来自于客家子孙的朱毛红军，继承和发扬了先民的善于行走、擅于流转的基因，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在反“围剿”战斗中熟练地运用“诱敌深入”、“避敌主力”、“千里回师”等战术，创造了“七百里行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辉煌战绩，将敌人牵制在根据地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双脚行走中选择克敌至胜的游击战术，“游”是走，“击”是打。在不停地游走、运动中，打击敌人，红军在大步进退中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数百年来，客家这种迁徙、流动的文化，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毛红军的运动战术中得以传承和张扬。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了一个正确的结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先后举行了1927年8月1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9月9日在湘赣边界领导的“秋收起义”。从当时全国范围看，革命尚处低潮，敌强我弱导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受挫、失败。身为“秋收起义”领导者的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为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军队坚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准备发动“长沙暴动”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他冒着将会被加上“逃跑”和“机会主义”的罪名，以极大的勇气，为了求得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惟一的办法就是把部队转向农村，毅然带领秋收起义军向井冈山进军，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四军，大力开展游击战，与敌人在大山里转圈子，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剧的新局面。
为了回避敌人的“三省会剿”，、率领红四军“走”下井冈山，向广大的客家区域赣南闽西进军。在、指挥下，红军在客家人区域中如鱼得水，凭着一双腿，用运动、游击来对付敌人，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剧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创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巩固与发展中央苏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长征二万五千里。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客家子弟兵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驮在马背上，历尽艰险，突破生命极限，用客家人特有的铁脚，一步一步将“红色政权”扛过雪山草地，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客家人流转迁徙的特质，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定意义上，“用兵真如神”就神在用脚调动敌人，用脚打仗。他誉“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原则运动战的“得意之作”。
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与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其中千里回师、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至今为人们叹为观止。
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宁都县小布镇召开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亲手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正是运用这幅对联中提出的策略，对付的第一次“围剿”。
刚刚进占龙冈的敌师长张辉瓒，由于红军行动迅速，根据地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根本不知道红军已逼近龙冈，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50公里之外，于是毫无顾忌地准备由龙冈继续东进，不料顷刻间成了瓮中之鳖，全军覆没。张辉瓒见大势已去，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在山中藏了起来，但最后还是被红军战士搜抄“活捉”。
第一次大“围剿”的失败，使感到震惊。不久，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为了达到“3个月内消军”的目的，这一回，调集了20万人的大军，比上一次增加了一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只有3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大“围剿”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打法。
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连续取得白沙、中村、广昌、建宁战斗的胜利。自5月16日到31日，短短半个月，红军五战五捷，横扫七百里，从江西赣江之滨一直打到山色秀丽的福建，歼灭敌人3万多人，以排山倒海之势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获胜后的又兴奋地填写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其中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红军战士硬是用双脚跑了七百里，横扫千军。
在第二次“围剿”失利不久，1931年6月，便带着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的一批军事顾问，气急败坏地驾临南昌，开始部署新的“围剿”。这一次，亲自出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并调来5个嫡系师担当主力，比第二次“围剿”又增加了10万人，大有踏平苏区之势。以30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围剿”3万装备很差的红军，认为必能马到成功。可是，他们东奔西走，转战近月，却处处扑空，找不到红军的影子。红军主力哪里去了呢？原来，军开始大举进攻时，红军还在远离赣南的闽西、闽北分散活动。、为了避开敌军主力，毅然决定向南实行千里迂回，先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后背。7月28日，红军主力抵达兴国西北部的高兴圩，完成了“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红军战士在大热天急行军。步行千里，又把敌人引到根据地来消灭。
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将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和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演绎到极致，使其更加张扬和凸现！正如后来所指出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在朱毛红军实施二万五千里长征战略转移之“四渡赤水”中，得到了更为精彩的凸现与张扬！如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期间，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3500余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935年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朱毛红军曾试图利用道路两边的山谷地带及土城以东的青杠坡之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对孤军深入之追兵――川军郭勋祺师进行围歼，这场由提议，经红军总部决定的战斗，就是土城战斗。28日，鉴于各路军队正朝土城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由提议召集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会议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其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之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2月8日，东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并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20日前后，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接着，当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迁回曲折，穿插于重兵之间，使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20日，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达到调动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20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这时，贵州境内的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会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的意料之外。朱毛红军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南渡乌江，跳出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尔后，又在的指挥下，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则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红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进入云南后，红军又趁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敌军空虚之机，以最快的速度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天险金沙江。等随中央纵队在皎平渡渡江。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7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就这样，在“不要会打仗，就要会打圈”的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主力临危不乱、沉着应对，通过采取兜大圈子和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巧妙地摆脱了几十万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四渡赤水”，作为军事指挥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以及传承客家迁徙、流动文化暨张扬运动作战方针之经典，则永远地载入了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
此外，红七军由广西突围后绕道千里转战江西赣南暨中央红军在实施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中（尤其是遵义会议后）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牵着敌军的鼻子走，最终突出重围；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开辟抗日的敌后战场；率部转战陕北，以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有力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华东战场我军的南征北战，最终取得粉碎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进攻中决定性的胜利；东北战场我军避敌锋芒，诱敌深入、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挥师四野挺进东北、决战辽沈、会战平津、进军中南、解放海南等等，无一不是客家迁徙、流动文化的张扬与凸现！
从攻打城市到进军农村，从湘赣边界转移井冈山，从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从中央苏区瑞金转战陕北延安，从延安挺进豫、鄂、粤敌后，从东北挥师海南，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内线作战到外线作战……朱毛红军在那漫长的艰难革命战争岁月里，正因审时度势，反复权衡轻重得失作出抉择而不断地适时大进大退、迁徙远征、转战南北，寻找更为理想的落脚点，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赤色红色政权，并在远征、迁徙的过程中善于选择战机、发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得以生存、发展、壮大。“脚板底下出胜利”成了红军的作战经验。甚至用洗脸的毛巾擦脚。他幽默地说：“不能怠慢了脚，脚比脸重要。”
客家人流转迁徙的特质，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定意义上，“用兵真如神”就神在用脚调动敌人，用脚打仗。他誉“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上的“运动战”得意之作。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言虽出自古书 三国 ，窃以为对当今之事亦有裨益。
今，天下遭遇百年经济危机。试看全球经济形势，除吾国外，可谓大不如前，王某人有感于此，不禁联想自身处境，不胜伤悲，呜呼哀哉!
余本布衣，自幼出身贫寒，躬耕于冀南邢州大地，苟全性命于当世，不求闻达于富贵，但求温饱以残喘。然现实残酷之至，余自去岁四月上旬至本公司工作至今，已一载有余。几度春秋几度冬夏，时光流逝过三百余个日日夜夜。
想当初，余本一意气少年，年少轻狂，梦想飞扬，欲于本社大展抱负，一则为集团增光添彩，二则为己身加衣增食，两全其美之策，岂不爽哉?惜，一年光阴，吾不仅未大展身手，且囊中羞涩，债台高筑，节衣缩食，杜绝聚会。
众朋友离去者，有之;鄙视者，有之;唾弃者，有之。皆因王某昔日之优秀少年竟完全失去自我至此所致。每月八百大钱竟是基础工资、岗位津贴以及误餐补助相加之结果 众友云： 甚矣，汝之不慧，竟能容忍至今，不死何为? 余汗颜，余何尝不想多整几两纹银，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空气;然而，余出身农家，是苦皆能吃，是事皆能忍，只可惜终究徒劳无功，虽兢兢业业终究温饱都不得解决，今面容竟呈老态龙钟之相。何也?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故犹如千里马，虽有千里之能，然无奈唯有饿死圈中
王虽不才，不敢以千里马自居，然自知亦不是一庸者。人之立于当世，需一技之长，王某自视甚低，不敢自称满腹经纶，然应付文字之事亦不在话下;然，一载以来，每每扪心自问，无不捶胸顿足，几欲洒泪襟前。何也?漫漫长夜，孤枕难眠，辗转反侧，陋室忆昔，每日之工作唯 清洁 二字 即打扫房屋若干、倒水端茶、虚伪客套，周旋于各所谓领导之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兢兢业业，诚惶诚恐，畏有所疏漏懈怠 今扶膝自叹，何等悲哀!
笔者因工资太低，毅然辞职。
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年华如水，倏忽间春夏秋冬四季已轮回三百六十度。茫然回首，所得几何?所失几何?今不得不略作盘点：所得 物质上：工作十二月，前三月每月六百，后九月每月八百。区区数千，一年来不够王某解决温饱，更何谈穿衣游玩，过品质生活;精神上：备受打击煎熬，一年来新掌握一技之长，即打扫卫生，王某好歹一堂堂男子汉，本科毕业生，其不才之至，亦不应跻身为清洁工之列，故使其当年年少轻狂之心瞬间苍老，再无活力;一载以来，王某唯唯诺诺，伺候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其所求，仅每日温饱问题，然随物价飞涨，此问题之解决亦不可得。所失 失去了时间、浪费了青春、耽误了大好年华、愧对父母兄姐、做人尊严消失殆尽
然，何以堂堂风华正茂之青年王某人压抑之至，努力坚持到如今，唯一原因：在等待传说中众人期盼的涨工资之事而已。实在可怜，怪王某年幼无知，竟傻傻苦等一年，终究未果;王某一年来生活所需之数千外债亦无望偿还，故王某人顿悟：此处系年轻人之坟墓也，唯一功能即埋没梦想、埋没青春、消磨斗志、耗费光阴，如是而已。故，顿悟之王某人今决定不应消磨于此，做出选择的时刻已到来。
话说天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此处不留王某，王某亦不便继续打扰贵处，既不能两惜，何不两离，从此，彼此相忘于江湖!以决绝的姿态!
红军长征的时代背景
红军长征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情况下发生的。1932年，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春，日军相继攻占山海关、热河，并侵占长城以北沿线部分地区，锋芒直指平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相继以失败告终。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
而且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
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之后，红军像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他们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
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
这时，红军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随即于5月初抢渡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之后，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得到彝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
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6月14日与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军第四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
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
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
8月上旬，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
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
之后，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
中央发觉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攻占天险腊子口。
10月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后，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
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往西康的甘孜一带，并于1936年7月2日，在此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在朱德、贺龙、刘伯承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于会师后改称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
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
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
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
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长征的由来
提起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提出的，却鲜为人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即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
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逐渐成为1934年至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
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两年中，红军长征转辗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他们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出的英雄史诗。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队伍，长征中红军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一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前进的巨大动力。
长征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领袖人物，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言虽出自古书《三国演义》,吾以为对当今之事亦有裨益。
今天下遭遇百年经济危机,试看全球经济形势,可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众厂商、工人、民工皆叫苦连天,司某人有感于此,不禁联想自身处境,不胜伤悲,呜呼哀哉!
司本布衣,自幼出身贫寒,躬耕于冀南大地,苟全性命于当世,不求闻达于富贵,但求温饱以残喘。然现实残酷之至,司自去岁四月上旬至本社工作至今,已一载有余,时光流逝过三百余个日日夜夜。想当初,余本一意气少年,年少轻狂,梦想飞扬,欲于本社大展抱负,一则为集团增光添彩,二则为己身加衣增食,两全其美之策,岂不爽哉?惜,一年光阴,吾不仅未大展身手,且囊中羞涩,债台高筑,节衣缩食,杜绝聚会。
众朋友离去者,有之;鄙视者,有之;唾弃者,有之。皆因司某昔日之优秀少年竟完全失去自我至此所致。司每月九百大钱竟是基础工资、岗位津贴以及午餐补助相加之结果……众友云:“甚矣,汝之不慧,竟能容忍至今,不死何为?”余汗颜,余何尝不想多整几两纹银,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空气;然而,余出身农家,是苦皆能吃,是事皆能忍,只可惜终究徒劳无功,虽兢兢业业但温饱都不得解决,今面容竟呈老态龙钟之相。何也?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故犹如千里马,虽有千里之能,然无奈唯有饿死圈中……
司虽不才,不敢以千里马自居,然自知亦非庸者。人之立于当世,需一技之长,司某自视甚低,不敢自称满腹经纶,然应付文字之事亦不在话下;然,一载以来,每每扪心自问,无不捶胸顿足,几欲洒泪襟前。何也?漫漫长夜,孤枕难眠,辗转反侧,陋室忆昔,每日之工作唯“清洁”二字……即打扫房屋若干、倒水端茶、虚伪客套于各所谓领导之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兢兢业业,诚惶诚恐,畏有所疏漏懈怠……今扶膝自叹,何等悲哀!
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年华如水,倏忽间春夏秋冬四季已轮回三百六十度。蓦然回首,所得几何?所失几何?今不得不略作盘点:所得――物质上:工作十二月,前三月每月六百,后九月每月九百,区区数千,一年来不够司某解决温饱,更何谈穿衣游玩,过品质生活;精神上:备受打击煎熬,一年来新掌握一技之长,即打扫卫生,司某好歹一堂堂男子汉,本科毕业生,其不才之至,亦不应沦为清洁工之列,故使其当年年少轻狂之心瞬间苍老,再无活力;一载以来,司某唯唯诺诺,伺候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其所求,仅每日温饱问题,然随物价飞涨,此问题之解决亦不可得。所失――失去了时间、浪费了青春、耽误了大好年华、愧对父母兄姐、做人尊严消失殆尽……
然,何以堂堂风华正茂之青年司某人压抑之至,努力坚持到如今,唯一原因:在等待传说中众人期盼的涨工资之事而已。实在可怜,怪司某年幼无知,竟傻傻苦等一年,终究未果。司某一年来生活所需之数千外债亦无望偿还,故司某人顿悟:此处系年轻人之坟墓也,唯一功能即埋没梦想、虚度青春、消磨斗志、耗费光阴,如是而已。故,顿悟之司某人今决定不应荒废于此,做出选择的时刻已到来。
话说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贵处既不留司某,司某亦不便继续打扰,既不能两惜,何不两离,从此,彼此相忘于江湖?以决绝的姿态!
今恳请开明之领导准许卑微无能之员工司某人辞职,不胜感激!
您前面说的稍微的有一点出入。 在开设事物所的前一年，我在日本桥马食町大楼租了一个房子，开了个围棋教室。那是借款膨胀的直接原因。为了开设那间教室，我在银行贷了一千万日元。如果是现金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可得到的却是期票和支票的账户，这虽然很方便、但却如虎口之食。去赌车想把去票换成现金，结果一千万一转眼就输个精光。
期票很可怕，轻松一挥手就完成了，但不久就发现到期了，如果能兑现的话就没事了，而如果兑现不了就得去借高利贷。而为了还这些钱，又得去借别的钱，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期票转来转去、传到了一伙自称善意的第三者的家伙们的手里。这很糟，讨债的人很凶，下棋的时候也不断地打电话来。在停战的晚上也到我的家里来。严重的时候乘车前来，用麦克风喊叫着让我还钱。我这里没办法只好问“为什么？”有时还要麻烦警察。后来他们把我告上法庭，那一方说我借了他们的钱，而我只好坚持说“我不记得有那样的事。”
在代代木设立事务所后进展如何呢？
那时候好像是叫做“樱菊会馆”。当时一个熟人在这儿开个事务所，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那里，他对我说：“我想搬走，先生您想不想把这儿租下来。”房租只有六、七万日元，很便宜。而且又能住人，很方便，所以马上就决定了。然后的就挂上了“泽建设”的广告牌，开始做起了房屋中介。
因为我当时交游很广，就像以前讲过的那样。三井不动产的江户英雄先生，在我拜访的时候也一定会抽出时间接待我。别的有关建筑方面的经营者我也很熟，自然能够得到一些买、卖的情报。在此之间，我只要动动嘴皮子，就会有一笔中介费揣进我的腰包。
那您应该能赚下一笔钱吧。
确实如此，在列岛改造高潮时期，我确实做了几笔好生意，但如果买方和卖方都是熟人的话，我就要留一个心眼。因为这个世界上狡猾的家伙可真不少。我被中间人耍手段坑过好多次。曾经有个家伙从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大不动产公司得到两年后那里会作为信宅地而出售的消息，但却对我只字不提。而后来当我上门找他算帐，他却装糊涂，假作不记得签过那样的签约的样子。
跟这样的家伙斗的话，我即使再聪明善战，也是不可能取胜的。
我没有考虑过办事务所是好事还是坏事。酒醉多晚睡得也好，早晨九点钟也会作为经理而上班。也正因如此去赌车的机会大大减少了，而欠款和酒量地急速上升。
酒嘛，一般是一天一瓶，心情好的话，就会每天喝两瓶。
至于欠款嘛，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昭和五十年（1976）我拍卖了阿佐谷的家宅。三百多平米的土地大概卖了八千万日元吧，再加上连续六届棋圣战的奖金，总算还清了。可是，我现在仍然有欠款。
王座战三连胜
在昭和四十年代，我们首先能看到的就是您在王座战的三连胜。这里让我们看看您在四十二年首次夺得王座的那一场同桥本昌二九段的对局。据说当时的桥本九段曾一度手忙脚乱。
我倒没感到什么，只是周围的人这么说的。
白20以后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黑31好点，但并没从白棋那儿占到便宜。白36的败着可能是使之陷入苦战的原因吧。白应单走38位，黑下36，白56，黑39，白40，黑43，白46，这样双方可能就会势均力敌一些。而另外，如果白42手下到65位可能也会好一些。从黑47开始进攻到69吃掉白九子后，胜负已定。
棋局：（第15届王座战决赛三番决胜第一局，1968年10月12日）
黑 藤泽秀行九段（出五目半）
白 桥本昌二九段
执行 文 韬 于保亮 青 分 虹 剑 栗 方
6月21日18时30分，江西省第二大河流抚河唱凯堤突发决口。河水瞬间奔涌而出，迎面有10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危急关头，和武警部队闻讯而动，陆空并进，展开生死救援，48小时内安全转移受到洪水威胁的10万群众，创造了救援生命的奇迹。
奇迹，源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和对抗洪抢险作出的紧急部署；奇迹，源自部队在抗洪抢险中再次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武警部队、空军、第二炮兵有关部队就近就便投入兵力万余人。全面打响了一场抗洪抢险攻坚战，创造了一个个救援奇迹。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6月13日以来，南方10省普降暴雨，激流奔涌，浊浪滔天，南方10省区市受灾群众达两千多万。在滚滚洪流肆虐、恶浪席卷大地、抗洪抢险的危急关头，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一次次降服了不羁的洪流，守护住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演绎出一场场军民鱼水情深、悲壮激昂的动人场面。连日来，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重要指示，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畏艰险，连续作战，以“营救群众，一个也不能少“的坚定信念，用血肉之躯为灾区群众筑起一道道抵御危险的钢铁长城。像98抗洪，像汶川抗震，像玉树救灾……人民子弟兵在这次抗洪救灾中的英勇表现，再一次展示了人民子弟兵赴汤蹈火不怕牺牲的光辉形象。这一形象，将永远铭刻在老百姓的心灵深处。
江河安澜，事关大局。人民军队为人民，抗洪抢险，子弟兵责无旁贷。哪里最危险，人民子弟兵就出现在哪里。
6月20日，湖南沅陵县县城积水达40厘米以上，天宁中学的墙体被冲垮，1200名师生转移楼上等待援救。武警怀化市支队紧急出动200名官兵，官兵20人一组，用肩膀搭起10座人体浮桥――被困的1200名师生踩着官兵的肩膀安全转移。
有人慨叹：洪峰浪尖，子弟兵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
6月21日晨4时，福建南平邵武某林业汽修厂居民区发生严重洪涝，1500余名群众被困。驻闽某舟桥团300余名官兵携带38艘冲锋舟，紧急投入救援。雨势渐大，一面用喊话器喊话稳定群众情绪，一面继续投入救援工作。最后一名群众安全转移5分钟后，洪水中的房屋轰然倒塌。
有人赞叹：滔滔洪水，见证了灾难中的新型军政军民关系!自从打响抗洪抢险攻坚战以来，这感人的一幕幕不断发生在南方10省区市的许多个角落。
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不仅在今年南方抗洪救灾中，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在每次洪流向人民袭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危难的关头看到广大人民子弟兵日夜战斗的繁忙身影，他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应急保障队伍，他们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力军，他们集勇敢、智慧、科技于一炉，气吞山河振国威。保卫松花江大堤，黄河抢险、决战千里淮河大堤，九江抢险…那气势如虹的抗洪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山呼海啸般的豪迈誓言至今犹在耳边。这些英勇善战的人民子弟兵，构成了共和国坚不可摧的“水利长城”!
我国幅员辽阔，雨季洪水泛滥已成一种常态，对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构成严重的威胁，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每当洪魔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之际，挺身而出、充当抗洪抢险主力的理所当然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翻开新中国抗洪抢险的史册，我们不难发现，在共和国历次重大抗洪抢险斗争中，人民和武警部队无一例外地发挥了突击队和中流砥柱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赢得举国上下的高度赞誉，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在抗洪抢险中，他们始终承担着最艰巨的任务，战斗在最艰险的地方，出现在最危急的关头，成为抗击洪水，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中坚力量，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份出色的答卷。
他们中，有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英雄团队，有抗战烽火中的敢死部队，有上甘岭特功八连，有新时期抗洪决战决胜的功勋劲旅。从久经考验的将军到十几岁的新兵，他们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发出人在堤在的誓言。他们的赤胆忠心，感人肺腑。千里大堤千里兵，英雄的人民子弟兵，头顶烈日，身挡激浪，日斗洪魔，夜卧长堤，肩负人民的重托，与特大洪水展开殊死搏斗，“严防死守”成为这个和平年代最有力的战争术语。
有人曾用怀疑的眼光打量过我们这支兵员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的队伍，他们中的将校军官大多数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的考验，他们中的士兵大多数是上世纪80代末、90年代初出生的新生代军人。他们敢于同这不可一世的洪魔一争高下吗?经历几十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在和平安宁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军人，在祖国和人民召唤的时刻，能不能经得起艰难困苦的考验?
事实胜于一切语言。在一场场人水相博中，人民军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改革开放成果，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地英勇抗击。不是短时间的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而是长时间的反复较量；不是个别人的身先士卒、出生入死，而是整个抗洪军民的团结合作，顽强拼搏。他们是一个英雄群体，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有的累倒，有的累死，有的舍生忘死、舍己救人，有的哥哥倒下弟弟上去、儿子倒下父亲上去，涌现了一大批顶天立地的英雄，形成了拔山贯日、气壮山河的精神奇观哪里最危险，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就有人民的子弟兵。从将军到士兵，人人奋勇争先，用血肉之躯铸起了冲不垮的坚强大堤，铸就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一个民族有了这种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艰险不能战胜。
一位当代哲人说：“死亡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即使掉头不去看它，我们仍然知道它存在着。”然而，洪水面前的子弟兵不仅“直视”死亡，而且义无反顾地把生的机会留给人民群众。“洪水肆虐，先救群众”这是救灾官兵不约而同的行动和誓言
“壮担、压邪、救人”，一位地方领导用这6个字概括了和武警部队在抢险救灾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许多受灾群众说，洪水中看到了，就看到了生的希望，就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来了!”这句极其平常的大白话，竟然成了抗洪抢险前线最动人、最具感召力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来了，就意味着身处绝境的老百姓有救了、安全了许多官兵说，穿上军装，就是战士，救灾一线，就是战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就是我们的使命担当。
铁的事实让一向出言吝啬的西方媒体都为之惊叹“这是一支同样有着钢铁意志和顽强作风的新军，他们丝毫不比他们的前辈逊色，甚至比他们的前辈更智慧、更英勇无畏、更具备恶劣条件下突击作战的能力。”
江河不语，江河作证。历次抗洪斗争胜利的实践表明，我们的军队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仍然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仍然具有压倒一切困难和敌人而不被任何困难和敌人所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