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6 10:11:45
一湖，一树，比赛现场也。
一龟，一兔，参赛选手也。
“死龟仔，你小心点，今天我赢定了，不过你要相信你自己，鲜花和掌声会属于你――，旁边那个的！哈哈！”
“那你就加油啊！不过我不会让你轻易得逞的！”
“你自恋什么啊？我劝你最好量力一点，难道你没听说人类现在用的晨光文具上面都印着我们家族的美少女――米菲的照片么？哼――”
“这样啊？看来一向宣称上知天文下懂地理的你，也有孤陋寡闻的时候啊？难道你不知道现在人类流行歌曲的歌词里都有‘要你永远做我的小乌龟’么？”
……
比赛即将开始。
比赛规则：
乌龟和兔子各通过完全相同的独木桥，每个桥分三段，每过完一段就有一个休息台，三段桥一段比一段窄，终点为一棵柳树,先到达终点为胜利者。
一声响亮的枪声过后，比赛开始了。兔子和乌龟都在第一段独木桥上奋力向前冲着。第一段木桥比较宽，所以兔子轻而易举地到达了第一个休息台。它趾高气扬地对后面的乌龟说：“乌龟，我都过了第一段了，你看看你自己还在那里‘漫步’呢！你想赢我，那是不可能的！”乌龟听到这话当然不服气啦：“好啊！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不到对岸非好汉，屈指木桥三段’！”“咦，真是‘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兔子边想边扭头，才发现乌龟已经到达第一个休息台了。而乌龟一刻也没停息，直接向第二段桥爬去。兔子也赶忙开始第二段独木桥的挑战。
第二段桥比第一段稍窄一点，兔子和乌龟都顺利通过了。
压轴的戏总是最精彩的。观众们都屏住呼吸，期待着结果。第三段桥很窄，兔子双臂伸开，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边走边轻蔑地看着不远处的乌龟，心想：“乌龟，就你还想通过这么窄的独木桥，你就等着你掉进水里的时候我帮你拿毛巾吧！哈哈！”乌龟用两只前爪紧紧抱着木桥两侧，慢慢向前挪着，心里想：“这桥虽然窄了点，但是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过去，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兔子眼看自己还差几步就要到岸上了，于是便得意起来，扬起自己的头，两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好像在向大家显示它的威风。可没想到就在这时，兔子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乌龟却顺利到达了终点的那棵柳树旁。
微风吹过，柳树摆动着枝叶为乌龟祝贺，兔子却狼狈地拖着湿漉漉的身子爬上了岸。
“我说嘲笑的话来恐吓你，没想到这对你来说无济于事，这年头，真是乌龟也疯狂啊！”，兔子说。
乌龟笑着回答说：“兔子兄弟，别忘了人类的广告词里有这样三句话：
―切皆有可能――李宁
没有不可能――阿迪达斯
为梦想创造可能――伊利。”
举一个例子：为了方便今年9月第四届世界太阳城大会参展客户的接待需求，同时也为了满足公司技术专家、高管长期居住的需求，我们筹划建设三座酒店式公寓，现在这三座建筑已接近完工。前些天我为了三座公寓的安置问题与项目负责人起了争论，原因在于以前计划是一号楼给高管，现在是想把三号楼给高管，改变的原因是一号楼离微排酒店近，方便客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项目负责人难于接受的原因是，以前就是那么定的了，怎么还要改呢？……他坚持他原来的观点，他不知道当客人和高管的需求有所变动时，原定的方案是可以优化可以改变的，但我却做不通他的工作，最后我发现我们交流之所以进展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人的目的不一样，我的目的是解决好高管和客户的居住问题，目标锁定，就是要解决好它。而我们项目负责人的目的是原有想法已经既定，死死地把它钉在脑子里难以接受新想法，是思维锁定。
仔细分析项目负责人思维锁定的原因，是“心理定势效应”的明显表现，定势效应发挥好了能成就人，如果走向反面就会禁锢人的思维。
心理定势指一个人以前的心理活动会对以后的心理活动形成一种准备状态或心理倾向，从而影响以后心理的活动。它可以使我们在从事某些活动时，能够相当熟练，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这也是我们有些员工工作三五年后，能得心应手就是得益于“经验的积累”。但是，心理定势的存在也会束缚我们的思维，使人们只用常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求用其他“捷径”突破，因而也会给解决问题带来消极影响。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出现定势效应，受心理定势的影响时，对创新思维进行否定，从而陷入一种对已成“经验的固守”。
我们许多人的人生经验是：我原来做这件事没有成功，原来某某失败过，所以就不敢再踏雷池一步，这无疑是失败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思想禁锢，导致对身边发生的变化自然地退避或者是抗拒，他们不知道“时过”会“境迁”，不知道“Why not? Impossible is possible（不可能是可能的）。”
我就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培训，我说你在思考当中，一定要多问问：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能那么做？”
“能不能改变一下？”
“过去大家没做成的事情，是不是现在情况变了？”
“是不是当时的条件不一样，现在条件具备了？当时做不成的事情现在条件已经成熟能做了？”
1、我们如果不加快脚步，是不可能按时到达的。
2、如果把北极的动物运到非洲，它们不可能很好的活下去。
3、如果不真心对待朋友，就不可能会有人帮助你。
4、如果上课不好好听讲，就不可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5、我不可能因为你的一个拥抱而留下来，更不可能因为你的一句道歉就原谅你。
6、不用功学习不可能有好成绩，更不可能在社会中生存。
7、没有知识，我也不可能拥有明天。
8、姐姐没有以前的努力，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9、如果不早睡不可能早起，如果没精神也不可能干好事，这样三心二意可谓得不偿失。
一上课老师扬了扬手中的白纸神秘兮兮地说：“谁能用这张纸不借用任何外力托起这五本书，纸也不能平铺在桌子上。”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我听了高兴地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地说：“能，能，一定能。”也有一些人说：“一张白纸能托起五本书真是天方夜谭，痴心妄想。”
既然同学们不能统一意见，那我们就来分组尝试一下吧！我和季翔、徐伟航一组。我先把白纸一下一下地叠起来，叠成扇子形，再把那五本书一本一本放上去。这回叠的弱不经风，才放到第二本就快挺不住了，到第五本的时候书就着地了。第一次失败了，我不甘心失败，想看看其他人的，李帅成和王海明面面相觑，愁眉苦脸。贾玉曼的女生组合叠的五花八门，都以失败告终，她们也是双眉紧锁。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折腾，纸就是不给我们面子，死活不让书站在自己身上。就在大家唉声又叹气的时候，我尖叫一声“我成功了。”老师让我上讲台演示了一下。我把纸叠了又叠，直到跌成一个长方形的长条，再把长条串起来，串成一个三角形。大家伸长了脖子，目不转睛的盯着我，我开始放书了。大家都紧张的瞪大了眼睛。一本，两本……到第五本的时候大家都屏住呼吸，生怕呼出的气能把书吹倒。终于五本书都稳稳的站在了纸上，大家都高兴的合不拢嘴。
受到我的启发，大家都又叠成了W形，三角形等形状，并且都成功了！
各种心脏病发展到心衰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愈早控制各种相关疾病，就愈能有效控制心脏病的发展。如果已发生了心脏扩大和心功能下降，就更应抓紧治疗。
近20年来，慢性心衰的治疗策略和方法有了根本的改变，许多原来认为不可控制、没救的心衰都有了逆转的可能，即“大心脏”可以缩小甚至恢复正常，心功能也可明显改善。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对慢性心衰患者在原来利尿剂的基础上，给予所谓“生物学”治疗，拮抗心衰时体内存在的对心脏有“毒性”作用的一些物质，来达到延缓、逆转衰竭心脏增大的作用，这是近年来心衰治疗的根本改变。
衰竭的心脏就好像一匹已经体力耗竭却还在拼命奔跑的瘦马，如只用强心剂“抽打”，虽也能暂时跑快，但却加速了向衰竭的发展。生物学治疗不像强心、利尿剂那样立竿见影，需要长时间使用，往往在数月后才可见到显著的疗效。主要包括两大类药物，一类是β受体阻滞剂（主要是达利全等），是治疗慢性心衰不可缺少的部分。另一类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如卡托普利等）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如科素亚等）。
需要指出的是，一项有关数万心衰患者的临床研究证实，生物学治疗药物需要用到一定的剂量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个剂量一般称为靶剂量。有些患者可能因为血压偏低或心率过慢而不能耐受靶剂量，这时则应使用最大耐受剂量，只有用足剂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然而，药物的加量是一个相对困难的过程，刚加量时，个别患者可能会因血压降低、心率减慢而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这时不要紧张，应及时找医生进行调整，减慢加量过程。如果血压略偏低一些，如收缩压在80毫米汞柱，但无头晕等不适，可根据医生的建议继续服用该剂量，多数可逐渐耐受。心衰患者应该明确，只有这些药物，并且只有达到和接近理想的剂量才能达到最大的疗效，才有可能逆转心衰的发展过程。为此，应积极配合医生，努力尝试增加剂量，绝不能因为害怕副作用而轻易放弃。
笔者已有一批慢性心衰患者在坚持上述药物治疗数月至几年后，左心直径由60～70毫米缩小到30～50毫米，即把比正常心脏大一半的衰竭心脏逆转为正常大小，心功能也基本恢复正常。所有慢性心衰患者都应充满信心，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
心衰治疗是一个长期过程，往往伴随终身。心衰患者必须把心衰治疗作为一个完整持续的计划来实施，其中两点非常重要：其一，必须与医生建立牢固的联系纽带，并且最好是固定医生。只有规律的随访，才能让医生及时了解患者对药物的反应，及时调整药物方案，及时发现异常情况，避免发生严重心衰症状。并且，随访还可以帮助患者逐渐去除思想上对心衰及其治疗的模糊认识，逐渐形成完整的治疗计划，学会自我管理，这对于心衰患者十分必要。其二，患者必须明确自己在心衰治疗中的积极作用，不能认为“懂病”是医生的事，自己只要按照医生开的药吃就行了。由于慢性心衰的病程和治疗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患者的自我管理是疾病治疗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包括天天自称体重，及早发现水钠潴留，根据体重和尿量限制盐的摄入，调整利尿剂剂量等。
关键词：自由；障碍；他物；超越
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8-0056-05
如果所谓自由不过意谓“对障碍的超越”，那么自由总是稀缺的，它永远没有不自由那么多，否则文明进步就将失去动力或动力不足。不自由描述的是行动遭遇了障碍因而无法实现欲求的状态，而人之所受障碍有三：自然力、他人、自我精神束缚（心智缺失）。不能说这三种障碍有着绝对的前后决定顺序，它们相互决定；但这里给出的排序也决非盲目或随机，我笃信历史唯物论比自由意志论更具解释性：自由的边界最终受到人类克服自然能力的规定。我把这三种障碍分别称为“他物使我不得自由”、“他人使我不得自由”和“心智缺失使我不得自由”，就是说，所谓自由，就是克服自然力的奴役、摆脱人际压迫及精神束缚的状态。那么，不自由所以发生，乃是遭遇了上述三种障碍的压迫—要么同时遭遇了三种障碍，要么仅只遭遇了第一种，而不可能在超越第一种障碍之后反而单独遭遇了另外两种障碍，因为“他人使我不得自由”和“心智缺失使我不得自由”归根结底都是被“他物使我不得自由”规定着的，或只是“他物使我不得自由”的某种展开形式而已。
一、他物使我不得自由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西望泪沾襟。”
——张衡《四愁诗》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所引的诗句：“诗人有一个极度欲求的目标处在他的理性可以具有某种认知但能力无法达到的地方（桂林）；对他的能力造成极大障碍的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物理空间（湘水）；他的欲求无法实现，因此他感觉很不自由。不存在任何来自符号世界的障碍阻截他的自由感，因此，如果确实能够成功地克服那个物理空间，他将获得他想要的那个自由。”我把对这句诗的解读局限在物理事件的意义上，不是说诗句本身只有或者主要强调的是物理事件的意义，事实上他想强调的当然是一个人文事件。想必诗人和我一样清楚，如果没有属人的向度，物理事件没有意义。
自由必须超越障碍，这是决定论者和非决定论者一致同意的。有的理论家可能更喜欢用别的词代替“障碍”。比如限制、束缚等，并给出这些词非常细微的意义规定，小心翼翼地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唯恐造成他们认为事关重大的误解，尽管理论能够造成的误解从来不会真的重大。如果我们暂且在同等的意义上理解并使用这些词，那么为了自由，必须从根基处超越的障碍是什么？如果障碍有多种样式，一切障碍的终极障碍是什么？
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物理事件的世界，人类本身也是一个物理事件，尽管很可能人类不只是一个物理事件。符号和意义世界的建立很可能确证了人类对单纯物理事件和物理世界的超越。但符号世界无论构筑得多么复杂精巧，都不能掩盖它来源于物理世界的事实，并将永远接受后者的限制。一切与意义有关的问题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物理源头，但这不是说都可以还原为一个物理事件，就像有人曾经试图寻找物理样态的灵魂并为它称重那样。这也不是说我们应该培养一种考据的癖好，对一切事件都要一视同仁地进行费力而毫无必要的追溯。如果一个事件简单明了，那不仅只是一个末端的事件，一个具相，而且对其解读已经达成共识并变成常识，无限追溯就成为多余。一个末端事件是说一个事件拥有很多原因，但其本身则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公共原因。一个人吃了一顿按部就班的晚餐，这个事件无须过度解释。但自由不是这样的末端事件，对自由的解释关系到符号世界的全部领域。
为何可以说物理世界或物理事件构成了对于自由的终极障碍或束缚？因为其一，主体本身是一个物理性质的存在，其存在的样式和维持该存在所需的各种资源都来自物理世界并且也都采取物理性质的样式。尽管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乃是由于精神。但精神究竟是否最终也属于某种物理性质的东西，神经生物学确实暂未达到能够确信的知识，因此精神有可能真的是一种非物理性质的东西：但我们至少已经达到了这种确信：精神依存于物理世界。它当然可以超越物理世界，但它还是必须先依附于物理世界然后再去超越。没有物理世界的精神是不能想象的，而没有精神的物理世界则不仅合乎情理而且合乎事实。
其二，符号和意义的世界是主体逐步构建的，这一构建活动无论摹写还是超越，不仅其原初的模型是物理世界，而且其后继的各种样态都不能从物理世界的终极规定中逃逸，包括神的观念的建立和演变，都无非是主体对于物理世界伟大存在的想象与仰慕，以及主体对于自身存在的无限放大的渴望。并揉合了某些道德评判的联合产品。自由和意义世界其它被构建的东西一样，只有在物理世界才能寻找到其出身和长成的原因。
其三，一切貌似来自意义世界的对于自由的诸种规定终归都来自物理世界，兄弟的规定只是一些二阶或三阶的规定，父亲才是永远的一阶规定。人性、阶级、自我等等的规定其实都是被某个东西规定着的，那个东西就是呈现在主体面前的物理世界。这个物理世界的真实样貌可能确实是一种“物自体”那样无法认知的东西，但那种物自体似的物理世界对主体没有意义，对主体产生了意义的只是那个规定了主体的物理世界，就是那个在当下已经呈现出来的物理世界。对赫西俄德的黄金、白银和黑铁三大时代的规定者中一定没有太平洋和美洲，它们还来不及向主体呈现其硕大身姿。黄金时代之所以是黄金时代，其根本的规定者是那一个当下以那种特定面貌呈现出来的物理世界，而不是那个当下主体的品质，因为正是那个呈现出来的物理世界规定了主体的品质。如果不是如此，那么当白银与黑铁时代相继出现之时，我们就必须被迫承认主体的生理构造和运作机制短期内发生了不可理解的惊人变化，这和经验事实明显不符。而且即便如此，物理世界对意义世界的决定地位毫发无损：生理构造及运作机制纯粹也是属于物理世界的。
自由从不呼唤别的东西，它呼唤超越。一切真正的超越都是对物理世界的超越，用理想超越现实，用无限超越有限。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个绝对的善的物理世界以及由此决定的绝对的善的人文世界，那就是无限；何谓无限？无限就是也许可以在时空之中但绝不接受时空羁绊的主体的存在，对那样的主体而言，物理世界与人文世界都是绝对的善。因此理想就是无限，无限就是理想。这样的超越永远不会完成，因此才值得超越和必须超越。在同一个当下。人文世界的束缚总是存在着被克服的可能性，但不能同样描述物理世界的束缚。认为那也总是可能被克服的。克服后一种束缚必然迟早引起对前一种束缚的克服，但反过来就并不必然如此，因为物理束缚是原初的和规定性的，而人文束缚则是后继的和被规定的；也因此前者是无限的，而后者总是有限的。人文世界确实是意义的世界，意义是多么美好！而人文世界的意义是那样的有限。意义总是当下的意义，总是对当下的每个个体的意义；个体的有限性是在与无限的物理世界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具有历史感的个体因为悲悯自身的有限，才渴望超越，渴望自由。他们渴望的其实是一种能够超越当下意义的永恒的意义，就是说，永恒地占有意义和当下，而不是来去匆匆。自由不仅因为物理世界而生发，被它规定，而且最高层级的自由还要求个体永远以主体的资格将意义赋予物理世界，并保持对意义的永洹占有。我想说的是，自由不仅把物理性质的存在作为它的最初原因，还想把物理性质的存在作为它的最后归宿——这不就是我们熟知的而且梦寐以求的永生吗？
设想那个泪下沾襟的诗人，如果对他的自由造成障碍的不是一个物理性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文性质的东西，无论是一种制度或是一个人，那当然同样足以让他落泪，因为那一定也是难以克服的；但那总是存在着某种可能性使他可以克服那个障碍，比方他自己或别人动手那个制度，就像刘邦和朱元璋所做的那样；或者他可能从肉体上消灭那个妨碍他的人，就像杀死甘地的刺客；或者他比较健康和年轻，可以合理地期待那个妨碍他的人的意义世界将比他自己的意义世界先行消失；这都是在他有限存在的当下总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那真的是一个物理障碍，在那个当下就真的是难以克服的，甚至是不可克服的。不能设想他可以填平湖海，移动大山；就算这些也还可以设想，但确实不能设想他可以重拾韶华，回到往昔的甜蜜时光；不能设想他能穷尽碧落黄泉，找寻那个已经消逝的爱人。他确实无力发明一部时间机器，也无力自由往还于没有边际的太空。如果那个可怜的诗人所思的就是这些不可欲求的，而如果欲求不可欲求的正是自由的性格，并且如果正是对于不可欲求的欲求才使得许多不可欲求的慢慢成为可以欲求的，那我们就必须理解诗人，就像理解我们自己和自由的本质一样。一切真正的欲求都是欲求那些看起来不可欲求的东西，它们的魅影躲藏在物理世界最为幽深的地方。
把主体作为一个类进行未来向度的意义考察。对每个当下的个体而言只能是一个虚无。那种考察只对未来的某个当下的个体才有意义。要使每个当下的个体欲求的意义变成真的意义才有意义。如果那个诗人的确只是因为山水阻隔、舟辑不通而使其自由不能实现因此悒悒无欢，那他的确应该落泪。因为今天的一个诗人已经可以轻易地涉渡那个空间了，那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障碍；但今天的一个诗人的意义不能代替那个诗人的意义。自由总是个体的自由，它必须是一个具相；但就具相而言真的没有什么自由，而共相的自由对于个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我们当下就可以克服所要克服的一切障碍，让一切都成为可欲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只对讨论当下自由在个体间分配感兴趣的理论家，包括所有集结在自由主义旗号下的那些人，他们不想追溯到比当下可欲的东西更远的地方，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后现代主义者有时候确实比宏大叙事者更加务实。他们立足此刻的当下，目光紧盯个体的具相，尽管这样做确实丧失了理想，但如果理想对于当下只是虚无，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二、他人使我不得自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那看花的人骂。”
——民歌
被物理性规定的自由并不处处表现为物理形式的，相反，它经常表现为人文形式的。人本身确实只是一种物理性的存在。但由于人所具有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我们把人称做主体，以区别其它非主体性的存在。主体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世界，但主体只有体现为个体才是真实的主体，而一个个体的意义和其他一切个体的意义并不总是等同的，而是常常冲突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就是说，人类既具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天然倾向，同时又具有“一切人需要一切人”的天然倾向，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人际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是两个矛盾的经验事实。“他人使我不得自由”尽管确实被物理性使我不得自由所规定，但前者比后者更容易激起厌憎和仇恨，因为它更具主观性和可比较性，也只有它能够引起某种回应。因此人们常常忘记或忽略隐藏在“他人使我不得自由”的背后的东西，这确实可以理解。毕竟，去咒骂一个物理规律不可能引起那个物理规律的任何回应；而且在承认一阶规定和二阶规定的区别的前提下，在一阶规定既定的当下，没有理由放弃对二阶规定的问责和改造。
为何他人必须使我不得自由？为何一切人必须使一切人不得自由？理论家们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因为利益的冲突。利益为何冲突？归结为阶级和文化的区分，归结为人性的自利和恶，都不是最终的归结。人性的善恶之争由来已久，很多理论比方儒学和法家学说、亚当·斯密的放任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行为科学，都只是以一种对人性的假设立论，他们感兴趣的是这种假设之后的理论建构，而不是去追问人性善恶的原因，他们愿意把那些假设本身就看作是真实的状态。基督教的原罪说辩护了人性之恶，而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辩护了人性之善，它依旧满足于某种理论预设。亚当因为违反上帝而有罪，因此人类全体有罪。亚当为何违反上帝？因为他偷吃禁果，而这是被引诱的，因此罪恶就成为一种外在环境施予的东西，就是说，这里坚持的仿佛是善的一元论。善恶都是客观的经验事实，它们对应于“一切人需要一切人”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这两个事实。如果两个事实都是真的事实，那不能证明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正确的，而只能证明这两种一元论都是假的。如果世界上既有男人又有女人确实是一个真的事实，那么无论说“人就是男人”或者说“人就是女人”就只能都是错误的，因为用个别代替一般不具合法性。人性的善恶两面都只是继起的事实而不是原初的本质，用萨特决断式的话来说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先于本质”。如果萨特在这里是正确的，那就只能说关于人性的设定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亚当为什么会受诱惑？一段木头不受诱惑。能受诱惑的必定是有欲望的，因此原罪说论证的终归是性恶论。但自然的欲望没有善恶之分，这种欲望就是“天理”，即物理性质的规定。不能把食欲或看作善的或恶的，就像不能把动物的捕食看作有善恶一样。善恶的概念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它肇始于匮乏条件下的不可能公正和充足的分配，当此之时如何去恶从善，朱熹给出了很好的解说。如果恶一定有原因，那么匮乏才是它的原因。匮乏是真正的和最后的恶。
那个艳羡茉莉花的人的情形是这样的：他欲求一个东西，但那个东西并不属于他，该欲求难以满足，他因此感觉自由不足而懊丧。具体的情况可能有如下几种：
其一，他确实欲求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确实不归他所有。在承诺当下既有道德合法性的前提下，那就只能说，他没有欲求那个自由的自由。他必须服从道德的绝对命令，扼制他的欲求，变成某个令人称道的苦修主义者。但这并非问题的要害：他确实有可能只能服从绝对命令，但正因为如此他也确实感到不自由。现在要做的是怎样才能使他感觉自由，这就必须要么拷问分配要么拷问生产。
其二，那个东西事实上不是他的，但他认为本来应该是他的；或者他认为他对那个东西做出了部分贡献，因此他至少有权对那个东西提出部分主张。这就牵涉到分配的合理性。实际上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关心的都是分配问题，即创设更加完善的制度。如果可分配之物总是少于欲求，那就不可能创设出一种分配制度让所有人都感觉自由。要么那个歌者不自由，而如果他自由，那个看花的人就不自由。甚至像空气这样充沛的东西的分配也能成为不自由的一个原因。空气确实充沛，但质量却有好坏。这就似乎必须得到一个结论：凡须分配的就都不是自由的。或者说，他人使我不得自由是不可避免的。
其三，那个东西本来不是他的，事实上也不属于他，并且他也同意不应该属于他，但他还是想要。就算他拥有道德承诺，并不打算诉诸分配制度的改变而得到他所欲求的，但他内心渴望享有那种自由却不应受到指责。这时候他能够做的要么就是发挥自主性自己生产出一个那种东西；如果他确实缺乏生产能力，就只能坐等别人生产更多那种东西从而让他也可以拥有一个那种东西。火鸡是基督徒感恩节的大餐，总有一些人无力自己得到一些火鸡：如果他人生产的火鸡已经足够多，那些无力自己得到火鸡并且确实未对火鸡的生产做出贡献但也渴望享用火鸡的人也就能够得到一些火鸡；如果茉莉花多到这样多，那个看花的人随时乐意慷慨赠予任何想要得到它的人，甚至多到根本不需要看花人存在，那个歌唱家的自由也就没有障碍了。
不过，还必须考虑下列情形：在任何一个当下，所有被欲求的东西总不可能都多到比欲求还多这样多，因为那将意味着人文世界的死去。绝大多数次阶和衍生的欲求（如果把自然欲求看做一阶和原生欲求的话）本身是人文意义的，非刚性的和比较性的，它们不仅是人文世界的必然产品，还是人文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意义的存在要求那些永远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欲求的存在，自由要求着不自由。因此很多次阶欲求的满足方式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从而不可能让两个以上的欲求者同时得到满足。比方，那个歌者欲求的茉莉花很可能是不可替代的，他要的就是“这一朵”而不是其它尽管同样美丽的花儿。甚至其它更美丽的花朵也不是他想要的，而“这一朵”已经归于他人并且也被他人看做是不可替代的，那么这种自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饱和实现（所谓饱和，我是说凡是欲求者都得到他所欲求的，都感觉自由）。经过上述考虑，我想说的是，只要人依旧还是社会性动物，他人使我不得自由就必然存在，就算生产可以无限扩大也无济于事，唯一合理的、想象中的解决方案就是改变人类既有的欲望机制了。
三、心智缺失使我不得自由
设想一下这种情形：林黛玉之爱贾宝玉。也许和她的认知能力相关。在她认知的适婚对象中，只有贾宝玉是最好的，因此她作出了选择，而她认知的对象一定是有限的。如果她认知那个当下所有可能的适婚男子，又将如何呢？那么她当然可能还是选择宝玉，但她确实也有可能做出别的选择；那个别的选择可能让她非常开心，从而她就可能不至于夭折，而是可以度过好多年幸福的光阴。因此她的不自由可以看做是遭遇了认知能力有限性的障碍。
如前所述，物理世界对自由的束缚也可以归结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只不过那种有限的认知是指对物理世界或物理事件的有限认知，而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对人文世界的有限认知，其中包括对所有已经达到的人类知识的无知。这种无知可能是由个体的智力差异造成的，那就最终归结于物理性质的障碍；也可能是由社会禁锢和教育不公造成的，那就最终归结于人文性质的障碍；但归根到底应该归结为主体的有限性存在。因为即使在一个最可想象的开放而公正的社会，任一主体依然只能还是无知的，没有人在有限的存在中可以穷尽一切知识。这就又印证了本文总想强调的那个观念：不自由的一切障碍最终都是物理性质的。
尽管无知对于自由的障碍是一个次生性质的东西，而且无知和有知总是相对的，从来没有完全无知的主体（所以才把无知称做认知的有限性，而非真的完全无知），但这种障碍具有特殊的样态，因此值得单独讨论。这种障碍确实实至名归：它是在主体很难察觉的状态下发生作用的，主体对其无知可能也一无所知。自由仰仗理性慎思之后的理性选择，但一个无知的主体没有真正的理性选择可言。甚至任何特定当下的主体所能制定出来的衡量理性与否的标准也只能是一个不太理性的东西。比方，如果达到一个目标在甲看来有三种可能的途径，其中只有一种代价最不昂贵，于是他作出了一个自认为理性的选择；而在乙看来那种途径绝非代价最低，并且本来就存在五种可能的选择，于是乙在同等条件下就作出了另一个选择。如果行动的结果确实证明乙的选择更为有效，那我们就只能说甲较之乙更为无知，甲是不自由的或自由较少的。一个人确实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不可能了解与一个行动相关的全部原因，因为他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于是他能够获得的自由就只能是某种有限的自由。这个事实的存在的确令人泄气，但好在它还没有彻底剥夺自由，而只是强调了知识对于自由的意义和个体因为认知能力的差异而必然导致的自由占有量的不对称性。我们不可能像上帝那样认知一切事实，并认知物理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全部运动规律；但我们可以并应该认知得更多些，如果我们真的热爱自由。认知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少，而所谓自由无非只是确定性的确定和不确定性的消除，因此离开无知越远。自由就越多。
认知能力对自由的意义在于它影响了理性慎思和选择。一个人不能选择那些他不知道的选择，尽管那些选择确实存在并且一直有人在选择。也没有人可以越过他的认知能力进行慎思，考虑那些他并不知道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就使得他不仅有可能不能利用同一时代他人的成果以贡献于他的自由，甚至可能使他不能利用传之已久的前时代成果以增加他的自由。他人已经获得的自由本该成为他的自由的一个原因，但由于无知那个原因而使之无法在场。无知不只是数量的，还是质量的和动态的。知道与某个行动相关的五个原因比仅知道三个原因更好些，而知道五个原因在不同条件下全部可能的作用方式比仅仅知道那些原因的存在但不了解其作用方式或不能了解其全部作用方式又更好些。林黛玉的不自由至少从理论上存在多种消除的可能性：她认知更多的适婚男子而不需要选择贾宝玉；她不仅真的认知贾宝玉的软弱，也认知他周围的人的真正倾向，就是说她认知相关因素发生作用的方式，因此即使不认知更多的男子但还是不选择贾宝玉；她本人或者别人认知她所患疾病的性质因而能够克服那个物理上的不确定性，使她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女性：——这一切都会使她更加自由。而这一切都与认知能力相关，而且这些认知能力都不是不可达到的，并不是提出像必须成为上帝那样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当然，对不相容论者而言，自由只是意谓“本来也可以不那样做”，而没有要求“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珍视的自由只是自主性而可以不计算实在的幸福，这是本文不能同意的。我所指称的自由是一种全方位的价值判断，它包括但决不限于自主性。我们是在讨论不自由的原因，认为无知是原因之一；这里并不要求主体必须具有比他已有的认知能力更高的能力，而是说如果那样，他将得到较多的自由。无知对自由的障碍在主体的悔恨情态中看得格外清晰。只有主体才懂得悔恨。主体不仅悔恨他自己的某个无知行为，还为他人的在他看来的无知行为而悔恨，比方很多人都悔恨吴三桂当年纵满入关的行为（悔恨情态在具体用法上有遗憾、痛恨和后悔等，以区别主格宾格和主动被动）。悔恨涵蕴主体认识到某种无知的确妨害了先前的自由，要不然不仅“本来也可以不那么做”，而且“本来可以做得更好”。自由要求做得更好。如果“本来也可以不那么做”意味着一个更差的选择，那种自由如何值得珍视就成为一个问题。悔恨情态传达的只是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不是那样无知，本来可以自由或者更加自由。
四、小结
不自由或自由不足意味着遭遇了三种障碍，要么遭遇了第一种，要么同时遭遇了三种，因为第二和第三种障碍都不是原生的或初阶的。
其一，物理性质的障碍，包括主体的生理机制和结构。自由的扩张从根本上就取决于对这种障碍的克服，克服这种障碍的能力被我们称做科技理性。它先于并规定其它两种障碍的情形就像生产先于并规定分配那样。
其二，人文性质的障碍，即他人使我不得自由。这种障碍取决于欲求的总是大于可欲的这个经验和逻辑的双重事实，就是说，这一障碍不仅束缚着自由，也使自由成为可能。只要人文世界还想继续存在，就不仅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并且还要求它也存在。这种障碍根本上是匮乏引起的，但即使生产可以无限扩大也不能完全消除它，除非同时还伴随着改变主体生理构造与机制的可能性。
其三，任一个体对现有知识都只能达到有限认知的障碍。它使主体不能充分实现可能性，不能达到人文世界已经允许（但物理世界并未允许）的最大自由。归根结底它可以容纳在第一种障碍之中。它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知识对自由的重要性（本文所谓知识不仅涵盖了广义信息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对其进行恰当处理的能力）。
不过电影所描绘的情形，恰恰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的，是不可能发生的，大家尽可放心。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违背了生物遗传与变异的规律。生物体的长大靠的是由食物提供的营养素，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没有什么化学废料能够迅速地加快这一过程。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因素能够让生物体在一夜之间变得硕大无比。有的科幻片把出现巨型怪兽（例如哥斯拉）归因于由于核辐射或化学药品引起后代的基因突变，这比一夜之间的突变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其实也是想当然。
核辐射或化学药品确实有可能引起基因的突变，但是基因突变绝大多数都是有害的，使动物的后代没法生存。个别的可能存活下来，那也是一些生存能力比较差的畸胎。现存的生物都有了长期的进化史，都很好地适应了环境，很难出现重大的改良。刚好出现适宜生存的突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碰巧一下子突变得特别大，又特别适于生存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
有人也许会觉得，既然是科幻电影，我们不妨宽容一些，不必苛求编剧的生物学水平。好吧，就算存在某种未知的因素，能够奇迹般地诞生巨型怪物，那么它们也不可能像电影描绘的那样，是把原来的生物按比例放大，因为这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重力。
生物体的重量取决于它的体积，而能否支撑住它的身体重量则取决于它的肢足的横截面积。由于体积是以立方的倍数增长要比横截面积以平方倍数增长快得多，生物体按比例放得越大，二者就越悬殊，肢足就越不堪重负，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法支撑了。
已知最大的蜘蛛是巨型食鸟蛛，身长可达10厘米（如果把腿长也算上，可达30厘米），体重可达120克。如果它们被放大到比人还大，比如身长达到了2米，即放大到20倍，那么其肢足的横截面积增大到400倍，能够支撑48千克的体重，然而它的体积却增大到8000倍，其实际体重是960千克，是其肢足能够承载的体重的20倍。显然，这样的大蜘蛛是站都站不起来的，更不要说奔跑、跳跃了。
同样的道理，把哥斯拉设想成按比例放大的恐龙，把金刚设想成按比例放大的大猩猩，而且还健步如飞、身手敏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生物体变大后其体型必定要发生重大的改变。大象是从较小型的动物进化来的，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改变的不仅是身体的大小，还有体型比例的改变，例如四肢变得更粗大。猪鼻子插葱是装不了大象的：如果我们把猪按比例放大到和大象一般大小，它们的体型比例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大象的四肢要比猪的粗得多。和大象一样大的猪是站不起来的。
历史上经过几许风雨,孔子巍然不倒,如一座崇山,面面不同,有正面、负面、反面、背面、侧面……正如苏轼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司马迁在《史记》里颂扬孔子,也巧合地喻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电影业已杀青,有趣的是主创们一边拍一边揣摩,对孔子的理解与日俱增,观感各异,人言言殊。周润发对记者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他很实在,很踏实。”“孔子是个悲剧的人物,他的理念在两千多年前没有那么多人理解”。有人却感受到孔子一生坎坷,但以超凡的意志不断超越,是个强者;也有人认为孔子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为了求官而周游列国,徒劳奔波。也许大家都只是瞎子摸象,至于我,则许之为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追梦者,写剧本初期下笔也立意于此。
所谓梦,固然是依据《礼记・礼运》所记载孔子大祭后对弟子言偃(子游)倾吐的一番震世之言,其文本早已列入学校课程,题为《大同与小康》。孔子描述的大同是一个遥不可及、人人尽弃私心的仁爱世界,彼此和睦扶持,选任贤能,天下为公,货财劳力不为自己而保留,社会安乐满足,弱势群体得到充分的关顾。那里没有害人之想,自然不用诈谋智计;没有盗贼,外户也不闭门了。那是个发自心性、以仁爱为本的终极梦想,有别于佛和基督在现世以外寻求天国与极乐,孔子的梦想成就于人世。
有人嗤之为空想,一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纸上虚言而已,绝对没法实现。然则,孔子的论据在哪里?
首先,孔子治学态度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多闻阙疑”,他确信这伟大的世道曾经在上古存在过,约相当于唐尧虞舜的共主时期。《论语》绝口不提黄帝、炎帝、、女娲等神话人物,在孔子之前可能根本没有这些传说。尧舜在《论语》中却三番四次出现。
《雍也》篇:“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泰伯》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宪问》篇:“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尧曰》篇:“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孔子以尧舜为圣,视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二君在位而天下大治,这是“大道之行也”的盛世。另外最重要的是“禅让”,尧传于舜不传子,舜不传子传于禹,均体现了无私博大的精神,《尚书・尧典》记之甚详。惟有能者为之,惟有德者居之,正符合大同世界“选贤任能”的描述。
除了历史上出现过大同的局面,孔子自己从政治实践上也有能力做到。
电影开始于孔子51岁,他过了天命之年,学而优则仕,出任中都宰,初步把仁政学说付诸实行。据《史记》所载:“一年,四方皆则之。”做了中都宰一年,政绩成了四方各国的楷模!《论语・子路》篇中,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期月就是一年),三年有成。”他有此自信,绝非诳言,事实上他成功过。
孔子升为司空,再迁大司寇。在鲁定公十四年,孔子56岁,兼摄相事,《史记》说他“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等于不卖假货);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这不就相当于大同另一幅理想的图像:“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当然孔子的成就离大同还远,尧舜的天下被封建王朝取代以后,有赖“三代之英”――夏禹、商汤、周文王的相继崛兴而创造了“小康”之局,简言之,就是人因利益和欲望而争斗,造成秩序混乱,那么礼义、道德、智谋、刑法便派上用场了。马基维尼的《帝王论》、卢梭的《民约论》是从制度、法理上求治,孔子则倡导仁义、礼乐、教化,先奔小康,再追大同。他在几年时间内已经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的确是“敏于行”,他的理论是可行的,可他的时代不容许。
很可惜,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败给了一批政客,败给了贵族既得利益的集团,正如后世2500年不断重复着的悲剧:道德败给了私欲。他在鲁国提出“堕三都”,目的在拆除“三桓“这些大家族的城堡,杜绝地方上“国中有国”的专横现象。结果,他被排挤出政坛,落得周游列国,从此16年颠沛流离,而“大同”这不可能的梦,永垂于星空中,永难攀摘!
在编写《孔子》电影剧本期间,前后23稿我断断续续地参与其中,一天忽然感受到孔子的疲累了。陈蔡被围,七日断食,他仍然牵系着梦想,只要有一国一君用他的,他自信必能还原小康;只要给他一块地,方圆百里足矣,他有能力创造大同……他在荒漠中、在生死中、与弟子离散的危难夹缝里,此身置诸度外,弦歌不衰,他履行了自己所说的“贫而乐”,俯仰天地而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