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写”与“不可能不写”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描述过自己长期以来的写作状态，那就是：不可能写；不可能不写。这两句话源自卡夫卡对“德国犹太作家”生活的概括――其完整的意思为：不可能不写；不可能用德语写；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写法；不可能写。要而言之，卡夫卡在这里揭示的是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语言困境或曰交流的困境――不可能不写，因为这是一个以写作为安身立命根基的人群的宿命；不可能写，是因为写作并不能减轻他们从灵到肉的绝望。

开始的一些日子，我仅止模糊地将自己的上述状态归咎于对完美的过分苛求，还有便是对满世界源源不绝炮制出来的文字垃圾的深恶痛绝，而实质上深层的原因远不止于此。

犹如“只有与命运同在的性格才算是一种真实的性格”一样，大约也只有正视历史与现实的人才算是一个真实的人。可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真能通过知识的获取与经验的积累达到对世界的洞察，达到对命运抑或未来的预知吗？即以卡夫卡为例，多年以来，他在我们这儿成了一个明星式的传奇人物，被喋喋不休地反复谈论，然而到底又有几人真正意识、体察到他作为对命运过分逆来顺受，对性格过分怀疑以及对负罪感的过分强调(近于自虐)的”失败者”形象后面透露出来的蕴含与深味呢？事实上，卡夫卡眼中的“历史”与世界（现状）早已陷入人的迷误，但是它仍然坚不可摧（至少非人力所能及），只能“被带到它自身的终结”。因此，“哪里有性格，哪里就没有命运；而在命运的国度，性格是不存在的”。面对如此透骨见髓的新异之见，我想凡尚存有几分理智与清醒的人都很难不生出震惊莫名的感受。

尽管这样，身处命运的国度的卡夫卡仍以一种罕见的坚韧追寻着日益暧昧不清的性格，就“像一个随船骸漂流的人朝着业已瓦解了的桅杆顶端爬去，在那里他还有一次发出信号从而导致获救的机会。”或许，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的反抗，恰恰正是我们所难及的卡夫卡的伟大之处？！

有朋友私下表示“不喜欢”我的随笔类文字，主要原因是里面有“太多的道德评判”。对此我深感不安。

“道德”本不是一个“坏”的字眼儿，但在“新”潮迭起，“众”声喧哗的年代，却渐渐沦为了冬烘顽固、卫道僵化乃至专制者教师爷的同义语――包括“道德评判”、“泛道德化”、“道德家面孔”在内的字眼儿被人们当作所向披靡的法宝在不同场合祭起就是明证。有关“道德”内涵在不同历史文化民族时代背景下的演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不过无论它是作为传统习俗承续还是作为信念准则存在，也无论它因时风变易与国别宗教人种不同而呈现出多大的差异，作为衡量人及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其对人类文明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否则就难以解释爱因斯坦为何将释迦牟尼、摩西、耶稣等“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了）。

平心静气地看，即使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道德评判”作为多元批评模式中的一元存在，也并无不妥处。回想起前些年那场声势不小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某些“名家”将其中言辞较为激烈的思想文化批判者冠以“文化冒险（专制）主义”、“奥姆真理教派”、“原教旨主义”、“红卫兵情结”等种种恶名，其恐惧仇恨的偏狭心态可以说是溢于言表。有善良的论者认为此系长期生活在思想专制下形成的“精神心理创伤（近似“被迫害妄想症”），然而实际情形恐怕更为复杂。人所共知，没有一种主义或思想能够不凭借国家权力而成为一家独尊的专制或统治思想，前述大小“名家”也不至于低能到连靠强权推行的意识形态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的思想文化批判也区分不清的地步――事实上早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批早些年历经坎坷，到“新时期”方风光一时的文人已成为中国文坛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自己羽毛（名声、职位、待遇等）的爱惜远远超过了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与公民责任的信守（实际上其中多数人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潮涌与物质享乐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他们携手某些欲望更加裸急不可耐的“文学新锐”，利用自己的地位能量创造相应的文化依据/社会氛围，与其势汹汹的反道德犬儒化潮流应和，其醉翁之意不过是为一代文人的“精神蜕变”制造合理性借口而已。

面对当下社会（包括“学界”、“文界”）真伪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泯灭的奇观，我深感语言的匮乏无力（无论诘问、诅咒还是批判），尚可一用也许是某论者的概括，那就是：愚昧有知；天真。

我越来越怀疑聪明人――尤其是聪明文人。他（她）们世事洞明，机巧多变，长袖善舞，装孙子装大师装流氓都同样的老练。在为数极少的老派文人那里，立场、信仰、人格、艺术观乃是以血肉生命为代价熬成的立身为文之本。因此，写作与活着于他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但在聪明文人看来，所谓文学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件游戏或牟利的器具，因此他们总是反应快捷、得风气之先――无论“先锋”、“主流”还是“边缘”、“世俗”，更换手中的器具就像更换一件衣服那样轻而易举（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借用某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越来越怀疑那类光滑流畅的文字――乍看上去它们似乎优雅华美、全无瑕疵，而实际上只是惯性驱动下的语言赝品，毫无生命痛感和新鲜的创意可言。真正的写作不是对琐屑世相、庸常思维的被动记录，而是全新的感知观照、追溯揣摩、探寻推进――这是一个由混沌不明、犹疑踟蹰、曲折反复到生机渐显、曙色微熹，最后豁然敞亮的漫长过程，其核心要义是接近并捕捉住“真实”（当然这“真实”会因各人认知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攫取“真实”的创造性写作的困难还在于，写作者还须跨越“表达（语言）”阻隔的巨大障碍――置身于无法言说和必须言说、不可能写和不可能不写的两难处境，这是一场更为艰难，胜负也更难预期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对表达的难易程度的感觉、体会和理解，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了写作者运思的高度与深广度，以及在语言方面抵达的境界――

“我从没有成功地表达我想表达的事物的一半以上，……我的作品经常结结巴巴”(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

“结结巴巴”的行文是一个高度专注、紧张焦灼的“思”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踌躇徘徊、进退维谷、辞不达意的试图克服“表达”的滞碍的过程，它再清晰不过地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写作与伪写作（它们有着语言畅达、逻辑严密的迷人外表）之间的界线。基于此，我以为往昔大师们的自白对当下无休止的复制性写作、合唱性写作、表演性写作仍是一种训诫和警醒：

“一件事物值多少，等于目前或将来要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我称之为生命。”（梭罗）

“处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个人都把事情说得比较容易的时代，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某件事说得比较艰难。”（齐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