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1 11:13:59
最悲壮的遗言
南宋诗人陆游，一生为抗金复国呼吁呐喊，虽壮志未酬，但临终时一首短诗《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就足以让他千古不朽了。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也有类似故事，他终生为祖国独立而奔波呼号，冲锋陷阵，临死时最后一句话是：“与祖国同在。”
最洒脱的遗言
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因“哭庙”案被判斩杀。刑场上，刚逾知天命之年的金圣叹，泰然自若，临刑不惧，昂然地向监斩官索酒酣然畅饮，边酌边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代价最大的遗言
明代大儒、诗人方孝孺，生性倔强，宁折不弯，誓死效忠建文帝，拒绝为明成祖朱棣起草就位诏书。朱棣威胁方孝孺说：你不怕灭九族吗？方孝孺的倔脾气上来了：就是灭我十族也不怕!这一句话不要紧，方家老小再加上学生九百多口全掉了脑袋。也正因为杀掉了这个“读书种子”，明朝的这一代，始终没搞出什么太像样的文化来。
最幽默的遗言
幽默了一辈子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临死也不改本色，向床边一群与他告别的人说了一句：“再见，我们很快还会相逢呀!”就与世长辞了。让他的亲朋好友目瞪口呆，谁也不想和他很快“相逢”啊!
最有礼貌的遗言
夏衍晚年病重住院，一天上午，突然感到十分难受，咳嗽不停，呼吸困难。秘书见状赶忙说：“我去叫大夫。”正在他开门欲出时，夏衍突然睁开眼睛，极其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就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可与夏公媲美，1972年他自杀后被送往医院急救途中，奄奄一息，还不忘感谢司机：“路这么挤，真辛苦你了!”
最遗憾的遗言
魏晋著名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嵇康，受人陷害被判死刑，临刑前有三千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名曲《广陵散》，而后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遂从容就刑。
最愤怒的遗言
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著名女作家罗兰被雅各宾党判死刑，站在断头台上，她望着广场上的自由女神悲愤高呼：“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而行!”革命家杀革命家，自由战士被自由战士所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最不客气的遗言
通观古往今来有关遗诏的种种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所谓的遗诏问题,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说话,体现的都是活人的利益。死人说得好,活人接着说;死人没有说,活人代他说;死人说得不好,活人修改重新说。
有关秦始皇遗诏的问题,千百年来,不断地被提起,也不断地被质疑。秦始皇临终前真的留下了遗诏吗?这个遗诏真的被赵高等人掉了包,秦帝国真的因为这个被掉了包的遗诏而亡了国吗?
我们不妨来考察考察。
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巡游天下的始皇帝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乘船射杀了大鱼以后,沿海西行,踏上了归返咸阳的回程。车驾一行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境内),始皇帝突然染病。卜卦的结果,有北方的山鬼作祟。始皇帝紧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县(今河北蔚县)一带,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祈求消灾除病。
车驾渡过黄河抵达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时,始皇帝病情急遽恶化,不得不停驻下来。始皇帝预感不祥,紧急在病榻前口授遗诏,安排后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遗诏,又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这就是古代史记载的问题,关系帝国命运的如此大事,寥寥数语,而且语焉不详。这封后来被称为遗诏的“赐公子扶苏玺书”,竟然只有七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从上面这段纪事的字面上,我们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厌恶谈死,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有关死的事情。他一直怀着不死的期望,不懈地与死神搏斗,他对身后的事情,长期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输,向死神低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死期来临。他从不死的幻想中省悟过来,决定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后事托付给长子扶苏,诏令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主持丧葬等一切事宜。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边的儿子,也是他有意立为继承人的爱子。然而,事到临头,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并没有将后事交代给近在身边的胡亥,而是交代给了远在上郡的扶苏。对于这件舍近求远的事情,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经过十个月的亲自考察,始皇帝最终认为胡亥不适合做自己的继承人,他从扶苏摇摆到胡亥的心,又从胡亥摆回到了扶苏。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在场有三位重要人物,胡亥、李斯和赵高。我们已经谈到过,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能力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他坦然接受父亲的决定,没有多余的遐想。但是,胡亥的老师赵高却另有想法。当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始皇帝的遗诏笔录下来以后,要由他加盖皇帝玺印,封口送出。他扣留了遗诏,说动胡亥和丞相李斯,销毁了遗诏的原本,另外伪造了一份新的遗诏,诏令长子扶苏自杀,立幼子胡亥为继承人。这件事,史称“沙丘之谋”。
沙丘之谋的关键,正是遗诏问题。始皇帝临终之前真的留有遗诏吗?这个遗诏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这个遗诏真的先被赵高扣留,后来被掉包了吗?
这个有关始皇帝遗诏的问题,千百年来,不断地被提起,也不断地被质疑。实际上,不仅限于始皇帝的遗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遗诏就是一个不断地出现而又始终说不清的复杂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遗诏,因为是先帝的临终之言,留言人已经死去,死无对证;接受遗诏的人,往往只有先帝临终前围绕在病榻边的寥寥数人,他们都是深深卷入政治旋涡中心的枢要人物,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置先帝遗留的种种问题,也包括所谓的遗诏问题。那么,这些人将如何处理遗诏问题呢?
从历代的事例来看,所谓遗诏问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本无遗诏,后来出现的所谓遗诏,是由处理临终事宜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制作出来的。据我们现在所知,明代的遗诏多是如此。二,本有遗诏,遗诏的内容也符合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宣扬,被执行。汉武帝死前托付幼子与霍光等人的事情,应当属于这一类。三,本有遗诏,但是,其内容不合于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销毁隐瞒,再伪造出一个新的来。那么,始皇帝的遗诏问题,究竟应当属哪一类呢?我们不妨根据上述三种情况来作一个判断。
看来,秦始皇的遗诏问题属于第三类。《史记》的处理是比较合于史事和情理的。突然死亡的始皇帝临终前匆匆留言,将后事托付与长子扶苏,由于笔录下来的遗言已经被销毁,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证言:“与丧会咸阳而葬。”
与,参与。丧,丧礼。会,会合。扶苏是长子,他参与丧事就是主持丧葬仪式。秦始皇死在巨鹿郡沙丘,遗体将运回咸阳,扶苏在上郡,所以召回他到咸阳,与灵柩会合,为父亲送终。
这句意向性的证言究竟是谁留下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始皇帝赐书扶苏的重大政治意义,当事人之一的赵高曾经作过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叙述赵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遗诏以后,直接来见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这句话说:“皇上过世,没有诏书封赐诸位王子,只有一封书信单独赐予长子扶苏,长子扶苏到了咸阳以后,当即立为皇帝,而公子您则连尺寸的封土都没有,如此一来您怎么办?”赵高所说的“赐长子书”就是被销毁的遗诏,内容尽管不清,扶苏将由此即位成为皇帝的事情却是明白无误的。
通观古往今来有关遗诏的种种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所谓的遗诏问题,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说话,体现的都是活人的利益。死人说得好,活人接着说;死人没有说,活人代他说;死人说得不好,活人修改重新说。
我常常感叹,古往今来,历史在变化,人性却没有改变。类似的政治舞台,不时上演着类似的政治剧目。公元1976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再一次上演了真假遗诏的闹剧。的临终遗言,究竟是“你办事,我放心”,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时竟然成为政局的焦点。其间的道理和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摘要：21世纪，小学英语的教学已不再是停留在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应该与此同时培养学生初步的全面的英语素质。于是，我通过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拓展所学语言、及时地复习这三个方面来提高小学生的口语记忆能力，并能熟练运用。
关键词：遗忘英语教学知识
小学生对英语语言知识的记忆仅仅只是停留在机械跟读、模仿上，又缺少一定的语言环境，使得遗忘的几率大大提高。我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了一点点经验和感想，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减少遗忘
1.让学生做发现者，学会学习。实践证明，小朋友对于自己观察、自己发现并找出规律，总结学习的方法，能极大地减少口语遗忘的几率。记得在教学26个字母时，我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收集英语缩写，第二天反馈竟然发现学生收集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缩写，有：tv、ufo、wto、nba、prc、uk、cd、dvd等等，通过学生的收集，无形中记忆了所学的26个字母，这比单纯地课堂复习巩固更加来得记忆犹深。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忽视学生的这种创造性，让他们在发现探索过程中把知识牢牢地记在脑中。
2.在趣味情境中学口语，增强记忆力。小学生的注意和记忆指向往往受兴趣影响，因此英语课堂教学必须增强口语训练的趣味性，在趣味学习与训练中增强记忆力。首先要增强口语趣味性，尽量设计有趣的情境，激发学生急于学习、模仿的积极性，然后范读，引导学生仿读、跟读，使学生在想学、爱学的心理状态下学口语。
3.多种感官并用，提高记忆效率，研究表明，通过眼、耳、口、鼻等各种感官合作学习能达到最好的记忆效果，从而减少遗忘。根据这一特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运各种形式教授英语口语，引导学生同时使用多感官感知，使大脑同时受到来自眼睛、耳朵、肢体等器官感受到的刺激信号。在这种氛围下听说英语的口语，学生积极性高，学习效果很好。教授dog—woof,cat—mew,duck—quack,pig—oink，我找来了这些动物的叫声，通过让学生听一听，比较学习，然后模仿，习得新语言。
二、通过巩固所学语言减少遗忘
1.充分利用儿歌，歌曲。
好听的歌曲，琅琅上口的儿歌是中低年级儿童的最爱，教师不妨投其所好。学完新的语言知识后，适当的插入有关的儿歌及歌曲。如：学完了colour后，我就插入coloursong,优美的旋律，熟悉的知识点马上吸引了他们，有的学生在下课时还边玩边哼唱，乐此不疲。
2.小学生天生爱表演，爱表现自己，学完一个语言知识后，教师及时给予他们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在实际表演中巩固新语言点。教授what’syourname?myname’s…时，我找来动画片中小朋友最熟悉的卡通人物和动物，让学生看图片配上对话，看哪个小朋友配得声音最相称，给予奖励。此时学生的激情高涨，都跃跃欲试；在storytime中，我把小朋友分成几大组，各有一个组长负责分配好角色，让他们自导自演，小朋友顿时兴趣大增。反馈中，我发现小朋友不但很好地掌握了语言点，而且还能流利地交际。
三、通过复习减少遗忘
心理学指出，遗忘的重要原因在于识记后缺乏复习。特别是小学生，他们的记忆没有自觉性，外来语言的习得又缺少一定的环境，无法经常性地对知识进行复现，这就大大增加了遗忘的可能性。在小学英语教学中，为了减少遗忘，经常性的复习就显得极为重要。那么怎样合理有效地复习呢？
1.合理地安排复习时间。要想防止所学的语言快速遗忘，就要抓住时机，在记忆犹新的时候进行复习。在课堂中，我经常花上至少5分钟的时间，通过做做，说说，唱唱，跳跳，玩玩等趣味性强的活动来复习所学的语言。从天天复习到课课复习，到每周复习，每月复习，直至在学生头脑中形成永久性记忆，最终战胜遗忘。
2.课堂教学中分散复习内容。如果复习的内容过于集中，失去了原有的新鲜感，很容易让他们产生厌恶感，使复打折扣。因此，恰当分散复习内容也显得尤为重要。我尝试着把许多的旧的并且对新课有铺垫作用的知识放在freetalk中，在和学生的亲切、愉快交谈中，让他们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达到知识复现的目的；鼓励学生利用所学语言进行造句，编对话种种交际性活动，在实践中复习语言。
小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对小学生进行口语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稳步上升的过程，让学生学有所用，真正把学到的英语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需要我们小学英语教师认认真真地备课，扎扎实实地教学，反反复复地钻研，力求给学生创造一个学习英语的环境，尽量减少英语遗忘的几率，逐渐使外语成为学生的第二“母语”。作为小学英语教师，应该自始自终地坚持英语教育新理念，应该自始自终地以我们的爱心、恒心、耐心、细心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一个孩子赢在英语学习的起跑线上。
摘要金源文宗元好问因金末“崔立碑”一事屡遭后世訾议，而回护者亦不在少数。本文认为，为元氏辨诬者论点失偏，遗山政治有污可为定论。金末士人于本朝政权出现离心倾向，在这种历史语境中，遗山的政治选择理应为后世学者提供一个较以往朝代相对宽松的评价余地。另外，从遗山无意殉国、有意殉道的自觉选择中，我们亦应当从文化的高度给予公正评价。
关键词：元好问 崔立碑 气节 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为金末一代文学宗师。金亡不仕，以史自任，为保存涵养百年的金源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然后人对其气节评价莫衷一是，主要体现于“崔立碑”及“境外之交”、“儒教大宗师”等事，尤其以“崔立碑”事最为关涉遗山的名节，700余年来学者论家各执一端，聚讼不已，自此形成一桩历史公案。
一 “崔立碑”事简叙及众家学者态度略观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南下攻金，围汴京城数月，哀宗出奔，留完颜奴申、习捏阿不二丞相及诸将。次年正月，西面元帅崔立举兵作乱，杀二相，以汴京降蒙古。自立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不久又自称左丞相、郑王。时崔立国柄在手，群小附和，乃以其活一城百姓为由胁朝中文士为其立碑颂功。今所见最早记载此事者为其时被胁文士刘祁（字京叔）著《归潜志》卷第十二《录崔立碑事》。其文不惜笔墨详述自己被元好问、王若虚胁持逼迫撰文始末，其结果为“裕之引纸落笔草其事……其铭词则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予旧数言。其碑序全裕之笔也。”遗山参与碑文撰写，口气凿凿，绝无二辩。而遗山辈策划组织、设计陷害、强力逼迫之态毕现于纸。而元好问在1237年回故乡忻州后作《外家别业上梁文》自辩：
“伊谁受赏，于我嫁名？悼同声同气之间，有无罪无辜之谤。耿孤怀之自信，听从口之合攻。果吮痈舐痔之自甘，虽窜海投山其何恨？唯彼证龟而作，始于养虺以成蛇，追韩之骑甫还，射羿之弓随彀。以流言之自止，知神圣之可凭。”
为自己沉痛辨白之余，“养虺以成蛇”、“射羿之弓随彀”等句已暗将矛头指向刘祁。
鼎革易代之际，古人最重名节持守，此事又关涉当朝众多名士，因此当世、后朝论及“崔立碑”一事者甚众。
1 后世对当事人刘祁与元好问的态度
后世学者或因刘祁之坦言而对其遭遇多示同情。
如全祖望言：
“及观京叔《归潜志》中所述，则深有感于裕之，并及滹南。予平情考之，滹南与裕之实不欲撰碑，而又不敢抗，故强付之京叔与麻信之。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挽裕之以共谤。文人遭此，亦可悲也。”
又如，今人降大任先生在其文《〈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中亦称：
“殊不知刘祁奉命撰碑，骤遭横祸，可谓无辜。但于起事始末并不了然，于遗山心事尤未深知。事后畏于物议，指责遗山，情有可原，言辞过激，固属难免。”
于遗山，论者则多从刘祁之言，以其嫁祸撰文固为一生之玷，指摘其降志辱身。如乾隆语：
“崔立卖国谋篡，稍有人心者，即应捐躯讨贼。王若虚辈偷生恋爵，即不作碑文，岂能幸免失身之罪乎。至于元好问于金之后，以史事为已任，托文辞以盖其不死之羞，实堪鄙弃。”
而回护遗山的学者中，清人凌廷堪与翁方纲所撰《遗山年谱考辨》辨诬最力。
2 后世对撰写碑文者的认定
“崔立碑”一事核心在于元好问是否参与撰写碑文。保留下来的原始资料除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外，尚有元好问为王若虚所写墓志铭《内翰王公墓表》、郝经《辨磨甘露碑诗》，但元刘二人为此事互相推诿双方，郝经为元好问门生，三人之中无一人为局外旁观者，后世史家学者的考辩均采据于此三人，争议纷纷。
（1）《金史》观点
《金史・王若虚传》云：
“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瞿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就忤，则谗称立见屠灭。……（若虚）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丞相之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之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议。’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金史》此文，自“奕辈不能夺”之前段完全抄自遗山为王若虚所作《表》，下段则改接录刘祁之《归潜志》。而《内翰王公墓表》自“奕辈不能夺”以下则云：“托以京城父老意而为之。”依文意推衍，撰写碑文自为“奕辈”而与遗山无涉。那么，官修《金史》对《内翰王公墓表》的截弃无疑表明官方认定遗山于此事自有不可推脱之责任，且撰写碑文无疑。
（2）古今学者认定
从刘祁之言，认定遗山撰碑者，如施国祁之《元遗山诗集笺证》附遗山年谱等，今人如陈中凡、崔文印、降大任等人，其中降先生在其文《论元好问的气节问题》中言：
“仅仅被迫撰碑，尚不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要看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指责元好问的发难者刘祁的文章承认碑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归潜志》）。《金史・王若虚传》亦言其文‘直叙其事而已’，说明元好问并未附逆颂功，而是坚持了直笔。”
降先生隐晦地承认了元好问为撰文者之一，但他认为失节不在于写与不写，而在于怎样写，写了什么。
认定撰写碑文者为刘祁而非遗山者，如清人凌廷堪、翁方纲、全祖望、吴天任等。而尤以凌廷堪辨诬最力，其在《遗山年谱考辨》中言：
“崔立功德事，为先生生平一大疑案。今反复详考，知其为刘京叔所撰无疑也。他不具论；《归潜志》乃京叔所自著之书，载撰文始末甚详，其语皆游移无定，盖有愧于中，而不觉其词遁也。”
二 驳论
在此事件中，众家学者对遗山气节的评定集中于以下两个前提：
1 决定遗山清污的关键是遗山是否撰写碑文；
2 碑文内容才是决定遗山名节之关键。
笔者认为，在严格的古人道德语境中，此两点论证重心失偏，不能构成遗山失节之必然前提。
（1）崔立事变之前，京城“死者相望”，遗山既有以降图存之意。
传统气节不失的标准应有以下两种：一种即与强权的不合作，王若虚金亡不仕是焉；一种是以死抗之。《金史・忠义传》下《乌克逊纳新传》中称“时不辱而死者，可知者数人”。不死是元好问的主动选择，对丞相习捏阿不的只待一死，元好问的态度极为明确：“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在为殉金之聂天骥所作碑文中亦表示：“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写于世，世亦望焉，而卒之无所就也……”可知是遗山主动放弃死节殉国。元好问终有降蒙之意：“出涕而女于吴，莫追于既往；下车而封之杞，有觊于方来”，遗山借齐景公嫁女于阖闾和武王封夏后氏之后于杞两典表明心迹：希望金朝向蒙古求和。只这一条，便难逃失节一罪。
对于撰写碑文一事，其实已无可考证。清人凌廷堪之辨虽说对刘祁《归潜志》驳斥不遗余力，但其乃是从刘祁文墨之中句句推敲，虽言之凿凿，但无有力旁证，不免为诛心之论。所以赵翼言，元遗山虽可能未撰碑文，但“于此事，终有干涉”，才最为允当。
（2）降大任先生言，遗山“并未附逆颂功，而是坚持了直笔”，因此并不构成气节问题。降先生此论点并不成立。
崔立叛逆谋篡，世人共知，为其撰文，无论内容如何，亦为听命逆臣之举，朝中士子皆洞析此中利害。刘祁曾言：“自断此事系完颜氏存灭，且以救余民，虽死亦无愧矣”，用“愧”而非“悔”，可看出刘祁亦知“救余民”的代价不仅一死而已，但仍意气慷慨。至后来使之撰写碑文，却“欲以死拒之”，前后态度何相谬也。碑文既成，刘祁于此事又百般推脱，元刘二人互相推诿，后者学者议论种种，均表明他们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即：无论怎样“命由威制”，只一落笔便沦为听令逆臣贼子之党，业已构成丧失名节之罪。
此间文人之矛盾心理自然可解。“献城”之举是为求存，崔乱之初，“安社稷、救生灵”之愿似已达，然此举性质已悖忠义，崔立亦明此理。《归潜志・录崔立碑事》载：“（崔立）谓左司元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时立一石，书吾反状邪？’”有降城之念，而不愿担投降名。故如清人全祖望言：“滹南与裕之实不欲撰碑，而又不敢抗，故强付之京叔与麻信之。”当是如此。降先生的论述角度实际是以今人价值观对古人气节观强行的错位参照，其阐释口径已经大于历史语境中气节的内涵范围。
三 元好问气节评定的历史语境
对遗山气节的评价应回归两种语境，一是常规历史语境；一是金源朝代语境。
在常规历史语境中，中国古代士子最重修身，向来以人格品行立世。易代之际，只有死节、归隐两条路最为世人认可，而贰事新朝者不但后人被打上不甚光彩的烙印，其本人也一生难逃此愧。遗山虽入元未仕，然其投降之意仍成口实。但需注意的是，金朝在灭亡之际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现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身与时代的种种局限之中，对遗山气节的评价理应回归于金源的朝代语境之中。
金末文人士子们对故国的灭亡并未表现出如宋人、明人的强烈收复故土的愿望，更多则是沉重的无奈与悲凉。这说明金末士人对金政权整体的离心倾向。刘祁在《归潜志》中分析了出现此分离倾向的原因：
“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如王晦，高子约，梁询谊诸人，皆有名。而侯挚、李英、田琢辈皆由下位自奋于兵间，虽功业不成，其志气有可嘉者。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
虽然刘祁所言“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过于绝对，却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金末士人不满，遂与朝廷分心的现实。再加上，虽经百年文化涵养，但与中原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忠君之道相比，女真民族的领会还未深入骨髓。因此，金末士子死节忠君的道德约束力要弱于其他朝代。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对遗山的政治选择，我们有了更为宽松的评价余地，文化的保存、儒家的治世理想、国亡修史，虽然不应该成为他投降、撰碑、境外之交的辩护词，但起码不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拙劣借口。
道德与文章在传统文学批评语境中具有同一性，但现实却常出现悖论。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
“中国人……只把民族和国家当成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
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元好问的人生选择。当他在生死关头意识到名节终究是个人之事，而文化却是国家、民族之事时，文化的力量就可以冲破一朝臣子的道德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元好问虽然无意殉国，却有意做了殉道者。在那个文化将遭荼毒的末世，他以超出常人的非凡眼光与勇气牺牲了金朝臣子的角色，背负流言和误解，走上了拯救“道”的征程。正如赵翼言：
“以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于是构野史亭于家，凡金君臣事迹，采访不遗，至百余万言。所著《壬辰杂编》等书，为后来修金史者张本。其心可谓忠且勤矣！虽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为人訾议，然始终不仕蒙古，则确有明据。故郝经所撰墓志及金史本传，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谓完节矣。”
因此，对于金朝及整个中华文化，元好问都是一位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功臣。
参考文献：
[1] 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3] 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元好问研究会编：《元好问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刘祁：《归潜志》（卷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
[5] 全祖望：《鲒亭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6] 李正民：《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0年前的今天――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江河呜咽，举国悲痛。不久，一份感人肺腑的“总理遗言”在各地流传开来，人们将信将疑，争相传抄。“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骨灰不要保存，撒掉。永别了，同志们！。”
读过此文者，皆热泪满面，广为传播。可是不久，风云突变。凡是看过传过这份“总理遗言”的人，都成了公安部追查“政治谣言”的怀疑对象，人们惶恐不安，遂酿成一场震撼全国的惊天大案。
今以此文悼念我们敬爱的，并缅怀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由狗肉聚会得来的灵感
本文的主角，一群生长于杭州的小年轻。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正在1976年，风雨飘摇的一年，新年刚过，总理去世的消息传遍全中国，对于许多敬爱他，并且把诸多希望寄托于他的人们来说，这是难以承受之重。中国各地，自发了各种纪念的活动。
那一天，本来只是一个打牙祭的同学聚会。
从小生长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大耳朵吕建树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快过年了，房东杀了一条狗，送给大耳朵一大块狗肉。大耳朵回杭州城里过年，就把这一大块狗肉带回了家。大耳朵出身工人家庭，却有一帮干部子弟的好朋友。那个年代，同学间爱起外号，倒也亲切，蛐蛐、瓜子、阿斗等等，都是大耳朵志趣相投的中学同学。
1976年2月5日，大耳朵当了一回东道主，把蛐蛐、瓜子、阿斗等好朋友叫到家里，难得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围着火炉烹狗肉。
这一群热血青年中的李君旭，外号蛐蛐，头发有点微卷，一米八几的个儿，长得风流倜傥，在杭州汽轮机厂工作。另一个智囊人物瓜子，在发电厂工作，英俊有才气，点子很多，文笔也好。还有几个同学，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兵团，也有的在农村插队。他们戏称是“狗肉朋友”，打来黄酒，把盅对饮，小青年议论起对时局的忧虑。如果“”上台怎么办？邓小平又被打倒了，国家怎么办？
酒酣脸红，同学们猜想，逝世的时候会不会有遗言？如果有遗言的话，按照在中央所处的位置和境遇，他会说一些什么？
有人分析说：中国向何处？国务院总理是最要紧的掌舵人。有人推测说：“按照总理的性格，他可能也会说一些、也不错的话，总理给人的感觉不偏不倚，比较平和，也有斗争策略。但是主要一点，是要把邓小平推出来，让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
说者无意，听着有心，在这群人中，出生最平凡，然而却富有诗人气质的蛐蛐儿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他要“替总理写一份遗书”。
聊天以后，蛐蛐儿收集了生前的讲话，还参考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悼词、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揣摩词汇语气，沉浸在遐想之中。他发挥了特定年代的独创性思维，把同学议论的话题过滤融合裁剪，酝酿创作了这样一份“总理遗言”。
一个小青年的“艺术构想”
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蛐蛐儿在这一点上似乎极富特工人员的素质和天性，他口风严紧，不露半点声色，即便和他最好的那帮哥们弟兄，他都没有透漏一丁点的风声。
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来这样一份“总理遗言”？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他们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瓜子、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
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23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瓜子家来了神秘的抄家人
瓜子的家在杭州菩提寺路，爸爸妈妈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中靠边站了。有一天，瓜子家来了一群穿警服的人，非常专业地开始抄家。最注重的是抄书橱、抽屉，检查笔记本、信封。细致到会把一本书从头翻到尾。瓜子妈妈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来人把花盆里的土全部倒出来，把土都捏碎了，看看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抄家之前，有人要把瓜子的爸爸带走，说是组织部找他谈话。当时天气很热，瓜子的爸爸穿了老头汗衫。那人说：“老袁，你再带一件外衣吧。”瓜子的妈妈搞过地下工作，觉得不正常，要出事了。菩提寺路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瓜子的爸爸上车前，回头望了一下家人。
瓜子的妹妹叫袁敏，是杭州织锦厂的女工。抄家，父亲被带走，哥哥在外地情况不明，袁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接着，袁敏在炼油厂当工人的姐姐也被抓走了。专案组在抄家时，翻出了阿胖写给袁敏姐姐的一封信。有人问袁敏的妈妈：“阿胖是啥人？”袁敏的妈妈回答：“阿胖，我也弄不清楚。”其实，阿胖是袁敏姐姐恋爱中的男朋友，阿胖的父亲陈伟达是当时浙江省委副书记。有人揣测，“总理遗言”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肯定有高层背景。
瓜子从北京到了上海，住在上海淮海路的姨妈家，姨妈和姨夫也是老干部。军宣队找姨夫说：“我代表市委领导找你谈话，你这个侄子犯事了，我们今天要在你家里进行抓捕。组织上对你三条要求：第一，你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流露出任何要抓他的信号，要绝对保密；第二，不能让上海的老同志知道这个事情；第三，你侄儿在上海的所有行动，你要写出详细汇报。”至于这个侄儿犯了什么事，不讲。
姨夫回到家，姨妈说是不是能够给他一点暗示，姨夫说：“这是不行的。”晚上八点钟，姨夫破天荒地上床蒙头大睡。
不一会儿，瓜子回到公寓姨妈家，没过几分钟，就有人敲门了。瓜子条件反射，很快冲到厕所里想把一封朋友来信撕了，可是又怕流水声响，让抽水马桶冲掉已经来不及了。他赶紧把信塞到镜箱背后的雪花膏瓶子底下。
公安人员进门，看到一个背包：“这个包是你侄儿的吗？”姨妈沉默片刻，她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就点点头。这个包马上就被打开，包里的笔记本牵连了不少人。后来，瓜子再也不记日记了。
瓜子的脑袋 蛐蛐的笔
手抄的、油印的“总理遗言”铺天盖地，在各省市蔓延开了。
全国追查“总理遗言”，找到了突破口。发现“总理遗言”许多传抄件，源头是在杭州汽轮机厂。汽轮机厂就盯牢蛐蛐。一经审问，蛐蛐心里就有点发虚，毕竟是伪造的，而且伪造的是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的遗言，事情闹得太大了，蛐蛐就把狗肉聚会说了出来。接着，专案组顺藤摸瓜，狗肉聚会那一拨人，隔几天抓一个，瓜子、阿斗、大耳朵一连串抓进去。
在漫长的审讯中，蛐蛐儿的心理崩溃，违心地把瓜子供为他的同谋，这件事如同泄洪一般，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公安部门很快给此事定性，狗肉宴是预谋会议，瓜子的脑袋，蛐蛐的笔。
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没有人相信，如此惊天动地的大案，仅仅是一个头脑里充满文学幻想的小年轻的虚构作品，深挖，再深挖。“”之一的说：“儿子背后有老子。”蛐蛐、瓜子、阿斗等人，连同他们父亲都被抓了起来，押往北京，关在白云路中央政法干校。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中国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强烈的地震波震撼到了北京。牢门都洞开了，被关押的“犯人”和管他们的战士都融成一片求生。瓜子意外地在放风的院子砖墙上看到刻字：“瓜子，对不起。”这是蛐蛐写的。冤是有点冤，瓜子没有写过一个字，却被当作蛐蛐的智囊抓了起来。
“总理遗言”疑案的核心人物关在北京。而第二层次人物，如大耳朵、蛐蛐前女友的爸爸、阿斗的妈妈等就关在天目山临安，称为“临安组”。1939年，在浙北临安联络和布置抗日统一战线时，曾经下榻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恰巧37年后，留椿屋这个景点却分批关押着“总理遗言”疑案的一些牵连者。
留着“政治尾巴”归来
被带走的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会如何。1976年10月，得知也去世的消息后，被关押在天目山上，绝望中的大耳朵用镜片割手腕，血流了一地。但他绝处逢生，从鬼门关转了一圈被救了回来。
几天以后，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粉碎“”。“临安组”解散了，关在天目山的同学和被牵连的家长，最早放回到杭州。大耳朵无比庆幸自己没有死成，说：“哎哟，幸亏我没死。”
可是，案件的核心人物蛐蛐和瓜子，还留着政治尾巴。毕竟是遗言伪造者，有错在身，严重政治错误。瓜子不服气，不愿出来。有个公安就对瓜子说：“我送你们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儿子正好顺路去唐山看他的女朋友，结果遇到了大地震。我的儿子就从人间消失了。如果我儿子在的话，我也应该抱孙子了。”
瓜子听了一震，和这样鲜活的生命突然消失相比，自己所遭受的不算什么，他的心态一下子平衡了。瓜子就签字同意出来了。但他在结论上写了一行字：“我保留向华主席申诉的权利。”
瓜子就这样带着政治尾巴回家。他原来是电工，结果调到煤场当搬运工。大学也没上成。这就是带着“严重政治错误”尾巴的后遗症。
钱塘江边的弄潮儿、“总理遗言”的制造者蛐蛐也回到了杭州。杭州汽轮机厂党委书记和同事对蛐蛐挺好，一点也没有歧视他，还让他当团委书记。大家特别敬重他，觉得他勇敢，有担当，能做这样轰动的事情，说那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在同事中，都把他当做一个反的英雄来看。
平凡地活着最好
蛐蛐恢复工作后，很快被调到《浙江日报》担任评论员，文章经常上头版。然后他又当文艺部副主任，调到《东方青年》当主编。但好景不长，他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击倒了。他经常处于幻觉当中。
有一次在报社，他近乎梦游般从天窗翻进去。第二天上班，地上留下一迭脚印。蛐蛐去报案，人家说，这脚印就是你的。蛐蛐拿了两个暖壶去打开水，突然眩晕摔倒，两个暖壶啪地全打碎。
原来，蛐蛐在北京被关押期间，因为长期受到强光照射，以及反复提审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严重失眠，开始服用安眠酮，逐渐形成了毒瘾般的药物依赖。蛐蛐频繁摔倒，结果发现脑颅内血管出血，就动了开颅手术。可是，这次手术不成功，从此，他成为一个病号，在病榻上这一躺就是20年。
20年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蛐蛐儿，却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
有一天，蛐蛐问照顾他的同学：“大耳朵，我在床上躺了多久了？”大耳朵说：“20年。”蛐蛐又问：“我爸爸呢？”大耳朵说：“你爸爸早走了。”蛐蛐的爸爸妈妈走了，他都不知道。蛐蛐失去大部分记忆，只记得一个数字，就是汽轮机厂的电话号码。
当年狗肉聚会的这些同学，因为“总理遗言”案件受了不少磨难。这些同学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挺不错，但是都非常低调。他们真切地感觉到，轰轰烈烈之后，冷静下来，平凡地活着是最好的。
30多年后的一天，他们聚集起来，给蛐蛐儿过了一个生日。这之后没多久，那个编造了“总理遗言”的李君旭――――蛐蛐，2014年2月9日在杭州去世了，享年62岁。然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蛐蛐和他的朋友们曾经留下了“善意的谎言”，在历史的记忆中应该长久保存。
新形势 新主题
本届大会针对当前世界尤其是亚洲城市高速发展的新形势，确定了“背景环境中的古迹遗址――不断变化的城镇景观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研讨主题。在10月17日～21日为期5天的会议中，有2天半的时间召开研讨会。来自86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古迹保护专家、学者，通过分组发言和主题讨论，探讨了古迹遗址周边环境的定义，发现有形和无形文化及自然特质的意义，探讨了古迹遗址环境的脆弱性，认清存在威胁并界定适当的应对方法，探讨了不断发展的周边环境中的城乡景观，提出了动态变化管理，并探讨了文化线路，认识线性古迹遗址周边环境面临的挑战。大会通过了有关当前问题、组织机构和理论原则三方面的39个决议文件。
新一届ICOMOS领导人产生
选举出新一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主要领导人是10月21日大会闭幕式的重头戏。经过5个多小时的选举，上一届主席米歇尔・佩赛特成功连任主席；中国竞选副主席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巡视员、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在第―轮选举中同美国人古斯塔沃・阿罗兹同时高票当选副主席，郭旃也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40年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位中国籍副主席。在此后的第二、三轮选举中，澳大利亚人克里斯托・巴克利、匈牙利人塔马斯・费杰迪、阿根廷人卡罗斯・贝尔努也当选副主席；加拿大迪奴・本巴鲁当选为秘书长；以色列乔拉・索拉当选为司库；另有12位竞选者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会议同时确定2008年第16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
《西安宣言》创造历史
本届大会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通过了《西安宣言》，千年古都西安，也因这次盛会创造《西安宣言》而载入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史册。
《西安宣言》共分6部分，即“《导言》”；“承认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贡献”；“理解、记录、展陈不同条件下的周边环境”；“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监控和管理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变化”；“与当地、跨学科领域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的意识”。
《西安宣言》第一次系统地确定了古迹遗址周边环境的含义，强调了不同古迹遗址和历史区域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在于它们在社会、精神、历史、艺术、审美、自然、科学等层面或其他文化层面的存在价值，也在于它们与物质的、视觉的、精神的以及其他文化层面的背景环境之间所产生的主要联系。
《西安宣言》指出对周边环境的充分理解需要多方面学科的知识和利用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可持续地管理周边环境，需要前后一致地，持续性地运用有效的法律和规划手段、政策、战略和实践。通过规划以有效的控制外界急剧或累积的变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对古迹遗址周边环境的变化进行有效的监控。
《西安宣言》还指出同当地和相关社区的大力合作与沟通，是周边环境保护和管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要鼓励进行专业培训、展陈、社区教育和公众意识培养，以此支持各种合作和知识的分享，促进保护目标的实现。
西安ICOMOS 万众瞩目
语文，作为一门工具学科，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加强积累，培养语感"。语文是一门积累的学科，没有积累，一切语文活动都无从下手，也毫无意义。学好语文需要多阅读书籍，积累语文知识。简言之，能否学好语文关键在于语文知识的积累。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说语文的学习是一幢楼房的建设，那些零碎的小知识便是砖砖瓦瓦，而积累则是将砖瓦堆砌成高楼的过程。
根据往年中考备考经验来看，平时不注意积累，而靠最后一学期课上完后剩下的两个月时间来复习，多部分考生往往觉得语文科目的复习十分繁杂，不知道从何入手，复习时即便有老师的指导，但因要记得内容太多而失去信心，复习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还有部分考生在复习中对课本不重视，费尽心思找各种资料。却不知课本是教学的依据，也是复习的依据，离开了课本，复习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课本中的古文，是很好的阅读材料，历年中考的文言文考查都离不开课本，还有中考的名句填空全部出自课本。因此在复习阶段应回归课本，夯实基础，切莫被资料牵得太远。
既然语文积累如此重要，而积累的内容又不脱离课本，那么如何积累才能进行很高效的复习呢？
回答是：掌握记忆规律，轻松迎接中考。
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研究发现学习中的遗忘规律：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遗忘的过程最初进展的很快，以后逐渐缓慢。例如，在学习20分钟后遗忘达到了41.8%，而在30天之后遗忘仅达到78.9%。他在实验室中经过大量测试后，产生了不同的记忆数据，从而生成了一种曲线，是一个具有共性的群体规律。此曲线并不考虑实验个体的个性特点，而是寻求一种处于平衡点的记忆规律，即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这条曲线告诉人们在学习中的遗忘是有规律的，即"先快后慢"的原则。这个规律就是在记忆的最初阶段遗忘的速度最快，后来就逐渐减慢了，到了相当长的时间后，几乎就不再遗忘了。观察这条遗忘曲线，你会发现，学到的知识在一天后，如果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了原来的25%。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会减少。
俄国伟大的教育家乌申斯基曾经说过"不要等墙塌了再来造墙"这句话形象的描绘了遗忘曲线应用的精髓：及时复习。
孩子对新事物比较好奇，充满了求知欲，而对已经掌握的知识没有多少兴趣。这种特性导致绝大多数孩子当时学到了知识，可是不久后又会遗忘多半。我们可以在平时有意识的督促孩子及时复习。在刚刚学习完新知识后立即进行复习，加强记忆，并且以后还要再复习几次，但复习的时间间隔可以逐步增加。比如学习的第一天后进行第一次复习，三天后再复习一次，下一次复习可以安排在一周以后，以此类推。不管间隔时间多长，都要在发生遗忘的时候及时复习，克服遗忘。在教学中，我利用此规律，要求背诵的重点内容让学生背会之后，每周背一遍，期末时再复习；要求背诵的重点文章每学期开学背一遍，加强记忆，如《论语》是七年级上册的文章，到中考复习时已背过五遍，还需再复习吗？看起来似乎给学生增加了学习负担，其实因为已经背熟，出口就能一口气背完，不花多少时间，而且到中考复习时提高他们复习的信心，收到很好的复习效果，何乐而不为呢？
关键词：大雁塔古遗址 开发利用 城市产业
中图分类号：I02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前言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对世界各国的文明与进步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作为构成我国文物古迹主体古遗址，最能体现我国历史文明特色和优势。西安市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是中华民族古代智慧最集中的表现之一。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文物和古遗址的保护问题，社会各界及政府各部门对于古遗址有着高度的重视，但是以西安市大雁塔为例，社会、国家政府为大雁塔区域投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保护的成果是大家所能看到的，同时也在保护利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2、大慈恩寺古遗址区域简介
大雁塔，又名大慈恩寺塔，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内，是全国著名的古代建筑，被视为古都西安的象征。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印度取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慈恩寺的西塔院建起一座高180尺的五层砖塔，后在武则天长安年间改建为七层。大雁塔塔通高64.5米，塔体为方形锥体，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3、大雁塔古遗址保护现状概况
在大雁塔保护治理方面，西安市民宗委和文物部门的指导下，实施了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整体规划，彻底地整治了塔座周围环境，清除了杂树杂草，改铺供水管道，彻底地改造完善了大雁塔基座防渗、排水工程和塔顶地防渗工程。在古塔保护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大雁塔古遗址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善的保护，在开发利用方面西安市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大雁塔北广场的建设与落成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以此来宣传古文化遗址，这种方式的正确与否还在激烈的讨论中，但是就大雁塔北广场的建设对于大慈恩寺遗址的保护利用而言，其存在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有这部分的不合理因素在其中，主要存在于设计和管理方面，大雁塔北广场作为大雁塔古遗址保护的一项措施值得肯定，同时也是与大雁塔古遗址一个最不协调的内容之一。
4、大雁塔古遗址保护存在问题
4.1对古遗址利用的认识不足
在人们的印象中，古遗址或古建筑的开发利用主要表现在古遗址的展示方面。更多地体现在游客的观光旅游，这种认识是在将古遗址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为基础的。其实从深层次而言：古遗址与古建筑等遗产，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其所具有的文化层面，是文化的传递与继承，只有打破常规认识，将其从物质的层面发展到文化精神的层面，才能真正的发挥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效用的最大化。
4.2对古遗址在城市发展中的定位偏差
城市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产业的发展，合理的产业布局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每次社会发展的变革也伴随着产业的革命。作为古遗址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现在大部分只局限于旅游业的发展。西安市的城市支柱产业不仅仅是装备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也是西安市产业发展的趋势所在。
西安市的城市特色不在于他本省的竞技水平，也不在于其高新技术水平，而在于它的历史文化水平，他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这是西安市的特色之首。西安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都在提倡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可旅游业后面存在着巨大文化产业潜力却被淡化。文化的挖掘不是简单的旅游，而是使当地文化的一种赞同和欣赏。古遗址的文化发掘是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部分。
4.3开发方式的转变问题
大慈恩寺遗址的开发是一个古代文化挖掘的过程，其发展的过程必须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生。以西安市现在的发展现状而言，大慈恩寺遗址的开发主要表现在文物的开发，旅游业的开发，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开发。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欣赏会逐渐地从原来的物质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大慈恩寺遗址也不仅仅是一个古建筑遗址，而是一个唐代历史文化的结晶和体现。因此现在就应该从深层次的文化入手，争取以领先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化历史的价值，才能得到更好的社会效益有经济效益。
5、古遗址保护利用的建议
5.1、充分认识古遗址的本质
古遗址是人类艺术的结晶，也是人类认识历史，改造未来的思想源泉。古遗址不仅仅是一个古建筑，古遗址的空间存在，而是一个凝结着古人智慧的文化载体。
古遗址保护和利用必须充分的挖掘其文化内涵，宣传其文化精神，这才是古遗址利用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方式。
5.2、将古遗址从神秘的阴影中展现出来
古遗址的合理的保护利用必须做到将古遗址从神秘的阴影中展现出来。做旅游产业或者文化产业都是对古文化的发掘，都是讲古文化的精髓展现给世人，这样才能让人们真正的理解历史和获得精神上的享受。而这点正是现在古遗址开发利用的更本不足之处，也是需要快速从根本上转变思想概念的前提。
5.3、找准古文化遗迹的定位
古文化遗产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西安这部分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打造西安城市特色，发展城市经济，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的基础。正因为这样，文化遗产在城市中的定位显得更加重要，需要各界共同的磋商，但是必须坚持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古遗址的开发不是一种简单的，低级旅游业的开发，更应该是一种新的文化产业的高层次开发。
5.4、对古遗址有客观理性的认识。
古遗址是需要保护的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同样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利用，不能感性的认识为：古遗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的资源，我们只有好好的保护起来，拒绝对其利用。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在承认：古遗址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因为他是一个封闭的，不可进出的神秘事物，而对于人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只有在保护的基础下合理的开发利用才是处理古遗址正确的方式。
6、结语
西安作为中国的文化古都之一，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首选之地。西安市的古文化遗产如大雁塔古遗址、兵马俑古遗址等都是古代智慧的结晶，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同时产业布局向文化创意产业的偏移，也将是古文化遗址发展的良好机遇。
参考文献：
1、国外遗址保护发展状况和趋势 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1期
2、大遗址价值评价体系与保护利用模式研究 李雪艳西北大学
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