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清明范文

政治清明篇1

从庙堂政治差异角度来考察，突出表现为皇权的高度集中，而皇权的集中就使得宦官无法再像明朝那样掌握政治大权。这对于清代的政治统治是非常的有利的。但是，以往的那些几近消失的贵族政治却又有回潮之势。这对于封建统治是则是非常的不利的。后宫干政在明清之前就已经有过，在明清时期后宫干政又重新复活。这几个政治变化弧形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相互之间也具有争斗性。

一、皇权的进一步强化

帝制皇权的强弱对于每一个朝代的政治都起到十分的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政治权力的分配也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中最重要的是皇权与文官系统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反映帝制皇权的强与弱。秦代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先前存在的相制，但是其政权也被秦始皇一人独揽。而在秦代的政治中，设置了丞相一职，并且让丞相作为文官系统的主脑。丞相在秦朝的政治中经常统理国家的日常的行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封建君主的负担。但是，随着朝代的不断的变化和更替，丞相一职便在各个朝代的称呼都是不同的。在明朝时期，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断的强化，皇权也进一步的强化，因此明朝的丞相只是负责统合百官，并且还要处理日常的事务，为皇帝分担一些国事。而那些大的决策则必须又皇帝来掌握和实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皇权。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就废除了丞相一职，使得文管系统对于皇帝的实践制约能力彻底的失去作用，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清代期间，丞相一职仍然是沿袭明朝的制度，因此丞相一职仍然处于一个空缺的状态。随着封建社会在经济以及其他的方面的衰落以及落后，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是，在清代的政治体制中设置了内阁制制度，内阁制度仍然是没有权力的，遇到大的决策依然由皇帝一人顶夺。这样的制度，其本质是体现了皇权的专制并掌握一切的大权的现象。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内阁在本质上是无法掌握实际的行政大权的，掌握行政大权的仍然是封建君主。我们都知道内阁机构属于中枢机构，但是由于不掌握大权于是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和弊端。那么，清代君主就没有设置内阁制度，从而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在清代的政治机构中与内阁制度本质相同的一些机构也有很多，只是称呼有所变化。例如在清代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机构，其实它在本质上的作用与内阁是相同的。在清代还有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南书房以及军机处这样的机构都是与内阁制度本质相同。这些机构是清代君王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而设立的。

二、贵族政治回潮

贵族政治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并且影响着先秦时代的政治体制。因为先秦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贵族，可以说他们构成了先秦的政治体制，并且对先秦的政治变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中最大的是皇帝，他掌管一切国家的大权。而郡县制则是被封王的各个诸侯，这些异性诸侯依凭自己的封地以及向帝王供奉一些财富来支撑着帝王的地位。官僚体制则是直接为皇帝的政权而服务的，因此他们对于皇帝的地位的影响是很大的。贵族体制的形成都是与皇帝同性的亲戚，这些因为皇帝的地位而组成了贵族的体制，这些体制也支撑着皇帝的宝座。以往的体制是把贵族按照层级来分，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封地以及封号，并实自治。但是，后来的“三家分晋”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危险性。于是，我们就改变了体制，努力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的管辖。秦代以前，官僚体制都是世袭的，直到秦代就改变了这种体制。在秦代，实现了官僚的非世袭化，并且对于官员有权力的制约和牵制，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由于明朝是宦官干政，贵族政治则是无法掌握实权的，于是贵族政治就一直处于一种孱弱的状态。但是，在清朝时期，宦官专权的现象已经几乎没有了，因为我们的皇权在不断地加强。随着皇权的加强，贵族政治又重新回到庙堂，重新影响政治，并且这种贵族体制竟然延伸到全国的政治体制当中。在清朝，仪征王会议大臣会议的成员就是由贵族的组成的，因此这一体制就体现了贵族政治的回潮。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加强统治就建立了八旗制度，这八旗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协议国政而建立的，但是成员都是清太祖的亲信。当皇太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之后，贵族政治已经达到了高潮。这些制度以及体制的成员都是由封建君主的亲信组成，并且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因此他们就维护皇权为自己的目标。在清代的许多的摄政王都是以维护皇权为重，他们并没有与皇帝争夺皇位。但是，在晚清的时候，由于封建君王的地位受到其亲信的威胁，并且许多的大权都掌握在其亲信的手上，于是封建君主为了巩固和保护自己的地位就主动的削弱贵族的力量。在明代，继承皇位的皇子就被逼迫离开京城，这样贵族政治就无法实施夺权，而大权则是由皇帝一人掌握。

三、宦官政治止息

宦官专权在明代的时候尤为突出，并且把持中央朝政，从而使得明朝政治一片黑暗。这是由于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之中，后宫是没有干涉政治的权力的。再加上明朝时期，贵族政治在政治体制之中没有争权夺利的现象。而我们的士大夫逐渐的也与明朝以往的士大夫大大的不同了，他们在政务上非常的懒惰，并且也不经常参与并处理政事。这些现象都给宦官专权以可乘之机，于是在明朝政治中，皇帝为了加强统治把大权都交给宦官。这些宦官在把持朝政时期残害反对他们的官员，并且在参政以及控制朝政的时候没有合理性。宦官专权的现引来了士大夫的极度不满，于是他们就不断的抨击宦官专权的现象，而宦官为了打压异己，于是就大量的残害士大夫阶层，一度造成政局的动荡。但是，明朝的宦官其实并没有与皇帝夺权，而是使得皇帝的权力比以往更加的集中了。因为这些宦官通过监督各个地方的官员，然后向皇帝直接的报告，这就延伸了皇帝权力。在清代，由于皇权的高度集中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因此宦官专权就没有实现的机会。再加上贵族势力的上升，并且士大夫也逐渐的变得更具自主性了，就更不可能使得宦官掌权。因此在清代与明朝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因此宦官专权就没有了得以生长的土壤，因此在清代的政治中就没有宦官的政治角色。这样的情况与明朝相比较来说，宦官专权已经几近消失，因此就给清朝的政治减少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晚清，出现了个别的宦官专权的现象，但是却并没有影响政治。因此我们说在清代，宦官政治已经止息。

四、结语

政治清明篇2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欲望和要求会越来越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位于山西省西南部黄河汾河交汇处的河津市,无一例外地在遵循这些规律。

河津市在两个方面在全国很有名气,一是飞速发展的经济;二是屡禁不止的贿选。

富起来的河津人怀揣大把钞票走南闯北,花钱似流水。据传在深圳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大厅内,一位客商好生纳闷地问一位到此旅游的河津人:“老板,请问哪里人?”这位河津人跷起二郎腿,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只回答了两个字:“河津!”连“山西省”都不要了。客商不明白:“河津,哪里的河津?”河津人一急:“嗨,北京、天津、河津,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白活了!”

富起来的河津人当然也懂得另一个规律:“企业家寻求政治上的保护,是他们的天性。”于是,有的民营企业家、个体户和腰缠万贯的人就把争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他们跻身政界的首选,竞争村民委员会中的职位,是他们的另一选择。

按理说,企业家寻求政治地位,竞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委员会成员并无大错,这是他们的民利。但是,在民主制度尚不健全,选举办法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情况下,贿选还是发生了。

2001年,新华社披露的河津市人大代表贿选案,一举惊动中南海;2003年,人民日报披露的“230万元巨款买村官”案,创共和国之最。在干部任用选拔和各种选举中,其他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在这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民营企业家参政,干预市、乡、村里的主要工作,成为河津的又一特色。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贿选与不选举、假选举相比,似乎透着某种进步;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来看,用现代政治学观点来分析,贿选则是民主政治的一大毒瘤!

窗户打开了,蚊子也会飞进来。一方面是高涨的参政热情,一方面是富人参与的“黑金”政治;一方面是激烈的竞争,一方面是裸的贿选。喜忧参半,优劣并举。2006年6月,从垣曲县委书记岗位上调任到河津任市委书记的崔可信,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和从政为民理念的崔可信意识到:飞速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清明的政治环境,带来的只能是畸形的社会,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全民道德集体缺失,腐败在所难免,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

怎样才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一片文明政治的蓝天?崔可信感觉到自己肩上压着新的担子。他一方面做好全面工作,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治理有了思路,这就是:依照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与时俱进,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完善基层选举办法,从机关到农村,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让选人用人风清气正,斩断企业――政治的链条,铲除“黑金”政治,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这,也是他一个市委书记的职责!

他上任不久,面临乡镇领导班子的调整,有几个乡镇的乡镇长职位出现空缺,有想法的人很多,不少人开始“运作”起来,而且有人所共知的“后盾”。

崔可信的用人思路是清晰的:重要岗位看素质,一般岗位看资历,长远岗位看潜力,特殊岗位看专长。他在用人方面的作风也是出了名的:秉公办事,任人唯贤,谁要是想用跑官买官的办法来谋求一官半职,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有可能砸锅。

怎样配备好这些乡镇长人选,树立市委的威信,为河津的政治文明打好基础,做好典范,崔可信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基础上,首先在这一块开始了一系列创新。

民主推荐,是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个首要环节,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告诉他:如果按惯有的方法搞民主推荐,打招呼、拉票这些难以制止的不正当行为可能还会发生,推荐的科学性、真实性难以保障,民意有可能失真。

他不仅要得到推荐结果,而要得到真实的推荐结果。他不仅要知道民意,而要知道真正的民意!

崔可信当然清楚,历次民主推荐时,打招呼和拉票活动集中发生在组织决定推荐和开始推荐这个时间段,电话都打爆了!填写推荐票时,让推荐的人坐在一起扎着堆儿填写,你看我,我看你,怎么能公平和真实?

理念决定走向,细节决定成败!他不能让埋头苦干的老实人吃亏,不能让投机钻营的部分人得利。他向组织部长安排了准备工作后,没有让组织部门通知会议,而是让市委办公室在推荐的当天早上8点钟发出通知:乡镇主要领导8点半到市里开紧急会议。

市委办通知的会议,一般是工作会议,谁也没有想到是推荐干部!当他们知道会议的内容后,参加会议的人说“跑题了”,有想法的人说“没抓住”,以往的打招呼和拉票行为再没有机会发生。

推荐开始后,他让每个人坐一张桌子,相距两米远,填写推荐票的人不受任何监视,可以放心地填写你所信任的人。以往碍于情面,违背心愿的环境改变了。

乡镇干部说;崔书记搞了一次突然袭击,我减少了不少麻烦,没人托情,没有拉票,我没有受到干扰,填写票时,没人监视,我心里坦然。我坐在封闭的会议室里,看到的是一片晴朗的天空。

这样就能保证推荐的真实性?通过这种办法选拔的干部,群众就能公认吗?崔可信还是不信,他还有他的办法。

无记名民主推荐之后,他又亲自同乡镇党委书记逐一谈话,进行实名推荐。实名推荐之前,他特别向乡镇党委书记提出:“你的推荐要向组织负责,向人民负责,同时要向你负责。如果你推荐的人同你搭班子,你这个乡的乡政府工作没有做好,你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主要责任是乡长还是你?”

乡镇书记们掂量出了这句话的分量,这不是推荐乡长人选,而是推荐自己!推荐自己的人格,推荐自己的未来!

这一张普通的推荐票,能随便填写吗?

一个人们习惯了的民主推荐,在这里有了一个良好的氛围,一个民主推荐中难以制止的不良风气,在这里没有了滋生的空间。“真实意思表示”这一经济法律用语,在这一纯政治场合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其他各阶层的推荐中,崔可信始终把推荐结果的科学性、真实性放在第一位,他不断创新方式,完善程序,从而保证了推荐的质量,提高了人们的信服度,为选用干部走活了第一盘棋。

在考察环节中,崔可信认为,对已经列为考察对象的人进行惯有的考察,很容易走过场,很难考察出真实结果,群众对此颇有微词,不利于激励干部以后的工作积极性。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除了按常规考察外,特意让组织和人事部门搬出考察对象近三年来的年终考核成绩和群众评议进行“晒账”,然后作出全面综合评价,为组织研究讨论提供详实的考察报告。他说:考察,不能只当成一种形式,而要有实在的内容,考察对象的平时工作表现,群众最清楚,不提拔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难道用不称职的吗?

这一“晒”,果然晒出了一个新的机制,晒出了用人导向,晒出了干部的责任。

他还提出用人的另一标准:“孝敬父母、善待配偶、诚实守信”。崔可信说: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有着令世界敬仰的传统美德。“相敬如宾”的成语故事,就发生在河津市清涧镇清涧村。我们的干部如果连起码的道德也丢了,谈何忠诚于党,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一滴水可以见太阳,这个标准再起码不过了!

后来,由宣传部门对考察对象进行这一标准的考察时,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全国许多媒体竞相报道。人们普遍反映说,由这样的人主政河津,选用这样的人担任领导干部,社会风气不好转,那才是怪事哩!

崔可信用他求实的理念,务实的风格,科学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创新的方法,选用有能力的人,群众拥护的人,端正了河津的用人导向,净化了河津的用人风气,赢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在他任职的3年多时间内,由于工作需要,提拔和调整了近300多名干部,但没有人反映用人不公,没有人提出异议,平稳过渡前所未有。群众说:现在的河津是:跑官要官没路,买官卖官没门,贿选拉票不通,要想当官,只得去赢得群众的信任,用实心出实力去干好本职工作了。

有一位在乡镇兢兢业业工作了多年的副职干部说:我没有找过崔书记,也没有托人说情,我没有想到市委提名我、人民代表选举我担任乡长,我不努力工作,天理难容啊!

这位干部上任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体重下降了20多斤,病倒在工作岗位上。领导和群众关心地看望他时,他发自内心说:我就是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也无法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呐!

在赢得群众信任的基础上,在以后进行的市乡两级人大、政府换届选举中,崔可信把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进行了大胆创新,采取了一系列过硬的措施,保证了党委意图的顺利实施,盛行一时的“黑金”政治开始收敛,贿选之风得到了遏制。有人说,崔可信像俄罗斯的普京,他却说,不要过多地比较,请拿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标准来衡量我就行了。

2008年下半年,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开始,部分民营企业家准备以金钱做后盾,为自己或代言人谋求村委会中的职位。

河津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换届选举领导组,市委、人大、政府的主要领导任副组长,纪检、组织、公安、民政、农业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并做了详细分工。四大班子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市直单位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部驻村包点,督查组进行督查。一个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

崔可信在动员大会上做了讲话,并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强调他的观点: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大国,宗法社会由来已久,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党决定在农村实行最广泛的基层民主,让农民选举自己的当家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民营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公认的,他们参加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正当的,有的是人民群众从心眼里欢迎的,当选也是众望所归。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参选,必须严格禁止。我们要保障村民的选举权利,同时要保障村民正确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我们要求农民投票选举出自己的当家人,更要保证选出好的当家人。整个选举过程中,一定要风清气正,保证农村的政治清明,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保障农民的利益,为农村的长治久安奠定良好的基础!

换届领导组还针对以前发生的贿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提出针对性措施,对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候选人的条件、候选人怎样承诺、承诺由谁来把关、出了问题怎样解决等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选举工作开始后,有一个村的村民因为对投票结果不满意撕毁了票箱,公安机关马上对他采取了行政拘留措施;有部分乡镇干部违反规定,纪检委立即立案查处;有一个竞选者未经选委会同意,向村民发出不正当的承诺,乡镇干部迅速予以制止;一个民营企业家采用不正当的手段竞选,领导组马上进行调查。

选举工作中,崔可信发现有个别地方出现了偏差,选民正当的选举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他又一个乡镇一个乡镇进行调查研究,及时予以纠正。

市委用坚强的领导决心和得力的措施,刹住了一股又一股歪风,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市148个村民委员会全部顺利选举产生。

选举结束后,河津市又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全方位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基层民主政治有了一个更加明亮的天空。

河津人在总结河津市由贿选成风到政治清明的转变时这样说:公生明,廉生威,无欲则刚。崔书记心里装着百姓,组织原则强,他是用他的理想和信念、创新精神、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施政的,这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干得有模有样!

2009年9月,崔可信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运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他在前任领导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对政法干部作风纪律整顿。同时,他在反思自己在河津工作中有哪些问题和不足。他认为:乱世出重典,矫枉必须过正是必要的,但是,天天往地里撒药,也不会长出好的东西来,灭虫除草之后,还要有新的作为。

政治清明篇3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27）

摘 要：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曾起到积极作用，它为封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途径。但由于封建统治者自身的腐败，造成贿赂成风。主考者为一己之私利而泯灭人才，考生则为进官而卑躬屈膝，造成科举制的消极面扩大。

关键词 ：科举制；弊端；明清政治；衰落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2-0244-01

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官员选拔制度。它始创于隋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前后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历史上无论是任何朝代，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有相应的选官制度来选取人才巩固其统治。科举制创于何时，历来颇有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一为创立于隋；二为创立于唐;三为创立于汉。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同的意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科举制创立的标准存在分歧。今人对科举制创立的标准提出了科学的看法。狭义上的、严格意义上的科举制是以进士科出现作为起始标志的。然而根据大量的史料证明隋朝时已有了进士科，所以科举制创始于隋而确立于唐的观点是较稳妥的。无论哪一种制度或政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毫无弊端的，科举制度也一样。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之久的科举制，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发挥了正能量，选拔了一批有用的、优秀的官员。科举制度为封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但由于统治者的自身腐败，造成贿赂成风。主考官为一己之私利泯灭人才，造成科举制度走向消极。

科举制度的弊端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有记载：“是时吏部之法行始三十余年，虽已弊矣而未甚滂流。官纪已絮乱，麟得之后，不甚其弊。”此后，科举之弊的记载不绝于书。

一、上层统治阶级对科举的干扰和对寒门知识分子的打压

上层统治阶级凭仗权势对科举考试横加干涉。特别是唐中后期，由于政治的腐败，请托之风更加盛行。一些公卿大臣因其掌握荐举权，也贿赂公行。有些考生为了达到及第的目的也不择手段。在《太平广记》写李君的一文中这样写道，李君多次科考不中，在绝望中却碰到了公然标价出卖进士的侍郎郎君，要钱一千贯可致及第。于是李君交上一千贯钱，明年果然及第。《太平广记》并非官方史料，而是民间的一本小说，但也能反映和揭露唐朝官场的丑陋以及唐代科举制度中营私舞弊的黑幕。因为取士大权被官僚集团所把持，公卿大臣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并通过亲友、门生故吏的关系竭力控制着进士科，使其子弟的科考及第，而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空怀济世之志，上无朝廷附离之援，下无乡曲吹煦之誉，单纯期待知举者的公正。因而寒门子弟受到其打压和排斥。在大中十四年，中书舍人裴坦知贡举，“时举子尤盛，进士过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士子”。而诗人刘虚多次应试不及第，在考场向考官献上一首诗”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尤着麻衣待主公“写出了诗人二十年失意的痛苦。在这种黑暗的科举幕后下，充斥于士子当中的亦是一片污浊空气。人们专在搜寻关系上做文章，绝大多数入士无门的知识分子曳裾于达官门下，向他们投书行卷，恳求他们哀怜其不幸，赏识其才干，拔之于泥途。为了取得援引，士子们投机钻营不惜降低自己人格的卑劣低声下气阿谀奉承。就连一代人望的韩愈也不免于此。

二、科举本身所带来的功名利禄

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倾斜，因为士子们一旦金榜题名，便有了异于常人的声望和地位，不但自己终生为名人，还可以光宗耀祖。所以父教其子、兄教及弟、姐劝其夫，无所易业，一时间“四方观听，希其风采”影响着一代世风。在这样的观念和社会情况下，知识分子只有把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和价值的希望寄托在科举功名上，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条布满污浊的人生道路，并且终生无悔。不知多少文人将一生光阴抛却在名利场上，甚至抱憾终生。

三、考试内容和方法

唐初进士科只考策文，高宗时又添加了试贴经和杂文。“贴经”在明经考试上已暴露尖锐的问题，考官为了解决考生众多，录取名额有限的矛盾，在试题上大做文章，往往选择似是而非生冷孤僻的经句刁难举子，举子们则揣摩考官的心理，专将一些孤僻幽隐的句子收集在一起编成诗赋。举子们把数十万字的经文及注疏熟背下来本身就耗费掉许多精力，光是贴经这一项考试内容就已经让学子们招架不住了，何况还有策文、杂文这两项考试内容。杂文包括表、论、赞等文体其考试内容真可谓壮观，造成了学子们一生光阴都浪费在其繁杂的考试上，待到金榜题名之时也已老矣。然而，到了明朝，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成的文章，反而不重视考生的实际知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还是创造力、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八股文内容空疏，接近于一种文字游戏，虚耗了无数人士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能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因此，不少人将大明江山的覆亡归结于八股取士制度的实施，将八股文的危害提升到贻误国家社稷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张宝昆．大规模教育考试社会控制功能研究[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2]刘海峰．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政治清明篇4

党的十报告提出“建设廉洁政治”，这在党执政后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党不仅把反腐倡廉建设看作是党内事务，而且当作关涉国家政治走向的重大问题来对待，体现了党对反腐倡廉的认识更深、站位更高、视野更宽、要求更严。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把廉洁政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来认识和把握，努力推进廉洁政治建设。

思想高度重视。近些年来，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和地方易发多发，党和政府一再要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但是，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此置若罔闻，有的甚至“顶风上”，滑进了腐败的泥潭。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务必使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对建设廉洁政治问题重视起来。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政府对人民做出的庄严政治承诺。说：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我们要警醒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建设廉洁政治，才能提供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安居乐业所需要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效率，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对如此重大问题，岂能轻视？

目标始终如一。廉洁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它内涵丰富，主要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干部清正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基础。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干部，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自身是否清正，直接影响政府的清廉和廉洁政治的建设。每一位干部，都应该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自觉增强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各级政府必须对干部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使广大干部自觉遵守廉政准则，绝不滥用权力、。政府清廉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关键。政府是公共权力部门，政府的廉洁、廉价对于实现政治清明和廉洁政治至关重要。各级政府必须牢记，清廉是人民政府的本质属性，要把清廉的要求与公共权力的行使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政府服务的公正性和政府运行成本的低廉性。党和国家要依法保护、鼓励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只要人人负起责任，把政府置于人民监督之下，政府就不能懈怠，更不敢腐败。政治清明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核心。政治清明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种健康形态。它表现为法纪严明、权力透明、决策英明、用人贤明、为政开明，是一种良性的社会互动与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实现政治清明，最重要的是执政者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通过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基本社会制度，不断推进社会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不断密切执政党及其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和谐关系。

工作扎实到位。建设廉洁政治是一项内容复杂、参与面广的系统工程。应切实把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要求放在政治文明大局中筹划，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体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落实。总的要求是，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了把这“一条道路”、“一个方针”和“一个体系”落到实处，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促进科学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廉洁政治的核心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坚持惩治和预防的统一，既有效遏制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又切实形成防范腐败的体制机制；坚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行统筹谋划，明确每一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方向、重点任务、关键环节、重大举措和工作要求，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使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工作整体推进。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到位，才能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开创建设廉洁政治新局面。

政治清明篇5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牢固树立纪律观念，确保干部清正

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纪律，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厉行工作规程，做到令行禁止，保证中央政令畅通。”

党的纪律是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当前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不满意，其中少数党员干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我们要警醒。党员干部是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导航员，是人民的希望和期盼。今天，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复杂、严峻的，新的历史方位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忧患意识新的内容。因此，只有首先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纪律观念，筑牢了思想防线、制度防线、惩处防线、自律防线，保证党员干部作风优良、廉洁从政，才能确保干部清正。

二、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扎实践行为民宗旨，确保政府清廉

“公生明、廉生威”，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廉洁是公信力的基石。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人民就不会相信我们能把其他事情办好，我们的一切工作和努力就有可能付诸东流。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持之以恒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注重抓好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但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社会反映强烈。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着力建设廉洁政府”，提出简政放权、管住权力、管住钱财、政务公开、简朴从政、依法促廉六项措施为廉洁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作为基层领导干部，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感、自警、自醒、自律，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确保政府清廉从我做起。

三、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努力优化政治生态，确保政治清明

政治清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政治清明就是要建成一个政通人和、安定有序、明礼诚信、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越是在改革发展的“非常时期”，越需有反腐倡廉的“非常之举”，越需要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政治生态是一个长期培育、持续建设的过程。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处于权力的核心，当他们出现贪污腐化行为后，所起到的示范效应就像冲击波一样向扩散，给国家，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最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事业的不信任、不支持。因此，实现政治清明，必须优化政治生态，加强民主监督，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用人观，尤其是要有正确的人情观，更重要的是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政治清明篇6

关键词：廉洁文化；德治思想；民本思想；修身自律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066-04

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人们总是渴望掌握公权力的人廉洁自律，公权力能公正行使，但总有人利用公权力为个人、家庭、小集团谋取私利，侵害公众利益，这就是腐败。腐败几乎与公权力同时产生，有腐败就有反腐败，就有对腐败的制约和批判。将公权力装进笼子里，推动公权力为公众服务，这就是廉政建设和廉政实践。在廉政实践中产生廉洁文化，廉洁文化在廉政实践中发展，推动并引领公权力廉洁从政。

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廉洁文化传统，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楚辞・招魂》里就有了“廉洁”一词的出现：“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廉洁”时认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

相传我国古代父系氏族社会中，就有了原始社会民主监督形式的最初萌芽。尧舜禹时期有了人们对贪贿的指责和对勤廉的赞叹，氏族首领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廉洁文化以朴素的形态出现。我国古代典籍《尚书》是上古时期王室档案文件的汇编，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其中就有关于廉洁的记载。《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勤政爱民的事迹，《尚书・皋陶谟》中提出了“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的“九德”，就是执政者应该具备的九种品质，其中包括“简而廉”，说明在上古时期“廉洁”成为民众对开明首领的道德要求和应该具有的品格。经过夏商周奴隶制时代和漫长的封建社会，开明的统治者为了江山稳固，都把廉洁作为政治规矩和伦理规范，提出过许多廉政理论和措施。

西周时期，“廉”已然成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理念。《周礼》对我国上古时期源远流长的廉政思想和周王朝风生水起的廉政措施做了细致分析和典型概括。《周礼・天官・小宰》中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官吏必须做到六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也就是一要善于公道办事，二要公平推行政令，三要尽职尽责谨慎勤劳，四要品行端正，五要严格守法，公正执法，六要明辨是非。说明西周以廉为规矩考察官吏的政绩，评裁优劣高下。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将“不慈孝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纳入巡察之列，要求官员清正廉洁。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几乎无不涉及廉洁政治这个重大问题。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家、政治家在推出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时都曾提出过倡廉反贪的主张，表达了对清廉政治的向往，要求为政者清正廉洁，力戒贪腐，造福民众。孔子倡导礼治，主张仁政，也反对贪欲、崇尚清廉，他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说的是掌权者提高自身修养、品行端正对正确使用权力的作用，品德正派的官员能将权力运用于为社会和公众谋幸福。孟子强烈谴责统治者暴敛贪利的行径，他的仁政思想在先秦儒家中是最为突出和典型的。荀子同样倡导王道政治，反对聚敛财富。道家强调无为而治，倡导清净无欲。老子认为，统治者应该效法天道，清净寡欲，减少对百姓的干扰。庄子更是强烈反对统治者的贪贿行为。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与廉洁的主张是内在的统一的。就提倡廉洁反对贪贿的呼声而言，法家在诸子百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法家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都极力主张严厉打击贪贿行为。诸子百家的言论，强调了为官者必须清正廉洁、持俭去奢，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以后到清代的漫长封建社会中，在专制制度的政治生态下，官吏的腐化贪贿是长期的顽疾，许多王朝的更迭往往都与积弊丛生、贪贿成风、腐败盛行分不开。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大都励精图治、政治清明，到了王朝的中后期，政治往往渐趋腐败，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内乱外患交织，最后人亡政息。因此，每个王朝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廉洁，大力倡导廉政，在各个朝代的一定时期内对于反腐倡廉、激浊扬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廉洁文化的发展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在廉政思想、法规、制度、措施等方面都做出过积极贡献。在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清官廉吏、贤人君子把廉洁品格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政治实践追求，如汉朝的贾谊、董仲舒，魏晋时期的诸葛亮、陶渊明，唐朝的魏征、狄仁杰，宋元时期的范仲淹、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明清时期的张居正、海瑞、顾炎武、于成龙等，他们的廉洁思想文化和廉洁政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极大地丰富了廉洁文化的思想内涵，是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对当前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有借鉴意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广大民众用口碑传唱等方式，颂扬他们心目中的明君清官，唾弃贪腐佞臣，在孕育和发展中国廉洁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史中，产生了耀如群星的明君清官，产生了浩若烟海的廉洁文化。我国传统廉洁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涉及哲学、政治、文化、教育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我国传统廉洁文化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德治思想。德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命题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廉洁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德治思想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影响至今。儒家的德治思想强调为政以德，把“德”作为政治的根本要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就是说为政者有高尚的道德，民众就会像群星环绕北斗星一样拥戴他。孟子、荀子、朱熹等儒家代表，在孔子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儒家认为，统治者应该以道德作为安身立命、经世济民、安邦定国、教化天下的根本，君王作为最高的政治权威，也应当成为臣民效法的道德权威，才能实现国泰民安。儒家政治思想重视各级官吏的政德、官德、廉德，提倡做官要清廉，要注重礼义廉耻，主张以德选官治吏，要求国家选拔与任命的官吏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要求举纳忠良英才，严惩贪官污吏。儒家德治思想主张以德教民，重视用道德教化百姓，主张发挥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认为对民众实行德教、德治比实行惩戒、刑治更有效，可以培养人们的“知耻之心”，使其自觉遵守等级秩序，服从政治统治，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儒家德治思想强调执政者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对道德身体力行，以自己为榜样和模范来影响广大百姓。秦汉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人们在深刻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更加认识到德治是安邦定国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汉朝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确立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后来经过宋明众多理学大家的逻辑论证、理论思辨，德治思想最终一个比较完善的系统思想体系。德治思想包含着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思想精华，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居于主导地位，这与它所倡导的德治思想有密切联系。

第二，民本思想。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廉洁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廉洁政治的价值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君宁”。到殷商至西周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从夏桀、商纣的亡国以及当时的斗争中初步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开始重视民众。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显示出来。孔子较早提出重民富民思想，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孟子在理论上最先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主张君主应施行“仁政”，为民解忧，与民同乐。荀子则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荀子・王制篇》）。把君主和老百姓比喻成舟和水的关系。汉唐以后，统治者从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的教训中认识到民众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并把舟水之训奉为座右铭，促使他们采取重民、利民的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唐太宗李世民最为典型，他以秦汉暴君以及隋亡为前车之鉴，民本施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发展丰富了廉洁文化的内容，影响了官僚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在客观上遏制了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当然，传统民本思想总是和维护封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张以民为贵的思想家都推崇王权，主张等级制度，这就注定了民本思想不可能对君主进行有效的制约。尽管如此，传统民本思想仍然是古代廉政建设的指导性理论，是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宝贵资源。

第三，修身自律。修身自律就是修养身心，使人的心灵纯洁，使人的本性不受损害，通过自我反省体察，使身心达到完美的境地。修身理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锤炼塑造优秀人格的重要途径。儒家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修身理论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格价值理想。儒家把修身立德、正己正人、完善人格看作做人做官的基础和前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推崇的人生价值理想，而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把修身作为根本，都要从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开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雍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在如何修身律己的问题上，孔子提出了“见贤思齐”的观点，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孟子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他把人生修养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曾子主张“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的自省完善自我的人格锤炼修养。儒家主张的修身虽然是自我修养，是“内圣”，但它不是仅仅要求独善其身，洁身自好，而是强调修身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外王”，是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而达到修身更为重要的目标。从先秦思想家到宋明理学的朱熹、王阳明等理学家，在修身理论上不断完善发展，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树立修身自律的严格标杆，坚定为官场清明、社会廉洁而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第四，重义轻利。义利观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之一，它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汉、宋明、明末清初几个发展阶段。古人对义利问题非常敏感，义利问题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义，是社会普遍的道德要求；利，则是个人的私利要求。义利之辨涉及人们在道义与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问题上的观念和价值选择。孔子思想中，义利是衡量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惠。”孔子在义利关系中坚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他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强调义的重要，把义看得重于生命，提出了“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荀子则明确表达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主张。

墨家在对义利问题的看法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要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法家肯定人们谋取的正当利益，提出利用人的好利畏罪的心理推行法治。道家对社会变革态度消极，主张义利俱轻，排斥主观追求，不为功名利禄所动。

儒家有很强的重义轻利思想。在处理义利关系时，把义作为第一位的必须坚持的。儒家重义思想，并不是排斥个人的追求，贬低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只是当个人的“利”和群体的“义”发生矛盾时，儒家更注重群体的道德要求。汉代以后儒家的地位逐渐上升，儒家重义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汉儒董仲舒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宋学家朱熹也曾言“君臣有义”。义也始终作为处理文官系统和历代君臣关系的标准。君臣都当按照“义”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否则便称不上明君贤臣，国无明君，朝无贤臣则国必倾颓。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以“廉德”为核心理念的廉洁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廉洁思想重要理论基础，也成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价值追求

第五，崇尚节俭。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绵延五千年礼仪之邦的优良品质，是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效法门。崇尚节俭，历来都是各行人士的行事准则。从明君贤臣到诗礼之家再到平民百姓，都把尚俭节约、惜物惜时作为一种美德来提倡和施行。自古至今，在俭与德、奢与恶的问题上，很多有志之士都有相似警语。在先秦思想家中，孔子一生尚俭，他把俭与温、良、恭、让一同列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荀子最早把节用同生产的发展和增长联系起来，对节俭思想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墨子将节俭视为对一切人的要求，而且对衣、食、住、行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并且身体力行。墨子云：“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老子主张“少私寡欲”“知足常乐”，不贪图名利财物，要在简单质朴的生活中体验纯洁的生命乐趣。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曾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指出了清静节俭与修身进德的关系。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古代思想家们提倡以俭养廉，寄希望于执政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保持勤俭淡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受物欲诱惑，不追求奢侈享受，进而实现清正廉洁。在汉语中，关于节俭的成语、格言、警句、谚语不计其数，如“克勤克俭”“节衣缩食”“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赞美勤俭节约之道，热情讴歌节俭美德，底蕴丰厚。内涵深刻，也突出反映了崇尚节俭的思想。中国历代有众多的政治家以节俭为修身养性之准则，治国理政之法宝。

第六，重典治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吏治腐败尤其是王朝后期的吏治腐败是较为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自先秦至明清吏治腐败的顽疾一直延续，未能根治。最高统治者们明白，要想保持王朝的稳固和长治久安，必须建设廉洁的政治、廉洁的官僚系统，廉政先要廉吏，治国先要治吏。一些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为维护政权的需要，特别重视吏治，在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奖励和惩治方面提出了许多主张和对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贪官污吏，造就了一批清官廉吏，促进了古代的廉政治理，在一定时期内对于维护统治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夏朝时起，就有了惩治贪官的立法。《左传》曾引用《夏书》说，夏时有“昏、墨、贼、杀”的规定，“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即“昏”是自己做了坏事而又掠他人之美名；“墨”是贪得无厌，败坏官位；“贼”是肆无忌惮地杀人，按照夏朝法律的规定，这三种犯罪，都要处死。在古代的治国思想中，法家是力主法治的，虽然汉代以后儒家的德治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也不可能丢掉法治，法家的思想和主张一直在发挥作用，“乱世用重典”、“重典惩贪治吏”的思想常见于古典文献中。战国时期魏国宰相李悝制定的《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法典，体现了以刑惩贪的基本要义。秦代奉行法家的治国思想，其治官之法从商鞅变法时已开始形成。汉代的时候，对官吏的法治化管理也非常严格，法律规定，有贪腐前科的官吏三代不得做官。魏晋南北朝时期，《魏律》、《晋律》的颁行使惩治贪腐的法律趋于细密。唐朝时制订的《唐律疏议》，把有关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辽宋夏金元各代，基本上沿用唐朝依法治吏的方式。明朝是我国古代史上非常有名的重典治吏的封建王朝，明太祖朱元璋非常痛恨贪官污吏，亲自编写了总共236条的明《大诰》，其中惩治贪官罪的有150多条，明朝初期惩治贪官之严酷实属历史罕见。治国必先治吏的思想，到了清代成为清初统治阶级重要的治国思想，清代前期把惩治贪腐作为加强吏治的重点，《大清律》规定了对贪官污吏可以处以抄家、罢官、直至处死的刑罚。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表彰和重用廉吏，把他们树立为廉政的典范，作为官员学习的楷模。纵观古代历史，虽然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吏治，终归是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均造就了一大批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官吏，当我们仰望中国吏治的星空，会发现这些巨星耀眼的光芒。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与贪贿做斗争的廉政建设一直在延续和发展，指导廉政建设、规范官吏行为的廉洁文化也在传承和弘扬，廉洁文化思想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

廉洁文化有助于增强官员的自我约束能力和清廉价值观的形成。我国古代廉洁文化思想重视官吏的道德教化和道德自律，促使官吏提高道德觉悟，明辨清廉为官之道，树立报国忠君为民价值追求，提高官德，使官吏从思想上“不想贪”。重视制订廉政法规，加强监督监察，使官吏在制度上“不能贪”。重视奖惩机制建设，主张重典惩贪，使官吏有所忌惮而“不敢贪”。自先秦以来，歌颂清官，鞭挞贪官，就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陶冶和造就了历代的仁人志士和清官廉吏。这些仁人志士和清官廉吏成为民族的脊梁，代表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主流，他们的故事经过多种形式代代相传，可谓家喻户晓，光照千秋，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习效仿的楷模。这些清官廉吏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体现的刚直不阿、忠言直谏、奉法循理、廉洁清正、勤政爱民等的品质风范是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熏陶和教育出来的典型，传承和弘扬了廉洁文化、廉洁价值观。

廉洁文化发挥着稳定政治秩序的作用，促进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出现的盛世景象和王朝中兴局面，大多是开明帝王、清官廉吏从践行廉洁文化思想入手。在新的王朝建立的初期，统治者们往往亲眼见证了前世王朝的、世风日下，警惕前朝覆亡的教训，继承和发扬廉洁文化传统，重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轻徭薄赋开创出一番盛世伟业。历史上有名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这些局面的出现，都是同当时的统治者在推行廉洁政治方面的努力分不开的，廉洁文化思想也能成为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宣王中兴”“少康中兴”“光武中兴”“元和中兴”等王朝中兴的局面，往往是在王朝由盛转衰、政治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发生的，实在难能可贵。分析发现，这些中兴王朝无不面临着政治腐败的大问题，能够由乱到治、由弱到强，他们的中兴举措一般都是从抓廉政开始的。通过调整统治政策，整肃吏治，惩贪倡廉，倡导廉洁文化，扭转社会风气，缓和阶级矛盾，促进了当时的政治清明、政局稳定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事实说明，弘扬廉洁文化思想，重视廉政建设，对于促进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政治清明篇7

一、清代职官制度研究

清前期职官结构的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王文明《试论清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前期的官制调整幅度大，总的趋势是加强皇权，并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性质。李兴荣在《试论后金"八王共议"制度》（《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努尔哈赤本意效法汉人立皇储，无奈屡屡受挫，只得以"八王共议"来维护政权稳定。由于与中央集权的趋势相抵触，故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杜家骥《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八和硕贝勒是八旗旗主，但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统属关系。姚念慈《天命年间都堂初探》（《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天命六年至八年间都堂的发展脉络，作者指出它实质上是一次限制"八王共治"的不成功尝试。赵志强《论议政处与清代前期之决策》（《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一文，在详细比较了清前期议政处的职责和功能后指出，清前期决策中枢以皇帝为核心，由议政处、内阁和各部院首脑组成，三者之中，"以议政处为最重要"。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另一种见解，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有自己的衙署，即议政处。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顺治帝废除内务府，设立十三衙门，目的在于防止皇室亲贵干政以及便于重用汉官，但由于宦官弄权，满州贵族在顺治帝死后便将其撤消。祁美琴《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本质上说，十三衙门是顺治帝在清朝统治初期对原有内务府一次不成熟的改革。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南书房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论古谈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和其他文娱活动方面的研讨和消遣，对康熙时期南书房的政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

围绕军机处的研究，赵志强有《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和《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三篇文章，前文从档案材料考证，军机处的设立时间是在雍正八年十二月，后两文则指出内翻书房和户部军需房与军机处既密切相关又互不统属。刘绍春《军机章京权责利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军机章京的具体工作要求和管理情况，指出它与会典记载大有出入。任清《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为清帝所独创的奏折制度，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而奏折的广泛使用，又将军机处推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省级政权中职官的研究，林乾在《近十年来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一文中，归纳了90年代以前10年中清代督抚制度的研究情况。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督抚总揽地方事权，机构精干，彼此监督，相辅相成。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各朝选任督抚的情况，认为督抚是清代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而其贪墨又加速了清政权的衰落。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督抚在地方官选用中的作用和地位。

省级以下政权职官的研究，毕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州县衙门也较好地完成了统治者交给自己的任务。秦富平《清朝的县级政权》（《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一文则认为，知县独尊的局面直至清末才有所改变。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地方基层政权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状况，并指出，里甲制的失败，是雍正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重要原因。吴吉远《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朱金甫《清化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两文都认为，胥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一文，则分析了清代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的职责与素养。

除此之外，近期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吕美颐《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韦庆远《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晏子龙《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年）等。

1993年5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郭松义、李新达和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一书，它是国内清代典制史研究的一部专著，书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监察、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值得一读。

二、清代政策研究

在此专题研究中，涉及清代民族政策、清初政策、经济政策、八旗旗务政策、选官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政策研究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广度与深度也不断得到加强。其中，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民族关系与边疆政策，均属此方面有代表性的专著。

论文方面，王钟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总体性概括，指出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希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两文，从具体条文角度，论述了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杨选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和苏钦《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两文，则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法制与法制建设的举措。穆渊《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和王熹、林永匡《叶尔羌的官方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两文，还分别从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清政府的边疆地区民族经济政策和策略。对于"改土归流"的研究，近期也有所加强，日本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朝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民族问题》，1991年）和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两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此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初政策研究。魏千志《从清初五大弊政看当时的社会矛盾》（《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一文认为，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法是清初五大弊政，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执行错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多尔衮对明皇室由笼络改为打击镇压，这一重要政策的改变，并非个人好恶使然，而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孟昭信《试论清初的江南政策》（《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则指出，清初多尔衮在江南执行的高压政策，直到康熙时才得以全面纠正和调整。

经济政策研究。郭蕴静《谈谈清代的重商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与历代王朝相比，清政府更重视商人和商业经济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王纲《清代禁酒政策》（《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崇德八年起，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酒禁政策，在后期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俞玉储《清代前期漕粮缓改折概论》（《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根据清初土地荒芜的情况，统治者适时调整政策，采取了"征熟免荒"的办法，并逐步加大蠲免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彭泽益《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则指出，户部控制各省财政，是解款协拨制得以推行的基础。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认为，耗羡银为田赋附加制与补助金制度的结合，是地方财政体制形成的标志。

关制与八旗政策研究。日本香坂昌纪《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1992年第5期）一文认为，雍正帝关差废止措施是财政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赵秉忠、白新良《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为解决八旗生计，在赈济银两、赎买旗地之外，又有出旗为民和京旗移垦的政策。

选官制度与政策研究。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清朝科举的"分省取士"和"分民族取士"的特点。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举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一文则对清代57名状元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清政府为保证科举的公正性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及其原因。美国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一文认为，清代实行科举制，"掩盖了政府官职对下层社会的排斥"。此外，袁昌顺在《试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清代官员铨选的籍地、姻族、师生和拣选四种回避制度，郭成康、林铁钧的《清代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则考察了清代诸多重大文字狱的情况。

三、清代政治人物研究

清代政治人物研究，尤其是有关清代皇帝的研究，近年最为活跃。

在清代帝王的总体评价方面，李治亭、王桂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朝的灭亡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起义，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正是他与皇太极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郭长庚在《应重新评价康熙帝》（《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康熙帝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并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最佳时机，关于雍正帝继位之谜，史学界仍有两种观点。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据《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二年十二月条文所反映的情况看，康熙帝因宏爱乾隆帝而传位于其父雍正帝，并非荒谬。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①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则根据满文朱批奏折，认为允＠①被康熙帝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雍正帝收缴并销毁大量奏折与朱谕，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夺位行为。

在清代帝王的统治思想、统治策略的评价方面，研究文章亦不少。其中，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以幼冲继位，在许多方面延续了世宗政治，但在秘密建储、军机处与内阁双轨辅政制度、用人政策等方面则有较大的改革与变通。赵秉忠在《论乾隆出巡》（《北方论丛》1990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乔治忠《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一次大的清理和总结，它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近年来还出版了多部乾隆帝传记，如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研究论著，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乾隆皇帝一生及其时代的特征。

此外，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更对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探索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

作为清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嘉道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中的若干领域，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提出，嘉道朝处于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口，应注意整体研究。李尚英《嘉庆亲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嘉庆帝亲政一年，在政治、经济和宫廷方面进行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指出，由于清代社会各种矛盾更趋激化，社会积弊日深，致使嘉庆帝的改革并未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与1992年第4期相继发表《关于"和＠②shēn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和《嘉庆嗣位考述》两文，前文认为嘉庆帝铲除和＠②shēn，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后文则指出，乾隆帝多次秘密建储失败，在无嫡子可立的情况下，＠③yóng琰才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还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嘉庆帝的传记。赵秉忠、白新良的《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一文认为，道光帝惩贪过宽、治军不严、改革不坚，加速了清朝国运的衰落。1992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则出版了冯士钵、于伯铭的《道光传》一书，书中对道光帝的一生及其治国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其他清代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论文亦不少。其中，周晓光《多铎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多铎在皇太极时代与多尔衮时代的不同遭遇，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杨友庭《论郑成功的军事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总体而言，郑成功的军事思想是基本正确的。张晓虎《董鄂妃死因新探》（《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一文认为，顺治帝逼死胞弟博穆博果尔之福晋，两人的爱情危及满蒙贵族利益，导致董鄂妃被孝庄太后逼死。而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则提出，董鄂妃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清史论丛》1993年）一文认为，广西巡抚傅弘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而尚之信则既是叛乱的参与者，又是其牺牲品。王思治《索额图其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指出，索额图既以助康熙帝清除鳌拜而发迹，又因助太子"潜谋大事"而身败名裂。杨珍的《索额图研究》（《清史论丛》1996年）一文，还从多角度研究入手，分析了索额图政治心理特征的家庭因素。高翔《尹继善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认为，尹继善是一代经世重臣，任两江总督期间政绩卓著。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指出，噶尔丹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建树，但分裂祖国，走上覆灭道路，却"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迄至1996年为止，由何龄修、张捷夫等人主编的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一书的上编部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至第九卷，涉及乾隆朝之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该书体例严谨，文字流畅，其立论与评价也颇为公允，是清代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成功著述。此外，清代人物传记方面的著述，尚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和周刊《清宫流放人物》（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有关李光地研究的文章，也相继出版与面世。

四、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研究

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是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因此，有关研究成果亦多，涉及面甚广，现介绍于后。 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17至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大争论后，指出"礼仪之争的神学分歧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向背才是本质"。李治亭在《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封建统治者多次拒绝西方文明，使中国社会转轨化为泡影。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康熙帝因罗马教廷掀起礼仪之争而禁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乾隆帝则广泛使用、严格限制西方传教士，两者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聂德宁的《明末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对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察，作者指出，澳门的主权一直归中国所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何瑜在《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康熙帝晚年强化海疆闭关政策，是内外政治交相压迫的结果。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政府在禁南洋案问题的决策上受到了东南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并受到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制约，反映了旧政治体制已丧失活力。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则分析了闭关政策在乾隆朝的表现。

余定邦在《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关系》（《东南亚》1992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了从1664年到1766年中泰两国官方交往的记录，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清朝与琉球的关系研究方面，秦国经《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一文，对记录中琉友好往来的文书的形式、种类、格式、特点及其价值作了考察和研究。此外，杨冬荃《中国招抚琉球史实考》（《海外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琉球曾在三藩之乱时，向耿精忠进贡过硫磺。

中俄关系是近年中外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周祚绍《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1991年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以守为主，而彼得一世又无力向东扩张，"于是形成了不太短时间内的和平状态"。日本涩谷浩一的《俄清关系和罗连茨·兰格》（日本《东洋学报》第72期）一文，根据18世纪初参与中俄两国交涉事务的罗连茨·兰格的日记，探讨了俄罗斯观察清朝官员的情况。王少平在《中俄恰克图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俄贸易是建立在恰克图贸易条约基础上的平等互利贸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说，它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1995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希隆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书，该书在充分利用近年来出版的中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有关清代中俄关系的问题。 五、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

有关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也获得一定进展。阎崇年《论宁远战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一文指出，明朝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明与后金双方各有胜负，这是双方兴衰之势的客观反映。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军入关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和激烈冲突的结果。朱永安《弘光政权速亡探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南明政权种种政治举措进行分析后指出，联清灭顺、内部纷争、政治腐败、丧失民心，是弘光政权迅速灭亡的原因所在。王戎笙在《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中认为，"遗诏"乃孝庄太后等人所炮制，它的目的在于抵制宗室诸王贝勒对四辅臣制度的反对。何龄修通过对许多支离破碎、隐讳晦涩史料的整理爬梳，陆续写出了多篇清初复明运动的论文，如《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朝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④kūn空敕案》（《清史论丛》，1993年），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总结了这些政治军事活动的许多特点。

〔日本〕黄一龙（伊东贵之译）在《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日本《中国：社会和文化》199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杨光先与汤若望、南怀仁有关天文历算的争论并非问题的关键，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选择荣亲王的葬期。王政尧在《简论清初收复台湾》（《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则指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康熙帝挫败郑经"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图"，都为完成统一台湾大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张仁善《康熙朝"明珠案"与"治河案"的关系》（《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提出，康熙帝因废立太子而借治河案罢黜明珠，而当太子党威胁皇权时，明珠一派便又得以复出。

王钟翰《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胤＠⑤死党的年羹尧对抚远大将军允＠①用兵处处加以掣肘，为胤＠⑤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有关他在青海毁寺庙、杀喇嘛的问题似不应过分夸大。对大小金川战役，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指出，金川之役为统治者轻易点燃，劳师縻饷，久而无功，是得不偿失的。关文发的《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反驳了关于蔡牵集团"官逼民反"的起义说，认为"其海盗性质十分明显"。

在有关清代政治事件的研究专著方面，1992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力图从政治和民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剖析，以此解释明清嬗变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清初三藩之乱进行了全面、动态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三藩的源起、历史作用及其必然归宿。李景屏《清初十大冤案》（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还分析了清初的一些重大冤案，力求从案件的分析中整体把握清玉朝统治集团的发展脉络。

六、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

近年来，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在清代政治史研究中，是一个为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因而取得了许多成绩。

在总体研究方面，秦宝琦《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范畴、性质与社会功能、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脉络等问题，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莉在《论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兼论会党的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的会党是以乡村城镇的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目的、利用传统歃血为盟为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马西沙《白莲教辨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对于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不应统称白莲教。李尚英《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则对清代八卦教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此教进行了正名。

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研究上，争执最为激烈的无疑要数"康熙十三年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秦宝琦坚持乾隆说，他的《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其创始人是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在《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他还强调指出，清代秘密会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渐完善过程，洪门是乾隆年间秘密会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主张康熙说的文章较多，1993年《清史论丛》即登载了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和罗＠⑥《天地会的两个源头》三篇文章，依据大量可靠的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其创始人为万云龙。

1996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它是作者多年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系统总结，对于天地会产生的时间、背景、创始人、宗旨及其来源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为立论有据的一家之言。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评价说："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示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

此外，近年来还召开了十余次清史学术论会，出版了多部讨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清代政治史研究。而近期出版的有关清史总体研究成果的著述也较多，包括王戎笙为项目负责人的《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至1992年出齐），共十册；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何龄修、郭松义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清代部分。陈生玺、杜家骥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总体介绍了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清史研究的成果，并附有论文索引。1993年6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清朝系列帝王传。而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0卷"清时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可称得上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概括性成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题

＠②原字王加申

＠③原字禺加页

＠④原字昆加鸟

＠⑤原字礻加真

政治清明篇8

一流的国家和民族，必得有一流的政治精英。而一流的政治精英，必得有一流的大学教育。

中国素来有“治国理政”之学的优良传统。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精英与治国良才，皆经受良好的国家教育。而国家教育之昌明，又得力于国家政治之昌明。教育之昌明与政治之昌明，互为补充。

所以，就这一点来看，清华“治国”之学的延续，当是中国政治昌明之烛照与表征。

古代的官学，其实并非“官本位”之学，或“权术精英”之学，而是“治国理政”之学，是专门培养政治精英、高级官僚或治国良才的学术教育机构。可以说，它保证了政治选拔的精英性、权威性和高端性。它是“学而优则仕”儒家思想的典型表征。

某种程度上说，清华一方面传承了中国儒家优秀的“治国”之学的传统，即它是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官方精英教育，培养治国干才；

而另一方面，清华由 “庚子赔款”始建，从一开始就延续了西方大学的精英主义传统，历经百年而未间断，这又是中国其他大学所不及的。西方现代教育，侧重于科学、法治、民主和人本精神的构建。故此，清华在中国传统“治国”之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大学精神，即科学求实精神、人文精神和民主法治精神。

或言，清华背靠儒家传统，脚踏中西，会通古今，着力于塑造既有儒家治国平天下，又有现代西方以法治、民主、科学精神为依归的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精英，或能开“治国”之学的风气之先。

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若没有中国本土的精神传统，那么，它只能成为一所照搬别人、没有文化根基的大学，而且，它所培养的政治精英，将没有中国本有的天下情怀与家国意识；而如若缺少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精神，那么它只能培养旧时代的封建官僚，不能有新时代之特征。

中国历来有史官文化，从司马迁著《史记》始，至《明史》终，举凡二十四史（再加上《清史稿》，则二十五史），皆闪烁着史官文化的辉光，而这史官文化中，又有传统教育之功勋，可谓封建文官制度之奠基。

虽然文官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是文官传统和中国士文化中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精神却是中国文化精神之永恒标志。这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

某种程度上说，清华的教育，即是这种教育传统和士文化精神的延续。民族文化的薪火不但不能熄灭，而且还需越烧越旺。若要越烧越旺，则须注入新的精神内涵，这便是清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及“文理结合、中西融汇”学脉之坚守。

看看20世纪那些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清华学子吧。1920年代，正值中国新旧文化碰撞、新旧政局更替变换之际。而正是在1921年，清华“辛酉级”的五个学子开始了他们不同的政治征途。

这五人分别是：浦薛凤、赵瑞侯、罗隆基、闻一多和何浩若。他们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尔后又走向了不同的政治旅程，最后又有着不同的政治归宿。

闻一多虽转学美术，但一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旗手，最后为革命献身；罗隆基、何浩若皆是五四健将，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转学政治学，后皆成国民政府要员。

这一级的清华学生还有吴泽霖、沈有乾、萨本栋、潘光旦、王世圻、吴国桢等人。

分手后的清华同窗，开始各奔前程。“一大”召开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政策。何浩若于1926年回国后，即加入黄埔军校任第四期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担任了一团之长，开始了他的军旅报国生涯。

就在罗隆基日夜为“第三条道路”奔走的时候，他的两个清华同窗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扶摇直上。抗战爆发后，吴国桢任陪都重庆市长，抗战胜利后，吴国桢又接连上任中央宣传部长和上海市长。

何浩若则在1940年1月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处长、中央日报社社长、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等职。1945年又被选为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受衔陆军少将。

政治上的分野，并不能掩盖他们那种内在的清华人的士大夫气质。

当然，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界与政界，清华园中最具有士大夫精神的还有一人，维新志士梁启超。梁启超早年虽是“保皇党”中坚，但他后来的政治改良思想中，也融入了诸多现代的理念，而且，梁启超一生从未泯灭其政治理想，活跃于各党派之间，是数次政治运动的铁杆参与者。

梁启超的参政从政，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书生从政报国的精神。这种精神上承儒家道统，下启清华诸辈。诸如钱伟长、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巨擘，皆受此书生报国精神之启发。

梁启超这类人，并未沦落为简单的政客，而始终是怀有家国梦想与治国平天下胸怀的学人。梁启超的作用，或许并不是为中国政治厘清了方向，而是为后来的清华学子传承了一种士大夫传统下文人士子家国情怀的精神衣钵。

应当说，前五十年的清华扮演着民主与共和启蒙的角色，后五十年的清华则扮演着助推甚至是主导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之后，校长蒋南翔即着力于以培养新时代的“红色精英摇篮”为清华之新使命，可谓开“治国”之学的风气之先。

在今日的中国政坛闻人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他们的丰功伟绩，而且看到了他们作为新时代政治精英的新思想、新主张、新战略。

2002年底，胡温上台之初，即开启了为世人所关注的“胡温新政”。“胡温新政”的核心内涵即是和谐思想与民本思想。这个思想，往后看，是中国原典儒家“民本”思想及“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拓展，往前看，则是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的浓缩，即“以人为本”。出身清华水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这个既具有传统内涵、又具有现代精神的政治理念，着实让政治观察家惊叹。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清华务实精神及“治国理政”情怀的积淀。

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出身清华电子系，其政治履历体现了正宗的“无线电”轨迹，体现了浓烈的清华务实学风与科技治国精神。

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出身理工的吴邦国，却在考察清华百年时提出了两个创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可谓直指大学精神的内核。吴氏以“文化创新”引领清华的技术创新，足见其对清华人文发展的战略远见。

朱基，这位曾有着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实职身份的国家前总理，虽出身电机，但他日后的工作生涯和政坛轨迹，一直体现着鲜明的“经管”色彩，直至成长为中国国家经济的总舵手。朱基的总理生涯，体现了鲜明的“朱氏风格”：铁腕、自信、从容、幽默、敢言、务实，并以善于经管著称。而舆论界则对他评价：“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值得一提的是，朱虽出身理工，经管色彩较浓，但他还有一种传统士人的儒雅之风，他那一笔儒雅清润的毛笔字及文学根底，亦颇能体现传统士人文化风范。

有报道称，因为喜爱文科，英语又好，朱基刚进清华时“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这也促使他下决心在工科埋头钻研起来。朱基的同窗好友、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基学习很用功。

朱基非常热爱文学。郭道晖记得，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朱基还常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从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政坛轨迹可见，清华培养的政治精英，打破了中国古代文人治国的传统，由务虚走向务实，由文人治国走向科技治国。

科技精英治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范式。当然，在此基础上，政坛经管人才和法治精英亦不可或缺。

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经济的全面崛起，正需要一批既有基层经验、又熟谙经管与法治、还有宏观掌控能力的经济好手。

清华的“治国”之学，并不意味着要大兴“行政化”，并不意味着要开启“官本位”之学和“权谋”之学，而恰恰是要去“行政化”，昌明“经国理政”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