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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2、“两弹一星”具体指的是什么?
“两弹”指的是原子弹和导弹。“一星”指的是人造地球卫星。
3、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空火箭何时何地发射成功?
1960年2月1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探空火箭在上海市南汇县成功发射。
4、我国是世界上第几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我国是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5、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吗?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是苏联发射的，叫“斯普尼克”一号。
6、“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是什么?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7、2003年、正当“神舟”五号飞船进行发射准备时，世界先后发生了几起巨大航天事故?
2起。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途中爆炸解体，7名航天员不幸罹难;8月22日，巴西火箭在发射台测试中突然爆炸22人丧生。
8、全国有多少单位和工作人员参与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建设?
全国有110多个研究院所、3000多个协作单位和几十万名工作人员参与了这项工程。
9、中国第一箭——“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什么时间发射的?
几周前的一个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样，一手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手拿着晨报，向我的地下操作间走去。
我把无线电收音机调到谈话节目波段，想要听听谈话节目。不经意间，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听上去很苍老，他正在讲一个《一千颗弹珠》的故事。
他说：“汤姆，你工作很忙，你的收入肯定也不错，但就是因为这个，你远离家人，我觉得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很难相信一个年轻人每星期工作60――70个小时，只是为了勉强维持生计。你错过了女儿的独舞演出，这太糟糕了。我来讲一件事，这件事使我懂得了自己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给你算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假设一个人的寿命有75年，75乘以52（一年有52个星期）得3900，一个人一生就只有这么多个星期。
“我花了55年的时间才弄清楚这件事。到55岁时，我已经过了2800多个星期六，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即使我活到75岁，也只剩下大约1000个星期六了。所以，我去一家玩具店买下那里所有的弹珠，又去了另外两家玩具店，总共凑够了1000颗。我把这些弹珠放到家里透明的塑料瓶中，从那时起，每逢星期六我扔掉一个弹珠。看弹珠日渐减少，我开始比以前更加关注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了。只有当你亲眼看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所剩无几的时候，才能真正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今天早上，我扔掉了最后一个弹珠，如果我能活到下个星期六，就算上帝多给了我一点时间。很高兴与大家谈话，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多一点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再见！”
节目播完的时候，屋里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他的话引起了每个听众的思考。
本来我打算上午和几个无线电爱好者探讨一些问题，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我上楼对妻子说：“快起来，我要和你、和孩子们一起吃早饭。”
她微笑地说：“你怎么变了？”
我说：“没什么，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和孩子一起过星期六了。今天一起出去走走，顺便去一趟玩具店，我想买一些弹珠。”
解读：
我的飞船刚降落，旁边就站着好些“粉丝”。嘿！还是一个粉丝团呢！穿着统一的黑衣服，真有点儿像防弹衣。他们看见我的飞船降落，都纷纷围了过来。咦？他们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一根黑黑的管子？怎么那么像枪啊！我定睛一看，哇！不看还好，一看差点儿晕倒！那哪是什么“粉丝”？就是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防弹背心上写着四个英文字母“LBWJ”，我知道这是“联保卫局”四个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起来。联保卫局全称“联合国保护警卫局”，是专门保护联合国高级领导人的部门，可以说是集全球精锐于一身，行动秘密。全球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部门，更别说知道其府第在哪儿了。而且，这个部门只是执行对领导人的保护工作，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他们执行过攻击任务。这次，应该是破天荒地第一次。
但是，凭着职业教养，我并没有被吓得瘫坐在地上，尽管满头虚汗，但我还是缓缓地向下走去。如果是普通人，面对着这种气势，早就被吓得尿裤子了。我如果不动，就会引起他们的疑心，对我更不利。我在走的时候，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要持枪围着我呢？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想着想着，我已经下到了地上。我看见了邓主席（军委主席姓邓名棋）。我知道他不是什么好鸟。虽然现在战争已经成为一百年前的历史，但要想在部队里，仍然需要各项基本功。邓主席的血脂肪浓度是和他官的大小成正比的。一次，他去视察新兵部队时，因为部队长官硬是要他和新兵们跑上一圈，说是要给新兵们做带头榜样。结果，他连小学的两百米一圈的跑道半圈都没跑到就晕倒了，去医院打了三天的高浓度“葡萄糖”，做了十天“特殊护理”，在医院呆了半个月才勉强能坐着轮椅走路……还有一次，他又去他的原部队视察，他的一个曾经的“战友”又硬是叫他打一枪。结果，他连一百米的“做做样子”的靶边儿都没打着儿……不少人弹劾他，但无奈他党羽太多，没办法。他也是和陈部长交往甚深，同流合污。
我不等他们先开口就先发制人，问道：“怎么了？你们拿着枪对着我要干什么？”装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邓主席也微微惊异了一下，但不一会儿就又恢复了正常，说：“对不起，我是来搜查的，因为外星人的影响，我们要里里外外地检查你和你的飞船，以免外星人通过此渠道打入地球内部。”“什么？你们竟然怀疑我是外星人？怀疑我的飞船里会藏着外星人？”我怒不可遏，要知道，我在一去一回可是两次差点儿送了命，可他们竟然说我包庇外星人！现在，我们连有没有外星人这个东西都还不清楚呢！
但接着，他们就带我去做了比体检还更像体检的体检，对飞船也是“翻箱倒柜”，足足拖了三天我才能去联合国总部大楼向众人汇报，看着大楼上下的那些士兵，似乎又因为我的到来而又增加了……
2，理解动能和弹性势能的转化，能举例说明动能和弹性势能的转化．
3，分析和解释实例，说明动能和势能的转化过程，动能、势能、机械能的变化情况．
4，建立能量的概念，树立能量转化和守恒的观念，为后面学习能的转化和守恒大小基础．
5、通过分析生产和生活中的实例，养成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习惯和能力．
教材分析
教材首先安排了麦克斯韦滚摆实验来说明动能和重力势能的相互转化，接着又安排了把用细线悬挂起来的金属小球拉到一定高度放开，以及木球与弹簧片碰撞两个实验，来说明动能和弹性势能的相互转化．使学生一开始就注意到动能和这两种势能都可以相互转化．在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过程中，机械能减少转化为内能的问题安排在下一章讲，在这里没有涉及．教材最后分析了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行过程中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目的是加强物理知识与现代科技的联系，使学生了解他们所学的物理知识，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些高科技中的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教法建议
注重实验教学，分析上抛小球的实验到观察麦克斯韦实验，在教学过程中要使学生明确实验的目的和观察物理现象，清楚具体的过程，从速度变化、高度变化到能量变化，学生能从能量变化中知道能量的转化．
课本实验中动能和弹性势能的转化不用细致分析，但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注意观察的分析木球碰撞弹簧片的过程，由于碰撞非常短，所以应当帮助学生想象弹簧片的形变，从而理解动能和弹性势能的转化．
教学中注意把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注重分析实例，例如分析射箭过程中的能量转化，分析卫星运行时动能和势能的转化．在分析卫星运行时，应当利用板图标出远地点和近地点，使学生养成画图帮助分析的习惯．
教学设计示例
第二节动能和势能的转化
【课题】动能和势能的转化
【重点难点解析】动能和势能的转化；分析转化过程．人造地球卫星绕地球运行过程中的能量转化过程．
【教学过程】
1，实验引课
观察滚摆实验，用板图帮助分析．
实验时要注意观察：滚摆在下降过程中速度如何变化；上升阶段速度如何变化．
注意分析的问题：到最高点时，高度、速度特点；说明了什么；到最低点时，高度、速度特点；说明了什么；在下降过程中，高度、速度如何变化，说明了什么；在上升过程中，高度、速度如何变化，说明了什么．
实验结论：物体的动能和重力势能可以相互转化．
2，新授课：动能和势能的转化．
1）分析实例
方法1：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由学生自己列举能体现动能和重力势能相互转化的现象，并具体分析能量转化的过程．用讨论分析的方法完成课堂学习．
方法2：一般情况下，可以分析重点实例，例如分析乒乓球从某一高度自由下落过程中，不考虑空气的阻力，注意分析：乒乓球从某他高度下落到接触地面的过程；乒乓球从接触地面到发生最大弹性形变的过程；乒乓球逐渐恢复原来形状到反弹起来的瞬间；乒乓球反弹起来后上升到最高点的过程．
2）结论：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是动能和重力势能的相互转化，在乒乓球发生弹性形变过程和恢复原来的形状的过程中，是动能和弹性势能的相互转化．所以动能也可以和弹性势能相互转化．
3）其他实例分析：可以做课本上的实验2和实验3，并由学生自行分析在实验过程中的能量转化．
4）难点分析：人造地球卫星在绕地球转动的过程中，分析能量的转化．
方法1，一把般情况下，学生由板图观察近地点和远地点的高度和速度的特点，从而分析人造地球卫星在从近地点到远地点和从远地点到近地点移动的过程中，动能和重力势能的相互转化，并知道机械能的总量是保持不变的，也为以后学习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打下基础．
方法2，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由板图观察近地点和远地点的高度的特点，并告知学生在人造地球卫星绕地球转动的过程中机械能的总量保持不变，让学生分析在卫星到达近地点和远地点的位置时，运行速度的特点是什么，并想象卫星是如何绕地球转动的，从而增强学生想象事物的能力．
【板书设计】
探究活动
【课题名称】观察和分析某个动能和弹性势能转化的实例
【组织活动形式】学生小组
【辅导参考】
1，观察和实践蹦床运动，分析在接触蹦床过程中，蹦床发生弹性形变的过程和能量转化．
2，拆开一个玩具小车，观察上弦时，发生的弹性形变，以及它在恢复原状过程中的特点．
【评价方案】
1、学生自评．
2、写出分析和观察的过程．
自主创新需要“两弹一星”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酝酿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能否实现自主创新决定着中国企业能否占领技术制高点。可以说,自主创新是所有中国企业的梦想,但实现起来却难上加难。后危机时代,中国将如何实现自主创新?这已经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
“我记得小时候,我最爱看《十万个为什么》,总是喜欢问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对宇宙的无限向往,直接促使我高考时报考了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今天的孩子却每天围绕着高考指挥棒为奥数奔波,而从没有人问他们愿不愿意这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董事长邓中翰对《计算机世界》记者表示,关注自主创新,首先应该关注教育体制的创新,在邓中翰看来,对于一个创新创业型人才来说,科学培养的逻辑思维和文学艺术培养的形象思维,就像是创新所需要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
此次两会,邓中翰递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主创新法〉的提案》,并提出了下一个30年的发展需要“新两弹一星”,其中,教育体制创新是“两弹”之一,另一弹则是“科技体制创新”。
“什么是科技人才?只看他发表多少篇论文,评了什么职称是远远不够的。”邓中翰认为,在创新中,必须坚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这样的创新模式,才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应从法律、法规的制定,优惠政策的实施等方面为自主创新、为科研成果转换成生产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评价科技创新成果不能以、获得相关奖项的数量等方面衡量,应该从它是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及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等方面来考量。
自主创新的“一星”是指人才,邓中翰认为,人才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关键,能够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前需要培养和选用能够领军全球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带领中国走在世界科技的最前端。
围绕着“两弹一星”的想法,邓中翰联名3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主创新法〉的提案》,代表们呼吁,中国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主创新法》,以法律的形式对科技创新的相关内容加以规定,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开展。
对于自主创新,全国政协委员、华旗资讯总裁冯军则从企业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在海外设立“中国创新企业服务中心”的提案。冯军在提案中称,经过调研发现,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经常面临着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很难克服的困难,严重阻碍了中国品牌在全世界的崛起,因此建议由科技部牵头,商务部和外交部配合,在全世界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建一批“中国创新企业服务中心”。
中小企业也应该成为自主创新的生力军,冯军在接受《计算机世界》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大量中小企业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锋和主动力,而且直接关系到就业和民生,他建议,国家应在法律、融资、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切实有效的支持,从而改变中小企业的弱势地位,增强竞争力,推动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文/何源)
提案回放
“‘新两弹一星’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最好落实,是新时期下对这些国家战略的更加生动、更加具体的一种说法。”
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现代人对张爱萍的认知，往往仅限于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事实上，张爱萍一生传奇，建树颇丰：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是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还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的领导者。
张爱萍晚年曾自评：“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1956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1987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
三言两语述尽一生，却饱含着多少腥风血雨、戎马倥偬。仅以后30年而言，张爱萍就曾三起三落。“”中被关押5年，复出后因抵制“”错误再次被打倒，粉碎“”后，再次复出，终成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
两次出山
迫于国家安全对战略核武器的急需。张爱萍每次出山，都带有临危受命的性质。
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初。1960年7月16日，当时的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60年代初所谓“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国内造成了严重经济困难。
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就是在这时，历史之手把张爱萍扯进了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他被委派去调查中国的原子能工业情况，代表中央和军委。一个月后，调研报告出炉了，这份报告把原子弹的完成时间定在1964年，并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正是这份报告，坚定了中央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决心。
1962年11月3日，批示同意成立研制原子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张爱萍的名字赫然其中。
1964年10月16日15时，作为前线总指挥，张爱萍目睹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中程导弹试验成功。
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盾牌！然而一切戛然而止，1966年10月27日，当张爱萍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随之而来的是5年监禁与非人折磨。
第二次出山，历史的表盘已指向1975年，由于“”的冲击，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已经混乱不堪。将军的儿子张胜所写的《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里，张爱萍回忆起叶帅与他的谈话，对他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就坠毁了。”而这是当年坠毁的第二颗卫星。
提及这次复出，很多文章都注重谈及张爱萍如何抵制“”错误，大力整顿“七机部”。然而事实上，在这场个人与时代浪潮的较量中，胜负早已注定，仅仅7个月后，张爱萍被再次打倒，即便如此，他仍在最后一刻，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发射成功。而当时这颗卫星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国外报道：“尖兵”的发射时间正巧与美国总统福特访华时间重合，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日本《朝日新闻》当年评论说，“尖兵”的发射“是意味深长的――中国洲际导弹试验和进行实战部署日益临近了，它要告诉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存在是举足轻重的！”由此可以明白，张爱萍为什么拼命也要把这颗卫星打上去，并且稳稳当当地把它收回来。
“”年代中“两弹一星”领域里的这场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政治拼搏，也让后人清楚地看到，张爱萍等产党人是如何对待国家利益与个人荣辱之间关系的。
1977年3月，重新主持军委工作才三天，即决定让张爱萍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叶与张的谈话重点仍旧是洲际导弹。
洲际导弹到底为何如此重要？专家论证，没有洲际导弹，我们的原子弹无法打到当时对我国安全威胁最大的敌国――前苏联的要害地区。因此，尽管我国原子弹在1964年就已爆炸成功，但在70年代的中苏对抗中，我国在战略上仍处于弱势。表面上看双方都有核武器，又是百万大军相互对峙，势均力敌。但在核打击能力上，我们只能够得上苏联的亚洲目标，而我国所有的城市和战略目标，都在对方的核打击范围内，战略态势对我国十分不利。
我国的洲际导弹研制任务，按照中央最初的计划，本来70年代初期就该完成，但是由于“”破坏，结果一拖再拖。
为此，张爱萍的第二次复出。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后来特意向张爱萍转达了对他的评价，叶帅说：“爱萍这个人是冲了点，但做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是个在困难情况下善于开创局面的人。党在目前，尤其需要这样的干部。”
张爱萍对此的回应是：“什么大刀阔斧，我只算是老马识途罢了。”
“大刀阔斧”也好，“老马识途”也罢，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叶帅执意请张爱萍出山的原因。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的判断与决策：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掉过头向西，洲际导弹覆盖的就是莫斯科。这意味着，苏联在中苏边界上部署的百万大军已失去战略价值。不出所料，未过两年，勃列日涅夫即在塔什干发表公开讲话，主动向中国示好。随后，中苏的国家关系逐步回归正常轨道。
尊重科学知人善任
1961年，在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中，元帅喊出了一句著名口号：“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随后，他让张爱萍去摸清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
张爱萍说：“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
陈老总“熊”了他：“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张爱萍真的认真去学了，他家里饭厅的墙上，曾贴过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面还有张爱萍为加深记忆用红圈标明的铀235和铀238。
当然仅靠自学是不够的。虽然张爱萍天资聪颖，但是等他从元素周期表学起，原子弹不知何日才能爆炸。实际上，谈张爱萍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成功秘诀，除了“善于学习”之外，第一条就是“知人善任”。
“首先，张爱萍抓工作都会先找一个助手，他的标准是，既要懂管理，在科技方面又得是内行，单纯的科学家不行。”按照这个标准，张爱萍找到的搭档是刘西尧，此人曾就读于武汉大学物理系，可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张爱萍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张震寰也是一个知识型将军，此人曾就读北大，能自己冲洗照片、维修电器，能讲解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讲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张震寰原来在新四军时就在张爱萍领导下工作，他的学识功底为张爱萍所了解。后来，张爱萍在总参谋部主持装备工作时，便专门把已转业到地方的张震寰调到总参谋部担负装备部门的领导工作。此后张震寰曾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以及我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研制等重大国防科技工程的一线指挥，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中，原子弹爆炸倒计时读秒的，就是他的声音。
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尊重科学家，和他们做知心朋友，这是张爱萍知人善任的另一方面。张爱萍向科学家虚心求教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他到核武器研究所拜访朱光亚。当年，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37岁的青年科学家。见到51岁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还真有点不知所措。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虽然不懂原子弹，但是张爱萍懂得科学家们的心，加上他革命活动中长期群众工作练就的一流口才，时常深深打动着科技工作者们。1963年春天，核研究所从北京迁往青海，许多人至今还记得当年张爱萍做的动员报告：“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不少大科学家就是被这番话所打动，奉献了一生。
正是在茫茫高原戈壁上，张爱萍和许多科学家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后来，当邓稼先患直肠癌做手术时，75岁高龄的张爱萍，拄着拐杖、忍着伤腿的疼痛，在手术室静候5个小时，足见戈壁滩上结下的真情。
作为领军人物必须身先士卒，激励并放手将士们奋勇杀敌，同时要勇于承担责任。张爱萍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办法。他有句口头禅，经常对科学家们说：“你们大胆地去工作，只要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是我的。”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家们的积极性，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张爱萍摸索建立了“两条指挥线”制度，一条是行政指挥线，一条是技术指挥线，行政指挥线主要做组织保障工作，技术指挥则设立总工程师，放手由科学家专家来担任。
后来，他又建立了“科技委”制度，在总装备部、航天部等科研单位里，由科学专家们组成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和行政单位平行的一个科技决策的机构，让科学家把他们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在技术工作上充分享有指挥权、领导权。这两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国防科研工作的宝贵遗产之一。
关键环节一抓到底
国防科工委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无论什么试验，张爱萍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子女们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父亲，张爱萍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就像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除了统领全局之外，对于关键环节必须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心细如发，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张爱萍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
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后来回忆说：“他（张爱萍）做事很负责，亲自深入第一线检查。后来他生病了，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也要下去检查，一个一个焊点，一个一个螺丝钉，一个一个零部件，都要检查到。”
由此，人们总结出张爱萍成功的又一个要诀：抓一项工作时，除了高瞻远瞩，统筹把握，对于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绝对要一抓到底。比如原子弹模拟试验时，他发现按钮按下去时，表盘上有个指针抖了一下，就追问怎么回事？其他人都没在意，电表还能有什么问题？但他就抓住不放，让大家好好查查什么原因，结果查到最后，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有个虚焊点。
在抓东-5航天运载火箭时也是一样，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张爱萍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亲自爬进发动机仓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张爱萍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若干年后，该处仍然严格执行着张爱萍的“解鞋带”规定。
如同“解鞋带”的规定一样，随着武器研制的进展，一系列质量、安全保障制度和体系在张爱萍的指导下得以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和传统许多至今仍运用于国防科技战线。
正是张爱萍等领导人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得新中国仅做了几十次试验，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导弹，这在全世界都是最少的。
冲刺“两弹一星”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他约张爱萍谈话，希望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做具体工作。当时张爱萍的身份是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然而面对更高的职位，他却毫不犹豫地推辞了，同时，他向邓小平推荐了罗瑞卿。
张爱萍一生曾10次让职，而这次，是最著名的一次。
张爱萍对邓小平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还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1956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整整20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做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当时，张爱萍刚刚确定了国防科委的“三抓”计划，即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并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保证在80年代前半期拿出来。对于年事已高的张爱萍来说，决心圆满完成“两弹一星”这一历史使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张爱萍深知，“两弹一星”的未竟事业是中华振兴大业中无法替代的核心环节，对国家安全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他自己年事已高，加之当时的客观环境，在负责军队全面工作的军委秘书长岗位上，很难有更大的作为。尽管这个官位更高，但他这一生中从未将个人官位的高低放在心上。正缘于此，他很自然地推荐了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他则认准了“两弹一星”事业，继续进行他的最后冲刺。
1980年5月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70岁的张爱萍挥毫写下：“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上的溅落，让世界为之震惊。此后中苏关系趋于缓和，苏联当年对中国施加的核战争威胁彻底失效了。
洲际导弹一抓出来，张爱萍就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他向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然而等到的却是新的任命书。1987年，张爱萍再次请求退休的报告获得批准，第二天，他就让人把军委的办公室撤掉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就是张爱萍的人生态度。
“您是干什么的？”一位华人问。
“航天。”这位局长回答。
“那具体是做什么的？”
“飞船，火箭。”
这位华人惊奇了：“中国还能搞这个？”
2003年11月27日，应邀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向广大高校师生讲述这个发生在自己同事身上的故事。
航天“少帅”袁家军也说了自己多年前研制飞船初期的一个遭遇，俄罗斯一位同行对于中国想搞航天技术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中国就是要搞一个政治飞船去玩一玩。
而今，中国人以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不仅能造出“两弹一星”，也能搞成载人航天！
美国的华人们争相传看一位著名美国专家的评论：在茫茫黑夜中，“神舟”五号将像北极星一样明亮。当我们望向遥远太空时，会看到中国人的光荣。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集到中国美丽的弱水河畔――“神五”腾空而起的现代化载人航天飞船发射场。当年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升起的地方，从1999年起，见证了“神舟”飞向太空的每一次辉煌。
作为继“两弹一星”后我国尖端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工程，与当年白手起家不同的是，载人航天工程一开始就承继了无数前辈创业者留下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老帅”“少帅”深情相对，两代航天人的心紧紧相联。从进军“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飞行成功，45年风雨，弹指一挥间。一代一代青春的身影走过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走过冰冷潮湿的沼泽野岭，走过寂寞孤独的实验室，走过与生命之神较量的惊心动魄的试验场。
就在发射中心附近，有一个烈士陵园，600多位为中国航天事业献身的英灵在地下安睡。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看见自己的努力飞上蓝天、飞向太空。
特别的精神照亮了特别的青春，这里让我们撷取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过程中的一些片段，表达对祖国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默默奉献的英雄们的敬意！
特别能吃苦
在那最困难的年代、最饥饿的年代，却是实验室灯光最明亮的年代，是创业者歌声最嘹亮的年代。今天的航天人虽然不再从一穷二白起跑，却同样面临各种诱惑需要舍弃，面对没有外援去自力更生。
艰苦条件锤炼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的精神。
地窖里的妈妈和10个鸡蛋
1959年的秋天，大漠深处的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核试验基地――马兰，一声嘹亮的啼哭把金秋的胡杨林装点得更加灿烂。核试验基地的第一个婴儿在一间地窖里诞生了，全基地都在庆祝“我们后继有人了”。大家搜遍基地，找到了10个鸡蛋。基地首长小心翼翼地捧着它，送给在地窖里坐月子的母亲。
一个航天母亲的来信
珊珊，我的宝贝：
每次在电话中听到你稚嫩的声音，妈妈的心中总是涌起无限感慨。
妈妈已离开你很久了，现在在很远的地方工作。这个地方的四周是由沙石组成的茫茫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人烟稀少。
妈妈现在呆在这片戈壁滩上，和许多人一起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想做的事，就是让中国的航天员能到星星居住的太空中遨游。在遥远的太空中，可以做很多地球上做不到的事，上过太空的种子可以结出又大又好吃的水果和蔬菜；太空中的风景非常好看，那儿的景色一定很美，说不定还会遇到外星人。怎么样，太空很有趣吧！我们马上要用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神舟”飞船把第一位中国航天员送上太空，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呢。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妈妈做的事，你是不是为妈妈而骄傲？
我的宝贝，妈妈天天想着你，你也想着妈妈吗？妈妈答应你，等到飞船成功地遨游太空，中国的航天员从太空返回的时候，妈妈一定会回到你身边，和你一起做游戏，再对你讲太空美丽而神奇的故事，好吗？
34岁的毕雨雯是上海航天局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试验队的总调度。和许多航天人一样，她对工作没有遗憾，最大的愧歉就是自己的家人。
我们要去哪里？去干什么？
上个世纪50年代，数以十万计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和建筑工人从四面八方秘密向大西北开进，形成继解放大西北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开始了导弹、原子弹研制试验基地和工业企业建设的巨大工程。
一群群骆驼向戈壁荒滩深处走去，这些背着炒面、住着帐篷、用冰化水、口嚼干菜的军人，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在荒漠上挖了十几万个地质坑，确定核试验场的布局。后来，选定的地方被认为不妥，上级要求部队移师罗布泊。
说实话，这些拿惯了枪的军人们并不习惯挥舞铁锹、地质锤，他们不问为什么在地上挖坑是基于“不该问的就别问”的习惯。可这回，他们忍不住了：我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
我们国家要制造导弹、火箭、原子弹，我们就是去给它们建家的！振奋之后的军人们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扛过枪的肩膀扛起了枕木，铁路专线在一米米向“家”延伸。沙暴多次淹没这条生命线，有时连路旁的电线杆都数不清了，可它就是没有误过一趟车。因为，这儿有一支我军唯一的专门负责扒沙的“特殊兵种”，他们用双手与沙暴较量着。
通往罗布泊路上的夫妻树
在通往罗布泊的路上，有一棵树。
当年，到罗布泊是一项“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的神秘事业。有一对夫妻接到命令后，互相隐瞒着出发了。当来到这棵树下等车时，才发现彼此的目标是一致的。意外和惊喜不言而喻。张爱萍将军听说这个动人的故事后说：就把它叫夫妻树吧。
当年，一批批热血青年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通往罗布泊的道路。核试验基地急需大型电影经纬仪，沿途须经盘山险道、河川、峡谷。没有路，运输人员带着推土机、炸药包和炒面，一边修路一边走，120公里的路，走了3天3夜，将设备安全、及时地送到基地。
黄春平“西天取经”
就这样，一代一代有志青年，在通往罗布泊的道路上，踏着前辈的足迹，从上个世纪一直走到今天。
长征三号火箭总指挥黄春平和他一帮年轻的同事们，依然对那两千公里的“西天取经”路记忆犹新。
2002年末，“神箭”要四送“神舟”。11月16日上午，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火箭上的一个器件“发了脾气”，外安系统的连续波应答机备份产品发射部分无功率数输出。
在日程表上，18日连续波应答机要参加在发射场的对接测试。如果不能及时更换和分析出结果，将直接影响整个发射进度。
年近60的黄春平顾不得午休，召集有关人员筹划救急方案。最后，他决定走从发射场到银川的新路，而他将亲自随车奔赴银川接产品，同时，把故障应答机交给成都厂方的来人。
下午4时，黄春平率领年轻的同事们踏上来回两千公里的征途。
大漠昼夜二十七八摄氏度的温差，盘山路，断油，戈壁……
第二天上午，他们赶到机场时，离飞机降落仅有18分钟。在中午饭的饭桌上匆匆交接完仪器后，黄春平们又马不停蹄地踏上归途。干粮和结冰的矿泉水就是晚饭。戈壁起风了，大漠下雪了。在天地混沌中，17日20时40分，黄春平一行终于平安地赶回了发射场。
跨出车门，黄春平哈哈大笑：“我可算是尝到了唐僧西天取经的苦头了！”
特别能战斗
从1945年到1983年，地球上已爆炸了1469个核装置，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角逐场正从地球表面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一次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身患绝症的邓稼先在病榻上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能被他们抛得太远。
严酷挑战铸造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回响的警钟
1984年和1985年初，《参考消息》刊登了这样两条消息：“一批销密文件表明，1953年美国曾想用核武器攻击中国的援朝部队。”“1954年，美、英等国曾考虑用核武器进攻中国。”
值得庆幸的是，这回响的警钟在新中国一成立就一直在我们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心中鸣响着。
1949年末，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帮助新中国购买了科研器材和书籍后，让得意门生钱三强转告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原子弹。
从铭心刻骨的“596”到“921”
上个世纪50年代，时任国防部五院总体技术室主任的航天技术专家任新民已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来中国最北端的这个边境小镇满州里了。
除了1957年12月按期接回了那颗“P―2”教学导弹外，苏联人承诺的原子弹模型和“一车皮的俄文资料”却迟迟不见踪影。
那时，苏联的铁路是宽轨，我国的是窄轨，双方车辆不能接通，得靠人力转运东西。要来了，要来了，一次次的希望后是一次次失望。最后，任新民等来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声称要“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的函告。
面对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从此，中国给自己还未面世的原子弹起了一个让人铭心刻骨的名字“596”。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的科学家们丢掉了“拐棍”和“依赖”，“两弹一星”的精神开始萌芽。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的支援。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台湾海峡局势严重，美国又以几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新月形包围圈，并多次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国不得不加快原子弹的研制步伐。
事隔多年，钱三强回忆起当时情景，还是感慨万端：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中国的历史，将意味着什么。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24年，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当“两弹一星”的成功让所有中国人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候，中国的飞天梦也正在孕育之中，尽管直到20多年后，这个被尘封多年的梦才飞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高科技与高技术产业，更加成为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11月，在格雷厄姆将军“高边疆”理论的基础上，美国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前苏联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高科技发展纲要，法国有“尤里卡”计划，当时的西德有“欧洲防御”计划，日本有“全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在这些计划和战略中，航天技术被各国列为重中之重。
1986年3月，发展载人航天被列入了著名的“863”高技术发展计划。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
从此，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也有了自己的专有代号“921”。
这支人才队伍是比“神舟”五号工程“更可贵的成果”
年届七旬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说：“神舟”五号工程培养、造就了一批年轻、有才华、组织能力强的科技人才，这支人才队伍是比“神舟”五号工程“更可贵的成果”。
在戚发轫当院长时，他选任袁家军当院长助理、飞船项目常务副总指挥。在“神舟”二号发射时，他把总指挥的担子交给了袁家军。
“你为什么选中了袁家军？”有人问。
戚发轫的答案很简单：年轻人是事业的希望，我37岁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袁家军33岁就当了副院长，他37岁当飞船总指挥发射飞船肯定行。
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高新科技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科研人员一次次向艰难险阻发起进攻，航天员一次次向生理和心理极限发起冲击，表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挑战和机遇并存。
随着“神舟”五号发射成功，鲜有来往的美国航天局给中国航天局打来电话，商谈共同合作国际空间站的事宜。
法国首位女宇航员克洛迪・艾涅尔通过电话，与中国首位宇航员杨利伟进行直接对话。他们一同分享宇航员的艰苦及航天的经验。
……
鲜花与掌声，无数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
特别能攻关
一家境外媒体在评点中国“神五”发射成功的言论中指出：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虽然都紧步美俄两个超级强国的后尘，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美俄用了几十年，而中国用了几年。而一位年轻的航天少帅这样说：我们肩负着青春的使命和责任，永远追攀世界科技的最高峰，瞄准当今航天科技发展前沿，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自主创新――这始终是中国制造“撒手锏”的“秘密”。
崇高使命激发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攻关的精神。
小邓要参加“放炮仗”
1986年6月24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一个像宝石一样在矿脉里埋藏多年的名字发出了巨大的光芒。邓稼先1950年从美国回国，与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一起，参加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他当时才27岁，被专家们称为“娃娃博士”。
1958年初春，一位负责人把邓稼先叫到核工业部部长办公室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
邓稼先立刻明白这是要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这天晚上，他一夜未眠。他告诉妻子：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和身影都消失了，他走进了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其实，对于原子弹，当时的邓稼先也只是个学生，成天宝贝般地捧着那本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俄文版的、全国独此一本的《超音速与冲击波》看。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儿时好友。带着诺贝尔奖光环的杨振宁回国探友，老朋友却不能告诉他自己在哪里工作，在干什么。临走，杨振宁问老朋友：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由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参加搞的？
邓稼先惊愕极了，他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指示说：如实告诉杨先生。当杨振宁在上海市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收到邓稼先的加密急件，看到邓熟悉的笔迹写着“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的时候，他起身独自去了洗手间。
邓稼先的妻子是许德珩的女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老师）来好友许德珩家串门，说起了原子弹。
许老悄声问：“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了出来？”
严老笑个不停：“嘿！去问问你的女婿吧！”
“我女婿？”许老惊愕不已：“邓稼先？”
五四时期一首歌曲广泛流传。杨振宁认为此曲是邓稼先的写照：“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于敏打到了一只“松鼠”
1965年末，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核物理学家于敏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老邓，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到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为什么？”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第二天，邓稼先就急不可耐地坐飞机看这只“松鼠”去了。
这只“松鼠”就是当时氢弹理论研究的“拦路虎”，为了赶走它，于敏带领一帮年轻人整整奋战了100天，一条条长龙似的打印纸带上，布满了蝇头小字，检查，分析，计算，讨论。那只“松鼠”终于落在了于敏他们的枪口下，攻克氢弹的第一炮打得很响。
导弹坠毁了
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点火升空，人们的欢呼声刚刚出口，却见导弹摇晃起来，在69秒时、离发射台680米处坠毁。
此刻，导弹发动机的总设计师任新民的心也像那枚坠毁的“东风”二号一样，碎了。没有导弹做运载工具，光有原子弹，就像西方国家讽刺的“有弹无枪”呀。
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嘛。聂荣臻元帅的话既是安慰，更是鼓励。
17项大型地面试验和全弹试验，对发动机进行长达130秒的试车，1964年6月29日，修改设计后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无数次试验，失败，成功，成功，失败……青春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时，金属物理学家、核武器研制的试验部主任陈能宽的当家工具就是那把壶了。为给爆轰试验提供炸药部件，陈能宽带领一帮年轻人，在长城脚下做第一发爆轰试验。他们利用一台普通锅炉，再向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自己动手浇铸工件；用马粪纸做炸药药模，焊接了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手工搅拌。胶布、胶带和万能胶，则被誉为了爆轰试验的“三大法宝”，“真正的白手起家呀！”
吴燕生的好觉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航天人有了更为丰富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然而用生命进行攻关的本色不变。
套用老百姓的话说，航天“少帅”吴燕生属于天塌下来都能睡得着的那种人。
1989年，刚到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的吴燕生碰上一件大事。中国“长征”火箭首次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长征”三号火箭即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用“长征”火箭发射的外国制造的卫星。
此后，崭露头角的吴燕生相继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可靠性设计、逃逸系统设计和型号总体设计方案。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曾有人问吴燕生搞“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设计时压力大不大。“没感到太大的压力。”他笑着说。另一个版本的答案则是：接受这个任务后，吴燕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上了近两年的“晚自习”。他的成绩是不仅对被称做火箭“细胞”的数万个零部件了如指掌，而且对火箭研制的每一项工艺、每一道计算程序都了然在胸。
古代的文人说了，功夫在诗外。
2003年10月14日晚上，已经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吴燕生早早入睡，一夜无梦。
第二天上午9时整，“神舟”五号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托举下发射升空。当飞船成功送入预定轨道后，吴燕生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了身边一位老同志的手。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掌心满是汗水。
不远处，一座座的墓碑
在发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这4年时间里，“0”号指挥员一直是郭保新。这位首席指挥员还有一个身份：心理治疗师。其实他的治疗很简单：如果哪位同事想不开，郭保新就把他轰到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去走几圈，琢磨琢磨。
郭保新的解释是：面对这些躺在地下的战友，还有什么事想不通？有什么心结打不开？我们活着，就得做到最好！
到烈士陵园去静思也是郭保新最好的减压方式。
“神舟”五号发射前，巨大的压力如山般袭来，郭保新只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为了给自己减压，10月14日，郭保新又悄悄地来到烈士陵园。
他静静站在聂荣臻元帅的墓前。大漠夜空，点点繁星在远处闪耀。
立正！敬礼！郭保新以军人的方式向共和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宣誓，也是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沉着冷静！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戚发轫的签名
几年前，中国航天代表团访问俄罗斯。
在著名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戚发轫亲眼目睹了“联盟”号飞船发射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个“镜头”更是刻骨铭心：万里无云的蓝天下火箭傲然矗立，整装待发，3名身着白色宇航服的航天员，昂首阔步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在他们即将进入“联盟”号飞船之时，飞船的总设计师健步走上前来，当着3位航天员的面，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与航天员们一一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们上天的。
戚发轫期待着这一天，自己也可以作出同样庄重的承诺。
为了实现这个承诺，戚发轫近乎苛刻地要求自己，要求同事。
在1999年11月发射试验飞船之前，有人提出：火箭升空到一定高度工作结束，该与飞船分离的时候，万一分不开咋办？于是，工程总体设计方案就要求飞船上再增加一项能让航天员手控发送分离指令的功能以防万一。由于牵涉的问题比较多，一些人带着抱怨情绪议论纷纷。戚发轫宣布：
只要是为保成功，保航天员安全，一个字：干！
结果为了这一个干字，几年来，戚发轫和他的同事们为增加飞船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绞尽脑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半点不敢懈怠。
2003年10月15日上午，中国首次载人飞行的辉煌时刻即将到来，杨利伟健步走向飞船。
满头华发的老科学家迎上去，当着航天员的面，在发射任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戚发轫。
特别能奉献
从“两弹一星”到中国航天史上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汇聚了全国数千个单位、几十万人的科技大军，形成了空前的社会大协作体系。很多人至今也许都不清楚，自己在平凡岗位上淡泊名利、兢兢业业的工作，已成为巨大工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团结奋斗培育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没有协同，就没有一切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研究院能包得下来的。除了以核工业、航天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为主以外，先后有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精兵强将参加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例如，“两弹一星”所需的大型机械设备是机械部制造的，一些特殊的材料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是由冶金部、化工部和纺织部提供的，而一些重要元器件是电子部、邮电部制造的。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承担了核弹研制的科研协作公关项目。
第一颗卫星发射时，动用了全国60%的通信线路，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60万人。在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中心，遍及全国的卫星测控网上，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这样浩大的工程，没有团结协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说，没有协作，没有各科研机构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中国科学院在1958年8月1日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虽然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1959年9月，第二台计算机出炉，运算速度达到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样无私又齐心的配合，核武器研究所当时那么大的计算量，“几年也算不出来”。
载人航天工程作为中国航天史上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更是离不开协作和奉献。科技攻关是这样，其他相关领域的合作也是这样。
为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尽管14名航天员中仅能选出1人率先升空，但每个人都为升空刻苦训练。5年来，航天员平均每人只休过一次假。
被选入首飞梯队的聂海胜在飞船标准调整后，体重超过1.5公斤。他抓紧进行大运动量的减重锻炼，最终成功地将体重保持在标准之内。
当杨利伟被最终确定为首位宇航员时，队友们除了衷心的祝贺外，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贡献出来，力保首飞万无一失。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政工部部长王春河在戈壁大漠深处写的一首题为《神箭神人》的七绝诗。诗中有云：执掌神箭人亦神，大声大气咤乾坤。陶来深处塔架高，睹君挥手唤风云（注：陶来，蒙语胡杨）。
“神舟”五号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回忆说，当时很多地面人员含着眼泪送杨利伟登上了飞船，又用同样的泪水迎接他的胜利归来。
有一些人是不能忘记的
1999年9月18日，祖国为“两弹一星”的功臣们颁发勋章，人们在祝贺这些功勋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不能忘记的。
1964年，在姜圣阶和张沛霖等专家的指导下，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张同星等人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
当年5月1日，青年车工原公浦加工出第一枚原子弹的高浓铀核心部件。各协作单位在两年里，研制出1000多台套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为了掌握这项技术，他在半年的苦练中瘦了15公斤。
在加工某型核武器的关键部件时，50多岁的主操作手戈听卿患了肾炎，他坚决拔掉输液的针头，来到机床旁，咬牙加工出了所需的三个部件。刚下机床，老戈就又被送进了医院。
一次试验，现场的测试车后轴震断了，如果不及时把车开出去，采样的放射性物质衰减，所需数据就会丢失，将严重影响试验测试的结果。而放射性剂量对人体有害，核试验后的剂量又相当大。
关键时刻，有18位勇士站了出来，将测试车及时抢出，保住了数据。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现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带队乘坐运载火箭的专列前往西昌。当时火车在重庆的一个车站短暂停留，栾恩杰记得很清楚，承担保护任务的当地派出所所长走上前来，与大家简单聊了几句。
火车开走不到半个小时，噩耗传来：那个所长牺牲了。因为一个人看出这列火车与众不同，企图制造事端。还没来得及行动，这个人掏出手枪进行射击，所长和所长夫人同时牺牲。
没有人统计过，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成功，到底有多少有名的、无名的人们在默默奉献。
因为没有人数得清楚。
哪里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回想当年，一面是新中国初升的太阳，一面是海外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不知多少海外赤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归国，他们中间的许多专家后来成了“两弹一星”事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
物理学家赵忠尧归国途中被驻日美军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家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他用在国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购买了一批科研器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组装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作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物理学家彭桓武被问到为什么要回来时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决定以探亲名义回国，却被无理拘禁，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年之久……
如今，同样的诱惑摆到现代航天人的面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在地航天桥，离中国的“硅谷”――北京中关村不过数公里，但科技人员的薪水却相差好几倍。37岁的飞船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张智曾多次拒绝高薪聘请，他说：“看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我们手中一天天变为现实，这样的自豪与喜悦哪里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相对于研制“两弹一星”的艰难困苦，或许，今天航天人的奉献更在于舍弃：舍弃繁华多元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甘于寂寞，舍弃功成名就的机会而选择成为伟业工程中一颗小小螺丝钉。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很多人已白发苍苍，很多人甚至听不见成功的掌声，不能亲手捧起胸前的勋章，然而他们将最耀眼和灿烂的青春献给了祖国，他们无怨无悔。
8小时以外我常常把自己泡在电视机前，我喜欢不动脑子、看完就忘的那种。生活本已有太多的牵挂，何必再自寻烦恼？然而烦恼常有，那些将电视节目割裂的支离破碎的广告就总是让人倍感焦虑。谁都知道经济社会当然要讲效益，电视台要是没有广告来源我们也看不到好节目，可问题是看电视的时候总要被无休止的广告打断情绪，那种感觉就如同吃饭的时候夹起一只苍蝇，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所以，当广告来了的时候，很多人就乘机放松一下，起身上个卫生间、倒杯茶水什么的。自然也有赏心悦目的广告片，如果当时心情比较好，我就会多看两眼――我喜欢偶像级人物演绎的广告，有情节，画面也美――然后想：当形象代言人其实也是件挺风光的事儿，既得名又得利，何乐而不为呢？
现实生活都有其残忍的一面，在2002/2003秋冬中国服装流行趋势周上看了几场服装，形象代言人给我的美好印象一落千丈，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名模什么叫模特。那些懒懒散散走台的模特给我的感觉是：糟踏。糟踏粮食是一种罪过，那糟踏精美的服饰以及设计师的灵感又算什么呢？及至后来看了逸飞服饰专场，热烈的气氛才让我内心稍稍舒坦一些，却始终无法激动起来。后来，我想我之所以倍感失落的原因，可能是期望值太高了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素质其实是一个挺虚幻的词，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不去管他，反正跟你我没有关系。有关系的依然是广告，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个CCTV国际电视广告大赛――AD盛典，之所以注意到它，不是因为CCTV的名头，而是它的两则广告，一则广告的背景人物是一个弹花匠，另一则广告的背景人物是一个磨剪刀的――全是我们童年熟知而今已少见的“历史人物”。广告台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来，广告明日之星就是他！我怎么看这两则广告都不是一个味，广告明日之星与弹花匠、磨剪刀的有可比性吗？那台词也可恶，如果你不来，广告明日之星就是弹花匠、磨剪刀的，那总有不来的吧？是不是对不来者而言，所评出的广告明日之星就是弹花匠、磨剪刀的？这谁还敢来呀！从这两则广告中，我品出几丝霸道之气――广告人也挺没素质的。
评选当然不是请客吃饭，每个人都有成名成功的愿望，弹花匠、磨剪刀如此，模特们如此，广告人也如此，但要尊重人起码的尊严。
我为弹花匠和磨剪刀的感到深深的悲哀。
当命运一而再地施加于我们身上，人性的尊严与执著是惟一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很久以前听过这样一则笑话，是说一个人请客，开席了还有许多人没来，他忍不住嘟嘟囔囔地说：“该来的都没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识趣的就想：我还是走吧。主人看到许多人不辞而别，不禁着急起来，又嘟囔一句：“不该走的走了。”那些举棋不定的人听了心里琢磨：我既不是该来的，又不是不该走的，那还赖在这儿干嘛？好端端一场宴席弄了个不欢而散。
AD盛典会是一个什么结局？想必不会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