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3 01:22:31
杜甫乐于助人，但他自己衣食无着，只有用诗来帮助别人。
李龟年是开元年间的艺人，深得唐玄宗喜爱，王公贵人也经常请他去弹唱，他每次得到的赏赐都成千上万。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生活落魄。在一次宴会上杜甫又听到了李龟年的歌声，写诗夸奖他艺术高超，说：“没有想到，在这风景一派大好的江南，在这落英缤纷的时节，又能巧遇你这位老朋友：看看这美好的风景，想想真挚的友谊，也许可以忘记你心中的悲伤。”（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王季友是唐代诗人，生活贫困，以买草鞋为生，但他安贫乐道，闲暇之余读书赋诗。他的妻子不能忍受贫苦，离他而去。别人对他闲言闲语。杜甫写了首诗安慰王季友，说：“天上的浮云就像白色的衣服，不一会就变成了黑狗。古往今来的事情都是这样变化无常的，人生中什么事情会遇不到呢？”
“白衣苍狗”比喻人世间变化无常。
（出自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和《可叹》）
中学教材古体诗词中出现的“君”大多是确指，他们有的蹲踞在题目上，有的躲在注释里，有的藏在教师讲解的背景中。对此弄明白后对理解作品大有帮助，而且有利于备考。下面句子中的“君”所指何人？知道多少？
1.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孔雀东南飞》）
2.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3.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4.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别董大》）
5.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6.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李商隐《夜雨寄北》）
7?郾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李白《闻王昌龄迁龙标遥有此寄》）
8?郾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
9.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杜甫《客至》）
10.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岑参《逢入京使》）
11.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
（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
12.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3.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
14.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滴九江。
（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15?郾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为君。
（元稹《离思》）
16.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7.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白居易《琵琶行》）
18.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
（《蝶恋花・答李淑一》）
参考答案：
1.焦仲卿 2.杜少府 3.元二 4.董大（董庭兰） 5.李龟年 6.李商隐妻王氏 7.王昌龄 8.李煜 9.崔明府 10.入京使 11.卢纶12.白居易 13.元九（元稹）14.白居易 15.元稹妻韦丛 16.东鲁诸公 17.琵琶女 18.李淑一
2、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5、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6、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7、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春望》
9、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春望》
10、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常见的诗词风格
在古诗当中有这样一部分诗词，它们不追求词藻华丽，其语言平实朴素，其风格平中见奇。如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整首诗显平淡，但在平淡当中却传达出诗人超脱尘世、悠然自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追求。把握这类诗歌时，要从语言方面下手，在平淡的语言描述中，作者的情感渗透其中。
情或事不直接写出，恐怕是东方人固有的特性，更是古代人典型的性格，通过其他事物的描写含蓄委婉地表达内心情感。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人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闻”歌，到落花江南“重逢”。含蓄地表达了时代沧桑、人生巨变，抒发了沉痛的家国兴亡之感。此类诗歌借景抒情，咏物言志，字里行间的情感总能让人言欲未尽。
不留雕琢痕迹，浑然天成。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四句，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也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自然清新，但内涵丰富。此类诗浅显易懂，但说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韵味无穷。
既讲究词藻，又强调对仗，色彩绚丽，工稳和谐。如杜甫的《绝句（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全诗四句，两两相对，且一句一景，独立成画，色彩缤纷。此类诗歌，虽有明显的雕琢痕迹，但作者遣词造句的细腻还是让人领略到真切的情感。
气势豪迈壮阔，笔力刚健遒劲，境界雄奇奔放。如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诗句将滚滚长江与历史长河融为一体，凸现了历史长河荡涤千古的风流人物的奔放气势，使读者体味到作者兀立江边对景生情的豪迈。
特定的表达意象
与别离有关：如杨柳、长亭、浮云、明月、扬花、柳絮、孤蓬、灞桥、易水等。如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孤蓬”喻指远行的朋友。友人将要像蓬草那样随风飘远，此种寄托了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又如郑谷《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杨柳”“扬花”“离亭”牵拽彼此的惜别之情，惹动了双方缭乱不宁的离愁。
与乡思有关：秋风、归雁、杜鹃、落花、明月、枯藤等。如张籍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秋风”使百草凋零，游子见到这凄凉摇落之景，必然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秋风”引发“乡思”。又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边塞的秋天，风景独特，南飞的大雁却无半点留恋之意，由此触发了戍边将士的乡思。
与情操志向有关：松、竹、梅、菊、兰、蝉、荷花、大鹏等。如李白的《送杨山人归嵩山》：“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月”“松”象征隐居者高洁的情怀。又如陆游的《卜算子 咏梅》：“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借“梅花”来抒发自己高洁傲岸，但遭人妒忌的愤懑。
与自己身世命运相关：落日、西风、残照、贾生、屈原等。如杜甫的《江汉》：“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落日”指自己已到暮年，也有身处逆境之意。
典型的艺术手法
直抒胸臆，表明自己的爱憎。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思悠悠人生，悲从中来，放声长叹，一吐心中壮志难酬的悲愤，表达失意苦闷的情怀。
情景交融，将情感融于景物。如杜甫的《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好音。”景物中包含着作者对诸葛亮的凭吊，对自己壮志难酬的哀叹。这种手法多为诗歌词曲所用。
托物言志，通过对某种具体事务的描绘，表达一种志向，寄托一种情操。如陆游《卜算子 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本词明写梅花，暗寓人事，表达了诗人不肯同流合污和不屈不挠的品格。
借对历史人与物的缅怀、凭吊、讽喻现实，寄托情怀。如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花”的靡靡之音，使陈朝灭亡。杜牧借这一史实对当时不以国事为重，反用这亡国之音来寻欢作乐的统治者进行了尖锐的讽刺。
运用典故抒情言志，表明心迹。如王昌龄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借李广故事，既表现了对汉武时国威远播的向往，又显示了对当时变幻莫测的世事的担扰；既表现了对“飞将军”李广的仰慕，又蕴含了对唐将庸碌无能的谴责；还希望能有英才良将克敌戍边的期待，可谓言简义丰，意味无穷。
除此以外，诗歌的艺术手法还有对比、衬托、象征、衬托等等，只要多引导学生注意总结积累，诗词的鉴赏规律必有迹可循。在考试中把握其技巧，无论出什么样的题型，学生都不会再有茫然无措的感觉。
关于古诗词的手抄报的图片欣赏
关于古诗词的手抄报图片(1)
关于古诗词的手抄报图片(2)
关于古诗词的手抄报图片(3)
关于古诗词的手抄报图片(4)
关于古诗词的手抄报图片(5)
关于古诗词的手抄报的内容：经典古诗名句
1)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2)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
4)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
5)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
6)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观沧海》
7)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8)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9)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10)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曹操《观沧海》
关于古诗词的手抄报的资料：五言律诗
1、《江雪》
唐·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咏鹅》
唐·骆宾王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推荐其他主题的手抄报资料和图片作为参考：
1.有关于古诗的手抄报模板图片
2.有关古诗手抄报的模板图片
3.各种诗词的手抄报图片
4.关于古诗的手抄报图片大全
关键词：《王荆文公诗李壁注》；王安石；李壁；诗注；诗话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149−04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价值最高的宋诗宋注之一①。对于此注本，近几年，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江汤浩《李壁注荆公诗考论》、王友胜《论〈王荆公诗笺注〉的学术价值与局限》、周焕卿《试论李壁对诗歌笺释学的贡献》、巩本栋师《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等论文，从注释时间、注释特点、文献价值以及版本考证等不同角度，对李壁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周焕卿的论文，从以史证诗、探求诗歌旨意、以文学角度来评论诗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三个方面，总结了李壁对诗歌笺释学的贡献，对读者颇有裨益。但是，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李壁注对王安石诗歌艺术层面的触及和讨论，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周文所述更加丰富，也更加引人注目。
一、李壁对王诗师法韩愈的体察
无论是人品学术还是诗文创作，韩愈在宋代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如欧阳修不仅盛赞其为人，亦明确地以其为师法对象，重点学习韩诗“无施不可”[1]的笔力。然而，王安石却与时人迥异：他于人品、学术等方面一反宋人常态，大力贬斥韩愈，“不以退之为是”[2]；同时，又在诗歌创作上暗暗师法退之。这一点，经过明清以来文论家的揭示，今已一目了然。但是，在当时，大家看到的则是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荆公贬斥韩愈的道德文章，对其颇多微词；另一方面，荆公诗中又会“奇怪”地频频袭用韩愈的诗文。这种前后不一致，宋人已表示疑惑：
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皆退之《雪》诗也。荆公咏雪则云：“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陈言以为非，用古人陈言乃为是邪？”[3]
一席话道出了荆公对于退之在鄙夷与袭用两种态度之间的格龃龉。遗憾的是，宋人止步于此，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所以，终宋一朝，虽然荆公诗歌的艺术水准和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对唐诗的重视与选编也是宋人议论的话题，但其与韩愈之间的师法关系却被淹没在他独树一帜的“排韩”的声音之下，鲜有人能够点及。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壁对荆公诗师法韩愈的体察与认识就显得尤其珍贵。
李壁对荆公诗歌进行笺注，明显受到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理论的影响。他在《次韵酬龚深甫二首其二》“他日杜诗传渭北，几时周宅对漳南”句下注云，“宋刘绘、张融、周，一时胜士，皆居连墙，故朝野为之语曰：‘三人共宅夹清漳，张南周北刘中央。’以‘渭北’对‘漳南’，所谓无一字无来处”[4]，(下文所引皆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可见其极尽可能地追索每一首诗中字、词、典故的来历，相信它们都源自于对前人的继承。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壁具备了体认荆公诗歌以韩愈为师法对象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李壁同样发现了荆公对韩愈的双重态度，所以，面对荆公在诗中对韩愈过于随意的贬斥，他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独立的姿态。如《和董伯懿咏裴晋公平淮西将佐题名》一诗中，“退之道此尤隽伟，当镂玉版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四句对韩愈贬之过甚，李壁却能于注中，对退之之文的地位和成就予以维护：“余尝以《淮西碑》诚所谓‘编之《诗》、《书》之侧而无愧’。类俳之说，殆非至公。”《韩子》一诗是荆公对韩愈矛盾态度的集中体现，而在此诗中，李壁对荆公的批评也更加地直接和有力，“公讥韩愈而用其语，但异乎一字”，此乃“好诋之过”也。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荆公用昌黎诗”条中明确指出“荆公诗语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几”[5](69)，并归纳出偷语、偷意、偷势三种不同的方式。这一论断为学界认同并广为引用。钱先生在举例论证的时 候，以李壁注为参照，指出不少地方李壁没有注出荆公对韩愈诗歌的取法。必须指出的是，钱先生当时看到的是经过刘辰翁删节的元刊本，其保存的李壁注要比今天能看到的蓬左文库本少了近一半，所以，钱先生的举证，有些地方一语中的，如《再用前韵寄叶天启》“微言归易悟，捷若髭赴镊”句，李壁未能注出此比喻本自昌黎《寄崔立之》“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 髭”；有些则受到了版本的局限，错怪了李壁。关于这一点，巩本栋师在《论》文末，已经论及：“清代以来学者对李壁注的补充和修正，都是在被刘辰翁删节后的李注的基础上进行的，现在看 来，由于朝鲜本的回流和残宋本十七卷的重现，在这些学者所作的补充和修正中，就都有一些是不必要的了。如钱锺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对卷二七《重登宝公塔》‘应身东返知何国’一句做过补注，其实，残宋本中对此是有补充注释的。”[6]巩文的举例针对的是残宋本，而在本文所依据的蓬左文库本(即朝鲜本)中，同样能找到相似的例子。如《谈艺录》“荆公用昌黎诗”条云：
《元丰行》曰：“田背坼如龟兆出”，此荆公得意语也；故《寄杨德逢》又曰：“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后山诗话》记山谷论荆公诗“暮年愈妙”，即称此语，以为前人未道。不知昌黎《南山》诗形容山石荦确，即曰：“或如龟坼兆，或如卦分繇。”[5](69)
事实上，蓬左文库本中，李壁不仅于此句之下明确注出退之《南山》诗“或如龟坼兆，或如卦分繇”之句，而且，他还在同卷《寄德逢》“遥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句下指出，“陈后山谓公诗(此句)乃前人所未道。然退之《南山》诗，已有‘或如龟坼兆’之句”，与钱先生所言如出一辙。其他如《孔子》《怀钟山》《寄孙正之》等诗皆是如此。
所以，以蓬左文库本为底本，重新进行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李壁已经留意并体察到荆公对退之诗歌的重视与学习。
对于这个发现，他通过两种方式来表达。第一种方式是不直接点明，只是在具体诗句下，系上韩愈相关的诗句或文句。把它们维系在一起的，是对某个词语的借用、对句意的仿效，或者是句法、格律的延续，与钱先生总结出来的偷语、偷意和偷势三种类型完全吻合。这方面的例子在李壁注中不胜枚举，俯拾即是。第二种方式是明确指出荆公对退之诗歌的借鉴与取法。大的方面，李壁在《奉酬永叔见赠》“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句下，非常清晰地道出荆公对韩文的态度：
河东王俦尚友尝为予言：“观介甫‘何敢望韩公’之语，是犹不愿为退之，且讥文忠之喜学韩也。”然荆公于退之之文，步趋俯仰，盖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其言若是，岂好学者常慕其所未至，而厌其所已得耶？
虽然其结论落实在荆公对韩文的继承，但如此坚定且通达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时人，如韩子苍为荆公对韩愈的矛盾态度所牵绊，力图通过还原“吏部”为谢而非韩愈以解释此句，这就为李壁把目光投向诗歌的领域，埋下了伏笔。于是，李壁看到了荆公以文为诗的特点并非空无依傍，而是自有其渊源。他在《读墨》题下注云：
友人宜黄李桴尝云：“介甫《读墨》诗，终篇皆如散文，但加压韵尔。”意以为诗益散，古无此体，然如韩公《谢自然》、《谁氏子》诗已如此。
很明显，他认同了荆公以文为诗的创新性和重要性，并将这一特点与韩愈联系在了一起。小的方面，李壁指出了荆公对韩诗句法、句意、句势等方面的具体的继承。如他在《一陂》诗下注云：“后一联，即退之‘青罗碧玉’之体。”《一陂》为七言绝句，后两句为“周遭碧铜磨作港，逼塞绿锦剪成畦”；韩愈“青罗碧玉”之体是其赞美漓江的名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虽一为七言，一为五言，但在句法以及句势上，二者显然一脉相承。再如《寄吴冲卿》“易称动不括，传论大明服”句下，李壁注云：“退之诗‘礼称独学陋，易贵不远复’，公仿此。”指明了荆公对退之句法的学习和模仿。同样，在《送子思兄参惠州军事》“试观驰骋人，意气宇宙窄。荣华去路尘，谤辱与山积”句下，其注云：“韩诗：‘君看一时人，几辈先腾驰？’又‘欢华不满眼，疚责塞两仪。观名计之利，讵足相陪裨。’公诗近类此。”指出诗意上的继承。而在《清风阁》末句“况是使君无一事，日陪宾从此倾觞”之下，其注云：“‘此’字，如韩公诗‘逢公复此著征衣’之‘此’。”从更小的细节出发，留意到了二者在用字上的相似之处。
所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对荆公诗取法韩愈，在宋以后的诗论家明确将此点总结出来之前，李壁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体察，并在注释中有或明或暗的表述，这一点尤其不应该为学界所忽略。
二、李壁意、艺并重的注诗特点
在今存的几种宋诗宋注中，李壁注谈诗论艺的倾向表现得尤其突出。李壁注做到了意、艺并重。学界对此有所留意，但关注仍未够。
本文以为，这一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李壁注频繁地摘引宋诗话中的内容，将其作为自己的论据或者观点。当然，摘引诗话，是宋诗宋注共有的特点，但是，不同于其他注本中的寥寥数条或是偶尔出现的惊鸿一瞥(前者如胡的《简斋诗笺》，后者如郑元佐的《断肠诗笺注》)，李壁对宋诗话的摘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足以让人印象深刻。据笔者统计，其所摘引的诗话至少包括了以下十余种：《西清诗话》《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潘子真诗话》《石林诗话》《高斋诗话》《许彦周诗话》《蔡宽夫诗话》《漫叟诗话》《诗话》《唐子西语录》《艺苑雌黄》《后山诗话》《冷斋夜话》。虽然小部分的引文谈的是诗歌创作的背景、本事或者是诗人的仕宦、生平，但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谈诗论艺。不仅如此，李壁还摘引了不少当时人讨论诗歌的言论，并且对他们的观点作出进一步的发挥，此点上文已经引及，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李壁常常对诗歌进行灵活、简洁的艺术评价。这些评价多是只言片语，散落在各处，犹如草丛中的露珠，能够给读者带来清新、惊喜或会心的一笑。
荆公涉猎极广，经史百家，佛道小说，无所不观，故其诗歌取材亦广，所以，李壁注的重点自当是还原历史背景、确定诗歌旨意、探寻诗中典故。但同时，李壁于艺术方面亦颇为留意。细读一过，我们可以发现，李壁对荆公诗的句法、对仗与用字三个方面，屡屡投以关注的目光。他经常在某一句诗下注出此句沿用了何人或者何种句法，如“用《九歌》句法”、“唐人多有此句法”、“(与乐天)句法绝相似”、“(《滕王阁诗》)即此句法”、“(卢纶诗)即此句法”等。对仗是李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他或是肯定荆公诗歌，无论古体还是律诗，对仗皆精致工巧：《送张宣义之官越幕二首其 二》“洲荻藏迷子，溪篁拥若耶”句下注云：“‘耶’以对‘子’，见公诗律之精。”《次韵约之谢惠诗》“已无姑溪寺，何有江令宅”句下注云：“‘姑溪’对‘江令’，公于古诗亦求工如此。”或是通过对具体诗句的比较，指出前人对仗不若荆公，如《次韵酬宋芑六首其三》注云韩对仗不如介甫精切，《和杨乐道见寄》注云乐天对仗不及介甫之工；或是点评荆公对仗的艺术特色，如《答许秀才》诗中“漂母”对“樵妻”之“甚工”，《小姑》诗中“飞琼”对“弄玉”之“奇甚”等。至于对用字的关注，李壁则常常以总结性质的口吻进行表述。如对《黄菊有至性》诗中的“至性”二字，他通过举例，指出其“多以言孝”；《寓言十五首其六》拈出“莛芒”二字，指出“公一再用之”；《江上二首其一》总结古人多用“半”字，并举《战国策》、谢灵运诗、韩文以证之；《和平甫召道光法师》诗中指出贾岛、郑谷诗爱用“僧”“鹤”二字并分析其原因；《江宁夹口三首其一》则点出“转”字妙甚，极大地提升了诗境，并以此为依据，判定其他版本以“转”为“白”，是错误的选择。
最后，李壁评诗论艺，最常用的手法是比较。这种方法最为便捷。他常常站在某一点上，将思维发散出去，从不同的角度，寻找合适的参照物，对荆公诗的艺术特色做出最具体、最直接和最鲜明的把握。他拿来作为参照的诗人涵盖了庾信、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刘长卿、刘禹锡、杜鹏、方干、罗隐、欧阳修、苏轼、陈与义等人。或者指出他们的作品与荆公诗同为佳作，如《明妃曲其一》注云“乐天相关诗作语意亦佳”，《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其二》注曰“公此诗体制，颇类欧公巫山高，皆一代之杰作”；或指出它们与荆公诗虽内涵不同但俱臻妙境，如《和吴冲卿鸦树石屏》注云“子美诗意与公虽异，而皆佳作”，《葛溪驿》注比较了王、刘、李三人之诗，指出其“意不同而俱妙”；或通过比较，看出荆公诗技艺的高超，如《除夜寄舍弟》注云“观公此作，则觉方干语为繁矣，”《次韵答平甫》注云“(唐人诗)比公格为凡”，《暮春》注引杜鹏诗，云“鹏意亦类此，但比公语为简耳”②。类似的比较还出现在《两马齿俱壮》《寓言其十四》《书会别亭》《欲归》《初憩和州》《陪友人中秋赏月》《萧然》《寄蔡天启》《寄题修广明碧轩》《咏月三首其三》《次韵杏花三首其一》《寄育王大觉禅师》等诗中，此不一一列举。
这些谈诗论艺的吉光片羽，跳跃、穿梭在不同的时代、诗人和诗歌之间，提升了诗注的艺术趣味，增加了诗注的弹性，也给原本呆板、生硬、枯燥的诗歌笺注注入了活力。
注释：
① 本文所依据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出版的日本蓬左文库藏本(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此版本的点校本，然书名稍有变更，题作《王荆文公诗笺注》。
② 按：李壁注云：“杜鹏‘侵阶草色连朝雨，满地梨花昨夜风’意亦类此，但比公语为简耳。”查此句出自《寒食山馆书情》一诗，在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周弼《三体唐诗》等书中，此诗作者皆作“来鹏”，《全唐诗》亦云“来鹄，一作来鹏”，惟李壁作“杜鹏”，似误。
参考文献：
[1] 吴大顺. 欧阳修转益多师及诗风渊源[J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5(1): 131−132.
[2] 吴曾. 能改斋漫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79.
[3] 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45.
[4] 李壁. 王荆文公诗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637.
[5] 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论文摘要]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以复古求新，有意与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与衰微时代紧密相联，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中汲取营养，将其浅俗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其“俚俗”之风，上承元和而下启宋人，在唐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唐大中至咸通、乾符以来，诗人们在宗法前人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着自己的创作道路。大中前期，以许浑、刘沧为代表的格律诗人致力于山水、怀古诗的创作，逐渐使七律艺术达致纯熟之境；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兼容诸家，取精用宏，在发展完善律诗、绝句的表现手法，丰富咏史、咏物诗之境界等方面创获颇丰，其中对于心灵世界和绮艳题材的开拓，尤具诗史意义。大中后期，随着两大诗人群体在“夕阳无限好”的凄丽余晖中退出诗坛，晚唐诗歌也随着大唐帝国一起走向了暮霭沉沉的黄昏。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韦庄《咸通》)随着世风的急剧腐化，咸、乾士风更加隳坏，士人们生活态度上放荡无忌，尽决藩篱，创作趣尚上“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吴融《禅月集序》)。元人辛文房感慨系之道：“观唐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在蝉噪蛙吟声中，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返棹下流，更唱喑俗，置声禄于度外，患大雅之凌迟，使耳厌郑卫，而忽洗云和；心醉醇醴，而乍爽玄酒”。他们以复古求新，有意与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与衰微时代紧密相联系，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诗歌中汲取营养，将浅俗表现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创作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势若微阳战阴，冲密云而吐丹气，使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在晚唐诗坛放射出最后光芒。由于时代与才力所限，寒士们未能越出前人樊篱而卓然成家，他们在艺术上所做的不懈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汉乐府民歌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表现现实人生，抒发真情实感，其语言朴素精炼，风格清新流畅，胡应麟赞之为：“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又说：“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今古。”汉乐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旨在总结人生经验，说明生活道理，对于生死、贫富、盛衰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问题抒发感慨，其形式或为谣谚，或为寓言，带有教训告诫意味。元白的新乐府继承了汉、魏乐府“美刺比兴”的优良传统，向民间歌谣学习，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以流易之体，极富赡之思，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寒士们学习汉乐府民歌和新乐府的精神和语言，他们不仅在乐府古风的创作中自觉地继承了元白的浅俗范式，还将其运用至格律诗的创作中，为律诗的通俗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乐府诗本可人乐，诉诸听觉而非完全由视觉接受，其独特的表现方法，与雅言系统的文人作品大异其趣，它特殊的朴、拙、自然等趣味，正为志在复古的尚俗寒士们所喜爱，他们醉心学习和模仿，以致在他们仿作的乐府，甚至近体诗中，都带有民歌清浅自然的风味。他们极少用典，善用白描，直抒胸臆，毫不掩饰。皮日休的《三羞诗》、《正乐府十篇》，远承汉魏乐府谣谚，近师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语言通俗、朴质平易是其长，然排比见迹、显露无余是其短。皮日休在格律诗中用清浅之语言，流利之音节，跳踯之句法，破前人惯用之音节词汇，自制音响，实已开宋诗先河。如《西塞上泊渔家》：
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风根坐钓矾。
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
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
西塞上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
此诗前六句细写渔家景趣，如数家珍。首联“静倚”二字绘出渔父悠然自适的神情。中间两联描写渔家日常生活：中妇采桑以供蚕事，小儿买蓑以备风雨，见渔家各尽其事、勤于治生；雨过有莼菜之滑，春后有鲈鱼之肥，是渔家衣食丰足、风物情佳。结言自己“隔波相羡”之意，表露对田园隐逸生活的依依向往之情。全诗刻画真切，语言秀雅，风格淡逸，颇具宋诗之概。又如《送从弟归复州》：
羡尔优游正少年，竟陵烟月似吴天。
车螯近岸无妨取，舴艋随风不费牵。
处处路傍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
殷勤莫笑襄阳住，为爱南溪缩项鳊。
此诗夸竟陵美景，羡弟得以归家。首联叙相别之意，点出故乡景物与吴天不异。中二联总写“似吴天”：上联，车螯近岸而可取，舴艋随风而易行，写归途之风物；下联，处处稻熟，家家莲开，写归家时景候。尾联设想其弟到家之事，竟陵南塘之鳊，风味正不减吴地鲈鱼之美，归正其时，可以享用。全诗以亲切的话语，平易晓畅的民歌格调，叙写吴地至家乡竟陵一带的优美风光，洋溢着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
陆龟蒙曾在《甫里先生传》中曾这样自述自己的诗歌创作历程：“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已。”陆龟蒙咸通年间与皮日休唱和吴中，学韩愈诗风，逞才炫博，驰骛新奇，“另开僻涩一体”，胡震亨评其诗“墨彩反复黯钝者，当由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人诗耳”。其后退隐江湖，回归自然，吸取江南民歌《吴声歌》的营养，仿乐府古题而作《古意》、《杂兴》、《古态》、《洞房怨》、《南塘曲》、《风人诗四首》、《乐府杂咏六首》、《子夜四时歌》、《子夜警歌二首》、《子夜变歌三首》、《江南曲五首》、《陌上桑》等，深婉缠绵，情韵悠扬，保持了民歌清新流畅的风味和情调。
陆龟蒙隐居松江期间创作的山水田园诗，以清新明丽、流畅如歌的语言，描画家乡吴中秀美的山川风光，表达自己山林恬适之趣，其《自遣诗三十首》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其一：
五年重到旧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
更喜卞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
诗写远客乍归，满目新奇，流露出对家乡田园山水的无限依恋心情。又如其二十五：
一派溪随箬下流，春来无处不汀洲。
漪澜未碧蒲犹短，不见鸳鸯正自由。
描写南国水乡春色，可谓诗中有画。《怀宛陵旧游》也是清隽秀逸、情景融会的佳篇：
陵阳佳地昔年游，谢胱青山李白楼。
唯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
通首以“佳地”二字贯下，次句写宛陵名胜，文士风流，三、四句用俊逸之语绘出一幅绝妙景致：斜辉映溪，风动酒旗，影照春流，巧妙传达出诗人对旧游佳地的魂牵梦萦之情。《和袭美春夕酒醒》以潇洒自然、情趣盎然之笔，勾画出自己浪迹江湖、悠然自得的闲散之情：
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
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月色、花影、醉人浑然一体，化合成春意、美景、诗情、高士的翩翩韵致。
曹邺诗中有大量的乐府旧题，如《徒相逢》、《筑城曲》、《战城南》、《长相思》、《东武吟》、《蓟北门行》、《代罗敷诮使君》、《怨歌行》、《不可见》、《薄命妾》、《放歌行》、《代班姬》等，此外还有仿效元白新乐府而自创的新题乐府，如《望不来》、《古相送》、《去不返》、《思不见》、《乐府体》、《南征怨》、《古词》、《古莫买妾行》等，古辞古韵，诸体略备而意深语健。但由于过分追求质直简切，有些诗歌语言枯燥干涩，缺少灵动之气，这也是其他乐府古风诗人的通病。
曹邺中岁归隐田园后，“扫叶煎茶摘叶书，心闲无梦夜窗虚”(《题山居》)，秀色可餐的阳朔山水，安顿了诗人飘泊的心灵。他的七言绝句以农村为题材，用不刻画、不雕琢的白描手法叙事写景，直寻兴会，其清淡冲旷的风格，深得乐府遗意和陶诗韵致。如《田家效陶》：
黑黍舂来酿酒饮，青禾刈了驱牛载。
大姑小叔常在眼，却笑长安在天外。
全诗用简淡之笔，以农家的淳朴淡泊，映现出功名富贵的虚妄。从农家媳妇的口吻中，真切地表达了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民自给自足、自得其乐、与世无争的心理状态。又如《早秋宿田舍》：
涧草疏疏萤火光，山月朗朗枫树长。
南村犊子夜声急，应是栏边新有霜。
诗人夜宿农家，亲涉农事，与农村的种种物事皆能亲切交流，他熟悉这里的一切，成了农家的一员，能够从秋夜牛犊的鸣叫声中，推想出栏边早霜的微寒。又如《老圃堂》：
召平瓜地接吾庐，谷雨乾时偶自锄。
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
《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诗用召平瓜事，写自己摆脱名利，耕读田园，甘心淡泊的闲适生活和愉悦心境。语言浅俗，感情深沉。三、四句用拟人之法，以“欺”点睛，妙传早春之神，春风那如孩儿调皮捣蛋而又天真可爱的神态如可触摸。
尚俗寒士中的乐府古风诗人多承继着汉乐府和元白新乐府的浅俗传统，为求诗歌内容的明晰，不论在古体诗或近体诗中，他们多采用语法结构较为松散的散文语法，力求使诗歌意象清新，易于浮现。他们的诗歌语言合乎日常语言习惯，易于知解；诗中极少使用散漫式的语言，或省略过多的叙述方式。总之，他们以听者的感官能在瞬间接收、连贯成完整的形象或意象为首要的考虑。如刘驾的《桑妇》：
墙下桑叶尽，春蚕半未老。
城南路迢迢，今日起更早。
四邻无去伴，醉卧青楼晓。
妾颜不如谁，所贵守妇道。
一春常在树，自觉身如鸟。
归来见小姑，新妆弄百草。
诗歌的语言未经任何复杂的改造，矢口而出，明白如话，声调婉畅，内容浅近，保存了民歌的天然韵味。
为了易于知解，尚俗寒士们在诗歌意象的传达和语法的运用上，也遵循着乐府民歌的传统手法，诸如镶嵌、重叠、排比、递进、顶真之类，通过形式上的拙趣，产生声音反复、回环的韵律效果；或者采用较为直接的感叹、设问、呼告等表意方法，表达激烈、直露的情绪。乐府诗中一贯使用的基于音、义与形的拙趣，他们也加以巧妙的承袭，即使是在近体诗中，他们也没有因近体诗的习惯而遽加改变，有时反倒更加强调民歌手法以增添趣味。如刘驾在七言绝句的尾联，有意连用三个叠字，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独创的句法，在晚唐绝句中别具一格：
一别杜陵归未期，只凭魂梦接亲知。近来欲睡兼难睡，夜夜夜深闻子规。(《春夜》)
几岁干戈阻路岐，忆山心切与心违。时难何处披衷抱，日日日斜空醉归。(《秋怀》)
清秋新霁与君同，江上高楼倚碧空。酒尽露零宾客散，更更更漏月明中。(《望月》)
顷年曾住此中来，今日重游事可哀。忆得几家欢宴处，家家家业尽成灰。(《郭中感怀》)
未栉凭栏眺锦城，烟笼万井二江明。香风满阁花满树，树树树梢啼晓莺。(《晓登成都迎春阁》)
叠字的使用，正是听觉效果的一种设计，它固然强化了意象上细腻刻画的奇巧，但更多的还是出于诗家追求诗歌声音的动听、生动的艺术效果，从而也加重了诗中情感表现的力度。这正是民歌纯朴表现技巧的灵活运用。
尚俗寒士中的罗隐、杜荀鹤和李山甫三人，则将浅俗之风引入律诗创作，走出了一条七律平易通畅的道路。尽管前人对此褒贬不一，但他们在律诗体式上的创格之功则是有目共睹，不可忽视。明人许学夷云：“开成许浑七言律，再流而为唐末李山甫、罗隐诸子。罗、李才力益小，风气日衰，而造诣愈卑。故于鄙俗村陋之中，间有一二可采。然声尽轻浮，语尽纤巧，而气韵衰飒殊甚。唐人律诗至此乃尽敝矣。”又云：“初唐七言律，质胜于文，盛唐文质兼备，大历而后，文胜质衰，至李山甫、罗隐诸子，则文浮而质灭矣。”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云：“七律至沈、宋以至温、李，皆在起承转合规矩之中。唯少陵一气直下，如古风然，乃是别调。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气。昭谏益甚。”又云：“乐天之后，又有罗昭谏，安得不成宋人诗。”朱克生《唐诗品汇删·七言律》云：“杜苟鹤、李山甫则委巷说矣。”又《幕府燕闲录》云：“杜苟鹤诗鄙俚近俗”。而洪亮吉则云：“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曹毓德《唐七言律诗钞》云：“罗昭谏之笔健气雄，分道扬镳，并属全唐后劲。”顾云也在《唐风集序》中极力推崇杜荀鹤之诗：
咏其雅丽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顺，人伦纲纪备矣。其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贾喻八九于胸中，曾不萎介。或情发乎中，则极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声劳于呼吸，万象悉于抉剔，信诗家之雄杰者也。
平心而论，罗隐等人将声律对偶与浅近通俗结合起来，将七律由主观抒情引向客观纪实，叙事抒情委婉流畅，如话家常，议论明快尖锐，饶有风趣。其中一些诗句类乎格言成语，为人们广为传诵。王??兑翱痛允椤肪砹?抖跑骱茁抟??吩疲
唐人诗句中用俗语者，惟杜荀鹤、罗隐为多。社荀鹤诗，如曰：“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赠僧》)曰：“乍可百年无称意，难叫一日不吟诗。”(《秋日闲居寄先达》)曰：“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闻子规》)曰：“拳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秋宿临江驿》)曰：“世间多少能言客，谁是无愁行睡人。”(《秋夕》)曰：“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赠质上人》)曰：“莫道无金空有寿，有金无寿欲如何。”(《戏题王处士书斋》)罗隐诗，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曰：“今宵有酒令宵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曰：“能消造化凡多力，不受阳和一点恩。”(《登高咏菊尽》)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水边偶题》)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曰：“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曰：“明年更有新条在，搅乱春风卒未休。”(《柳》)今人多引此语，往往不知谁作。
《石园诗话》卷二论李山甫云：
李山甫《柳》诗，善于自况。其“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寒食二首》其一)；“新成剑戟皆农器，旧着衣裳尽血痕”(《兵后寻边三首》其一)；“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镜里只应谙素貌，人间多自重红妆”(《贫女》)，皆自然流丽。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
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从这些引用中可以看到，杜诗因其真实广阔的直陈时事，多用来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这也真实反映出当时人对杜诗的接受形式和角度。在他们眼里，杜诗已不仅是杜甫个人的情志抒写，而成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史实纪录，若想描述当时历史面貌，完全可以将杜诗视为确实的史实材料。杜诗具有史的功能，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也就成为史了。孟綮所载真实反映了当时杜诗的接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