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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那雨声，往往会勾起人们对如烟往事的遐思，得意之事，耻辱之事，皆随这雨水漂去，也即宠辱皆忘；那飘飘洒洒的雨，那有节奏的雨声，特别在雨夜，聆听那雨声，顿时会把心中的私心杂念浊洗干净，也即能净尘心，将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清洗。同时，经过那雨水的净化，第二天的外面世界的东西都干净多了，花儿也艳多了！
雨中的万年青、松树等绿色植物，在雨中的净化下，更加娇翠欲滴，看到雨中的万年青树，会给人们一种生的希望，力量的召唤！
江南的雨不像北国的雪花令人心寒，而是会给人一种暖意，一种亲切感，一种如浴春风的感觉，正是“沾衣不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江南的雨不像瑟瑟秋风那么萧杀给人一种凄清的感觉，而是会给人一种蕴育生机的机遇。“星稀月明，鸟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是曹操求贤若渴、悲壮的诗句。由于秋风横扫落叶残酷无情，会让人产生悲观的情绪意志消沉，而江南的雨后的大地万物葱笼，一片勃勃生机！
江南的雨不是古道西风瘦马，而是给人小桥流水人家之感。江南的雨，让人产生无边的遐想，催人奋进，同时江南的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久旱又逢甘霖。一片生机！江南的雨，雨后天晴，万无尽净，洗涤了污垢净化了心灵。江南的雨正如暖和的春风，让万物复苏！
赞美你，江南的雨！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有陆路，也有海道。海上交通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不少论著对此作过探讨①。20世纪70年代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探讨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海上交通的兴趣。
元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以陆道为主，海上交通相对来说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常常被忽视。实际上，当时两国之间海道往来仍是相当频繁的。本文试图以中国和朝鲜的有关文献相互参证，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二
12世纪，中国处于宋、金对峙的局面，由于金朝势力强大，高丽断绝了与南宋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经过海道的贸易活动仍是存在的，来到高丽经商的南宋商人，往往带有政府的使命，刺探金朝的动静，沟通双方政府的关系。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11年开始发动对金战争。1218年对高丽用兵，高丽请和。1231年，蒙古窝阔台汗发军攻高丽，高丽降。1234年，金朝灭亡，出现了蒙、宋对峙的局面，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蒙古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1)。到13世纪70年代末，南宋为元朝所灭。
当蒙(元)、宋处于敌对状态，高丽归附于蒙古(元)的情况下，南宋与高丽的交往受到蒙古(元)的干涉和阻挠。蒙古(元)还曾设想以高丽作为基地，通过海道对南宋发动进攻。尽管如此，南宋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止。南宋开庆元年(高丽高宗四十六年，1259)四月，中国商人范彦华的船只从高丽返回，船上带回了三名被蒙古俘虏的南宋居民。他们是在被迫参加蒙古对高丽战争时逃出的，高丽政府将他们送回本国，高丽的礼宾省还为此向南宋地方当局发出了正式的牒文。范彦华等的商船是在上一年去高丽的②。高丽元宗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十月，“宋商陈文广等不堪大府寺、内侍院侵夺，道诉金仁俊曰：‘不豫直而取绫罗丝绢六千余匹，我等将垂橐而归。’仁俊等不能禁”③。从“侵夺”的货物数量，可知这一年前来的南宋商船装载的货物是相当可观的。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官方机构“侵夺”造成的不良影响，南宋商船不再到高丽。高丽元宗十一年(南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责问，为什么“南宋商船来”，高丽政府“私地发遣?”次年正月，高丽国王写信回答说：“豫有宋商舶往返，距今十年，未曾见来”；但“年前有一舶到于我境”④。以上所说，便是根据现有文献可以考知的13世纪中期高丽与南宋的几次海道交往。
当蒙(元)、宋对峙之际，高丽与南宋继续通过海道保持联系，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从经济上来说，海道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政治上来说，高丽归附蒙古是为武力所迫，并非本意，高丽政府并不想和南宋断绝关系，南宋方面也充分估计到这一点，鼓励商人前往高丽贸易，顺便审探蒙古的动向⑤。但尽管如此，由于高丽—宋的关系要受到其他两方面关系(蒙古—高丽，蒙古—宋)的制约，只能是有限的、时断时续的。只有在元朝统一以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海上交通，才会有新的面貌出现。
三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发大军攻宋。十三年(1276)，元军下临安，取江浙、福建等地。十六年(1279)，广东崖山一役，宋军大败，幼帝蹈海死，结束了南宋的历史。元朝统一了中国。在统一过程中，元朝政府注意保护海外贸易，使之不受战争影响而中断。至元十四年(1277)，便在南宋原有基础上于泉州、庆元等处建立市舶机构。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诏福建行省官员，要他们对海外各国加强联系，“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⑥。这主要是针对南海诸国说的，至于在此以前已与元朝有密切关系的高丽，当然更不成问题。据郑麟趾《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四年(戊寅，1278)十月，“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⑦。所谓“宋商人”是高丽方面对来自中国南部(南宋统治区)商人的习惯称呼。事实上，这时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均已归元朝统治，“宋商”实际是元商。高丽国王赐宴内廷，说明这起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是公开的、合法的，也就是得到元朝政府同意的。此事足以说明，元朝政府对于民间商人与朝鲜半岛的海道贸易，采取支持的态度。
元朝统一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是频繁的。首先表现在海运粮食上。元朝在平宋以后很快便建立了海运，即由海道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方，先到直沽(今天津)，再由直沽经运河运到大都(今北京)。每年海运的粮食。起初是几万石，逐渐增为几十万石、百万石，最多时达到三百多万石。海运可以说是元朝统治的生命线。值得注意的是，海运的终点并不限于直沽，还有辽东，甚至伸展到了朝鲜半岛。中国史籍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一月，忽必烈“敕漕江淮米百万石，泛海贮于高丽合浦，仍令东京及高丽各贮米十万石，备征日本”⑧。但次年正月忽必烈因江南动乱罢征日本，这次大规模的海运计划并未付诸实施。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忽必烈“以其国(高丽——引者)饥，给以米二十万斛”⑨。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忠烈王十七年(1291)六月，“元遣海运万户黄兴、张侑，千户殷实、唐世雄，以船四十七艘载江南米十万石来赈饥。世子豫奏比年国人征戌转饷失其农业，以致饥馑，故有是赐”。次年(1292)闰六月，“元诏漕运万户徐兴祥等二人运米十万石来赈饥民，遭风漂失，唯来输四千二百石”⑩。世子即忠烈王之子王璋，也就是后来的忠宣王。这批作为救济用的粮食分两年自江南运到朝鲜半岛。组织过两次大规模海上运输的是元朝海运的主持者之一朱清。朱清和海运的另一主持者张瑄在南宋末年都是横行于海上的强盗，“若捕急，转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亡虑十五、六返”⑾。元军南下，朱、张投降，由于他们熟悉中国南北航路，便献海运之策，适应了元朝政府的需要，因而得到重用，专门负责海运事宜。同时，他们对于“高句丽水口”也是有所了解的。在忽必烈决定海运江南粮二十万石到高丽时，这一任务很自然便落到朱清身上．朱清原为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海道运粮万户，“庚寅(至元二十七年，1290)，运高丽，辽东粮，枢密院奏功，进骠骑冲上将军，余如故”⑿。这里的“庚寅”显然是“辛卯”(二十八年，1291)或“壬辰”(二十九年，1292)的讹误。至于朝鲜史籍中所载海运粮的官员，黄兴疑是黄真之误，黄真是朱清下属的五万户之一。张侑不可考。殷实是朱清的得力部属。至元二十九年，以朱清为首的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下分七翼千户所，其中之一是殷武略翼，武略是武略将军的简称，殷武略翼即以殷实为首的千户所⒀。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忽必烈殷实为管领海船副万户⒁。这次提升可能与运粮高丽有关。唐世雄不是汉人，而是西夏人，原名黄头。西夏在元代称为唐兀，故以唐为姓，名世雄。他长期从事海运，后来升至海道都漕运万户。这时他的具体职务是嘉兴等处运粮千户⒂。第二年负责海运的万户徐兴祥在同一朝鲜史籍中另一处又作徐兴祚⒃。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从事海运的重要人物中有一位徐兴祖，也许徐兴祥、徐兴祚都是徐兴祖之误⒄。此外，见于中国方面记载的还有一位范文富，“豫馈运高丽及交趾出征军粮，”至元戊子(二十五年，1288)官运粮副千户⒅。
宋代与高丽的海上交通，有北线，有南线。北线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县)东航至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经过芝罘岛(今山东烟台市北)。南线由明州(今浙江宁波)经昌国沈家门(今浙江普陀县)，蓬莱(今大衢山岛)，向北进入大海，与海岸线并行，到淮河入海口附近，转而向东，进入黑水洋，也就是山东半岛以南，朝鲜半岛以西的黄海深水洋，先到朝鲜半岛西南的黑山岛(今名大黑山岛)，然后沿半岛西海岸北上，至开城。北宋初期，主要是北线；北宋中期起，为了“远于辽”，改以南线为主。到了南宋时期，山东半岛为金朝所有，只能由南线航行⒆。元朝初年的海运，是以太仓(今江苏太仓)为起点，沿海岸线北上，经过山东半岛，到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列岛)，进入莱州洋(今莱州湾)，沿海岸直至直沽(今天津)。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海运，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元朝诗人朱晞颜在“至元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曾搭乘海运船北上，他将“舟航所见”用诗篇记录下来，总题为《鲸背吟》，共三十余首⒇。第一首题为“盐城县”，盐城即今江苏盐城，第四首为“莺游山”，该岛又作嘤游山、鹰游山，即今江苏连云港市的东西连岛。以后又有“乳岛”(今地待考)、“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岛)、“莱州洋”等诗，足以说明这一次海运确是沿海岸线北上，续山东半岛航行。《鲸背吟》最后是“分船”和“直沽”。“分船”诗云：“高丽辽阳各问津，半洋分路各伤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由各诗的排列看来，“分船”之事应发生在过莱州洋以后，到直沽以前。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往高丽的运粮船有可能是沿渤海湾北上，经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的。但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起，在朱清等主持下，开辟了新的海运路线，即由太仓出长江口后，利用西南风，取道东北，驶向大海。经过山东半岛成山角后，则与原来的路线大体相同[21]。海运路线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中国南方与高丽之间航线的变化，至元二十九年运到高丽的粮食大部分“遭风漂失”，应该是探索新航线造成的。可惜的是这方面缺乏明确的记载。
高丽忠烈王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元遣江南千户陈勇等载米二十艘来，又献鹦鹉一双，其他土物甚多”[22]。这次运米的目的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这一年忽必烈又派人到高丽督造战船和管军粮，准备再征日本，显然运来的江南粮食是供出征日本用的军粮。次年，忽必烈死，征日本的准备工作停止。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元遣中书舍人爱阿赤来。先是为征日本，运江南米十万石在江华岛。今辽沈告饥，帝(元成宗——引者)诏以五万石赈之”。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二月，“遣中郎将宋瑛如元请减运粮，帝不从”。四月，又“遣将军柳温如元，请减辽阳运粮，帝许减二万石”，在此前后，高丽用船分三次将江华岛贮粮运往辽阳，共计三万余石[23]。为征日本从江南调拨十万石米到江华岛无疑是忠烈王十九年的事，但是十万石米似非“二十艘”船所能装载，很可能记载有误或有缺漏。
元朝政府从江南经海道运粮食到高丽，主要是以上几次。这几次海运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也是宋代所不曾有过的。这几次相当规模海运进行，使得联系中国南方和高丽的海道为更多的航海人员所熟悉，这对于两国海路贸易的开展，无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应该指出的是，忠烈王二十一年由高丽运粮到辽阳并非偶然。早在元朝统一以前，忽必烈曾于高丽元宗十四年(至元九年，1273)下令“运东京米”二万石到高丽赈济饥民，由于“水路阻运”，第二年四月才运到[24]。东京即今辽宁辽阳，元辽阳行省首府。高丽忠烈王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政府要求高丽“措辨十万石”接济辽东。高丽以船四百八十三艘“转米六万四千石于盖州”[25]。盖州即今辽宁盖县，当时属辽阳行省。从这些事例可知元代在高丽与中国的辽东半岛之间海上往来是颇为密切的。事实上，沿朝鲜西海岸线的航行，是一条由来已久的传统航线。
除了海道粮运之外，元朝和高丽之间通过海道进行的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根据《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七月戊申，“宋商人顾恺、陵清等来献土物”[26]。同年八月，“以圣节宴于大殿，宋人作戏”[27]。“宋商”指的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这是沿袭旧称已见前述。至于在宴会上，“作戏”的“宋人”，应即是上一个月来到高丽的“宋商人”。忠烈王二十七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八月戊子，“江南商客享王于寿康宫”。所谓“江南商客”也正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28]。忠烈王三十年(元大德八年，1340)七月己卯，“江南僧绍琼来，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琼自号铁山”[29]。这位来自中国江南的僧人是“泛海而至”的[30]，显然搭乘的是这一年前来高丽的中国江南的商船。这几条记载都是关于中国南方商人的，此外还有经过海道前来高丽的中国北方商人。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来，言：“海贼三十余艘，着青黄衣，鸣铎击鼓，袭海杀掠人物。”[31]大都即今北京，这些来自大都的商人讲述了他们的海上见闻，说明他们肯定是从海道来的。在中国北方大都附近的港口与高丽之间，有着一定的航线。
上面讲的是通过海道前往高丽的中国商人。《高丽史》中还记载了高丽方面经过海道到中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贞元年，1295)四月“又遣中郎将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32]。当时高丽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用麻布换取元朝纸钞，就是供世子婚礼用。但由此可见，高丽与中国山东半岛之间有着海上的航路，而且有着贸易的关系。高丽忠肃王元年(元延祐元年，1314)六月，命官员们考阅新购书籍，“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33]，以上两起都是高丽官方组织的贸易，可以想见，高丽民间也会有前往中国山东半岛和江南的贸易活动，有趣的是，以元代大都生活为背景的翻译教科书《朴通事》中讲到，从高丽前来大都，有“船路”，有“旱路”，“航路”就是海路。其中还说：“今年水贼广。我来时节五、六个贼船围着一个西京来的载黄豆的船，又高丽地面里来载着千余筒布子的大船，冲将去了。后头听的，那贼们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夺了，把船上的人来打杀了。”[34]和前引《高丽史》记载相印证，在高丽与中国北方港口之间航线上来往的，既有中国商人，也有高丽商人。
值得指出的是，《高丽史》中有关元朝海商的记载甚少，而关于宋朝(主要是北宋)海商的记载甚多，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我认为指出两点是必要的。第一，见于《高丽史》记载的，通常是国王接见海商的活动。如果不与国王有关，中国海商的到来，便不会引起注意。因此，《高丽史》上的有关记载，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活动，远不是全部，肯定还有不少到高丽贸易的中国海商，被《高丽史》遗漏了，在宋代是这样，在元代也是一样。在宋辽、宋金对峙的形势下，前往高丽的中国海商往往担负着沟通双方关系，传送政治信息的使命，他们的到来自然受到高丽政府的特殊重视，所以常有国王出面接见宴请之事[35]。到了元代，中国海商已没有这方面的任务，完全是单纯的商业活动，与国王发生关系的机会也就少了。第二，元朝统一以后，出现了南北经济广泛交流的局面，首都大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集中全国各地货物的商业中心。元朝政府重视交通事业的建设，从高丽经中国东北到大都的陆路交通是相当便利也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来说，海道则是比较危险的。因此，高丽和元朝的贸易活动，无论是官方的或是民间的，大都通过陆道进行，海道贸易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降低，这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
关于高丽到中国南方的海道贸易活动，可以从中国方面的资料得到印证。据元代著名学者姚燧记载，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史耀为江浙行省右丞，“高丽王遣周侍郎浮海来商有司，求比泉、广市舶，十取其三。公(史燿)曰：‘王于属为副车，且内附久，岂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国。惟如令，三十税一。”[36]元朝的市舶制度，对于进口的货物，精色十取其一(后改为二)，粗色十五取一(后改为二)，称为“抽分”，实即市舶税；然后再三十税一，这是商税。纳完市舶税和商税以后，方可在市场上出售。姚燧所说“泉广市舶，十取其三”是不准确的。史燿提出“三十税一”的意思，是对高丽的货物，免收市舶税，只收商税，也就是给予优待，与国内货物同样处理。他的意见是否被接受，并不清楚，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高丽向中国江南输出物品是为数不少的，而且其中相当多应是由高丽官方或民间经营的，否则高丽政府就不会专门派人到江南谈判市舶税问题了。
四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农民战争爆发。此后十余年间，元朝处于混乱分裂的状态。高丽恭愍王六年(元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江浙行省丞相遣理问实刺不花来献土物”[37]。当时元朝的江浙行省丞相是达识帖睦迩。在此以前，尽管高丽与中国江南有贸易往来，但是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行省的官员，从来没有主动与高丽联系过。这一年达识帖睦迩突然采取这一举动，绝非偶然。当时中国的南北，实际上已处于隔绝的状态，江浙行省的部分地区，已分别为张士诚、方国珍占有，特别是兴起于淮东的盐民张士诚，在至正十六年(1356)夺取浙西很多地方，对江浙行省的首府杭州，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达识帖睦迩在这种形势下违反常规遣使与高丽联系，不会只是礼节性的问候，而应是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政治上是为了互通信息，打破隔绝、孤立的状态，经济上则应是加强彼此的往来，增加收入。但是形势变化很快，就在江浙行省遣使的下一个月，张士诚便向元朝投降，接受了太尉的头衔，而且很快便控制了元朝的江浙行省，割据一方，达识帖睦迩成了傀儡。张士诚对于发展与高丽的联系表现了极大的兴趣，高丽恭愍王七年七月，他派遣使者与高丽通好，使者就是上一年奉江浙省之命前往高丽的实刺不花。随后，恭愍王八年四月、七月，九年三月，十年七月(二批)，十一年七月，十二年四月，十三年四月、七月，十四年四月，张士诚相继遣使向高丽王献礼物，前后共11次[38]。此外，江浙海岛防御万户丁文彬在恭愍王七年七月，八年四月、七月，三次向高丽国王献礼物。九年七月，江浙省李右丞遣人向高丽国王献方物；十年七月，淮南省右丞王晟遣使献方物；十三年四月，淮南朱平章遣人献铠。[39]王晟是张士诚的亲信将领之一，“江浙省李右丞”应是张士诚的另一亲信李伯升。丁文彬事迹不详，但他3次遣使都是与张士诚的使节同时，而且高丽回信中说“使王与太尉自令永以为好，未必不由执事也”。说明必然有密切关系。“淮南省朱平章”不可考，但淮南省是张士诚政权中设置的地方机构之一，此人亦应是张士诚部将。这就是说，张士诚的部属遣使与高丽联系见于记载有6次。总计起来，从恭愍王七年到十四年(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58—1365)，八年之内，张士诚及其部属先后遣使到高丽，有17次之多，高丽亦曾数次遣使回访，双方经过海道的联系，不能不说是相当密切的。张士诚与高丽的往来，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双方的贸易，丁文彬写给高丽王的信中讲得很清楚：“傥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40]张士诚占有浙西，控制了昆山、澉浦等海港，他迫切希望从海外贸易中得到更多的收入。
张士诚与高丽的交往频繁，有些中国人因此到了高丽，并在当地落户。李敏道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河间人，高丽使臣“成淮得回自张士诚所，敏道请与俱来，以医、卜见称，往往有验。后来他成了朝鲜李朝的开国功臣，历官至商议中枢院事”[41]。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高丽人流落于中国，元末诗人高启写有《朝鲜儿歌》，作者原注：“予饮周检校宅，有二高丽儿歌舞者。”诗中写道：“朝鲜儿，发绿初剪齐双眉。……主人为言曾远使，万里好风三日至。鹿走荒官乱寇过，鳷鸣废馆行人次。四月王城麦饭稀，儿行道路两啼饥。黄金掷买倾装得，白饭分餐趁舶归”[42]，“周检校”显然是张士诚派往高丽的使者(检校为官名)。由诗中可知，两名来自高丽的舞女，是张士诚的使者去高丽出使时买得的贫苦人家的女儿。
与张士诚同时，占有浙东的方国珍，也对发展与高丽的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高丽恭愍王七年(1358)“五月庚子，台州方国珍遣人来献方物”[43]。比张士诚首次遣使还早两个月。此后，八年(1359)八月，十三年(1364)六月，十四年(1365)八月、十月相继遣使到高丽，总计5次[44]。方国珍控制下的有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州两个重要港口，他与高丽的往来显然也是为了发展贸易。
以上情况说明，元朝末年，尽管中国处于动乱之中，但是高丽与中国江浙地区之间，仍有频繁的海上交通；而在双方“通好”的政治交往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相互需要的贸易关系。
五
元朝海外贸易的全盛时期，曾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七处设置市舶司，用为正式对外开放的港口。后来缩减为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此外，作为海运基地而兴起的昆山太仓，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元代与高丽联系的海港，首先是庆元(今浙江宁波)，庆元原名明州，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很自然在宋代便已成为对高丽的重要贸易港，从南宋后期的明州方志记载可以知道，这个港口大量进口来自高丽的货物，元代的方志说，庆元港口“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丽，商舶往来，货物丰溢”[45]。元代庆元进口的货物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高丽的，下面将会说到。方国珍与高丽的联系，应该就是通过庆元港进行的。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刻有“庆元路”字样铭文的秤砣，一般认为应是由庆元港起航的[46]。
泉州是宋元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海港。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为数众多，我已有专文论述[47]。南宋时期，仍有泉州商人前往高丽，如建炎元年(1127)两浙安抚使叶梦得委托大商柳悦、黄帅舜去高丽经商时，打听金朝的动静，“二人皆泉州人，世从本州给凭贾贩高丽”[48]，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元代的泉州重点面向南海，但与高丽的往来并未中止。元代泉州商人孙天富、陈宝生二人长期从事海外贸易，“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阁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49]。高句丽是朝鲜半岛的古国名，此处即指高丽而言。元代来中国的“马八国王子孛哈里”“居泉州”，元世祖忽必烈赐高丽女子蔡氏与他为妻。忠烈王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1298)，孛哈里遣使向高丽国王献礼物[50]。关于孛哈里事迹，我已作过考证，见《元代来华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新考》[51]。孛哈里遣使到高丽，很可能是经过海道的，一则由泉州到高丽，海道比陆道便利；二则使者是六月到的，这正是中国南方海船前来高丽的季节。
太仓(今江苏太仓)是元代海运的基地。前面已经说过，元朝海运粮食到高丽，是到中途再分驶的，也就是说，对高丽的海运是由太仓出发的。这样，太仓很自然便成为与高丽联系的一个重要港口。元末张士诚与高丽的频繁往来，从种种迹象看来，应该是通过太仓进行的。明朝初年，高丽使者前往南京，乘坐的海船也是由太仓上岸的[52]。
元代北方没有正式的对外贸易港，但是前面已经说过，高丽的船只到过辽东，高丽国王曾派人泛海到山东，可知辽东、山东都有与高丽来往的港口，尽管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还难以确定是哪几个。此外，前面说过大都商人由海道到高丽，他们的出海港口以直沽可能性最大。
商品交换是元朝与高丽之间海上交通的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明州的地方志《宝庆四明志》中开载了“舶货”(进口货物)的清单，是按产区分类的。其中由“高句丽”进口的货物，计有“细色”(贵重精细物品)6种，“粗色”(一般商品)34种，以药材最多，其次是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等。元代庆元的地方志《至正四明续志》也有一份“舶货”的清单，但只分“细色”和“粗色”，不再按产地分类[53]。将以上两种方志相比较，并参证其他资料，可以确定《至正四明续志》所载“舶货”中来自高丽的有高丽铜器、高丽青器、茯苓、红花、人参、麝香、松子、松花、新罗漆、黄蜡、螺头、合、杏仁、榛子等。此外，高丽的纺织品特别是苎麻织品深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在元代文献中常见提及。高丽国王回赠丁文彬的礼物中便有白苎布和黑麻布。见于《宝庆四明志》的来自高丽的纺织品有，“大布、小布、毛丝布、绸”，但这四种布均不见于《至正四明续志》，很可能是改用了其他名称。例如，《至正四明续志》的“舶货”中有一种“生布”，很可能就来自高丽。前面说过高丽国王曾派人泛海到山东出售麻布一万余匹，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纺织品是高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物品之一。
至于元朝向高丽出口的货物，文献中缺乏记载。但从张士诚、方国珍等赠送的礼品中，可以绐我们以若干启示。他们赠送的礼品中多次出现的是沉香、彩缎、彩帛，其次是弓矢、书籍、玉器等。孛哈里的礼物中也有“沉香五斤十三两”。沉香是中国从南海进口的一种香料，在中国宋、元时期应用很广，除了用于医药、饮食之外，上层人物还以焚香作为一种享受和显示身份地位的标志。这种风气也对高丽社会发生影响，于是沉香又由中国转手输入到高丽。彩缎、彩帛都是丝织品，也是中国向朝鲜半岛出口的传统产品。中国的书籍历来受到高丽知识分子的重视，江南是出版业最发达的地方，宋代江南出版的书籍已成为一项重要出口商品，元代仍在继续。方国珍赠送的书籍有《玉海》、《通志》等，前面说过高丽政府曾派专人到江南购书，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朝鲜新安沉船上有大量中国瓷器，很可能瓷器也是当时中国对高丽的出口货物。当然，关于新安沉船的目的地问题，还存在不同意见，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海上交通有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上面所说书籍的流传，正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内容。此外，双方的僧侣通过海道交往，这在前代已经有之，这一时期仍在继续。上面提到的绍琼是应高丽僧人的邀请前往的。高丽僧冲鉴“拂衣游诸方，口留吴楚，闻铁山琼禅师道行甚高，迎之东还。师执侍三载，琼公甚期待之。琼公辞归，师主龙泉寺，始取百丈禅师《禅门清规》行之”。后被尊称为圜明国师[54]。《百丈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的法规，这时通过绍琼和冲鉴的努力，在高丽佛寺中推行。高丽的另一位名僧宝鉴国师混丘与中国僧人也有交往，“中吴蒙山异禅师尝作《无极说》，附海舶以寄之。师默领其意，自号无极老人”[55]。通过海舶互寄诗文，这在宋元时期中日两国僧侣交往中是常见的一种形式，在高丽与元朝的僧侣中间，显然也是存在的。
注释：
①[35] 黄宽重：《南宋与高丽的关系》，《高丽与金宋关系》，均见《南宋史论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② 《开庆四明续志》卷八，《收高丽国送还人》。
③ 《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一》。
④ 《高丽史》卷二六、二七，《元宗世家二，三》。
⑤ 吴潜：《晓谕海寇复以良民关防海道事宜》，《许国公奏议》卷三。
⑥ 《元史》卷一，《世祖纪七》。
⑦ 《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⑧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
⑨ 《元史》卷二八，《高丽传》。
⑩ 《高丽史》卷三，《食货志三，赈恤》。
⑾ 胡长孺：《胡长者传》，《国朝文类》卷六九，按，据《高丽史》载，元宗七年(南宋咸淳二年，1266)八月，“将军车松祐茯宋贼船一艘，杀七十余人，擒五人”。(卷二六，《元宗世家二》)应即朱清之流海盗。
⑿ 《至正昆山郡志》卷五，《人物》。
⒀ 《经世大典·海运》，《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
⒁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
⒂ 虞集：《黄头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一。
⒃[22][25][26][27] 《高丽史》卷三，《忠烈王世家三》。
⒄⒅ 《至正昆山郡志》卷五，《人物》。
⒆ 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文史》第12辑。
⒇ 见《说郛》卷五七。
[21] 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地理学报》1957年第1期。
[23] 《高丽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四》。
[24] 《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世家三》。
[28][29] 《高丽史》卷三二，《忠烈王世家五》。
[30] 《高丽史》卷一七，《权*[日加旦]传》。
[31] 《高丽史》卷三六，《忠惠王世家》。
[32] 《高丽史》卷二九，《食货志二·科敛》。
[33] 《高丽史》卷三四，《忠肃王世家一》。
[34] 《朴通事谚解》卷中。
[36] 《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六。
[37][40][43] 《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二》。
[38][44] 《高丽史》卷三九、四、四一，《恭愍王世家二，三，四》。
[39] 《高丽史》卷三九、四，《恭愍王家二，三》。
[4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一。
[42] 《高青丘集》卷二。
[45] 《至正四明续志》卷一，《土风》。
[46] 崔光南：《东方最大的古代贸易船的发掘——新安海序沉船》，《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
[47] 《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船商》，《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
[48] 叶梦得：《石林奏议》卷三。
[49] 王彝：《泉州两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
[50] 《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一》。
[51] 《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52]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七》。
[53] 《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彦·市舶物货》。
[54] 危素：《高丽林州大普光禅寺碑》，《危太朴文续集》卷三。
“小丫头。哥哥是不是说过你一定行的？”
江南宠溺的摸了摸月儿的头。眼神却很诧意的看着随她们一起从女儿村走出来的剑情。
“月儿，这位是？”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月儿刚想把在商船遇到的事和江南说，又转念一想，不能让别人知道是剑情收服的幽灵，又把后话咽了下去。然后拉着江南的手，说道：
“江南哥哥，去给我打武器吧？”然后小声在江南耳边说着“一会我在给你讲今天的事。”
江南虽满腹疑问，但还是点点头。和月儿往打造室走去。走在最后的剑情看见那丫头飞向一黑衣男子走去，心里竟烦躁起来。这个男子，就是婆婆口中，那丫头的未婚夫婿吗？
唐贞观11年（9年前）月儿泪别橘子洲
凤?棠嘟鸫???朴裾剖帷W呃创跋滦ο喾觥
爱道画梅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
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待嫁的感觉是否每个女孩都一样？
月儿坐在镜湖边，一如以往陪着江南练功。不同的时今天她的心思不知道飞到那里去了？
月儿嘟着嘴，把弄着手里的乾坤圈。昨日和江南哥哥去打造室，经过了一天一晚不休的打造，属于她的第一个光武器终于问世了。还记得当时江南哥哥有些遗憾的把乾坤圈交给她的时候，不顾自己的疲倦，还细心的问她，如果不喜欢还能重新打一个，直到她喜欢为止。
江南哥哥一直都很尊重她的意见，只要是她喜欢的，江南哥哥都会努力做到最好。拿着乾坤圈确实很失望，她一直盼望着拥有月光圈，那冰凉如水的月光圈，那通体银光的月光圈。但是看到江南一脸疲惫的样子，她觉得什么武器都没关系了。而且后来师傅告诉她，江南哥哥为仙族后裔，周身有不同一般人的灵气，才能打出集天地乾坤之灵的乾坤圈。月光圈属于凡间，而乾坤圈带着仙气。
想到这里，月儿又开心的笑了起来。用衣袖轻轻擦着已经光亮照人的乾坤圈。能嫁给这么爱护她的江南哥哥，月儿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就好象师姐们说的那样。象江南这样法术高强又专情的男人不可多得。
“想什么呢，一个人坐这里傻笑？”不知何时，江南已经走近月儿身边。
“江南哥哥。”
“如果不喜欢，改天我去山上收集材料，再帮你做一个吧。”江南知道月儿一直想要月光圈。他想要月儿拥有自己想要的。想要她以最快乐的心情，迎接十五天后的婚礼。
“不了。这个很好。师傅说过，乾坤圈是不可多得带着仙气的武器呢。若不是江南哥哥打的，还未必带仙气。嘿嘿，也让小月儿沾沾仙气嘛。”
月儿调皮的语气让江南笑了起来。月儿一直是这样，可以让江南完全放松心情。
感觉到在后面草丛里有响动，而且不是他熟悉的岛上之人气息。江南把月儿往身后拉。
“谁在那里？”
“抱歉。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剑情一脸为难的从草后走出来。本来想说不知道他们在此谈情说爱的，不过最后这句话始终未说出口。
“剑情！”月儿从江南身后跳出来，站在剑情面前。他还是一身白衣。休息梳洗后，剑情现在气色比以往好多了。而且脸也没有第一次见到的时候那样呆扳。浓眉嘴角含笑。还背着上次他使用的倚天剑，不过剑身已经擦过。剑鞘掩不住剑本身泛着的蓝光。和江南哥哥不同，江南哥哥虽然一副娃娃脸，但是总是扳着，虽然对她没扳过。不过江南哥哥话很少。但是剑情不同，今天卸下心事的他，显得挺拔极了。而且他还救过月儿一次，所以对剑情，月儿觉得很亲切。
月儿在剑情背后转啊转。剑情有些不解的回头。这丫头从见她时起，除了在孙婆婆面前她装一下乖巧，平时就没见过她安稳坐一会。他发现丫头喜欢红色，偏爱粉色系。今天又是一件粉红色长裙，白纱素裹。
“看什么呢？小丫头。”
“我想看看你的这把剑，可以吗？”月儿眼珠只围着倚天剑转来转去。
“好。给你看看。”说完，剑情就准备取下剑来。
这时江南走过来。不知为何，从他第一眼看见剑情，就有种敌意。他不喜欢月儿和剑情走的太近。
“别看了，月儿，此剑是上古名剑。为雾山上一千年神铁所制。剑光如电，切金如泥。小心弄伤自己。”
说完，面无表情的看了一眼剑请。说着：“阁下，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然后就拉着月儿走出镜湖。不顾月儿在他身后叫嚷着。
鉴赏：
汪莘是一位治学作词严肃的学者。少年时在黄山读书黄山，研究《易经》、《老子》诸书；中年后筑室柳溪，自号方壶居士。他的这首小词，义兼比兴，寄托着无限感想，真可谓感触万端，伤心人有话无处诉说。也许，其中有不少难以言说的事情，在现代，已无从考证，只好请读者自己充分发挥丰富的联想去体会了。
“美人家在江南住，每惆怅江南日暮。”词中特别标出“美人”二字，也许要说明这首感怀之作，通过美人香草。她家住江南，却为江南的日暮而惆怅。“日暮”，在古典诗词中往往带有象征意义。《离骚》：“日忽忽其将暮。”王逸注：“言己诚欲少留于君之省閤，以须政教，日又忽去，时将欲暮，年岁且尽，言己衰老也。”又《离骚》：“恐美人之迟暮。”王注：“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宋宁宗嘉定年间，下诏求诤言，汪莘以布衣三上封事，不用。词云惆怅日暮，当含深慨。南宋政权偏安江南，词中重复“江南”一语，亦有用意。三、四句，由江南日暮所见的景色而怀想起故人。“白蘋洲”，长着蘋花的沙洲。梁柳恽《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晚江南春。”又，苏轼《渔家傲》词：“汀州蘋老香风度。”见到那洲畔开遍了素洁的蘋花，便忆起晚风吹过潇湘水面时缥缈的景色。“还忆潇湘风度”，点题“有感”本意，亦本柳恽《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意。
忆潇湘，即忆远人。作者尚有《乳燕飞·汪子感秋采楚词赋此》词云：“念往日佳人为偶。独向芳洲相思处，采蘋花杜若空盈手。……木叶纷纷秋风晚，缥缈潇湘左右。见帝子冰魂厮守。”词人之感亦大矣！词中的“美人”、“佳人”恐怕也是有所寄托的吧。
换头二句，具见风骨。本来已没有可让自己悲痛断肠之处，又何必勉强去作那宛转的燕语莺声呢！“幸自”句，实是怨愤之语。本正是“何处春阳不断肠”（唐无名氏《春阳曲》），触目生悲，词人才故意说断肠无处，亦犹东坡《临江仙》“归来欲断无肠”之意。
宋宁宗开禧年间下诏攻金，后因军事受挫，向金人求和。杨皇后与史弥远等相结，杀害主张伐金的韩侂胄。嘉定元年（1208）与金达成屈辱的“嘉定和议”。史弥远专政，粉饰太平，朝野上下，一片歌舞升平。汪氏诣阕上书，亦在此时，词云不愿“强作莺声燕语”，自有品格。《四库全书总目》谓汪莘“其言剀切耿直，相规以善，非依草附木、苟邀奖借者比”，可以佐证。
一首《马帮谣》唤起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迅速占领我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及华中、华东和华南等地区不少城市，就连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也都已沦入敌手。此时，物资供应问题能很好地解决对中国抗战顺利进行起着重要作用，有一子活全盘皆活的重大意义。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际援华物资及进口的各种战略物资主要通过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进入中国。为掐掉我国抗战物资运输线，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北部，截断了滇越铁路，幸好还有滇缅公路，此时，滇缅公路成为国民政府唯一的对外国际通道。可是，1942年，缅甸陷落了，滇缅公路运输也因此中断。在敌骑横行，国难家愁之际，云南马帮驿运开始承担起了历史重任，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云南马帮与马帮驿运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并与青藏高原相接，不少地区多高山峡谷，水流湍急，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雨季到来，雨水频繁，常有泥石流、山体滑坡发生，货物运输只能靠人背马驮，又由于野兽出没、土匪抢劫频繁，结伙运输便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唯一选择。此外，云南马性情温顺，易于调教，且体形小，善走山路，早在汉代就以“金马行空”、“滇池驹日行五百里”著称，元、明、清时期一直都是向中原王朝进献的贡品，马就自然成为该地区最方便、最经济的交通运输工具。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马匹特性使马帮驿运在其交通运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地位重要并不意味着马帮驿运比较轻松顺利。事实上，马帮驿运的工作是比较辛苦，并且有危险的，每天早晚都要上驮、卸驮，如遇危险地段、猛兽出没地段、土匪横行地段，有些马锅头（马帮的首领）会用树枝轻轻弹一下马匹，口中还喃喃自语“嘛呢叭咪恕保尽管他们不见得信仰佛教，由此可见，从事马帮驿运无异于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死神，所以，一首“赶马调”唱道：“砍柴莫砍苦葛藤，有女莫嫁赶马人。”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商贸活动尚未形成大的规模，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运输发展很缓慢。时至近代，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图谋云南，自1889年蒙自、腾冲、思茅相继开关，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出，云南各地的马帮驿运迅速发展起来，其运输范围涵盖了整个云南及周边省份，甚至延伸到周边国家。这些马帮有从事短途运输的小马帮，也有从事长途运输的大马帮，其驮马数量少则几十匹，多则几百匹甚至上千匹，马匹如此之众，究竟是如何进行管理的呢？原来云南马帮具有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马帮内部，五匹牲口为一把，五把为一小帮，由一个小锅头负责。并设有掌管途中重大事情的大锅头一人；负责日常管理和账务的二锅头一人；管理伙食的伙头一人；担任保镖和押运的哨头二至六人；身为医生的岐头一人；伙首三至五人，也就是马帮的“分队工”；群头若干人，与“小组长”性质相同；联络员幺锅一人，同时担任马帮内部消灾解难的巫师；赶马人若干，每人负责一至三匹马。（包威《云南茶马古道问题研究》）
云南马帮具有运输组织和商贸组织双重身份，其首领往往既是马锅头又是行商，靠贩运货物，赚取差价获得利润，他们成为云南地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事货物运输和商业贸易的商旅组织，是该区域与周边各省商品贸易的主要从事者，也是发展对外商贸的中坚力量。云南马帮获利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驿站的发展，并使之最终成为繁荣的城镇，对促进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成为云南由农耕文明走向商业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抗战时期的云南马帮驿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的中国承近代积贫积弱之痼疾，军事工业发展比较落后，军队使用的重机枪、大炮等重型武器，汽车、汽车配件、汽油、通讯器材、医疗用品等军事战略物资均依赖国外，所以，保证物资供应线的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当时，上海、南京等沿海港口城市均已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寻求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新渠道已不得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国防会议”上向建议，为对付日本南进计划，应加快着手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此建议很快获得首肯。同年11月，南京政府拨款200万元，责成龙云1年内修通滇缅公路，该路线由下关以西经漾濞、永平、保山、龙陵、潞西，通过瑞丽的畹町出境，此公路连接缅甸的中央铁路，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对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抗日战争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政府动用了不少外汇购买紧缺的战略物资，海外华侨也捐款捐物，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药品等物资，甚至政府内迁到大后方后所需的基本消费品都亟待运回国内。修通后的滇缅公路正当其时，发挥了较强的运输力，从1938年到1945年，由该公路“运入的援华物资共达49万余吨，其中油料20多万吨，武器弹药、药品、交通通讯器材等20万吨”（付江等《滇缅公路“中国的第二个长城”》）。这条公路干线当时已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尽管滇缅公路具有较强的运输力，在运送战略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依然无法充分满足战时需要，而且，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由于西南地区地形复杂，铁路通车里程不长，公路运输又因汽车、汽油等的短缺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满足战时运输需要，恢复驿运旧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也强调了驿运的重要性，他指出：“驿站运输不仅可以补机械运输的不足，并可收到和汽车运输同等的效力，而且还要简便易行，节省经费。所以驿运制度是我们目前抗战期中最可靠的运输办法”，“要尽量利用中国旧有的工具和方法，发动人力与兽力的运输。尤其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省，无论有无公路通达之处，都要提倡”（《运输统制与运输动力》）。各地纷纷开展驿运路线的建设工作，1939年4月西南运输处设立腾冲驮运管理所，开辟了保山至腾冲及腾冲至缅甸八莫的滇缅国际驿运线，驿运里程共393公里。1941年全省驿运归省管后，云南省驿运管理处在滇缅国际驿运线的基础上，增辟昆明至保山间667公里的驿运线，由该线运输的货物“入口公物以军火、汽油为大宗；商货以花纱、匹条为大宗。出口由政府统制着，有复兴公司之桐油及资源委员会之钨、锑、大锡；商货方面原以药材、山货为大宗，今则仅有内地出产之黄丝及腾冲一带所产少量之麻线、麻布、棕皮、牛皮及栗子、核桃等物品。”（杜鹃《民国时期的云南马帮驿运》）所以，滇缅干线往往是汽车、驮马并行，大大提高了物资运载量。
中国军民的运输能力让日军感到惊讶，他们要对我国实行封锁，掐断其他国家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补给线。1940年6月， 滇越交通线被封闭后，滇缅公路作为中国当时唯一一条能够出境的交通线，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1940年10月，日军组成“滇缅路封锁委员会”，用100架飞机以河内为基地大规模轰炸滇缅路。“从1940年10月18日到1941年2月27日，敌机轰炸功果桥和昌浚桥16次，轰炸惠通桥6次，累计出动飞机410架次”（付江等《滇缅公路“中国的第二个长城”》），此时的滇缅公路已经是焦土飞溅，硝烟弥漫。1942年春，侵缅日军进犯云南畹町、龙陵、腾冲。为阻止日军东进，同年5月5日，我方断指存腕，果断炸毁惠通桥，敌我形成长达两年的隔江对峙局面，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暂告中断。然而，滞留在保山、下关的大批战略物资亟待抢运出来，云南省政府和滇缅公路局召开紧急会议，准备采用驿运方式运送滞留物资。省政府任命马廷璧为下关驿运处主任，组织抢运2万吨军用物资。驿运站派人在蒙化（巍山）、永平、漾濞等县招集马帮，当地很快就招集了蒙化驮马700匹、永平驮马500匹。滞留在保山的1.5万吨物资原计划月运3000吨，用5个月运完，结果仅用120天，滞留下关的5000吨物资，由昆明组织马车1000辆，只用72天就运完，比原计划提前1个月（陆韧《抗日战争中的云南马帮运输》）。
1942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援华运输线后，美国也没闲着，迅速寻求对策，美军在印度东部与云南之间开辟了一条“驼峰航线”，用以空运援华抗战物资。飞机要飞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间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再加上冰峰雪山等恶劣气候的影响，飞机坠毁、失事事件时有发生。尽管环境如此恶劣，在该航线上飞越的运输机依然先后达8万架次，空运援华物资80万吨，但仍不能充分满足抗战对运输战略物资的需求，余下的任务便由丽江“马帮驿运”来完成。马帮的马锅头和赶马人多为抗日救亡民族激情所感召，主动承担军需物资驮运任务，有的马帮甚至不计运费，无偿驮运。此时，援华物资在陆路上只能走茶马古道，即从印度经拉萨到丽江，再从丽江转运到后方。跑丽江到拉萨这条线的马帮一般5月份从丽江出发，走3至8个月到拉萨，然后用约两个月的时间返回丽江，即夏进秋出，否则，冬季大雪封山，难以行进，但在抗战时则要跑两趟，10月份又再次从丽江出发，1月份到拉萨，2月份返回，这一趟就要更为艰辛些，往往需要破雪前行。物资运输虽然如此艰辛，丽江各大商号依然还是纷纷组织马帮，依靠万余匹骡马，从印度等地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拉萨，转到丽江，再送往滇西等前线。空中运输机飞翔，下面是络绎不绝的马帮。当时的丽江成为一个大的商贸枢纽，古城内大小商号共计1200多家，被称为“小上海”，成为昆明至印度这一国际通道的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所以，当时这里商号、银行林立，“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设在丽江古城的全国银行就有益华银行丽江办事处，中国银行丽江办事处，中国侨民银公司丽江办事处，矿业银行丽江分行，兴文银行丽江支行和云南的富滇银行、合作金库等。”（耕勤《茶马古道上的藏纳贸易之道》，《丽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丽江马帮仅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共运输10万至12万余驮战略物资（和尚武《丽江儿女精忠报国，英勇抗战永载青史》）。1944年，滇缅战局好转，新辟的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相接，驼峰航线的运量也不断增加，驿运作用骤降。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央及各省主办的驿运事业先后停办，政府驿运机构也统行撤销，国民政府官方主办驿运的历史至此结束，人民则自由营业。斗转星移，随着公路的兴起、交通工具的变革、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使得云南马帮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唯有那清脆的铃声和云南马帮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精神依旧在空中回荡。如今，各旅游景区倒是可以看到供人游玩所骑的云南马，还可以体验一下在茶马古道的老街深巷骑马的感觉，并品尝那便宜可口的马帮菜。
50岁的沾溪村村民殷益中站在自家楼房的堂屋当中，慷慨地描述着他新年的愿景。“打算把楼上重新装修下，改成宾馆。”楼房建于3年前，坐落在一条围着护栏、有着两车道的标准公路边上。从他家沿路往山里走不到2里地，就是湖南桃花江核电站。
至少在去年3月份以前的四五年间，这里曾一度聚集了近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村里人世代居住的一座名为“荷叶山”的山峰被推平了，如今早已平整出一块3000亩的空地，静静地躺在资江河边上。
这不过是一个仅有着千余人的山村，“宾馆”一词于很少出门的村民而言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词汇。但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村里竟然冒出了多家宾馆。“我们村就有4家，七八十块钱一晚。”沾溪村党支部书记贺孟华说，核电站前期工作的展开给村民带来了诸多实惠。这也正是殷益中的谋划:“正式开工了建好了，来这里的人应该会更多。”
殷益中的老房子原本就在厂区大门口，那是一个80多平米的平房，祖孙数代居住了多年。几年前，在获得国家发改委的准许 开展前期工作后，殷益中和其他村民移民到了周边各处。
要不是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一度被外界猜测为“内陆第一座核电站”的湖南桃花江核电站可能已经开工建设。过去的一年，这里一直沉寂。
像打了一场淮海战役
作为桃江县核电项目指挥部的常务副总指挥，胡国清的龙年春节过得并不省心。
除夕晚上，几个核电项目拆迁户给他打来电话。由于返乡过年的村民增加，安置区的自来水供应不足，多户人家停水了。这位去年刚由桃江县副县长任上出任桃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官员，一边耐心解释，一边紧急安排工作人员前往解决。
桃花江核电站最终选址所在的沾溪镇荷叶山，极为闭塞。以前，因为山峦阻隔，从沾溪镇到桃江县城需多绕道二三十里路，去一趟县城需要颠簸近两个小时。核电站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一条投入近2亿元的高标准“桃荷公路”建成，直接从山峰中挖出一条隧道，使得进城缩短到了十余分钟。
闭塞了几百年的荷叶山开始联通起外面的世界，建设大军穿越隧道涌入到了这里，甚至连世居于此的70岁老妪也讲起了普通话。山峰被推平了，有时候灯光彻夜不熄，三四百台挖掘机同时开动。
“就像打了一场淮海战役。”时任沾溪乡党委书记的李茂武向《望东方周刊》介绍，项目启动之初，仅仅用了不到5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数百户村民的拆迁工作。
很快，村民开始感受到项目带来的实惠。沿着进厂公路，当地人在家门口开办了上百家小卖部；外出打工多年的青壮年村民也纷纷返回家中，应招前往核电站打工。“零工一天一百，泥水匠、水电工一天两三百。”殷益中说，那段时间他把自家拆迁后建起来的楼房二三楼出租给外地包工头，一个月租金达两三千。
改变不止于此，沾溪乡很快晋格为沾溪镇，李茂武也调任桃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任新设立的“核电办”主任。
县委书记跑核电
湖南与核电站的结缘可以回溯到至少二十年前。
据湖南省核工地质局核电办主任刘又红向《望东方周刊》介绍，早在1989年，湖南省就沿着境内的长江、湘江、资水、沅水流域进行过核电站厂址勘察，曾提出过十余个备选厂址。其中的7个选址，还于1992年至1996年间被编进了《湖南核电普选厂址调研报告》。
这其中就包括桃江。但据胡国清向《望东方周刊》介绍，在本世纪初，国家发改委着手新一轮内陆省份核电厂址调查时，桃江最初未进入候选视线。
桃江再次与核电结缘已是2006年。这年初，时任桃江县委书记杨跃涛看到新闻媒体播出有关国家将积极发展核电的消息，知悉桃江核电前情的杨跃涛决定争取这一项目。据时任桃江县发改局局长的符建新向《望东方周刊》介绍，杨跃涛“交代我要搞清楚两件事，第一桃江为何未能进入备选厂址；第二桃江还有没有机会。”
这年正月，杨跃涛带着时任桃江县委副书记夏善全以及符建新等人前往北京参加桃江籍“乡友会”。当天晚上，杨跃涛一行就找到早就与湖南有过合作的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简称“核二院”），见到了“核二院”的多位领导、专家，陈述桃江渴望核电的热忱。
“一个县委书记来跑核电，简直闻所未闻。”现任桃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符建新回忆，“核二院”的一副院长对杨跃涛的拜访显得非常诧异，这显然不是一个县的热忱就能促成的，但依然当场表态同意委派专家前往考察。随后，在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电力设计院的支持下，先后有10余批次中央和省市专家前往桃江踏勘厂址。
整个2006年成了符建新最忙碌的年份。为了争取到在北京的相关部委、专家的支持，他先后20多次进京。“至少有四趟是当天来回。”符建新记得，那段时间他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有时为找到一个准确的地址就要花掉两个多小时。
当时的湖南境内已经有岳阳小墨山作为备选厂址开展相应前期工作，投入了上千万，桃江再去争取核电站就显得有些“天方夜谭”。符建新记得，他在拜访湖南省发改委一副主任时，对方就觉得桃江的想法“不太现实”。
桃花江速度
桃花江后来居上，成功争取到了项目。
在李茂武看来，这得益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好的“婆家”。就在桃江向中核集团伸出橄榄枝时，后者也正着眼于内陆寻找优质的核电项目。据刘又红介绍，荷叶山是少见的优质内陆核电站厂址，并得到了中核集团的高度认可。
双方一拍即合。2006年5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益阳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同意合作建设核电项目。桃花江核电项目由此步入快车道。
这年6月，湖南桃花江核电站筹建处正式成立。中核集团委派石述澧率领地质、气象等20多个项目团队同时展开工作。9个月后，桃花江核电站《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经由湖南省发改委正式向国家发改委提出项目申报。
2008年2月1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同意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泽、湖北大畈三个内陆核电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湖南排在第一。”符建新言及此，充满了自豪。
益阳市、桃江县地县两级政府迅速投入到核电站的前期工作之中。据胡国清介绍，益阳市政府在此前后专门成立了“核电办”，由桃江县委书记任上调任益阳市副市长的杨跃涛兼任“核电办”主任。
2008年5月，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内陆核电公司。十多年前就开始积极奔走的湖北咸宁市大畈核电项目是在这年6月才成立核电公司。“桃花江速度”一夜之间开始见诸报端。
工程进展同样迅速。据刘又红介绍，最初桃花江核电站按照源自法国的二代改进型技术M310规划设计，在2009年底时就已基本具备了正式开工建设的条件。其时，益阳市提出的目标就是力争在2010年获得国家核准，“成为内陆第一座核电站。”
在此期间，源自美国西屋公司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引入中国，桃花江核电站按照新的技术要求进行了新的规划设计，并于2010年底完成了“四通一平”（水通、路通、电通、电讯通，场地平整）全部前期工作。
年间，桃江乃至仅有40万人的益阳小城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个例子是，桃江县城房价以前600元每平米左右，现在中心地段已经涨到了近3000元。
福岛阴影
2011年3月，日本东北地区发生里氏9. 0级地震。
在地震引发的强烈海啸面前，作为世界上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未能幸免，酿成了自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全球最大的一次核安全事件。5天后，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情况汇报。
这次会议作出四项决定：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这就是俗称的核电“国四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其时，正满怀希望等待国家发改委、国家核安全局核准开工的桃花江核电站首当其冲。“国四条”出台后，桃花江核电站平整一新的3000亩工地，在最近的一年中乏人问津。
“要不是福岛事故，这里将是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明章站在厂区数十米高的观光台上，指着眼前寂寥的工地向本刊记者说，他们过去一年间等的就是尽早颁布新的核安全规划，继而拿到发改委、核安全局的一纸核准开工文件。
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1日，目前注册资本为3. 94亿元，股东由中核核电有限公司、华润电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4家构成。其中，中核核电有限公司占50%股份。
据了解，自公司成立至今的近4年间，桃花江核电项目已累计投入近30亿元。停摆一年的损失不容忽视。“光银行贷款利息一年就是2个亿，”刘明章说。
在益阳市政府近旁，一个名为“中核缇香名苑”的高档住宅小区2009年就已交房，却同样显得安静。据了解，该项目由中核集团旗下中核置业开发，部分房屋被湖南桃花江核电公司买去，用作员工宿舍。
在业内专家眼里，当前全球核电发展陷入停滞当属正常。“每次事故后，核电都会进入几年的低潮期。”刘又红说，1979年美国三里岛事故、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莫不如此。
湖南别无选择
对核电站翘首企盼的湖南地方政府来说，这一年却并没有闲着。如何迅速消解当地百姓对核电安全的疑虑，成为过去这一年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重心。
在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由刘又红等专家牵头，在福岛事故发生仅仅一周后就制定出一份“核安全手册”，并亮相湖南当地各家媒体解疑释惑。桃江“核电办”主任李茂武等地方官员，也重新走到厂区周边村落详解村民“恐核”的情绪。
殷益中等当地村民终于明白了，“核电站不是搞原子弹”，“我们这没有海啸，不会出日本那样的事故”。
相反，对还想着在家里开宾馆的殷益中而言，他对核电站早日开工建设同样表现迫切。“总得建几年吧，来的人还会更多。”
对桃江县而言，桃花江核电站如能按计划建成投产，将是桃江建县60年迎来的最大一笔投资项目。据估计，桃花江核电站建成将能给桃江带来近3亿元的直接财政收入。这对去年仅仅5亿元财政收入的桃江而言，无疑是大诱惑。
与此同时，桃花江核电站的建成对改善湖南能源结构也将产生深远意义。
相关资料显示，桃花江核电项目拟投资670亿元，规划4台AP1000压水堆核电机组分期建设。据了解，在4台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最高可达35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当前湖南全省年总发电量的两成左右。
作为中部内陆省份，湖南近年发展迅速，经济总量连续多年挺进前十，但仍不免受到省内能源紧缺的严重制约。作为常年生活在长沙的本地人，刘又红对过去数年湖南的拉闸限电印象深刻。据其介绍，每当用电高峰期过来，经常是省领导亲自往北方跑去要煤。
【关 键 词】近代经济/世界市场/中外贸易/互动/贸易带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0)02-0095-07
所谓的贸易带，是指特定市场网络在交通联结市场时的具体表现。贸易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贸易圈应该是小概念范畴与大概念范畴的关系。贸易圈是就贸易行为的区域关系而言，贸易带是指贸易圈内和不同贸易圈之间在商路交通带上的流通关系。特定的贸易圈内应当有若干贸易带连接流通，不同的贸易圈之间的贸易带又可构成更大的贸易圈。所以贸易带归属特定的贸易圈。明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日本、朝鲜之涞亩?毖竺骋兹γ??涎睾5厍?胩ㄍ逯?涞奶ㄍ搴o棵骋兹γ??涎睾5厍?攵?涎侵?涞哪涎竺骋兹γ?加懈髯缘拿骋状???庑┟骋兹τ衷诿骋状?墓辜苤行纬闪酥泄?q竺骋兹α1疚挠?中外贸易带"这一概念，主要动机在于描述东南商人参与世界市场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呈现的不同层次，以便进一步探讨其不同的行为特征。
事实上在明代以前，繁荣的传统商业和对外贸易已经使东南各省发育了不同层次的市场和商路。进入16世纪以后，与中国国内市场发生互动关系的世界市场开始具有了近代市场的特征，即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列强在利益的驱动下，以海洋为纽带，以强占的殖民方式和互利的商贸方式开始构建世界市场经济。在这种近代特征面前，中国政府严守祖制，沿袭传统，缺乏主动，更多保守。倒是市场中的主体--商人采取相应行为，突破种种限制和禁令，与世界市场发生积极的互动关系，不仅使传统的国内市场和中外贸易通道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构建了新的中外贸易带。[1]
在内外市场互动作用中的东南地区的中外贸易带由内、中、外三层构成。
一 内层贸易带
内层贸易带，即由贯穿东南诸省的商路干线和沿线大小市场组成。京杭大运河的疏浚对这条贸易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串连了当时最重要的工商业城镇。由于运河的畅通，长江--赣江--北江的古交通要道也开始发挥更大的运输效益，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条古要道上唯一的梗阻是赣粤交界处的高山梅岭，但由于南北两千多公里便利水道的效益，商人们仍采用传统的途径，雇挑夫挑送和马畜驮运以越过著名的梅关。1595年5月，意大利人利玛窦由广东进入江西，他亲眼目睹了从北江到赣江之间这段要道的情景："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畜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2]（278页）"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量的船都属于各级官吏们，来往不绝，再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2]（325页）于是由内陆通向大海，通向南端最大港口广州的大动脉--京广水道构成了。
作为内层贸易带干线动脉的京广水道，其主要意义不仅是具有交通运输的效益，更在于它具有联结市场的功能。在这条水道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功能的积极表现：
其一，它联结了东南地区的手工业专业市场、城市综合市场和纯然的原料商品交易集散市场三类市场。以棉纺织业为例，江南地区的杭嘉湖松是重要的手工业专业市场，山东临清是在大运河疏浚后形成的棉花原料商品市场，南京、苏州、广州是最大的棉布贸易和出口市场，京广水道把它们联结起来，并形成一种互动互利的机制。江南的棉纺织业"在原料方面，不仅采用了松江府附近棉产区生产的棉花，而且还买进了山东、河南等地所产的棉花。……形成了国内市场，这样，华北各省所产的棉花因其价格低廉便贩运到以松江府为中心的织布地区。……棉布产品的交易市场，由布客（外来的棉布商人）、布庄（棉布商店）、布行（棉布牙行）三者组成。……明代的布客主要是山西商人，估计到了清代，该地山西商人衰落下去，而为另一个商人集团--安徽的新安商人所取代。山西商人主要是向华北各省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贩运棉布，新安商人主要是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贩运。除此之外，这些外地商人还向福建、广东方面卖出棉布。"[3]（527页）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部特别指定其部下购买"南京棉布"[4]（第1卷，223页）。不仅棉纺织业如此，其他的手工业如丝织业、制茶业、制瓷业等，也在这条贸易带上进入市场。作为中外贸易带的内层部分，它联结市场的功能不仅在于对内，也在于对外。
其二，它还联结了周围的水陆交通网络，形成了可以向中国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进行商品流通的贸易带。京广水道纵贯南北，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由于自然地理之势缺乏南北交通黄金水道的问题，横贯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多条水系因此得以联系起来，这些水系是卫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西江，所以商品可以东西向流通。其中在明清时期，长江、钱塘江和西江都有出海口和相关的沿海港口，为商品出海创造了条件。运河--长江--赣江周围的水陆交通也比较发达，虽然不能与今天相比，但在当时已是很方便了。据《天下水陆路程》所记，"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主要线路是：北京（以下主要是陆路）-涿州-河间-德州-东昌-兖州-徐州-凤阳-滁州-南京（以下与江南运河同）-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西去湖州）-嘉兴（东去松江）-杭州（以下各与钱塘江上游各条水道同）-富阳-桐江-严州（西去衢州）-兰溪（东去金华）-龙游-衢州-常山-玉山（进入赣江水系的锦江上游）-上饶-铅山-崇安-（进入建江水系的崇溪上游）-武夷山-建阳-建宁-延平（西北去邵武）-水口-侯官-福州。"北京陆路至南京，自南京至常山县，皆水。自常山县至水口驿，属古田县，水马并应。"[5]（卷1）这条路的意义是在铅山以下，它是内层贸易带联结中层沿海贸易带的重要途径，到神州后，沿海既有福州-福清-莆田-惠安-泉州-漳州的陆路[5]（卷3），还有海路。
又有"北京至江西广东二省水路"，实际上也是水陆兼行，从北京出发至凤阳，基本上与"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路线相同，渡淮河过凤阳后，开始分道，凤阳-庐州-舒城-桐城-潜山-宿松-黄梅-九江-德安-建昌-南昌（以下与赣江水路同）-丰城-樟树-临江-庐陵-泰和-万安-赣州-南安（越梅岭）-南雄（以下与北江水路同）-韶州-英德-清远-广州。"两京至江西，其路有四，此其一也。"另外三条分别是：由长江入鄱阳湖；由浙江过玉山、广信；由镇江、浙江、徽州、饶州至江西。[5]（卷1）
"北京至山东布政司路"基本上与"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北段相同。[5]（卷1）值得指出的是，明清历代政府都在这条贸易带上设置钞关锐所，几乎主要的十几处钞关税所都在此。
二 中层贸易带
确定中层贸易带不仅要认定它所处于内、外层贸易带之中的地理位置，更要考察它在这个位置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十六册《福建》所收《漳州府志》的"洋税考"对"市舶"和"商舶"有所区分："市舶者，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民互为市，若广之濠镜澳然；商舶，则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那么中层贸易带的主要特征就是"市舶"，当然，与前来市舶的夷商贸易的商人以沿海商民为主，还有内层贸易带地区的商人。至于"商舶"，则是外层贸易带的主要特征。
中层贸易带主要是由东南沿海和台湾各类海港、海岛和城镇集市型的市场组成，由沿海海运线和陆路商途联结。根据现已发现的材料，中层贸易带最活跃的部分是长江口以南至雷州半岛。《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有云："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6]浙东的海商是非常活跃的，而宁波和舟山群岛一带的双屿港、列港、岑港也就成了内外商货和商人的集散点，以致于葡萄牙人一直以liampo来代表浙江。在舟山岛以南不远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7]，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东南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贸易的市场，主要经营的是与双屿岛一水相隔的江南特产丝和丝织品。在舟山岛的西北方向，不仅对着长江的出海口，也对着在元代被称为"海道三关"并置市舶司的乍浦、海口和澉浦。明末，海口、澉浦两关裁革，乍浦成为江南和大运河南端的主要出海口，清代成为港口重镇和内外贸易枢纽市场，一直延续到上海通商后才衰落。[8]在舟山岛的东北方向，有尽山（陈钱山）岛，"山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山产水仙，海产淡菜、海盐，贼舟每多寄泊"。沿海南下，有东霍山与尽山成犄角，"夏月贼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舶回棹"。普陀山之南，"自崎头至昌国卫，接联内地，外有韭山吊邦，亦贼舟寄泊之所"。"自宁波、台州、黄岩沿海而下，内有佛头、桃渚、崧门、楚门，外有茶盘、牛头、积谷、鲎壳、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贼艘出没经由之区。南接乐清、温州、瑞安、金乡、蒲门，此温属之内海。乐清东峙玉环，外有三盘、凤凰、北屺、南屺，而至北关以及闽海接界之南关，实温、台内外海径，寄泊樵汲之区，不可忽也。"[9]
中层贸易带上最活跃的还是福建沿海。福建海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与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国距离近，季风与海流都很方便，又有台湾岛作中介，海外贸易一直兴盛。"澎湖、厦门之间有青水洋，又名澎湖沟。此海最深处，水色皆黑，四面望不见山，浪涛汹涌，直与广东外洋相连。在此倘遇大风，还可漂往他省，台湾至厦门来往船只必经此地。"[10]（1128页）在明代嘉靖年间倭乱时期，闽浙沿海贸市舶因禁停止，闽商只得走私，甚者通倭商贸，亦商亦盗，随之而起的是海上武装私商集团，所以沿海贸易带不仅密集，而且多样。"福建滨海居民，第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患地方。"[11]（卷38）"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时出寇劫。"[11]（卷54、154）"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依为利。"[11]（卷189）
福建沿海的贸易点又多集中在闽南一带。乾隆《福建通志》说："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12]安海（又名安平）港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泊船贸易，又由于它地处海湾内侧，远离县治，既便于避风，又便于避开官兵的巡查，一出湾便是茫茫大海，可以直达另一个走私海岛浯屿；它是郑成功的家乡，明末清初，成了郑氏海上走私集团的根据地。"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13]（卷14，《二烈传》）安海商人不仅对外贸易，而且奔走国内市场，使安海成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层贸易带上的商港。"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13]（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漳州月港是另一处重要的外贸港口，入清以后，厦门代替了月港的位置，成为闽南沿海贸易带的重要港口和岛城。从康熙二十三年始，厦门设立海关，准与东洋、东南洋、南洋、西南洋30多个国家与地区进行贸易，"为通贩南洋要区"；乾隆二十二年，朝廷限定对夷贸易，只允许广州一口对夷贸易，厦门的外贸受到限制。直到"四十七年，奏准：嗣后外夷商船到闽海关，其装载货物照粤海关则例征收"[14]，厦门又得与欧洲人做买卖。围绕着安海、月港、厦门这么一个三角地带，还有许多可供商人们贸易的大小海岛。如与厦门、金门（浯洲屿）相对的浯屿岛，嘉靖"二十六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攻夷船，而贩者不止"[15]（卷7,131页）。
沿海岸线南下，在福建漳州府与广东的潮州府之间，又有诏安之梅岭、走马溪和潮洲之南澳一群贸易港、岛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梅岭山，在诏安县东南三十里海滨，……旧时郡之洋泊实发于此"，"走马溪，在诏安县东南五十里海滨，……为海口藏风之处。"[16]两地一直是番舶商贸之地，梅岭村民"通番接济"，"历年官府竟莫之奈何"；走马溪，"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数十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储，而后敢去日本"[17]，彭亨即今马来西亚之彭亨州，港口今称北干，当时是葡萄牙人由此进入东亚与中国和日本贸易，可见梅岭与走马溪一带是中外商贾重要的贸易地点。[15]（卷4，附录）南"澳在漳、潮二州海岛中，四面阻水可三百里。潮则通柘林，漳则通玄钟，……嘉靖季，海寇许朝光、吴平等据为巢穴，勾倭内讧，罢敝二省。数年乃扑灭之"。对亦商亦盗的中外海商，两省的舟师各以海寇逃往邻省为由而不加追击。[18]（第1册，990页）。明胡宗宪《筹海图编》载："五六年来，因浙直攻捕之严，倭舶无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则奔广东，广东捕急，则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卷3）乾隆《南澳志》载："日本倭奴、西番丑虏，猖獗凭陵，跳梁跋扈，据为巢穴。"（卷11）"南澳一镇，为天南重地，番舶必经之途，岛夷必争之窟，实闽广两省之门户。"[19]南澳东南不远处，有三个小岛，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为三澎，"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为潮郡贼艘出没之区。"[9]从南澳往西南沿海而去，是为中层贸易带的广东区域。潮州段还有澄海、黄冈、靖海、赤澳；由甲子门入惠州段，有田尾、汕尾、平海、大星等港镇岛湾；从大鹏港开始，过大鹏湾，经红香炉、急水门，便进入零仃洋，此处北上可进虎门去广州，"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而内河桨船橹船渔舟，皆可出海"。出海西行则是香山之澳门，"外出十字门而至鲁万，此洋艘番舶来往经由之标准。"[9]在广东区域，走私商人常活动在南澳和潮、汕一带，广州是公开的中外贸易区，而其周围的河口、岛屿及零仃洋上则是走私贸易。香山之澳门则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为特别的贸易重地。"香山澳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渤泥、暹罗、真腊、三佛齐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遂渐效之，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20]（卷4）
澎湖列岛和台湾也属于中层贸易带，这是由于它们处于内、外层贸易带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它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所决定的。它们在中外贸易中的主要特征也是"市舶"。"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蕃为市，红毛业据之以为窟穴。自台湾两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时时私至鸡笼、淡水之地，与奸民阑出者市货，其地一日可至台湾。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徒使沿海将领奸民坐享其利，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21]论及台湾、澎湖作为中层贸易带上一重要中介之地的意义，清初鲁之裕有一段话为证："闽粤江浙之贾舶出洋皆不能越台湾而别由乎他路者，固以其三千里之区曲而抱乎东南海隅也；而澎湖则中枕乎台之曲，以相犄角焉。形胜据而产复饶，此台之治乱之所以易也。且台之东所联属者，为吕宋、琉球红毛诸国；西南则交趾；又东则暹罗、柔佛、大年、占城、六昆皆近焉；直西则与麻六甲、咬留叭哑齐、英圭黎、荷兰大西洋相通；北则日本、朝鲜直接乎盛京。要皆可一帆而涉，远者不逾旬日，近或旦夕间可达。盖台湾内滨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五省，外罗以数十余国。"[22]
上述中层贸易带中市场港埠的联结主要是海路，另外还有陆路和内河水道的联结，这些商途不仅与海路一道，构成中层贸易带，而且大多与内层贸易带相连，形成网络。如前文内层贸易带已说到的"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中浙江至福建驿路可分出两段分别支持和联结中层贸易带，即杭州至铅山一段，铅山至福州一段，两段商路都由铅山去鄱阳湖的商路与京广水道相连。而福州至漳州的沿海陆路则直接支持沿海的中层贸易带，万历刊本《杜骗新书》中有三件事例说到这条商路：《盗商伙财反丧财》、《行李误挑往别船》、《信僧哄惑几染祸》。另外，杭州有至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各临海府县的商路，水陆并行。[5]（卷3）广州以东，有一条商路沿东江向东北方向溯江而上，经惠州的归善、博罗、河源、龙川，行陆路过长乐，进入潮州府的程乡，过三河镇，借韩江可达海阳、澄海，这已与南澳岛隔海相望了；沿海岸的陆路，可经黄冈和分水关进入福建诏安。根据现在江西寻乌县人说，过去赣南人所吃的粤盐，并不都从北江过梅岭，走东江也可以进入江西。赣州又有借贡水经于都、会昌、瑞金去福建长汀的商路，到长汀则可沿鄞江直下上杭，入潮州大埔、海阳。[5]（卷7）这些通向潮州沿海的水陆商路，都十分明确地显示了闽广相交之处的南澳一带不仅是沿海中层贸易带的重要据点，也是内层贸易带和赣、粤、闽三省交界之地商品输出的重要海口。比起赣江-北江的商路，这些商路不太引起官府的注意，进出口走私商品相对多些，因此南澳一带也就成了传统的走私港岛。
三 外层贸易带
外层贸易带，是指与中国市场和商人关系密切，保持经常性的贸易往来，并为多方贸易提供市场的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上，它与中国东南区域相连；在交通上，互相成辐射形势。这层贸易带无论在贸易关系上，还是在地理交通上，也有一个限定。由于当时的史实是中国的商人并没有直接进入欧洲、美洲市场，主要是在本土和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参与世界市场，欧、美市场中国的商品一般是由欧、美商人以转手买卖的形式运销而去的，那么作为中国商人参与世界市场互动作用的外层贸易带，实际上限定在中国商人与外商贸易的区域，即"商舶"之地。所以，本文所说的外层贸易带地区和国家大多与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朝贡国"相覆盖。
日本与琉球：在海洋洋流和季风的帮助下，中日两国海上交通十分便利，来往频繁。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进入明代，中日关系显得复杂起来，日本政府多次遣使朝贡，倭寇又屡屡侵华，商贸却不曾断绝。1639年（崇祯十二年、日本宽永十六年）开始，日本江户幕府采取锁国之策，延续长达200年，禁令甚严，却对中国和荷兰商人网开一面。16世纪初至19世纪60年代的200多年中，"日本商人绝无至中国者"[23]，但驶抵日本的"唐船"有5000余艘[24]，平均每年20艘左右。当时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是九州岛的长崎、五岛、平户和鹿儿岛一带。琉球在明代是中国的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藩属，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之后[25]，贸易关系一直在发展，福建、浙江的商人和渔民常往琉球经商、捕鱼。成化以后，泉州市舶司移至福州，琉球贡船改泊闽江口外，原来泉州通琉球的海道便成了民间通番贸易的航路。
自吕宋而下，被称为东洋，是中国商人，尤其是福建漳、泉一带商人常趋之地。吕宋也是中国的一个朝贡藩属国，"其地去漳为近，故贾舶多往"，"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浙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明清两代，吕宋岛曾发生多次杀害华人事件，死者多至两万余，少则数百数千，事过之后，贸易来往如故，正是"利其近且成聚故也"。吕宋岛以吕宋即马尼拉一带为中心，周围又有大港、南旺、玳瑁港等商港市场供商船驻泊和商人贸易，大港位于吕宋岛的北端，与台湾、漳州隔海相望。[15]（卷5）《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说：吕宋岛的东南方向有一巨岛，今称棉兰老岛，岛之西端有三宝颜，曾是一大商港。[26]沿海岸南下或向东南而下，进入苏禄海，便可到达苏禄和猫里务、美洛居、文莱等处，此三国也都是中国的朝贡藩属。明代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皆来朝贡，东王归途以疾殂于德州。文莱国即婆罗国，"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有中国碑"。三国及其周围皆为中国商人贸易之所，在苏禄贸易，若机会好，"可享利数十倍"，"夷人虑我舟之不往也，每返棹，辄留数人为质，以冀后日之重来"。猫里务"见华人舟，跫然以喜，不敢凌厉相加，故市法最平"，"故舶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猫里务'。"[15]（卷5）
《东西洋考》把文莱作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大概认为再往下，该是向西行，其实在今天看来，同方向还有数处是明代商人常去，入清以后又得到发展的贸易地区，如加里曼丹岛南端的文郎马神；东爪哇梭罗河下游的思吉港，即苏吉丹；小巽他群岛上的迟闷，又名吉里地闷；还有爪哇岛上著名的三宝垄、加留吧（今雅加达）和下港。"下港为四通八达之衢，我舟到时，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将本货兑换银钱铅钱。迨他国货到，然后以银铅钱转买货物。华船开驾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国故。"从下港往西，是今之苏门答腊岛，一路上有旧港（三佛齐）、柔佛（乌丁礁林）、哑齐等处。折向北行过马六甲海峡，便是今之马来西亚半岛，当时有麻六甲（满剌加）、彭亨、大泥（港名吉兰丹）。再北行是为暹罗和柬埔寨。沿海岸东北而上是占城等国。这些国家与地区，多数为传统的朝贡属国，只是因地位远近而分亲疏而已，但贸易频繁。彭亨，"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哑齐，"舶到，有把水liào＠①望报王，遣象来接。舶主随之入见，进果币于王。王为设食。贸易输税，号称公平。此国辽远，至者得利倍于他国"。大泥，"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柬埔寨，"夷性颇直，以所铸官钱售我，我受其钱，他日转售其方物以归"。暹罗，"贸易输税，各有故事。国人礼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15]（卷2、3、4）
从北面的日本到南面的爪哇，从东头的吉里地闷到西头的麻六甲，如果我们借助地图，可发现这条外层贸易带呈大环状，中国东南沿海中层贸易带上的商人从任何一个港埠岛屿出发都可以借助洋流和季风前往这条贸易带上的某个或若干个贸易点进入市场。这条外层贸易带其实还可以从麻六甲出海峡向印度洋北岸和西岸延伸，即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在明代也肯定有商船涉航，《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已载有去印度古里和中东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的航线。[26]但从明初开始，中国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已经衰落。16世纪初，葡萄牙（佛郎机）人进入东南亚，强占了马六甲海峡，阻挡了太平洋通向印度洋的通道，这条商途从此凶多吉少，商人少有问津者。麻六甲"本夷市道稍平，既为佛郎机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zhōu＠②张，故贾船希往者。……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波路断绝。"另外，欧人东进，在外层贸易带和中层贸易带与商人互市，中国商人也自可不必出马六甲海峡，在麻六甲的佛郎机人，"与澳夷同种，片帆指香山，便与粤人为市，亦不甚藉商舶彼间也。"[15]（卷4）
外层贸易带的利润无疑是最大的，否则，商人不甘冒种种风险。风险与商利成正比。这里所说的风险不仅是指漂洋过海的风险，更是指由于西方殖民者和商人以冒险和侥幸、掠夺和互利混杂的心态进入中国商人的外层贸易带，既积极与中国商人贸易，又无时无刻不心怀叵测。中国商人原先可借助的朝贡关系及其心理优势和贸易优势日渐失去。加之中国商人由于政府的消极外贸政策和对泛海商贸的商人多采取管制态度，商人大有后顾之忧，很难与得到政府支持和保护的西方商人相抗衡。可见，中国商人在争取外层贸易带的最大自由时，选择了更多的艰险，这正是当时中国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
在三层贸易带的相互关系中，外层是发生互动作用的一个动力源，若无金豆银山般的海外贸易之利，商民怎会趋之若鹜？自16世纪开始，这种动力之源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大部分商利不再是出自外层贸易带中那些较为直朴、慕义的朝贡之国之民，而是来自企图在世界每个角落都能获得更大利润的欧、美商人。中层则是中介，是互动作用行为操作的主要层次，外层的巨利拉力由它传向内层，内层的扩力由它引向外层，在中层操作的商人，无论他来自哪里，他都可以获取到内外层商品的差额利润。所以，中层商人奔走于国内市场又冒险出洋贸易，最为积极。内层是中、外层贸易的腹地，是商品和利润获得之源，是互动作用产生的另一源泉，其中道理最简单不过，因为没有中国商品，没有商品和资本的扩张欲望，世界市场对中国的拉力就无从谈起。两大动力之源，促成三条贸易带，终使中外贸易互动得以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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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无名氏著．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m〕．北京：中华书局，196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目加僚右
＠②原字车加舟
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之后，由于历史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本写作的目的，就在从动态方面考察这条动脉与唐宋帝国的关系。
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6）起开凿的运河，除由黄河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在本文中关系较小外，有三部份最为重要：（1）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县西）引?b水到黄河，又自板渚（河南汜县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2）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县治）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3）江南河─自京口（江苏丹徒县治）引长江水至余杭，入钱塘江。不管运河开凿的动机
是否像史书记载那样纯粹由于隋炀帝的游幸娱乐，为著要了解??谔扑瘟?俣嗄昴谒?⑸?闹匾?饔茫?颐嵌杂???淝昂蟮目凸坌问朴邢昙蛹焯值谋匾?
自从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了四百年的分裂扰乱，到了隋唐宋时代，大一统的帝国又复出现。可是，这时的帝国在政治方面虽然像秦汉时那样大一统，在经济方面，因为经过许多历史潮流的激荡，却不复像秦汉时那样，而表现出现非常剧烈的变动。在这种变动中有一个特征尤为显著，这就是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在北方（较偏于西）。水利灌溉对于中国西北黄土的生产力，有很大的贡献；因为由于黄土的多孔性和毛细管作用，只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给，??憧上窈C喟阄?账?郑?焉畈卦诘氐紫碌目笪镏蚀?侠矗?员?b物的根来吸收。因此，中国西北的黄土，经过适宜的灌溉后，便成为最肥沃的土壤，可以生产多量的农作物。我们的老祖宗对于这个道理有深刻的了解，远在战国至秦的时代，他们已经在黄河上游大兴水利。例如在河南北部，史起利用漳水来灌溉的结果，原来不宜于生产的咸苦之地却一变而为稻粱的重要产区。又如秦开郑国渠的结果，关中四万余顷沼泽咸苦之地，因得到充分水量的灌溉，生产量至为丰富。至于当日的南方，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还谈不到开发，处处都表现出劳力不足，生产技术幼稚，资本蓄积贫乏的状态。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发生激剧的变动。原来自汉末以后，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瓦解，胡族的入侵，北方各地曾经长期蒙受惨酷的战祸。这些战祸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土地的荒芜。固然，当战争停止时，有些土地也恢复生产，但要完全复元，却是不可能的事。北方土地的生产力既然日渐耗竭，到了唐宋时，耕地的面积便一天比一天的减少下去。例如秦开的郑国渠，和汉开的白渠，在关中一共溉田四万余顷；及唐初永徽年间（650─655），却只灌溉一万顷左右；其后到了大历年间（766─779），更减至六千二百余顷。再往后，到了北宋至道二年（996），关中水利更远不如唐代，这时两渠所溉之田连二千顷也不够了。复次，战国时史起因引漳水溉邺而兴修的水利工程，到了唐宋时代，也废弃无用，以致昔日可耕之地都变作荒田。此外，宋代河北又因与契丹为邻，及黄河屡次泛滥，农耕之地越来越少。
当北方经济日形衰落的时候，南方（较偏于东）却脱离了史记货殖传所描写的“地广人稀”及“无积聚而多贫”的状态，而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盛的地方。原来自从汉末乱离以后，北方人士有鉴于战争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多避难到比较安全的南方去，其中尤以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时为甚。这一大批生力军南迁以后，正好利用他们的进步的技术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来开发南方蕴藏丰富的处女地。因此，经过这次历史上的大移民以后，南方经济便渐渐发达起来。这种情形，在南北朝时代已经相当显著。《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论〉云：“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余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亡饥。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直一金，?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其后到了唐代，江淮一带更为富庶。工、矿、农、林等生产事业都有飞跃的进展，从而成为全国财赋之区。在这几种产业中，农业的生产尤为发达，因为当日人们在江淮各地都普遍的发展水利事业。水利大兴的一个结果，是各地增添许多顷生产力特别高的田地，构成江淮一带庞大的财富的基础。
唐代江南方经济特别发达的趋势，到了宋代还是有增无已的继续发展下去。宋代江淮各地，由于自唐以来各种重要资源的大量开发，是全国物产最富饶的地方。东南各地生产的物品中，稻米的出产最为丰富。宋真宗曾设法从占城输入能够耐旱的稻米种子，在江、淮、浙较高仰的田地中普遍栽种。同时，当日江南的农田水利又很发达。这样一来，江淮的农业生产自然要作激剧的进展，故能成为全国的?b仓。故宋代有句俗语说，?苏湖（或作常）熟，天下足?。复次，宋代的矿业、纺织、印刷、铸钱等工业，也远较北方为盛。
综括上文，可知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古代到唐宋，有由北方迁移至南方的趋势。在古代，北方水利发达，农田肥沃，光是关中一地，其财富已居全国的十分之六。至于当时的南方，资源蕴藏虽富，但因并未开发，和北方经济发达的情形比较起来，自不免相形见拙。这种南贫北富的情形，自汉末至隋代渐渐发生转变。及唐宋时代，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在经济地理上无异发生一场革命。这时北方水利失收，土地的生产力一天比一天低落下去，处处都表现著贫穷的状态。反之，南方各地，尤其是江淮一带，由于各种资源的大量开发，却变为全国财赋之区。其中光是浙江的机杵耕稼，已经是“衣食半天下”。若就整个江淮区域来说，??蛑笔侨???b仓，和衣料的取给地；此外其它各种物产，也都非常富饶。这样一来，当日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不复像古代那样的在北方，而移至南方，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可是，自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南移，军事政治的重心，由于地理与国防的关系，却仍旧留在北方。反之，在西北方面，因为须防御吐蕃及其它漠北民族的入侵，国防问题却很迫切，有配置重兵的必要。这时政府有鉴于唐末五代藩镇的跋扈，采取中央集权政策，从而集重兵于中央。兵多了，粮食的需要特别大，故须改在较近江淮而便漕运的汴京来建都。
当日伴著新兴的大一统帝国而生的客观形势之下，有开辟这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之必要，可是，在此后唐宋数百年内，这条大动脉并不是时时都能畅通无阻，以尽??娜挝瘢灰蛭?惺庇捎诰?抡?畏矫娓髦痔厥庑问频姆⑸???幻庖?蛔枞??佣?笠煌车酃?恼?龌?贡阋蚓?抡?沃匦挠刖?弥匦牡姆掷攵?荒芰榛畹姆⒒??淖饔谩R虼耍?撕又?谔扑蔚酃???迪蠖?鲋?谏硖迥茄???某┩ㄓ胫腿??谠诙甲阋杂跋斓焦?说男寺『退ヌ妗?br/>
第二章 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
杜佑在《通典》卷10叙述大业元年炀帝开运河后，便紧跟著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可见这条运河除开凿给炀帝由洛阳乘龙舟往江都游乐以外，在隋代也曾被用来转运物资。不过隋享国时日甚短，开河不久以后便告灭亡，故运河在隋代对于南北交通的贡献究竟有限。
隋亡以后，便是唐代。唐代国都所在的关中，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增加，他方面因为土地生产力的减耗，其出产不足以满足当地的需要，故每年须从江淮输入大量的物资─尤其是米─来接济。在唐初高祖（618－626）太宗（627－649）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比较简单，驻在那里的府兵又都自备粮饷，故每年只由江淮经运河输入一二十万石的米便已足用，问题自较简单。可是，自高宗（650－683）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他方面由于府兵制变为募兵制，政府经费的开支，无论是官吏的薪俸，或是军队的给养，都一天比一天增大，从而每年仰给江淮的粮食也就激剧增加起来了。政府组织扩大的一个特征是官员的增加。在太宗时，内外文武高级官员一共?六百四十二人（《通典》卷19）。及高宗显庆初（656），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内外文武官却激增至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通典》卷17）。后一数字所以远较前一数字为大，固然由于后者连中下级官员也包括在内，但高宗时官员的激增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后，到了武后时（684－705），因为要收揽人心，官员人数增加得更为利害。再往后，到了中宗（705－710）睿宗（710－2）时代，官员增加的趋势还是继续下去。
当日官员人数激增的结果，俸禄的开支便要跟著增加，从而运河的负担也就特别加重起来。《新唐书》卷126〈卢怀慎传〉云：“神龙中，迁侍御史。……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陈时政曰：‘……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而奉禀之费，岁巨亿万，徒竭府藏，岂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极，河渭广漕，不给京师，公私耗损。……’”这种情形，到了开元年间还是一样的严重。开元二十一年（733─4）裴耀卿的奏疏说：“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今?N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通典》卷10）。
复次，约在上述政府组织扩大，从而官员人数激增的同一时间内，唐代的兵制又发生激剧的变化，即由府兵制变为募兵制。府兵是兵农合一的军队，他们自给自足，不用政府供给衣粮等物，故关中驻兵虽然很多，政府经费的开支并不因此而特别增大。可是，自高宗武后时起，府兵制已经逐渐崩坏；其后到了玄宗开元十一年，由于张说的提议，政府遂改府兵制为募兵制，这样一来，唐代兵制遂由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从而军队的给养亦改由国家负担。这自然要影响到政府经费开支的增大，从而每年漕运的数额也有大量增加的必要。关于此点，宋代的吕祖谦已有详尽的发挥，他的《历代制度详说》卷4说：“到唐时，全倚之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行兵，不征行，各自归散于四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
当关中对江淮物资较前特别需要的时候，每年像高祖太宗时那样经运河输送入关的微小数量自然不能满足，从而有扩大漕运数额的必要。可是由江淮到长安的路程很远，要增加漕运数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有许多困难存在著。唐初由南方运往中央政府的物质，包括人民当作租来缴纳的米，和当作庸调来缴纳的布帛，而两者中米粮一项尤为重要。江南各地的人民，除缴交这些物品以外，并须各出脚钱（运费），以便派人用船装载运往洛阳。负责在这一段路上运送物资的人，由于经由各河水深浅的不同，他们因沿途停滞及另雇河师水手而受到的时间上和物质上的损失是很大的。但虽然如此，处于长安和江淮之间的洛阳，因为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质由江淮到达，以便转运往北方各地来使用。
江淮物质运抵洛阳以后，还要经历八百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长安，在这绵长的路上，洛阳?州（今河南?县）间三百里的运输最为困难。唐初因为船只航经三门底柱的险滩（今河南?县北黄河中）时常发生覆溺的惨剧，这两地间的运输多不经由黄河，改走陆路，用大车或马来运送。陆路运费非常昂贵，人们也想到改善黄河航运，以代替这种不经济的运输。高宗显庆元年（656─7），由于苑西监褚朗的建议，政府曾派兵六千人凿三门山，以便船只到达三门底柱时改用陆运，但结果没有成功，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在三门山凿栈道，以便船上滩拉纤之用，但拉纤时船夫多因绳断坠崖而死，成绩并不怎么满意。
江淮租米运抵?州太原仓后，复由黄河运往位于渭河河口的永丰仓。这一段路线全赖水运，问题比较简单。运抵永丰仓的米粮，因为渭河不便航运，又须用牛车运往长安的太仓。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b输京师，牛死什八九”（《通鉴》卷209）。可见这最后一段运路的运输工具也是很有问题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知唐初由江淮运米到长安去，要经历一段绵长而又艰苦的路程。在这一大段路程中，由江淮到洛阳一段，因为隋炀帝时曾经花过很大的心思与劳力来加以整顿，运输全赖水道，交通尚称方便。至于洛阳以西一段，因为隋代政府并没有怎样整顿，故到了唐初，运输还是非常艰难劳费。当日洛阳以西的运输既然有这许多不易克服的困难，上述高宗以后关中因政府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自然不能满足。这样一来，由于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不能密切连系，这个大一统帝国的中枢便常常表现出困难来。为著要弥补这种缺憾，政府遂把交通便利，江淮物质到达较易的洛阳建为东都，以便遇必要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由长安迁移到那里去办公。
洛阳在隋代已被建为东都，但到唐武德四年（621－2）又复废罢，改称洛阳宫。及显庆二年（657－8），由于事实上的需要，高宗又建为东都，由于那里交通方便，四方（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租赋易于集中的原故。东都建立以后，他便时常行幸，即由长安搬家到那里去居住。高宗行幸洛阳的时间很长，而且主要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自显庆二年建东都时起，一共行幸过七次。高宗死，武后（683－705），临朝称制。她独揽大权后，于光宅元年（684）九月改东都为神都。在她执政的二十余年内，除由大足元年（701）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十月，在长安居住两年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居住。她所以长期留居洛阳，固然与她的政治野心有关，但当日两都经济状况的不同，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高宗死，武后拟护送灵驾入长安的时候，陈子昂即以长安物资的供给远不及洛阳那样方便为理由，而加以谏阻。
其后武后回长安居住时，李峤为神都留守表请车驾还洛，也以洛阳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为理由。及武后于长安三年冬返洛后，明年又拟再幸长安。杨齐哲大加反对，其所持理由与陈子昂所说大同小异。玄宗即位以后，又屡次行幸洛阳。总计在最初执政的二十五年内，他行幸洛阳的时间共九年余，即占执政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他所以这样屡次行幸洛阳，也和高宗武后一样，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唐自高宗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他方面由于府兵制的变为募兵制，政府经费的开支激增，从而首都所在的关中对于江淮物资的需要遂特别增大。可是，在另一方面，由江淮转运物资至长安，要经过一段绵长而又艰苦的路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由江淮到洛阳一段，因为隋炀帝时曾经花过很多血汗来开凿运河，运输尚称便利。至于自洛阳至长安一段的交通，因为隋代并没有怎样卖力气来整顿，或虽整顿而得不到久远的成绩，故运输非常艰难劳费。由于前者，洛阳的经济地位在当日变为非常重要，因为它位于南北交通的要冲，从而成为江淮北运物资的集散中心。由于后者，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遂不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密切连系，以致帝国的中枢常常因粮食恐慌而发生不安的现象。为著要补救这种缺点，自高宗时起，政府遂把经济地位日形重要的洛阳建为东都，以便关中粮食因供需失调而发生恐慌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可迁移到这里来消费江淮的租米和其它物资。因此，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约共八十年左右，政府常常来往于长安洛阳两都之间，而武后一朝，更是几乎以全部时间在洛阳居住。这样一来，当日军事政治重心东移以后，因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偌大的帝国便名符其实的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从而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便能灵活运用，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因此，由于太宗努力而提高的帝国的威望，自高宗以后，大体上仍能维系而不坠，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第三章 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
高宗以后政府因长安物资供给困难而常常迁往洛阳办公的情形，自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由洛阳西返后即告终止；此后他便长期住在长安，不再东幸。开元二十四年后政府所以能够长期驻在长安，主要由于关中的经济状况发生激剧变化，即关中的物资供给由过去窘困贫乏的状态一变而为丰富宽裕，足以供应中枢因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当日关中物资所以能由贫乏变为富裕，主要由于江淮与长安间物资运输的改善。对于这条路运输的改善最有贡献的人，是在玄宗最后一次东幸前（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上台作宰相的裴耀卿。
在最后一次东幸的前夕，玄宗对于过去二十余年在两都间仆仆风尘的生活非常厌倦，希望此后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以满足中枢的大量的需要，因为这样他便可以一劳永逸的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的跑那八百余里的路了。他回忆起三年前裴耀卿曾经提出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计划，遂叫他来商议。在听取他的建议之后，玄宗便把他由京兆尹擢?N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此后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责任遂落在他的身上。
裴耀卿对于漕运最大的改革，是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上章曾说，自江淮装载物资北运的船只，因所经各河水流深浅的不同，沿途常常停滞，以致运输量不能特别增加；复次，?州洛阳间的水道，因有三门底柱等险滩而不便航运，以致须负担昂贵的陆路运费。为著要增加运量，减轻运费，他“请于河口（即汴河从黄河分流的地方）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迥。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榜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结果，政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河中既然有险滩，遂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有覆舟之险。车运抵三门仓后，又用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河入渭，以实关中。
他这种分段运输的办法，和以前的长途运输比较起来要好得多。因为船只既然只走一段较短的路线，便可不因等候前途之水的涨退而常常停滞，从而大大的节省了运输的时间；同时，船夫只航行于水性较为熟悉的河道中，也可不至于行驶太慢，或发生危险。例如过去“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如今规定江南租船在河阴仓卸下租米后，便可驶船南返，不必航行于水性不大熟悉的黄河中，自然可以免除许多流弊了。复次，贮存在河阴仓的米，等候河水深度合适时才用船装载西运，令“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运输的效率自然可以增加了。此外，因为要避免上滩的危险，他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以便改用车来运送，自可较为安全。本来沿途都用船来运送的米，运到这里又要改走陆路，自然不免麻烦；但这段短距离的陆运，和从前?州洛阳间三百里的陆运比较起来，也著实方便得多了。
除上述外，裴耀卿对于漕运物品的种类，也有一些改革。以前江南百姓派人把租米用船运往洛阳，须自己负担运费。如今政府规定这些租船到达河阴，把租米卸下后，便可转回南方去，不必像以前那样另外转雇河师水手来在黄河航运。这样一来，由于河阴洛阳间运输责任的免除，江南百姓自可省下一部份运费，船夫亦可较前空闲。对于这些剩余的运费与时间，裴耀卿曾设法加以利用。他把江淮百姓以地税名义缴纳来存贮于义仓的粟，变造为米，以上述剩余的运费，令船夫运往河阴，然后转运往长安。因为“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般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现在利用江南租船因免赴洛阳而剩下的时间和运费来运往河阴，以便转运往关中来满足那里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自可大大增加这些义仓粟的效用。
裴耀卿利用分段运输办法来转运江淮租米和由义仓粟变造之米的结果，“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旧唐书》卷49〈食货志〉作四）十万贯。”无论关于运输量的增加，或运费的减省，都有惊人的成绩。由于裴耀卿的改革漕运，关中粮食的供给遂有大量的增加。正当这个时候，关中农产的收成又非常之好。这样一来，关中米粮的供给较前特别增加的结果，价值自要因供过于求而下跌。为著要免除?b贱伤农的流弊，和增加公家仓廪的蓄积，政府遂于开元二十五年规定关中人民用米代替绢来缴纳庸调资课，并在关中一带增价收买粮食，名曰和籴。同时，关中既因粮食过剩而对于江淮租米的需要大减，政府又下令停运江淮租米，而改运布来作租缴纳。
自裴耀卿后，还有好些人继续努力来改善长安与江淮间的运输，以便当日军事政治重心能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在上述裴耀卿改善漕运的设施中，他在三门北凿山开路来通车运的办法，最受人们的批评；因为由江淮北来的米，沿途都走水道，及运到这里，却要弃水就陆，转运者自然要感到麻烦。为著要弥补这个缺憾，到了开元末年，?州剌史李齐物遂在三门凿山开路，以供船只过滩时船夫拉纤之用。他这回凿山的工程大约要比从前杨务廉做得好些，故船只上滩时失事较少，但事实上因为滩险水急，想要得到绝对满意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同时，?州洛阳间的陆运也有相当的改革。
其后，对于漕运的改进贡献最大的，我们要推韦坚。韦坚于天宝元年任?州剌史，兼水陆运使。他根据隋代关中漕渠的旧迹，于渭水之南开凿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这条漕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的水东流，中间横断灞水和?核?ǘ???媳绷鳎???粱?跤婪岵指浇?胛妓?愫稀G?珊螅?衷诔ぐ餐?郝ハ略涔阍颂叮?酝ㄤ钪邸U庋?焕矗?谟婪岵趾腿?挪执嬷?拿祝?伎捎么?恢痹送?ぐ玻?槐卦傧褚郧澳茄?门＜莩道丛怂土恕9刂性说兰热淮笪?慕??甘车脑耸淞孔匀挥屑ぞ绲脑黾樱?试谔毂θ?辏?八赇钌蕉?ㄊ率瞪弦越?次?鳎┧谒陌偻蚴?保ā毒商剖椤肪?05）。不特如此，韦坚又“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旧唐书》卷48）。按江淮各地的义仓粟，自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起，曾经大量的变造为米，运往关中。如今韦坚更进一步的把江淮义仓粟转买轻货，令富户负责北运，以增加关中的财富。因此，当日关中的富裕，不限于粮食方面，就是在其它各种物资的供给上也表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玄宗时代的下半期，政府之长期的驻在长安，实在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必复像过去那样以洛阳为媒介，便可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直接连系起来。这一种连系，由于裴耀卿及韦坚等对于江淮义仓粟的利用，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因为裴耀卿把义仓粟变造为米，韦坚以义仓粟转市轻货来运往关中，都足以增厚关中的经济力量，无形中使江淮成为这个军事政治重心的深厚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凝结为一个坚固的整体，在当日的世界上发出它的雄壮的力量。因此，演进到了开元天宝间的大唐帝国，国势登峰造极，武功辉煌彪炳，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当日政府因为要在西北作积极的拓展，和防御外患的威胁，故支出的军费以用在西北者为多。在这些地方因和籴军粮，发给军衣及其他军事用途而支付的将近一千万疋段的布帛，就地理上说，大多数都要经过关中才能运往。当日关中所以有这许多布帛的蓄积，固然由于全国各地因庸调等赋税而征收的布帛之输送，但江淮布帛之大量北运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由江淮北运的布帛中，除来自庸调者外，还包括因停运租米而改纳的租布，和韦坚以义仓粟转市后令富户负责运送的轻货（按以布帛为主）。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开元天宝间的运河对于大唐帝国所尽的任务，比过去更为重大。自唐初以来，运河虽然能把江淮物资运往北方，但因洛阳长安间的交通非常困难，这些北运物资多半集中于洛阳，不能大量的运抵关中。洛阳既因运河的连络而接近江淮，成为北运物资的集散中心，经济地位日形重要。反之，长安既因洛阳以西运输的困难而不能得到多量物资的供应，经济地位却渐渐削弱。两都的经济地位的差异，决定了政府把洛阳建为东都，以便常常迁往办公的政策。故唐自高宗以后的八十年内，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常常来往于两都之间。及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由于裴耀卿韦坚等对于漕运的改革，洛阳以西的交通大为改进，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便可不在洛阳停留，一直运往关中去。这样一来，由于两都的经济地位的转变，此后政府便可长期驻在长安，不再迁往洛阳了。这时运河虽然仍如过去那样运输江淮的物资，但由于分段运输法的实行，江淮义仓粟的利用，运输的数量却远较过去为多。运河运输量的特别增加，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与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的密切。由于这种密切的连系，大唐帝国便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力量雄厚无比。故它在当日世界上所表现的卓绝的武功，鼎盛的势运，得到很多诗人的讴歌，史家的颂美。
第四章 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
开元天宝间因运河把大唐帝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而造成的伟大的时代，自天宝十四年（755-6）给渔阳羯鼓惊破以后，便渐渐没落下去，从而盛唐的光辉也就为之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安史乱后开元天宝时代的盛世不能继续保持下去？这固然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运河之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原来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和以前大不相同。在此以前，大唐帝国在政治方面完全统一，丝毫没有分裂。但自此以后，由于安史余孽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割据，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不复能完全统一，而渐渐陷于崩分离析的局面了。这些在大河南北割据称雄的藩镇，不独在军事政治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就是在财政经济上也要占据以自肥。在他们统治下的地方租赋既然不复像以前那样缴交中央，而西北各地的财赋又给守边军队就近消耗了去，此后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遂只剩下经济重心的江淮了。关中政权对于江淮财赋的倚赖既然比安史乱前更为深切，沟通南北的运河的重要性自然要特别增大起来。
关于安史乱后藩镇对于各地赋税的占有，《新唐书》卷210〈藩镇传〉云：“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南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藩镇统治下的地方既然不供贡赋，中央政府经费的开支遂全仰给于江淮。《通鉴》卷237元和二年条云：“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九，县千四百五十三（《旧唐书》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一句）。其凤翔、?坊、?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胡注云：凤翔、?坊、?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皆被边，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皆藩镇世袭，故并不申户口，纳赋税），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一。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旧唐书》卷14）。由此可知，安史乱后中枢经费所以完全要倚赖南方的接济，一方面固然由于北方地多为藩镇所据，他方面又由于在北边驻屯的重兵,把当地租税就近使用，不复缴交中央的原故。
可是，运河的重要性虽因安史乱后关中政府对江淮物资需要的激增而特别增大，自天宝末经肃宗时代（756-762）以至代宗初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它却完全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因为安禄山于天宝末年在渔阳创乱以后，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各地，以致“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其后政府虽因得到回纥兵马的帮助而收复洛阳，但到了“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河南商邱县南），淮运于是阻绝”。运河既因长期兵乱而无人过问，自然要淤塞废弃而不便航运。代替这条水道而连结南北的交通线是汉水，可是，汉水虽然可以代替运河来沟通南北，在航运方面却远不及后者那样安全和便利，而运输费用又远较后者为大。可以断言，汉水代替运河来联系南北的程度，事实上非常有限，因为它有上述的种种缺点，在运输量方面要大受限制，远不及从前运河那么多。
肃代间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既因运河的阻塞而不能和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的连系，关中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便因江淮之不能充分供应而无从满足。故“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宫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b?邓耄?怨┙??保ā短苹嵋?肪?7）。
当战争尚未停止，中央政府因江淮物资不能藉运河大量运来而呈现出萧条黯淡的景象的时候，在东战场方面却露出了一线的曙光。原来安禄山由河北南下的军队，除西向攻占长安，南向经略襄邓以外，还沿著运河向东南侵略，有席卷江淮之势。假如他这个军事计划能够成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便要整个动摇起来；当日大唐帝国所遇到的危机可谓十分严重。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张巡许远以一枝孤军来死守运道要冲的睢阳，却阻止住敌人的精锐部队的南下，屏蔽住经济重心的江淮，无形中给后来运河的复航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张巡等的死守睢阳，不过奠定后来运河复航的基础。运河之恢复沟通南北的作用，却有待于刘晏的努力。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刘晏即于代宗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4）就任为转运使，把改革漕运的艰巨责任负担起来。鉴于过去大唐帝国因运河阻塞而蒙受到的损害之大，他对于当日运河复航的必要有深刻的认识。
他认为当日帝国已衰的势运的挽回，关中人民赋税负担的减轻，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而残破的战区的复兴，都有待于运河的恢复航运，其需要的迫切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运河复航却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在当日战后凋零残破的环境中，运河之恢复大规模的转运，要遇到四种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运河黄河间因为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数百里绝少人烟，航运最为需要的劳力，供给至感困难；第二，运河河道因为过去长期阻断，很久没有疏浚整治，以致渐渐淤塞而不便航运；第三，洛阳以西的黄河沿岸，早就没有军队驻防，盗贼横行，航运者所遇到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最后，自江苏至潼关附近东西三千里的交通线上，跋扈的军人每借口衣粮不足来掠夺转运的物资。总之，当日因转运江淮物资而发生的治水、劳力和治安等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此外，河汴间亦因战争破坏而生的劳力供给的困难。
面对著当前漕运的困难和需要，刘晏开始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第一步的工作为疏浚运河的水道，以免因淤塞而不便航运。复次，当日运河黄河间既因战事影响而劳力供给锐减，他遂开“始以盐利（政府因专卖食盐而得的利益）为漕佣”来另外雇人运输，而“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这对于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的办法是一种很大的改革。此外，为著要保障航运的安全，除由政府于运河沿岸分别派遣军队驻防外，他又把漕运船只及人员组织起来，而以武职官吏负责护送和押运的责任。
除解决上述漕运的困难以外，他又积极的作种种改革的设施。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实行裴耀卿时代的分段运输法，而加以改进。他“随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按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规定江南各地的租船须一直经汴河驶往河阴，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如今刘晏鉴于江汴水力的不同，更把这一段路程细分为两节，而以扬州为转运中心；由江南各地用船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便可卸下，再由那里另外用船经汴河运往河阴。
复次，刘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又“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通鉴》卷226）。这些漕卒经过长期严格训练以后，“未十年，人人习河险”。至于航运所用的船只，因为要适应各河流大小不同的水力，更是各有特殊的构造。例如在汴河航运的，是“歇?支江船”，共有二千艘，每艘载重一千石；在黄河上三门险滩时航运的，又是另外一种船只，名叫“上门填阙船”（《新唐书》卷53）。此外，关于牵船所用的绳索，他也有很好的打算。他“调巴、蜀、襄、汉麻??竹筱为?挽舟”。这些麻??竹筱非常坚韧，当制为绳索，供船夫拉纤之用的时候，自然可以避免像从前杨务廉时代那样动辄因绳断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由于以上的种种设施，当日船夫的驾驶技术自然非常熟练，船只的构造自然非常坚固耐用，从而运输的效能也就可以充分发挥了。
刘改革漕运以后，不独运输效能因此增加，就是运输费也可以大为节省。在由江淮至长安的漫长的交通线上，他尽可能的以水路代替陆路来运送物资，以便减轻运费。例如“故时转运船由润州（今江苏镇江县）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其次，关于已经废坏的运输工具的处置，他又“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这也可以减轻运输的成本。结果，除如上述由润州至扬子一段每斗减钱十五文以外，“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米斗减钱九十……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新唐书》卷53）。
由于上述刘晏在漕运方面的种种改革，运河遂恢复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每年由江淮经这条动脉北运的米粮，多时达一百一十万石左右，少时也有五十万石。这些米运到河阴以后，除其中四十万石运往长安外，因为黄河每年通航的时间有限，其余一部份只好留贮于河阴仓，一部份则运至?州太原仓存贮，以备下年黄河春水初通而江淮米尚未到达时先运入关中之用。当刘晏的第一批米运抵长安的时候，“天子（代宗）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卿，朕?侯（萧何）也！”（《新唐书》卷149）。
因安史之乱而长期阻塞的运河，虽然由于刘晏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我们只要进一步的把当日运河的运输量和以前裴耀卿及韦坚时代的运输量比较一下，便可见这时连系的程度已远不如以前那样密切，连系的规模也远不及以前那样庞大。上章曾说，裴耀卿因改革漕运而由江淮运抵关中的米粮，三年内共七百万石；韦坚改革后，一年运入关中的米粮，最高时竟达四百万石。可是，刘晏改革以后，每年由江淮经运河北运的米粮，最高时不过一百一十万石，少时只有五十万石；而这些北运的米，又因黄河每年可航的时间不长，只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其余须分别留贮于河阴及?州的仓库。换句话说，刘晏时代每年由运河运往关中的米，只有裴耀卿时代的六分之一，韦坚时代的十分之一。这种多寡悬殊的对照，无形中告诉我们：安史乱后运河虽因刘晏的改革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可是这种连系却不及以前开元天宝时代那样密切了。
不特如此，刘晏改革漕运后，运河河道虽然因疏浚而不淤塞，运输所需的劳力虽然因以盐利为漕佣而得到供给，沿途治安虽然因军警的驻防和运输队的严密组织而得到保障，可是，在当日战后安史余孽及其它武将仍拥重兵的新形势中，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的阻扰却仍旧没有办法解决。这实是刘晏在漕运改革方面的一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的存在，此后运河便常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充分发挥沟通南北的作用，以致连上述那种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的运输量也不能顺利维持下去。
运道之大规模的蒙受阻扰，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2）藩镇与中央政权的大冲突。是年三月，中央政府鉴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的跋扈，在汴州筑城防御，是这次冲突的导火线。冲突开始以后，李正己（据有淄青等州，即今山东各地）及田悦（据有魏博等州，即今河南之河北，与山东之西部等），即以重兵集中于足以控制运河的徐州，并派兵驻屯于南北交通要冲的??牛ㄔ诮癜不账尴乇倍??铮┖臀锌冢ㄔ诮癜不栈吃断囟?保??宰柚菇?丛舜?谋鄙稀U馓跎??叩那卸希?杂诘比找越?床聘澄??没?〉闹醒胝?ㄊ且恢趾苤卮蟮耐?玻?实伦诟辖襞汕苍谡庖淮?胤酵??恐?恼磐蚋N?荩ò次锌谠阱葜?鳎┴菔罚?员阆嗷?渥盎に驮舜?赐黄频腥说姆馑?摺F浜蟮搅耸悄晔?拢?熘荩ò??旁谛熘葜?希┴菔防钿⒁员局菁??殴槊?醒耄??辉轮醒刖?哟蟀茏颓辔翰┍?谛熘荩?说朗几闯┩ㄎ拮琛
当运河失去沟通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在帝国中枢方面又发生惊人的事变。因哥舒曜兵败被围（为李希烈军队所围）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而前往增援的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治）军队，路过长安，因政府只以“粝食菜啖”犒劳，愤而作乱，奉曾作他们统帅而早已免职闲居的朱??为帝。首都既为叛兵所占，德宗仓卒出幸奉天（今?西干县治）。叛兵继续前往围攻，中枢的形势至为危急。其后奉天之围虽因李怀光援兵的来临而解除，李怀光却又因“军士禀赐不均”而跟著叛变，以致德宗被迫移驻?南的梁州（今?西南郑县治）。在这个首都陷落，江淮物资因运河被切断而不能大量接济关中的时候，肩负收复首都重任的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却因镇海军（治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县）节度使韩?甑奈渥盎ず蕉?竦镁?傅墓Α
因此，在当日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往关中的时候，中央政府过的完全是艰难困苦的日子。上面曾说，泾原及李怀光的军队所以叛变，主要由于待遇的不良；而待遇所以不良，又由于中枢因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而起的财政困难。及德宗被迫移驻梁州的时候，天气已经渐渐炎热，但因物资供给困难，军队尚未改换春服，德宗还穿著皮衣，李晟更只好与士卒同甘共苦。其后长安虽然克复，可是因为运河尚未畅通，江淮物资还不能大量运到，再加以关中又因兵燹和旱蝗而农产歉收，关中遂发生非常严重的粮食恐慌。这种粮食恐慌的严重程度，几乎要令到中央政权整个动摇起来；因为在当日空前饥馑的情形下，一般老百姓固然要沦为饿殍，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固然要节食减膳，就是禁军也要因食粮缺乏而怨声载道，以致引起德宗的忧虑。由此可知，当日中央政权因运河被切断而遇到的危机是很严重的。
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领略到的痛苦的经验，唐代政府自贞元初年以后遂努力于运河交通线的控制，以免再蹈从前的覆辙。依照过去的经验，最能控制运河的交通，同时又曾被敌人占领以致运河无法航运的地方，共有两个，即徐州和汴州。徐州南有??牛??撕咏煌ǖ囊?澹?忧袄钫?杭袄钅闪礁缸蛹匆员?ぴ谡饫锢炊暇?撕拥慕煌āc曛萸昂笪?盍橐?袄钕A宜?荩?撕拥暮皆艘惨虼硕?艿胶艽蟮恼习?＝邮苷庑矶嗍率档慕萄狄院螅???煸谡饬礁龅胤脚渲萌耸?诙嗟木⒈?捶牢溃?窬?髑扛傻墓僭崩粗卫怼＠?缭谛熘莘矫妫?岳铣狭反锏恼沤ǚ獯?婺晟俨幌笆碌母呙饔?醋鞒す伲辉阢曛莘矫妫?蛴捎惺崭淬曛葜?Φ牧跣?衾吹苯诙仁埂
可是，一种政策的实施，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利弊。为著要防范跋扈的藩镇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政府在徐汴二州配备重兵，用意固然非常之好；但当这些地方配置好大批精锐部队以后，因为距离长安较远，中央政府不易控制，便常常因兵精将悍而发生变乱（其中尤以更易统帅为甚），以致运河航运常常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失。就中汴州一地，自贞元八年刘玄佐死后，直至贞元十五年，前后总共不过八年，便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兵乱。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常被乱兵大量抢劫而去，有时甚至因此而断绝航运。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安史乱后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实在远不及过去那样密切。当安史乱时，运河北段及运河与长安间的地方，为敌人占领，运河因不能航运而渐渐淤塞。其后叛乱平服，经刘晏改革以后，运河又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连系的程度却比开元天宝时代松懈得多，因为此后运河的运输量要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了。而且，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虽然颇为完备，可是对于阻扰运河交通的跋扈的军人，因为是在当日战后的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他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是他的漕运改革的一大漏洞。因为有这个漏洞，自此以后，就是连那种远较盛唐时代为小的运输量，运河也不容易长期维持下去。说到跋扈军人对于漕运的阻扰，在代宗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德宗时代闹得更为利害。建中年间中央与藩镇间接连不断的冲突，运河的交通线常被藩镇切断，以致南方出产的物资不能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位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的切断而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份供应，便要因财政艰窘和粮食恐慌而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后来虽随著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平安渡过，可是此后运河航运仍不断的遭受跋扈军人的阻扰。因为政府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感受到的痛苦，于运河重新打通后便在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和汴州配置重兵，以免再受藩镇的侵略；可是这两地距离中央很远，在那里配置好的劲兵每因中央政府的不易控制而时常发生变乱，以致危害到运河航运的安全。总之，安史乱后的运河虽然跟著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由于战后形势的特殊，它这种作用每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尽量发挥，从而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能常藉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渐因不能真正统一而力量锐减，从而此后她的势运便渐渐走向下坡，而不能恢复开元天宝时代的光荣了。
最后，读者或不免要问：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上半期，关中也常常发生粮食恐慌，但当日政府只要暂时移驻洛阳，危机便可平安渡过，为什么安史乱后政府不仿效这个办法呢？为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须把这前后两个时期关中粮食恐慌或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一下。前一时期关中所以常因物资供需悬殊而发生恐慌，主要由于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故政府只要迁往江淮物资较易到达的洛阳，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便可因洛阳的媒介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的连系。因为有这种密切的连系，故当日大一统的帝国仍是真正的统一，从而大体上仍能把太宗以来帝国的威望继续保持下去。至于后一时期关中所以发生粮食恐慌，主因不是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而是运河原来的运输效能之不能充份发挥。运河交通既因常受阻扰而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北运，政府就是像以前那样移驻洛阳，也不能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何况安史乱后的洛阳，又因经过兵燹之大规模的破坏，其本身及附近残破已极，无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呢？
第五章 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日渐衰微的势运，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又有了转机。宪宗自即位以，于元和“元年，平夏州（在今?西横山县西）。二年，平蜀斩（刘）辟。三年，平江东斩（李）?，……五年，擒史宪诚，得泽（今山西晋城县）、潞（今山西长治县）、邢（今河北邢台县）。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来受常贡。十二年，平淮西，斩（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德（今山东陵县治）棣（在今山东惠民县南十里），入租税，沧（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四十里）景（在今河北景县东北四十里）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斩（李）师道，得十二州”（李翱《李文公集》卷10）。总之，自安史乱后专门打击中央政权的藩镇及军人，宪宗都以武力及其它手段来一一征服，使之顺从中央的政令。这样一来，中央政权日趋巩固的结果，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势运遂复振兴，故史家称宪宗为中兴之主。
我们要问：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大唐帝国，为什么到了宪宗时代又复中兴起来？关于此点，原因固然有种种的不同，但运河之复能充分发挥连系南北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
宪宗时代运河所以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主要由于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阻扰的停止。上述贞元年间常常阻扰运河航运的汴州军乱，自贞元十六年韩弘在那里坐镇，大诛乱兵后，即告停止。自此时起，直至元和年间，位于南北交通要冲的汴州，既然不像过去那样时常发生兵乱，运河自可因畅通无阻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密切连系起来。
为著要加强运河对于南北的连系，政府除消极的制止汴州兵乱外，又积极的整顿江淮各地的财赋，以便每年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能有大量的增加。负责整理江淮财赋的人是程异。由于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播的推荐，他亲到江淮诸道，取得各地方长官的合作，结果搜括到不少的财赋，以应付政府因征讨藩镇而激增的钜额经费的开支。因为要征讨藩镇，收复失地，宪宗早就蓄积财赋，以应付随战争规模的扩大而起的钜额军费的支出。
当日政府蓄聚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各地。程异被任为盐铁转运副使，充当王播的助手后，便亲自到江淮各地来整理地方财政，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些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大量的财赋，除一部份由淮入颍运往郦城（今河南郾城县南），以供应征讨淮西的军队外，其余大部份均由运河向北输送，集中于河阴，以便各地军费开支之用。为著要援救正在被中央军队围攻的淮西吴元济，河北山东的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曾于元和十年秘密派人前往焚烧河阴转运院的仓库。可见在河阴集中的江淮财赋，实是当日政府征讨藩镇的一大动力。幸而这次被焚毁的钱米布帛，数量虽然不少，事实上只是在那里集中的江淮物资的一小部份；因为程异在江淮各地搜括的财赋，是在这次放火之后（元和十二年）才运往的。由运河北运而集中于河阴的物资，在元和年间曾大量的用来供应征讨淮西和淄青的军队。
运河航运既然跟著汴州兵乱的停止而畅通无阻，江淮的米自可因此而大量运往关中，以满足中枢的需要。因此，自建中元年刘晏死后久已减低的运米额，到了元和年间，先后由于转运使李巽和王播的努力，又复大为增加，从而关中的粮食问题遂告完满解决。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宪宗时代，一方面由于运河的畅通无阻，他方面由于江淮诸道地方财政的整顿，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又由过去的松懈变为密切。运河既然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大唐帝国自可再凝结为坚强牢固的整体，产生出雄壮伟大的力量。因此，宪宗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出中兴的局面，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第六章 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
宪宗元和年间以后，运河对于南北的连系又渐渐由密切变为松懈，其后更完全失却它的作用。在唐末运河不能把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连系起来的形势下，大唐帝国遂跟著本身力量的丧失而整个崩溃下来。
宪宗死，穆宗立。穆宗长庆二年（822-3），久已停止的汴州军乱又再死灰复燃；在过去不像汴州那样常常叛变的除州军队，也在王智兴的领导下，驱逐节度使崔群，往??沤俾佑稍撕酉虮笔渌偷慕?次镒省F浜螅?晕淖诖蠛停?27-836）至宣宗大中年间（847-860），“重臣领（转运）使者，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吏，大紊刘晏之法”。总之，自长庆至大中年间，初时由于跋扈军人的阻扰，后来由于漕运人员的营私舞弊，运河每年的运输量又复锐减，从而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
可是，这不过是运河运输能力降低的开始。其后到了懿宗咸通年间（860-874），一方面由于庞勋的切断运路，他方面由于漕舟的脆薄易坏，运河运输的效能更为锐减。在咸通时，因为南诏入侵西南边境，政府派遣徐州军队前往防御。这些军队因长期戍守，六年不得代，在庞勋的领导下，愤而在桂林作乱，自湘水入长江，下掠淮南，而返抵他们的老巢徐州。他们既然据有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便派兵攻陷南北交通要冲的都梁城，使江淮物资不能由运河北运。其后庞勋之乱虽告削平，漕运船只又因制造费用的扣减而脆薄易坏，故运河虽然重新打通，也因缺乏坚固耐用的运输工具而不能把南北密切连系起来。
复次，关于漕运船只的制造，自刘晏以来优给费用的办法，到了咸通年间又复废弃，以致造船者的生活大受影响，从而所造的船脆薄易坏，不堪航运之用。《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七月条云：“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懿宗死，僖宗（874─888）立。僖宗干符二年（875）五月，濮州（在今山东濮县东二十里）人王仙芝聚众作乱。其后，黄巢应之。他们自山东河南间南下，到处焚杀劫掠，直至广州，然后北返，于广明元年（881）十二月攻陷长安。由于这一大群寇贼的侵扰，“江右海（唐大诏令集作淮）南，疮痍既甚；湖、湘、荆、汉，耕织屡空……东南州府遭贼之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就中广州、荆南、湖南，盗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最甚”（《旧唐书》卷19）。其后，再经毕师铎、秦彦、孙儒及杨行密等军阀的混战，以“富庶甲天下”杨州为中心的“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通鉴》卷259）。总之，自僖宗以后，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江淮财富，在寇贼与军阀的兵火交织之下，大部份都陷于毁灭的命运。这样一来，就是运河能够畅通无阻，每年能供它输送的江淮物资，也是有限得很了。何况事实上运河本身也是同样的多灾多难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当日寇贼与军阀混战声中运河的景况。王仙芝及黄巢作乱不久，即以兵围攻宋州，以断绝运河的交通线。其后宋州虽告解围，但到了黄巢占有长安的时候，在徐州割据的时溥又南攻运河与淮河交叉点的泗州，以致运河航运又复阻绝。再往后，当黄巢之乱平服，僖宗返长安的时候，藩镇在各地割据之势已成，运河再也不能把南北连系起来了。
唐末在各地割据的藩镇，不独切断运河的运输线，以打击仰给于江淮财赋的中央政权，同时又因互相争夺地盘，以致破坏运河的水路。当日以汴州为根据地的朱温，因为要想取得江淮财赋，便屡次派兵南侵淮南，以打通运河，直达长江。可是，由于杨行密在淮南的防御，他每次用兵都没有什么成绩。昭宗干宁四年（897）十一月清口（在今江苏淮阴县西南）之役，更对淮汴两方的均势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这时由庞师古葛从周统率的汴军，驻于清口，因地势低下，为淮军自上流决堰纵水来攻，结果汴军大败，“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全忠不能与之争”（《通鉴》卷261）。淮军在这次战役中既因水攻而获胜利，此后遂让运河溃决，变为污泽，以消弭敌人南下来打通运河的野心。这样一来，在过去二百多年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的大动脉，此后便长期丧失它的作用了。
唐末运河交通阻绝，中央政权因此而受到影响。向来专靠江淮财赋来支撑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交通线的切断而得不到物资的大量供应，自然要大受打击；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开支的经费便无法筹措，甚至连卫国的战士也得不到衣粮的供应了。存在了二百多年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
唐亡时，朱温虽然篡夺了帝位。可是，由于他的打通运河计划的失败，运河不能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故他所建立的后梁，国势并不强盛。此后的后唐、后晋和后汉，亦复如此。
第七章 北宋的立国与运河
运河自唐末溃决为污泽后，淤塞而不宜于航运。一向靠运河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而发荣滋长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大唐帝国崩溃以后，朱温、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等虽然先后相继建国，可是，运河既因淤塞而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他们所建立的政治机构自要跟著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分离而势衰力微，从而规模也远不如过去的大唐帝国那样伟大了。
这种情形，到了五代末后周世宗时代（954-9），开始发生激剧的变化。“世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即瓦桥、益津及高阳关，均在今河北省）”，差不多削平了当日的重要藩镇的大部份，从而奠定了北宋大一统的帝国的基础。不特如此，因为他荡平淮南，在军事上完成了从前朱温所不能完成的事业，过去被切为两段而分隶于两个政治组织之下的运河，遂又重新打通而可以直达长江。因此，约在平定淮南的同一时间内，周世宗又派人大规模的整个治运河的水道，使它恢复运输效能，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以便在当日成长中的帝国又再复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机体。故我们与其说周世宗是五季末叶的皇帝，毋宁说他是北宋帝国的创始者。
运河既因疏浚而复通江淮舟楫，当宋太祖平定江南各地，遂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重新连系起来。北宋立国的政策，与前代有些不同。宋初政府鉴于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祸，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太祖即位不久，即以杯酒释兵权，不使军人过问政事，而以文臣充任地方行政长官。因为要使这个政策继续有效，政府遂集重兵于中央，造成强干弱枝之势，以便随时都能够镇压各地的叛乱。军队须用粮食来维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剧增加起来。为著要供应钜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当日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是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
宋太祖，虽然不满意于汴州地势的平坦，而以形势比较险要的洛阳或长安为他的理想的首都，可是为著满足中央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汴州为首都，而名曰汴京或东京。由此可知，北宋帝国所以以汴京为首都，运河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北宋开国的时候，因为要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政府遂集重兵于首都，以巩固中央。首都驻屯的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增起来。因此，为著要解决当日首都非常重要的粮食问题，北宋政府只好承五代之旧，建都于较便漕运的汴京，而不像唐代那样建都于距离江淮较远的长安和洛阳。
汴京所以能作北宋大一统帝国的首都，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汴京与运河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故淳化二年（991）六月运河溃决的时候，连皇帝本人也亲自下河来督工修理。
运河与北宋立国政策及建都地点的关系，已如上述，现在让我们看看当日运河如何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北宋政府对于江淮物资的北运，也像唐代裴耀卿和刘晏改革漕运时那样，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这时首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的距离，远较唐代为近，但因集中的军队较多，对于粮食的需要却特别的大。在另一方面，运河的水主要来自黄河，因受冬日黄河水干的影响，每年自三四月起只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浅而不能航运。运河每年既然只有二分一左右的时间可供船只航行之用，政府对于江淮钜额米粮的北运，便只好尽量利用这半年可航的时间。此外，运河河水的深度又没有长江那样大，不能像长江那样航行重船。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想运河充份发挥运输的效能，转般法实是最合适的办法。当日东南六路上供的米粮，每年都由各路转运司按照规定的时间分别运送到真（今江苏仪征县）、扬、楚（今江苏安淮县）、泗等州的转般仓，由发运司负责收受。这些贮存于各州转般仓的米，等到运河水长，可以航行的时候，便由发运司用船加紧运送往汴京去。发运司备有钜额的钱，在平时用作籴本来购米贮藏，以便各路转运司万一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时，代替来运往汴京，以免错过了运河可航的时间。这些预先贮藏好的米，发运司多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来收买，以便农产歉收路份用钱代替来缴纳；故无论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上，它对于粮食供求的调节都有很重大的贡献。此外，因为当日政府实行食盐专卖，淮南沿海出产的盐多先集中于真州，以便江南荆湖及两浙等路来此的船只，把米卸下后，装盐运返各地销售；这比诸空船回去，自然要经济得多。
由于上述的办法，北宋时代运河每年向北输送的物资，数量至为可观。就中米粮一项，由东南六路运往汴京，“国初未有定数。太平兴国六年（981－2），始制汴河岁运杭米三百万石，……至道初（995），汴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1008），七百万石”（《宋会要．食货》46）。其后越来越多，在真宗末及仁宗时（1023－1046），运河每年运抵汴京的米，有时竟多至八百万石。不过就大体上说，在北宋时代，运河每年的运米额，以六百万石的时候为多，有时更减至五百五十万石。此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它物资，如金、银、钱、帛、茶及各种军用品，数量也非常之大。当日南方各地，除供米的东南六路外，四川因为距离较远，每年经长江及运河运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为主；广南东路因为是对外贸易要港所在地，每年北经赣江、长江及运河输送至汴京的物品，则以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百货为主。这许多物资都构成了北宋中央政权赖以存立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抵中央，运河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钜额物资，不独用来养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和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其中一部份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河东（相当于今山西省）及?西等路，以满足当日国防上的需要。因为北宋外患的威胁，来自北方的契丹，和西北方的西夏，而上述三路适当其冲，故政府在这些地方都配备了重兵，以维持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兵多了，军费的开支大为增加，绝非当地赋税收入所能应付，故政府不得不把一部份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往上述三路，以供应那里因驻军的增加而起的庞大的需要。在三路中，河北与运河的交通较便，在那里因防御当日最大的外敌（契丹）而驻屯的军队又较多，故由江淮沿运河北运的物资，多输送到那里去。此外，在山东方面，当发生粮食恐慌时，政府也常把由运河北上的江淮米粮转运前往接济。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运河自唐末起曾经长期废弃不用，其中一部份甚至溃决变为污泽；其后到了后周显德年间，世宗平定淮南，打通运河，并加以开浚，才奠定了运河复航的基础；及北宋开国，运河遂重新成为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大动脉。北宋立国的政策，因欲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以中央集权为主。因为实行中央集权政策，政府须集重兵于中央，以提高中央的威望。中央驻兵既然很多，对于粮食的需要自然增大。为著要供应钜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放弃建都于形势险要而漕运不便的洛阳和长安，而以处于运河旁边，南方米粮较易大量运到的汴京为首都。由此可知，北宋中央政府的驻在地点，实为运河所决定。自此以后，由于转般法的采用，运河每年北运的几百万石的米，和为数甚大的其它物资，构成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柱石。不特如此，运河年年向北输送的钜额物资，除用来支付汴京军政各费外，其中一部份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等地，以满足因防御外患而起的军事上的需要；此外又有一小部份运往山东一带，以作赈饥之用。由此可见，运河与北宋立国的关系所以这样密切，主要由于它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从而发生一种力量，使北宋帝国在当日国际斗争的战场上能够长期站立得住。
第八章 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
到了北宋末徽（1101─1125）钦（1126─7）二宗时代，由于种种的原因，运河却渐渐丧失它这种连系南北的作用，以致中央政府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大量接济，而北方和西北的国防上的需要也无从满足。
北宋末年运河所以不能充份发挥它的作用，主要由于自唐代裴耀卿改革漕运以来久已实行的转般法的废弃。崇宁三年（1104─5）政府改行直达法，即不顾沿途所经河道深浅的不同，由东南六路用船一直把米运往汴京去。这时政府所以把转般法改为直达法，主要由于发运司籴本的消失，和食盐专卖法之改为钞盐法。上面曾说，转般法所以能够有效的运用，因为发运司备有钜额的钱，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用来收买米粮，以便当各路因歉收而不能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真州等地的转般仓，而运河水长通航的时间刚刚来临的时候，仍然有米运往汴京去。及崇宁初蔡京执政的时候，其亲信胡师文为发运使，却把这一大笔原来用作籴本的钱作为羡余来献给政府，以致此后发运司没有钱籴米来，复次，当转般法实行的时候，政府在食盐方面又采取专卖政策来与之配合，故由各路运米到真州的船只，把米卸下以后，又可装盐回去销售。及崇宁二年，蔡京却把食盐专卖法改为钞盐法（或曰通商法），规定商人在汴京“榷货务买钞所”用钱买到盐钞后，便可到产盐地换取食盐，而转运往一定的地点来销售（《宋史》卷182）。这样一来，商人既然代替政府来贩运食盐，由各路运米到真州去的漕船，在归途中便只好空船行驶了。这未免太不经济，故转般法有改为直达法的必要。
直达法实行后，漕运的成绩却远不及过去转般法那样优良。东南六路与汴京的距离远较与真州等地的距离为远，而长江运河水道的深浅又各有不同。在这一段绵长的路途上，船只航行所费的时日自要加长，每年往返的次数自要减少，至于政府对于沿途航运的督察管理则非常困难。这样一来，运河的运输量自要因种种流弊的发生而激减。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漕运人员在路上稽留住滞，以盗卖他们船中所运的米，盗卖完了，便把船只凿沉，一走了事。复次，随著直达法的实行，运河沿线因储水而设立的水闸，开闭没有节制，结果运河又常因水浅而阻滞船只的航行。因此，自直达法实行后，运河每年由南方运往汴京的米粮，数量要大为减少。
约在上述直达法实行的期间内，运河又另外发生其它事件，足以影响到运米额的锐减。这时徽宗正在汴京大修延福宫艮岳，以供享乐之用。为著要满足他的政治野心，蔡京的亲信朱＃遂在苏州太湖一带大规模的搜集奇花异石，运往汴京，以取得徽宗的恩宠。因为这些花石的运输，政府特设进奉局于苏州，让他主持其事。他运输花石所用的船只。多特势取自原来运米的漕船，故此后供运米用的漕船便要大减。不特如此，当日的花石纲船既然大规模的纵横拥挤于运河上，这些剩下来运米的船只，在那里航行自然要大受阻碍。因此，除直达法的流弊以外，再加上花石纲的骚扰，运河每年的运输量更要激剧减小。
根据上述，我们可知宋末徽宗时代的运河，一方面由于自唐以来久已实行有效的转般法的废弃，他方面由于花石纲的阻扰，每年由南方向北输送的物资，数量要远较以前为少。其后到了钦宗靖康年间，当金人入侵的时候，汴京因被围攻，漕运自然不通。再往后，运河上游的堤岸又因被盗贼破坏而溃决，以致河水干浅，阻滞了漕运船只的航行。因此，自徽宗以来运河每年运输量越来越小的情形，到钦宗时代遂更为严重，从而汴京及其它北方各地遂得不到江淮物资的充份接济。
当日政府蓄聚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各地。程异被任为盐铁转运副使，充当王播的助手后，便亲自到江淮各地来整理地方财政，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些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大量的财赋，除一部份由淮入颍运往郦城（今河南郾城县南），以供应征讨淮西的军队外，其余大部份均由运河向北输送，集中于河阴，以便各地军费开支之用。为著要援救正在被中央军队围攻的淮西吴元济，河北山东的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曾于元和十年秘密派人前往焚烧河阴转运院的仓库。可见在河阴集中的江淮财赋，实是当日政府征讨藩镇的一大动力。幸而这次被焚毁的钱米布帛，数量虽然不少，事实上只是在那里集中的江淮物资的一小部份；因为程异在江淮各地搜括的财赋，是在这次放火之后（元和十二年）才运往的。由运河北运而集中于河阴的物资，在元和年间曾大量的用来供应征讨淮西和淄青的军队。
运河航运既然跟著汴州兵乱的停止而畅通无阻，江淮的米自可因此而大量运往关中，以满足中枢的需要。因此，自建中元年刘晏死后久已减低的运米额，到了元和年间，先后由于转运使李巽和王播的努力，又复大为增加，从而关中的粮食问题遂告完满解决。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宪宗时代，一方面由于运河的畅通无阻，他方面由于江淮诸道地方财政的整顿，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又由过去的松懈变为密切。运河既然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大唐帝国自可再凝结为坚强牢固的整体，产生出雄壮伟大的力量。因此，宪宗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出中兴的局面，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第九章 宋金对立与运河
北宋帝国崩溃以后，自隋以来的大一统的帝国遂长期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治组织。这时金国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土地，南宋则只保存著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宋金既然以淮河为界，在政治上互相对立，运河遂被切为两段，不复是连络黄河与长江的水道。这样一来，运河在过去数百年间连系南北的作用便完全消失，从而陷于长期废弃的状态了。因此，当宋金对立时，运河在淮河以北的水道，因为水流断绝，完全堙塞，遂变为麦田，车马道路，或给人盖房居住。
不过，黄河与长江间的运河虽然因宋金的对立而不能沟通南北，它在长江以南由镇江到杭州的一大段，即隋炀帝开凿的江南河，在此时却成为南宋行都临安（即杭州）与全国各地连系的重要交通线。南宋政府赖以维持的诸路上供的财赋，大多数都要经过这条水路?能运抵临安。因此，南宋所以能够偏安一偶，这一段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杭州位于隋修运河的最南端，南宋政府驻在此地时，多半须由运河至镇江入长江，然后?能与所属各地取得连系。同时大江以下各地上供政府的物资，也要由镇江入运河?能大量运往。由此可知，当宋金对立时，运河虽因被截为两段而失却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其最南对于南宋的立国仍有很大的贡献。这也许是隋炀帝最初开凿时所不及料吧！
第十章 结论
在唐宋数百年内沟通南北的运河，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客观形势的要求下产生出来的。隋唐大一统帝国成立时的客观形势，和上次秦汉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虽然因为国防和地理的关系，仍旧像秦汉那样留在北方，可是，由于汉末以后北方生产事业的破坏，南方经济资源的开发，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既然与第一次大一统时有这样的不同，当日自然要发生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以便因内在的坚强凝结而生出力量？隋炀帝开凿运河，正好满足这个新时代的客观形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