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0 02:34:28
2、功业向上攀，官职直下觑。
3、善禁者，先禁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后身。
4、广积不如教子，避祸不如省非。
5、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
6、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7、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8、居心要宽，持身要严。
9、善败由己。
10、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
一
2005年4月25日，辽宁省抚顺城郊地区检察院驻辽宁省抚顺青台子地区监狱检察室收到一名曾在该监狱服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说一名贵州女子将来抚顺请求检察人员帮助其要回被在押人员诈骗的钱。职业的敏感使检察室的工作人员警觉起来，驻监狱检察人员告诉打电话的人让这名女子到抚顺后与他们联系。
4月28日下午，这名贵州女子到达抚顺后立即与驻监狱检察人员取得联系。这名女子说她叫黄某某，是贵州省凯里市人，2004年1月她通过手机“9090”网上认识了抚顺青台子监狱在押服刑犯人金雄杰。金雄杰说自己父亲开公司，别人向他父亲借150多万元钱，几年一直不还，他一气之下把那人打残废，自己被判刑入狱。他说他很后悔一时冲动犯下这样的错。通过一些了解，金雄杰提出要与她确定恋爱关系，他说自己下半年就可出狱回家，他可以给她幸福。刚离异的黄某同意了他的要求。2004年2月，金雄杰要她给他寄钱，说自己在狱里打人要赔钱，她分三次寄去17000元。以后金又说母亲摔成植物人需要手术费等，要她给寄钱，黄某遂又寄给他53000元以及价值2000多元钱的烟茶、衣物等。11月，她告诉他家里失火，他没有了从前的关心，她开始怀疑他。2005年3月15日，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与金雄杰同在青台子监狱服刑的犯人，了解到金雄杰的情况，知道受骗了，于是请求检察机关帮助。
检察室人员立即通过调取金雄杰的资料了解到：金雄杰，男，26岁，吉林省延吉市人，2000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2001年1月18日交付抚顺青台子监狱执行。强烈的侦查意识使检察室人员意识到其中必有案情，立即向副检察长刘兴跃作了汇报。尔后，刘兴跃立即向检察长刘永达作了汇报，刘永达决定分两组立即奔赴青台子监狱，一组负责抓捕人犯，一组负责搜查金雄杰所在监室。在审讯人员强烈的攻势下，金雄杰开始陆续交待其先后通过手机“9090”网，以谈恋爱为名，先后诈骗贵州省离婚女子黄某、某监狱女狱警彭某8万余元的事实。当审讯人员追查赃款去向时，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副监狱长闫明言、第七监区监区长秦永升等一系列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事实浮出水面。
二
根据金雄杰的交待，侦查员对闫明言、秦永升进行了初步调查。闫明言，男，1959年生，辽宁省法库县人，大学文化，由省监狱管理局副处长调任抚顺青台子监狱副监狱长。秦永升，男，1968年生，大专文化，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1986年由警官学校毕业到抚顺青台子监狱，先后任管教员、狱政科干事、保卫科内勤、副监区长、监区长。掌握了闫明言、秦永升涉嫌受贿犯罪的证据，侦查人员决定对二人立案侦查。
2001年5月24日，闫明言被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任命为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副监狱长，分管刑事执行、狱政、教育改造、生活卫生、内看守、罪犯医院、罪犯会见等10项业务工作。闫明言原本是想从省里下来镀镀金，顺便再淘点金。归案后，闫自恃从省里大机关来的，又同检察机关很多人打过交道，自料会轻而易举地闯过这一关，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拒不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侦查员们认真研究分析了他个人的情况和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审讯方案，安排两名有审讯经验的侦查员对其展开强烈的心理攻势。经过十几个小时智慧和心理的较量，闫明言终于抵不住强烈的审讯攻势，开始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闫明言借本监狱服刑犯人冯某某的朋友赵某某求其关照冯某某之机，于2002年4月、10月，在沈阳一饭店内、抚顺青台子监狱门前，先后收受赵某某所送人民币1万元、2万元，共3万元。他借本监狱服刑犯人王某的朋友余某某其关照王某之机，于2005年5月，收受余某某委托辽宁省劳教局干部于晓炜所送人民币2万元。就这样，闫明言以关照犯人之名，先后收受他人贿赂8万多元。犯人金雄杰也是其中之一。
在闫明言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同时，秦永升在强烈的审讯攻势压力下，也不得不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在任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一监区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因对犯人金雄杰给予关照，于2004年3月、6月、10月，先后三次收受犯人金雄杰所送人民币6000元，被其挥霍。就这样，秦永升利用职权，以调换犯人工种为名，多次收受他人贿赂。
根据闫明言、秦永升涉嫌受贿犯罪的事实和证据，检察机关于7月9日决定逮捕二人。
三
闫明言、秦永升被捕后的供述，露出了另一条狐狸尾巴，这就是辽宁省司法厅劳动教养管理局管理处副处长于晓炜。
于晓炜，男，1960年生，大学文化，河北省人，先后任部队体工队员、教员、政治干事，1998年转业到辽宁省司法厅劳动教养管理局任管理处副处长。侦查员们决定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根据闫明言的供述，7月8日，检察机关以于晓炜涉嫌介绍贿赂犯罪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立即实施抓捕行动，当日将于晓炜抓捕归案。
于晓炜见闫明言已被捕，自知事情败露，遂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就在他任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管理处副处长期间，有人找到于晓玮，请求于晓炜为保外就医脱逃后被抓捕归案的王某某办理扣除刑期事宜。于晓炜通过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一名中层干部李某某认识了闫明言，并请求闫明言为王某办理此事。于晓炜于2005年1月至5月间，先后向余某某索要人民币180000元，2005年5月的一天，他将其中20000元转交闫明言，余款160000元被其个人占有。2005年5月27日，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下达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决定书，王某于当日被释放。
检察机关根据于晓炜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于7月20日决定将其逮捕。8月4日以于晓炜涉嫌犯有、介绍贿赂罪移送审查。
四
检察机关在“大墙”里惩治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声威波及到相关角落，群众举报犯罪的积极性也被激发。8月，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抚顺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第一看守所被监管人员查某某非正常死亡。经初查发现，抚顺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第一看守所副所长王昊有犯罪嫌疑。于是，检察机关于8月9日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当天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王昊，男，1973年生，大学文化，警校毕业，先后任公安分局民警、看守所民警，2002年任抚顺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第一看守所副所长。据王昊交待，2005年6月4日，抚顺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第一看守所收押涉嫌抢劫犯罪的嫌疑人查某某，被多次殴打致伤，导致情绪异常。6月6日，作为该监区负责人，未对此情况进行调查，而是对查某某先后采取戴戒具、约束带捆绑等措施，导致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于次日8时20分出现呼吸异常，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查某某因身体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肺挫伤、脑挫伤等，导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8月16日，检察机关以王昊涉嫌犯罪罪决定将其逮捕。次日，检察机关以王昊涉嫌罪移送审查。
检察机关在办理抚顺青台子监狱系列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六监区在外役施工中脱逃一名罪犯，监区长周恩涛、副监区长刘立新有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犯罪嫌疑，于是决定对周恩涛、刘立新展开调查。
经侦查查明，2005年8月31日，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六监区监区长周恩涛擅自决定不将罪犯外役劳务现场审批表等材料向监狱狱政部门主管领导和监狱长报批，指派副监区长刘立新带队到私设的外役现场外役。刘立新安排干警使用其他外役现场的提票将该监区26名外役罪犯提出监狱，带至位于抚顺石化一厂西侧的外役现场进行管道搬运施工。8月31日和9月1日，周恩涛先后两次到外役现场进行监管安全检查，对劳务现场的管理干警和戒护人员未按规定进行配备，现场没有划定明显的隔离带、警戒线，未设干警流动哨和固定的值班看守员，以及刘立新安排无戒护资格人员对罪犯祝某某实施戒护等安全隐患未制止和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刘立新在同意该戒护人修车后未另行安排他人对祝某某戒护，致使祝某某脱逃。
后记
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系列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在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引起强烈的反响和震慑，一些曾收过犯人钱物的干警纷纷主动来到检察院，上缴钱物，讲清问题，检察机关根据立案标准和管辖，对有违法违纪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交由监狱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至此，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系列职务犯罪案件全部告破，涉及监管场所政法干警19人，立案侦查6人，涉及罪名4个，开创了抚顺市监管场所职务犯罪侦查史的先河，监管场所秩序得到了有效治理，这一成功经验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
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相继开庭审理，对一干人犯作出判决。以判处秦永升有期徒刑1年，缓期执行1年。以判处闫明言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判处于晓炜犯介绍贿赂罪，免予刑事处罚，非法所得赃款160，000元依法没收。判处王昊犯罪，鉴于其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鉴于周恩涛、刘立新认罪态度较好，且犯罪情节轻微，以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免予刑事处罚。
编者按：省级地方政府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链条中具有承上启下、左联右结的枢纽作用。省级地方政府的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因此，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实现我国国家战略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利用“985”工程建设机遇，组织专家力量，深入研究，扎实工作，了《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构建了一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指数”，并利用该指数，以2010年国家统计部门正式的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效率进行了定量测度和分析，揭示了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特征和规律，同时指出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提升效率面临的困境和优化路径。
提升政府效率不仅是政府行政的核心，而且是政府管理的关键。《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的，必将对我国科学、有效地评价各级地方政府的效率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提升其他层级的地方政府效率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丰富新公共管理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部分提高省级政府管理效率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关键
一、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实施国家战略的关键
1992年至今，我国国家战略体现在：继续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国内经济布局，致力于国内市场统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这就是说，通过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发展与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涵。
要贯彻实施这一国家战略，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关键，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高效廉洁的政府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第二，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建立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关键。第三，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第四，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
二、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完成国家战略任务的关键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实施国家战略需要完成以下四大历史任务，即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完成这些历史任务，需要充分发挥省级地方政府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与主人翁创造精神。这集中体现在各个省级地方政府尽快结合国家全局及辖区实际，及时分解国家战略任务，科学制定落实国家战略任务的方案、措施与保障，尽早出台监管国家战略任务完成过程及质量。因此，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完成国家战略任务的关键。
三、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全面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
我国国家战略目标是全面的、综合的，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关键，因为只有高效率的省级地方政府才能及时分解中央政府战略目标，只有高效率的省级地方政府才能将战略目标具体落实到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等政策及实践之中去，从而最终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第二部分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及其结果
一、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指标设计原则、思路及结构
1 指标设计原则
根据政府效率的内涵及特征，本报告对政府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有关判定指标的甄选，除了按照统计学上一般指标的选择应遵循的原则，如客观性、全面性、可比性、科学性、系统性与综合性等原则外，还遵循以下具体原则：
一是导向性原则。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政府的行为应具有导向作用。
二是可考核性原则。指标体系能够成为相关部门的社会可考核的工作性指标。否则，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三是可操作性原则。政府效率评价指标的设计要力求规范且通俗易懂，便于获得，易于测算，并注意与其它统计口径相协调，以便于不同统计数据之间的“对接”和不同统计目的、统计活动所得数据的共享，提高数据资源的利用率。
根据以上几个原则，本报告借鉴国际上对政府效率综合评价的主流研究体系与方法，确立了以“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作为4个一级指标，在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确立‘‘科教文卫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气象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服务”四个二级指标；在政府公共物品方面，确立了社会基础设施和城市基本设施两个二级指标，并进行47个基本指标的选取。
2 指标设计思路
测度指标的选择是量化政府效率的前提。因此本报告按照测度指标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可获得性三点思路来进行选择。所谓代表性就是指标要反映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实际，体现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本质或主要特征，并有一定的国际可比性；所谓独立性，指测度指标相对独立，指标之间不能兼容或重复；所谓可获得性，即指标最好能够量化，并要求指标数据相对完整。与此同时，所选择的指标应在一个统一的指标体系之中，也就是说，测度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应包括指标因素、子因素及指标三个层次。
为了比较客观地反映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特性和水平，本报告采用国内公开的统计数据(均为硬指标)，使测度政府效率建立在可以量化的原始数据基础之上。为此，报告从分析政府投入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果入手，力求通过参考公开出版的年鉴或者相关部门公布的权威指标数据，如《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法律年鉴》等各种出版物，寻觅政府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数量规律。结果表明，我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十个领域，即文体广播教育卫生、行政管理、基本建设、农林水利气象、企业改造挖潜、公检法、城市维护、政策性补贴、抚恤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科技。地方财政支出集中的这些领域是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的主要范围，反映了各个省级地方政府相对规模水平，是各个省级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各个省级地方政府消费的主要方面，它们能够间接表征居民经济福利水平，体现政府成本和政府收益之间的主要对比关系，因而能够客观反映各个省级地方政府的效率的相对水平。为此，报告从中精心寻找那些主要由财政支出(即政府成本)引起的、有完整统计数据的、反映政府投入效果(即政府收益)的主要指标(共47个)，然后根据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原理，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了一个由指标因素、子因素和指标构成的测度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完整的指标体系。
3 指标结构
根据上文提出的指标选择思路，这里设计了一套测度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它由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因素及其子因素组成，包含47个指标。(见表1)
二、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指标来源与定义
1 指标来源
测度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47个指标来自我国正式出版的各类年鉴或者相关部门公布的权威指标数据，主要有《2010中
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经济年鉴》、《2010中国环境年鉴》、《2010中国法律年鉴》等。指标名称和原始值有的直接来自这些年鉴，多数则是作者对年鉴相关指标值进行转换得出的，但所有指标都是硬指标。这些指标多数是正指标(即指标值越大则表明政府效率越高)，少数是逆指标(即指标值越大，则表示政府效率越低)，本书测度时已经将逆指标转换成正指标。另外，所有这些指标都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计算出来的，能够反映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政府效率。
2 指标定义
政府公共服务的24个指标反映了省级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公共服务数量及质量，表征政府收益，是体现政府效率的重要指标。其中，三项费用指国家预算用于科技支出的费用，包括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三种专利申请批准量指政府每年批准的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数量；学生一教师比中的学生指在校学生数、教师指在岗的所有教职工数；中等教育包括所有层次的初中、中专、普高和职业中学教育；文盲半文盲率指文盲半文盲人口在15及15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居民拥有的文艺出版单位指艺术表演团体及场所、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出版社、国家定点印刷厂和书店；卫生人员包括医生、护士等医务工作者；三种事故指交通事故、火灾、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检察院批捕犯罪嫌疑人数指检察院批捕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数。
政府公共物品的11项指标反映了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有效提供的具有实物形式的公共品，主要指城乡基础设施，反映了政府收益。基本建设投资指企业、事业单位为了扩大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而新建、扩建工程及有关活动，其综合范围为总投资(人民币)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更新改造投资指企业、事业单位对原有设施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以及相应配套的工程和有关活动(不包括大修理和维护工程)，其综合范围为总投资(人民币)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的更新改造项目；工业“三废”治理效率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去除率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者的算术平均数；城市道路指除土路外，路面经铺装宽度在3.5米以上的道路，包括高级、次高级和普通道路。
政府规模的5个指标反映了政府工作人员、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表征了政府成本，直接体现了政府效率。行政就业人员指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中的从业人员；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
居民经济福利的7个指标主要表征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侧面反映政府收益，这是衡量政府效率的外溢指标，因为提高政府效率的归宿是改善居民经济福利。其中的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指居民家庭食物消费支出占其消费性总支出的比例。
三、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方法与测度过程
1 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测度方法
本报告选取47个测度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硬指标，体现了省级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方面的效果，表征了政府成本和政府收益，能够反映政府效率，但由于这些指标复杂多样，其中的大部分指标的尺度不同，因而采用标准离差法(SDM)，并给以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经济福利四个因素不同的权重，就能把众多不同指标简便地转换成可以相互比较的标准化值(STD)，进而按照同类指标的标准化值计算指标体系中的子因素及因素的标准化值，再加权计算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并以此进行政府效率的指标、子因素、因素以及政府效率综合排名，能够比较科学地测度各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相对水平。
2 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测度过程
本报告以2010年中国各类年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首先将它们转换成测度政府效率指标的原始数据，然后计算各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再根据标准差计算指标的标准化值，最后经加权平均计算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
计算测度指标的标准差和标准化值的公式分别是：
测度政府效率指标体系中的子因素、因素及总体的标准化值是其所含指标的标准化值的简单或加权平均值，加权权重的确定参考了所含指标的个数及其与政府效率的关联性，在征求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比如，政府公共服务因素的标准化值是其四个子因素的标准化值的加权平均，其中科教文卫服务(含9个指标)占0.55权重，公共安全服务、气象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三者各含2个指标)各占0.15权重；政府公共物品因素及其子因素的标准化值是其所含指标的标准化值的简均数(因其子因素包含的指标相同)；政府规模及居民经济福利(二者不含子因素)的标准化值是其所含指标的标准化值的简均数。又如，政府公共服务(15个指标)与公共物品(10个指标)直接反映了政府产出或政府收益，与政府效率关联性较大，所包含指标数目较多，因此在计算政府效率标准化值时所占权重较大，分别为0.40、0.30；政府规模(5个指标)虽然指标数目不多，但直接反映了政府运行成本，对政府效率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计算政府效率时其权重为0.20；由于居民经济福利(7个指标)不直接反映政府产出或政府成本，只能间接反映政府质量和效率，因此在最后计算政府效率标准化值时仅占0.10权重。这样，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就是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因素的标准化值的加权平均值。同时，在计算政府效率及其测度因素的5年均值时，报告采用了各年相应测度指标或因素标准化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然后，报告根据测度指标、子因素、因素及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大小进行排名，一般情况下，标准化值大的排在前面，小的排在后面；对于逆指标，则采用相反的排名，即标准化值小的排在前面，大的排在后面。(本报告测度时已将逆指标的标准化值统一转换成正指标值进行排名)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报告设计的测度指标体系中的产品优等品率等10项指标由于各省的数据不全，暂不计算其标准化值，不列入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范围和排名，只作为测度政府效率的参考指标。
第三部分 2011年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具体分析
一、2011年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总体测度结果及分析
根据设计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经过精确计算，本报告得出了2011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的标准化值及排名，测度结果如下。
表2显示了全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的标准化值以及排名情况。根据测度结果，主要揭示了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1 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排名区域集中度较高
按照排名由高到低，政府效率大致呈现出“东部一东北部一中部一西部”阶梯形分布趋势。政府效率排名前10位的省(区、市)中，除辽宁(第6位)和黑龙江(第10位)位于东北地区外，其余8个省(区、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区；排名第11位至20位的省(区、市)中，东部地区占据了1个位次，东北地区占据了1个位次，中部地区占据了3个位次，西部地区占据了5个位次。排名第
21位至31位的省(区、市)中，大部分位于西部地区，共计7个。
2 在阶梯形态部分总体趋势下，部分省(区、市)呈现出与其所在区域总次趋势不一致的情形
有的省(区、市)政府效率明显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如西部的内蒙古、青海和陕西进入前15的位次，分别排名第11位、第13位和第14位。有的省(区、市)则大大落后于同区域的其他省(区、市)，如海南排名位于全国第29位，与东部其他省(区、市)存在较大差距。
3 排名表现出较强的区域经济实力相关性
政府效率是政府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比，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是政府配置生产资源、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因此强大的经济支撑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政府效率，并且政府效率也是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政府效率的提升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效率是必要的、可行的。将经济发展成果不断转变为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仍是“十二五”期间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的战略选择。
按照测度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进行分解，我们可以看出各区域、各省在政府效率方面存在的差距及其问题。根据这些差距，可以寻求提升效率的路径和方法。
二、四大区域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比较分析
根据表3，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排名的区域分布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1 东部地区政府效率相对最高
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政府收入相对其他地区较高，基础设施较完备，政府在科教文卫、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投入较大。尽管面临着快速的城市扩张、交通拥堵压力以及房价居高不下等压力，由于东部地区注重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因此东部地区仍然有较高的政府效率。在东部地区的10个省(区、市)中，8省市全部名列前10位，只有福建省和海南省分别位居于第16位和29位。
2 中部地区政府效率表现一般
中部地区6个省份中，有2省位于全国中等水平(即山西省和安徽省)，4省位于全国中下水平(即江西省、河南省、湖南省和湖北省)。这是因为，一方面，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较于东部等发达省市相对落后，教育、卫生、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等相对不足，与之相关的人力、财力投入也有所欠缺，并且由于公共政府理念相对落后，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待完善，因此中部地区的政府效率与东部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提高居民经济福利，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又要不断创新政府管理方式，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率，这将是中部地区“十二五”期间面临的重要挑战。
3 西部地区政府效率相对较低
西部11个省(区、市)中，除内蒙古、陕西、青海的政府效率在全国31个省(区、市)位居中上以外，其余8个省(区、市)全部位于全国中下水平，并且有6个省(区、市)位居全国末10位。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其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却未能将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在区域教育、卫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理念也严重滞后。“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政府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其经济的加速增长与政府管理理念的不断创新。
4 东北部地区政府效率相对较高
东北部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政府效率排名分别为第6、第12、第10位，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辽宁和黑龙江两省进入全国前10名。东北地区的政府效率，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高较为完善，居民经济福利得到较好满足，这得益于老工业基地的良好基础，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有较为雄厚的资金投入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十二五”期间，东北地区还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借鉴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进理念，不断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
三、2011年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各项子因素排名及分析
1 政府公共服务排名及分析
政府公共服务下设四个二级指标：科教文卫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气象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其中，科教文卫服务包括人均科技三项费用、产品优等品率、三种专利申请批准量、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初等教育学生一教师比、中等教育学生一教师比、文盲半文盲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文艺出版单位、卫生床位、卫生人员等11个三级指标。公共安全服务包括三种事故发生率、三种事故人均损失、立法(新立法、修正或清理的旧法，含法规、法案、条例等)、法院一审受理案件数、法院一审案件审结数、检察院批捕犯罪嫌疑人数、公安局破获或立案刑事案件数、刑事案件发案率等8个三级指标。气象服务包括农业气象业务站点和地震监测台2个三级指标。社会保障服务包括年末职业介绍机构、城镇社区服务设施、农村社会保障网络等3个三级指标。
分析表4可以发现，政府公共服务由科教文卫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气象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服务四个二级指标构成，它们各自所占权重分别为55％、15％、15％、15％。政府公共服务反映了政府提供的主要公共服务数量及质量，表征政府收益，是体现政府效率的重要指标。由结果大致可知，政府公共服务排名前10的省份规律性不强，既有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又有青海、新疆等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时也包括东北部三个省份；而排名后5位的大部分都是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发展水平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高低，但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也可以比较强。所以，无论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只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服务能力，创新政府管理理念，就能够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效率得到很好的提升。
2 政府公共物品排名及分析
政府公共物品下设二个二级指标：社会基础设施和城市基本设施。其中，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中地方项目与中央项目之比、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项目建成投产率、工业“三废”治理效率、每万人拥有水库容量、自然保护区面积与辖区面积之比等6个三级指标。城市基本设施包括城市燃气普及率、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等5个三级指标。
分析表5可以发现，政府公共物品由社会基础设施以城市基本设施两个二级指标构成，它们各自所占权重都为50％。政府公共物品反映了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有效提供的具有实物形式的公共品，主要指城乡基础设施，反映了政府收益。由结果大致可知，政府公共服务排名前10的省份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6个)，中
部和东北部省份也有一些省份进入前10位(4个)，西部地区没有一个省份能够进入前10位；而排名后10位的大部分都是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发展水平对一个地区政府公共物品能力起着较大的作用。所以，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自身经济，不断提高区域内的财政支出能力，另一方面也要优化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大力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3 政府规模排名及分析
政府规模无二级指标，下设行政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行政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政府消费与最终消费之比、政府消费与GDP之比、罚没收入及行政性收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等5个三级指标，且这5个三级指标都为逆指标，即指标值越大，则政府效率越低。政府规模虽然指标数目不多，但直接反映了政府运行成本，对政府效率有重要影响。
分析表6可以发现，政府规模反映了政府工作人员、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表征了政府成本，直接体现了政府效率。由结果大致可知，政府规模排名前10的省份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7个)，中部和东北部省份也有一些省份进入前10位(2个)，西部地区只有一个省份进入了前10位(即四川省)；而排名后10位的大部分都是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值得注意的，由于大部分中央机构集中在北京，因此北京市的政府规模在全国31个省(区、市)排名第28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一个地区的政府规模有着一定的联系，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规模相对较小，经济落后地区政府规模相对较大。所以，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注意压缩行政成本，降低行政开支，才能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效率两者得到同时提高。
4 居民经济福利排名及分析
居民经济福利无二级指标，下设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人均GDP、政策性补贴支出与财政支出之比等7个三级指标。由于居民经济福利这7个三级指标不直接反映政府产出或政府成本，只能间接反映政府质量和效率，因此在最后计算政府效率标准化值时仅占0，10权重。
分析表7可以发现，居民经济福利表征了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侧面反映政府收益，这是衡量政府效率的外溢指标。由结果大致可知，政府规模排名前10的省份大部分都是我国的经济大省(区、市)；而排名后10位的大部分都是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一个地区的居民经济福利有着直接的联系，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经济福利要高，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经济福利要低。所以，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自身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理念，提高政府效率。
四、2011年各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排名及分析
1 北京市
分析表8可以发现，2011北京市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451，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3名，表明北京市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第6、第28、第2，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但是政府规模较大，政府运行成本较高，因此需要进一步精简政府机构，压缩政府工作人员数量，降低政府各项不必要的开支，以此来促进政府效率的进一步的提升。总体而言，北京市政府在科教文卫服务、气象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城市基本设施、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成绩突出，位居全国前列，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交通事故、火灾、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频发，高居不下的房价问题仍然比较严峻，因此大力推进相关服务和设施建设势在必行。
2 天津市
分析表9可以发现，2011天津市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172，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7名，表明天津市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上位置。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7、第15、第19、第3，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但是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两个一级指标与其整体政府效率排名不够协调，说明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政府运行成本较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精简政府机构，降低政府开支，以此来促进政府效率的进一步的提升。总体而言，天津市政府在科教文卫服务、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成绩突出，位居全国前列，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安全服务、气象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需要政府部门提高重视，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
3 河北省
分析表10可以发现，2011河北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141，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8名，表明河北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上位置。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6、第3、第17、第12，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较好，但与此同时，政府公共服务、政府规模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与河北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省政府在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基本设施等方面成绩突出，位居全国领先水平，说明当地政府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公共安全水平，相关投入和管理强度高、速度快。但是，另一方面，在科技文卫服务、气象服务、政府规模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还有一定上升空间的可能，需要政府部门提高重视，从各个方面不断提高政府效率，以此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4 山西省
分析表11可以发现，2011山西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067，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7名，表明河北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2、第25、第24、第9，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一般，政府公共服务与居民经济福利较好，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政府效率与其发展水平不平衡性较为明显。总体而言，山西省政府在科教文卫服务、气象服务、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成绩较好，位居全国领先水平，说明当地政府注重教育卫生投入，大力加大气象监测的建设，努力提高居民经济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源、历史问题等原因，目前山西省在社会保障、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等方面不大乐观，政府规模偏大，政府成本较高，因此需要政府部门提高重视，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抓住“十二五’，这个战略发展期，从而在各个方面不断提高政府效率。
5 内蒙古自治区
分析表12可以发现，2011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090，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1名，表明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同时也是西部省(区、市)排名最高的地区，这与其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总量持
续扩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6、第12、第25、第10，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政府公共服务和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较充分、居民经济福利较好，但是政府规模较大。总体而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科教文卫服务、气象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成绩较好，各项指标在全国靠前，说明当地政府重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内蒙古在公共安全服务、政府规模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公共安全服务提供滞后，政府规模偏大，政府成本较高，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引起足够重视。
6 辽宁省
分析表13可以发现，2011辽宁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352，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6名，表明辽宁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同时也是东北部省(区、市)中排名最高的地区。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5、第8、第6、第5，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政府管理等各个方面均衡发展，政府公共服务和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较充分，政府规模适当，居民经济福利较好，这与其为老工业基地，各项事业基础较好有关。总体而言，辽宁省表现最为突出的方面包括科教文卫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各项指标在全国靠前，说明当地政府重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省在气象服务和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等方面相对落后，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和做法，重视气象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促进政府效率的提升。
7 吉林省
分析表14可以发现，2011吉林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089，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2名，表明吉林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上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9、第13、第23、第7，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提供较为完善，居民经济福利较好，但是政府规模较大，减少政府成本还存在很大空间。总体而言，吉林省与东北其他省份情形相似，由于是老工业基地，各项事业基础较好，科教文卫服务、气象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本设施建设排名靠前。然而，吉林省在公共安全服务和城政府规模等方面比较落后，因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政府开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应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8 黑龙江省
分析表15可以发现，2011黑龙江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100，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0名，表明黑龙江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在东北地区高于吉林，落后于辽宁。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0、第10、第26、第6，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提供较为完善，居民经济福利较好，但与吉林省类似，政府规模较大，政府成本太高。总体而言，黑龙江省与东北其他省份情形相似，科教文卫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气象服务、城市基本设施建设、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排名靠前。然而，黑龙江省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规模过大，行政就业人员过多，政府支出过高，从而严重的制约了政府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政当地府需要加快转变职能，明确工作重点。
9 上海市
分析表16可以发现，2011上海市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519，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名，仅次于江苏省，表明上海市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第28、第1、第1，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政府公共服务提供完善，政府规模适当，居民经济福利得到满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公共物品提供滞后，这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城市的大规模扩张有关，严重制约着政府效率的提升。总体而言，上海市在科教文卫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排名靠前。然而，公共安全服务、气象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等方面刻不容缓，因此，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着力推进相关设施建设需成为“十二五”期间上海市政府的工作重中之重。
10 江苏省
分析表17可以发现，2011江苏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525，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名，表明江苏省的政府效率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1、第1、第9、第1，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提供完善，政府规模适当，居民经济福利得到满足。总体而言，江苏省最为突出的是在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这些指标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尤其是居住、道路、绿化、保障房建设等方面全国领先。然而，相对来说，在公共安全服务和气象服务方面仍然有一定提升空间，作为我国沿海经济大省，应该更加重视公共安全和气象服务的建设，不断提升政府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1 浙江省
分析表18可以发现，2011浙江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404，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4名，仅落后于江苏省、上海市和北京市，表明浙江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8、第4、第3、第14，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较高，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提供完善，政府规模适当，居民经济福利得到满足。总体而言，浙江省在科教文卫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成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安全服务和气象服务方面存在较大问题，严重制约着政府效率的提升，作为我国沿海经济大省，增加相关投入，加强公共安全和气象服务的建设，着力推进相关设施建设应该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12 安徽省
分析表19可以发现，2011安徽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006，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5名，表明安徽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在中部地区排名最前。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30、第5、第5、第24，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一般，政府公共物品提供完善，政府规模适当，但是政府公共服务和居民经济福利发展滞后。总体而言，安徽省在公共安全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基础设施、政府规模等方面在全国靠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文卫服务、气象服务、城市基本设施建设、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各项指标均位于全国中后水平，落后领域较多，严重制约着政府效率的提升，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快
经济增长步伐，不断提高居民的经济福利，另一方面需加快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加大教育和卫生投入，从而促进政府效率的全国提高。
13 福建省
分析表20可以发现，2011福建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027，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6名，表明福建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8、第24、第4、第19，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一般，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提供较为完善，居民经济福利较好得到满足，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福建省的政府规模在全国排名前列，说明政府规模适当，政府成本较少。总体而言，福建省在科教文卫服务、气象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城市基本设施、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表现较好，然而，在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却存在较大短板，这两项指标均位于全国后位，这与其沿海经济大省的发展进度不相适应，因此，增加公共安全服务的投入，加大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势在必行。
14 江西省
分析表21可以发现，2011江西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119，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2名，表明江西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2、第9、第13、第30，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一般，政府公共物品提供较为完善，政府规模适中，然而居民经济福利表现的不大尽如人意，说明其政府管理与经济发展出现较为严重的不均衡。总体而言，江西省在公共安全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基本设施、政府规模等方面表现较好，然而，在科教文卫服务、气象服务以及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却存在较大距离，这几项指标均位于全国后位，需要加快和完善的事业还较多，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又急需加大教育、卫生和气象等领域的投入，防止其它领域的优势被消耗殆尽。
15 山东省
分析表22可以发现，2011山东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383，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5名，仅次于江苏省、上海市、北京市和浙江省，表明山东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7、第2、第10、第8，与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类似，山东省的整体政府效率较好，政府公共物品提供较为完善，政府规模适中，居民经济福利得到较好的满足，但是相对而言，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气象服务的提供相对滞后。总体而言，山东省在科教文卫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基本设施、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表现较好，然而，在气象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大气象服务能力建设的工作势在必行。
16 河南省
分析表23可以发现，2011河南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100，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0名，表明河南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6、第11、第20、第16，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一般，政府职能与其经济发展的进步比较适应。总体而言，河南省在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两个方面表现较好，均位于全国领先水平，这与当地政府重视相关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然而由于自身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目前河南省的科教文卫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这几项指标均位于全国倒数，因此必须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大力推进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城市基本设施的建设应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以此来促进政府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17 湖北省
分析表24可以发现，2011湖北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142，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3名，表明湖北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9、第16、第18、第17，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一般，政府公共物品提供较为完善、政府规模适当、居民经济福利得到较好满足，但政府公共服务方面却表现不尽如人意，在全国处于倒数位置。总体而言，湖北省在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基本设施、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表现较好，能够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然而在科教文卫服务、气象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相对滞后，这几项指标均位于全国中后水平，这与湖北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相关，因此必须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进一步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18 湖南省
分析表25可以发现，2011湖南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203，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4名，表明湖南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1、第21、第22、第21，说明其整体政府效率一般，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提供较为完善、政府规模适当、居民经济福利得到较好满足，各项指标表现较为均衡。总体而言，湖南省在科教文卫服务、气象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基本设施、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表现一般，能够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公共安全服务方面表现较为突出，排在全国领先水平，这与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由于自身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目前湖南省大部分指标都处于全国中后水平，因此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十二五”期间，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各项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步伐。
19 广东省
分析表26可以发现，2011广东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118，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9名，表明广东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5、第7、第2、第14，与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类似，广东省整体政府效率较高，政府公共物品提供较为完善、政府规模适当、居民经济福利得到较好满足，但是政府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总体而言，广东省在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基本设施、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等方面表现较好，能够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是在政府公共服务方面表现较差，科教文卫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气象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指标均位于全国中后水平，因此还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可能。在“十二五”期间，重视政府公共服务、增加相关投入势在必行。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分析表27可以发现，2011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207，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5名，表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
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7、第20、第11、第28，说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整体政府效率较低。总体而言，广西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公共安全服务和政府规模，这两项指标分居全国第3位和第11位，广西其他方面的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一方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需加快教育、卫生投入，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服务建设，降低统筹管理负担，努力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促进政府效率的提升。
21 海南省
分析表28可以发现，2011海南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269，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9名，是东部省(区、市)中排名最靠后的地区，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3、第30、第8、第26，说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整体政府效率较低，但政府规模比较适当。总体而言，海南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政府规模，这项指标位居全国第8位，公共安全服务和气象服务这两项指标也分别位居与全国第13位和第12位，但是海南其他方面的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一方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需加快教育、卫生投入，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服务建设，努力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政府效率。
22 重庆市
分析表29可以发现，201 1重庆市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224，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6名，表明重庆市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8、第18、第21、第22，说明重庆市的整体政府效率较低，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总体而言，重庆市的各项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相对而言，重庆市在气象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绩较好，这两项指标分别位居于全国第17位和15位，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一方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需加快教育、卫生投入，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服务建设，努力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政府效率。
23 四川省
分析表30可以发现，2011四川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075，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9名，表明四川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4、第14、第7、第25，说明四川省的整体政府效率较低，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但政府规模较为适当。总体而言，四川省的各项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与重庆市类似，相对而言，四川省在气象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绩较好，这两项指标分别位居于全国第14位和9位，最为突出的是在政府规模方面，位列与全国第7位，说明其政府成本较低，政府开支较少。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一方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需加快教育、卫生投入，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服务建设，努力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政府效率。
24 贵州省
分析表31可以发现，2011贵州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557，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30名，仅比自治区要高，表明贵州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31、第31、第16、第29，说明贵州省的整体政府效率很低，但相对而言，政府规模方面表现较好。总体而言，由于自身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贵州省的各项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值得注意的是，贵州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公共安全服务，在全国居于第1位，交通事故、火灾、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很少。因此，在“十二五”期间，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各项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步伐。
25 云南省
分析表32可以发现，2011云南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262，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8名，仅比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要高，表明云南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9、第29、第15、第27，说明云南省的整体政府效率很低，但相对而言，政府规模方面表现较好。总体而言，由于自身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云南省的各项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值得注意的是，贵州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公共安全服务，在全国居于第5位，交通事故、火灾、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很少。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一方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需加快教育、卫生投入，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服务建设，努力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政府效率。
26 自治区
分析表33可以发现，2011自治区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806，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31名，居于最末，表明自治区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4、第23、第31、第31，说明自治区的整体政府效率很低。总体而言，自治区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气象服务，在全国居于第4位。自治区的其他各项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一方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需加快教育、卫生投入，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服务建设，努力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政府效率。
27 陕西省
分析表34可以发现，2011陕西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057，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4名，在西部地区仅次于内蒙古和青海，表明陕西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上水平，这与其良好的经济、文化基础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3、第19、第14、第13，说明陕西省的整体政府效率较高，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提供完善，政府规模适当，居民经济福利得到满足。总体而言，陕西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社会保障服务，在全国居于第5位，这与当地政府重视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相关投入强度较高有关。陕西省的其他各项指标
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等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加大相关投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效率势在必行。
28 甘肃省
分析表35可以发现，2011甘肃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244，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7名，表明甘肃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15、第26、第27、第23，说明甘肃省的整体政府效率很低。总体而言，甘肃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公共安全服务和气象服务，在全国分居于第4位和第8位。甘肃省的其他各项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一方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需加快教育、卫生投入，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服务建设，努力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政府效率。
29 青海省
分析表36可以发现，2011青海省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084，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3名，在西部地区仅次与内蒙古，表明青海省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上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3、第17、第29、第15，说明青海省的整体政府效率较高。总体而言，青海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气象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以及城市基本设施建设，在全国分居于第1位、第8位和第5位。值得注意的是，青海省的政府规模居于全国第29位，表明政府运行成本较高，因此需要进一步精简政府机构，压缩政府工作人员数量，降低政府各项不必要的开支，以此来促进政府效率的进一步的提升。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两项指标也都居于全国倒数，因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政府开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应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30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析表37可以发现，2011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106，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21名，表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20、第22、第12、第18，说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整体政府效率较低。总体而言，宁夏回族自治区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气象服务、社社会保障服务和城市基本设施，在全国分居于第5位、第9位和第7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其他各项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一方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需加快教育、卫生投入，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服务建设，努力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政府效率。
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分析表38可以发现，20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为－0.069，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居第18名，表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效率在全国处于中后水平。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一级指标排名分别为第4、第27、第30、第20，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整体政府效率较低，这与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有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政府公共服务，尤其是在科教文卫服务以及气象服务方面，在全国分居于第4位和第2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其他各项指标排名大多位居全国中后水平，表明其落后的领域较多，需要加快和完善的政府职能工作还较多。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一方面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服务建设，努力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政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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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邓之诚先生是文史名家，著有《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等皇皇巨著。他治学严谨，博闻强识，诲人不倦，有闻于时。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在北大、北师大、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以及燕京大学各校教授历史学，门下曾集合了众多优秀的文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可谓“弟子三千”。其中，成就斐然者有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个中也不乏当时的左派学子甚至是左派的领袖人物。这其中之一，即有福建著名世家的陈氏后人陈e，他是陈宝琛的孙子，而陈宝琛的另外一个堂孙则是清华大学著名学者和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
陈宝琛（1848―1935），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晚清时曾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特别是在入翰林后，以敢言政事著称，与张之洞等人获“清流党”之称，并与张佩纶、宝廷、邓承修并称“四谏”，弹劾权贵不避，多次被黜。其间，他返乡赋闲，兴办新式教育，兴建铁路。慈禧病死后得张之洞推荐，才重新被召，恢复原职，以硕学通儒任资政院钦选议员、弼德院顾问大臣等，乃至成为宣统皇帝溥仪的汉文师傅。陈宝琛以清朝重臣身份参与了晚清和民国初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清帝退位后复辟分子中的重要人物之一。1931年11月，溥仪被日本人诱至东北，充当傀儡，陈也跟随而去，伴其左右。但陈与甘心接受日本人操纵的溥仪和郑孝胥等人意见不合，终返回天津，后又迁回北平，1935年3月5日病逝，时年87岁。
陈e（1913―1987），一名矩孙，他虽出身名门，但思想与经历与其祖辈截然不同。1927年，他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其间参加了共青团组织和中共组织反帝大同盟，但受“左”倾的“立三路线”的影响，最终被开除出团。1933年，陈e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后转入历史系），其时国难频发，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兴起，他投身其间，随即在学生自治会和北平学联中担任了领导职务。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他的许多优秀同学都参与了发起和组织，如姚克广（姚依林）、黄诚、吴承明等。何炳棣回忆说：姚依林“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而且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姚依林后来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则提到了与陈e的相识。他说：
“陈e（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因此由他起草北平学联的宣言）是如何找到我的？记得在1934年冬的一个夜晚，我到燕大去贴传单。这些传单是我自己刻蜡纸，自己用清华夜校的油印机印的，然后卷了个卷，带了糨糊去贴。那天夜晚在燕大图书馆快关门时，我去贴在报纸栏下边的木板上，贴完后出来碰到陈e。他同我拉手，弄了他一手的糨糊。第二天，他找到我，问昨夜传单是不是我贴的。我说，是我贴的又怎么样？他告诉我说：‘我是1931年在福州参加共青团的。反“立三路线”时，开除了我。我现在找不到组织关系。’当时我还不是党员，我就介绍他和周小舟同志认识。从此以后我认识了陈e，并认识了黄华（王汝梅）、陈翰伯、龚普生、龚澎等同志。我与斯诺的认识也是经过他们的介绍。”
1934年冬，经姚依林介绍，陈e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周小舟，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5年相继担任中共燕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学联党团书记和中共北平市委秘书等，（李雪峰后来回忆其在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时，陈e是市委秘书也即秘书长）成为华北地下党重要的领导干部之一。
1935年华北事变前后，陈e与姚依林等组织召开北平学联第一次会议，陈e具体负责起草会议的宣言。此后，他以学联领导的身份，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1936年，他又秘密参加了第三国际的工作。其间，他的工作被误判为“越轨”，受到了的处分。
陈e的坎坷经历
1938年，陈e赴延安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刘少奇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并为他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还安排他在中共中央编译部任编译员。当时，陈e还在马列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不久，他随刘少奇赴河南参加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筹建工作，并任刘少奇的秘书。
1940年，陈e受命返回燕京大学历史系，以攻读研究生为掩护从事秘密活动，即配合中共北平特委负责人王定南等，影响和争取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并获取一些情报。当时，陈e利用其燕大学生的身份，成为司徒雷登的秘书。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其时，日本加强了对北平地区的统治，陈e因身份暴露，被列入了日本特务的黑名单，中共北平市委迅速安排他离开北平。因此，他又一次与党脱离了组织关系。
1942年，陈e回到福建，参与了羊枣（杨潮）等人在永安发动的抗日反蒋斗争。同时，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家庭关系和学历，一度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
抗战胜利后，陈e受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的指示，继续留在福建，进行争取上层人士的工作。1946年，陈e获准重新入党，并担任了中共闽浙赣省委社会部部长兼中央军委福建情报处顾问。针对CC派等的活动，他秘密组织“丁亥俱乐部”“广裕楼菜馆聚餐会”，团结和争取、组织上层力量，进行策反工作，即促使刘建绪实行反蒋，并策动浙江省主席陈仪倒戈反蒋。同时，他还参与了福建民盟、民革等组织的筹备和策反活动。然而，1948年福州城工部事件发生后，陈e又一次被迫与党脱离了组织关系。
1948年1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军事部长兼闽东地委书记阮英平带领警卫员和城工部党员陈书琴化装为商人，从宁德县出发，拟经福州前往南平向省委汇报工作。路途中，两人因故分散，后阮英平遍寻不得。当时中共闽东地委得报后组织人员并发动群众四处寻找，毫无消息，实则阮英平已在路上被歹徒谋财害命。阮英平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中共福建省委极为震惊，而当局则乘机大肆宣扬。中共福建省委怀疑是城工部内部有问题，加之当时闽北游击队遭敌伏击，闽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沈崇文被敌诱捕，闽清麟洞会议遭敌包围，中共闽永尤南古中心县委被敌破坏，这一连串的事件被联系了起来，于是更加深了对城工部内部组织的怀疑。此后，中共福建省委遂决定成立以黄国璋为主任的审查委员会，逮捕城工部骨干成员，进行突击审查。后在缺乏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以“逼、供、信”的手段作出错误结论，即认定城工部已成为为所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未报告请示中共中央、华东局，擅自将在省委机关和分散在各地的100多名原城工部的党员骨干相继扣押，又以“特务”“叛徒”的罪名，陆续加以杀害。
同时，中共福建省委还决定停止原城工部全体党员的党籍，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切断与原城工部组织和党员的联系。不久，原城工部副部长林白在接受完省委的审查后回到福州，又向中共福州市委传达了省委关于处理城工部问题的四条指示：不许以党的名义活动；停止发展党员，不许与党的任何组织发生联系，不过组织生活；全体党员停止党籍；原城工部党员应多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事实上，在城工部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福建各地与城工部有渊源的中共地下组织均被切断联系，中共福州市委主要领导人也大部分被错杀，下属组织失去联系，但仍有一些党员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直至福州解放。1956年，城工部事件得到。
陈e由于受城工部事件的牵连，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此后，他转而参加民盟、民革的一系列活动。1949年3月，在与香港中共中央华南局的潘汉年取得联系之后，陈e参与策划和推动福建省银行总经理许显时等领导的全省银行职工起义。当时，他亲赴香港，策动香港分行职工起义，后因时局急转直下，即将开入福建，这次起义遂改变了斗争方略，改以“保护银行，迎接解放”为目的。
邓之诚日记中的晚年陈e
新中国成立后，陈e在福建省公安厅等部门工作，参与了镇压反革命等运动。1954年，他被聘为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其时，继此前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陈e的老师邓之诚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同时兼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邓之诚十分关注陈e的消息。1954年3月23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与二弟谈旧门人陈e，摧折可怜，颇复念之。又及时辈自命积极者，喜作激论，过于党团，非毁众人，图自表见，亦为党所厌矣！”
显然，邓之诚听说了陈e的惊险经历，也知道了他多次遭受“摧折”（被和受到冷遇等）的情况，“颇复念之”。同时，邓之诚以自己的见识，在日记中议论一些左派学生因追随激进主义的做法而最终碰壁的情况，这也算是委婉地批评了陈e。当然，他和陈e毕竟不同，一个是纯粹学人，一个是几乎为职业革命者的门生，他们的见识和眼界自是有别的。1955年3月20日，邓之诚又在日记中记录了学者高名凯的传言：“陈e在福州师范学院任教革命史，毕竟归于教书一途，可谓敛才就范者矣！”3月29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陈e尚想复党，仍是世俗之见。”陈e去教书，邓以为是“敛才就范”；陈e想恢复党籍，邓却以为是“世俗之见”。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分歧了。
1957年后，陈e除担任福建省政协副秘书长之外，还是政协福建省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不过，随着反斗争等运动的相继发生，他的处境又一次变得艰难。这也反映在同是福建陈氏家族的成员之一、曾是燕大学生的陈身上。1958年3月15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陈去年‘百家争鸣’时曾公开讲演女权、劳动权、经济权，须有保障。适福州师范学院人事处长蹂躏女子十余人，受到批评，皆引陈之言作证，后遂归到，以其纯是资产阶级思想也。”同年12月1日，邓之诚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高名凯言陈e是闻将被列为，赴水得救，送疯人院。陈则于处理后，改任图书馆职务，每月须扣薪水六十元还债，因资卖馆中书籍，羞愤自缢死。今日消息隔绝，偶得一消息，皆出乎意料之外，可异也。”
原来福建陈氏的陈e和陈差一点都被打成，陈e更是有投水自杀未遂的情节，结果被送进精神病医院，而陈成为后终以自杀了之。1958年12月10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傍晚，叶云林来，言：陈之死在十一月初，陈e事在今年四月，因交心，不肯交代，其妻徐中龙亦因此停职反省。然则疯为托辞矣。”1959年1月1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高名凯言陈e已还家，省委统战部托人转达不欲作，保留省政协委员，下放农村一年。”陈e幸免于成为分子。1966年，“”爆发。陈e在中惨遭迫害，其间被下放到闽北的浦城山区劳动。
专家说，要是地球上的人类语言消失了90％，语言学就是历史上唯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研究领域消失的学科。十年前，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还有人会说，当时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语言学教授克劳斯(Michael Krauss)预言，其中有一半语言在一个世纪内就没人说了。这个预言震动了语言学界。
表面上看来，人类语言逐渐“大同”的潮流也许是个健全的趋势，可以消除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促进全球一体化。语言学家并不否认这些好处。大部分语言消失的原因往往是小族群无意识地选择使用主流语言，罕见语言的消失让许多语言学家惋惜。研究者想知道，语法与词汇的结构元素中，有没有真正的普遍要素?要是有的话，它们是不是源自人类大脑的硬件构造?其它的科学家则想在没有关联的语言中搜寻采借而来的字词，目的在于重建古代人类的迁徙模式。这些研究都需要大量的语言样本，样本越多，得到正确答案的机率越高。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马提索夫是藏缅语(如云南的拉祜语)专家，他认为，保存罕见语言的价值大多是人文的。语言是社群文化最重要的元素。语言死亡了之后，那个文化的特有知识就丧失了，观察世界的一扇独特窗户就关上了。虽然现在世界上有几十个机构设立了数字图书馆，但储存濒临灭绝的语言的资料，反而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大家准备使用不一致的资料格式、术语，甚至为同一个语言取不同的名字。
语言学是一门很新的科学，仍然有许多谜团解不开。例如：衣卡语是哥伦比亚北部的一种语言，它似乎没有人称代名词之类的系统，比如我、我们、你、他、她、它、它们之类的东西。要不是衣卡语，我们都会认为人称代名词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
环保悖论：越是节能燃油消耗越大
今年以来，原油价格比2008年下降了一半以上。但油价越低，人们开车时间就越多；当节能技术使能源消耗成本降低时，大众的消耗量反而更大。如何才能阻止大众因为成本降低而消耗更多能源呢?研究人员正开始量化研究这个与碳排放有关的效应。
经济学基本概念告诉我们，价格降低，消费就会增加。现在经济学家将这个需求定律运用在能源政策上，试图藉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然而，其结果却是“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发生的原因是：应用某种节能技术所节省的能源因消费增加而被抵消。举例来说，某个家庭改善隔热措施，省下了能源和金钱，后来或许会觉得在冬天时可以把暖气开大一点。美国杜客大学能源及环境经济学家纽威尔对此现象进行评论：“如果实施一项计划或政策而使(能源)成本降低，民众就会用，得更多。”
11月2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公告称，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定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此前，倒在雷政富之前的，还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剑阁“节约”局长曹正直，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陕西“表哥”局长杨达才、被女主播揭发的市人大代表孙德江等。
而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现任兰州市市长袁占亭曾佩戴多块名表。12月5日，甘肃省纪委相关人士称“已在核实相关情况”。
微博一转，围观一万，反腐一动，倒下一片。
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旦空投进庞大诡秘、纷繁芜杂的微博世界，其产生蝴蝶效应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惊人的。那么，围观反腐这种急剧的发酵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
围观就是力量
“小号”的逆袭
今年8月，“中山纪检监察”接到线索，时任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的梁国影，篡改儿子公务员考试成绩，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造成恶劣影响。很快，“中山纪检监察”通过微博信息，将对举报信息展开调查，并通过微博同步相关进展，赢得了网友的一片叫好声。
据中山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君能介绍，中山市纪委接到举报后，次日就成立“8·01”专案组展开调查。一周内，“中山纪检监察”官方微博先后4次案件进展，获得了网友的一致肯定。
“目前看来，微博最重要的功能是收集线索。”据广东省中山市纪委工作人员张元（化名）介绍说，第一条线索来源于“私信”，“有人发私信给我们，透露重要信息。”在此之后，“‘私信’数量越来越多，案件的证据、细节也愈加丰富，大量‘私信’来源于不同的微博，都是‘小号’。”
“小号”通常指微博用户中新注册者，“关注”、“粉丝”量都不大。张元推测，可能有人匿名注册了多个账号，发送不同的信息。“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吧，以免暴露身份，引发麻烦，遭到报复。”
同时，重要信息被多个“小号”编辑成微博发出，并得到了上千次转发，事件很快得到众多网友和有影响力的“大V”们（比较有影响力的实名认证微博）的关注。“事件一旦扩大，信息源就会迅速增多。”张元说，很快，多个微博都通过“私信”和“@”的方式向“中山纪检监察”提供线索。“其中有事件的知情者，也有被检举者的相关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和相关事件的信息，事件查处相较于普通案件而言容易很多，因为证据多、线索多、信息多。”
在处理过的多个检举事件中，该事件被张元评价为“线索最多，证据最充分，最重要的是时间最快，效果最显著的案件。”当然，一切都要归功于微博平台。“它让更多人参与其中，成为检举者和推动者。”
公检法如何处理微博举报？
公检法机构开通微博是一次遍地开花的“基层革命”。
《2012年度新浪政法微博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数量达17550个，其中政法机构官方微博11450个，公职人员微博6100个。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核心力量集中在基层，县处级以下基层机构和公职人员微博占全国政法微博的86%，是政法微博组成的主体。同时，厅局级政法微博尤其是机构微博，数量虽少，但综合影响力更大。
“基层机构和官员本来就人数众多，处于行政金字塔的底层，另外，基层机构更便于尝试，是体制改革中较为轻松的一环。”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评价说。
在地域分布上，政法微博已覆盖全国，据新浪微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10月底，政法微博数量最多的5个地区依次为河南、江苏、山东、福建、浙江，五省总数占全国政法微博总数的49%。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2012年腾讯政务微博报告》显示，在腾讯平台上，共有45030个党政机构微博，25054个党政官员微博，总计70084个政务微博。政务微博总数超过3000 家的地区共有7个，其中浙江以5639 个位居第一。
“‘政务微博地图’显示，江浙沿海地区微博比较活跃，与之对应的网络舆论也较为发达，这是一个地区社会进步的表现，可喜的是，中部、北部部分地区微博发展迅猛，政务微博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在腾讯十大检察系统机构微博排行榜中，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以230791的听众数和19300的微博数位居榜首，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总结说，开通微博一是为了宣传自己；二是为了司法公开；三是希望形成窗口和平台，聚集各级检察院的力量；四是看重微博的时效性，更好地联系政府机构与民众的关系。
开通之初，赵安金也怀有顾虑。“之前媒体和民众对于个别案件，如躲猫猫、少女事件的过度炒作使司法机关承受了一定压力，开通微博后言论更开放了，我们害怕不仅没有形成正面效果，反而影响监察部门形象。另外，很多领导对微博不了解，认为它是妖言惑众的地方，怕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当宣传处提出开通微博的设想后，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复。赵安金认为：“未来微博举报会成为比电话举报、文字举报更重要、快捷的举报方式。”
如今，该官方微博由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运营管理。“对外就我一个人，但我们也有拍照、收集资料的人员，都是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只是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赵安金介绍说，微博的主要内容包括惠民政策监督、鼓励民众建言献策、提供法律咨询等。
据赵安金介绍，在接收到微博举报的信息后，“第一步，我们会做文字舆情报告，提交给检察长；第二步，检察长会批示，并转给反贪局等具体的职能部门；第三步，具体职能部门展开调查。”
“我认为微博的主要功能还是提供线索，然后由专职部门调查取证。”赵安金介绍说，常规反腐渠道一般是纪检部门先行调查，掌握线索并取证后交由检察院，“是自上而下的调查，相比之下效率不高。”而微博反腐可在接到线索后由检察院直接介入调查。“检察院调查后发现构成犯罪，直接处理、立案、交予法院，如果不构成犯罪，交回纪检监察部门做行政处理。”
爆料与“人肉”，狂欢与阴谋
并非每一条举报微博都能迅速地被有关部门发现、甄别和处理，更多的举报都被扔在这个大酱缸里，任其发酵。爆料层出不穷，参与“人肉”（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机器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的网络社区活动）的网友乐此不疲。反腐狂欢背后，阴谋论盛行。
微博举报：更廉价、更方便、更安全
今年4月13日以前，在安徽省利辛县国土局任职的周文彬还并不清楚什么是微博，但很快，在听从了网友的建议后，他开通微博，并以“自首式举报”的方式直播参与单位贪污行贿的全过程。他没有想到，他自此成为“中国微博实名反腐第一人”。
“我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周文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核裂变式的群体“围观效应”迅速把他推上风口浪尖。“微博反腐是一种新的形式，是媒体监督的延伸，是‘谤讥于市朝，而达于朝廷’。”
“微博反腐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线索，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发现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如同无处不在的眼睛，“促进了官员的行为规范，当然，很多干部还不适应，对微博很恐惧。”
除了提供线索，林喆认为，微博反腐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对应的负责部门，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
更重要的是，微博充当了“深喉二传手”的角色。“实名举报者常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者又很容易由于不实名而被怀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只要在微博上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曾当过“二传手”，代替“深喉”站在前台，了“上海红十字会万元餐费”的信息，引发轰动效应，爆料后，肖雪慧删除了所有重要信息。
张振良说：“实名举报往往要面临风险。”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
“我们缺乏系统、有效的举报者保护制度。”张振良介绍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举报大部分归纪委管，但实际上，党、政、司法、检察、纪委等各个机构都在接收举报信息，范围很宽、性质也比较广泛，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信息泄露非常常见。”
因此，“微博作为一种较为隐秘的检举方式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目前看来，微博是比较有利于举报人保护的。”张振良说。
抓人：被选择与被鉴定的
“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戴表了，在公开场合很注重抽烟的牌子，还有穿着打扮的牌子，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肉’，搜出麻烦来。”张振良表示，很多官员都表示不会开微博，也禁止家人亲属开微博。“时时低调，绝不露财。”
今年8月，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车祸事故现场，面露微笑，被网友称为“微笑局长”并引发声讨。随后，杨达才在各种公开场合佩戴的名表成为网友的“鉴定”对象，被网友估价逾30万元，舆论压力之下，杨达才参与新浪“微访谈”，解释出处，但被认为撒谎。之后，杨达才的眼镜、皮带、西服都被一一“鉴定”，并被网友质疑财产来源。
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我认为这件事最大的亮点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公开信息，虽然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但官方在多次拒绝后总要顾及民意，尊重民众的要求。”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下称“花总”）的网友是这件事的重要参与者，他不仅是最权威的“鉴表专家”，还是在微博反腐领域最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轰动一时的“表哥事件”并没有给同样反腐的周文彬带来信心，相反，他并不认同此事，“这不是平民反腐的典型案例，是网络推手和团队炒作的结果。”
“花总”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没有团队，更不是推手，我只是寻找线索，引发思考。”这个拥有13万粉丝的神秘幕后推手被网友封为“民间反腐斗士”。但他说，“其实我挺同情杨达才的。我做反腐已经一年多了，我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几百位官员的腐败材料，无论从官职还是受贿程度而言，杨达才连个蚂蚁都不是，甚至也不是倒霉蛋，他只是被选择性攻击了。”
“花总”认为，杨达才“被选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有一个“由头”。“处理伤亡事故面带微笑激发了网友的愤怒，如果不是这个前提，事情不会发展得那么深、那么快。”
“花总”介绍说：“我曾公布90多位官员的腐败材料，任何一个都远远超过杨达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没有有效的结果。”
“微博应该是补充”
“表哥”事件后，“表嫂”、“表叔”层出不穷，在很多民间反腐人士看来，推动针对官员的“鉴表活动”是反腐的“好角度”，但“花总”却认为，“必须重申理性价值，戴表和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鉴定’只是手段，如果浮于表面，官员都不戴表了，反而增加反腐难度。”“花总”分析说，“这个事情的七寸在于官员说谎，最大的七寸在于财产不公开，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微博作为公开渠道是本末倒置，微博应该是补充。”
“花总”认为，网络反腐狂欢和阴谋论的盛行缘于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先入为主的想象，认为名表就肯定不是自己买的，官民互信的根基处在悬崖边上，‘鉴定’和舆论压力是民众不满情绪长期压抑的出口。”
“这是一场学习，政府应该学会尊重和倾听民众的意见，民众应该学会提出建设性的、理性的意见。”“花总”强调说，他希望借此建立官民沟通的空间，建立反腐秩序和程序。‘
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
今年8月，周文彬来到北京，希望举报能有更新进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热情接待，但说，这事儿应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说，举报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议到地方举报。”第三站是国土资源部，“简要了解情况后，登记了信息在小纸片上，说具体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国土厅执法局举报，“但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里，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微博炒得火，粉丝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和实际效用。”
微博让周文彬失望了，他经历了个人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围观和轰动让他震惊，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的脆弱又让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举报对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举报他的事整个国土系统都知道的，这个时候提拔显然是不妥的。”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
“证据，关键是证据，证据不足，在哪儿反腐都不会有好效果。”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的办公室里，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箱子，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信。“这些群众想检举，但缺乏反腐意识，不知道该去什么部门，该找谁，就把希望寄予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学者。”
林喆介绍说，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很多检举信证据不足，多是陈述“冤情”，情绪发泄。“不懂得‘举证原则’，这说明我们应该教会民众如何理性、合法检举，引导民众的反腐热情。”
很多学者认为，微博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周文彬认为，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
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认为，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种反腐渠道，并不能说是常规渠道不畅。“云南地域宽广，山路多，上访不易，浪费人力物力，微博快捷方便。”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通过举报和案件牵连，从表象挖取内幕。”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常规反腐渠道不畅导致微博反腐成为一种潮流，带有“破釜沉舟的悲怆”。
“走常规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风险小概率事件。”网友“花总”认为，微博反腐只是一种形式，“舆论和民意始终无法也不应该取代法制，应该推进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动官方信息的公开”。
微博审判下的谣言与暴力
微博反腐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往往带来负面效应。“最大的问题是‘人肉’，这是违法的，侵犯个人隐私，造成伤害，民众非常容易做有罪批评，这是非常不理性的。”
叶青也认为，“‘人肉’违法，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边界？都是很模糊的，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反腐。”
但“花总”反驳说：“‘人肉’并没有违法嫌疑，‘人肉’是基于互联网平台上的公开信息进行搜索和整合，不是翻家里的保险柜。”例如“表哥”事件，杨达才所有佩戴手表的照片都来自于在公开场合的照片和视频截图。
微博为反腐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但是它所具有的匿名性，也很可能会使传播的信息不实，有的甚至是谣言。
“很多举报信息只是道听途说，但在收到信息后，我们依然要展开调查，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赵安金表示。
“举报真实有效，对举报人有奖励吗？举报虚假，造成伤害，对举报人有惩戒吗？”叶青认为，虚假举报信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难以消除，在网络情绪化浪潮下，辟谣和澄清常被视为“被和谐”效果，很难实现纠偏作用。
微博所提供的平台“人人都可以发言”，但也正因为如此，媒介作为“把关人”的作用大大削弱。“新浪有举报机制，但显然比较滞后，难以消解谣言所带来的伤害和负面作用，由于公众对官方的不信任、悲观和失望情绪，‘阴谋论’显然更有市场，新浪背了很多黑锅。”“花总”说。
“微博反腐的独家性是不被倡导的，应该广开言路。”腾讯微博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方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作为微博运营平台，腾讯也会受到来自企业和政府的压力。“但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我们都会顶住压力，公开信息。”
利用舆论干扰司法，会形成另一种“网络舆情审判”。“陕西省副省长李金柱曾为杨达才声援，肯定他的一些工作业绩，这是很合理的，你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以偏概全。”叶青认为，很多官员“躺着中枪”，微博放大了部分官员的不足和缺点，导致场面无法收拾。
“花总”的理想是，“政府正确认识、重视民众的知情权，推动官员财产公示，促进廉洁奉公，在制度上形成更为完善的反腐机制，提倡民众的拥护和配合，官民拥有平等的对话空间，双方良性互动。”
“表哥事件”后，“花总”在微博标签上写上了“不鉴表”，他不希望被网络狂欢冲昏了头脑，他只是希望，能“理性地推动进步”。
官方微博反腐还需顶层设计
“官方开通微博进行反腐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官方和民间的接轨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民间舆论是对腐败调查的公开推动，其作用大于线索提供，是反腐工作的重要推进器。”叶青说。
如今，微博反腐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微博反腐成员有的以行业或反腐地域命名，如“地产反腐”、“医药反腐”、“河南反腐”、“福州反腐反贪”等，有的以反腐组织的形式命名，如“反腐三剑客”、“反腐老干部”、“反腐工作室”、“反腐联盟”等。
2012年7月，186个实名认证的北京市检察官微博在新浪微博悄然上线，形成了以检察官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为主的“北京检察模式”。同时，河南省市县三级共183个法院通过新浪微博对案件当事人进行了全天接访，并直播接访情况，开创接待新方式，开辟了以省市县三级法院联动为特色的“豫法阳光模式”。
“微博反腐已经形成规模，形成阵营，成为一股浪潮，将官方和民众都裹挟其中。”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同时指出，“形式的变化并非根本性的改善，真正的问题在于纪检部门如何对待举报线索，如何落实处理，能把已知的问题和线索调查解决好。”
“花总”则认为：“官方开通微博更多的意义是普法教育和宣传倡导作用。毕竟中纪委没有开设官方微博。”在他看来，官方微博还停留在学习运用的阶段，离真正发挥作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官方微博作用的发挥一定是缓慢的，因为需要更高层面的支持和布局，体制决定了这是一次由上而下的尝试。”
中南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满春建议，一方面，有关部门需要把微博反映的情况进行多平台整合，从而扩大微博反腐的影响力，以实质性的效果来取信于民；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需要设立明确有效的微博反腐制度规范，起到启发引导群众，推动国家政务公开和廉政建设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在法律层面，将一些弹性的规则变成硬性成文的微博反腐法律法规。”李满春指出，必须从法律上对个人和政府微博进行规制，防止出现一些滥用微博打击报复的现象，同时防止一些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面对微博线索的时候，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
微博反腐“门事件”
“调情门”——2011年6月，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错把微博当做私密聊天工具，与女子大肆调情，并透露行贿受贿信息，引发网友围观，溧阳市委常委会随后召开紧急会议，将此人停职检查并取消其党代会代表资格。
“艳照门”——2011年7月，一条题为“捡到U盘，疑似昆明发改委官员艳照视频”的微博被疯狂转发，随后，昆明市发改委确认“艳照门”主角为昆明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并展开立案调查，成建军被撤职。一个月后，河南省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田汉文同陷“艳照门”，后被停职。
“情妇门”——2011年8月，浙江省开化县国土局副局长朱小红被免职，起因是妻子林菁微博举报其、供养情妇，资金来源主要是受贿，衢州市国土局纪委对其展开立案调查。
“炫富门”——2012年3月，天津市西青区副区长李治阳被调查，起因是其女李颖在微博上诸多奢侈品照片，并被网友搜出“跨分数转校”、“免试特招进国土分局”等，李颖被称为官二代“坑她爹”的代表。
“表哥门”——2012年8月，陕西延安境内发生重大车祸，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事故现场微笑的照片在微博上被大量转发，引发网友不满。随后，网友“人肉”杨达才，“搜”出5块名表，总价数十万元。杨达才因此被戏称为“表哥”，后被撤职。
“房叔门”——2012年10月，天涯网友曝光广州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1处房产的帖子在微博上被广泛传播，经调查后，番禺区政府微博称，蔡彬瞒报房产，已对其停职。
“门”——2012年11月，黑龙江双城市电视台播音员、女主持人王德春微博实名举报该市人大代表、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孙德江要挟她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并称孙存在、变相转卖公家资产违法乱纪等行为。双城市随后对此事展开调查。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首次将醉酒驾车这种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界定为犯罪，并于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著名音乐人、曾创作《同桌的你》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校园民谣、曾多次担任“中国达人秀”等节目的评委高晓松成为撞上枪口的第一位名人。
5月9日晚上，高晓松和朋友共喝了1瓶白葡萄酒、1瓶威士忌。散场时，本来通过酒店叫了代驾，但高晓松等了20分钟后，不愿再等待就驾车离去，随即发生追尾事故，造成4车连撞，4人受伤。当时，高晓松因涉嫌酒后驾车被警方带走。10日上午，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依法被刑拘。17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高晓松醉驾案。最终，高晓松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金4000元人民币。这是自酒驾入刑以来第一宗“满额”拘役判决。高晓松现场发表了感言：“我没有任何想为自己辩护的，我有的全部都是阡悔。我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给人自由，最后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我在明知自己酒醉而且明知代驾在路上的情况下自己驾车，这是对自己的生命和对他人的生命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外，是我长期以来浮躁自负的结果，是自我膨胀的表现。我愿意以最大的程度赔偿这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愿意做任何的义工工作，酒令智昏，我愿意接受所有惩罚。希望我的事能警示所有喝酒的朋友。”在自我陈述后，高晓松再次亮出“永不酒驾”的悔过书。
多维解读
一、敲响反面警示钟。高晓松醉驾触刑，为公众人物敲响了警钟。公众人物是享有更多资源优势和话语权强势的群体，应当在遵纪守法方面为社会公众作出良好的表率，而不要指望获得法律的特殊关照与“开恩”。“醉驾入刑”刚开始实施，高晓松就撞上枪口，成为鲜活的反面教材。显然具有更典型的警示意义和更突出的普法价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知错认错显真诚。高晓松醉驾案的进展每一步都令万千网友“围观”热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高晓松诚恳道歉、虚心认错、甘愿受罚、勇于担当的积极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动辄寻求特权、霸权、痞权的逃避责任的某些公众人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酒驾入刑以来，名人高晓松是全国首例被判最高刑的。不少网友收集的资料表明，许多比高晓松情况严重得多的都比他判得轻。但高晓松坦言，自己不是冤案，甚至犯的罪都是“低智商、低技术”的笨罪，不值得媒体和粉丝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三、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高晓松评论药家鑫案件时，有句名言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赞同：“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但待他锒铛入狱，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是漠视生命的“马路杀手”。事到如今，不知漠视生命的高晓松会如何评价自己的那句名言?要认识一个人，千万不要被他表面所迷惑，听其言之后，更重要的还要观其行。
“老师用毕业证要挟女生亲吻”系造谣
8月21日，有网友发微博称，甘肃省临夏县某中学的一张姓教师，要求全班女学生亲一下他或者被他亲一下，才给发放他手里拿的毕业证，同时配发了6张较为清晰的照片。当天下午，校方回应称已基本调查清楚，当日事件是“出于大家自愿的正常情感表达”，不存在“以毕业证书要挟女生亲吻”的情况。亦有学生向记者表达了对网络传言的愤慨。
陕西省纪委：
“省公安厅长接受性贿赂”消息不实
近日，有网帖反映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杜航伟在西安唐韵会所接受性贿赂和为其提供保护伞等问题。对此，陕西省纪委高度关注，并专门成立调查组对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调查，网上帖文反映的有关杜航伟同志个人的问题失实。
成都警方：
发生劫持公交车事件系造谣
8月21日，有微博网民发帖称：“成都市政府附近奥克斯广场发生劫持公交车事件。劫持者可能持有爆炸物，公交车上还有多名小朋友。警察已赶到现场，正在进行谈判。希望不要伤及无辜群众！”随后，成都市公安局即作出回应称，此事为谣言。21日下午，造谣“高新区奥克斯广场发生劫持公交车事件”的嫌疑人刘某、赖某，已被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依法查处，刘某因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被刑事拘留；赖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10日。
南都：
回应“小三体”广告事件
8月20日《南方都市报》AⅡ16版刊登一则广告，文字上看主要是一个署名“张太”的女性公开挑衅“前任张太”的内容，该文涉及“愿天下无三”等语言引发了公众热议。《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庄慎之回应称：“它就是一个商业广告，南都本身是有对广告整合的流程，我们对这个广告也是有审核的过程的。”广东省工商局随后也消息称，经初步了解，该广告为某产品的商业炒作，但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规定，因此责令其立即停止此类广告。
河北警方：
网传“6罪犯越狱杀78人”为谣言
8月初，河北一些网民在网上传播“6罪犯越狱杀78人”的消息。随后所谓的“6名罪犯”竟然被不同地区的网友演绎，出现在天津、沈阳、苏州、哈尔滨等全国十余个地市，这则消息除了地点不同，内容基本类似。对此，河北省公安厅在官方微博上辟谣：“网络里有条假消息，内容大概是有6个越狱犯进入河北，杀死多少人，多少人，女人们千万不要外出了，云云。微博上也开始有这个谣言。如果网友搜索一下的话，会发现相同说法在福建、江苏等地也先后出现。请网友们警惕，别轻信谣言，别扩散谣言！”
白宫：
否认请求英国扣留“棱镜门”报道者的伴侣
英国伦敦警察厅日前因扣留“棱镜门”报道者的伴侣长达9小时而遭多方指责。8月19日，英国伦敦警方发表声明称，扣留《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的同、巴西人米兰达“合理合法”，并表示他们在拘押米兰达之前曾向美国方面“通风报信”。为了撇清关系，美国白宫迅速作出回应，表示“从未请求英方对米兰达实施扣留和审问”。
国家质检总局：
德国大闸蟹未获准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