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05:55:38
列宁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列宁；“政治遗嘱”；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以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仍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特别是反革命势力试图通过谋杀列宁，妄图新生的政权。在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前往赫里逊工厂时被蓄谋的破坏分子刺杀，严重受伤。由于工作的压力，1922年5月和12月两次中风的列宁已处于瘫痪状态。而身体上的病痛，挡不住列宁对国家命运的思索，住院期间，他通过口授的方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写成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论文是列宁总结6年多自己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所写，是对党和人民的嘱托，因此被称为列宁的“最后遗嘱”或“政治遗嘱”。“列宁是在1924年1月过早逝世的，年仅54岁。可以说，列宁没有年龄意义上的晚年，而列宁晚年就是指思想发展阶段上的晚年。”
“最后遗嘱”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向和平建设过渡时期，列宁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再思考，其中涵盖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权建设任务等方面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是建设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后尝试。
一、经济建设
“最后遗嘱”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是在《论合作社》中大量论述的。这是1923年1月4日和6日根据列宁口授整理写成的一篇文章；同年5月26日和27日发表在《真理报》第115号和116号上，后来被称为列宁关于合作化计划的代表作。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全面系统阐明了如何通过合作化把千百万小农引导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
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年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商业的基础上，找到了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台阶”或形式，即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根据自愿和与国家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私人买卖”，把在经济上和需要上有着各种个人特点的独立小生产者联合起来。合作制政策的施行成功，使小农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农经济易于在相当时期内，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列宁也认为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因此，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着重论述了合作社的组织条件、作用及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等，是对苏维埃俄国条件下的“合作社”的一次全新认识，表明了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在经过十月革命以来的艰苦探索之后，终于开始突破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模式，他如是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一语破天惊的论断是列宁晚年思想带有结论性、总结性的概括。
这个论断的产生是有充分论据的。首先，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作制的性质。“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在此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同时也承认了在一个经济落后、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在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多种经济结构并存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必然举措。另外，合作社的性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取决于政权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组织了。
其次，在谈到组建合作社的条件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国家领导和管理合作社的内容和手段时，列宁认为“正确坚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们曾合理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现在使居民尽量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另外，他也认识到“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这些都说明在当时已经有充分的条件能够组建合作社，而且也是“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最实际的方法。这些也都说明当时苏维埃政权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都给予了支持。“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拨给重工业等等的一样。”
最后，列宁指出了合作社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大学校”。在《论合作制》的开篇，列宁就指出：“我觉得我们对合作制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这些论述虽然有一些绝对，但我们能看出把合作社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基本形式，作为苏维埃俄国特别加以支持的一项社会制度加以肯定，理解为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或途径。在《论合作制》的最后篇幅，列宁更是大胆提出了合作社与对农民的文化工作的关系以及合作社开展文明经商的措施和意义。合作社的建成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引导，也需要农民以及商人合作共同完成。
二、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任务在苏维埃国家刚刚诞生的日子里就被列入社会主义改造纲领之中，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向和平建设过渡的时期就已成为重要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列宁认为，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日记摘录》是列宁于1923年1月2日在病中口授，且发表在同年1月4日的《真理报》第2号上的文章。一方面，针对俄国文化落后的情况，列宁特别强调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把着眼点放在大力普及和发展国民教育上。可以说，初级国民教育是国民的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最根本的、最有战略意义的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国民初级教育。然而在俄国，由于沙皇政府长期实行等级制和农奴制政策，文化教育水平陷入极端落后境地。俄国成年居民有75％以上不能读书识字；城市工人40％以上是文盲；而在农民中不识字的人则占有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达20％。1923年初，抱病在身的列宁，看了1920年人口登记资料基础上编成的《俄国识字状况》一书和《日记摘录》中1897年及1920年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的数字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2](P676)这表明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改革尚未完成，俄国仍然处于文化落后的状况。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发展国民识字教育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而又最根本的、关键性的措施，明确指出了最为迫切的工作之一：“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少得简直不像话。”
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不仅在经费上，而且在人力上也应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强城乡文化联系。当时，俄国农村文化教育非常落后；为了加速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列宁就向城市工人建议：“能不能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当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都能够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时机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要求呢?”在最后，列宁指出：“只有当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文化问题一作者注)，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尽量防止它们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它并实行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前进(那时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三、政权建设
在关于政权建设方面，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两篇文章中作了集中论述。《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宁在病中用七天的时间口授的文章，是关于改造工农检察院、改革国家机关的重要著作。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集中全力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叛乱，大部分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工人积极分子离开所在的工作机关，前往军队参加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少机关只有很少的党员甚至没有党员留守。因此，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国家机关进行根本的改造；同时，由于俄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国家机关不得不接收了几十万沙皇政府留下来的旧官和职员，因此，苏维埃国家机关的盛行，往往对抗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列宁曾多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改革国家机关，并领导改组国家监督机关成立工农检察院，以督促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工农检察院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仅工作人员就一万二千多人，工作效率不高，没有威信等。为了使工农检察院真正成为模范机关，1923年l－2月间，列宁虽然病情较重，仍口授了《怎样改造工农检察院》一文，作为向即将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不久，列宁又口授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作为《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的补充。
列宁首先从俄国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批评工农检察院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的错误，指出：“要特别认真地整顿国家机关。”因为，一方面，国家机关存在许多“即使不令人厌倦，至少也非常可悲的缺点，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旧事物虽然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还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另一方面，苏维埃制度中好的东西“只是匆忙地抓起，还没有被理解领会和被实践证实”而巩固下来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习惯中。在改革国家机关“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列宁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改变是更深层的改变；旧事物是否真被消灭、新事物是否真有了成就，要看它们是否深入到文化、深入到日常生活习惯之中了。国家机关改革本质上是个文化问题，而“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列宁还谈到怎样选拔人才改造工农检察院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强调：“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察院的职员”，从中选拔各种各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另一方面，改革国家机关、监督检查工作不力是列宁晚年极不满意的问题之一。按照列宁的权力制约思想，在苏维埃俄国应当建立起一套白下而上的监督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相对独立的最高监察机关。这个机构将由优秀的工人和农民组成；具有对党政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的权威；它的工作人员要直接参加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立法、执法活动。不仅如此，还要扩展监督主体。列宁从新的高度提出了人民监督主体作用的问题，要到“我国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即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发掘新的力量来充实监督队伍。另一方面，提升党的监督机构的法定地位，以党内监督完善党内自我监督机制。列宁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建议，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而且，这些中央监察委员有权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向任何人提出质疑，“不管总书记，还是某个中央委员，都不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这些都说明，列宁很重视监督体系的建设，中央监察委员会被赋予特别权力，从而保证了它拥有并且能独立行使对同级党组织及其领导者的检查权、查处权等。这对于当时苏维埃俄国加强党内监督、搞好民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读列宁的“政治遗嘱”，笔者不禁对列宁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感想颇多。列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论思想，同时也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达到了最为深邃的程度，具有了最为完备的形态和最为丰富的内容。
列宁十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的方法和武器，特别是列宁所面对着的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状况都已经把认识论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色彩最浓、哲学性最强的要数《论我国革命》了。这篇文章是列宁口授的最后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堪称“政治遗嘱”的根基，在最后一组文章中起着统领一切的作用。它的构想虽然最早但完成却近于最后。为了完成这篇文章，列宁忍着巨大的病痛翻阅了苏汉诺夫《关于革命的札记》第三、四、七篇，并于1923年1月16日～17日口授了这篇批评苏汉诺夫的著名文章。它的特殊地位不仅在于它是列宁最后之作别着力的一篇，而且还在于它以非常浓缩的形式结晶着列宁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第一，运用一般原理与具体特点相结合。这一基本原理贯彻了列宁毕生的理论、实践活动，在探索落后俄国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凝结在《论我国革命》中的列宁认识论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不仅对于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建构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及其他一切问题，也都有十分重大意义。第二，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这一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基本思想，而列宁根据时代的特点，大大地发挥了这一观点。特别是他在思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反对把西欧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看作是惟一模式，这一观点也是列宁“政治遗嘱”中最为新颖、独特且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之一。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指出：“俄国是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推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超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的革命”。这一完备的思想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列宁建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结论，而且该被看作是他用以建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并对我们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认识一切社会问题的认识论指导。最后，理论与实践结合。列宁在最后的“政治遗嘱”中针对那种从书本中讨生活，因而不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庸人，强调“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他针对那种对社会主义缺乏深思熟虑的人，强调要“七次量衣一次裁”。所谓“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就是强调要尊重实践，勇于实践；所谓要“七次量衣一次裁”就是要强调理论思维要反映实际，合乎实际。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使列宁在认识并指导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表现出了无比的创造性，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列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列宁；体制转换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第一次领导了苏维埃俄国的体制转换，即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体制转换，列宁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高超政治艺术和能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危机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就爆发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实行余粮收集制；大、中、小企业的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取消自由贸易，实行实物化工资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并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但苏维埃政权却面临着新的不稳定因素，即农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对苏维埃政权越来越不满意，对苏维埃政权推动的余粮收集制越来越反感。农村出现危机。危机状态表明，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关系出现严重问题，共产党的政策严重脱离农民，苏维埃政权已经处于危机状态。
事实上，国内战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任务、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遗憾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着手分析，凭着决策的惯性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在任务、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变化的态势下造成了一系列危机现象的出现。到1921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决策高层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要么冒着与多数农民为敌的危险，继续强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要么废弃原有模式，选择农民所能够接受的政策。喀琅施塔得事件对列宁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列宁看到，党如果不改变政策，不进行体制改革，就会被人民群众，因此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二、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1921年党的十大完成了决策层面的转变，出台了新经济政策。这时期，列宁在经济上实行粮食税、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开动市场机制；在政治上缩小肃反机构的职权和作用，初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思路，成立了苏联。经过一系列政策性的调整和转变，苏联平稳地遏制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实行粮食税以后，共产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农民手里上缴粮食税后的余粮。如果余粮上市则商品货币关系就会复活。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同资本主义关系连在一起的东西。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列宁还想在粮食税的框架内通过产品交换来阻止商品交换。但在1921年秋天产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页）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及时取消国家与农民进行的产品交换，让农民走向市场。列宁号召大家“学会经商”。这时期列宁不再强调“国家强制”的方法，不再敦促使用最革命的手段，而是强调，俄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在列宁看来，余粮收集制是一种革命办法，而新经济政策则是改良主义的办法。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比如列宁曾经明确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2页）“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5、226页）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纠正错误的正确方针，“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5页）。而“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8页）
三、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
列宁最初是将新经济政策作为反危机政策加以实施的，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决策高层也不断地反思和探索，导致全党战略思想和整个体制的变化。在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他要骑着新经济政策这匹骏马跨入社会主义，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应该看到，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绝不仅仅是政策性或策略性的调整和改变，而是一个模式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转变。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和道路。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共产党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列宁给党规定的任务是：不要拉着农民走，推着农民动，而是同农民一道前进，使用农民最熟悉的语言，照顾到农民切身利益，运用无产阶级特有的悟性，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同农民在一起，与农民一起前进，这是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是新经济政策的主题。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1）检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2）检验同资本主义的（既同商业的、也同工业的）（既同俄国的、也同外国的）竞赛。”（《列宁全集》第43卷，第397页）在这里，列宁实际上道出了新经济政策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其一，新经济政策容易同农民结合，易于被农民接受；其二，党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同资本主义展开经济竞争。社会主义需要热情，但仅靠热情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还要将革命热情与文明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完全可以通过合作社途径建设社会主义。
到1922年欧洲已经很难看到革命高潮。在欧洲革命没有爆发的情况下，俄国一个国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吗？如果说能够在苏联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道路呢？列宁的回答是，在欧洲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苏联完全可以独自走向社会主义，但必须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渐进的、缓慢的特殊道路。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一个道路。列宁对世界格局的看法是，苏维埃政权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与西方社会和平共处，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削弱对手、壮大自己的目的；而且列宁认为，苏联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会使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
列宁论文范文第3篇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4.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同资本主义交往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指国家将一些自己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实行租让制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外国资
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经验，这对恢复和发展苏俄的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列宁认为，实行租让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同各垄断组织之间的倾轧，使实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实行租让制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列宁指出：“租让制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可以把租让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最初步的对外开放形式。
上述四项内容，从农业开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就是列宁时期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策，是最终能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再持续一个时期，苏联的情况会好得多。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列宁于1922年5月和12月，连续两次中风，被党中央送到莫斯科郊区哥尔科村休养。他已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索着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由秘书整理的办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先后写成了《日记摘录》等五篇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篇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信件，由于这几篇论文和信件是为党和人民所写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列宁的“最后遗嘱”。列宁在“遗嘱”中，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进行农业合作化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像大海一般存在的实际，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组织。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页）列宁指出，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旧日合作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剥削者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改造社会。
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不是一回事。集体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它包括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共耕社是初级形式，在这里，共同使用土地，集体劳动，但牲畜、生产工具仍为私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劳动组合是中级形式，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有少量的副业。农业公社是高级形式，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设立食堂免费进餐。从总体上说，集体农庄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农具和牲畜都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而合作社则不同。合作社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城乡出现的联合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形式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产品采购、加工与销售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就生产合作社来说，它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为基础，实行农民自主经营，保持着参加者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以不同形式的联合，而决不是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列宁认为，这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形式。
列宁深刻认识到，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考虑到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
“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列宁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二百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在论及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接着又以加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97页）
3.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列宁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许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首先，加强国家的职能，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抗，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其次，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列宁时期，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都很正常和活跃。再次，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与加强政权建设相联系的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列宁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51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
4.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最后几篇论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发展国民教育，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列宁强调，一要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智力投资；二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不关心提高教师地位的错误倾向，要求“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从1921年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构想过程中，对在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逐步形成了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这里从许多方面已开始接触和摸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
1.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后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伟大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他还说，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人民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探索和试验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和试验过程，就要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和方案，通过实践检验，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改正。列宁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3页；第34卷第329页）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探索和试验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5页）
2.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过程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和经典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这里所说的“理论”或“书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或“经验”指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经历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过程。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列宁说的根本改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
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但重点是指物质文化，即经济建设。二是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列宁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在做《论粮食税》的报告时，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已进一步认识到它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三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革（或改良）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求人们自觉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要取得比较完全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都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崭新而复杂的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改变和破除那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也不会完结。
3.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所谓迂回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4.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大工业，并用大工业改造农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社会制度来说已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又说。“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5.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列宁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但是，当工人监督遭到资本家的拼死反抗以后，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先是没收大企业，而后没收中小企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恢复濒于破产的农业经济，列宁主张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市场出售，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商品交换，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在实行粮
食税以后，列宁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把一些国有企业退回原主经营。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认为存在着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列宁已经有了在一定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根源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一旦废除，就可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恩格斯说：“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这就是说，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的。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的新党纲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曾过早做过试验，结果行不通。通过总结经验，他的认识有很大转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但列宁去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做出概括。
6.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叫嚷“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在把握各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够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列宁全集》第42卷第50页）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要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还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他还使用这样的公式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拖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
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7.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潮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象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
列宁从理论上对革命和改革作了如下的界定：革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急风暴雨式的，“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事物”，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列宁选集》第4卷第610—612页）这就是说，革命是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兴起的；一般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其结果是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进行的；往往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其结果是同一社会制度内部质的飞跃。列宁在他逝世前夕，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
列宁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51(2003)06-0060-(0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2]。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
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4](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4](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其二，列宁对总体、现象、规律关系的唯物主义新研究。这对于“左”的思潮将辩证法规律的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和严重扭曲化的批判方面，更加显示其方法论的指导价值。黑格尔认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反应”。列宁指出：“这是非常唯物主义的、非常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并在概括黑格尔对总体、现象整体与规律关系的合理论述时指出，“规律”比起“总体、现象”仅仅等于“部分”，虽然“似乎承认，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现象的总体”。[4](P166-167)因为黑格尔已从物理学发展史的深刻教训中看到，把任何物理学重要规律绝对化，抬高到代替其他规律的位置，都会阻碍科学的前进和发展。物理学本身的发展也推倒了这种窒息科学、阻碍认识前进的错误行径。正如达尔文的宏观生物进化论已在上世纪逐渐在分子生物学、基因遗传学和信息遗传学中不断深化并向新达尔文主义方向发展一样，把发展的某一规律绝对化、偶像化为唯一发展规律甚至代替了其他规律和辩证法的全部范畴体系，它所带来的窒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恶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三，对总体范畴内涵的新研究。古代哲学就已从宇宙学的视角直观地看到宇宙整体的分与合的功能。但在两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囿于经验观察的局限性，有的把“分”绝对化了，有人把“合”绝对化了，如古代希腊的芝诺把运动空间的可分性绝对化，最后走上了否定运动的歧途。庄子则把“一尺之椎”的可分性绝对化为“日取其半，永世不竭”的无限可分性，从而走上了否定庄周主体存在的荒唐唯我论。
“分”和“合”的现代哲学的表述即连续性表征宇宙总体的“不可分割性”，如各种呈连续性存在的物质场(引力场、核场、电磁场等)；非连续性表征具体物质的“可分割性”，如各种呈非连续性存在的宏观物体，微观分子、原子、核粒子等。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场与粒子、“分”与“合”的物质总体的统一，说明当时牛顿无法解释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巨大宇宙空间通过引力与引力场在宇宙总体中的“超距”作用，因此既不存在离开物质场和宇宙总体的绝对可分的粒子，同样不存在绝对不可分的原子。每个物质层次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时间的非间断性与间断性、认识的非区分性与区分性、活动的非间歇性与间歇性、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事物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5]都是同时存在着的。2500多年以前的老子就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6]列宁讲在物质总体中二者的连接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其四，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发展。“辩证法的要素”俗称“十六要素”[4](P249-251)是列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遗产的重大贡献，不但在辩证法的内容上总体性思想较明确，而且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建构上总体性思想也是较明确的。如在辩证法的内容上，列宁多次较直接地表述了总体性思想：“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关系的全部总和”、“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等。在辩证法的总体结构上，起初列宁在全盘改造黑格尔哲学遗产时把唯物辩证法概括为“三条”，认为“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紧接着又把三要素扩展为“七要素”、“十六要素”，囊括了三个发展规律和系列范畴，这是对辩证法的总体扩展和深化。北京大学的王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已有精彩的阐述，[7](P106)故不再赘述。当然，列宁深知宇宙自身不断发展，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还会揭示新的要素和方面，来扩大辩证法科学的内涵。列宁的这一重要方法论遗产对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克服“左”的错误，推动辩证法的信息化新发展仍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总体观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基础
二战后，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政府在领导经济发展中吸取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合理内容，并把它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是什么?西方思想家还不能从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来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如美国著作家、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熵：一种新世界观》[8]一书，试图回答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世界观问题，该书出版后曾轰动西方世界，我国很快就有中文译本问世。但通观全书，作者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立场上，把热力学的熵的单向发展搬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对全球的生态现状作出悲观的描述，把“热熵”当作自然界最高的科学定律，所谓《熵：一种新世界观》实质上是世界“热寂说”的新翻版，按照这种新世界观可持续发展最终只能导向发展的“零的增长”，最后走向全球的生态灾难和人类的灭亡。这种以“新”为标榜的世界观没有汲取核时代宇宙的双向演化的熵功能，没有看到生态系统的熵的双向演化功能，客观上起着只让富国发展，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宇宙间实际上只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能量。一类是以光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热辐射能，另一类是以暗物质粒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冷辐射能。”[9]并认为，后一类是“负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17世纪30年代英国渥塞斯特(Worcester)侯爵制造的非常著名的“永动机”实验，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负能运转的机器。关于“永动机”，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非人力、畜力和常规能源为动力的一经开动就永远不停地运转的机器。古今中外有很多有识之士尝试制造“永动机”，目的都是为了“省力”而“作用大”。13世纪就有了企图制造“永动机”的记载。实际上“亚永动机”早已出现：如，水车、风车；风力、水利、太阳能发电机等。当今，达到第一宇宙速度(7.9km/s)的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器实属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它的诞生意义深远，已经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人造飞行器的宇宙速度会不断提高，研制“永动机”的脚步不会停止，“负能”的利用将会诞生更多更好的“永动机”。
我们不是否定包括能源危机在内的生态灾难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但不能把可能发生的东西当作唯一的现实根据。只要充分利用现已达到的防止生态恶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只要和平与发展仍占时代主流，在各国政府协商和通力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全球化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得力政策，通过加大生态环境防治的人、财、物的投入，就有可能逐步扭转全球生态恶化的现实，恢复全球的生态向良性方向即有序化的减熵方向转化。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物质自组织原理为指导对核时代揭示的物质总体熵的双向转化进行新的哲学概括，提出了总体性的哲学熵原理。[10]哲学熵范畴是以宇宙熵原体为客观依据的，但它是以信息高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人的智能对宇宙熵的能动的社会反映，其现代技术前提是智能化的全球环保高技术，而形成哲学熵的最重要的智能要素，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不断提高环境意识的能动的人类主体。[11]技术客体是硬件，掌握环保技术的人是软件，但软件——人有无限的环保技术的创造力，两者的结合构成现代哲学熵的空前巨大的保护、恢复生态环境的能动力，可更快地恢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面，哲学熵原理是以耗散结构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协同学等最新科学理论为自然科学依据的，着重点是解决自然界由无序向新的有序化的生态环境的恢复，这一哲学熵唯物主义总体自组织原理既是恩格斯物质自组织原理的运用，同时又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当代生态经济学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现论依据。应该承认，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全球工业化空前扩展，由于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草原大规模沙化，森林大面积毁灭，江河污染不断扩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工业污染排放物仍未受到控制，气候条件变化异常，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日趋减少等等。但是，只要自觉贯彻哲学熵物质自组织原理，在各国政府积极的环保政策的指导下，特别是工业大国主动地减少排污量，竭力改善和保护全球环境，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环境由增熵向负熵的发展方向转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二战后，西方涌现了两次信息科学革命，创立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信息通讯理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始于西方的数字化电子网络化信息革命引发的智能化机器人的后工业化的革命方兴未艾。高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整个西方科学哲学仍未脱离旧实证论的窠臼，多囿于某一科学成就来替代哲学世界观。如，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整体主义”，就是把维纳的控制论的正、负熵观点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直接提升为“现代整体主义”哲学方法的主流，而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则试图以生物系统论为基点建立一种“系统哲学”，其创造哲学总体论的尝试在“时兴”一阵之后就在世界哲坛上如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哲学创新，在哲学上既缺少正确的方法，又离开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全面的科学哲学的认识之上。
总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以理性具体表明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全然性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是运用总体观，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事求是、开拓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人，在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面前，将会以新思路、新作风、新面貌率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她的智慧源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期待着创新、腾飞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
收稿日期：20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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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朝克.论非联系方法[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6]老子(也称《道德经》)第一章、第二章.
[7]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熵：一种新世界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董长军.宇宙能源新概念——负能[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10]何毓德.试论辩证唯物主义总体性原理在当代的发展[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列宁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前列宁颗粒剂；大黄酸；黄芪甲苷；提取工艺；正交设计
Abstract:［Objective］TofilterandoptimizeextractivetechnologyofQianlieninggranules.［Methods］TheoptimizationextractivetechnologyofQianlieninggranuleswasinvestigatedusingorthogonaldesignwiththeavailabilitycomponentextractingfromthedrugastheindex.［Results］TheoptimalconditionfortheextractionofRadixAstragaligroupwas10foldsamountofwater，3times,1.5hourseachtime.TheoptimalconditionfortheextractionofRheumofficinalBaill.groupwas6foldsamountof60%alcohol,2times,twohoursand1.5hourseachtime.［Conclusion］Theoptimizedextractivetechnologyisscientificandefficient.
Keywords：QianlieningGranules；Rhein；AstragalosideIV；extractivetechnology；orthogonaldesign
前列宁颗粒由酒大黄、黄芪、牛膝、菟丝子等多味中药组成，为我院中西医结合系洪振丰教授的经验方，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益气补肾之功效，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炎等症，疗效显著［1］。为方便临床用药和患者携带，实验对组方成分进行分析，根据各味药材所含成分的理化性质，拟分水溶和醇溶两组提取。其中黄芪、菟丝子等药采用水煎煮提取，酒大黄、牛膝等药采用醇提，对其提取工艺采用正交实验法进行研究，以确定最佳提取工艺，使制剂工艺更加合理。
1仪器与试药
美国Waters600E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四元泵，在线真空脱气机，Millennium32色谱工作站；SartoiousBT25S型电子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恒温干燥箱(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医疗器械厂)；DKS24型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精宏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酒大黄、黄芪等实验药材均购自福建同业有限公司，经我院药学系鉴定符合2005版中国药典（一部）有关规定；大黄酸对照品（批号0757-200206，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黄芪甲苷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10781-200512)；甲醇、乙腈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2方法与结果
2.1水煎煮组正交试验设计
采用正交试验法对黄芪、菟丝子等药组水煎液提取工艺进行优选。根据文献报道［2］，以提取次数(A)、提取时间(B)、加水量(C)为试验因素，每个因素3个水平进行优选，以浸膏得率和黄芪甲苷含量作为考察指标进行试验。因素水平见表1。表1水煎煮组的因素水平表（略）
浸膏得率测定：精密吸取母液20ml，置干燥恒重的蒸发皿中，水浴蒸干，于105℃下干燥3h，迅速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min，迅速精密称定，计算出膏率。
2.2水煎液中黄芪甲苷的测定［3］
2.2.1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乙腈-水(38:62)为流动相；流速为1.0ml/min。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检测。此色谱条件下，理论塔板数按黄芪甲苷峰计算，应不得低于4000。
2.2.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黄芪甲苷对照品4.0mg，置于10ml容量瓶中，加入甲醇定容，制成0.4mg/ml的溶液，即得。
2.2.3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按正交表条件提取，合并提取液，滤过，滤液浓缩至1:1（g/ml），加乙醇使醇浓度达75％，低温静置24h，取上清液减压回收乙醇，浓缩定容于100ml量瓶，摇匀。分别精密量取20.0ml，用水饱和的正丁醇振摇提取3次，每次25ml，合并正丁醇提取液，用氨试液洗涤3次，每次20ml，正丁醇提取液回收溶剂至干，残渣加甲醇溶液并转移至10ml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离心，取上清液，即得。
2.2.4标准曲线绘制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2，4，6，8，10μL，分别注人高效液相色谱仪，依法测定。回归方程为Y=7985.56X+1457.24，r=0.9998。结果表明，黄芪甲苷进样量线性范围为2.014～10.070μg。
2.2.5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重复测定5次，计算精密度，结果黄芪甲苷峰面积的RSD为0.23％(n=5)。
2.2.6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号样品，配制3种浓度，照含量测定项下方法每个浓度测定3次，结果RSD为1.07％、1.58％、1.91％，表明重现性较好。
2.2.7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在0，4，16，24，48h分别进样5次，依法分别测定黄芪甲苷蜂面积值。结果RSD<2.0％，表明本品在48h内测定结果稳定。
2.2.8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同一批样品，各精密加入黄芪甲苷对照品适量，按2.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液，依法测定并计算加样回收率，得平均回收率为98.21％，RSD＝1.41％。
2.3水煎煮组最佳工艺确定
正交试验结果见表2，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按下列公式计算综合评分值:出膏率加权评分(y1)＝(出膏率-12)/（25-12）×100；黄芪甲苷含量加权评分(y2)=(测定量-0.2)/（0.4-0.2）×100。综合评分=（yl+y2）/2。表2水煎煮组正交试验结果（略）表3水提工艺方差分析表（略）中国论文联盟
由表2可见，3个因素的级差大小顺序为A>C>B，提取次数对提取工艺的影响最大，加水量影响较大，提取时间影响最小。由表4可见，因素A(提取次数)、因素C(加水量)有显著性，因素B(提取时间)无显著性。故最佳工艺为A3B1C3，即用10倍量水，提取3次，每次1.5h。按优选的最佳工艺提取3批样品进行验证实验，可知，三批样品出膏率分别为24.14％、24.09％、23.97％；黄芪甲苷含量分别为0.397、0.384、0.391mg/g。验证结果表明工艺基本稳定可行。
2.4醇提组正交试验设计
根据文献和预实验结果［4］，采用正交试验法。以浸膏得率和大黄酸的含量为考察指标，对乙醇浓度(A)、醇用量(B)、提取时间(C)3个试验因素，每个因素3个水平进行优选，并以浸膏得率和大黄酸含量作为考察指标进行试验。因素水平见表4。表4醇提组的因素水平表（略）
2.5大黄酸含量测定
2.5.1色谱条件
填充剂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色谱柱为SHIMADZUC18色谱柱（4.6mm×250mm，5μm），流动相为甲醇-0.1％磷酸溶液(85∶15)，检测波长为254nm，流速为1.0ml/min。理论塔板数按大黄酸峰计算应不低于3000。
2.5.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干燥2h后的大黄酸对照品0.038g，置于25ml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得含大黄酸0.152mg/ml的对照品溶液，备用。
2.5.3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大黄酸对照品溶液1.0、2.0、3.0、4.0、5.0ml，置于10ml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分别进样5μl。以进样量(X)为横坐标，峰面积积分值(Y)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Y=7867.756X+1.6727(r=0.9998)。结果表明，大黄酸进样量在0.076～0.380μg范围内与峰面积积分值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2.5.4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用L9(34)正交表安排试验，称取处方量的药材，按设定方案进行回流，收集回流提取液，定容至200ml，精密量取50ml，置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水浴蒸干，于105℃干燥3h，置干燥器中冷却0.5h，迅速称量。精密量取已定容样品液50ml，水浴蒸干，加5mol/L。硫酸溶液20mL，置水浴加热1h，立即冷却，加氯仿提取3次(30、30、20ml)，合并氯仿液，加水洗涤2次(20、20ml)，弃去水层，氯仿液水浴蒸干，残留物加甲醇定容至5ml，即得。
2.5.5含量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5μl、供试品溶液1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按“2.5.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高效液相色谱见图1。
2.5.6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2.5.2”项下大黄酸对照品溶液5μl，重复进样6次测定峰面积。结果，峰面积RSD=1.3％，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5.7稳定性试验
取“2.5.4”项下的供试品溶液。分别于0，4，16，24，48h时按“2.5.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5次。结果：峰面积RSD=1.18％。表明供试品溶液在48h内稳定性较好。
2.6醇提组最佳工艺确定
正交试验结果见表5，方差分析结果见表6。按下列公式计算评分值：出膏率加权评分(y1)＝(出膏率-13)/（20.5-13）×100；黄芪甲苷含量加权评分(y2)=(测定量-5)/（9.4-5）×100。综合评分=（yl+y2）/2。表5醇提组的正交试验结果（略）表6方差分析结果（略）
由表5可见，3个因素的级差大小顺序为C>A>B，提取时间对提取工艺的影响最大，醇浓度影响较大，醇用量影响最小，实验结果最佳工艺为A2B2C3。由表6可见，提取时间有显著性，醇浓度、醇用量无显著性。考虑生产成本，确定A1B1C3为最佳工艺，即用6倍量60％醇溶液，提取2次，分别为2.0、1.5h。按优选的最佳工艺提取3批样品进行验证实验，可知，三批样品出膏率分别为20.24％、20.32％、19.97％；大黄酸含量分别为9.41、9.37、9.31mg/g。验证结果表明工艺基本稳定可行。
3讨论
验方中大黄取其解毒泄下之功，以清体内热毒，使湿热由下而去；取其活血祛瘀之功，使血行通畅，瘀血得解；一药两用，为君药。而其中大黄酸具有抗菌抗炎作用，故醇提组选择以大黄酸作为含量测定指标。黄芪取其补气之功而治前列腺增生日久气虚之候，而其利水之功又可助它药以泄湿，故水提组以黄芪甲苷作为指标成分。黄芪等药味中的活性成分在水中有较好的溶解度，故考虑用传统的水煎煮提取。大黄、牛膝等醇提组药物中有效成分在醇溶液中溶解度较大。
前列宁颗粒为复方制剂，成分复杂。试验选择以浸膏得率和相应的含量测定为指标，可综合评价工艺的合理性。采用正交设计的试验方法对提取工艺进行优化筛选，确定的提取工艺简便、科学，符合生产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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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文范文第6篇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
关于文化建设，列宁把它提到文化革命的高度。他指出，在政治变革、社会变革之后，只有实现了文化革命，我们才能说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为此，他特别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应当使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国民教育的需要，强调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同上书，第763页）“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同上书，第764页）。
列宁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想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对如何搞法制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刻阐明了法制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充分体现法制完备、人权保障、权利制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等基本原则，强调只有完备的法律才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同时还指出完善的法律如果不在现实生活中执行，便是一纸空文，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不仅如此，还要加强法律监督保证。列宁还认识到法律意识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无论是对法制建构，还是对法律运行，法律意识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列宁所处时代的严酷的政治环境及他过早的去世，使他的许多法治思想没有充分展开，但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一、有法可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列宁十分重视法制工作，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夜里，就亲自起草了《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从1918年到1924年，在列宁的直接关注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两部宪法和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权利宣言。特别是在1922年，先后制定和修改了《苏俄刑法典》、《检察机关条例》、《律师机构条例》、《苏俄民法典》、《苏俄法院组织条例》、《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使苏维埃国家从根本大法到各主要部门法大体制定完备，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列宁在领导苏维埃的立法活动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贯穿社会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党的政策主张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来实现。列宁认为：法律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意志如果是国家的意志，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党的土张和政策要变为国家意志，变为法律，也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立法程序来作出决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因为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党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实行自己的决定。党要努力领导苏维埃的活动，但不能取而代之”。
第二，坚持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的原则。列宁曾经以非常赞赏的态度肯定了普列汉诺夫1903年在俄国社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命题：“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普列汉诺夫认为：“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列宁指出这段话“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是“大有教益”的。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夜里，在列宁主持下通过的《土地法令》就是一个典型的立法实例。当时，俄共(布)是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实行集体的“共耕制”的，而由非党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根据242份地方农民的委托书拟定的《农民土地委托书》中，却提出了土地社会化、私有化，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的要素。对此，列宁没有强行推行党的主张，而是认为：“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将它同时附在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上予以颁布实行。
第三，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社会主义法律是在总结群众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不是按照什么“计划”或由法学家杜撰出来的，因此，制定法律应当坚持民主原则，要使法律真正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吸收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参加立法。列宁指出：“民主的组织原则，其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法律。”
第四，坚持法制统一的原则，防止法出多门。在列宁的领导下，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对立法权作了明确规定：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外，其他任何机关都没有颁布全国通行的法律的权力。1922年，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中更加明确地阐释了法制统一的思想，认为“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
第五，坚持法随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立、改、废的原则。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法律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修改补充、彻底废除或另立新的法律。他指出：“如果法律妨碍革命的发展，那就得废除或修改。”“经验告诉我们，修改法令是必要的，因为遇到了新的困难时，修改法令就可以从这些困难中汲取力量。”与此同时，列宁又提醒人们，法律的修改要十分慎重，实事求是，不能随心所欲任意为之，否则法律就失去了稳定性和权威性。
第六，坚持法律可以继承，但不能照抄旧法的原则。列宁认为，法律具有继承性，在制定、修改和补充社会主义法律的活动中应当注意全面正确地吸收外国有益的立法经验，既不能拒绝吸收，又不能照搬照抄，而应当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遗产。1922年在制定《苏俄民法典》时，列宁曾明确指出：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因袭(确切点说，不要被那些昏庸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所愚弄，他们总是因袭)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概念，而要创造新的”。同时，“西欧各国文献中和经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一定要吸收进来”。列宁的这些思想原则直接指导了苏维埃国家的立法工作，并且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中的宝贵内容。在确立了立法的原则之后，列宁还十分重视立法的技术和立法质量。法作为社会调整(或控制)的技术，其中包含着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包含着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创见和智慧，包含着人们控制各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技术手段。这些认识成果及调整技术一旦形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而具有普适性。社会主义法不仅要更准确、充分地表现和实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也应该积极地学习和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法律文化成果，绝不能闭门造车。社会主义法在摧毁旧法体系、改变旧法本质的前提下，吸取其中的有益成果，是提高社会主义法的立法质量、改善立法技术的有效途径。列宁认识到经济规律的巨大作用，认为“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应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基础进行法律调整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因此，列宁便派遣法学家去研究革命前的俄国法典和西欧的法律体系，仿效它们的法律条款，使之能为社会主义政权所用。在列宁的领导下，到1924年，苏维埃政权已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本法(宪法)》、《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苏俄刑法典》、《苏俄民法典》、《苏俄土地法典》、《苏俄劳动法典》、《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这些法律并不是苏维埃政权自行杜撰的，而是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吸收了资产阶段立法经验、教训后制定出来的。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得以摆脱简单的爬行主义，在人类已有的法律文明的基础上，快速出台法律，使法律更迅速、更准确、更周到地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二、严格执法、守法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第一，法律应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执行。一切社会关系主体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党、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普通公民，应自觉守法，不得以任何方式践踏法律的权威和尊严。1919年12月4日，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法令中帮助农民的条款“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法律的颁布，并不等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实施。法律规范要转化为合法的法律关系，必然会遇到各种障碍和阻力，法律的实施要求克服这些阻力。广大人民的意志要转化为现实的法律关系，离不开法律的执行和遵守。因此法律的权威性，既体现于法律规定本身，也体现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中。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第二，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外特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要严格守法。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带头守法，应成为守法的模范。如果他们其身不正，将对群众的守法行为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手中已握有某些权力，一旦违法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对特权人物的违法犯罪行为，更应从重处罚。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草案经列宁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5月8日审议批准。1921年11月24日，在列宁参加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共产党员因一般刑事案件交法庭审判时应加重处罚，以“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得以从轻处理的可能性”。列宁认为：“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民加倍严厉”这是“起码常识”。与普通群众相比，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更有机会破坏依法办事原则，争取非法利益，满足私欲，如果不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会使更多的人犯禁效尤，形成一个腐败层，动摇无产阶级的基础。预防和打击腐败，法治是最有效的手段。只有健全法律、严格执行、加强监督，才能防止某些人滥用党和国家的权力，，权钱交易；实行法治，才能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进行最有效的打击，杜绝以后类似行为的发生。列宁本人也十分注意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1919年2月，达尼洛夫纺织厂派代表向列宁提出按纺织业口粮标准发给他们口粮的要求，列宁在回信中写道：“由于这个问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的，而根据宪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高于人民委员会，所以无论我这人民委员会主席，还是人民委员会都无权改变此项决定。”
三、加强法律监督，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实施
法律监督对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保证上升为法律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得到切实的普遍的实现。列宁十分重视法律监督的作用，他认为：究竟用什么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的加以惩罚。社会主义法律监督是全社会的事情，主要包括党组织的领导监督、专门法律机关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一，加强党对法律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领导，地方检察长由中央任命。中央总检察长、最高法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委员。要受党中央组织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三个党机关的最密切的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内的最高监督机关，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为了使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它的任何委员都不得在任何人民委员部、任何主管机关及任何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职。列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实际有效地抵制地方影响，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同时，列宁还认为，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其有效性、约束力具有普遍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党员也不例外，因此也应加强对党员的法律监督，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第二，坚持专门机关的监督。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着手创建专门负责法律监督工作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它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检查、监督国家机关对法律、法令、决议和命令的贯彻执行情况。因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客观形势的变化，它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1920年2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苏维埃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察院，并通过了《工农检察院条例》。列宁认为这个新的机构的设立以及条例的颁布，是“反对的措施之一”，它从组织上保证了更广泛地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国家的法律监督工作。列宁认为，要通过工农检察院的工作，“把工人和农民输送到这种机关中去”，“把赶出我们的机关。必须让广大的非党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学会自己管理”。。条例规定，工农检察院的职责是：对一切国家管理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各社会团体的工作实施监督；同一切机关中的和因循守旧进行斗争；检查苏维埃政策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管理机关遵守法律的情况等。为了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列宁认为它应只受中央机关领导，保留检察机关对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法的观点提出异议的职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维护法律统一、保证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保证国家意志的最高权威性、反对地方主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针对当时法律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违法犯罪的社会现状，列宁认为，“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地道的俄国现象作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忙才行。”社会主义国家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使国家职权的。人民对其代表守法情况进行监督，也是无产阶级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列宁鼓励工兵农群众勇于同破坏法治的行为作斗争，并保证他们行使揭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作用。列宁要求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信件，调查属实后即对当事者严肃处理。同时，为了保证群众监督的实际效果，列宁重视处理人民群众申诉、控告的制度建设。1919年1月，列宁批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命令您立即向我汇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收到的对所有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控告，其中书面控告应在24小时内、口头控告应在48小时内向我汇报。办公厅应对这类控告进行专门登记，同时责成办公厅的办公室主任认真检查我就这些控告所作批示的执行情况。”
四、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为实行法治创造良好条件
列宁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法律观念等文化因素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密切联系。他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性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俄国取得胜利的，在这个经济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性的无政府主义，给实行社会主义法治造成许多消极的影响。长期实行专制统治的沙皇俄国，缺乏实现法治的历史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不可能指望广大人民群众一朝一夕就培养起守法、爱法、护法的思想观念。再者，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旧法律深恶痛绝，也影响了对新法律的态度，有一部分群众的观念中往往分不清新法与旧法的区别，将对旧法的仇恨情绪泛化为对全部法律(包括社会主义法律)的仇恨。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为了保卫、巩固新生的政权，政府不得不以军事的、行政的命令推动政策，这使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偏好单纯的行政手段的倾向。因此，为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就应该清理人们的思想观念，使其分清哪些是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相容、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哪些是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相排斥、需要予以清除的。然后，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在这方面“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将是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应循序渐进，而不能操之过急。
列宁论文范文第8篇
一、句子判断不准确。
一篇有说服力的议论文，要求每个句子都准确无误，特别是判断要准确。例如，一个同学自拟题目写对一部电影的观后感，拟的题目是“要行动不要豪言壮语”。他要表达“要实干，不要说空话、大话”的意思，但他不知道并非所有的“豪言壮语”都是空话、大话，就比如革命时期的“豪言壮语”。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英雄，还是四化建设的模范，他们不都有很多豪言壮语吗？怎么能说“不要”呢？这是判断的错误。
二、一个段落中前言不搭后语。
句子判断准确了，那如何把这些句子组成一个句群、一个段落呢？一般说，一段话由一个或几个句群组成，在这些句群中，句与句之间一定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或是并列关系，或是选择关系，或是转折关系……只有按照正确的思路有条不紊地理清这些关系，使文意前后贯通，才能表达好文章的内容。有个同学在《高考前必须扎扎实实地复习》一文中这样写道：“只有扎扎实实地复习，才能增加新的知识，‘温故而知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知道空中楼阁是永远不能建成的，正如我们不复习就得不到好成绩一样。”“||”前后的两句话有什么联系呢？前面说的是增加新知识，后面说的是打基础，这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三、文章段与段之间逻辑混乱。
写好议论文，论证必须清楚，段与段之间的逻辑性要强。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当我们看到一个作文题时，经过正确的审题、立意后，就该打腹稿了。这时，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在“做文章”，而要认为是在回答别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假设题目就是问题），那么，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动笔前先考虑从哪几个方面说理才能较好地证明你的论点，然后考虑用哪种论证方法来论证，最后根据内容和论证方法安排段落，明确哪段先说，哪段后说，这几步想好后再草拟文字稿。但有的同学动手前不习惯于周密地思考，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例如有一个同学写一篇《谈谈对外开放》的议论文。他在本论（为什么）部分先从理论上谈开放的意义，继而谈开放中要注意的问题，在结论（怎么样）部分又从实践（中国国情）方面谈开放的意义。三个段落的凌乱说明作者思路的凌乱。至于论证方法，作者也没有去认真地考虑。其实，这篇文章若按“开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意义开放中应注意的问题”去写就很好。
四、只举例，不分析。
很多同学平时记了一些材料，作文时，论题确定后，就根据对文章的字数要求摆几个例子出来，然后写一段结尾，文章就算写成了，殊不知，例子是为证明论点服务的，应让相关的事例与论点取得联系。这种联系靠什么呢？靠分析、说明和评点，只有这样，事例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怎样去分析、说明、评点呢？或是指出这个事例的意义，让事例的意义与论点挂钩；或是简析事例的内容，在简析中说明事例对论点的作用；或是证明这些事例的无可辩驳，以此支持论点。
五、材料与观点不统一。
有这样一个例子：两个同学在写作《时间就是胜利》的议论文时，有位同学引用这样一个材料：“一次，列宁要接见一个共青团小组，但团员们晚来了十分钟，列宁的秘书对他们说：‘列宁同志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你们来晚了，他只能先去接见别的同志，以后再来接见你们。’”另一位同学引用了别的材料，说：“1927年8月1日晨，由于叛徒将起义情况向敌人告密，同志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提前两小时便发动了武装起义，终于赢得了时间，拿下了南昌城。这两小时，关系到这次武装起义的成败。”初看这两则材料似乎都可用，其实，第一则里时间和胜利的关系联系不紧密，第二则材料才跟论点有直接联系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一个原因是，有些同学平时积累的材料少，所以到用时饥不择食。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同学记得的材料不少，但不认真选择，随便挑几个就用。再者，有的材料可以从几个角度说，但选错角度会造成不统一。要做到统一，一是要多积累材料，做到“资源丰富”；二是要善于从浩瀚的材料中筛选出适合论点的材料；三是要会取角度。
六、片面强调，把话说绝。
议论文要说理充分，充分不等于把话说得绝对化，说话绝对，恰恰是说理不充分的表现。如有个同学为说明学语文重要，这样写道：“只有学好语文，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不能建成。”别人问他：“既然语文这么重要，那么课程表上为什么要排那么多数理化呢？”他无言以对。
列宁论文范文第9篇
从自然生命来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学术生命来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在从北京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当了10年农民之后，我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届“七七级”大学生；1979年，我成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2年，我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的首届博士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最早的哲学博士……
多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一个学术梦、哲学梦、中国梦，就是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做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哲学创新、理论创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一块铺路石子。《教学研究》正是我开始放飞这一学术梦想的地方，从1984年开始，我与她结下了28年的特殊情缘，真是一言难尽……
那是1984年5月的一天，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找到了《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交上了刚刚完成的一篇习作《列宁（哲学笔记本）的科学价值》。当时接待我的是王箴禹同志，他老成持重，虽素不相识，却很热情。
稿子交上去了，我内心还是忐忑不安的。我当时还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而且只是一个在读的博士生，又从来没有在正式报刊上发表过什么东西，远不像有些人年纪轻轻就已崭露头角。
这篇稿子，虽说只有8000字左右，却凝聚了我近20年学习的心得体会。1963年，在北师大二附中读书时，我就开始比较系统地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我对列宁著作特别喜欢，可谓情有独钟。非常凑巧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小学语文教育的母亲高惠莹，买了一本1960年版的精装本的列宁《哲学笔记》；这本书成了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但感到像“天书”一样，很难看懂。我不由得萌发一个念头，有朝一日一定要解开这个迷，让人们读懂这部“天书”。1968年6月，我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当知青，别的书都不能带了，随身只带了这样一些马列著作。临行前，父亲王培英给了我20元钱，我拿出12元钱，到中国书店买了一套四卷本的《列宁选集》。在中，在农村土炕头上的小油灯下，这些马列著作、尤其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伴随我走过了从20岁到30岁的青春岁月。
从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到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师从庄福龄、徐琳、刘炯忠教授，我一直执着于列宁思想及其《哲学笔记》的研究。我的硕士论文，就选了《哲学笔记》作为研究对象。从1982年开始，我来到北大哲学系，师从黄楠森教授，专门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为此，我跑遍了北京的各家圖书馆，查阅了各种版本的《哲学笔记》，掌握了当时苏联与西方“列宁学”的各种研究成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撰写了这篇文章投给了《教学与研究》。文章虽然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首届列宁哲学思想研讨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能不能正式发表还是个问号。应当说，在全国首届列宁哲学思想研讨会上由我作大会的专题学术报告，是黄楠森教授推荐决定的；而论文拿到《教学与研究》，却没有经任何人推荐，是我自己送上门的。没想到，王箴禹等编辑部同志奖掖后学，鼓励新人，很快在当年8月《教学研究》第4期上刊出，随即在当年的《新华文摘》第10期被转载。这篇论文指出了苏联编者在编辑出版列宁《哲学笔记》中的重大理论失误，要求恢复列宁自己命名的八个《哲学笔记本》的本来面目，并旨在从中挖掘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哲学创新推波助澜。
当时国内学术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给予了广泛关注，甚至连常以老大自居的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也在评述有关当代中国哲学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黄楠森、庄福龄、王东等人为代表的、以专门研究列宁辩证法见长的学派。
由此开始，我也就与《教学与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杨耕、孔伟等同志，多次向我约稿。孔伟还不辞辛苦，登门拜访。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她当年还精心编排了张岱年和我一起合作的一篇大文章。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外普遍关注：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也正在启动迎接校庆100周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学术活动。张岱年先生约我一起写一篇文章，特别用了一个旗帜鲜明、耸动视听的大题目《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张先生是我有幸得遇的第二位大师。1982年读博士生时，我们同学三人中我跟着黄楠森老师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陈来、刘笑敢跟着张先生学中国哲学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又拜张先生为师，学习他的综合创新论。
1993年4月26日，经张先生推荐，我和他老人家一起去参加《光明日报》召开的一个民族精神座谈会。张先生相当郑重地对我说：“王东同志，你支持我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把这个理论再发展发展，使它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个‘颜李学派’，虽说最早是由颜元创立的，可是后来是由于李堞的继承发展，才有了更大影响……”我事先并没想到，年事已高的张先生会对我郑重其事地说出这样一番话，觉得分量太重了，我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力而为。1997年，迎接北京大学校庆100周年之前，我到张先生家去看望他，谈话之间，他又说了上次的话。我当即表示：“您的意思我赞成，我一定尽力而为。您首倡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非常正确，只是有些人认为它只是个空洞的口号，抽象公式，没有具体内容、具体用处。我们可以进一步回答‘综合什么，怎样创新’的问题，并且尽可能使综合创新论具体化。”张先生深表赞成。他老人家还和我约定，在迎接北大校庆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此题目作一个联合发言。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和张先生合写了这篇文章《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发表在1997年《教学与研究》的第5期上。《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作了全文转载，并且作为重点文章上了封面要目。当年方克立先生到北京大学作学术讲演时，还专门提到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与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