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范文
时间：2023-10-24 12:04:38
家庭农场篇1
规模种植增效益
“没想到，我的家庭农场居然是全省第一家，是石门县联社帮我圆了生态农业致富梦。”3月26日，38岁的黄云华捧着“石门县丰瑞乐家庭农场”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满脸喜悦。
黄云华是石门县蒙泉镇潘家铺村有名的种粮大户。过去5年，在石门县联社5万元小额农户贷款的帮扶下，她承包了200多亩水稻田。由于技术好、管理精，稻田连年高产，效益可观。今年，在得知中央鼓励农民搞家庭农场的消息后，她决定进一步扩大规模。3月初，黄云华与126个农户签订了300多亩土地流转协议，专业从事优质双季稻生产。在黄云华提出贷款申请的当日，石门县联社召开贷审会，决定以其集体流转土地做抵押，为其追加10万元“妇女创业贷款”。目前，黄云华购置了2台大功率耕整机和4台步行式插秧机，聘请5名农民参与管理，家庭农场已初具规模。
“我的农场全部是工厂化育苗，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管理500多亩地，并不是难事。”随着亩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除去成本，黄云华预计每亩利润在400元左右。她信心十足，给家庭农场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笔者在现场看到，投资200万元的“中央财政现代农业优质稻田间渠工程”，配套了农场所需机耕道和灌溉沟渠等农田基础设施，为农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态养殖结硕果
在人们的印象中，猪场是个又脏又臭的地方。初夏时节，走进石门县楚江镇二天门社区“发酵床”养殖示范场，却见不到传统养殖场猪粪横流的“惨境”，也闻不到刺鼻的臭味。
为引导全县加速构建生态养殖产业，石门县联社以标准化、规模化、健康无公害养殖基地为信贷支持重点，推动全县养殖产业户走家庭农场的新路子。2012年全县生态养殖总产值达7.25亿元。
李平国是一名返乡农民工，2008年他放弃深圳市昊洋医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优厚待遇，带着掘取的人生“第一桶金”，回乡发展有机农业。建场之初，在石门县联社10万元的贷款支持下，李平国建起三幢1200平方米的猪舍。他以国际先进技术“发酵床环保养殖法”为标准发展养猪业，将锯木屑、稻壳与适量微生物混合，发酵成有机垫料，铺成90厘米厚的“养殖床”。猪的排泄物被有机垫料里的微生物迅速降解、充分发酵后成为酒香浓郁的有机物，完全免除了打扫、冲洗猪舍之劳和环境污浊之忧；猪的拱食爱动习性得到满足，有利于猪的健康生长和肉质优良。发酵床温度基本维持在25℃左右，冬暖夏凉，有助于猪的育肥。三个月时间下来，每头猪每天增重1公斤以上，每头净赚200多元。“发酵床养猪法”取得成功，李平国决定放手大干。2010年，石门县联社为他争取到30万元小额担保贴息贷款，帮助引进外三元良种仔猪210头，李平国迈上了大规模生态养殖之路。
“年出栏生态猪3000头，年收获生态果2000吨，年出售生态泥鳅1000公斤，年收入100万元。”身为楚江镇人大代表的青年农民李平国，最近组建了“咸阳山生态农业家庭农场”，他要把自己的发展经验传授给更多的父老乡亲，促进共同富裕。
荒山野岭换新颜
石门是“中国柑橘之乡”，全县40多万亩“橘海”绵延，产兴业旺，广大农民因橘致富，可供开发的土地十分珍贵。
6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退伍军人张宗权看准了楚江镇新厂社区狮子垴山上一片乱石嶙峋的“骨头山”。从小富有敢闯敢拼精神的张宗权果断与当地村委会签下23年的租赁经营协议书，将200亩荒山和二都乡月亮水库“月亮岛”一同租下，一心一意当农民。
砍杂草，炸石头，平梯田，架电线，埋水管，挖穴栽苗，张宗权在这片荒山上种植市场紧缺的诺瓦杂柑、冰糖橘与桂花、茶花等花木。由于前期投入大，张宗权的资金很快捉襟见肘。就在他深感无助之际，石门县联社信贷客户经理为其送来了20万元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如今，这座荒山华丽转身为“惊艳”橘乡的花果山，1.5万余株诺瓦杂柑、冰糖橘果香四溢；“月亮岛”上，3000余株“八月桂”桂花、1000余株“七星球”山茶花摇曳多姿。张宗权被授予“常德市科技示范户”称号，2012年9月，他连任石门县政协委员。
受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鼓励和支持发展家庭农场”精神的鼓舞，4月22日，张宗权的“石门县月亮岛家庭农场”正式注册，他的身份也从过去的“农户”向“农场主”转变。利用邻近县城的优势，他打算在石门县联社的支持下，将家庭农场打造成集名优柑橘产销、花木种植、旅游度假、农业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庄。
家庭农场篇2
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已有一段时间，虽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但各地也探索出一些经营模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1“单打独斗”型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目前这种经营模式在我国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模式。该模式操作起来较为简单，且农户在经营管理方面有较强的自主性。然而，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技术等都是由农户自主提供，因此这种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经常面临着资金短缺、生产技术低下、与市场脱节及农户承担较大风险等诸多问题，是一种较为初级的经营模式。
1.2“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模式“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模式是一种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将农业生产类型相同或相近的家庭农场集中在一起组成利益共同体，它通过市场信息资源共享、农业生产资料的统一购买和使用，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等阶段，为家庭农场提供包括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经销渠道等多种的社会化服务。在这种模式下要求合作社具有较强的实力和完整的组织体系。但由于受制于资金、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约束，大部分专业合作社也只能提供一些简单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体系还很不完善，难以带领家庭农场走向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
1.3“家庭农场＋龙头企业”模式这种模式一般是以龙头企业为核心，通过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方式带动家庭农场发展。而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的合作实质上是“订单模式”的合作，家庭农场经营者在这种合作模式下的谈判能力较弱，企业为牟取较大利润而不惜损害农户的利益，农民往往沦为龙头企业的农业雇佣工人。三农学者黄宗智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庞大、人地比例悬殊较大的国家，如果将大部分的农民变为纯粹的农业雇佣工人，为农业企业劳动，那么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使农民原本薄弱的福利再次受到损失。因此，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进行简单合作的模式也不是一种适合我国农业、农民长期发展的模式。
1.4“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模式家庭农场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往往会采取与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合作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专业合作社作为家庭农场的发言人和谈判者，就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收购方式等与企业进行谈判，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保障了农户的利益。但这一模式仍然没有触及到我国家庭农场经营面临的本质问题，如资金短缺、土地流转困难、技术水平低下以及经营主体缺乏等。另外，由于该模式下的合作本身并没有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建立的这种合作关系是很不稳定的，且农户随时都将面临着专业合作社逆向选择的风险。
2合作共生模式的选择
2.1合作共生模式选择的背景分析
2.1.1合作共生模式选择的制度基础在我国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土地集中较为困难，加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我国家庭农场走土地密集的大规模化农业道路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者提出适度规模家庭农场才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但是要在适度规模下获得大规模经济效应，创新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是必然选择。我国农业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一直处于“以农哺工”的状态，呈现农村生产要素单方面向城镇流动的局面，这极大地限制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国提出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改革方向，为工商企业与家庭农场合作共生提供了政策支持。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的双重作用下，工商企业与家庭农场集群进行城乡之间要素的平等交换，有助于推动家庭农场发展和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共同发展。基于上述背景分析，笔者认为现阶段选择合作共生模式，把分散的家庭农场联结起来，通过合作实现家庭农场集群与工商资本的结合，从而实现农业的区域产业化经营，这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
2.1.2家庭农场经营面临的问题当前，我国家庭农场有所发展，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经营难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资金短缺。农户的自有资金不足、融资困难以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有限，导致家庭农场经营资金不足，从而制约着家庭农场的发展；二是规模难以扩大。知名学者马庆斌］指出较大的土地规模是保证家庭农场实现机械化、专业化生产的前提。然而众所周知，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仍承担着大部分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功能，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且推行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但面对城市融入的困境，大部分农民仍然不愿意把土地长期流转出去，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因此一直难以扩大；三是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科技投入不足。现阶段，大部分家庭农场经营者文化水平偏低，运营组织与统筹管理的能力较差，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习惯遵循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而学者贺雪锋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指出，科学技术的应用水平是决定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的增加能否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一个主要因素，由此可见，科技投入不足也是阻碍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四是经营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由于农村发展机会相对较少，加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适应现代城市的就业和生活，大多不愿再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目前，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大多是60后，家庭农场经营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在现行的农业制度、政策下，根据我国家庭农场经营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基于共生理论，笔者提出了发展我国家庭农场的新模式，即各家庭农场在政府项目的引领下形成以各家庭农场为内核的家庭农场集群，通过该集群与工商企业进行产业合作，以实现政府牵头的区域产业发展项目为目的，以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重组为主要内容的合作共生模式。
2.2模式分析家庭农场经营合作共生系统中的共生单元主要由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及地方政府组成，各个共生单元在市场的主导下以及政策的推动下进行能量交换，进行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家庭农场经营者拥有的土地、劳动力、农业技术等要素与工商企业拥有的资金、管理等要素以及地方政府拥有的资金与项目优势融合在一起，就能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共生合作模式下，各共生单元之间的要素流动都是双向的，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家庭农场一方面吸收龙头企业所提供的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家庭农场的劳动力、初级农产品等生产要素向企业流动，支撑企业的生产发展。同样，地方政府与家庭农场，以及龙头企业之间的要素流动也是双向的，因为只有在彼此之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情况下，才能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产生单方所不能达到的整体效益，如协同效应、增值家庭农场经营共生模式在实施上应特别关注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的合作和利益分配。在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的具体合作上，龙头企业可以把工厂建到家庭农场附近，在农村直接开展合作。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企业出现的“用工荒”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工资水平，甚至更低的工资水平下，人们更愿意选择家乡的工作机会，这样可以工作时兼顾家庭；另一方面工厂为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养老所需，使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弱，这样就更有利于农地流转。总的来说，合作共生模式下，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问题和企业的用工荒问题都能同时得到解决。此外，从利益分配角度考虑，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可以采取双向持股的形式进行合作。之所以采取双向持股，一方面是力图使家庭农场的经营成果与企业利益联系起来，防止企业为获得高利润而损害家庭农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家庭农场持有企业的一部分股票，因此能参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分享，这样家庭农场经营不仅能直接获取农产品生产的效益，而且还能分享到农产品的加工、销售环节的收益，这极大地拓宽了家庭农场经营收入的来源，能促进农户收入的提升。家庭农场经营共生模式其实强调的是一对多的合作模式，即将多个家庭农场在政府项目的引领下聚合在一起，共同联合经营，这样能获得单个家庭农场无法收获的规模效益以及品牌效应。企业与家庭农场合作，有助于解决家庭农场经营面临的资金短缺、技术低下以及管理不善等问题，从而带动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通过地方政府与家庭农场及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税收优惠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企业进驻，从而带来大量劳动力的聚集，这样会带动区域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地方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为地方政府拓宽财税来源。地方政府在整个共生系统中，不仅要对家庭农场和进驻企业之间合作利益的分配进行协调，还要执行一定的约束、监督功能，防止因为任何一方出现违约的情况而影响到整个共生系统的稳定。
2.3效益分析
2.3.1提高家庭农场的收入水平一是在合作共生模式下，由于家庭农场经营融入了现代科技、机械化操作、科学管理等现代化生产要素，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同时又提高了品质，加之规模化的生产与品牌化的经营，自然能大幅提高收益；二是农业劳动有“农忙”和“农闲”之分，在农闲时，合作企业为家庭农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工作机会，这能让农场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有助于增加农户的收入；三是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双向持股的合作形式，也使农户能分享到更多的生产经营附加值。
2.3.2改善农村环境本文所指的农村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的初期，农业生产主要是综合生产，即农户种田兼养禽畜，在这种“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下，农业生产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此外，由于当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较低，打工的浪潮还没来临，农业兼业化还并不是十分严重，大部分的农民常年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乡村呈现出一片生机与活力。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业有效劳动力大量减少，综合型的农业生产不复存在，同时为降低劳动强度并保证产量，各种化肥与农药广泛使用，农村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在逐步恶化。在合作共生模式下发展家庭农场，能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同时改善人文环境。一方面是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合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面对市场对“绿色食品”的需求，不再片面追求农产品的产量，而是更重视产品的“绿色”与“原生态”，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从而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企业进驻后，农民在家乡就有了工作机会，对缓解目前农村“空心化”的现象能起到较大的作用，这就会使农村的人文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2.3.3加快城镇化进程本文所指的城镇化是指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接近城镇居民，而不是采取的“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庭农场，农场经营者的收入会有较大的提高，能够达到一般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于流转出土地的那部分农户，其收入来源于流转出土地的租金收入和外出到企业务工的收入，这相比单一的外出务工，其收入水平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随着合作共生企业的进驻，人员的大量集中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势必带动地方第三产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局面。因此可以说，共生模式下的家庭农场运营，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有助于积极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2.3.4塑造职业农民目前农村存在严重的“土地撂荒”、“空心化”问题，农业经营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状况。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因为农业生产率低下、劳动强度大和从事农业经营收入水平较低，还因为农民这个职业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职业。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开始被冠以贫穷、低素质的标签，使得新生代农民大多都想逃离农村，远离农业生产。笔者认为，在共生模式下发展家庭农场，不仅能因收入提高而脱离贫穷标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实质上是从土地上走出来的企业家，这将使得从事农业生产成了一种“体面的职业”。此外，由于家庭农场经营强度融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管理水平，且要与市场紧密对接，这就要求农场经营者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管理水平，这将使农民的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去除农民没文化、低素质的标签。因此我们说，在共生模式下的家庭农场，农场经营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民企业家，农业经营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
3政策建议
3.1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中由于基础设施薄弱而导致抗灾能力弱，造成农业综合生产水平低下，这已成为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在家庭农场中也应高度注意。在家庭农场经营共生系统中，农业基础设施是影响该系统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交通和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是各共生单元之间信息、技术、人才、资金和政策等系统因子联系的通路，若通路不畅，则共生单元间的能量传输效率就低下，会导致整体共生能量不足，进而影响共生单元之间的互动发展。反之，则会加速资源的流动，市场配置效率得以提升，这会大大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因此，提高基础设施质量和水平是保障共生系统畅通，促进家庭农场经营合作的重要条件。应该看到，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单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地方政府组织多渠道融资，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3.2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只有不断地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大幅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才能使家庭农场经营者更好地运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进行生产。另外，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使家庭农场经营管理与企业的管理理念相融合，从而提高共生单元之间的沟通能力，使合作共生系统产生合力，输出更大的能量。要真正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就必须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农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农民培训的投入。
3.3完善地方政府协调监督的职能家庭农场经营合作共生模式能否发挥其应有的效益，地方政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只有协调好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之间的利益分配，充分保障各方的利益，才能促进两者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要对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督，防止他们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串谋，做出危害农业生态环境、威胁食品安全的选择，进而影响家庭农场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在家庭农场的发展中起到了纽带作用，地方政府只有做好了协调、监督的工作，才能使整个共生系统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家庭农场篇3
关键词：家庭农场；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一、家庭农场的规模
郭熙宝、冯玲玲（2015）在《家庭农场规模的决定因素分析：理论与实践》中提到家庭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制造业―农业工资比及劳动―资本价格比的提高。经济发展程度是各国家庭农场规模扩大的基本因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内驱力归结于制造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工资水平而家庭农场规模扩大的前提条件是农村劳动力流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家庭农场的生产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并且技术进步也成为家庭农场规模不断变大的最有利手段。但是美国的经验表明，当一国实现了工业化强国之后，不再由劳动―资本价格比和制药业―农业工资比决定家庭农场规模的变化。刘维佳、邱立春（2009）在《基于DEA模型的家庭农场规模经营评价与分析》中运用DEA评价分析方法，文中以2008年度辽宁省农业机械化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了几十户典型机械化家庭农场经营的规模有效性与机械化程度。相关数据表明，辽宁省多数机械化家庭农场既不存在明显的规模有效性也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有效性，其中耕地面积在133.33hm2的家庭农场规模的效益最好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杨培、王磊、张楠、赵海燕（2016）在《国内外家庭农场规模研究综述》中指出家庭农场是以中国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十三五”要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从家庭农场的概念、特点入手，对国内外家庭农场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此提出了中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必要性，并以规模效应为切入点，比较国内外对于家庭农场规模研究的异同探寻其本质规律即通过土地流转来发展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探讨国内家庭农场的发展趋势。王刚、全广明（1984）在《试论国营农场的家庭农场规模问题》中指出，随着家庭农场这种特殊的农业表现形式的出现，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这两个问题：（1）什么是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2）怎样确定适度规模？要回答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必须深入考察规模经济和规模效应问题。该文试图从生产力系统论观点出发，对家庭农场的规模问题做一些粗浅分析，以就教于专家和国营农场的广大实际工作者。高照（2015）在《基于农业分类的家庭农场规模的研究》中尝试将农业按投入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四大类，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经营不同农业类别家庭农场的规模，具体衡量标准分别为种植经济作物的纯收益、外出劳务性务工人员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技术员工的净收入水平。鉴于家庭农场经营不同的农业类型收入标准应该更趋科学、合理。
二、家庭农场的优势
屈学书、娇丽会（2014）在《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和条件分析》一文中指出家庭农场是我国的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从土地制度改革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角度来看，重点分析了我国经营农场产生的原因。说明了一些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主要包括了农业现代化的优势、家庭农场经营优势、诱惑性制度变迁优势、适度规模优势和产权优势。提出了工业化发展、社会保障体制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条件。
黄延廷（2011）在《我国农地规模经营中家庭农场优势的理论分析》中从家庭农场经营比雇工农场经营更有效率、农业生产规模与农业产出效率关系、农业技术应用与农业生产规模关系、家庭农场经营对家庭农场的生产优势做了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制定以及执行较为严密的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等几个方面。文章认为，要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必须转变经营意识，配套实行土地流转、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农村社会保障等措施。李雅莉（2011）在《农业家庭农场优势的相关理论探讨》中从农业技术应用与农业生产规模关系、家庭农场经营比雇工农场经营更有效率、农业生产规模与农业产出效率关系、家庭农场经营易于制定以及执行较为严密的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等几个方面对家庭农场的生产优势做了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并希望能为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起到一定程度的导向作用。李星星、曾福生（2015）在《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动因与出路研究综述》中指出家庭农场在我国迅猛发展呈未来主流经营模式之势，学术界对此展开大量研究。根据我国最近研究成果，对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动因与出路进行归纳与评述。通过梳理有关研究可以发现，与小农、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模式相比促进农民增收成为家庭农场模式的显著优势。其发展动因源于农户为获得更大的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要求逐渐强烈，加上政府的积极推动，共同推动家庭农场的发展。发展的出路在于制定配套的扶持政策、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和确定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家庭农场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且各地发展很不均衡，加之其本身的复杂性，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层面分析，实证分析较少，需进一步深入探究。姬超（2016）在《现代农业产域中的中国家庭农场及其组织优势――基于河南省Y市家庭农场的田野调查》中强调现代农业的本质在于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和规模适度，其前提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农业的产业支撑体系。在现代农业这一全新领域中，农业生产和经营组织的形态要求因时、因地进行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家庭为主体农业经营体制经历了一个从有到无、再到有的过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农业公司、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组织相继出现。根据河南省Y市家庭农场的田野调查：家庭农场既是对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的有益补充，也是对传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继承。各地政府有必要借助土地流转手段适度引导，激励真正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从事家庭农场经营。同时，促进各式经营主体优势互补、各取所长，形成有活力、多元化、合作化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
三、家庭农场的发展
屈学书（2014）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中提出只有工业化的不断进步，才能使生产力不断扩大，才能使国家富强，快速通向现代化生活，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国的各种先进水平还不够拔尖，我国很多地区农业生产方式还相对落后，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形式的小农生产模式，很多地区很少运用农业科技、大型农业机械等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进而拖慢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其他还有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大程度推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在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例如土地规模小、分布较广、小农意识强、农业收入低等弊端，新型工业化要求必须适当改进现行农业生产关系，以达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王春来（2014）在《发展家庭农场的三个关键问题探讨》中结合在浙江、广州等地调研中了解的实际情况，认为家庭农场的潜在特性表现为以经营主体为农户、经营方式为适度规模、生产目标为利润最大化，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发展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家庭农场应作为农业生产环节的主体，也可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生产单元；自然禀赋、生产传统、科技水平和社会化服务获得等因素共同决定了“适度规模”，在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下应该以替代相对稀缺资源为创新投入点来实现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益，需要正确认识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规模化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共存的现实，不能“拔苗助长”，“四化”建设同步推进过程中，“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带动农村人口稳定转移、促进家庭农场达到适度规模的主要途径。岳正华、杨建利（2013）在《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现状和问题及政策建议》中较为完善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也就是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经营规模差异较大、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等显著特征。其发展问题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大的机遇面前资金短缺、主体缺失的问题也日益显著，资金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参考国外的经验刻不容缓，再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实践，土地权属关系要明确，新型的农场经营机制要构建，只有这样才能为之健康快速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王贻术（2015）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中提到谁来种地、怎样种地？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关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家庭农场是当今世界农业生产中最有效率、最可靠的生产经营方式，目前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都是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并且在21世纪的今天，其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发现和认识。从我国国内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我国农业生产重新采取了农户家庭生产经营这一最传统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均田到户”的农地产权配置方式，形成了严重超小型、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格局，已越来越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障碍。王建华、李俏（2013）在《我国家庭农场发育的动力与困境及其可持续发展机制构建》中指出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有效形式。本文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先锋家庭农场为例，探讨家庭农场的发展动力及实际运作情况。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家庭农场在实际发展中还面临着融资困难、农业保险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干预过度、支农政策不平衡等一系列困境。从准入认定、扶持管理、合作与激励、社会化服务、职业农民培育等五个方面，提出了积极构建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相关措施。
四、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
郭云涛（2009）在《家庭农场的资本、市场与经济效益》中表明以广西L县N农场种植户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为例，指出家庭农场微弱的资本存量深刻地约制着其网络位置的获取能力，使得它们在同行业的利润分配、市场风险的承担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从而直接影响其经济效益。进而认为市场在本质上是一个各经营主体依据自身资本，采取各种策略性行动，争取更好位置斗争的社会场域。骆乐（2014）在《从国外农业经济DEA的应用谈我国家庭农场经营效益评价》中提到针对我国家庭农场评价体系尚未成熟的状况，借鉴国外农业经济DEA方法的应用经验，分析国内家庭农场经营效益的评价现状，对我国家庭农场经营效益可采用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并从家庭农场的规模化评价、经营效益的综合评价及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总结了国外农业经济DEA应用中可借鉴的经验：家庭农场的评价应对农场生产经营中的各因素进行精细化划分；需将各因素等效为数值的形式输入DEA评价系统；研究系统需要不断地优化改进，以期最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张术（2014）在《家庭农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性》中提出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发展路径之一，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现代农业经营理念与土地流转制度，在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家庭农场从单纯的为农民创收致富的经济效益，向与生态效益的统一方向发展。研究认为，家庭农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农业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路径上，具有农业内容与生态内容、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发展、农业与生态互相支持等方面的统一性，实现了生态型与经济型农业的创新。李宇飞（2014）在《促进我国家庭农场发育与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山东省诸城市家庭农场典型模式的调查》中指出在建国初期，国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广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新型农业制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的推广不但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提高了国家对于土地的利用效率，也为以后的家庭农场制度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在国内甚至国外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一方面通过出色的经营能力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地扩大经营范围，以便达到核心的规模效益。这就导致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农民，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买卖集中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集中经营，形成了一种新型农业组织形式：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指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生产集约化程度达到一定标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业经济实体。具有以家庭为单位，市场为导向，以商品生产为目标等特点。韩苏（2014）在《浙江省果品类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与效益研究》中提到农业生产经营不仅要强调规模，更要适度。可以说“适度规模”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适度经营的规模也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生产力水平、作物牲畜特点的不同也不尽相同。本文以浙江省果品类家庭农场为例，从浙江省家庭农场发展的生产要素、家庭农场的经营结构和经营模式等角度出发，分析浙江省果品类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同时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果品类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进而得出浙江省果品类家庭农场的生产最优规模：果品类家庭农场小规模的最优经营面积为1.33～2公顷，中等规模的为4.67～6.67公顷或8.67～10公顷，大规模经营的为26.67～33.33公顷。一方面随着现代化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是我国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设施都足以支撑我国家庭农场的进步与发展，在从家庭农场的规模、优势、发展和经济效益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问题与优势并存，不能否认我国的家庭农场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来说发展的还是相对落后，但是正因为我们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借鉴前人的经验，正所谓每一个伟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发展家庭农场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家庭农场现已成为国际主流农业发展的方向，只有不断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步伐才能不掉队，并且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郭熙宝，冯玲玲.家庭农场规模的决定因素分析：理论与实践[J].国外农业，2015.5.
[2]刘维佳，邱立春.基于DEA模型的家庭农场规模经营评价与分析[J].理论研究与探讨，2009.12.
[3]杨培，王磊，张楠，赵海燕.国内外家庭农场规模研究综述[J].三农研究，2016.14.
[4]王刚，全广明.试论国营农场的家庭农场规模问题[J].农业技术经济，1984.6.
[5]高照.基于农业分类的家庭农场规模的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5.
[6]屈学书，娇丽会.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和条件分析[J].三农问题，2014.2.
[7]黄延廷.我国农地规模经营中家庭农场优势的理论分析[J].统筹城乡，2010.5.
[8]李雅莉.农业家庭农场优势的相关理论探讨[J].农业发展，2011.7.
[9]李星星，曾福生.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动因与出路研究综述[J].农村发展，2015.5.
[10]姬超.现代农业产域中的中国家庭农场及其组织优势――基于河南省Y市家庭农场的田野调查[J].三农问题，2016.3.
[11]屈学书.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4.
[12]王春来.发展家庭农场的三个关键问题探讨[J].农业发展，2014.1.
[13]岳正华，杨建利.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现状和问题及政策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4.
[14]王贻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5.
[15]王建华，李俏.我国家庭农场发育的动力与困境及其可持续发展机制构建[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5.
[16]郭云涛.家庭农场的资本、市场与经济效益[J].人类学，2009.2.
[17]骆乐.从国外农业经济DEA的应用谈我国家庭农场经营效益评价[J].农业经济，2015.1.
家庭农场篇4
1主要经营模式
晋中市家庭农场主要存在以下4种经营模式：一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家庭农场。这种模式是以夫妻、子女作为家庭农场的主要劳动力，基本不雇用或只在农忙时节短期雇工。他们在自己耕作的土地或是牧场中辛勤劳作，将农民淳朴耐劳的传统美德发扬到极致。全家人服从家长的领导，共同劳作、共同收益。太谷冯家堡的陈志吉农场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夫妻二人经营的养猪场，年出栏生猪1000头，为节约成本，自学小猪繁育技术，2011年养猪场收入40余万元。二是合作社+家庭农场。不少家庭农场为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寻求与其他农户的联合发展，牵头组建农民合作社，带动周边家庭农场和农户联合发展。祁县昭馀镇南谷丰村许秋林家庭养羊场，由3名家庭成员经营管理，雇用2名雇工，2012年出栏3000只，纯收入达40余万元。2014年3月，许秋林联合7户规模养羊户注册了秋林养殖专业合作社，又带动50户养羊户加入到合作社联合发展。昔阳县皋落镇铺上村张志明农场，是从事玉米种植规模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有从业人员3人，长期雇用2人，季节性短期雇用50~70人。现有耕地面积92.3hm2，农机用具10台，住房10间，库房2个，水窖2个，砌场地400m2。平均产量650kg/667m2，年收入180万元。此外，张志明还组织周边农户到农场进行观摩学习和技术培训。三是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基地。为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对已组建的专业合作社实行联户经营，并吸纳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社，形成专业化生产基地。寿阳县景尚乡禹家寨村惠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最初由6户社员经营家庭农场，目前共有蔬菜温室大棚87个，种植大田蔬菜24.6hm2。合作社对大田蔬菜实施分户经营管理，对温室大棚实行统一经营管理，除家庭成员参与大棚经营管理外，还长期雇用该村40多个劳动力。为进一步壮大劳动力，带动全村农民致富，他们吸纳该村既有劳动能力又有农业技术的117户农户全部加入合作社，使合作社蔬菜种植面积达到64hm2。合作社为社员统一购种、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一销售等，并与太原市山姆士超市实现了农超对接，蔬菜产品全部由超市包销。2012年，具备家庭农场规模的6家农户，人均纯收入达3万元，其他117农户人均纯收入1.2万元。四是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基地。调研中发现，部分家庭农场主注重把握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方向，以家庭农场、专业化大户及普通农户的规模化生产为基础，利用合作社带动农户、联结市场的优势，发挥龙头企业先进要素集成和加工、营销、服务农户能力的优势，强力推动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合发展。寿阳县解愁乡解愁村要光明，利用承包、流转、四荒拍卖等形式整合土地，共种植玉米、小杂粮和核桃林约670hm2，牵头组织30多户种植户和50多户养羊户，分别成立种植和养殖合作社，并组建凤明山庄生态有限公司，上马杂粮加工项目，生产针对孕妇和三高人群的有机营养食品系列，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在4种经营模式中，家庭农场发挥了核心作用。无论是太谷的公司农业、科技农业、资本农业，还是左权的生态庄园经济、和顺的沟域经济，经营主体大都来自家庭农场，这是推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主要经营形式。
2制约晋中市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2.1政策法规不够完善目前，晋中市家庭农场在运行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法人地位认定不清，从而造成指导和服务跟进缺位。调研中发现，晋中市各县在汇总家庭农场情况时，将传统种养大户上报为家庭农场，有的县以农民合作社上报，有的县认为认定不清，干脆不予上报。造成晋中市家庭农场统计不准、底数不清，无法建立起准确的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②管理主体不清。目前家庭农场（大户）有种植类农场（种粮大户、蔬菜大户、园艺大户）和养殖类农场等，按类别由不同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各种扶持惠农政策也是出自多门，使得农场管理主体不明确。
2.2土地流转难以形成规模由于当前农户承包地极细碎，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最大难题就是无法租到成方成片耕地，即便租到了也是租期短、不稳定。其根源主要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农民惜地意识强，加之当地农经部门对土地流转监管力度和政策指导的欠缺，导致农户传统陈旧观念很难转变。
2.3金融配套资金短缺家庭农场在经营初期一般一次性资金投入量大且集中，由于金融部门对家庭农场信贷支持力度薄弱、审批手续繁琐，个人很难通过资产抵押等方式获取银行贷款，有的只好通过高利息民间借贷来解决。只有规模较大、手续齐全的合作社和种养大户，银行才给予放贷，但额度不大。在昔阳成规模的家庭农场只能用农业机械抵押，待农信社评估后放贷，也只能缓解一定困难。也可由当地公务员担保贷款5万元，但很少人愿为此去担保。
2.4科技支撑薄弱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是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必由之路。当前晋中市家庭农场科技服务力量薄弱，全市现有农技服务中心（站）111个，农技推广员350多人，虽已覆盖到乡镇，但远不能满足全市232万农户的农业科技服务需求。为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难题，家庭农场经营户只能通过自费外出参加农技培训或聘用高级农技人员来现场进行指导，费时、费力，不能及时周到地解决技术难题，影响生产经营和效益。
2.5农民素质整体偏低农业发展缓慢，农户收入偏低，除受当地气候环境影响外，农民素质整体低下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当前晋中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经营者，他们整体上思想观念保守，捕捉信息和适应市场经济能力差，缺乏长远规划。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家庭农场不核算、不记账、无财务收支记录；商品化生产能力不强，不具备初加工能力，只是粗略估算产量、价格和价值后，将产品直接卖给了求购方，市场交易手段十分落后。
3对推动家庭农场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3.1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确立认定标准根据中央精神，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登记手续。据了解，《山西省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讨论稿）》已制定，有望出台。晋中市作为山西省三大现代农业示范区，应借鉴上海、浙江、安徽等试点省市的成功经验，结合实情尽早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
3.2加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适当集中，是发展家庭农场的基础。家庭农场与土地流转要相得益彰，只有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带动土地有序流转，才能使家庭农场健康发展。乡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或“三资”监管服务中心是基础，要联合各县农经部门切实承担起指导流转合同、调节土地承包矛盾纠纷、搜集流转信息等职能，为土地流转搭建便捷的沟通和交易平台；逐步探索建立土地流转双方的价格协调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纠纷调解机制，促进流转关系稳定和连片集中。
3.3加大资金扶持，优化金融服务资金周转困难已成为目前家庭农场发展中的一大致命因素，随时危及到家庭农场的生产与发展。解决融资问题是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第一要务。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各级财政要设立专项资金，扶持家庭农场搞好生产、经营。各级下达的农业项目要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各类支农补贴要把家庭农场作为扶持的重点，加大倾斜力度，切实提高经营发展能力和技术装备水平。二是优化金融服务。开展家庭农场等级评定，对信用等级高的家庭农场增加相应的授信额度，并给予利率优惠；允许家庭农场以大型农用机械、土地流转经营权等抵押贷款，创新信贷种类，简化信贷手续；支持和引导农业担保机构为家庭农场提供相应额度的担保贷款等；加大惠农政策辐射面并确保执行到位。三是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或组织。
3.4强化科技服务，实现转型发展不断改善农业技术开发和推广体系，大力扶持从事农业科技推广的市场中介组织，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反应灵敏的市场信息网络，准确、及时地搜集和反馈市场信息是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首先，要加强各类农业科技服务。基层公益性农经、农技部门要积极与家庭农场完成对接，建立家庭农场农技特派指导员制度，成立科普农技协会等，切实提高技术指导服务水平，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家庭农场提供配套服务。其次，要引导家庭农场树立品牌与创新意识。指导家庭农场应用先进技术，引进优质高产新品种、种养新模式，支持家庭农场创建新品牌，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体系，发展标准化生产，帮助农户实现转型发展。同时要出台针对家庭农场的农业保险险种。气象、地质、病虫害灾害无疑对自主经营的农场造成巨大损失。当下全省在大力推进家庭农场进程中，必须跟进相应的农业保险才能保障农民收益和种养积极性。尽快出台适合家庭农场的农业保险险种尤为重要。
3.5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升农民整体素养现在许多地方农业、农村发展都面临着“农无传人”的威胁，素质较好的农村劳动力纷纷转向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农业经营者的素质普遍不高。这种趋势不改变，农业经营者的素质得不到有效提高，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家庭农场。因此，必须加快提高家庭农场主及其成员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和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及经营管理水平。为此，要进一步强化对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培养一批懂农业、会管理、善经营的优秀人才，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别是家庭农场发展提供后备人力资源。通过培训、讲座、实地指导等方式，切实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家庭农场篇5
一、家庭农场融资需求的特征与供给障碍
（一）家庭农场融资渠道以自有资金为主，信贷融资受限制
随着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家庭农场的融资渠道趋向多元化，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品，家庭农场通过银行信贷融资受到限制。一项对江西省家庭农场发展与金融服务情况的调查显示，89.2%的家庭农场第一融资渠道是自有资金，其次选择银行贷款，在银行融资受限制或者贷款额度不足的情况下，则选择民间借贷方式筹集资金以弥补自有资金的不足。
（二）家庭农场的融资需求额度较大，但满足度不高
与普通农户相比，家庭农场由传统生产向产业化经营转变，生产经营面积和经营规模要大得多，农业科技化和机械化程度更高，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大，资金需求额远大于普通农户。家庭农场不但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用于购买种苗、化肥、农药、饲料等生产资料，还需要大量资金用于购置农机设备、水利设施、仓储库房等农业生产设施。据江西省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显示，融资需求额度在10万元以下的占8%，10万元-100万元的占61%，100万元-300万元的占比20%，300万元以上的占11%，但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将近一半在10万以下，额度较小，不能满足家庭农场信贷需求。
（三）家庭农场的融资需求期限和用途多元化，但银行提供的期限较短
家庭农场既有临时性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也有较大额度的中长期资金需求，并且以中长期资金需求为主。短期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化肥、农药、饲料等生产资料，期限一般在半年左右，这类资金需求的季节性显著，在生产期融资收获期还贷。长期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土地租金、整理土地，购置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以及粮食晾晒、仓储等固定资产投资，期限一般为1-5年。但是金融机构给予贷款期限大部分是1年，难以满足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需求。
（四）家庭农场融资成本承受力较低，但实际贷款利率较高
家庭农场大部分从事种植养殖业，具有典型弱质产业的特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利润水平总体不高。首先，农业受自然气候影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会使家庭农场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其次，近年来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同时，人工成本、农业生产资料和物流成本上涨幅度较大，加剧了家庭农场经营压力，家庭农场所能承受融资利率水平总体较低。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补偿可能的损失，对家庭农场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100%。
二、制约家庭农场融资的主要因素
（一）家庭农场的自身不足
一是家庭农场主要从事农业种养殖，目前产业链短，深加工、冷藏、保鲜环节滞后，产品附加值不高，市场竞争力有限，生产周期长、受气候和自然灾害影响大的产业内在弱质性，决定了家庭农场风险的难以抗拒和不可预见性，因而其贷款风险较大。
二是缺少有效抵押担保资产。金融机构普遍实施严格的贷款抵押担保制度，家庭农场投入比较大，但是形成的资产大多没有产权证，大部分资产无法通过抵押等方式获取金融机构贷款，信贷融资存在困难。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村房屋产权、林权，即“三权三证”抵押融资工作正在推进，还存在法律障碍、金融机构积极性不高、贷款难额度小等问题。活禽、生猪、水产品、林木等农产品按法律规定可以作为抵押物，由于管理不便、估值和变现困难等原因，这些资产难以得到金融机构认可。家庭农场只能通过经营者自有房产和大型农机具作为抵押申请贷款，贷款额度有限，很难满足其资金需求。
（二）政策环境制约
一是家庭农场的认定和注册尚处于探索阶段。各地方政府部门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注册办法，在经营规模、技术标准、财务管理等规范性上的要求存在很大差异，统计口径很难统一，金融机构在客户准入上难以把握;此外，各地家庭农场认定注册的机构也不一致，有的是农业部门认定，有的是工商局登记注册，家庭农场在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条件下，不能成为独立的承贷主体，只能以农户个人的名义申请贷款。
二是土地流转配套机制不完善。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很多地方没有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土地流转的供求、价格等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沟通，大部分土地流转只是在狭小范围内依靠自行协商的方式交易，金融机构设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信贷产品，如果发生贷款违约，土地承包经营权变现会很困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评估正处于探索阶段，评估机构缺失，土地流转价值评估体系缺乏，评估依据和评估标准主观性较大，评估结果有较大随意性，影响银行业机构顺利行使抵押权。
（三）农村金融供给不足
一是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完善，类型单一、数量较少，乡镇金融机构网点基本上只有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有效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尚未形成。
二是金融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创新不足，不能适应家庭农场发展的需求。长期以来金融支持农业，仍然以满足传统农户信贷需求为主要方式。家庭农场快速发展，农业金融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金融机构没有针对家庭农场经营的特点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具体表现为：贷款额度有限，贷款期限偏短，抵质押物和担保方式狭窄，贷款手续繁琐。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一是修订完善《担保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取消或适当放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限制，为土地金融创新创造条件。研究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评估、抵押、流转处置等方面制度。二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建立专业评估机制、明确专业评估机构资质条件，建立科学确定评估依据和标准，增强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为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有效服务。三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为供求双方提供供需登记、信息、价格评估、合同签订指导、纠纷调处等服务，逐步建立完善流转服务平台和网络，培育良好的流转市场环境，推动土地流转尽快实现由自发到自觉、由无序到规范的转变。
（二）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一是加大商业银行支农力度，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应巩固和稳定在县域的分支机构，合理设置营业网点，扩大农村信贷的比例，使其成为服务家庭农场的支柱和骨干。二是发挥政策性银行导向作用，加大对家庭农场发展的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应扩大业务范围，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科技推广与应用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三是大力培育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高其资产规模和网点覆盖率，发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贴近农村社区、经营灵活性大的优点，拓展经营新模式，积极开发贷款新品，创新金融服务，支持家庭农场经营发展。
（三）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金融机构要对家庭农场的信贷管理办法、信贷品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针对家庭农场经营特点，在总结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和推广符合家庭农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如提高信贷额度、合理确定利率浮动水平、增加长期信贷产品，以满足家庭农场的贷款额度、期限、担保方式及用途等方面的需求。积极开展农机具抵押、订单抵押、动产质押、仓单质押等财产抵质押贷款的品种。逐步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抵质押贷款业务，探索符合条件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村房屋产权等抵押方式。对产业化程度高的家庭农场开展产业链信贷产品，健全“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信贷模式，开发“土地经营权抵押+企业担保”、“土地经营权抵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合担保”、“土地经营权抵押+农业订单抵押”等信贷模式。对资信状况良好、经营业务大的家庭农场开展信用贷款业务。
（四）健全保险保障和风险分担机制
一是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与商业性保险为主导的农业保险体系。扶持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发展，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提高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业务范围和保险品种;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再保险等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进入农业产业化种养业等领域，创新农业保险品种，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保障家庭农场健康发展。
二是加强担保体系建设。地方政府通过出资设立或参股地方性担保机构的方式，引导担保公司健康发展，增强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为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担保。家庭农场也可以采用合股形式成立互担保公司，进行信贷担保。
家庭农场篇6
经过几年探索发展，人们对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认识逐渐清晰，相对模糊的是如何区分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概念。家庭农场的提法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已有体现，今年中央1号文件出台后，家庭农场更受关注。目前地方上探索发展家庭农场的热情高涨，要求对家庭农场概念明晰界定，以利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上海市松江区为了避免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农地粗放经营问题，从2007年下半年起探索发展粮食为主的家庭农场。结合松江成功实践，我们归纳总结家庭农场的概念可大致表述为：“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业为主，集约生产”，即以农户为经营主体，主要利用家庭劳动力，生产经营规模适度，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商品化水平较高，且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家庭农场应具备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家庭经营。松江明确提出的一条原则是“经营者自耕”，即家庭农场经营者原则上必须是本村农户家庭，且必须主要依靠家庭人员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将所经营土地再转包、转租给第三方经营；除季节性、临时性聘用短期用工外，不得常年雇用外来劳动力从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松江区泖港镇腰泾村34岁的家庭农场主李春风， 2009年从企业辞职回家经营父亲的家庭农场（农场主超过60岁原则上要退休），现在农场靠自己和父母三人经营（妻子在企业上班，不参与农场经营），只需要在农忙时雇1-2人即可，且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周。从这个角度看，外来的城镇居民或者其他投资者建立的农场，或者长期雇佣劳动力的农场，都不能算作家庭农场。
二是规模适度。为了充分发挥家庭经营优势，家庭农场规模一定要适度，不能太大。松江区农委封主任认为，“度”是家庭农场的生命力所在。松江区家庭农场经营耕地规模一般为100-150亩，最少的有80多亩，最大的有200亩左右，目前全区1206个家庭农场共经营耕地13.7万亩，每个农场平均113亩。松江在确定规模适度原则时主要考虑四个方面：其一，根据当地农业机械化水平，一个劳动力能经营耕地的最大规模；其二，家庭至少经营多大面积土地，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其三，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有多少土地可流转出来；其四，家庭农场收入水平要适当高于外出打工收入，目前松江家庭农场年收入水平一般超过外出务工家庭年收入的15%左右。经过测算，在松江区年收入达到10万元左右的家庭农场规模需在100亩以上。此外，家庭农场规模不宜过大，从业收入不能超过外出务工家庭收入太多，否则会引发攀比，致使农民重新要地自营，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也不会稳定。而且如果家庭农场规模过大，需要雇佣大量工人，就会出现劳动监督问题，导致成本增加，进而丧失家庭经营优势。因此，要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地资源禀赋、产业差异、各业收入均衡等因素，因地制宜地确定家庭农场经营土地的合理规模。
三是一业为主。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成了苦脏累、收入低产业的代名词，年轻人不以务农为荣，导致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家庭农场的出现，逐步改变着人们的认识。家庭农场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依靠农业为主的专业生产经营也能增收致富。松江区近几年每年对100户家庭农场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水平是比较可观的。2008-2012年，家庭农场亩均净收入由552元提高到847元，年均净收入由8.1万元增至9.5万元，2012年亩均净收入800元以上的家庭农场占65%。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的收入水平更高，一年净收入平均可达15万元左右（种粮收入10万元、代养1000头猪收入5万元）。在松江区，农业已经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从事农业同样可以获得“体面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生活”。
四是集约生产。与小规模农户相比，家庭农场规模适度且不是很大，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可以有效地发挥规模效应和家庭经营优势。在松江区1206户家庭农场中，专门种粮的有1013户，种养结合的有53户（既种粮又养猪），机农一体的有140户（既种粮又从事农机服务）。为保证耕地由优秀农场主经营，松江通过“经营者择优”等原则，建立家庭农场主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强化培训和考核。家庭农场主也普遍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为了经营管理好家庭农场，农场经营者积极参加各种培训班，掌握最新农业科技知识。经过几年实践，松江职业农民群体逐渐生成壮大，农业经营者素质明显提高。更重要的是，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在不违反现行农地制度和尊重农户意愿基础上，通过耕地流转，将土地、劳力、农机等生产要素适当集中，实现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生产，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目前松江区99%的土地流转给了村集体，家庭农场经营面积占全区粮田面积的80%，水稻亩产五年增加6.1%，大大提高了粮食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
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的主要区别是：专业大户虽然也进行专业化生产，但其经营规模更具弹性，在不同地方专业大户标准可能差异很大，土地经营规模从几十亩到几百亩、几千亩乃至上万亩不等，而且规模越大越需要长期雇工。山东省齐河县百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达到48个，其中，千亩以上的有11个。该县种粮大户王成亮流转了3个乡镇、11个村的1.32万亩耕地，成为山东省首位万亩种粮大户。从一般意义上讲，经营规模在200亩以下的专业大户最有可能成为家庭农场，而大于这个规模，就可能超过夫妻二人或一个家庭2-3个劳动力的经营管理能力，往往要长期雇用农业工人，也失去了家庭农场的内涵概念。
虽然家庭农场本身有很多优势，备受关注，但家庭农场模式并非唯一选择。选择哪种适度规模经营模式，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要按照农民自愿、因地制宜的原则来确定。例如，上海市准备在条件适合的金山区和奉贤区引导发展家庭农场，宝山区主要发展集体农场，崇明区主要发展合作社，江苏太仓主要发展合作农场，山东主要发展种养大户、合作社和各类农业龙头企业。不同新型经营主体各有特点和长处，在政策扶持上要有针对性，不宜厚此薄彼，更不宜不顾实际地予以行政推动。要注意的是，继合作社风起云涌之后，当前许多地方开始对发展家庭农场热情高涨，更需要避免盲目推动、行政干预、违背甚至侵犯农民利益，要加强政策法律方面的引导和规范。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更多补贴（助）
农业“四补贴”政策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刺激粮食生产而言，目前政策导向功能在很多地方已经逐步弱化。从调研情况看，山东和上海在农业补贴发放机制上有一定差别，除农机具购置补贴与购买农机挂钩外，其他3项补贴，山东基本上隐性地归原承包户所有，上海是归经营者所有。在武城县，小麦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按种植面积合并发放；小麦良种补贴每亩10元，体现为低价统一供种，棉花良种补贴15元、玉米良种补贴10元以现金发到卡里，小麦直补、农资补贴和良种补贴都由流转双方协商，一般是给种植大户了。由于隐含农业补贴，山东种粮大户承担着高额土地租金。王成亮的土地租期是20年，前3年每亩租金是1000元，3年后每亩租金是1000斤麦子，按当时市场价计算；武城县800亩种粮大户谭英伟的土地租金也是1000元/亩。而在松江区，种粮直接补贴是现金方式直接发到家庭农场等经营者的一卡通里，良种补贴是给经营者直接发放实物，农资综合补贴大多也是给经营者发放实物，这3项补贴都是按照经营者的实际经营面积测算并发放的。区农委对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费进行合理控制，每亩土地租金是500斤稻谷，以实物或折现金支付。按市场价格计算，2012年100户农场平均土地流转租金是724元/亩。
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中央财政支付的农业补贴在山东也变成了人人有份的普惠制收入补贴，不能有效起到激励粮食生产的作用。对规模种粮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地方财政上。为支持种粮大户发展，山东省按照财政部开展种粮食大户补贴试点工作的要求，细化实施方案，将粮食种植面积300亩及以上（其中小麦或水稻面积150亩及以上）的大户纳入补贴范围，对4000亩以下的大户每亩补贴230元，4000亩以上的每户给予定额补贴100万元，补贴资金与建设改造农田水利、晾晒、仓储设施，购置农业机械设备、农资等挂钩，实行报账制。虽然中央财政给上海的农业补贴较少，但上海通过加强配套等措施加大对家庭农场的补贴支持力度。松江区政府对全家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的老年农民（男60岁、女55岁以上）每人每月给予150元养老金补贴，鼓励农民自愿转出土地，稳定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关系。2013年3月份之前，区财政对种植水稻的家庭农场每年每亩给予200元土地流转费补贴；从3月份开始将其改为奖励补贴，奖励范围有家庭农场粮食高产竞赛、秸秆还田、农机直播、新农艺新技术推广、生产考核等，与考核结果挂钩。此外，市、区财政对家庭农场按农机总价的50%-70%进行补贴；家庭农场的水稻保险保费全部由区财政承担。
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保障商品农产品供给，需要逐步调整农业补贴的投向与结构，切实增强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一是每年将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增量主要用于规模种粮的新型经营主体。鼓励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的实物补贴方式，探索向种粮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免费供应良种、优惠价格直供农资，并优先提供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强地区之间农机补贴名录的衔接，让农民在异地购置名录内农机可以在家乡所在地获得补贴。二是在扩大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范围的同时，完善政策落实机制和办法。针对种粮大户在购买农资和投入农业生产设施建设中很难得到发票的实际，在加强税收监管的同时，鼓励探索按照土地经营规模给予相应的定额补贴。三是加大对粮食以外规模经营主体的补贴力度。将畜禽良种补贴、能繁母猪饲养补贴、动物防疫补助、测土配方施肥补助等政策，向专业大户、养殖场、合作社、中小型农业企业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加大补贴补助力度。
切实改善农村金融保险服务
农村贷款难、农业特色产业保险覆盖面小，是基层反映较多的问题。从规模经营主体、基层金融机构的情况来看，农村金融保险的供求矛盾可能长期存在。一方面，规模经营主体对贷款和农业保险有更加强烈的需求。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规模大、投入高。松江家庭农场由于规模适度，所需生产投入不大，家庭现金流可以满足生产资金需要，贷款需求压力不大。这本身也是我们推崇家庭农场的一个因素。而在山东，种粮大户和其他规模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往往很大，自有资金严重不足，有较强的贷款需求。王成亮前期已经投入土地流转租金600多万元、农业机械280多万元、化肥等农资300多万元，后期一万亩旱地的水利设施投入还需要2000多万元，非常期待能得到贴息贷款支持。齐河县政中和有机农场租地2000多亩，租期40年，前十年亩租金400元（一次性支付），此后要逐步上调到1000斤小麦，目前已付土地租金800多万元，建20个大棚投入760万元，后期1700亩沉沙地的土壤改良和水利设施建设还需要大量投入。二是自然风险大、潜在损失大。小规模农户即使全部绝收，损失也不是很大，而规模经营主体则完全不同，他们几乎把全部身家都押在农业经营上，一旦出现巨灾，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规模主体特别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目前，主要的大田作物和部分养殖业已经有了政策性保险，但一些区域性特色产业保险或者没有或者刚起步。作为县域内重要农业产业，齐河和武城的辣椒、蔬菜、食用菌等都没有保险。齐河县美东现代农业公司花3600万建了600个大棚，2012年在德州市开展设施农业保险试点时，公司拿出5万元为大棚投了保，后来一场大风将部分大棚掀起，获赔20多万元，公司更加深感设施农业保险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金融保险机构在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顾虑重重。原因大致也是两点：一是农村贷款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美东公司的大棚每个投入6万元，但不能用于抵押，流转的土地使用权也不能抵押，农业发展资金主要靠自己的羊毛衫厂每年1000多万元利润，或以羊毛衫厂来抵押贷款。齐河县农行行长杨晓立介绍说，种粮大户的机械设备抵押率只有20%，即价值100万元的机械设备最多能贷款20万元。至于生猪、奶牛等，更不能作为抵押物。如果大户之间联保贷款，最多也只能贷款20万元，仍有很大缺口。二是农业保险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因素。除了自然风险大，操作成本高、程序繁琐也是保险机构颇感头痛的事情。中华财险德州支公司王经理介绍，目前农业保险费率偏低，经营风险高，而且由于涉及千家万户小农，承保的面积、保费、保额、户数、投保人、一卡通号等数据都需要逐一核实无误，工作量太大，公司和政府部门都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核损定损理赔的压力很大。财政保费补贴周期长，一般年底前才拨付，而公司此前要按规定提取风险准备金，有可能造成公司现金流中断。
破解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供求匹配难题，促进新型经营主体更好更快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制度和政策。一是创新农村贷款担保抵押方式。鼓励金融机构针对种粮大户等规模经营主体，开展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土地经营权等抵押贷款，适当提高抵押率。鼓励农业企业为订单农户生产性贷款提供担保，或由企业承贷、农户使用。建立财政出资的农业担保公司，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种粮大户提供担保。引导产业基础好、经营规模大、带动能力强、信用记录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二是进一步理顺农业保险发展体制机制。实行差异化的农业保险扶持政策，把规模化设施农业以及大型农机具等纳入中央财政保险补贴覆盖范围，并加大补贴力度。提高中央财政对农业大县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探索建立政府支持的农业巨灾风险补偿基金，健全完善相关权益机制，逐步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认真研究解决设施农用地问题
农业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的用地很难解决，成为在山东调研期间反映较多的问题，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反响强烈。武城县志远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粮棉种植示范基地6000余亩，带动发展订单玉米3万亩，亟需解决设施用地难题。武城常年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县内没有投入运营粮食烘干业务的烘干机，农民干燥粮食的主要方法是场地日晒，随着合作社订单种植规模扩大，传统方法的弊端日益显现。为此，合作社2012年投入30多万元从沈阳购进一个粮食烘干塔 ，在办公用房后面建了烘干场地、仓库和硬化晒场，共占地5亩，烘干塔和场地已建好，而仓库尚未封顶，被县国土局叫停了，因为这块地在国土局规划里是基本农田。目前乡政府正与国土局协调此事，希望能通过与一个当地废弃小学的复垦挂钩来解决。当地干部介绍，以前县里为了争取建设用地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经常修改土地利用规划，“土地一修编，基本农田就上山”，把农村房前屋后地、一般耕地、村庄废弃地都调整为基本农田，现在只要建农业生产设施必然会占用基本农田，难题很大。
松江家庭农场的粮食烘干问题由政府解决，烘干设备全部由区财政统一投入，粮食部门以镇为单位配备烘干设备（设在粮库），粮食种植家庭农场可预约烘干时间，然后确定收获时间，收获由农机合作社负责，粮食购销部门或粮食加工企业上门收购后直接拉去烘干，家庭农场不需要处理粮食收获后的事宜。对于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区政府出台文件允许一定土地用于建设工作用房和猪舍，实行标准化建设，全部由区财政投入，实行农用设施专用。我们在李春风的家庭农场看到，占地3亩的工作用房和猪舍干净整齐，据介绍政府投入了80万元。机农一体的家庭农场一般有4台农机，这些农场组成农机合作社，区政府专门规划土地用于建设机库棚，实现合作社农机集中存放。目前，全区已成立30家农机合作社，农机服务实现家庭农场全覆盖。
设施农用地问题并非无解。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文件《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明确，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按农用地管理。解决设施农用地问题，要在严格落实相关文件精神的前提下，开拓思路、多想办法：一是有效利用一般耕地和非耕地；二是提高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率，通过村庄规划和整治，坚持“农民地、农民用”原则，利用村庄内闲置地、节约的建设用地或复垦的土地，建设农机库、仓储设施等；三是地方政府在修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充分考虑到农业长远发展带来的设施农用地需求；四是鼓励探索仓库租赁或粮食银行等模式，解决规模种粮主体的储粮问题。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扶持力度
在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情况下，农户往往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提升的情况下，如果土地流转关系稳定，新型经营主体有积极性去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但需要政府帮助解决投入问题。王成亮流转的11个村的土地中只有3个村的3000亩地能浇上黄河水，其他1万亩土地都不具备灌溉条件，如果全部进行水利设施建设，还需要投入2000多万元。对于土地流转合同期限很短的规模经营主体来说，一般没有积极性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这又直接影响他们的产出效率和经营效益。
多数农业基础设施正外部性强，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加以改善。在松江区，政府近几年在农业基础设施上累计投入2亿多元，在水利设施、机耕道、耕地整治等方面，大大改善了全区农业生产条件，家庭农场获得了很好的发展环境，家庭农场只需竞争耕地经营权即可，不必为农业基础设施担心，甚至不必为建猪舍投入一分钱。齐河县20亩高产创建示范基地在各级财政投入下，农业基础设施基本完善，田成方、林成网、旱能浇、涝能排，生产条件远远好于县内其他地方。但武城县作为贫困县，无力加大投入，农业基础设施比齐河县相差不少。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国家需要在农业基础设施项目上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一是在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项目安排上，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特别是在基本农田上实施灌溉排水、土壤改良、道路整治、机耕道、电力配套等工程建设，使其具备规模生产条件。二是在农民自愿基础上，鼓励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定权不定地、定量不定位”的方式，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财产收益，既便于大规模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便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还利于消除田埂增加土地产出率。
加快新型经营主体的人才培养和引进
与传统一般小农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体现在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新装备等方面的集成上。随着经营规模扩大，新型主体普遍感到知识技术欠缺和人才储备不足。种粮大户、合作社、农业企业，特别是从事高效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一方面强烈感到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也求贤若渴。在齐河和武城，食用菌生产是一大产业，但人才较为缺乏。丰裕食用菌有限公司高民介绍，目前食用菌产业缺乏实用型技术人才，农业院校的食用菌人才培养太少，现有许多从业人员是学微生物的。松江家庭农场主李春风虽然只种粮和养猪，而且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小麦种植、生猪饲养、土壤施肥等多项培训，并获得好几本证书，但他仍然感到自己在农业技术上还需要不断提高，才能满足农场经营发展的需要。
农业后继乏人问题突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刻不容缓。为此，要重点抓好两大方面：一是大力加强新型农民培养。从国家层面制定中长期新型农民培养规划，针对返乡农民工、农村能人以及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等，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组织多种形式农业技术培训，培养大批农村适用专业人才。探索建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办法、农业行业准入制度，不断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二是加大外部人才引进力度。从政府补贴、社会保障、项目扶持、金融服务、土地流转、职称评定、上升通道、社会评价等方面创新制度和政策，吸引富有创新精神、专业知识较强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献身农业。职业前途和社会评价，对从业者非常重要。吸引年轻人、高素质人才投身农业，需要加快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根本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让农业成为能赚钱、有地位、有前景、有尊严的职业。
有效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新型经营主体需要政府扶持的事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保障土地经营权以稳定生产基础，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强化生产能力。政府作用要突出以下三点：
一是创新农村土地制度，稳定农民土地预期，促进土地流转关系保持稳定。这是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主体共同关心的问题。松江区探索将家庭农场土地承包期确定为至少三年，将种养结合和机农一体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期延长至5年以上，仍不能消除家庭农场主的顾虑，对经营者的长期投入有影响。山东有些种粮大户的土地流转合同短至一年一签，流转关系很不稳定，不利于种粮大户稳定投入、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土地确权颁证，完善法律法规，对农民土地承包权实行物权化保护，彻底消除农民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担心和顾虑，并辅以社会保障、非农就业、流转收益等方面的支持措施，让不愿意种地的农民长期稳定地转出土地经营权。
二是适当加强引导扶持，改善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环境，提升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和速度。新型经营主体在发展初期往往遇到多种困难，在信息获取和发展规划方面缺乏指导，在资金筹措、人才培养、物质装备方面需要扶持。各级政府要对中小型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给予更多关怀和帮助。在农业用地规划管制和用途管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政府要真正做到不缺位、不越位，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三是强化重点环节农业生产，解决新型经营主体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事情，不断增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能力。发达的社会化分工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条件。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最大优势在于抓好生产管理，其他重点环节的生产可以由合作社、专业公司、公共服务机构等承担，如技术推广、农资配送、机械作业、统防统治、抗旱排涝、信息服务、产品销售等。政府需要统筹谋划、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支持，推动建立公益性机构和经营性机构相互配合、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家庭农场篇7
伴随着家庭农场的风生水起，湖北省大冶市诞生了一批新型农民，他们不仅是生产者，还是投资者、经营者和决策者，他们用实际行动来阐述对现代农业的理解。
村民曹树金望着大片抛荒的田地，忍不住砸吧着嘴叹息：“这畈里的田，荒着真可惜啊！”村委会副主任曹树林接着话头说：“那就给你种？”
这是2009年发生在湖北省大冶市方至畈村的一段对话。谁也没料到，这段对话竟“催生”了一个种粮大户。
曹树金曾是村里的生产队长，会开拖拉机，会种田。说这句话那年，他已经56岁了。在农村，这是个非常尴尬的年纪，进城打工没人要，在家种田养老又不甘心。在村委会的多次“怂恿”下，曹树金决定先种300亩试试。
那一年，老曹起早贪黑，拿出当生产队长的干劲，用心“伺候”这300亩稻谷。2010年底，老曹喜获丰收，他扳着手指一算，乐了：嘿，比打工强，这事有奔头！在村委会帮助下，尝到甜头的曹树金又流转了400亩田地，跟村民签了7年合同，合同上写着随行就市，当年的租金为150元一亩。
就这样，曹树金当上了农场主，有了自己的“庄园”。今年上半年，在《支点》杂志联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来到大冶做家庭农场的调查时，他已经流转了4个村共计2000亩地，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种粮大户。
破解土地抛荒难题
曹树金等种粮大户尝试家庭农场是近几年的事。先前，大冶市虽然一直是农业地区，但土地抛荒情况颇为严重。
“本地的老百姓已经没有兴趣种地了。”该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张保平介绍，大冶土地起伏不平，不好利用。再加上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发展迅速，农民赚钱相对容易，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量土地荒芜。
政府为解决土地抛荒问题，不仅出台优惠政策，给予资金补贴鼓励土地流转，还设立了市镇村三级流转平台，这些措施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尝鲜”。
然而，外地人到大冶流转土地，并未解决市政府的“心病”。 张保平说：“外地人来租地有个致命的问题，他们只考虑赚钱，采用粗放型的经营，产量不高，不利提高农业水平。有的赚了钱后就不做了，不赚钱的也很快就走了，政府还要再次流转，稳定性不强。”
除了这些问题，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外地人到此流转土地，赚钱后遭到了当地人眼红，当地有些农民甚至不顾合同规定，不再将地租给他们，这也破坏了土地流转的稳定性。
政府部门改变策略，鼓励本地人试水家庭农场。曹树金算是较早的尝试者之一，他所在的方至畈村，无山、无水、无矿，集体经济是个空壳，村里人觉得种地无法养家糊口，纷纷外出打工。最严重时全村1800亩农田，抛荒1600多亩，剩下的一两百亩是村里的留守老人种点粮和菜。
该村真正的土地流转试验始于2008年，这一年，湖北鑫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流转了村里600多亩土地，每亩租金350元，流转年限15年。该公司投资6000万元，主要经营生猪养殖、蔬菜种植、花木栽培、休闲体验和林场。
接着，曹树金先后流转了700亩，村里剩余的500亩田地怎么办呢？村支部书记曹祥炳告诉《支点》记者，2010年底，村干部赴江西考察吊瓜基地，回来后，就对这500亩田地进行调整。把360亩连片的田地用来建吊瓜基地，剩余的给村民种粮。后来，村里又开发了150亩荒滩，兴建起500亩吊瓜基地，吸引了15个农户入股经营。至此，方至畈村基本实现土地“全流转”。
曹祥炳高兴地说：“土地流转后，既解决了闲置土地，又获得了补贴，还发展了集体经济。去年，吊瓜基地纯收入8万多元，村集体收入5.6万元。今年，吊瓜基地纯收入有望突破15万元。”
“留守老人”变身“农场主”
家庭农场的试验也得益于中央的重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
大冶市政府为了鼓励更多人经营家庭农场，规定凡一次性流转500亩土地者，将给予每亩50元的补贴。曹树金告诉《支点》记者，2011年，他流转了1100亩地，一次性拿到了55000元补贴。除此外，他还领到了8000元的油菜秧苗补贴。
目前，曹树金以种水稻为主，亩产量500公斤左右。除了种两季水稻，他还种植小麦和蔬菜。随着收入一年年增加，曹树金租地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去年他又流转了1000亩地，如今总面积达2000多亩。由于租种合同上写了“随行就市”，今年的租金涨到了每亩220元。
去年，曹树金年产800吨水稻，按照每公斤2.2元的市场行情算，他去年毛收入达170多万元。扣除添置的几台大型农机，农药、化肥、人工等成本，纯收入近30万元。
曹树金体会到了规模经营带来的益处，胆子也越来越大，他牵头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总共6个合作人，我出资20万元，儿子出资10万元，其他4人各出资5万元，其中有个合伙人是农机部门的技术员。”
老曹说，种田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来源，老伴和儿子都在帮他。今年，老曹的儿子刚刚退伍回来，他正在全力培养儿子，学习家庭农场的经营之道。
在大箕铺镇，记者遇到了一位高龄种粮大户——71岁的曹中豪。在城市里，这种年纪的老人一般是散散步、养养鸟，而曹中豪浑身上下充满着创业激情。
曹中豪说，前些年即使村里很多田都荒了，他也要把家里的15亩地里种上粮。眼瞅着这几年租地种粮的人赚了钱，曹中豪来劲了，2010年，他流转了300亩土地，此后的三年间，土地面积增加到700亩、1087亩，今年已经达到2800亩。
记者问：“为啥要种那么多地？”曹中豪说，虽然租金涨了，但还能赚到钱。主要种水稻，也有少量油菜。到了收获季节，就有粮贩子或加工企业上门收购，去年每亩田的利润为400元。
曹中豪说 ：“成本很高，打药、下肥、田间管理等都得请人，光工人工资就占三成。去年花了20万元买农机，现在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等机器都有。”扣除成本，加上政府的4万元补贴，去年曹中豪年收入为10多万元。
政府引导家庭农场
在大箕铺镇，类似这样的种粮大户有很多。大箕铺镇党委委员朱永强说，像曹树金和曹中豪这种身体硬朗的老人，通过经营家庭农场，改变了生活状况，增加了收入。赚到“真金白银”才是硬道理。收入的增加让大冶农民燃起了创业激情，尝试家庭农场的人越来越多。
然而经营家庭农场，资金匮乏是面临的普遍难题。因此，不少农场主自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曹树金成立合作社后，不仅整合了资金，还整合了技术资源。曹中豪也成立了合作社，自己担任理事长，同时还是捷风融资专业合作社的理事。
很多种粮大户都感叹，上头政策好，政府的扶持资金很重要。在大冶茗山乡，一位干部透露，今年乡里有1000万元的农业奖补资金。除了对一次性流转500亩土地每亩奖补50元之外，还有其他奖补项目。
比如对养殖业，新建一栋150模式（一次出栏150头生猪）的猪舍，奖补1万元。对每亩产值达到2万元以上的高效农业，一亩奖励200元以上。除此外，对循环农业、存活率达到80%以上的楠竹、油茶等种植业也会进行奖补。通过这些工作，政府转变了作风，提高了服务意识，跟农民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资金奖补带动了家庭农场的经营热情。茗山乡种粮大户流转了4000亩土地，养殖大户流转了近3000亩土地，主要以养猪、养鸡为主。此外，还吸引了不少外来投资，一位加拿大华裔投资6亿元在茗山乡兴建了3000亩玫瑰花基地，这些玫瑰花主要用来提取香料和香精。
这些外来投资企业和种植养殖大户通过大规模种植养殖，一方面获得了国家扶持资金，一方面赚取了利润，同时还解决了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大冶，当地很多留守老人和妇女，他们将土地租出去后，每年按照市场行情收取租金，此外，在家庭农场或这些企业里打工还能挣工资，照顾家庭和赚钱两不耽误。
农民买飞机种田
在《支点》记者结束采访之前，遇到了一名最有趣的农场主——黄朝盛。
黄朝盛是茗山乡京南村村民，今年40岁。让人眼前一亮的不是他租种的2700亩土地，也不是他年纪轻轻不去打工而选择种田，而是他为了种田，自掏腰包买了一架农用飞机，原因仅仅是为了打药方便。
“整个黄石地区总共有两家买了飞机，隔壁阳新县有一家，他们是合作社，买飞机是专门给别人打药，我是买了自己用。”黄朝盛说，这个小飞机自己花了20多万元，政府补贴了10多万元，是去年12月买的，还没在田上使用。仅是培训飞行手最少需要几个月时间，黄朝盛说他想自己学。“不管是什么农机，我先自己学。”
要想学会开飞机，需要下大功夫才行。如今，黄朝盛每天试飞，“几十万买来的农机，一定要完全了解才能保证安全。”黄朝盛说，飞机不能打草药，他又花了十几万元买了一个乘坐式打药机，这个打药机比较先进，是在武汉农博会上发现的。
初中毕业的黄朝盛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尤其对先进农机更是兴趣浓厚。他告诉记者，他花了7万多元买了一台精量穴直播机，是中科院的院士罗锡文教授研发的，目前国内只有一个工厂生产。听说这台机器比人工撒播种子效果好很多，还能抗倒伏。在咨询了中国水稻研究所的教授后，黄朝盛亲自到厂家去考察。
“我之前种水稻，种得不好没产量，种好了，来一阵大风，又倒伏了，倒伏后又没法用机械收割。我是农民，我要看产量。因此，从播种的时候就要杜绝倒伏现象。用这种机器撒播的间隙非常科学，人工撒播是无法达到的。”
黄朝盛仅在农机上的投入就接近100万元，打田机、播种机、打药机、收割机、插秧机，一应俱全，全程机械化，连农药、化肥也专挑贵的买。他说，人家不靠这个挣钱，我靠这个挣钱。人家种田自己吃，我种田是要卖钱的。
按黄朝盛的说法，他把家庭农场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经营。为了经营好，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他很多年前就买了电脑，经常上农机网查询先进农机的介绍。看电视也是锁定农业频道，非常关注政策动向和农业新闻。
只要听说哪里有新农机研制出来了，他就跑去看，看了觉得好就买。只要听说哪里种田种得好，他也会跑去学习，“我全国各地跑，去年光出去学习的费用就花了2万元。我们农技站的技术比不上外地，别人七八年前都不种的种子，我们这边还在种，我要找到优良品种来种。”
黄朝盛一直在摸索适合种植的良种。他坦言，之前种过小麦，雨水多时，小麦容易生病，这种小麦连猪都不吃，因此去年亏了7万多元。“现在不种小麦了，正在考虑是否种油菜，听说有个油菜专家在云梦搞了一个油菜种植基地，我想去看看，如果产量高，又适合机械操作，就拿来种。”
对先进农机和先进技术的追求，让黄朝盛初期投入的成本比别人多几倍，这么多的资金从何而来？“我弟弟是搞建筑的，他给我投了40万元，我自己投了30多万元，弟弟入股，我来经营，我给他分红。”黄朝盛不知道啥叫“天使投资”，但他却不知不觉吸引到了他的第一笔天使投资资金。他告诉本刊记者，去年赚了六七十万元，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状态。
这仅仅是个开始
仅仅几年光景，大冶市的家庭农场试验搞得风生水起。
大箕铺镇的曹树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种田了，他正琢磨着办个粮食加工厂。未来，家庭农场会越来越多，如果能把家庭农场种出的稻谷加工成粒粒香米，卖到市场上，利润将会成倍增加。曹树金已经说服儿子，不要出去打工，留在村里父子联手干事业。
今年，黄朝盛花了七八万元对田地进行整改，又花了十多万元租了一间存放机械的库房。目前，他拥有十多台大型农机，其中一部分农机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先进机械。
对经营家庭农场，黄朝盛的解读是，中央非常重视，政策非常有利，“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大干一场。国家倡导的现代农业不仅要实现规模化，还要利用高科技和机械化操作。”说起这些时，黄朝盛的眼睛熠熠生辉。对未来，他充满信心。
大冶市副市长张保平说：“十以后，中央鼓励发展家庭农场，以家庭的生产力为主，配置一定生产资料，达到规模化经营，这种模式要长期做下去。欧美地区的农业就是如此。今年，我们也在调整政策，继续出台补贴政策，对家庭农场的推进工作还要加大力度。”
大冶式的家庭农场试验，仅仅是个开始，这种被普遍看好的模式，是否会面临风险，如何化解风险，是探索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家庭农场能否实现农业现代化，能否解决三农难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
相关链接：
国外如何建家庭农场
美国：对农业高补贴
美国大半农产品出自仅占2%的大型农场。美国把全国分为10个农业生产区域，每个区域主要生产1至2种农产品。随着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农场生产经营趋向专业化。家庭农场主要集中于土地的产出或养殖业的直接经营管理。美国政府坚持对农业的高补贴政策，美国政府的帮助主要来源农业部推广局的技术帮助和农场主家计管理局的金融信贷支持。对农场的贷款利率及私人贷款担保等方面有优惠。
法国：中小农场比重大
法国的中小农场占很大比重，专业化程度很高，按照经营内容大体可分为畜牧农场、谷物农场、葡萄农场、水果农场、蔬菜农场等。专业农场大部分经营一种产品，突出各自产品特点。同时，过去由一个农场完成的全部工作，如耕种、田间管理、收获、运输、储藏、营销等，现都由农场以外的企业来承担，使农场由原来的自给性生产转变为商品化生产。
日本：鼓励农户搞协作
日本政府把农地改革的重点由所有制转向使用制度。政府鼓励农田租赁和作业委托等形式的协作生产，以避开土地集中的困难和分散的土地占有给农业发展带来的障碍。如以土地租佃为中心，促进土地经营权流动，促进农地的集中连片经营和共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农协为主，帮助核心农户和生产合作组织妥善经营农户出租和委托作业的耕地等。
澳大利亚：农场年底会分红
家庭农场篇8
从京城房地产业起步时的重要作品亚运村向北10余公里，原来有一片绿油油的农田。去年下半年开始，这里逐渐为成片的建筑物所覆盖。很有些气势的门楣上显示，这是一处正在热销中的“家庭农场”。销售人员则进一步推介，这是一个“经市政府批准的农业项目”，总开发面积达2000亩。或是出于自己居住的目的或是期望着哪一天也许会“升值”――尽管这二者目前在大多数购房者眼里并没有什么清晰的界限，再加上开发商在新闻媒体上大打广告，“家庭农场”很快吸引了跃跃欲试的人。
----与目前眼花缭乱的商品房广告有明显不同的是，“家庭农场”设计的宣传主题是“农业休闲种植”。因为你一旦入住，首先会得到一座大温室，无论养花种草或者栽培一切你感兴趣的东西，悉听尊便。对于日益为现代都市之拥挤、喧嚣和污染所困扰的都市人来说，这无疑可以极大地吊起胃口。
----当然，温室只是引饵，你势必还要在这座温室旁拥有一处栖息地。于是，在开发商的解释里，你所居住的房屋建筑是作为温室的“附加功能”设计的；换句话说，你将要投资的并不是一个惯常意义上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商也会很干脆地告诉你，这里的住房没有产权，因为他们是以土地承包的方式获得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使用权的；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并非商品意义的“出售”，而是“出租”：你付上三十几万至六十万元，便获得了面积不等的住房、温室及庭院的使用权；一次性付款，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经过公证后，由当地区政府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使用期限50年；住房在该证书中被定性为“配套设施”。
----记者近日前往“家庭农场”实地观察，发现这里完全是按照住宅小区的模式设计的。有中心公园，有绿地，各处庭院分别冠以“春”、“秋”、“梅”、“兰”等颇富诗意的名字。住宅一律为别墅式，一般户型设计为三间卧室、一或两间卫生间，外加客厅、餐厅、厨房，还有一间专供取暖用的油炉间，电话、有线电视线路等都有考虑。住宅后便是那一大间温室――确切地讲应当叫温棚，最外面是以木栅栏围起来的庭院。据销售人员讲，第一期工程开发的150余套住房大部分已经有了入住者，二期工程正在施工。但在已经入住的庭院里的温棚中，大多长着一人来高看似无人打理的蒿草。
----在“家庭农场”的“销售”处，人们听到的说法是“卖得很火，一期工程只剩下几套房，而承诺今年9月即可入住的二期工程也已经有了三十多位预租者。“那就是某某的姐姐的房！”销售人员指着一处庭院说。他所说的某某，是京城红极一时的女歌星。这种介绍很让一般老百姓认账。
是不是打“球”
毫无疑问，相对于广告上宣称的“住房、温室、庭院，三合一经典组合”，价格低廉应当是“家庭农场”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比如一栋90平方米面积的住房，外加190平方米的温室及300平方米的庭院，总共只需37万元。据称由于市场看好，二期项目价格将升至50万至60万元，而且必须是一次性付款，不能用银行抵押贷款。即使这样，仅与其一条马路之隔的另一房地产项目，一套别墅的最低价格八九十万元，普通购房者根本不可想像。
----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家庭农场”实际上打的是“政策球”。该项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不假，但是所限定的经营范围皆与农业项目有关。在“家庭农场”开发商销售部办公室的墙上，营业执照注明的经营范围皆与“农业、休闲、种植”等字眼相联系，也证实了这一点，而实质上“家庭农场”的经营重心却在房地产物业项目上。记者向销售人员现场询问：“住房是否有土地出让证？是否有施工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证、销售证？”回答都是“没有”。那么房屋质量是否通过检验呢？回答是“通过了检验”。继续深究方才得知，质量检验是“家庭农场”自己进行的，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建筑监理公司。
----问及承租此类物业是否具有风险性，销售人员指着办公室墙上各级领导来视察时的照片反复解释道，项目开发商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农业集团，当地镇政府也是该集团的股东之一，而且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北京市的立项许可，“应当没有什么政策风险”。即使将来出现了什么问题，消费者要求中途退租，开发商也将根据合同到期的时间来计算客户的损失，并按比例赔付。
“家庭农场”引来了不少客户，置疑者也不断冒出来。记者认识的一位机关干部去年底对“家庭农场”动了念头，起因是他的邻居大力推荐；夫人去看了两次，对环境也挺满意。但这位先生怀揣人民币前往签约时多了个心眼，带了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朋友同行。结果这位朋友从房屋产权问题到建筑质量都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均得不到对方满意的答复，买卖最终作罢。
“乡产权”的风险
----近年来，北京房地产市场上始终有一种所谓“乡产权”的物业在悄悄出售或出租。这类项目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开发商都不具备土地出让证，而只是经过某一级政府（一般为县、乡）的认可或参与（当然其中不排除隐含着各种利益关系），就包下一片农田――充其量算作农民的宅基地吧――大兴土木搞建筑开发。尽管最终销售的名目不同――可以叫“家庭庄园”也可能称“乡村别墅”，但从收回利润的周期来看，50年的土地使用期限，对于那些开发商们已经足够了。这类物业一般都很少在媒体上直接打广告，更多的是通过口头传播、熟人介绍等方式吸引购买者。也有的“乡产权”开发者发明了一些“市场创意”作宣传。“家庭农场”在某种意义上与这种模式类似。
----关于“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投资方式之利弊选择，市场人士的看法大同小异。首都经贸大学房地产系教授张跃庆认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如果郊县的开发商想开发、出售房地产项目，首先应该将集体性质的土地征为国有，并向国家缴付地价款以获得土地使用权；然后获得有关规划建设许可证和销售许可证，才能够将所开发的物业投入市场。”而由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征用农用集体所有制土地用于盖房并销售，与商品房开发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种方式肯定无法得到有关商品房开发的法律和政策的保护，因而也不具备商品房投资的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讲，投资的风险极大。”一位业内人士这样指出。
----“乡产权”之类物业的存在毕竟又是一种现实。对于购买（投资）者来说，价格低廉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有业内人士甚至也认为，如果你买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居住而并不考虑将来进入市场，“乡产权”并非不是一种“实惠”的选择。特别是建在一些相对偏僻的地区的物业（很多人买房恰恰是为了远离闹市），受政府政策变动波及的可能性比较小，其“价格性能比”还是比较合算的。
但总而言之，“家庭农场”绝非像销售人员说的那样“没有什么风险”。除了其完全不具备产权安全的保障外，即使作为一种“租赁性投资”，仍要从另一些风险层面认真加以考虑。比如，“乡产权”项目实际上是以某一级政府的信誉做保证的，而“政府担保”的承诺也往往最容易为政府所改变。一旦上一级政府明令禁止或实施征地等造成土地性质改变，买房者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张教授举例说，1997年国家搞过一次大型土地使用情况调查，查出不少类似的“违规建房者”，最后都进行了处理。
房地产投资警惕陷阱
就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而言，有关专家将其归纳为几个不同的层次――规范化的市场、不太规范的市场，以及违法的应该取缔的市场。目前有很多房地产项目是在不太规范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特别是近郊区的城乡结合部和远郊区县的城镇，是许多开发商瞄准的一块“肥肉”。有些就以“旧村改造”为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来说，对此应当格外保持清醒。
有关部门在调查中发现，某县城关镇共有22个行政村，其中17个村未办理规范的手续就引进资金，在集体所有制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前几年这些住宅还有一定的销路，但由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限制，决定了这些住房最终不能进入市场。随着房地产交易市场逐步规范，无销售许可证的住宅销路已越来越差。虽然有的开发商采取降价促销的办法，每建筑平方米降到1300－1500元之间，但这样的物业几乎无法进入规范的市场流通领域，将来变现的机会极小，购房者无法将之转换为投资收益，因而还是乏人问津。
----还有一种“联合建房”的形式也不能不当心：一些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寻找有资金的单位搞“联合建房”。房屋建成后，双方按比例分成，不仅有偿分配给自己单位的职工，还有些卖到了社会上。这种房屋同样因为逃避了缴纳土地出让金，也无法正常进入房地产交易市场。投资者对此一定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