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范文
时间：2023-10-16 13:49:21
四个现代化篇1
探讨和研究“四个全面”战略的政治现代化意义，对于我们扩大政治参与、推动政治发展、充分实现人民民主和人民人权等具有重大意义，“‘四个全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优化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四个全面’的政治现代化价值指向即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法治现代化、党的建设现代化，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政治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和关键要素”①。
一、政治现代化理论概述
(一)政治现代化的含义
对政治现代化的含义有两种阐释，一种是站在现代化角度，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现代化”中的政治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另一种是站在政治角度，认为政治现代化是政治要实现现代化。两种认识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道路是否就是要重复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
政治现代化是否就是政治“西化”，站在马克思的角度，他曾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要经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和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这一环节，社会主义的实现一定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但是，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只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也同时证明了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发展道路。并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治也在不断发展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目标性体系，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并不能作为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即政治现代化并不表现为政治发展要实现“西化”。
政治现代化是指由传统政治转变为现代政治的过程，它包括权威的理性化、结构的分化、政治功能专门化和参与的扩大四个方面。
(二)政治现代化的内容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有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国家适应能力增强，推动社会的经济改革，社会全面发展;其二是国家有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制度之内。这两个基本前提是现代化内容实现的前提，所以，关键在于有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存在。政治现代化的内容主要有：
权威的理性化、结构的分化、政治功能专门化和参与的扩大。
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结构的分化，即政治机构的科层组织更精密、更复杂，即政治机构日益增多，职能日益专门化。政治功能专门化，即政治机构的职能越来越单一和专业化，职位和权力越来越以个人成就为标准。参与的扩大，即公民已直接置身于各种政府事务中，并直接受其影响，表现为参与主体和内容扩大。
(三)政治现代化道路
我国政治现代化道路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政治制度，实现现代化;国家是现代化的倡导者、计划者、推动者和实现者：国家和政治权力的统一是政治现代化的起码标准。发展中国家的道路是一种应急型道路，他们面临着认同、合法性、命令贯彻、政治参与、一体化和分配等六大问题，其发展战略主要有超凡领袖推动论、政党推动论、行政组织论、军队参与论等等，都强调以某个领域作为突破口，以此形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因素，进而带动全局。
二、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四个全面”实现政治现代化
根据前面分析，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要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推动政治现代化，应该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为基础，以及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保障。
(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四个全面”是为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目标，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提出的。
(二)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为基础
基层民主制度就是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四个全面”战略方针政策的实行主体是人民，是基层群众。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能够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人民关心的问题能够正当的提出和得到解决。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所以，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础，更是“四个全面”战略的基础，基层民主是基础中的基础，所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是“四个全面”战略能否实现和实行的基础。
(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保障
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权利运行体系和权利监督体系是“四个全面”能够正常实行的重要保障，避免行政机关权责不分，避免“有功则一拥而上，有过则相互踢球”的现象。杜绝徇私枉法，贪污腐败，不作为的行为。
“四个全面”发展战略分别从国家发展方向、国家制度深化改革、国家法制不断健全和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四个层面，来阐释当代中国应该实现的政治目标。要落实“四个全面”，推动政治发展就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为基础，以及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保障。“四个全面”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发展的伟大进程。
四个现代化篇2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构想。后来，又逐步确立 “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
1960年，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称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使得“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更加准确科学。1963年，在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强调 “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1月召开的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64年，在修改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向全国人民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可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宏伟目标，是他们留下的遗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局面。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四个现代化篇3
关键词：邓小平 小康社会理论 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论。认真研究、切实运用这个理论，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百余年的血与火的抗争，都是为着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随着新中国的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任务更加突出，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帷幕在艰难曲折中徐徐拉开。早在过渡时期，党制订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随着过渡时期的终结，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为了规划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我们党和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张，归结起来，就是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1954年9月召开的全面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使我国摆脱落后和贫困，必须“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问题。至于如何付诸实施，当时正处在初步探索的起点上。时隔十年之后，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把原来提法中的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时把农业现代化放在首位，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1975年1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这一目标。
上述目标，虽然反映了党和人民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要用半个世纪走完发达国家几个世纪走过的道路，其艰巨性是难以想象的。况且旧中国是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四个现代化无法在上个世纪实现也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必须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始重新思考和规划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概念，后又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定位在“小康水平”、“小康之家”、“小康社会”上。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旧这篇谈话在收录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题目就叫《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在这里，既确立了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又同时把它量化了。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固关于20年翻两番能否实现，国内外有一些担心和疑虑。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作了明确回答。指出“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旧在上述论述中，邓小平虽然仍使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但其含义已发生重大变化，不再从完成的意义而是从阶段的意义上来使用，即20世纪末实现的小康目标只是现代化的初步目标，是“最低的目标”，因而也称之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前夕的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
二、从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我们党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种提法一直沿用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同样的原因，与“小康水平”这个现代化的初步目标的确立相对应，“两步走”也相应地调整为“三步走”。
由“两步走”到“三步走”有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在党的十二大之前，邓小平对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规划主要着眼于20世纪末之前。他在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的同时，提出要用两个十年实现这一目标。他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作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来说，八十年代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哟根据上述考虑，党的十二大正式把这个具体目标确定下来，并分解为两步走。但是这个两步不同于以前的两步，是后来“三步走”中的两步。党的十二大之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深化，邓小平就把眼光投向了下个世纪中叶，进一步思考在小康的基础上如何继续向前发展。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国客人时首次提出了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构想。1984年10月，邓小平对新设想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至七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旧1985年4月，邓小平在论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四个现代化篇4
反思一：起点――重构与错位的“五四传统”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文化及思想状况与“五四传统”之间有密切关系，是一个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的观点，没有人会怀疑其中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80年代开端的时刻，在思想解放运动大潮下，20世纪70到80年代的转折期被认为是重新高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新时期。在后期，整个80年代都以“五四传统”作为新的文学观发展的理论基础。人们是在对“五四”的重新想象中建构属于80年代新的文化逻辑。
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80年代重要的文论，这篇文论的观点基本上构成了80年代思想路线的文化主流，他认为“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压倒了“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启蒙运动，而这种革命性的政治实际上是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是实用理性，并非是真正的学理上的选择。处于70到80年代转折期的人们，迅速接受了李泽厚的这一观点，并认为80年代是新时期的开始，要恢复“五四传统”、重新宣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无疑，此时的“五四精神”与1919年的“五四精神”已不是同一概念，“五四传统”被重构和错位到了80年代。
其次，现代中国对于“五四传统”的讲述从来都是不一样的，除了20世纪初“五四传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外，每个阶段的人们在讲述“五四传统”时都是在选取其中部分资源来利用，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80年代也不例外，80年代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种特定的视角、特定的讲述方式就已经说明此时的“五四传统”不同于20世纪初的“五四传统”。“五四时期”的反对对象是具体的孔教、儒家、家族制度等，是与儒家之外的诸子学说分开的，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国故”也是分开的，但80年代的文化逻辑却把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以传统与现代这一对偶的结构来待之。
20世纪80年代的“五四传统”固然带有本质化的特征，但此时的“五四”不是历史的“五四”，更不是20世纪初期的“五四”，因为这里的“五四传统”肩负着对新时期文学定位的使命，也就是说80年代的“五四传统”是一种被重构和寓言化的“五四传统”。
反思二：过程――欲“破”当“立”的文学合法化追求
80年代的文学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新概念，那个年代对文学经典颠覆与再建的频率、动作，在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都是罕见的。这时期的创作可以被誉为是欲“破”当“立”的文学合法化追求，在破除革命、政治话语的基础上再造属于80年代的审美、人性的新启蒙话语系统。
在70年代末期，第一个被预设的成规就是“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述说对象主要是那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受到身体和精神上伤害的各阶层人员，而其中最主要的对象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所以在当时，对“伤痕”的展示、诉说和批判，便成为全国上下尤其是知识分子“历史叙事”中最常见和最醒目的形态之一。此时的“伤痕文学”还隐藏着对新文学合法性的追求，新时期、新人物、新主题的出现都是建立在与旧时期、旧人物、旧主题的对立上。在“伤痕文学”中，有着对“政治一体化”的极大痛诉，这种情感宣泄迅速得到读者们的接受。
到了“寻根”文学时期，重树的经典迅速终结了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此时的经典定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韩少功提出作家有责任“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但这种民族传统的激发是在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物下进行的，“寻根”意识的产生是“乡村”与“中国”的耦合。可以说，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流行，激发出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从而产生出“寻根”的诉求。另一方面，拉美文学作品《百年孤独》的获奖，使中国作家找到一种超越模仿而又能进入现代世界的途径，那就是“寻根”路径。
就在“寻根文学”风头正健时，又一个文坛神话――“先锋文学”出现。它是以抗拒现实的东西来表明其先进立场的。可以说，“先锋文学”是典型以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模仿来争夺自己在80年代文学中话语权的文学类型。形式与虚构成了“先锋文学”的总体特征，语言、叙事这些传统的写作手法在“先锋”作家笔下都成了实验，是对抗“现实”的实验。这种实验显然是为了与之前的现实主义写作划分界限。但是一旦抽离了“先锋”写作的“形式”，剩下的则变得支离破碎。这也是“先锋”写作始终与大众读者有巨大隔离感的原因。
80现代的文学实践，都是在欲“破”当“立”的逻辑上来否定前者、建构自身。无论是 “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是相继终结前者，奠定自己的经典地位，虽然这种热潮盛行一时，但终究沉寂下去。
反思三：终点――当代启蒙的困境
启蒙在当下所面临的重重困境是能成为反思80年代文化逻辑的最佳理由，在当下甚至有“启蒙终结论”的说法，而且这种力量不断冲击启蒙文学史观。总的来说，当代启蒙所面临的困境是“中国崛起”的模式下对80年代建立起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价值的冲击。80年代呼唤的中华民族复兴是以“个人”为基础，甚至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这种价值模式是放在世界标准之上，架空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后，西方普世价值观开始出现人性僵化、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弊端，而停滞不前的启蒙主义无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国家主义的价值开始凸显。
就当下中国现状来说，启蒙的发展面临着三股思潮的瓦解。首先是国家主义的冲击，启蒙宣扬的核心是人而不是国家，但自从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以独立国家身份开始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后，国人们开始有了强大的国家荣誉感。其次是古典主义的冲击，以奥・斯特劳斯为主的西方学者掀起古希腊的经典热，提倡自然正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在新的时代重新发挥价值，全国上下都兴起国学热。最后是多元现代性的冲击，最先从日本引入东亚现代性的概念，肯定了作为轴心文明国家之一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其实，这所有的冲击潮流都是以“中国崛起”为核心诉求的另类现代性的表现，即中国特色、中国本位、中国立场。
早在西方，启蒙就遭遇了虚无主义危机的影响。但西方在启蒙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国内却在大肆宣扬西方的现代性精神，无疑这是一种中西语境的错位。其实，很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后，自身对启蒙的意义也产生了怀疑，开始怀疑当初所坚持的启蒙是否能真正产生价值，是否就是最好的价值观，为什么在面临新的问题时，启蒙无法解决。
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逻辑，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每一个此时此地的文化话语的形成都有其特有的观念体系层面以及物质体制层面的原因，不是随意借用和重构就能形成的，80年代的文化逻辑不仅在时间上挪用了“五四”的话语资源，还借用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附加到了中国的语境当中。
四个现代化篇5
温儒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博导
劳凯声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
温儒敏：现在有些青年太功利，又太老成，好像缺少一点青春气息，五四那种理想、朝气与活力，能否再给青年人一些召唤呢？
张立文：在激烈竞争等因素的作用下，青年人为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人生价值，出现一些功利主义，也不足为怪。
劳凯声：功利主义不仅仅是青年人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问题，大家要共同面对。
当前，我们遇到的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五四精神当中找到答案
人民论坛：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我们如何来审视中国、审视新一代的中国青年？
劳凯声：“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也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历史时代。“五四”运动带给我们的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一个巨大更新，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化。“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构成了“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的要义就是要张扬人性的价值，要发挥人的创造性，要使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民主与科学发展到今天，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仍旧产生着深刻影响，“五四”运动的精神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数千年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每个中国人都起着一种深刻的影响。一个中国人生下来以后，受到他所处文化的影响，就会打上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烙印，他的观念和行为都会受到这样一种文化的束缚。一举手、一投足，就能看出他是中国人。
今天，我们遇到的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当中找到答案。“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社会历史进程当中，一代人又一代人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和“五四”精神有着怎样的一个联系，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很难做出一种准确的描述。我只想以我和我的父辈，以及我和我的孩子和学生为例，来看看这样一个代际之间的递进过程。
温儒敏：我看到现在有些青年太功利，又太老成，好像缺少一点青春气息，也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吧。过早功利化、商业化、世俗化的教育对青年很不好，那些泛滥成灾的粗鄙文化、搞笑文化，在影响着青年人格的健康成长。我很为此担忧。
“五四”那种理想、朝气与活力，能否再给青年人一些召唤呢？所以，我建议要在考试与个性发展这两者之间做点平衡。完全丢开应试的现实要求是不可能的，但总还会有点空间发展自我，容纳一点理想。老师和家长也应当给同学们多创造一些自由的空间。他们在努力应对高考的同时，还是要发现自我，发展自我，看将来能为国家社会做点什么贡献。至于上了大学的青年，多领略“五四”那种青春向上的精神，多想想日后的“志业”而不只是“职业”，这对青年一代的人格形成也肯定会有好处。
“五四”精神最主要的是科学、民主，那时请进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促进了思想大解放，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大发展。之后由于政治等复杂原因，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并没有始终受到尊重，甚至有时还怠慢他们了。现在我们很多社会问题有待解决，包括制度革新、科学发展、重视民生、提升公民素质，等等，其实都还是要请教两位“先生”的。纪念“五四”，要重新强调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弘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导致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
人民论坛：今天的一些青年觉得“五四”精神、“新文化运动”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时隔90年的历程，您认为，那个时代的青年与当代青年在价值观和行为特征上有哪些不同？
劳凯声：从“五四”运动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导致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尽管我们都高举着科学、民主的旗帜，但是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代际差异。
90年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很难描述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与现在的青年人到底有哪些不同。但从我们这代人身上，从我们自己所受的教育都可以看出来。我们经历了1968年的上山下乡，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经过一段生活的磨砺，然后从1978年再返城、上大学再工作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这代人，概括起来说，更多的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我的感觉就是，我和我的孩子的差别，比我和我的父辈的差别要大得多。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主要是上一代人给我们的东西，而下一代更多的是接受从社会其他方面得到的东西。
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各种超文本的知识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充斥着社会的各个场所，新的交往形式，例如通过网络与外界的交流，大大地拓展了一代人的学习与交往空间。这一变化似乎正在改变传统的代际关系。在两代人共同面临的这一历史性变化面前，我们的下一代显然对新环境有更深的认同。他们凭着对新文化的敏感、认同以及自身接受能力的优势，似乎比我们更能接受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因此这种代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差异。而且，社会变迁的速度越快，这种代际差异就越大。
今天的年轻人有其自身的问题，有其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扪心自问，我们并不了解今天的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个与其父母的青少年时代迥异的的全新的世界，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然而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快乐与苦恼、理想与追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教育观、学校观、师生观、亲子观来对待他们。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正经受全面的挑战。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作为家长、教师、成人，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适时应变的措施。如果说面对飞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成年人尚且还不适应，还表现得茫然无措，那么我们怎么能一味地指责，或者苛求我们的孩子呢？
张立文：“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青年的思想和90年前肯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要与时俱进，现在的年轻人既要爱国，又要理性地爱国，不要陷入狭的民族主义中去。现在有些青年的过激行为依然存在，如抵制外国货等。现在的青年在爱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应该更加理性地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温儒敏：可以说，“五四”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五四”其实离我们很近，可以说息息相关。在我的少年时期，是很向往“五四”先驱者那种使命感与大气度的。我们那一代较多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想到如果能为国家民族做点贡献，自己的一生就会很充实，不是虚度年华。那时读鲁迅、读革命烈士诗抄、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会感觉热情澎湃。我上大学时，很希望能够到基层去，并不想当“三门干部”（指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现在看来是有点理想主义，但也因为有理想，我们在那个物质贫困的年代也过得很快乐。
我们这代人应该通过理解和沟通，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
人民论坛：“五四”精神的作用是什么？当今的青年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哪些思想呢？如何传承这种精神去帮助当代青年人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
温儒敏：“五四”最大的功劳是让中国人醒了过来，重新打量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抛弃了阿Q式夜郎自大的心理，头一次知道落后了，再不努力改革，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五四”涌现一批勇敢而有志向的先驱者，很了不起，他们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面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他们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整个中国的文化、道德、政治、文学等诸多方面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劳凯声：“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五四”运动就像一把火炬，这种感受好像是在黑暗当中，有人举起了火炬，给了你光明，你能够知道，前行的目标是什么。今天的青年人无论怎么变化，无论他们面对的问题和以前的人有多大的不同，这种精神在每一代人身上一直在延续。我主张，我们这代人应该通过理解和沟通，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年长者应该做的一件事。
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改变着社会，同时也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能要老老实实地向我们的子女和学生学习。因为与我们的后代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社会提供的范式和榜样中长大的，我们按照社会规定的人格模式来要求自己，来判断周围的一切。
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并不需要我们做出选择，我们也不可能做出人生的决定。我们的工作、事业、人生前途甚至家庭生活都由社会安排好了。我们在一元化的环境下几乎感受不到选择。而我们的孩子显然对环境有更深的认同。多元化的社会要求他们从小就养成应变的能力，独立地去作出判断和选择。我们的下一代对新文化似乎有着更多的认同，他们没有旧观念、旧框框，轻装上阵，又有着接受能力上的优势，因此必然走在我们的前面。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以我们当时的观念、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所受过的苦难来教训今天的孩子。孩子已不简单是父辈的替身、父辈理想和意志的一部分，培养孩子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应是让他们从家庭走向社会，在未来的社会中大显身手，实现自我价值。
张立文：“五四”运动是从君主专制到现代化转变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和世界接轨的一次尝试。当今的青年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哪些思想呢？我认为，要继承“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创新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这五个方面的思想，今天的青年还应该继承下来，为振兴中华，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现在的社会不是一个不计其功、不谋其利的社会
人民论坛：您认为，导致一部分青年人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重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当代青年？
张立文：现在的社会不是一个不计其功、不谋其利的社会，而是一个讲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道德所要求的，也是社会的责任。要处理好功利与公平、正义的关系。功利要分清公利与私利、公功与私功。为公谋功利，为国家、民族谋功利，就是正义的、道德的。为私谋功利，甚至损公为私，害人谋利，这就是不道德的，不讲天理良心的。现在的年轻人功利主义抬头，虽有各方面的原因，但关键要处理好公利与私利、公功与私功的关系。
现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经济也受到影响，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工作越来越紧张，在激烈竞争等因素的作用下，青年人为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人生价值，出现一些功利主义，也不足为怪。只要很好地引导、教育，就会将个人功利主义转化为为国家、民族谋功利的大功大利。
“五四”精神是发扬中华民族为公计功、为国谋利的公功、公利，个人的功利和人生价值，也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精神与功利主义并不矛盾。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关键是提升其为公为国谋功利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不是一味的批判，我们要唤起青年人、大学生为公为国谋功利的热情和积极性，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青春和热血。
劳凯声：我认为，时代的功利性语境构成了针对现代人价值和理想的巨大解构力和吞噬力，传统的精神似乎正在发生某种扭曲。一部分青年人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重的原因乃是整个社会消费主义文化取代了带有革命色彩的理想主义文化之后，并没有提供更好的新理想主义价值体系，从而使青年文化中呈现出功利主义的一面。
在社会的变革当中，相当多的人对市场充满了一种盲信，以为通过市场就可以解决现在社会当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市场其实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是社会领域当中的一个领域。在很多情况中，社会并不是通过一种商品交换来运行的。但是市场所蕴含的一种市场文化、商业文化，正在侵袭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包括学术界、大学，我们现在大学里面的抄袭之风、造假行为，就是源于商业文化，是一种利益驱动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青年人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问题，大家要共同面对。
在今天，重建理想主义的价值体系，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宏大工程。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过了多次调整，力求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青年人要有全球化的眼光和意识
人民论坛：在90年后的今天，“五四”精神又该“立意”在何种“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上？
温儒敏：“五四”固然偏激，“五四”不无缺失，但如何看待历史上这种偏激呢？如果回到上个世纪初那种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讨论问题，就能够理解了。现在有很多问题，包括人文精神衰落，这主要跟社会变迁、特别是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之后，拜金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盛行有关，这笔账算到“五四”头上也是不公道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应当忘记“五四”先驱者“偏激”反传统的同时，对文化转型还作出过宝贵的探求与贡献。
“五四”不只是批判传统，同时也在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立国”与“立人”。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五四”的功劳，当今有一部分延续下来了。“五四”那一代先驱者的思索至今还是很有启示价值的。
张立文：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青年人要有全球化的眼光和意识。当今青年要有符合于国情的民主精神。在我们这个多元一体的国度里，有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还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我们既要发扬民主，又要在这个大国里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青年既要发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发扬每个人当家作主的精神，同时也要有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这样才能使民主精神贯彻到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中去，也能够使我们国家走上政治民主、制度民主、生活民主的道路。
四个现代化篇6
关键词：四化协调度；城镇化；Malmquist-HR-Xtlogist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十会议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扩需，推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关键①，必须大力发展城镇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有效刺激内需的增长，带动“四化”发展。
为了深入分析城镇化在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上的作用，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的理论逻辑研究，另一方面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具体而言，一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而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表现形式，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实证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及区域发展差异，城镇化与工业化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共生及互动关系以及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关系等。二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加速提升城镇化水平也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都是建设新农村的手段和路径；从实证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城镇化与农业产业机构调整的关系，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等。三是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城镇化是信息化的空间形式，信息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信息化的载体和依托，信息化是城镇化的提升机和倍增器，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的发动机；目前，鲜有学者就城镇化与信息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此外，目前对“四化”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概述上，更多的是侧重“三化”的研究。在“三化”的理论研究上，普遍认为工业化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并加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又对带动工业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协调统一的关系。在“三化”的实证研究上，内容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及对经济的影响，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动态关系，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融合”的概念内涵及内在机制的检验。
从现有文献来看，自“四化”协调发展的概念提出之后，对“四化”的系统研究始于2013年②，研究强调了“四化”发展对破解当前中国发展难题，尤其是城乡一体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其中突出了信息化的提升作用。但是，鲜有就“四化”协调同步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这为本选题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定量的实证分析能够更好地暴露“四化”协调发展的问题。
正如崔凯、冯献（2013）所述，中国自1950年就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为“四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成绩也隐藏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的发展颇具争议，突出表现在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及作用上。本文所要思考的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到底对“四化”发展有何影响。本文将以中国2000-2011年31个省份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城镇化水平对“四化”协调度发展的影响为研究目标，系统性分析在考察期内中国“四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中国“四化”发展有所裨益。
二、模型与方法设计
四个现代化篇7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发展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0-0001-02
国内学者在研究“四个全面”时侧重点不同，他们文章的共同点是很多都对其提出的背景最先做了研究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提出此战略的背景、时间及其逐渐形成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因此要想深入全面地探究的“四个全面”的内容，就离不开对其发展形成过程的梳理。例如在一些学者的文章中就可以明确地看到这四个全面各自的具体形成过程，比较侧重对“四个全面”科学内涵的分析界定，对“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进行科学定位。在内在相互关系上，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总目标，而后面的“三个全面”又是为总目标做出的具体的战略举措。很多文章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定位上有人说其是重要支撑，也有文章认为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基础或者是保证。很清晰地表述出这“四个全面”之间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关系。学界对此问题还有一个研究方向是对“四个全面”的意义分析上，很多文章都将其意义重点放在了与为人民服务的关系问题上，看“四个全面”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的切身的利益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其意义所在。可以看出，“四个全面”不仅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大众化利益，而且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来看，它也是符合其他两个“有利于”的，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从后面“三个全面”的战略措施就可以看出全面的深化改革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并且使得我国社会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阶段。“四个全面”需要通过实践的不断检验，并且必须要作用于实践才能发挥其理论的价值作用。
一、“四个全面”作为国家重要战略部署的地位分析
“四个全面”是当前我们党所制定的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部署，是指引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发展方向的指南。战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最早的提出都是用于军事方面的术语，而且是为了通过军事战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后来词义被延伸了使用范围至政治、经济领域。个人的发展离不开规划，国家、社会、集体的发展，也离不开必要的战略部署。战略，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采用的带有相当谋略的战斗。制定战略必须从全局出发，在指导意义上必须具有预见性和向导作用，在其发挥的作用上又必须具有谋略性。我认为当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同时具备时，才能将其称之为战略。而“四个全面”具备了战略的特征。此战略的提出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总目标和总举措。
“四个全面”提出的预见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四个全面”作为重要战略部署的总目标，从战略的第二个特征方向性来看，这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制定的带有方向性的总目标。从我国之前的国家的政策所提出的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来看，这是对之前我国战略根据时代变化和我国的发展现状而做出的进一步的规划战略目标，这一字之差体现了国家战略的发展步伐紧随实践的特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能够体现出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现状是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的建设之中，又能够体现出我国下一步发展的社会理想。从哲学上来看，这体现了实践指导下的理论对实践具有更好的指导作用。
后面的“三个全面”是具体的措施战略，重点体现出战略的谋略性特点。之前我国的政策指导是要进行改革开放，是根据我国长期处于封闭落后并且缓慢发展的社会现状提出的具有现实重大意义的战略指导方针。根据它的指引使我国近三十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得到了飞速发展，我国已经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在初见成效的今天，如何继续发展，以及如何面对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党在制定和部署国家发展战略时重点考虑的。针对此问题的解决对策就提出的第二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改革，还要对改革的成果进行深化，这是对现有社会改革的深度以及进一步纵向的发展的指导;又提到必须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对改革成果的广度和横向发展的指导。从哲学上来看，改革开放是量变，全面深化社会改革是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质变是量变的进一步发展和飞跃。过去改革重点强调经济飞速发展，忽视了对生态的合理有效的保护及其他的社会方面的发展的全面性。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看到成果，更要强调发展的稳定性并且重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是与“十”内容完全符合的。在召开的“十”会议中，强调了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那么如何坚持发展的科学性，全面深化改革就这一问题给出了正确的战略措施。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地做到进一步的解放思想，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并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根本动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的建设。依法治国使得我们国家的人民在更加的公平公正的法规治理下生活。这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建设工作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题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这次会议的召开可以看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下提出的。依法治国在新的时代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我们党不断重视法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指导作用。从前政策中所提到要推进依法治国，但是现在在前面加上全面，我认为就是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根据网络上所给出的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在这个定义中将现代化理解为一种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我们在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仅是停留在工业、城市的现代化，更是提出了国家治理层面的现代化，依法治国的现代化。也有人把现代化理解为社会变革的过程。根据张建云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提出的关于马克思的现代化的相关内容可以得出，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是民族独立，现代化实现的物质基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他在文中指出，“现代化进程不是单纯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是一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国民素质的全面现代化。”[1]这使我们要思考，即要想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和城市的现代化，必须要有最基本的法律来做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的现代化是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理论创新，是现有的法治基础上提出的实现法治国家的战略措施。这个战略的提出为推进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那么法律来源于哪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过不论何种制度规则的建立都不是由某一个立法者来确定的，而是最初来源于物质生产条件。这样法的关系也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它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来决定。而马克思是这样来评价法的价值的：“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他文章中所描述的这段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可以看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注重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我国的最高理想是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共产主义的内容中包含了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必然不能离开法律的全面发展而孤立空想的来谈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曾经讲到了“三严三实”即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4]。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强调治党要从严，而后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又通过“全面”来突出了治党的深入性和广泛性，从中央到基层的全面覆盖性。这体现了我们党从自身出发，从自我做起，对自身要求更加严格，对自身的管理不断改进和完善。尤其是最近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反腐政治措施，从实践上践行了理论的指导，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具有更好的自我治理和完善的能力。能够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卓有成效地改善了党内风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政党，这使大家看到了党治理好国家的信心和决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治理国家的信心，从而更加拥护我们的执政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必要的政治保证。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关系
从“四个全面”的地位分析可以看出，它不仅是重大的战略布局，也体现出了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思想。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内涵。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时始终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要的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从实践出发，通过理论的不断创新使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陆续得到清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由此构建成形。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又对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要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深入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重大举措。十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理论上从先前提出的“四位一体”，又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拓展。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我国社会发展总布局的思考走向全方位。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所提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化布局，而且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战略举措，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共同作用于这个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总之，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四个全面”的理论，将其更好地与实践结合，不断地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且通过理论武装了的头脑加以解决，为实现我国的最高理想而不断奋斗。
参考文献：
[1]张建云.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J].学理论，2009（5）.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65-166.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6.
四个现代化篇8
关键词：“保守与激进”之争；社会思潮；发展模式
“保守与激进”之争是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中心话题之一。从80年代末至今，旷日持久，争论却依然不休，没有定论。对这场论战时间、规模和深刻性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话题进行一个学术观察和反思是必要的。虽然已经有学者作了这方面的观察与反思[1]，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一步的观察和反思仍然有必要，本文的反思主要基于现代性的视野并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
一、“保守与激进”之争的历史回顾
争议主要源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阐释，直接发起人为海外华人学者林毓生和余英时。历史话题焦点为对“五四”和“”的理解及其关联性。1979年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986年、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5万册数月内即售完）、增订再版（印数2万册），同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其论文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3]林毓生认为“五四”犯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4]和“文化化约主义”（cultural reductionism）[5]的错误，这种错误本质上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有机式一元论思想模式”，是“受儒家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的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6]“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7]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8]（讲演内容不久即传入国内）。余英时宣称：在近代中国，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9]“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radicalization）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0]1989年，余英时的著作《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与中国传统》一文。1991年7月在美国纽约召开了“中国重要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贡献”学术会议，海外汉学家认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与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以及这一思想趋向所埋下的自我毁灭的种子”。[11]1992年4 月，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争鸣文章《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余英时也在《二十一世纪》同期发表申辩文章《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从此成为“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主要阵地。1993年，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全面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此后，激进与保守之争成为热点。《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还有陈炎对姜义华教授的访谈《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虽然争论本身最终不了了之，但九十年代大陆思想的主潮已由“激进”转向“保守”。2003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与会者认为，激进思潮与保守思潮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各自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性。两种思潮都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宝贵财富，同时推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12]算是对“激进与保守之争”作了初步的总结。
“保守与激进”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是保守主义占主导，还是激进主义占主导？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有十种观点：其一，激进主义占主流；其二，保守主义占主流；其三，自由主义主流说；其四，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主流；其五，主张区别政治与文化不同层面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其六，“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连锁支配；其七，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制衡；其八，主张要具体分析，区别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九，对谁占主流不作界定。有的认为经验复杂，难以一概而定，有的认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实验，难以界定；其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共同的底线，都属于自由主义思想阵营。
关于第二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其一是，主张激进主义占主流的学者认为，从“五四”到“”，激进主义一脉贯穿，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其二是主张保守主义占主流的学者则认为，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恰恰是保守主义，而非激进主义；其三，主张具体分析，反对把“”与“五四”挂钩，反对否定、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革命运动；其四主张区别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即区别“思变”与“事变”；其五，后果难以认定。
以下结合论战的实际对上述观点进行梳理和观察。
二、对余英时与姜义华的论争的观察与批评
余英时与姜义华的论争揭开了“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序幕。可以说是“保守与激进”由“论争”发展到“论战”的导火索。两位先生的论争对于观察和反思这场学术论战也具有典型性，因为此后的论争基本是对于二者的回应和深化。因而，我们首先需要解剖“余姜论争”。
余英时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是“相对于现状”，“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13]他认为，在近代中国，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主张渐变，或变得少一点，主张保留一点中国文化基础的人，往往就被人看为保守主义者。[14]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15]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较，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16]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中国思想的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地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作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17]
余英时举历史事实为例，认为从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由激进主义主导。保守主义居于绝对的弱势。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保守和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康有为认为枝枝节节的改变是没有用的，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于是提出了“全变”、“速变”的主张。自从康梁要求“全变”、“速变”以来，这个“变”便没有一个底，不知道要变到哪里为止。在北伐后，好像有了一个值得保守的现状，但由于坚持“”和“思想统一”，因此，它和知识界没有达成融洽的共识。抗战的最初几年，举国为民族主义所激动，大家暂时不谈如何改变现状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似乎出现了一个现状，可以为保守或激进的思想提供一个社会坐标。但这种新形势很快又成为被否定的对象。[18]从一般的标准说，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化在“”时期已经走到了全程的终点：不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都受到了最彻底的否定，甚至社会主义的文化主流也遭到猛烈的抨击。但“”并没有终结中国思想史的激进化历程，只是走过了70年激进化历程的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五四”的起点。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第二个循环的激进化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第一圈的激进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亲身的体验。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情操对他们的立身处世多少还有一些约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激进批判者“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传统文化。（余英时认为“‘五四’第二代、第三代以至今天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文传统大概只有一个抽象的观念”）……反现状和反中国文化竟合为一体了。”[19]
余英时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激进主义基本上还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虽然已经接触到文化的层面，但还没有完全直接而全面地碰到文化的问题。到“五四”运动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要负责任的问题。“五四”运动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五四”领袖认为中国文化本身不单产生不了民主和科学，而且正是民主与科学的最大障碍。直截了当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20]
激进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呢？余英时作了如下的分析：
第一，中国人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同的社会体制，也没有任何共识可以为大家都接受。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现状正在不断地变，没有一个秩序是稳定的，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体制和系统，没有一个基础可以作为衡量保守或激进的根据。所以保守主义很难说话。于是，激进的力量就拼命地发展。[21]在西方，保守、自由和激进三派都是相对于一个已经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而成立的。这种社会现状是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系统，基本上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都已经超越了传统和现代之争。中国则不然，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而以中国文化代表传统，以西方文化代表现代。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势力的两个流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大体上都对传统持否定的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则始终没有影响力。[22]
第二，思想的激进化与社会现状是互为影响的，思想的激进化发挥了不断破坏现状的作用，至少使任何现状都无法取得合法性。[23]
第三，思想的激进化过程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达平地不能停止。[24]
第四，把“传统”与“现代”这样一切为二，寻找“历史规律”，并根据“规律”来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在思想上是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念。[25]
姜义华对余英时的“激进主宰论”提出了相反的判断。他认为，20世纪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激进主义”，也不是“五四”精神，而恰恰是“保守主义”。中国的“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这正是百年变革不断受阻的真正原因。从整体上看，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这表现在：①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比较弱小，且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所支配的下层社会民众的包围之中；②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三大力量（国家资本力量、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和新社会力量）之间互有冲突与内耗，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实力；③中国现代化运动内部，渗透着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26]说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实践的失误在于“激进主义”太强、“保守主义”太弱，说与是一脉相承的事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针对余英时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解释，姜义华认为，将辛亥革命看成是几个知识分子搞起来的，是激进思潮的结果，这是对历史的误解。说到底，满清政府是自己把自已搞垮的。“辛亥革命”不是搞过头，恰恰是它的不彻底性。“五四”也没有全盘激进反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并未全然抹煞儒学在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意义。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今人对其不加分析、或别有用心地全盘继承。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的俗文学恰恰是主张弘扬的；对于儒家之外的先秦诸子，也是肯定的。即使是建国以后搞农业合作社、，主要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是很激进，其实很有一点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味道。作为“”的重要纲领之一的“五七指示”，要求人们“既要学工，又要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把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理想化，结果是搞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此同时，还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而取消八级工资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一切，都被余英时教授统统归结为“激进主义”，不是有些简单化了吗?
姜先生反复强调：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因此，对它的评估，不能仅看其提出了什么样的口号，而且要看其真正支持了什么，反对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社会目的。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解上。不能仅看其名称和口号。那种以党派来划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作法，似乎是不可取的。也不能仅看其手段。那种将“激进主义”等同于“暴力革命”的作法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群体，甚至同一政党的历史实践，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一成不变地加以评断。[27]
姜义华从现代性的视野，摈弃“激进主义”提法，而以“民主主义”代之，提出“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交替和连锁”论， 他认为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交替和连锁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每一次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潮高涨以后，必定会有一种新形态的政治保守主义登场。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明显针对1903年以来革命民主运动的发展；1915年的君宪救国论是对1911年以来民主共和实践的否认；1925年的醒狮运动矛头直指和国共合作以来民主主义的广泛成就；1928——1929年以后的“训政”论及其“训政”实践以及1933至1936年连续登场的法西斯主义运动（1933——1934年）、新独裁论（1935年）、新法家运动（1936年前后），表现了对工农武割据及逐渐重整旗鼓的人权要求、民权保障的恐惧；1940年开始的“战国策”的宣传，是试图改变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政治民主化有所进展的趋向；50年代后期初露端倪、60年代后期逐渐成形的全面论、1988——1989年的新权威主义及1990年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改变着50年代前期、60年代、80年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在90年中国政治实践中，政治保守主义的实际影响总的说来要远远大于政治民主主义、政治自由主义。[28]姜先生强调，尽管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中最为响亮的一个名词就是革命。但是，以往的革命过多地纠缠于政治斗争领域，社会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反而很有限。[29]
从余姜论争的逻辑与材料来看，得出相反的结论与以下两因素有关。
第一，论争的坐标不一致，余英时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是“相对于现状”，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激进就是要打破现状。但他又说，“一个人是保守还是激进，并不在于他对中国的现状（因为人人都是否定现状的）的态度，而是取决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即使是“相对于现状”，他也没有明确区分政治现状，文化现状，经济现状，还是整个现状？另外，他有时又把“传统”理解为“儒家文化”或“儒家传统”。在论证过程中，他有时相对于政治现状，有时相对于文化现状，有时相对于传统。如他认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又认为“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甚至认为激进主义认定“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等。姜义华认为，如果我们要以保守与激进为思潮分析范式，那我们应该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为“现代化”或“现代性”，即工业文明或市场文明。保守主义就是敌视或无视现代化、留恋农本文明和宗法社会的态度，而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则是认同或赞成现代化、向往市场社会与工业文明的态度。姜义华认为未完成现代化的中国与已经现代化的西方不同，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都立足现代化的平台高度，而中国则没有这种高度。因为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评判坐标不一致，因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第二，论战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不一致，余英时长期生活在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对中国的现代化实际和“”没有切实的体会，材料依托主要是官方话语和纸面的东西，因而往往从所谓“激进主义者”的“暴力手段”和“革命话语”来判断是否激进。姜义华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实践，因而力主判断社会思潮激进还是保守的标准应该体现中国的现代化实际，即相对中国获得的现代性而言，是真的激进还是保守，特别应该考虑大众的、尤其是农民的思想实际。
三、论争的蔓延及其原因
“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最初发生在历史学领域，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领域，但迅速扩展到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并且由学术研究发展到对涉关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等众多问题的“论战”，并进一步引发了保守主义、新“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混战。最近的“读经运动”、“新国学运动”、“祭孔活动”等一系列“保守主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这场论战。学术界为此召开了多次讨论会议，但只是加强了思想和学术的多元化趋势，而没有得出任何“定论”，当然，“共识”还是有的，就是要进一步推进研究和反思，进行更多的个案分析和更细致的理论探讨。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学术界莫衷一是。
其一，激进主义主流说。张灏认为，1895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随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进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激进化已经相当普遍，终于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20年代至40年代大规模的左转，改革的声音几乎被完全淹没。激进化的原因有三：一是1895年以后西学大规模输入的刺激；二是空前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取向危机；三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30]张灏把“革命”等同于“激进”，也是相对现状而言的。但中国人往往把“革命”等同于“造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根本改变，即现代化的实现和现代性的获得。因而“革命”是否就是“激进”是值得深刻怀疑的。李泽厚认“暴力手段”和“激进话语”为“激进主义”的指标，认为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其负面效应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的结果。自此，就是不断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31]陈来指出：从“五四”到“”、“文化热”的过程，文化的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激进主义的口号远远压过了保守主义的呼声。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主导的。“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32]陈平原认为：“‘反传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33]陈来、陈平原同余英时一样把“反传统”、主要是指“反传统文化”视为“激进”，其评判坐标就是“相对于传统”，以此为坐标将失去对现代化历史的有效解释，甚至误导现代化的方向。“五四”主张“重估一切传统”并不是“全盘反传统”，而是最大程度地解放传统的资源，使传统获得活力和新生。萧功秦认为：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种以抽象化的理念原则来简单涵盖“问题”的政治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自五四以来直到8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特征。[34]马勇认为中国的发展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超前的实验与改革”，中国总在激进的理念指导下一再寻求“根本解决和彻底解决”。结果，中国旧有的基础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新的基础毕竟一时建立不起来。[35]袁伟时虽然不同意“五四”的“全盘反传统”论，但也有“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一说。[36]
其二是保守主义主流说。姜义华认为，从整体上看，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百年中国，“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内部，渗透着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而且，微弱的现代化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所支配的下层社会民众的包围之中。
其三是自由主义主流说。李慎之认为，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37]
其四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主流说。许纪霖认为，（就政治思潮而言）在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太强大了，而自由主义又实在太微弱了，微弱到在社会变革中几乎发不出自己的声音。[38]
其五是政治上与文化上的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有别论。郑大华、许纪霖等都持这种观点。许纪霖认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所凭借的坐标是不同的。文化层面的激进或保守，主要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主张全盘推倒的是为激进，而仍然固守在本土文化框架内的是为保守。政治层面的激进与保守，主要看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认同态度，要求根本解决、推倒重建一个新的是为激进，主张在现存系统内作技术性调整和修补的是为保守。就文化层面而言，从清末到“五四”确实是一个连续激进化的思想历程。但从20、3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主导价值开始趋向温和化，继续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激烈声音转为微弱，相反，要求“不守旧、不盲从”的“中国本位”主张却得到了大部分讨论者的认同。直到60年代海峡两岸再度刮起全盘反传统旋风以及大陆80年代出现激进主义浪潮。在政治层面，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领域，在进化论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的变革如走马灯一般，方式一个比一个更极端更激进，目标一个比一个更浪漫更空渺。[39]郑大华也认为，“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不完全一致”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思想文化取向上的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取向上可能是激进主义者。反之，一个思想文化取向上的激进主义者在文化取向上可能是保守主义者。造成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不完全一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传统之一元化网络结构的解体，导致了文化道德与政治秩序的分离，从而使得人们完全可以以一种纯粹文化的态度对中西文化取激进或保守的立场，而于其政治取向是否激进或保守了无关系。[40]
其六是“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连锁支配论。王岳川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大抵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又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怀疑保留态度，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希望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理想秩序。其基本支配了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并影响了20世纪的文化进程和其发展的目标。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紧密相关。“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具有激进主义色彩。90年代，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激进”时代后，在经济大潮中，才逐渐出现了一种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现的“国学热”现象。[41]
其七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制衡论。汪荣祖、陶东风、马克锋等人持这种看法。汪荣祖认为，强大的社会保守势力似乎很有效地牵制（不只制衡）了激进的思想趋向，而激进思想之挫折似乎使其愈趋于激进。若然，则近代中国思想趋向之激进，恰与社会势力之保守成正比。[42]陶东风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困境是：保守主义往往与民族主义相互勾连，为了维护传统文化而不惜背离自由的目的，而自由主义则常常走向狂躁的激进主义与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使中国文化面临深刻的断裂，而且最终同样背离了自由的宗旨。二者的持续紧张与消长是贯穿20世纪中国始终的主线。[43]马克锋指出，近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社会变动和进步过程中的孪生物和伴生体。二者在政治上相互制衡，思想上相互影响，文化上相互依存。其中既有斗争，又有妥协；既有矛盾，又有调和；既有分歧，也有契合。[44]
其八是主张要具体分析，区别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少历史学者这样主张。陈晓明认为，学者们在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采取了“倒叙”历史的手法，“就某一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作为推论的起点，以此来推导八十年代、、现代乃至近代的‘思潮’线索。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偶然性、多元力量冲突相互作用的关系等等均被抹去。激进主义变成一贯无所不包的神话。设想80年代的文化思潮为“激进主义”主宰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80年代的“全盘西化”提倡者只是少数人，认同者极其有限。90年代国学全面兴起……是个保守性价值普遍盛行的时代。[45]
其九是对谁占主流不作界定。有的认为经验复杂，难以一概而定，有的认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实验，难以界定。刘桂生认为，“激进”中有“保守”成分；“保守”中有“激进”因素，“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之间也常常是交叉互见的。[46]陈其泰认为，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哪些是属于激进主张，或激进思潮？又有哪些是属于保守主张，或保守思潮？从研究者的使用来看，似乎是很宽泛的，包涵很广，其表现、性质、作用却大有不同，甚至是本质的不同。从有某种保守倾向，到顽固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反动），都称之为“保守”；从有某种高出平庸之见、带有激烈主张，到极左思想，都称之为“激进”。 近代许多著名人物，他们处在激烈变化的时代中，处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之下，其思想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如此的话，若不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的分析，那是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的。[47]郑大华认为，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或前一时期的激进者到了后一时期可能成为保守者，如严复、梁启超；或前一时期的保守者到了后一时期可能成为激进者，如严既澄在五四时期赞同孔学复兴，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主张全盘西化；或保守与激进同时交战于胸中，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同时，这种转化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前一时期的激进思想或观念到了后一时期则变成了保守思想或观念。所以在讨论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时，不能持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应坚持动态的、辩证的研究方法，真正作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8]
其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共同的底线，都属自由主义思想阵营。马克锋认为，对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如专制主义、皇权意识、等级制度，经济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基本没有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文化传统。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特别是传统儒学中，有许多东西值得肯定，可以成为新社会新文化建构的立足点和契机。比如，道德伦理（仁义礼智信）、礼仪和孝道、节俭等。激进主义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儒学中，主要反映了专制主义和王权政治的需要，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必须全部抛弃，代之以全新的现代思想和伦理精神。除此之外，关于进化与进步的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理念，民主共和与立宪共和的政治模式，公正、公平、公开以及保障人权的法制社会的追求和努力尝试，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和争论。以往的研究，过分扩大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分歧与斗争，而对其共同点和一致性注意不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壁垒森严的政治与思想分野的划分，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出于某种特定目的而人为臆造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属于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阵营。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极，激进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极，彼此都走了极端。[49]
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其一，主张激进主义占主流的学者认为，从“五四”到“”，激进主义一脉贯穿，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林毓生认为：“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50]五四的激烈反传统给中国造成了权威信任危机和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的主要一面是反传统的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以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51] “中国社会的‘卡里斯玛’的核心所在的崩溃必然导致文化失范和道德混乱与失意。”[52]王元化[53]在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历次改革运动进行反思后认为，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百余年来不断更迭失败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理。而激进主义之所以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认同，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反动的。王元化甚至还认为，“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五四”与“”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 。[54]陈来认为，“从整体上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把戊戌以来的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55]许明同样将“五四”与“”加以类比，认为“从历史的眼光看，‘’代表的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56]王树人也指出，“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57]郑敏则从反思白话文运动人手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提出了严厉批判。她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偏激”历史情绪的产物，“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其走向“是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她甚至将“白话文运动”与“”相提并论，认为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二者都是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58]罗志田认为，五四人的激烈反传统，至少部分是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结果而不全是传统压迫的结果。五四人接受了近代西方必破而后立的取向。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对“新”的崇拜既因传统的崩散而起，又同时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59]胡国亨认为，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态度，彻底地摧毁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中国民族会渐渐丧失其内部的凝聚力，我们便会面对逐步分离解体的危险。有朝一日中国若遭此大难，五四实难辞其咎。并进而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来，五四功不补过，应是不争的事实。”[60]
其二是主张保守主义占主流的学者则认为，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恰恰是保守主义，而非激进主义。中国百年变革不断受阻的真正原因正是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姜义华先生正是这一观点的著名代表。
其三，针对具体历史事实进行辨析。不承认“”和“辛亥革命”是“激进”的“糟糕”行为；不同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反对把“”与“五四”挂钩。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对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个“全盘性反传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五四”主要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而儒家并非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领袖人物也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的问题，甚至对于儒家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固然把“封资修”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质正是封建主义的复辟。袁伟时在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五四怨曲试析》一文与林毓生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立场。[61]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要对政治激进主义负责的说法。认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性反传统”；其形式也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评和学术讨论的形式；并且只是以前思想观念变革过程的延伸而已。新文化运动是“文化繁荣”，不是“灾难”。政治激进主义思潮泛滥另有其因。头一条不应忘记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的是宽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最根本的是没有建立化解激进的适当的制度。只有从制度着眼才能找到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根本原因。[62]严家炎反对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叫做“全盘反传统”，并考证出“五四”当年并没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认为“五四”有“五四”的问题，不能与“”相提并论。与“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是“五四”对立面成分的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63]陈少明把“五四”同“”联系起来的思路，认为以激进主义为线索把“五四”同“”联系起来只具形式上的意义，它掩盖了某些实质性的差异。“五四”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只是要求文化的急剧转换。“”的对象几乎包括一切文化，可以说是反文化。“”的根源在社会政治理念，与“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没多大关系。[64]郑大华、贾小叶批评一些反“激进主义”学者对“五四”的种种批判，或过于偏激，缺乏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或有悖史实，缺乏历史主义准则，尤其是将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失序都归罪于“五四”，并将“”与“五四”相提并论，让“五四”对“”负责，这不符合历史事实。[65]耿云志强调，把、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简单地归结为激进主义是错误的，它不是研究历史的结果，而是不研究历史的结果。今天人们谴责激进主义，是不懂历史的实在情形。戊戌、辛亥及五四时期的激进主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66]王东指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的口号，“激进主义是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刨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67]严家炎不同意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认为在三个层面说都是不恰当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这种说法不承认即使在儒家思想内部本来就有非主流、反主流的成分存在。[68]张光芒虽然认为，“五四”与“”的确在表层上表现出了某种激进主义的相似性。然而，相似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表象背后其实遮蔽着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中国特殊的超稳定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中国长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意识与信仰观照，“五四”、“”由之各与“信仰”之间形成了某种“异化”却又是迥异的关联。[69]
其四主张区别对待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即区别“思变”与“事变”，二者未必有关。朱学勤是这一说法的倡议者，他提出“思变打不过事变”的看法。[70]“五四”是否应对后来的政治激进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动乱负责。朱学勤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在大众中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当年《新青年》的发行量，最高时也不过一万五千份。其次，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比如胡适，他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但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发生了分化，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政治激进主义，但最初的数量其实并不多。再次，说到底，只要在整个社会存在着一种自由讨论的气氛，那么，无论是怎样偏激的学术派别都是无害的。在自由的争论中，偏激与谬误自然会慢慢化解，就算它们仍然存在，也不至于上升为主流，危害社会。[71]
其五，后果难以认定。苏文认为“历史经验”并不能告诉我们是“保守主义”更好呢，还是“激进主义”更好。因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它不可能重复，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因而在纯逻辑的意义上也就不可比较、不可选择。[72]
“激进与保守之争”蔓延的原因有三：
其一，政治经济转向。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加速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造成社会更深刻的变化，加入wto也使我国迅速融入全球化。“发展是硬道理”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意识凸显、政治意识淡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开始反思80年代的研究范式，探索新的研究范式，“革命范式”、“思想政治范式”逐渐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
其二，思想自反。80年代“新启蒙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及其对“新启蒙主义”的反思，使得思想界弥漫着“保守主义”的情绪，“新儒学运动”和“新国学运动”激起了“新启蒙主义”的思想分化和思想反弹。
其三，学术内理。以“保守主义”来批判“激进主义”的确有一定的学术内理需求。诚如朱学勤分析，余、林两位先生对五四的反省，能够受到大陆学界如此欢迎，首先自应归功于两位先生学理独到的客观价值，满足了大陆学界在思想风行十年以后必须补进学术的内部转换需要。[73]但是也要看到，以“保守主义”来批判“激进主义”不能推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中国现代化程度还很微弱，因而，所谓保守，往往就变成对传统的保守，而不是对现代性的保守。
四、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与留下的思考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尽管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留下了不少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性，呼唤建立能够使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互补的机制。王岳川就强调：如果激进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很可能会出现极左思潮；如果自由主义长期无所顾忌地发展，也可能变成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保守主义如果没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维，也有可能发展成某种意义上的国粹派。[74]陶东风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是自由与保守始终存在敌对性的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的互补，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价值选择的一个重大误区。[75]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当成了反传统和赶超式强国工程的工具。而没有给予自由的根本原则与终极价值以本体的地位，最终与保守主义在许多问题上殊途同归。[76]李育民主张，从实际来看，激进与保守是历史进化中的一对不可或缺的矛盾体，均有不同的历史合理性。在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未能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两者多体现为对立的一面，而缺乏必要的相互协调。[77]
第二，既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也认为，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因为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近代史上突破现状的变革，总是难以取得圆满的成效。近代中国更需要激进思想打破自闭状态，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湘山居士认为，无疑，如果能实现本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自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化的道路至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人文重建时的“比慢”精神，作为学者是可以或者说应该坚持的，但对于一个面临民族危亡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主张就显得太不切实际了。[78]王桂妹也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帝国和农业社会在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积淀了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并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近代以来政治和文化日渐峻急的激进主义，正是对这种深固的文化惰性的反动。[79]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虽然使得有关概念和历史得到了更多的澄清，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有：
其一，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仍然没有规范性的认同。表现在：如何看待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否与西方一样，是以自由主义为底线？在不同的语境下，其相对的坐标或参照物应该如何选定？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与社会现状是什么关系？与“革命”或“造反”是什么关系？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西方文化又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应该如何认识？
从概念而言，激进或激进主义、保守或保守主义，是一个至今仍不很清晰的用词。尽管如此，中外学术界还是在广泛地使用。要使其概念清晰化，必须有一个定位坐标。
马克锋以“传统”为坐标，认为保守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注重家庭、伦理、宗教和社会稳定，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渐变和改良。激进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突变性和时代性，反对固守传统，主张革命和剧烈变动。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主要因为传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80]
李强、刘军宁、陶东风等人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坐标来诠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
李强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81]
刘军宁主张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是理性主义，但激进主义是极端的理性主义。保守主义相当程度上是传统主义加上古典自由主义，实质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极其崇拜理性，奉行理性至上主义。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82]
陶东风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外来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对文化传统、现实秩序与社会变革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保守主义倾向于在保持社会文化传统与现存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渐促进社会文化的改进。对理想和激情采取一种较为约束和抑制的态度；而激进主义则要求从根本上彻底改造社会，砸烂旧秩序，创建新世界，创造一个完全没有历史继承关系的新社会。它更钟情于理想主义和理性至上，更相信人类有通过自己精心的理性设计并建构社会的能力。[83]
还有分别赞成余英时和姜义华以“现状”，或以“现代性”为坐标的。
据郑大华、贾小叶的观察，就学术界的主流意识而言，激进主义的内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激进主义”即是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正因其不言自明，所以学者在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中，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很少解释其含义。[84]
不过，诚如刘桂生所言，概念本身有很大相对性，更不用说它们传到中国后所产生的各种变异了。所以，不论在中国也好，欧洲也好，若不把这些概念本身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使用时要想把问题说清楚，是很难的。[85]
其二，激进与保守之论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中国的现代化实际，而过多地从理论上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不断发展，激进与保守之争需要动态考察，而不能仅仅作静态观察。静态观察的弊端是把“现状”与“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其实，中国近代既存在“千年老传统”，也有“百年新传统”。对激进与保守之论进行动态观察就会发现，激进与保守的坐标在一定的方向上不断地游移。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在不断变化，其主潮地位将有易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化还很微弱，占社会思潮主流的仍然是守护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而要求现代化的激进主义实际处在思潮的边缘。只有当工业社会与市场社会在中国成熟的时候，对现代性的保守主义可能会占据上峰，当现代性的弊病暴露得很明显的时候，解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即相对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才可能成为思潮主流。
其三，对精英的思想与大众的思想没有分辨。激进主义主流说，更多地只是看到精英的思想变动，忽视了大众的思想，尤其是中国农民的思想结构。综观世界现代化历史，在农民还没有转换为市民之前，其思想的农业文明保守性仍然是主流。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小农主义、政治上的救世主主义、文化上的反智主义等方面仍然是摆脱不了的。
其四，争论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主要是国内政治思想地图的变动和国外社会思潮的广泛影响。当然，讨论激进与保守何者为社会思想主潮这样的问题，要想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是很难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学术界广为认同的研究坐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坐标，争论可能是无休止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五，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存在一个“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朱学勤认为，五四一代激进人士，正是因为过高估计思想文化的观念性力量，才接受欧陆历史理性，发生了被余英时批判的激进思潮。但在七十年后，当我们开始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时，一旦抽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这一思潮的观念性力量，将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凿空打通，这样的治史方式与思维方式，不也发生了同样的失误吗？[86]其实，有这种偏差的远不仅仅是余英时一人。
其六，学术界在讨论或研究文化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时，存在着一种褒保守、贬激进的倾向。主要是受民族文化情绪的影响导致评价标准的错位，郑大华认为是以“学理的和道德的标准”取代了“历史的标准”的结果。[87]
通过以上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还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其一，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该如何界定？能不能够离开中国的现代化实际来界定？能不能够静态地、非历史地、抽象地去争论保守与激进的问题？
其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关系实际如何？就中国现代化程度而言，三种思潮谁占主导地位？人们应该如何准确把握和正确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思潮？
其三，为什么学术界会出现旷日持久、席卷全国和各学科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其背后的非学术因素是什么？学术界应该如何做到“学术独立”？
其四，从“激进与保守之争”来看，海外华人学术界以及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影响如何？对这种影响如何评价？
参考文献：
[1] 参考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s may fourth er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3] 据单世联观察，国内学者首先对林著作出回应的，是王元化和袁伟时。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对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个“全盘性反传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五四”主要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而儒家并非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领袖人物都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的问题，甚至对于儒家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固然把封资修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质正是封建主义的复辟。林毓生的理论图式不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袁伟时在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五四怨曲试析》一文与林毓生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立场。载单世联：《话到沧桑句便工——袁伟时与现代思想史》，《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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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第292页。
[8] 朱学勤称之为“九十年代时风变换的权威文本之一”，“保守主义思潮的权威性学理”。并认为大陆学界大约在一九以后流传他的这一观点，一时应者云集。载朱学勤：《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第9期。
[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该文收入大陆出版的多种文献之中，如许纪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等。
[1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1页。
[11] 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10页。
[12] 法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2月9日。
[1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0页。
[1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0页。
[1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16] 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1991）一文也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的“保守主义者”，从所谓中体西用论、中国本位文化论、到全盘西化论、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么“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暴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的则成了“保守派”。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9页。
[17]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9页。
[1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3、195、197页。
[1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0、211页。
[2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6——198页。
[2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3、195、197页。
[2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2页。
[2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5页。
[2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9页。
[2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26] 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
[27] 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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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姜义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和平革命与新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96页。
[30]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3——45页。
[31]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的“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大哗”，李锦全《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和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等文章对李的观点和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当时立宪派不可能逼清政府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辛亥革命是客观形势使然。辛亥革命也未必必然带来军阀混战。对于革命的历史作用要具体分析。
[32] 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第1期（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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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东方》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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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第1期（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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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单世联：《话到沧桑句便工——袁伟时与现代思想史》，《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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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严家炎：《五四··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32、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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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朱学勤：《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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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苏文：《“只有一次，等于没有”——关于“保守”与“激进”的经验之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518——519页。
[73] 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一种反省的反省》，《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1期。
[74] 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23、438页。
[75]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84——485页。
[76]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84、485页。
[77] 李育民：《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78] 湘山居士：《五四与传统：继承还是超越？——试论当代汉语思想界对“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反省》，《光明观察周刊》2004年5月11日。
[79] 王桂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80] 马克锋：《有关激进与保守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81] 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82] 刘军宁：《保守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02——203页。
[83]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75——476页。
[84]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85] 刘桂生：《循名责实：跨文化，跨语际》，《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86] 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一种反省的反省》，《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