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范文

伤痕文学篇1

关键词：“伤痕文学”研究；现实主义；流变；类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伤痕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产生之后，就一直成为中国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新时期小说是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粉碎“”后，作家敏锐地感应着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要求，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通过真实的描写、大胆的揭露、愤怒的鞭挞、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了“”的实质。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继而卢新华发表了处女作《伤痕》，形象地概括了“”给人们造成的严重的心灵创伤，从而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接着一大批揭露批判，“”极左路线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文学作品，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冲决了种种思想禁锢，冯骥才的《啊！》、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伤痕小说都揭露出“”的专制主义性质。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能否出现“暴露文学”和悲剧以及现实主义的大讨论展开的。如陈恭敏的《伤痕文学小议》[1]王继志的《“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枫〉的思想意义》[2]张奇虹的《悲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3]等等，这些研究都没有跳出“暴露文学”和悲剧大讨论的框架。以下是“伤痕文学”研究的具体分析：

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先导的“伤痕文学”发表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与讨论。黄安思将揭露、控诉、批判“”的文艺作品称为“向后看的文艺创作”，他认为此类作品的“方兴未艾”，同三中全会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的口号很不协调，他主张应当“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4]随后李剑在《“歌德”与“缺德”》中指出：“那些暴露、‘’的罪恶都应归入‘缺德’之列”；而且他认为“把洋人的擦脚布当作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然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5]他宣泄了对伤痕文学的强烈不满，极力主张的是新时期文学应该是“歌德文学”。

当然，更有中肯评价或声援“伤痕文学”的文章，内容涉及到“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原因、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价值等方面。如王朝闻认为“欢迎不欢迎《伤痕》这样的作品，应当说也是一种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包括了“文艺思想斗争和非文艺（政治）思想斗争”[6]。在他看来，黄安思和李剑的文章侧重于政治思想斗争，过分地强调一种文化专制的风气。在不少人看来，“伤痕文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经过十年后，“这样丰富、悲催的社会生活，要想不反映不表现，绝无可能”；“人民长期受到精神压抑，失去了畅所欲言的自由，心头都结着无数感触和要求，要想不倾斜不迸发也绝无可能。”[7]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以及随之而来的有争议的作品的讨论，也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新时期的批评家们通过对“”时期“假、大、空”的虚假现实主义的批判，进而深入到对十七年现实主义理论的反思。在新时期，真实性再度成为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的焦点。尽管批评家们对于真实性的理解不尽相同伸着彼此抵牾，但把恢复文学的真实性视为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一要义，却是讨论者的共识。洁泯说：“文学只要离开了现实的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文学的认识作用以及它的反映现实的功能等等，就将无从说起。”[8]从“伤痕文学”的创作状况来看，真实性的刻画是群众支持的最为重要的一点。《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不仅是敢于面对并揭露“”控制下的真实的社会现实，同时还在真实的基础上，正确积极地现实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一股“向下看”、向生活、向人性回归的文流。

悲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审美取向与审美品格。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中，力图展现在“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就以“伤痕文学”因其表现出来的那张低沉，压抑，阴暗，感伤等悲感情绪所形成的争议来看，它涉及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的冲突和悲剧人物等问题；世纪到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成因及其特征等问题。另一方面，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揭示了它的悲剧品格，使得“长期在里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从实践上有所突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9]何西来等人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悲剧，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问题，“伤痕文学”的题材就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而且它们的冲突也多有悲剧性。肖殷在批驳“歌德派”的责难时，也肯定了“伤痕文学”的悲剧品格。他说，悲剧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过之后，引起悲伤、难过、痛心、进而激起悲愤、仇恨，最后则可能爆发出复仇、战斗的激情。”“悲剧同样可以鼓起革命激情，并激动人们为消灭反动势力而奋斗的斗志和决心。”[10]

“伤痕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研究的角度越加丰富，成果较有深度。

首先出现的是对“伤痕文学”的局限进行反思的文章，较早的有周绍华的《“伤痕文学”：戴着镣铐跳舞》[11]一文。该文从整体上反思了“伤痕文学”，揭示出“伤痕文学”存在的缺陷，批判了“伤痕文学”中的以左反左现象，过多的情绪发泄和重新寻找“救世主”（老干部和清官）的倒退倾向。吴炫、陶文捷的《穿越当代经典――“伤痕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12]一文，以作者“否定主义文艺学”的“个体化理解”为尺度，对新时期“伤痕文学”中的3篇热点作品进行了局限分析，指出《伤痕》因未深入到文化性层面和人的正常生活的层面而显得肤浅；《一代人》因思维方式上的被动性而未将作品写完；《随想录》因提出了一个作家自己很难回答好的问题，而使得忏悔与后悔难以区别。

从思潮及其流变的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研究的成果是非常丰富的。孟繁华的《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13]一文分析了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流变过程。李建盛在1996年第1期的《南方文坛》主持的《天真的时代译解――论“伤痕文学”》[14]一组文章，从语言修辞、社会、人物等各个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了评价。韩国的慎锡赞的《从伤痕到寻根――新时期文学思潮流变回顾之一》[15]就描述了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发展轨迹。张法的《“伤痕文学”：兴起、演进、结构及其意义》[16]从思想史层面上对“伤痕文学”进行梳理。宋剑华的《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建构》[17]一文认为，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全面解构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高城英的《从冬季走向春天的文学――论新时期“伤痕文学”》一文对“伤痕文学”的产生、成就以及局限进行了论述。

还有关于“伤痕文学”的类型研究。如华维勇的《对“伤痕”、“反思文学”悲剧问题的再认识》一文通过对“伤痕”、“反思文学”中迫害者类型进行归类分析，揭示“伤痕”、“反思文学”的控诉特征及其达到的深度；同时通过阐释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模式，说明“伤痕”、“反思文学”在对人对时代思考深度上的缺陷与不足，指出其障碍所在及其应该超越的地方，从而达到对“伤痕”、“反思文学”中悲剧问题的再认识。王一川的《“伤痕文学”的三种类型体验》，论述了“伤痕文学”想象的三种情感形式，探讨了它在自我生成和历史同构之间的复杂联系。

比较研究方面，有白敏的《“迷惘的一代”与“伤痕文学”之比较》、杨正先的《“伤痕文学”和“解冻文学”之比较研究》。胡艳的《集权批判的内在差异――从昆德拉小说再看“伤痕”、“反思文学”的内在缺陷》也属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柯小刚的《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一文，通过比较德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战后“废墟文学”和中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分别对现代性的不同表现进行了一个批判尝试。同时，文章以康德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中介，揭示出一条通过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而重建现代伦理生活世界的道路。王秀峰的《海峡两岸题材文学辨析》一文认为，大陆文坛从“伤痕文学”开始，从不同的方面透视现象；海外作家对此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其对任务悲剧命运的塑造，明显地表达出作家们对“”的否定和排斥，因而也符合了寻求宣泄和净化对“”的恐惧的读者的心理，构成了表现作品的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宁敏的《多重视角观照下的“”记忆》一文以陈若曦、严歌苓、李碧华的“”小说为对象，从三位女作家的创作背景入手，结合中国大陆的“书写”状态，对海外女作家的“”记忆以及与中国大陆“”记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关于“伤痕文学”的历史叙事研究，比较突出的是路文彬。他的《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认为伤痕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因而将理解为光明莅临前的过渡。但是伤痕小说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并分析了这种突破的有限性和成因。路文彬2001年1月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上的《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文又深化了他对伤痕小说历史叙事的思考，认为伤痕小说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个人化叙事，但这种伤痛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个人性的历史记忆便同时又成了对公共事件的叙述。由于痛苦的公共性和对于历史感的关注，个人化的历史叙事反而成为更加“集体性”的宏大叙事。

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了重评“伤痕文学”的浪潮，不得不提的是2005年大陆的“重评伤痕文学”。“重评”的目的，“是要通过‘重返’文学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年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越那些覆盖在文学史表面的夸张和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客观和大致准确的认识。” 2005年《文艺研究》第1期特约程光炜主持“重评‘伤痕文学’”，发表了程光炜的《“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王一川的《“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和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新的评价。

在重评浪潮中，还有一些批评通过文本分析，从更广阔的思想史层面透视“伤痕文学”的作用机制，从而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发展态势。这一层面，贺桂梅的研究可以作为代表。她通过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重读了《班主任》，解读出其中“个人话语可以理直气壮的以正确者、先进者的姿态否定、指斥集体话语其本质不过是意识形态集体机器运作的必要，是一种权力的胜利，只不过由知识分子充当了发言人而已”，而“现代性文化的本质特征即在虚构一种二元对立，并将其神圣化，从而引发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激情。”她对于80年代思想文化以及文学对五四传统的重构的研究也开拓了“伤痕文学”研究的视野。另外，她的《人文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的《80年代书写――苦难的合法化：补偿抑或合谋》一文探讨了80年代知识分子书写怎样与意识形态合谋，把或者反右苦难合法化。鞋俊的《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一文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探讨了《班主任》一文的生产机制和文本内外的权力机制的运作。张业松的《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一文考证并扩大了“伤痕文学”这一概念，认为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都可以用“伤痕文学”来命名。史静的《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判话语》一文试图考察“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批判话语在当时整个文学场域中的运作，回答塑造“新人”的欲望为何如此强烈和迫切的原因，并且探讨它在当时的整个文学语境中的“超话语”功能。

“伤痕文学”的研究已经历30余年。应该说“伤痕文学”的文学成就在文学批评界也有了较透彻的研究。但是从新时期“伤痕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形来看，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学术界的研究氛围还是比较浮躁，对热点的跟风往往会导致理性的缺失，对“伤痕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伤痕文学”的研究还有挖掘的空间。

注释：

[1] 陈恭敏：《伤痕文学小议》，《上海文艺》，1978年12月。

[2] 王继志：《“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枫〉的思想意义》，《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月。

[3] 张奇虹：《悲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6月。

[4] 黄安思 .向前看啊！文艺[N]广州日报，1979-04-15。

[5] 李剑 “歌德”与“缺德”[J]，河北文学，1979，（06）.

[6] 王朝闻，伤痕与〈伤痕〉[N].文汇报，1978-10-31

[7] 雷达，刘锡诚.三年来小说创作发展的轮廓[N].文艺报，1979，（10）

[8] 洁泯，文学是真诚的领域[J]文学评论，1979，（01）

[9] 何西来，田中木.革命变革时期的文学[N].文艺报，1978，（02）

[10] 肖殷，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N].文艺报，1979，（09）

[11] 周绍话：《伤痕文学：戴着镣铐跳舞》，《齐鲁学刊》，1988年6月。

[12] 吴炫、陶文捷：《穿越当代经典――“伤痕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社会科学》，2003年3月

[13] 孟繁华：《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电大文科园地》，1985年3月

[14] 李建盛：《天真的时代译解――论“伤痕文学”》，《南方文坛》，1996年第1期

[15] [韩]慎锡赞：《从伤痕到寻根――新时期文学思潮流变回顾之一》，《南方文坛》，1997年6月

[16] 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结构及其意义》，《江汉文坛》，1998年9月

[17] 宋剑华：《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5月

伤痕文学篇2

论文关键词：赫塔·米勒，个人叙事，反抗精神，人文精神

荣获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罗马尼亚裔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iller)迄今共出版了22部作品,其中包括3部短篇小说集、6部长篇小说以及相关散文与诗歌等【1】。统观其创作，笔者认为，米勒的小说内容事实上可简约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即：个体伤痕的文学阐释与个人叙事的反抗精神。就创作征象来看，米勒是一位拒绝遗忘悲伤的作家，她不断用写作叙述着个体生存的经历与精神反抗，在个人化的叙事中展现了齐奥塞斯库时期罗马尼亚的社会背景以及芸芸众生的痛苦挣扎。

一、个人记忆建构的文学世界

文学创作的灵感往往源于作家的个体经验，作家也常借用文学这一媒介来记录自身的生存经历，尤其是那些曾经对个体生命产生重大创伤的经历，并以此建构起独特的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文学世界。赫塔·米勒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其小说中对往事的回忆，对历史的反思，对被压迫者命运的描写同她在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时期的生存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米勒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一个说德语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村庄，由于其独特的少数民族身份（德裔罗马尼亚人）而备受排挤反抗精神，米勒大学期间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抗议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统治，曾加入了罗马尼亚的一个德裔青年作家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后来又因拒绝与国家安全部门合作而不断遭受恐吓和审讯。幼年时农村生活体验和后来极度压抑的精神困苦为米勒的文学创作囤积了宝贵的写作素材。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此书多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审视记忆中的故乡，书中对农村压抑破败环境的描写、对村民愚钝麻木性格的刻画、对冷漠混乱的人际关系的揭露、对故乡既眷恋又厌恶的矛盾心态，都可看作是作者个人记忆在文学中的映射。1986米勒以自己申办出国护照的经历为基础创作的《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同样以作者记忆中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反映了作者记忆中罗马尼亚德语乡村的移民现象，讲述了德裔温迪施一家为了移民不得不以牺牲女儿为代价，人变得卑微、渺小、毫无尊严、无所皈依，只能像一只大野鸡一样活着，这种深刻的感悟正是建立在作者亲身经历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赫塔·米勒的早期作品多取材于个人经历，反映了记忆中罗马尼亚日耳曼少数民族的乡村生活,揭露专制体制的荒谬、黑暗以及齐奥塞斯库的高压统治对人性的摧残。

由于不堪忍受秘密警察的骚扰和精神的极度紧张与绝望，米勒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1987年移民西德。过去不堪回首的经历成了米勒心中永难抹去的伤痕，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成了她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米勒曾说：“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那段经历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德国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就在几百公里外，便是我那些过去的记忆。”【2】虽然离开故国已经二十余年，但是米勒仍然拒绝遗忘，而是毅然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继续把个体记忆诉诸文字，1989年齐奥塞斯库倒台之后，米勒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带自传色彩的反映罗马尼亚高压统治的长篇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1992）、《心兽》（199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1997）。前者以被迫害与逃逸为小说主线，阿迪娜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每天下班回家反抗精神，都发现挂在卧室中的狐皮围脖短了一截，死亡的威胁在向她一步步靠近。狐狸围脖象征着的正是步步紧逼的生命威胁，小说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恐惧、屈辱和绝望，这正是作者记忆中风雨飘摇的罗马尼亚。在统治者的眼里人民是可以随意猎杀的狐狸，无法反抗的猎物，然而他们却不曾明白，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同阿迪娜一样，作者也曾经是“狐狸”，也曾受到猎人的威胁，为了避免迫害而选择逃逸。《心兽》中的个人色彩更为明显，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心兽，“心兽”象征着恐怖统治压迫下挣扎、悸动的人心，或者说是人的的天性、生的本能。 “心兽”的选择，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小说描写了一群大学生的悲惨遭遇，“我”的两个朋友相继被杀，“我”和埃德加因为选择了反抗而受到监视和威胁，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最后“我”和埃德加侥幸逃生，定居西德，却难以忘记过去的遭遇。小说中的“我”和埃德加很明显带有米勒和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子，“我”受到的监视与威胁和作者遭受秘密警察骚扰、传讯的经历也极为相似，小说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更是可以看成对作者个人心态的描述。“罗马尼亚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和米勒近期的《呼吸秋千》也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作为一名流散作家，米勒以一个边缘人的视角，以写作为媒介，以记忆中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为背景，以个体伤痕为素材，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一种近乎独白的声音诉说着她成长中的痛苦、不满、反抗和无奈，建构起一个独属于赫塔·米勒的文学世界。

二、个人叙事建构的时代记忆

一个个体的故事，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文学创作虽然含有作家个人的虚构与想象反抗精神，但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影子，尤其是反映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赫塔·米勒的小说成功地通过个人叙事建构起一个时代的记忆，在个人悲欢的叙述背后隐含着宏大的历史叙事，她力图将个人记忆织入“宏大叙事”，使两者达到一种巧妙的缝合，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下罗马尼亚的社会缩影。这充分体现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张力，也加深了作品的广度与深度。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认为所谓“个人叙事”也称“小叙事”，就是“利用故事唤起被主流叙述所遮蔽的叙述方式”【3】，用个体经历替代集体“文献记录”的叙事话语。赫塔·米勒正是采用个人叙事的方法，叙事者从个体的生存经验出发，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书写一种“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描写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作者虽然没有对齐奥赛斯库统治时期的历史做全景式的“宏大叙事”，也不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描写全体大众的苦难。但是从其作品中我们则能看到一种不同于史料记载的个人记录，作品中对个体存在的背景与环境的描写能够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4】，作家的使命就是要回到书桌前，书写时代和人生。长篇小说《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以主人公“我”乘电车去接受传讯为线索，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串联起“我”的半生经历和周围人的生存状态：“我”被迫接受秘密警察无休止的询问，女友莉莉因为与一名退休军官一起偷渡国境而被枪杀，丈夫保罗靠整日酗酒来缓解精神压力等等。随着主人公个人记忆的慢慢展开，一副病态、压抑、沉闷而又颓废动荡的社会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通过“我”的回忆建构起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米勒2009年的最新力作《呼吸秋千》则虚构了一个17岁男孩列奥伯得·奥贝格由于不堪忍受劳动营的非人待遇，最终摒弃道德求生存的悲惨遭遇。在二战结束60多年的今天，米勒通过对一个被历史铁轮碾碎的小人物树碑立传，力现了二战后纳粹盟国罗马尼亚将八万德裔罗马尼亚人强制送往苏联劳改营的那段历史。作品中，米勒依据个体生存体验塑造的“我”和17岁男孩，都是生活在一个特定时代的个人，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化的、情感化的历史反抗精神，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如此一来，小说中看似简单的个人叙事也被赋予了更宽阔的广度和更深刻的内涵。

在今天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中，人们不再相信人为的“神话”，伟大的“主题”，在“宏大叙事”遭到解构，现实世界被还原为意义消解、价值解体的凡人世界的语境下。赫塔·米勒的写作价值就在于她认为“诗在世界里，而不在语言里”【5】。即作家写作的意义，其本质的追求在于对“世界”的诗的表现，而不是形式的表达，因而，她以叙事的真实再现现实的世界，并以个人化的叙事建构起时代的记忆，重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使之构成了她所经历的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下罗马尼亚社会日常生活的编年史。

三、文本持续的个体反抗精神

“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6】。米勒本身就是一个被放逐的漂泊无根的人，齐奥赛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的生存经历使她的创作生涯充满了反抗和战斗，从罗马尼亚到德国，从过去到现在，米勒始终以一种反抗者的姿态审视现实，不断用写作反抗齐奥赛斯库的专制统治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由于社会环境、政治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赫塔·米勒小说中的反抗精神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 - 1987年，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横行，个人自由被剥夺，疯狂和病态成为社会常态。失业、审讯和恐吓并没有使米勒丧失自身的独立意识，她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曾加入“巴纳特行动小组”，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反抗非人性的独裁统治，控诉专制独裁对人性的残害。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低地》就是为了“反抗强加于我的德国人身份，反抗巴纳特的德国农村，反抗失语而压抑的童年”【7】。可见作者在创作之初就试图凭借文学创作来抒发个人痛苦和绝望反抗精神，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抗现实。用赫塔·米勒的话说，即：写作是思想的肉体表达，写作不再让我默默无闻。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米勒仍然生活在罗马尼亚，创作有所顾忌，所以，小说中的反抗多采用隐喻、暗示的形式。“它的反抗太微弱了，链子都是多余的”【8】。在《乡村纪事》中，即以描写一幅贫困、落后、衰老、死亡、充满暴力的乡村图景来隐喻当时的社会状况。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今，这一时期，米勒离开了罗马尼亚，使之得以一种超脱剥离的外来眼光重新审视过去，进而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罗马尼亚专制高压统治的长篇小说，其中的反抗意识也更加突出、明显。最能体现作者个体反抗精神的小说应属她的代表作《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书中依据是否被传讯与是否发疯的标准把人分成四类，“我”和保罗属于社会上最少的一类人：被传讯，但从不发疯。 “我”既是受压迫者，也是清醒的反抗者。“我”一直是一名反抗者的形象，“我”为了逃离国境，在送往外国的衣物之中夹带了10张“我等你”的纸条并被当做间谍，反抗的失败使“我”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失业、被迫接受秘密警察无休止的传讯。传讯使“我”的精神极度紧张：十点接受传讯，却从凌晨三点开始，“我就听到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传讯，传讯，传讯……”【9】。但是，“我”没有被摧毁，也没有“发疯”，而是以另一种反抗的姿态全神贯注的应对每次传讯。虽然每个问题都能把“我”推向深渊，但“我”每次都更小心的面对。与小说中的“我”相比反抗精神，米勒是幸运的，她逃离了罗马尼亚，用写作继续自己无声的反抗，而“我”想逃却无路可逃，唯有面对。但并非被现实击垮，而是更加清醒、认真、决绝地应对审讯，继续前行。

“我们曾经是少数人,但我们许多人留了下来论文开题报告范例。”【10】。无论时空如何变化，米勒始终是“少数人”，即：反抗者中的坚持者。她始终站在反抗的立场控诉独裁专制对个人意志和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残害。在极权专制的社会中，米勒看到了现实的残忍，但无法说出事实，只能以文本方式付诸文字，用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沉默的批判，无声的抗议。即使逃离受压抑的环境后，米勒的反抗也没有终止，继续用文字记录过去的一切。米勒反抗的深刻性在于她认识到：虽然齐奥赛斯库已经倒台，历史的舞台上只不过是换了另一些面孔，人民的生活依旧，真正的自由远未到来。所以，米勒仍然要用自己的文字去阐释，去批判，去揭露，去呐喊！

纵观赫塔·米勒的小说，其写作始终没有脱离乡土背景、自传成份、个体反抗。其文本指向与其说是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不如说是与作者个体痛苦记忆相链接的历史本相。米勒在个体伤痕的阐述过程中不仅建构了一种个人化的时代记忆，也传达了作者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极权的反抗。我们在米勒的小说中能够真切体会到：文学是人类的良心，是人类精神的形象展示。虽然米勒的小说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她的获奖也不免带有某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反抗精神，但她对极权政治的揭露与抗争对于人类应是一种沉痛的警告。其作品对自由的追求、对人性的呼唤、对独裁专制的批判体现了作者可贵的人文精神和政治诉求，而这也许才是赫塔米勒作品的根本意义所在。

注释:

【1】、三部短篇小说集：Niederungen (《低地》) 、D rückenderTango (《压抑的探戈》) 、B arfüβigerFebruar(《赤足的二月》)；六部长篇小说：DerM ensch ist eingroβer Fasan auf derW elt (《人是世上的大野鸡》)、Reisende auf einem B ein (《单腿旅行者》)、Der Fuchs war dam als schon der J?ger (《狐狸从前是猎人》)、 Herztier(《心兽》) 、Heute w?r ich m irlieber nicht begegnet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Atem schaukel (《呼吸秋千》)

【2】、赫塔·米勒凭什么摘得2009诺贝尔文学奖?【J】.广州日报.2009.10.10

【3】、法．让-弗洛索瓦·利奥塔，车槿山译，《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三联书店.1997.12

【4】、Herta Mailer．Bei uns in Deutschland．In：DerK6nig vemeigt sich und t6tet．Frankfurt【M】．2008．

【5】、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女王赫塔·米勒“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J】.

南方周末.2009.10

【6】、【8】、 德．赫塔·米勒，续文译，《低地》【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9

【7】、胡蔚．政治·语言·家园——赫塔·米勒的文学观【J】.探索与争鸣.2010.1

伤痕文学篇3

蔡景龙,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山东医科大学毕业留校,1994年创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烧伤整形科,1997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01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并任山东大学整形专业博士生导师。2009年7月,被选拔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工作,任十六科主任。

现为国家863、自然科学资金、中华医学科技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及教育部课题评审专家,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整形外科杂志》、《中华创伤杂志》、《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中国美容医学》等杂志编委。

擅长美容、整形和烧伤救治,研究方向为创面愈合与瘢痕防治,美容整形新材料与新技术。目前主持完成科研课题8项,多次获教育部、中华医学会、山东省科委等成果奖励,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正确认识皮肤瘢痕

瘢痕是各种原因引起的组织损伤愈合后的病理性变化,是一种血液循环不良、结构异常、神经分布错乱的纤维化性病变。其基质为结缔组织,主要成分是胶原纤维。皮肤瘢痕表层为菲薄的上皮结构,仅由几层上皮细胞组成,称为瘢痕上皮。

生理性瘢痕

各种组织受到较为严重的损伤均可能形成瘢痕,也就是说瘢痕是机体较重的组织损伤修复的必然结果,是创面愈合的产物和象征。因此,在创面愈合过程中,适度的瘢痕形成,是机体修复创面的正常表现,它有积极作用。这类瘢痕被称为是生理性瘢痕,特点是快速成熟,没有收缩,没有宽度增加或形成多于维持强度必需的胶原,不高出组织表面,色泽正常或接近正常。如脐是一种正常的瘢痕,如果它缺失或不正常会引起患者明显的痛苦。

病理性瘢痕

瘢痕的形成受着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常导致异常状况,如病变高出皮面,发红,并出现各种症状,甚至造成外形与功能的障碍,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影响患者就业和婚姻等。这些异常的有危害的瘢痕统称为病理性瘢痕,是组织损伤非再生愈合的结果,是组织损伤修复的一种重要的并发症。

包括皮肤中形成的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在内,病理性瘢痕影响着整形外科甚至是外科的每一个方面。各种创伤、烧伤、手术、感染、注射等均可以引起皮肤病理性瘢痕的发生。因此,皮肤瘢痕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据统计,皮肤瘢痕是整形外科最常见的疾病,约占整形外科患者1/3以上。随着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美的需要迫切,一些微小的瘢痕也希望得到良好的修复,因此目前对瘢痕的防治工作就变得更为重要。但有关皮肤瘢痕的发生率,目前尚无确切的临床统计资料。

从临床角度来讲,为便于描述和治疗方法的选择,瘢痕可以记述为表浅、扁平、线状、蹼状、桥状、挛缩状瘢痕等,它们都是病理性瘢痕的外在表现。

瘢痕的危害

综合来讲,瘢痕对人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危害:

影响外观表现为瘢痕局部组织增厚或凹陷,表面不平滑,有色素沉着和色素脱失等变化。

感觉异常表现为瘢痕局部常有痒、痛不适等自觉症状,有时可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

发生挛缩造成畸形,影响功能。

发生溃疡继发癌变,重者造成截肢和生命危险。

心理负担造成较重的心理负担,导致心理障碍,影响患者心身健康。

瘢痕发生与致伤因素

当皮肤受到深及网状层的任何致伤因素损伤时,都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瘢痕形成。

第一位致伤原因车祸、摔碰、切割、刺砸、抓咬等外伤,其中以车祸伤最为常见。

第二位致伤原因面颈、胸、腹、四肢手术及各种门诊小手术。

第三位致伤原因烧伤,有关对烧伤引起的瘢痕的防治一直受到临床烧伤学家们的重视,形成了用整形方法治疗烧伤、既抢救生命又维护功能和美观的普遍共识。

其它如美容性操作、感染、预防接种和原因不明者。

需强调的是穿耳孔、隆胸、缩乳、腋臭去除、纹刺、激光和冷冻治疗等美容性操作引起的瘢痕,会造成少数受术者美容不成反而毁容的结果。

性别、年龄与瘢痕的发生

瘢痕在不同的性别和年龄群体中发生情况有所不同。男性与女性均可发病,通常女性病人多于男性,女性与男性患者就诊比例约是3∶2。这与女性患者爱美欲望较强,希望完美的形象有关。人出生后到死亡的任何时间内,均有可能发生瘢痕,但以青少年阶段易于发生,这一阶段为瘢痕易发年龄阶段。

瘢痕的病变特点

瘢痕病变形态多样如具有凹陷、凸起、线状、碟状、蹼状、桥状、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片状。

大小不一自看得见到同时累及身体多个部位。

厚薄不均自扁平到数厘米不等。

色泽不定有色素脱失、色素沉着、血管充血等改变。

另外,质地和柔韧性也各不相同。瘢痕病变特点复杂多样,这与受伤原因、程度和部位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治疗方法选择也具有较大影响。

瘢痕的预防

目前,瘢痕的治疗尚无特效办法,所以瘢痕的预防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具有比瘢痕治疗更重要的意义。研究表明:对瘢痕的预防主要包括瘢痕形成前的预防和瘢痕形成期的预防,主要目的是尽量去除各种造成瘢痕增生的因素,减少瘢痕的生长,预防瘢痕对机体造成的各种危害。

瘢痕形成前的预防

包括治疗因素性瘢痕的预防和非治疗因素性瘢痕的预防。

治疗因素性瘢痕的预防这类瘢痕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手术,也称医源性因素,该类原因造成的瘢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预防的具体措施是“五无加两适当”,即:无菌原则、无创技术、无张力、无异物、无死腔、手术方法得当与手术时机合适。

非治疗因素性瘢痕的预防非治疗因素性瘢痕主要是指外伤、烧伤引起的瘢痕,这类损伤是非医源性因素,往往较重,且伴有不同程度的感染。所以对这类损伤瘢痕预防的重点是预防和控制感染、适当的治疗方法促进创面早日愈合,如抗菌、抗渗出。

对一般性外力所造成的损伤应彻底清创缝合、适当方法修复损伤、争取创面一期愈合,对于深Ⅱ°及Ⅲ°创面均应尽早行削痂或切痂植皮覆盖创面,尽早封闭创面等。

瘢痕形成期的预防

瘢痕形成期的预防主要是针对创面愈合以后瘢痕成熟之前的瘢痕增生过程采取有效措施,减慢瘢痕的增生并渡过增生期而进入消退成熟期,转变成成熟瘢痕。主要方法有:加压疗法、硅胶疗法、药物疗法、放射疗法、物理疗法及功能康复综合疗法等。

目前预防瘢痕增生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效果不一,多选用副作用较小,方便易用的2~3种方法综合使用,进行综合防治,其效果优于单一方法。

瘢痕治疗常用手术方法

各种皮片、皮瓣移植,皮肤软组织扩张术,其他组织移植和组织代用品的应用等为瘢痕的手术修复提供了多种选择。

直接切除缝合

瘢痕最理想的手术方式。此法适用于形状规则的线状、椭圆形、三角形等较窄的瘢痕,且其周围组织较松弛者。

分次切除缝合

瘢痕范围较大,一次全部切除既不能直接缝合,又不宜植皮时,如在面、颈等暴露部位,分次切除常为切实可行的方法。

皮肤游离移植

对于一般瘢痕畸形,在瘢痕切除、周围组织复位、畸形纠正后,所遗留的皮肤缺损均可用游离植皮的方法修复。此种手术操作较简便,一次手术即可满足要求,需时较短,为较大面积瘢痕切除、瘢痕挛缩畸形等修复时最常采用的方法。

皮瓣移植

瘢痕组织累及深部组织,在切除瘢痕后造成深部组织如肌肉、肌腱、骨、关节、神经、血管等外露,皮片的游离移植不适用,而需要应用皮瓣移植。

在某些部位,如面部瘢痕、手部瘢痕等,为了获得皮肤色泽、质地优良的外形和满意的功能效果,也应视具体情况选择皮瓣移植。对于贴近骨面的不稳定瘢痕组织,可利用皮瓣移植以补充含有较丰富血供的软组织来达到增强血运、改善局部组织营养的目的。在进行含有头发的组织移植时,亦必须在组织中含有完整的毛囊(如头皮和眉毛的修复),这类移植采用带蒂的皮瓣移植较佳。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

近年来,皮肤软组织扩张术的广泛应用,可使瘢痕周围正常的全层皮肤软组织的面积得以不同程度的增加,从而给局部皮瓣修复瘢痕切除后创面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明显提高了疗效。

同时也使皮瓣移植修复瘢痕切除后创面的适应证大大增加,即使没有深部的组织外露或粘连,也可选用皮瓣移植进行修复,以便获得更好的修复效果。而且,该方法扩张后的皮瓣具有质地良好、相对较薄的优点。凡体表各部需要修复或再造而局部皮瓣供区不足、周围有可供扩张的正常皮肤时,均可考虑应用。

瘢痕皮肤回植

瘢痕皮肤回植是将过度增殖的瘢痕组织大部分切除,保留带薄层纤维组织的瘢痕表皮移植于瘢痕切除后创面上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较适合于大面积的陈旧性瘢痕、皮源困难、不愿增加新的供皮区的患者。

皮肤磨削术

磨削术是一种治疗浅表凹陷性瘢痕的有效方法,其原理是磨去病变处的表皮,必要时可达真皮的层,靠毛囊、皮脂腺和汗腺等皮肤附件的新生上皮修复创面。目前皮肤磨削术多用于治疗由天花、水痘、痤疮等皮肤疾病遗留下的小的凹陷性瘢痕,去掉扁平瘢痕的色素沉着,磨低已达稳定状态的小的增生性瘢痕。

如适应证选择适当,操作细致,采用该方法一般能获满意效果,不会形成新的瘢痕。但磨削过深,会加重瘢痕形成。常见的并发症为皮肤色素沉着、粟丘疹、创面感染或(和)瘢痕增生。

复合皮和组织工程皮肤应用

复合皮主要由真皮替代物和自体(或与异体混合)表皮成分两部分组成,是指(培养或非培养的)自体表皮与真皮替代物在体或离体构建的一种人工皮肤或皮肤等效物,是迄今为止最接近正常皮肤结构和功能的人工皮肤。

伤痕文学篇4

关键词：伤痕小说；新伤痕小说；叙事话语；集体性；个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4-0026-03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伤痕小说在陡然转换的政治语境中获得了个人化历史叙事的自由，这使得作家们终止了建国以来，以歌颂和赞扬为主要基调的宏大叙事模式，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向“五四”“人的文学传统”回归的趋势。此时大量揭露“”对人身心造成戕害的作品“井喷”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开始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将人的精神特质、心理情感、心灵世界等纳入了艺术表现的视域，有些作品甚至在挖掘人性的深度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如冯骥才的《啊！》、老鬼的《血色黄昏》等，这些作品展现出了人性中卑弱虚伪自私的一面，我们已经很难用对与错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审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了，但即便如此，伤痕小说背后的政治意图是极其鲜明的。创作主体急于表达自身对“”的控诉和对党的无限忠诚，这就使得伤痕小说没有在政治话语的场域里突围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依然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是政治符码系统里面的一个指符。所以，建立在相同的创作目的和相同的言说方式之上的伤痕小说话语体系呈现出集体性和公共性的特征。

与此不同的是新伤痕小说的叙事话语体系，它呈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性倾向。所谓新伤痕小说，即近年来文坛上出现的一批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为主要经验内容和叙述对象的作品，代表作有余华的《兄弟》、艾伟的《风和日丽》、苏童的《河岸》、东西的《后悔录》等。新伤痕小说创作于远离了理性缺席、竖子当道的时代，这有利于作家把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置于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观照之中。此时，已成为历史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被淡化成了背景，人的主体性地位真正地凸显在了这背景之上。或者说，个体生命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得到了烛照。作家们借助时代的政治运动想要表达和挖掘的是更为复杂、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摆脱了政治语境的规约，在大量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新伤痕小说的话语体系更加从容地走向了个人性。

一、从大声呼喊到深切悲悯：人道主义话语

人道主义的话语内涵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不断得到丰富。其基本意指是“指一切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发展或自由为主旨的观念或哲学思想”[1]。

伤痕小说的创作确实彰显了“人的价值”、努力做到“把人当作人”。但是正如李泽厚所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2]由此观之，伤痕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是带有启蒙性质的。作家对人身心所受伤害的诉说几乎都是对“”或者说极左思潮的控诉。在这种创作机制的影响下，人道主义话语自身的意义被忽略了，相反，多了些工具的意味。例如：刘心武的《班主任》《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等作品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背后，是对“”的声泪讨伐，这就使得作品本身的文化意蕴减弱了。在类似的作品中，读者往往看不到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经典形象，所以，那些形象只能属于那个时代而难以流传。

与此相比，新伤痕小说则更加纯粹地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展开对人生苦难深层次的悲悯和探询，并试图揭示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或者说是在非常态的生活境遇下，才会暴露出的某种人性特质。这类小说多用儿童或少年视角，通过一双双不谙世事的眼睛窥探那个“让人只能在死亡里看到希望”的时代。因为叙述者的懵懂，叙述话语呈现出了戏谑叛逆的特色，这点从一个细节——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上就可窥见一斑。《河岸》中的库东亮有一个带有虚无主义哲学色彩的外号——空屁，“比空更虚无，比屁更臭”；《英格力士》中那个调皮顽劣但不失善良的男孩子叫做李垃圾；《兄弟》中承受了巨大苦难讲仁义的孩子叫李光头……单是这些独具特色的名字就能让人感受到在历史的浩劫中，个人的无力和渺小。这样的无奈使得作者用戏谑的语言消解崇高、调侃苦难、揶揄历史。在新伤痕小说的语境中，不会出现类似《大墙下的红玉兰》中依靠对党的忠诚而战胜磨难的言说方式，有的只是芸芸众生坚韧地、像牲口一样地活着。他们似乎很少思考关于信仰、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问题，也似乎没有对拨乱反正给予多少热烈地期待，他们只是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这里没有高尚的信仰，也没有壮烈的场面，连受难在作家笔下都被写得那么稀松平常。生活的本真通过不同的具象得以显现出来。新伤痕小说的作家们有着极热的心，却用极冷的眼去看世界，用漫不经心的叙述表达最深切的人性关怀。

二、从三缄其口到言无不尽：私密话语

私密话语所描述的事件往往发生在私人空间里，因而更能体现出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具有个人性的特质。伤痕和新伤痕小说中均出现了描写性的私密话语。前者在使用这种话语时表现出了谨慎含蓄的特点，后者则更为大胆，甚至有走向公共叙事的倾向。

伤痕小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创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新时期小说中性描写的酝酿准备期。“……作家在创作中，一方面肯定了人的自然天性（性冲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观念又使其无法跨越道德判断的尺度，从而表现出一种谨慎有余大胆不足的审美心态……”[3]受传统影响，一些涉性的伤痕小说在使用私密话语的时候显得异常谨慎，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这是一个描写非常态的爱情故事的作品。在描写到主人公严凉和穆兰发生关系的时候，只是写到“不知何时，狂风把煤油灯扑灭了，他们再也没去点亮它”。事实上，再大胆一些的性描写对于反抗“”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对于弘扬人的主体意识是有帮助的。这一点，“五四”时期的文学早已给过我们重要启示，不在此赘述。伤痕小说重于揭露和批判“”对人身心的戕害，轻于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因此，描写的私密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控诉的工具，而没有赋予它“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对立、和谐或矛盾的关系”[4]的意义，或者说，它并非是作为表现人性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存在的。

随着“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被普遍接受，性描写从酝酿走向探索，进而日臻成熟。新伤痕小说中描写性的私密话语频频出现。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河岸》中风流的油坊镇书记库文轩以及他的儿子库东亮对女性的幻想；《后悔录》中狗的场景以及众人的围观；《兄弟》中，孩提时代的李光头对的懵懂理解，等等。虽然总会有作品中的人物指出这是低级趣味，但是我们依然能从隐含作者那里，或者说是在阅读这类文本的过程中能够建构出来的作者意图大约都是同情和认可的。此时，作者把焦点放在对人自身的审美观照中，放在对于复杂人性的深层次揭示上。“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5]新伤痕小说中写性的私密话语显示着作家对人生困境的思考和挖掘丰富人性的努力。禁欲与、背叛与忠贞、墨守陈规与挑战权威这些关键词之间蕴含的张力无疑给读者带来了别样的审美享受。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往往失去了效用，因为在多元的人性面前，无所谓对错。有些事情虽有违道德，但仍不失美好。如《风和日丽》中多次写到杨小翼和刘世军同居的情节，这样的爱情也许因为刘有家室而变得不那么纯洁，但是很少会有人否认这段爱情是令人向往的，“如果说人生充满了不如意，充满了种种自身难以把握的宿命，那么她（杨小翼）在这件事情（与刘相爱）上所感受到的完全是正面的，是光亮。”[6]若是否相爱、是否动情都要受到一个标准规约的话，那么人就会变得机械化，我们也没有必要继续解读和探索人性了。

新伤痕小说中出现的大量私密话语确实彰显了个人性的创作倾向，从一个侧面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新伤痕小说创作的媚俗化倾向，有些作家因此丧失了审美判断尺度。私密话语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思想意蕴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当下的创作潮流是不是从禁欲滑向了？这个问题值得反思。

三、从声嘶力竭到轻声细语：反左话语

极左思潮在“”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思潮的核心话语便是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伤痕和新伤痕小说中均批判了此话语体系，并据此构建起反左话语体系。但是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

伤痕小说以声嘶力竭的方式猛烈地揭露批判极左思潮的偏执性。其中的主人公往往以强硬的姿态拒绝在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体系（革命领袖/革命干部/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普通群众/落后群众/阶级敌人）中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他们或以死亡相抗衡，如《我是谁》中的知识分子孟文起，不甘忍受批斗的耻辱，上吊身亡；或以写信申诉、逃跑等方式，反抗命运的不公，如《血色黄昏》中的主人公“我”等，这样的写作方式被普遍适用，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地言说历史之痛，才能表现出自古以来就备受我们这个民族推崇的某些气节。这使得伤痕小说中的反左话语呈现出鲜明的公共性特征，即作家几乎都致力于展现政治暴力对人的迫害，将个人的记忆演变成集体的记忆，从而忽视了对个人感受的深层次探寻，也没有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人物形象。

新伤痕小说中的反左话语则氤氲着冷静平淡的笔调。作家们普遍摈弃了声嘶力竭地控诉，进而将自己对人生的某种思考暗藏于反左话语之下。新伤痕小说的大多作家在“”中度过其孩提或者是少年时代，应该说他们对“”的记忆是模糊的。这些以“”为叙事对象的作品多半是依据以往的叙事经验和史实想象出来的。正如苏童所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你在某一处都打上某种特殊的印记，用自己探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然后按你自己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都需要孤独者的勇气和智慧。你孤独而自傲地坐在这盖起的房子里，让读者怀着好奇心围着房子围观，我想这才是一种小说的效果。”[7]新伤痕小说的作家通过想象而非描述亲历的方式构建起的“”时代因为各自不同的艺术感受力而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浸染着浓烈的个人色彩。这一点在反左话语体系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河岸》中的油坊镇书记库文轩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小说中虽然也描写了在此之后他写信申诉以及他的种种不公正的遭遇，但其目的不在于揭露“血统论”的荒谬和否认极端阶级斗争的合理性，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这些反左话语着意刻画的是他具有普世价值的生存困惑以及他是如何沿着“陆地—驳船—河底”这样的路线在人生困境中突围的，从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阴郁气质；《风和日丽》中夏津博的父母以及刘伯伯等人都受到了“”的迫害，错误地被划成了反革命，描写这些情节的反左话语是和杨小翼的感情纠葛以及艰辛的寻父之旅缠绕在一起的，从中，我们看到了作家艾伟对于中国人理念中亘古未变的寻根意识，或者说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理解，这使得反左话语摆脱了集体言说苦难的意味，带有了个人思索探询的印记。

四、结语

“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组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作的运作。”[8]如此看来，历史叙事往往是不可靠叙事。无论是经历过还是未经历过“”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言说这个历史的片段——可以是“希望式”叙事，热情地歌颂党和国家的未来，猛烈地抨击“”的罪行；也可以是“忧郁式”叙事，悄声低诉如何在暗无天日的年月里艰难隐忍；还可以是“客观式”叙事，即始终与叙事对象保持着一定距离，用冷静的笔调描写人生悲喜。伤痕小说和新伤痕小说叙事风格的变化和其话语体系的嬗变密切相关。越来越鲜明地走向个人性的新伤痕小说话语体系需要“忧郁式”和“客观式”的叙述风格来表现作者对历史甚至是对当下生活的某些独特感受与反思，这是多数伤痕小说中所蕴含的歌颂或者揭露、完人或者恶人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所无法观照和理解的。我无意否认伤痕小说的价值，包括其艺术价值。事实上，新伤痕和伤痕小说之间还是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文本互文性的。只是作者想要着意表现的主题意蕴不同罢了。至于这两类小说的话语体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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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若冰.为人道主义辩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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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安忆.两个69届的初中生的即兴对话[J].上海文学，1988，（3）：23.

[6]艾伟.风和日丽[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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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mmunality to Individuality

Zhang Xiaolu

Abstract：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of scar and new scar novel are involved humanitarian discourse， private discourse and reverse left words. Due to influences of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context， the trend of foreign invasion and the different express connotations of author both showed obvious difference， namely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car novels present a bright communality features， and new scar novel has the personal color because the author's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

伤痕文学篇5

【关键词】整形外科技术；面部软组织创伤；严重瘢痕发生率；满意度

【中国分类号】R7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511（2012）06-0374-01

在科学水平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在不断的上升，对美的追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在临床上较常见发生面部软组织创伤的患者，不论男患女患都会在意其恢复后的瘢痕的发生几率及影响美观的程度，并且对医生提出较高的缝合要求，使我们在进行外科缝合技术时尽量采用整形外科的技术进行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为更好在临床中应用整形外科技术，现对我院64例面部软组织创伤的患者进行不同的治疗，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临床资料:选取我院2010年6月-2011年6月收治的面部软组织创伤的患者64例，其中男患40例，女患24例，年龄16—55岁，平均年龄35.5±8.5岁。经门诊的检查均为面部软组织创伤，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者对比创伤程度、年龄、性别、时间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不具备可比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甲组患者采用普通的外科缝合技术进行缝合，乙组患者采用整形外科的技术进行逐层的清创缝合。其主要操作方法为修复创面及缝合伤口，3cm 的伤口需要进行“z”字切开，采用交错的缝合方法；伤口张力较大时应于窗口的两侧皮下采用潜行游离或是外牵张后进行减张缝合的方法；对于创面较大或是严重皮肤缺损的患者，依据窗口的具体情况，可采用旋转皮瓣、滑行皮瓣、双叶皮瓣、交错皮瓣、远位皮瓣、易位皮瓣及游离皮瓣等进行修复处理。如果皮肤创面较小或是缺损较少的患者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植皮处理，供皮区可以依据创面皮肤缺损面积选择耳后皮肤或上臂内侧的皮肤。在皮下缝合时，应该使用可吸收线进行减张的缝合，真皮层对位缝合，此种方法有利于减轻张力，伤口覆盖对合良好，可减少及减轻瘢痕的形成。

1.3评价标准:轻度瘢痕：为瘢痕面积较小，颜色相对较浅，不影响其生活及美观程度。严重瘢痕：形成的瘢痕面积较大，相对瘢痕的颜色较深，严重影响患者的自信心及美观程度。

1.4统计方法:统计学分析选用SAS8．0统计软件，以 ±S表示计量资料，应用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P

2结果

在患者康复后的1年里进行随访，两组患者的情况进行对比乙组患者的严重瘢痕发生率为11.76%、患者对愈后情况满意度为88.23%明显优越于甲组患者的严重瘢痕发生率40%、满意度60.00%，两组对比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伴随社会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美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伴随整形外科的发展，对于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所遭受的意外性创伤，人们不单纯于满足传统式的治疗效果，均希望能够采用更好的整形技术来使瘢痕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严重的瘢痕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自信心及患者的生活质量，尤其是面部的创伤愈后留下严重的瘢痕，是患者的身心都受到打击，从而导致不能正常的进行工作及学习。可采用微创的或是植皮的方法进行创口的缝合，及对创口的美化处理措施，采用可吸收的缝合线进行皮下的缝合，避免创面周围的皮肤遭受新的创伤，使其愈后皮肤尽量恢复到原有情况。

上述统计表明，采用整形外科技术科较好的进行创面及伤口的缝合，对比两组患者预后的情况，采用整形外科技术进行创面缝合的患者，使其严重瘢痕发生率大大减少，严重瘢痕的发生率同样发生较大的较少，使患者得到较满意的效果，满意度明显优于采用传统的外科缝合方法进行创面缝合的效果。而且没有发生因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在治疗面部如组织创伤时采用整形外科技术，可有效的减少瘢痕的发生率，安全可靠，明显的增加患者的满意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患者的自信心，使其更好的进行生活和学习。整形技术可广泛的用于创面的缝合及手术切口的缝合，值得继续研究及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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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篇6

[关键词]瘢痕癌;鳞状细胞;诊断;治疗

[中图分类号]R730.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0)04-0540-03

Skin scar carcinoma: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45 cases

LIU Mei, ZHAO Yan, HE Chun-di, CHEN Hong-duo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of NO.1 Hospital,Key Laboratory of Immunodermatology of Ministry of Health,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1, Liaoning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kin scar carcinoma. Methods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in our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forty-five patients with skin scar carcinoma have been detected by histopathologic examination.ResultsAll patients belonged to chronic scar carcinoma. Among them, 36 cases were ulcer type and proliferative lesions 9 cases. Thirty-seven patients (82.22%) were more than 50 years old. About 40% were burn scar carcinoma. Most lesions of scar carcinoma occur on the extremities (44.44%), on the head and face occurring less frequently (42.22%) and those on the trunk that are the least frequent (13.33%). The mean latent period for m alignant transformation was(30.7±16.3)years. The latent period of skin scar carcinoma was inversely proportionate to the age at the time of injury. Only 2 patients (4.44%) with burn scar carcinoma had groin lymph node metastasis. M alignancy was al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ConclusionsSkin scar carcinoma was mainly detected in patients with more than 50 years old. Biopsy is the definitive diagnostic tool. Wide resection is the first choice to treat the scar carcinoma. Early diagnosis and early treatment are important for prevention of skin scar carcinoma.

Key words:scar carcinoma;squamous cell; diagnosis; treatment

瘢痕组织可以发生恶性转变而成为瘢痕癌,瘢痕癌常发生于深Ⅱ度、Ⅲ度烧伤或创伤后延期愈合的创面,其他原因如种痘、毒蛇咬伤、骨髓炎、褥疮、静脉阻塞等也可引发该肿瘤[1]。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我科1978年1月～2008年1月经病理确诊的45例皮肤瘢痕癌患者临床资料,旨在总结其发病特点,并与国内外相关资料进行比较,为进一步提高瘢痕癌的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1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45例皮肤瘢痕癌患者中,1978年1月～1987年12月22例,1988年1月～1997年12月13例,1998年1月～2008年1月10例。其中男25例,女20例,男∶女为1.25;年龄33～93岁,平均56.93±10.77岁,其中>50岁者37例,占82.22%。具体年龄、性别分布见表1。

1.2 原发病:45例皮肤瘢痕癌中,36例临床表现为瘢痕后溃疡形成,9例表现为瘢痕基础上增生。原发病分别为烧伤18例(40.0%),寻常狼疮15例(33.3%),外伤9例(20.0%),放射性损伤2例(4.4%),盘状红斑狼疮1例(2.2%)。溃疡的面积最大为16.3cm×9.2cm,最小为0.4cm×0.8cm,其中8例为多发性溃疡。

1.3 发病部位:45例皮肤瘢痕癌中,皮损位于头面部19例(42.22%)(典型病例见图1),下肢16例(35.56%)(典型病例见图2),躯干部6例(13.33%),上肢4例(8.89%)。18例烧伤瘢痕癌中,皮损位于下肢11例(61.11%),头面部5例(27.78%),上肢2例(11.11)。与烧伤瘢痕癌相反,15例由寻常狼疮引发的瘢痕癌中,除2例(13.33%)发生在上肢外,其余13例皮损均位于头面部(86.67%)。

1.4 潜伏期:45例患者从原发病诊断时的年龄至临床确诊为恶性肿瘤的间隔时间为3～60年,平均(30.7±16.3)年。以患者原发病诊断时的年龄为横坐标,潜伏期为纵坐标,可见潜伏期长短与患者原发病诊断时的年龄成反比。相关分析进一步证实,原发病诊断时的年龄与潜伏期呈显著的负相关(r=-0.8115, P

1.5 转移率:45例皮肤瘢痕癌确诊时,2例(4.44%)烧伤瘢痕癌发生腹股沟淋巴结转移,1例为Ⅱ级鳞状细胞癌,1例为Ⅲ级鳞状细胞。

1.6 组织病理:45例瘢痕癌均为鳞状细胞癌。根据Broders提出的鳞癌病理Ⅳ级分类法,即按照未分化癌细胞所占的百分率,其中分化较好的Ⅰ级鳞状细胞癌22例(48.89%),Ⅱ级鳞状细胞癌19例(42.22%),Ⅲ级鳞状细胞癌4例(8.89%)。

2讨论

瘢痕癌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在瘢痕组织上发生的恶性肿瘤。1828年,Marjolin[2]首先报道1例在烧伤瘢痕基础上发生的皮肤恶性肿瘤,称为烧伤瘢痕癌,亦称Marjolin's 溃疡。烧伤所致的瘢痕癌在临床中最常见,据报道,烧伤瘢痕恶变的发生率为0.77%～2%[1]。本文45例患者中烧伤瘢痕癌病例最多,占40%,与以往文献报道一致。瘢痕癌最常发生于四肢的溃疡,头面部其次,躯干发生率最低[3]。回顾分析30年我科的45例瘢痕癌患者,皮损位于四肢20例(44.44%),头面部19例(42.22%),躯干部6例(13.33%),与文献报道一致。

瘢痕癌的确切发病机制不清,推测有以下几种理论:①烧伤后创面释放的组织毒素及内源性促生长因子,后者作为辅助致癌因子可以导致癌变的发生[4];②溃疡面的反复损伤引发的慢性刺激亦为瘢痕癌形成原因之一:其机制为慢性刺激导致表皮细胞持续地进行有丝分裂活动以修复损伤面,特别是在间擦部位,这种创伤、刺激、修复的反复循环,能够导致溃疡的恶性转化[5];③感染亦可作为瘢痕组织的辅助致癌因子;④据报道,免疫缺陷患者是瘢痕癌形成的高危因素[5];⑤由于瘢痕组织处血液循环较差及淋巴循环的缺乏,继发局部免疫防御功能的障碍,亦可导致瘢痕组织癌变的发生[6]。瘢痕癌临床上有两种类型:急性和慢性;前者少见,原发病皮损在1年内发生恶变;后者较常见,肿瘤的发生较慢,平均潜伏期为35年[1]。本文45例瘢痕癌,临床上均表现为慢性,瘢痕组织的恶变间隔时间为3～60年,平均(30.7±16.3)年。我们通过相关分析进一步证实,原发病诊断时的年龄与瘢痕组织恶变的潜伏期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原发病发生的年龄越早,其瘢痕组织恶变的间隔时间就越长,反之则相反。

瘢痕癌组织病理学上鳞状细胞癌最常见,少数为基底细胞癌和恶性黑素瘤[2]。Kowal-Vern 等[7]回顾性分析1923年～2004年146篇文献报道的412例烧伤瘢痕癌患者,其中鳞状细胞癌占71%,基底细胞癌占12%,恶性黑素瘤占6%,肉瘤占5%,6%为其他肿瘤;所有皮损恶变的潜伏期平均为31年;与鳞状细胞癌与肉瘤比较,基底细胞癌发病年龄较晚,潜伏期较短。本组病例中,所有癌变组织病理上均表现为鳞状细胞癌,且大多为分化较好的Ⅰ、Ⅱ级鳞状细胞癌,共41例(91.11%),中等分化的Ⅲ级鳞状细胞癌4例(8.89%),无低分化的Ⅳ级鳞状细胞癌,此点与国内外相关报道一致[2,7-8]。

瘢痕癌的生物学行为较原发性鳞状细胞癌更具有侵袭性[1],局部淋巴结转移较常见。Kowal-Vern 等[7]回顾性分析412例烧伤瘢痕癌,22%病例局部淋巴结受累,14%病例远隔部位转移,死亡率21%。Novick等[9]报道下肢瘢痕癌转移率为54%,可转移至脑、肝、肺、肾及远隔淋巴结。本组45例瘢痕癌中,仅2例烧伤瘢痕癌发生腹股沟淋巴结转移,转移率占所有病例的4.44%,这可能与本组病例早期诊断有关。因此,临床上应注意,凡50岁以上,若在瘢痕上发生较硬的结节或斑块、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等,边缘隆起并向四周扩展、增长迅速,应疑为瘢痕癌。尤其是当瘢痕破溃产生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后,要及时行病理检查确诊。根治性切除术是治疗瘢痕癌的良好方法。手术切除范围为边缘距离正常组织至少1cm[3],有淋巴结转移的行淋巴结清扫术。精细的伤口护理,特别是对易受摩擦及破溃反复不愈者积极地处理,是预防瘢痕癌发生的关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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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篇7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伤痕小说在陡然转换的政治语境中获得了个人化历史叙事的自由,这使得作家们终止了建国以来,以歌颂和赞扬为主要基调的宏大叙事模式,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向“五四”“人的文学传统”回归的趋势。此时大量揭露“”对人身心造成戕害的作品“井喷”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开始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将人的精神特质、心理情感、心灵世界等纳入了艺术表现的视域,有些作品甚至在挖掘人性的深度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如冯骥才的《啊!》、老鬼的《血色黄昏》等,这些作品展现出了人性中卑弱虚伪自私的一面,我们已经很难用对与错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审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了,但即便如此,伤痕小说背后的政治意图是极其鲜明的。创作主体急于表达自身对“”的控诉和对党的无限忠诚,这就使得伤痕小说没有在政治话语的场域里突围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依然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是政治符码系统里面的一个指符。所以,建立在相同的创作目的和相同的言说方式之上的伤痕小说话语体系呈现出集体性和公共性的特征。

与此不同的是新伤痕小说的叙事话语体系,它呈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性倾向。所谓新伤痕小说,即近年来文坛上出现的一批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为主要经验内容和叙述对象的作品,代表作有余华的《兄弟》、艾伟的《风和日丽》、苏童的《河岸》、东西的《后悔录》等。新伤痕小说创作于远离了理性缺席、竖子当道的时代,这有利于作家把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置于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观照之中。此时,已成为历史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被淡化成了背景,人的主体性地位真正地凸显在了这背景之上。或者说,个体生命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得到了烛照。作家们借助时代的政治运动想要表达和挖掘的是更为复杂、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摆脱了政治语境的规约,在大量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新伤痕小说的话语体系更加从容地走向了个人性。

一、从大声呼喊到深切悲悯:人道主义话语

人道主义的话语内涵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不断得到丰富。其基本意指是“指一切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发展或自由为主旨的观念或哲学思想”[1]。

伤痕小说的创作确实彰显了“人的价值”、努力做到“把人当作人”。但是正如李泽厚所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2]由此观之,伤痕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是带有启蒙性质的。作家对人身心所受伤害的诉说几乎都是对“”或者说极左思潮的控诉。在这种创作机制的影响下,人道主义话语自身的意义被忽略了,相反,多了些工具的意味。例如:刘心武的《班主任》《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等作品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背后,是对“”的声泪讨伐,这就使得作品本身的文化意蕴减弱了。在类似的作品中,读者往往看不到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经典形象,所以,那些形象只能属于那个时代而难以流传。

与此相比,新伤痕小说则更加纯粹地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展开对人生苦难深层次的悲悯和探询,并试图揭示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或者说是在非常态的生活境遇下,才会暴露出的某种人性特质。这类小说多用儿童或少年视角,通过一双双不谙世事的眼睛窥探那个“让人只能在死亡里看到希望”的时代。因为叙述者的懵懂,叙述话语呈现出了戏谑叛逆的特色,这点从一个细节——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上就可窥见一斑。《河岸》中的库东亮有一个带有虚无主义哲学色彩的外号——空屁,“比空更虚无,比屁更臭”;《英格力士》中那个调皮顽劣但不失善良的男孩子叫做李垃圾;《兄弟》中承受了巨大苦难讲仁义的孩子叫李光头……单是这些独具特色的名字就能让人感受到在历史的浩劫中,个人的无力和渺小。这样的无奈使得作者用戏谑的语言消解崇高、调侃苦难、揶揄历史。在新伤痕小说的语境中,不会出现类似《大墙下的红玉兰》中依靠对党的忠诚而战胜磨难的言说方式,有的只是芸芸众生坚韧地、像牲口一样地活着。他们似乎很少思考关于信仰、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问题,也似乎没有对拨乱反正给予多少热烈地期待,他们只是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这里没有高尚的信仰,也没有壮烈的场面,连受难在作家笔下都被写得那么稀松平常。生活的本真通过不同的具象得以显现出来。新伤痕小说的作家们有着极热的心,却用极冷的眼去看世界,用漫不经心的叙述表达最深切的人性关怀。

二、从三缄其口到言无不尽:私密话语

私密话语所描述的事件往往发生在私人空间里,因而更能体现出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具有个人性的特质。伤痕和新伤痕小说中均出现了描写性的私密话语。前者在使用这种话语时表现出了谨慎含蓄的特点,后者则更为大胆,甚至有走向公共叙事的倾向。

伤痕小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创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新时期小说中性描写的酝酿准备期。“……作家在创作中,一方面肯定了人的自然天性(性冲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观念又使其无法跨越道德判断的尺度,从而表现出一种谨慎有余大胆不足的审美心态……”[3]受传统影响,一些涉性的伤痕小说在使用私密话语的时候显得异常谨慎,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这是一个描写非常态的爱情故事的作品。在描写到主人公严凉和穆兰发生关系的时候,只是写到“不知何时,狂风把煤油灯扑灭了,他们再也没去点亮它”。事实上,再大胆一些的性描写对于反抗“”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对于弘扬人的主体意识是有帮助的。这一点,“五四”时期的文学早已给过我们重要启示,不在此赘述。伤痕小说重于揭露和批判“”对人身心的戕害,轻于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因此,描写的私密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控诉的工具,而没有赋予它“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对立、和谐或矛盾的关系”[4]的意义,或者说,它并非是作为表现人性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存在的。

随着“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被普遍接受,性描写从酝酿走向探索,进而日臻成熟。新伤痕小说中描写性的私密话语频频出现。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河岸》中风流的油坊镇书记库文轩以及他的儿子库东亮对女性的幻想;《后悔录》中狗的场景以及众人的围观;《兄弟》中,孩提时代的李光头对的懵懂理解,等等。虽然总会有作品中的人物指出这是低级趣味,但是我们依然能从隐含作者那里,或者说是在阅读这类文本的过程中能够建构出来的作者意图大约都是同情和认可的。此时,作者把焦点放在对人自身的审美观照中,放在对于复杂人性的深层次揭示上。“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5]新伤痕小说中写性的私密话语显示着作家对人生困境的思考和挖掘丰富人性的努力。禁欲与、背叛与忠贞、墨守陈规与挑战权威这些关键词之间蕴含的张力无疑给读者带来了别样的审美享受。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往往失去了效用,因为在多元的人性面前,无所谓对错。有些事情虽有违道德,但仍不失美好。如《风和日丽》中多次写到杨小翼和刘世军同居的情节,这样的爱情也许因为刘有家室而变得不那么纯洁,但是很少会有人否认这段爱情是令人向往的,“如果说人生充满了不如意,充满了种种自身难以把握的宿命,那么她(杨小 翼)在这件事情(与刘相爱)上所感受到的完全是正面的,是光亮。”[6]若是否相爱、是否动情都要受到一个标准规约的话,那么人就会变得机械化,我们也没有必要继续解读和探索人性了。

新伤痕小说中出现的大量私密话语确实彰显了个人性的创作倾向,从一个侧面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新伤痕小说创作的媚俗化倾向,有些作家因此丧失了审美判断尺度。私密话语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思想意蕴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当下的创作潮流是不是从禁欲滑向了?这个问题值得反思。

三、从声嘶力竭到轻声细语:反左话语

极左思潮在“”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思潮的核心话语便是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伤痕和新伤痕小说中均批判了此话语体系,并据此构建起反左话语体系。但是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

伤痕小说以声嘶力竭的方式猛烈地揭露批判极左思潮的偏执性。其中的主人公往往以强硬的姿态拒绝在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体系(革命领袖/革命干部/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普通群众/落后群众/阶级敌人)中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他们或以死亡相抗衡,如《我是谁》中的知识分子孟文起,不甘忍受批斗的耻辱,上吊身亡;或以写信申诉、逃跑等方式,反抗命运的不公,如《血色黄昏》中的主人公“我”等,这样的写作方式被普遍适用,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地言说历史之痛,才能表现出自古以来就备受我们这个民族推崇的某些气节。这使得伤痕小说中的反左话语呈现出鲜明的公共性特征,即作家几乎都致力于展现政治暴力对人的迫害,将个人的记忆演变成集体的记忆,从而忽视了对个人感受的深层次探寻,也没有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人物形象。

新伤痕小说中的反左话语则氤氲着冷静平淡的笔调。作家们普遍摈弃了声嘶力竭地控诉,进而将自己对人生的某种思考暗藏于反左话语之下。新伤痕小说的大多作家在“”中度过其孩提或者是少年时代,应该说他们对“”的记忆是模糊的。这些以“”为叙事对象的作品多半是依据以往的叙事经验和史实想象出来的。正如苏童所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你在某一处都打上某种特殊的印记,用自己探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然后按你自己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都需要孤独者的勇气和智慧。你孤独而自傲地坐在这盖起的房子里,让读者怀着好奇心围着房子围观,我想这才是一种小说的效果。”[7]新伤痕小说的作家通过想象而非描述亲历的方式构建起的“”时代因为各自不同的艺术感受力而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浸染着浓烈的个人色彩。这一点在反左话语体系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河岸》中的油坊镇书记库文轩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小说中虽然也描写了在此之后他写信申诉以及他的种种不公正的遭遇,但其目的不在于揭露“血统论”的荒谬和否认极端阶级斗争的合理性,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这些反左话语着意刻画的是他具有普世价值的生存困惑以及他是如何沿着“陆地—驳船—河底”这样的路线在人生困境中突围的,从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阴郁气质;《风和日丽》中夏津博的父母以及刘伯伯等人都受到了“”的迫害,错误地被划成了反革命,描写这些情节的反左话语是和杨小翼的感情纠葛以及艰辛的寻父之旅缠绕在一起的,从中,我们看到了作家艾伟对于中国人理念中亘古未变的寻根意识,或者说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理解,这使得反左话语摆脱了集体言说苦难的意味,带有了个人思索探询的印记。

四、结语

“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组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作的运作。”[8]如此看来,历史叙事往往是不可靠叙事。无论是经历过还是未经历过“”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言说这个历史的片段——可以是“希望式”叙事,热情地歌颂党和国家的未来,猛烈地抨击“”的罪行;也可以是“忧郁式”叙事,悄声低诉如何在暗无天日的年月里艰难隐忍;还可以是“客观式”叙事,即始终与叙事对象保持着一定距离,用冷静的笔调描写人生悲喜。伤痕小说和新伤痕小说叙事风格的变化和其话语体系的嬗变密切相关。越来越鲜明地走向个人性的新伤痕小说话语体系需要“忧郁式”和“客观式”的叙述风格来表现作者对历史甚至是对当下生活的某些独特感受与反思,这是多数伤痕小说中所蕴含的歌颂或者揭露、完人或者恶人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所无法观照和理解的。我无意否认伤痕小说的价值,包括其艺术价值。事实上,新伤痕和伤痕小说之间还是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文本互文性的。只是作者想要着意表现的主题意蕴不同罢了。至于这两类小说的话语体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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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篇8

1临床资料

本组收治患者164 例，男124列，女40例。年龄3～91岁，平均41岁。其中面部114例额部36 例，眉部21 例，面颊部15例，眼周10例，鼻部3例，口周12例，颏部17 例，颈部5例，上肢16例，下肢20 例，躯干9 例，有些患者为多个部位的损伤。损伤原因为车祸伤、切割伤、碰撞伤、刺伤等。患者均生命体征平稳，病情稳定，均无开放性骨折。

2处理方法

用生理盐水先清洗伤口周围皮肤，去除污迹，再清洗创口，污染较重者适当用1% 双氧水清洗。然后换手套，重新消毒皮肤、铺巾。仔细检查伤口损伤情况，适当修剪不整齐的创缘，清除凝血块、组织碎片和异物，妥善止血。由深至浅细致对位缝合各层组织，使伤口无张力对合整齐。用6-0可吸收线皮内缝合，再用医用胶水严密粘合伤口表皮。如有较大皮肤缺损，要保持面部五官对称和体表定位的自然特征，设计局部皮瓣进行修复，局部加压包扎。术后使用抗菌素3～5天，肌注TAT。24～48 h查看切口，改为简单包扎或暴露。一般7～10天左右伤口完全愈合后，抗瘢痕治疗。

3结果

本组164例创口均获Ⅰ期愈合。其中84例随访6月～2年，伤口处无凹陷及萎缩，痕迹纤细，局部皮肤平整，五官无错位变形，患者满意。典型病例如图1～4。

4讨论

传统修复皮肤软组织损伤方法是用粗针粗线，简单消毒，直接拉拢皮肤缝合，拆线后不用抗瘢痕药物。其结果是伤口瘢痕增生、挛缩、瘙痒、疼痛、表面凹凸不平，颜色灰暗，患者不满意[1]。笔者对164例患者根据不同的伤情，应用美容外科原则修复，疗效满意。

笔者认为实施美容修复者所需时间较长，首先要在病情平稳的前提下进行：①选择适当的麻醉，取得患者的配合；②清创时间尽量争取在8h内，对于受伤时间较长的伤口，创面明显污染和损伤严重的患者静脉应用抗生素；清洗伤口，使污染伤口变成清洁伤口；③使用电凝准确止血，彻底清除凝血块、组织碎片和异物，以免影响伤口愈合或日后瘢痕中产生色素；离体皮肤及软组织应尽可能的再利用，当局部皮肤软组织缺损无法直接缝合时，应根据受伤部位，与重要器官的相邻关系及愈合后能出现的瘢痕情况，合理设计局部或邻位皮瓣[2]；既要达到封闭创面不留死腔，又要兼顾缺损区域外观形态和功能的恢复；④缝合皮肤前，必须作真皮层缝合，一方面可以彻底消除皮肤缝合张力，因为张力是造成瘢痕的最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通过真皮缝合，将创缘两侧高低不平的皮下组织缝合于同一平面[3]；创口紧密对合轻度外翻，用医用胶水严密粘合表皮，将“切口张力”性瘢痕的形成减小到最低；⑤局部弹力带加压妥善包扎固定，以利于皮瓣静脉回流，减轻水肿，减少血肿的发生；⑥创面愈合后，抗瘢痕治疗1～3个月，用弹力套加压加压包扎4～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从而达到预防瘢痕增生。

对待皮肤软组织损伤的早期修复，要考虑到术后瘢痕增生和形体美观的问题。应用整形美容技术，从美学角度尽可能的做到形态结构和功能得以最大限度的恢复，减少或避免Ⅱ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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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4-06[修回日期]2011-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