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年代范文

地质年代篇1

[关键词]史前人类；地质年代；分布；演化

考古学上所谓的人类化石与古生物学所谓的“化石”，含义稍有不同。在地层中未完全石化的人体器官，如骨骼、牙齿、指甲等因保存的时代久远而可以成为考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它们也可纳入“化石”的范畴。例如，古埃及的木乃伊虽未作为化石而成为古生物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其尸体保存得很完整，因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大部分人类化石集中地发现于两种状态之下：一种是古代泥沙沉积迅速的河流沉积层中，因水流放缓泥土沉淀，早期人类文化层便埋藏于该地层之下，到后来由于偶然因素被发掘出来。如果死后长期暴露在地表或泡于水中不被泥沙所掩埋，也会被风化作用破坏或其它动物吞食，不能形成化石。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分布于石灰岩广布的洞穴之内。石灰岩中含有碳酸钙容易被水溶蚀，因此经地下水的漫长冲刷后，形成河床地貌，以后河床上部因风、水侵蚀而毁坏，洞穴与外界有一部分相通，可成为极好的人类或兽类夜间栖息及平时躲避风雨之用。在这两种状态下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具体的信息和文物价值还有待认真研究，同时必须考证：（一） 由于不同化石的出现和地层的形成有着平行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出土古人类化石所在地层或洞穴的地质时代；（二）该地层或洞穴内同时出土的动物化石或者古人类打造的艺术品；（三）该化石记录中出现的古人类特异性特征。最终可以确定其在人类进化史中的意义。

划分地质年代，是进行考古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史前人类研究应先从断代开始。地学上把地球的生命划分为四个时代：最早的是古生代（Paleozoic Period） ，古生代意为远古的生物时代，持续了约3亿年。对动物界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时期。动物群以海生无脊椎动物中的三叶虫、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最繁盛。次为中生代（Mesozoic Period），中生代也是板块、气候、生物演化改变极大的时代。中生代的气候非常温暖，对动物的演化产生影响。第三纪是新生代的第一个纪。距今7000万年至300万年。为意大利地质学家阿杜诺于1779年创用。第三纪时形成的地层称第三系（R）。第三纪时的生物群已接近现代，植物以被子植物为主，杨、柳、桦等繁盛。动物中鸟类和哺乳类迅速分化和发展，并繁荣起来。在该时期的地层中出土有少量原始石器（Eoliths）（1），“原始石器”，又称“曙石器”，大部分系偶然打成的，有的只施以简单加工；第三纪的晚期，许多地方相继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猿人化石，学术界把各地发现的猿人化石定名为“Homo erectus”，又称“人属直立种”、“直立人”。

第四纪是地质历史上最接近当今的一个主要时间分期，向上一直延续至今。第四纪包含了更新世（原指“最新”之意）和全新世（意为“全新”，即人类生活于其中，现阶段较温暖的时段）两个先前被人为指定的时段（Hedberg，1976）。这一时期气候变化的效应是十分强烈的。整个大陆冰盖、山谷冰川以及荒漠边缘，随着干旱期和多雨期的交替，出现跨越好几个纬度的伸缩变化。动植物群落也被迫迁移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物种灭绝不能只归因于“人类的过度捕杀”。物种大灭绝显然是由气候变化、失去栖息地和人类影响这些因素相结合造成的。在冰河时代进入到特定的地域之后，对在当地栖息的古人类产生的重大的影响，即古人类为躲避严寒而迁徙至暖和地方；其次在冰期中动植物繁育生长缓慢，栖息在树上的原始类人猿，不得不采取狩猎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在地上过游牧生活，必然与猛兽争夺食物资源，人类逐渐发明了抵御猛兽袭击的工具与武器。所以冰河乃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人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可以计算的历史不过上下五千年。以冰河时代为例，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各种推算，多则八十万年，少则十万年，这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史前已经有一段漫长的奋斗史了。

除了直立人之外，只有古人类化石的发掘仅限于欧洲。一些人类学研究者认为人类发祥于亚洲北部，但可以考证的人类遗迹太少。但在我国裴文中先生等人的努力之下，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的遗骸，多数学者认为其早于尼安台塔尔人。随着我国考古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将进一步丰富人类文明史。

注释：

（1）笔者以为这类石片广泛分布于第三纪至第四纪。究竟是人类打制过的石器还是自然生成的石片无从考证。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476页―483页。

[2]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历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6页―210页。

[3]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81页―84页。

[4]曾克峰.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5页―27页。

地质年代篇2

关键词：变质岩系；前泥盆纪；地质演化

中图分类号： P54 文献标识码：A

目前针对青海都兰地区前泥盆纪变质岩系物质组成的考察与研究已经确定其包含有德令哈片麻岩、莫河片麻岩、达肯大坂岩、沙柳河岩、花岗闪长质片麻岩、英云闪长质片麻岩、钾长花岗片麻岩、榴辉岩、蛇绿岩、金水口岩、夕线堇青花岗片麻岩等，通过对不同变质岩的化学和同位素年代进行分析，青海都兰地区前泥盆纪地质演变经历了古元古代、中元古代、中、新元古代、南华纪-震旦纪、早古生代共五个演化时期。

一、青海都兰地区前泥盆纪变质岩系物质组成

对不同变质岩的化学和同位素年代进行分析，青海都兰地区前泥盆纪地块的地质由北向南可分为欧龙布鲁克微陆块、沙柳河超高压碰撞带和柴达木陆块，这三个构造单元的系物质组成均有一定的特点，欧龙布鲁克微陆块主要由达肯大坂岩系物质组成；沙柳河超高压碰撞带主要由沙柳河岩系物质组成；柴达木陆块主要由金水口岩系物质组成。

（一）达肯大坂岩系物质组成。达肯大坂岩系物质多呈不规则形状或透镜状，岩性组成为斜长角闪岩、变粒岩、二云石英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少量的麻粒岩。通过对岩石的样品进行分离后得到透明的单晶体锆石，进行U-Pb交点年龄测试得到年龄值为193921Ma。

（二）沙柳河岩系物质组成。沙柳河岩系物质组成主要包括：二云母石英片岩、石榴云母石英片岩、石榴云母片岩、大理岩、榴辉岩和少量的斜长角闪岩。通过对岩石的样品进行分离后得到透明的单晶体锆石，进行U-Pb交点年龄测试得到年龄值为141426-917Ma。

（三）金水口岩系物质组成。金水口岩系物质组成主要包括：斜长角闪岩、角闪斜长片麻岩、二云母斜长变粒岩、二云母长石石英片岩、石墨二云母石英岩、石墨透闪大理岩、粗粒白云母大理岩和纯大理岩。通过对岩石的样品进行分离后得到透明的单晶体锆石，进行U-Pb交点年龄测试得到年龄值为1800-1600Ma。

二、青海都兰地区前泥盆纪地质演化

根据青海都兰地区前泥盆纪变质岩系物质组成和年龄测试分析，青海都兰地区前泥盆纪地质演变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元古代，再经历中元古代；中、新元古代；南华纪-震旦纪；早古生代；晚古生代、中生代和中新生代共七个演化时期。其中古元古代是变质基底形成阶段，中元古代是内沉降阶段；中、新元古代是 Rodinia 超大陆汇聚阶段； 南华纪-震旦纪是Rodinia 超大陆汇聚阶段；早古生代是陆块俯冲与折返阶段；晚古生代、中生代是内陆造山阶段；中新生代是高原隆升阶段。

（一）古元古代时期地质演化。古元古代时期变质岩主要以达肯大坂岩系为主，这是由于火山喷发和中酸性火山沉积而形成的岩系群。据此推断，在古元古代时期大陆板块提升，褶皱回返，地幔热流活动，达肯大坂岩系受到深深熔作用改造，由此产生了为斜长角闪岩、变粒岩、二云石英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少量的麻粒岩等，并形成了欧龙布鲁克微陆块的雏形。

（二）中元古代时期地质演化。中元古代时期变质岩主要以沙柳河岩系物质组成，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碎屑岩为主夹基性火山岩的火山沉积建造。由于遭受了早古生代高压-超高压变质变形的强烈改造，大陆边缘和大陆边缘岛弧开始构造，开启了造山运动，由此形成了柴达木陆块。

（三）中、新元古代时期地质演化。中、新元古代时期变质岩主要以花岗岩系列物质组成，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富含Al2O3，并具有S型特点的花岗岩。这是由于造山运动导致，欧龙布鲁克微陆块与柴达木陆块发生强烈的碰撞形成了Rodinia超级大陆。

（四）南华纪-震旦纪时期地质演化。南华纪-震旦纪时期变质岩主要以砾岩、碳酸盐岩、火山熔岩、冰碛岩、蛇绿岩等物质组成，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的Rodinia超级大陆由于受到地幔的对流，而引起了海底的扩张，地壳运动导致路块裂解。

（五）早古生代时期地质演化。早古生代时期变质岩主要以英云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为主，在这一时期，柴达木陆块向欧龙布鲁克古陆块靠拢，洋壳和路壳相继强烈俯冲，由于陆壳岩石与软流圈地幔密度相差较大，在路壳俯冲到一定深度后，就不在继续下沉。而洋壳岩石圈拆沉后，浮力使陆壳迅速回返抬升到中浅层次，在持续南北向挤压作用机制下，欧龙布鲁克古陆块开始向柴达木陆块仰冲，最终二者合并为整体。

（六）晚古生代、中生代时期地质演化。晚古生代、中生代时期变质岩主要以碱性火山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为主，在这一时期，具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地壳不断的拉伸，古特提斯洋被打开；第二阶段古特提斯洋被关闭，地壳活动由拉伸变位收缩，而开始了内陆造山运动。

（七）中新生代时期地质演化。中新生代时期变质岩出现了榴辉岩和高压变质矿物，这一时期，西秦岭造山带形成，早侏罗纪阶段随着内陆造山作用的结束和复合造山带的崛起，发育了盆地，并形成了含煤碎屑岩的大煤沟组和含红色碎屑岩的红水沟组。晚白垩纪阶段由于新特提斯洋壳向北俯冲，欧龙布鲁克古陆块发生了连续造山运动。直到新生代新特提斯洋封闭，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碰撞，促使青藏高原隆起，形成了现今的构造格局。

结语

青海都兰地区前泥盆纪变质地体对于我国西部地质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变质岩系物质组成能够对地质演化的过程进行推断，由此获得地球在不同时期的构造活动，对于了解地质历史的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地质年代篇3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工作生活质量 差异性分析

一、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

本研究以工作生活质量的四个基本维度，即员工维度、工作维度、组织维度和社会维度为基础设计相关调查问卷。问卷分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括了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时间等内容。问卷第二部分即为员工、工作、组织和社会这四大维度内容的具体对应题项，每个题项都有确定与之对应的某个维度。要求回答者选择自己最主观同意的选项。选项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为衡量的标准，其中，5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同意”，3表示“基本同意”，2表示“不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5个程度反映了被调查者对于其工作生活质量四个维度的看法差异。

2.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以江浙沪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实地考察发放问卷，实时反馈的调查方式。共发放问卷630份，回收618份，其中有效问卷600份，有效回收率为95.2%。本次研究运用了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质量进行差异性分析。

二、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质量的差异性分析

1.新生代农民对工作生活质量的性别差异分析

从表1数据可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工作生活质量的四个维度上的P值都大于0.05，即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看法在性别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别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质量的显著因素。但从各维度的均值可以看出，女性对于工作生活质量各方面的认可程度在每一个维度之上均要大于男性，也就是说女性的平均工作生活质量认可程度大于男性，笔者认为这与现实中的分工以及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例如男性对于工作承受更大的压力，需要负担更大的家庭责任，因此男性的总体工作生活质量水平较低也是很好理解的。

2.新生代农民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年龄差异分析

由表2数据可知，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在工作生活质量的四个维度上的P值都大于0.05，即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工作生活质量的认可程度在年龄方面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年龄并不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但从表中我们可以见得，16-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组织维度的工作生活质量认可程度都略大于其工作维度方面的认可程度，也证实了上一个因素分析结论的有效性，即较为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组织中的各种关系以及组织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都相对高一些，更愿意投入组织的各方面。

3.新生代农民对工作生活质量的教育程度差异分析

由表3中数据可知，首先在员工维度方面，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员工维度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的标准差随着学历的升高而大致呈不断降低的趋势，由此可以见得，学历越高的人，对于关于自己本身的认识更为的统一且清晰，相同学历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偏差也更加的小。其次，随着学历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员工维度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也不断的上升，这反应出学历的上升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的工作生活质量的认可程度也逐渐上升。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作维度和社会维度方面，P值小于0.05，即学历对于工作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作维度上，随着学历的上升，个体在工作维度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逐渐增加。而在社会维度上，依旧是随着学历大致逐渐上升的情况，与工作维度的分析，以及年龄方面的分析相同，学历较高的人更有可能关注社会政策，帮助条款，并且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加的认可，因此对于社会维度的认可度更高，与之相反，学历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政策无法了解和理解，也更有可能认为社会对其没有帮助，因此产生更低水平的工作生活质量。最后，组织维度方面，也存在着学历较高者工作生活质量水平更高的趋势。

4.新生代农民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婚姻状况差异分析

由表4数据可知，除了组织维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无论已婚还是未婚，其他三个维度上的P值均大于0.05，这说明婚姻情况不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员工，工作，以及社会维度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而在组织维度上，P值小于0.05，说明在组织方面，婚姻状况对工作生活质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此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原因可能是当一个人组建家庭之后，更加注重其家庭方面的因素，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对于组织方面的关心以及组织中人际关系投入就变得相应的较少了。与此相反，未婚的较为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们更多的在组织中进行社交，表达情绪，因此也更依赖于组织，与组织中的人进行交往联系更多，对组织的认可程度也就更高，因此组织维度上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也就越高。

5.新生代农民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外出务工时间差异分析

由表5中的数据可得，外出务工时间在工作生活质量的员工，工作，组织三个维度上的P值都大于0.05，即外出务工时间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在社会维度上，P值小于0.05，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对工作生活质量中的社会维度有着显著的差异。由表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越短，社会维度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也就越高。这可能源于当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由农业转向非农业，或者说刚进入社会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对于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工作性质的改变，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角色有所改变，因此对社会角色方面更加的认可，并且外出务工时间不长，对于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的提升都有着较为美好的愿望。而随着外出务工时间的增长，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已经拥有城市户口，或者衣锦还乡，而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环境并没有明显的增加，甚至是原地踏步，长久以来，对自身工作生活质量水平的不满可能会使他们不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保持一个较低的工作生活质量。

6.新生代农民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现企业工作年限差异分析

由表6数据可得，在员工维度和工作维度以及社会维度三个维度中，P值都小于0.05，这表明在现企业工作年限的差异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看法产生显著的差异。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员工维度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在前期（1-10年）之间都较为平稳，即员工对于自身的工作生活质量的认识保持在一个相对合适且平稳的情况下，但在10年之上，员工关于自身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激增，这可能是因为当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在一个相同的企业工作高达十年以上之久，那么他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也就是明确的，不再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期待，对自己的能力，未来都认识的比较深刻，即使对生活不满也不会促使他们去改变现状，因此他们关于自身的工作生活质量认可度会更高。在工作维度上，随着在现企业年限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关于工作维度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出现明显差异，并且随着在现企业年限的增加，工作生活质量水平逐渐增加的情况，这与现实情况不谋而合。在现实工作当中，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一个企业的年限越长，相应的也就越认可其工作和组织，从而工作生活质量水平也就越高。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随着在现企业年限的增长，员工对于社会维度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是逐渐增加，不过在10年以上出现了一个反复，但注意到在10年及以上这一部分数据中的标准差值突然变大，这也可能是某些数据在这里出现了偏差。总的来看，在现企业年限越长的员工，其在社会维度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水平也就越高。

三、几点建议

1.政府与企业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人群制定不同的关怀政策

根据调查，未婚的，年纪相对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政府，社会政治政策更加的关注，因此对于他们的帮助和教育培训将会更加的有效果和易于被接受。对于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家庭因素对于他们更为重要，因此政府应当发展一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方面有利的相关政策，例如之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就业问题的落实，其实还存在很多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只是其中个例，这些问题都是年龄偏大成家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的问题。

企业方面也不应该完全依赖政府政策，企业也应当注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年龄段方面不同的差异情况作出针对性的福利对策，比如针对25岁以下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员工团建活动，给年龄稍大成家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亲子活动等，这不仅能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企业的认可程度，也有利于降低企业自身其他福利费用成本，增加福利费用效益。总而言之，政府机关，劳动部门以及各企业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才会更加的有效果。

2.政府与企业应当加强对于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程度

研究表明，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在本企业时间越短，则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其工作生活质量的认可程度也就越低。因此政府应当针对这个现象，对归属于本地的新生代农民工推出更加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自己本地进行就业的概率。这不仅有助于他们能够稳定的生活，拥有更高水平的工作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分担大城市外来人员过多的城市压力。另外企业也应当敏感的察觉到这个问题，对于长期在本企业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针对性的进行特殊的照顾扶持，增强其对企业的归属感，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在本企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也有利于减少企业招聘培训成本。

3.政府与企业应当制定更完善的培训就业服务体系

由调查显示出，学历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质量水平也就越高，因此劳动部门应当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更多的，更专业的相关职业技术培训，就业培训，发展出一套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更广泛接受的培训服务体系。另外可以减轻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再教育，考取资格证书的成本，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变成更加优秀人才的可能性，这些都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质量。另外企业也应该有适当适合的培训机制，或者说利用培训合同的签订，在日后逐步收回培训成本的形式来提供员工培训政策，这不但有利于提高员工的效率和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最终提高企业的组织绩效。

参考文献

[1]惠青山，何花.基于工作生活质量（QWL）结构的激励策略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5（7）：176-177

[2]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J]南方人口，2007（4）：52-59

[3]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2-23

[4]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人口研究，2008（5）：48-57

地质年代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状调查

为了完成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湘西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笔者于2014年7月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和凤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进行了为期半月的实地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

一、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之现状

1.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代表性项目名录情况

截止到2013年，龙山县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项，分别是土家梯玛歌、土家打溜子、土家咚咚喹、土家摆手舞、土家毛古斯舞、土家织锦技艺，其中4项为第一批国家级项目，2项为第二批国家级项目。省级非遗12项，州级50项，县级116项。凤凰县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项，分别是土家织锦、苗族鼓舞、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凤凰纸扎、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苗医药，其中3项为第一批国家级项目，2项为第二批，1项为第三批。凤凰县省级非遗项目4项，州级16项，县级49项，具体详见表1。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学术研究及展演情况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学术研究方面，两县每年都会举行1-2次研讨会。龙山县已出版《汉语土家语辞典》、《武陵四言八句》等书籍10本，凤凰县有三套集成出版。两县都发表了科研论文，龙山县5篇，凤凰县20篇。龙山县平均每年参加3-4次国内“非遗”展演，1-2次国际展演。凤凰县平均每年参加10次左右国内“非遗”展演，1-2次国际展演。表2是两县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及展演情况。

3.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名录情况

截止到2013年，龙山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名，省级8名，州级42名，县级148名。凤凰县截止到2013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名，省级4名，州级15名，县级79名。

4.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情况

两县政府对已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都会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除此之外，县里还会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出外演出或是在县里举办“非遗”传习活动，以此来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了培养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面向全体大众公开招收学徒，通过家庭、社区、学校、传习所这几种形式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5.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情况

两县都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与保护。在职业学校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相关专业、设置了“非遗”的相关课程。中小学校通过“非遗进校园”活动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教育传承。龙山县还成立专家委员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教育指导，而凤凰县偏向于鼓励社区创办社区剧团和家庭作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之问题

两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仍有不少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投入与需求不匹配

湘西自治州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多珍贵的“非遗”濒临消失，需要保护的“非遗”繁多，而投入保护的人力，财力还远远不够，只能选择那些比较重要、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优先保护。笔者调查发现，两县省级以上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资金补助较多，州级以下的代表性传承人资金补助较少，龙山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资金补助每年200元，凤凰县级代表性传承人无资金补助。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老年化

由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是以年长者且从业时间长的为先，导致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才队伍年龄偏大。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最年轻的也有47岁了，83.3%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已过60，70.8%州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已过60，“非遗”传承人显老年化趋势，详见表3。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传承不深入

龙山县与凤凰县教育局都要求中小学校积极实施“非遗进校园”活动，两县中小学有的把传承人请进课堂，有的在课间活动学生同跳摆手舞或进行苗族民歌擂台赛，有的将非遗编进教材……。笔者调查发现，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限于搞几个“非遗进校园”活动，缺乏明确的非遗教育目标。另外，在非遗课程开发上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非遗课程缺乏层次化、体系化，没有建立非遗教育长效机制。

三、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之对策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资金投入多元化

为了更好地搞好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两县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经筹措资金，使“非遗”资金投入多元化。首先，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吸引企业或个人投资开发非遗产品。其次，成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项基金会，吸引广大民众投入资金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群众力量筹集资金。第三，加大公共财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播的代表性传承人。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首先，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办家庭作坊或传习所，招收学员，组织传习活动，让“非遗”薪火相传；其次，开展“非遗”知识进校园活动；第三，在村落、社区成立展演剧团、建立技艺传习基地，培养“非遗”传承人[1]。

3.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传承

“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参与保护的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命运。因此，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自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2]为此，县教育部门首先应组织人员制定各年龄非遗教育目标，以各年龄阶段目标为依据编制非遗教育教材，形成非遗教育课程体系，对各年龄阶段儿童实施循序渐进的一体化非遗知识教育。其次，教育部门应致力于培训非遗师资队伍。要对在职教师非遗知识培训或对具有非遗知识的传承人进行教育教学相关知识培训。最后，学校应配备非遗知识习得与技能获得的相关设备，完善各校非遗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持续保障机制，以真正把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工作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刘霞.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策略[J].岱宗学刊.2009.6，13（2）.

[2]王文章.增强非遗保护的文化自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14（1）.

作者简介：张卫民，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专家；邹海燕：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3级研究生。

地质年代篇5

关键词：地层层序；岩浆活动；古―中元古代；成矿作用；构造演化；Columbia超大陆；扬子地块

中图分类号：P535；P588.1 文献标志码：A

Abstract： Kangdian area，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margin of the Yangtze Block， is important for studying the Precambrian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Yangtze Block due to its unique history of tectonic evolution and mineralization. The Paleo-Mesoproterozoic strata in this area are meta-volcanic and meta-sedimentary rock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ating techniques， a large number of accurate geochronological results have been reported from this area in recent years. Paleo-Mesoproterozoic stratigraphic sequence， magmation， mineralization and tectonic evolution in the Kangdian area of the western margin of the Yangtze Block were reviewed. Archean-Early Paleoproterozoic rocks are not outcropped in the Kangdian area， but a lot of detrital zircon geochronology data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Archean-Early Paleoproterozoic basement strata is probably widespread in this area； Paleo-Mesoproterozoic magmation in the Kangdian area and even the whole Yangtze Block shows that the tectonic evolution history from collisional orogenesis to extension happens during 1.5-2.0 Ga in the Yangtze Block，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ycle of Columbia supercontinent. Therefore， Yangtze Block may be a component of the Paleo-Mesoproterozoic Columbia supercontinent.

Key words： stratigraphic sequence； magmation； Paleo-Mesoproterozoic； mineralization； tectonic evolution； Columbia supercontinent； Yangtze Block

0 引 言

扬子地块及其东南侧的华夏地块组成了现今的华南板块，这两个地块被晚中元古代―早新元古代的四堡造山带分割[1]。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的汇聚时限还存在争议，其可能是900～1 000 Ma[2-5]或者820～870 Ma[6-9]。

康滇地区位于扬子地块西缘。该区古―中元古代地层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因为这些地层中赋存大量铁铜矿床，其中著名的有北部四川拉拉、中部云南迤纳厂和鹅头厂以及南部云南大红山铁铜矿床，这些铁铜、铁和铜矿床构成了著名的“康滇成矿省”[10]。康滇地区产出的大红山式（拉拉式）铁铜矿床和东川式铜矿床都是中国重要的成矿类型[10]。近年来，学者们对康滇地区这些矿床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1-20]。然而，由于缺乏精确的定年数据，这些矿床的成因争议仍然很大[10，15-16，20-21]。近年来，还有一些钛铁氧化物矿床被发现，其成矿时代为中元古代，这些钛铁氧化物矿床被认为是钛铁氧化物在岩浆演化晚期分离结晶并堆积成矿的[22-23]；钛铁矿型（碱性钛铁质辉长岩-闪长岩）铁铜矿床以白锡腊铁铜矿和新塘铁铜矿床为代表， 形成了独立钛铁矿-金红石矿体和铁铜矿体中共伴生钛铁矿-金红石矿体，形成时代为（1 047±15）～（1 067±20）Ma[19，24]。

正是由于康滇地区构造演化历史复杂，岩浆活动广泛，矿产丰富，历来都是地质工作的热点研究地区，特别是近年来借助快速发展的定年手段，精确的年代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随着近年来对扬子地块西缘大红山群、河口群、会理群和昆阳群中变质火山岩及基入体的年代学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显示该区存在古元古代晚期―中元古代岩浆活动的信息[13-15，20，22，25-40]。这些火山岩和侵入岩研究可提供该区古―中元古代岩石圈演化过程的关键信息。本文着重从扬子地块西缘康滇地区古―中元古代地层层序、岩浆活动及构造演化等方面总结和评述最新研究成果。

1 康滇地区古―中元古代地层

塔里木―华北克拉通广泛分布太古宙―古元古代基底，而与它们相邻的扬子地块现今在地表却很少出露太古宙岩石，导致地质学家至今对扬子地块是否具有广泛的太古宙基底存在疑问。然而根据现有的年龄资料，扬子地块北部的确出露有太古宙岩石，如2.9～3.3 Ga的崆岭杂岩[41-44]和约2.4 Ga的后河杂岩[45]（图1）。崆岭杂岩主要由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Tonalite-trondhejmite-granodiorite，TTG）、混合岩化片麻岩、变质沉积岩、斜长角闪岩以及少量麻粒岩组成[41]。其中，TTG年龄为2.9～2.95 Ga[42]。然而，在崆岭杂岩中还出现了3.2 Ga残留锆石年龄和约3.5 Ga的Hf两阶段模式年龄[44，46]。Zheng等根据古生代煌斑岩中锆石的U-Pb年龄和Hf同位素资料，也认为扬子地块可能广泛存在太古宙基底[47]。

Greentree等通过对大红山群的研究，提出扬子地块西缘可能存在2.0 Ga的古元古代基底[13]；在古―新元古代沉积岩中也发现大量太古宙―古元古代碎屑锆石[14，20，33，36，48]。在云南东川地区有新太古代似层状方解石钠长石岩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2 520±14）Ma[24]的报道。在越南Song Da地区也发育太古代地层[49]，Cavinh和Song Hongkong杂岩的Nd模式年龄为3.1～34 Ga，锆石U-Pb年龄为2.5～2.8 Ga[50]。以上研究成果均表明扬子地块可能存在广泛分布的太古宙―古元古代基底岩石。

扬子地块西缘康滇地区出露的最古老基底岩石是晚古―中元古代由变质沉积岩夹酸性和基性变质火山岩组成的变质火山岩和变质沉积岩系列[4，13-14，25，51]。这些岩石分别被命名为大红山群[13]、河口群[15，29，52]、东川群[14]，一些区域的地层也被称为汤丹群、会理群[53]和昆阳群[53]等，它们沿绿汁江断裂及一系列相关的NNE向断裂分布（图2）。康滇地区出露的前寒武纪地层形成时代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限定[52]，近年来，学者们才从一些地层中获得了较精确的锆石U-Pb年龄（图2、表1）。

大红山群分布在红河断裂以北，零星出露于云南省新平县的大红山―腰街―漠沙、 元江县的撮科等地，由低角闪岩相的变质沉积岩组成，主要包括云母片岩、角闪岩、碳酸盐岩和石英岩，自下而上被分为老厂河组、曼岗河组、红山组、肥味河组和坡头组[54]。大红山群经历了中低级区域变质作用，地层变形比较强烈，褶皱构造及片理化发育，原始层面和早期沉积相特征多因遭受多期变质和变形而未有保存。然而，Greentree等在其上部地层坡头组石英岩中发现了交错层理，并在曼岗河组中找到复碎屑变质砾岩，并以此沉积相特征判断大红山群沉积阶段曾处于大陆浅海或湖环境[13]。Hu等用 TIMS测得曼岗河组变钠质熔岩的锆石U-Pb年龄为1 654～1 679 Ma，曼岗河组和红山组变质沉积岩及变质碱性玄武岩的Sm-Nd等时线年龄为（1 657±82）Ma[55]。大红山群中变质火山岩的锆石还分别给出了（1 675±8）Ma的SHRIMP U-Pb年龄[13]和（1 681±13）、（1 711±4）Ma的LA-ICP-MS U-Pb年龄[15，34]。一条侵入其中的辉绿岩脉的锆石LA-ICP-MS U-Pb年龄 （（1 659±16） Ma）[15]表明这些火山岩的形成稍早于辉绿岩脉。

河口群分布在研究区西北部黎溪、河口及姜驿一带，由一系列变质碎屑岩和变质碳酸盐岩组成，自下而上依次为大营山组、落凼组和长冲组，该群被认为与大红山群在形成时代上相当[14，25，31，52，56]。侵入于河口群中辉长岩体的锆石 SHRIMP U-Pb年龄为 （1 710±8）Ma[31]、锆石LA-ICP-MS U-Pb年龄为（1 657±21）Ma[57]，表明河口群的形成时代要早于上述年龄，这也得到何德峰从河口群获得的（1 695±20）Ma的锆石SHRIMP U-Pb年龄[29]的印证 （图3）。

昆阳群主要在研究区南部出露，分为上昆阳群和下昆阳群[14-15，53]。位于底部的下昆阳群一般被称为东川群[14-15，53]，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下昆阳群包括东川群和汤丹群两部分，其中汤丹群属早元古代地层，而东川群属于中元古代地层，二者之间发育东川运动[24]。东川群包括因民组、落雪组、鹅头厂组/

黑山组和绿汁江组/青龙山组，而上昆阳群包括大营盘组、黑山头组、大龙口组和美党组。从东川群中获得最古老的碎屑锆石年龄约为1.78 Ga，而从该组凝灰岩中获得的锆石年龄为（1 742±13）Ma[14]。孙志明等从下昆阳群鹅头厂组凝灰岩样品中得到的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1 503±17）Ma[30]。方维萱报道了小溜口岩组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2 520±14）Ma[24]，但只给出了年龄，没有详细的采样位置、岩性及锆石特征等信息，而且该年龄明显老于其他已报道的东川群年龄数据，因此，不排除所获得的年龄是继承锆石的形成时代。综上所述，东川群很可能形成于1.5 Ga至约1.7 Ga之间，其下部在形成时间上与大红山群和河口群可能相当（图3）。

上昆阳群大营盘组的1个碳质页岩样品经测试得出了（1 258±70）Ma的全岩Pb-Pb等时线年龄[58]。另外，上昆阳群黑山头组上部的凝灰岩锆石亦得出了（995±15）、（1 032±9）Ma的SHRIMP

U-Pb年龄[25，28]。同时，从上昆阳群顶部获得的最年轻碎屑锆石U-Pb年龄为960 Ma[25，48]。因此，上昆阳群是在中―新元古代早期沉积的地层（图3）。

会理群是一套巨厚（大于10 km）的浅变质岩系，包含一系列变质碎屑岩和变质碳酸盐岩夹变质火山岩[52]。其底部与康定杂岩接触关系不清；顶部被陡山沱组或灯影组不整合覆盖。从底部往上，会理群包括因民组、落雪组、黑山组、青龙山组、力马河组、凤山组和天宝山组。黑山组火山岩主要分布于会东东部的小街、新田等地，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玄武质火山岩段为玄武质晶屑凝灰岩，上部为流纹质火山岩[53]。天宝山组分布于四川会理和德昌一带，为一套变质的沉积岩夹火山岩建造。会理群火山岩以中―酸性为主，主要岩性为变质斑状英安岩和变质流纹岩，侵入到会理群底部的辉长岩体年龄为（1 694±16）Ma[35]，而黑山组中基性岩体群年龄约为1.5 Ga[22，27]。天宝山组变质火山岩样品的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958±16）Ma[59]和（1 028±9）Ma[26]。由此可见，会理群在形成时间上与昆阳群相当（图3）。

2 康滇地区古―中元古代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

2.1 变质火山岩

云南西南部大红山群中含有变质火山岩。这些变质火山岩主要分布于大红山铁铜矿区及附近，主要为一套细碧岩-角斑岩建造的钠质火山岩系，其锆石TIMS U-Pb年龄为1 654～1 679 Ma，Sm-Nd等时线年龄为 （1 657±82）Ma，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1 675±8）Ma[13]、锆石LA-ICP-MS U-Pb年龄为（1 681±13）Ma[15]。 此外，杨红等获得老厂河组变质中酸性岩和变质基性岩中锆石LA-ICP-MS U-Pb年龄分别为（1 711±4）、（1 686±4）Ma[34]。与大红山群层位相当的河口群变质沉积岩中也夹杂一些变质火山岩，主要分布于四川省会理县河口地区一带。河口群下部变质火山岩为（石英）角斑岩，上部变质火山岩为细碧岩[29，53]；该地层产出拉拉铜矿床，矿区角斑岩的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1 695±20）Ma[29]，变质凝灰岩锆石LA-ICP-MS U-Pb年龄为（1 679±13）Ma[57]。此外，大营山组上部和中部也分布一些变质凝灰岩，锆石LA-ICP-MS U-Pb年龄分别为（1 705±6）Ma和（1 708±7）Ma[57]。

云南北部和中东部昆阳群含有一套浅变质沉积-火山岩系。其中，因民组火山岩由火山角砾岩、中―基性条带状钠质凝灰岩、沉凝灰岩以及细碧-角斑岩等组成。它们在多个旋回中呈互层产出，凝灰岩样品的锆石LA-ICP-MS U-Pb年龄为（1 742±13）Ma[14]。鹅头厂组的板岩中夹杂凝灰质火山岩，凝灰质火山岩的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1 503±17）Ma[30]。上昆阳群黑山头组火山岩为细碧岩及变质基性熔岩，呈层状产出，火山岩的锆石 SHRIMP U-Pb年龄为（995±15）Ma[25]和（1 032±9）Ma[28]。美党组火山岩仅有少量凝灰质板岩、凝灰岩， 呈夹层状产出。

四川南部会理群变质碎屑岩及碳酸盐岩中夹有火山岩。其中，黑山组火山岩主要分布于四川省会东县东部的小街、新田等地，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玄武质火山岩段为玄武质晶屑凝灰岩，上部为流纹质火山岩[53]。天宝山组火山岩分布于四川省会理县和德昌县一带，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主要岩性为变质斑状英安岩和变质流纹岩，变质斑状英安岩的锆石TIMS U-Pb年龄为 954～961 Ma[59]，变质流纹岩的锆石 SHRIMP U-Pb年龄为（1 028±9）Ma[26]。

2.2 岩脉（体）

大红山群、河口群、会理群和昆阳群等变质火山-沉积岩地层均出露基性岩脉或岩体。其中，大红山群有较多的基入岩，主要分布于大红山铜矿区，以变辉绿岩、辉绿-辉长岩等为主，呈脉状产出，辉绿岩脉的锆石LA-ICP-MS U-Pb年龄为（1 659±16）Ma[15]。河口群地层也有较多的辉长岩和辉绿岩脉广泛分布于拉拉铁铜矿区、河口地区一带[29，60]。在四川省会理县河口地区出露有辉长-辉绿岩体呈岩株状 （或岩床）侵入于河口群地层中，该岩体的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1 710±8）Ma[31]。拉拉铁铜矿区中辉长岩的LA-ICP-MS锆石 U-Pb年龄为（1 657±21）Ma[57]。

昆阳群也有较多中―基性岩浆岩侵入。在云南省武定县海孜地区有花岗斑岩和辉绿岩脉侵位到下昆阳群因民组中，花岗斑岩和辉绿岩脉的锆石LA-ICP-MS U-Pb年龄分别为（1 730±15）Ma[37]和（1 767±15）Ma[40]。Zhao等也获得因民地区辉绿岩脉的锆石LA-ICP-MS U-Pb年龄为（1 690±32）Ma[14]。此外，在云南东川地区拖布卡一带，地表出露大量以基性为主的中―基入岩脉或岩体，在数量上有数十个，面积均小于0.2 km2。这些小岩体通常呈岩脉、岩墙、岩床状或岩株状产出，大致呈SN向展布，以辉长岩、辉长辉绿岩为主，还有少量闪长岩。据野外观察，拖布卡金矿区的辉绿岩脉或岩体主要侵位于昆阳群黑山组中，与四川省会理县通安地区辉绿岩和辉长岩脉侵位于相同层位。因此，拖布卡金矿区的辉绿岩脉或岩体的形成时代很可能与通安地区基性岩脉（体）的形成时代相当。

会理群也有较多的基性岩脉或岩体侵入。在四川省会理县通安地区有大量基入岩体出露，多呈岩墙或小岩体。其中，侵入到会理群底部的辉长岩体年龄为（1 694±16）Ma[35]。然而，其他大部分岩体都侵入到会理群黑山组板岩以及白云岩地层中，其中竹箐岩体群位于该区东北部，这些岩体均呈NW向展布，岩体出露长度大于4 km，宽通常为115～465 m，厚91～371 m。通过锆石SIMS U-Pb同位素分析，锆石U-Pb年龄为（1 494±6）Ma，斜锆石U-Pb年龄为（1 486±3）Ma和（1 490±4）Ma。这些锆石和斜锆石U-Pb年龄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表明竹箐岩体群形成于约1.5 Ga[22]。此外，在通安地区还有辉长-闪长岩出露，其中岩浆锆石年龄为（1 513±13）Ma[27]。

根据前人近年来对康滇地区古―中元古代基底地层中基性岩脉（体）的研究，初步证实存在1.5 Ga至约 1.7 Ga的基性岩浆活动。但系统的高精度年代学研究工作仍然非常薄弱，尤其是它们都缺乏高精度的元素-同位素地球化学数据的制约，其岩石成因还没有定论。

2.3 成矿作用

康滇地区拥有超过50个铁铜矿床（图2）。赋存在下昆阳群的铁铜矿床有2种类型：①赋存在白云岩中的细脉浸染状铜硫化物矿床，即东川式铜矿，如东川、汤丹矿床；②赋存在变质火山岩或变质陆源碎屑岩中含大量铁氧化物和/或铜硫化物的铁（铜）矿床， 如迤纳厂、鹅头厂矿床，其中赋存在变质火山岩中的铁（铜）矿床也被称为稀矿山式矿床[10]。大红山群和河口群中产出的铁铜矿床均赋存在变质火山岩中，也被称为大红山式铁铜矿床[54]，如大红山、拉拉铁铜矿床。这些矿床的矿石矿物主要是铁氧化物（磁铁矿和赤铁矿）和/或铜的硫化物（黄铜矿和斑铜矿），部分矿床中还伴生有Au、Ag、Co、Mo、Ni和稀土元素等副产品。这些矿床一般都有相同的矿化特征，即早期的铁氧化物矿化，其后是铜硫化物矿化，虽然两者在各个矿床中的比例不尽相同[15，21]。康滇地区古元古代铁铜矿床具有很多IOCG矿床的特点[61]。例如，这些矿床一般赋存在特定的层位（大红山群、河口群和下昆阳群）中，而且显示层控的特征，成矿作用总伴随着区域构造角砾岩，并通常发生在区域构造带上，因此，Zhao等将这些矿床划归IOCG矿床[15，24]。这些矿床似乎与岩浆活动关系不大，但是在大红山、拉拉等铁铜矿床中，铁氧化物的矿化分布与辉长岩体以及玄武岩的关系密切[15]。

由于缺少年代学数据，加上康滇地区构造复杂，古―中元古代地层层序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导致这些矿床成因仍然众说纷纭，如有“顺层交代说”、“沉积-变质说”、“火山沉积-变质说”、“火山块状硫化物矿床” 和 “喷流沉积矿床”等[10-17，20-21，62]。通过前人的研究，很多Pb-Pb、Rb-Sr和40Ar-39Ar同位素都给出了新元古代的年龄[10，63-67]。拉拉铁铜矿床中辉钼矿的Re-Os同位素年龄稍老，为928～1 005 Ma[67]和（1 086±8）Ma[16]。然而，近年来报道的迤纳厂、拉拉、大红山铁铜矿床的Re-Os 同位素年龄都明显更老，属于古―中元古代[15-16，20，62]。Zhao等获得迤纳厂矿石的辉钼矿Re-Os同位素模式年龄约为166 Ga[62]，叶现韬等也测得矿石中黄铜矿样品的Re-Os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1 690±99）Ma[20]，这个成矿年龄与大红山铁铜矿床的含矿变质火山岩和基性岩墙的年龄（1 659～1 711 Ma）[13，15，34]以及迤纳厂铁铜矿床出露的岩浆角砾岩的锆石年龄（（1 739±13）Ma） [38]一致，证实成矿作用与岩浆活动之间存在联系。

在四川省会理县通安地区的会理群黑山组中有大量辉长岩侵位，其中有部分岩体的底部赋存钛铁钒氧化物矿床，探明的铁矿石（331）+（332）+（333）资源量已超过1.0×108 t。通过锆石SIMS U-Pb同位素分析，竹箐钛铁钒氧化物矿床形成于约1.5 Ga[22]。这些钛铁钒氧化物矿床被认为是形成于软流圈的富集地幔发生较低程度部分熔融形成富钛铁的原始岩浆，经过强烈的分异演化而大量结晶磁铁矿和钛铁矿，并堆积在岩浆房下部成矿的，也就是说通安地区基性岩体的钛铁钒氧化物是从演化程度很高的母岩浆中形成的，是岩浆演化晚期分离结晶的产物[22-23]。在云南省东川县白锡腊铁铜矿床和新塘铁铜矿床中，独立钛铁矿-金红石矿体和铁铜矿体中共伴生的钛铁矿-金红石矿体形成时代为（（1 047±15）～（1 067±20）Ma） [19，24]，揭示与深源碱性钛铁质辉长岩类有关的钛铁钒氧化物成矿作用有可能持续演化到中元古代末期。

3 扬子地块西缘古―中元古代构造演化及其与Columbia超大陆的联系

扬子地块在重建Rodinia超大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8-69]，但地质学家对其是不是古―中元古代Columbia超大陆的组成部分仍然知之甚少[70-71]。

崆岭杂岩体中已经被报道有最古老3.3 Ga的岩浆和变质岩石[44，72]。基于古生代钾镁煌斑岩中锆石捕虏体的U-Pb年代学和Hf同位素数据，Zheng等指出太古代岩石在扬子地块未出露的基底中广泛分布[47]。Zhao等通过分析从扬子地块西南缘古―新元古代沉积岩中获得的碎屑锆石[14，36]，得出与文献[47]一致的结论。在扬子地块，除了崆岭基底岩石外，还有其他3个主要的、已被报道的古―中元古代岩石单元，主要包括一些火山和变质火山岩。其中，1.66～1.75 Ga的大红山―河口群是由变质火山碎屑岩、变质玄武岩、变质碎屑岩和大理岩组成[13-14，29]；田里片岩是一个碎屑沉积层序，可能是在1 042～1 530 Ma的扬子地块南部大陆架上沉积形成的[1]；会理―昆阳―东川群由变质沉积岩和变质火山岩组成，其形成时代很可能是10～1.8 Ga[13-14，25]。这些太古宙―古元古代的年龄证据都说明扬子地块可能经历过其后的古―中元古代（即Columbia超大陆时期）的构造演化。

在扬子地块北部有1.97～2.03 Ga的花岗岩、185 Ga的A型花岗岩及基性岩墙出露，这些岩石都恰好形成在Columbia超大陆的聚合期间内[73-74]，因此，它们很可能与Columbia超大陆的演化有成因联系[35，75-80]。此外， 很多研究认为，扬子地块存在1.8～2.0 Ga构造热事件的年代学记录，这些年代学记录揭示出扬子地块存在1.9～2.0 Ga 的碰撞造山作用，并且可能与 Columbia超大陆的聚合有关[20，31-32，37-40，81-83]。

Peng等认为扬子地块北部1.85 Ga的A型花岗岩是碰撞后伸展环境下的产物，指示在约 1.85 Ga的扬子地块发生了由碰撞挤压向伸展作用的构造转换[79]，这也得到扬子地块西缘形成于裂谷拉张环境下的1.73 Ga海孜花岗斑岩的印证[37]。Zhao等通过对东川群碎屑锆石开展U-Pb年代学和Hf同位素研究，认为古元古代晚期康滇地区已处于板内裂谷的构造环境下[15]。王冬兵等认为扬子地块西缘会理地区（1 694±16）Ma的辉长岩可能是Columbia超大陆裂解期地壳在伸展构造环境下，幔源岩浆沿张性断裂侵入的产物；还认为与扬子地块西缘古元古代晚期基入岩形成有关的幔源岩浆事件记录了扬子地块古元古代晚期的一次伸展过程，可能是Columbia超大陆裂解作用在扬子地块的响应[82]。此外，Zhao等将康滇地区产出的古元古代铁铜矿床与全球其他克拉通产出的同类型矿床进行对比，认为该区的铁铜矿床也可能是超大陆旋回的产物，并指示Columbia超大陆初始裂解[62]。

Fan等认为扬子地块西缘康滇地区约1.5 Ga的岩浆活动很可能与全球大部分前寒武纪克拉通内部广泛分布的1.2～1.6 Ga中元古代造山后和非造山岩浆活动有成因联系[22]。这些1.2～1.6 Ga的岩浆活动都被认为与导致Columbia超大陆裂解的地幔柱活动有关[70-71，74，79，84-87]，而四川省会理县竹箐地区的岩浆活动也很可能形成该时期内的地幔柱作用。那么，类似那些岩浆活动的产物，竹箐岩体群的形成很可能是导致Columbia超大陆裂解的、地幔柱活动产生的全球分布岩浆事件中的一员。因此，扬子地块1.5～2.0 Ga的岩浆活动特征是可以与Columbia超大陆的聚合至裂解旋回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扬子地块很可能是古―中元古代Columbia超大陆的组成部分。

扬子地块在Columbia超大陆的位置还很难确定，因为针对Columbia超大陆其他比较确定的克拉通（Laurentia、Baltica、Ukrainian Shield、Amazonian Shield、Australia、Siberia、华北、Kalaharia等）的拼合方案差别都还较大[70-71，85-86]。例如，其中一种将Greenland东南部与Baltica西部拼接在一起[71，84-85，88]，而另一种则认为Greenland东部与Baltica北部在Columbia超大陆中相邻[74，86，89-95]。虽然古地磁数据更倾向支持后一种假设，且证实Laurentia和Baltica从1 800 Ma开始，至少到1 270 Ma都聚合在一起[86，92，94-95]。针对扬子地块参与的重建方案更是初步的设想，如Zhao等将其定于Columbia超大陆的北部靠近西伯利亚、北美和塔里木[84]，而Wang等根据从扬子地块西缘古―新元古代沉积岩中获得的碎屑锆石数据，将扬子地块定于Columbia超大陆的最西部，位于澳大利亚或者中国华北附近[36]（图4）。Zhou等认为康滇地区1.66 Ga的铁铜矿床可以对比Columbia超大陆其他克拉通中相似的矿床，扬子地块可能与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相邻[96]。因此，要确定扬子地块在Columbia超大陆的准确位置还要更多地质和古地磁资料的收集和更多学者的参与。

4 结 语

（1）虽然太古宙―古元古界岩石在扬子地块西缘康滇地区现今没有广泛出露，但大量碎屑锆石年代学数据指示康滇地区很可能广泛分布着太古宙―古元古界基底。康滇地区出露的最古老基底地层由古―中元古代变质沉积岩和变质火山岩组成，它们出露于云南南部大红山群、四川南部河口群、云南北部下昆阳群以及四川南部会理群的底部层位。

（2）康滇地区广泛分布古―中元古代岩浆活动，前人已报道了一些高精度年代学数据，但总体研究工作仍然非常薄弱，尤其是它们都缺乏高精度的元素-同位素地球化学数据的制约，其岩石成因还一直没有定论。

（3） 康滇地区产出的大红山式（拉拉式）铁铜矿床和东川式铜矿床都是中国重要的成矿类型。近年来，康滇地区铁铜矿床得到了地质学家的广泛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关于这些矿床的成因争议仍然很大，其成矿作用与岩浆活动之间的联系尚待进一步明确。

（4） 康滇地区乃至整个扬子地块分布的古―中元古代岩浆活动指示，扬子地块在1.5～2.0 Ga可能经历了碰撞造山到伸展的构造演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恰好与Columbia 超大陆旋回一致。因此，扬子地块很可能是古―中元古代Columbia超大陆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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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年代篇6

关键词：法制教育；法治；法律素质；依法治校

现代学校教育是一个复杂而又开放的社会系统。作为这一系统基本要素的教育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成员素质提高而不断地吐故纳新，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教育内容将逐渐地排除出系统之外，科学的、进步的教育内容又会被系统主动吸收。1999年3月，“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式写进现行宪法，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而被吸纳到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内容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蔡枢衡）。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现代中国二十多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第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现代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提高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3．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现代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一）完善素质教育理论，把法律素质作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加以研究。九十年代初期，国家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大力倡导“改革人才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在全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高潮。从实质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应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而“全面发展教育”是它的基本实现途径。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素质教育的几个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全部途径，80年代教育改革增加了美育和劳动教育，九十年代又大力推行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的途径随着社会进步以及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善，九十年代末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又为学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养成规律，对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科学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够接受到系统的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之所以没有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法制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使法制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比如，许多学校仅仅是每一学期或学年请校外的“法制辅导员”举办一至二次法制讲座。其实，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也是课程现代化的一个客观要求。同时，要加快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法学院校开设一定比重的教育学科，在师范院校增加一定比重的法律课程，从而使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有机会进入教师队伍，使师资队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质，最终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具有可靠的智力资源保证。

（三）努力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法制教育与学校德育一样，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把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包括：1.利用学校部分教师和校外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律智力资源，开展“周末法制教育系列讲座”，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2.帮助学生建立法律协会，进行有关法制方面的学习讨论和实践；3.组织青少年学生旁听各类案件的审理，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4.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协助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实践提高素质；等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丰富了校园生活，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对建设良好校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四）实行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学校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行依法治校，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校园内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最终实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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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年代篇7

关键词：法制教育；法治；法律素质；依法治校

现代学校教育是一个复杂而又开放的社会系统。作为这一系统基本要素的教育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成员素质提高而不断地吐故纳新，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教育内容将逐渐地排除出系统之外，科学的、进步的教育内容又会被系统主动吸收。1999年3月，“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式写进现行宪法，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而被吸纳到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内容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蔡枢衡）。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现代中国二十多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第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现代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提高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3．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现代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一）完善素质教育理论，把法律素质作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加以研究。九十年代初期，国家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大力倡导“改革人才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在全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高潮。从实质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应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而“全面发展教育”是它的基本实现途径。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素质教育的几个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全部途径，80年代教育改革增加了美育和劳动教育，九十年代又大力推行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的途径随着社会进步以及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善，九十年代末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又为学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养成规律，对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科学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够接受到系统的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之所以没有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法制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使法制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比如，许多学校仅仅是每一学期或学年请校外的“法制辅导员”举办一至二次法制讲座。其实，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也是课程现代化的一个客观要求。同时，要加快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法学院校开设一定比重的教育学科，在师范院校增加一定比重的法律课程，从而使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有机会进入教师队伍，使师资队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质，最终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具有可靠的智力资源保证。

（三）努力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法制教育与学校德育一样，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把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包括：1.利用学校部分教师和校外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律智力资源，开展“周末法制教育系列讲座”，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2.帮助学生建立法律协会，进行有关法制方面的学习讨论和实践；3.组织青少年学生旁听各类案件的审理，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4.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协助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实践提高素质；等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丰富了校园生活，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对建设良好校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实行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学校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行依法治校，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校园内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最终实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田克勤：《邓小平理论概论》，高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教育部:《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童星:《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处版；

[6]赵洪海:《中小学素质教育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舒达,蒋长好:《素质教育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8]陈本亮等：《法制在学校》，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地质年代篇8

关键词：法制教育；法治；法律素质；依法治校

现代学校教育是一个复杂而又开放的社会系统。作为这一系统基本要素的教育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成员素质提高而不断地吐故纳新，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教育内容将逐渐地排除出系统之外，科学的、进步的教育内容又会被系统主动吸收。1999年3月，“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式写进现行宪法，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而被吸纳到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内容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蔡枢衡）。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现代中国二十多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第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 “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现代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提高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3．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现代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一）完善素质教育理论，把法律素质作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加以研究。九十年代初期，国家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大力倡导“改革人才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在全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高潮。从实质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应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而“全面发展教育”是它的基本实现途径。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素质教育的几个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全部途径，80年代教育改革增加了美育和劳动教育，九十年代又大力推行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的途径随着社会进步以及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善，九十年代末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又为学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养成规律，对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科学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够接受到系统的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之所以没有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法制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使法制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比如，许多学校仅仅是每一学期或学年请校外的“法制辅导员”举办一至二次法制讲座。其实，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也是课程现代化的一个客观要求。同时，要加快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法学院校开设一定比重的教育学科，在师范院校增加一定比重的法律课程，从而使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有机会进入教师队伍，使师资队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质，最终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具有可靠的智力资源保证。

（三）努力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法制教育与学校德育一样，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把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包括：1.利用学校部分教师和校外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律智力资源，开展“周末法制教育系列讲座”，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2.帮助学生建立法律协会，进行有关法制方面的学习讨论和实践；3.组织青少年学生旁听各类案件的审理，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4.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协助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实践提高素质；等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丰富了校园生活，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对建设良好校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实行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学校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行依法治校，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校园内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最终实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 田克勤：《邓小平理论概论》，高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 叶 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教育部:《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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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洪海:《中小学素质教育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 舒达，蒋长好:《素质教育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8] 陈本亮等：《法制在学校》，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