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范文

时间:2023-12-01 12:34:24

变形记篇1

用课余时间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觉得心中的压抑感像巨石—样压在我的身上。拘束,压抑,扭曲,种种感觉把我捆住了,周身动探不得, 仿佛变成甲虫的不是格里高尔而是我。

《变形记》是一部中篇小说,约三万余字。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家公司普通职员,任公司外勤,常年在出差在外地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工作,由此换来微薄的收入,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生活。彼时的他,在家中受人尊重,是父母眼中有出息的儿子,当有一天他突然变成了甲虫,不能再去上班,且成了家里的累赘时,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态度,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最后,主人公在家人的遗弃中因饥、伤病孤独的死去。

卡夫卡曾经说过:为每天的面包而忧虑会摧毁一个人的性格,生活就是如此。

读完这本书,我发现卡夫卡就死在写他自己,因为我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卡夫卡这个人,发现网络上的介绍和这本书上所讲述的内容有所相同之处。在作者的一生中,他活得也就像一只虫子。卡夫卡喜欢文学,很想成为一名作家,但现实没能如他所愿。用为他和家人要生活,他就不得不成为一名保险公司的小职员,整天奔波忙碌,忙得不可开交。他害怕孤独,渴望爱情。曾经三次与女友订婚,但都没有结婚。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内心总是充满这样的矛盾:“没有'她',我不能活。和'她'在一起,我也没办法生活。” 这样的顾虑下,使他始终没有迈岀那最重要的一步!如果他有勇气的话,他就 能够收获他的幸福,所以他(卡夫卡)的性格不得不说有些怪癖。

卡夫卡生活中和创作中,都是主要反映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苦,经济衰败,这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由此,不难理解他的作品为什么荒诞了,他是根据梦创作,这种荒诞的思绪来自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卡夫卡创造了象征性的世界来表现被异化的困境,《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被生活压倒喘不过气来。那天空永远是黑暗的,与世隔着窄小的门缝,身处无可名状的绝望和令人羞愧的寂静,还是要用触角饱尝羞辱,包围他的永远是冷冷的情感,感觉是呈灰绿色和诸褐色,着实-想,让人感觉有-点 恐怖啊!格里局尔的背后隐藏着卡夫卡的无奈、痛苦和忧郁。

除了主人公,他的妹妹也是卡夫卡着力表现的人物。在《变形记》里,每个人都是普通的,社会基层的小人物。他们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小市民。他们的爱是建立在生存和金钱的基础上的。当自己的生活美满时,他们会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但是,一但别人破坏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梦想时,爱就不副存在了。余下的,只是血淋淋的冷酷。从主人公妹妹上的变化上,这一点表现的入木三分。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也看出来卡夫卡不可估量的天赋。

变形记篇2

11月2日下午,19岁的河南小伙子孙中界手指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登上了返乡的长途客车。

今年10月14日,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被上海原南汇区交管执法部门“钓鱼”扣车后,不惜砍断手指自证清白,从而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也将上海近年来“钓鱼”不当执法所积累的民怨,彻底地激发出来。

经过两轮调查,孙中界最终被证明清白,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也公开承认错误。但孙中界的手指已留下永远的伤痕,而且,孙中界的哥哥告诉《财经》记者,由于“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孙中界将来还会出来打工,但“可能不会再来上海了”。

截至本刊发稿,孙中界的赔偿事宜还没有定论。

同样没有定论的,还有上海市数以千计的、要求翻案的被“钓鱼”司机的退赔要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长姜10月26日公开承认在“孙中界事件”中政府犯错时,并不讳言这是一个“制度性、系统性”的问题。

据《财经》记者调查,长久以来,上海在相关部门的收益需求和国有出租车公司维护牌照垄断利益的推动下,各郊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通过安排“暗乘”“钓鱼”的方式,打击没有运营牌照的黑车,并衍生出一套以黑打黑、以黑养黑的灰色秩序体系;而当争端出现时,执法部门漠视矛盾的存在,司法部门则不顾法律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为政府的不当行政执法提供“合法性”解释,使得政府行为缺乏必要的制约。“钓鱼执法”遂愈演愈烈,最终成为殃及无辜的“恶政”。

在浦东新区政府认错后三天,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于10月29日晚通知,要求立即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打击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以此表明打击黑车政策的连续性。不过,此番打击黑车,禁止“钓鱼执法”已成为各方共识。

“钓鱼”溯源

所谓“钓鱼执法”,是指执法人员设置执法圈套,诱惑当事人从事违法活动,然后再加以惩罚。

在法治国家,行政执法中一般严格禁止这种执法方式。刑事案件中,对于交易等难以取证的犯罪可能会采用执法圈套,但有严格限制条件:其一,诱捕的对象必须是有其他证据证明存在犯罪嫌疑的人员;其二,诱捕设套造成的当事人本次犯罪事实并不能作为惟一的定案证据(参见本期“”)。

据中国官方内部资料,“钓鱼执法”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

《财经》记者了解到,上海市交管部门早期打击黑车时,执法人员会自己充当“暗乘”――即假装乘客上黑车,然后将司机指引到执法地点,在司机收钱的瞬间,执法人员实施抓捕,人赃并获。

随着打击黑车的力度加大,“暗乘”逐渐演变为由社会人员充当。查处黑车后,执法部门会付给充当“暗乘”的社会人员一定金额的报酬。由此,“暗乘”遂发展成为一个行当。随着上海打击黑车机构逐步演变,以及打击力度一步步增大,“暗乘”人员不断扩充。

1996年7月,针对上海市郊逐步出现的黑车现象,上海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1997年更名为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处)成立。该机构和上海市公交管理处在各区县政府协同配合下,先后建立各郊县(区)稽查中队,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对当地的公交、出租汽车等客运市场进行综合执法管理。

第一稽查中队当月组建成立。该中队主要分管奉贤的打击黑车工作,这是当时黑车最为泛滥的一个区域。

该中队成立后不久,队长王文权找来自己的同乡、奉贤新寺镇南宅村的蔡志伟做“暗乘”――上海话又称“钩子”。

据《财经》记者了解,蔡志伟外号“J钩”(甲钩),开始他只是个人充当“暗乘”,很快便带了一些徒弟,逐步做大,自己成为“钩头”(即“暗乘”团伙的召集人)。蔡志伟最终成为上海“暗乘”业界无人不晓的元老级人物,奉贤也成为上海出产“暗乘”最多的区域。

“孙中界事件”中,调查组最终认定存在“钓鱼”行为的主要原因,便是发现孙中界所载的所谓“乘客”陈雄杰,虽然自称不是“钩子”,但调查组在执法大队随机翻了几份近期的执法卷宗,即发现其名字两度出现,经核对笔迹后认定就是陈本人。随后,调查组又与执法队员谈话,对方承认了陈雄杰的“暗乘”身份。

调查组一位成员还向《财经》记者透露,在执法大队的财务记录中,前来领取“暗乘”报酬,即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另有其人,大多由一个叫蒋国辉的人领取。执法队员称蒋为联系人,但事实上,此人为陈雄杰的上一级,即“钩头”。

《财经》记者获悉,这个名叫蒋国辉的“钩头”,曾拜师于“J钩”蔡志伟,后自立门户,目前活跃于上海的闵行区和原南汇区,算是上海“暗乘”界的第二号人物。

1997年,上海的南汇、闵行、崇明、松江、青浦和宝山等区县,也陆续成立稽查中队,对“暗乘”的需求于是大大增加。很快,“钓鱼执法”模式陆续被引入其他各区县。此后,这一方式长期被用于打击黑车。

但黑车泛滥的情况仍然继续发展,一些黑车团伙也逐步成形。在此背景下,上海再次酝酿对打击黑车的机构进行改组。

2005年10月底,上海市政府改革城市交通领域的执法体制,撤销上海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出租汽车管理处等九个事业单位建制,组建上海市城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下称执法总队)、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分别负责现场综合执法和行政审批的综合管理。

在改组后,打击黑车在市区由上海市执法总队直接负责,在郊区则由各区县分别组建一支独立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主要接受各区相关部门(比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执法总队的领导。

执法大队主要是由此前的稽查中队改组而成。正是在这个阶段,随着“钩子”队伍的壮大和执法大队任务指标的增加,“钓鱼”纠纷渐增。

畸形依存

与相关执法队伍组建同步,上海在2006年全面启动了打击黑车的行动。

2006年初,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整治非法营运车辆的工作意见》等多个内部文件,还出台了上海市政府第60号令《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下称《规定》),并于当年7月开始实施。

官方统计显示,2006年上海查处了非法营运车辆22402辆,这个数字比2005年翻了近3倍;2007年(前11个月)和2008年(前十个月),上海分别查处2.5万辆(次)、1.8万辆(次)黑车。今年以来,在迎接世博会的形势下,更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仅上半年就查处黑车1.67万辆(次)。

经过数年持续打击,各个郊区的黑车也确实出现收缩态势。故此,在官方对内或对外的书面材料中,对“钓鱼执法”的方式不乏肯定,称为“先进的技侦手段”“有效的办法”。

上述几年也是“暗乘”行业最为风光的日子。一般来说,每“钓”到一部黑车,“钩子”就会获得一定的提成奖励,各区价码不同。据一名来自奉贤的“钩头”张扬(化名)称,原南汇区委奖励250元,闵行区奖励500元,奉贤奖励600元。这些钱按月由“钩头”到各区执法大队结算领取,“钩头”提成后再分发给每个“钩子”。

据张扬介绍,“钩子”的月收入,多则五六千元,少则一两千元。像他这样的小“钩头”,月收入一两万元是常有的事。他自称生意做得最好的一年,带领手下人共“钓”车1059辆。

在张扬看来,一个“暗乘”能否成为“钩头”,以及如何扩展势力范围,完全取决于和执法大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护,都是用钱开路。有人暗收抽成,有人则愿意接受其他馈赠,形式多样。“能拿到多少活,一定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打点的多少。”

正是基于这层关系,这些大小“钩头”们各自依附于不同的关系人,并吸纳一批兄弟,形成各自的帮子,各拥有一定的势力范围,颇具帮派气质。参与其中的,或是劳教、劳改释放人员,或是失地农民,或是外来务工者。彼此之间,关系有亲有疏。一些活跃在同区、彼此有一定竞争关系的,也会出现摩擦。

相较“暗乘”人员,黑车帮子也成气候。上海市路管局办公室主任吴润元曾在2006年撰文称,黑车司机在不少区域已形成团伙,暗藏棍棒、刀具等,欺行霸市,盘踞一方。黑车活动猖獗的地区,这些司机明目张胆,招摇过市,公然与交通执法抗衡。

十几年来,在上海郊区的各个地盘上,“暗乘”和部分黑车司机形成大小帮子,相互倾轧,斗殴、绑架,甚至酿成血案。

这些情况其实一直为官方掌握,却无实质作为。官方一份2008年的内部材料记载称,多年来由于采用“暗乘”人员调查取证的方法打击非法营运行为,造成当事人抵触情绪大,矛盾增多,存在一定危险性。

伴随着官方的放任,在这种残酷的“江湖斗争”中,一些“暗乘”帮子和黑车帮子,反而逐步形成了某种主动或被动的默契勾结,一种灰色秩序逐步成形。

比如在闵行区,一位隶属于某黑车帮子的司机,在支付了每月300元的“信息费”之后,能准确掌握到相对应的某个“暗乘”帮子每次参与打击黑车执法的时间,有效地减少了被“钓鱼”的可能性。

如此,“信息费”也成为“钩头”一笔可观的收入来源。在上交“信息费”后,这些黑车会在车上某个位置贴出龙凤之类图腾标注,“钩头”便会嘱咐“暗乘”不对这些黑车实施“钓鱼”。

这种默契关系还能延展到黑车与执法大队之间,一些有关系的黑车司机,被抓之后往往可获从轻处罚。

日积月累下,执法大队、“暗乘”以及部分成气候的黑车司机,逐渐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依存关系――“暗乘”通过平衡与执法大队和黑车司机的关系实现收益,执法大队通过“暗乘”完成打黑指标,成气候的黑车司机则利用“暗乘”通风报信,有效逃避处罚。

殃及无辜

上述畸形关系之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司机,或因同情,或因贪小便宜,成为被“钓鱼”的对象,被处以重罚。

2009年9月8日中午1时许,在上海市闵行区工作的外企“白领”张晖驾私家车上班,在元江路路口等红灯时,遇到一个自称“胃痛”想搭车的男子。

张晖好心载上此人后不久,这名男子突然要求停车,在扔给张晖10元钱后,抢夺下车钥匙。随后,七八个执法人员一拥而上,把张晖拖出车外,并扔给他一张《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调查处理通知书》。张晖最终被认定为“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罚金。

愤怒的张晖把这番遭遇写成一封公开信,化名为“张军”,张贴在各大网络论坛。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张晖的公开信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还有一些人也在网上发帖,描述自己与张晖类似的被“钓鱼”遭遇。一时之间,“钓鱼”“倒钩”和“胃痛”等,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在这样的氛围下,10月14日,“孙中界事件”横空出世,更是将公众对“钓鱼执法”的民怨推向最高潮。

10月14日晚7时许,在上海打工的孙中界开着单位的白色面包车,去南汇区航头镇接公司下班的工友。在路上,他好心搭载了一位自称“衣服穿得少,等了一个小时等不到车”的年轻男子,即“钩子”陈雄杰。之后,孙中界的遭遇几乎是张晖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年轻气盛的孙中界,因为公司的车被扣,为了表明清白,当晚在宿舍里,举起菜刀砍向自己的小拇指……

“孙中界事件”后,上海市政府承诺问责相关责任人。接近原南汇区相关部门的人士称,该区执法大队已经展开整顿,相关人员也已被要求“休假”。但截至本刊发稿,有关部门尚未宣布问责情况。

与此同时,诸多被“钓鱼”的司机也纷纷要求翻案,退回罚金。10月28日起,上海各区相关部门开始采取形式先行应付,让司机前往登记个人信息和诉求,以避免出现。

根据官方统计,2005年至今,上海共处罚黑车超过9万辆(次),其中多数是通过“钓鱼执法”方式擒获的。

截至本刊发稿,前去各区登记的司机人数已有数千人。

灰色罚金

在“钓鱼执法”被揭露之前,官方通过媒体传播出的信息是:数年来打击黑车行动“硕果累累”,各区处罚数量连年攀升。

比如,闵行区委的党务公开网站上,曾张贴出一份《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该总结自陈: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钓鱼”事发之后,上海市交通局和执法总队均对指标方面的问题三缄其口。

一位司法系统人士透露,一般来说,各区执法部门会和上级商定下一年打击黑车的指标,这个指标通常是根据上年的执行情况,然后再加适度的增长比例。

在上海市执法总队党风廉政网站上,还张贴着一份国务院下发的《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其第八条称,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捆绑在“钓鱼执法”上的,不仅是指标,还有各区执法大队乃至其上级部门的利益诉求,一些“台面下”的花费,一定程度上是需要通过“钓鱼”的罚金来实现。

某区一位相关部门政府人士称,执法大队每年获得的财政拨款根本不够“开销”。由于财政卡得很死,一些很需要花钱的“招待上面”的费用、执法人员的福利、各种吃喝开销等,都需要另外想办法解决。以该区为例,执法大队几十号人马,一年不到200万元的的拨款,只够维持四个月。而一个(执法大队)领导不能“妥善处理”这方面问题,则会影响其仕途。

对于这方面的质疑,浦东新区执法大队副队长严良民公开回应称:“我们接受罚款的那个账户是只进不出的,我们没有从那个账户上取钱的权限。”

根据“收支两条线”的基本原则,打击黑车所收缴的罚金,属财政性资金收入,应全数上缴国库。但也有相关部门人士私下吐露,如何“取钱”,只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大家各有手段,心照不宣。

即便在正常流程范围内,一些执法大队内部对查处黑车也有明文奖励,抓到一车执法人员能获得几百元的奖金。只是这些钱是要在罚金上缴之后,再由另外的账户返回执法大队。

这方面的灰色情节,从原第八稽查中队队长殷杏荣的案件中,或可窥得端倪。

2003年初,殷杏荣因涉嫌私分罚没财物罪被刑拘,当年5月,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对殷杏荣提起公诉。而闵行区打击黑车工作,正是殷所领衔的第八稽查中队分管。

《财经》记者获得的该案判决书显示,1998年10月至2001年5月,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殷为了谋取单位利益,在查处闵行区无证经营客运车辆的执法过程中,采取将有关罚没材料不上报接受上级处理的方法,将预收的罚款存入单位“小金库”,并以单位名义将其中的12万余元,通过发放加班费、奖金、家属慰问费等形式予以集体私分。

最后,闵行区法院虽然认定殷杏荣之行为构成私分罚没财物罪,但考虑其自首情节,以及犯罪情节轻微,给出了“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

知情人士透露,结案后,系统内部对殷采取的是调职的处理方式。公开资料显示,殷杏荣2008年已成为闵行区运管所的副所长,今年还获得了闵行区城市管理“五一贡献奖”。

“钓鱼事件”后,公众对罚金流向强烈关注。当媒体向严良民问起罚没款的总金额及相关支配情况等问题时,他表示无法回答。截至本刊发稿,亦无部门就此问题给予答复。

某区一位执法大队的队员,在电话中向朋友表示,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上面”下来查钱的事情。另一位相关部门官员则感叹道,人都换了几拨,“糊涂账”早已不可考。

司法失法

在延续至今的“钓鱼执法”史中,被“钓鱼”者也曾试图反抗,通过司法渠道来寻求救济,但最终纷纷“落败”。其原因在于,尽管执法部门的“钓鱼”举动广被外界质疑,但在上海的司法层面却获得了合法性解释。

据《财经》记者了解,早在2005年“钓鱼执法”开始大规模推广时,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曾给交管部门提供过一份《司法建议书》。

该《司法建议书》称,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如果没有其他违法情形,也没有诱使行为人违法,仅仅是使行为人暴露违法的意图,该种方式取得的证据应当可以采信”。

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各区执法大队开始要求“暗乘”携带录音笔取证。

据“钩头”张扬回忆,大部分被“钓鱼”者,不管他们是职业黑车还是贪图小便宜的普通司机,在执法部门拿出通过“钓鱼”手法炮制出的所谓《乘客笔录》和录音等证据之后,往往会自认理亏,不再追究。

除了提供司法建议,上海的法院还直接在具体案件审理中,为交通执法部门提供保障。据《财经》记者统计的官方公开的案例,多年来上海出现的涉及“钓鱼执法”的维权诉讼,几乎全部以被“钓鱼”者败诉告终。

目前公众所知的惟一例外,是一名为周洋的司机,在经过了一年多持续不断的交涉以及通过网络曝光维权过程后,终于在2008年6月由法院调解后拿回罚金。即便如此,他的诉讼也是两审败诉。

在周洋领回罚金的当月,上海市高级法院行政庭出台了一份《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该文称,这是和上海市交管部门等共同形成的一个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文件。

知情人士透露,《若干意见》出台,乃至周洋的退款,都与当年一桩因“钓鱼”引起的杀人案有关。

2008年3月,在上海奉贤区境内,一名为陈素军的女性“暗乘”在“钓鱼”过程中,被22岁的黑车司机雷庆文刺死。血案发生后,雷庆文被判以死缓。两个都是只想多赚一点血汗钱的青年,成为“钓鱼执法”的牺牲品。

这起案件发生后,也一度引起媒体和网络的对“钓鱼执法”的批评,并引起了上海有关部门的警觉。但有关部门非但不收缩“钓鱼执法”手段,反而着手为“钓鱼执法”提供更大程度的合法性支持。

比如,在交管部门提供给上海市高级法院的一份调研报告中,甚至建议:法院不要将“暗乘”人员的身份界定为协查人员,否则显得与行政机关关系太过紧密,在收集证据的客观公正上存在瑕疵,造成对当事人的显失公平,即使有录音证据等旁证也无法证明其客观公正性;且舆论导向对行政机关也会造成被动的地位。

从最终出台的《若干意见》来看,果然通篇都只有“乘客”,而没出现“协查人员”之类的字眼。

在上海新文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富敏荣看来,《若干意见》明显偏袒行政机关,对被罚司机不利。

事实上,《若干意见》在制定时,曾邀请多位上海法学专家参与研讨,并阐明是为“暗乘”取证寻找法律依据。在这个研讨会上,专家们曾提出了各种强烈的批评意见。一位专家表示,从最终出台的文件来看,他们的意见被置若罔闻。

上述专家担忧,行政执法部门假如和法院行政审判部门结成联盟的话,未来将会出现更大的后遗症。

一年多以后,预言成真。

残局难了

10月26日,在浦东新区政府就“孙中界事件”认错的同时,张晖也获得了“”。当天下午,他收到了闵行区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撤销通知单》,通知单上印着一个颇有意味的编号――200900001。三天之后,他拿回了自己的1万元罚金。

此时,对那些过去数年里和张晖一样遭遇“钓鱼执法”、并被处以高额罚金的其他司机而言,翻案之路才刚刚起步。

除了被“钓”司机群起翻案,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上海的相关政府部门――后“钓鱼”时期应如何有效打击黑车?尤其现在已经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行将来临的关键阶段。

10月29日,上海相关部门紧急发出专项整治黑车的通知。事实上,通知的内容中除了突出联合公安和打击黑车团伙两点,其他了无新意。过去相关部门打击黑车的各类文件上,早也有过类似字眼。只不过长期以来,“简单高效,取证方便”的“钓鱼执法”模式,成为了执法部门的不二选择。

因此,未来若是摒弃“钓鱼执法”,如何有效地抓获黑车和取证,仍面临考验。

“可以预计的是,未来不管出台什么措施,打击黑车的效力也是有限的。”某区一位建设交通系统官员表示,只要黑车繁荣的根源还在,任何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

所谓根源,即是黑车明显的价格优势,以及随之产生的庞大市场需求。较之正规出租车,黑车价格可以便宜一半左右。这种价差,来自政府对出租车牌照总量管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有企业对出租车行业的垄断经营。

在上海,正规出租车约4.7万辆,牌照绝大部分掌握在大众、强生、锦江、巴士和海博五大出租车公司。这些公司的牌照,主要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一定的行政方式从政府购得。

近十几年来,上海罕有发放新的出租车牌照,理由是现有出租车数量“既满足了城市交通的实际需要,又保证了全行业的有序运营”。

受这些公司雇佣的司机,每人每月必须向公司上缴超过5000元的牌照使用费。这种“坐地收钱”的出租车生意,成为上述五家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并反映在各自相关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

“黑车‘钓鱼’和正规出租车的垄断赢利,实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均是以公权力的滥用来成全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实现相关者的个人利益。”一位律师告诉《财经》记者,再加上现行体制下,弱势的司法对于政府的逐利性缺乏纠错能力,最终造就这场“钓鱼”恶政的制度悲剧。

变形记篇3

甘愿寂寞

十年前因为一部《蓝色生死恋》,元斌凭借出色的外表、深邃的眼神和那份爱而不得的痴情一夜间红遍全亚洲,跻身“韩流”明星之列。2003年的《太极旗飘扬》让业内人士和观众都看到了花美男新星的演技实力,《我的哥哥》之后元斌因为兵役和腿伤暂时离开了公众视线,也曾经引发了各种猜测和质疑,直到2008年以《母亲》一片正式宣布回归,《母亲》中智障儿子的形象和让人耳目一新的演技为此片在韩国本土及海外夺取超过20个重要奖项,元斌的转型回归之战打得漂亮。2010年8月元斌主演的《孤胆特工》(韩国名为《大叔》)在韩国公映,再次引起轰动,该片成为同年韩国票房总冠军,海内外获奖无数,不仅带给了元斌演艺生涯第一座影帝奖杯,也继而一发不可收拾地为他包揽了包括“韩国电影大钟奖”和“大韩民国电影大奖”在内的共5个影帝奖杯,同时也完成了元斌从花样美男到气质大叔的华丽转身。

从早期的深情富家子泰锡到《母亲》里的“傻儿子”道俊,再到《孤胆特工》里的狠厉特工泰植,元斌完成了演技上的三级跳。虽然产量不高,但每部作品都有着成为元斌电影成绩代表作的分量。

中秋节后,元斌为《孤胆特工》的宣传来到了中国,仅仅两天的行程非常紧张,连照片拍摄都在短短十分钟内火速结束。工作时的元斌言语较少,通过翻译了解摄影师的想法和要求后,他还是非常专业地配合完成了拍摄工作。

“花样美男的称呼对你是一种负担吗?”

“其实怎么称呼都不是我所能决定的,比起让大家记得元斌的名字,我更愿意让观众记得我所饰演的每个角色。”

“你退伍之后接演的第一部作品是《母亲》,当时怎么会想到出演一个智障儿,除了角色新鲜之外,是否想以此证明自己的演技?”

“不是想要证明什么,只是那个角色让我感动,道俊和母亲之间最简单的爱和对人的信任是吸引我的最重要原因,和金惠子老师的合作也让我受益匪浅。”

元斌曾在访问中提及之前是因为参军,疗伤等原因不得不中止演艺活动,后来等伤势好得差不多之后,又找不到合适的复出作品,所以才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我希望通过新作品让观众看到和过去不一样的元斌,可是当时邀请我出演的角色,都是和我以前演过的差不多的角色,因为不想反复出演相同类型的角色,就拒绝了很多次出演邀请。直到接到《母亲》的邀请后,才下定了决心,要出演这部电影作为重新面对观众的作品。”

元斌在《蓝色生死恋》的大紫大红后一直在试图走出模式化角色形象的限制,甘愿寂寞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坚持有时比选择还要困难,因为你不知道这一次坚持的意义是否会超越前一次,但显然元斌没有在乎这一点。

“神秘人”

元斌在韩国名利场里是个异类,不热衷社交、不喜欢宣传;不愿意别人称赞自己的外形,不急于倚赖高人气滥接作品。特立独行的态度让元斌在公众眼中充满了神秘感,嗅觉敏锐的媒体也很难挖到他的负面新闻。

当年元斌和韩彩英因为拍摄《蓝色生死恋》而互生好感,虽然二人均未亲口承认,但发展道路和性格都截然不同的两人的交往并不被外界看好,年轻气盛和娱乐圈的特殊生态环境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分手―最能牵动元斌的人也许依然是韩彩英,但两人却再也不可能回到曾经的美好岁月。从这以后元斌在镁光灯之外的生活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直到2007年韩彩英结婚,韩国媒体试图采访元斌未果,至此关于元斌的情感八卦再次终止。

《我的哥哥》后再也没有接拍新作的元斌选择于2005年底开始服兵役,并自愿到最前线服役,服役期间也一直拒绝任何媒体的采访,并且几乎没有曝光过任何军中生活。次年4月被诊断出左膝十字韧带撕裂的他引起整个韩国媒体和。

韩国明星的兵役问题关一直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被怀疑故意脱逃兵役的元斌第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各种争议和讨论随着手术后元斌回到部队服役而平息―两个月后军方给出了不适合继续服兵役需要提前退伍的建议,稍稍沉寂的流言又再次扩散,元斌成了当年因兵役问题最受关注的艺人。

对于当初的伤病和提前退役,元斌一直没有对公众有正面交待,该事件在他这次的中国之行也依然是敏感的禁忌―事实上不是元斌不愿意回答或解释,而是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引起公众对韩国兵役制度甚至是其他方面的评价。

硬汉滋味

《孤胆特工》是元斌首次尝试的动作电影,在影片中他饰演低调的特工,为了保护邻家女孩小米,与黑帮展开了命悬一线的血路狂奔。在片中,元斌尽情玩转枪械刀法、近身搏斗,飞车追逐等火爆场面如家常便饭。他试图通过这次尝试彻底颠覆观众心中的偶像美男形象,犀利冷酷的眼神和干练的短发造型将特工的低调与果敢演绎得淋漓尽致。

对于《孤胆特工》中的动作戏,元斌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和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动作戏的挑战不在于华丽的表现,而是在于真实,因为戏里我饰演的是一位特工,因此在拍摄前进行了三个月的训练,从菲律宾的KALI到印尼的SILAT,还有融合了三种东南亚功夫的武术都进行了学习,因为这些都是真正的特工所必备的能力。剧本我看到后真的非常喜欢,无论是角色还是内容都非常喜欢,所以联络了导演表达了想拍的愿望。”

面对《孤胆特工》为自己赢得的无数奖项和评论界的高度赞誉,元斌依旧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清醒和沉稳― “获奖是对一位演员最直接的认可,但并不是说没获奖的演员就不够优秀,对于我来说每次拍摄的过程都是成长。”元斌对剧本类型的选择没有过多限制,他不会将电影分为动作片、爱情片或是恐怖片,对他来说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体会一种新的人生模式的过程,首先感动自己,再用心去诠释角色,才会感动买票观影的观众。

《孤胆特工》在韩国上映时,元斌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们不是要让观众单纯的觉得动作戏多么的华丽,而是要让观众们看到动作中流露的情感。在电影中,动作戏就是泰植的语言,在动作戏中,泰植把压抑的情感全部地爆发出来。”这足以证明他作为一名演员对于角色和剧本的精准理解,是将戏中的角色内心转换为和观众交流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是通过动作来做连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表述。 导演说过在选择“大叔”这一角色时原本是希望勾画出足够厌恶这个世界没有所求的中年人感觉,也因此寻找男主角的时候一度陷入迷惘中,找个足够老的演员来演不是问题,问题是剧本中有很多打斗戏,原本打算把主人公年龄设置在40岁左右的导演在元斌前来试镜的时候就改变了主意,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年轻的“大叔”。影片首映后,以“暴力美学”名扬世界的韩国导演朴赞郁说元斌在影片中的动作戏表现足以在韩国电影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叫好又叫座的成绩也再次证明了元斌是一位可塑性较强且颇具潜力的演员。

耍太极高手

很多人说元斌的眼睛非常特别,即使不言不语却可以用眼神传达讯息,《孤胆特工》的中国首映见面会上,来自中国的粉丝送给元斌的礼物中有一件就是他眼睛的素描,这份礼物也让现场稍显沉默的元斌开怀一笑。在陌生的国度进行着忙碌的行程,面对不熟悉的记者和听不懂的语言,接受提问时他会非常认真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从昆仑饭店行政套房卧室走出的元斌和印象中相差无二,有些不苟言笑,回答问题虽然礼貌有加但“惜字如金”。开始拍摄工作时他几乎跟摄影师和中方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交流,在摄影师拿着带来的手枪道具询问他可不可以拿着枪摆造型拍照时,他很坚定又客气地拒绝了对方的要求,给出的理由觉得没有必要在宣传期间也和电影中的人物一样,整个拍摄过程匆忙而沉默。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索菲亚・科波拉的作品《迷失东京》中的比尔・墨瑞在为日本酒品牌拍摄广告时的尴尬景象,不同国籍的人的交流沟通总是会出现断层,即使再好的翻译也无法化解文化和观念的大相径庭―元斌的工作团队在面对媒体时显得有点小心翼翼甚至过分谨慎,使得原本可以轻松愉悦的工作环境变得稍显有点紧张和拘谨―即使是摄影团队的布光师也需要在完成分内工作后立即离开现场。

我们聊到演员的天赋问题,元斌不认为自己是个非常有天赋的演员,但他却会静下心来认真揣测每一个他所选择的角色,“你尊重了观众,观众才会认可。我不会只喜欢某一位演员,或者是认为某一位演员是伟大的,任何电影工作者我都非常尊重,他们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好电影都是用心制作的,都值得我们尊敬。”

各种“公式化”的回答让人觉得元斌的回应是在敷衍或是耍太极,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却也挑不出任何毛病。元斌说他从小就看过很多中国的功夫电影,那时候就觉得这样真的非常帅,直到自己开始演出动作戏才知道是有多么不容易。对于平时自己所观看影片的选择元斌也有自己的体系, “和我选择剧本一样,我也没有特定要求我自己一定要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好的影片不分类型都能很自然的打动你。”

对于出道多年的元斌来说,虽然没有特别多的作品交待给喜爱他的影迷,但影迷的评论和建议都对他在作品的选择和表演的揣摩方面起到了启示作用―他不愿意重复过去,尽量避免雷同的角色。对他来说,作品和角色就像人生一样,同类型的选择有过一次已经足够,也正是因为这种执拗和坚持,才让公众如元斌所愿记住了“泰锡”、“宗铉”、“道俊”和“泰植”。

元斌看似文静内敛,但却拥有不少让人惊叹的身份―跆拳道黑带三段;拥有职业赛车手资格;韩国Winners明星足球队成员;摩托车、滑雪板高手;他在江原道老家为父母设计的房子“Root House”在2008年夺得过韩国建筑文化大奖;他在空闲时间学习各国料理,试图将吃的文化融汇贯通;他自2007年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韩国委员会委任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特别代表后多次到访和帮助贫困国家儿童,不久前还和基金会共同探访非洲,救助那里的贫困儿童。这一切叠加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立体化的元斌,谦和、智慧、有想法、不妥协、爱生活。

变形记篇4

这是寓言,还是梦魇?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究竟是预示了一个未来,还只是偶然的一场恶梦?最初的荒诞不仅体现在主人公格里高利无端地变为一只大甲虫,而更在于他似乎完全不理解自己的处境,甚至还以为自己能够生活得依旧正常,对于别人的态度巨变毫不理会。文中人物的无助,那种被束缚在异化环境中的个人与四周那看不见摸不着但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力量,所作的毫无希望的挣扎,才是人厌恶之所在。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尤其写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

而小说的结尾更是耐人寻味的。哥里高尔在挣扎中死去了,生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一家人就这样忘记了一个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个人这么轻易的就忘记了一个人。而他,哥里高尔,不过是萨姆沙一家生活中慢慢划过的一道流星……

变形记篇5

对此,很多国人会产生好奇:为何国外媒体会如此看衰中国汽车制造发展?中国自主汽车企业的合资之路走过30余年,自身实力现在变得如何?中国自主车企又是如何看待海外市场的?在当前平淡低迷的中国汽车市场环境中,中国本土汽车品牌正在经历一轮洗牌,而一份来自中国自主汽车品牌提交的销售数据却让人眼前一亮,或许我们从中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重塑核心竞争力

根据吉利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10月集团总销量为48609部,按年增长约35%、按月增长约13%,为过去两年内按年增长最佳的一个月。今年前10个月总销量为372547部,按年增长约13%,并达到全年销量目标46万部约81%,其中杭州湾基地投产的帝豪EC7轿车日产量实现415台,而这一产能意味着其11月份的产量将突破1万台。“单一基地这样的产能在国产自主品牌车系中是史无前例的。”吉利汽车杭州湾基地副总经理宋春光说。

在中国消费者心中,对吉利汽车多年来的印象就是低档、便宜、安全质量一般,与德系、美系车不可同日而语。

“吉利董事长李书福早在2007年就已经从市场实践中预感到,汽车这个行业靠价格便宜、打价格战,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所以,要从战略上进行彻底改变,要从‘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转向‘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把技术领先、品质领先和服务领先作为吉利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战略和企业战略转型的核心思想。”吉利汽车副总裁、研究院院长赵福全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的采访时说道。

为此,从2007年5月开始,吉利停止了豪情、美日、优利欧“老三样”产品的生产;创建了全新的“全球鹰”、“帝豪”、“英伦”三大品牌。而在技术层面,构建完成了5大技术平台、15大产品平台并能衍生42款全新产品的技术研发体系。

赵福全认为:“相比其他自主品牌,吉利的核心优势就是安全!市场越成熟,将越关注安全性。为此,我们构建了GTSM吉利全方位安全管理系统,即从车辆研发初期策划、到高标准的安全技术开发、再到生产环节的严格控制;从主动安全到被动安全,实现全方位的整车安全管理。这其中既包含销售市场的输入和售后的参与,制造保证一致性的高质量生产,采购对供应商成本及质量的有效管控,更包含了研发与供应商的密切合作,以及研发自身的系统集成开发和匹配能力。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体系,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技术。由此吉利GTSM技术日益丰满,并成为自主品牌第一个安全技术品牌,帝豪EC8以49.6分的高分获得C-NCAP五星安全认证,这一成绩甚至超过众多合资品牌。”

不仅如此,吉利汽车还于2010年3月收购全球第一安全汽车品牌沃尔沃百分百的股权,并通过双方的交流对话委员会平台,进行全方位的沟通和交流。“这是吉利和沃尔沃两家企业层面的交流平台,定期召开例会,技术也涵盖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受益很深,我们从沃尔沃学到造车的理念、方法等很多的东西。相信以后我们的收获会越来越多,体会会越来越深。”赵福全说。

海外谋求价值新洼地

除了国内市场表现抢眼外,吉利的海外市场同样强劲扩张。就在今年4月,吉利汽车出口目标还是6万辆,比去年增长50%。数月后,鉴于销量的持续增长,其主动将目标调整至8万辆。不料这一目标很快被打破。截至今年10月底,10月份出口量超过12200部,为历史上最高的单月出口量,2012年累计出口已突破8.1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190%,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目标,全年有望突破10万辆大关。

在吉利目前众多的海外市场中,俄罗斯、伊拉克、沙特和乌克兰等市场的表现最为抢眼。其中,俄罗斯市场前10个月累计销售2.1万多台,成为今年吉利海外销售的“龙头”市场;伊拉克和沙特市场分别以1.8万多台和1.3万多台的销量位居第二和第三位;乌克兰市场也以销量过万的不俗表现位居第四。

经过近10年对海外市场的探索和培育,吉利汽车的出口业务现已初具规模。截至目前,吉利汽车已出口至全球30多个国家,产品遍布南美、东南亚、中东、非洲和东欧等地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外营销和服务网络。目前,吉利已采用合资或合作等灵活的商业模式分别在埃及、乌拉圭、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乌克兰、伊拉克、斯里兰卡等地建立了KD工厂,以实现产品本地化组装,降低成本并提升产品竞争力。

如此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吉利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张林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解释道:两个方面,大的方面讲,有它的必然性,第一,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也在放缓,一个企业的增长性,它肯定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今天整体市场增长5%到8%,我们有这个增长速度或者略高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不错的业绩。中国的竞争市场差不多是全球最厉害的竞争市场,美国看到了,还有雪铁龙、标致,菲亚特最近要说通过和克莱斯勒合作,大众在美国也不是一个很强势的品牌。在中国全世界的品牌都进来,中国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那么从我们吉利来讲,国内的增长性是有限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汽车是一个规模效应的产品,举个例子,EC7如果在国内卖十万台甚至更多,那么如果海外再增加五万台的话,对整个的成本优势以及我们这个投资的回收完全是很大的差别,汽车具有规模效应,在其它市场有很大的增长的话,对整个国内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和支撑。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所有这些汽车行业,成功的企业是全球性的企业,你过分依赖一个市场,长期来讲会陷入困境,你看欧洲的标致、雪铁龙,就是它过分依赖于欧洲市场,它在北美、中国和新的市场如果没有足够的销售来支撑它的全球性业务,未来增长会有很大的困难。相反这个全球性业务做得好,你看丰田、大众甚至韩国现代,那么美国三大品牌很明显,通用、福特全球性远远比克莱斯勒要好,它的总体业务也是比较健康的。

“从这两点看,我认为吉利发展海外的道路很有必要,我们今天内部做了一个分析,即使撇开北美市场,撇开欧盟市场,这个市场容量也和中国市场差不多,也有2000多万台,那么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市场上是刚刚起步,我的基数还很低,给我提供一个成长空间,我认为还是很大。我就撇开欧盟、撇开北美,就目前阶段,未来的五年,我暂不考虑这两个市场,我专注于这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我认为这个市场足够大。”张林说道。

吉利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只是中国自主汽车企业在国内市场需求下滑、谋求价值新洼地的一个缩影,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以奇瑞、长城、比亚迪、吉利等为代表的中国自主汽车企业都是出口到那些对安全性和技术要求比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相对于欧美市场来说还不成熟,投资建厂、终端渠道建设、政治因素、人员技术、税收等等因素导致利润率不如本土市场。

变形记篇6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俗话又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都充分说明了品德教育在幼儿期的重要性。知识需要道德的引导,幼儿良好品格的养成对孩子一生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3至6岁是儿童心理发展及一个人基本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对儿童的教育是否得当,会影响到幼儿今后的发展。在当今多数是独生子女条件优越的社会,他们都是家中的小皇帝,全家的宠儿和期望。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吃亏、受委屈、受挫折,从而满足自己能满足的孩子的任何要求,幼儿的自私行为提醒我们,在把希望和爱倾注于孩子身上的同时,我们还要防止他们滋长自私心理,要教育他们学会分享。分享教育已成为当今儿童教育的迫切需求,它是人们在积极的社会交往中经常采用的行为。

案例基本情况:迎奥,男,三岁。身体较胖,脾气倔强,不愿跟小朋友交往,不愿和大家共同分享。父母忙于工作,孩子由外婆带大。

情景一:不愿共同分享

每天来园,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零食或玩具。有一次,我把他的零食拿出来要他和小朋友共同分享,他哭着说:“我的,我的。”然后,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吃着小馒头。

情景二:责问老师

早晨入园时,迎奥就手拉着外婆,手指着我说,“就是她,就是她昨天说我呢!”他的外婆则沉着脸说:“你昨天为什么批评他,所以他今天不愿来上幼儿园了。”我一时已记不清昨天批评他的事,因为孩子多,犯一些小错误老师一般不放在心上。他的外婆却说,“我的孩子从不撒谎。”经过他们的提示,我才猛然想起,昨天他拿旁边小朋友的玩具,旁边的小朋友不给,他挥手一拳。我生气批评了他,并告诉他可采用的方式,可他口口声声说:“我要多多玩具。”他的外婆说,我家就这一个小孩,你们多照顾他,多发点玩具给他。

情景三:不愿大家一起玩

我们组织小朋友到外面做《吹泡泡》游戏,练习开火车时他哭得直叫,原来他不许后面的泽泽拉他的衣服。开始做游戏《吹泡泡》时,又与谦谦打起来,原来他不愿与别人拉手。自由活动玩皮球时,他不愿把球滚给别人,小朋友纷纷向我这个老师告状。

案例分析:

一、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当

迎奥的父母工作都很忙,主要由他的外婆照顾,外婆性格泼辣,又只有这一个孙子辈。所以,对孩子百依百顺,溺爱有加,为此与孩子的父亲多次发生争论,但考虑家庭和谐,父亲只得听之任之。

二、同伴交往缺乏

孩子出去玩时,常与别的小朋友发生争执,与别的家长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又怕孩子受到伤害,因此很少出去和同龄孩子玩,缺乏同伴交往。

三、物质生活的优越助长了迎奥的自私行为

迎奥的家庭条件很优越,平时基本上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需要与别人分享,可以独占。父母不答应,他可以跟他的外婆要。吃要吃好的,穿要穿好的,玩要玩高档的玩具,家中一切必须以他的情绪变化和要求为中心,如果达不到要求,动则耍脾气,家长一见家中的“小皇帝”发脾气了,不管要求合理不合理,一切顺从孩子,这就是滋长儿童自私观念的温床。就这样,孩子不自觉地或不知不觉地以家庭的“中心人物”自居,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私的性格。

案例对策:

一、与家长积极沟通交流

家庭是孩子接触的第一个环境,家庭教育是幼儿人格成长的摇篮,家庭环境会给孩子人格的形成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因此,家庭环境是幼儿德育教育的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教育。

首先,我们知道孩子的父亲是高中教师,所以我们就决定先找他进行沟通交流。迎奥的父亲毕竟是老师,非常理解我们,并表示积极配合我们的教育。不过他担心迎奥的外婆,怕引起家庭纷争。我们商议,我们和迎奥的父母亲共同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与其沟通,让其明白:“分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句家喻户晓的俗语便是最好的例证;面对全球发展的总体趋势,面对我们的孩子存在的种种“独占”、“霸占”行为;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当他主动与别人分享本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份东西时,当他能主动提出对双方同样有利的建议,并付诸行动时,常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从而为进一步交往打下基础;没有人喜欢和只关心自己的人交朋友;那些只习惯于自己享受,在为自己谋求利益的过程中不顾别人的人,是很难与人相处共事的;他会因此得不到同伴和群体的认可,也无法拥有美满的家庭生活。经过大家共同努力,他的外婆同意配合我们。

二、融洽师生关系

教师在幼儿心目中一般具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建立一个轻松、和谐的师生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积极与迎奥的外婆沟通,希望接孩子时,不要再问孩子“谁欺负你了”、“老师喜不喜欢你”等这些不好的引导语,而要问问孩子“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更不能与孩子共同来指责老师的不是。要告诉孩子,老师批评你,是因为你可能犯错误了。不是老师不喜欢你,是不喜欢你做的事。即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与我们老师私下沟通。

三、在教育教学中,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分享教育

以孩子喜欢的游戏和故事等等形式,教育幼儿要学会分享。如音乐游戏《找朋友》、体育游戏《占圈》、看图讲述《我们一起玩》、谈话《说说高兴的事》等等。如看图故事《小鸡和小鸭》,我问迎奥小朋友:“小鸭捉不到虫子,哪来的虫子?小鸡不会游泳,怎么没有被淹死?谁救的?”我还将日常生活中有关分享、助人的内容编入故事,让幼儿在欣赏故事、讨论故事、理解故事的同时,明白有关分享的道理,懂得正确的方法。让幼儿体验到什么是分享,分享的意义,自己应该怎么做。

四、采用冷处理、树榜样

国庆过后,我班的欣欣小朋友带来了很多她和家人到青岛玩买的海螺。我灵机一动,让欣欣把海螺拿给小朋友们看一看、摸一摸、听一听,与大家共同分享,并不停的在全班小朋友面前说:“欣欣真是个大方的孩子,有好玩的和大家一起分享,真棒!”并问欣欣快乐吗,欣欣高兴的点点头,问大家喜欢和欣欣做朋友吗?大家都用稚嫩的声音齐声说:“喜欢。”只见迎奥急得直叫,“还有我,还有我,我要,并大哭起来。”我要求他拿小飞机和欣欣换着玩,他看着欣欣那些漂亮的海螺,又看看自己的小飞机,很不情愿地递给欣欣,他很快地看看听听欣欣的海螺,并随即换了过来。我问欣欣的海螺有声音,好玩吗,他点点头。虽然时间很短,但我还是在大家面前表扬他。

五、建议家长鼓励孩子把家中的零食或玩具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当迎奥带来零食和玩具时,我会请他自己把东西送给小朋友分享,有时他也会分享到小伙伴的东西,让他亲自体验分享的快乐。如,上次他过生日,我与其家长沟通,建议在幼儿园过生日。事先我请小朋友画一幅画或和妈妈共同做一个小手工,如折一个小飞机、一个小帆船。生日那天,我特别请他的外婆来到园里。当迎奥收到小朋友的小礼物并与其拥抱时,他高兴地跳起来,当他看到大家开心的吃他带来的蛋糕,并齐声说谢谢时,更是高兴的羞涩起来。他的外婆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现在的迎奥每天高高兴兴入园,他的外婆说,只要有好玩好吃的就说,“我要和小伙伴一起分享。”迎奥还常常把自己的照片带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与我们共同分享他许多快乐的事情,甚至小秘密喔!

教育启示:

一、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孩子是一张白纸,你怎么画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教师在教育工作中,一定不要带着有色眼镜,不要泄气,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

二、家长娇惯孩子,其出发点是爱孩子,只要教师真正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出发,就能找到沟通的路径,得到家长的支持。

变形记篇7

“运城盐湖”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位于山西运城南端,总面积132平方公里。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化工企业在盐湖中开采硫酸钠和硫酸镁。官方资料显示:由于化工企业无序发展和无节制开发,盐湖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水域湿地面积萎缩;环境污染严重,水土流失加剧;土壤盐渍化程度加深……

多年来,历届运城政府一直在治湖,但成效不彰。2013年,运城官方开始实施更为宏大的治湖方案:环盐湖的化工企业逐步搬迁;恢复盐湖及周边地区植被;对盐湖文物进行修复、保护、利用;把黄河水注入盐湖,形成拥有20平方公里水面的景观湖。

2013年7月,高调推进中的治湖工程遭遇波折,有媒体报道:治湖工程背后另有隐情――盐湖边建起高尔夫球场及庞大别墅群。

对于舆论质疑,运城官方的解释是:“高尔夫球场”是治湖工程中的“3000多亩草坪”;“别墅”为在建楼房,是“商务办公,休闲娱乐及度假用房”。

经历舆论风波后,“草坪”和“在建楼房”从公开报道中消失。

2014年6月至7月,力推治湖的运城市委书记王茂设及分管治湖的运城市副市长王健康被相关部门带走。其后不久,对“3000多亩草坪”和“在建楼房”的质疑声再次响起。

宏大的治湖方案

运城大规模治湖肇始于2009年。

当年,运城市政府向山西省发改委递交《以盐湖为重点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总体建设方案》(下简称治湖方案),同年6月25日,该方案获批。

相关材料显示,治湖方案的核心工程为8项――盐湖南山生态建设、盐湖环湖防护林建设、盐湖环湖道路及湖岸整治与保护、盐湖污染治理、盐湖防洪设施建设、盐湖周边污染治理、盐湖湿地保护、盐湖禁墙修复。

主要建设内容有:荒山造林28万亩,天然草场建设20万亩,小流域治理0.9万亩,环盐湖防护林带建设75公里,湖岸修复治理6.2公里,盐湖湿地保护3万亩,禁墙修复6.2公里,环盐湖道路50公里,盐湖湖岸(城区段)环境综合治理6.2公里,盐湖防汛设施修复,运城市污水及生活垃圾处理,盐湖硝尘污染整治,硫化碱节能改造,配套森林防火、舍饲养殖、草地鼠害治理等设施建设。

治湖方案自2009年起实施,实施期暂定为3~5年。但实施并不顺利。运城市政府一份汇报材料中说,“曾不断动员当地企业治理南山,恢复南山生态,但无人问津,无人投资。曾不断在国内及国外进行招商引资,笑脸相迎,热情相送,却石沉大海。”

上述材料中提及的“南山”,是指位于运城盐湖以南的中条山部分,曾因非法采石而满目疮痍。

2010年,运城市政府与山西海华生态城开发有限公司(下简称海华公司)达成(盐湖)南山生态修复工程意向。

2011年6月8日,运城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把(盐湖)南山开发建设作为生态修复工程进行,“同意由海华公司实施南山生态修复工程,并必须达到‘天蓝、水清、草绿、路通’的生态修复目标,同时,海华公司可以采取市场化运作,配套建设休闲、娱乐、商务、办公、旅游度假等设施,以支撑(盐湖)南山生态修复工程的正式运转。”运城官方材料显示。

2011年起至2013年7月,南山生态修复工程一直是治湖方案中的重点。官方材料显示:海华公司实施南山生态修复工程累计投资约5.8亿元,生态修复面积4000余亩,种植各类树木约15万株,植草62万平方米,新建人工湖26个,形成水面400余亩,修建沿山道路4公里。据此,运城官方宣称:南山生态修复工程已初步实现了“天蓝、水清、草绿、路通”的生态修复目标。

2013年7月初,多家媒体报道:海华公司违规建设大型高尔夫球场,在建的是36洞高尔夫球场,已建好18洞,球场周围还建有别墅群。

运城市官方对媒体报道予以回应:南山生态修复工程资金全部由企业自筹,修复用地全部为未利用土地,绿化浇灌用水为城市中水,也无开采地下水资源……正在修建和准备修建的楼房,是用于商务办公,休闲娱乐及度假用房,旨在确保南山生态修复工程正常运转。

2014年7月16日,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心(下简称盐湖开发中心)副主任赵丙寅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将新闻报道中的“高尔夫球场”定义为“3000多亩草坪”。

遭遇国土部稽查

南山上发生了什么?

运城多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南山的确建有高尔夫球场及别墅群。

对此,赵丙寅不愿多谈,他反复强调:“那块地原先是弃耕地、沙滩地,现在是搞生态修复。”

他告诉本刊记者,海华公司老板叫王海荣,新加坡籍商人,“2011年开始,王海荣以每亩地150元钱的价格在南山租地,他要在这块地上种草。”据赵丙寅说,王海荣为南山生态修复工程煞费苦心,“已投入四五亿元,3000多亩绿地,26个人工湖,还栽了四五十万棵树。”

运城官方也给予了海华公司支持,有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为保证南山用水,当地政府曾斥资修建引水管道。

据《运城日报》报道:2012年2月,南山生态修复工程绿化用水项目投资3200万元,从运城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向南山铺设一条13.7公里的输水管道。工程竣工后,每天可将5000~7000吨中水输送到南山。据本刊记者调查,上述投资中运城市财政投入1000万元。

“政府只要生态效益,你(企业)干什么我(政府)不管,政府要多大绿化面积,企业就栽多少树,老百姓的土地租金,企业该掏就掏,就是这样。”运城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企业考虑效益要弄高尔夫球场,政府只能说国家不允许,企业坚持要弄,(最后)只能让企业整改。”

2014年6月前后,国土部派员赴运城调查“高尔夫球场”及“别墅”一事。赵丙寅说,国土部门已下整改令,“高尔夫球场的沙坑埋了,旗杆拔掉。别墅也要整改,办理报批手续,增大容积率,在独栋别墅间连接通道,不能成为独栋。”尽管已整改,但赵丙寅还是颇感棘手,“(报批)手续难弄,现在没人敢批。”

赵丙寅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海华公司的工程“都停了,门都封了”。

2014年7月17日中午,本刊记者在南山下看到的是一派施工景象。

据高尔夫球场工作人员高昂(化名)介绍:该球场设计为36洞,目前修好18洞,“球场用草都是从美国引进,常绿。”

高昂经常带来客户,“高尔夫球场一直在营业,没停过。”一个多月前,国土部门来检查,高尔夫球场老板安排人对球场内近百个沙坑进行特殊处理,“显眼的沙坑覆盖黑布,不显眼的沙坑种上小麦。”高昂说。

与高尔夫球场一体的别墅群名为“运城生态智慧城南山一号”,销售经理郝晓霞(化名)说,高尔夫球场及别墅群共占地5500亩,其中球场占地3500亩,“目前,建成的别墅区已经开发至第三期。第一期在2012年12月开盘,销售了69栋;第二期2013年9月14日开盘,销售了150栋;第三期在建,共206栋,其中独栋别墅189栋,联排别墅17栋。别墅建筑面积299平方米至594平方米,每平方米售价7300元。”

郝晓霞说,进行中的南山生态修复工程会使别墅升值,“(南山)治理都是咱公司(在做),政府每年给拨款,一年900多万元。”她指着不远处的南山说。

“治湖”书记被调查

运城市委书记王茂设在多个会议上都会提及南山生态修复工程,这个细节被当地官员解读为“领导对南山生态修复工程非常看重”。

公开资料显示,王茂设于2011年2月至2013年2月任山西朔州市委书记,2013年2月调任运城市委书记。

据媒体报道:2011年中秋节前后,山西省委一位领导前往朔州视察。为了给领导留一个好印象,王茂设下命令,要求施工方3天时间修出一条柏油马路。等省领导视察完,这条仓促修好的马路难以使用,全部重建,被当地人诟病“劳民伤财”。

在朔州任职期间,王茂设受人注目的政绩是“四化一体东部新区”建设。在不少朔州人的印象中,这个概念前两年喊得很响,之后有些悄无声息。如今,当年新建的工业园区几近荒废。

任运城市委书记后,王茂设多次公开表示,将着力打造总面积为401平方公里的生态智慧城,其中重点规划区为盐湖及周边地区,共246平方公里;协调区包括运城经济开发区、空港经济开发区和北部高新区,共155平方公里。

“生态智慧城”在操作中遭遇挫折,有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运城空港开发区项目以及南山开发区项目均被叫停,“没有一寸土地有手续。”

2014年6月20日,有媒体报道:力推治湖的王茂设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很快,运城市政府官方网站市委书记一栏变为空缺。

有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王茂设与此前落马的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金道铭、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交往甚密。

据上述知情人讲,王茂设被调查后,当地好几名房地产开发商也被有关部门叫走,“运城市委市政府准备搬迁,选好100多亩地,后来,王茂设把地卖给了开发商,一亩市价400万元的地只卖了100万元。”

当地一名官员则告诉本刊记者:“运城工业落后,没有像样的企业,(政府)只能靠(出卖)土地。”

2014年4月10日,运城市住建局列出运城市中心市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目名单,其中有90余个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就向社会公开销售的开发项目。

王茂设被调查不仅令诸多开发商担忧,运城官场也有些动荡,“王茂设一年半时间先后提拔400多名干部,均是科级以上,”一位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有的根本不够资格。”

7月,媒体报道,运城市副市长王健康“请假”。有知情人告诉本刊:7月2日,有人曾向运城盐湖公安分局西城派出所书面报案称,王健康的司机失踪。其后不久,王健康“请假”。据本刊记者了解,王健康分管南山生态修复工程。

“盐湖”向“景观湖”转变

2013年7月,治湖方案的重点由南山转向盐湖。

据了解,治湖分两部分:运城市河东盐池文物复修筹备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复修办公室)负责对盐湖文物的保护、修复、利用;盐湖开发中心负责盐湖湖底清淤、垃圾清理、堤坝重修绿化、观礼平台及驳岸码头建设。

据本刊记者了解,对盐湖的治理始于2013年8月,而文物复修直到2014年3月才真正开始。

“计划对盐湖边的东禁门、中禁门、西禁门进行复修,目前,我们正在做前两者的复修工程,两门全部完工需1.5亿元。”复修办公室负责人卫运虎告诉《望东方周刊》。

目前,东禁门遗址轮廓明显,墙体有保留;中禁门已于1950年消失,所谓“复修”是在非原址上重建一个明代风格的门楼。

卫运虎说,按原计划,东禁门、中禁门、西禁门的复修资金有三个来源:运城市财政投入;上级部门的项目资金;南山生态修复工程中的部分土地收益金。实际情况是,目前运城市财政投入1000多万元;争取国家项目,至今尚未立项;南山生态修复工程业已停工。

尽管前景不很乐观,但卫运虎还是很有信心,他说,运城市领导作出决定,市财政每年向复修工程投入2500万元。“运城缺乏矿产资源,是农业大市,基本是‘吃饭财政’,从牙缝里挤出钱做这个(复修工程)。”

据了解,2013年,运城市财政总收入为91.2亿元,而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229.3亿元。

南山生态修复工程“停工”并未让赵丙寅感到丝毫轻松,摆在他面前的问题越来越多。

“2013年8月开始一期工程,跨湖大道两侧各10平方公里湖泊要治理好,盐湖边12个工厂都要搬迁。”赵丙寅说,“市里领导要求,一期工程结束时,盐湖要变身为‘20平方公里景观湖’。”

其实,在运城打造如此巨大的景观湖绝非易事。依据运城市水务局数据:运城市年均降水量约570毫米,本地天然水资源量为13.34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仅267立方米,在山西省排名倒数第一。

为了让“盐湖”向“景观湖”转变,盐湖开发中心铺设引水管道,将黄河水引入盐湖。据赵丙寅介绍,今年3月2日开始,先后注入800万吨黄河水,但实际进入盐湖的只有300多万吨,其余400多万吨由于管道渗漏、湖体渗漏等原因损失掉了。

“黄河水每吨0.5元,水费还没有给供水方,供水时断时续。”赵丙寅说。

这几天,盐湖里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大片绿藻,以前在湖里没见过。我们找过专家,专家让用一种药剂净化水质。前段时间撒了10万元的药,有些效果,但是现在又出现了反复,正加紧撒药。”赵丙寅说。

让赵丙寅真正头疼的是盐湖巨大的水蒸发量,“年均蒸发量为2.5米。”他说,为了保证盐湖正常供水,盐湖开发中心重新设计了一套管线,“24小时流量在25万吨左右。”

赵丙寅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治湖已经投入1亿多元,“资金来源?欠施工方的,另外,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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