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6 14:30:44
【关键词】龙与马；先秦文化；文学发展
一、先秦时期龙的探究与文化的演变性
中国人一直以龙的传人自居，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龙的形象却不是一成不变的，龙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
考古发现，中国现今发现的龙最早的证据是距今8000年的辽宁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壳龙和湖北黄梅卵石巨龙。这些龙的形象与现在的神话想象中的形象一致，湖北黄梅卵石龙，已经有角、牛头冠、两爪、背鳍和鳞，“而且有鳞状纹的表现纹饰，都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的基本特征”[1]。及众多考古发现的龙纹陶片、双龙首玉璜、玉猪龙等等，都足以证明至少在6000年前，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神话想象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龙”的形象。
《诗经》收录西周到春秋中叶的民歌，其中“龙”字的意义大概分为三种。《诗经・山有扶苏》中的“隰有游龙”，说龙是一种草名。《小雅・寥萧》：“既见君子， 为龙为光。其德不爽， 寿考不忘”，《郑笺》：“龙，宠也，为宠为光， 言天子恩泽光耀被于己也”，意为荣耀。《诗经》多见龙指龙形旗帜的代称，如《诗・周颂・载见》云：“龙阳阳，和铃央央。”所以龙在最初的文献记载中并没有与后世的封建皇权发生直接的关系。
先秦文献中经常出现龙字，但对龙的具体形态样貌的描述却极少。《尚书・舜典》里龙作为一个人名或氏族名被舜任命为官，《左传・昭公十七年》也记太氏以龙来作为官名。龙在一些古代典籍里也作为星名，龙是七宿之一的东方苍龙。《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龙是岁星的意思。《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见老聃后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刚。”孔子把见老子比作见到龙，把杰出的人比喻为龙。还有姑射仙子“乘云气， 御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龙只是仙人骑乘的坐骑。龙在春秋之际的文献记载中并没有被视为神圣不可亵渎的神灵，体现了我国早期的对龙的朴素认识。
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融合，龙的形象也被逐渐的神化。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艺术的百家争鸣阶段，“龙”的形象被不断神化，不断拓展。《庄子》中有姑射仙子乘飞龙的神话。《韩非子・说难》记载：“龙之为虫也，柔可押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其中的龙就是在上古龙的形象下加入刻意的想象，使得龙的形象不断丰满、立体。《管子》中载：“龙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为蚕蝎，欲大则极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沉则人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此时的龙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带有了浓厚的神话色彩。直到汉代龙才被抬到与封建皇权相挂钩的崇高地位。
“中国古代文献资料虽比较丰富，但其中的龙多数已是发展了的、具有复杂样态和属性的龙”[2]。作为最早《左传》里出现的“龙”已经是不可见了，在古代文献典籍中的龙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逐渐发展变化。龙在演变中成为一种精神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流传开来。
二、先秦时期“龙马”的朔源
龙马做为一种神兽，被古代温热你多次提及，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在分析龙马与龙和马的形象关系时，应该具体区分。龙与马的形象复合形成了龙马，龙马作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在了文学中。
研究龙与马的关系，应该注意区分“龙”和“龙马”的概念，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寻找龙与马的渊源。《周礼・夏官・司马》中“正校人员选，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六尺以上为马。”这里记叙夏朝马官挑选马，把八尺以上的马称作龙，按马的身高区分种类。以这个观点说明我国古代文化中的“龙”就是身形极为高大的骏马是极其牵强的。《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开盆》云：“鲧死（尸）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山海经・海内经》却又说：“白马是为鲧。”后人疑惑，以为是龙就是马的佐证。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性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刚。”黄帝是部落首领，号称有熊氏。鲧、禹都是有熊氏部族。后来鲧部族势力强大，以白马为图腾，形成独立部落。所以说鲧是白马，实际上是说他们部族的图腾是白马，后人对此误解为神话。鲧被有熊氏族打败兼并，重新化为熊；同属有熊氏族的禹则成功治理了水患，成为了部落联盟的新首领，部落的图腾由“熊”变为了“龙”。龙为大禹是后人的牵强附会，古代神话众多黄帝乘龙和大禹化龙的传说皆是汉代人民的想象，是后代儒家学派尊奉圣人的创造，是图腾时代的神话历史化，也是早期的艺术改造。
据考古学家考证，我国湖南省衡阳地区发掘出最早的“始祖马”化石，“始祖马” [3]在距今约5000多万年前就存在了。新石器时代，我国已经产生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原始人类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逐渐学会把野生的动物驯养成家畜，比如猪、狗、鸡、马等。在原始社会，一些氏族部落把马作为自己的祖先或是神，所以把马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殷墟出土有家养的马骨，甲骨卜辞中也有“马”、“厩”字，可见在夏商时期人们已经养马。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就以马作为自己的祖先，有着丰富的马文化。《周礼・夏官・司马》载：“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颂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周人认为春夏秋冬都要祭祀马，把马作为一种神圣。《孝经说》上说“房为龙马，是马之祖”。古人把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之一的房宿作为龙马，是马的祖先，是把龙马神圣化了，是原始人想象的马的来源。《山海经》直接提到与马相关的神话共24则，《诗经》里共出现了49次马这个字，提及各种马二十多种，描写马的句子有上百首。
马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在先秦之前，当时的交通运输不发达，人们重视马的速度。一些早期文学作品都把马作为阳刚、迅疾的象征，对马进行了夸张和歌颂，出现了很多关于马的神话传说。马被赋予的神化想象，与龙的神话的复合，人们不停的创造与更加深入的想象，构成了今天神话的复杂难辨。
三、结语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象征，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的象征，是中国独特的文化氛围形成的标志性文化形象符号。龙是一个历史的、时代的、杂糅的概念。马作为一种现实动物，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中被赋予了人文意义，具有特殊的时代文化特色。龙马做为一种神兽，被多次提及，其实际是众多文化的复合体，并不是单一形象。
对龙与马的关系的研究，应该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风俗，从先秦文献中龙与马的起源。龙与马作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意象，掺入了文化历史痕迹，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既有继承也有延续与变化。这种变化发展，使文学更加鲜活可爱，文学形象复杂多样，利于人物情感的丰富。
【参考文献】
[1]何星亮.中国龙文化的发展阶段[J].云南社会科学，1999（6）.
[2]伊藤清思.龙的起源论[J].思想战线，2003（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60064）
作者简介：向 丹（1988-），女，重庆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经营管理研究。
摘要：作为媒体业潜规则的“车马费”，本质是记者对自己所掌控的话语权资源进行的一种利益交换。这种话语资源并非私人资源，资源交换所获取的利益，事实上却成为一种私人利益。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看，“车马费”的收受，就是一种将公共资源化为私人资源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从而导致公共资源的消耗和公共利益的损失――即新闻中公正立场和真实性价值的消解。因此，必须重建职业伦理规范，通过媒体与记者的双重自律以及社会系统的多重制衡机制，解决这种群体性的职业失范问题。
关键词：车马费;新闻职业伦理;有偿新闻;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1-0102-05
2014年伊始，新闻记者证进入“严管时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定全国新闻单位采编人员只有通过2月份的全国统一考试才能更换或领取记者证。这一次被记者们称为“国考”的举措无疑体现出国家在治理媒体从业人员伦理道德失范问题上的用心，记者的职业伦理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媒体记者职业伦理道德失范问题屡屡被提上讨论台，如：灾难新闻采访中人文关怀缺失、假记者扎堆煤矿事故现场、记者的“车马费”问题……其中，“车马费”问题堪称多年存在于媒体行业中的毒瘤，它与有偿新闻、新闻的公正性、职业腐败等问题息息相关，有违记者的基本职业伦理，却又屡禁不止，甚至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行规。
一、话语权的利益交换：“车马费”何成潜规则
车马费最早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当时外资企业开始进驻大陆，拥有热切的宣传愿望。为了让媒体记者及时到达企业会现场，主办方通常会为其准备来回包车的费用，成为“车马费”之源起[1]。后来公关公司兴起后，“车马费”成为吸引媒体记者聚焦的一种手段，逐渐演绎到今天的“车马费”乱象。而且由于车马费标准的不同，电视台记者高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所以车马费也开始被赋予“出场费”的定义，数额多少变成了媒体身份的象征。
每个地方的媒体都给车马费取了一个不同的昵称，北京一般叫“封封”，杭州通常称“萝卜”，重庆普遍说是“签到”……活动或事件主体通常都会为例行的采访准备一定数额车马费。如今不少记者已经被培养出一种收车马费的习惯，甚至会按照车马费的多少来选择是否到场采访或者是否发稿以及发稿的用心程度。
在媒体实践中，“车马费”一般被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记者被事件主体要求不能对事件进行报道的封口费，比如灾难性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等类型;另一种是记者被事件主体期望对事件进行报道宣传费，比如明星走穴、新品等。
由于收取以“车马费”为形式的封口费不仅有害于新闻专业主义，还极有可能导致公众知情权受到侵害，因此记者拿封口费的行为便跟受贿有了直接关系。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同时，我国《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显然，国内的媒体记者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因此，他们若收取这种“车马费”，则涉嫌构成受贿行为，应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以“车马费”为形式的宣传费相对而言较难界定，业界所谓的“车马费”一般也以这种情况为主，它不停地在广告和新闻二者之间寻找中间地带，记者则可以从这一监管盲区中找到权力与利益交换的场所，形成如今媒体界的“车马费”乱象，因此，本文所探讨的“车马费”默认为这一类型的“车马费”。
“车马费”成为一种潜规则，导致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性职业伦理失范，其原因不外乎红包发受双方的一种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很难说孰轻孰重，而是相互循环，形成一个封闭的因果链条。
从车马费收受方即记者个人来说，车马费本质上与他们的个人身份无关，而来自于其职业身份带来的优势。特殊的职业身份让他们拥有了不同寻常的话语权，而在信息社会里，话语权的掌握就意味着资源的掌握，既为资源，就可以形成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对于记者来说，又为何愿意进行这样的利益交换呢？一言以蔽之，因为交换所获取的利益大于可能承担的风险。事实上，这与记者的收入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媒体数量急速增长，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媒体产品的生产几乎成为一种流水化作业，而作为产品线上的“工人” 的记者地位不断被降低，薪酬也随之减少。他们曾调侃自己为“新闻民工”或者“码字工人”，意思是拿着低廉的薪水，过着“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有时还性命难保的生活”。据调查，国内记者基本工资普遍不高，有的媒体不设基本工资，完全以稿费来计算记者工资，其中网络媒体或者新媒体犹甚。这时候，“车马费”便成了他们除工资之外的灰色收入，成为了一些记者生存的物质“保障”。不过也有记者将“车马费”视为致富之道，由于获取这些利益的方法较为简单，且作为交换的条件又难以考量，报道与否的决定权全在记者手中，获利成本几乎为零，因此拥有报道权的记者自然将“车马费”视为谋取暴利的手段。在记者队伍中经常见到一群勤于“跑会”的记者，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甚至组成“记者团”，一同出席活动，行动目标直指“车马费”，一天多则收入几千，少则几百。而在管理体制和职业规范不健全的状况下，收取“车马费”之后记者面对的风险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许多记者将自己掌握的话语资源视为一种私人资源，随意买卖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尽管这事实上是一种由职业特殊性带来的公共资源。
从车马费的发放方即企业和公关公司来说，车马费的目的显然早已超越单纯的“车马”本身，而成为一种购买媒体话语资源的方式。从表象而言，车马费体现出他们对记者这一职业的尊重和支持，而从本质上看则具有偿新闻之嫌，发放方的目的是希望买通掌握话语资源的媒体记者，使他们通过收受红包的方式将这种话语资源让渡一部分给活动的主办方――或是为自己宣传美言，希望记者笔下生花，给活动做更多更好的宣传造势，体现出车马费的最大价值，亦或者替自己遮丑禁言。即使暂时没有这样的迫切需求，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资源，话语权总会有发挥作用的时候，而和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记者保持一种持续性的良好关系就成为企业和公关公司的共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发放方将车马费视为“心安费”，看到记者们收下“车马费”后才觉得放心，让企业在遇到公关危机时有了一定的底气。
记者所在的媒体，作为红包收受方的直接管理者，同时也是这个交换链条中被交换的话语资源的管理经营者，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复杂，且涉及到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许多现实问题。中国的新闻媒体包括事业性质和企业性质两类，许多媒体更是同时兼具这两类性质。事业性质的媒体有国家财政拨款支持运营，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质更为浓厚，理应与带有利益收买性质的“车马费”绝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此类媒体的记者往往是活动方发放“车马费”时最大也最为看重的目标群体。因为这些媒体通常是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媒体，其发声效果可谓以一当十，而且受众多处于社会中上阶层或者是体制内的，因此这些记者往往比其他记者更受“重视”，特别是体制内的活动主办方则更加垂涎他们手上的话语权。对于企业性质的媒体，市场化程度较高，他们的记者几乎将“车马费”默认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报道程序。虽然这样的媒体都设有经营部进行日常的广告运作，同时号称采编与经营分离，但实际上活动主办方更愿意让自己的广告出现在新闻稿中，而不是高额却难以见实效的硬广告项目里。因此，有宣传推广需要的企业单位通常会专门派人维护媒体关系，以保障这些媒体记者手中的话语资源能够随时让渡。
在没有明文限制记者收红包的新闻单位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默认的规则：除了突发事件、舆论监督报道的红包不能收以外，其他活动的红包收与不收都无伤大雅。而一些“车马费”通常很高的喜庆活动，比如某某机构周年庆、揭牌、明星走穴等，记者们在上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乐于接受。这也引发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媒体“倒贴”活动主办方要求报道活动。网上一个名为“关于媒体车马费”的帖子下面，就有一位会组织者发帖回复：“我们这月初的活动，本来请了10家媒体。结果这些媒体互相通报消息，多了3家媒体出来，我们根本没有邀请过。”这样荒唐的场面，其原因还是在于某些记者理所当然地将手中的话语权视为私人资源，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
二、职业失范的群体困境：“车马费”的伦理反思
“车马费”的收取几乎已成为国内记者的一种职业习惯，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群体行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事实上，一个值得深思的有趣现象是：尽管许多记者都有收“车马费”（本质是红包）的习惯，但是业内人士从不会把它称为“红包”，而且倘若有人说记者拿红包，会被视为一种羞辱――因为“红包”一词从字面就跟职业腐败、有偿新闻直接相关。由此可见，即使收受“车马费”的记者本身，在职业道德上也并不认同直接收钱出卖话语资源的行为――于是，才衍生出了“车马费”这样的特殊称谓。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唐润华在谈到“车马费该不该拿”的问题时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记者收受了当事者给予的利益或好处，就有可能会在新闻报道中丧失客观公正的立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就曾表示：“（车马费）对中国新闻业来说，很尴尬……是一种腐败。”不过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Benjamin Lim在接受中国国际舆情网访谈时就曾表示虽然拿红包他也不赞成，但如果一个国家成千上万的记者都那么做，他是不能唾弃的。
以上对收取以“车马费”为形式的宣传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界定，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看，收取“车马费”终归是一种违背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其本质是一种话语权的利益交换，而这种话语资源，并不是一种私人资源，但资源交换所获取的利益，事实上却成为一种私人利益。那么，车马费的收受，就是一种将公共资源化为私人资源从而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消耗和公共利益的损失――具体到新闻职业中，就是新闻中的公正立场和真实性价值的消解。
车马费作为一种利益交换，违背了记者的基本职业道德，尤其是普遍性的车马费发放和收受行为，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职业失范现象，严重影响了整个新闻媒介的公信力。
三、双重自律与多重制衡：“车马费”问题的伦理重建
“车马费”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存在于监管灰色地带多年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基于媒体的双重属性，新闻报道也同时具有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公共属性与作为信息产业一环的商业属性，这种双重属性也衍生出对“车马费”问题的不同解决方式。当然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前提与原则，那就是从被采访对象处收取车马费应该被视为违反记者基本职业伦理的绝对。
从根本上讲，国家监管部门对“车马费”问题进行源头上的禁止，需要明文规定媒体记者不能收取任何形式的“车马费”，并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如发现或接到举报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经查明，立即取消记者资格和对相关媒体进行处分。诚然，由于面上的狠抓防止不了暗箱操作，何况我国有礼尚往来的传统，“车马费”的概念和数额根本无法确切定义，因此这样的监管方式无法做到三百六十度无死角，也不能完全透视媒体话语权的交易行为，需要回到职业道德自律的层面上。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车马费”问题上所存在的一个奇怪悖论：大多数记者并不认同直接收取金钱出卖话语资源的行为，但同时，大多数记者又将同样是一种金钱利益的“车马费”的收取视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由此可见，在车马费的问题上，许多记者的职业伦理道德认知事实上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因此，要解决车马费的问题，有必要对我们的职业伦理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重新建构。
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良心”， 指的是主体对自身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情感体验，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对于道德自我、道德活动进行评价与调控的心理机制[2]。记者的良心就是记者对自身“环境守望、社会良知”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情感体验，并以此进行评价与调控的心理机制[3]。对于大多数记者而言，一头是金钱的诱惑，物质的利益;一头是社会的责任，职业良心。媒体人通常的选择形成了两头尖、中间大的格局。少部分倒向了物质的利益丧失了良心;少部分坚守着新闻的信念，为公众服务;而更多的是彷徨困惑和摇摆不定。
对于丧失职业良心的少数人应该严厉谴责并采取有效手段进行治理。这种治理主要是媒体本身对记者的一种垂直管理，是基于媒体自律基础上的组织对个体的制约。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体制优化上来限制不良“车马费”的产生。机关体制部分，直接纳入腐败现象治理。作为企业体制的部分，可以由社会组建的“投诉委员会”进行监督，也可以在中国记者网上轻松查到记者的真实身份，以及是否被设入“黑名单”。其实西方的某些成熟媒体，都有严格的控制记者拿红包的办法。比如英国老牌的财经媒体《金融时报》，他们规定，采访对象超过20美元以上的礼物记者是不能收的，超过20美元的礼物要上交报社，每年在圣诞节前夕拍卖捐赠给慈善组织。在每年的拍卖会上，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礼物。而记者私自收受红包是要被开除公职的。收受红包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之后，必然让发受双方都受到相当程度的震慑。中国大陆也有效法这一制度的媒体，如《南方周末》和《成都商报》，他们曾公开表示禁止自己的记者收红包，“车马费”超过一定数额就必须上交。
事实上，群体压力也是车马费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车马费的收受问题上，许多本意不愿收受的记者都曾说过，当别的记者都在收的时候，自己如果不收就会被同行视为异类。传播学认为，寻求群体认同感是个体的一种基本需求，当一个人处于特定群体之中，并发现自己的个人行为不同于群体时，就会感受到来自群体的巨大压力，甚至因此改变自己的本意以寻求群体认同。因此，要重新建构记者的职业伦理，建立起记者的普遍职业良心与道德，就必须消解这种群体压力。坚守社会责任的少数人应该得到褒扬，这种褒扬不仅是物质上的奖励，更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肯定。如此，才能将群体行为带来的压力感消解到最小，同时使其正能量效应得到最大化发挥，以感染身边的其他记者，尽最大可能使那些困惑摇摆不定的记者明确方向，在奖惩分明制度的严格执行下，“中间派”无疑会从中产生出职业是非观念，进而内化在日常工作中，最终达到改变整个群体行为的目标。由此，可以通过外在的积极影响，提高媒体记者的自律性，建立起健康的记者职业伦理规范，并让这种规范成为记者们的普遍共识。
除了媒体自律基础上的垂直管理以及种种提升记者自律意识的方式之外，尚需建立多重制衡机制来防止因“车马费”引起的媒体人职业伦理道德失范，以及受贿索贿等问题。
（一）提高记者证门槛
对全国的记者证人数进行限制，组织采编人员资格考试和等级考试。我国目前在公开记者证信息方面的工作成效不错，但还不够，要想保持记者职业的神圣地位就必须严格控制记者人数，提高采编人员的职业素养，让记者像律师、医生等职业一样，专业化程度高，受公众信赖。
（二）提升记者收入
“车马费”盛行很大程度上是记者的辛苦跟收入不成比例，甚至有媒体以记者有“车马费”为由故意压低记者工资，这无形中增长了某些记者对于“车马费”的野心。前文说到《金融时报》对记者的红包收受有极其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是《金融时报》有个特点，作为一家上百年历史的老财经报，记者的工资堪与高收入职业的医生和律师比肩，甚至比他们还高。所以计算下来，收红包是得不偿失的。
（三）严格控制记者站，明确责任人
对记者站的严格控制可以进一步限制不法人员冒充记者跑会场赚取车马费，也是为了严防媒体记者敲诈勒索，从事非法牟利行为。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文件，规定从1月至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新闻敲诈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真假记者以“曝光”为名进行敲诈勒索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规范新闻采编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对假记者、假记者站都是一记猛烈的耳光，希望能够有效治理不良“车马费”问题。
（四）车马费实行电子账单报销
对于商业属性的新闻报道，媒体记者也应该拒绝收取“车马费”，如果该费用实为记者采访的交通费而且符合媒体长期发展的需要，媒体可以采取直接联系活动主办方的方式，切断记者的“车马费”源头，用自身的广告经营费用为记者的交通费进行报销。车马费最早就只是指记者的交通费用，由于上世纪交通不发达，且没有电子支付手段，所以邮寄报账单的过程十分漫长且繁琐，致使这一方法被淘汰。而现代电子商务的发展使一切费用都可以安全方便地进行及时支付，因此记者的车马费不仅可以通过这一便捷支付手段进行操作，而且还可以利用导航系统进行路径计算，真实有效地支付车马费，一举两得。
（五）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管
在社会监督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香港地区和国外的一些成功做法。英国早在1953年就首创了全国性的报业评议会（后易名为“报业投诉委员会”）制度，根据为保护编辑和公民双方的权利而精心制定的规则，听取针对报界新闻报道准确性和公正性的诉怨[4]。这个成功范例导致美国和许多国家及地区纷纷仿效，《华盛顿邮报》采用行政监察官制度，即从外报聘请行政监察官负责读者对报纸的投诉和本报的新闻诚信问题，聘请期间，行政监察官有独立的自由，聘请方不能以任何理由将其开除。香港地区的报业评议会独立于官办的记协，由香港本地报纸、教育界、法律界发起成立，正副主席也由非业界人士担任[5]。
作为一个掌控重要社会话语资源的职业，记者理应具备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最严谨的职业伦理规范。只有建立媒体和记者的双重自律系统和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多重制衡机制，才能在车马费问题上打破已成惯例的潜规则，改变目前的群体性职业道德失范状态，重新建构起记者的职业伦理体系，让公共资源真正公平、透明地为公众所用[6]，为社会所用，而不是成为少数资源掌控者谋取个人利益的机器。
参考文献：
[1]记者车马费的前世今生[EB/OL]. [2014-01-15]. http：//.cn/z/jzcmf/.
[2] 檀传宝.教师伦理学专题――教育伦理范畴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
[3] 陈相，何芝莹.记者良心[J].新闻窗，2010（2）：4.
[4] 沈正赋.西方新闻自由的理想王国与现实图景――从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谈起[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5）：1.
[5] 沈正赋.新闻界信用缺失的生成原因及其对策――我国新闻可持续发展系列研究之一[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3）：2.
[6] 郭恩强.重塑新闻共同体：新记《大公报》职业意识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5.
Analysis of “Payments” in View of News Ethics
XIANG D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As the hidden rules， media “payments” are the essence of a voice. And this kind of discourse resources are not private resources， but resource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clearing house for actually becoming a kind of private intere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ccepting payments” is a kind behavior that transfers public resources into private resources. In this process， it will inevitably lose the consump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public interest.Specific to the news profession is in the news just position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resolution of value. Therefore， professional ethics must be rebuilt. The dual self-discipline of media and journalists and multiple checks and balance from society should be brought i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roupment professional anomie.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马车见于安阳殷墟、西安老牛坡、滕州前掌大遗址，均属于商代晚期。属于殷墟二期的妇好墓曾出土两件铜镳，表示了当时可能已经使用马车。1996-1997年社科院考古所在河南偃师商城被城墙内侧发现了商代早期路土上留下的双轮车辙，更将中国使用双轮车的时间提早到商代早期。
中国马车的起源一直是被学界所关注并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主要的论点有西来说与中国独立起源说两种。过去主张中国马车来源于西方的主要是西方的汉学家，他们从对西方马车起源及对西方马车形态发展的认识，认为中国马车的出现是接受了来自中亚西亚或欧亚草原的影响。
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兴盛于上世纪的80年代。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及西亚、埃及、希腊的车形结构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马车在车舆、车辀乃至于系驾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应该是在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在偃师商城车辙发现之后，更有学者进一步以此为凭据并结合文献材料加以讨论，指出中国双轮马车的出现远在商代晚期以前，车在中国早已被广泛运用，并有其相对独立发明和发展演变的轨迹。90年代开始，随着对中亚、苏联、高加索地区考古材料的认识，许多学者重新将中亚马车及中国马车进行结构上的比对，并将视角扩大至整个欧亚大陆，对目前发现的马车实体材料、岩画材料进行分析，从而认为中国马车应是来源于西方。另外，也有学者从青铜造车工具的角度考虑，认为东西方的造车工具分属两个系统，而不同文化系统的青铜工具制造出的战车是否同源，令人生疑。
本文拟就前人讨论的范围，由西方马车的发展及古文献中的记载来看与中国马车发展的可能联系，从而进一步讨论中国马车起源的可能性。
二
虽然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不断进行，对于车子起源、发展的认识不断丰富，但对西方车子的最早出现地仍未达成公论。一般认为，车子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在伊拉克乌鲁克遗址IVa层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中叶的车子的象形文字。也有人认为车子起源于高加索地区，根据是该地区出土了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的牛车模型。两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比邻，从大的地理范围来说，车子的起源不出两河流域至高加索一带。其出现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500年。而中亚存在的实物马车的最早证据是属辛塔什塔-比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于1972年在契里阿滨斯克（Chelyabinsk）地区发现的，在发现的墓葬中，有五处葬有马车，但无法将形制完全考察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车轮每个皆有十根车辐，此外，在几处陪葬马坑中，也发现了一种挽具，证实这些车原是设计由马来拖曳的。
就目前对中亚车子发展的认识来看，车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化过程。相关材料已在多篇外国著作以及国内讨论马车起源的文章中论述过。这里主要谈一下中亚车轮的发展。
中亚的车子在发展为双轮车之前有一段很长的四轮车传统。目前发现最早的车轮呈圆形木板状，是由三片木板拼接而成的。这种圆板状无辐车轮在拼接法及中心贯轴处(毂)的型态也随时代而有变化，一般来说，时代越早的越接近于平面，较晚的毂部比较突出。至公元前两千纪前半，辐条式车轮逐渐增加。其形象多见于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出土的印章中。辐条车轮刚出现的时候辐条数较少，这在许多叙利亚发现的印章图像有写实的表现，多为四根条辐，较晚的有多达九根条辐者。这些图像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950-1600之间。
公元前1500年之后，实物双轮马车的发现显著增加，并且，我们可以见到双轮车取代四轮车的趋势。除了1972年在契里阿滨斯克（Chelyabinsk）地区的发现外，在苏联亚美尼亚（Armenia）的鲁查申（Lchashen）发掘的9号及11号墓中，各出土一辆保存极为完好的马车，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250±100年，校正后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形态上看，两车完全一样，车舆都是长方形的，装在2米长的车轴上，固定在轴两端的车轮直径在一米左右，轮辋由两块木料輮制而成。每轮有二十八根内接于车毂、外接在轮辋的车辐。简而言之，这些不过稍稍晚于公元前十五世纪的鲁查申马车，代表了一种已经得到充分发展了的车型。
中西亚地区车子的发展经过了一段由笨重到轻巧的过程。到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轻、快的带辐车成为车子形态的主流。据S.Piggott的研究认为，双轮带辐马车能够流行的原因是这种马车在某一社会结构中扮演一种独特的角色（成为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当时人们对动物的驯化，以及这种以弯曲木头建构、以双马曳引的双轮带辐马车成为战争中最有力的工具。而西亚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逐渐具备这些条件，最后，被周边其它文化（如中国、印度）所接受。
三
许多学者曾对中国马车及中西亚马车进行形制上的比对。最近的相关研究似乎都将中国车子的起源地指向西方。
王巍先生将两河流域公元前两千纪前半的双轮车子与商代晚期的车子相比较后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1）均为单辕、双轮、一衡、一舆。（2）舆与衡迭压相交，以革带绑缚连接。（3）衡两侧各有一人字形车轭。（4）辕与轴在车舆下垂直相交，舆位于轴的正中。（5）车轮为辐条式，辐条两端分别插于牙和车毂之中。（6）车轴两端各有一辖，用以固定车毂。（7）使用青铜衡、镳、轭、辖等车马器。（8）均主要用作战车。所以其间必有某种内在联系。王海城则在对车子各部份的结构进行仔细比对后更认为，东西方马车的輮木技术、车舆结构、御马器、系驾法乃至于造车技术，对马车的维护方法，受上层阶级控制等方面都有强烈的共性或继承关系。
由中亚及蒙古发现的岩画马车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见到中亚西亚与新疆、蒙古的密切关系，以及西方马车向东方传布的历程。
在哈萨克曾见到无辐车轮的岩画，不过年代难以确定。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嘉裕关市西北20公里处发现的黑山岩画中也发现了圆板状无辐车轮的图像。除此之外，内蒙的阴山岩画、新疆阿勒泰岩画也有相同的发现。据林梅村先生的研究，这一种使用无辐车轮的马车应是古代文献所记载?quot;椎车"，极可能属于四坝文化时期的马车。60年代初，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容在戈壁阿尔泰省查干河沿岸阿尔泰山一个狭窄的山谷中发现的一组车的古代岩画，表现的则是夏代的「钩车，岩画的内容揭示了东方古战车如何从整木轮椎车向多轮辐钩车演变的具体过程，而殷代26轮辐战车大概从这种6-8轮辐钩车发展而来。并且，这些岩画可与《司马法·天子之义》有关夏代战车的记载相印证，认为中国使用战车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夏代。而哈密五堡墓地发现的一个无辐车轮，以三块胡杨木拼合并以榫卯相接，表现出了与中亚无辐车轮相似的制造工艺。林梅村先生更认为这件车轮的年代应属焉不拉克早期，即公元前1750-1300年。如果对岩画及车轮年代的断定不误，那么这些岩画中的马车年代稍晚于中亚地区的同型马车，这种马车在这些地区的出现应该是直接接受中亚马车的影响。所以王巍先生所推测西亚的车子传入中国的两条路径是极可能存在的。
但是，这种推论的结果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目前还没有对这些岩画予以准确断年的具体方法。并且，岩画上所表现的无辐车或四辐车轮极有可能是多辐车轮的简化。我们可以在甲骨文及金文中?quot;车"字，及属于公元前2至1世纪前后的宁夏倒墩子墓地、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中发现的铜牌饰上六至七根辐条车轮的形象中,看到这种简化的形式。因此，这些岩画便不能成为十分可靠的证据。
据目前的研究，欧亚大陆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埃及的马车也是在约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由两河地区传入。车轮的型态为4-6根轮辐，这与同时期中西亚马车流行的形态基本相同，只不过埃及人对车舆、车衡等结构部份进行修改。到了公元前十五世纪，战车已经成为埃及主要的战争工具。如S.Piggott所认为的，双轮带辐马车在中西亚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逐渐达到顶峰，最后，被周边其它文化所接受。两河地区以其军事力量将战车向东、向西传入周边地区，埃及的战车即是在两河地区文化扩张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苏联、蒙古、新疆发现的车子形象也应该是其向东辐射影响的结果。由于中国与中西亚的距离比较远，车子的形态又经过多种文化传递、改变，所以接受中西亚间接影响的时间较晚，所制造的车子也与中西亚、埃及相去较远。不过中国的马车在形态上仍与中西亚的马车基本一致，所以也应属于中西亚马车辐射影响下派生出来的一种亚型。
夏含夷先生（E.ShaugHnesy）曾指出，如果从形态分析上来看，也存在着商代的车源于周的可能。或者，更可能商与周的车都是独立地从另外一种雏形派生出来的。由车马器的形态组合上看来，商与周的确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中亚西亚马车的影响是逐渐经多文化辗转传布过来，那么商与西周很可能是各自接受了一种(也可能是两种)源自于中西亚的亚型马车，再在各自特有的青铜文化基础上加以改变并交互影响而成。
殷墟三期所见的马车车舆有长方形与簸箕形两种。殷墟四期时马车的发现大量增加，但是只发现带长方形车舆的马车，说明了当时对马车形制探索的过程。宝鸡、周原一带的先周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马车，但其所出的具有强烈特色的车马器则间接地说明了先周时期已经使用马车的事实，并且，很可能是一种在文化内涵上不同于商文化的马车。
四
古文献中关于马车起源的传说较多。常见者有黄帝造车和奚仲作车两说。
黄帝号"轩辕"，蠢醋云湓斐档拇怠Z壑堋豆攀房肌罚?quot;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刘熙《释名》："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易系辞传》、《汉书·地理志》、《历代帝王年表》等。《路史·轩辕氏》将古人"见飞蓬转而为车"的想象加入黄帝的传说之中，谓："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梠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古今注·舆服》中更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更加夸大黄帝造车的传说。这些记载说明黄帝造车的传说至迟到西汉才巩固。传说中的黄帝除了造车之外，同时还筑城邑宫室、制订车服制度，成为文献中中国进入文明的始祖。
另一种影响较大的传说是奚仲造车。奚仲是夏代的车正，《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所以造车的时间应是夏代。战国晚期到汉代的文献如《世本》、《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君守篇》、《淮南子·修务篇》、《论衡·对作篇》、《后汉书·舆服志》、《说文解字》等皆有奚仲作车的记载。由记述的书籍来看，此说的成形似乎是早于黄帝造车之说。
林梅村先生曾根据奚仲之名加以考释，认为奚仲为位于宁夏的奚族族人，非中原人士。而根据《山海经·海内经》所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中的吉光之"吉"乃古代谍谱之"姞"姓。并且，据《左传·昭公十五年》引周景公的话："密须之鼓与其大路。"（密须为姞姓），认为直到商末周初甘肃东部姞姓部族仍有高度发达的造车手工业。
徐仲舒先生则依据《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的记载，以为薛即今之下邳，其地临近黄河下流大平原之丘陵地带，并认为薛地处于丘陵地带，实为独轮车产生之理想地，所以夏所使用的车应为一种中国本土所固有的独轮车。但其讨论独轮车时所依据的文献如《魏书》、《后汉书》、《晋书》等年代较晚，并且，这一地区自商代晚期开始，即发现数量众多的双轮马车，未见独轮车。所以对其说也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其实，对于黄帝与奚仲这两种传说何者为是，在历代也受到一些质疑。《玉篇·车部》即云："车，夏时奚仲造车，为车工也。一说黄帝已有车。"刘昭对《后汉书·舆服志》中"…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的记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故注曰："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其所起远矣，岂奚仲为始？"。
面对这两种说法，许多后来的学者对之加以揉和调解，以求两者兼顾。三国时的谯周即将两说融合在一起，《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认为黄帝发明最原始的车子，以马驾车则是到奚仲时才开始，并广而推行。杨倞注《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时谓："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quot;，说明奚仲所做的工作是对马车的形态进行改进。近年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献为基础，根据王国维对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证，认为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再由郭沫若《卜辞通纂》中对甲骨文「车字形态所表现出殷车构造的複杂性，指出殷代的先公先王，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大约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式。所以"奚仲作车"与"黄帝作车"的传说，原是不相冲突的两回事。
总之，据文献记载，中国至迟在夏代已有马车，不过目前的考古工作还未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与车相关的讯息。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考察，先不论黄帝是当时的一个氏族长亦或是一个时代进程的象征，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发明车子。虽然目前的考古发现没见到车子的相关信息，但是由所见资料看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对于车轮的型态应是十分熟悉的。文献中多有关?quot;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的记载。孙机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出现的纺轮、陶轮，特别是琢玉用的轮形工具，在技术发展史上，都应属于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前驱。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的陶纺轮，也与中西亚的无辐车轮型态基本一致。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说，中国新石器时明原始车子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文献中也有关于车子西来的记载。郭璞注《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国云："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遣之"，不知所据为何。对于《山海经·海内经》"…奚仲生吉光，吉光始以木为车"之说则认为是"明其父子共创作"。或许，在奚仲作车之前关中地区已见马车，只不过是见其形而不知其作。造车工艺精巧，驾车东来之人也不必为造车工匠，所以直到奚仲之辈乓云浔旧淼哪咀鞔?quot;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以代人力"，也才造成了中西马车之间部份显着的区别。但是，自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我们虽然能找到许多使用木器的传统,但这些木器均是以雕刻的方式完成，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有源于本土的揉木技术,所以此说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证明。
关键词：两汉时期；汉武帝；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张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48-06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封建社会发端，文化趋于繁荣。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社会及其文化走上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两汉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封建秩序得以巩固，文化事业日益兴盛。纵观两汉王朝，形成三次群英荟萃的格局。第一次是刘邦时代。陆机《汉高祖功臣颂》统计，当时“定天下安社稷者”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韩信等31人。第三次是刘秀时代。《后汉书》卷22记载，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在南宫云台阁供奉其画像，包括邓禹等28将的画像在内，计32幅。第二次是汉武帝刘彻时代。《汉书・公孙弘传》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兄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纪。”比较而言，这次人才云屯雨集，最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与因素，他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故事。我们首先锁定武帝本人，然后选择其中几位典型人物，再旁及相关的人物和事迹，并以此为突破口，勾勒两汉时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轮廓，从中归纳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反秦之敝。尤其是惠帝、吕后以来，采取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为政崇简易、尚宽柔。文景之治末期，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海内晏然，府库充实。汉武帝即位，所谓“存抚天下，安集中国”，指他欲在文治武功方面均有建树的时机已经成熟，西汉王朝将翻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瑰丽篇章。这样的客观形势，需要汉武帝及时调整文化政策。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不满17岁的武帝试图推行自己偏爱的儒术，由于好黄老之言的祖母窦太后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这至少说明他少年时代就有志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少年立志，至关重要。窦太后驾崩的第二年，即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来，武帝屡次招贤良文学之士，也就是开展全国规模的选贤活动。主考官为其本人，每次的测试题目，也由他通过诏书形式开列。在这种系列活动中，最早脱颖而出的是董仲舒。数年之后，大器晚成的公孙弘，答卷成绩名列第―，相当于后世的状元。不难看出，武帝开展的这项活动，是后世科举制度的真正源头。仅从这一点看，其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
董仲舒自幼研习《春秋》，景帝时已是博士。他广招弟子，精于讲诵，三年不窥园圃。他的代表作《贤良对策》，其实就是三次回答武帝测试题目的答卷，也等于三次向武帝提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建议。第一次建议：强勉于事，不懈行善，刑罚得中，正心以正朝廷，以教化为大务，当更化（革新）而更化，修饰五常之道。第二次建议：因时制宜，移风易俗，兴办太学，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第三次建议：上承天意而下务化民，正法度而别上下，防微杜渐，遵循古道，不违天理，官不与民争业，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最后综述自己的核心观点：“《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青年武帝全盘采纳他的观点，并且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武帝为何确立这样的文化政策？董仲舒补出其原由：儒家经典《春秋》等表现的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最适应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最适合其缔造大一统局面的需要。正因如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远远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也就悄然退出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此后，这一文化政策一直风靡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自然是由于儒术有利于维护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秩序。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中国未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及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到了近代，饱受外国列强侵凌、蹂躏之苦。千秋功罪，谁与评说？是中国应该及早抛弃儒术，提前结束封建社会？还是董仲舒不该充当始作俑者，武帝不该推行儒术？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任何事物和现象，都要看到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或现实环境，分析它们发生、发展以及衰落的全过程。同样，对于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都应当将它们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视角考察之。完全可以说，儒术独尊，是有其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原由的，包括上述董仲舒补出的原由。儒术独尊，不仅仅是董仲舒投合武帝需要、武帝敢为天下先，君臣密切合作的结果，也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还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结果。如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文化政策的先进性，给我们开拓了利用儒家学说的极为广阔空间。我们面对儒家学说，自然用不着顾虑重重，小心翼翼，应该比任何一个时代利用得高妙、恰当、合理、从容。
返回原来的话题，武帝确立了文化政策以来，主要有哪些活动？第二年，便以马邑为诱饵，拉开“兴师出兵，北代匈奴”的序幕。随后的若干年，“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正是这一系列的战争，造就卫青、霍去病等杰出的军事将领。其间，必然实现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因此，涌现出张骞、苏武等优秀的外交官员。这些武将文臣，或为解除边患、国威远扬，或为民族融合、内外贸易往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武帝发动的一些不义战争，给周边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还有，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正月开始，武帝依次巡幸缑氏、东巡海上、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行程一万八千里。同年十月，武帝巡边，择兵振旅。从云阳出发，出长城，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这就从侧面透露：西汉王朝的强盛已经达于极限，其文化传承与创新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已经相当牢固。无可讳言，武帝无休无止的巡幸、封禅、求仙活动，耗尽国家的财力、物力，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事业，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武帝的功过是非，成为历代人们关注的焦点。
武帝的一些活动主要表明：他雄才大略，好大喜功，贪多务得，敢作敢为。
透过汉武帝、董仲舒的相关事迹，我们感悟到：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以人才荟萃为基础的。上到国家，下至单位、部门，都要造成人才荟萃的局面。全国规模的选贤活动，可以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奠定人才基础。国家的文化政策，是营造社会环境的重要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传承与创新发生联系。每一文化现象都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结果。国君的个性，严重地影响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进程。推此而论，领导者的意志、决策机关的指令，对文化传承与创新起着导向作用。
武帝统治时期，最应该提到的人物是司马迁。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他同样表现出雄才大略，好大喜功，贪多务得，敢作敢为的本质特点。由此说来，武帝与司马迁分别是当时政治与文化领域的两颗最耀眼的巨星，在历史的长空的一瞬间相互辉映。
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处处闪烁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光泽。我们从他的家学渊源说起。
司马迁自己介绍：父亲司马谈曾跟唐都学习天文星象，这方面的学问与战国阴阳家相关联。杨何又向父亲传授《易经》，灌输融合阴阳家吉凶祸福理念的儒家思想。又在黄生那里研习黄老之术，将天道纳入研究的视野。毫无疑问，父亲是司马迁的第一个启蒙教师，他受到家学的熏陶，从小已经朦胧认知阴阳家、儒家、道家等学派的理论，为后来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奠定基础。此外，《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收录父亲的《论六家之旨要》。该文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都有褒有贬，唯独全盘肯定道家，认为其学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迁接受家学影响，留恋曾流行一时并兼容各家观点的黄老道家学说。然而，他并不是一味地留恋过去，而是更着眼于现实与未来。一旦被时代所洗礼、改造的儒家思想处于独尊地位，他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是欣然地接受之，具备从事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的应有素质。
司马迁自言：出生于龙门附近，即今陕西韩城市北。乾隆年间的《韩城县志》描述：龙门，由当年治水的大禹开凿而成，黄河南北纵贯，东西“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日龙门。”每年总有群鱼聚集其下，跳上龙门者，化而为龙，跳不上者，碰壁而退。我们总是喜欢把人杰与地灵联系在一起。龙门的壮丽风光，象征着司马迁比黄河风涛还要澎湃的情感，拓展着他比万里云天还要开阔的胸襟。龙门鱼要跃的神话，好像注定由他来实现，他真的谱写出无愧于时代的雄奇瑰伟乐章，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巨匠。
幼年司马迁，除了接受家学熏陶，还“耕牧河山之阳”，形成吃苦耐劳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是其人品形成的根基，也必然化作其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终将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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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武帝少年立志，敢为天下先相比，司马迁并不示弱。他很早告别邻里乡党之人，跟随时任太史令的父亲来到京都长安，仰观天子宫阙之壮。同时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投于董仲舒门下，解读《春秋》。他曾兴奋地回忆：“年十岁，则诵古文。”孔安国、董仲舒都是经学大师，仍套用苏辙的话来说，司马迁“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十年辛苦，饱读诗书，为后来从事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铺垫深厚知识底蕴。
弱冠之年，司马迁独辟蹊径，决然走出书斋，“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他曾回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研习学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行饮酒射箭之礼）邹、峄（邹县峄山）；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的这次漫游兼考察、询访、研习活动，熟悉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搜集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其《史记》创作进入酝酿阶段。照此说来，这是继孔子周游列国之后，首开考察与写作相结合的风气，也开创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的范例，更为如何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树立了样板。
漫游结束，司马迁步入仕途，当了郎中。十余年间，曾扈从武帝西登崆峒山，又出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时隔不久，中道追随汉武帝进行那次行程一万八千里的大巡游。至此，司马迁的足迹遍及祖国的东南、西北、中原、西南、东北、朔方。他已经尽得江山之助，为自己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蓄足气势。
就在中道追随汉武帝大巡游的前一刻，当36岁的司马迁从大西南归来复命之时，父亲病危，他只好改道洛阳探望。父亲临死主要对他说：自古以来司马氏家族，天文、历史学家辈出，将来你一定当太史，绍复祖业，像论诗书、作《春秋》的孔子看齐。司马迁自从接受父亲临终嘱托的那一刻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突破口随之最后确立。与其说天随人愿，不如说父亲的遗愿化作激励自己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动力。三年之后，他真的当了太史令。这在客观上，使他拥有方便条件：可以缀集大量史料，阅览国家典藏之书。既然主客观条件齐备，在正式拉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序幕之前，司马迁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42岁的司马迁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称得上继孔子修订的《春秋》之后的一项最伟大工程，开始破土动工。四十而不惑，四十日强，司马迁进入人生最聪明、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加之他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而圆满，出色完成这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伟大工程，已在情理之中。
“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的司马迁，无暇思索“变故在斯须”的现实。这时，李陵之案悄然而至。那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一经武帝询问，司马迁则直言不讳：李陵虽身陷匈奴，“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武帝认为他有意诋毁出师无功的皇亲国戚李广利，而为李陵游说。武帝一怒之下，加上无财自赎，交游莫救，他被处以宫刑。这使司马迁看清世态的炎凉和最高统治者喜怒无常的本质。然而，个人的恩怨早已置之度外，他唯一的念头是：完成《史记》的创作。此后，他的人生体验更深刻，其创作进入最为成熟的阶段，并更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分量。据说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任中书令，三年后，基本上完成《史记》的创作任务。《史记》的创作前后约十年，其间，司马迁恪尽职守，包括随时扈从皇帝出行等，创作主要是业余时间进行。这需要顽强的敬业精神，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尤其李陵之案发生后，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他需要拿出坚不可摧的意志，忍辱含垢地活下去，完成《史记》的写作。约在武帝死去的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59岁的司马迁走完人生旅程。
从司马迁身上我们发现：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良好的家学影响、吃苦耐劳的风格；需要少年立志，读万卷书，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需要行万里路，掌握第一手材料，得江山之助；需要确立既定目标，抛弃个人恩怨，需要敬业乐群的精神，笑傲人生、忍辱负重的态度。
据说春秋时期各国均有史书，通称《春秋》。其中晋国别名《乘》、楚国别名《祷杌》。司马迁十分推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春秋》，指出，虽仅1万8千字，其指归却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其实，《春秋》一书甚多疏略，仅类似后世许多新闻标题的汇编。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当然，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自有填补空白之功，自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随后，左丘明的《左传》试图解释《春秋》，等于在它的一些新闻标题下面补出正文。记事下限延至鲁哀公27年（公元前468年），比《春秋》增多13年。又有《国语》，记载周朝及诸侯各国之事，从周穆王说到鲁悼公。据说《世本》一书，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的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世或世系。还有《战国策》，记事上限大体与《左传》、《国语》的下限相衔接，下迄于秦统一六国。陆贾《楚汉春秋》专门记载秦末到汉初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司马迁对上述史书提供的史料，或采掇补缀，或删繁就简，在此基础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著成《史记》130篇，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记事起于黄帝时代，终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述任何一部书，都没有也不可能像《史记》这样，用纪传体形式勾勒中国社会三千年发展历史的轮廓。尤其上述任何一部史书的作者，未能像司马迁那样，奋扫如椽之笔，写尽胸中块垒。正因如此，其书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到文化传承与创新，没有上述史书，就没有《史记》。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史记》规模之阔大、立意之超绝，驾上述史书而上之。
司马迁《报任安书》透露《史记》的创作意图：“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请看：其一，探讨道家所重天道，儒家所重人道，同时推究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将道家与儒家的视野纳入《史记》的创作之中。这就说明《史记》的文化传承因素。其二，揭晓从古到今的历史变化规律。这与《春秋》等书的创作意图基本一致。其中透露的仍然是《史记》的文化传承因素。其三，郑樵《通志序》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这又是说，司马迁的确“成一家之言”，《史记》包含着极大的创新因素。总之，司马迁与《史记》，象征着一座难以逾越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高峰。
司马迁《史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价值远不止此，甚至是无法全部说清的。
刘向、扬雄是最早评论司马迁与《史记》的专家，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历史著作的第一要素是叙述事理，而且叙述高妙；其科学性在于直接记录历史，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历史学家的第一要素是，对于笔下的人物能“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语言风格既接近纵横家又非华而不实，既质朴又不俚俗。司马迁与《史记》分别占尽这些第一要素，分别摘取良史与实录的桂冠。其人其书像特殊符号一样，所标志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司马迁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学习的样板，其创作端正了我国“正史”创作的方向。
班固对司马迁与《史记》颇多微词，其《汉书・司马迁传》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今天看来，这恰恰从反面道出《史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处。我们知道，司马迁曾用高山景行之语，表达对孔子的仰慕之情。然而，他不与圣人同是非，正好说明其具备文化创新思维，这种思维必然反映到《史记》里。给黄老以一席之地，更体现出他的文化创新主张：处于独尊地位的儒术，需要包容百家之说。他为游侠立传，概括游侠足可称道之处，揭示侠义精神的核心内容，阐述社会需要游侠、时代造就游侠精神之理，尤其重新确立道义标准，突出游侠应有的社会地位与重大的历史作用，其立场不是站在统治阶级而是劳苦大众一边，从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都是骇世惊俗的。至于《货殖列传》包含的趋利患贫是人之本性的提法，家畜、工虞、商贾各业并举的经济思想，对于商品流通等领域，政府部门只能因势利导，不得横加干预，人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价值规律等观点，是具有超前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的。
受班固的影响，还流行一些非难《史记》的言论，如郝经《内游》所录：“其于书法也，则记繁而志寡。项籍，一夫也，而述本纪与尧舜并；陈涉，役徒也，作世家与孔子同。其失岂浅浅哉！”又从反面道出《史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充分肯定陈胜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进步性，热情赞扬项羽继陈胜之后，率其主力部队暴秦的辉煌功绩。这些，正是其民主性的精华所在。
郝经《内游》说明前人评定《史记》意境，曾用了十个字：奇、深、雄雅健绝、超丽疏越。辛弃疾《沁园春》词，别开生面地以山水之景等，仿拟《史记》的意境，将前人十字评语予以形象化。他觉得“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的山水之景是：“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在辛弃疾眼里，叠嶂、惊湍、跳珠、小桥、缺月、小庐、十万松的龙蛇影、风雨，才能编织出《史记》的意境。在我们看来，这些山水之景等，正可比拟《史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高妙之处。
如前所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后世正史创作奠定框架，从《汉书》到《清史稿》的创作，都奉《史记》为圭臬。我们仅从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略说《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
李白的《长干行》是唐诗的名篇，讲述一位爱情和离别的故事，不单为后世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成语：青梅竹马。也在开头两句就把中国古老的民间体育游戏――骑竹马告诉给了后世的读者。那么，李白诗中的竹马为何物？古代的骑竹马又有没有流传到今天？
李白时代的竹马现在只能从诗词书画中去寻找痕迹。敦煌晚唐第九窟东壁门南供养人行列中，一贵妇人的右下侧画一骑竹马童子，他把竹竿放在胯下，左手扶竹马，右手执一带竹叶的竹梢，作为马鞭，童子抬头，催马奔跑，这个就是当时的竹马了，和后世对比，可谓有些简陋。
骑竹马这种游戏又从何时开始？至少在汉代已经有，《后汉书・郭炒》有记载：“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名骑竹马，于道次迎拜。”这段记述是讲郭炒巳舜奇故事中的一个插曲。
汉光武帝时，郭澄并州牧，到任便开始巡视，途中到达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以北），有几百儿童骑着竹马，在道旁依次拜迎。郭澄剩骸澳忝俏何远道而来？”儿童回答：“听说使君到来，我们很高兴，所以前来欢迎。”郭潮硎靖行弧9事办完以后，孩子们欢送出城，并问：“使君何时回来？”郭乘盗巳兆印5到时比预计的日子早了一天，郭巢幌胧信孩子们，决定在野外亭中留宿一晚。郭痴庵植皇民心的美德，不仅受到儿童的爱戴，也成为后人世代传颂的典范。
如这个传说是真，汉代儿童骑竹马能参加欢迎贵宾的行列，那证明骑竹马在汉代已经相当普及，更证明竹马远在汉代以前已经产生。不过现在只能推测，并没有证据来证明。
汉之后，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述“小儿五岁日鸠车之戏，七岁日竹马之戏”。同时期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方正》中也记述“帝日，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这里的“竹马”，也可证明当时确有骑竹马这项活动。
到了唐代，骑竹马活动更为盛行，诗人们写下了大量有关骑竹马的诗歌，除了最著名的《长干行》，还包括了杜甫《清明》中的“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白居易在《喜入新年自咏・时年七十一》的“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而敦煌不仅有骑竹马壁画，也有骑竹马的文字记载。《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记载：“婴孙渐长作童儿，两颊桃花色整辉，五五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狷儿。”
到了宋代，当时的诗词作家也写下了一些骑竹马的佳作。苏轼在《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中写道：“竹马弄时宁信老，土牛明日莫辞春。”宋代白地黑色骑竹马陶枕上画一小孩右手高摇马鞭，左手拉住马缰绳，胯下拖着很长的带竹叶的长尾巴，马头形象逼真。这和唐代李贺在《唐儿歌》诗中描写的“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光踏半臂”可在此互为印证了。
清代焦秉贞《百子团圆图》、吴友如《比美鹤林》，都有描绘儿童骑竹马的图画。清著名画家金廷标《戏婴图》描绘一群儿童玩骑竹马打仗的游戏场面，画面上是两位主将骑竹马对垒，一个儿童持矛进攻，另一个儿童挥槌应战。此时竹马已有鼻、眼、耳和鬃，与真马相似，但没有马身。骑“竹马”的两个儿童，腰上系绳子拴住马头，后边身后再接一根长竹竿，象征马身。竹马尾端安装双轮，以便进退。比赛时，双方队员轮番上阵，气氛格外热闹。
现在竹R游戏在民间已经难觅影踪，但在民间社火、节庆庙会、传统戏曲等场合，总可以看见各种模拟骑马的表演，这些和竹马游戏又有什么关系了？说起来，还真有一种传承在里边。
竹马从唐到宋，最大的发展是逐渐复杂化。不单单用一根竹竿，而是要用竹子或纸等扎个马头形状，这样骑起来就有一定难度，但却更加美观和形象化了。
宋元时期，骑竹马从孩童游戏升级，并广泛融进戏曲的表演之中，出现有“踏竹马上”、“骑竹马上”的场面。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里，就已有《舞队》安排男女骑竹马的表演内容。随着戏剧的不断发展、演变，骑竹马对戏剧的又一贡献，就是让戏曲演出中出现了“马鞭”这一道具，以示骑马。至明清时期，还形成了一个独立剧种――竹马戏。
竹马戏的形成，《淳安县志》记载，朱元璋屯兵淳安鸠坑源的谷雨岭，曾遗下一匹战马，这匹战马因思念主人，日夜嘶叫于山岗，乡民不知原因，惧怕是“神马作祟”，为祈祷地方平安，各村皆糊纸竹马，让孩子们骑上，走村串户，边跳边讨“常例钱”，购买成香纸，连同纸竹马一起焚化，藉以超度战马亡魂，后来这种形式演变成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只是却失去了儿童骑竹马游戏的本意。
马作为六畜之首，不仅与人类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而且在历史的演进变革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中国绘画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鞍马同样以其奔放英俊的外形为文人士大夫所好，涌现出了诸多彪炳史册的画马名家。马的形象出现在绘画中由来已久。魏晋时期顾恺之根据曹植文学作品所作《洛神赋图》，是较早有记载的带有马的形象的传世作品，画中马的形象已经具备中国鞍马画成熟的样式。此时鞍马绝大多数是根据画面需要，或者作为点缀、衬托人物而出现的，并未独立成科。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之“叙画之兴废”篇讲：“六法解在下篇但取一技可采，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花鸟，各有所长。①”可见，鞍马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科出现在唐朝。
鞍马画在唐朝独立成科且迅速走向成熟，出现了一批专攻画马的名家，成为鞍马画史上的一个巅峰，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明僧宗衍《题韩幹画马图》：“唐朝画马谁第一，韩幹妙出曹将军。”韩幹是唐朝鞍马题材绘画中相当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不但专攻画马，而且流传作品最多，影响最大。《宣和画谱》记载他“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在朝为官，皇室御厩所饲养的良马众多，所谓“玄宗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历代名画记》），为其提供了近距离细致观察的写生对象。宋董卣在《广川画跋》中云：“世传韩幹凡作马必考时日、面方位，然后定形骨、毛色。”韩幹重视写生，以真马为师。曾诏入供奉唐玄宗，令师陈闳画马，帝怪其不同，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今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杜甫在《丹青引曹将军霸》中言：“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韩幹艺术成就的取得与其在创作过程中严谨细致的态度是无法分开的，其遗世作品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客观真实地唐朝盛期鞍马形象。传世作品有《照夜白图》《牧马图》等。
唐朝人物画丰满圆润，以“丰腴”为美，唐朝盛期的鞍马形象同样为此。韩幹笔下的马，已经不再是驰骋沙场的战马形象，而是以肥壮为主。其作品《牧马图》中一深一浅共两匹御马，马的装备富贵华丽，其中色深者完全呈现出来，其用线、设色比较简练：以圆润的弧形线条为主，胸部、肚子与臀部长而圆的弧线貌似可以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大的椭圆，与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记载的“斡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刚好相符；设色大体遵循了“随类赋彩”的原则：以明暗渐变微妙精细的分染，十分巧妙地突出了鞍马的体积。圆润的用线加之于突出的体积感，将马的分量表达得淋漓尽致，肥硕丰壮的形象跃然纸上。
李公麟是北宋最负盛名的文人画家之一，时为宋画第一人，善画人物，尤工画马，《五马图》是李公麟鞍马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传世作品。李公麟的绘画创作尤为重视观察写生，他的人物画可以区分出人物的身份、地位，甚至于地域、种族都可以一一看出究竟。李公麟最初学画是从画马开始，在朝为官却仕途不畅，经常在宫廷的马厩里观看御马，“终日不去，几与俱化”。苏轼曾称赞他：“龙眠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可见，其鞍马画同样重视客观物体的真实，同样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真实客观的北宋中期的鞍马形象。
李公麟作为北宋画马第一人，在绘画的表现方式上另辟新径：沿袭并发展了唐朝大画家吴道子的表现方式“白描”，并将其确立为一种新的画种。白描画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施加色彩，在这样朴素简练的变现方式中更加突出客体的外在形象特征，忽视了客体的外在丰富的色彩，却以少胜多、忘形得意，更加注重客体内在的精神状态，同时，体现着画家注重淡泊、儒雅的文人气质。遗世作品《五马图》即是采用了白描画法，画中忽略了色彩，更加突出了线条的表现力，线条的徐疾、轻重、浓淡、长短，不仅生动准确地体现了马匹的动态、神态，而且将不同材质的质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蓬松的皮毛、坚挺富有弹性的肌肤。苏东坡给予李公麟鞍马画的评价相当之高，在《马图赞并引》中写道：“龙眠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此诗在侧面也表明李公麟笔下的鞍马不再全是丰壮肥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韩、李笔下马的形象变化。这种变化受绘画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画家主观审美意识的不同是绘画风格形成的直接因素，而主观审美意识的形成自然也有先天因素的影响，所以此种转变不能排除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是，一种绘画风格的转变又是必然的，外在因素的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时代的更替、社会思想的变化，对于绘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韩幹是中唐时期的画家，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令人向往的时代之一，远离了战争的侵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富庶，思想开放，社会安定有序。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一剂良药，颇受统治者的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仕人实现人生抱负的准则。积极入世的社会思想之下仕人充满着壮志豪情，纷纷投身于建功立业的行列。中唐时期，唐朝纵然出现下坡，但是经过短暂的修整之后依然强大，强健豪迈、积极向上的时代风尚依然未变。安定的社会生活，常年远离战争，鞍马不同于奔驰在战场上英勇雄壮、健壮有力的形象，更多则成为统治阶级游玩的工具。张萱同为唐朝鞍马画的出色代表，其作品《虢国夫人游春图》就是描绘统治阶级贵族乘马外出游玩的情景。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开宗明义：“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此时的文艺创作是“为君、为民、为事、为物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绘画都已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韩幹受唐玄宗诏入，曾官至左武卫大将军，作为供奉统治阶级的画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其艺术创作亦不断为统治阶级所掌控。韩幹笔下丰硕肥壮的鞍马形象，体现着唐朝所崇尚饱满的美，一方面在映射着盛唐气象的同时，在安史之乱的中晚唐也有着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意味。另一方面，在表现方式上，韩幹以工整细致有力的弧形线条，略加渲染，将马的形体结构表现的准确生动。同时又将马的肥硕甚至慵懒体现得淋漓尽致，韩幹笔下严谨准确、形象生动的鞍马画，无疑是绘画“唐尚工”最好的诠释。
纵观两宋民族矛盾始终存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矛盾，统治者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积极政策，开始苟且于一隅安宁之地。时代的战乱，直接使李公麟“不惟画肉兼画骨”健壮的鞍马形象替代了韩幹“惟画肉不画骨”丰硕肥壮的鞍马形象，此时的骏马有着奔驰沙场的矫健。当亦儒亦画的有识之士看到统治者一味的苟且偷安，久而久之就对于仕途失去信心。此外，北宋时期儒学再度繁盛，与汉唐之儒学大有不同，“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之上，向着哲学思辨与探讨宇宙生成的方向发展。重内省悟性，以解万物人生。在理学中体现的典型而充分。”②这是吸收了佛教、禅宗之后的新儒学即理学，在北宋中期逐渐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新儒学不同于唐朝注重仕功、治国、平天下的外向型进取的思维方式，而是把建功立业的外在追求内化为内在性情的涵养。内圣外王，强调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对于自身内在素质的修养，完善精神需求。就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讲：“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仕途的不畅加之于儒学思想的转向，使其绘画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绘画作品《五马图》是现存较为可信的李公麟的真迹。李公麟不再仅仅满足于外在形象的真实刻画，理学“静坐”、“节欲”的思想使其忽略了客体张扬的色彩，拓展并形成了新的表现方式——“白描”，对后世影响深远，被赵孟頫称其为“白描之祖”。理学“格物致知”的影响下，其笔下的鞍马不在停留于外在形象的描绘，开始追求内在的真实，作品《五马图》中线条如行云流水，虽然忽略了客体的固有色彩，仅以线条描绘对象，却有着相当强的表现力，皮毛、斑纹、人物的地域特征仍然体现得淋漓尽致。
鞍马作为中国文人画家所热衷表现的一种对象，在中国绘画史中形象不断发生着转变。随着时代的更迭、社会思想的转变，首先受其熏陶的无疑是文人士大夫，而画家多为文人，由此，其对于绘画的影响自然是必然的、潜在的。
注释：
①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精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年版，14 页.
②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年版，348 页.
关键词：大型新闻； 主题报道； 出彩
如今，电视新闻主题策划报道越来越受到新闻媒体的重视，其在报道中的作用和效果也是有目共睹，尤其在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新闻主题策划富有深度和广度的布置和安排，使新闻采访更加效率高、质量高，电视新闻信息丰富、新颖，进而在节目播出后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使人们对新闻事件有一个全面、多角度、多层次的了解。电视新闻主题策划报道在观众中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
2011年是5•12汶川大地震三年灾后恢复重建取得成果的一年。为了充分展现四川教育的重建成果和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四川教育电视台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组织策划了大型新闻行动—《从悲壮走向豪迈》纪念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特别报道。特别报道《从悲壮走向豪迈》以“校园巨变 师生信心 感恩奋进 传承大爱”为主旨，在四川教育电视台《教育新闻》中设置特别版块，连续一个月播出纪念5•12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的系列报道，展示三年重建中，四川教育“从悲壮走向豪迈”的伟大历程，展示四川地震灾区的“新校园”、“新家园”、“新生活”、“新面貌”以及“新梦想”。特别报道开辟了《探访新校园》、《我的这三年》、《数字看重建》等子版块。四川教育电视台的记者兵分多路重回灾区，现场感受灾区学校脱胎换骨的新面貌，亲身体验灾区师生的新生活，感悟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与升华，见证灾区人民从悲壮走向豪迈的伟大奇迹。
笔者曾到四川灾区采访报道过，对灾区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感同身受。看了《从悲壮走向豪迈》的系列报道后有些想法，特地和四川教育电视台同行进行了交流，详细了解到了《从悲壮走向豪迈》的策划采访摄制全过程，从而对大型新闻行动的前期策划与组织实施，对大型主题新闻报道如何出彩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感悟。
1 主题的故事化表达
凡是反映新面貌、新变化、新活力等成就型报道，一般容易拘泥于数字使报道变得空洞。对此，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要有时效性、最新鲜的新闻由头。这就需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切口要小，主题要大”，并且按照新闻规律去付诸实践，才能接地气，实现“三贴近”。在《从悲壮走向豪迈》纪念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特别报道中，第一期《探访新家园》他们报道了青川震后最大的重建项目—智慧岛教育园区的情况，片名为《凝聚智慧，荒芜河滩变身美丽岛》。记者在交代了智慧岛教育园区的硬件变化后，又探访了一位教师的家，讲述了青川一中苏瑛老师的故事。从她的家园的变化反映三年来学校家园的变化。片子其中一段是这么做的。配音：这个凝聚了四川与浙江共同智慧的教育园区，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占地352.5亩，建设面积13万平方米，总投资5.9亿元，是青川教育重建的一颗璀璨明珠。苏瑛是青川一中的英语老师，来到智慧岛工作之前在沙洲镇初中，去年暑假，她被调入新建成的青川一中，担任高一的英语教师。采访：青川一中教师苏瑛：看到这么漂亮的房子，心里当然非常高兴，确实感谢政府，感谢八方好心人对我们的援助。记者现场出镜：离青川一中不远就是教师的安置小区，苏老师就住在我身后这栋楼的4楼，我们一起到他新家里去看一看吧。配音：苏老师的新家比以前的家大了许多，能住上这样漂亮的安居房，是苏瑛震前想都不敢想的。“重生”的是“家”，更是“希望”。苏瑛和其他很多老师一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三年来，四川地震灾区在社会各界倾力帮助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必须是具体的、可感的、微观的、生动的、有细节的。记者借助讲述故事的形式，从苏瑛老师个体的变化折射出校园的变化，家园的变化，从而折射出灾区人民生活的状态。
2 做好典型人物
典型报道，特别是典型的人物报道，历来是宣传报道工作的一个重要形式，深入采访，真正走入主人公的心灵，去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去挖掘别人挖掘不到的故事和情节。这样，才能从源头增强报道的可看性。在这次特别报道中，四川的同行经常都会涉及回访512汶川大地震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比如感恩娃娃徐广（我们湖州电视台也报道过）。对于已经接受过无数次媒体采访的感恩娃娃徐广，差不多跟踪了他三年，在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有感觉—有感受—有感动”三个阶段，最后记者综合了三年的素材，播出了《感恩娃娃和他的伙伴们》，最终获得了中国教育电视协会的一等奖。电视记者要在采访中树立一个观念，人的活动是报道的主题，人是电视新闻中最活跃、最生动、最有力的表现因素。重大题材的报道需要人物与情感，寻找感动和细节，要使主题报道情感化，除了要带着感情走近采访对象，通过捕捉典型表情、典型细节，使重大题材报道更丰满更生动。
3 选好切入口
马克思说过“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光辉。”以小见大的做法是新闻写作的常用写法，大的主题力求“小切口切入”，好角度要做到“滴水见太阳”。选好角度思想才能有载体，用观众的眼光要求自己，用讲故事的方式激活报道。好角度要体现人情味，到现场并感动自己。立意要高，着眼可低，以求逻辑的力量，又有生活的真实。在这些特别报道中，青川县马鹿小学是四川同行们特别选定的一个学校（青川县马鹿小学是湖州市援建的一所学校，获得四川省建筑质量最高奖“天府杯”金奖），三年来他们用镜头一直记录了该校脱胎换骨的变化过程，不管是学校硬件、师资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都一一记录。但如何在三周年之际找到一个好的切入口，不重复以前的主题，而又能反映学校师生良好的面貌？恰好记者来到马鹿小学遇到了学校正在举办震后首届运动会，灵机一动，从震后首次参加运动会的一个同学的故事说起。解说：对于震后首次大型的运动会，同学们可是都做足了准备。六二班的黄钰尧就一口气报了跳远、短跑、打保龄球三个项目。采访：青川县马鹿小学学生黄钰尧：以前学校里没有这么大的操场新的学校搞这种运动会，非常高兴，我们这次要为班集体争光，为马鹿小学争光，我也想为我们班得到第一名。
解说：在黄钰尧的记忆里，过去那个刮风扬尘、下雨成泥的“风雨操场”，已经被新校园200米环形塑胶跑道所取代，漂亮的新校园里，处处洋溢着孩子们花朵般灿烂的笑 脸。青山脚下，青竹江边，新马鹿小学已经成为马鹿乡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由浙江省湖州市援建新马鹿小学于2009年8月31日正式启用。学校的教学楼、宿舍楼、综合楼和食堂分别以怀志、怀远、怀仁、怀德、怀湖、怀辛命名，处处凝聚着援建者的浓情厚望。学校也是“地震灾区首个青少年感恩奋进教育基地”。在学校的感恩陈列室里，记录了三年来学校变化的点点滴滴。作为马鹿小学的大队辅导员，既是教师又是感恩基地的解说员双重身份的王红霞对此感受尤为深刻。采访：青川县马鹿小学教师王红霞：新的美好的一切，正在开始作为我这样一个岗位，也给学生讲述了陈列室的一些故事，学生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感受，也知道了感恩，我也把这种感恩传递给大家。配音：如今，感恩，已经成为马鹿乡中心小学教育的灵魂。自学校建成启用以来，马鹿小学的老师们陆续被派往浙江、成都、等地参加各种层次的培训学习，想方设法提升软实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用实际行动报答全国人民的厚爱。一部成功的主题报道要求电视记者既要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骨架”贯穿其中。在采访和确定主题的过程中，电视记者要有“蒙太奇”思维，一方面要广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研究材料，挖掘事实，另一方面，在主题思想逐渐明确的同时，头脑中对画面的构思也要开始。怎样开头，过渡，结尾。经过了反复的蒙太奇思维，电视节目的结构，画面的构想也就会逐步清晰，为下一步拍摄做好准备。在这个小片子里，记者将三年来校园变化、师生面貌、知恩感恩情怀等要素都一一串联起来。最后，使《马鹿小学：我们继续感恩前行》这个片子一气呵成，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4 记者出镜与记者现场参与
“现场感是新闻客观现场在记者和观众心里引起的主观感受”。在大型新闻主题报道中，更要求记者是新闻事实的目击者，见证人，甚至是一种“参与者”。在《从悲壮走向豪迈》纪念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特别报道中，四川教育电视台的同行在“探访”这个环节中均亲身参与整个过程，体现“在现场”的感觉。记者边观察边报道，真真切切地把观众带入现场，观众更能强烈地感受到身临其境的参与感，从而增强报道的可信性、可视性。例如在《凝聚智慧，荒芜河滩变身美丽岛》中，记者就三次出镜，带领观众去探访新家园。记者现场出镜：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智慧岛，我身后就是青川一中。很难想象，一年多以前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荒芜的河滩，现在，这里已经是一千多名师生共有的家园……记者现场出镜：离青川一中不远就是教师的安置小区，苏老师就住在我身后这栋楼的4楼，我们一起到他新家里去看一看吧……记者现场出镜：“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三年前这个口号鼓舞着青川人民战胜困难，抗震救灾，也正是这条标语，见证了青川的重生经历。现在不论是走在乡村还是城镇，青川处处美丽，处处洋溢着生机和希望。现场出镜大大增加了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现场感”。 有人说，记者的眼睛是“最锐利的武器”。对于电视记者来说，要在现场做出镜采访报道，敏锐的观察力对电视记者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在报道现场，电视出镜记者既是观察者、更是复述者、分析者。因此，要做好现场出镜，不但要求记者要有深厚的新闻采写功底、敏锐的观察力，还要有熟练的编辑技巧、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样，记者到达现场后，通过了解，便可以迅速把各种信息串联起来，在镜头前与观众作面对面的交流。
关键词：《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方言；马克・吐温
一、引言
马克・吐温是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把美国的民间幽默与严肃文学统一起来，使小人物甚至粗俗之人变成了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是他让方言土语甚至俚语行话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这在深受宗主国英国“高雅”和“优美”文风影响的美国文坛如一缕新风，开辟了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新时代。文学评论家门肯（Menken）称之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开山祖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也曾坦言：“全部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与马克・吐温写的一本名叫《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书。[1]”
马克・吐温在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运用具有美国民族特色的语言，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使用方言土语诠释本土生活的先河。马克・吐温自识“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多种美国方言，如密苏里州黑人方言、西南部偏远地区方言、‘派克’郡方言以及四种方言变体[2]”（小说卷首语）。这七种不同方言在同一小说中的使用以最丰富、有趣而忠实的笔触描摹了小说地域色彩和生活细节，生动刻画了人物形象，极富艺术感染力。但由于其复杂性也给中国读者带来了一定的阅读障碍。导致一部分读者转而解读英文原著中的情节、角色、主题和结构，不可不谓之为一大为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方言的不可译性，目前我国市面上流行的汉译本中，马克・吐温对方言土语的匠心独运已荡然无存[3]。
研究该小说语言的学者有责任从文学而非单纯语言学的角度解析原著中马克・吐温对方言土语运用的艺术。这个研究角度，如他在卷首语中所述“讨论语言特别是方言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应有的地位”，对研究现实主义小说，尤其是《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这部作品尤为重要，是小说的生命与灵魂所在。马克・吐温在小说中对方言的细致运用一方面通过语言刻画了角色的态度、歧视和偏见等心理活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写作特点：需要准确而客观地描写角色的语言特点，通过口语特色塑造角色形象和其性格特征。
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方言特色分析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中西部密西西比中下游地区，由小说的主人公白人流浪儿哈克贝里・费恩自述他帮助黑奴吉姆逃亡的冒险故事。哈克贝里是个未成年的野孩子，虽是土生土长的白人却很少受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他的语言体现出密西西比河流域缺乏教养的孩子的语言特色，拥有独特的方音，口语化的短句中语法错误不断，时有自创。吉姆作为逃亡的黑奴，其语言体现出南方黑人英语的特点。黑人英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或“种族方言”，犹如“某种社会指示剂”，表明其使用者是受到歧视、地位低下、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们[4]。《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黑人英语随处可见，其中还包含大量不符合高雅语言规范的用法。这些语言习惯和语言特色杂糅了地理方言、社会方言、文化水平和年龄特征，漏洞百出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特点和地域特征，让人读来饶有兴味。笔者试图破解这些马克・吐温笔下特色语言的规则，帮助读者理解原文中晦涩的方言土语。
（一）构词特征
1. 形容词
英语是有屈折变化的语言，可在实词的基础上添加屈折词素表示其语法上的形态变化。英语形容词便是在词根的基础上添加形容词后缀而构成。例如在名词基础上添加形容词后缀-y构成新的形容词___hand（手）， handy（手边的）。聪明活泼的哈克在此基础上用形容词后缀-y造出了rose-leafy和smothery。
2. 动词
英语中的动词有五种基本形式，其中包括动词不定式（eat），第三人称单数形式（eats），过去式（ate）， 现在分词（eating） 和过去分词（eaten）. 任何具有该五种曲折变化的词类都能充当动词的功能。如在下面的句子当中我们可以将名词spade（铁锹）用作动词：We are spading our garden。小哈克在如下句子中便别出心裁地使用了“新创动词”：
（1） So Jim and me set to majestying him.
（2） But it warn’t no time to be sentimentering.
（3） We scrouched down and laid still.
（二）构词和语音特征
与构词法相对应，英语作为拼音文字，词的书写形式直接表示所指对象，马克・吐温笔下人物的不规范发音描写得丝毫不差而不会产生读者的理解偏差。在英语中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往往弱化为中性元音（schwa），而辅音可能有所损失。从语言历史发展来说，这样的“进化”时有发生。如现在的ashore 和aboard 就是分别从短语 on shore 和on board 演化而来。有鉴于此马克・ 吐温制造出了afire， a-purpose， a-horseback， anear， affront， anight等生词。
（三）语法特征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大量不规范英语的应用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幽默感和讽刺意味，具有极强的艺术效果，同时也为研究地域方言和黑人英语这些社会方言变体提供了生动的语料。
1. 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英语中规则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态相同，不规则动词则不同。如eat 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分别为 I ate. I have eaten. 而在马克・吐温笔下的角色中常常使用不规范的动词形式。如在不规则动词后加上规则变化的词尾-ed； 该使用过去分词的时候用成了过去式等。如：
（1） There was an inch of new snow on the ground， and I seen （saw） somebody’s tracks.
（2） He watched out for me one day in the spring and catched （caught） me.
（3） When breakfast was ready we lolled on the grass and eat （ate） it smoking hot.
（4） The sun was up so high when I waked （woke） that I judge it was after eight o’clock.
（5） I left Miss Watson， Huck， I run （ran） off.
2. 多重否定
标准英语在写作中并不允许多重否定，但在美国的非正式口语体中多重否定却并不鲜见，在黑人英语中尤为普遍。这一点在《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有忠实的反应。
（1） I didn’t have no luck.
（2） I wouldn’t want to be nowhere else but here.
（3） I hadn’t no accidents and didn’t see nobody.
（4） I ain’t hungry no more.
（5） You ain’t a-going to threaten nodoby no more.
3. 代名词性质的同位语
在某些英语口语变体中，名词主语后会紧跟一个代词以对主语再命名。这个代词在标准英语写作中被视为完全没有必要，应该予以删除。马克・吐温在小说中保留了这一特征，是作品的口语化风格跃然纸上。
（1） The Widow Douglas she took me for her son.
（2） Pap he hadn’t been seen for more than a year.
（3） The door it slammed to.
（4） The widow she cried over me.
（5） Jim he grumbled a little.
（四）社会语言学分析
1. 语言风格
Sewell[5]认为“小说角色的语言不仅能反应角色的社会属性和地位，还是角色拥有的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综合反应。”小说中撒切尔法官的语言便中规中矩，是文明社会的代言人。小说第25章中罗宾逊医生的语言风格与撒切尔法官类似。但在第29章中当罗宾逊医生被小镇上的居民接纳后，他的语言风格便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
（1）I was your father’s friend， and I’m your friend； and I warn you as a friend， and an honest one that wants to protect you and keep you out of harm and trouble， to turn your backs on that scoundrel an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im， the ignorant tramp， with his idiotic Greek and Hebrew， as he called it. （第25章）
（2）I don’t wish to be too hard on these two women， but I think they’re frauds， and they may complices that we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If they have， won’t the complices get away with that bag of gold Peter Wilks left？ It ain’t unlikely. If these men ain’t frauds， they won’t object to sending for that money and letting us keep it will they prove they’re all right-ain’t that so？ （第29章）
小说中玛丽・简・威尔克斯的语言风格在哈克告诉她关于所谓“公爵”和“国王”实为骗子的真相后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言为心声，马克・吐温通过描写角色语言风格的转变刻画了其道德立场和心理的转变。
2.美国黑人英语
对美国黑人英语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然而美国黑人英语（Black Vernacular English）的持续演进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1884年面世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黑奴吉姆的语言以其自成一格的语音及句法风格成为研究美国黑人英语（Black Vernacular English）的极佳样本。通过研究吉姆的语言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美国黑人英语的内在机制。黑人英语是一种不规范的社会方言，其语法、发音和词汇方面的不规范性在文学作品当中通过不规范的拼写来体现。吉姆语言中一系列不标准的拼法表现出他与其他美国地区方言变体不同的发音特点，描绘出一个南方没有文化的善良黑奴形象。（1） 常常省略词尾的辅音，如： mawnin’ （morning）， whah （where）， heah （here）， mo’ （more） 。（2） th组合在发浊辅音[T]时常用[d]代替，如：they 发作dey； 发清辅音[P]时常用[f]代替，如：mouth发作mouf。（3） 常常省略非重读初始音节，如： ’fraid， ’sturb， ’mongst。（4） 一般过去式使用完成体来表达，如：She done broke down。总之运用笔者总结的马克・吐温式方言构词和语法特征有助于读者理解吉姆语言中生僻用词含义。黑人英语虽然与标准英语差之甚远，但其内在机制仍有规律可循。
三、结论
以方言语言艺术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审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有助于读者从原生态审美的角度理解小说的写作风格和语言技法，欣赏语言在各种社会、地理、民族、文化和年龄等因素影响下的变体，更深层次地理解语言大师马克・吐温的文字魅力。这些贴近现实的方言土语貌似晦涩粗俗实则蕴涵着自然丰富的社会、道德和文化深意，值得广大读者细细玩味。
参考文献
[1] 钱青. 美国文学名著精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2] 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3] 刘永杰 王艳玲. 言为心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口语化风格浅析[J].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4）： 30-47.
[4]王艳红. 浅谈黑人英语的汉译-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三译本比较的视角[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19）： 53-56.
[5]Sewell， D. We ain’t all trying to talk alike： varieties of language in Huckleberry Finn. In R. Sattelmeyer & J. D. Crowley （Eds.）， One hundred years of Huckleberry Finn： The boy， his book and American Culture （pp.201-215）.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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