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调控范文

房价调控篇1

种种迹象表明，没有考虑到居民实际支付能力的房价控制目标，重置的可能性极大。

首先提出调整目标的是住建部。在3月底，住建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确定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时，要在本地区内听取社会的意见，使各地调控目标的制定科学合理，并取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对已经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城市，也要以适当的方式听取社会的意见，并根据听取意见的情况，酌情调整已的调控目标。

记者注意到，就在住建部发出通知的第三天，住建部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据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上报汇总，截至3月31日，全国657（包括287个设区城市、370个县级市）个城市中，已有608个城市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占92.5%。考虑到各地上报各自调控目标与住建部发出通知的时间差关系，可以初步肯定，几乎所有城市在接到通知之前，就已经上报了房价控制目标。

此后，又有相关人士在不同场合提出了酌情调整房价控制目标的要求。住建部副部长齐骥4月17在无锡表示，房价合不合理，最有权利评价的是当地居民。对于已公布房地产调控目标、尚未听取社会意见的地方，需要抓紧听取群众意见，完善调控目标。

在住建部发文要求酌情调整已的调控目标后，已经有城市率先作出回应，重庆表示调整后的房价调控将与收入比挂钩。当然，也有城市表示会“我行我素”，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就表示，既然房价控制目标已经出来，就是对社会的承诺，以后将按照这个既定的控制目标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年内将不会再次调整目标。

不过，绝大多数城市选择了沉默。

“涨价目标”是调整主因

各地公布的房价控制目标因为没有考虑到居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有变成“涨价目标”嫌疑，这被视为官方要求调整的主要原因。

各地网民对已公布的房价调控目标并不满意。在4月初，“焦点房产网”曾就此做了一次网上调查，结果显示，有70%左右的人群认为因为没有明确的房价基础，因此公布的目标很难实现。就北京和上海两大标杆城市而言，分别有72%和80%的接受调查网民对公布的目标给出“不满意”评价。

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教授表示，房价涨幅与GDP增幅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提法在当前已经很不合理、很不妥当。由于我国城市商品房价格经过10年来尤其2007年和2009年的持续猛涨，房价和城市居民收入相比，已经高得离谱，因此今年再提房价涨幅低于或者不高于GDP以及人均可支配增长而不提居民支付能力，不提房价收入比，实际上就成为地方政府在当前楼市调控形势下的一种托市行为，反映了地方政府不顾民情、民意、民心，希望继续推高房价，扩大泡沫。因此，已出台的控制目标应于修正。

尹伯成尖锐地指出，房价控制目标正在演变为一场“闹剧”。房价由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政府只要通过政策调控管住市场，用限购、差别化信贷、房产税等政策手段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引导和支持合理的消费需求，出台房价控制目标就是多此一举。他说：“本来国务院出台房价控制目标是要稳定房价，结果控制房价目标变成了涨价目标，成了一场没有意料到的‘闹剧’，进一步强化了今年房价要上涨的预期，使已经出台的楼市调控政策效果化为乌有，不仅损害了地方政府形象，也降低了中央政府的公信力。”

尹伯成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一季度达到17643万平方米，增长14.9%。3月当月销量冲到9500万平方米，但值得注意的是，重点的一、二线城市3月销售量平均跌幅约20%，3月销量超预期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三、四线城市的销售增长，这意味着控制目标变为“涨价目标”之后对三、四线城市楼市起到了极大的提振作用。

各地具体如何调整

哪些城市的房价控制目标需要做出调整？

重置房价控制目标如何兼顾居民实际支付能力？在房价高企的情况下，专家认为“降价”更为合适。尹伯成表示，重置房价调控目标，需要从“降”字入手。在他看来，应该明确降幅目标，比如提出“2011年普通商品住房价格降幅不低于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目标。他解释说：“这一提法的核心是一个‘降’字，这可以体现地方政府挤泡沫、降低房价收入比的决心。”当然，这仅仅针对普通商品房，不包括保障性住房和高档的非普通商品房。

即使不提“降价”，也可以采用“不涨”的做法。尹伯成建议，可考虑采用普通商品住房价格涨幅不超过CPI涨幅的提法。这一提法的核心是“不涨”，即实际房价或者说与货币购买力相比的房价不会上涨。

重庆提出，对商品房房价的调控要把握两个指标：一是主城区双职工家庭平均6～7年收入能买套普通商品房，二是新建住房价格增速低于主城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这种做法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表示，会有更多的城市考虑采用这种做法。

房价调控篇2

随之而来的是相关部委及其负责人对于楼市调控的密集表态。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要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税收政策，加强交易环节和持有环节相关税收征管，稳步推进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下半年要稳定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切实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特别是中小套型住房供应，防止房价反弹。

事实上，房地产调控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各地也相继出台了“限购令”等调控措施，但是时至今日，仍难看到房价回归理性的水平，这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没搞清炒房资金的来源

很多人提起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就非常恼火，认为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房价才会这么高，才搞得大家买不起房！我们制造业现在的平均毛利润只有5%，如果再去掉一些其他费用，我们的制造业基本是不挣钱的。相比较来说，炒房子是一件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事情，很多以前做实业的人，现在基本都跑去炒房了。他们的观点基本相同，都认为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做实业又累又挣不到钱，炒房又简单，利润又高，因此也不能全怪他们。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过去推出的一些措施也给了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有可乘之机，比如2008年的时候，为了刺激房地产，央行在一年之内四次下调利率，幅度达到1.71%。同时二套房贷也有购房贷款利率7折的优惠。不少投资投机者正是利用了这一政策优惠，实现了自己炒房的目的。

原因之二：信贷调控没有触及到房地产

在房价飚升、民众抱怨的情况下，我们政府密集出台了很多调控政策，但是，透过对这些调控政策的分析，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们的一些信贷调控还是没有触及到房地产。原因很简单：第一，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金是很大的一笔收入。第二，在现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我们的金融机构最怕的就是房价下跌，因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房价下跌是最大的系统风险，金融机构自然不会自取灭亡。

而从税收的角度分析，在目前的制度和市场状况下，还很难调节进入楼市的资金。要衡量税负是不是重了，我们不能只看税率，因为这只是表面上的，根本没办法反映真实的状况。我们应该看的是这个税最终能否转嫁出去。打个比方，从表面上看，中石油和中石化每年都要缴纳资源税。可是，就算对这两个寡头征收200%的税也没用，因为无论政府征多少税，它们都能够透过价格把它消化掉，也就是说，它们能把所有的税负都加到价格上去，最终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它们能保证自己的利润率不会因为资源税而下降。同样，对于炒房者来说，也完全可以把税费转嫁出去，而且还不担什么风险，至于炒房的利润究竟有多高，大家心里已经相当明白了。

原因之三：只注意短期房价下跌的表面现象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控之后，2012年3月，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月份整体房价仍呈上升态势，但是70个大中城市中有45个城市新房价环比下降，涨幅缩小的城市也明显增多。然而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房价继续上涨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一表面现象也给予了我们三方面的警醒。

第一，2月份和1月份相比房价好像不涨了，可能还有点微跌，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看起来非常好。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字。我以北京为例，表面上交易量是大幅下跌，而且二手房的交易量比去年下跌了38%。对于房价，如果把通州地区也平均进去的话，肯定也是下跌的了，但是三环之内没有怎么跌，所以在表面上平均价格好像跌下来了。

第二，中小型开发商被大量淘汰，而一些大型开发商却是越来越壮大，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比如，去年一整年下来之后万科整个销售量上升了41%，利润上涨了32%，就连第七名的碧桂园销售量跟利润也上升了35%。之所以大型开发商越调控利润越高，是因为他们撑控了大量的资源，因此市场震荡的结果，等于是新一轮的洗牌，让那些大鱼把小鱼都给吃了。去年在地产行业的有规模以上收购兼并高达124宗，其金额超过1500亿元，也就是说在调控后市场的影响下，大鱼变得更大了，小鱼慢慢地被吃掉了。

第三，就是土地出让金。2010年是2.7万亿元，2011年高达3.15万亿元，创历史的新高。对此，你发现地方政府也挺高兴，因为土地出让金也上升了。因此调控的最终结果，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房价里面，12项税跟56项费，另外还有土地成本，加在一起占到了房价的70%左右。房价如果要降到合理的价位，我不晓得用什么方法跟途径降下来。其中70%是税费和土地成本，这是刚性的，目前看不到下降的趋势。还有10%最起码的构建成本，这个也降不了。另外，开发商有20%的利润，有很多的支出都含在这里面，所以这至少还有10%的利润来保障它的支出。也就是说，房价再怎么降也不能突破90%的这个刚性关口。

原因之四：保障房没给老百姓一个预期

在房地产的调控中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保障房，现在全国都在搞保障房“”，地方政府似乎觉得当务之急就是盖房，然而其中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采访，央视采访了一位天津居民，这个被采访的人通过摇号得到了房子。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吗？他说感觉很幸运，这其中就有问题了。

房价调控篇3

住房供求均衡，保证房价稳定

目前，德国普通住房的价格在每平方米2050欧元左右。据统计，从1977年至今的30多年里，德国平均房价仅上涨了60%，而平均每年涨幅不过是2%，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德国房价实际上是在缩水或者几乎没有上扬。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房价稳定的前提是住房供应充足，提高住房自有率。可是，德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据统计，目前德国家庭住房自有率仅为42%，另有58%的家庭是租房居住。年轻人中，77%的人都属于“租房族”。

那么，德国房价为何长期保持稳定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德国住房供求均衡。

德国目前大约有3800万户家庭，住房总数约4000万套，完全满足每个家庭一套住房。现有的人均居住面积达41平方米。同时，根据德国政府的土地规划，近年来德国每年新增住房在25万套～30万套，这完全能够满足居民的新增购房需求。而德国人口出生率在西方国家中最低，德国人口已连续多年负增长，按照现在的人口负增长速度，预计未来40年里，德国人口将减少到7000万人或是更低。

当然，住房供求均衡甚至供大于求，并不等于房价必定下跌而不会上扬。如中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房地产开发商竞拍土地之后，囤积而不开发，人为制造土地供应短缺，推高房价。

德国的房价完全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政府并不直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涉(甚至不直接向市场提供住房)，但是通过出台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以确保房地产有序发展，既实现了“居者有其屋”，又让炒房者无机可乘。

明确房地产业的定位

与中国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不同的是，德国坚决否定房地产“支柱产业”说，将其作为社会福利机制的重要一环(汽车、电子、机械制造和化工是德国的四大工业支柱产业)。德国《宪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民主的和社会福利的联邦制国家”。基于此，保障居民住房是联邦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之一，是德国政府制定所有房地产政策的核心出发点。据《德国房地产》2011年第7期的分析文章介绍，房地产政策始终是德国政党竞选的主要辩论议题，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任何人提出的政策如果不是保障民众的住房福利而是抬高房价，丧失的可能就不仅仅是选票，而可能会是整个政党以及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所以，虽然德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掌握了一些公有土地和住房，但都不敢通过抬高当地地价、房价，来增加当地政府的房租收入或税收收入。

通过税收手段打击炒房者

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加大房地产投机炒作的成本，压缩炒房者“低买高卖”的利润空间。在德国，自有自用的住宅不需要缴纳不动产税，只需要缴纳宅基地土地税。但用于出售的房地产首先要缴纳评估价值1%～1.5%的不动产税，房屋买卖还要缴纳3.5%的交易税。如果通过买卖获得盈利，还要缴纳15%的差价盈利税。从2009年1月1日起，对投资者的房租收入征收25%的所得税。重重的税收限制大大压缩了炒房者进行“低买高卖”的利润空间，同时也抑制了德国人投资买房的需求。

住房金融制度为稳定房价提供制度保障

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和住房的严重破坏，“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国既是经济困难国家，又是住房十分困难的国家。由于战后各方面百废待兴，政府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住房，因而推行了德国特有的住房金融模式和房贷固定利率机制。

德国实行独特的“先存后贷”合同储蓄模式。这约占房贷总额一半左右，另外30%的住房贷款来自商业贷款，其余则来自家庭储蓄。德国所有房贷都实行固定利率制，储蓄房贷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且固定不变，抵押贷款固定利率期限平均为11年半。这种长期的房贷利率周期，几乎可以抗衡任何金融市场的波动，对房贷市场起着稳定作用。

国家对建房储蓄体系给予大力支持，对参加住房储蓄者给予奖励，对建房、购房者在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上采取优惠政策，同时企业给予雇员储蓄津贴。有效的奖励刺激，使个人拥有住房的比例逐年上升。统一前，东德地区私人住房只占5%，目前已上升到27%以上，德国私人拥有的住房已达到40%以上。

对购建住房者给予补助

如购买自住新房，购买者在8年内可得政府每年5000欧元的补助;若有孩子，每人每年可得到1500欧元的补助（即5000欧元×8年+ 1500欧元/孩子×8年）。如购买自用旧房，也可在8年内得到政府每年2500欧元的补助;若有孩子，也是每人每年再可得到3500欧元的补助。如购买建造合作社住房，购买者在8年时间内，每年可得到政府2400欧元的补助;若有孩子，每人每年可得到750欧元的补助。政府出台的这些补助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住房者的压力。

视赚取房价、房租暴利为犯罪并予以严惩

德国法律规定，对于房价、房租超高乃至暴利者，地产商和房东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地产商制订的房价超过“合理房价”的20%即为“超高房价”，根据德国《经济犯罪法》就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购房者可以向法院，如果房价不立即降到合理范围内，出售者将面临最高5万欧元的罚款。如果地产商制订的房价超过50%则为“房价暴利”，这已经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出售者将受到更高罚款，甚至最高被判处三年徒刑。

与房屋出售价格一样，德国政府对房租也进行了严格限定。所有超过5万人口的城市，由市政府主管的市政建设部门或同时与该地区房东和房客协会、房屋租赁和买卖介绍所等机构，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房租情况的统计资料来确定该地区的“租房价格表”，并公开发表。该表每两年更新一次，房租的具体价格应当在“合理房租”的上下波动。但这样的提高房租是有限度的。如果房东所定的房租超出“合理房租”的20%，则就作为“房租超高”论。根据《经济犯罪法》，这种情况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房客可以向法庭，不仅房租立即降到“合理房租”以内，而且房东将受到最高10万欧元的罚款。如果房东所定的房租超出“合理房租”的50%，则就作为“房租暴利”论，根据《刑法》，这已构成了犯罪行为，房东将受到更高罚款，甚至判处三年的徒刑。

房价调控篇4

关键词：标准住房面积；建筑面积容积率；成套住房容积率

中图分类号：F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27-06

如何调控房价，让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房，成为近十年来全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此，理论界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国务院也曾十年9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房地产市场调控。其间，陆续出台了诸如提高二套房的首付比例、提高购房贷款利率、规定购房者资格、试点征收房产税等若干措施，但房价仍然是一路狂飚。新华网2013年3月2日发文称：“楼市十年九调 房价屡调屡高”，其意味深长。[1] 2013年初 “新国五条” [2] 刚出台就不被看好，甚至房地产业界大佬任志强先生说它“只是在坚持和重申过去的错误”[3]。2013年全国的房价上涨完全超出了社会的预期，证明当初人们的这种担忧是正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又有了新的期待。为什么会出现调控措施越多房价会越高这样的情况？用“隔靴搔痒”来形容恐不为过。笔者认为：调控房价，无非是两点：一是降低住房的面积单价；二是降低住房的总价。就这两个方面问题的难易程度来说，本文主张，首先应当针对住房面积越建越大的现状，制定“标准住房面积”，使住房的总价降下来，这要比降低住房的面积单价容易很多。

一、实施“标准住房面积”制度化，强力遏止

住房面积越来越大的严重趋向

应当为标准住房面积建章立制。“标准住房面积”的提出，是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中的住房面积越来越大的现状而言的。房地产市场化以来，成套住房面积的不断增大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现在，小套住房面积的起点已经达到90平米左右，数百平米的住房也是比比皆是。本文认为，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从人们的基本居住要求来说，我们需要对成套住房面积究竟以多大为宜制定一个标准，这就是所谓的“标准住房面积”问题。对住房面积的大小设置一个标准，让房地产市场围绕这样一个标准再结合社会的实际需要进行住房建设，也让人们在购房时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余地。

应当以“户+人口+住房面积”三者相结合对标准住房面积进行建章立制。一户拥有一套住房，或者一户可以拥有两套住房，这是以往讨论征收房产税时曾经出现过的“户+住房面积”二者相结合的一种理论观点。这对于遏止住房方面的投资、投机行为，在没有采取其它办法以前，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但是，起码有两点是不够公平的：其一，若一户为一人可以拥有一套或两套住房，而一户为二人或三人等等也只能如此，这是不公平的；其二，高收入者的一套住房可能是数百平米，而低收入者的一套住房可能是几十平米，这也是不公平的。为防止可以预见的这些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在“户+住房面积”的基础上还应加上人口因素，以户、人口与住房面积相结合来建章立制，人口少的户只能拥有较少面积的住房，人口多的户则可拥有较多面积的住房，这样会显得要更公平。

应当根据我国每户家庭成员构成一般是“一”、“二”、“三”的实际对标准住房面积的类型进行建章立制。我国目前一户家庭人口的结构，基本上形成“一”、“二”、“三”三个档次的格局，极少数为“四或五”的格局。所谓“一”，即指一户由一人单独居住、生活的状况；所谓“二”，就是一户由两人（夫妻二人的所谓“丁克家庭”，母亲与孩子或父亲与孩子的所谓“单亲家庭”，等等）在一起居住的状况；所谓“三”，就是指一户由三人（一般是父母带着一个子女，这里只考虑独生子女）在一起居住的状况；所谓“四或五”，就是指一户由三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孩）在一起居住的状况。三代同住的状况由于是极少数，所以，可以暂时不议。因而，可以根据一户或一人或两人或三人的情况，制定一个标准住房面积（按人们熟悉的说法，可以叫做：小套，中套，大套）户型的指标体系。

应当根据居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可按“633”原则对标准住房面积的大小进行建章立制。“6”即标准住房面积以均值60平米为基点，“3”即档次差为30平米，“3”即幅度差为30平米。具体构想如下：第一档次，为一户一人提供的标准住房面积均值为60平米左右（45-75平米，一室或一室半一厅）；第二档次，为一户二人提供的标准住房面积均值为90平米左右（75-105平米，二室一或二厅）；第三档次，为一户三人提供的标准住房面积均值为120平米左右（105-135平米，三室或二室半、一或二厅）。它与人口的增加与住房面积的增加成比例（例如：1人40平，2人80平，3人120平）的观点是不同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为不同档次内部的幅度差设定为不同的数值。

应当根据标准住房面积为“住房总套数容积率”建章立制。规范住房面积的大小，需要设置“住房总套数容积率”指标。房地产建设的实践已经有了“容积率”的规范：所谓“容积率”，是指一个项目用地范围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它是房地产项目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全部建筑面积（或者说总建筑面积，包括计算面积的附属建筑物）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总的用地面积）之比，计算公式为：总建筑面积÷总用地面积×100%，例如：总用地面积10000平米，总建筑面积18000平米，则建筑容积率就是1.8；一般来说，高层住宅容积率不应该超过5，多层住宅不应该超过3，但是有些项目因为成本原因做不到；当建筑物层高超过8米，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4]从中很容易地看出，“容积率”的实际内容是指“住房总面积容积率”。本文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当提出“住房总套数容积率”的概念，它可以由总住房套数与总用地面积之比率而形成，它也可以由总住房套数与总建筑面积之比率而形成。“住房总面积容积率”与“住房总套数容积率”显然反映着两个不一样的对象：总面积一定，总套数则可变。这里，若以总住房套数与总用地面积之比率说明“住房总套数容积率”，那么就会形成完全不同于住房总面积容积率的如下的一套指标体系：假定在住房总面积容积率为1.8即在例如10000平米的总用地面积上所建成的18000平米建筑物全是住房，那么，既可以建100套（每套180平米），也可以建120套（每套150平米），还可以建150套（每套120平米），更可以建180套（每套100平米），甚至可以建200套（每套90平米）、300套（每套60平米），如此等等。这就在住房总套数与总用地面积之间形成了一个比率：100/10000=0.01；120/10000=0.012；150/10000=0.015；180/10000=0.018；200/10000=0.02；300/10000=0.03。这个比率，就是本文所主张的“住房总套数容积率”之一种。这种住房总套数容积率与住房总面积容积率形成如下关联：同一建筑面积容积率土地上的建筑物可以因成套住房面积大小的不同而形成多种不同的住房总套数容积率（如前所述）；如果成套住房的面积一定，那么，建筑面积容积率就与成套住房容积率成正比例变动（因为建筑面积的容积率，可能是1.8，可能是2.0，甚至可能是3.0，多层一般不超过3，高层一般不超过5）；如果成套住房的总套数一定，那么，建筑面积容积率就会与成套住房的面积成正比例变动（可以推算）。若以总住房套数与总建筑面积之比率而形成“住房总套数容积率”，也会形成一套相应的指标体系，这里不再作具体地推算。设置“建筑总面积容积率”标准，使开发企业在一定量的土地上建造足够多面积的建筑物；设置“住房总套数容积率”标准，使开发企业在一定量的土地上建造足够多数量的成套住房。

应当对标准住房面积建章立制，这是受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的启发而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12年11月名为《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2/2013：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住房保障》[5]的报告，其中建议对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房超过40平米的部分，应按评估价格征收税率较高的房产税。且这一税制不仅覆盖新上市的商品房，且向现有存量房覆盖。这种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本文的主张与该研究成果相比，在人口与住房面积相结合这点上是一致的；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本文对具体面积的平均数规定修正为1人的起点高一点（40平的住房不象“成套住房”）、多人则减半的累进计算方法。

二、实施“标准住房面积”常态化，

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标准住房面积的常态化。改革以后房地产市场化初期的商品房，一室半一厅的面积约40平米，两室一厅的面积约60平米，三室一厅的面积约80平米。这种格局基本上与改革以前的情形相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收入增长了，家用电器增多了，以往这样的小面积住宅已经不能再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客观需要。于是在此后的一二十年来，住宅面积的不断增大成为了建设者们不约而同的共识。现在，80、90平米的住房只被算作是“小户型”，150平米左右的住房也只被称为“中户型”；数百平米的特大户型层出不穷；别墅类的豪宅也不计其数。这种大面积住房的建设，不仅在一线城市比比皆是，即使在二、三线城市也屡见不鲜。这种住房面积弃小求大，与我国人多、地少、房源紧缺的基本国情是不相符的；在这种方式下发展的房地产经济也是不可能持续的。所以，使标准住房面积常态化变得非常必要。

标准住房面积的常态化，可以使房地产经济回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它将会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标准住房面积的常态化，可以起到缓解紧张的住房供求矛盾的作用。标准住房面积的实施，可以使同样的建筑面积提供更多的房源。与住房面积的越来越大相对应的，是成套住房的越来越少，这就显而易见地加剧了商品住房供不应求的矛盾。同样大小例如200平米的建筑面积，本来可建两套住房，现在却只建成了一套住房，因而，本来可以供两户居住的建筑面积，现在却只能供一户居住，这就使住房供求的矛盾加剧了一倍。反之，对住房面积进行标准化规范以后，同样大小的建筑面积，本来欲建一套住房而将它改建成两套住房，因而，本来只可供一户居住的建筑面积现在可供两户居住，这就使住房供求的矛盾减缓了一倍。住房面积的不断增大，是导致住房资源供不应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大面积住房的建造，使得一部分人住得既宽敞又舒适，但是，与之相伴随的是另一部分人难以寻觅居所。虽然，住房面积的增大有其客观的原因，例如由于家用电器的增多需要更大的空间，但是，住房面积的增大也应当有一个“度”。人们总也看到，似乎不管何时，总有许多人为了能够买到合适的居所而不停地奔波于新建楼盘与二手房交易市场之间。于是，久而久之，住房资源的供不应求，就成了房地产市场中见多不怪的一道风景。实际上，如果对住房面积进行适当的规范，更多地建造一些能够满足居住的适度面积住房，对于缓解住房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成效的。

其二，标准住房面积的常态化，可以起到缓解紧张的土地供求矛盾的作用。标准住房面积的实施，可以因同样的建筑面积会提供更多的房源而节省更多的住宅建设用地。住房面积的大小与其所占土地的多少形成正比例关系，即：住房面积大，其所占用的土地就多；住房面积小，其所占用的土地就少。住房面积的大小与所需住房的住户数则形成反比例关系，即：住房面积大，所能解决的需要住房的住户就少；住房面积小，所能解决的需要住房的住户就多。因而，同样大小的建筑面积，如果本来能建两套住房而实际上只建一套住房，其所占的土地面积只为一户使用，如果建了两套房，则其所占的土地面积就为两户使用。假定由一套住房变成面积相等的两套住房，而一套住房住户的土地使用量为1x平米，那么改为两套住房以后每一住户的土地使用量只为0.5x平米，后者相比于前者就节省了一倍的土地。可见，同样大小的建筑面积，本来可以建两套住房的，就将它建成两套住房，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占用大量的耕地，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亦需要有足够的农业用地。不断地占用耕地与保证必要的农业用地之间的矛盾必将会越来越突出。多年来，我国为节约土地已经采取了许多对策措施。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适当规范住房面积的大小，作为节约土地的一项重要措施，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成效的。

其三，标准住房面积的常态化，可以起到缓解广大中低收入者购房资金压力的作用。标准住房面积的常态化，可以直接地降低住房的总价。对于消费者来说，住房面积的不断增大，客观的因素之一是由于人们收入的增加使他们具备了购买大面积住房的经济实力，主观的因素之一是有一部分人出于某种虚荣而视住房面积的大小成为财富多少的一种象征。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可以说是相对悲壮的现象：许多人为了买到合适的住房而省吃俭用，买房以后则身背巨债而成为房奴；许多人则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所提供的都是大面积的住房，而他们没有选择地不得不购买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力的大面积住房。对于这样一类的中低收入人群，负债购买大面积的住房，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房地产市场提供60平米和90平米两种套型的住房供购房人选择，那么，60平米的住房会非常地抢手。因为，对于买房人来说，购买60平米的住房，比购买90平米的住房，如果单价不变，那么，其总价就会减少三分之一。住房买卖的实践中，小面积的住房特别抢手，就是明证。总之，通过规范住房的面积，更多地建造既经济又适用的较小面积的住房，对于直接降低住房的总价，降低广大中低收入人群购房时的经济压力，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成效的。

最后，标准住房面积的常态化，对于建设者（开发商）和管理者（政府及有关部门），也起到增加经济效益的作用。对住宅面积的大小做出必要的规范，多建适当小面积的住房以降低总房价，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不仅购房人由于总价的大幅度降低而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即使建设者和管理者也会从中增加经济效益。首先，房地产开发商会从中受益。对于开发商来说，多建造适当小一些面积的住房，其总建筑面积是不会减少的，只是多增加一些建材、人工而已。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虽然，在多建造适当小面积的住房时，开发商需要在建材、人工等方面增加一定的经济投入，但是，他们也不仅会以一定的方式将这方面的成本收回去，还会象其它的成本投入要获取一定利润一样按比例地从中获取相应的利润。对此，就象房地产市场通行的做法那样，他们可以从一房一价、小套房价比大套房价略高的差价中得到补偿。因而，多建适当小面积的住房，开发商也是会从中受益的。其次，政府同样会从其中受益。这方面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开发商在小套住房的建设中受益了，若税收及其它缴费的比例不变，政府的收益总量也就会水涨船高地增加了。而且就政府来说，对住房面积做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开发商多建一些适当小面积的住房，因为这是替中低收入者切切实实做了一件大好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更加爱戴，就此而言，管理者们也会在政治上获得一定的收益。

三、加强“标准住房面积”法制化，

建立公平缴纳房产税的基点

对标准住房面积的制度化，可以与征收房产税的法制化相关联，可以成为房产税法制化路径的选择之一：超出标准住房面积的面积越多，则所缴纳的房产税也就越多。它针对具有产权的存量房而言会更有成效。

以标准住房面积为基点，可以考虑参照收入调节税收的累进模式，征收房产税。在标准住房面积范围内的住房面积，理所当然地是免征房产税的。在对标准住房面积做出规范的基础上，对超过标准住房面积的部分，可以就以超出的面积为单位开征房产税。可以根据超出面积的多少，分不同档次、按不同比例，设计、制定相应的房产税征收标准体系。对于超出标准住房面积范围的住房面积，超出一个档次而不超过两个档次的（例如1人的标准住房面积是60平米左右，但他实际居住的住房是90平米左右，所以他就超出了应享有免税权的一个档次；按人口的多少以此类推。下同）可征收x元/平米的房产税，超出两个档次而不超过三个档次的可以对超出的第一档次面积征收x元/平米、对超出的第二档次面积征收2x元/平米的房产税，超出三个档次而不超过四个档次的可以分别征收x元/平米、2x元/平米、3x元/平米等等的房产税。我们可以在标准住房面积基础之上设置有限档次或无限档次。所谓有限档次，即有最高限度的档次，如可设置到第5档或者第10档，并设置相应档次的缴费标准，超过最高档次的按最高档次算；所谓无限档次，即按档次差一直无限地设置下去，并设置相应档次的缴费标准。一户以人口与标准住房面积为基点，其住房总面积超出了相应的范围，就分别按不同档次的标准缴纳房产税。在这方面，就如同收入按多少分不同档次纳税的方式一样。

以标准住房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比以住房交易价格为基点征收房产税，要更科学。我国的房产税法制化试点工作已在数个省、市展开多年。从实施的情况看，其内容是以房价的一定价位为基点，超过这个基点之上就收取房产税。前述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也主张通过“估价”征收房产税。这样的做法作为试验还可以继续。但是，它已经出现了问题：即征收房产税的价格基点存在着可以不断调高的趋势――作为试点之一的重庆市已经采取了以更高的房价作为新起征点的措施[6]。由此说明，以房价为基点征收房产税，对消费者即购房人形成的是一种软约束。它也说明，以住房的价格为基点，住房价格具有时间性和变动性的特征。与以住房的价格为基点相比，以住房的面积为基点，由于住房面积具有客观性与稳定性，即一定人口所能拥有的住房面积基本是固定的――例如现在1人的起点是60平米，过若干年以后1人的起点还会是60平米，所以，在以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时，必将对消费者即购房人形成硬约束。因而，与以房价为基点征收房产税相比，以标准住房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会显得更具科学性。

以标准住房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比以住房交易价格为基点征收房产税，也要更公平。以标准住房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对于遏制在住房上进行投资、投机现象的发生，将会是一种积极的手段，将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以房价为基点征收房产税，纳税的起点是不公平的，它掩盖了住房问题上的贫富区别，使得富人拥有更大面积住房、更多套住房成为理所应当，使得富人在住房方面的投资、投机行为变得合法化，并因为房价的上涨而使富人相对更富、穷人相对更穷。所以，以房价为基点征收房产税，对于有钱就能购买多套住房的富人，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但是，如果以住房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就为纳税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起点（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同样以与人口相应的标准住房面积为起征点），不管该户是一套房还是多套房，由于一户拥有住房数量的多少总是与其总住房面积成正比，所以，拥有的住房面积越多，他所缴纳的房产税也就越多。甚至，如果某人拥有的住房面积是按代数级数增长，那么他所要缴纳的房产税就可能会按几何级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多套住房的富人们就要认真考虑是否还有继续拥有的必要了。所以，以住房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就可以对住房的投资、投机现象起到有效遏制的作用。以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使富人拥有大面积住房或多套住房时需要缴纳更多的税，这既是富人的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也可以成为缩小贫富之间差距的措施之一，还可以推进房地产市场中卖方市场（包括降低房价）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总之，与以房价为基点征收房产税相比，以标准住房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会显得更公平。

以标准住房面积为基点征收房产税，应当按年计算，每年缴纳一次。与以住房价格为基点在进行住房交易时一次性缴纳房产税的方式不同，以标准住房面积为基点缴纳房产税应以年为单位每年缴纳一次。之所以如此，基本的目标在于，每户往往只拥有供自己居住的、与家庭人口状况相应面积的一套住房是相对固定的，其一套之外的住房随时都因可以进行交易而发生变化。对于自己一套以外的住房，在未被交易之前，自己拥有一年就缴纳一年的房产税。因而，对于一套以外的住房，要么自愿按年缴纳房产税，要么尽快地将它交易出去。之所以如此，更在于迫使那些投资、投机的人们，尽快地将囤积于手中的住房交易出去。要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手中的住房囤积的时间越长，自己所要付出的成本就会越多。也许有人担心，他们会把因多纳税所增加的成本转移到售房的价格之中。对此，如果象前述标准住房面积的住房供给得以实施，那么，以往那种因成本的增加而抬高将要出售住房价格的现象，将很少或几乎没有机会在他们中间再次发生。

房价调控篇5

【关键词】房价飙涨；原因；危害；措施

1998年开始，中国全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快速发展，同时，房地产价格也逐渐出现了过快上涨趋势。快速上涨的房价，大大超出了普通居民的支付能力，一些城市房地产泡沫已经非常明显。为解决百姓住房困难、防止房地产市场风险爆发，分析房价飙涨的原因、危害以及制定调控房价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一、房价飙涨的原因

1、房价飙涨的直接原因是住房金融政策的刺激，以及银行信贷数量的猛增，而银行信贷增长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美国、日本等国的经验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低利率政策短期内会显著推高房价。中国自2008年三季度开始的连续降息，也造成了2009年住房价格的飙涨。再者，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是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拉动的粗放的方式，而这导致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据有关机构估算，现在各银行发放的贷款中，60%――70%其实都与房地产有关，无论是房地产上下游产业的企业贷款，还是个人住房及土地抵押贷款都是如此，如此巨量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必然显著推高房价。

2、房价飙涨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大规模城市拆迁、扩建、改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权与事权难以匹配，而我国住房用地供应渠道单一，缺乏竞争机制，地方政府掌握着国有土地大权，通过高价竞拍获取巨额财政收入，形成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据瑞士银行2011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卖地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0%，在一些城市占一半以上。很多城市的房价中，地价几乎占了一半，有的甚至超过一半。通过大规模拆迁改造，地方政府重新获得土地主导权，经过一番运作，推升了地价，同时也推升了房价的飙涨。

3、投资推动。货币的流向具有趋利性，在当下实体经济并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量的信贷资金只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已经高涨的房价又得到了巨量资金的支持。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制造业名扬天下，同时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都在寻找投资途径，而如今由于种种原因，制造行业利润越来越薄，同时，随着国际外贸环境的恶化，浙江、广东等为代表的以外贸模式主导的实体经济已经难以持续，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只好纷纷“逃离”实体经济，导致沉淀于工业和农业的大量资金游离出去，流向楼市与股市。2008年，中国股市泡沫破裂，大量资金转移至楼市，造成炒楼风潮迭起，房价一飞冲天。

4、城市化率快速提高与婚育适龄人口高峰叠加、自住自有的消费传统、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等。我国目前仍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十二五期间，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新就业人员等城市常住非户籍人口将以较快速度增长；我国人口出生的数量峰值是在1987年，婚育适龄人口的高峰期恰恰出现在最近几年，购房成为年轻人的“刚需”，社会上一度流传很广的一句话是“丈母娘推升了房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自有住房是建立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具有较高价格承受能力的家庭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文化、医疗等资源，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迁移，这种购房自住的消费需求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一线城市的高房价。

二、高房价的社会危害

1、致使大众返贫致穷。亚当.斯密说“一个人是贫穷或是富有，是根据他能享受得起人类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品质和层次决定的”。高房价剥夺了大众享受住房这个基本必需品的权力，因为房价高涨，一般大众买不起房了，而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需要独立生活时更是买不起。现在城市的公租房很少而且承租条件苛刻，能够享受公租房待遇的人少之又少，对于迫切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消费需求者，高房价使得他们望房兴叹，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2、助长投机之风、损害实体经济。一段时期以来，企业家们发现他们辛辛苦苦经营一年，不如他们的太太炒一次房获利多，那么他们放弃实体经济转头来搞房地产也就不足为奇了。一群生意人聚会总是会谈论他们如何幸运地取得一块土地，而不再谈论他们的工厂最近做了哪些技改、怎样通过节约生产成本来多赚钱。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居住类消费已占据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日常消费是能省则省，这使得本就不高的内需更加孱弱；加上国际市场不景气，外需迅速减少，实体经济如何发展？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单存依靠投资，忽视实体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3、阻碍城市化进程。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无不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全球化趋势。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开了对原有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过程的开端。这其中绝大部分人成为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却因为买不起房，没有城市户口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这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由于城市扩张而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因为房价的高涨也难于在城市谋得自己的居所，因而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也都不可能助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三、抑制高房价的几个措施

1、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长期依赖高投资和和出口推动的中国经济已经难以为继，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我们应该变投入型增长为技术型增长，依靠大规模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效率提高，而不是单纯依靠大量的资金和劳力的投入，并且通过内需持续增长，减少对出口的过度依赖，这样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减少资本投入房地产开发的热情以及炒房热情，从而抑制房价飙升。

2、减少货币发行量，减少信贷规模。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使得我们不需为巨额投资和贸易顺差超发货币，货币量减少必然导致银行信贷量下降，从而减轻经济泡沫的堆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必将有助于降低房价高涨的动力。

3、减少开发成本。地价占房价的一半以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地价降则房价才有下降的经济基础。目前的制造业利润之低和房地产利润之高的巨大差距绝对是不正常的，而土地财政在这场狂热中难辞其咎。因此，应引导地方政府摆脱对住宅地产的过度依赖，适时考虑通过税收等手段帮助实体经济走出低谷，使地方财政的来源不仅仅依靠土地财政，同时兼顾了解决就业问题。

4、开征房地产税。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增加税负，能够增加保有环节的成本，加快房屋流转，减少房屋空置率，相应的增加了房屋的供应量，对控制房价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房产税征收范围的扩大和税率的提升，这部分收入将来会部分替代土地财政收入，使地方政府高度依赖高房价――高地价的循环机制逐步被打破，这样，地方政府推高房价的动能被削弱，又从另一个方面抑制了房价过快上涨。

房价调控篇6

控房价过快上涨 四季度将全面落实房产调控

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第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表示，四季度将全面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努力控制房价过快上涨。

会议要求，第四季度要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计划，防止年底前违规批地用地，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特别是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新开工项目，继续控制高耗能产品出口。同时，加强市场监管，抑制消费品价格过快上涨，坚决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年底前，原则上不出台政府调价项目。

会议表示，第四季度要全面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大力推进廉租房制度建设，着力解决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努力控制房价过快上涨。

■公司

联手远洋地产

太古地产10亿投资太古城

英资背景的香港太古地产(0019.HK)在内地愈战愈勇！

有消息称，继三里屯项目后太古地产与远洋地产(3377.HK)秘密达成协议，太古地产收购了远洋地产旗下北京将台房地产公司50％股权，计划与远洋地产一起开发“北京将台商务中心项目”。

由于该项目尚在建设中，太古地产将与远洋地产一起投资该项目建设。保守估计，该项目建成将需要20亿元，而太古地产对此项目的投资也在10亿元以上。据透露，该项目日后或将更名为“太古城”。

远洋地产公司网站资料显示，将台商务中心为零售、酒店、写字楼综合体，位于北京东三环燕莎商圈内，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远洋地产计划将其作为自持物业。

太古地产在内地投资的项目一直都是自持项目，但是将台商务中心已被列入远洋地产自持商业物业计划，因此太古地产待项目建设完毕后如何处理其与远洋地产的股权关系将成为最大关注点。

依据顾问行业的统计数据，外资在“130号文”出台以后掀起了新一轮投资内地商业物业的热潮，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以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代表，投资重点从收购成熟物业转向进入商业物业开发。

■市场

前3季度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长16814亿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6814亿元，增长30.3%。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增幅有所回落。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529亿元，同比增长25.7%，比上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镇投资78247亿元，同比增长26.4%(9月份增长24.8%)，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农村投资13282亿元，增长21.2%。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938亿元，同比增长41.1%；第二产业投资34522亿元，增长29.3%；第三产业投资42787亿元，增长24.0%。

东部地区投资40172亿元，同比增长21.4%；中部地区投资19331亿元，增长36.2%；西部地区投资17539亿元，增长29.6%。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33951亿元，增长16.2%。房地产开发投资16814亿元，增长30.3%。

此外，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累计新开工项目170123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8151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0309亿元，同比增长24.2%。

■资本

21世纪不动产

获国际私募5200万美元

日前，21世纪中国不动产宣布，已与美国艾威基金完成规模为5200万美元的融资。据悉，这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经纪行业获得的最大一笔国际私募融资。

房价调控篇7

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史上最严厉”地产调控政策后，房价依然只升不降。在各种招数都不见效果的局面下，中央政府只好不讲道理的要求各地出台“房价控制目标”――什么办法不重要，反正你得把房价控制住。

房价高涨的病根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人能回答得清楚。因为历年来，房价上涨背后的那个“罪魁祸首”总是在不断变化。

最开始，抬高房价的是黑心的房地产商人，他们捂盘惜售、制造房源短缺局面，并以不断提价的手段“逼迫”人们买房，为了赚取暴利而推高房价。随后，房价背后的推手又成了炒房团、江浙、山西等地的民间游资，甚至包括海外热钱，他们都在十几套、几十套的大批买房，囤积房源，并在推高房价后伺机出手牟取暴利。

再往后的一轮房价上涨推手成了“央企”，他们借助雄厚的资金实力，不惜投入重金争抢“地王”，在房子未盖成之前就让楼面地价涨过新房价格。而当人们知道“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时，推高房价的“幕后元凶”又成了地方政府。

除了这些不断变化的“涨价推手”之外，很多经济和社会的因素，也成为房价上涨的诱因。比如所谓的“刚性需求”和“丈母娘需求”，再比如经济学者们讨论的“货币超发”、“贫富差距”和“资产泡沫”。总之，房价不断上涨，解释房价上涨的逻辑也在不断变化。

上述原因，似乎都能对房价上涨做出解释，而政府也有针对性地开了一张又一张猛药方子，但为何高房价之病非但不见好转，反倒越发严重呢？要么是病根没找准，要么是方子没开对。而从每次调控政策的针对性而言，看似都在“对症下药”――如果方子看上去都是对的，问题却解决不了，那还是病根没找到。

无须讳言，从房价上涨的结果来看，历次房地产的调控政策都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无非有两个，要么是房价本身不可调控，要么调控行为是错误的。而从历次的调控努力来看，政府似乎从来不认为房价不可调，那么，调控政策不成功的唯一原因，就是调控者自身出了问题。

回顾大多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很大一部分是让房地产市场的供应者强制出局。不论是要求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还是提高开发房地产的资金门槛，都在以减少房地产的供给者为目标，这种政策只能造成供应短缺，反而推升价格。

而最新的房地产限购政策虽然表面上限制了需求，但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放在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房价，已远超普通老百姓的购买能力，限制或不限制，对于大多数人的意义已经不大。而如此限购，却很可能将购房的资金和热情推向二、三线城市，把中心城市的房价问题推向全国。

价格是最为重要的市场因素，它不是行政力量能轻易管住的。如果不找到问题的根本，以“宏观调控”之名行“计划经济”之实，简单、粗暴地强行干预价格，这本身就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错误举动。而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强求一个好的结果，就更加显得荒谬。

真理越辩越明，我们也许不知道房价的真理是什么，但在一轮轮“调控-涨价-再调控-再涨价”的循环中，我们也渐渐看清了一个道理：房价是调控不下来的。或许，大多数人也已经接受了高房价的现实，或“逃离北上广”、或继续租房、或放弃住大房子的梦想。总之，老百姓早在政府之前，做出了面对现实的选择。

不知道地方政府承诺了房价控制目标后，如何去实现它，但这样的做法，对房价顽疾而言是换汤不换药――病根依然没找到，药方却由“过程控制”变成了“结果控制”。可是，如果政府真的能控制房价，为何房价还会越调越高呢？

面对房价的节节攀升，我们也不知道正确的解决之道是什么，但我们相信这个解决方案是存在的，只要让全社会充分、开放地讨论，就一定找得到。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至少应该先停下来――如果一贯的做法被证明已经无效，什么都不做，总会好过沿着错误的路走到黑。

房价调控篇8

房价调控应该以什么为参照，实际上是有国际标准的。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学家里查德・奥尔森就提出了一个定量标准，即后来常用的“住房支出收入比”，内容就是“一周薪抵一月租”。后来，学者对“住房支出收入比”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房价收入比”。联合国人居中心研究的结论是，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应该为3到6倍，即购房开支应该相当于每户居民3-6年的平均收入。

长期以来，我们的房价调控目标没有定量标准，导致调控政策反反复复，房价居高不下，民众苦不堪言。2010年4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房价收入比已超过15倍，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房价收入比则超过50倍以上，泡沫现象严重。房地产泡沫已成为事关中国国民经济全局的系统性风险。

为什么房价调控目标不应挂钩GDP而应挂钩国民收入呢？道理很简单，因为GDP是反映“国富”的指标，“国富”与“民富”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国富”与“民富”往往并不同步，有时甚至背道而驰。而房价，支付主体不是国家，而是民众，因此必须用反映“民富”指标的收入来作为房价调控的目标。

我国GDP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更是早在2006年就超过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称得上“国富”了。但是，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东京的十分之一，房价却已比肩甚至超过东京了。东京的房价在过去十年直到现在依然经历着“急涨长跌”的苦难，中国的高房价，不能不重视前车之鉴。

我国劳动工资只占GDP的12％左右，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就达到了54.18％，美国达到了58.31％。加上我国民众还要承担近50个税种，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现实，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达13390元，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民富”还有很远的距离。

面对怨声载道的高房价，中央强调“让房价回到合理价位”，之所以强调“回到”，之所以强调“合理价位”，就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已经过高，已经很危险了。房价与GDP增速挂钩的调控，本质上不是“让房价回到合理价位”，而是让房价继续涨，继续吹大房地产泡沫，玩弄文字游戏，与中央的政策背道而驰。

让中国人的买房压力与国际接轨，重庆市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若房价过高，超出多数市民的收入水平，就不是“宜居重庆”，重庆的调控目标是一个正常就业的普通家庭，6.5年的家庭收入可买得起一套中低档商品房。虽然重庆市的调控目标较之于联合国的观点略微超出了一点，但是至少让买房者看到了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