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医学论文范文

整体医学论文篇1

【关键词】  思维方式;差异;中医学;发展教学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经岁月更迭而生生不息，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有过辉煌的过去，为祖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西学东进的劲风中，世人的眼光一起移向西方文明，代表东方智慧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1]。“中医西医化”的思潮几乎将中医淹没，眼下有必要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理清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优势及缺陷，探讨中医发展方向。

1 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文化，与其特定的思维相联系”[2]。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框架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西医的思维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学、科学的基础上，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

中医是整体-类比思维，西医是个体-分析思维。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即“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西医的分析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细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原子、分子、基因等离子进行微观的分析。教学

中医是动态-功能思维，西医是实体-结构思维。“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3]。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实体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肝”与“左”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西医认为，一切现象、表现都是某个实体的存在，对于病情的解释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体”(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阴性，阳性)并结合结构作为诊断的依据 [1]。同时借助于人体解剖学，对人体的病变部位做精准的结构把握。

中医是直觉-体悟思维，西医是实证-量化思维。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是通过直觉体悟获得的，脏象、经络学说体现了这一点，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医则运用现代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进行病变机理的实证，并测定定性、定量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教学

中医的整体、辩证的思维虽是宏观、系统的，但与现代医学相比，已显得粗糙、笼统和模糊;其动态功能的思维使体系封闭成一体，难以证伪，正确性高，准确性低;其直觉思维不是严密、理性的公理系统，重体悟不重论证。西医重个体、分析的思维，忽视整体以及个体间相互关联，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体-结构思维是客观、科学的，却割裂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显得呆板、机械;其实证-量化思维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以统一标准看待有差异的个体，结论往往有偏差。通过对照可知，思维方式决定下的中西医是大异其趣，各有利弊。这从理论上辨明：用西医的价值体系、思维方法来评判、怀疑甚至否定中医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2 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凸显其思维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医传入以来，中医学出现了衰退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方面，缺乏对中医精髓的继承、深挖;客观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渗透、销蚀的结果。这使得中医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医西医化[4]。当务之急，中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1]。

教学

理论研究方面，构建现代中医思维。传统中医从整体、宏观、动态、辩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但也应看到中医不重量化、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辩证上带有较大的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医学发展的缓慢[2]。中医学应该在坚持其传统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借鉴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强化微观性、分析性、逻辑性来弥补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主导下，科学纳入分析还原思维，将中医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改造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5]。

教育方面，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学思维的培养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是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4]，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其次，调整中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再次，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除讲授传统中医基础知识外，还应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及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其中;最后，实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化”，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领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自觉形成中医学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人应有相当的中医文化底蕴，如果中医人自身学养有了问题，比什么都可怕[1]。

临床方面，践行中医学思维，进行理论创新。现今，中医临床采用的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偏离中医的传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治疗的西医化[5]，这从原点就掉进西医思维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险的。中西医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强硬拉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两张皮。我们倡导，在临床上，诊断、治疗运用中医思维，积累经验，创新中医学理论。当然，中医学理论创新必须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维特点、学术价值主体，这样方可卓然自立，否则将异化它类。如近30年临床研究所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升华了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促进了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使病与诊在人体交叉关系上得到阐明，推动中医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与方法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 [1]。同时，其“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医诊断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教学

  　[1] 王琦.中医理论的特质与路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4-13.

[2] 刑玉瑞.中医思维研究与中医思维方法学[J].中医药学刊，2003，21(11)：1832.

[3]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4)：10-12.

[4] 刘吉.中医发展现状及思考[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3(2)：5-7.

[5] 冯广义，张养生，丁然，等.从中医思维方式探讨中医学的发展[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3(1)：11-13.

整体医学论文篇2

【摘要】 本文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比较，阐明中西医差异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并指出以“中医西医化”来发展中医，结果只能是异化它类。要想实现中医学的卓然自立，只能从思维方式上寻找突破。具体做法是：理论研究，构建现代中医思维;基础教育，培养中医思维;临床实践，夯实中医思维。

【关键词】 思维方式;差异;中医学;发展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经岁月更迭而生生不息，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有过辉煌的过去，为祖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西学东进的劲风中，世人的眼光一起移向西方文明，代表东方智慧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1]。“中医西医化”的思潮几乎将中医淹没，眼下有必要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理清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优势及缺陷，探讨中医发展方向。

1 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文化，与其特定的思维相联系”[2]。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框架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西医的思维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学、科学的基础上，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

中医是整体-类比思维，西医是个体-分析思维。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即“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西医的分析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细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原子、分子、基因等离子进行微观的分析。

中医是动态-功能思维，西医是实体-结构思维。“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3]。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实体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肝”与“左”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西医认为，一切现象、表现都是某个实体的存在，对于病情的解释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体”(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阴性，阳性)并结合结构作为诊断的依据 [1]。同时借助于人体解剖学，对人体的病变部位做精准的结构把握。

中医是直觉-体悟思维，西医是实证-量化思维。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是通过直觉体悟获得的，脏象、经络学说体现了这一点，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医则运用现代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进行病变机理的实证，并测定定性、定量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中医的整体、辩证的思维虽是宏观、系统的，但与现代医学相比，已显得粗糙、笼统和模糊;其动态功能的思维使体系封闭成一体，难以证伪，正确性高，准确性低;其直觉思维不是严密、理性的公理系统，重体悟不重论证。西医重个体、分析的思维，忽视整体以及个体间相互关联，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体-结构思维是客观、科学的，却割裂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显得呆板、机械;其实证-量化思维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以统一标准看待有差异的个体，结论往往有偏差。通过对照可知，思维方式决定下的中西医是大异其趣，各有利弊。这从理论上辨明：用西医的价值体系、思维方法来评判、怀疑甚至否定中医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2 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凸显其思维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医传入以来，中医学出现了衰退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方面，缺乏对中医精髓的继承、深挖;客观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渗透、销蚀的结果。这使得中医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医西医化[4]。当务之急，中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1]。

理论研究方面，构建现代中医思维。传统中医从整体、宏观、动态、辩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但也应看到中医不重量化、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辩证上带有较大的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医学发展的缓慢[2]。中医学应该在坚持其传统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借鉴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强化微观性、分析性、逻辑性来弥补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主导下，科学纳入分析还原思维，将中医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改造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5]。

教育方面，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学思维的培养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是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4]，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其次，调整中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再次，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除讲授传统中医基础知识外，还应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及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其中;最后，实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化”，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领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自觉形成中医学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人应有相当的中医文化底蕴，如果中医人自身学养有了问题，比什么都可怕[1]。

临床方面，践行中医学思维，进行理论创新。现今，中医临床采用的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偏离中医的传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治疗的西医化[5]，这从原点就掉进西医思维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险的。中西医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强硬拉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两张皮。我们倡导，在临床上，诊断、治疗运用中医思维，积累经验，创新中医学理论。当然，中医学理论创新必须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维特点、学术价值主体，这样方可卓然自立，否则将异化它类。如近30年临床研究所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升华了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促进了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使病与诊在人体交叉关系上得到阐明，推动中医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与方法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 [1]。同时，其“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医诊断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琦.中医理论的特质与路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4-13.

[2] 刑玉瑞.中医思维研究与中医思维方法学[J].中医药学刊，2003，21(11)：1832.

[3]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4)：10-12.

[4] 刘吉.中医发展现状及思考[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3(2)：5-7.

[5] 冯广义，张养生，丁然，等.从中医思维方式探讨中医学的发展[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3(1)：11-13.

整体医学论文篇3

思维模式与思维过程本身是一个哲学领域的话题，但思维本身也是各学科的学术理论得以建立的源头性基础，所以思维模式又是一个各学科都离不开的话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思维模式，带有显著的民族印痕，这就是超越于逻辑规则的象化思维，象化思维的过程是一种心意化过程，即将原始积累的信息资料转化为心理上的形象模型后进行意象化的思考。中医学作为一门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医学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其产生与发展更是与中国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中医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个人体验基础之上而不是实验，科研中观察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观察者通过对自身体验的研究而认识世界。从心意化的角度探讨中医学理论不仅是一次深入领会中医学玄奥理论的机会，更是一次直面中国文化本源性思维形式过程。

1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过程

中医理论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及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东方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理论的形成有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首先，作为一种医疗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以大量的原始医疗经验与预防保健知识作为积累的，《内经》就有不少解剖方面的记载：“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肠胃》记载胃长二尺六寸，……径五寸；……小肠长三丈二尺。“其次，在拥有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与保健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医疗理论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遵循严密的逻辑思维推理形成一套严谨的医学体系，而是跳过了逻辑的思维规则，以意象化的方式，构建了一整套立体的具象的中医理论体系，这种意象化的过程称之为”心意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非逻辑性的推理过程，主要由个体的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暗示过程等心理过程所构成，对于心意化过程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更深层地了解中医理论的渊源及本质，也将有益于临床过程中对于中医理论的灵活运用。

2“象思维”方式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

中医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代自然哲学的影响，古代的哲学家不擅于抽象的思辨，而是常常将抽象的哲理寓于具体的物象之中。中医的理论有许多直接导源于古代的自然哲学，而古代自然哲学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主要是采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周易》的不少内容就是形象思维的产物。

《周易·系辞传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则反映了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也就是说利用象进行思维的目的就是要”尽意“，即达到一定的认识意境。《周易·系辞传上》又有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即阴阳；四象即少阴、太阴、少阳、太阳。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象思维的总纲。

阴阳象模型：有两种，一是阴阳二象模型，二是阴阳四象模型。阴阳二象模型，宇宙是一个整体，由阴阳两个部分所组成。将宇宙事物类归为阴、阳两大属性。按此模型，可以把握事物的属性。阴阳四象模型，说明阴阳的消长、转化的运动变化。少阳象，说明阳始长，阴渐消；太阳象，说明阳盛极，阳始转为阴；少阴象，说明阳渐消，阴始长；太阴象，说明阴盛极，阴始转为阳。五行象模型：取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的特性之象，来归类宇宙一切事物，分为五大类。阴阳与五行学说所建立的具象模型构成了中医基础理论哲学基础，所有生活过程中积累的医疗经验与保健知识通过阴阳与五行学说形成了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一大观念，这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整体观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大宇宙包含着小宇宙，小宇宙融于大宇宙之中。也就是说个体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整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拼装或叠加。要了解个体必须将其放在整体大背景中去认识，必须注意个体存在的外环境及各种关系，而要认识整体则不能靠切割个体来实现。并且借助太极图、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等象数符号、图式构建万事万物的宇宙模型，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全息性。

3中医学理论“象化思维”后的“心意化过程”

中医的辨证过程可归纳为象化的“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中医理论的象化思维是指将内在的认知与理念以形象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心意化的过程是指通过自我意识的想象力与意念力，将具象化的思维内容立体呈现在个人的感知阈之中的过程，强调的是整个具象思维的形成过程。

心意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非逻辑性推理过程。严格的逻辑推理，一般表现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模式：即从两个反映客观世界对象的联系和关系的判断中得出新的判断的推理形式。基本要求是：一是大、小前提的判断必须是真实的；二是推理过程必须符合正确的逻辑形式和规则。

非逻辑性推理过程是东方文化的特色性心理过程，包含了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等意象化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推理是存在的，只是推理的规则不是严密的形式逻辑，而是立体生动的意象化情境，这种非逻辑性的推理过程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并且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式对中医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深远影响。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和直观形象性，它赋予《黄帝内经》整体观，进而奠定并丰富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3.1体验过程

通过个人的切身体验，对于某一事物、现象或者规律形成最为直接的认识。个人的体验以感知觉为基础，在视嗅触听味等本体感觉能力所采集到的外界信息基础之上，综合形成象化思维。藏象理论的建构过程是来源于对直接经验的描述，受制于人类的行为环境，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其结构是知觉主体的创造，表现出明显的现象学特征和质化分析方法。如神农尝百草，通过个人对于药草的感觉体验，构建起了对于药草的形象化思维，并归纳出药草性味及功效，最终而成书于《神农本草经》；另一方面，对于学习本草的后人，最为深刻的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本草中对于各种药味的文字记忆，更要借助文字的记载，在自己的意识中重新建立形象化的思维，对每一味药再次形成生动立体的直观感受，甚至需要通过采药、炮制等实践过程，以辅助这种具象化思维在意识中的形成。

3.2经验过程

经验是个体对于既往经历的总结与归纳后所获得的对未来行为具有参考指导意义的认知。心意化的经验过程是重建曾经经历的整个过程，不仅是记忆中的回忆，更要通过想象力，在意识中以形象思维的形式再现整个经验过程，使得经验可以立体饱满地呈现出来。中医的系列理论形成的原始材料包含着许多临床中的经验积累与总结，如在临床遣方用药过程中，以某种偶然的药物组合对某种特殊病种发挥了明显疗效，而这样的一种经历本身就会形成一种经验；再次遇到类似的病情时，可迅速在象化经验的指导下，选择疗效显著的方药。

3.3想象过程

想象过程是心意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几乎每种心意化的心理过程都要或多或少地借助想象的力量完成心理意象化。单独作为一个心理过程所形成的心意化过程就是这里的想象过程，这种过程是形成象思维的基础过程，“想象”进入理性的层面就开始形成更高级的象思维。比如在中医的人静内观过程之中，要求的返观内视五脏五色，就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想象过程，通过专注的想象，最终可以构成具象思维，甚至在躯体感受上产生变化；阴阳理论中，对于感受到的温热感的事物可以想象为阳，对于感受到的寒凉的事物可以想象为阴。

3.4类比过程

缘类比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也是构建中医理论过程中的核心心理过程，整个中医理论系统都是通过人与自然界类比方式逐步建立起来的。类比过程是通过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相似的规律性，进行对照关联，并借由一种事物的规律与联系推论得出另一种事物的规律与联系。例如阴阳学说，以自然界中接受太阳光照的多少来区分阴阳，山南水北类比为阳，山北水南为阴，通过自然界中热量分布的类比，将整个自然界做了阴阳两端的划分，再根据机体与自然界的对比，又将人体分出了阴阳两端；五行学说中，对自然界中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自然属性的归类，并推演出其中的生克制化关系，将整个自然界进行了对比，并通过类比方式，以五行的形式将人体结构与自然界建立起了新的联系。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其建立过程融汇了类比、想象、体验、推理等心理过程，但以类比过程为核心过程，在应用中医理论的过程中也要求灵活运用类比的方法应对临床中的复杂情况。

3.5暗示过程

暗示过程是一种使人接受外界或他人的愿望、观念、情绪、判断、态度影响的心理特点，暗示过程是中医心意化过程中将心意化的中医理论发挥影响作用的过程，中医理论形成后本身具有一定的暗示作用，通过中医的理论观点以暗示的方式向社会人群发挥影响。例如，许多人了解脏腑亏虚的理论与观念后会开始感觉自己也有些亏虚，就医后根据舌脉等身体情况却毫无虚象，但是予以安慰剂治疗后却有效。

3.6信仰过程

信仰是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某些长期的和必须加以捍卫的根本信念，在一个信仰的状态中，个人十分容易发生各种认知的心意化，信仰的状态下可以很容易的在意识中构建形象化的思维模式，例如，佛教的信徒可以在想象中很真实地见到阿弥陀佛，基督徒也经常会在特定的情况下遇到耶稣，在内经中也有”不信医者，病必不治“的观点，说明患者对于医生的信念本身也是中医治病过程的一项基本环节。

4中医学理论”心意化过程“的结果

4.1“医者，意也”

在心意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医系统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并不依赖于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需要以意象化的方式进行思考，故有“医者，意也”之说。例如，在临床组方配伍之中，常以君臣佐使喻用药草，配伍的思路是一种形象化的意象结构，而不是有严格药理基础的逻辑推论。

4.2医疗过程中的医者之意与患者之意

在医疗过程之中，医者与患者共同构建了医患关系的主体与客体，整个医疗过程是在医者与患者之间的互动中进行的。在传统的医学诊疗过程中，医者在行医的过程之中要持有医者自身的意象化思维，如《大医精诚》中所要求的“安神定志，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等，在具体的诊断过程里又要充分地根据舌脉等信息在意识中重建患者的生理病理的意象化模型，而治疗过程中在没有相关既往经验的情况下，在很多时候还需要医者的一种感应能力，运用开创性的治疗方法，医者的这种敏锐的感应力并不是以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为依据，而是以意象化的灵感为基础。所以对于医者的首要要求就是自身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精神与身体品质，因为医者自身的健康是思维形式有效意象化的基础。

在患者层面，也经常有其固定的意象化形式。患者通常会带有对于疾病的一定焦虑恐惧的心情，就医过程是一种向医生求助的过程，这种求助在一方面承载着患者个人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对于所选择医生的信任。所以焦虑一期望一信任，是一个正常患者的意象化思维，具备这种内心意想的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是比较易于与医者沟通并服从治疗安排的。但也总会有许多患者的意想结构中并不完全地含有焦虑一期望一信任三个层次，当患者并不在意自己的疾病，没有明确的治疗医院，甚至没有对于医生的信任时，患者的心意化的意识结构并非一种对医疗过程的接纳状态，不仅难以在诊疗过程中收获良好的疗效，更容易发生医患纠纷。

    4.3医患之意所构建的社会之意

    医生与患者的意识情况仅仅是个体情况，当双方被放大到整个社会之中，显示出医生与患者两个社会群体上的意识情况，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这个心意化过程所形成中医的理论思维，也就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意识的升格过程中，融入到社会意识之中。在整个社会意识的运行过程中，方方面面会体现出中医的意象化思维的影响与渗透，例如，传统上就将治理国家比喻成治理身体，“上医治国”的认知传统。这种中医意象化思维的社会渗透一方面对于没有形成理论指导的社会领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但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的延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推理思维的发展，使得许多领域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展出完整的理论体系。

4.4文化形成过程

心意化过程所形成的中医理论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在中国社会不断发挥着影响，也不断地渗透到了每个社会个体的意识层面。这样的一种趋势就逐渐形成了特殊的中医文化，不仅仅是当今社会中喜闻乐道的各种中医理论知识、方药技巧及养生理念，更是一种跳过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以想象、类比等方式构建的意象化理论的特殊的思维方式，这种心意化的过程本身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文化，也是一种深刻的民族烙印，心意化过程所形成的具象化思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维模式。心意化的思维形式不断地再造各种文化成果，也不断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与氛围之中，东方人对人体生命的体验与意识过程之中也会不断地完善、修正自己的医学体系。

5结论

中医学的理论学说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象思维模式而形成的，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种心理意象化过程，意象化的过程以非逻辑性推理的形式展开，包含着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信仰过程、暗示过程等心理过程，对于中医理论的心意化形成过程的了解与掌握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医学理论，以便在临床中更加灵活地应用中医学理论。

整体医学论文篇4

在中医现代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今天,从儒家文明中找到中医学自身发展的科学精神,并作为指导今后中医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文明的科技思想,其中不少就有先进及闪光的一面,“格物致知”便是其一。本文就“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等命题与同道们展开讨论,但求争鸣与共鸣。

1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标志。儒家不主张对自然做那种穷究底蕴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但儒家不否认人具有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力,“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朱熹注孟子这句话时说:“德慧者,德之慧;术知者,术之知。”“德慧”,即人天生具有的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术知”,则是人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对未来发展作出预测的能力“,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1]。人因为有“术知”这种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因而可以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推算出千年之后的冬至日。那么他们如何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的呢?先秦儒家提出具有经验论性质的“薄物征知”说和“格物致知”说。“薄物征知”说是荀子提出的。“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明必将待天官之簿(薄)其类然后可也。”“薄”即接触、接近。“薄物征知”即耳目等感官通过接触外界事物而感知其声音、颜色、形状、大小,然而心再加以综合、判断,从而达到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格物致知”说是《大学》首先提出的。“致知在格物。”对于“格物致知”,郑玄、二程(程颐、程灏)、朱熹、王阳明、颜元、王夫之等人的解释都有所不同。其中朱熹将其解作穷理,与《大学》本义最为相近,虽然朱熹主要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解释“格物致知”,即让人通过格一草一木来穷尽人间伦理,但其中包含了就自然事物而求其规律的科学认识论因素。事实上后来很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儒家学者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格致”二字的,如朱熹五传弟子朱震亨将其医学著作称之为《格致余论》;明熊明遇以《格致草》名其介绍西学的著作;清陈元龙以《格致镜源》名其自然科学著作。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格致学”更成为自然科学通称,而“格物致知”也成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

2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儒家文明是中医学形成发展的摇蓝。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贯穿于中医学的始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治疗必求于本”的记载。《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素问.通评虚实论》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记载,宜“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及“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关于“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的详尽论述。这些精辟的论述都是正确认识与处理宏观辨证标本关系的具体写真。可以说,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医学常将本学科的“薄物征知”、“格物致知”思想,名之“治病求本”、“四诊合参”、“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等等“,治病求本”是中医学“薄物征知”、“格物致知”处理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体现在治病求本方面的例子及具有创新思想的医家是数不胜数,但对于治病求本富有挑战意义的要算清?周学海,他在《读医随笔.评释类》曰:“治病必求其本。所谓本者,有万病之公本,有各病之专本。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而对治之,方称精切。”“治病求本”应当寻找诊治具体疾病的个性特殊性———“各病之专本”,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疾病的共性普遍性———“万病之公本”阶段。他在理论上对治病求本当求各病专本作了高度概括,是宏观治病求本思想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微观探索方面,也有先期或萌芽的认识,如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这里可反映当时已认识到瘟疫这种烈性传染病发病有其特殊的病原———疠气,及其传播途径和发病规律,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后世西方医学微生物病原体学说的先期认识。

清?王清任“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改正了古人对脏腑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如纠正了肺有六叶两耳、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等形态学(解剖学)思想。这些都标志着中医学在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方面的格物致知化。而上述朱震亨的医学著作《格致余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表明了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化。从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到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从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到解放区提出的“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正如恽铁樵1929年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医是符合国情的医学;西医自有长处;中西医化合是必然的趋势。”足见20世纪前50年乃至以前,在中西医学的实践中提出中西医“化合”的必然性。在1958年党中央和为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后,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班,以“西学中”为主要形式的中西医结合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从《内经》“治病必求于本”,到后世丰富多采的宏观辨证的形成;从宏观辨证的不断补充与完善,到“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的创新思想;从吴又可的疠气学说,到王清任的形态学(解剖学)思想;从20世纪前50年中西医化合,到后50年的中西医结合;从中医现代化的提出,到中西医结合从科学的论证阶段进入创新发展阶段的认识,整个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儒家文明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尽在其中。

3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近代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关于学术研究曾有中肯的评述:“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这对于当今中医现代化是颇有启发的。那么对于中医现代化来讲,如何让自身具有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笔者认为主要应该把握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直觉灵感、特色优势等方面的重新崛起。

311中医现代化需要整体整理提供观念重新崛起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理论内核。整体观念存在的价值是自不必说的。作为整体的宏观体系是由许多部分的微观客体组成的,它又具有各个部分本身所不具有的整体性;或者说,在大量的个别部分组成一个整体时,要出现质的改变,产生只有作为整体才具有的新的性质。如果单一地强调辨病诊断、强调微观考察、强调单体药物,而忘记或淡化了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方剂配伍,就等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没有从根本上把握疾病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整体观念的崛起十分需要建立在高度分析的基础之上,离开了高度分析谈整体观念也是形而上学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整体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中医学理论不是建立在形态解剖结构基础上的,尽管形态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对象,但没有进入中医学的认识视野。这说明中医学把握客观世界的超自然性,随着对客观对象的不断逼近,随着认识内容的不断扩展,需要中医学不断更新其认识形式,放弃不能准确反映对象的形式,从微观分析上认识它的客观对象。整体观念的重新崛起还有一个在整体中寻找出路的问题。没有整体就没有出路。宏观整体把握有不依赖于微观考察的一面,即宏观把握的相对独立性,认识这一点,对于寻找中医学的发展出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医学实践中,依靠宏观把握、宏观辨证取得较好临床疗效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312中医现代化需要辨证论治创新发展辨证论治是需要创新发展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辨证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首先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形而上学自然观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主要使用微观分析方法,这一微观分析方法自然就有可能被引入辨证论治内核之中,此时中医学辨证论治(宏观辨证)的形式发展为微观辨证[2],而现代医学是以疾病作为认识对象的,它与辨证论治甚至与微观辨证都存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要使中医学认识对象不断逼近客观对象,当引入现代医学这一现存成果。笔者认为疾病诊断也可整合到辨证论治之中,这个内核至少应包括辨病(主要是现代医学的诊断)、微观(更先进的诊疗手段)、辨证(来源于宏观辨证可高于宏观辨证)三方面融一的内涵。名之曰:“专病微观辨证”。如果说微观辨证是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辨证微观化是探寻各种证的微观标准的话,那么,专病微观辨证是用更先进的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具体疾病的证,专病微观辨证化则是探寻各个具体疾病各种证的更先进的微观标准[3]。辨证论治的创新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医疗模式转变的问题。中医学与西医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是同一的,在认识对象上也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医学之长而达到一致。在临床医学疾病诊断方面,完全可以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确立以辨病论治为主体的诊疗模式是实现中医临床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13中医现代化需要直觉灵感再创辉煌中医学是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与唯象科学相似的生命科学。中医学的直观性,从形式上看似乎比较朴素,但未必没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中医学也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也许你有这样的体验,在某事发生之前,你心里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世界上到底有无灵感和直觉呢?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4]。人的悟性尽管有高低之分,但每个人都有预测的潜能。而且这种潜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得到开发和强化。以人本身的预测潜能为基础,通过开发和利用人类与生具有的这种超前认识能力来获取所需的未来未知信息,这种直观性尽管朴素,但可能已属唯识预测的范畴,其存在价值是十分显见的。但是,仅仅把握中医学的直观性,仅仅运用形象思维,仅仅运用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研究方法,只靠直觉灵感是远远不够的。

中医学是儒家文明的一个缩影,儒家自然哲学和科技思想的某些缺陷也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后来的发展。儒家本身不曾对思维规律作出系统研究,不曾产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那样的形式逻辑体系。在儒家文明形成后,先秦墨家的逻辑学说也很快成为绝学。这一缺陷使中国数学未能产生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经过严密证明的数学体系。儒家虽然提出了实验、测验、试验等方法,但总的说,儒家的科学方法论是不系统的,尤其不曾提出对近代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数学方法,即在实验所得数据基础上提出一个包括察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的方法。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代表之一的中医学,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直观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例如,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已经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了答案,而中医学的直观性,如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等研究方法依从它的合理内核,也从科技发展规律、思维方式的发展阶段、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逻辑思维和实验性研究方法这一阶段,自然就应该引进借鉴这些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辨证思维和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研究方法。直觉灵感的再创辉煌还有一个捕捉信息的问题。超级秘书网

中医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了临床实践,中医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捕捉信息的途径主要依据临床。应当尊重临床证据,用循证医学原则确认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临床方案要按照标准化、规范化、随机化等原则。依据循证医学将中医学的直觉灵感再创辉煌。

314中医现代化需要特色优势发扬光大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尽管可体现在许多方面,不少学者也曾作了不懈努力,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与挖掘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如在目前中医临床的优势病种、中医诊治方法的特色和优势、中药在新药开发医药市场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中医药学理论的特色优劣及其文化哲学基础、中医政策中医科研与中医特色优势的关系[5]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从本质上讲它是整体、宏观、辨证的医学理论与实践。中医长于诊治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等,而在形体和器质性疾病、原因单纯而明确等病变的诊治上,则与西医学不可同日而语。

这里的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5],今天可以说是中医有优势的一面,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而当这些综合性、功能性及原因不明的病证一旦原因被揭示以后,是否依然还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病症呢?或者说是否依然能保持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呢?因此,笔者认为,从中医学的本质性———“证”出发,在微观分析和形态结构上下功夫、找突破,不仅牢牢把握机能,而且牢牢把握形态,不仅牢牢把握宏观形态,而且牢牢把握微观形态,是中医现代化需要发扬光大自身特色优势的认识所在,也是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及方面。特色优势的发扬光大还有一个临床疗效的问题。临床疗效的突破是中医学的生命。如果没有临床疗效的突破,结构搞得再清,机理说得再好也是徒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学兴也疗效,衰也疗效,振兴崛起更需疗效。从临床疗效方面下功夫、找突破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马振铎,徐远和,郑家栋1主编.儒家文明[M]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9:289～308.

[2]沈自尹1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J]1中医杂志,1986,27(2):135～136.

[3]蔡辉.论专病微观辨证[J].中医杂志,1999,40(8):499～500.

[4]侯金川1信息预测的原理和方法[J]1图书馆11999,(2)11～15.

整体医学论文篇5

关键词：中医学理论；保健食品；搭配与研发

一、基于中医学理论的保健食品的搭配原则

（一）结合中医文献，科学搭配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健康也愈发重视，而保健食品也愈发被人们重视。保健食品是指在说明处标明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保健食品的服用并不适应所有人群，保健食品有其特有的使用人群。并且保健食品并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服用保健食品对机体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对身体健康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对中医知识的重视，中医理论知识也被应用到保健食品的开发中。中医学理论首先被应用到保健食品的搭配之中，形成具有中医学理论特色的保健食品搭配原则。在保健食品搭配中首次通过翻阅相关的中医学文学，了解中医学习的内涵，再制定其中的搭配内容。在我國饮食保健历史悠久许多中医学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在《吕氏春秋·尽数》、《伤寒杂病论》、《五十二病方》等中都明确的记载了我国饮食保健的发展，因此在进行保健食品搭配的过程中，首先应结合中医学进行参考，再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搭配内容。同时在结合中医学理论知识调整保健食品的搭配过程中，应做到中西结合，科学搭配。即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可以利用病理学、微生物学、营养学等西医学，从而使保健食品以中医学理论为搭配原则，以西医学知识进行检验与探究，从而促进保健食品的研发。

（二）原料功能健康，食品来源明确

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通过中医学文献了解到中医饮食保健食品的功能性较强，且其保健功能种类全。经过科学探究发现中医中的饮食保健食品其保健功能可以满足各种保健需求。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可以根据需求不同，调整其原料。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应确保其食品来源明确，形成绿色搭配原则，即做到搭配过程透明化，健康化。并且让搭配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的展现出来，进而做到绿色化搭配。同时在把中医学理论知识应用到保健食品搭配的过程中，应严格做好食品监督，做到科学化生产，并把所需的每一样原料都用科学化的手段检查其毒理与药理，进而确保保健食品的安全性。

（三）符合配伍禁忌，食疗为主

在保健食品搭配中应用中医学理论知识时，应重视其配方中的药物配伍禁忌，虽然用于保健食品中的中医药物与中医食品大多数的性质都比较平和，但仍有少数具有温热寒凉的特性，通过调整原料中的配伍方法和用量，进而抵消了其温热寒凉的特性，从而让保健食品更好的搭配。如对于一些滋腻、壅滞气机的原料可以用以山楂、莱菔子、砂仁、陈皮等进行调整。同时在进行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应以食疗为主，充分发挥中医学理论中饮食保健的基础，进而减少配伍禁忌的产生。从而提升了保健食品搭配的安全性。

二、基于中医学理论产生的保健食品研发理论

（一）整体与辩证相结合

基于中医学理论研发保健食品研发，应结合中医理论基础探索保健食品的构成。首先在保健食品研发中可以应用中医学中的整体观。整体观是中医学中特有的理论知识，即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肺腑之间互根互用，气血之间互相循环。并且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也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循环机体。因此保健食品的研发也应遵循整体观这一原则。以中医中的整体观分析病症，再用整体观研发保健食品。同时还应用中医学中的辩证理论对保健食品进行研发。在中医理论中认为可以通过中医食品与中医药品的不同特性，发挥其特有的保健功效。即在研发过程中以辩证的思想去看待保健食品的研发，让保健食品在研发过程中具有相应的针对性，细化其保健功能，进而让保健食品更加具有针对性，提升保健食品在某一方面的功效。

（二）“扶正”与“却邪”共同应用

在保健食品研发中应用中医学理论中的“扶正”思想。中医“扶正”思想是指调补脏腑的气血阴阳，从而增强体质、抵御外邪。应用“扶正”思想指导保健食品的研发即是帮助保健食品对病症的外因进行研发，通过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进而达到促进身体健康的作用。同时中医学中的“却邪”思想也被应用到对保健食品的研发之中。中医“却邪”思想是指通过利水、化瘀、祛痰、泻火等方法去除身体中的病邪，从而促进人的健康。应用“却邪”思想指导保健食品的研发即是帮助保健食品对病症的内因进行治疗。即让保健食品具有减肥、降脂等功能，进而达到对认同“却邪”的目的。

（三）治未病思想的体现

中医学中治未病分为未病先防，已病防变两种思想。未病先防是指在病症未出现之前，就对病症进行预防，应用未病先防的思想指导保健食品的研发，即是通过对病症的相通性的研究，把因相同病因引发的病症整合在一起，研究具有针对性的保健品，从而达到未病先防的思想目的。同时在保健食品研发中还应用已病防变的中医学思想，其保健食品的研发方向是针对已有病症，利用中医学保健食品，防止病情继续恶化或加重，进而促进了人们健康水平的提升。

三、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在保健食品搭配与研发中应用中医学理论知识，已愈发普遍。保健食品在搭配过程中合理利用中医医学文献，形成科学化的搭配方法，并在制作过程中确保其原料来源明确，功效强的特性。同时利用中医学习理论知识推动自身研发，形成具有中医特色的保健食品，让保健食品具有健康性与绿色性的特征，从而促进保健食品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晶晶，徐方旭，冯叙桥，王月华.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从食品科学角度的思考与建议[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15，6（04）：1350-1355. 

[2]钱丽丽，高学敏，王淳.具有中医特色的保健食品研发优势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9，24（06）：697-701. 

整体医学论文篇6

【关键词】医古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R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0)14-051-1

《医古文》是高等中医学类教育的基础课程,主要面对中医初学者开设,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古代中医典籍能力,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它涵盖古代汉语、中医药历史文化、中国古代哲学、史学和文学的内容。如此重要而又内容庞杂的一门课程,讲好实属不易,笔者认为,授课教师应注意如下四方面。

1整体把握教材

医古文教材分文选和基础知识两大部分,其中文选包括传记、序文、医论、医案等体裁的文章;基础知识包括工具书、汉字、词义、句读、今译、古代文化知识等,内容非常丰富。而目前各中医类专业新修订的培养计划中,《医古文》课时均有缩减,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如此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必须从总体上把握教材,设计好教学内容。针对授课对象的基础不同,调整文选和基础知识授课的先后次序,并能够把两部分内容做适当整合。在开学之初把整体的设计告诉给学生,使学生明确学习重点,做好预习。同时,根据文选部分的体裁和难易程度,设计精讲和泛讲,还可以确定哪些篇章可以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讲,这些设计都是在对教材的整体把握上进行的。

2能够寓医于文

中医理论历代传承是以文字为载体记录和保留下来的,医古文教学是要为学生今后阅读中医古籍打好文字基础。授课中每篇文选的重点字、词固然重要,同时也不能忽略文章所阐述的“医”之内涵,不能把医古文讲成古代汉语,要将文中的医家思想、理论精髓、医德医风贯穿课堂,通过讲医使文字更加鲜活。比如,讲丹溪翁传时,把朱丹溪钻心研读医书,中年拜师求学的精神联系学生应有的治学态度;把朱丹溪博极医源后,对医学理论的操纵取舍、灵活运用,联系学生学习理论不应胶柱鼓瑟,要善于分析思考;把朱丹溪治病的案例从医学角度分析,增强学生对文意的理解。

3注重教学方法

在广泛应用多媒体教学的今天,很多院校已经做出成功的尝试,把多媒体引入医古文教学。但同时必须注意,并不是多媒体教学就可以代替传统的书本教学。医古文课程文字量大,单纯把书面文字转移到幻灯片,不仅不会加深学生对文字的印象,反而适得其反,使学生对于课本越发生疏。怎样在恰当时刻把学生的注意力通过幻灯吸引,又使学生得到书本以外没有的知识,这才是多媒体的成功应用。在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方面,可选择难易适度的文选分段让学生主讲,教师总结,或者自由讨论,给出篇章意旨。通过教学方法的合理使用,给枯燥的课堂带来生机。除此之外,针对不同体裁的文选做好课堂设计也是非常必要的。

4注重授课语言

课堂教学是语言艺术的展现。艺术的语言可以吸引学生,使听课成为一种享受。对于医古文以文字为主的课程来说,如果不在语言上用心,便容易导致课堂气氛低沉。医古文又是一个很容易在语言上出彩的课程。我们讲的是文字,讲的是古代的修辞和文法,如果能够吟咏跌宕,不但能用古文之美来感染学生,而且能够很好的传递作者的思想感情,收到良好的课堂效果。

整体医学论文篇7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转贴于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注 释：

① 邹伟俊主编《医易新探》(1986年，内部版)，邹学熹《中国医易学》(1989年，四川科技版)，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年，北京科技版)，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年，中国医药科技版)，麻福昌《易经与传统医学》(1989年，贵州人民版)，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年人民卫生版)，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1991年，中国医药科技版)，孟庆云《周易文化与中医学》(1995年，福建科技版)，张其成主编《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年，华夏版)，张其成《易学与中医》(1999年，中国书店版)等。

② 1986年12月南京“医易研讨会”，1989年10月贵阳“医易相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11月泰安“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1991年12月福州“海峡两岸医易学术研讨会”，1993年11月贵阳“国际周易与传统医学文化研讨会”，1995年3月南京“国际易医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国际中医与周易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周易)研讨会”等。

③ 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薛公忱：《略评“医易同源”及“医源于易”》，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 李申：《周易与中医关系略论》，载《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⑥ 张其成：《易学与中医》（第2版），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张其成：《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国际易学研究》第6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第4期。

⑧ 张其成：《中医理论模型的特征、意义与不足》，载《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2期。

⑨ 张其成：《模型与原型：中西医的本质差别》，载《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12期。

整体医学论文篇8

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诸多的天人关系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质”，并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各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浸润于传统文化母体的中医，无疑也受到了天人合一观念的洗礼，从而形成了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医学整体观。中医学除了认为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外，还特别强调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密切相关，将人与自然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具体表现在：其一，天人合气。世界本体为气，气又分为阴阳。“积阳为天，积阴为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为阴阳二气而生，人为天地之气而成可见，天地人统一于气，只不过是气演化过程中不同的存在形态而已。其二，天人同构天人不仅在本体上合气，而且在结构方式上同构。“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古代医家视人体为“小天地”、“小宇宙”，与“天地”、“宇宙”相应而同构。凡天地自然所有事物现象，人皆有与之相应的器官、部位与功能；天地自然发生了变化，人的生理功能也随之改变。其三，天人同理天人不仅同气、同构，而且在运动变化过程中遵循相同的规律，即“理”。历代医家将阴阳变化之道、五行运行规律、太极之理视为人与天地自然的普遍规律。

有了天人合气、同构、同理这一天人合一理论基石，中医学在构建其理论大厦，便从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出发，以气为本体，以阴阳五行为结构模型，将人体置于天地自然及时空中加以考察，来建立其生理、病理模型，并提出相应的诊治原则。天人合一、人与气候、季节环境相协调是保证健康的重要前提，人体诸多疾病是由于天人关系失调所致于是，法天则地，顺应自然，成为中医治病养生的一大原则。正如《内经》所言，“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天人合一的医学整体观以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为基础，从宏观整体角度来认识、控制人体，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包含着朴素的系统思想萌芽。它对中医理论范式的奠定和早期中医学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这种整体观所蕴含的气象医学、生态医学时间医学等思想对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由于天人合一过分地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同一，忽视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差异，缺乏实证研究，用直观臆想的联系取代人与自然真实客观的联系，致使中医理论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和模糊性特征。

2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国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高度统一的集权政治、“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孕育出中国传统文化崇古尊经、追求同一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折射到中医学，使之表现出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黄帝、神农本为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却被医家依托并尊为医门圣人。汉末名医张仲景又为后人尊为医门“亚圣”，其著《伤寒》、《金匮》奉为金科玉律。中医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论》时代就己基本确立几千年来，中医发展缓慢，理论范式一脉相承，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其中缘由固然多种，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成了中医研究千年不变的信条。后世医家即使结合当时社会环境、疾病演变而有所创见，也须从《内经》中找到理论渊源，旁征博引，引以为据，方能为其他医家所接受偶有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者则视为异端，加以贬斥在历代医家中，金元四大家有所创见，但囿于传统，不敢违圣离经，指摘圣人，始终未超出《内经》框架。吴有性“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胎，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

继承和创新的矛盾始终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因。继承是可以使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扩大和加深，但不能使科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创新，才能使科学出现新的飞跃。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过于强调继承而遏制了创新。尽管这种价值取向对于继承和保存前人的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显然已成了中医发展的桎梏。因此，在强调继承和挖掘中医传统宝库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大力提倡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也即遵循“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原则，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必将给中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特征

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价值命题渗透到中医学术，形成了中医学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特质。早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就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此处之“神”，指的是事物变化难测的功用及规律，属于“形而上”而此处之“形”指可见有形的人体形态、结构，属“形而下”“粗守形，上守神”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在中医方法论上，“神”比“形”重要，掌握形的只是粗工，掌握神的才是高明的医术。

脏象说可谓是中医理论基础和核心。尽管历代不乏脏器的形态描述，但中医的脏腑机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而得出的，甚至也不需要用这种形态去说明。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中医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中医诊断是“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基于“有诸内必形诸外”的信念，就没有必要功能，便可揣猜出病之所在中医的病因病机也多考察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而很少考虑其具体实质形态的改变。“阴平阳秘”是指人体生理功能的稳态而非形态结构的平衡重神轻形的方法论为中医提供了一种简洁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为中医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留下许多难解之谜如经络、命门、三焦等有无及定位的争论。其实这些概念是功能而非结构概念，不是从结构分析中得出功能，而是从功能出发来“虚设”结构。因此，只有从中医重神轻形的方法论入手，才能对这些概念、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和科学地研究。

中医重神轻形的方法论，从功能出发，采取不打开人体黑箱的方法来认识和控制人体，不失为一种高明的手段，与现代控制论的黑箱理论有相通之处现代系统论揭示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统一的，没有无结构的功能，也不存在无功能的结构中医方法论过分强调人体功能(神）而忽视结构（形）往往使其功能过于模糊而难以精确把握。通过对结构的了解来把握功能是西医的长处，合理地吸收西医解剖生理等重“形”之长，补中医方法论之不足，形神并重，是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必由之路。

4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象与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对认识论范畴最早见之于《周易》《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魏晋时期王弼在《周易略例》中对意象关系给予充分论述他认为，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归宿自此，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便上升到了哲学思维方式高度，对传统文化各层面发生着广泛的渗透与影响。

“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思维特色，从中也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传统思维方式作用的烙印中医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的，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脏象”可见，这里的象是认识人体的手段、工具，并非人体本质只有经过“忘象”的过程，方能“得意”，从而抓住人体本质之所在.中医临床诊断是以象、言为基础的。问而得言，闻、望、切而得象再经过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才能正确地辨证如果拘泥于言象本身，易受表象假象迷惑而不得真谛。不难发现，得意忘象思维过程并非通过严密的分析和逻辑推理，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难以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得意”的功夫清代名医周学霆在《三指禅》中有言，“医理无穷，脉学难晓，会心人一旦豁然，全凭禅悟”。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顿悟工夫非一朝一夕可得。它一方面来自长期临床经验的积淀，另一方面得之于对前圣经典的钻砾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么，古籍医经未能畅达先人之意于是，古时中医读书治学十分强调“心悟”“心法”。依靠语言，而不泥于语言，得意而忘言。

得意而忘象、忘言，追求一种直觉体悟的思维境界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它能激发思维主体的想象和灵感，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基于丰富的经验，从宏观整体的联系中来把握人体，能够揭示出单从局部分析难以揭示的人体奥秘但同时它又不以严密的逻辑为前提，缺乏实证分析，所以又具有或然性、模糊性、臆测性等不足。

5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范畴。“仁者，爱人也”。以仁爱之心来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浸浴于儒家文化的中医学，自然带有儒家伦理色彩。“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冲亦云“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医学之所以被视为仁术，正是因为医家与儒家在仁爱生民这一点形成共识。

医为仁术，突出了医学的伦理价值，特别强调了医者首先必须具备高尚的医德修养“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所谓“正己”就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对患者不论贵贱，要一视同仁；清正廉洁，不图利色等。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医学毕竟是一门科学技术，即“术”，医术精良是实现其仁爱救人的重要保证。“医为人之司命，不精则杀人”。医术虽不是品德，但医家的医术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死安危，故古代医家把医术精良纳入了医德范围，作为医家个人修养的重要方面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高度概括为“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体现着真正的医是高尚医德与精湛医术的高度统一。

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为中国古代医者提供了一整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对仁的理想追求，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使得中医能够以仁爱之心去对待病人，保护生命，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重要贡献“仁”与“术”的高度统一又激发着许多仁人志士为实现其济世救人的道德理想转而业医，客观上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同时，以仁为本的医学伦理包含着时代局限性如作为仁之本的孝的观念阻碍了中医解剖学的发展，伦理中心主义又使得医理依附于伦理，致使传统中医长期发展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