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监管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5 19:49:02
经费监管论文篇1
[摘要] 保险监管是关系到保险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过冬。本文使用委托-理论和动态仿真理论从主体及主体行为的角度对保险监管活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立保险监管动态仿真模型的框架,对使用该方法研究保险监管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关键词] 保险监管委托-模型动态仿真
一、引言
保险行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其成败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政府有责任对保险行业进行监督管理,保障保险行业合法、稳健的运行。所谓保险监管,是指一国的保险监督执行机关依据现行法律对保险人和保险市场实行监督与管理,以确保保险人的经营安全,同时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利,保障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并促进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目前,我国保险监管的目标为 :“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促进保险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防范和化解风险”。
保险监管的作用虽然仅仅是监督与管理,不直接参与保险市场的交易活动,但是保险监管机构其实是作为保险市场的一个主体出现的,其行为会与其他保险市场主体产生交互作用,因此直接影响了保险市场的运作。反观目前对保险监管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中外制度的比较,法律法规的探讨,监管效果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少见有从市场供求、市场均衡角度研究保险监管的成果,更不见对保险监管工作中主体的行为的研究成果。
本文使用了博弈论和经济动态仿真两种研究手段,对当前我国保险监管实践进行分析,探索建立保险监管动态仿真模型的途径。
二、保险监管中的委托-关系
1.委托-模型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博弈论旨在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即博弈论的研究对象是决策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均衡。因此本来作为一种数学理论的博弈论,被经济学家们用来研究经济主体间的交互行为,从而成为一种主流的研究手段。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主体对于信息的掌握情况往往对其行为模式和结果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经济学家对于信息结构问题日益关心。与之相适应,用于研究在非对称的信息结构下经济主体行为及结果的委托―模型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用工具。这里的“人”指在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局中人,而“委托人”则表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局中人。在这个定义下,通常委托人无法观察人的行为,而人由于具有信息优势,会利用这一优势谋取利益,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委托人需要设计一套激励机制,以激励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保障委托人的利益。委托―模型即是分析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均衡结果的数学工具。
2.保险监管中的委托-关系
在保险监管活动中,监管机构和被监管对象构成了非常典型的博弈关系。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从本质上讲是为了保护广大保单持有人的利益,维护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而这一目的,必然会与保险公司和其他被监管对象的短期利益相违背,这就造成了双方行为的非合作性,由此产生大量非合作博弈关系。同时,由于保险监管涉及的市场主体较多,包括监管机构、保险人、中介人和投保人等多个对象,因此保险监管活动中的博弈关系也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
保险监管博弈关系的特点是广泛存在着非对称信息问题。其中,监管机构和保险人及监管机构和中介人之间,由于监管机构在制定政策前无法有效掌握被监管对象的真实状态,同时在制定政策后也无法及时观察被监管对象的行为,因此既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也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在保险人和投保人及中介人与投保人之间,由于投保人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因此在保险交易中处于弱势,而同时,保险人和中介人也无法准确了解投保人的风险状况,无法准确观察到投保人在购买保险前后的行为,因此也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面对这类信息不对称问题,使用委托―模型对其进行分析是最合适的方法。在保险监管的博弈关系中,也存在着委托―关系:博弈关系中存在两类局中人,分别是监管人和保险人。在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是监管人(委托人)委托保险人(人)通过销售保险的形式分散投保人的风险。在这个委托―关系中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结构,其中保险人占有信息优势,监管人观察不到保险人在销售保险产品是的行为,而只能通过保险人定期填报的报表来了解这一信息,而保险人对监管人的政策具有完善的知识,这就使得保险人有可能通过欺骗的手段上报虚假信息,从而达到获得额外利益的目的。因此,在委托―框架下设计一套机制激励保险人按照监管人的意愿行动,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
3.委托-模型与动态仿真模型
从动态仿真模型的建立角度而言,动态仿真方法并不一定需要与博弈论相结合。但是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经常会涉及到不同主体行为的交互作用,因而,经济动态仿真模型通常也需要在计算机中仿真这种交互行为。而博弈论正是描述这种交互行为的最合适方法。在经济动态仿真的研究实践中,我们发现将经济动态仿真方法和博弈论方法结合在一起,以博弈模型作为经济动态仿真模型的理论框架,以经济动态仿真模型作为博弈模型实践研究工具,通常可以收到良好的研究效果。因此我们将这一研究思路作为经济动态仿真研究的基本思路。
同时我认为,动态仿真方法与博弈论具有天然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博弈论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主体决策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这种相互作用在经济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在经济动态仿真中不可能忽略对博弈论的应用。第二,博弈论发展到现在,其理论并不完整,尤其是对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研究,还有很多不甚清楚的地方。而通过经济动态仿真,研究人员可以检验理论假设,获得经验性规律,从而推进对博弈论的研究。
三、保险监管的动态仿真分析
1.自适应主体
动态仿真模型的主体分为三类,一是自适应主体,该类主体是现实中经济人在动态仿真模型中的映射;二是功能主体,该类主体是为了实现动态仿真模型的功能而设,在现实中不一定有其原型;三是控制主体,这类主体是固定的,它们在每个动态仿真模型中都必须存在,其作用是控制模型的运行和提供模型与研究人员的信息交换手段。
在设计动态仿真模型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设计自适应主体。根据保险监管的特点,在保险监管动态仿真模型框架中将存在四类自适应主体,分别是监管人、保险人、人和投保人。其中监管人通常是个虚拟主体,所以实际的主体是后三类,下面分别介绍其基本情况。
保险人主体:保险人主体在模型中负责生产保险产品,制定保险产品的价格(即保费附加率),并依据投保人的损失和保额对其进行赔偿。保险人主体不能直接销售保险产品,而是要通过人进行销售。
人主体:人主体是保险人主体和投保人主体的中介人,他负责向投保人主体销售保险产品,提供相关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人主体提供的服务不包括理赔,理赔由保险人主体负责。这一自适应主体只在研究有关人监管的模型中会出现。
投保人主体:投保人主体是消费者,它们通过人主体向保险人主体购买保险产品,决定投保的程度,即决定免赔额的大小,并且按照一定的损失概率发生损失,同时向保险人索赔。
2.自适应主体的属性和行为
自适应主体有很多属性和行为,其行为根据作用不同分为仿真行为和功能行为。仿真行为能够与现实的行为相对应,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而功能行为则是为了模型的程序实现,再不影响模型仿真效果的情况下建立的工具,现实中不一定有对应的现象。
(1)保险人主体。保险人主体属性主要包括保险产品的价格(保费附加率)、个人费、销售量和利润组成。其中,个人费属性只有在模型中含有人主体是才会存在。
保险人主体的行为包括定价行为、确定个人费行为和赔偿行为。其中,确定个人费行为同样只有在模型中含有人主体是才会存在。
(2)人主体。人主体的属性包括费、销售量、利润、单位固定成本和单位质量成本,其中费这一属性只有专业公司主体才拥有。
人主体的行为包括确定费行为和确定服务质量行为。
(3)投保人主体。投保人主体的属性主要包括初始财富、期望效用、实际效用部分损失概率、完全损失概率、最大损失额和质量偏好。
投保人主体的行为包括确定最优免赔额行为(定最优免赔额行为)、购买行为(购买行为)和发生损失并索赔行为。
除了以上的行为后,三类主体都有一个结算行为,其作用是比较自己当期某些属性值与上一期相比的变化情况,并且计算利润、销售量等值。
3.自适应主体行为执行顺序
在每个仿真周期中,需要确定各个主体行为执行的顺序,这一顺序在每一个仿真周期中都是相同的,其先后取决于每个行为所导致的属性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本文涉及到的各类保险监管动态仿真模型中,这一行为序列具有相同的模式:
首先,保险人主体执行定价行为,如果模型中含有人主体的话,保险人主体还将执行确定个人费行为。这两个行为执行完后,保险人已将保费附加率和个人费设定好。
其次,如果模型中含有人主体的话,在观察到保险人主体设定的保费附加率后,专业人主体执行确定费行为,其后所有人主体都执行确定服务质量行为,这两个行为执行完后,人的费和服务质量也就产生了。
在观察到保险人主体设定的保费附加率后,所有投保人主体执行确定最优免赔额行为,决定自己当前的免赔额。
在决定了免赔额后,所有投保人主体要根据这一免赔额和观察到的人主体设定的费和服务质量,执行购买行为,选择合适的人购买保险产品。如果模型中不包括人主体,则投保人主体直接根据保险人主体的信息执行购买行为,决定购买情况。
购买完成后,所有投保人主体执行发生损失并索赔行为,得到损失值,并根据自己当期的免赔额调用保险人的赔偿行为,获得赔偿。
最后,所有的三类主体都执行结算行为,然后进入下一个仿真周期的循环。
四、结论
对于保险监管问题的研究,由于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而且主体行为及行为结果较复杂,因此虽然其相互关系是典型的委托-关系,但不易使用数学工具进行描述。而计算机动态仿真技术主要着眼于对行为过程的描述,行为的结果则由仿真模型运行结果得到,因此避免了复杂的数学推导,从而成为一种实用的研究手段。本文通过对保险监管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建立保险监管动态仿真模型的框架,对使用该方法研究保险监管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参考文献:
[1]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中国保险市场年报.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20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焦清平姜涛:论保险监管中的博弈关系.保险研究,2006,2
经费监管论文篇2
摘要近年来，有关银行的负面舆论不绝于耳，在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的压力下，《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七不准”原则等监管规章文件匆匆出台。这种“倒逼”机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与《合同法》、《价格法》、《商业银行法》等大法形成冲突，影响了银行自主经营的权利，也抹杀了平等自愿的合同精神，破坏了监管的权威性，扭曲了市场竞争机制对行业自我完善作用的发挥。本文从法理角度分析了舆论倒逼监管立法的诸多弊端，并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银行业监管法的冲突倒逼机制
一、舆论“倒逼”立法之弊
负面舆情后各项监管“新规”的出台，体现了银监会在维护金融稳定、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银行业经营管理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但总体来说这种倒逼机制弊大于利。主要弊端在于：
（一）小法抵触大法，损害银行自主经营权
根据企业性质和法的效力，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首先应受《民法通则》、《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价格法》的约束，其次再受银监会各项监管法规的约束。作为以盈利为目的参与市场活动的法人，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受到法律保护，这其中包括依法开展业务、依法制定非政府管制的服务价格等权利。而银监会迫于舆论压力出台的一些规章文件，赋予了商业银行政策性的义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银行自主经营的权利，也不符合其上位法的精神。如2012年3月的《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银监发〔2012〕3号），其中“减费让利”、“贷款利率不得一浮到顶”等要求与《商业银行法》、《公司法》中规定的“自主经营”、“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亦相抵触。又如近日热议的“停办存折业务”话题，办存折被舆论涂上社会公益色彩，实际上也是对银行自主经营权和自主定价权的剥夺。
（二）新规否定旧规，损害监管的权威性
FSAP评估团认为，中国的银行监管独立性不强，监管法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监管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在倒逼机制中可见一斑。
一是监管责任“被扩大”。 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监管理念，银监会的主要职能是“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然而舆论倒逼使得银监会面临诸多“义务附加”，凡是与银行有关的、公众不满意的事情，银监会都“被”监管责任。“被”责任与监管资源配置不匹配，与法定职权不一致，如果监管不到位，反而会遭到更大的负面舆论。
二是原有规定“被新规”。集中体现在法规修订和业务准入上。一些原有的监管法规，频频面临修订或是被新规取代，如《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2003年公布后又于2012年再次修订并征求意见；一些已获准入的业务，在舆论压力下又被新规甚至一纸通知叫停。这是一种事后的规范，破坏了监管的严肃性。
三是新规继续被追问。倒逼本身就是权威丧失的一种表现。经验证明，在一片敦促声中出台的监管法规，往往只能在短期内起到平息舆论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近日“七不准”出台后，中国日报网、《金融观察》等媒体刊登评论文章，认为银监会“没有具体操作方法，没有相应处罚措施”，应该采取“突查或者暗访”等举措。或是新规所禁止事项已成为行业“潜规则”，银行可以采取多种手段绕过规定，难以监管到位。如虽然“七不准”禁止以贷收费，但一些银行推出了普通贷款转作承兑汇票的融资业务，其实是变相的贷款收费。
（三）“Regulation”重于“Supervision”，扭曲市场机制
根据自由市场理论，价格会在市场调节下趋向真实价值，行业会在自由竞争中走向完善。作为监管部门，“手把手”式的管制（regulation）反而不利于银行业的成长。一是使价格形成机制行政化。除利率、汇率外，银行提供的绝大部分产品不具有社会公用性质，银行享有自主定价权。但目前对银行定价的管制过多，如《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较大压缩了银行自主定价的空间。二抑制了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在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寻求盈利模式转变过程中，会伴随不合规现象，也会形成与群众期待（如“跑赢CPI”）的差距。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市场和司法来解决。如果管制过严，那么市场运行的规则就会扭曲。比如监管者应舆论要求取消银行收费，那么银行出于盈利目的很可能停办该业务，金融创新受到抑制。
二、“倒逼”机制之源
一方面，舆论能够形成对有关部门的倒逼力量，体现了中国金融市场不断走向民主透明、规范高效的进程；另一方面，在乱问责、乱敦促的背后，也折射出银行、消费者、媒体、市场等方面的几大缺失。
一是银行服务理念的缺失。首先，涉银负面舆论的直接原因在于银行自身。相当一部分负面舆论并不是由于银行业务不合规，而是由于银行的营销人员对产品宣传不到位、未充分揭示风险、夸大收益、误导消费者造成的。
二是金融消费者“买者自负”意识的缺失。许多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未仔细阅读和理解合同内容特别是风险、收益和免责条款，在发生纠纷时无法举证银行的侵权责任，导致对银行的不满意。
三是新闻媒体法律知识和严谨职业素养的缺失。一些报道为吸引眼球，用词不加斟酌，并且将所有与银行有关的事件都指向银监会。如“服务收费乱象”，“服务”将盈利性的银行混淆成公益性单位；“收费”将市场定价混淆成行政事业性收费；“乱象”将群众不满意笼统归结为不合规，对舆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是政府有关部门价格监管的缺失。根据《价格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章，商业银行定价应由当地政府价格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然而有关部门并未尽职。
三、政策建议
对于涉银负面舆论，银监会既不能不回应、不作为，也不能以仓促立法来迎合呼声。
（一）分清监管责任，把握监管重点
法律有明文规定由其他相关部门管理的涉银问题，应由相关部门监管，银监会协办，为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为专业问题提供学理性的解释。法律无明文规定应由哪个部门管理、其内容又不属于审慎监管范畴的，银监会也不宜出台法规进行规范。如银行产品的营销规范、银行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应当由银行自己管理。如涉及违法违规，则应当由司法部门来裁决。属于银监会法定监管职责内的、涉及银行风险、内控、信息披露方面的事项，应该主动监管、事前监管，而非“监管空白”。
（二）用准有关法律，谨慎出台新规
对于已有法律规范的，不宜另立新法。如“明码标价”、“合规收费”、“以质定价”、“公开透明”等原则，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基本法律中已有规定，无需三令五申。确有必要出台监管法规的，应当充分其合理性、必要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在实践中难操作、难界定的，不要做出规定。如“七不准”关于禁止捆绑销售的规定，由于银行业务繁多，面对同一个客户往往需要交叉销售，因此捆绑销售在实际操作层面并不好界定。
（三）保护银行声誉，鼓励金融创新
区分舆论合理和不合理的诉求。如理财产品“跑赢CPI”就是不合理的诉求，不应予以支持。对于媒体泛泛批评的“不规范”，要厘清界限，对合规业务予以支持，保护银行声誉。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平衡和保护各类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在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引导行业走向规范。如对于银行服务收费问题，不是为其制定标准，而是要求银行提高透明度。
（四）培养市场精神，完善司法体制
加强对金融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提高金融消费者的“买者自负”意识、风险意识，提高他们对银行营销行为的辨别、理解能力，从根本上减少负面舆情的爆发。涉银纠纷，应当多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而不是立新规来解决。将一些典型案件的司法裁决结果进行整理，作为判例，为消费者提供法律的参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1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经费监管论文篇3
内容提要: 从历史上看，美国金融史是一部金融危机和金融改革同步、金融改革和金融理论相互联系的历史。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推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代表性法律，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和金融企业主体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一方面强化美联储的监管地位，另一方面维护消费者合法地位。从金融改革的历史发展看，目前的金融理论和金融改革，主要是西方金融一体化和利益社会化理论共同主导下的一种结局。
一、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理论、金融改革关系史
美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是从1907年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开始起步。世纪之初的经济大危机促使美国开始强调联邦的集中监管，并于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并在次年建立了包含联邦储备局、区域性联邦储备银行和会员银行的联邦储备体系。[1]但在联邦储备银行成立之初，仍然采用原来的银行自由经营原则，美国银行数量急剧上升。1927年美国通过了《麦克顿法》，取消了《1864年国民银行法》“禁止国民银行承销股票”的规定，虽然这种更加自由化的改革带来了1928年的美国股市的虚假“繁荣”，但仅仅一年之后，持续5年多的大危机爆发。危机导致美国约49%的银行倒闭。[2]在危机面前，罗斯福通过加强监管开启了新的监管时代，以《1933年银行法》和《1933年证券法》为代表的立法标志着新监管时代的来临。与此相伴随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所谓的“国家干预理论”，该理论认为虽然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自由市场机制尽管从整体上讲是有效的，但自由市场本身自利的天然缺陷会扭曲这种机制使其失灵，这决定了政府对市场的必要性，为保证金融市场的正常和高效运转，传统中央银行的货币管制应转向货币政策，安全优先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在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倡导的以货币供给和货币为经济核心的里根经济学成为主导这一时期的金融理论，该理论在金融监管上主张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在这一时期还存在诸如特殊利益论、监管俘获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银行制度学派等学派，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效率优先应当成为为金融监管基本取向。在这些理论推动下，为推动经济复苏美国国会批准了《放松存款机构管理和货币管制法》（1980）、《加恩—圣日曼法》（1982）等一些法律，赋予商业银行较大的经营范围和空间。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更是取消了自1933年以来建立的“分业经营”监管模式，推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的“混业经营”模式，从而将使美国金融业迈入一个新的自由金融时代。伴随着这一自由化进程，以信用衍生工具为手段、以效率为最高目的的华尔街精英为世界创造了一个虚幻的金融神话，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美国的经济崩溃埋下了祸根，尤其布雷顿体系的崩溃为金融风险的世界化开了闸门，最终导致以2007年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世界金融危机。在新的危机面前，“政府是市场经济守夜人”的新自由主义监管理念被现实打击的灰头土脸。这时，强调社会公众利益是金融市场最大利益（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主张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该理论“将金融监管作为消除金融市场完全竞争下的市场破产的消极后果的手段看待，是为消除市场破产可能导致的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其信息不对称等后果而确立”。[3]而且认为金融主体作为企业法人，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并且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而且其经营的产品是高度信用化的货币，所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7月美国公布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也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强化美联储权力和责任以及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由于该法案的重要性，它被喻为可媲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新监管时代的代表法案。
综上可见，美国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与管制法制并行、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期间经济的繁荣与否、金融创新的水平高低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次贷危机后的美国金融改革
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推出多项救市措施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议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并正式定名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代表性法律，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和金融企业主体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一方面强化美联储的监管地位，另一方面维护消费者合法地位。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下面几方面：
（一）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能变化
1．美联储监管者地位和职能进一步得到强化美国此次的金融改革法案，通过赋予美联储对“非银行”类银行的监管权及对一类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权，扩大了美联储监管权力，而且强调这种监管的范围囊括各类银行，无论其是否实行存款保险、无论其营业是否受到特别法案的限制等。该法案之所以强化美联储对“非银行”银行和一类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的监管，尤其将原来属于sec监管范围的对证券经纪/交易商公司的监管权和对对冲基金和其他私人资本基金的监管权全部划归美联储统一监管，目的在于避免多头监管的漏洞，“就是要将美联储打造成为系统风险监管者，并由其对‘非银行’银行和一类金融控股公司制定审慎标准和监管。”[4]
2．成立新的职能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权限1999年以“混业经营”为取向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虽然已经将美联储作为基本监管者地位提到，但对长期分业监管模式下各职能监管机构权限的划分并不完善。新的监管法案在打造美联储为系统风险监管者的基本取向下，把原来对联邦注册的银行机构的分割监管进行整合，成立了全国银行监管局（national bank supervisor），这一新机构系“将货币监理署与储蓄机构监理局合并，在财政部中设立具有独立地位的，负责从事国民银行和外国银行的联邦分支机构及代表处的执照发放，并负责对所有的联邦发照存款机构和所有外国银行的联邦分支机构及代表处进行审慎监管和规制。”[5]另外，新法案还在财政部设立了联邦层面的全国保险办公室，该机构是首次在联邦政府设立代表全国保险公司的机构，其职责在于收集各种涉及保险业务的信息并进行识别其中潜在的危机和风险，并在综合评估后将已经类似于“一类金融控股公司”的任何保险公司向美联储提出监管建议;该保险办公室还被授权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中缔结国际协议，并增进保险规制的国际合作。
新法案对于仍然保留的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者地位和相应职责的同时，在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诚信及增进价格透明度等基本公共政策目标指导下，搁置关于场外衍生品究竟是期货抑或证券的争议，提出要进一步协调期货与证券两大机构对市场的规制方法和标准。当然，为便利在各监管机关的信息沟通，新法案还要求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系统性风险，以对各自市场中出现的金融漏洞和行为能够做出相同的监管和规制标准。
（二）设立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新法案在继承过去通过金融监管对金融主体市场行为规制的基本思路基础上，在监管模式上增设统一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该机构的设置是从金融消费者角度出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为目标而设立的对金融主体行为实施规制的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方面具有非常广泛的权责，从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权，到对在其管辖范围内所有提供金融产品、服务的机构都有行政执法管辖权，甚至在联邦法院也可与司法部一道，执行有限的司法。此外，新法案还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和sec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方面以新的权力和资源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保障。在金融改革新法案的基础上，为了使金融改革获得法律保障，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09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法》、《2009银行控股公司现代化法》、《2009银行控股公司和存款机构监管改进法》、《2009美国保险局法》、《2009投资者保护法》等五项加强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案，“其目的在于对所有金融机构加强严格统一监管，并建立针对金融体系风险监控、缓释和积极应对的监管体制。”[6]
三、与改革并行的新金融监管理论
此次金融危机使西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监管理念遭受重创。对此，以美联储为核心的美国金融界，无不重新认识到自由市场的纪律必须通过政府监督才能实现。事实上，“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经济主体，并非所有金融机构都将股东和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金融欺诈和金融冒险是金融机构利益驱动的自然产物，但是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产生的风险必将对社会带来极大损害。”[7]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的社会公众利益理论开始受到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理论主张金融监管的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通过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消除自由竞争可能导致的自然垄断、金融产品的公共属性导致的外部效应及金融产品高度专业化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等不良后果，以恢复公众对存款机构和货币体系的信心。该理论认为虽然金融市场中，消费者和金融产品与服务提供者都是市场主体，但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和设计的复杂性，以及金融产品的高度信用化，都决定了在金融消费市场中消费者处于不对称的地位，单纯的信息披露根本不能解决认知不足的问题。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的良性运行出发，必须解决消费者在市场面前理性选择困难问题，通过培养各种专业机构为消费者投资选择、理赔提供帮助。在这种过程中，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不能是自利的，必须以经济理性为原则，作出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这种认识下，金融主体作为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的企业法人，加上其经营的产品是高度信用化的货币，所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种理论在危机以后被提及，最根本上在于货币金融领域，尤其随着金融工具创新，特别是信用衍生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技术的互动，将资本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务经营模式的转变。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单纯的市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经纪机构往往在至关重要的公信力上，由于无法摆脱自身的盈利性限制，使得往往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帮凶。在一个个人化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的体制下，在强化对消费者事后保障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国家监管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中介行为保障信息的真实可靠，最终实现金融秩序的有序运行。
四、金融改革趋势
（一）加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监管
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金融市场，尤其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丰富，即使再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一般普通百姓而言根本无从真正了解具体的运作情况。这就决定了需要某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教育或培训或告知真相，以满足消费者知情权，获得安全保障。[8]在这种基本前提下，金融领域的经纪中介和信用评级机构至关重要。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市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经纪中介机构由于无法摆脱自身的盈利性限制，往往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帮凶。为此，各国以重树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方面，不仅仅要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而且要将控制系统风险作为首要任务。
（二）从整体性上保护消费者权益
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入，2009年10月22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对财政部提交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投票通过。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整合原来七大金融监管机构中相应的消费者保护职能成立了新的监管机构，即cfpa，该机构成立后将成为首次经政府授权的、具有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保护的唯一监管机构。英国在危机后也通过了《改革金融市场》法案，新改革方案中也指出，必须出台保护消费者的新方案，确保金融消费者理赔的便捷高效，而且为了确保消费者能迅速、有效的得到赔偿，规定允许消费者采取集体行动以获取赔偿。新改革法案还要求进一步制定法律以强化fsa的资源，加强信用评级公司监管，以便消费者能够获得真实可信的金融信息和服务，这些对消费者利益保护都有着实质影响。
危机爆发后，欧盟采取了多项金融监管立法改革，以提高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如出台存款保障计划修正案;提交资本金要求和规范证券化负债等措施，以加强风险管理;提出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提议，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公布信用评级方法和模型，并引入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制等。
从危机后欧美金融监管立法改革方案的趋势表明，在现代法治环境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规范的制度保障上。我国2011年以来，在监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各大银行在各地开始试点金融消费保护工作，并陆续出台了一些内部试行办法，形成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在政府、行业监管者和产品服务提供者共同参与的，从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全面保护的新的金融消费保护体系。但整体上我国这方面仍处于不完备状态，尤其作为法律层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能否适用于金融消费目前实践中也仍存争议。[9]笔者建议，总结我国金融消费保护的经验，借鉴西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有益做法，在我国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下，从法律层面完善立法，建立一个法律体系健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而且在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包括信用评级机构，都应当纳入金融消费保护框架下进行规制，弥合金融产品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2011年末我国提出的重视本土信用评级的建议正是在这方面的重要体现。
（三）进一步加强集中监管
后金融危机以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多头监管是世界金融监管中普遍采取的监管模式，虽然多头监管在专业化和促进竞争方面具有优势，但多头监管模式虽然提供了细分领域的监管专业化，但由于行业及其部门的分割导致整体监管效率较低，而且因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各种的分工容易导致监管空白和漏洞，为投机者留下套利空间。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之一。所以，要克服多头监管的弊端，必须建立统一的监管主体。但基于自身的金融发展史，西方各国基本都认为多头监管目前依然是监管体制的较佳选择，改革只能是进一步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就美国而言，危机爆发前，美联储系兼具货币职能和监管职能双重职能的机构，这种职能重合的监管模式使得美联储监管职责本身就呈宽泛化。美国的新法案改革也只是提出在扩大美联储职能基础上，进一步组建由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加强监管协作、信息共享并加强风险识别。英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启动了“金融大爆炸”改革，允许“混业经营”，并整合原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等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局”（fsa）。这种新的金融格局，2000年通过的《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得到了确认。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后，为继续巩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2009年英国通过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该法案提出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在金融业的风险和稳定监控方面进行协调，并为今后金融体系的重建摸索经验。
但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坚持功能监管基础上的伞形监管架构、拒绝集中监管，英国采用单一监管架构、整合监管权力，这种监管模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惯例有关。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入手，笔者认为，虽然集中单一监管在金融危机后日益成为各国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我国金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使得目前并不适于建立单一监管体制。目前国务院批准的整合央行、财政部金融司、银监会和汇金公司成立的“金融国资委”就是适应新形势金融监管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既符合当前金融监管的国际趋势，也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当然，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同时，必须注意政府系市场监督者，而非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划分，从监督金融产品提供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入手，解决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违规时的消费者救济问题入手，以防止监管部门的市场化问题。
注释:
[1]马红霞、严红波、陈革：《美国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樊亢、宋则杭主编：《外国经济史》（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
[3]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4]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5]鲁篱、熊伟：《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法学》2010第4期，第149页。
[6]鲁篱、熊伟：《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法学》2010第4期，第153页。
[7]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9页。
[8]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课题组：《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研究与实践探索》，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经费监管论文篇4
摘 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保险市场，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保险市场。然而，随着我国保险业不断发展，保险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的案件逐渐增多，成为影响我国保险业深化发展的重要问题。虽然我国已有机制框架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基于中国现状仍需大力改革和完善。本文通过分析了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侵害的现状和原因，试图对当前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机制框架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 保险消费者 权益保护 制度建议
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席卷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促使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获得高度重视，并在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2008年3月的《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图》中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三大目标之一；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国保险市场上的现实需求，人们日益对保险相对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作为“金融消费者”下位概念的“保险消费者”这一概念在我国金融制度“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的改革进程中，特别是2009《保险法》经修订并实施后被频繁提及。
一、保险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主要表现
依据《保险法》，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责任险中间的受益人，其权益包括：一是保险消费者的安全权，二是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三是保险消费者的选择权，四是保险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五是保险消费者的索赔权，六是保险消费者的隐私权。此外，还应有受教育权，个人监督权等。
近年来，通过保险纠纷案件、保险监管机构投诉、消费者协会投诉等方面反映出的保险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现象呈上升趋势。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资料，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保险纠纷案件数量是2005年的4倍多。保险争议的焦点：一是保险机构违法违规问题，包括保险机构弄虚作假、擅自设立分支机构和非法开展保险业务、擅自修改报备条款、变更扩大保险责任、滥用无赔款优待等；二是销售违规问题，包括不严格执行条款费用、拒保交强险、交强险搭售商业车险、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销售误导等不诚信行为；三是虚假赔案、虚假账目、虚列营业费用、阴阳单或鸳鸯单等财务违规行为。
例如：在侵犯保险消费者知情权方面，主要涉及的问题是由于保险产品的特殊型和专业性，保险人必须对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在人身保险业务中，特别是银邮渠道的销售误导问题凸显。包括对保险产品的失实宣介、片面夸大新型保险产品的收益率、回避说明责任免除条款、诱导保险消费者购买不适合的产品等。又如：在侵犯保险消费者选择权方面，在银邮渠道中，保险公司借助商业银行的贷款资源和渠道优势要求银行客户购买保险产品、设置各种障碍限制客户退保等。再如：在侵犯保险消费者索赔权方面，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惜赔”、“拖赔”现象仍然存在。而由于保险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由此导致他们遭遇大量营销电话、频繁被上门推销等保险消费者隐私权被侵犯的现象也客观存在。
二、制约保险消费者权益维护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法规协调性和系统性有待完善。在我国，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以及保监会的大量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一方面，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完善。例如，对于保护对象的界定不一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其保护对象是“消费者”，而《保险法》第一条中明确的保护对象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即多方当事人。又如：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四十九条，对消费者实行倾斜保护以实现“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而在《保险法》第五条中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保险业经营的重要原则之一。另一方面，对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具体规定缺乏系统性，通常是散见于各种规章制度之中，使得保险公司既难以实施，保险消费者也难有效据此维权。
（二）保险公司经营粗放化。一些保险公司没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制定和执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只是局限于短期利益，一味追逐发展速度和规模。保险公司在不断推出新型保险产品的同时，产品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保险消费者权益被侵犯行为屡禁不止，也间接说明保险公司内部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或执行不力。
（三）消费者教育机制的缺失。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展消费者教育，而对消费者教育的正式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消费者教育主要有三个课题，分别由三个阶段完成，即“聪明的消费者”的培养、“自立的消费者”的培养和“自觉的消费者”的培养。消费者教育早期研究着重于强调消费者的相关内容，而近期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具体内容、实施主体、实施途径和效果评价上。虽然消费者教育本身的理论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但是在国内将其应用于保险消费者教育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实施主体的有限性和被动性，实施内容的零星分散性，缺乏保险消费者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准。而居高不下的关于“销售误导”、“理赔难”等保险投诉背后体现的正是保险消费者教育的缺位问题。
（四）保险市场诚信教育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侵犯本身就说明保险企业在诚实信用方面存在不足。而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在不断完善过程中，缺乏完整的社会信用资源共享平台，由投保方误告、隐瞒、欺诈、有意捏造事实，弄虚作假等引起的诚信方面问题时有发生。
三、加强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建议
（一）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一方面，梳理和不断调整已有保险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法规制度。应根据保险企业各主要经营环节来梳理法律、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内容，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保险学中保险利益理论、最大诚信原则等理论虽然日趋成熟，但仍然还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和进步中。因此，为了保护保险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该不断加强和完善保险消费者保护相应法制的建设。例如，新《保险法》中居于衡平保护的理念对最大诚信原则作出了一定调整。又如，由于保险合同的附和性，在应借鉴国际保险立法和实践缓解保险消费者告知义务，而确立和加强保险人说明义务。
另一方面，不断补充和完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措施。例如：最近出台的《财产保险业务服务标准指引》、《车险查勘定损人员分级管理制度》、《寿险公司销售误导预防和处置制度》、《客户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制度》、《人身保险服务评价办法》等，联合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局、卫生局制定出台的《关于设立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调处中心的实施办法》等对于治理车险理赔难、寿险销售误导，进而形成行业服务标准提升机制都是非常有益的。
（二）加强行业监管。结合银保业务的发展趋势，探索保险与银行监管机构联合发文，明确银保双方在银保产品销售服务过程中各自的权责，实施功能监管。监管部门可采取暗访、座谈、市场调查等多种手段，发现保险消费者权益受损情形，通过完善责任追究和向上追责机制，使保险公司切实承担起主体治理责任，实施多样化、多层次的监管。
中国保监委高度重视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了大量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11年专门成立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2012年1月18日，保监会《关于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等等。与其他消费相比，保险产品和服务相对复杂，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风险性，同时，保险消费者保护还涉及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目前的消费者协会和仲裁机构往往还不具备解决保险消费者权益纠纷的专业素养。因此，还应设立专门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仲裁机构。
（三）对保险公司发展方式进行引导。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评价体系应该包括风险控制、公司治理、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贡献等方面，同时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和分类监管，综合评价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进而促保险公司的发展方式逐渐转变成以保险消费者需要为中心的长期发展战略。
（四）强化消费者教育平台建设。在G.Roywr和N.E.noif受美国教育省的委托进行研究发表的《消费者教育——关于其历史发展的考察》（1980）中，将消费者教育定义为，“消费者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和对市场的认识以及根据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进行合理的、理智的‘意识决定’，以这种态度、技能和理解力来参与市场活动，或利用公共或私有资源参与市场活动的能力培养”。日本的著名学者今井光昭从综合教育的角度来考虑，把消费者教育定义为：“消费者教育就是，在客观公正地公开信息这一条件下，不是强制推行一定的价值观和选择方式，而是承认对个人或社会的价值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为了使消费者成为有责任心的消费者、市民，在复杂的社会中发挥作用，向其提供所必需的有关‘意识决定’的知识和技能。”
在《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构建保险消费者教育长效机制，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在宣传保险政策法规知识方面的作用，加强监管机构、保险机构和保险社团门户网站建设，继续开展中小学生保险教育，普及全民风险意识和保险知识。”因此，应该建立监管部门、行业、消费者组织、社会媒体及公众等多方参与的保险消费者教育平台，开展长效的保险知识教育和消费者信息宣传，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从长远看，可将消费者保险知识普及纳入到公民基础教育范畴中。
（五）充分发挥保险经纪人作为消费者权益代表的作用。保险经纪人是重要的实现消费者利益的责任主体，从制度设计上就是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制度设计，同时也是保护保险消费者的重要的一支依靠力量，应将其纳入社会监督员体系。一方面，保险经纪人在经营中应确确实实地站在投保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在投保环节，应向投保方宣传保险的知识，说明保险中有关问题，充分的了解保险对象的需求，提出一个合理化的保单建议和意见，在理赔环节，能够协助消费者及时索赔，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二是希望保险经纪公司能够发挥对保险业的发展促进和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借助保险经纪人对市场和客户的深入研究，既可以向保险公司及相关监管部门反馈相应信息，促使公司能够改良和修正他们的一些条款和标准，更加公平地对待保险消费者，同时也利于新保险产品的开发。
（六）营造保险行业诚信文化。通过保险协会、联合高校资源，共同开展保险消费者权益理论和实践的论文竞赛等，在保险行业开展优秀寿险营销员和优秀寿险营销团队宣传表彰系列活动，借助新闻媒体开展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主题宣传活动、保险消费者权益法规的宣传活动等等，打造保险行业诚信文化氛围。例如，新版《保险法》在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有较大调整，但自2009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至今，保险消费者对其知之甚少。
参考文献：
[1]孙祁祥，郑伟.保险制度与市场经济———历史、理论与实证考察.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保险业务监管指引》.2011.3.
[3]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现代法学.2011.3.
[4]中国保监会《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分类监管暂行办法》.2009.1.
经费监管论文篇5
经济学中有关商品质量监管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总结这些理论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完善商品质量监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质量与市场机制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商品质量并不是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按此假定，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市场，买方都拥有商品质量的所有信息，包括功用、风险因素等，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无法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掩饰商品质量上的瑕疵，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不会因为信息不完全而被误导，自然也就不会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伤害问题。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业可能拥有的信息优势，所以传统经济学更加关注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如何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确定来揭示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是均质的，不存在质量上的任何差异，市场均衡水平所确定的价格就是刻画商品质量高低的唯一信号。而在现实经济社会更常见的垄断竞争市场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会通过广告主动传播商品质量差异的信息，同一行业内部商品之间的相似性让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充分，企业无法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约束在某个价格水平上与生产经营者实现均衡，而不同的均衡价格水平将对应不同质量的商品。在纯粹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行为有明显的市场支配力，价格可能会被企业操纵，产生扭曲。然而，处于市场劣势的消费者清楚地知道，高价格下商品的质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生产经营者制定的高价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质量更像是一个技术术语，因此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框架看，该学派实际上是通过价格信号来研究商品质量的。20世纪初微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对不完全竞争格局下商品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格信号与市场支配力两个因素的经济含义。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1970年，在《旧货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车为例，首次用信息不对称解释了二手商品市场中的质量问题，从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全新领域。他认为，在旧货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拥有的质量信息是不同的，卖方显然知道更多的质量信息，而买方则知道的较少。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让信息劣势的一方——买方只能按照一个折中价格来购买并不清楚质量好坏的二手商品，但折中价格将会让实际质量超出折中价格水平的商品无利可图，从而“挤出”这部分质量相对较好的商品。这样，买方实际面对的必然是质量相对较差的商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将在旧货市场上演。随着买方意识到市场商品平均质量在下降并调低报价，市场中的另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商品将会退出交易。在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中，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向选择。以上情况循环往复，会导致旧货市场无法交易，出现市场失灵。
西方学者根据购买者对质量信息的可获得性把商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购买时通过观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质量的搜寻品(search goods)，第二类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获悉商品质量的体验品(experience goods)，最后一类是使用后也可能无法知道商品质量全部信息，因此购买之处主要是相信其质量的信任品(credence goods)。显然，消费者在购买后两类商品时会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逻辑，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将导致的市场交易效率损失。可以设计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场失灵的机制。例如。卖方提供一份由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商品质量鉴定证明，主动揭示商品的质量信息；卖方提供质量承诺，对一定期限内可能出现的商品质量问题负责，如退货、更换合格商品、保修等，减小信息不对称可能给买方造成的伤害；在法律健全的国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调节来实现对不完全信息的矫正，恢复市场机制的作用。由政府监管部门介入信息不对称市场的运行，通过强制性法律来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权益，也是矫正以上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这就是本文关注的商品质量政府监管问题。
三、商品质量的政府监管
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是政府介入市场商品质量监管的必要条件。按照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这种监管属于社会性规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环境等目的对某些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进行监督、管理。
1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无论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奥地利经济学，消费者权益至上或者说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均为考量商品市场是否具有经济效率的主要标准。按照这一逻辑。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质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损害将是政府部门进行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传统经济学考察消费者利益的主要依据是消费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的差来计算消费者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消费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没有涉及商品质量问题，是因为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潜在假设。在信息完全的经济世界中，理性的消费者必然会抵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财产等带来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场机制会自动将影响消费安全的问题商品排除在外，实际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没有质量问题的。在此情形下，价格自然会成为消费者关注的唯一指标。由此而来的消费者福利问题也就成了价格水平的比较了。
现代经济学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论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标准依然是评价市场运行效率的主要指标。但与传统理论有所不同的是，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不仅包含消费者剩余的计算，还考察他所购买的商品质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会不会对其身体健康和财产造成伤害或有潜在风险。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质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要求对商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管。尽管质量监管的社会效益很难用明确的公式进行计算，但这种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 法律法规是质量监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经济学领域中所讲的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可以确保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按照一定秩序进行，能有效防范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危害的机会主义行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为制度的规则既有市场自发形成的商业惯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刚柔相济，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
对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市场来说，通过法律法规这种正式的制度形式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是缓解市场失灵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关商品质量、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对所售商品质量负责，对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给消费者所带来的危害承担法定责任。这些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对商品生产经营者事前不负责行为的警示，也是对因质量问题造成危害后对其实施严厉制裁的制度依据，也是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特征，加大了对问题商品责任人进行惩罚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违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商品质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会强加给生产经营者无限的质量责任。按照著名的汉德法则，只有在预防成本小于预防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包括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收益)，而生产经营者却未对商品采取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并对消费者带来危害时。他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研究中我们发现，各国政府都是依法对商品质量实施监管的。例如，1975年，美国颁布针对商品质量的《马格努森一莫斯保证法》(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对生产经营者的保证责任做了明确规定，要求生产经营者对有缺陷产品承担修复及更换的责任。这一法律与《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1979)、《产品责任法》(1982)等一起成为美国监管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基石。
3 最低质量标准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本形式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念，政府不应过度介入经济运行，即使是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因为政府干预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从商品的企业生产、市场交易和最终使用或消费流程看，质量监管的重点在企业生产市场与交易的界面。换言之，在商品质量问题上，政府监管切入点不应该是商品生产者的内部质量监控，因为从监管资源的数量看，政府的力量无法覆盖所有企业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从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看，与商品质量相关的经济决策和技术决策都属于企业组织的内部事务，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质量监管的切入点应该是对进入市场的商品实行最低质量标准(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监管。即在商品进入市场销售时，监管者必须确保商品质量符合最低的质量要求，将不合格产品拒之门外。不合格产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产生的损失由生产经营者自行承担，这是市场约束的一个基本规则。
从商品的类别看，体验品和信任品应该是质量监管的重点。因为搜寻品的质量是外在的，容易观察到，消费者购买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对于体验品和信任品来说，如果没有最低质量标准监管，不合格商品将进入市场，给消费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体验品和信任品中，那些与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关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可能有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包括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风险防控远远比伤害成为事实后的经济补偿更为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最低质量标准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最低质量标准将不合格的产品阻挡在市场的大门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场现有商品的平均质量，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商品支付高价，因此，提供优质商品的生产者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样，最低质量监管可以使买卖双方的福利状况都得到改善，是标准的帕累托改进。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如医疗、法律、会计等，也存在对服务质量的监管问题。与有形商品市场不同的是，由于专业服务依托从业人员而存在，所以，监管者对服务质量的主要监管之一是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进行认定。通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获得执照或从业资格是进入这些专业领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从理论上讲，具有从业资格或拿到执照许可的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是符合基本专业水准或质量要求的。可以看出，专业服务市场的执照或从业资格监管与商品市场的最低质量标准监管可谓殊途同归。
4 市场约束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和有效补充
虽然对于体验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来说，政府的质量监管工作非常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可以包办一切。借助市场经济的规则，靠企业的内在机制来保障商品的质量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的基础。
首先，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有助于企业把质量控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因为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符合企业实现持续经济利益的内在目标。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质量标准下，不合格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是由企业自身承担的。利益独享和风险自担是企业进行质量控制时面临的同一个约束机制，它是驱使企业强化质量意识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对于追求长期繁荣的企业来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声誉机制是规范企业质量行为，确保质量安全的另一个重要约束。因质量引起的经济纠纷甚至安全事故。都会造成企业的声誉损失，损害企业长期培育的市场。而可靠商品质量给企业带来的社会美誉，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富有吸引力的价格。也有利于现有客户忠诚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优质客户。为企业带来更持久的业绩增长。
另外，在商品质量存在差异的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上销售商品的平均质量，广告、产品演示、试用等营销手段还可以让购买方获知更多的质量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知识经济学下的商品质量监管：一个理论延伸
在有关质量监管的经济理论中，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规制经济学都把监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而知识经济学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质量监管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知识经济学中，经济主体在生产、交易、消费时经常会面临相关知识匮乏的问题，因为该理论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类的经济决策有可能犯系统性错误。一个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经济行为可能重复发生，直至某一天人类通过学习发现了能够理解、纠正这种不当行为新知识为止。按照这种观点，即使是最负责任、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在商品质量问题上也会犯错误。例如，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无法解决那些可能给使用者带来危害的质量问题，但消费者维持生命存续的强烈需求和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让这些商品提前进入市场；在现有质量检测体系下，无法在销售前甄别产品的某些质量瑕疵，尽管这些瑕疵不一定都变成事实上的危害；按照现有理论。可能误把一些有潜在风险的技术或因素看做是改善某些品质，或提高产量，获得更高经济效益的法宝，等等。从近些年来发生的众多质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问题的严重性一点也不亚于信息不对称问题。
源自生产者知识不足引起的质量风险，是商品质量监管中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质量不确定性，同样也面临知识有限的监管者很难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对于这一点，担当市场商品质量监督重任的监管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监管实践中，应秉承审慎、预防的原则，设计相应的制度预案。例如。对于那些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暂时无法解决的质量隐患，监管者必须果断出手，将问题商品隔离在市场以外，绝不可因小失大；对于企业事后发现的质量瑕疵，监管者应迅速启动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小问题商品可能给使用者及社会带来的危害：而对于那些目前无法对是否有质量风险做出肯定判断的高新技术。监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质量风险监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善商品的某些品质，或有助于短期经济效益的提高。质量监管工作也应该摒弃短视策略，把消费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不让那些可能有风险隐患的商品进入市场，为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隐患。
知识经济学中的知识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对称假定在质量监管中的地位。尽管前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难度比后者更大，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巨大飞跃无疑会推进监管理念的创新，提升监管效率。
结束语
商品质量监管是传统经济理论忽略的一个领域。本文旨在将分散于不同经济学分支中的理论进行梳理，为实务部门的监管工作提供支持。
经费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 药品监管；监管收费；行政收费；行政法
一、引言
行政监管收费是政府筹集资金所普遍采纳的方法，是进行行政管理，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时弥补所占用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药品领域的政府监管，不仅通过保障药品安全、有效且质量可控，保障公众健康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通过颁发许可、给予认证等活动，给予了申请者在市场上的准入资格，使得申请人可以借此获得相应的商业利益。因此，根据成本补偿原则、授益原则和效率原则，对申请人收取与服务成本或管理成本相当的费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域外，药品监管收费不仅是药品监管机构的重要经费来源，而且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确保药品安全有效，提高药品审评的绩效，缩短药品审评的时限，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将对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现状加以梳理，通过对行政监管收费理论的评介，并结合中国药品监管的实际情况，为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国法学界对行政收费制度的研究，更多是从形式和程序面的关注，关注以怎样的法律位阶来设定行政收费，行政收费的程序为何（王成栋、葛波蔚、满学惠，2002；王克稳，2004）。但是，费与税有怎样的区别，行政监管收费的范围为何？在实现政府监管和公共治理目标的过程中，行政收费又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对于这些更为实体化的问题，法学界尚殊少研究（江利红，2012）。
目前，我国已在电力、证券、银行、保险监管领域尝试性地引入了行政监管收费制度。但迄今为止，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对行政监管收费的制度设计，对行政监管中的“使用者付费”理念，也仅限于非常初步的评介，而殊少结合我国实际领域的探研（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世界银行，2007）。
本文的研究意旨，不仅在于推进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改革，也试图思考，在中国的政府监管领域，是否有可能引入“使用者付费”（User Fee）的理念与制度，监管收费的设定主体、收费范围、收费目的、收费标准、收费调整程序为何。本文试图通过具体领域的研究，来深化我国学界对行政监管收费制度的理解。
二、中国现行的药品监管收费制度
监管机构的运作，应以监管经费得到充分保障为前提。当行政监管的受益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不与特定的受益或服务相联系时，应以财政拨款作为其主要经费来源。当行政监管机构提供的服务或物品有可确证的受益及可确证的受益人时，受益人应为其获得的服务或物品支付相应的对价（G.Duff，David，2004）。这蕴含了行政监管中的“使用者付费”（User Fee）原理，是指行政机关就其提供的特定产品或者特定服务向特定受益人收取一定的费用。
我国目前较少从“使用者付费”角度讨论行政收费制度的设定及其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47条第1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应当依法进行，严格控制收费项目，限定收费范围、标准”。实践中，我国行政收费的设定方式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法律、法规、规章等以明文规定的方式来设定收费，另一种是通过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来设定收费。
作为法律、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第41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2条对药品监管收费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在这两个原则性条款中，都明确规定，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或核定。在实践中，药品监管收费项目和标准，通常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向国家财政部门、国家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其审核后批准，这也是我国目前采用最为普遍的设定监管收费的方式。
我国现行药品监管收费主要包括药品审批收费、药品认证收费、药品检验收费、中药品种保护收费四项：
（一）药品注册收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第58条第1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1984年9月2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第62条的规定，依据《药品管理法》和该条例的规定进行药品注册的，可以收取费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07年8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令第28号公布，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3条则将药品注册申请包括为“新药申请、仿制药申请、进口药品申请及其补充申请和再注册申请”。
药品注册收费一般会涉及到评审费用、日常管理费用以及颁发和变更许可证等费用。根据1999年1月27日财政部、国家计委的《关于变更新药审批费等收费项目归属的通知》[财综字（1999）5号]的规定，新药审批费、进口药品注册审批费、品进出口许可证登记费、精神药物进出口许可证登记费、特殊药品出口准许证登记费变更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取，收费标准仍按照计价格[1995]340号规定的标准。目前药品审批收费不足以反映药品审评活动的成本，其收费标准相对较低。目前主要药品审批收费项目及标准，见表1。
（二）药品认证收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2条规定，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认证的意义是要求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符合一定的标准或条件，从而保障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了解相应的信息和知识。认证涉及到确定认证标准，并将其适用于个别被认证者的过程（Kinney，Eleanor D.，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9条和第16条分别规定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制度，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对药品经营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进行认证。认证合格的，发给新药证书。
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2004年1月的《关于药品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59号）中，规定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中的受理申请费、审核费及其标准。规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认证管理机构对本辖区内的药品经营企业收取GSP认证费，收费标准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并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备案。各地的GSP收费标准也和各地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医药产业的结构及规模有一定的关联性。
（三）药品检验收费
《药品管理法》第6条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承担依法实施的药品检验工作。药品检验作为保证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技术支撑，处于技术监督的支柱地位。通过注册检验、监督检验，承担着为药品技术审评、行政监管、行政处罚等提供科学、公正的检验数据的职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9）。
根据《药品管理法》第41条的规定，对于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生物制品、首次在中国销售的药品、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药品，在销售前或进口时，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指定药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可以收取检验费。
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2条的规定，实施药品审批检验及《药品管理法》第41条规定范围内的检验，可以收取费用。从学理角度考察，审批检验等是以决定是否批准药品注册为目的的检验，对申请人而言，获得注册申请后有在市场上获得特定收益的可能，因此设置审批检验收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此外，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1条的规定，药品抽查检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药品抽查检验是药品监管工作的一部分，是药品事后监管的重要环节，经费更适于由财政来保障。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药品检验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213号）的附件中，颁布了相应的药品检验收费标准，规定了562个项目的单项检验费用。
（四）中药品种保护费
国务院于1992年颁布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1992年10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6号，1993年1月1日起施行。，力图通过对中药品种中传统知识的保护，提高中药品种的质量，保护中药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中药事业的发展。
根据1993年4月23日的《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中药品种保护审评收费的通知》（价费字[1993]178号）规定，申请中药品种保护的企业应向中药品种保护审批委员会交纳中药品种保护、审评费。目前中药品种保护收费主要包括初审费、复审费、保护品种年费、同品种质量考核费、出口审查费。
（五）小结
我国现行的药品监管收费制度，其设定依据来自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目前我国药品监管收费的水平较低，未能反映出药品审评、药品认证、药品检验等监管活动的成本，也未能为其提供成本补偿。目前药品监管收费用途不明，未能体现通过监管收费，拓展药品监管资源和经费保障，改进药品监管效率，提高药品监管服务质量的初衷。
三、行政监管收费制度的一般理论
在设计行政监管收费制度时，某种物品或服务的收费补偿机制，是同这种物品的消费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经营可以利用价格机制以外，提供政府服务的主要是税收或收费两种方式。
（一）物品的消费特征与分类
在公共经济学中，往往可以根据物品所具有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进行分类。所谓物品的排他性是指，这些物品的使用或消费可以被禁止，反之，在技术上不能禁止他人消费，或者禁止成本过高的物品，则不具有排他性的特征。物品的竞争性是指某个人对某种物品的使用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使用，当这种物品的消费者在边际上增加时，其成本并不发生变化，这种物品则属非竞争性的物品（亚洲开发银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课题组，2004）。
根据排他性和竞争性，可将物品或服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私人物品。市场上销售的各种消费品绝大部分属于私人物品。第二类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在提供某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任何一个人对这种公共物品的使用，同时任何人的享用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享用（Clayton P.Gillette，Thomas D.Hopkins，1987）。第三类则是介于纯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这些物品或具有消费的竞争性而无排他性，或具有消费的排他性而无竞争性，或者只具有有限的排他性和有限的竞争性。通常将这类物品称为俱乐部物品或准公共物品。针对政府对俱乐部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提供，更适于引入相应的行政监管收费制度。
（二）不同类型物品的供给与成本补偿方式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可以依据物品所具有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将其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对于具有不同特征的物品，通常会采取不同的供给方式和成本补偿方式（朱小川，2012）。
1.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例如冰箱、洗衣机等。私人物品在技术上比较容易分割，且较易形成明确的产权，为有效的市场交易奠定了基础。私人物品具有效用完全内敛的特征，这使得价格机制成为提供均衡产出激励的最理想机制。价格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有偿性、自由性和波动性。
2.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缺乏市场交换的基础，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价格机制在消费者“搭便车”行为的困扰下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更适于采取强制性的税收征收，来实现社会所需的产出水平。特别的，当公共物品涉及到公共资源的配置，而配置并非根据相对人的支付意愿或支付能力，更多基于权利、需求或价值来配置公共资源时，则不适于以收费的形式来提供公共物品（G.Duff，David，2004）。例如我国教育领域就是以财政拨款为主的体制。
公共物品的提供一般采取公共财政保障的方式，利用税收制度来补偿公共物品的提供成本。税收是由代表公众的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与价格制度不同的是，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而进行的一种强制。税收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使大众受益，或者说纳税人从公共服务中受益，获得一般补偿。
3.准公共物品
所谓准公共物品是指具有竞争性而没有排他性，或者具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的产品，或者只是具有有限排他性和有限竞争性的物品，例如高速公路、草原、桥梁等（赵全厚，2007）。一般而言，具有“公共”性质的物品不一定是“纯”公共物品。行政在提供准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会使得特定的受益人获得特定的收益。
行政监管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其在力图克服垄断与自然垄断、信息缺失、外部性、市场垄断等缺失，遏制掠夺性定价、不正当竞争，规范稀缺资源配置，促进监管的协调一致（安东尼・奥格斯，2008；Baldwin，R.，Cave，M.and Lodge M.，2012）。但是行政监管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服务，除捍卫公共利益，保障公共福祉之外，还可能令特定受益人获得收益。例如在药品注册审评中，不仅通过事先许可的形式来维护药品安全，同时获得许可的药品企业也有了进一步在市场上集聚商业利润的可能。
行政监管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能使公众与特定受益人同时受益。这使得在包括药品审评等在内的监管领域，行政监管具有了准公共物品的特征。此时提供此种监管服务的成本，应由税收和“使用者”付费同时予以承担（朱小川，2012）。
（三）行政监管收费制度设计的原则
行政监管收费的设计应秉承三个重要的原则，即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合法原则。
1.公平原则
在行政监管收费的制度设计时，很重要的是制度设计中的分配正义或公平问题。评价某种监管收费是否公平的一个主要依据，在于其设定是否满足公平原则。该原则认为，人们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服务中获得的收益来付费，即“谁受益，谁负担”或者“受益多少，负担多少”，体现出直接受益性以及受益与负担的相称性。药品监管中的诸多许可、认证、检验活动，令被监管者获得了相应的资质或认可，去从事相应活动，为此向被监管者收取相应的费用，符合公平原则。
评价监管收费设定是否公平的另一种方法是能力原则。该原则认为，应根据一个人所能承受的负担来对其征收税费。能力原则引出两个公平概念，即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纵向公平认为，能力大的人应承担更多的税赋负担；横向公平则认为，有相似支付能力的人应承担相同的负担。这两种概念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并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2.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指监管收费的设置和征收必须要有效率。效率原则包括监管收费结构的经济效率，以及监管费用征收过程本身的效率。监管收费的设置要使收费额外负担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应尽可能使社会付出最小的代价，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入。
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在药品监管中，相当一部分监管成本也是固定成本，和药品企业的规模并没有关系，因此根据成本归属原则，所有企业应承担相同的负担，但这种安排又没有考虑企业的支付能力；如果考虑公平因素，让支付能力弱的企业少承担监管成本负担，又违背效率原则。在实际的监管收费设计中，最后所得的收费结构往往是基于公平和效率双重考虑的权衡。
3.合法原则
监管收费设计的第三个原则是合法原则。监管收费的征收应以法律规定的事项和幅度为限。监管收费的结构和水平的设定应符合一定的程序要求，并引入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监管费征收部门的财务管理应符合有关规定，并有严格的审计监督。
四、改革中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可能性
（一）药品监管活动的性质与药品监管收费
“药者毒也”，或者说“药物如刀之两面”。药品企业和药品消费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药品消费者没有能力获得关于药品收益和风险的完整信息，这使得药品企业可能提供虚假的或误导的信息，向消费者提供不安全或不必要的药品（Katz，2007）。
因此药品领域存在“市场失灵”，这给药品消费者带来了风险。解决药品领域的“市场失灵”，不能仅限于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事后救济，不能仅靠侵权法、刑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需开展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药品监管，通过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方式相结合，通过“命令-控制型监管”与激励性监管相结合，通过政府监管与行业的自律性监管、企业的自我管理相结合，来实现药品监管的目标，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宋华琳，2012）。
从现代监管理论出发，药品监管带来的主要收益是：从药品市场主体的角度出发，药品监管可以减少药品生产、经营者从事相关活动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他们对未来活动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从消费者角度，药品监管旨在从制度上保证消费者获得更多的药品信息和服务，降低因药品带来的健康风险，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余晖，1997）。
药品监管也构成了一种具有不同程度排他性，类似但不同于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一方面，药品监管活动具有非竞争性，即任何一个市场相关者得到监管服务本身，并不会影响其他市场参与者得到监管服务；另一方面，药品监管具有局部排他性，对于被排除在药品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等环节之外的人，一般无法获得相应活动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因此，或可将药品监管活动视为准公共物品或准公共服务。
作为准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药品监管应更为科学、专业、独立、透明和可问责。药品监管机构禀赋越高，监管治理网络越多元，监管自主性就越容易实现，对应的药品监管政策绩效就越佳（胡颖廉，2012）。药品监管机构的自主性即包括财务自主性（Financial Autonomy），2002年至2007年间的数据表明，财政拨款始终占药品监管机构经费来源比例的80%以上，占药监系统事业单位经费来源比例的50%以上（胡颖廉，2012）。这说明中国药品监管机构的财务自主性较弱，制约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乃至制约了必要药品监管活动的开展。
药品监管活动同样有成本，同样需要筹集相应的资金来源。在财政经费不能完全保障药品监管活动的背景下，当药品监管活动有可确证的受益与可确证的受益人时，以公平且有效率的方式设定药品监管收费，有助于体现“谁受益，谁负担”的精神，使得监管机构经费相对不受财政预算制约，具有更强的机构自主性和机构禀赋，以更充足的监管资源，去实现监管目标。
（二）药品监管机构的地位与药品监管收费
在发达国家，传统上政府核心由行政部门组成，施行部长负责制，其活动最终对国会或者总统负责。专门化的政府监管机构（Regulatory Agencies）则被视为“无头的第四部门”，其核心特征是独立性和可问责性，通过让监管机构独立于政治，与其他综合政策制定部门适度分离，确保监管机构决策上的高度专业化，使其公正、客观地行使监管权（马英娟，2007）。
对监管机构而言，其财务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政府给药品监管机构的拨款一般低于履行监管功能所需的实际成本，为此应以监管收费作为必要的补充。各国都多对药品许可、药品生产、药品检验、药品认证等收取一定的监管费用。从理论上看，监管收费是使监管机构与传统行政部门相区分的一种形式，这既不会打乱国家的预算安排，也有利于保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各国药品监管机构的经费来源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完全靠政府预算拨款，这类药监机构非常少见，仅见于塞浦路斯、突尼斯、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极少数国家；第二类是完全靠监管收费，如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等；第三类是一方面依靠财政预算拨款，另一方面将监管收费作为对预算的重要补充，如美国等。第三类模式是相对较为常用的模式（Ratanwijitrasin，S.，Wondemagegnehu，E.，2002）。
药品监管收费构成了药品监管机构的重要经费来源。为避免监管机构因预算和经费的压力而影响其监管绩效，可通过向被监管者收取监管费或年费的方式，作为监管机构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进而增加监管能力。
例如，在药品注册领域，涉及到药物临床试验、新药申请、仿制药审批、进口药审批、非处方药申报、补充申请、药品再注册等许可任务，药品审评部门的工作负荷日益加重。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作为药品注册管理的技术审评机构，作为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每年在财政计划基础上，由国家财政部以“财政补助收入”款项给予药品审评中心财政拨款，财政拨款是支撑药品审评中心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唯一经费来源。药品审批中心的审评人力资源、信息体系和智力资源都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申请量的需要。相较而言，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都将监管收费作为药品审评工作任务经费的重要来源，这构成了对财政拨款的重要补充。
从保障药品监管机构独立性和专业性，保障药品监管机构有充分资源履行药品监管职能的角度出发，或可探索通过引入药品监管收费机制，适度提高药品监管收费水平，来实现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监管目标。
（三）药品监管收费与受益者受益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税收的特性在于普遍性、无偿性和强制性。税收并非以收益为基础，而是反映了以民主为基础的，代议制机构对纳税人支付能力的判断。无偿性的税收更适宜于生产和提供那些具有普遍受益的物品，而不究具体每一个人的具体受益程度如何。
对于监管服务这样的准公共物品，采取收取监管费的方法，既有利于实现公平，也有助于增进效率。因为监管收费体现了受益的直接性，以及受益和负担的对称性。这对受益人是一种有效的激励，而其他人也无需为此付出额外的负担。
1.对“可确证的受益”及“可确证的受益人”的讨论
从学理上考察，监管收费要以存在“可确证的受益”及“可确证的受益人”为前提。例如在美国，1952年颁布的《独立办公室拨款法》（Independent Office Appropriation Act）提出，当任何联邦行政监管机构向包括团体、协会、组织、公司或者企业在内的任何人，提供工作、服务、报告、文件、利益、特权或同等价值之物时，行政监管机构应最大限度地实现经费的自给自足（Self-Sustaining）（Note，1980）。对该法的解释也认为，只有监管机构的活动给特定对象带来直接收益时，才能向特定对象征收使用者付费。
在美国的1974年国家有线电视协会诉美国案中，法院判决认为，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收费考虑的是该委员会的总体预算，而非被监管者获得的私人利益，因此判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监管收费违法。 在1974年的联邦动力委员会诉新英格兰案中，法院判决认为相关收费是以被监管者从监管中获得的私人利益为前提，但监管收费应是“针对特定个人或公司，针对特定服务的特定收费”，在该案中收费以联邦动力委员会监管整体产业的成本为基础，是不恰当的。
但有时很难确定监管机构的活动，究竟是让社会全体公众受益，还是给予了特定受益人以利益。在美国1995年的卡维尔诉西雅图市案中，确立了判断行政监管收费正当性的三阶标准： （1）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聚集金钱，实现可欲的公共福祉，抑或主要目的是为了监管；（2）集聚的金钱是否只是用于认可的目的；（3）所收取的费用同费用缴纳者所获得的服务是否有直接的关联性（D.Spitzer， Hugh，2002/2003）。
2.中国的药品监管收费与受益者受益
围绕药品监管收费问题，也存在着类似的争议。有观点认为药品监管是为了维护公众健康福祉，而并非是让特定人受益，因此应以财政预算的形式保证药品监管的经费。但是，并不能因某一监管事项给社会公众带来受益，就能说明其未给特定群体带来特定的受益。
就我国的药品监管而言，药品审评的确是确保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事前保障，有助于捍卫公众健康权益和公共安全，促进公众获得创新的药物。但对特定申请人而言，药品许可的尽早获得，将使得其在市场上占据先机，获得比较优势，获得特定利益。新药的许可与监管，构成了特定药品企业的生命线，设计精良、制度完备、运转高效的药品上市许可制度，构成了医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与之类似，药品生产许可、药品经营许可制度，构成了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准入壁垒，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药品经营许可的特定被监管者，将有机会从事相应的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在医药市场上展开公平有序的竞争，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利益。
对于法定的药品检验活动而言，药品检验结果有辩明药品真伪之效，还构成了药品监督管理执法的重要依据，据此进行的打击假冒伪劣行为，有助于规范药品市场的活动，使得守法的被监管者获得更好的市场环境，其产品的生产销售免受到假冒伪劣药品的侵害，这使得被监管者获得特定的利益。
因此，药品监管活动不仅有益于公共福祉，而且通过许可、检验、认证等活动，使得守法的被监管者获得了在市场上从事具有商业价值活动的可能性，并将不符合条件者排除于市场活动之外，使得被监管者获得较为良好、公正的制度环境，从而在市场上发展壮大，获得特定的利益。
因此，药品监管也是面向特定市场主体提供的一种监管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故对作为受益人的市场主体收取监管费，具有相应的正当化根据。
（四）药品监管收费与改进药品审评绩效的关系
1.美国的药品监管收费与药品审评
在美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引入，也在于当时新药上市的“时滞”（Time Lag）现象，公众认为药品审评过慢，使得美国公众没能享受到应有的健康服务和药物治疗；产业界认为药品审评过慢，使得药品研究开发成本日渐高昂，时间的推移使得潜在创新药品的专利期日益流逝，其相对于仿制药的潜在优势也日渐减少（Kronquist，Amanda R.，2011）。
在此背景下美国于1992年颁布了《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简称PDUFA）（I），规定所收的监管费，用于人用药品审评工作。在此期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以下简称FDA）利用这些收费来增聘人员，更新药品审评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FDA的药品审评和研究中心（CDER）、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CBER）、法规事务部（ORA）以及局长办公室（OC）的人员从1992年的1277人增加到1997年的1990人，增加了56%。FDA的平均药品审评时间也从1992年的30个月，降低到1997年的15个月（Olson，Mark K.，2002）。
在美国1997年颁布的《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II）中，规定监管机构必须“通过及时、有效的审评临床研究，……以及时的方式来采取适宜的行动，促进公众健康”。美国在2002年颁布的《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III）及2007年颁布的《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IV）中，都秉承了类似的进路。FDA对优先审评药物的平均审评时间从1993年财政年度的13.2个月，降低到2006年财政年度的6个月；正常审评药物的平均审评时间，从1993年财政年度的22.1个月，降低到2006年财政年度的10.3个月。
2.中国以药品监管收费改进药品审评的可能性
医药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有重要的地位，截至2012年底，我国医药产业共有6625家企业，总资产16408亿元，2012年共完成产值18255亿元。在中国，药品审评也是药品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公共服务职能，通过药品审评政策的创新，审评时限的缩短，审评质量的提高，将有助于规范药品研发秩序，提高药品研发水平，推动药物创新，引导制药业健康发展。
应通过药品审评的法律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改进药品审评工作的实施，让患者早日能用到治疗艾滋病、恶性肿瘤、罕见病等疾病且具有明显临床治疗优势的新药，以及治疗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新药，促进药品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维护患者的健康权益。
在我国，药品注册和审评是药品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能，《药品管理法》第5章规定了药品注册制度。药品审评作为具有高度技术性、专业性而且任务量重、政策性强的事项，具有专业背景的药品监督管理官员也无法对申请者资料的技术要点予以全面的把握，为此构建药品审评的技术支持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
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作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直属事业单位，现有编制约120人，它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技术审评机构，为药品注册提供技术支持。但我国制药企业数量众多，药品注册申请申报数量多，药品审评中心审评人员数量少，药品审评人力资源与审评任务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果审评资源不能保障，药品审评人员处于长期超负荷应对状态，势必会影响审评质量和审评效率，无法适应当今医药产业的发展趋势，影响医药产业创新及公众用药的可及性。
为此可通过摸清药品审评中的资源和经费缺口，适度提高药品审评收费的标准，建立收费标准、收费水平与审评任务之间的关联性，并将审评收费定向用于改善药品审评的人力资源。这首先可使得药品审评机构增加人员编制，为人员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待遇，吸引有着更丰富经验、学识和资历的人员加盟药品审评队伍，使药品审评队伍能胜任日趋复杂、更具风险性的药品审评工作。表42007年各国审评任务及人员情况美国CDER欧盟EMEA中国CDE审评任务（件）653025986569审评人员数量（个）1400119113平均任务（件/人・年）4.721.858
其次，美国《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规定可将药品监管收费用于药品审评的信息化建设。中国也在着力构建药品技术审评内部组织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将审评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整合、标准化，再加工构建成数据仓库，为审评的决策提供参考信息，从而提高审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也满足外界对药品审评信息的需求（范乙，2009）。可通过适度提高药品监管收费，来进一步提高我国药品审评的信息化程度。
第三，药品审评作为以科学技术为导向的高度专业性领域，不仅需要有着药学、医学、化学、生物学等专业知识背景，并具有较为丰富审评经验的专职工作人员，也仍需倚重对特定领域关注度更高，学识经验更丰富，学术研究更深入的外部专家。我国现行的药品注册审评中，尚缺乏一支相对固定、有较强专业背景、较高学术地位、科学公正的专家队伍作为审评支持。通过药品监管收费制度，有助于弥补审评部门经费方面的缺口，通过外聘具有更高学识，更多责任心的专家，让第一流的人才为药品审评工作提供科学咨询建议。
第四，目前我国新药审批费、进口药品审批收费的收取标准依然停留在1995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发文所确定的水平，药品审评收费不能反映审评任务的实际成本，也同药品审评部门的日常经费无直接的关联性。药品审评收费制度亟待改革，应增加审评收费与审评成本之间的关联性，明确审评收费用途，将其用于审评资源的征募与审评绩效的改进。
综上，适度提高、合理确定药品审评收费标准，并将费用指定用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药品审评、药品审评信息系统的完善以及聘用外部专家等活动，将有助于改进药品审评绩效。审评收费并不会影响审评工作的公正性，因为审评收费将秉承事先确定的，一以贯之、一视同仁的收费标准，不会偏向特定类型的药品，不会偏向特定规模的企业。审评经费的充足还将有助药品审评队伍的人力资源建设，通过增加审评人员数量，提高审评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更好引入外部专家的治理资源，有效地缩短药品审评时限，改进药品审评质量。
（五）药品监管收费与药品监管目标的实现
药品监管的目标旨在确保药品监管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以及促进药品的可及性和合理用药。药品监管收费不仅包括药品审评收费，还包括了药品生产和经营许可收费、药品检验收费、药品认证收费、中药品种保护收费等项目，如果能在监管收费和监管支出之间建立有效的机制，将收费用于特定药品监管项目，将有助于药品监管能力的提高，药品监管队伍的稳定，药品监管人员知识结构的改善及药品监管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以更好地履行各项药品监管职能，确保药品监管目标的实现。
五、推进中国药品监管收费的制度改革
综上，应在深入理解行政监管收费理论的基础上，适度整合我国现有各项药品监管收费制度，依法设定药品监管收费制度，明确药品监管收费的范围，适度提高药品监管收费标准，完善药品监管收费的形成和调整程序，规定药品监管收费的用途。通过引入“使用者付费”理念，建构药品监管收费制度，促进我国药品监管收费的合理化，增强我国药品监管机构的自主性，使其能更好实现确保药品安全、促进药品可及性等多重行政任务。
（一）以法律设定药品监管收费
从行政法学中法律保留的理论出发，当行政侵害到公民的权利自由或对公民课予义务负担时，需有法律根据。而作为针对特定对象就特定事项征收的费用，收费亦是对被监管者课予的负担，为此应以法律规定为宜。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药品法典或专门药品收费法律中，对药品监管收费制度加以具体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47条第1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应当依法进行，严格控制收费项目，限定收费范围、标准。”我国现行《药品管理法》第41条和《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了药品监管中的收费制度，但并未体现监管收费中的“使用者付费”、成本补偿的理念，未能认识到收费与监管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未来《药品管理法》的修改过程中，应尽可能辟专条对药品监管收费制度加以规定，规定药品监管的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收费标准形成程序、收费的减免及收费用途。此外，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建立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的协作机制，或可联合颁布规范性文件，来进一步界定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形成和调整程序，来说明药品监管活动成本的计算方法，说明确立某一具体监管收费标准所应遵循的规则与原则。通过法律规则的建构与细化，来推进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二）规定药品监管收费的范围
在世界各国对药品收费的项目不尽相同。一般而言，都是对药品监管中专业性、技术性更强，需要更多人力资源和成本耗费的监管事项予以收费，这集中体现于药品许可、生产和经营许可、药品认证等事项。各国对药品检验收费的情况规定不一，有的是完全由政府支出，有的则规定了药品检验收费。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药品注册、药品认证、药品生产和经营许可、药品检验活动等需要一定的成本支出，也是令特定被监管人能够从事相应活动并获取经济利益的前提，应将这些事项纳入药品监管收费的范围。收取的费用包括药品审评费、药品认证费、药品生产许可费、药品经营许可费、药品检验费、中药品种保护费等事项。
（三）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确定
1.药品监管收费与成本补偿原则
在监管收费的设计中，应尽量确定监管服务的成本，通过测算成本信息来进行预算控制和成本控制，设计合理的监管收费水平。OECD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应明确确定适宜于收费的每项服务的全部成本费用，不论收费能否全部或部分地弥补全部成本费用，应弄清每项服务的所有费用。如果收费不能全部弥补成本，那么应明确政府对该项服务的补助程度；全部成本不仅包括服务的直接成本，还包括与其他活动分摊的成本，以及诸如折旧和资本成本在内的非现金成本（赵全厚，2007）。
监管收费应体现成本补偿原则，如果监管服务的受益人不支付费用，或者支付的费用低于政府监管服务所需的成本，就会给纳税人带来更多负担，造成来自社会其他部分的“交叉补贴”。反之，监管收费也不能过度高于监管活动的成本，否则受益人的付费将可能构成对其他监管活动的“交叉补贴”。
根据我国《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的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服务的过程中，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向特定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这也体现了监管收费中的成本补偿原则。
目前我国药品监管收费水平过低，未能反映出我国药品检验、审评、许可、认证的真实成本，也未能根据监管项目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物价水平的上涨而及时调整。为此应适度提高我国药品检验、审批、认证的收费水平，体现成本补偿的原则，保证药品监管机构收回其从事检验、审批和认证等活动的成本。
2.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确定
可以通过对药品检验、审评、许可、认证等活动的性质、工作负荷、成本及经费缺口的探究，通过对每一药品监管活动的成本核算，来确定相应监管收费的标准。还可借鉴域外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经验，根据药品监管活动中的经费缺口，确定需收取监管费的总额，并将其分摊到诸类药品监管收费中，然后再测算每类药品监管收费的大致标准。
3.针对不同类型的产品或企业收取不同的监管费用
在世界各国，一般都对新药审评收取更高的审评费用，对仿制药审评收取相对更低的费用。新药审评会有更为复杂的技术要求，面对更多的风险判断和内在的不确定性，耗费更多的人力资源和工作负荷，在我国也应对新药注册收取较仿制药更高的审评费用，这更为契合我国当下医药产业结构的实际状况。
此外，在设计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时，可考虑到被监管方的类型、规模和支付能力，所开发品种的情况，规定对相应监管收费的减免，这体现了量能收费的精神，也反映出监管部门将收费作为监管工具，引导医药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目标。
例如可考虑：（1）对创新药品、儿科用药、罕见药品、基因治疗药品、体细胞治疗药品和组织工程药品等，可减免申请费用；（2）对年产值或年销售额低于特定金额的中小企业，可减免相应的监管费用；（3）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特定被监管者减免特定监管费用。
（四）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形成与调整程序
在我国，目前政府监管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在未来，制定和调整药品监管收费标准时，应充分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在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时，应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包括被监管企业、消费者及相关部门或单位在内的意见。
此外，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确定，应考虑到物价方面的因素（城市消费品价格指数的总体变化、上一财政年度基本工资的总体变化等）、工作量方面的因素（药品审评、药品检验、药品认证总量的变化等）等等。在美国，自1992年以来，每部《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均有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每部法案有效期为五年，在期满后需要获得国会的重新批准，才能继续生效，为此美国已经先后颁布了五部《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我国目前的多项药品监管收费标准，还是遵循1995年时的规定，已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
在未来或可引入对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定期审查机制。具体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应对每项收费项目规定具体的有效期（3-5年）。在有效期满后，应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向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重新申报。
（五）规定药品监管收费的用途
在我国部分法律中，为特定收费项目规定了特定用途，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34条第2款规定，“排污费用于环境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4条第3款规定，“征收的排污费一律上缴财政，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用于大气污染防治，不得挪作他用，并由审计机关依法实施审计监督。”《水污染防治法》第24条第2款规定，“排污费应当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
对于药品监管而言，它针对的并非一项纯公共物品，而是准公共物品。药品监管有助于公众健康福祉的保障，同时也使得被监管者获得了发展自己的资格，使得被监管者能在一个良好的、公平的市场环境从事相应活动，从而给予特定被监管者以受益。
为此在“公共服务以财政负担为主，准公共服务以财政和受益者共担”原则的指引下，应对相应的药品监管活动收取监管费，并明确规定所收取药品监管费的用途，例如可规定所收取的监管费专门用于药品注册、监督管理、应急、稽查和信息化等监管事项，不得挪作他用。这将有助于体现规费设计中的公平原则，体现“谁负担，谁收益”的精神，让被监管者有缴纳监管费的激励，有助于监管费用的有效征收，改进监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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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监管论文篇7
[关键词]基金监管博弈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俞国平、邹川达（2000）从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行业自我监管和基金内部监管角度入手，分别介绍了美国集中监管为主的体系和英国自律监管为主的体系，并认为我国现在对基金的认识不够，比较适合使用集中型的监管体系，应该加强对基金业的立法并另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陈明生（2003）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入手，认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存在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业中，对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要从这个方面入手。在治理和监管体系中要注意治理和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建立完善的风险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加强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
王刚、凌媛（2006）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基金监管体系中的四个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并根据博弈论原理简单分析参与主体的关系，认为证监会要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托管人要加强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管理。
以上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问题，都认为我国基金监管的关键在于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对基金行业监管没有进行定量分析，现有的分析比较简单。现从博弈论的角度入手，将四个监管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定量化，从而建立模型，并以此为依据给出政策建议。
二、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在现有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系中，有四个参与主体，分别是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托管银行、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四个主体在监管体系中担任不同的角色。
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主要负责监管证券投资基金机构的业务活动，监督基金业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违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等。证监会的监管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工资支出和培训费用等，用C1表示，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差旅费、现场办公费用等费用。可变成本随着监管力度的变化而变化，监管力度越大，可变成本越大。如果监管力度大，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如果监管力度小，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可知C1′＞C1″。而证监会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向基金收取的监管费用。证监会按年交易额的0.04‰向证券投资基金收取监管费，用S1表示。
托管银行主要负责保管基金财产，办理基金托管业务的信息披露事项，对基金的定期报告出具意见，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托管银行的成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另一个部分是措施成本。固定成本指托管银行对监管人员支付的工资和费用、信息披露的文件制作等，它不随监管力度的改变而改变，用C2表示。措施成本可以理解为当托管银行发现基金管理人出现违规现象采取措施的成本，包括报告证监会的费用，协助调查费用和由于举报而带来的潜在的收入损失，用C2′表示。托管银行的收益主要包括托管费用收入，用S2表示，而如果托管银行不能很好地执行监管义务，则可能面临处罚和赔偿，这部分收益可以看作是负的，用-S2表示。
基金持有人作为基金的所有者，有权获得基金的投资收益，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投票，以及了解基金的信息资料。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为C3，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监管没有热情，则可以认为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为0。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那么在成本计算中还要考虑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用L表示。而基金持有人的收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投资收益的分享，用S3表示；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要求赔偿，用S3′表示，同时，基金持有人会由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导致损失的发生。
基金管理人主要负责对募集的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编制定期报告和信息披露及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在监管中的成本是当管理人出现违规行为的时候监管主体对基金管理人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吊销执照等，用C4来表示。而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如果基金管理人没有违规操作，收益就是管理费用和手续费等收入，用S4表示，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收益除了管理费用和手续费以外，还包括通过违规操作而获得的超额收益S4′。
三、监管主体的博弈论分析
根据以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看出，监管主体间成本收益的关系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的方向和可能性。下面用博弈论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监管主体间的行为。
1、证监会与基金管理人的博弈
证监会作为监管的核心，其行为可以分为严格监管和不严格监管。基金管理人选择自己的行为，是违规操作还是不违规操作。假设如果证监会不严格监管，他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违规。所以，他们之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其得益矩阵如表1：
从得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因为C1′＞C1″，严格监管相对于不严格监管来说是严格下策，证监会在监管中会选择不严格监管。而如果C4＜S4′，不违规相对于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违规，不严格监管）；如果C4＞S4′，那么违规对不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不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不违规，不严格监管）。
2、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
基金管理人和托管银行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由于托管银行保管着基金资产，则托管银行对基金管理人的行为是完全了解的，即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托管银行就会发现。所以，托管银行的选择是在基金管理人违规的情况下是否举报和协助调查。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完全且完美的动态博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不违规’；托管银行如果有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不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
3、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间的博弈
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的关系是委托－关系。基金持有人的监管选择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而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则基金持有人有权提出诉讼。基金持有人是否诉讼可以看成是该静态博弈后面的一个动态博弈。假设基金持有人的诉讼是可信的威胁，而且如果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则基金持有人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那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2：
其中，
A=（-C4+S4+S4′，S3-W-C3-L+S3′）
B=（S4+S4′，S3-W-C3）
D=（S4，S3-C3）
E=（S4+S4′，S3-W）
F=（S4，S3）
从图2可以看出，如果S3′＞L且C4＞S4′，则基金持有人会选择“不违规”，而若C4＞S4′，则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所以，如果，S3′＞L，S3′＞W+C3且S4′＞C4，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如果，S3′＞L，S3′＜W+C3，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如果S3′＜L，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于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不’”。
四、政策建议
1、在证监会的监管制度上要充分考虑一定的激励机制。从第一个博弈可以看出，严格监管的成本要高于不严格监管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证监会选择不严格监管。如果从对违规基金的罚款中抽出一部分给证监会，作为对其严格监管的奖励，该奖励可以弥补严格监管带来的成本支出，那么证监会的最优选择就会是严格监管，从而有效地提高证监会进行基金监管的积极性。
2、要加大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从以上三个博弈分析都可以看出，如果对违规基金的罚款大大超过基金通过违规所得，那么多数基金的最优选择都是不违规。所以，我国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要加大，尤其要在剥夺违规基金的非法所得的基础上，还要对违规基金进行进一步的惩罚，从而减小基金的违规冲动。
3、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和减少托管银行的行动成本。从第二个博弈可以看出，托管银行是否会对基金的违规行为及时采取措施，主要考虑的是托管银行包庇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和对违规行为采取措施的成本。所以，一方面要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可以考虑剥夺其托管资格和进行罚款；另一方面要减少托管银行采取措施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要保护托管银行的监管地位。
4、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我国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就是监管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要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基金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监管，充分披露基金信息，降低基金持有人收集信息的成本；其次，对积极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基金持有人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降低基金持有人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成本；最后，保护基金持有人的权力，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违规的属实，对基金的惩罚要考虑对基金持有人的损失的补偿，包括基金持有人的费用以及基金持有人由于基金的违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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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监管论文篇8
【关键词】军队财务监督 逻辑起点 理论结构
一、引言
军队财务监督是对军队单位发生的财务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效益性进行的监督。它贯穿于军队财务管理活动整个过程，以提高军费效益为中心，在军队财务管理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目前对军队财务监督研究的人，多数是从实务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很少有人对军队财务监督理论进行系统性地深入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套完整的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结构，以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人对军队财务监督理论展开深入研究。
二、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所谓逻辑起点，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的抽象范畴，是构建该学科体系的出发点或建基点，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要素。它是一个理论结构的起始和首要范畴，对本结构中其他理论要素的构建、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决定性作用。
（一）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
逻辑起点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简单性。逻辑起点必须是理论结构中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并且它必须清晰可知，能够被人们认识和了解。二是抽象性。逻辑起点必须是关于对象的适度抽象，它不能很具体，但是也不能抽象过度。三是与历史起点的一致性。任何事物在其历史起点上总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形态，并且由简单向复杂发展。历史起点的特点正是对逻辑起点的深刻体现，所以二者具有一致性。
（二）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的逻辑起点
军队财务监督作为军队财务的基本职能之一和实施财务管理的有效手段，对于维护军队财务法规，保证军事经济活动正常进行，合理、合法使用军费具有重要作用。其本质是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的逻辑起点，决定着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的其他要素。
（三）军队财务监督本质作为其逻辑起点的原因
军队财务监督本质是其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决定着军队财务监督的主体、客体和目标等其他要素。军队财务监督本质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它是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结构最基本的概念，是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特征。
三、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结构的构成要素
军队财务监督的理论结构由军队财务监督的主体、客体、方法、程序、内容和报告等要素构成，并且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一）军队财务监督主体
军队财务监督的主体是本单位财务部门。党委理财是我军财务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军队财务监督也不例外。各级党委是军队财务监督体制运行的指挥者，而各级财务部门则是军队财务监督体制运行的执行者。这个主体，具有组织上的独立地位，工作上他人不得干涉，经费上有专项保障渠道，专职从事军事经济监督，主体是独立的。
（二）军队财务监督客体
军队财务监督的客体是军队系统的财务活动。这里的财务活动包括军费的取得、分配、使用过程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具体包括预算经费的请领、分配、供应、报销、结算等行为，预算外经费的收入、支出等行为，库存物资的管理和使用等行为。
（三）军队财务监督方法
军队财务监督的方法是实现军队财务监督目标的手段，是实施军队财务监督的基本方式。军队财务监督的方法，按照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监督方法。按照监督的时机分类，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
（四）军队财务监督程序
监督程序是进行军队财务监督活动时必须循序的操作规程，是由军队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的，而不同的监督方式有不同的监督程序。
（五）军队财务监督内容
一是收入监督，指军队财务部门依据财务法规对军队各项资金收入的监督活动，重点是对预算外收入的监督。二是支出监督，指财务部门对各项经费支出的监督，重点是监督各项建设性支出、维持性支出和代管经费支出等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益性。
（六）军队财务监督报告
军队财务监督报告，指财务监督人员在监督工作完成后向有关军队财务管理负责人提供的关于单位财务监督结果的书面文件。它是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监督工作的最终成果和体现。
四、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结构各要素逻辑关系
（一）基本理论部分
本部分包括军队财务监督的本质、目标、主体和客体，是整个理论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能深刻反映军队财务监督的实质。
军队财务监督的本质作为逻辑起点是理论结构要素的最高层次，统领和驾驭结构中的其他要素，对其他要素的构建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是理论结构的核心内容。军队财务监督的目标是本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监督目标，它受到本质的约束和控制，也因环境的影响而变化。军队财务监督的主体和客体属于基本理论部分的第三层次，只有确定目标，才能确定主体和客体，搞清楚谁来监督，以及对什么监督。
（二）应用理论部分
应用理论部分应是基本理论部分的直观体现，直接指导军队财务监督的实践工作。本部分包括军队财务监督的程序、方法、内容和报告。
军队财务监督程序、方法、内容应属于一个层次，三者都是对军队财务监督工作的具体指导。军队财务监督报告应属于整个理论结构的终点，与逻辑起点遥相呼应。军队财务监督的逻辑起点即本质要求监督人员完成监督工作，就是通过最终报告的生成，实现这一目标。
（三）军队财务监督环境部分
军队财务监督环境是游离于基本理论和实务理论之外的部分，但它是军队财务监督理论结构构成要素。军队财务监督人员应善于利用可控环境中的有利部分，排除不可控环境不利部分，更好的实现军队财务监督目标。
参考文献：
[1]何媛.健全军队财务监督体制的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4，2.
[2]黄薇.论军队审计监督与军队财务监督之异同[J].军事经济研究，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