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论文范文

著作权法论文篇1

关键词：著作权转让登记转让合同法律完善

一、引言

著作权转让在我国法律法规中规定较为模糊，仅有一些零星性规定，几属空白。然而，在当代社会中，以著作权转让为主要内容的版权贸易活动则与日俱增。2004年，深受公众喜爱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的作者被四个著作权购买者先后至法院，起因是作者将该作品分别转让给了四个人。最近，网络歌曲《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的“一女多嫁”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之所以频频发生著作权的一女多嫁”现象，有人认为是因为作者不懂法，有的则认为是受到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的驱使。其实并不尽然。“一女多嫁”现象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著作权转让制度：一方面，我国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增加了著作权转让的规定，允许著作权人转让著作财产权；另一方面，却没有建立起保护著作权交易安全的相应制度。而著作权的特性又使得在著作权交易别容易发生“一女多嫁”现象。首先，著作权权利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各国著作权法均赋予著作权人形式多样的权利，并且可以就著作财产权的各个权项进行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当著作权人向不同的对象分别就某一项或某几项财产权进行转让时，就使得著作权的原始主体与继受主体(而且是多个)成为同一作品的共同权利主体，而当著作权人就某一项或某几项权利进行重复转让时，就产生了本文所要规制的“一女多嫁”问题。其次，著作权的客体与传统的“物”不同，著作权的客体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是被客观化了的人类的精神思想，是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虽具有内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无存在的形体。著作权客体具有无形性、非物质性的特点，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不能发生实在而具体的控制，权利的转移也无需进行“有形交付”，因而，著作权是否已经转让不易为不特定的第三人所察知。[2]在知识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知识的巨大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的知识经济时代，著作权的权利多样性、客体无形性的特性，使得著作权人在特定利益的刺激下滥用著作权而对其著作权“一女多嫁”成为可能。换言之，著作权权利多样性、客体无形性等特性是著作权“一女多嫁”泛滥的前提渊源。笔者试从立法的角度阐述著作权转让的法律完善，以作引玉之砖，唤起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

二、我国有关著作权转让的立法及其弊端

著作权的转让，是指著作权人将作品著作财产权的一项或几项或全部转让给受让人，从而使受让人成为该作品一项或几项或全部著作财产权新的著作权人的法律行为。[3]著作权能否转让是我国著作权立法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在我国民法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和一般物的财产权有所不同，它可以离开物权而存在，但又依赖于物权，因此，著作权可以与其载体的物权分离而且可以回收。另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与物权不可分，著作权随物权的转移而转移，著作权只能是授权使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著作权可以转让的条款，但我国的著作权法中也规定有几种特殊情况下的著作权转让。[4](1)通过合同的约定转让著作权。《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归受托人。(2)继承转让。《著作权法》第19条规定，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死亡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让给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享有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也有权保护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因此，著作权是可以继承的方式实现转让。(3)法律规定转让著作权。如电影、电视、录像等作品著作权的归属，《著作权法》第15条规定：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导演、编剧、作词、作曲、摄影等作者仅享有著名权，著作权中的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归单位(如电影制片厂)所有，按著作权应当属于创作作品的人的原则，如果不转让，单位何以能享有著作权?事实上，影视作品著作权归属中蕴涵了著作权能转让的机制。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讲，著作权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转让的。但是，由于我国的《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著作权的转让制度，只承认著作权的许可使用制度，致使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和利用工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5]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著作权的许可使用制度的弊端更突出：

1.许可使用制度不能很好地保护作者(或著作权人)的权利。因为在许可使用制度中，一旦作品被盗版，著作权受到侵犯，被许可人一般不具备独立向盗版者提讼的权利。面对盗版者，被许可人无权利，而作者(或著作权人)有权利而无力，即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转让制度中，受让人有权行使受让的著作权，获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具备提讼的权利，有利于保护著作权。

2.影响著作权贸易。因为我国舍弃著作权转让制度，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著作权贸易，与国际著作权发展趋势相悖，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这种法律制度的障碍愈加明显。如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著作权及相关权”中明确规定“被保护的著作权是可以自由地分别利用和转让的。”而我国舍弃著作权的转让制度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悖，这将影响我国与其他缔约国之间的著作权贸易。同时，一旦有关著作权许可使用的协议发生纠纷，按国际私法冲突规范适用的理论，适用合同缔约地国家的准据法，由于我国缺乏相关的法律保护，不利的还是中方。

3.不利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作品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其经济和社会价值，对于作者来说，传播作品所需的技术、物质手段往往是力所不能及的。因此，通过转让制度，作者将一项或数项著作权转让给传播者，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能激发作者创作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著作权转让制度，作者创作出作品后，更多地只能束之高阁，作者不能通过著作权的行使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易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创作的萎缩。这与我们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我国确立著作权的转让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超级秘书网

三、著作权转让的法律完善

著作权法论文篇2

[摘 要]网络造成公众与著作权人之间新的利益冲突，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成为网络环境下的利益平衡砝码。网络环境下，公众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范围应有所扩张，表现为公众对网上版权作品应有更大的合理复制权，但公众对版权作品在网上的合理传播权则应当相对缩小。通过对法定许可制度的批判，认为网络环境下应谨慎设置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 [关键词]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定许可是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下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砝码，是法律对著作权人专有权的限制。由于因特网上作品的传播方式不同于其它传统媒体，如果将现行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完全照搬到因特网，将无法平衡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制度功能和制度价值亦会大打折扣。因而，在因特网快速普及的今天，要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巩固著作权的制度功能和制度价值，应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1)制度，同传统情形下的相关制度加以区别，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 一、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著作权是专有权，权利人有权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作品并获得相应的报酬。通常情况下，在著作权保护期内，未经权利人同意无偿使用其作品构成侵权。这种专有权有力地保障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促使其进行新的创作，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著作权在客观上形成了文化垄断，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广泛传播，剥夺了公众学习和受教育的权利，从长远来看，反而不利于社会文化科学的繁荣发展。为了平衡著作权人与公众的利益，在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区域内，法律小心翼翼地辟出一块公共领域，作为对著作权的限制，这就是合理使用制度。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又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权的合法行为。”$！ %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是合理使用制度的核心内容。衡量合理使用制度是否真正合理，取决于其所采纳的判断标准是否科学完善。因而，设计、构建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关键在于确立一个适合于网络环境的合理使用判断标准。 1、传统情形下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 区别合理使用与侵权使用的关键在于使用是否“合理”。而合理与否是一个不确定的主观的概念。我国《著作权法》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十二种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但没有对合理使用的实质构成要件作出明确规定。《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134567 协议2 第十三条规定的合理使用标准为：“全体成员均应将对专有权利的限制或例外局限于一定的特例中，该特例应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此即所谓的“三步检验标准”。在立法史上，美国版权法先引入了合理使用的判断规则，明确规定了合理使用的四条判断标准：1、2 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即这种使用是否具有商业目的或是为了非营利的教育目的；1&2 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性质；同整个有版权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数量和内容的实质性；这种使用对有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这四条标准因其相对较好的可操作性，已成为我国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综上，我国著作权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合理使用判断标准并不缺乏，不但有著作权法的列举规定和‘WTO协议的三步检验标准可供援引，还可参考美国的四条检验标准。但由于上述几种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均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导致合理使用在认定时较多地依赖自由裁量。 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不管是我国著作权法的列举式规定，还是WTO 协议和《伯尔尼公约》中的限制与例外，以及美国版权法的“四条标准”，都只是前网络时代的立法产物。尚不论这些标准的不确定性，按这些标准，网络环境下几乎没有公众合理使用的余地：作品一旦上载到因特网，就会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复制与传播。如果允许社会公众在网上的复制与传播可以 是不付报酬的“合理使用”，将对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不合理的”损害，进而得出“作品在因特网上不允许合理使用”的结论。因此，为了确保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制度能有一席之地，使网络成为公众学习、研究、获取信息的新工具，应对原有的合理使用标准进行重新调整。 为解决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问题所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并未对合理使用作统一规定，但是“允许缔约各方将其国内法中依《伯尔尼公约》被认为可接受的限制与例外继续适用并适当地延伸到数字环境中。同样，这些规定应被理解为许缔约方制定对数字网络环境适宜的新的例外与限制。另外，既不缩小也不扩大由《伯尔尼公约》所允许的限制与例外的可适用性范围。“1， 2 这份尚未生效的为各缔约国确定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设定一个基调：必须与《伯尔尼公约》所确定的标准相一致。而现行《伯尔尼公约》年巴黎文本& 所确立的合理使用实际上就是WTO协议的“三步检验标准”。正如上文所述，用前网络时代的“三步检验标准”来确定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将导致合理使用在网络空间几乎无存在余地。当然，《伯尔尼公约》从诞生以来一直在不断修订，《伯尔尼公约》并非确指现行《伯尔尼公约》 年巴黎文本&.因此，我们在探求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的时候，不能局限于现行《伯尔尼公约》下的“三步检验标准”。 2、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设计 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应当从合理复制和合理传播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设计，具体如下： 网络环境下公众对版权作品的合理复制权应予扩张- — 在严格限于私人使用目的前提下，公众有权合理复制网络上的版权作品，包括暂时复制或永久复制。网络是全球发行商，网络上的计算机是全球印刷机。作品在没有配置任何技术保护措施而被上载到网上，就可能被全世界所有的网络用户复制浏览或下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版权人也不例外。在网络环境下，复制作品要比在非网络情形下简便得多，且更为隐蔽，权利人根本难以防范。尤其是在用户浏览和网络传输时所产生的暂时复制，现有技术下任何人都无法避免。因此，如果作品经版权人或其授权的网络内容服务商上载到因特网，应推定其默示许可他人通过浏览、下载、打印等方式而复制其作品。当然，只有在这些复制是基于私人使用目的时，该复制行为才构成合理复制。所谓私人使用目的，是指仅供复制者本人使用，或为学习、研究，或为欣赏、娱乐，在所不问。如果在复制之后直接或间接用于发行、传播或其他非私人目的之用途，包括以 张贴、以6—789：的形式发送给他人、用于制作网页等情形，便不属于合理使用，而构成著作权侵权。换言之，网络环境下，严格限于私人使用目的“是合理复制的唯一判断标准。公众在网上以任何形式复制作品，只要基于私人使用目的，都构成合理使用，既不须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又不必向其支付费用。同时也不可否认，给予公众如此宽泛的合理复制权，可能导致版权人的风险不合理地扩大：在他人未经许可而将其作品上网发行的情形下，如果侵权的发行人无力赔偿，而作品又被公众广泛合理复制，版权人的经济损失将会极其 惨重。笔者认为，此时关键在于建立一套适于网络环境的版权救济机制，如，建立严格的网上发行、传播的授权许可制度；设计适于网络使用的版权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规定网络内容服务商 的注意义务等。不能因噎废食而按旧标准限制公众的合理复制权。如果使用者将网上作品下载后，再以纸媒、光盘、磁盘或其他式，在非网络环境下复制或传播，该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因其已离开网络环境进入传统情形，则要以著作权法现行标准进行判断，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网络环境下公众对版权作品的合理传播权的范围应予缩小- — 公众在网络上的合理传播权，应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传播的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与《WTO协议》相一致的我国新《著作权法》第，，条第： 款第，—； 项规定的四种情形，可以援用于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传播。具体设计如下：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而适当引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的作品可由作者上网传播，为报道时事新闻，在网络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网络媒体登载其他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登载的除外，网络媒体登载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以及在（（） 论坛、新闻组和聊天室发放的帖子，但作者声明不许登载的除外。这四种合理传播是基于评论、时事新闻的报道的目的，而且是以传统情形下的合理使用标准来进行判断，不会对版权人造成新的不利，同时又可满足公众通过网络学习、研究和获取信息的合理需求，应引申到网络环境之中。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版权作品，以及免费表演这两种情况，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在传统情形下属于合理使用，但因为网络传播的无限性和广泛复制性会极大地影响版权人的商业利益，按《WTo） 协议》三步检验标准，不宜扩展到网络环境之中。除此之外，在网络上未经许可传播他人版权作品都应构成侵权。例如，擅自将他人享有版权的。-& 格式的音乐作品放到网上供人试听，该行为增加了网站的访问率#媒体价值%，属于间接盈利，当然属于侵犯作者的网络传播权。而利用他人作品制作/01）2 动画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是同样道理，也不在合理传播的范围。在线教育、数字图书馆虽然是公益事业，但其上载版权作品到网上，对作品的市场影响极大，不应属于合理传播。在自己网站中设置深层链接、加框链接供用户浏览，是一种变相的传播，不在合理使用的范围之内。3‘ 4 由此可见，网络环境下合理传播，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四种情形外，其范围不应再继续扩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网络环境下，公众对版权作品的合理复制权应该扩张而合理传播权范围应该缩小。如此调整后的合理使用将有效地平衡网络环境下版权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使网络这一新的传播工具同样臣服于版权法律制度之下。 二、网络环境下的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是相对于授权许可而言，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并尊重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的制度。”35 4 作为著作权的一项限制，法定许可的制度功能旨在平衡权利人与传播者之间的利益，避免因权利人对作品的垄断妨碍作品广泛迅速的传播。 1、法定许可制度批判著作权性质上是专有权，要求他人在使用作品之前 必须先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法定许可制度则凌驾于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之上，赋予部分使用者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拥有先使用作品再支付费用的权利。从法定许可的立法宗旨来看，这是为了保障和促进作品迅速而广泛地传播，最终利于广大社会公众及时获取信息。如果没有法定许可制度，在找不到著作权人的情况下，传播者得不到授权许可，作品就不能被及时传播给公众。多年司法实践证明，法定许可制度作为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下的一项重要制度，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法定许可制度也存在较大弊端：它使利益杠杆倾向于作品的传播者，而对著作权人造成不合理的损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在法定许可制度下，著作权人对作品传播的支配权被剥夺。法定许可主要涉及作品的传播权。作品的传播途径非常广泛，包括出版、发行、表演、制作录音录像、广播、播放等众多方式，其中每一种方式都能给著作权人带来一定经济利益，因而，传播权是著作权人最重要的财产权之一。但传播权不仅仅只是财产权，它也是支配权、排他权。在作品的每一次传播过程中，著作权人都应有权自主决定由谁来传播、以何种方式传播和作品传播的对价。通过对传播的自主支配，著作权人不仅可以有效地防范侵权，还能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法定许可制度下，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传播的这种支配权被剥夺殆尽，其权利沦落为被动获得报酬的权利。其次，法定许可制度加剧了著作权被侵犯的危险。作品是无形资产，可复制、易传播，权利人无法像对有形财产那样控制、管领其作品。作品一旦发表，就有被侵权的危险。因此，法律应特别强调对著作权人支配权与排他权的保护。由于法定许可 制度允许传播者未经授权而径行使用作品，弱化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支配权和排他权，无疑加剧了著作权被侵犯的危险。法定许可制度允许他人先使用作品再付费，而不需事前获得授权，著作权人变得非常被动，有时甚至不知道其作品已经被人使用，更罔论索取报酬。第三，法定许可制度违背了私权平等原则。法定许可制度虽然客观上能够促使作品广泛迅速传播而令公众和全社会普遍受益，但传播者却是法定许可制度的最大受益人，他们从传播作品的行为中直接获取较大利益。传播者的权利与著作权人的权利是平等的，法律不宜为传播者的利己行为而牺牲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应该从法律上强化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支配权，尽量限制、弱化传播者对作品享有的法定许可权。虽然传播者的传播成本因此加大，但作品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却并非必然受到消极影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传播者受利益驱动，会通过其它方式和手段保障作品的传播速度，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必然受损。 世贸组织下的《WTO协议》、《伯尔尼公约》这两部最具权威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条约都未规定法定许可制度，为了与世贸协定接轨，我国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也对法定许可的范围作出调整，取消了表演者的法定许可权，缩小了录音制作者的法定许可权，限于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报刊转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法定许可权则保持不变。这些修订说明，我国对法定许可制度，在立法政策上已经考虑趋向于使之弱化，著作权的保护会因之加强，应该说是我国著作权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 网络环境下应谨慎设置法定许可制度基于法定许可制度的上述弊端，为避免使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不合理的损害，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现行法定许可制度只应限于在传统情形下适用，而不能照搬至网环境。网络环境下设置法定许可制度应当比传统情形更为谨慎。在本文的合理使用部分，笔者已言及网络环境下传播权对著作权人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旦网络中著作权人的复制权被普遍的合理复制覆盖之后，网络传播权便成为权利人屈指可数的网上财产权，因而，必须由著作权人充分支配其作品在网络上的发行传播。如果网络法定许可的范围过宽，其制度弊 端造成的不利影响将远甚于在传统情形下的不良影响，著作权人会面临全球范围内不计其数却又难以察觉的侵权行为。正如本文前述所言，作品一旦上网便可能被公众广泛复制，著作权人的权利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应当由著作权人本人以明示的方式来决定其作品是否上网传播。当著作权人未作权利声明时，不能推定其默许作品上网传播。所以，笔者认为，为平衡著作权人、公众与传播者三者之间的利益，网络法定许可只应当限于已经被授权上网传播的作品，而不应当包括在报刊或者其他非网络环境下发表和传播的作品。将网络法定许可局限于“已在网上传播的作品”而不包括网下发表的作品，最大的障碍，可能是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建设。建立一座完备的数字图书馆，除了在网上寻找可用资源之外，还需要把网下“海量作品”搬上网。如果没有法定许可权，就必须取得“海量作者”的“海量许可”，全部手续将极其繁杂。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速度会因此停滞，甚至有的作品因为找不到作者授权而不能上网，其结果是严重制约数字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规模，最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由此，有人主张，法定许可不但适用于传播一般国内作品，还应当成为网上传播一般作品的新的国际惯例。（ 笔者认为，数字图书馆虽是公益事业，但不能轻率地因“公”废“私”，作为以保护私权为宗旨的著作权法而言，应尽可能从制度上寻找突破以求公益与私益两全其美。事实上，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加以解决。根据我国新《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如果要将某一作品搬上数字图书馆，只须与被授权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协商并签订著作权使用许可合同即可，而不必找到著作权本人。可见，利 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能大大简化作品上网传播的授权手续，“海量许可”不再是困扰，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只是暂时受到影响。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授权国务院就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作出具体规定，届时，包括网络法定许可在内的相关问题将会明确。在此规定出台之前，最高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成为司法实践中网络法定许可的制度依据。目前我国许多网站已经据此“法定许可”使用版权作品。对著作权人而言，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将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网站在其不知晓的时候将其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上载到网上，他们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无疑受到限制。 注： 1.吴汉东著：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 2.伯尔尼公约第九条之二：“本联盟成员国法律有权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致损害作品的政党使用也不致无故危害作者的合法利益。” 4.深层链接、加框链接使用户可以绕过被设链网站的主页或广告而在设链网站中直接看到被设链网站中的相关内容，影响了被设链网站的媒体值。详见徐彦冰：链接的法律问题（吴汉东著：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 伯尔尼公约的附件中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是发展中国家享有的优惠条款。强制许可不同于法定许可，是在特定条件下，由著作权主管机关，将对已发表作品进行特殊使用权利，授予申请获得此项权利的使用人的制度。使用形式为翻译、复制、改编等。 5.陶鑫良：《网上作品传播的“法定许可”适用探讨》。 南昌大学法学院·张离

著作权法论文篇3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问题的现状

目前国内没有直接论述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相关法律规定。经过检索,仅在《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第13条中对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问题进行了界定:“在高等学校学习、进修或者开展合作项目研究的学生、研究人员,在校期间参与导师承担的本校研究课题或者承担学校安排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及其他技术成果,除另有协议外,应当归高等学校享有或持有”。而对于不同培养和创作模式下产生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著作权的归属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相关规定的不明确性以及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复杂性,使得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归属难以理清。

二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问题的分析

由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创作模式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应该针对学位论文不同的创作情况来具体地分析其著作权的归属问题,研究生学位论文著作权的归属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研究生独立拥有著作权

如果该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定题、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导师的指导和相关专家、教授的参考性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和指导并没有参与实质性的创作,学位论文在完成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作者都是亲力亲为,有用的数据、大量的实验都是作者经过独立的计算和实践得出的。所以,该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应该属于研究生独立所有,学生只需要在文章中对导师表示感谢即可。

2学校拥有著作权

某些研究生以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或者是学校下达的科研任务为论文的选题,在这种情况下,学位论文往往是课题研究的一部分。学生根据此类课题或者任务完成的课题所创作的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应当由学校拥有。

3学位教育研究生所撰写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归属

(1)研究生承担了所在单位的课题而形成的学位论文。某些学位教育研究生结合本职工作,选题直接来自于自己工作单位的课题而完成的学位论文,根据X《著作权法》第16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对于已经存在著作权归属约定的课题,学位论文作为课题成果的一部分,其著作权属于协议约定方。而对于没有对著作权归属约定的课题所形成的学位论文,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

(2)研究生以工作实践为基础,通过自我总结、研究而形成的学位论文。有的学位教育研究生的选题往往直接来源于自己的工作实践或者具有明确的工作背景和应用价值,但是没有承担学校或单位的研究课题,而是通过自我总结、研究而形成学位论文。本人认为这类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应该属于研究生所有。

综上所述,学位论文的著作权主体应该根据不同的创作情况和创作时依靠的物质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需要对他们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界定。

三开发利用研究生学位论文需解决其著作权的归属问题

电子版学位论文的传播方式和版权控制的复杂性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利用范围,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以解决著作权归属带来的问题。

1用法律明确规定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问题。我国的《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虽然有规定,但是依然不明确,建议在《著作权法》中增加关于学位论文归属问题。

2不断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授权方式。根据前面对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具体分析,不难看出,有的学位论文著作权的归属不属于研究生本人,而属于学校或者研究生所在的工作单位。如果只是简单地与研究生签订使用授权许可,在对这类学位论文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将会侵犯该学位论文的著作权。

著作权法论文篇4

[关键词]体育竞赛表演；著作权法；独创性表达；知识产权劳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179-02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法律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这些知识产权领域的新客体又有其各自独特之处，往往难以直接归入现有知识产权体系进行保护，这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本文拟对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法保护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该领域的理论空白尽微薄之力。

〖BT（1+11体育竞赛表演著作权法保护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BT）

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时，因我国的杂技表演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所以修订的《著作权法》中采纳了一些立法委员的建议，将杂技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这引起了体育界的广泛关注，加之当时中国申奥成功，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对于与杂技艺术表演相似的花样滑冰、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带有技能性并展现艺术美感的体育竞赛中的动作表演是否也可和杂技艺术作品一样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在体育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体育竞赛表演著作权法保护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者们对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法保护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有从体育竞赛表演的概念出发，再根据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进行对比，得出体育竞赛表演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予以保护的结论[1]，亦有得出相反结论的论述[2]；有对体育竞赛表演进行分类分别阐述其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属性[3]，也有从国际公约角度阐述体育竞赛表演可纳入著作权作品进行保护的[4]，还有讨论对体育竞赛表演的运动员赋予表演者权[5]。但目前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并未涉及。

2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体育竞赛表演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归纳如下。

21体育竞赛表演的概念不清

体育竞赛和表演这两个概念都比较容易理解，而两者的结合――体育竞赛表演到底该如何定义，其内涵是什么外延又该怎样理解，从现行学者们的论述中还没有统一的答案。有学者称体育竞赛表演在日常使用中的涵义，既可对是以体育为内容的表演的说明，表示体育竞赛对观赏者而言就是一种表演[3]； 还有学者认为运动员通过体育竞技动作， 将自己的动作技巧，动作艺术构思展示给观众[1]。

以上这些定义并没有清晰明确给出体育竞赛表演的内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概念的混乱。在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体育竞赛表演的定义就直接讨论如何给予其著作权法的保护，不仅会造成基本概念的混乱，而且还会影响对该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入研究。

22体育竞赛表演的作品特性不明

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法保护之所以有争议就是因为其有不同于一般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作品的属性。然而，现有研究成果却鲜有涉及体育竞赛表演的此种特性，这就是都从作品构成要件出发分析体育竞赛表演的作品构成却得到南辕北辙的结论的原因。

23关于背景问题的争议

在很多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法保护的学术论文中都会提及体育竞赛表演和杂技艺术作品的类比关系，认为应给与二者相同或类似的保护。然而与体育界对杂技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的热情不同，知识产权学界对杂技表演是否应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有较大争议。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过程中，很多专家甚至提议应该取消“杂技艺术作品”。那么以杂技艺术作品的基础来论及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保护似乎就显得有些根基不稳了。

2体育竞赛表演所涉及的基本问题

著作权法论文篇5

>> 我国引入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思考 我国构建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思考 试论我国确立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正当性 试析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质疑研究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之探析 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之完善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现状及发展随想 新形势下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构建 试析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 北欧著作权延伸集体管理制度评析 浅谈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和期刊整体著作权保护 著作权延伸管理制度的问题探讨 试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时代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刍议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与法经济学 浅谈音乐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网络音乐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参考文献：

[1]吴汉东.知识产权总论（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胡开忠.构建我国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思考.法商研究，2013，9.

[3]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

[4]罗向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与变异.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5]陈凤兰.著作权集体管理机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6]马继超.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相关问题之研讨.电子知识产权，2011，9.

[7]梁志文.著作权延伸性集体许可制度的移植与创制.法学，2012，8.

著作权法论文篇6

    提起著作权集体管理（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Copyright），人们首先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到法国著名剧作家傅马舍，1777年，就是由他倡议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法国戏剧作者作曲者协会（SACD），因此，称傅马舍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之父，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在谈论每项制度之前，都会因循旧例，追根溯源的找找制度之父（母），这并非是掉书袋，而是因为每一项制度的诞生都有着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并且一项成功制度的设计往往需要接受历史的检验，适应时代的发展。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洗礼，该制度在世界遍地开花结果，很多国家都先后建立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如美国的词作家、作曲家、音乐出版商协会（ASCAP），日本的音乐著作权协会，英国的表演权协会（PRS），德国的音乐作品表演权、复制权集体管理协会（GEMA），以及中国的音乐著作权协会。

    谈论一项制度一般会遵循的旧例之二是下定义，但我一直认为定义只能是辅助性质的，一项制度是难以用几十个字来准确描绘的，标准化的定义甚至容易僵化、限制人们活跃的思维和想象空间，且不利于我们把握制度的魅力所在。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我比较欣赏的是“草坪现象”①的说法。在著述中巧妙的运用比喻，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中国历时十余年的讨论之后，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些已经达成了共识，比如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是非营利性的，是社团法人而非财团法人；一些问题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比如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是民间性质；一些问题显然尚未达成共识，如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性质。

    以下我将先分三部分来讨论上述似乎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和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定位：非官方的还是半官方的

    在各种文献资料中，很多学者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是独立法人地位的非官方民间社会团体，并且他们介绍这个观点时往往并不夹杂任何不确定的词汇，似乎这种说法是自然而然的，属于定论。其实不然，仍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持非官方意见的学者也开始了追根溯源之旅，将法国戏剧作者作曲者协会（SACD）是非官方性质这一事实作为自己观点的有利证据。这一论据本身是正确无疑的，但论证过程出现了问题，SACD是非官方，那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就一定要是非官方的？②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结合中国国情去创造性的移植法律制度，而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

    换个角度，有人会从权利属性方面来论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民间性质，即著作权是私权，故其集体管理机构怎能带有官方（公法）色彩？

    著作权是私权③，但这并不能成为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定性为民间的理由，因为权利的产生、变更、管理，与权利本身的性质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外，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有别于物权，它很容易逃离权利人的掌控，所以传统的有形财产的保护手段在这一领域往往是苍白无力的，著作权的保护手段必然带有公法的色彩。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国民目前的法律意识尚很浅薄，政府公力的介入是必要且重要的。

    二、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性质：一元论、二元论还是多元论

    一元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信托说和契约说。信托说的支持者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权利人更全面的实现利益，更有效的保护权利，所以著作权集体管理既非中介亦非，而是信托。④契约说的支持者认为集体管理机构的权利来自会员的授权，认为集体管理合同是转让合同而非信托合同或许可合同。⑤

    二元论中有代表性的是信托契约说⑥；多元论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往往具有信托、转让、许可、、居间、委托的性质。

    上述观点中我比较赞成二元论，即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性质是信托和契约兼而有之。另外，我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是以契约性质为主的二元论，以后将逐步转化为以信托性质为主，直至演变为单纯的信托性质。

    这样说的理由是：目前，归属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权利范围尚在热烈的讨论之中，在没有形成正式立法之前，如果将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性质过多的理解为信托，则基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理论，著作权人将很容易丧失对自己可期待利益的诉求，从而造成著作权人对著作权集体管理敬而远之的局面。相反，契约性质将打消著作权人在这方面的顾虑，权利人尽可以根据个人的利益观与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面对面的谈判、协商，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利。

    三、对信托性质的深入剖析：公益信托还是私益信托

    对此问题，我的观点经历了从私益说到公益说的转变。目前很少有人真正对此问题进行阐释，往往是只有结论而没有分析，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公益信托源于英国的慈善信托制度，其需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其目的是帮助弱者，救助贫困。基于对这句话的字面理解，我一开始并不同意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定性为公益信托，因为著作权人（委托人）往往是为了私益去选择集体管理这种用权和维权机制的。国家鼓励公益信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尚未定性的事物统统归结为公益性质，以投国家法之所好，因此我认为将著作权集体管理草率定性为公益性质，是值得商榷的。但后来，我结合“私法的社会化理论”和“知识产权的限制理论”来研究这个问题时，才发现了自己表面分析的狭隘性。

    私法的社会化要求对传统私法的个人本位（权利本位）进行限制。知识产权的限制理论认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摒弃了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的立法观，选择了二者兼顾的立法观，即法律一方面要维护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利益，激发其创造热情，为人类创造更好、更多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又要对这一专有权利加以适当的限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⑦

    公益性是指当大多数人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时，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定性为公益信托，将有助于著作权人、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使用者三方的利益平衡，从长远来看，将有助于构建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以及发展文化事业，促进精神产品的利用，促生精神产品，从而达到良性循环状态。宏观立法精神注重公益目的，具体到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公益之光必将有所映照。

    对我国著作权立法的评价——代小结

    （一）、旧版《著作权法》

    我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围绕着是否应该引进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以及如何引进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空间之大全仰仗于立法的不完善。旧版《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是只字未提；旧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由国家版权局批准设立集体管理组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于法定许可使用作品，负责将使用者寄送来的作品使用费转送著作权人”：“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其著作权”。

    可以看出，旧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虽然规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但其规定的相当粗糙，只是对该制度零星理解下做出的支离破碎的规定，并且其效力也仅为行政法规，低于法律，这显然是不够的。

    （二）、新版《著作权法》

    新版《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共计不足200字怎能把著作权集体制度的精妙展现的淋漓尽致？上述规定太原则，诸如集体管理的性质、法律地位、权利与义务、业务开展、报酬分配等均未涉及，只是有待国务院另行颁布行政法规。

    当我充满希望的查阅新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时，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字是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是立法者认为对此已经无话可说了呢，还是将责任全都抛给了尚未出台的行政法规呢？个中原因不得而知。我只能初步将其认定为“相关研究尚未完成，立法时机尚不成熟。”立法者的谨慎之心可以理解。

    （三）、建议

    德国在其《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法》中，明确规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性质、地位、作用，是发展其本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基础。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在其《著作权法》中用一章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如《瑞士著作权法》主题四《著作权集体组织》，《俄罗斯著作权法》第四章《财产权的集体管理》。我们并不奢望像德国一样以一整部专门法律来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但也绝不能满足于只有一条宣示性条款的现状。

    网络时代新权利不断创设，与之相适应，权利实现和保护手段也应呈多样化发展。新旧两部著作权法相比，权利增设不少，但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发展并没有在新法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新法过多的迎合了入世的现实需求，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现实需求。

    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著作权法里，立法者能够大刀阔斧的辟出一章来，用以全方位的规范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满足我国端正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建制的现实需要，从而促进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发展。

    注释

    ①     李琛：《教人以善当使可从》，《电子知识产权》2004年第7期

    ②     1998年9月正式成立的综合性著作权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机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是一个直属国家版权局领导的半官方的事业单位

    ③     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的私权和人权属性——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公约〉为对象》，《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周俊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律性质》，《法学杂志》2003年第3期

    ⑤     杨德兴：《论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的性质》，《邢台学院学报》2003年第12期

    ⑥     此观点详细内容参见蒋万来：《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11期胡开忠：《知识产权限制理论的新发展》，《私法研究》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473页

    徐卉

著作权法论文篇7

【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的新闻信息复制非常方便，以新闻生产见长的传统新闻新闻机构生产的新闻作品被渠道见长的网络媒体侵权使用现象司空见惯，因此，完善新闻版权保护成为当务之急。但在我国著作权保护法的立法沿革中，新闻版权的保护范围表述不够清晰。本文力图厘清新闻版权保护法条中时事新闻和单纯事实性消息的内涵，及其立法规定的依据，从而确定新闻版权保护的范围。

【关键词】著作权法 新闻版权 时事新闻 单纯事实消息

一、研究背景以及问题的提出

1、研究背景

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的新闻信息的复制非常方便，传播速度非常快，使得侵权变得容易，免费转载新闻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今日头条的出现引发了国内新闻界对版权问题的巨大关注。同时，搜索引擎在链接时事新闻的过程，深度链接是否侵犯新闻版权也引发了巨大的议。

新闻版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技术设备，需要付出人力成本。如果新闻作品可以不征得允许便可以免费转载，新闻生产机构会失去生产新闻的动力，最终无人愿意生产新闻。传统新闻机构作为新闻生产者因为具有采编权内容优势明显，但大型商业新闻网站获得了国务院信息办公室颁发的传播新闻的许可证，具有渠道先发优势，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传统新闻机构如果不能运用版权保护自己的内容优势，将丧失核心竞争力。

2、问题提出

现行《著作权法》第一章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此外，在第二章四节第二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该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法律享有的其他权利，在二十条第四款规定，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著作权法中关于新闻版权这一规定一直沿袭至今，没有发生变化。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单纯事实消息属于著作权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时事新闻。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该注明出处。1991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实施条例》，在2013年进行第二次修订实施至今。该条例第五条规定，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第一款规定，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

为了应对互联网冲击，2014年6月公布了《征求意见稿》。在2014版草案中第一章九条第二款将其修改为本法不适用于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征求意见稿跟现在正在施行的著作权法在新闻版权规定上发生了变化。那么新闻作品到底有没有版权？新闻版权立法的依据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综述来讨论这些问题。

二、法规中时事新闻或单纯事实消息的内涵

通过著作权法和相关法规变化的梳理可以看到，最初立法用语为时事新闻，随后在下位法实施条例修改中将时事新闻的含义规定为单纯事实消息，在著作权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修订为单纯事实消息。时事新闻和单纯事实消息二者开始指向同一个事物，表述逐渐走向规范。但时事新闻或者单纯事实消息内涵到底是什么，边界到底有多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决定着新闻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或者什么样的新闻作品才受新闻作品的保护。但是在各种专著和论文中分歧较大。

翟真在《版权法中“时事新闻”概念探疑》中写到，多数法学界人士倾向于新闻作品版权应该受到限制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所有新闻作品均无版权，把时事新闻解释为所有作品。而新闻学界认为新闻作品（甚至包括某些时事新闻）符合版权保护的基本要求，除了少数不符合版权保护实质要件的，绝大多数新闻作品都享有版权，呼吁删除不保护时事新闻的规定。

在《生存危机中的纸媒著作权维护路径探析》一文认为，新闻无版权是法律误读，理由是许多人忽略了时事新闻和时事新闻作品的区别，时事新闻作为一种客观事实，确实不受著作权保护，但作者依据时事新闻创作的时事新闻作品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同时他认为第五条增加了误读的可能性，理由是由于这里使用了消息，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新闻作品门类中的消息，进而扩展至全部新闻报道范畴，从而引发新闻无版权的感慨。此外，如果媒体刊播的报道内容基本属于新闻事实消息，报道者的主要工作是如实记录、传播，目的只为说明一个事实，修辞非常少，可归入时事新闻。经过这番梳理，大量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言论等被排除在时事新文章之外，享有版权。

在他们看来，法律规定的意思是著作权法不适用于客观的新闻事实，所有对客观新闻事实的报道都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这一理解大大扩展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但这一理解和2013年实施条例的规定性有冲突。

孔洪刚在《平的世界和数字化的边界――浅论新媒介传播环境下新闻版权保护》一文中认为，根据新闻报道各体裁的特点，单纯事实消息是指写作形式相对固化的纯新闻、硬新闻，即强调时间性和重大性，重在迅速传递消息的动态新闻和现场报道。他的依据是单纯事实消息是用简单的文字把一事实作为信息反映出来，其他记者和报刊也只可能用同样的方式表达，符合唯一表达的标准。比较接近的说法有，彭兰在《避风港原则下的不免责――新闻作品版权保护探析》中认为单纯事实消息是指全部信息由5W+（1H）构成，没有包含修辞、评论、情感和思想等成分，也没有任何作者可以发挥的余地和个性表达的空间。李缭凇堵坌挛诺陌嫒价值》一文中指出，单纯事实消息的特征是简单、仅达到表述清楚的最低标准、时效性极强，新闻作品的特征是详细、跟随记者的独特视角而呈现丰富内容、时效性较强到一般。

以上三人的观点大体一致，共同勾勒了单纯时事新闻的特征，在这里，那些纯新闻、硬新闻，不包含修辞、评论、情感和思想的新闻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除此之外的新闻作品受版权法保护。

1980年出版的《世界新闻史》一书中，翁其根介绍了日本昭和45年制定的新闻法中的规定。日本文化厅在《新出版法概要》中做了行政解释，“所谓‘只不过是传达事实的零碎消息和时事报道’，是关于人事往来、讣告、火灾、交通事故等日常消息。这些东西没有版权。一般的报道、通讯、新闻照片，不属于这个范围，应作为作品加以保护。”翁其根在文中指出，动态新闻、简明新闻没有版权，其他报纸、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都可以自由的转载、播出。社论可以有条件的自由利用，即在没有特意注明禁止转载的场合，其他报纸、杂志社可以自由转载。但是外部投稿者的作品，知名作家的连载小说、漫画、评论等都有版权受到完全保护。本报记者写的富有特色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和社内执笔者写的书评、影评、剧评、以及理论性、学术性的专栏、也有版权受到保护。

翟真在《版权法中“时事新闻”概念探疑》中力求通过弄清中国著作权法和《伯尔尼公约》的渊源关系，探究中国版权法中时事新闻一词的来龙去脉。文中指出，为了尽快和国际接轨，中国在1990年以《伯尔尼公约》为蓝本制定了《著作权法》。《中国著作权手册》在解释版权外文术语时把“current events ”翻译成时事，中国著作权法之所不适应于时事，就是因为受伯尔尼公约影响的缘故。伯尔尼公约中规定，成员国可将纯时事报道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

伯尔尼公约关于新闻作品的规定为：“The protection of this Convention shall not apply to news of day or to miscellaneous facts having the character of more items of press information.”（本公约提供的保护不适用于每日新闻和单纯报刊信息性质的各种事实）。同时伯尔尼公约第十条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for the propurse of reporting current event）可以合理使用版权作品。据此翟真认为，中国正式颁布的著作权法没有使用纯事实报道这一术语，却将中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三项中新闻事实的字面表述时事新闻照搬过来，表示纯新闻报道，忽略了时事新的本意。大概受了为报道时事新闻的影响（reporting current event），因为current events在字面意思上翻译为时事新闻。在非专业新闻人士眼中纯事实新闻和时事报道的区别并不明显，从而导致时事新闻被排除在著作权保护法之外。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猜测，也有一定的道理。

三、单纯事实消息不适于著作权保护立法依据的检讨

1、单纯事实消息之所以不为著作权保护的理由

法律条文的内容规定性本身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立法目标决定了法律条文的内容。由于中国现行著作权法渊源于伯尔尼公约。因此首先需要探讨伯尔尼公约的相关立法依据。

宋慧献在《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一书中指出，关于单纯时事消息被排除在版权保护范围之外的原因，伯尔尼公约本身固然没有明言，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指出，“不论是新闻和事实本身，还是对它们的单纯报道，都不受到保护，因为这类素材缺少可以被看成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这一例外完全证实了一条基本原则，即一件作品要受到保护，必须包含充分的智力创作成分”。由此可以看出，单纯的事实消息之所以不受保护，是基于思想/表达之区分的版权法原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翟真在《新闻作品的版权性》一文中，提出了版权性的说法，即作品享受版权法保护必须满足的条件，指作者构建新闻话语的原创性以及选择、判断的精神投入和资金投入。同时他认为存在一个悖论，新闻作品要求客观公正，事实和观点分开，由此造成新闻作品的原创性低于其他作品类型。按照原创性的由低到高，他将新闻作品划分出九个类别，依次为记录性消息、新闻现场直播、调查性报道、新闻通讯、解释性报道、新闻记录电影、汇编作品、演绎作品、新闻论文。

吴汉东在《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宪法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对于新闻报道不给予著作权保护，其目的是保护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权利。新闻的本源和功能决定了新闻不应成为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不宜为著作权所有人独占使用。作为时事报道的新闻，应该改视为公共财产，不能作为某一特定主体的专有权力。这种观点较为极端，但是颇具代表性。

2、认为时事新闻应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之理由

李光霞在《时事新闻应受的法律保护合理性研究――以著作权保护为例》一文中指出，按照洛克构造的财产权劳动体系理论，任何人对自己的劳动付出都具有所有权，这构成了知识成果具备知识产权的理论依据。从新闻生产的过程来看，时事新闻也是新闻工作者脑力体力劳动的结晶。在保护新闻工作工作者财产权的同时也应该保护其人格权。

3、从总体上看，当前新闻著作权法基于其历史沿革，立法的依据主要基于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有其局限性，因此在时事新闻的保护中有待于其他法律予以救助。王昆仑在《保护新闻内容资源的他山之石――美国版权保护的思路》一文中指出，虽然单纯事实消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一旦他人未经许可就利用这些消息获取商业利益，采编者可以利用最新消息盗用原则提讼。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便使用于最新盗用原则：A 原告为生产或收集信息付出成本，B信息具有较强的时效性，C 被告使用信息对原告劳动构成搭便车，D 被告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原告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E 搭原告或者其他人便车会导致人们不再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服务，从而实质性威胁信息服务的生存或质量。

结论：在媒介融合融合背景下，传统新闻机构在积极构建新媒体传播渠道的同时，能否利用著作权法，保护好自己的内容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讨论单纯事实消息的内涵的不同观点，进一步厘清其内涵，即结构简单的，五个W一个H，时效性强，不含评论、情感的消息。同时也揭示清楚了著作权法基于独创性的保护原则。

参考文献：[1]翟真.版权法中“时事新闻”概念探疑[J].新闻大学，2013（4）：26，28。

[2]刘海贵、庹继光.生存危机中的纸媒著作权维护路径探析[J].复旦学报，2015（2）：113。

[3]孔洪刚.平的世界和数字化的边界――浅论新媒介传播环境下新闻版权保护[J].编辑学刊，2011（2）：52。

[4]彭兰.避风港原则下的不免责――新闻作品版权保护探析[J].传媒，2015（3）：75。

[5]李.论新闻的版权价值[J].新闻前哨，2015（8）：83.

[6]翁其根.世界新闻史[M].上海：复旦大学新闻教研室，1980。

[8]宋慧献.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9]翟真.新闻作品的版权性[J].中国出版，2013（6）：33。

[10]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宪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1]李光霞.时事新闻应受的法律保护合理性研究――以著作权保护为例[J].新闻知识，2014（10）：91。

著作权法论文篇8

(一)有关利益配置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

从宏观经济学上看，在著作权利益关系中，最佳利益配置形式必然是实现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两者利益最优化。而在现今的著作权法律中，为实现这种最佳配置形式，法律也在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即在充分保证作者独占使用的前提下，允许他人合理使用作品，这样能使作品与公众接近而使得信息得到充足的传播利用以实现著作权原本存在的价值。

(二)著作权限制的社会学理论

科学、文化、艺术作品是人类世世代代通过智力劳动积累下来的结晶，具有历史的传承性。无论何种文明都是对以往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人类几千年的精神文化，更加需要传承和发扬。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力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在既有知识基础上的演绎过程。现代的科学、文化、艺术均是先辈们呕心沥血通过点点滴滴知识积累起来的，是先人们智力创造和自身劳动得来的，后人只有在先人传承的知识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发挥创造，以保证我们社会的物质精神需求。

二、著作权权利限制的合理性考察

(一)从公平正义、利益均衡角度考量著作权限制的合理性

1．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体现了公平正义观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念，也是当代法律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表明自法律产生的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正义的性质在其中，而且这也是法律产生的理性契机。

2．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体现了利益均衡论在著作权制度中，利益平衡是永恒的话题。利益平衡作为一种机制，是整个著作权制度的价值目标和理论基石。要实现利益平衡的价值目标，在著作权制度设计时则须注重具体制度的设计，竭力实现“保护—限制”二元价值取向。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是协调著作权法的平衡机制，权利限制的前提是权利获得充分的保护，因为有了充分的保护才能够有充足的作品供社会公众使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只有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而作者的创作热情又需要法律的肯定来带动。当然，没有权利的限制，也不能实现作品接近公众这个目的。

(二)从促进民主文化文明政策上考量著作权限制的合理性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参与社会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文化生活自由，民主文化文明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在著作权法律制度设计时应当体现这一点。著作权法作为一部关联普通大众利益的法律，不仅应当致力于创作出更多的作品这一基本目标，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创作出来的作品分享到社会上，提升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当然，要实现社会民主文化文明的政策追求，就应该通过著作权限制的手段来平衡创作者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三)从智力作品独创性和社会资源公有性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的合理性

作者创新一部作品，几乎不可能是从零基础开始的，或多或少都会掺进一部分早已存在的社会资源(先存的智力开发作品)在其中，智力创作行为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利用和发展，是深化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结果，这就使得创作活动具有了连续性与继承性。先存的社会公共资源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智力创作者在后续创作之后是应当舍弃部分自己的权利于公共领域，来回报最初对社会资源的利用问题，这样能够促成专有权和公有权和谐统一的局面。我们应当明确一点的就是，我们谈到的对著作权的限制，并不是要完全弱化对著作权的保护，只是对其著作权权利做出一定程度的限制来保障公共利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