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机构论文范文

银行机构论文篇1

（一）先要从公司股票的股权价值Vε和股价的波动率σE以及负债来估计VA及波动率σA其中μA、σA是公司资产价值的瞬间收益率和波动率。dz是标准维纳过程。

（二）由第一部中的VA、σA和公司的债务来求得DPT、DPDKMV模型中定义DPT=SD+0.5LD，（SD为短期的负债，LD为长期负债）

（三）DD与EDF之间是具有稳定的函数映射关系从第二部计算中可以看出，KMV模型定义DPT=SD+0.5LD，这是基于美国庞大的违约数据库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但是中国信用体系数据库还不够完备，且不同行业的信用情况也对DPT计算有影响，因此KMV模型在度量我国信用风险时需要进行参数的修正。对于m值得选择，不同学者研究的论大都不一，但大部分结果倾向与m≥0.5以上的这个结论，由于我国公司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失信情况出现较美国发达资本市场较为严重，所以，m值一般设定为0.5以上比较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对于DPT计算方法的选择，还有很多种方法，如：有的学者采用模糊随机方法、DEA方法中的CCG模型、回归、神经网络等等。第三部中，计算EDF时，由于我国没有庞大的违约数据库，所以无法建立DD与EDF之间的映射关系，所以一般假定VA服从参数为μ、σ的正态分布。

二、结论

（一）完善DPF计算在我国信用体系数据库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应该区别度量公司的信用风险，在选取违约参数时，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和公司的债务情况来进行判断，选取合适的DPT来进行DPF的计算。其次，在计算VA及σA时采取期权定价模型有很多种，我们要尽快探究出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特征的模型。

（二）加快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应成立专门的研究部门，尽快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风险监控预测体系，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的信用体系评级制度建设。

（三）建立精确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的精确度和真实性决定了我们模型预测的准确性，统计口径的规范化还是特别有必要性的。违约数据积累的缺乏在我国风险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北京市统计年鉴2013》计算而得。从图2可以看出，行业的泰尔指数呈现出波动上涨的趋势，从1992男的0.0142上涨到2013年的0.0338.1992年到2000之间，泰尔指数基本保持在0.015～0.02之间波动，波动浮动也比较小，这可能与在这几年时间内，金融行业能量并没够得到足够的释放有关，很多金融业处于管制阶段，金融业的收入与制造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很大。2000年到2008年之间，泰尔指数逐步上升，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趋势，是由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下，行业的业务量不断增多，且行业的垄断性经营为这些行业获得了高额的利润，高额额利润促使行业的收入水平不断，而与此同时，制造业的收入水平只有很小的增长，从而使得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泰尔指数就越大。2008年以后，泰尔指数有所回落，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后，金融业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行业收入略微降低，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更加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的收入有所提高，从而使得泰尔指数回落。

三、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从上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收入差距，并且收入差距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为了进一步研究金融业和制造业的收入差距，解释造成这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探究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对影响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再次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将收入差距作为因变量，收入差距可以用行业的平均收入差距量化，自变量可以选取行业人力资本水平，用行业人均受教育年限量化；行业劳动水平即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用行业的产业增加值与行业从业人员的商加以量化；行业垄断水平，可以用国有企业的所占比例加以量化。构建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银行机构论文篇2

关键词：复杂网络；关联性风险；无标度网络；小世界网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0.051

1引言

伴随金融自由化、复杂化趋势的发展，金融机构之间更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联系增加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可能性，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了金融传染的危害性。研究表明，金融系统的微观特征以及展现的宏观结构对于系统内部风险传染的程度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统计物理学领域在复杂网络的形成及特征等方面获得显著进展，在诸多领域中，基于复杂网络结构理论分析个体间结构及关联性卓有成效，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借鉴。

作为货币市场的核心以及银行间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业拆借市场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同业拆借市场的平稳运行对于调节机构之间的流动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同业拆借市场因其市场化的运作以及高效率的机制使得同业拆借利率及时、灵敏地反映了市场资金的供求。因此在货币政策执行中，中央银行将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反映金融系统中资金供求状况重要指标，同业拆借利率成为货币市场上的基准利率之一。同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也是商业银行之间进行短期资金借贷的场所，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主要依靠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银行间市场的发展为银行间资金调剂提供了顺畅渠道.作为货币市场的核心部分，中国同业拆借市场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市场规模逐步扩大，2013年同业拆借市场总规模超过45万亿元，其中银行与银行之间拆借交易成交量占整个市场成交量的80%以上。然而，同业间风险暴露也使得银行间的关联性风险增大。因此，基于同业拆借产生的银行间的关联性风险是危机传染的重要渠道之一。

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在基于同业拆借市场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上市银行股票收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银行体系网络结构特征。

2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由于银行之间存在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导致银行之间形成紧密的内在关联性，一旦某个银行倒闭，银行间的信贷关系使得破产危机在银行之间传染。要实现对系统性风险有效监管，对关联性风险进行有效评估至关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9）介绍了评估系统性关联风险的四种方法：网络传导分析法、共同风险模型法、困境依赖矩阵法以及违约强度模型法。金融系统是由多子系统、多种性质参与主体以及复杂交互作用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这使得基于单个机构的分析无法有效评估整个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复杂网络金融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必然与其功能以及运行状态有紧密的关联性。复杂网络的拓扑结构通常可以描述金融系统的共同特征，复杂网络理论通过研究金融系统结构的拓扑特征，从而对金融系统运行规律进行有效的揭示并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该理论将金融网络用抽象图来替代，就是用抽象的节点来表示金融网络中的个体，并用两个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个体之间的某种关联性，金融系统中个体之间的关联性通常是基于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通过分析反映金融网络结构特征一些参数指标，可以揭示金融系统的结构与特征。伴随复杂网络结构理论的发展，将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运用到金融领域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针对系统性风险问题，复杂网络金融理论基于系统论视角分析金融体系内部关联性风险，二者之间在逻辑关系上存在一致性。

利用网络结构理论研究关联性风险主要包括微观路径和宏观路径两种方法。在微观路径研究中，主要是运用风险管理、复杂网络等领域的知识，并结合金融风险的发生机制研究稳定性较高的金融网络所需具备的微观特征。该领域的早期研究关注银行间的连接方式及连接的紧密程度，Allen和Gale（2000）假设流动性冲击来自于存款者取款时间的不确定性，当网络处于完全连接状态，网络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当网络处于不完全连接状态时，系统会变得较为脆弱。Gai（2010）借鉴其他学者研究复杂网络的数学方法，通过模拟金融网络的形成过程分析稳健性的金融网络应具备的特征，得出的结论是最短路径长度应适当偏长。部分学者尝试利用运筹法判断最优微观结构，Leitner（2005）运用运筹学理论，得出最优金融网络的规模特征即每个小群体内最优节点数量为5。在宏观路径研究中，主要基于节点度、聚类系数、最短路径长度等微观指标研究金融网络所呈现的宏观结构。Hajime Inaoka等（2004）利用银行交易结算数据分析了银行网络结构特征，研究表明银行网络具有自相似以及无标度特征。此外，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网络结构特征下的稳定性。该文将冲击分为随机性冲击与选择性冲击两种类别。对于随机网络，随机性冲击与选择性冲击的效应趋于一致，而对于无标度网络，选择性冲击的效应远远大于随机性冲击。Michael Boss、Helmut Elsinger等（2004）基于同业拆借数据，并利用最小交互熵方法对奥地利银行间市场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少数银行具有大量关联性，而多数银行具有较少的连接。此外，奥地利银行网络呈现出群体结构特征，群体内部关联性紧密，而群体之间的连接较为稀疏。Giulia Iori等（2008）利用隔夜拆借数据分析了意大利银行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表明银行间网络具有随机网络的特征，并且呈现出度增加而强度减弱的状态，研究还发现不同规模主体行为具备差异性。Nier（2007）研究表明银行网络集中度对关联性风险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单调的，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集中度增加⒌贾鹿亓性风险增大，但当集中度超过一定的阈值范围后，集中度增加反而会降低关联性风险。Simone Lenzu（2012）基于市场主体的行为探讨了银行网络形成的内生机制，并基于模拟分析风险传染的特征。该文基于关联形成的内生机制形成了随机网络与无标度网络，为了研究不同网络的稳健性，对网络进行随机性冲击模拟，结果发现无标度网络比随机网络具有更高的脆弱性。李守伟等（2010）通过构建有向网络模型，通过分析随机性攻击与选择性攻击对网络成分的影响研究银行间网络的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间网络对于选择性攻击具有较低的稳定性，而对于随机性攻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上述研究表明，金融网络的微观特征以及展现的宏观结构对于分析金融系统的关联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复杂网络结构理论为基础，基于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关系以及上市银行股票收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银行体系网络结构特征及关联性风险。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主要介绍矩阵法网络模型及因果网络模型；第四部分对银行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内容对于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进行总结，并阐述了相关的政策启示。

3研究设计

3.1基于矩阵法构建银行网络模型

首先基于最大熵的方法估计银行间同业拆借矩阵，并利用RAS算法进行优化，该方法意味着各银行尽量可能均匀分布资产；然后利用阈值法构建银行网络模型，由于在实际拆借行为中不可能任意两个银行间都存在双向信用拆借关系，因此假设只有两个银行之间拆借规模超过一定阈值水平才认为两个银行之间存在拆借关系；最后计算度、聚类系数以及平均路径长度等相关指标进而揭示银行间同业市场网络结构特征及关联性风险。

由于只能获取各个银行同业拆借的总资产和总负债数据，无法获得各个银行相互之间交易的具体数据，因此需要基于总资产和总负债数据利用熵最优化法测算银行同业拆借矩阵。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关系可以用矩阵X=（xi，j）N×N表示。其中，xi，j表示银行i对银行j的同业资产头寸，N表示银行数量。设ai表示银行i对其他银行的资产总额，ai=∑Nj=1xi，j，lj表示银行对其他银行的负债总额，lj=∑Nj=1xi，j。在一个具有N家银行的系统中，X包含N2个元素，xi，j的具体值是未知的，但是ai和lj是已知的，在缺少其他约束l件下可以选择最大化双边交易不确定性分布（信息熵最大化）。通过标准化，X视为联合分布函数f（a，l）的实现值，而a和l可视为边际分布函数f（a）和f（b）的实现值。如果f（a）和f（b）相互独立，通过最大熵的方法可以得出xi，j=ai×lj。这种方法意味着i银行对j银行的资产额度取决于i银行对其他银行的资产总额以及j银行对其他银行的负债总额。通过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矩阵X，但是银行不能与自身发生借贷关系，也就意味着xi，i=0，因此需要对矩阵X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矩阵为X*。求解X*等同于如下问题求解：

min∑Ni=1∑Nj=1x*i，jln（x*i，j/xi，j）

s.t.ai=∑Nj=1x*i，j，lj=∑Nj=1x*i，jx*i，j≥0

上述最优化的解可以利用RAS法计算获得，从而得到银行间同业拆借矩阵。在银行间同业拆借矩阵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阈值法构建银行网络特征。由于大部分银行的银行间资产、负债占所有银行间资产、负债的比例在区间（0，0.01）之间，因此，我们将阈值c界定在（0.00001，0.0001）之间。如果当两银行之间同业拆借比例大于阈值c，则认为两银行之间存在拆借关系，在复杂网络理论中意味着两节点之间存在边进行连接。本方法利用各个银行的合并报表的拆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们使用两组数据进行分析，一组是73家银行2015年的同业拆借数据，另外一组是16家上市银行2008-2015年间的同业拆借数据。

3.2因果网络模型

在一个由n个金融机构构成的金融体系中，Ri表示金融机构i的股票收益率，Rm表示市场回报率，Rf表示无风险利率，则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Ri―Rf=βi（Rm―Rf）+εii=1，2，……，n

则余项εi反映公司i特定风险溢价，本文定义Li=εi反映金融机构i所承担的公司风险。由于金融时间序列数据通常具有波动集聚现象，本文利用GARCH（1，1）模型来描述公司风险的动态相关性。

Li，t=μi+σi，tZi，t

σ2i，t=wi+αiu2i，t-1+βiσ2i，t―1

其中，μi表示条件均值，σi，t表示条件标准误，Zi，t表示白噪声过程，ui，t=σi，tZi，t。

如果时间序列Zi，t包含时间序列Zj，t的有效信息，有助于提高Zj，t预测精度，则认为Zi，t是Zj，t的格兰杰原因。

Zj，t+1=ajZj，t+bjiZi，t+ej，t+1

Zi，t+1=aiZi，t+bijZj，t+ei，t+1

如果bji显著不为0，则Zi，t是Zj，t的格兰杰原因。类似，如果bij显著不为0，则Zj，t是Zi，t的格兰杰原因。基于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界定金融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则表明代表金融机构的节点之间存在有向边所连接。本方法利用16家上市银行2015年股票收益数据分析银行体系的因果网络结构。

4实证分析

4.1银行网络节点度分布

为了分析银行间市场网络节点度分布情况，将阈值设定为0.00001、0.00003、0.00005、0.00007四种状态，分别计算每一对应阈值状态下各个节点的度，为了能够更清晰地反映度的分布特征，我们将各节点度划分到若干等距区间，即[0，9][10-19][20-29][30-39][40-49]，然后分别计算每一区间的概率，利用各个区间的概率分布来描述节点度分布状况。图1揭示了不同阈值水平下节点度分布状况，我们发现节点度分布具备幂律分布的基本形态。

上述结论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得出的，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银行市场的无标度网络特征。我们分析了16家上市银行2008年―2015年的同业拆借的总量，实际数据表明16家银行借入资金总量与借出资金总量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而且根据2015年的完整数据，16家银行同业拆借的总量占样本73家银行同业拆借的总量的比例达到38%。通过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银行间市场网络存在一些中心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主要发生在这些银行之间以及这些银行与其他银行之间。这些处于中心的银行一旦出现危机，很容易通过他们的高连接状态而影响整个银行体系。H.A.Degryse（2004）将银行间市场的这种结构称作货币中心结构，从风险传染的角度来看，决定整个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银行，而其他规模较小的银行影响有限。根据H.A.Degryse（2004）研究表明，当处于货币中心地位的银行倒闭时，货币中心型的市场结构比完备型的市场结构具备更强的传染性，而当处于中心地位的银行平稳运营时，货币中心型的市场结构更具稳健性。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银行间市场网络具有无标度网络特征，即少数银行具有较大的度，绝大多数银行具有较小的度。无标度网络特征意味着银行间市场对于随机性冲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而对于选择性冲击具有脆弱性。因为绝大多数银行具有较小的度，因此无标度网络在遭受随机冲击时，这些具有较小度的银行最容易遭到破坏，但这些银行又只有较少的连接，所以这些银行的危机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影响有限。但当银行系统中具有较大度的银行面临危机时，局部危机会迅速扩散到整个银行体系进而产生系统性危机。

4.2银行网络聚类系数及平均路径长度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如果一个网络同时具有较大的集聚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那么这样的网络称为小世界网络。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同业拆借矩阵计算不同阈值水平下的平均路径长度与聚类系数。为了获得因果网络结构，需要对16家上市银行股票收益数据两两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首先，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β系数；其次，利用残差数据，基于GARCH（1，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最后，在显著水平为10%的条件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1为两种不同方法所计算出来的平均路径长度和聚类系数。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银行间市场网络具有较大的聚类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这说明银行间市场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小世界网络特征意味着一旦一个银行出现严重危机，就会迅速传导给并无直接关联的其他银行，从而导致整个银行体系陷入危机状态。因此，银行间市场小世界网络特征是导致关联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下，平均路径长度趋于一致，但是聚类系数相差较大，这是由于相关指标值受阈值水平的影响较大。但根据网络结构理论表明，即使是0.21的聚类系数水平仍然可以显示网络结构的无标度特征。

5结论及政策启示

5.1银行同业市场网络结构特征及系统性风险分析

本文由复杂网络金融理论与系统性风险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探讨网络结构对银行间关联性风险产生的重要影响，基与银行间资产负债数据，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基于系统论的视角，进一步明确了系统性风险的内涵。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系统作为整体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过程中，导致系统性风险积聚；二是金融体系内部的关联性风险，尤其表现为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

（2）各个银行的同业拆借规模存在很大差异性，以中、农、工、建为代表的16家上市银行形成了同业拆借网络的中心，其他银行之间虽然也存在业务往来，但规模较小，对银行间市场的影响有限。

（3）实证上，通过阈值法对度、平均路径长度以及聚类系数等相关指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间网络具备小网络特征以及无标度特征。这意味着银行间市场对于随机性冲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而对选择性冲击具有较大的脆弱性。

5.2本文结论对金融监管的有效启示

银行间同业市场处于核心地位的银行数量虽然较少，但与大多数银行之间存在信贷关联，一旦这些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传播到整个网络，威胁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稳定。因此，加强对银行间市场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有助于维护银行间市场的稳定，确保银行系统平稳运行。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首要问题是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界定，需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有效的指标体系，并选择合理的方法进行量化以及相关指标的合成，减少执行操作的难度。

相关研究表明（马君潞，2007），单一系统重要银行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如果处于网络中心的众多银行同时出现危机，则会对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由于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以及其他共同风险暴露因素可能会导致多家银行同时倒闭，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传染。现阶段我国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的背景下，我们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从金融体系改革与监管的层面来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次贷危机表明，只有正确处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才能有效预防危机发生。中国在金融体系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状态，尤其是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泡沫。针对金融发展过程中脱离实体经济的苗头，需要有效的预警机制，并通过相应的措施化解潜在的金融失衡风险。

（2）构建危机预警指标。陈雨露（2011）提出“金融失衡指数”这一指标对金融体系的失衡进行描述，用以构建“金融失衡指数”的基本指标包括：社会融资总量、投资、企业杠杆、利差水平、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该方法为构建危机预警指标提供有益引导，但关于预警指标的选择与测度方法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3）稳步推进金融混业经营。面对全球范围内金融业混业经营大趋势，为了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效率，推进金融混业经营势在必行。但在现阶段金融监管滞后、内外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的状况下，混业经营的推进要保持效率与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Responding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easuring Systemic Risk[R].working paper，Apri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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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ai，P.，Kapadia， S. Contagion in Financial Networks[J].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A，2010，466（2120）：24012433.

[4]Leitner，Y.Financial Networks： Contagion，Commitment，and Social Coordina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5，60（6）：29252953.

[5]Hajime Inaoka， Hideki Takayasu.Self-similarity of banking network[J].Physica A，2004，（339）：621634.

[6]Boss，M.，Elsinger，H.，Summer，M. Network Topology of the interbank Market[J].Quantitative Finance，2004，4（6）：677684.

[7]Giulia Iori，Giulia De Masi.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Italian overnight money market[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8，（32）：259278.

[8]Nier，E.，Yang，work Model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7，31（6）：20332060.

[9]Simone Lenzu，Gabriele Tedeschi. Systemic risk on different interbank network topologies[J].Physica A，2012，（391）：43314341.

银行机构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组织结构；银行组织架构；理论评述

金融 海啸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金融因素在 经济 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作为金融因素的主要载体，银行组织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荚重要。国内外众多学者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得银行组织架构理论日臻成熟与完善。然而，国内尚无 文献 专门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鉴于此，本文在梳理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并简要评述。

一、银行再造理论发展概述

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端于“银行再造理论”。银行再造理论是银行经营变革研究的一个分支，起源于2o世纪60年代。当时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给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理念带来了逆向冲击，迫使银行实业家和理论研究者在银行经营战略、组织架构和成本控制等方面探求应对策略。经过20多年的发展，银行再造理论呈现出综合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并开始走向成熟。

20世纪90年代，以georgem．bollenbacher(1992)、pallf．janno(1993)为代表的学者对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银行再造研究的热潮，银行再造理论开始指导银行再造实践。之后，john h．wolfforth(1995)、paulh．allen(1995)、goodstein(1998)和philmiddleton(2000)等人分别对银行再造理论进行了拓展，使得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边界不断延伸。wolfforth(1995)指出，银行再造理论区别于其他变革理论的关键在于“流程再造”。但allen(1995)则进一步指出，流程再造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银行的组织架构、思维方式、价值观、管理制度、员工技能、权利分配等因素随之改变。而goodstein(1998)首次对流程再造进行了细化，认为工作系统的改进可以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middleton(2000)则将银行再造理论扩延到了战略再造。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丰富和深化了银行再造理论，如jamesessinger(2000)探讨了信息技术与银行再造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业务流程再造成为银行再造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内容主要包括银行定价体系再造、银行信贷流程再造、个人银行业务流程再造和直接银行业务等四个方面。银行再造理论作为一种对银行经营和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的新兴理论，其内容正逐步丰富，研究边界也在逐步扩大。

二、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综述

(一)关于 企业 组织结构

1．关于组织层次及其结构

组织层次(或管理层次)用于描述经济组织的纵向结构特征。组织层次在表面上表现为组织结构的层次数量，但它却反应了组织内部的纵向分工。亨利·法约尔(1916)最早对组织层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管理幅度原理，为层级制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组织层次的数量应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这是由管理幅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管理者管理下属的数量是有限的，且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管理幅度：层级越高，其管理幅度越小；层级越低，管理幅度越大。而m·weber(1947)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种完善的组织体制的组织层次应该是固定的，应按照权利等级划分为三层，即最高决策层、中间管理层和基层作业层。这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指挥链，而且能够做到职责清楚，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nancyaustin(1999)认为组织层次也应该分为三层，但是其层次结构与m·weber(1947)的不同。austin(1999)将组织层次结构形象的描述为车轮型组织结构：车轮中心是客户，职能部门(如财务、营销、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等部门)是轮辐，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是轮圈。michaelcolenso(2000)则一改前述组织层次数量固定的模式，提出组织层次应为缩减层次的扁平型结构，主张根据价值与战略驱动下放决策权，并强调组织层级的变动必须伴随着工作单元职权领域、业绩目标、责任范围、工作内容等方面的变革。michaelco—lenso(2000)的扁平化理论的提出对银行组织再造理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donaldc．mosley(2001)沿承了co—lenso(2000)的扁平型组织层次结构，提出了更为扁平的倒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主张决策权应自下而上，与客户联系紧密的营销人员应被赋予重要的决策权，而处于其他层次的人员须为营销人员的营销行为服务。

2．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

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职权分权论，主张权利的下放。一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管理职权集权论，强调权威的重要性。 科学 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1911)提出了管理职权的“例外原则”，主张将组织内的日常职权进行分散和下放，高管人员只做重大决策和处理“例外”事件。德鲁克(1954)在泰罗(1911)的分权论的基础上对分权的形式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在组织中实行分权的等级制决策结构。robe~si—mons(1994)指出了分权组织应具备的条件和分权的程度。他认为，经营效率高的组织才可以分权；权利委任和权利控制应保持平衡。唐纳德·c·莫斯利(1999)指出了放权的重要性，主张适当放权，这与simons(1994)的观点实际上是如出一辙。chrisargyris(1996)进一步指出了放权的原则，即权利委任不能盲目，权利委任后不能乱用，而且权利委任是需要特定的环境的。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委任具备的环境进行具体描述。不仅要授权，而且要有效授权，当授权非有效时，应加强对管理层的培训与发展。

与泰罗(1911)的观点不同，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1947)更加注重组织的权威，认为权威是组织目标实现的基础，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并接受组织和上级的制约。他的这种理论被称为“官僚制理论”，存组织架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巴纳德(1938)的权力接受理论对韦伯(1497)的官僚制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了权威存在的条件：只有当下级理解行政命令，并相信它符合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利益时，权威才会被接受。西蒙(1985)同样主张组织集权。他把决策专业化与组织集权化等同起来，意识到如果执行部门远离决策中心，它为决策提供的信息就会受到阻碍，导致制定和传递决策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增加，促使决策分权化。因此，组织的集权程度必须与决策相适应。

3．关于信息与组织发展

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认为，分散和横向的信息有助于绢织的发展。德鲁克(1954)主张，组织应注重信息横向关系的分析和横向渠道的建立，与信息源接直接触。因为过于集中的信息容易导致组织与成员问产生隔阂。西蒙(1985)则把组织的信息系统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类。他认为，信息包括纵向和横向传递，而横向传递的根源在于组织的信息总是相对分散的。

(二)关于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

企业组织架构理论对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建设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由于商业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又有一定的特殊性。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成为制约商业银行信息技术效率发挥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商业银行组织上的灵活性，商业银行只有建立柔性的组织才能适应剧变的外部环境。而且，为了获取在成本、质量和速度等绩效方面戏剧性的改变，商业银行需要以业务流程为核心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中心——辐射式组织结构(即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减少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增加上下级问的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但是，内部设置的部门比独立机构更容易具有潜在的冲突，所以与独立机构相比处于劣势。

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产生变化。例如，运营环境的变化可以使得商业银行可利用的内、外部增长机会发生改变，引起商业银行既定战略的变化，进而导致组织结构的改变。外在条件的变化(如监管放松、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可以引导商业银行向自己的核心能力集中，导致其战略调整，这种战略的调整会可以使得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发生变化。但是，jeon＆stephen(2001)认为，上述结论并不确定，因为环境的变化是否对银行的战略、经营和组织架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取决于银行的目标客户和银行规模的大小。例如，监管放松导致并购增多，银行规模增大，银行业垄断程度增强。这使得规模较大的银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增加；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环境的变化表现得并不敏感，能够继续保留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因而环境的变化不会对这些特定银行的经营战略、业务规划和组织架构等产生影响。

国内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研究主要是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展开的，研究对象也主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2o世纪9o年代以来，该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三)关于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再造

1．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弊病

自外资银行全面入境

第二，商业银行的横向部门没置过多，功能重叠、机构臃肿、办事摊诿、增加管理成本。

第三，业务处理流程被分割，不够统一和完整，不仅导致银行内部交易成本增加，而且也形成业务运行过程中的运行风险控制点，影响了风险控制的有效性。

2．关于同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优化

以往我国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是典型的计划 经济 的产物，这样的结构难以形成内部活跃的创新力并提升对 金融 服务的供给能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立足于银行的根奉经营能力进行功能创新，进一步完善分支机构改革，理顺组织职能框架，推动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

第一，火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优化的模式选择。陆晓明(2004)、吴成良(2005)分别以荷兰银行的sbu(strate矛cbusinessunit)组织架构模式为案例，(介绍sub模式存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创新中的应用前景，为国内银行组织架构改革提供借鉴。

现代 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有三个特征：一是垂直化，即商业银行慢化条线的功能，采取以纵向为主的运作管理模式，优点在于，可以使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意图和具体措施史有效地传递到基层，并被更好地执行，减少各层次的干扰和扭曲；二是矩阵式，强调纵向权力和横向权力的制衡，任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同时也从制度上强化了风险管理；三是扁平化，即在影响管理效率的前提下尽町能地压缩纵向管坪层次，缩短委托链条的长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姚瑜琳(2008)、吴志峰(2005)认为，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模式应选择业务事业部与地区事业部相结合的矩阵式，浙江省银监局课题组(2005)则认为，应有条件地导入横纵结合的矩阵式管理理念；黄贤福(2002)、李为(2009)认为，商业银行的内部组织应以业务部为主线，删减重复机构部门，压缩组织层级，形成扁平化的组织架构。这一优化思路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此外，邹新、码素红(2004)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调鼙的战略规划应是“一个重心、三条主线”。其中，一个重心指以中心城市行为发展重心，三条主线是纵向的组织架构扁平化、横向的网点区域布局调整以及按业务流程对组织架构进行整合。

可见，对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国内学者并没有统一的结论。这是因为，影响商业银行组织架构设计的环境因素是多方而、多层次的。我阁商业银行的经前环境基本属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特，女职位和部门、组织的差别和一体化、控制过程以及未来分析计划与顶测等方面，因此，银行组织在内部架构和外部环境之间需要寻求一个恰当的位置。姚瑜琳(2008)提出的一种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路径是，在改革前中期，在部分业务板块率先实施事业部制改革，同时加大配套基础工作的改革力度。通过重点业务、地区试点，在基础条件成熟、管理水平提高、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迈向矩阵式组织架构。

第二，对商银行组织层次的优化。为了克服商业银行组织层级过多的弊病，商业银行组织层次，应该打破行政区划和政府序列的格局，将机构向大中城市和效益好的经济区域集中，逐步压缩中间管理层，文现组织结构集约化；应该建立以总行为经营决策中心、以分行为利润中心、以下属分理处(营业所)为产品服务中心的新的组织结构形式，使外部组织结构扁平化；应该撤并现有的省级分行和地市分行，改按经济区域在全国5o一6o个中心城市设立分行。

第三，对横向部门臃肿的优化。要改变目前商业银行内部横向部门设置臃肿的局，应调整分支行横向组织结构设置，增强营销机构服务功能；同时精简和完善职能部门，充实产品开发和定价部、销售策划部、发展规划策划部等对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影响力大的部门，减少管理部门的功能性再复和雷同。

三、简评

从银行再造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银行组织架构理论主要是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提高自身竞争力而产生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银行组织架构论已经变得内容越加丰富，越加成熟。通过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强调组织结构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认为组织架构的优化有助于降低管理运营成本，提升经营业绩。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的内容主要涉及银行组织层次的划分与结构安排、职能部门权力的配置以及信息传导对银行组织发展的影响等方向。银行组织架构主要分为车轮型组织结构、扁平型结构金字塔组织结构等组织架构模式，而且这些不同类型的银行结构模式应具有同的权力配置。这些基础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为人们深化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奠定了基础，为银行组织重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银行机构论文篇4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客户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客户同等的金融服务权利。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列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正式纳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将向9亿多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发展村镇银行，对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村镇银行发展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山区、中西部地区。2007年，国开行共参与组建甘肃、四川、青海、湖北、吉林等五省6家村镇银行。2007年12月13日，国内第一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全国首家由外资银行全资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8年9月12日，彭州民生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更是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重灾区成立的首家支持“三农”、支持灾后重建的金融机构。2008年12月9日，建设银行发起设立的首家村镇银行—湖南桃江建信村镇银行正式开业。2009年2月4日，内蒙古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渣打银行在华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首家村镇银行。吉林省截至2009年11月末共设立了6家村镇银行。从目前各地村镇银行的运行现状来看，当前村镇银行的建立处于“试水”阶段。从目前国外研究现状来看，类似于村镇银行的金融机构现在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信息网路，并且朝着国际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例如，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在华的投资以及他们的村镇银行其目的在于不是一个纯盈利的机构，主要是给当地的居民带去金融知识方面的服务和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富。因此，在发展村镇银行业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2.村镇银行的理论分析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3.村镇银行的性质及类型

村镇银行的性质为：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性银行。主要类型有境外金融机构控股、境内金融机构控股、企业法人组建、自然人组建等类型。

3.1村镇银行的作用

村镇银行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解决县域尤其是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优质服务缺位等问题。

3.2影响村镇银行发展的因素

（1）存款方面的问题

首先,农村经济是落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闲散资金少,在吸收存款方面比较困难。其次,营业网点是金融竞争的最前沿,营业网点数量上的多少,提供的服务是否及时、方便、快捷和多样也是吸引客户的主要方面。村镇银行刚刚成立,面临网点少、成本高、吸收存款困难等问题。

（2）贷款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村镇银行面对的放贷需求较大。由于保险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户、村镇企业早已被传统商业银行排除在贷款客户之外,所以村镇银行无疑成为大批农村资金需求者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村镇银行贷款额度受其资本金限制，服务区域受限。这使得村镇银行不可能拥有大集团客户。大多数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仅仅超过底线。

（3）竞争力方面的问题

因受到业务地域限制,村镇银行之间并不存在业务竞争,而主要表现为与原有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即主要竞争对手是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商业银行等等。这些率先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优势已经拥有了庞大的金融网点和固定的客户群。而村镇银行还没有树立自己的品牌与信誉,大多数客户还采取观望态度,,因此村镇银行在竞争力方面还处于劣势地位。

（4）配套法规政策不健全

自从《意见》出台以后，中国银监会又陆续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6项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组织的行政许可及监管细则，但是对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业务管理等具体规定还没有出台，各地区的政策也不一样。具体表现为：一是国家税收政策扶持不明确，能减多少税、免税多少年没有规定；二是国家还未建立支农奖惩机制，对支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尚未建立激励机制，影响其支农积极性；三是中国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尚未向村镇银行倾斜；四是村镇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否享受国有商业银行的剥离、核销呆账和农信社的中央银行票据置换等政策，当前还未能明确。

4.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经营运作

2010年3月22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银监局批准，河南新乡新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市场定位为：立足地方，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百姓。目前其人员还未全部到位，业务还未开展。

5.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5.1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不明朗；（2）资金短缺；（3）人员素质问题；（4）盈利能力

5.2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缓慢；（2）新乡市地处中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市，经济不发达。（3）专业人才大都流向股份制银行及外资银行，农村地区金融专业人才奇缺。（4）村镇银行服务对象是农户及中小企业，管理成本高风险大回报率低。

6.完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建设的建议及措施

（1）争取政府正当扶持,减少政府不当干预

政府的政策扶持是村镇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政府可以在存款准备金、资本充足率、营业税、所得税、分红、进入“门槛”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政府可以帮助村镇银行进行融资,解决村镇银行创立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对村镇银行进行规范和管理。但是,政府不当干预也是金融机构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发展我国的村镇银行,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在具体操作上,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政府对于村镇银行的发展只能通过政策加以引导,以使其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发展,不能够单纯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2)严格进行市场化操作,建立合理的银行制度

首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对申请开办村镇银行的个人和企业进行严格审查,防止出现信用危机。其次要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理顺村镇银行内部的各种责、权、利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将经营情况进行公开,方便存款人查阅。应建立由监管者、专家和业内人士组成的经营评价机构,定期公布评价结果。最后,建立危机处理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系统对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及时进行处理,防止其扩大。

(3)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展开错位竞争

村镇银行主要面对的是农户和中小企业,在资金运用上,主要是为了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即将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该地区,在开展信用审查时除了审查财务数据外,更关注借款人的个人情况对还款能力的影响。村镇银行处于发展的初期,由于受资金、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必须根据自身特点,展开错位竞争,才能够与大型银行抗衡,吸引更多的客户。

（4）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风险防范

针对农村金融风险较大和村镇银行的实际情况,应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首先是外部监管,即要强化公众的社会监管,鼓励存款人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其次是专职监管,规范村镇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所有的信息披露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完整、及时;最后是内部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行协会的自我管理和服务功能。

7.课题研究目的、内容、技术路线

（一）绪论；

（二）村镇银行的理论分析

（三）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经营运作

（四）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完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建设的措施及建议

（六）研究的结论

8.论文的选题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课题主要以作为全国农业大省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案例，对当前我国构建科学有效和谐的村镇银行体系给予系统地研究。本课题首先对全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给予全面系统地分析。接着，针对作为特殊大省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以及对河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作用给予剖析。再者，对作为农村经济金融流通形式的村镇银行的性质，类型和地位作用给予分析。最后，根据现代全球经验发展趋势和河南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新乡村镇银行、河南村镇银行乃至全国村镇银行的发展提出合理化的发展对策。本课题采用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图表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9.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本研究课题主要以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研究视角，一点带面的对河南乃至全国村镇银行的发展给与研究。论文主要对全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现状给予分析，以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典范，对村镇银行的性质、类型、特征、作用给予详细分析。同时，在科学辨证分析其经营管理中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策略以及存在的困境给予分析。最后，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寻求未来发展的良好对策。本研究课题以河南新乡村镇银作为研究案例对我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给予研究，在河南银行业发展中是一种创新研究。

10.创新之处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①创新之处

本文的特色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研究的视角较新，本文主要是区域性的实证研究，从新乡市的角度来研究农发行对新农村建设支持问题，而国内外文献中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区域性研究较少，大多为农业政策性金融业的宏观分析和研究。研究的观点较新，从多角度构建新乡市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体系。

②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或技术难点有：（1）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创新之处；（2）如何构建整体新乡市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体系。

11.预期目标

本论文预期达到的目标有：（1）农发行新乡市分行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信贷投入的意见；（2）研究的理论成果既要符合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客观规律，又能为农发行信贷风险防范提供科学的理论、实证与政策支持；（3）论文研究水平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高要求。

12.可行性论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成立于1996年12月，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大局，改革发展取得突出成绩，业务快速发展，实现了从单一支持粮棉油收储向多方位、宽领域支农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向现代银行体制的转变，农发行新乡市分行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和“三农”工作的政策方针，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重点支持粮棉油收购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乡市新农村的建设。新乡市农发行作为当地的唯一一家政策性银行，将构筑城乡一体的统筹发展体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切入点，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和中原城市群新乡都市区建设作为‘三位一体’系统工程一体规划、一并推进，新乡市农发行按照总行有关信贷管理办法，结合新乡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新乡市农发行信贷支持新乡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是县域城镇建设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为新乡市的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本人在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工作多年，对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的业务情况比较了解，本人已经收集了大量与论文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这对于论文的写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3.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争取政府正当扶持,减少政府不当干预；严格进行市场化操作,建立合理的银行制度；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展开错位竞争；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风险防范等发展对策。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村镇银行的发展。

银行机构论文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并购动因；阻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5-0062-04

一、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合理有效的并购作为提升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被各大金融机构广泛采用，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第三次并购浪潮。

从1994年改革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寻求并购的机会，较有代表性的有：2007年建设银行并购美国银行（亚洲）；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08年北京银行收购廊坊市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以及本文重点分析的案例——中国平安收购深圳发展银行。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还不是很成熟，金融环境也比较复杂，如何才能成功进行并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分析成功并购案例的动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引导正在进行或未来将要发生的并购向成功发展，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银行并购的动因进行分析。

二、企业并购理论与我国商业银行并购动因分析

通过并购取得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从而提高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并分散风险通常被认为是银行并购的最重要动因。银行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其本质是一种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那么就可以从企业并购相关理论出发来分析银行的并购动因。这些理论主要有规模经济理论、市场势力理论、协同效应理论等，下面依次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银行业并购的动因。

（一）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指由于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等原因，使企业的单位成本下降，从而形成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经济现象。同样，银行的规模经济可以反映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之间的变动关系。

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银行通过并购可以将被并购企业同类业务合并，快速地扩大业务规模，人员数量和机构网点也随之迅速增多，从而有效降低单位运营成本、增加单位收益，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度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

（二）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认为，企业并购的主要动因经常是由于可以通过并购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占有度，同时可以通过并购竞争对手减少竞争、增强本企业在市场中的控制力，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垄断性质的利润。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其并购的动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该理论来解释。

商业银行是依赖于公众而生存的提供信用的企业，而强大的规模、众多的营业网点和雄厚的竞争力是商业银行被客户信任的基础。对于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来说，通过并购进入新的地区或增加营业网点必然将吸引更多的客户，从而增加市场占有度，获得更多的利润并减少风险。对于国内的中小股份制银行来说，由于知名度低、竞争力弱，导致规模效益不高、发展客户困难、抗风险能力较差，发展潜力受到很大影响，因此通过并购提升自身的规模是一条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协同效应理论

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企业并购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益的，它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体现在效率的改进上。协同效应是指两个企业并购以后，其产出比并购前两个企业产出之和大，即“1+1>2”的效应。同样，银行业的并购也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即并购能够提高参与银行各自的经营绩效，使并购后银行的总体效益大于参与并购银行独立运营的效益。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企业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具有“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及“财务协同效应”。下面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银行业并购是如何产生协同效应的。

首先是经营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来自于并购双方地区、业务和客户等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并购可以使并购银行打破进入障碍，实现跨地区、跨业务领域经营，降低单一经营的风险，并且可以共享客户、知名度等资源，降低经营和营销成本，从而发挥经营协同效应。

其次是管理协同效应。某些银行可能会因为管理效率较差而无法充分发挥所拥有的资源，因而如果两家管理效率不同的银行合并，即在高管理效率银行兼并另一家低管理效率银行之后，通过业务整合、管理人员的交流可以产生“管理溢出”，使低效率的管理得以提高，额外的管理资源也得到充分利用，进而获得更多的收益，以产生银行业并购的管理协同效应。

最后是财务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可以取得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如果两家银行分别拥有更为充足的资金和更多的投资机会，并购之后就可以更为合理地安排投资计划，通过几乎零成本的内部资金流动，使资金从低回报高风险项目流向高回报低风险项目，从而提高总体利润。另外，银行并购后起到共同保险的作用，降低合并银行的现金流波动，因而降低企业的破产风险和成本。

上述并购理论对银行并购动因的解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都具有局部性，只能从某种角度解释并购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次银行并购是非常复杂的，往往要综合考虑以上各种理论，而且要结合实际情况分析，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合理。

三、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的动因分析

作为迄今为止A股史上最大收购案——中国平安收购深圳发展银行，是银行业并购的典型案例。下面对其并购动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并购过程

2010年9月1日深发展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组预案。根据该预案，中国平安将以其现在持有的90.75%的平安银行股权和26.92亿元现金（该部分现金等额于平安银行约9.25%股份价值的认购对价），认购深发展本次公开发行的约16.39亿股股份，增发完成后中国平安将控股深发展52.4%的股权。最终深发展完全控股平安银行股权，而平安集团则取得深发展的控制权。

2012年1月19日深发展和中国平安同时公告，深发展董事会审议通过深发展吸收合并平安银行方案并同意两行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完成吸收合并后，平安银行将予以注销，深发展将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股份的动因

1. 实现综合金融战略目标。“保险、银行、投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是中国平安的综合金融战略，而并购之前中国平安仍以保险业务为主，其对中国平安的贡献接近80%。按照2009年中国平安年报，银行业净利润在中国平安中的比重仅为7.5%左右，平安集团要想实现多样化经营目标，加强银行业务刻不容缓，而最快的途径就是并购。中国平安之所以选择深发展，是因为在拥有全国性银行牌照的银行之中，只有深发展的股东是有退出意愿的新桥投资，这为并购提供了可行性，加之中国平安之前就持有深圳发展银行接近5%的股份，对其资产状况、经营成果等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就使得深发展成为中国平安并购的绝佳选择。据有关机构初步估算，并购之后中国平安业务中银行成分占比将上升到 30%左右。

2. 发挥规模效应。中国平安并购深发展后两家金融机构合并资产规模高达1.27万亿元，一跃成为超过万亿的上市公司，在资产规模超万亿元的11家上市金融机构中排在第八位，其中的银行业务规模在国内上市银行中跻身前十。两家金融机构联合以后总资产增加、规模迅速扩大、营业网点覆盖面增加、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因而总体效益将会大于两家单独金融机构产生的效益之和，从而有效地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3. 增加市场占有度。并购前，中国平安的银行业务远远跟不上集团的发展要求。资料显示，并购前平安银行仅在深圳、上海、厦门等7个城市拥有60多个网点，规模和营销能力有限，市场占有度比较低。经过此次并购，深发展将为中国平安增加14个新城市的分支机构和282个网点，平安银行的营业网点将完整地覆盖东部沿海地区，网点布局将进一步优化。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平安银行业务的营销和拓展客户的能力。可以说，这次并购使得平安集团的银行业务有了质的飞跃，知名度和竞争力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两家银行合并必将吸引更多的客户，使得合并后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地提升，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也增强了抗击风险的能力。

4. 发挥协同效应。零售、理财和信用卡业务一直是平安银行经营的重点，也是其相比其他中资银行更为擅长的方面，而深发展在贸易融资和创新性融资产品等业务上发展趋势良好，两者联合可以形成业务上的互补。在两家银行整合后，中国平安可以为合并后的银行提供足够的战略支持，在全国很多大中城市中，深发展营业网点布局同平安保险业务有很多重合点，中国平安手中拥有的保险客户资源以及强大的营销网络将为银行业务的发展提供雄厚的基础。业务互补、区域交集和客户共享将为联合带来良好的经营协同效应。深圳发展银行诞生时间较早，近几年发展很快，形成了一套高效的管理体系和出色的管理团队，这次联合将会给平安银行带来更多新的管理思想，形成管理上的协同效应。

另外，此次并购不仅通过经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使企业获利，并购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以及证券交易等方面的规定也给企业在财务方面带来种种效益。

四、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因素及改进措施

目前我国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存在一些阻碍商业银行并购活动的因素，下面仍以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为例，对这些阻碍因素进行分析：

（一）政策壁垒

作为新产生的资产规模超万亿元、在中国11家上市金融机构中排名第八位的平安银行，其市场行为必然引起目前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和战略的调整，也可能将银行的单一风险在金融系统内数倍放大，使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控制受到挑战。政府发展金融的目标是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维护竞争格局的稳定。市场参与者行为和战略的调整是否在政府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难以确定。平安银行作为一家混业经营的大型金融机构，金融监管者——“一行三会”将面临着监管的协调和信息交流的新问题。平安银行如何在内部、各个子公司之间形成有效的防火墙进行风险隔离，则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存在于并购所涉及到的公司、行业、地域，体现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对股东和未来经营都有影响，从而增加了并购的复杂性和成本。因此必须进行文化整合。对中国平安来说，强势激进的保险文化如何同审慎经营的银行文化相融合，值得探索。

（三）公司治理结构

目前，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不同行业企业的组织架构、所有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不同。这些不同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管理层之间、公司管理者和所有股东，包括政府、客户、雇员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不同增加了并购的复杂性和难度。此外，如何在保持银行业务调整增长的同时，将并购行为所导致的人员流动损失降到最低，是银行业资历尚浅的中国平安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健全商业银行并购的法律规制。制定商业银行并购法，明确规定银行并购的适用范围、并购的效力、原则与程序，主管机构的职责以及并购中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等，为我国商业银行并购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二，提高商业银行管理水平，加强银行管理理念与文化的创新。我国企业应建设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计划，融合并购企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逐步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以此作为所有政策和行动的前提。

第三，深化我国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打破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相对单一的产权格局，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真正分离。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形成商业银行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结束语

从并购的动因以及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银行业并购是银行发展的必经之路之一。但应清楚地认识到，并购方固然能获得一系列的利益，但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是巨大的，并且要承担失败的风险。因此银行业并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做出并购决策之前，必须谨慎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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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机构论文篇6

关键词：上市银行；利润效率；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股权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5）-0031-04

股权结构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水平决定着经营效率，经营效率又是衡量股权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股权结构与经营效率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在“股份制改革—境外战略投资引入—上市”思路的指引下，2007年前后中国各大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经过股权分置改革和股改上市等金融体制改革，中国银行业的金融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张晨，2009），银行业的股权结构和经营效率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有所改善，但是仍然存在“国有股控股、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持股比例差距悬殊”的特征。银行效率是银行在经营活动中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是有效衡量上市银行经营绩效的综合指标。上市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其效率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潜力。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银行股权结构改革成为了改革的关键，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效率的关系已成为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焦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对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银行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股权结构的改革路径，以提高上市银行效率。

一、银行效率与股权结构研究综述

股权结构通常被定义为不同性质的股东及其所占股份比例的关系。股权结构问题起源于Berle和Means的研究，他们发现美国股权结构的分散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Jensen和Meckling的研究结论认为：内部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股权结构问题开展了研究，代表性的观点有：①股权性质（股东的性质特征）方面，大多数文献得出国有股与银行效率负相关的结论，而文献对国有股分组讨论发现国有股与银行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关于外资股的观点较为一致，均认为外资股与银行效率显著正相关。②股权集中度（股东所持股份的集中程度）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银行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但也存在呈正相关和负相关的观点，其中股权集中度从第1大股东（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前3大股东持股比例、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等不同角度衡量。③股权制衡（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受到其他股东的约束程度）方面，文献的结论认为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效率显著负相关等等。在实证研究中，大多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描述股权结构，往往忽视股权制衡因素，本文认为完整的股权结构的内涵应该包括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三个维度。

上述文献对股权结构问题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使用资产收益率（谭兴民等2010）、利润增长率（刘艳妮等2011）等财务指标不能综合反映绩效水平。第二，对于股权性质通常使用虚拟变量“0/1”将银行划分为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都忽视了股份制银行国有股的作用。第三，已有研究仅仅考虑股权结构的一部分内容，没有全面考虑股权结构的内涵，而且股权制衡与银行效率的关系鲜有研究。为了避免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能够综合衡量银行经营效率的随机前沿方法，从股权性质、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三个维度衡量股权结构，以更加全面地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银行效率的关系。

二、上市银行利润效率与股权结构的实证思路

（一）样本数据

截至2012年底，我国上市的商业银行为16家，剔除2010上市的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选择2007-2011年已上市的14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原深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各银行的年报。

（二）上市银行利润效率测度

1、上市银行利润效率测度模型

效率的测度方法通常使用随机前沿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和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他们是参数法和非参数法的代表。由于参数法SFA与非参数法DEA相比，SFA考虑了随机误差且便于统计检验，所以我们选择已得到广泛运用的SFA法测度银行效率。上市银行经营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使用随机前沿的利润模型测度其效率更加符合实际。随机前沿利润模型是基于投入产出价格的模型，但是产出的价格不易获得，往往采用产出量替代产出价格。我们使用SFA（BC-92）的Cobb-Douglas利润函数形式，即：

1n（π■/p■）=α+β■1n（p■/p■）+■φ■1ny■+v■-u■ （1）

其中，π为利润总额，p为投入项价格的向量，y为产出向量；v表示随机干扰项，v服从标准正态；u表示非负的效率无效项，服从正项截断正态分布；当u=0时，表示不存在无效性，效率达到最佳，则效率的值为：

E（π■）=1n（π■/p■ |u≥0）/1n（π■■/p■|u=0）

2、投入产出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选取投入产出指标常用的方法有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根据已有研究文献，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数据可得性，采取资产法确定具体的投入产出指标。投入方面，将可贷资金和营业投入定义为投入变量，可贷资金代表有效资本投入，营业投入包含营业管理费用、职工费用和资产折旧等，二者综合反映了银行的投入要素。产出方面，将有效贷款和证券投资视为产出变量，有效贷款和证券投资是银行运用投入资金的主要方面，同时耗费了大部分的营业投入。投入产出变量及说明详见表1。然后，使用Frontier4.1程序对效率测度模型（1）的参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并计算出上市银行2007-2011年的利润效率值，鉴于篇幅有限本文省略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仅列出样本银行效率值（表1）。

（三）上市银行利润效率与股权结构的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1、研究假设

（1）股权性质与银行利润效率。我国上市银行已初步形成国有股、外资股、法人股以及个人股等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但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从国有股比例和外资股比例探讨股权性质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国有股在国有银行中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仍然存在，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存在相当比例的国有股，国有股的影响不容忽视。国有股具有政府背景，一方面为银行提供了隐形的信用担保，保持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银行高管多受政府委派而不是市场化选择的结果，管理层的管理决策往往受到“国家意志”的左右，政府的多重政治目标使得商业银行偏离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此外，国有股东的主体缺位依然严重，缺乏对经理层有效的监督和激励，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外资股是指境外金融机构（不含香港中央结算（人）公司）所持股份。学者对外资股的作用存在共识：在经营管理和经营绩效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境外战略投资机构参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有利于扩充银行的资本规模，完善股权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升银行经营效率。基于以上分析，对股权性质提出两点假设：

假设1：国有股比例（SOR）与银行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

假设2：外资股比例（FOR）与银行效率正相关。

（2）股权集中度与银行利润效率。根据股权结构理论，股权集中程度决定了公司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股权过于分散，存在股东与经理层利益冲突的问题。分散的股权难以对经理层形成有效的监督，拥有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经理层侵害股东利益的私利行为难以避免，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不利于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如果股权过于集中，则可能出现少数大股东与多数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大股东可能合谋侵占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大股东股权越集中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能力越强。我国银行的总体股权集中较高，同时存在高度集中型、相对集中型和相对分散型的股权结构，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才有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本文采用前5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衡量股权集中度。

假设3：股权集中度（TOP5）与银行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

（3）股权制衡度与银行利润效率。根据Shleife & Vishny（1997）和La Porta， et al（2000） 等人的理论，在法律不健全的国家，控股股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为“支持效应”和“掏空效应”（或称“监督效应”和“隧道效应”）。“支持效应”是指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有充足的动力和能力监督和激励经理层的行为，或控股股东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一致性，控股股东会运用自身资源为公司的公共利益服务。“掏空效应”是指控股股东出于私利利用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的行为，如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违规对外担保和关联交易等。最大限度地发挥控股股东“支持效应”而抑制“掏空效应”既要保持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激励其采取支持行为，又要求持有相当股权的其他股东对控股股东的行为加以监督和制衡。一定程度的股权制衡度，能够加强其他股东对控股股东监督的动机和能力，减少控股股东利用控股优势侵害其他股东权益的“掏空行为”。如果股权制衡度过高，控股股东产生“支持行为”的意愿减弱，甚至持股比例相当的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控制权争夺或在决策过程中讨价还价，从而影响银行效率。合理的股权制衡程度有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本文借鉴孙兆斌（2006年）的思路，用第2和第3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Z3）表示股权制衡度。

假设4：股权制衡程度（Z3）与银行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

2、模型设计

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以2007年-20011年上市银行利润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设立关于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的回归模型。

模型1：EFF■=α■+β■CAR+β■NPL+β■LDR+β■IBR+β■SOR+β■SOR■+ε■

模型2：EFF■=α■+β■CAR+β■NPL+β■LDR+β■IBR+β■FOR+ε■

模型3：EFF■=α■+β■CAR+β■NPL+β■LDR+β■IBR+β■TOP5+β■SOR5■+ε■

模型4：EFF■=α■+β■CAR+β■NPL+β■LDR+β■IBR+β■Z3+β■Z3■+ε■

变量解释：除了股权结构变量外，根据已有研究引入资本充足率（CAR）、不良贷款率（NPL）、存贷比（LDR）、中间业务比例（IBR）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分别衡量资本充足、资产质量、流动性和创新能力四项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巴塞尔协议Ⅱ的逐步实施，资本监管要求趋紧，促使上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以保证银行稳健经营。贷款是银行最为重要的资金运用，不良贷款率的高低直接影响银行资产质量，进而影响银行经营绩效。存贷比是重要的流动性指标，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应当不高于75%”，防范了流动性风险的同时，也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效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商业银行传统利润来源—存贷利差受到了严重冲击，促使商业银行转变盈利模式，更加重视具备利润增长潜力业务（如中间业务）的创新。具体的模型变量见表3：

三、实证结果分析

使用Stata11.0进行稳健型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至模型4均通过检验，而且拟合优度良好。具体分析如下：

国有股持股比例的平方项为负，在5%水平下通过假设检验，表明国有股与银行利润效率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这与刘尚鑫等（2010）的结论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股比例越高，政府政治目标替代经济目标的可能性越强；国有股比例较低，银行缺乏公共业务（如“基建”项目）的竞争优势，错失“机会收益”；现阶段，国有股保持适度集中有利于银行利润效率。外资股通过5%水平下的检验，表明外资股与银行利润效率显著正相关，即随着外资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外资股发挥积极作用。可见，股权性质是影响银行效率的重要因素。

假设3通过检验，表明股权集中度（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这与大多数文献的结论保持一致。股权过于集中，容易发生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损害投资者信心，导致融资成本上升；股权过于分散，缺乏监督的经理层会出于私利损害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产生较高的成本；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才有利于银行利润效率。

假设4通过假设检验，表示股权制衡与银行利润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过高，在缺乏控股股东约束的情况下股东权利相互牵制难以产生决策；股权制衡度过低，在缺乏其他股东约束的情况下“一股独大”的控股股东实行“掏空行为”难以避免。股权相对制衡是控股股东处于相对控股地位又存在一定制衡的力量，这样有利于控股股东发挥“支持效应”抑制“掏空效应”。此外，研究发现提高资本充足率，扩大中间业务比例，降低不良贷款率以及放松存贷比限制对上市银行效率将产生积极效应，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四、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银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股权性质方面，国有股与银行效率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外资股与银行效率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前5大股东）、股权制衡度与银行利润效率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建议上市商业银行选择“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相对集中、多股东相对制衡”的股权结构。一是适当减持国有股比例，减少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二是适当放宽外资持股限制，提高外资持股比例，发挥外资股在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三是积极引进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形成能够使控股股东发挥“支持效应”抑制“掏空效应”的相对集中又相对制衡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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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rofit Efficiency of China's Listed Banks Based on SFA

GUO 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09）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banks'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Using SFA， the paper measures the profit efficiency of 14 listed bank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1， and innovative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bank efficiency from three aspects of ownership nature， concentration and bal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is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fficiency of bank profi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owned shares and bank profits takes on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shap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capital shares and efficiency of bank profits takes on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re exists an inverted "U" type trend among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wnership balance and bank profit efficiency. Finally， the paper recommends that the listed banks should select diverse owners， relative concentrated ownership and balanced multiple shareholders.

银行机构论文篇7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8-0041-05

国际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的趋势，但在银行业的国际化风潮中，发展中国家银行在国内市场经受着外部力量的冲击。作为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银行面临海外发展的现实选择。现有研究银行国际化问题的文献中，以研究发达国家银行国际化现象居多，而缺乏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情况的研究。本文根据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情况的材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海外发展所考虑或受影响因素特征，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发展仍处于落后，需要进一步发展。

一、文献综述

银行国际化的动因理论包括引导效应说、分散风险说、规模经济说、扩大市场份额说和比较优势说等，但是各国由于金融发展的特性，其国际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都不相同。通常学术界实证研究以母国为本位视角，研究银行的国际化、银行国际化目标区域的布局和银行国际化方式的选择。

Sabi(1988)发现银行国际化的决定因素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Miller and Parkher(1998)利用美国银行在国外的资产数量及分支机构数目的数据，研究发现FDI(+)、银行规模(+)、管制条款(一)是影响美国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Buch and LaPP(1998)根据德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股票数额，发现FDI(+)、金融中心(+)和GDP(+)是影响德国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Yamori(1998)发现FDI(+)、人均GNP(+)、M2超过GNP的数量(+)、进口(+)、出口(+)和国家风险(+)是影响日本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tllFoearelli and Pozzolo(2000)则揭示东道国的潜在收益(+)、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管制环境(-)、银行的竞争力水平(+)、距离接近程度(+)、语言接近度(+)是影响OECD国家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Demirgfie-Kunt and Huizinga(2001)发现东道国税率(-)和东道国人均收入(+)是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因素；NDeF61ice and Revoltella(2001)考察欧盟成员国的银行的海外经营活动，发现高度国家集权(-)、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潜力(+)对于银行的国际化具有显著的影响；Buch(2003)发现管制(-)、信息成本(-)、文化相似性(+)、地理距离(-)、相同或相近的法律制度(+)和进入管制(一)是影响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因素；Buch and De，10ng(2004)利用144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信息成本(-)、管制(-)、是否发达国家(-)是重要影响因素；Gareia-Herrero Martinez-Peria(2005)发现贸易、市场规模(GDP)(+)、进入成本(-)影响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银行海外经营活动；Papaioannou(2005)则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地理距离(-)、法律(+)和政治风险(-)是显著影响因素。

目前的文献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银行的海外发展，而针对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的研究不多，我们尝试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总量和海外分布的影响因素。

在考虑样本的国家属性、地理位置属性的基础上，笔者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家划分标准，选取了22个国家，即选取亚洲的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中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匈牙利；中东地区的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沙特阿拉伯；非洲地区的南非、尼日利亚；独联体国家俄罗斯；拉美地区的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见表1)。

二、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总量的实证检验

发展中国家银行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考虑，其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影响因素包括母国经济水平、母国经济开放程度、银行自身实力等。 我们以海外机构数量作为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规模的度量标准，包括一家银行在海外的所有机构数量，即分布在各东道国的机构数量加总，记为BRCHLa。我们以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总数为因变量，设定以下回归模型：

BRCH a=a+a1asset+a2hmGDP+a3hmPGNI+a4hmTRD+a5hmTRPG+a6hmFDI+a7hmFDIPG

影响因素我们考虑银行自身实力(asset)；母国经济水平，分别用国内生产总值(hmGDP)和人均国民收入(hmPGNI)；母国经济开放程度，分别用商品进出口总量(hmTRD)，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总量占国内GDP比重(hmTRPG)，母国对外直接投资资产余额hmFDI和吸收国外直接投资负债余额之和(hmFDIPG)。

我们用Eviews6.O估计参数，表2列出估计结果。在所有解释变量参与估计的情形下，银行规模(asset)和人均国民收入(hmPGNI)对银行外海机构总量有显著影响，前者为正影响，后者为负影响；另一个变量组合估计中，国内贸易总额占GDP百分比(hmTRPG)表现出对银行发展海外机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余四个变量，包括国内GDP(hmGDP)、国内贸易额绝对值(hmTRD)、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hmFDI)以及该和占GDP比重(hmFDIGP)等对被解释变量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我们发现银行资产规模(asset)对银行在海外机构总量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这与理论预期相符，银行资产规模相比国内GDP是银行发展海外机构更直接的影响因素；国内GDP(hmGDPI对银行在海外机构总量的影响是间接的，结果显示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说明经济规模小的发展中国家其银行海外发展数量未必同比例减少；国内人均收入指标(hmPGNI)对银行在海外机构总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发展中国内人均收入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其银行在海外机构的数量反而越低，国内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对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也是间接的，从国内人均收入水平与银行资产规模相关系数看。二者呈弱负相关，银行规模的高低源于国家经济总

量，而GDP这一指标与PGNI在发展中国家呈现一定负相关。所以PGNI对银行发展呈负向影响；母国贸易额绝对值hmTRD、贸易额占GDP比hmTRPG对银行海外机构总量影响前者不明显，后者明显，一国经济开放度更多体现为经济中外向经济的比重，所以后者代表经济开放度对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更明显，从两者相关系数看，绝对量与占比基本不相关，绝对量难以对银行发展形成影响；母国直接投资余额hmFDI及占GDP比hmFDIPG对银行海外机构总量影响不明显。一国经济开放度可由贸易和直接投资来衡量，但从变量描述统计看，在观察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占经济比均值达到78％。而直接投资只占4.7％。可见以直接投资代表的经济开放度对银行海外发展影响有限。

三、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分布的实证检验

银行海外机构总量由分布国家数和在一个国家机构数量构成，我们结合银行海外分布的国家数和在一个国家的机构数，分析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机构分布的广度和密度。

从发展中国家银行在海外机构数量水平看，独联体和中东欧地区在海外机构数量最少，平均一家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在5个的水平，亚洲地区最高。平均一家银行海外有超过18个分支机构，其余三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经济规模的不同并没有带来所属银行在海外机构数量的差异。无论各个地区，还是不同经济规模水平的国家，银行海外机构分布密度都较低，按分行计，不超过3个，按代表处计，不超过5个，最低的按代表处计为2个，全部国家平均密度为3.4个(代表处计)；相对较高的地区是亚洲和中东地区，GDP后5名组比前5名组密度大。所有国家总体上一家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分布在接近7个国家范围，亚洲国家海外机构总量较大，分布国家也最广，超过9国，体现处较强的分散特征。

从海外机构地域分布偏好看，各组大多把一半略强的海外机构留在所在洲国家，但非洲和拉美的母国把更多的海外机构分别安排在非洲和拉美地区以外，中国在亚洲和在亚洲以外的分布偏好是各半。

选择东道国时在经济发达程度的偏好方面，所有国家总体安排海外银行分支机构为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各半。不同经济规模的国家在考虑海外分布时，表现出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偏好的差异：经济规模较小国家把超过7成的海外机构分布在发达国家，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则仅将略过一半的机构布置在发达国家。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偏好从母国地区分组看，亚洲和中东欧地区分布在发达国家机构超过一半，其中中国这方面的偏好更为明显达到接近80％：中东和非洲地区更多地把海外机构安排在非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机构分别仅占两成和三成。总体水平上在发达国家的分布密度是在非发达国家分布密度的4.5倍，GDP前五和后五在这个倍数上差别不大，但在不同地区倍数较悬殊：倾向于把较多海外机构分布在发达国家的亚洲和中东欧国家，其在发达国家的分布密度也远大于在发展中国家，前者分别是后者的4.3倍和3.4倍；其余地区在发达和非发达国家分布密度差别不大。

在对金融中心的偏好上，对发达地区更有兴趣的经济规模较小国家、亚洲国家、中国也都表现出对金融中心的喜好；中东欧地区国家虽然在发达国家分布机构略多，但却对金融中心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兴趣，仅把海外机构的24％投放在金融中心。总体水平上，同在发达国家比重一样，接近一半的海外机构分布在金融中心。在金融中心与非金融中心的分布密度，总体上前者是后者的近6倍，这个倍数在亚洲地区最大，其余地区则最多近2倍。

四、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机构形式的实证分析

银行在海外机构形式包括分行、代表处、附属银行和联营银行，其分布受银行自身和东道国两类因素影响。银行自身因素与前面海外总量研究所考察的因素、数据时间和数据源相同，第二类东道国因素则包括两部分，即东道国国内因素和东道国与母国间关系因素。我们设定被解释变量BRCH_b为某银行在某东道国的分支机构数量。

BRCH b=a+a1asset+a2hsGDP+a3hsPGNI+a4hsTRD+a5hsTRPG+a6log(hsFDI)+a7hsFDI+a8HsCNT+a9HsLVL+a10hsIMP+a11tohsEXP+a12tohsIE+a13DSTANC+q14AERA

在解释变量中，我们考虑东道国国内因素，包括东道国经济水平(GDP、P_GNI)、东道国经济发达程度(虚拟变量O，1)、东道国经济开放程度(hsTRD、hsTRPG、hsFDI、hsFDIPG)、东道国是否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虚拟变量0，1)。同时，我们还考虑东道国与母国间关系因素，包括两国间贸易额，包括母国从东道国进口商品额(tohslMP)、母国对东道国出口商品额(tohsEXP)，以及这两项相加的进出口总额(tohsIE)，反映两国文化、语言、制度等社会因素的共通性程度的两国间地理距离和是否同属一个洲(虚拟变量O，1)。

根据各形式机构业务能力，1个代表处按0.5个单位折人观测值。其余各形式机构则按实际数量计入，所有分支机构数量数据截止2008年7月。用Eviews6.0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列在表4。

表4中第(1)列列出包括全部14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余5列列出改变变量组合时变量的显著性情况。在本部分回归检验中，共有五个变量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目标国的选择有显著性影响，包括：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hsGDP(显著负影响)、东道国是否为金融中心hsCNT(显著正影响)、东道国是否为发达国家hsLVL(显著正影响)、母国对东道国出口tohsEXP(显著正影响)和母国对东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tohsIE(显著正影响)，另外九个变量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机构目标国的选择无显著影响，包括：银行资产规模asset、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hsPGNI、东道国对外贸易额hsTRD、东道国对外贸易额占GDP比重hsTRPG、东道国直接投资余额hsFDI、东道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hsFDIPG、母国从东道国进口(tohsIMP)、东道国与母国地理距离DSTANC，以及东道国是否与母国在同一个洲AREA。

根据实证结果，我们发现：银行资产规模对发展中国家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数量有一定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前面我们发现银行资产规模对海外分支机构总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一国的机构数并未因此增大，甚至有所减少，反映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倾向于在更多的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对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布局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根据估计结果，东道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银行在这一国家的分支机构将减少0.05个百分点，影响显著但程度并不强，弹性较小。因此，GDP并非代表市场机会，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发展海外分支机构的目的主要不是寻求东道国

新的市场机会，包括不会把在国内的主营业务在国外作为主营业务，这一发展目标导致了对东道国经济规模包含的市场机会的不敏感，与此同时，银行国际化的发展，令在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竞争也更激烈，发展中国家银行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因此在考虑目标国时会有所注意；东道国人均国民收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与对经济规模不敏感原因相同；但由于该变量与发达国家、金融中心两变量相关度较高，且偏好于向发达国家和金融中心城市国家布局，使该指标对银行对目标国选择的影响不至于像GDP指标那样呈明显的负影响。

东道国经济开放指标(外贸绝对量hsTRD和单位GDP量hsTRPG，以及直接投资绝对额hsFDI与单位GDP量hsFDIPG)：经济开放指标的不显著表明一国经济开放与否，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准入而言，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这与当前各国外资银行渗透率较高，银行国际化进程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有关。

东道国是否是发达国家、是否拥有金融中心显著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海外布局。此类指标的正显著性表明，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目的是获得良好的金融环境、市场学习机会、规范的市场交易机会、及时集中的金融市场信息。一方面，为母国银行提供资金、信息、金融工具方面的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在代表全球市场的金融环境里学习、培育，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拓宽视野、增强国际业务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前面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银行倾向在发达国家和金融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由于发达国家和金融中心多在北半球，且集中于北美、西欧及亚太，与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分布有较远距离，且多与发展中国家不在同一洲，造成两个变量的显著性结论与前人研究发达国家、或包括发达国家的样本结论不符。

四、结论

通过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观察银行中，平均1家银行在海外有11个相当于一级分行的分支机构(代表处按0.5个计，下同)，分布的国家平均为6.6个，在一个东道国平均设有1.6个分支机构：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倾向于在发达国家、有金融中心城市的国家或地区，以及有更多来自本国贸易的东道国拥有分支机构；与发达国家的银行国际化不同，东道国GDP水平代表的市场规模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布局，没有显著的吸引力；同时，东道国的人均国民收人、与本国的地理距离和是否与母国在同一个洲等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

银行机构论文篇8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直是货币政策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还未完全实现，这就限制了通过利率传导的货币政策效果的发挥，而通过银行传导的信贷渠道仍然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主渠道。因此，以组织资金融通任务为主要任务的银行业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在现实经济中，银行资本充足率程度的差异、流动性水平的不同和规模大小的区别使得各个银行表现出异质性特征，这就使得每个银行对货币政策都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对信贷规模具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力。与国外相比，中国银行业具有市场集中度高、受政策性控制强、有效竞争不充分等特点，因此，关注中国特有的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对完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在Kashyap、Stein、Matousek和Sarantis的模型基础上，通过选取中国不同类型的57家银行1998—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①，对1998年中央银行正式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控制以来的中国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传导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从银行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规模三方面特征入手，同时引入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虚拟变量，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考察了中国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及内外资银行的传导效应的差异性。

二、相关文献回顾

将银行产业组织理论引入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是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Kashyap、Stein和Cecchetti指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和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2－3］。同时由于有些银行有能力通过非存款资金缓冲流动资产，所以不同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关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反应程度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银行资本充足率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开始关注资本充足率对银行和经济的影响，随着巴塞尔协议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围绕资本充足率对银行信贷行为和货币政策影响的相关研究更是大量出现。Modigliani和Miller认为，在资本市场完美的条件下，银行的资本水平对贷款没有任何影响，因为银行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以满足贷款的需求［4］。因为MM理论提出完美资本市场的要求过于严格，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满足，所以更普遍的观点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善的条件，银行资本可能会影响银行贷款，这也是资本充足率影响银行信贷和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试图分析在巴塞尔协议最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下，不同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不同影响情况。Peek、Rosengren、Kishan和Opiela认为，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下，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更容易削减它们的信贷供给，原因在于资本不充足的银行由于资金限制而没有能力获得更多的非存款性融资（Non－DepositFinancing）［5－7］。VandenHenvel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对贷款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资本约束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途径［8－9］。戴金平等人认为：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行为不仅有效地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和风险意识，而且强化了“逆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10］。

（二）银行流动性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商业银行流动性（Liquidity）是指银行可以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需求以及其他支付请求的能力。对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渠道来说，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针对银行流动性发挥作用，进而改变银行发放贷款的成本或可发放贷款的数量。同时，具有不同流动性水平的个体银行在面对货币政策冲击时也将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效果，这也就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问题。Kashyap、Stein和Ehrmann等人的研究为银行的流动性特征影响货币政策提供了证据。他们指出，当面对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具有充裕流动性的银行能够通过贷款组合、关系型融资等方式抵消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但是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无法这样做。因此，缺乏流动性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加有效［11－12］。

（三）银行规模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一般地，商业银行规模被认定为是一个关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从业人数、总资产和存贷款规模、中间业务规模、资本金规模以及市场份额等量的指标［13］。许多国外学者把银行资产规模引入到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渠道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面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将遇到比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更严重的困难，因为规模小的银行无法通过提高非存款资金或运用其他金融市场工具来抵消货币政策冲击，它们的资产规模水平也不可能支撑足够多的贷款发放。因此，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加灵敏［5］。综上所述，当前有关银行产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也出现了许多针对美国及欧盟国家的实证研究文献，但由于各国之间的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不尽相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尽一致。而对于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国内学者的关注甚少，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结构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未能对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引起足够重视。

三、计量模型设定

在以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产规模三个典型因素代表银行业特征，研究具有不同特征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的文献中，Kashyap、Stein第一次从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角度研究了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渠道［14］。其后许多学者分别通过对Kashyap和Stein的修正和扩展，检验了不同国家中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Matousek、Sarantis基于Kashyap和Stein模型发展而来的，公式如下［15］：其中i＝1，2，…，N，表示不同银行。t＝1，2，…，T，表示不同的时期。Lit表示个体银行i在时期t时的贷款数量。ΔRt－j是短期名义利率的一阶差分，用以表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指标。ΔGDPt－j和ΔCPIt－j分别代表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特征由zit表示。由于外资银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配置，可以根据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及货币政策形势对信贷规模做出灵活的调整，而内资银行缺乏替代性选择。因此，Matousek和Sarantis认为外资银行会表现出更显著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他们通过引入虚拟变量，以区分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不同影响。

（一）模型设定

本文沿袭Kashyap、Stein、Matousek和Saran－tis的研究思路，考虑到本文所选取的样本纵向长度有限，故以增长率代替对数差分项，进而构建针对中国银行业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模型其中i＝1，2，…，N，表示不同银行。t＝1，2，…，T，表示不同的时期。l表示滞后期数，此处滞后期选择为1期［16］。Lit为贷款数量，r是利率，表示货币政策冲击变量。zit表示银行特征变量，分别代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CPI和GDP表示货币政策最终效果变量，分别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αi为个体银行影响效果。εit为误差项。对于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影响是否不同，Haas和Lelyveld曾发现在中东欧国家中，外资银行能够对贷款供给产生稳定性的作用，而在其他文献中没有发现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显著影响［17］。为了考察中国具有不同银行业特征的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是否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中借鉴Matousek和Sarantis计量模型中虚拟变量的设定，引入虚拟变量dum构建模型（2）：其中dum为虚拟变量，当dum＝1时，代表中资银行，当dum＝0时，代表外资银行。其他变量内涵同式（1）中所示。除此之外，考虑到本文样本数量和时期的选取限制，对模型的滞后期选择进行变更，希望能发现更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模型设置。因此，考虑剔除各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模型如下式所示，称之为模型（3）

（二）银行业结构特征指标设定

在计量模型中，对于银行业特征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三个指标需要特别计算。而目前文献中采用最多的计算方法如式（5）、（6）、（7）所示，因此，本文亦延续此种做法。其中规模（Sit）用总资产（Ait）取对数进行调整来表示，流动性（Liqit）用流动性资产（一般包括现金、银行间同业借贷和证券）与总资产之比进行调整来表示，资本充足率（Capit）用资本及储备与总资产之比来表示。以上三个特征变量都进行了正规化处理，目的在于使得在相应时期内所有横截面上的观测值的指标总和为0，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式（1）或式（2）来说，交互项rt－j×zi（t－1）的均值总是0，系数γi便可以直接反应货币政策冲击对贷款的平均影响效应。

四、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为了揭示统一货币政策实施对具有不同特征银行的短期动态效应，本文研究采用年度面板数据，样本期为1998年至2010年，横截面样本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在内的共57家银行构成的银行业市场。关于被解释变量的贷款，以各个银行在不同时期的年度贷款余额取对数取得。关于解释变量，利率（r）选取的是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的年利率，代表货币政策的调整；GDP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为代表，CPI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为代表，两者共同反应对信贷需求方面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反映货币政策最终传导效果的指标；规模、流动性、资本充足率通过式（5）～（7）获得。本文选用的银行业特征数据和贷款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GDP和CPI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利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变量相对较多，横截面单位数量众多，远远大于时间序列跨度，由于GMM方法能够有效地克服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及随机误差项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本文以GMM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就模型总体来看，本文所设定的计量模型整体拟合效果优良，具有统计学意义，横向对比设定的四个模型发现，虚拟变量dum的引入对模型总体和各变量系数的显著性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相较之下，模型（1）的方程显著性和系数显著性最强，是本文得到的银行业结构特征对商业银行信贷渠道影响的最优回归方程。就解释变量的系数来看：第一，资本充足率指标。在四个模型中cap的系数均为负，除模（2）外，此系数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在模型（1）中，在当期和滞后1期时，资本充足率常表现出不一致性，即在当期资本不充足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灵敏，这与Kashyap和Stein等学者们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然而，在滞后1期时，资本充足的银行又比资本不充足的银行反应灵敏。这说明在货币政策实行紧缩性意图的调控当期，资本不充足的银行会迅速受到来自资本约束的限制，而资本充足的银行还有能力维持原有水平的信贷供给，但是到滞后1期时，资本充足的银行也会逐渐受到资本约束的限制，从而不得已减少信贷供给量。第二，流动性指标。四个模型中系数均为负，与现有文献的理论分析一致，但只有模型（4）在10％水平下显著。总体来看，中国目前银行流动性指标尚未表现出与信贷余额和货币政策冲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第三，规模。银行规模对银行信贷余额和货币政策冲击在统计上表现出一定的显著性，但是显著程度不及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特征所表现出的相似之处是，在当期和滞后1期时，规模也表现出不一致性，即在当期规模小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灵敏，而在滞后1期时，规模较大的银行又比规模较小的银行反应灵敏。说明规模小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快速而灵敏，规模较大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对比中国银行业三个典型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程度，可以归纳为：资本充足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最强烈，其次是规模，最后是流动性。第四，作为信贷余额的需求方，GDP系数在四个模型中为正，即来自GDP对贷款的需求增加时，贷款总量也将随之增加，在模型（3）和模型（4）中表现出一定的显著性，而CPI的系数为负，在模型（3）中和模型（4）中显著。这两个系数符号都与理论相一致。第五，虚拟变量dum。系数在模型（2）与模型（4）中均不显著，说明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不会因为银行业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果产生差异。这一结论虽然与理论预期不符，但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由于中国实行了较严格的资本管制，使得外资银行不能无限制地将资金自境内外转移，那么其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仍然是以现有资金为主，因而并没有表现出比中资银行更为显著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