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征地制度论文篇1

由于现行征收土地补偿的不完全性和非公平性，相当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滥用征收土地权，侵犯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土地合理利用以及社会安定和谐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征收土地补偿制度引入成本效益分析，确立合理的市场补偿制度，对于保护农民权益、规范政府征收土地行为、优化土地资源利用、维护社会稳定等均具有显著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征收土地公平补偿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征收土地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效益分析

我国现行土地补偿采用不完全补偿原则，与公平补偿相距甚远。这其实是剥夺了失地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成果的机会，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刺激了政府过度征地，导致农地资源严重浪费，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因此，为了统筹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利益，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应尽快确立公平补偿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它国经验，渐进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公平补偿制度。

一、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

我国关于征收土地补偿的法律性条款，最早见于1944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中，之后1950年的《铁路留用办法》和《城市郊区条例》、1962年的《农村工作条例》、1982年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都对征收土地补偿的问题做了或多或少的规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以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为征地补偿制度正式法律化被固定下来，该法随经几次修改，但该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目前，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法律条款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中，该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依据该法条规定征收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项内容。二六年四月十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2006]29号)明确提出：“各地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方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对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被征地农民不同年龄段，制定保持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的办法和养老保障办法。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按规定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已开展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的地区，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要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可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参保范围，通过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城市规划区外的被征地农民，凡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和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要按有关规定将其纳入相应的保障范围。没有建立上述制度的地区，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养老和医疗服务，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当地的社会救助范围。”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第二条规定：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上述规定征收土地还应给予农民社保补偿，从而使征收土地补偿项目增加为四项。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按照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进行确定，总和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从法律的规定和征地实践来看，这种以产值标准确定补偿的制度，实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补偿，而对与被征收土地因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土地收益毫无关系。

二、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成本大于效率

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属于不完全补偿制度设计，与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不能匹配，以耕地产值确定补偿标准不能反映现实农村土地实际收益。在86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生产，是以单一种植为主，而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体制是以土地为主的多种经营，完全参与了市场竞争；耕地年产值已经不能完全的反映农民土地的实际收益价值，耕地年产值只是农作物产量与价格的函数，其高低与被征土地地区的建设用地土地供求关系、城市等级、土地利用、被征土地位置、当地经济状况、土地供应市场价格等众多因素无关；农产品的市场供求价格与建设用地供求市场价格没有必然的联系，且是不稳定的指标，两个价格的市场溢价也没有必然联系。耕地年产量受自然界因素影响较大，如果前三年连续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年产量必将为零或下降，从而直接影响产值，如果此时被征收补偿岂不是为零吗？实践中按年产值计算出来的补偿标准根本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从理论上讲，土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与被征地所处的区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紧密相关，而与土地年产值的关联性并不明显。概括的说，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游离于土地市场价格之外，已产生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了农民权益。建立市场补偿制度，不仅要补偿所征收土地本身的通常价值，还必须补偿其“特别价值”（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以减轻日益加重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成本。

年产值是农作物产量与价格的函数，其高低受所处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与被征地的区位等地价因素无关。农产品价格是不稳定的指标，农业生产受自然界因素影响较大，前三年中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年产量下降直接影响产值。实践中按年产值标准计算出来的补偿标准根本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从理论上讲，土地补偿费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与被征地所处的区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紧密相关，而与土地年产值的关联性并不明显。概括的说，现行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游离于土地市场价格之外，严重损害了农民权益。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滞后，许多地方掀起了以兴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为名义的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收用于非农建设，农民集体土地加剧流失，大量失地农民生存状况急剧恶化。据统计，每年我国因征收土地征用约近30余万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土地权益损失近20000亿元。在众多的上访案件中，近三分之二的案件是由征收土地征用而引发的。由于征地补偿制度设计不合理，政府以十分低廉的补偿费就买断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从而倒手出让给开发商换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农民丧失土地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对于很多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就业技能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来说，在当下严峻的劳动就业形势下明显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谋求新的职业。而且许多地方的失地农民并未获得必要的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保障等社会保障，于是成了“种地无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员。加之对征地纠纷的处理、征地执行等，法律规定远不完善，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难免产生愤懑怨恨对立情绪。在长期的二元社会结构下，至今存在歧视、轻视、忽视农民的现象，缺乏自觉维护农民权益的观念。因此，造成征收土地社会效益低下，形成成本高于效率的被动局面。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补偿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宪法层面上明确肯定了国家动用征收土地权时的补偿义务，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宪法》未就征收土地补偿原则做出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均采用了相同的立法技巧，即在有意无意之间回避了征收土地补偿制度的设计修改或重新确立。

我认为：应尽快确立征收土地市场补偿制度，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现行征收土地补偿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制度设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征收土地公平补偿制度。

一是摒弃“产值倍数法”，建立与市场相联系的征收土地补偿机制，确保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无论是征收耕地、园地、林地还是建设用地均将土地所有权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残余地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统一采用市场定价补偿制度。

二是确立以被征地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为征地补偿参考值，在确定补偿比例来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市场补偿制度。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征收程序，即先行组卷上报审批—批准征收后组织土地评估上市挂牌交易—交易成功收取土地出让费—按法定比例支付补偿费—交付土地。根据地块所处的位置、所征地块的用途、基础设施条件及相同水平地块的使用权出让价格等因素，得出征收土地补偿的参考价格。

三是把征收土地补偿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分离，针对农民失地后生活没有保障，工作很难落实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与城镇社会保障并轨是失地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并提出从提高的征地补偿或出让收益金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社保资金，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从形式上看，这种思路似乎是在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把农民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农民和城市人一样，都应当享受同等的待遇和保护，无论是失地农民，还是没有失地的农民，都应当享受社会建立的保障制度，而不能拿农民的土地补偿金建立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必须扭转观念，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征地补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分离。

四是丰富补偿方式，征收补偿市场化后，征收土地补偿方式的丰富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方法，因为它可以多角度、多方面对农民遭受的损失进行切实补偿，避免使其因此无法生活或者生活水平下降。

建国以来，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大致经历了重安置轻补偿——招工安置与货币补偿并重——单一货币补偿的变迁过程{18}。近年来我国虽然提高了征收土地补偿标准，但是由于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不能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住房和保障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对征收土地补偿方式进行新的探索。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和国土资源部2004年11月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已经为这种探索指出了方向。实践中也有极大的尝试和创新，如苏州工业园区以公寓房作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通过发展“房东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还有的将征地费入股收红利，有的政府留地安置收益归农民，改变了过去那种货币支付的一次性补偿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生活来源和长远的发展问题，值得肯定和推广。

四、结论

征收土地市场补偿公平补偿制度，因其契合所有权社会理性规则，促进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赢，为众多发达国家普遍接受。而我国征收土地固守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不完全补偿原则，它导致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之间利益分配格局的混乱，不利于我国土地资源保护、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已严重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应立足于国情，借鉴国际经验，逐步、渐进地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市场补偿制度，减轻征收土地成本，提高征收土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486—488，493—494．

{2}周林彬．所有权公法限制的经济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35．

{3}谢在全．民法物权论（M）．文太印刷有限公司，1998．235．

{4}（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306—307．

{5}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4．

{6}李进之，王久华，李克宁，蒋丹宁．美国财产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47．{7}EduardoBaumeIsterPeasantInitiativesinLandRearminCentralAmerica（J）．I．andReformandPeasantLivehoods，2001，（7）：67—85．

{8}Bentick，B．L．，TheImpactofTaxationandValuationPracticesontheTimingandEfficiencyofLandUse（J）．JoumMofPoliticalEconomy，Vol．87No．4．Aug．1979．

{9}于学花．栾谨崇．国外征地制度的特点与中国征地制度的创新（J）．理论探讨，2007，（4）：90．

{10}丁晓华．亲历澳大利亚土地征用补偿程序（J）．中国社会导刊，2007，（2）．

{11}周大伟．美国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司法原则和判例（J）．北京规划建设，2002，（1）．

{12}吴晓洁，等．征地主体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05，（8）：31．

{13}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征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土地权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14}钱忠好．土地征用：均衡与非均衡——对现行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经济分析（J）．管理世界，2004，（12）：53．

{15}白非．我国征收土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5，（2）．

{16}朱启臻，窦敬丽．新农村建设与失地农民补偿（J）．中国土地，2006，（4）：19．

{17}梅士建．构建“三位一体”的失地农民利益保障体系（J）．农村经济，2007，（3）：78．

征地制度论文篇2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征地安置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首先从征地安置制度是否让农民满意和是否促进了征地工作这两方面探讨了其有效性，建立了一个有效性评价模型，提出了“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对土地安置制度的效益替代度”的假说；然后根据此模型对我国的征地安置制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正是由于给失地农民带来的效益不能充分替代原有土地安置制度的效益，导致了现行征地安置制度的失效，从而产生了种种问题；进而通过引入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土地开发商—失地农民四方博弈模型，分析了当前征地安置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重构我国征地安置制度的若干设想。 论文关键词：城市化 征地安置 有效性 制度创新 引言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村的土地大量被征用，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近年来，由于在征地过程中普遍存在补偿标准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安置制度有缺陷等问题，失地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对土地征用普遍采取抵制态度，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不但阻碍了征地工作的开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大局（沈开举，2004）。如何妥善安置好失地农民，解决好他们失地后的生计发展问题，不仅是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所在。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许多探讨，比如：有人认为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保护失地农民利益最佳选择（鲍海君、吴次芳，2002）；有人认为政府应提高补偿标准，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郁池，2003）；等等。本文着重从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入手，探讨当前征地安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提出相关建议。全文共分为四节：第一节通过对我国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建立了一个有效性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对土地安置制度的效益替代度”的假说；第二节根据模型对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征地安置制度进行实证分析，论证了第一节提出的假说，指出当前征地安置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正是安置制度失效所致；第三节引入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土地开发商—失地农民四方博弈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征地安置制度失效的原因；第四节提出重构我国失地农民安置制度的若干设想。 一、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评价模型及一个假说 土地就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的生产责任制。国家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赋予农民以长期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和生产收益权，这实际上就是赋予农民一种以土地为依托的安置制度。在这种土地安置制度下，农民的生产、生活、发展等权益得以保障和实现。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原有以土地为依托的安置制度也就同时消亡。作为被征地者的农民，必然要求得到新的安置，使其原来享有的各项权利得以延续；作为征地者的政府，也有义务对失地农民进行安置，而且必须进行安置，否则征地工作将难以为继。因此，征地安置过程实质上就是建立一种（或一组）新的安置制度以替代原有的土地安置制度的过程。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只有当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时，一个社会内才有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诺斯，1994）；制度变迁，无论是诱致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其发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制度变迁的主体（个人、群体或者国家、政府）可以从新的制度安排中获得更大的效用（林毅夫，1994）。在征地安置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之所以积极主导，是因为它预期将农用地征用后用于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益；或者是因为它预期这能为自身带来更大的效益。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他关心的则是失去土地后能否从政府安置中得到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政府实行的新安置制度能不能给他带来比原有土地安置制度更大的个人效益。如果能够带来更大的个人效益，失地农民将对新安置制度感到满意，并积极响应政府的征地行为，那么这种制度变迁就容易实现；如果不能，失地农民将对新安置制度不满，并抵制政府的征地行为，那么这种制度变迁就不容易实现。虽然政府可以利用其威权强行征地，但是这种不考虑失地农民个人利益的行为，必然激化政府和失地农民之间的矛盾 ，结果不但不利于征地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还会影响社会安定，最终，政府所期望的增进社会效益或者增加自身效益的目标也无法实现。由此可见，只有既能让失地农民满意，又能促进征地工作的安置制度，才是有效的。基于此，我们认为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应从两方面进行评价：一是失地农民安置后的满意程度；二是其对征地工作的促进程度。 下面我们建立一个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评价模型：H=H1＋H2，其中： H表示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度。 H1表示失地农民对政府安置的满意度。令U表示征地安置制度给失地农民带来的效益，U’为原有土地安置制度给失地农民带来的效益。假定失地农民仅仅关心征地安置对其个人效益的影响，当政府安置能增加其个人效益时（U＞U’），失地农民感到很满意；当U＝U’时，失地农民感到基本满意；当U＜U’时，失地农民感到不满意。那么，我们可将满意度表示为H1＝U/U’×100％。当H1＞100％，表示很满意；当H1＝100％，表示基本满意；当H1＜100％时，表示不满意。 H2表示安置制度对征地工作的促进度，它也与U和U’直接有关。当U＞U’时，农民将支持政府征地，那么安置制度对征地工作的促进作用为正；当U＝U’时，农民对政府征地持“无所谓”态度，安置制度对征地工作的促进作用为0；当U＜U’时，农民将抵制政府征地，安置制度对征地工作的促进作用为负。因此，我们可将促进度表示为H2＝〔（U－U’）/U’〕×100％＝（U/U’－1）×100％。 综上，我们得到安置制度有效性的评价模型：H=H1＋H2=(2U/U’－1)×100％。 （1）当U＞U’时，U/U’＞1，有效度H＞100％，表示安置制度既让失地农民很满意，又促进政府征地，因而充分有效； （2）当U＝U’时，U/U’＝1，有效度H＝100％，表示安置制度让失地农民基本满意，又不影响政府征地，因而基本有效； （3）当U＜U’时，U/U’＜1，有效度H＜100％，表示安置制度既不能让失地农民满意，又阻碍了政府征地，因而失效。特别地，当U≤U’/2时，U/U’ ≤1/2，有效度H≤0，表示安置制度使失地农民严重不满，严重阻碍政府征地，因而完全失效。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U/U’正好反映了征地安置制度给失地农民带来的效益对原有土地安置制度给失地农民带来的效益的替代程度。因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对土地安置制度的效益替代度”的假说。 二、我国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分析及假说检验 首先看一下土地安置制度给农民带来的效益。一般而言，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功效：（1）基本生活保障功效，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农民的劳动力相结合可生产出基本的生活必需物；（2）就业和失业保障功效，土地可以吸纳农业劳动力，对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当其失业时，土地仍可保障其种田度日；（3）养老保障功效，当农民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可以将其土地“转租”给子女或他人耕种，获取农产品以保障老年生活；（4）增值发展功效，农民可通过对土地的经营、租赁、入股等获得增值发展机会。总之，土地安置制度给农民带来的效益U’＝“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增值发展机会”。 接下来我们用前面建立的模型具体考察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并对所提出的假说予以检验。 （一）计划经济时期招工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安置制度及其有效性 在上世纪80年代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时期，我国对失地农民主要采取招工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安置制度。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政府征用农村土地后，应组织失地农民就业，并安排一定指标将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招收为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固定工，享受国家职工的各种待遇，对于未被招工的失地农民，发给安置补助费；政府对村集体和失地农民再发给土地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同时，将被失地农民的户口“农转非”，使之成为城市居民。这种安置制度，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功效：（1）被招为国家固定工，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本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2）在被招为国家固定工的同时获得国家提供的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 保障和福利待遇；（3）获得一定的货币补偿，有助于创业发展；（4）获得梦寐以求的“城市人”身份及相应的各种机会和福利待遇。它给失地农民带来的效益U＝“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创业发展机会”，显然大于土地安置制度带来的效益U’＝“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增值发展机会”，即它对土地安置制度的效益替代度U/U’＞1。根据我们建立的评价模型，可计算出它的有效度为：H＝（2U/U’－1）×100％＞100％，也就是说这种安置制度既能让失地农民满意，又促进了征地工作，是充分有效的。这一结果与我国上世纪80年代农民积极响应政府征地，安置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引发什么矛盾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 （二）现行的单一货币补偿安置制度及其有效性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招工安置制度在实践中已经行不通了。首先，就业行为市场化，用工权企业自主，政府再也不能随意将失地农民安置到企业中去（即便是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其次，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不断下滑，工资低，且有失业风险，再加上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原来附加在“城市职工”身份上的各种隐性收益也逐渐消失，招工对失地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补偿逐渐发展成为安置被征地农民的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除了规定政府在征地后应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外，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按照该法规定，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补助总计为耕地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按此标准补偿后，政府不再负责。通俗地说，就是“给钱不管人”。 这种单一的货币补偿安置制度，虽然满足了失地农民的即期现金消费需求，对其当前生活有一定改善，甚至也可能帮助其走上创业发展之路。但是，它明显忽视了失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它给失地农民带来的效益U＝“当前生活保障＋创业发展机会”，而且标准很低，明显小于土地安置制度带来的效益U’＝“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增值发展机会”，即它对土地安置制度的效益替代度U/U’＜1。根据我们所建立的评价模型，可计算出它的有效度为：H＝（2U/U’－1）×100％＜100％，也就是说这种安置制度既不能让失地农民满意，又阻碍了政府征地，是失效的。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失地农民生活逐渐陷入了困境：他们素质低、技能差，很难在激烈竞争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机会；老无所养、病无所医；当领取的一次性征地补偿消费殆尽时，甚至连基本生存都没有保障。大量的失地农民成为“种地无田、上班无岗、创业无钱、社保无份”的“四无游民”，对政府征地安置强烈不满（农民日报，2003）。据报道，近年来，因征地引发的农民群体上访事件呈激增之势，已占农民上访件数的70％左右，而且大多数上访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组织性、对抗性和持久性（新华社，2004）。同时，政府的征地工作也因农民的强烈抵制而难以推进。总之，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些，正是单一的货币补偿安置制度失效的具体体现。 以上对我国征地安置制度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基本支持了我们所提出的“征地安置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对土地安置制度的效益替代度”的假说。正是由于给失地农民带来的个人效益太低，不足以替代原有土地安置制度的效益，才导致现行征地安置制度失效，引发了种种问题。 三、我国现行征地安置制度失效的博弈分析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这种失效的安置制度能够长期维持？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土地开发商—失地农民在内的四方博弈模型（见图1），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在模型中，我们假定各方的行为目标分别为：（1）中央政府：追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全社会效益最大化；（2）地方政府：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包括财政收入最大化及官员尽可能获得升迁；（3）土地开发商（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者的统称）：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土地，追求利润最大化；（4）失地农民：维持并尽量增加其个人效益，包括土地为其带来的生存、就业、保障、发展等效益。 图1 征地安置四方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 （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 nbsp; 地方政府 （财政收入最大化、获得升迁） 土地开发商 失地农民 （低价得土地、利润最大化） （维持、增加既得的生存、就业、保障、发展等利益）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 中央政府为了社会总效益的不断提高，他要求地方政府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他将偏好于发展经济，因为这既能带来更多的地方财政收入，又更容易凸现政绩，获得升迁机会。而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政绩难以显现，一般只要不出“乱子”就行。如果中央政府在考评地方政府的政绩和能力时更侧重于以GDP增长、财政收入增加等显性指标作为依据，就会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的行为偏好。 （二）土地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土地出让博弈。 土地开发商在博弈中有两种战略可以选择：留在本地投资或转移别地投资；地方政府也有两种战略：按照市场价出让土地或者低于市场价出让土地。若地方政府以市场价5单位高价出让土地，开发商将（威胁）转移到别地投资，获得7单位收益，而地方政府收益则为0；若地方政府以3单位低价出让土地，开发商留下投资，获得8单位收益，地方政府获得6单位收益（包括3单位的土地出让收益和3单位的税收增长）。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土地出让博弈 地方政府 低价土地 高价土地 7 0 70 8 6 68 土地开发商 显然，在这个博弈中只有一个纳什均衡（低价土地，留下），即地方政府面对土地开发商转移投资的可置信威胁，为使自身收益最大化，不得不以低价出让土地，否则他将一无所获。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各地为招商引资竞相降低土地出让价格的现象。 （三）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之间的征地安置博弈。 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有两种安置战略：一种是不降低失地农民效益的高标准安置，另一种是降低失地农民效益的低标准安置；失地农民也有两种战略：支持征地或者抵制征地。在以3单位低价出让土地，并获得3单位的税收增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若采取高标准安置战略，需要转移1单位税收增长补助安置支出，净收益为2单位；若采取低标准安置战略，则不仅不需要补助安置支出，还有1单位的土地出让收入剩余，净收益为4单位。前文已经证明，若地方政府实行高标准安置，农民支持征地；若实行低标准安置，农民则抵制征地。而农民抵制将延缓征地工作，使开发商的项目不能及时开工，利益受损，开发商将转移投资，地方政府收益又变为0。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征地安置博弈（1） 地方政府 低标准安置 高标准安置 2 0 ―― ―― 4 2 失地农民 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为（高标准安置，支持）。然而，它的出现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地方政府必须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农民的抵制问题。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拥有强行征用的权力，那么他就可以在实行低标准安置的情况下确保征地按时完成。此时，支付矩阵如表3所示。 表3 征地安置博弈（2） 地方政府 （低标准安置 强行征地） （高标准安置） 2 4 ― &nbs p; ― ―― 4 2 失地农民 这样，均衡状态就由原来的（高标准安置，支持）变为（低标准安置 强制征地，抵制）。当然，这种由政府行政强制力保证的均衡状态，只会导致失地农民与和政府的对抗升级，双方矛盾不断加深，最终使征地安置制度变得无效。 综上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现行以“低标准安置、强行征地、抵制”为特征的征地安置制度，是征地所涉各方追求自身利益的博弈结果；第二，这种失效的征地安置制度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在于：（1）中央政府片面重视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和政绩考核观，促使地方政府只重经济发展，不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2）政府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地规范和约束，政府及其官员往往为了自身利益利用行政权力与民争利；（3）农民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政府可以随意侵犯。 四、重构我国征地安置制度的若干设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重构我国征地安置制度的若干设想。 （一）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纠正片面重视GDP增长的政绩考核法，把维护农民权益、改善农民生活、获得农民支持作为考评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 （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修改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政府只能对公益性用地行使征地权，具体规定公益性用地的范围以及必经的征地审批程序，同时建立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法院主导的征地监督机制和争议处理机制；对于法定范围之外的其它非公益性用地，明确规定由农民和土地需求者直接协商交易，政府不得参与买卖、经营；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对土地总供需进行宏观调控，对土地用途、土地市场进行必要监管，对土地市场流转的缺陷予以弥补，依法征税和办理相关手续等。 （三）严格保护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农民的长期承包权。及时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在维持农村集体的土地终极所有权的情况下，明确规定农民在法定的承包期内完整而充分地拥有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权统一的土地承包权，并制订具体规定予以严格保护。 （四）按照不减少农民利益的原则，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失地农民安置制度，维护失地农民在生存、就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具体措施可以是： 1、创新土地流转制度，合理补偿失地农民。逐步改变政府垄断经营土地一级市场的体制。对于非公益性用地，允许农民通过土地市场，以转让、出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提供给土地使用者，或者获得一次性高额土地出让金，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定期收取租金或红利，获得稳定收入来源。对于公益性用地，政府征用时也应参照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失地农民给予合理补偿，总体上不降低其原有的生活水平。 2、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对于被征地的农民，政府应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免费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自主创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对其在城市就业和自主创业给予优惠政策；规定用地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招用被征地人员；适当采取计划手段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人员安排到财政供款单位从事后勤服务工作等。政府还可预留一定面积土地给被征地农民兴办第三产业，帮助其自谋职业。对于通过市场交易失去土地的农民，政府应积极为其从事非农产业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取消各种不利于其进城就业和创业的歧视性、限制性政策。 3、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所有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确保失地农民的基本生存。 4、建立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中老年失地人员，无论是因为政府征用还是因为市场交易而失地，都应强制性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确保中老年失地农民“老有所养”。失地农民参保所需费用，属于被征地的，由政府财政直接补贴；属于通过市场出让土地的，由政府按规定从土地出让金中征收。 5、建立与农村地区相适应的互助医疗保险制度，引导失地农民参保，满足其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失地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于被征地人员，政府适当给予医疗保险补贴。 主要参考文献 1．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通过。 2．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8月29日修订。 3．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29日通过。 4.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6. 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4页。 7.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389－397页 8. 鲍海君、吴次芳：《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管理世界》，2002年第10期，第37－42页。 9．郁 池：《农民土地被征用后的安置问题不容忽视――对张家港市杨舍镇的调查报告》，《中国就业》，2003年第4期，第35－37页。 10．沈开举：《土地征用问题严重》，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网，2011年3月。 11. 农民日报：《2003年耕地与农民权益问题备忘录》，载于农业部中国农业信息网，2003年12月22日。 12．新华社：《4000万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受关注》，《南方都市报》，2011年3月3日。

征地制度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 税收征收管理法 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税收征收管理模式

2013年6月7日，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此次的修正稿是经历了近五年的不断完善才最终形成本次修正案版本。此次的修订内容有限，主要从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其他部门和机构对征税信息的报告义务以及增大对征税管理的内容。对于我国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和模式，修正案并没有做出具体更改。本文将总结主要境外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制度模式，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对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提出相关意见，以及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体系建设和完善。

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内涵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基本内涵可以从其名字上得出，是规定和规范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总称。对于具体何为税收征收管理，则是一种相应达到税收管理目的和税收征收目标的一种手段。 从法律制度的性质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属于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行政执行法律制度，其内容的依据是我国税收相关法律制度和行政法律制度。法律性质而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确定纳税主体或者执行主体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使用了正常的征总方式。另一方面，税收管理制度更多是对纳税主体的约束，能够对正常纳总主体的纳税行为进行管理，对违规的行为进行定性。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税收和税收法律规范发挥作用，同时也能够节约征税的成本。

从内容上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在理论上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提出应当将税收行政执法和具体的税收内部管理都纳入到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来，前者会包括登记、税收执行程序、税收案例处理程序以及稽查管理等。而后者的税收的内部管理，则会涉及到税收整体规划、减免和各税务机关关系等内容。

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理论包括税收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税收目标的不确定风险理论以及税收遵从理论。这些基本理论从不同税收主体为出发点，得出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价值，在有效的、降低税收成本的基础上来完成税收目标，提高各主体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效率和自身价值。

二、境外主要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研究

（一）美国

美国是全球税收管理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有着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基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各方主体：纳税人、征税主体和中介机构，其行为准则和法律地位都由法律进行明确，任何一方在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都是具有平等法律地位。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美国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税收征收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

税收征收过程中，无论对于征税主体还是中介机构而言，都将服务理论贯彻始终。例如充分发挥税收制度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功能，对于低收入人群，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障他们的税收减免权利，同时有中介机构保证这些减免能够最终由相应的人群所享受。

2.个人纳税主体和信息互通

个人纳税主体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有完善的信息跟踪制度，完全由其社会安全号来确定每个人的税收信息。利用现代化的征税工具，与银行、工商等部门建立了机构之间互享信息的平台，能够有效监管个人纳税主体的各项日常消费、收入情况，并建立了全国能够共享的数据中心，确保税收的公平和效率。

3.税收征收管理的监管力度非常强

监管力度主要体现在税收征收管理人员的组成结构方面，美国有强有力的税务审计能力，采用严格的审计方式对纳税人进行监管。一般纳税人在这种严格监管之下，漏税行为变得很难逃过处罚，形成了良性的、有效的约束机制。

（二）加拿大

从基本社会背景而言，加拿大具有经济发展较为稳健、人口密度小和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加拿大的税收征收管理经历过三次较大的税收管理改革。目前所形成的是一种具有混合特征的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并且充分发挥纳税主体的税收申报，税务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税收管理体制。

1.税收征收管理主体具有多层次性

税收征收管理主体的多层次性是由联邦的制的国家制度所决定的，加拿大同时存在全国级别的税收征收管理主体、州级别主体和市级别管理主体。三者之间相互独立，并将这种独立性延伸到包括税种、征收方式或者纳税人的分类等方面。例如，市级别的就会负责市级别范围内的财产税的征收和管理，而部级别则是整体信息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2.多样的纳税申报和评审体系

多样的纳税申报制度是一种赋予了纳税人更多自由的制度，其中纳税人对税收可以自由进行纳税申报，其中包括比例，只是这种申报最终要由相关征收管理机关进行审核。随着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上申报的比重逐年提高，并且税收缴纳的方式也以电子交易为主，例如通过银行电子银行进行扣缴，或者直接通过网络账单进行单向的支付。

评审体系为了实现税收征收的公平性，对不同情况的纳税主体分别采取不同的评审体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四种评估方式：一般、快速、再审和文书评审四种。对于海外税收征收管理，主要通过与其也国家签订的双边税收协议进行约定。

3.完善的纳税服务措施

加拿大在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方面一直致力于能够使纳税人能够在不受其他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的干预下能够主动、自由和准确地进行纳税的申报，使其不再成为纳税人的一种负担。因为纳税本身就已经使纳税人具有强制性的国家义务，而税收征收不能够再变相地增加纳税人的时间和精力等成本。

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加拿大在税收宣传和咨询服务方面进行了长期、稳定地努力，使民众能够在纳税理念上更进一步，使后续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变得简单执行，不需要再执行过程中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培训。与此同时，还注重对中介机构的服务进行高标准、严要求，增加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的志愿者参与度，减轻执行层面纳税主体的负担和民众的基本服务需求。

（三）日本

日本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具有大陆法系的基本特点，具有较为完善的成文法基础，对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进行了概括。以此为基础，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也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特征显明的体系。

1.针对不同纳税人类别制定不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在这种区别和差异主要源于日本基本的税收征收是由纳税人自由申报的，只是在自由申报过程中，依纳税主体的各项信息分成不同类别。最为特色的是同的纳税主体所使用的纳税申报表格颜色具有差异，蓝色是对于具有较高认知水平的纳税人，目前大多数人使用蓝色申报表。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使用白色申报表，则变相成为一种对纳税人的处罚。

2.严格的税收调查制度

调查制度是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成本较高的措施，因而为了能够提高效率，日本将调查制度分为三大类：日常调查、书面调查和特别调查。最后一种特别调查，只有出现金额较大和影响较为恶劣的案件进行外，一般不会启动。调查制度本身有着严格的法律程序和限制，在信息互享方面，调查过程中能够经过法院授权获得调查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权利。日本这种调查制度一方面避免了法律理论中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能够有效提高调查的效率。

3.严格的税收征收管理中介机构制度

从事税收征收管理的中介机构或者服务机构，在日本称之为税理士，如同各国的律师法、税务师法一样，有着严格的考试准入制度和自律体系。

（四）荷兰

荷兰在西欧的人口密度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却不落后于其他国家，所仰仗的就是其先进的税收制度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1.税收征收管理机构依不同纳税主体设立

荷兰将纳税主体依据不同的规模进行分类：个人、大公司、小公司以及进出口纳税主体。针对不同的纳税主体，荷兰专门设立了四类别的税收征收管理机构。这种税收征收管理方式能够有效的提高管理的便捷性，无论是对纳税主体还是征税主体，能够有效节约征税的成本。

2.有效处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的关系

税收征收管理关系的核心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两者之间的关系融洽和达到共赢时才能够实现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价值。荷兰当局通过对两个主体进行不同的教育和约束，形成了一种双方合作的良好关系。对于纳税人而言，主要是进行有效纳税理念教育，注重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对于征税实施主体，则是通过提高服务理念，同时接受纳税人的意见等方面实现。

3.建立了有效的信息收集体系

荷兰在很早就建立了有效的信息系统对个人投资者和其他纳税主体的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形成完备的数据系统。在搜集相关信息时，对税收相关的信息进行广泛搜集，能够对未来纳税人的纳税预期进行有效判断。

三、境外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2013年6月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中对于原法并没有做太多修改，对于税收征收的理念也没有将理论界所讨论的结果纳入进来。在此，以境外主要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为基础，得出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未来发展的主向和路径。目前的修正案仅是对个别条文的修订，未触及基本原则和理念。笔者认为应当对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理念、制度的基本模式和具体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三个层面进行完善。

（一）转变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理念

将服务理念贯彻于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本着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完成基本的税收目标。本次修正案中建议将本法的名称中加入“服务”二字，使着重于管理的法向服务法转变。

（二）转变基本的税收征收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模式在制度层面已经形成以申报和服务为基础的模式，但实际操作和执行方面由于地区差异和原先粗放型业务模式的影响，并未实际发挥作用。在此，建议能够针对不同的地区和税种，设立操作细则，使征收管理模式的执行上不偏移。

（三）实现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具体措施

征地制度论文篇4

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都是作者的权利，但是引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就要列出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也是具有法律效益的，同时也是防止让人误会是抄袭他人的学术研究。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物业税论文参考文献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物业税论文参考文献：

［1］徐彬.国外物业税经验借鉴及我国开征物业税难点分析［J］.理论课，2005，（09）.

［2］白云.西方典型发达国家物业税发展情况比较研究［J］.河北法学，2006，（05）.

［3］肖亮亮.国际物业税征收的经验及借鉴［J］.商业时代·理论，2005，（12）.

［4］刘隆亨.财产税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魏晓峰.外国房地产税制比较及对我国物业税改革的借鉴［J］.会计之友，2005，（05）.

［6］李杰、陈龙乾.物业税的国际比较与我国征收的利弊分析［N］.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08）.

物业税论文参考文献：

[1]兰相洁.美国征收物业税的经验与启示[J].上海房地，2008，（4）：39.

[2]刘恒.物业税的开征及其难点透析[J].涉外税务，2004，（4）：8.

[3]王远芳.我国房地产税收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首都经贸大学，2006，（3）：22.

[4]陈晴.影响物业税开征的法律因素及其制度设计[J].现代财经，2006，（5）：74.

[5]陈林锋.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构建[J].科技资讯，2006，（36）：133.

[6]李蕴，朱雨可.美国房地产体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3，（12）.

[7]樊丽明，李文.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J].税务研究，2004，（9）.

物业税论文参考文献：

[1]许一：“我国开征物业税初探”，《.财会研究》

[2]韩世同：“对开征物业税的研究与思考”，南方网

[3]隆国强：《美国的财产税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德克萨斯州为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中国税制改革与发展编辑部编：《2002年中国税官论税制改革（上卷）》，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5]耿星：“开征物业税中的评估问题”，《税务研究》，2004年第4期

[6]欧阳华生：“我国物业税制要素的初步构想”，《涉外税务》，2005年第3期

征地制度论文篇5

一、加强理论学习，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

加强理论学习，是确保征信管理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指向明灯，是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工作目标的根本保证。在工作中，我时刻关注理论发展的新动向，以先进理论指导具体工作。在总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讨论会上，精心准备，总结交流心得体会，得到领导肯定。结合征信立法工作，加强调研，在调研中深入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机关党委将本人撰写提交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创征信管理新局面系列调研”之《征信立法研究报告》作为人民银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调研报告推荐给中央国家工委。

二、积极参与制定《征信管理条例》，已获行长办公会专题讨论原则通过

积极推动出台《征信管理条例》，一直是近年来总行征信管理局的重点工作之一。经过前几年的探索和积淀，征信立法的条件正越来越成熟。根据国务院法制办2008年1月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社会信用体系法制建设专项工作的工作安排》，总行于年内向国务院法制办上报《征信管理条例（送审稿）》。总行领导运筹帷幄，果断决策，全局上下协同作战，殚精竭虑，《条例》的立法工作正稳步加快推进，现已取得重大进展。

本人全程参与了《条例》的制定。先后参与了对地方信用立法、信用服务市场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情况的调研，直接执笔或参与撰写了相关调研报告；多次对征信的概念内涵、行业发展模式、业务种类、业务管理方式、许可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根据国务院新“三定”方案对人民银行征信管理职责的调整，对2002年上报国务院的《征信管理条例（代拟稿）》及近几年来形成的数个条例草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多次参加了征信管理局、条法司以及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组织的征信立法专题讨论会及内部改稿会；积极听取和学习了有关专家、学者对《条例》制定中诸如征信的概念和边界、征信管理的出发点、征信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征信管理的手段、方式等诸多重要议题的意见和建议；较准确地领悟和贯彻落实了总行领导的有关指示精神，所提意见较好的被《条例》采纳吸收。12月5日，《征信管理条例》已经行长办公会专题讨论并原则通过

。

三、根据立法工作需要，着力就相关重点征信法律制度进行专题研究

一是开展了地方信用立法的调查。为理清征信体系建设与地方信用体系建设的关系，参与完成了《地方征信立法的分析与评价》研究报告；二是对我国征信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撰写了《论我国征信发展模式——以征信产品的公共属性为视角》，得到局领导好评；三是为摸清各类征信机构的市场定位、经营状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设计促进征信服务市场发展的制度措施，完成了《关于我国征信市场发展状况的报告》，签报苏宁副行长，并送条法司、人事司阅；四是通过国际金融公司了解国际数据跨境流动与保护问题的做法，组织重点出口企业和相关商业银行召开座谈会，就征信数据跨境流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并结合美国、欧盟处理征信数据跨境流动的经验，完成了《欧美数据跨境流动比较研究》。《关于我国征信市场发展状况的报告》和《欧美数据跨境流动比较研究》两篇成果入选征信管理局即将出版的《征信管理专题研究报告》和《世界版图下的征信业——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征信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两部书稿，目前两部书稿已交金融出版社审稿；五是借鉴国外征信立法经验，采它山之石以攻玉，在处领导的直接指导和亲切关心下，组建了国外征信理论与实务研究小组，完成了《美国平等信用机会法研究与启示》，被《参阅件》采用。

四、积极关注征信系统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根据领导指示，提出完善建议

xxxx年以来，根据局、处领导的指示，本人密切关注征信系统和征信市场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就商业银行合规使用信用信息、个人异议受理及处理情况、征信诉讼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密切跟踪有关有关诉讼案件，向有关分支行提出了妥善处理诉讼案件的建设性意见；直接与当事人积极友好地沟通，宣传有关政策，化解纠纷，妥善处理了公民来信和投诉事件；根据苏行长对征信中心《关于个人征信系统异议处理流程及解决其中存在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研提了意见和建议签报苏行长；为尽快建立涉及人民银行分支行征信管理部门、征信中心和商业银行关于异议处理、投诉、诉讼情况的报告制度，完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个人征信异议处理、投诉和诉讼案例报告制度的通知》的签报，近期即将以行发文。

五、其他工作

一是日常公文办理。本年度较高质量地办理

办结签报、会签文件、请示件、通知、公民来信等各类公文数十件，提高了公文处理水平；二是认真办理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提出的与征信管理工作有关的议案、提案和建议；三是着手研究《条例》出台后的释义和有关配套制度建设。如制定《征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不同类型的征信机构明确准入及监管措施，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又如按照征信分类监管的原则，借鉴国际经验，制定一系列征信机构业务操作规范及指引，规范征信机构经营行为，再如制定征信活动异议处理规程，明确征信投诉、举报处理程序，切实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等；四是多次参加征信管理有关的培训班和研讨会，提高了征信管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六、一点感想

征地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房产税，影响，政策建议

 

一 引言

2010年六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在《意见》中，提出了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这体现了国家对房产税推行的支持和对之前房产税改试点的认可。同时，上海正在酝酿成为房产税的试点城市，并且推出了几套有关房产税改革的方案。针对我国现阶段是否具备条件征收房地产税以及房产税征收后对我国经济将产生何种影响，国内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相关论证。贾康（2010）认为我国经济处于有支撑力的阶段加之世界各国征收房地产税的经验，当前即是征收房产税的最佳时机。刘尚希（2010）则认为我国现阶段推出房产税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考虑，房价上涨因素是多方面的，单靠征税是无法有效解决房价过快上涨的问题。论文大全。以上学者从我国国内的某个方面论证了现在征收房地产税的可行性，但没有综合我国现阶段的综合情况进行说明现阶段我国房地产税征收的可能性。本文将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客观情况以及征收房产税后对我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说明我国的房地产税征收还不具备条件。

二 房产税的含义以及我国当前制约房产税征收的条件

房地产税，又称房屋税，是国家以房产作为课税对象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1]。其中，房产税的计价依据通常是根据房屋余值或者按照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征收。论文大全。我国早在1986年就开始征收房产税，但只是针对经营性用房征税，个人拥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现阶段，面对着我国一方面房价不断地攀升，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房产税的征收将对我国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笔者从多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房产税征收的条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征收房地产税的时机还未成熟。

1、房产税征收存在技术性困难。我国当前出台房产税主要目的是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因此，房产税的征收也主要针对的是投机性买房的人群。如何界定房产税的征收对象即投机性房产将是一个技术性的困难。如果按照上海市征收房产税的方案即按照每户人购买房产的数量进行征收，显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市场经济下，人们有合理配置私有财产的权利，如果按照多买多收的原则征收是一种变相的掠夺。除此之外，由于征收房产税需要有专门的机构评估其价值，但目前我国房产评估人员与机构数量与当前房屋数量比例明显失调，这也是制约我国房产税征收的一个技术条件。

2、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垄断权利将抵消房产税抑制房价的效果。我国房价高速上涨的很大部分原因归咎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供给，造成房地产厂商对于房屋数量的有限控制，进而是房价攀升。论文大全。如果只是通过采用房产税的方式来抑制房价的上涨实际上会更加增大了消费者的负担而对抑制房价的作用却不会很显著。因此，在中国当前对土地买卖还没有放开的前提下，征收房产税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3、我国现阶段对于房产产权的界定不明确。税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征税对象，即征税对象必须是明确的，产权确定。但是，现阶段，由于我国居民对于房屋只有70年的所有权，并且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是分开的，这就导致了征税过程中征税过程中对于征税对象主体界定的困难以及由此造成混乱的现象。因此，由于房产税所征主体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征税的不公平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

三 征收房产税对居民和整个经济的影响

1、对于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收入紧张的局面，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同时，房产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卖地生财”的行为，为抑制我国过高的房价起到一定的作用。开征房地产还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与中央政府财政的需求，有利于国家政府其他事务的开展，有利于国家事务的自由支配权。

2、对于购房投资者，此次我国政府开征房产税的主要目的是打压我国投资者投资买房的行为，按照目前上海市已经出台的房产税的征收方法，如果购房者购买房屋的数量增多，相应的房产税缴纳的数量也会增多。因此，房产税对于购房投资者来说可以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由于房产税以其固定性的特征，征收房产税对于房价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主要原因还是风险的固定可控。由于政府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运行，房产税的税率不可能很高，因此房产税的相对低税率是固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房产税限制投资者的作用。

3、对于普通购房者，虽然政府征收房产税的初衷是温和地进行房价的调控，但是由于税收具有普遍性，在对投资购房者进行征税的同时，也从普通购房者手中征收了比例更大的税收。这对于购房者来说更加增加了其购房的费用支出，增加了其家庭的负担，笔者认为此次房产税的实施和改革真正受益的是政府。

四 如何进行房产税的改革

首先，改革房产税的征收税率，实行差别税率。税收的一大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由于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实行的是固定税率的制度，即房产税按房屋余值征收，税率1.2%，按照租金征收，税率12%，实际上不仅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而且还会加大实际购买房屋者的负担。改革房产税征收制度可以从购买房屋数量上规定不同的税率，实行累进税率的制度，这样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可以起到降低房价的效果。

其次，实行以评估值代替固定值作为计税依据的措施。现阶段，面对我国房价高速增长的态势，实行以评估值作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税收以市场变化为依据的重要举措。当房价上涨时，则房产税按照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也相应的增加，当房价下降使，房产税也相应的降低，这解决了房价随市场变化但房产税缺乏弹性的弊端，也有效起到调节房市的作用。

最后，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现状实行不同的税率。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房价在不同地区不尽相同。在我国房地产的一线城市和西部内陆城市有关房产税应该实行差别的累进税率，这样可以针对不同地区调节房地产市场还可以促进我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1]韩雪. 我国房地产税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建议[J].特区经济，2010（06）

[2]易宪容. 应该征收房产税[J].沪港经济，2010,(07)

[3]徐涵柏. 房产税对楼市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0（26）

[4] 李彬. 探析房产税对房价调控的作用[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05）

[5] 韩雪. 我国房产税税制的改革和完善[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0（04）

[1]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征地制度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营改增 作用问题

中图分类号： D922.22 文献标识码： A

“营改增”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所谓“营改增”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简称，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能消除重复征税的现象，从而减轻社会的税负压力，但是营改增牵扯到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地方新增税种的开辟，以及机构和人员的变动等问题。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作用

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而营业税是我国的地方的第一大税种，长期以来，我国的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征收的，工业和商业企业主要征收增值税，服务业、不动产、无形资产等主要征收营业税，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两税并存的弊端日益显现。

第一,“营改增”起到的作用是减税的作用。营改增全面推开，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预估减税规模达到了1200亿。中国的增值税营业税并行体制下，营业税按照企业的销售额或营业额征收，无法抵扣，这就是造成了重复征税。对一些中间环节偏多的行业，因每一道环节都征收营业税，会增加企业的是税负，企业为减免税负，偏向大而全的企业发展方向，这也阻碍了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进程。

第二，“营改增”实现了税收制度的改革，简单说是“改制”——改革了税收制度。这怎么去理解？只涉及到两个税种怎么能说是改制呢？其实它的影响不仅是这两个税种，而是对整个税收制度产生影响。原来征收营业税，替代了营业税后，整个税制得到进一步简化，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简化税制，尽可能减少税种。现代的税制是复合税制，多层次、多环节征收，非单一税制。但复合税制并不意味着要很多税种，如此会使税制非常复杂。所以简化税制有利于降低征管成本，有利于沟通，尤其是便于社会理解此税制。在这个角度上，营改增实现了我们整个税制的进一步简化。

第三，对中小微企业税负减轻的力度最大。“营改增”本身对中小微企业有减税效果。对中小微企业减税效果和对大企业减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一是就业。中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把他们激活了意味着稳定了就业；二是不仅稳定了就业，更有利于扩大就业。为何？税负减轻了，等于创业的门槛降低了，任何创业都是从小到大，不可能创业就是大企，从小企开始创业，创业门槛降低意味着潜在的创业者增多，从潜在的创业者变成现实的创业者更容易了。此意义上岗位多了，就业就扩大了。所以不仅是稳定现有企业的岗位、稳定就业，同时有利于扩大就业。由此还可以推出一个结论：有创业的激励作用。门槛降低了，原来不想创业的人想创业了，想创业的人真的创业了。现在强调微观搞活了，实际是激活它，“营改增”在这方面产生的效果相当明显。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所造成的问题

第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可用财力减少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目前的分税制体制下，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营业税又是地方政府收入，即便税收收入不变，地方政府收入也会减少75%。基于现实，中央决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暂时搁置了在收入分配上的争议，而优先考虑了增值税制度变革目标，但这并不是长远之计，当试点推向全国，或是要进行增值税立法时，这一分享比例就不得不尘埃落定了，这是增值税扩围将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此时地方将缺乏能提供稳定收入的主体税种，虽然从理论上，房产税能担当地方主体税种的角色，但我国房产税尚处于试点阶段，短期内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而呼声很高的资源税也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担任地方税种的龙头。或者按照现行试点的方案，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那么理论上也存在地方财力小幅缺口弥补问题，是开征新的地方税源，还是加大中央的财政转移力度，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二，分设国、地两套机构是推行分税制的产物，在我国的税收征管系统中，存在国税和地税两套人马，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后，如何协调两套系统之间的关系。营业税原来都是地方税务局征的，现在如果一部分营业税改成增值税的话，到底是由国税局还是地税局征，在征收管理方面还需要协调一下。税务机构“合二为一”，固然能够从根本上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减轻纳税人的负担，避免“抢税”矛盾，而且纳税人、企业要同时到两个税务局注册登记，而且同时有两个税务局上门找你收税，或者同时要到两个税务局大厅报税，纳税成本比较高。从降低纳税成本和经济学界的角度来说，合并比较好，但涉及到人怎么安排的问题，税务机构将要面临的是减员，还有领导干部的重新配置安排问题也很棘手，这也许才正是国税地税合并的难点之所在。

第三，现行的分税制是中央先行决定与省以下分税，然后是省决定与市以下分税。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到后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源。目前其实就是要通过“省管县”的财政体系的调整，来保障县一级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的财力投入。财力是当务之急，用财政体制，保障县一级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约束县一级财力的滥用。因此，当我们在研究如何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涉及营业税转征增值税的整个财政体制的问题。

在增值税“扩围”后，为了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一个思路是相应提高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然而，这显然会进一步加剧现行增值税收入分享体制的弊病。鉴于此，希望能够借着增值税“扩围”这一契机，重新构建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体制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体制中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从而获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将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最后，“营改增”可能只是拉开未来中国改革帷幕的一点，从经济发展角度，地方政府越来越要求多中心治理的架构和当前中央集权的经济治理架构有矛盾冲突，所以开启了分税制的大幕，但仅仅有“营改增”是不够的，还将出现更多的税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1】楼继伟，《中国政府之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国财政出版社2013年出版

【2】刘尚希，《分税制的是与非》，《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7期

【3】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4】李琪，《我国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浅析》【J】财经届，2012年

【5】刘隆亨，中国财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征地制度论文篇8

一、领导重视，正在形成行业廉政文化建设格局

今年我局在全省公路、稽征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工作，局党委高度重视，制定下发了《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活动的实施方案》，并确定集中开展推优学模、读文思廉、警示教育、家庭助廉、上廉政党课、办廉政专刊和宣传栏、理论征文和编写格言警句、廉政文化演讲和知识竞赛、廉政文化书画摄影展、“四优”文明科室评选等十项活动，在全行业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年，落实廉政文化“进机关、进基层、进家庭、进工地”等“四进”活动，并提出在20__年基本形成公路、稽征行业廉政文化长效建设的目标。省局成立了廉政文化建设专项工作办公室，在人员、经费上提供保障，建立了工作联系、情况通报等制度，制定了工作考评办法，保证廉政文化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在活动中，各单位坚持党委领导是关键。局党委始终坚持把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今年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贯穿于反商业贿赂工作的全过程，坚持“统筹规划、跟踪检查、阶段考核”相结合，逐步推进全省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年初在福州召开的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对廉政文化建设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明确了各参建单位的工作目标和任务。5月局廉政办到基层各单位进行调研和指导，根据各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6月份局党委在东山召开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并明确了下阶段的工作重点。8月，结合行风建设和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督查，由局领导带队对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各参建单位的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参加这次活动的22个单位，党政一把手担任专项工作机构领导，工作经常过问，活动积极参加；有的单位充分借鉴其他单位的建设成果，着手完善了活动的实施方案，调整工作思路,为活动的稳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领导和组织保证。

党委领导是关键，行政支持则是基础。省局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专项活动经费；绝大多数单位行政领导在公路、稽征各项工作任务重、工作紧的情况下，并未放松廉政文化这项工作，坚持通过上党课、会议、下基层检查工作等多种形式加强组织、协调，同时克服行政经费紧张的困难，都能安排一块经费保证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厂、站、院和部分改制单位，能够力所能及地为活动的开展提供各种必要的条件和保障。同样，活动的开展离不开部门的参与和协调，此项活动牵头部门是纪检监察部门，但它离不开各部门的密切配合，政治处、工会、办公室及相关业务部门不仅能较好地完成各项分解任务，而且还把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果和经验融入各项管理工作和具体任务中，提升管理水平和层次，这也是前阶段各单位、各部门取得工作实效的有力保证。

二、创新载体，丰富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

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省局树立“以项目带活动”的理念，着重以开展廉政文化主题教育、以各种艺术形式的文化实践和廉政文化阵地建设为活动载体，注重指导、加强引导、鼓励创新；各单位紧扣实际，以干部职工是否容易接受、喜闻乐见，活动项目是否具有较好的参与性、趣味性、实效性为判断标准，设计系列廉政文化建设活动项目，策划项目活动的具体步骤和实施程序。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活动项目累计10个大项260多个子项，通过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系列活动搭建我局的“廉政教育工程”。

在活动的具体形式上，体现了“四个结合”，即：一是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即在坚持经常性的理论教育和反腐倡廉

教育的基础上，结合各单位的中心工作制定教育计划，开展生动活泼的廉政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建立廉政宣传网站、开展访贫问苦、在挂点村设立廉政书记架、开展稽征回访促廉勤、组织廉政知识竞赛、演唱廉政歌曲、征集廉政格言、开展廉政专题书画摄影比赛、组织廉政勤政典型巡回宣讲、反腐倡廉友情提示（如宁德市公路局为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算七个帐——政治帐、前途帐、经济帐、健康帐、家庭帐、名誉帐、自由帐）等一系列专题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激励和自律氛围。如福州、莆田市公路局通过教育倡廉、典型导廉、文艺颂廉，读文思廉、躬行践廉、谈话促廉等活动，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吸引力、感染力、互动力和渗透力。漳州稽征处扣紧“树廉政交通新形象”的主题，开展了一次警示教育、一次廉政座谈会、一次知识竞赛、一次歌咏晚会等“十一个”系列活动，运用文化特有功能，拓宽宣传教育领域和空间。二是警示教育与典范教育相结合：针对典型案件联系本单位实际进行反思和对照检查，推选工作中各方面的先进典型进行现身说法，树立典型。如省局领导向全体机关干部上党课，深入剖析了近年来公路、稽征系统发生的案例，以案释教，向干部职工提出了具体的廉政要求。福州稽征处在全处范围内推选在财务、行政执法、管理及领导班子等方面的6位先进典型，在全处大会进行宣讲活动，让党员干部从中得到启迪，思想灵魂得到净化。在此基础上，省局正在筹备组建勤政廉政先进典型巡讲团，在全省公路、稽征系统推选2个领导班子、5名先进典型，将在进行全省宣讲，创新教育形式。三是党内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把党风廉政教育向党员干部的家庭延伸，广泛开展家庭助廉、争当“廉内助”等活动，构筑牢固的家庭反腐保廉防线。省局女工委开展了系列“家庭助廉”活动，做到开一次机关科以上“廉内助”座谈会，举办一次以家庭健康生活为主题的讲座，向全省公路、稽征系统赠送一批家庭教育DVD光盘，组织一次“文明家庭”评选活动，营建良好的家庭廉政氛围。厦门稽征处制定了“文明家庭评比”的三年规划，从工作机制上推进家庭廉政教育向纵深发展。

三、突出重点，积极引导职工群众广泛参与

公路、稽征系统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省局文件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把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与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相结合，与推进各项公路、稽征工作相结合，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相结合，认认真真地布置到“底”（各级），扎扎实实落实到“边”（各项工作），通过抓项目促活动，抓机关带基层，有重点、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对广大干部的廉政宣传教育。

我局开展廉政文化教育以职工群众为主体，充分发挥了领导力量较强、职工素质较高、党员比例较大以及相应机构较为健全等组织、行业文化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从机关到基层，动员广大职工投入到行业廉政文化建设之中。省局通过适时举办全省公路、稽征系统的知识竞赛、廉政摄影书画展、廉政文化理论征文等大型活动，以点带面，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8月中旬，省局在书面笔试竞赛和各单位举办廉政文化建设知识竞赛基础上，举办了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知识竞赛活动。在书面笔试竞赛阶段，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共有9029位职工参加，占职工总数的80.12％，其中公路系统有7371位职工参加，稽征系统（含厂、院、站）有1816位职工（含部分离退休职工、合同工）参加；在组队竞赛阶段，各单位按照局党委的竞赛要求做了充分准备，累计组织了200个代表队，600多位队员参加竞赛，各单位从中选拔参赛人员，组成23个代表队参加省局竞赛。通过活动，强化了广大干部职工廉洁自律的意识，营造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氛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单位在开展廉政文化活动中，从领导到一般干部、从党员到一般群众、从职工到家属，即是活动的教育对象，也都是活动的组织发动者，通过“上下互动”，拓展了廉政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促成每一位干部职工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对廉政价值核心的集体性认同。如漳州市公路局党委以围绕服务一个中心（公路工作中心）、建立两个机制（责任、考评机制）、实现三个推进（推进廉政建设、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和推进公路工作）统筹建设，取得明显效果，“全面组织、全员参与”的廉政文化建设格局基本形成。宁德稽征处以“满意在稽征”为目标，深入开展三项主题教育（展示廉政交通新形象，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贴心人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主题教育），重点落实七项廉政文化活动，营造了“人人参与、不断深化”的廉政氛围。厦门市公路局对党员干部从养成廉洁从政的官德人品，对普通职工从强化“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荣耻观着手，坚持廉政文化建设与弘扬行业精神职业道德相结合，在职工群众中树立清廉倡廉、尊廉崇廉的好风尚，逐步形成了“面向机关、面向基层、面向家庭、人人参与”的倡廉保廉立体工作模式，大大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的决心，增强反腐倡廉的各项工作的实效。

四、完善制度，不断夯实廉政文化的基础

许多单位将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把廉洁从业的要求纳入各项行政管理规章制度之中，贯穿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全过程，有效规范行政管理行为，提升了行政管理水平。

围绕公路、稽征工作的重点、热点和难点，省局通过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工作责任、程序，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关键作用。在公路建设方面，我局制定了《福建省国省道公路建设项目审核审批实施细则》、《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实施意见》,进一步简化普通公路建设项目的审核审批，加强对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在稽征管理方面，制订完善了《福建省公路稽征系统财会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了会计基础工作，严格会计核算，强化会计监督；修订了《房建管理办法》，加强投资控制,推进规范化管理；制定《公路稽征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等，用制度来约束和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机关管理方面，建立健全效能建设制度，强化工作纪律、作风，制定了《局机关车辆管理制度》、《机关考勤管理办法》、《四优科室考评办法》等。各单位也都能通过规范从业行为、制定业务往来廉洁公约等，使廉洁从业各项规定成为各项管理工作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做到文化规范与制度规范并举，强化了廉政文化服务于管理工作的功能。如南平市公路局把廉政文化融入工程建设管理，围绕人、财、物的权力运行，针对20__年发生案件暴露出的问题，重点加强了五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即：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不断完善谈话制度， 建立外出、外借人员一年一次廉政教育预约谈话制度；完善公路工程施工队伍廉政教育管理规定；制定工程管理人员廉政规定，建立“不合格工号”档案，实行工程质量与技术干部职称评聘、评先评优等挂钩；完善公路工程项目招投标制度；规范“整顿基层所站建设”活动。福州稽征处党委结合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查找问题,完善制度，在征费稽查方面，制定了《关于完善征费业务和办事规范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包干统缴等征费业务的通知》、《稽查工作规范化管理办法》、《违章车辆处理办理程序（软件）》等十多项规定；在管理方面，制定了《车辆管理办法》、《房建管理办法》、《股级干部选拔任用暂行办法》、《股级干部交流暂行办法》等八项制度；在财务方面，制定了《财务内控制度》等三项规定，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管理，初步建立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在廉政上构建了制度保障。

五、加强调研，提升行业廉政文化建设理论水平

在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年，我们坚持边实践边总结的原则，重视开展廉政文化理论研究工作，部署开展了廉政文化理论调研和征文活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探索廉政理论、行业文化理论、企业管理理论等，撰写了一批有一定理论性、实践性和探索性的理论文章。省局廉政文化课题组撰写了《福建省公路廉政文化的实践与思考》一文，在实践方面，深入总结了我省公路廉政文化建设实践的经验，在理论方面对廉政文化的内涵、结构、特征、功能、载体，廉政文化建设的原则、规律、特点、评估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创新。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纪检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在积极做好实际工作的同时，注重总结实践做法，提炼各种新鲜经验，对如何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规划和组织协调；如何树立廉政文化理念和规范广大职工廉洁从业行为，营造廉荣贪耻的廉政文化氛围；如何将廉政文化有机融入管理工作，发挥促进和保障作用；如何加快建立企业廉洁文化长效机制等，提出了比较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的过程，本身也是不断提升整体工作能力和业务知识水平的过程，开展廉政文化理论探讨对我局下一步形成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方面，对于不断拓展和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思路发挥了较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