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账本”

农村征地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面对这个话题，一方面出现了农民“跪访”事件，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农民“等着盼着”政府来征地。粗略一观，难辨是非。

本刊记者带着矛盾的心理和众多疑问兵分两路走访了我国南北地区的部分乡镇和农村，希望得到合理答案。

征地面面观

一路记者在几个星期前，走访了坐落在华北平原上的两个村庄，它们都因为在村内建设国家重点工程而被征用了大量土地。

其中一个村庄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范围，记者听到这里的村民介绍，“我们村里一共被征地1千亩左右，几乎每家农户都被或多或少征走一些，大都是岗坡地，这些地一共补偿了2700万，钱是由县南水北调办直接分发到农户手里。补偿标准一共分成四类：水浇地3万一亩，林地2万7千元一亩，旱地和它价钱差不多一亩地是2万6千多，最后还有一类是未利用地，我们就叫闲置用地，补的钱更少一些。”

在另一个村庄，当记者站在一位村民家门前远眺时，看到两条平行的线路，一条是京沪高铁专线，相隔不远的另一条是京港澳高速公路。村民说，“那个过汽车、火车的地方，过去就是我家的耕地。修高速公路已经是快20年的事情了，那时集体土地观念比较强，一亩地大概补了不到两千，持续补给10年，当时钱都到村里了，于是村里就把耕地整体打乱，重新分了一次。

前几年因为修高铁，先是村里来人丈量了一次地，后来镇里又来人丈量了一次地，他们把两个数进行对接，允许一个误差，最后相互承认再给钱。耕地一亩地补了3万1千元，再加上每亩补的青苗费500元。当时有人来解释，说这个数是按照近三年当地收入情况的6倍计算出来的。听说再往北边的矿区那里拿到的补偿比我们多，他们收入比我们这里高。

还有房子被征的，当时看见来了一群人，说是省里的评估团，给房子划了三个等级，装修过的房子比没装修的房子补的多，院子里的果树、水井也给补偿。房子比耕地补的多。补偿的钱是由乡里直接对户不对村，如果村里有公路这类公共设施被征走了，补偿的钱才算是村里的。”

当记者问道，村民对这些补偿是否都满意的时候，这位村民是这样回复的，“满意不满意的，既然国家来征地，就是政策，就得服从。”

以上被征地村民的真实写照或许是农村征地多种类型中最接近规范的一类。据了解，我国许多农村征地一亩地补偿给农民3?5万元，而土地拍卖后，每亩收益则可能达到几百万元。并且失地后的农民往往享受不到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

另一路记者来到南方小镇Y镇，C是镇里的干部，他的家原来就在镇下属的一个村里。对于农村土地征收的问题，他说：“这些年征地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了，每次都派不少人下去做工作。现在市里把土地分为城中村、乡镇所在地、城市郊区等五类，我们省的要求是每亩按照前三年的平均亩产量的6?8倍的标准来补偿农民，这较之以往的1.8万元一亩的价格上涨了不少。说实话，政府需要运营，也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我们也要有所计划，比如现在这里的土地卖出一亩大约25万，在完成三通一平之后还能结余多少，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L是这里的乡镇企业主，现在家里还留有一些耕地，他认为，这些年由于电视网络的普及，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已经大大扭转，农民不再是被动接受政策，大家渐渐的也都清楚了征地过程中存在的“猫腻”，暗箱操作也变得困难起来。农民既知道政策标准，也认识到了土地的市场价值。过去农村征地都是政府搞“一刀切”，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农民没什么话语权，近几年实行的土地产权确认逐渐强化了农民这方面的权利，很多时候不达到农民的条件征地是很困难的。

C先生也承认，过去的征地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水分，特别是在安置费这一块，“忽悠”的成分就更大了。“比如过去每亩补偿1.8万元，由市财政拨给下属乡镇，可是落实到村民头上能有70%（大概1.2万元）就不错了，当然不少村里可能还要截流一部分，而这些还是补偿费的部分。至于安置费，过去有些农民都没听说过（大概2007年以前），这部分钱是不给的。不过，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安置费方面，我们会替村民交养老保险。还有就是我们会帮助一些劳动力再就业，包括介绍工作，推荐岗位，联系人才市场等等。”

可是情况也并非那么乐观，记者听一位年轻的当地居民说：“现在交养老保险对于很多年纪偏大的人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不少都是采取一次结清的办法。年轻人又没这个观念，也就是想拿些钱了事。帮忙找工作的大都是做做样子，很多人本来就没有就业技能，只是简单的往人才市场一挂。”可见，如此一来政府的工作确实到位了，可是实际问题并没有解决，农村的结构性失业仍然长期存在。

征地的悖论

据了解，目前当地的农民还是很乐意政府来征地的，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一大笔收入，这对于经济欠发达的Y镇村民确实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然而，让人不解的是，这种心理伴随着土地纠纷上访同时存在，这看上去简直是一个悖论。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记者企图通过考察农民的经济行为来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L先生的指点下，记者算了一笔账。首先，一亩地一年究竟能产生多少市场价值？如果种水稻，一年按2000斤（目前杂交水稻最高能达到的产量）计，每百斤150元，除去人力等成本，年利润为1000元。而当地还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那么如果改种棉花，亩产600?800斤，按每百斤400?500元（500元已是这两年最高价），刨去成本，只剩2000元。按一人种5亩地来算，一年最多不过1万元，而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这个人将会非常忙碌，自然干不了别的事儿，也就是说种地的机会成本非常大。

换一种思路，如果把手头上的地卖了，那么按照该村的实际状况是每人一亩地（上述例子中的5亩是土地流转的结果），按照现在不到3万一亩的标准来看，似乎只要经过三年，农民就是要亏本的。不过，上文提到了种地的机会成本，即农民放弃种地而外出务工所得，如按每日100元来算，一年为3.6万元，何况从农民的口中得出的结论来看，似乎“打工”也要比种地轻松自在一些，而且繁华的城市更具有吸引力。从短期来看，农民种地的经济利润显然是负的；而长期来看，土地增值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又显得难以捉摸。这样一来，这笔账便变的复杂起来。

不过，从结果上来看，不少农民显然选择了后者，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据当地人说，目前基本是“50后”在种地，纯粹靠种地为经济来源的大约是70岁上下的老人。当然，这也不能说明问题。按照一个老人每天10元的生活标准来算（生活水平暂且不论），10年也需要大概4万元（这还是建立在期间物价水平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所假设的）。据另一位村民讲述：“农村的生活不比城市里的生活，如果说城里的生活是‘赚’出来的，农村的生活都是靠‘省’出来的。加上造房子、娶媳妇，这些钱一下子就会花光。”由此可见，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应该要比城市居民大得多。

关于时有发生的上访事件，C认为有一大部分还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前些年我们搞了一次征地，当时农民同意出让，不过之后他们把出让金花光了，可能又没有劳动力或者是没法就业，又没有地种，他们中很多人觉得当时自己不懂政策，没有争取到合理的补偿，也有其他情况的，总之就是没有收入来源，活不下去自然要上访了。要让农民满意，减少，还得从长远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现在的征地模式已经比以前规范了许多，农民的权利也得到了极大的保障，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征地问题，还是得从征地的后续政策来着手，完善失地农民的安置，包括养老保险、再就业等等。”

土地增值谁受益

土地增值部分的归属，一直是普遍争论的问题，通过此次调查，记者对此也有了更多了解。

首先我们需要从土地的买卖中将增值的部分分离出来。以建设用地为例，也就是建设用地价格减去原有农地价格。原有农地价格即是通过把农地年产值资本化，折算出其现值，也就是现行的每亩年产值市场价格的6-8倍的补偿值。包括村民的意愿产生的价格，即他的安置、养老等其他补偿。土地出售的价格以Y镇的每亩地25万元为例，得到的增值大约为每亩20万元。

其次就是分析每亩地的市场价格构成，其一，土地利用类型由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要进行土地平整等一系列工作，投入成本较大。此外单位建设用地上投入的资本、劳动力等非土地要素明显高于在农业用地上的投入量。相关资本的投入和积聚导致土地价值增加。其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的不断投入，投资环境的改善，也抬高了价格。其三，随着征地面积不断加大，土地必然会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从而抬高土地价值。（记者了解到，Y镇周边的发达县、乡土地已达每亩40?50万）。其四，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无疑成为垄断者（唯一买方），而在供给土地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同一地区内）是垄断者，垄断能产生超额的经济利润，这也是土地溢价的构成。对于前三者，似乎不该归农民所有，而最后一条应该是政府通过调控手段加以平衡的，属“国、民”共有。

记者从某市国土资源局了解到，目前征地的各项税费，占据了土地收入的很大比重，还有土地开发成本，这些都是要从土地增值中扣除的，最后地方财政能拿多少钱，不同地区相差的也很多，有些较发达地区的每亩能得到2成左右（不少地区可能大大低于此标准）。若以该比例，则Y镇大约能每亩获益4万元。

据了解，理论界对其收益分配的代表性观点有“涨价归公”“涨价归私”和“私公兼顾”三种，但是可以看到，目前流行的“涨价归私”论确实有其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