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文化论文范文

信贷文化论文篇1

银行信贷文化战略是商业银行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整体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金融同业竞争的升级，信贷文化竞争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倍受商业银行的关注。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要建设信贷文化，就应建设卓越的信贷文化，并通过信贷文化来体现和丰富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只有培育起广大信贷员工自觉献身于商业银行信贷事业的责任意识、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使之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源，人格化的银行信贷行为也就将会不再是一种带有强制性或被动性的行动，而是员工自我价值不断追求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以主人翁的积极姿态投身工作，使银行的意志变为全体信贷员工的共同意志，银行的目标变为全体信贷员工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商业银行应以价值为导向，重规模、重成本、重质量、重结构、重效益，深入挖掘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创新设计银行信贷目标文化模式，充分探索现代信贷文化战略，通过建立符合现代商业银行价值取向的信贷文化规范，培育与银行共同的价值观，体现管理者和员工的共同利益取向，来促使全体员工从精神、理念、风气、言行直至符号和环境都产生充分的认同和自觉，进而使这种价值体系被社会和客户认同。

2以管理为主线，夯实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基石

一是要加强组织与领导。要明确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银行信贷文化的组织管理工作，要分别从观念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员工道德行为规范、重点业务、“品牌”等方面总结典型经验，把经验加工成理念，把理念阐释为规范，使价值内化为信念，以制度约束行为，使规范行为形成习惯，再用先进的信贷文化观念教育和引导员工，调动广大员工积极争当信贷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以点带面，唱响文化旋律，尽展文化魅力，把信贷文化建设引向深入。

二是要加快培育与挖掘现代银行企业家。一方面，建设卓越的企业信贷文化，造就银行的核心人物——银行家尤其重要。他们作为银行全体员工的最优秀代表，是银行价值观和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中坚。另一方面，银行的个性出自银行的理念，银行的理念也就是银行家的理念。银行家作为成功银行的灵魂人物，是银行凝聚的核心，必然是银行信贷文化建设的首要主体，肩负重任。

三是要实现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有效结合。实践证明，只有将管理制度与人本主义有效结合，银行经营才能成功。建设以人为本、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企业文化中“人情化”管理的内涵，强调了环境因素与人本管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四是要建立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清洁工是不能代替银行行长的，但竞争机会应是均等的。因此，必须要建立与完善责权利相结合的机制，要让责权利的对等，体现在银行信贷运作的全部环节与要素，并且作为价值观念支配着每一个员工。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实际功效与牢固商业银行卓越信贷文化基石。

3以特色为品牌，增强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竞争力

特色就是品牌，特色就是竞争力。如果银行信贷没有特色，就等于没有品牌；没有品牌，就等于没有卓越的文化；没有卓越的文化，就难以有客户的绝对忠诚与市场的生命力。

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实施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品牌开发战略。信贷文化应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和创新服务，为商业银行增加盈利与创造效益服务；否则，银行信贷文化就会失去它的固本之源与应有意义。实施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品牌开发战略，就是要根据金融市场发展需求和客观规律，去提炼、开发与创造品牌。只有经过创意、包装和营销以及长期的市场培育并得到市场和客户认同的信贷产品、信贷观念等，才能成为叫得响、放得开与具有生命力的信贷品牌，才能升华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信贷文化。

二是要以客户为中心，以个性化服务为特色，增强银行信贷的竞争力。由于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性强的特点，因此，“客户”观念对于银行来说尤为重要。谁拥有让客户满意的品牌特色，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和持续发展的主动权。在为客户提供信贷服务的过程中，应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为目的，以个性化服务为特色，让“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贯穿于信贷文化定位、包装和营销的全过程，通过特色品牌积累和“特色效应”的放大，增强客户的品牌消费信心，巩固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保持同业竞争优势。

三是要以科技为手段，提高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仅可提高金融增长速度，还可提高金融增长的质量。技术领先，服务领先，文化领先。只有实现科技规划、科技开发、科技应用、科技创新与银行信贷业务的密切融合，实现信贷文化的科技双翼的成功打造，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竞争力才能获得更为实质有效的提升与飞跃。四是要以传统优势为基础，着力打造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品牌。国有商业银行分别在各自领域占有优势，如建设银行在中长期信用、项目融资、项目管理、工程预决算、投资咨询等业务方面，有着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拥有较高水平的专业队伍，享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在房地产金融、住房消费信贷等新型业务方面领先银行同业。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比较优势，把自己的优势核心产品塑造成客户忠诚度高、创新能力强、技术含量高、品质卓越的金融品牌，形成特色化的品牌竞争优势，再通过这些文化优势与品牌效应来拓展市场、赢得客户。

4以品质为生命，提升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品位与素养

创造文化的卓越品质与创造文化同等重要。

一是要综合治理各种不良的信贷文化。即要全面、正确地评估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现状，对信贷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利于商业银行信贷事业长远发展、不利于商业银行卓越信贷文化培育的各类信贷观念、信贷制度、信贷产品甚至信贷人员等，都要进行全面、彻底地清理、规范与整治，趋利除弊，以切实保证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先进性与卓越性。信贷文化要确立与保持自己应有的内核，如风险控制、稳健经营、强化管理、自觉约束、质量第一、规范运作等，要用实际、深远的眼光，以新形势下的信贷市场为导向，以品质为生命，全面分析、衡量信贷文化的市场潜力，提升信贷文化的品位。

二是要着力规划整合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内涵。即要将构建卓越的信贷文化当作是金融竞争新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任务，认真做好信贷文化课题研究。商业银行作为大型企业，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允许信贷文化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允许探索具有局部特色和地域特点的信贷文化表现形式，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内在涵养不能任意阐述，必须要有全局意识与整体概念。在信贷文化的统一规划与整合设计中，要将分散的文化相对集中，将信贷理念、服务客户的价值观等文化内涵予以梳理，将传统的单一产品宣传、信贷业务培训等与企业形象树立、价值观宣扬结合起来，并将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宣传渠道与传播网络等予以整合、疏通，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来体现一个优秀企业的文化特质。

三是要敞开胸襟，放宽眼光，大胆学习、汲取和借鉴国内外先进商业银行的信贷文化精华。即要从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出发，立足国情行情，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注意学习各类单位，尤其是外资金融机构先进的经营管理和信贷文化建设经验，分析鉴别，消化吸收，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不断丰富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内涵，从而使商业银行信贷文化更具开放、兼容的国际化特性，更能紧跟先进信贷文化的发展潮流，更加适应未来国际信贷竞争的环境，更具卓越品质。

5以创新为动力，持续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生命周期

实施信贷文化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延伸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竞争优势和生命周期的原动力，是21世纪商业银行活力之源和商业银行获得全社会以及广大客户认同的保证。实施信贷文化的创新，必须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要与时俱进，注意创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通过有计划、有意识的创意和策划，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创新、催生出符合时代特点和客户消费心理的信贷文化。信贷文化的创新还要注意推动文化的持续发展，即要与商业银行的发展需要从根本上一致起来，要加强学习与超越文化、虚拟与借力文化、速度与效率文化、协作与共享文化，实现商业银行利润性、社会性和伦理性三者的协调统一，最终促进商业银行成为一个有社会感召力、经济贡献力和持久影响力的、卓越的现代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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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进军.论构建卓越的建设银行信贷文化的政策取向与路径选择[J].财经政法咨讯,2002(4)

3彭力，芮军，李念斌.商业银行应加强信贷文化建设[J].中国金融,2006(5)

摘要构建卓越的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应以价值为导向，以管理为主线，以特色为品牌，以品质为生命，以创新为动力，并始终依靠高素质的银行家、高品位的信贷理念、高技术含量的信贷产品、高质量的信贷服务以及高效率的营销作支撑。

信贷文化论文篇2

1.来州市工商银行信贷风险的成因

来州市工商银行是一家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结算、电子银行、国际业务等新兴业务并行发展的国有商业银行，全行员工536人，辖13个支行，20个分理处，120个储蓄网点，截止2003年12月末全行储蓄存款5亿，对公存款12亿，贷款25亿，信贷业务长期以来是该行的主营业务和传统业务，信贷对来州市经济建设与发展，扶持企业生产，繁荣和活跃商品流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这25亿贷款中不良贷款占比高达35%，信贷资产质量不高，信贷风险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阻碍了来州工行的健康良性运行。究其原因，本人认为主要是下列因素造成的：

1.1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

计划经济时期来州工行作为一家国有专业银行，而不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定位，使得该行过多地承担和充当了政府财政“金库”的角色，政府直接干预，很多政策性贷款应运而生，来州工行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这些政策性贷款90%已逾期。

1.2社会信用环境缺失

“人无信而不立”，长期以来来州市的不少企业和借款人无视自身信用，取得银行贷款后，拒不归还或久拖不还，全市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充分、信息共享的信用监督惩罚机制。

1.3经济资源缺乏，新增贷款的亮点有限

来州市经济整体上比较落后，缺乏重大基础产业和规模支柱工业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发展基础，传统产业领域的优质客户资源较为缺乏，信贷营销空间有限，我市国有企业改制全面铺开，企业改制所带来的信贷资产保全、客户主体变更分流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分割，给信贷工作增加了难度，不良资产显得更加突出。

1.4银行自身的问题

信贷人员是营销、管理信贷业务的主要力量，无论是从当前信贷队伍整体素质状况，还是从适应信贷业务改革与发展的要求看，信贷队伍的建设都亟待加强。部分信贷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水平不高，加之银行内部监督奖惩机制尚未完全确立，从主观上导致了信贷风险的出现。

1.5贷款结构不合理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和房地产贷款构成了来州工行的三大贷款业务板块，流动资金贷款占比高达80%，该种贷款期限只有一年以下（含一年），风险最难控制、质量最难保障、管理最难到位，企业资金一旦周转不足，信贷风险极易显现。

1.6贷款分类不科学

按贷款期限划分的“一逾两呆”分类方法，是来州工行的主要分类方法，按贷款质量划分的“五级分类法”只是该行的辅助分类方法，很多实际上已无偿还可能的贷款在“一逾两呆”分类方法下却显示正常，而在五级分类法下不良贷款却隐性化，由于适应国际惯例的五级分类法将逐步成为工行的主导分类方法，原来隐性化的不良贷款上升较快。

2.来州市工商银行信贷风险防范和化解的对策

2.1抓住市场发展机遇，准确把握贷款投向

来州工行要根据国家、地方产业政策、市场发展前景、行业发展壮况，对不同行业、企业分类，如将其分为支持类、维持类、限制类、退出类。对以京福高速公路、东临公路、交通建设、通信等基础产业可予以支持，对经营无望，无资金流的企业应及时退出。

2.2建立科学高效的内部信贷管理机制

2.2.1强化信贷原则和贷款决策程序，建立贷款评估决策机制。要定期对企业资产和负债状况、经营状况以及偿债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估，以此作为贷款的审查与批准的标准，严格掌握企业借款。

2.2.2坚持从制度入手，进一步提高决策水平，坚持依法管贷，依法维护债权安全和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要加强对信贷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学习各种有关信贷、经济方面的法律规定、条例，提高法律意识，从传统的按习惯操作业务向依法管贷转变。其次是要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内容办事，对各种贷款申请、借据、合同担保书、抵押书等凡涉及法律明确规定的内容、条款要一丝不苟，坚持执行。既要依法规范自己的业务活动，也要依法规范客户的各种行为。

2.2.3全面实行审贷分离和按贷款风险程度划分信贷审批权限的分级审批制，充分发挥资产风险管理委员会的集体决策作用，防止“一言堂”和“拍脑袋”决策，实行贷款签批责任人制和岗位权责制约。应逐步建立以“权限管理、体制约束、风险度量”为核心，以企业净资产或抵押为授信依据，充分运用量化指标预测和评估贷款风险，按风险度高低划分审批权限，实施部门、岗位和程序三项制约信贷风险管理的方法，从而实现从“贷款审批权限下的数量管理”到“贷款风险界定贷款审批权的质量管理”的转变。

2.2.4建立贷后稽核制度和信贷岗位离任审计制及岗位调换制，加强对信贷人员的管理，严防违规行为和工作疏忽现象发生。

2.2.5统一制订信贷风险的衡量标准，使风险管理逐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统一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具体讲应包括：企业法人代表个人资料，企业的信用状况及有无违约记录，企业的偿债能力、成长能力、盈利能力，目前的生产经营状况，企业财务管理状况及有无违纪记录，企业经营水平及市场发展前景等。一般说来，工行必须每一年或半年对现有信贷客户进行一次信用等级评审，并对照原有评级进行调整。

2.2.6应大力推广贷款五级分类法，以真实反映贷款质量，通过这一分类法对企业贷款进行监控。

2.2.7要在继续强化一级法人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内部授权制度.对各级机构、各个部门以及信贷工作人员，进行科学合理的授权，既要考虑充分调动各部门和个人的积极性，又要防止权力过大，尤其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和制度。

2.3转变风险防范观念，建立健全风险管理规章制度

2.3.1建立以风险控制为目标，防范风险与转化风险相结合的风险管理制度。借鉴西方银行先进的风险控制方法和经验，根据上述贷款风险衡量新标准，力争使每一笔贷款都能置于银行的风险监督之下，及早发现贷款风险发生的征兆，以便采取措施，控制风险。

2.3.2建立健全银行信贷资产风险预警预报机制，加强对贷款风险的监测考核力度，认真做好企业信息反馈工作。来州工行要充分利用信贷管理系统和人民银行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建立企业档案查询系统，连续记录企业基本生产经营情况、贷款使用情况、经济效益情况，根据监测信息随时进行电脑分析，及早发现风险苗头，提出预警信息，采取防范化解风险的对策。

2.3.3建立信用风险评估机制。依据借款人的经济实力、资产负债情况、管理层的管理水平及管理能力、经营业绩、市场进入情况等确立企业风险等级，除对信用优良的企业可发放部分信用贷款外(应严格条件、逐步减少)，其它均采取担保、抵押贷款等方式。

2.3.4对历史遗留问题，实行“新老划断，分类管理”。对过去的贷款，凡没有办理合法有效的抵(质)押或担保手续的，要对照《担保法》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对新发放贷款。要严格贷款管理与发放程序，明确第一责任人，实行“连带责任制”与“永久责任制”，坚持谁调查谁负责，谁放款谁收回的原则，坚决卡住风险发生的源头，抵(质)押、担保手段是贷款重要的第二还款来源，故要严格评估其价值，防止人为因素，把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

2.3.5修订、完善各项信贷管理制度，保证各项制度之间的协调、配合和制约，确保各项信贷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首先，从制度上完善信贷档案管理。尽快制定、实施《信贷档案管理实施办法》，就信贷档案的收集、交接、检查进行明文规定，指派专人负责，并定期检查、考核执行情况。对企业财务资料虚假问题，可以考虑建立“四相符审核”和“财务报表审计失实责任赔偿制度”。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银行本身对借款企业的总账、明细账、原始凭证和重要实物进行核对，做到“四相符”；另一方面可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同，委托事务所对银行贷款申请人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作为银行审批贷款的依据，并同时在合同中规定，如因其报告不实而致使贷款损失，注册会计师本人及其所在事务所负责全额赔偿银行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2.4建立风险转化与保障机制，合理处理信贷风险

2.4.1建立信贷风险转移机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方面可采取更换贷款方式的方法将风险转移给借款人或担保人；另一方面可由银行和借款企业及其担保企业分别向保险公司办理资金和财产保险，对贷款发生风险时，由保险公司按投保情况给予经济补偿，从而实现风险转移。此外还可以采取根据贷款性质将风险转移给地方政府的方法。即根据贷款合同条款规定，凡由地方政府承诺的项目，当借款人不能按时偿还债务时，地方政府要负责组织还款。

2.4.2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对企业原有的债务可采取债务重组的方式，明确原有银行债务的数额、承继人、偿还期以及偿还方式，制定具体的偿还计划，督促企业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专户储存，建立贷款风险基金。

2.4.3采取份额分散、对象分散、期限分散、行业分散等方式，建立风险分散机制。份额分散，即对贷款额度巨大的资金项目。采取银团贷款的方式。使来州工行只承担有限份额。对象分散，即对某一客户的贷款不能超过该行资本总额的一定比例，要实行贷款最高限额管理制度，防止风险过于集中。期限分散，将贷款按一定比例分散到几种期限不等的贷款中，通过长、中、短期贷款的互相搭配、协调运用，分散由时间因素而发生的风险。行业风险，指银行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需要适时地将贷款分散在不同行业，避免因个别行业的大起大落给银行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2.5实施信贷审批人员专职化和专业化制度，完善经营人员激励机制

2.5.1审批人员专职化。长期以来，来州工行并无专职的信贷审批人员。信贷审批人员往往是由有一定行政职务的行领导或部门领导担任，审批人员不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审核分析，审批工作只是其繁琐行政事务工作中的一个方面。参考西方一些商业银行的工作方法，审批工作可由专职人员担任，其根据自己的判断，独立地提出意见，仅对信贷项目负责。这一方式的优点在于，它迫使信贷审批人员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信贷审批工作，深入分析每一个信贷项目，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审批人员可由专人进行管理，并设审批会议制度对其表现进行评判。对审批人员的任职资格应有所规定，如一定的工作年限，一定的技术水平等等。但更为重要的是专职审批人这一制度本身产生的压力与动力，可以有效提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增量信贷资产的质量。

2.5.2审批人员专业化。要培养一批信贷工作经验丰富，年富力强，懂财务、懂法律、懂管理、懂计算机的信贷人员，要逐步从“职务审贷“向“专家审贷”过渡。

2.5.3对信贷经营部门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防范风险并非对银行信贷业务束手缚脚，而是要激励为银行效益努力工作的员工，约束损害银行利益的做法。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激励与处罚并重。对国有银行而言，首先强调的是要加强激励机制，提高开拓市场能力，使责任与利益二者紧密相联，以增进经营人员在艰苦市场环境中积极开拓的动力，从信贷源头降低风险。

2.5.4建立风险经理制度。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风险经理在信贷管理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客户经理必须与风险经理一起合作，才能最终决定一笔贷款的发放。风险经理根据银行风险管理的需要，进行客户的风险识别，决定贷款的授信、发放等等，其具备有“最后一只笔”和最后责任人的职能，处在属于后台部门的贷款审批中心。考虑到来州市工行目前的风险管理水平，若要实行风险经理制，必须要建立相关的考试和选拔“准入”制度，合理了界定风险经理和客户经理之间的职责划分，做到责、权、利相统一。

2.6完善对信贷企业的制度建设，实施银企共担信贷风险制度，从根本上降低信贷风险

2.6.1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抉择”的原则，盘活贷款存量，优化贷款增量。来州工行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信贷风险要有一个认真、清醒、全面的认识，不能谈虎色变，实行一刀切。要主动改进服务，主动送贷上门，大力支持和倾斜；对转制后扭亏有望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支帮促”活动，实行“一厂一策”；对资不抵债，长期亏损或扭亏无望的企业，鼓励和促进其改制，把债务落实到新的经济主体，明确承贷主体。要想方设法盘活现有信贷资产质量，严把新增信贷资产质量关，多渠道多方式提高资产质量，降低经营风险。

2.6.2实行企业与银行信贷风险共担制度，降低银行信贷风险。(1)实行企业新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自筹资本金制度。凡企业新上固定资产项目，必须自筹30%~50％的资本金，并存入主办银行账户，实行监督。凡企业自筹资金未落实到位，有关部门不予立项，银行不予申报项目，不予发放贷款支持。(2)实行企业贷款预交风险保证金制度。凡是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应扣除10%~20％的补偿性余额留存银行。所谓补偿性余额，即企业贷款时，银行要求借款企业在银行中保持按贷款限额或实际借款额一定百分比计算的最低存款额。通过补偿性余额的留存，从企业角度来讲，可以增进其信用意识及积极主动还款意识，提高偿债能力；从银行角度来讲，可以降低风险，补偿可能透支的贷款损失。

2.6.3进一步完善贷款证制度建设。贷款证是企业法人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的资格证明书。贷款证的实施，增加了企业负债的透明度，有助于来州市工商银行信贷决策，提高贷款的科学性，优化贷款结构。目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入手：一是扩大发证对象，将目前单一的贷款证形式加以丰富；二是制定统一简化的领证手续，延长贷款证使用年限；三是尽快实现贷款证管理的电子化。

2.7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增强政府为银行创造宽松环境的积极性，减少因政府行政干预而带来的信贷风险

2.7.1针对不正当行政干预对国有商业银行产生的种种不利影响，来州市工商银行应加强宣传，统一认识，理顺与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关系。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地方经济，而银行资金也是用来支持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的，二者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来州工行应做好对地方政府的解释工作，互相体谅，共同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更要大力促使企业改革创新，增强企业自身活力和竞争实力，以保证偿还贷款本息，真正减轻银行负担，为银行创造宽松、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条件。当然，银行在资金宽裕，不违背信贷政策的情况下，适当地对地方予以信贷倾斜，扶植一些地方优势项目，如医药工业是我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以次促进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7.2密切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法院、公安的联系与合作，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借助媒体，对故意不还贷、赖贷、欠贷企业与个人保持威慑力和震慑作用，维护工行的合法权益。

2.8强化信贷业务的内部稽核工作。

2.8.1转变稽核职能。稽核部门要将信贷工作的各个岗位、各个环节在执行规章制度方面的情况作为主要稽核对象，查验信贷业务管理部门对业务操作岗位的检查记录。稽核的重点应放在合规性稽核、风险稽核和对主要经办人员的责任稽核等方面，由事后稽核控制为主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稽核相结合，并以事前预防性稽核、事中阻滞性稽核为主。

2.8.2配备高素质的稽核人员。

2.8.3切实提高稽核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来州市应使稽核部门享有足够的权威，使其能在全行范围内独立地行使稽核职能，银行的最高领导者必须对稽核部门的意见和建议给予高度重视和优先处理。

3.结论

信贷风险是伴随信贷业务而产生的，有信贷业务必然有信贷风险，来州市工商银行应正视这一情况，直面风险防范与化解的困难，迎难而上，科学管理，规范运作，精密筹划，大力处置不良贷款，将信贷风险消灭于萌芽之中，把风险给银行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

信贷文化论文篇3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行计量分析，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有关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巨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进程上。由于银行业在欧盟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在这两个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经验检验。本文运用经济计量分析的协整检验方法，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 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 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 (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协整检验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两个时间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序列，而且两个序列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I(0)，那么称时间序列Yt、Xt是协整的，或者说两者具有协整性。协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两者不会分离太远。 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协整检验基本上是遵循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 and Granger，1987)建立起来的方法，按两个步骤展开。首先，证明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估计协整向量。 协整检验的条件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为了确定贷款利率时间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们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此，我们要构建关于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进行t检验和F检验。两个回归方程都包括一个紧跟在利率的滞后差分项之后的趋势变量： 零假设表示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即非平稳。对于t检验，零假设是Ho：b＝0；对于F检验，零假设是H0：b＝d＝0。如果计算出的‘统计量或F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那么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一旦确定了贷款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是I(1)序列，我们就可以从杜宾一沃森(Durbin-Watson，DW)统计量开始进行协整检验。杜宾一沃森统计量从协整回归中得到，协整回归使用单个国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为因变量，欧洲联盟其余国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为自变量xt： 当由方程(3)的回归中计算出DW值比临界值大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性。正如恩格尔和格兰杰指出的，杜宾一沃森检验只是作为证明存在协整性的一个近似指标，它需要更详细精确的其他检验加以补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检验和增广迪基一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迪基一富勒检验基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构建模型： 这里，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表明了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协整性。具体地说，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另外，根据以下的回归方程可以进行增广迪基一富勒(ADF)检验： 这里，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协整性。 2．存在结构性突变的协整检验 凯普雷(Caporale et al．，1996)认为，对于趋同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协整是一个强有力的检验，但是对趋同过程中的时间序列变量则不然，也就是说，在趋同发生的时期内，时间序列变量经常表现出非协整性。换言之，非协整性能够反映时间序列变量的一种趋同进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时间序列存在结构性突变，这种结构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时间序列本身变化规律的结果。如果欧洲联盟促进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单一市场法案》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有效，那么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应该存在下降趋势，或者说利率的时间序列显示出结构性突变，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贷款利率出现趋同。根据上述观点，如果存在结构性突变，那么样本将要划分为突变前和突变后两个时期，然后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协整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缺少协整性正好意味着存在趋同进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通过影响银行定价行为和竞争状况，从而对金融市场结构形成冲击，贷款利率就可能显示出结构性突变。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协整检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于1989年通过，到1993年9月欧盟各个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具体法律加以落实，因此大致可以认为结构性突变发生在1990—1993年9月这段时期内。如果考虑90年代初期金融市场也经受多方面严峻的外部突发性冲击，如两德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等，将突变性时期确定在1990—1993年这段时期内是恰当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 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实际实施的阶段，可称为前一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开始实施后的阶段，可称为后一体化时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间的这段时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证两个子时期相互独立，同时也力求减少90年代初外部冲击对欧盟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对上一部分的检验程序加以修正，具体按如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对从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个样本期，根据方程(3)进行协整回归，得出DW、DF、ADF的各个值。但是，在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条件下，这些检验的实际意义有所减弱。第二步，进行结构性突变条件下的协整检验，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应用方程(5)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检验结果 1．贷款利率和利差的趋势：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说明欧洲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我们将对欧洲联盟六个核心成员国以及日本、美国的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样本期内，欧盟各成员国的货币市场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异，最低的是德国(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各成员国的贷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国和荷兰，它们的平均贷款利率大约是8．2％，意大利则高达12．86％。 如果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能够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将发现各成员国的名义利率会减少到一体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国家的利率水平。统计数据表明，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不是由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政策的独特后果。另外，在后一体化时期，各国的利率看起来更加接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导致利率之间的差距变小。而且，统计数据也不能够说明利率实现了均等化，毕竟在意大利和荷兰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市场利率的差距达到4．97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个百分点。 对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国家，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绝对利差普遍减少。但是这本身不足以说明欧盟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因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名义利率的下降。而且，对相对利差的分析表明，在这一时期内利差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在前一体化时期，相对利差的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64的高点到英国的1．10低点；而在后一体化时期，这一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这种变化。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表示为货币市场利率加上一个附加额，而相对利差又可定义为银行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因此，当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时，相对利差将会增加。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在后一体化时期，除了比利时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欧盟成员国的相对利差都更加紧密地朝德国的利差水平靠拢。总体而言，描述性统计量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只是在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国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给出协整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也就是确定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的，即时间序列是否I(1)序列。为此，我们分别对利率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对所有的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我们都不能够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地，我们能够拒绝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我 们可以对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地，利差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绝大部分国家的利差时间序列都是I(1)序列，而仅有几个国家(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检验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这里的利差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而得到的相对利差。 3．银行信贷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协整检验 (1)利率的协整分析 经过经验分析发现，除了法国、比利时，欧盟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利率普遍表现出缺少协整性。在现实情况下，对欧盟货币市场利率起基准作用的并不是欧盟的平均货币市场利率，而是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因此，我们对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1。 说明：(1)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序列相对于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序列进行回归。(2)DW给出了的德宾一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的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3)DF给出了简单DF回归的φ的统计量，其相应的100个观测值的临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据绝对值比较，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4)*数据代表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和比利时、荷兰、英国三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在两个子时期都是协整的，在前一体化时期协整性表现得更加强烈。法国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检验统计量，表明它们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协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体化时期的检验统计量的值都比前一体化时期更低，也就是说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显得更加微弱，这一结果符合凯普勒(Caporale，et al．，1996)的观点，即趋同进程中，能够检验到的协整性会减少，换言之，缺少协整性可以被解释为趋同进程的结果。总体而言，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表现出较明显的协整性和趋同现象。 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从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成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但是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从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时而言，在前一体化时期其货币市场利率是协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是协整的；但是对荷兰而言，货币市场利率的协整性并没有导致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即货币市场利率的趋同是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出现协整性的必要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 (2)利差的协整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进行利差的协整分析。利差的协整性反映了能够将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套利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于货币市场一体化，银行零售定价行为的趋同，以及信贷市场的套利过程，我们不追究这种套利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协整分析考虑的仅仅是长期均衡化的进程是否存在。 说明：(1)欧盟各国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进行回归，对每一国的检验，欧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该国的利差；美国和日本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欧盟6国)进行回归。(2)DW给出了德宾—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零假设，意味着存在协整性。(3)ADF(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括号中的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滞后项数，因此k＝0代表简单的迪基—富勒回归。100个观测值的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4．07(1％)，3．37(5％)，3．03(10％)，100个观测值的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3．77(1％)，3．17(5％)，2．84(10％)。(4)表中*数据代表不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表2给 出了整个样本期的利差协整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的利差序列较为普遍地表现出明显的协整性。但是，将样本分为前一体化时期和后一体化时期之后，检验结果会表现出许多结构性变化。一般地，在第一个子时期，检验结果总体上表明存在协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国，只是部分地表现出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我们发现协整性减弱。根据ADF统计量，在后一体化时期中能够确定存在协整性的只有英国。 4．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 最后，我们从地区对比的角度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将欧盟6国作为一个整体，对比美国和日本研究其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目的是明确目前的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欧盟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结果，或者只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而根据前面部分的协整检验的结果(表1、2)，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还是贷款利率，欧盟和美国、日本都不存在协整性，利差也是如此。这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地区性现象，也就是说，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是欧盟政策推动的结果。上述结果的一个隐含结论是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远远超过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从全球的角度看这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歧视性福利损失：由于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客户可能会偏向于选择一体化区域内的欧洲银行，而不选择成本最小、价格较低的区域外银行。为了减少或避免这种损失，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应加速发展，并最终赶上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WTO框架下金融服务贸易多边协议的达成为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三、简要结论 根据上文的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简要结论：第一，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表现出较好的协整性，说明欧盟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第二，欧盟各国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较差，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存在较明显的市场分割；第三，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还是利差，后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都明显弱于前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根据凯普勒的有关观点，这意味着后一体化时期存在着利率的趋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第四，根据地区间的对比检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地区性现象，而不是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起到一定的作用。

信贷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小额信贷治理结构所有权结构

1治理的一般含义及小额信贷机构的特殊性

治理结构是对企业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在其经济活动中的所采取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理性概括。现代企业、组织的治理结构通常是委托———制。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高昂的监督成本使得委托人往往难以控制人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委托人更多的是靠创立激励机制来激励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努力工作。一般情况下，委托人可运用以下三种动力机制来激励人：①在一定的激励条件下，人能处于团结的考虑而将委托人的目标作为其目标。在只涉及少数人的场合，合作者处于某种考虑能高度忠诚于所有者，或所有者能直接要求其员工按照他的利益办事；而在一个较大的单位中，委托人可通过教育来培养人的忠诚度，使其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节约监督成本和其它交易成本；②运用直接监管和强制命令来控制人。这种方法适用于信息较对称，监督成本较低的情况。如果委托人对人的行动和可能的行动了如指掌，那他就可以采用这种办法；③创造一些人能够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能够创造出激励，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追求委托人的利益。

在研究小额信贷机构（MFI）治理机构时，不仅要考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委托———问题，同时还要考虑MFI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包括：①小额信贷机构的双重目标。目前小额信贷机构一般都把为穷人服务和实现机构可持续发展作为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如何在做到可持续的基础上又保证不偏离为穷人服务的目标，这是小额信贷机构治理中要面临的重要问题；②机构的特殊产权结构。小额信贷机构很多是由捐赠者资助成立或由国际多边组织、公共实体投资设立，这样就会出现其产权结构中没有真正所有者，或者有所有者但所有者并不太关心机构管理的情况；③机构的责任。一般而言，任何金融中介机构的责任都要比普通公司大。而对小额信贷机构而言，除了要保持清偿力外，小额信贷机构的董事会还有另外三个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首先，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一般都是低收入者，他们的存款要是发生损失，那可能会使他们比高收入者遭到损失后面临更多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如果小额信贷机构出现清偿问题并引发破产都将意味着低收入者将丧失按照商业渠道获取资金的能力。其次，一般情况下，MFI只涉及对捐赠者的责任。但如果MFI通过动员储蓄、从银行获取或发行票据等方式来获取资金，那责任就会增加。第三，如果发生清偿危机的是世界上公认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那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的小额信贷，而且还会波及国际小额信贷的运行。

2几种小额信贷机构的治理结构

2.1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

尽管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已经转型为正规的机构以便能吸收存款和获取别的资金来源，但就全世界范围而言，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仍然是非营利性的。因此，了解非政府组织治理结构的特点是非常有必要的。

非营利性NGOS一般依靠捐赠者的捐赠或者提供的贷款成立，因此它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非营利性机构一般都假定它们的董事会向其资金来源负责、向机构使命负责。在缺乏委托人监督的情况下，这些机构的经营更多的是靠领导者的责任心。在一些很成功的NGO中，他们的董事会成员都是由有责任心的人组成，对机构使命的责任心会激励他们去努力工作。同时，NGO的成功和失败都紧紧关系关系到董事的名誉，这对他们形成了约束机制，会使他们努力工作，从而形成高效的治理。取得成功的NGO事例是很多的，如玻利维亚的PRO?鄄DEM、多米尼亚的ADEMI、肯尼亚的KRFP、埃及的ABA、孟加拉的ASA等等。这些机构的成功使得它们可以选择是否转化为正规的机构，事实上大多数的机构也选择了转换为正规机构。

2.2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

从事小额信贷的营利性机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另一种是一些转型的NGOS或正在转型的NGOS。这里我们只研究第二种。与非营利性NGO不同，营利性NGO的董事会成员中有所有者或代表所有者利益的董事。而且这类机构中还可能有几类不同的投资者，不同的投资者其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是不同的。研究这类小额信贷机构的治理结构时，必须考察它们的投资者、投资者的构成以及他们投资于小额信贷机构的动机。

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股权结构比较复杂，其所有者可能包括私人投资者、NGO投资者、政府公共部门、专业股权基金等。每一类所有者都有它们各自关心的问题。私人资本投资于小额信贷是在近几年一些MFI实现赢利后才出现的，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投资回报。一些NGOS会持有小额信贷机构的股份，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平衡MFI的赢利目标和为穷人服务的社会目标。至于政府公共部门拥有股权更多的是处于政策的考虑，维持一种参与扶贫的形象。而专业股权基金（SpecializedEquityFunds），如拉美的Profund，它的主要目的是分散风险。理解这些投资者的投资动机是小额信贷机构实现高效治理的关键。

2.2.1私人投资者

私人投资者投资于小额信贷机构更关心的问题是资本的保全和投资回报。由于有利益因素的激励，私人投资者一般比较关心小额信贷机构的运作。他们会极力督促机构经营者尽心工作，密切关注机构可能遇到的问题，在机构需要资本时可能会做出比别的投资者更快的反应。

2.2.2NGO投资者

NGO作为投资者，如PRODEM，它目前有Bancosol35%的股权；K-repHold?鄄ings，它拥有K-rep银行25%的股权。NGO在营利性MFI中持有股份更多的是处于自身机构使命的考虑，它的目标是确保MFI不要出现提供客户服务与赢利之间的失衡。除了获取投资收益外，NGO投资者更关心机构的长期目标，也比较喜欢对机构进行长期投资。

2.2.3公共实体

公共实体包括两类：政府和多边组织（例如世界银行、美洲国际发展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他们对MFI持有股份很大程度上出自于他们的政策和政治目的方面的考虑。公共实体投资于小额信贷通常是希望能够增进低收入者的社会、经济福利，因此对这些所有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向人们表明他们参与到了扶贫活动，而投资回报意义倒是其次。

尽管多边组织可能持有MFI相当大的股份，但同它在别的领域的投资比较起来其比重可能并不大。因此当这些组织手头有很多资源要管理时，受其内在决策程序的制约，它们可能就会对MFI的资金需求反应不那么及时。

2.2.4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如拉美的Profund，一般很关心投资回报，它们也关心其资产组合的平衡以达到分散风险的作用。股权投资基金往往会给MFI的管理带来很重要的要素。因为这种基金主要目的是实现投资收益，所以它会安排人去监督MFI的运作，并通过参与董事会来对机构进行管理。

2.3信贷联盟、自助团体、滚动储蓄（ROSCAs）

这类机构有一个特点，就是机构股份掌握在其成员手里，每个成员既是机构所有者同时又是机构客户，机构的股权结构比较分散。同时这些机构管理上采用的是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参与管理的形式，其管理权与持股份额是脱节的。另外，这类机构一般仅在一个社区内提供服务。尽管信贷联盟动员储蓄，但在大多数国家他们都没受到监管或少受监管。

由于使用的是自己的资金，这些机构成员一般比较关心资金的使用，特别是在团体内由成员自己管理的资金通常都能有较高的回报率和还贷率。但目前这类机构却常常出现清偿危机。小额信贷专家BrianBranch和ChristopherBaker认为缺少管制和治理不善是这类机构出现清偿危机的主要原因。下面是这类机构目前在治理上面临的主要问题。

2.3.1委托———关系扭曲

这类机构在治理上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它经常不能形成选举产生的董事、聘请的管理者和成员所有者之间的适当的组合。尽管这种扭曲组合在任何金融机构中都可能会遇到，但这类机构固有的特点加剧了这种扭曲。作为成员所有者的客户分为两类：纯储蓄者和纯借贷者。在机构的运作和立场中，每一类所有者根据自身的利益都有他们的优先选择。这样导致这类机构不仅面临典型的所有权与决策权分离的情况，而且还会遇到所有者目标分散的情况。董事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但他们往往仅关注支持自己的选民的利益，这样董事会中经常出现不同对立的派别，很难协调一致为机构目标而努力工作。

2.3.2董事会的代表性问题

这类机构在治理上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董事会在代表净储蓄者和净借贷者利益时可能出现不公平的情况。在拉美的一些信贷联盟中，机构控制权掌握在净借贷者手中，其结果导致机构倾向于提供廉价资金给借贷者。在这种传统结构下，储蓄很少受到重视，因此信贷联盟就很难吸收到成员的储蓄基金。机构存款资金规模较小也导致它们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那里获得商业资金。而且，这些机构还可能拖欠外部资金，慢慢形成拖欠还款的氛围从而导致机构自身还贷率降低。

2.3.3缺乏监管

这类机构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缺乏监管。由于这类机构只从成员中动员储蓄，并不从资本市场中获取资金，它们一般很少受到管制。但有效的监管可以防止管理者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达到保护存款者的作用。

3总结

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类小额信贷机构治理上的特点。对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而言，它们主要依赖机构领导人的责任心来经营，而实践表明这种激励是有限的，只适合于小规模的经营。营利性机构有所有者的监管和约束，但它们往往有几类不同的所有者，每类所有者的治理意愿是不同的。要实现高效治理，其不同所有者在董事会中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而对信贷联盟这类机构而言，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它们有着特殊的产权结构和管理模式。这类机构要实现高效治理，应该更多的发挥净储蓄者的作用。因为保持机构的长期活力与净储蓄者在机构中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而纯借贷者在管理上则往往表现出短期行为。

参考文献

1WolfgangKasper.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信贷文化论文篇5

内容摘要：信贷配给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重点分析了国际贸易信贷对我国货币政策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传导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国际贸易信贷资产是出口的格兰杰因果成因，并且国际信贷资产和出口成正相关关系；国际贸易信贷负债和进口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以上分析说明我国通过信贷配给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

关键词：国际贸易信贷 货币政策 信贷配给 传导效应

引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是在货币供求理论的基础上，探讨货币供求失衡对就业、产量、收入及物价等实际经济因素产生影响的方式、途径或过程的学说。货币传导的途径主要分为货币途径和信贷途径，货币途径包括利率途径、资产价格途径和汇率途径；信贷途径包括信贷供应可能性学说、信贷配给和资产负债表渠道。本文主要分析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信贷配给传播渠道。

传统货币政策理论认为，在完全信息和不存在交易费用的假设前提下，利率能使信贷市场达到均衡。但是信贷配给理论认为非价格机制对信贷市场的资金供求均衡有重要影响，也就是当信贷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采用配给制来分配贷款资源。早在1772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提到过信贷配给的相关思想，凯恩斯（1930）的《货币论》中也对信贷配给进行了相关论述，其后西方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地探讨。

信贷配给的货币传导理论由伯南克与布林德发展，他们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银行贷款与其他金融资产不完全可替代。特定借款人的融资需求只能通过银行贷款满足。因此，除了一般的利率传导渠道之外，还存在银行信贷变化影响投资和消费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途径。伯南克与布林德将贷款函数引入IS-LM模型，建立了含有利率和货币两个渠道的CC-LM模型。此模型表明，即使有所谓“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致使传统的利率传导渠道失效，信贷传导渠道的存在，使得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信贷供给的变化推动商品—信贷曲线（CC）变化，从而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随着信贷配给理论的发展，其研究的成果也被用于商业银行实物和国家的政策制定中。

国际贸易信贷是指因国际贸易而非国内贸易产生的贸易信贷关系。国际贸易信贷包括流量统计和存量统计两种，国际贸易信贷流量统计是指一定时间段内国际贸易信贷的累积发生额；国际贸易信贷存量是指某一时点上尚未清偿的国际贸易信贷额，即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数值。国际贸易信贷属于资本与金融账户，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国际贸易信贷项目日益成为一国对外债权与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国际贸易信贷受到国家信贷政策的管制，只有国家审核通过的企业才能够从银行申请到国际贸易信贷，因此可以说国际贸易信贷是上述描述的信贷配给中的一部分。由于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分析影响对外贸易的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国际贸易信贷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为切入点，来分析我国信贷配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越来越多地注重对货币政策的运用，因为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政策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通过货币政策的调节可以影响到消费、就业、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因此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分析非常必要，通过分析其传导的过程可以更好地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以更加合理的制定货币政策服务。在金融市场还不完善的我国，信贷配给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学者对信贷配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信贷配给和国际贸易信贷的已有研究进行介绍。

（一）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Roosa（1951）提出了信用可获性理论，强调信贷配给现象是由制度约束而导致的长期非均衡现象。非均衡信贷配给理论就此开始萌芽，并盛行于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信贷配给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以Hodgman（1960）、Jaffee&Modiglian（1969）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开始探索信贷配给的成因，逐步为信贷配给理论确立了微观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信贷配给理论渐入成熟。Jaffee，Russlle，Keeton，Stiglitz，Weiss，Williamson等人发展了凯恩斯非市场出清假说，将不完全信息和合约理论运用到信贷市场当中，形成了目前最流行的信贷配给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信贷配给理论已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理论。之后，国内外学者只针对信贷配给理论的研究凤毛麟角，将信贷理论与其他经济理论相结合，解释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现象，成为信贷配给理论的主要发展趋势。

对于贸易信贷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中期，企业间日益盛行的延期付款、延期收款等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Gerald(1995)、Ferris(1981)、Milan(1992)和smith(1994)等学者也就贸易信贷的产生及其性质进行研究。对于贸易信贷产生的基础有融资动机论、交易动机论、定价动机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国际贸易信贷不仅同进出口相关，而且可以作为国际游资进出的渠道，因而可能会给宏观经济带来重要影响。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

信贷文化论文篇6

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利率管制(McKi-nnon＆Shaw，1973)、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Stiglitz＆Weiss，1981)、交易成本(Hung－JenWang，2000)、产权与制度缺失(钟正生和宋旺，2003)等因素的存在，我国的农村信贷配给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马九杰，2004;田俊丽，2007)，严重降低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作为稀缺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信贷配给会减少信贷资源的配置总量，限制农户的投资生产活动和产出水平，进而减少农户的生产剩余和资本积累速度，损失农村居民福利。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市场绩效的一个主要方面，农户借贷的福利效应研究对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不同借贷形式对农户的正向福利效应得到诸多研究的肯定。(1)正式金融形式贷款显著提高了贷款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这在印度和孟加拉国都有经验证据(Binswanger＆Khandk-er，1995;Pitt＆Khandker，1998)。(2)小额贷款和以工代赈等灵活的借贷形式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尤其对贫困者更加有效(Khandker，1988)。(3)非正式的信贷形式对农户的福利有着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影响(李锐、李宁辉，2004)。总之，正式借款和非正式借款对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改善农户的福利水平(朱喜，2003)。

二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具有金融机构支农动力不足、金融机构投资的两极分化、农村资金外流与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等方面的金融抑制特征(吴敬琏，1997;谈儒勇，1998;何广文，2001)，金融抑制的福利效应受到关注。其中，李锐和朱喜(2007)的文章最有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受到金融抑制，所有农户的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性支出和非土地性资产均会受到损失，而直接受到金融抑制的农户在这些福利指标上的损失更为严重①。褚保金、卢亚娟和张龙耀(2009)的研究指出，信贷配给会阻碍农户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李锐和朱喜(2007)的研究结论，但是并没有计量金融抑制导致的农户收入减少的程度和数量。

三是关于影响农户信贷可获性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户主年龄、耕地面积、非农收入(褚保金、卢亚娟和张龙耀，2009)、农产品的价格(李锐、李宁辉，2004)、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和“关系”(李锐、朱喜，2007)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农户获得的资金额。已有文献指出了增加信贷供给对农村居民福利的积极作用，证明和计量了信贷配给对农村居民福利的损失程度，这些结论对我国的农村金融深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二、被访农户的经济特征

为了获取研究农村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所需数据，笔者采用发放问卷的形式对此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分布在山东省济南、青岛、潍坊、德州、枣庄、临沂、聊城、泰安、滨州、淄博、烟台和东营12地市的农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实收问卷269份，其中有效问卷201份。问卷中包括基本信息、住地信息、贷款经历和福利信息的四大方面，共13个指标。

(一)被访农户的基本信息

根据变量的可观察性(数值型、代表性)和影响信贷配给的程度，被访农户的基本信息分为农户的劳动力数量和户主的文化程度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文化程度和劳动力数量对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有重要影响，而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是金融机构放贷决策的主要依据。问卷中的劳动力是指劳动力资源(曾湘泉，2005)，即在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或实际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数。在调查中，劳动力数量被限制为16周岁(包括16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下女性55周岁以下的劳动力数目。户主的文化程度变量值具体设置为:1代表文盲，2代表小学或初中文化，3表示高中，4为大学及以上。样本农户的基本信息如表1和表2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被访农户的文化程度多为初级文化水平，具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户主占所有被访农户数量的48.26%;具有高中学历的户主比重为26.37%;另外，文盲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大学及以上的农户极少。这说明农户的总体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文化程度偏低是影响被访农户贷款可获性的不利因素。

(二)被访农户的住地信息

农户的住地情况会影响农户贷款的难易程度。农户住址到农村金融机构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利状况等客观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如果农村金融机构离住户很远或交通极其不便利，这会在客观上造成农户贷款申请的惰性，进而降低农户贷款的可得性。另外，农户所在村的经济强弱也会影响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程度。富裕村的农户经济实力较强，农户具有较强的抵押能力或互相担保能力，贷款的可获性较高。此类指标的赋值为:到银行或农村信用社便利为1，否则为2;农户住地为富裕村为1，否则为2。表3为被访农户的住地信息。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的农户申请贷款在地域上是便利的，贷款便利的农户占比为71.14%;而且，被访农户有60%以上居住于较富裕的村落。可见，地域因素是影响被访农户贷款可获性的有利因素。

(三)被访农户的贷款经历

农户的贷款经历情况可以直接反映农村信贷配给的状况。这是因为，在不考虑那些因担心被拒绝而未去申请贷款的农户的情况下，唯独有贷款经历的农户才有被配给的可能，而那些没有贷款经历的农户绝对不会遭到信贷配给。本次调查不考虑那些因担心被拒绝而不去申请贷款的农户。本文选取的有关农户的贷款经历的指标主要包括:是否贷过款;贷款额;贷款的方式，包括抵押贷款、担保贷款、银行贷款和亲友贷款;意愿申请的贷款额。表4和表5分别描述了被访农户的贷款经历的情况。从表4中可以得出，57.71%的农户具有贷款经历，且非正规贷款为主要贷款方式(占比为61.21%)。不管是正规信贷还是非正规信贷，贷款条件要求比较严格，多数贷款需要抵押或担保，条件贷款户数占到了总贷款户数的80%以上。其中，抵押贷款的农户数占比为53.44%，担保贷款农户数占比为30.17%。可见，贷款条件高是农户借贷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导致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之一，进而导致民间借贷活跃。农户的意愿贷款规模表明了农户的实际贷款需求规模。农户的意愿贷款申请额越大，在贷款资源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其遭到信贷配给的可能性越大。从表5可以看出，农户的贷款需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户单笔信贷需求规模的极差为80000元，方差高达47698976;农户的平均信贷需求规模在4800元左右，信贷需求规模不大;农村金融机构对不同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程度也千差万别，贷款供给规模的极差高达12000，方差达到5966582。在农户群体中，信贷配给的覆盖度较高，一半以上的农户的信贷需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只有54.44%的贷款申请额被满足。对被访农户的贷款经历指标赋值如下:(1)是否贷款:“是”为1，“否”为0;(2)贷款额:数值型(见表5);(3)贷款的方式:抵押贷款为1，担保贷款为2，银行贷款为3，亲友贷款为4;(4)意愿申请的贷款额:数值型(见表5);(5)对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判断(见表6):实际获得贷款额小于贷款申请额表明受到信贷配给，用“1”表示，没有申请过贷款的农户和实际贷款获得额与贷款申请额相等的农户表明没有受到信贷配给，用“0”表示。

(四)被访农户的福利状况

农户的福利水平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医保和教育等方面。因此，本文在调查问卷中相应的设计了年净收入、年生活消费支出、年医疗费用支出和年教育费用支出等指标。从被访农户的福利指标的方差看出(表7)，其福利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收入、生活消费和教育支出这三个方面。

三、农村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

(一)模型的建立

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意指在受到信贷配给时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等于信贷需求完全被满足时农民的福利水平与信贷需求未被完全满足时农民的福利水平之差。要反映信贷配给福利效应的普遍性，研究单个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计量由农村信贷配给导致的农民福利水平的平均变化量，具体包括两部分:一是所有农户(包括受到信贷配给的和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福利水平的平均变化量;二是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福利水平的平均变化量。为此，平均处理效应模型(ATEM)是被普遍适用的工具。我们可以借用李锐和朱喜(2007)构建的所有农户和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ATEMMATCH模型:其中，τsam表示所有样本农户的福利平均处理效应;τrsam为样本农户中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福利平均处理效应。其中，Yi为第i个农户的福利;Wi∈{0，1}，表示农户是否受到了信贷配给，若Wi=1，则表明农户受到信贷配给，若Wi=0，则农户未受到信贷配给。KM(i)=∑Ni=1L{i∈JM(i)}，代表在为每个农户寻找M个匹配对象的情形下，农户i作为其他农户的匹配对象的次数之和，其中，L(•)为示性函数;JM(i)表示离农户i最比配的前M个农户，即JM(i)={j1(i)，j2(i)，…jM(i)}。N为样本农户个数，N1为样本农户中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个数。上述模型提供的思路是，使用那些特征变量(在此指经济特征)与信贷配给下的农户相近却没有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平均产出作为该农户在未受到信贷配给时的近似产出。因此，问题转化为，对于任意农户i，通过MATCH模型找到那些与信贷配给下的农户的特征变量相似、却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以解决其产出不可观察的问题。

(二)信贷配给的农户福利效应

为了寻找在样本农户中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匹配农户，本文采用了户主文化程度(Educa-tion)、农户劳动力数量(Labor)、住地是否富裕村(Rich)、贷款是否便利(Convenient)和年净收入(NetIncome)等特征变量，以作为反映农户特征的经济变量。本文使用SAS软件，利用MATCH模型估计了在信贷配给下样本农户福利损失的大小(表8)。从计量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信贷配给会损失农户福利。这里的福利损失既包括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也包括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从表8可以看出，在95%的显著水平下，除了受配给农户的年教育费用支出的估计量略不显著外，其余MATCH估计量均为负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信贷配给与农户的福利水平负相关。这与李锐和朱喜(2007)、褚保金、卢亚娟和张龙耀(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

2.受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大于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从表8中值与值之间的一一对比可得，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在年净收入、年生活消费支出、年医疗费支出和年教育费支出中的福利损失占比均高于样本农户在这些福利方面的损失程度。这是因为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远小于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使得样本农户的整体福利损失程度降低。

3.信贷配给对不同福利的直接效应存在差异。我们称因受到信贷配给而产生的福利损失为信贷配给对福利的直接效应。从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看出:(1)信贷配给对医疗的直接效应最大，其医疗福利平均损失程度高达34.33%。这说明农户借贷主要满足医疗需求。这从侧面证明了农村医疗设施的落后和医疗保障的缺乏。(2)信贷配给对教育和生活消费福利的直接效应为其次，平均损失了22.34%。这证明一方面，农村子女的教育成本已成为农户比较大的负担;另一方面，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已成为农户信贷的一个重要内容，农户的消费方式正在向信用消费转变。(3)信贷配给对收入的直接福利效应最小，平均损失程度为6.64%。其原因在于，由于农村生产经营活动整体上未达规模经济，且生产效率较低，农户的借款通过生产函数转化后，其资本收益率较低，因此，即使农户的借款在未被满足或未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其损失的贷款的资本收益率仍然相对较小。

4.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具有外部性。由结论2我们可知，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在信贷配给的环境下亦损失了福利。其原因值得我们思考。本文认为，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之所以产生了福利损失，是由信贷配给福利效应的传导性所导致的。即受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效应会对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

5.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对不同的福利具有不同的传导性。通过对比样本农户福利损失程度和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两者相差越大，说明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传导性越强。因此，我们可以将信贷配给对不同福利的传导性由强到弱依次排列为教育福利、医疗福利、生活消费福利和收入水平。这基本与前述信贷配给的直接福利效应排序相似。四、农村信贷配给下的福利改进通过对农村信贷配给福利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信贷需求不能被完全满足会损失农村信贷需求者的福利。因此，在信贷市场中，加大对农户信贷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是其提高福利水平的必要条件。褚保金等(2009)、朱喜(2006)、李锐和李宁辉(2004)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农户信贷供给会对其福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立足于农户的信贷需求③，减少农村信贷配给程度可以改进农户福利。

信贷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双重信贷配给；国有商银行改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控股上市公司

JEL分类号：D5；E51；G3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2－0028－06

一、引言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信贷资金的供需双方在市场的力量下会形成一个均衡的价格(贷款利率)，均衡利率下贷款的供给等于贷款的需求，市场出清。但现实中的金融市场上往往存在贷款的需求超过供给导致市场无法出清，称为信贷配给现象。信贷配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经济现象，它包含了利率管制、所有制歧视、信息不对称、国家战略等诸多因素，并与货币政策效应传导(惜贷、存差等)、金融自由化、中小企融资难等许多现实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多篇文献认为，我国信贷市场上存在着双重信贷配给，也就是说，既有非均衡信贷配给((Brandt and Li，2003；Cull and Xu，2005；孙铮等，2005)，即对国有企的信贷偏向和对非国有企的所有制歧视：也有均衡信贷配给(Stiglitz and Weiss，1981)，即基于信息不对称原因造成的信贷配给。但是，这两者在横截面上的实际分布情况如何，对此的实证研究却少之又少。

同时，从纵向的角度讲，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96年启动以来，到2006年10月人民银行取消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可谓稳步推进。而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自2003年启动，至2010年农行正式上市，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显然，从逻辑上讲，这两者都将对减少非均衡信贷配给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尤以2003年国有银行开始上市为重要的时间分隔点，因此下文将2003年以后简称为“改革后”。那么，金融体系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对均衡与非均衡信贷配给的分布有怎样的影响?显然这完全是一个实证问题，而我国资本市场中日益增加的民营上市公司，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检验数据来源。如果非均衡信贷配给较为严重，那么即使是民营的上市公司，也没有理由不受到影响。如果利率市场化和国有银行改革对减轻非均衡信贷配给有作用，同样应该在民营上市公司贷款情况的年度变迁中体现出来。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有关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的形成；第四部分是样本和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检验和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一)均衡信贷配给理论

均衡信贷配给理论认为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包括：

(1)信息不对称。Jaffee和Russell(1976)认为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信贷配给。Stiglitz和Weiss(1981)将事前的逆向选择引入信贷配给。Williamson(1987)则认为借款人事后隐藏信息的行为会导致信贷配给。信息不对称一直被认为是决定银行信贷配给政策的重要因素(Hodgman，1960；Goudzwarrd，1968)。

(2)客户关系。Cukieman(1978)认为如果银行只能对不同的顾客实行相同的贷款利率，由于不同的客户对银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可看作是银行与客户关系程度)不同，即使没有违约风险，银行将利率定在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水平上，信贷配给也会存在。对银行其他金融服务有较高边际倾向的客户不会遭到配给，边际倾向较低的客户会遭到配给，信贷市场上的这种现象可能导致资源的无效分配。Fried和Howitt(1980)也认为客户关系是银行信贷配给的重要因素，由于借贷对象(包括借方信誉)的异质性，交易双方更换交易对象的成本较大，所以，无论是显性契约还是隐性契约，都会考虑交易双方长期合作的成本。但在更换交易对象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信贷配给现象将不会存在，因为契约双方都没有动机选择这样的风险共担合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银行关系越长久的客户越少受到信贷配给限制的原因。

(二)非均衡信贷配给理论

早期的非均衡信贷配给主要从利率管制的角度出发。Hodgman(1960)和Goudzwarrd(1968)都认为利率管制是银行选择信贷配给的重要原因。

非均衡信贷配给理论随着金融抑制理论(McKin－non，1973)的产生与发展而逐渐趋向成熟。McKinnon提出的金融抑制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二元性”而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否则经济只能是长期处在低水平“陷阱”之中。在此种发展战略下，政府希望通过金融抑制来强化对金融资源的控制，以期扶持一批“享有特权”的企部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和重工化政策下，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对国家试图扶植的投资项目采取优惠利率等措施，对其他的项目或者直接拒绝其贷款申请，或者在贷款数额和利率上施以苛刻的要求。所以，金融抑制本质上是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市场，利率被政府规定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导致市场存在对贷款的过度需求，因而对信贷资源采取配给的办法以保证政府的目标集团的金融资源。实际上这是信贷的行政性配给(廖肇辉，2005)。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吴军和白云霞(2009)研究认为，国有企的预算约束有了明显硬化，朱秀丽(2009)则认为，民营上市公司“信贷歧视”的减弱是金融腐败抽租和民营企交纳租金的博弈结果，而方军雄(2010)认为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歧视”更可能是企自主决策的结果。

但是，上述文献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所有研究都是局限于信贷配给的某一方向，没有考虑均衡性信贷配给和非均衡性信贷配给此消彼长的过程。而且。我国银行在2003年以后经历了一场较大的变革，对此的影响是否有变化?本文将对此做出延伸，使用2001-2009年间的数据，分析国有商银行改革作为外生的制度变革对政府干预型信贷配给的影响，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更有力的经验证据。

三、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虽然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在逐步走向完善。但银行贷款仍是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渠道，而银行坏账的日益积累引发了市场对我国商银行资产质量和信贷政策的质疑。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逐渐硬化了对银行的预算软约束，于1999年和2004、2005年对国有商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剥离后，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标准提出了要求，要求银行

在发放贷款的时候采取相对审慎的原则防范风险，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信贷扩张。

1998年3月，中国放开贴现和转贴现利率，同年。随着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债券回购市场利率也同时实现自由化。自1996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式启动以来，1998年、1999年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1998年10月31日，中央银行扩大了对中小企贷款的浮动幅度。商银行对中小企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由20％扩大到30％，同年又对外币存款实行浮动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在2003年2月的《2002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公布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2003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4年1月1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2004年1月1日，人民银行再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2006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上调基准贷款利率的同时取消了除城乡信用社之外的贷款利率上限，即使是城乡信用社，调整以后也可以在5.04％到12.83％的较为宽广的区间内自主确定贷款利率。利率市场化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从一定程度上将解决民营企融资困境。

根据以上背景推论，如果金融市场化确实取得了进展，那么在国有商银行改革之后，均衡信贷歧视的现象可能会增加，由于均衡信贷歧视取决于企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可以合理预期，在国有商银行改革后，如果企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则获得新增贷款的量就多。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国有商银行改革增强了企信息透明度对信贷融资的影响。

根据以上背景，在国有商银行改革之前，预算约束较软，政策性负担更多，如果民营上市公司不愿意缴纳租金，银行未必能满足其贷款需求，显然将更容易受到非均衡性信贷配给。而国有商银行改革之后。显然民营上市公司在同等条件下融资需求被满足的概率将扩大。利率市场化的作用与此类似，随着贷款利率的逐渐放开，银行自身将有更多的激励来减少非均衡性信贷配给，而更容易满足优质民营上市公司的贷款需求，但由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得到国家信用的担保，信息透明度的信号传递机制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更为显著。已有研究发现，即使是非均衡性信贷配给，改革前也有新的表现形式，即对民营上市公司的信贷歧视可能被寻租机会替代。表现出民营企获得的贷款并不少于国有企，本文的研究结果应该是预算软约束和腐败寻租的均衡影响，但改革后，无论是软约束还是腐败寻租主导的非均衡性信贷配给现象都应该有所减轻，而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均衡性信贷配给增强。根据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2：

假设2a：相对国有上市公司，国有商银行改革后，企信息透明度对民营上市公司信贷融资影响更大。

假设2b：国有商银行改革削弱了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信贷融资的影响。

四、样本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2009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考察对象，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了股市异动的2007年数据。财务数据来自香港理工大学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CSMAR数据库，最终控制人数据来自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WIND资讯金融系统，信息透明度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年度考核。最终获得2323个样本数据，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38个观测值，民营控股上市公司685个观测值。

本文研究2003年末的国有商银行改革对双重信贷配给的影响，因此，下文以2003年为界分为国有商银行改革之前和国有商银行改革之后两个期间，即2001至2003年为改革前，2004至2009年为改革后。

(二)变量和模型设计

1、外部融资需求。

根据Rajan and Zingales(1998)与朱秀丽(2009)采用的外部融资需求指标：

Capxit为公司t年的资本性支出，等于公司当年的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增加额，Cfoit为公司t年的经营性现金流量。

2、贷款供给。

本文分别以当期获得的短期贷款(Loans)、长期贷款(Loanl)考察银行贷款对公司外部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其中短期贷款为该公司当年的短期借款期末期初余额之差占总资产的比例，长期贷款为该公司当年的长期借款期末期初余额之差加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占总资产的比例。

3、产权性质。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引入企性质衡量非均衡性信贷配给的对象，该变量以Soe表示。在总样本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赋值为0，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赋值为1。

4、信息透明度。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年度考核衡量公司信息透明度，该变量以Vdi表示。信息透明度共分四个等级：不合格、合格、良好和优秀，分别赋值0、1、2和3。

5、股权融资。

如果公司当年存在上市、配股或增发赋值为1，否则为0，该变量以Equity表示。

6、其他控制变量。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引入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以总资产对数表示；盈利能力(Roe)，以当期净利润占净资产的比例表示；成长机会(Grow)，以销售增长率表示；资产结构(Fix)，以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表示；在此基础上控制年份(Year)和行(In－dus)。考虑到长期资产投资的时滞性，所有控制变量取滞后一期的数值。

本文所要检验的模型如下：

检验假设1：

五、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改革前后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改革前上市公司短期贷款规模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0263和0.0162，显著高于改革后的-0.0012和0。改革前后长期贷款规模没有显著变化。融资需求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改革前后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也没有显著变化。改革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1.5994和2，改革后，该指标的均值和中值显著上升到了1.7398和2。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改革后，上市公司的规模、负债率和成长机会都有了显著增长，而固定资产比率却显著下降，此外，公司盈利能力没有显著改善。

表2列示了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改革前，国有上市公司新增短期贷款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0254和0.0131。民营上市公司新增短期贷款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0299和0.0239，二者在均值上没有显著差，民营上市公司短期借贷款中值显著低于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长期贷款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0166和0，民营上市公司长期贷款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0002和0，民营上市

公司新增长期贷款均值和中值均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无论是中值还是均值均显著高于民营上市公司。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相对民营企而言，国有企规模较大。负债率较低，成长机会较高，固定资产比率较高，但二者在盈利能力上没有显著差异。

改革后，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新增贷款减少，国有上市公司新增短期贷款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0026和0，显著高于民营上市公司的-0.0098和-0.0013。国有上市公司新增长期贷款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0156和0，民营上市公司新增长期贷款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0175和0，二者没有显著差异。国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表现仍显著高于民营上市公司。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国有企与民营企在规模、负债率、成长机会和固定资产比率上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但盈利能力仍没有显著差异。

(二)回归结果

表3列示了全样本公司改革前后信息披露对公司新增贷款的实证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改革前，信息披露与公司短期贷款之间相关系数为－0.0005，与长期贷款之间相关系数为－0.0059，统计结果均不显著；改革后，信息披露与短期贷款之间的相关系数转为0.0207，与长期贷款之间的相关系数转为0.0147，二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改革前，债务比率和成长性是公司获得贷款的重要指标，债务比率越低、成长性越好的公司获得的贷款越多。改革后，公司规模越大的公司获得的短期贷款越多，而债务比率越高、成长性越低，但有固定资产作为担保的公司获得的长期贷款越多，这一点可以用薛云奎和朱秀丽(2010)的研究结论解释，即改革改善了银行短期信贷市场的风险控制能力和长期信贷市场的风险控制，并增加了抵押品的要求。表3的结果与假设1一致。

表4列示了改革前后信息披露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贷款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国有商银行改革对信息披露有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前，信息披露对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都没有显著的制约作用，改革后，信息披露考核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制约作用远远大于国有企，信息披露只对国有企获得短期贷款产生制约，而对民营公司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都有显著制约作用。

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改革前，公司规模、负债比率、成长机会和盈利能力都是影响国有上市公司获得贷款的重要因素，改革后，盈利能力对国有上市公司获得贷款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控制变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短期贷款上，改革前，负债比率越低、固定资产比率越低的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短期贷款的机会越多；改革后，成长机会是影响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短期贷款的重要因素。表4的结果与假设2a一致。

表5列示了改革前后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前，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与企获得的银行贷款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产权性质是决定上市公司获得短期贷款的重要因素，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的短期贷款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然而产权性质对长期贷款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关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资产负债率和成长机会是企获得短期贷款的重要衡量指标，负债率越低、成长潜力越高的公司越容易获得短期贷款，低负债率和高盈利能力是公司获得长期贷款的重要衡量指标。

表5的研究结果与假设2b基本一致，表明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预算软约束导致的非均衡性信贷配给已经逐步减轻。

六、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01-2009年披露最终控制人和信息披露考核的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作为样本，实证地检验了相关假设，结果表明，国有商银行改革后，信息透明度指标对上市公司的信贷融资影响显著增强，由于国有上市公司隐性担保的存在。信息透明度考核对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小于民营上市公司。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由于预算软约束和金融腐败造成的非均衡性信贷配给现象逐步减轻。由此，我们认为，由于上市公司资产的优质性和国有商银行改革的深入，非均衡性信贷配给不应该是现阶段上市公司银行贷款融资的重点，研究的重心应该逐步转到信息质量和信息披露的影响上。

信贷文化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小额信贷，SWOT―PEST，战略

 

一：引言

小额信贷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赵芝玲，邹帆(2003)通过对农户小额信贷的绩效的分析，指出中国小额信贷能实现农户增收与信用社盈利增加的双赢结果。李莉莉(2005) 通过对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的绩效评价金融论文，指出对于农户收入有正的显著影响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张立军，,湛泳(2006)通过分析小额信贷与当地农户贫困之间的关系，认为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朱乾宇，董学军（2007）选取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构建当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的扶贫绩效的研究，认为小额信贷对农户的增收有积极作用金融论文，且非农业贷款投向相对农业贷款投向而言具有更好的绩效。总体而言，国内对小额信贷的研究大多数还停留在小额信贷的绩效分析方面，采用SWOT―PEST分析整个小额信贷产业的战略选择的文献相对较少。在加快发展农村的同时，不能光靠增加小额信贷的投入，还应注重农村小额信贷的战略发展，为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金融论文，有必要对农村小额信贷的现状作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厘清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优势与劣势，为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有益的借鉴。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运用SWOT―PEST模型对农村小额信贷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二：研究的方法

SWOT―PEST矩阵方法是一种战略分析方法，利用它可以把影响小额信贷发展的政治(P)、经济(E)、社会(S)、技术(T)等因素放到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SWOT分析金融论文，辨别出影响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有利于了解小额信贷发展的环境条件，为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战略性的决策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表1 我国小额信贷产业的SWOT―PEST分析

 

Pest/

Swot

政策法律环境（politics）

经济环境（economics）

社会文化环境（society）

技术环境（technology）

内在因素

优势S

政府为小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采用贴息的政策

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非农生产，还贷周期短、投资回报率较高。

征信系统

无需抵押物与担保品

劣势W

未还款者法律追究问题、正规银行贷款贷款者的道德风险

农业的天生脆弱性使得小额信贷风险加大

农民的盲目投资

融资难、限制了规模、没规模效应、服务滞后

外在条件

机遇O

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视及对农村的发展建设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小额信贷违约率降低。

先让一部分区域先推广，利用“示范效应”逐步推广的理念得到认同。

 

  正规金融机构开办小额贷款业务金融论文，使得资金时间与安全性监管体系成熟。

挑战T

目前还没任何法律界定小额信贷的法律地位

农业受到自然灾害与市场变动影响较大，贷款农户日益产生贷款危机，形成不良贷款

缺乏有力担保，贷款风险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