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作风论文范文

思想作风论文篇1

[关键词] 党风建设思想

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它的产生必然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继承和发扬了马列主义党风建设的相关理论，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风建设理论。因此，马列主义关于党风建设理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为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一、党风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一）马列主义党风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建立和健全工人阶级政党而奋斗一生，一直非常重视党风建设，在许多著作和学说中皆有体现，为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作风建设归纳在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作风、从实践出发、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种恶习对党的侵袭等四个方面。[1]P81-82关于民主集中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但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已经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2]P44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共产党的宗旨、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等。[3]P15-18尽管如此，要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共产党要保持应有的品格和良好的作风，必须坚持党内思想教育与刚性约束相结合的原则。[4]P4-5

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风建设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的党风建设理论。在许多学者的文章中都涉及到无产阶级政党要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列宁党风建设的重要理论，如在孟金的《党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中提到，“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境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重要最可怕的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在党风建设实践过程中，还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党风建设思想。[5]P12同时，列宁认为要坚决同作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扬民主监督的作用等等。[6]P7-8列宁对于党风建设理论不仅给以极大启发，而且成为其党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人类伟大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理论和思想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样也为党风建设思想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意蕴深远、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给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渊源，有学者就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的应用方面，来分析党风思想形成的过程。学者王习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精髓，到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孟子的“民本君轻”思想到一切为了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从孔子的修身、内省到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等三个方面阐述传统文化对党风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7]P15此外，艰苦奋斗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把艰苦奋斗作为在革命中应该具有的优良作风。[8]P6

二、党风建设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的党风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党风建设思想不仅受马列主义党风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启发，同样也受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的影响。

目前，有许多学者对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进行了研究。赵品华对井冈山时期党风建设实践进行深入探索，他主要从组织纪律、管理制度、群众工作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四个方面的实践进行研究，认为党在井冈山时期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基础；[9]P13-23李文静、谢佳奇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党风建设实践的探索，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把理论学习、思想觉悟提高作为作风建设前提，牢记“两个务必”，重视从干部队伍建设、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等方面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10]P58-59党风建设思想还同党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同各种非无产阶级和“左”、右倾错误思想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在革命战争实践过程中形成。[8]P6-8此外，张晓燕则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社会实践的角度进行探索，认为在这期间，党非常注重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行新型民主政治，维护人民民利；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公平正义；开展社会教育，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等方面，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基础。[11]P13-15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的党风建设实践进行探索，为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阶段

党风建设思想是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阶段，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地研究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诸学者对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阶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

（一）三阶段论

王艳芳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进程，将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党的成立到），主要论述党的具体纲领、决议、思想问题等；正式形成阶段（到党的七大），纠正错误思想、开展整风运动、“三大优良作风”形成，标志党风建设思想逐渐成熟；丰富和曲折发展阶段（党的七大之后到去世），主要论述全国胜利后，为了继续巩固我党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采取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开展一系列党风运动，防止党内和作风的形成，特别在“”时，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做出错误分析，导致党风建设曲折发展。[8]P8-10赵嘉敏在文章中也提到党风建设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三阶段。但不同的是赵嘉敏把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时期作为单独的一个阶段，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及所面临的考验，对党风问题进行深刻思考，带领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发展和实践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其党风建设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12]P23-25此外，韩振峰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史经验过程，从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也把党风建设思想形成过程分为三阶段。唯一不同的是他把运动作为一个独立阶段，认为运动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创造。在这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关于党风建设方面的探索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党风建设思想，他还指出“三大作风”的形成及在理论上的概括，是党风建设思想达到成熟化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13]P1-2

（二）四阶段论

阮家涛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把党风建设思想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时期（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期），系统论述对党风建设的初步探索和实践，以及面对党内错误思想，发扬优良作风；形成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开展党的具体工作、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路线；成熟时期（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主要论述抗战时期我党的群众工作、整风运动以及“三大作风”开展等；完善时期（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论述我党执政后的具体工作、组织建设、思想问题以及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核心，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党风思想。他之所以认为党风建设思想萌芽于1921年党的初创时期，是与党的建设思想分不开的，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各方面的理论、革命经验都不成熟，对中国国情研究不多，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党风建设思想还处在萌芽状态。[14]P17-2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党风建设思想形成过程的探讨，主要以建党初期、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等党风建设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作为划分标准。其划分阶段的表述上存在差异不大，大多数以中国革命发展史来进行论述，若结合在各个时期的经典著作加以分析，会使其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周叶中，邓联繁.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视野―基于宪法学思维方式的一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宋镜明.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3]晋乾奉.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

[4]彭朝阳.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D].湖南师范大学，2006.

[5]孟金.党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D].江西师范大学，2011.

[6]陈登才.马克思列宁关于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研究[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4）.

[7]王习贤.对党风建设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J].湖湘论坛，2006（5）.

[8]王艳芳.党风建设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11.

[9]赵品华.论井冈山时期党风建设实践及当代价值[D].郑州大学，2011.

[10]李文静，谢佳奇.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实践及经验启示[J].理论导刊，2014（3）.

[11]张晓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实践及其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2（11）.

[12]赵嘉敏.党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2.

[13]韩振峰.的党风建设思想论纲[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11）.

思想作风论文篇2

【关键词】思想 党建 理论来源 主要内容 启示

党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党风建设思想是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具有丰富生动的实践性。同时，党风建设思想也不是凭空从革命实践中“创造”形成的，其具有十分扎实的理论基础。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时，形象地比喻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①。当然，人们对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理解。在此探讨党风建设的过程中，笔者认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说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古代优秀传统的结合，它形象地说明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理论，其中党风建设思想也是如此，是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结晶。

为此，党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党风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继承与发扬，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导师从组建无产阶级政党那天起，就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风建设问题，对党风建设有着许多著名的学说和论断，为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党风建设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联盟和对欧美国家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对共产党员的作风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共产党员必须具备优良的作风。要求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成为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必须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切实维护党的团结，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将工人阶级团结作为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要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发展的强大武器，注重提升党性观念，和传统的错误的观念作斗争。同时，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还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原则，必须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制约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党风建设。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上述观点主张，成为党风建设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第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特殊的经济形式、意识形态、地理环境、政治结构等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淀，传统文化对民族的行为方式、伦理规范、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等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党的理论和思想自然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注重从传统文化思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党风建设思想是在我国具体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其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性、保持世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之外，同样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受到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风建设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实事求是”作为党风建设的重要思想，在我国《汉书》中就曾经出现过，后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行了丰富和创造性完善，将“实事求是”提高到党的思想战线的战略高度。一切为了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群众路线，是党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和我国古代“民为邦本”、“民本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异曲同工之妙。

党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是我国首次提出“党风”概念的人，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党风建设思想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建党。所谓思想建党，就是要把思想作风建设置于党风建设的首要地位。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将思想作风建设置于党风建设的首要地位，认为只有切实加强党员思想作风建设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水平，才能在党内根除不正之风，实现党的战斗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在中共党史上，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首先确立了“思想建党”的方针。古田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对错误思想进行纠正的方法。还在运动中，通过整党整风的方式，对犯错的同志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予以妥善处理。后来，在党的开幕词中提出，必须通过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的方式，克服队伍中的严重缺点。思想建党，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了从主观世界上解决党风建设中的问题。因为党风问题是世界观在行动上的表现，只有改造好主观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才能克服、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

第二，群众建党。所谓群众建党，就是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是从我们党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和概括的。建党以来，我党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保障了群众的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群众斗争的失败。群众的斗争需要党的正确领导，但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党的一切事业更加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如果我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要求：“我们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和人民群众相结合。”②始终认为，党的生存、发展、壮大中，是否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是决定性的因素。认为，正确的领导均必定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只有我党始终保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支持，才能使党的地位得到巩固发展，我党的各项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联系，是我党区别于任何其他党派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开展任何事业的目的均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第三，民主建党。所谓民主建党，就是我党开展一切工作都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加强监督制约，这是党风建设中的一贯思想主张，同时也是使党风得到端正的重要方法。认为，如果我党不注重在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就无法让群众的意见建议得到集中，所以就无从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无法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战争与开展社会建设，无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除此之外，还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但是只有在民主状态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还需要切实加强监督制约，因为党员干部的素质是不平衡的，并且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客观环境也不尽相同，那些素质较低的党员干部在受到客观环境负面影响之时容易发生蜕变，通过加强监督制约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严肃党纪、端正党风。

第四，廉洁建党。所谓廉洁建党，就是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要求严厉惩戒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党纪，这是党风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建思想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以非凡的气魄与胆识，开展了一次次肃内腐败现象的活动，严肃党风党纪。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端正党风党纪，否则必定产生极大的危害，为此必须“杀一儆百”以挽救和教育一大批党员干部。必须严肃党风党纪，对不合格党员必须通过党纪清除出党的组织，对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必须坚决予以法律制裁，以平民愤，并且借此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开展警示教育。中共中央于1951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批准逮捕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最后对其处以极刑。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过程中，有人建议为他们留一条活路。为此案件进行了说明：“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③始终认为，必须对犯有各种错误的党员干部依据党纪国法进行处理，这是一个从严整治党风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挽回党的影响、赢得民心。

党风建设思想内容丰富，除了上述思想建党、群众建党、民主建党、廉洁建党之外，还对党风建设提出了许多主张。比如，曾经号召、组织开展了上次大规模的政党整风运动，将政党整风作为开展党风建设的好形式，取得显著成效；将坚持和践行“两个务必”作为党风建设和主要形式和方法；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的这些党风建设思想构成了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风建设思想的贡献与局限

党风建设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风建设思想是我党开展党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为我党开展党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党风”的概念，并对党风的内容做出了界定，认为党风包括党的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文风等，这些党风的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而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党的作风的本质所在。还创立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理论，“三大作风”成为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标志性品质，成为我党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和我国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为进一步发展党风建设理论奠定了基础。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方针，有利于我党长期保持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同时促进了整个社会风尚的转变和改进。成功地探索出了通过“整党整风”开展好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增强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党风建设思想，是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国情实际结合的产物，有效推动了马克思党建学说的中国化进程，并使马克思党建学说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党风建设思想存在一些局限性。高度重视“思想建党”，从共产党员个人的品质和思想方面加强党风教育，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建设、体制机制保障，对于完善法律制度惩戒腐败方面有所欠缺。在分析腐败问题和党风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根源之时，将其根源单一化，认为这些都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从而导致其思想走上了极端化。通过大搞群众性大批判大运动的方式开展党风建设，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害。

党风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从整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党风建设的形势总体是好的，尤其是十以来的包括反腐倡廉建设在内的党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学习风气不浓、和形式主义仍有市场、干部队伍选拔任用存在不正之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方面的问题。党的作风中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破坏了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党风建设思想给我们的当代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始终坚持开展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当前，我们要始终坚持党建思想中“思想建党”的观点主张，始终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抓紧抓好、常抓不懈。深刻认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切实加强党性教育，更好地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已经取得辉煌成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执政党的干部，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各种诱惑越来越多、越大越大，必须通过切实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方式，让广大党员干部不被金钱、美色以及其他各种诱惑侵蚀。要通过建立党员推出机制，将那些在思想上产生腐化变质的党员干部及时从党的组织中清除，保持党的纯洁性。

第二，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促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坚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党风建设思想，扎实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式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将党的政策方针贯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2013年6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问题。”强调要根除的“”，严重违背了我党的根本宗旨，是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我党只有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促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根除“”，才能在新时期新阶段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拥护。

第三，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促进党员领导干部领导作风的转变。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60多年，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更加巩固，但是，此时我们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放松了警惕，忘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体现在领导作风上，极少数领导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居高临下地对人民群众指手划脚，部分领导干部盛行“我说了算”的霸道主义，认为一切以自己说了算就证明自己的能耐，是党的领导干部强势的表现。殊不知，这些做法是和党的集体领导体制背道而驰的，是和我们一以贯之坚持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将无法集中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新形势下党建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当前，我党要更加强调和重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问题，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切实改善和提升党的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以领导作风的转变促进党风党纪的转变，以党风党纪的转变赢得民心。

（作者为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许全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和本义”，《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②《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③《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4页。

思想作风论文篇3

思想政治工作在新闻单位的重要性

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关注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讲政治是第一位的。 但一些新闻单位将工作重心放在业务方面，他们重视青年记者编辑的新闻业务水平，却相对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甚至少数新闻单位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有所缺位，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所以新时期新闻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它体现以下几点方面：

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杜绝“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道德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部分新闻工作者存在浮躁的作风”的现象，记者编辑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有坚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才能正确把握工作方向和政治方向，才能胜任党的新闻舆论导向工作。

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提高记者编辑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从而使他们牢记宗旨、不辱使命、积极创新、掌握本领，转作风、改文风，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从而造就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单位的强烈需要，记者编辑是党的“喉舌”和“耳目”，只有坚持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学习，才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多接地气、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反映鲜活的时代风貌，做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见证者。

加强新闻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对策一：做活做新，与单位工作制度联接，与工作考核挂钩

面对新的课题，我们要配合改革发展的步伐，顺应时代背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如何才能做活做新，学以致用？新闻单位可以要求记者编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工作考核挂钩，与制度想结合，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 ；要建立建好学习制度，要年年有目标，月月有任务，周周有要求，要进一步明确定位，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改进，使思想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操作性，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为新闻媒体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智力保证。

在思想意识多元多样的当今社会、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必将面临诸多考验，我们要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在此项工作的落实上，新闻单位要层层落实政治思想工作责任制，要务求实效；如今是日新月异的信息飞速发展时代，很多新闻机构的信息的传递都是利用互联网手段实现的。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可利用手机、互联网等一些现代化的工具来完成，这样思想政治工作途径也会不断地创新和改进。

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学习会、座谈会、培训班等多种形式，把政治思想工作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要说出一条做到一条，一点一点落实，要言必信、行必果；要严明工作纪律结合起来，提高制度执行力，端正学风文风会风，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把记者编辑培养得又红又专、有素质有才情、有政治头脑的新闻人。

对策二：深入实际，与“走转改改文风”科学结合

记者编辑是生活在政治之中，没有政治头脑的记者编辑成不了好的记者编辑。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记者编辑树形象强素质的前提，新闻单位可以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体现出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不断深化此项，要在活动中持之以恒，务求实效。记者编辑要把镜头更多地对准基层，把版面和荧屏更多地留给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联系党和人民的纽带作用。

把思想工作工作体现在一线工作中，记者编辑要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塑造自我，要有思想有深度，创造出一批高质量的作品。在工作中，记者编辑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切实改进文风，多运用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到真实可信、朴素自然、生动鲜活、言简意赅，进一步增强新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推进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动真情，在工作中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坚守道德高地，把弘扬正气放在心里，把思想政治工作体会在行动和作品中，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群众的心声通过作品反映出来。通过这些，不知觉地提升了记者编辑的思想政治工作。

对策三：深刻领会，与“的48字方针”有机聚合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应只是句口号，而应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在2月19日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理论，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对整个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新闻单位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的48字方针有机聚合，认真学习、深刻和精准领会的重要讲话，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48个字，概括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记者编辑必须要认真领会，学以致用是真，把此项学习看作是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在学习中记者编辑必须不流于形式，不摆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而要理论联系实际，在思想上有所触动，在工作中有所改变，从而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工作。

思想作风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并独创性地形成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也使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一套党风建设的理论

    党的作风即党风，是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是党的性质和党员的世界观及其思想品德的综合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过程中，恩格斯曾最早使用“作风”一词，列宁也多次使用过“作风”一词，但提出“党风”科学概念，并且形成一套党风建设理论的是毛泽东。这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第一次完整地使用了“党的作风”一词。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阐明了党的作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同时指出:我们的党风、学风、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所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阐明了党的作风的任务毛泽东在该文中还阐明了整风的指导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延安整风运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既弄清思想问题，又团结同志，使整风取得伟大胜利，同时也创造了党风建设的有效方式。党的七大系统地总结了作风建设的经验，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归纳为党的三大作风，—对党风建设内容作了高度概括，形成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还提出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艰苦奋斗，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注重调查研究等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执政7年的初步经验，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恢复和发展

    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党在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同时把端正党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为重要任务提上党的建设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作风得到了恢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陈云就提出:党风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在实践中，他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为了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集中开展了整党工作。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党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反对不正之风，开展廉政建设。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严治党，反对腐败，成为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反复强调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的重要作用:党风廉政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织部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性质;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党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巩固党和人民政权的根本问题。他提出:执政党要“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惩治腐败要一靠教育、二靠法制，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

    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新理论

思想作风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邓小平；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并独创性地形成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也使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一套党风建设的理论

党的作风即党风，是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是党的性质和党员的世界观及其思想品德的综合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过程中，恩格斯曾最早使用“作风”一词，列宁也多次使用过“作风”一词，但提出“党风”科学概念，并且形成一套党风建设理论的是。这也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运动时期，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第一次完整地使用了“党的作风”一词。在该文中指出:“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阐明了党的作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指出:我们的党风、学风、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所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阐明了党的作风的任务在该文中还阐明了整风的指导方针。依据这一方针，运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既弄清思想问题，又团结同志，使整风取得伟大胜利，同时也创造了党风建设的有效方式。党的七大系统地总结了作风建设的经验，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归纳为党的三大作风，—对党风建设内容作了高度概括，形成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提出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艰苦奋斗，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注重调查研究等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1956年党的总结了执政7年的初步经验，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建设理论的恢复和发展

十年“”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结束之后，党在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同时把端正党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为重要任务提上党的建设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冤假错案，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作风得到了恢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陈云就提出:党风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在实践中，他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为了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集中开展了整党工作。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党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反对不正之风，开展廉政建设。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严治党，反对腐败，成为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复强调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的重要作用:党风廉政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织部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性质;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党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巩固党和人民政权的根本问题。他提出:执政党要“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惩治腐败要一靠教育、二靠法制，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

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新理论

思想作风论文篇6

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理论知识学习不够，学习不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xxxx”的重要思想系统化学习不够，缺乏对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的把握。在学习内容上，对有关干部工作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学习比较认真，忽视了[找材料到文秘写作网-文秘写作网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注：去掉中间符号在百度搜索第一个网站]对市场经济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在学习的方式上，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不够，不能真正做到在干中学，在学中干。

2.工作作风不够扎实。虽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树立为经济发展服务意识不够深刻，特权思想时有存在，工作作风不深入、不扎实。

3.缺乏开拓创新意识。在思维方式上，有时习惯于凭经验考虑问题，想事情在工作立足实际，大胆探索的方式方法比较少。

4.工作标准不精益求精。处理问题有时还存在畏难情绪，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忽视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降低了工作标准。

二、整改目标

1.增强党性觉悟，理想信念坚定。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认真学习实践“xxxx”重[找文章还是到文秘写作网，更多原创！注：去掉中间符号在百度搜索第一个网站]要思想，并将学习贯穿始终。

2.增强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

3.遵守党的章程，严守党的纪律，遵守县委机关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县委办机关干部的形象。

4.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

5.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大胆工作，不断有新的建树。

三、整改措施

1.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xxxx”重要思想，深刻把握他们的精神实质，深刻理解共产主义理论与生俱来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将并学习和工作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活学活用马列主义理论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素质。

2.牢记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时刻遵守党的章程，认真履行党员义务，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团结同志，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做到思想上、言行上与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党性观念，坚定不移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灵魂所在，也是每个党员的精神支柱和立身之本，“志正则众邪不生”。实践证明，每个党员为之奋斗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是由其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决定的。因而，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将更加认真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xxxx”重要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牢牢把握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核心，在工作和生活中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领导水平。

3.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尤其要带着如何解决和处理工作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深入调查、了解、倾听意见，努力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县委办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县委办工作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4.增强创新意识，工作争强当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一步更新观念，大胆工作，工作中勤于思考，多发现问题，多想办法，多出路子。转变作风，扎实工作，争做实践职业道德的模范，争当先锋党员。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重要的是保持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将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紧贴中心任务和本职工作。

5.加强道德素质修养，树立文明形象。带头倡导和实践共产主义文明新风，敬业爱岗，甘于奉献，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作风扎实，勤奋工作，做实践职业道德的模范。

6.密切联系群众，树立亲民、爱民之心。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第一标准，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让我们的行为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处于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

思想作风论文篇7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大都是以题跋、书信、序记的形式,通过漫谈、随笔、评点的方式对古代以文学作品为主的各种艺术形式进行的批评、研究和鉴赏活动,比如《尚书?尧典》便是一种随笔作品;《毛诗序》和《诗品序》属于漫谈式的文学评论作品;《答李翊书》和《与元九书》则是书信体的词话与诗话着作。由此看出,古代文学评论是一种以自我分析、自我学习、自我总结为主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与艺术评论作品。其中,绘画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尤其是作为文人士大夫思想与审美的重要载体之一,不仅在各种古典文学评论中都有论述,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评论的影响,在创作思想、表现方式、审美追求、艺术价值方面发生着变化。通过对多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思想的形成

    在我国传统社会早期,绘画与文字往往呈现出一种混沌的融合状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以具象表现为主的绘画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发挥着事件记录与信息传达的功能。象形文字这种延伸自绘画的文字形式,以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方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才成为笔画简单的汉字。而长期以来,传统的绘画创作仍然没有脱离具象的创作技法或者表现方式,比如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些壁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这一特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两种相互独立而又关系紧密的艺术门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尤其是连年的战争使无数的文人雅士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生价值,在文学、绘画中寻求身心与思想上的解脱,其中当时的归隐思想、佛教盛行与玄学的极大发展便是当时文人阶层思想观念最鲜明的写照;另一方面,随着域外文化的大规模流入以及与本土文化进行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将文学作品和绘画创作两种艺术形式推向了巅峰时期。其中,当时谢赫创作了我国艺术史上最早的以绘画为主的文学评论作品“六法”,对当时传统绘画创作风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作品在吸取当时文学创作思想观念、风格特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绘画创作也应当坚持“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样式和创作理念。这与当时其他诸多文论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鲜明地透露出我国传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轻再现而重表现。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诸多知名画家的作品都体现出“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实就虚”风格的形成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具有含蓄、间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传统文学创作中,也就是历来重视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间接的文学创作与描写方式,也即是通过“言此而意彼”的方法来拓展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一方面提升整个作品的艺术内涵,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彰显作家的文学水平。我国传统文学创作的这一思维方式与风格特征不仅出现在诸多文论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论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绘画创作的“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追求和表现方式,从而对当时的绘画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清代着名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在《西厢记》评论中明确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实就虚’是我国历代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追求的共同表现方式,同时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的风格特征,反映了历代文人雅士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追求,因此,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贯彻之一思想,即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与刘熙载也曾对文学创作“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特征经过分析和论述,并引申至绘画创作过程中去,由此对后世的绘画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指导意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创作方式与风格特征,使我国传统的中国画一直坚守并张扬着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以笔墨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显示出一种天趣和洒脱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词话?词品》中所说的:“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比如着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在画马的过程中,融西洋画的造型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为一体,综合应用染、烘、积、泼等诸多墨法,使整个画面中的物象产生细腻的色质变化,由此产生特殊的情感韵味和情景氛围。

    (三)“移物言志”创作思想的产生

    《尚书?舜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着名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这样写道:“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简而言之,文学作品是要用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决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国古代社会中的诸多文学家习惯于含蓄、间接的创作方式,尤其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进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主体的思想情感难以进行准确而直接的描述时,“意”的表达就需要借助于自然万物,即“移情于物”,通过物性来观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由此进行准确而流畅的思想表达。这种“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以诗充画,诗画结合创作方式的形成

    古希腊诗人曾说,画是无声的诗,而诗是有声的画。虽然诗和画两者的本质并不相同,但诗与绘画都是人类借以表达情感的媒介,有着相通的艺术效果。“如诗如画”“诗情画意”就是中国人对诗画相通和美妙之处的最好表达。中国诗歌与绘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发挥自身的艺术优势,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现传《杜工部集》中有题画诗18首,包括画山水、画松、画佛等题诗,把画面的视角形象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极富诗情画意。在画中题诗是为了补充画面笔墨未尽之意,但也要顾及画面艺术形式的变化和完美,诗与画的结合要融洽,使读者获得丰满的思想感受和审美乐趣。

    二、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启示

思想作风论文篇8

【摘 要 题】元明清文学

【关 键 词】明清思想理论/散文流派/艺术精神/风格论/法度论

【正 文】

明清散文流派众多，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有台阁派、秦汉派、唐宋派、公安派、桐城派、湘乡派等。流派迭出应是明清散文发展的一大特点，甚至可以说，明清散文发展就是在流派演变的过程中完成的。促成明清散文流派迭出的原因很多，比如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最高统治者的文风取向，都会影响到散文流派迭出，但在多种原因中，特别重要的，一是古代散文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一是明清时期思想潮流的涌动在起作用。关于前者，笔者已有论文作过阐述。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后一问题，即明清时期思想理论是如何影响散文流派演变的。

总的来看，在明清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程朱理学。它既是历代帝王治国的理论基础，也是士人立身处世原则的理论依据。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明清五百多年的思想史上，只有程朱理学存在。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但传统儒学、道学、佛学不时勃兴，而且在理学阵营内出现了挑战朱学的王学，在理学阵营外出现了不以宋学为然的汉学。理学演进，特别是新思潮的出现，对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自有催化作用；而士人一旦服膺某种思想，他的人生理念、文化心态、审美意识便会随之而变，若致力于文学则有可能滋生相应的文学思想。而在诸种文体中，数散文实用性最强，和思想文化、社会生活贴得最近，表现人文精神最为充分，并且其文学性和美感特质的生成，受思想观念制约最为明显。这样，明清思想理论的变化，自会成为推动明清散文发展的动力，而影响到散文流派的演变。具体说，这种影响表现在四方面。

(一)

一种思想理论的兴起或流行，往往会改变现有的散文发展态势，促成新流派的产生。从本质上说，这一点是由散文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思想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决定的。散文要反映社会生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一定的思想理论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对社会发展有导向作用。思想之变带动散文之变，势在必然。和对政治生活的顽强干预一样，思想理论对散文发展的制约是一种本能要求，以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文风，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散文流派。而达到这些要求，主要靠两种人，即某种理论的开创者和服膺者。

一种思想理论的开创者，特别是那些兼擅文学的思想家，文学理论本来就是他们思想理论的一部分，其散文主张无不以其学理为宗。这种情况在明清以前早已存在，在明清时也是如此。比如陈白沙和王阳明是明代散文史上独立派的代表，其“独立性”既见之于散文主张，也见之于创作。明代学术之变始于白沙。白沙“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1]，细言则可析为以“道”为“天地之本”的宇宙本体论、以“道”为本的“心”主体论和以“心”合“道”的涵养论。以这些基本理论为指导，他便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尤为突出的是，白沙的“山林散文”，一有超卓不凡的识见美，二有激扬自我的健逸美，三有“自然”、“自得”、“不待安排”的文境美，四有朴率、简易的语词美，无不与其学理、学风密切相关。如其弟子湛若水所说：“夫先生诗文之自然，岂徒然哉？盖其自然之文言，生于自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于自然之学术。”[2]

王阳明于程朱理学之外，独称良知之说，言“吾心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而“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3]，自然，“吾心”、“良知”也是文章本源。王阳明把“自得”、“得之于心”当作治学的原则和方法，认为求之于心而不合，即使是出于孔子的话也不敢相信。故其论文要写作者“自得”的“胸中实见”。他一再讲其良知说是从万死中得来，“致良知”三字极简易、明白；并说自己能“一语之下，洞见全体”，见得直截、分明，故以明白、简约、浅近、切实、平和为美。其文亦独抒己见，出于性情。语言浅近、明朗，在雅俗之间，风格表现为自然、平易、直截、爽利，也无不与其心学要义一致。

明清散文流派的开创者，多是学有所宗的人物。他们依据一定的思想理论确定散文发展走向，以其作为散文流派的学理基础，其自觉性(或主动性)、坚定性(或排他性)并不亚于热心散文创作、关注散文发展的思想家。如“三杨”服膺程朱理学，故理学成了台阁派的理论根基。杨士奇讲作文切于世用，当“本于学”、“根于理”、“发于性情之正”，而要求立言正大，为文应规合矩，出语明白达意而不“寂寞”，文风优柔、深厚、雅正，即全从理学学理(旁及思维方式)中来。又像“桐城三祖”中的方、姚，本是程朱理学(或称宋学)的信奉者，其散文理念以及散文创作风格，就带有深受理学影响的痕迹。方苞公开声言“制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4]，实已揭示他讲的“义法”、“清真古雅”和程朱理学之间的亲缘关系。事实上，桐城派对古代散文艺术经验的“集成”，对古代散文审美和创作艺术的规范，长短得失，皆与其拘守理学有关。

明清散文流派大都依附于一定的学理。一定的学理，特别是具有时代色彩的先进理论，能对旧流派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而对新流派的出现有催生作用。后者主要是通过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现出来的。比如阳明的良知说把个人意志、主观精神的价值和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为“狂者”之“狂”提供了处世之道。其心学所包含的狂狷意识对明代中后期散文家的最大震撼，是使他们顿然感觉到思想枷锁的存在，并且认为枷锁是可以打破的。最大的激励，是有了不拘成说、标新立异的胆量和勇气。特别是王学演变成“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泰州之学后，散文家们更是“胆量愈廓，识见愈朗”，大都有冲出传统、蔑视权威、离经叛道以自为新说的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由于思想空前解放，胆大识高，是非标准不苟同于古人、今人，于是他们便敢对现有的散文流派说“不”，而另创一派。像王慎中、唐顺之本是沉溺于拟古文风的人物，接受阳明心学后，不但知其症结所在，大胆揭露其弊，还针对其弊提出新的散文主张，与茅坤、归有光等，同创一唐宋派。像袁宏道自比为“一无孔铁锤”，欲“寻一面涂毒鼓作对”[5]，针对拟古论而独倡性灵说，与兄弟等人同创公安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王学左派后学狂放思想的激励和启迪。

(二)

思想理论的演进会带来散文流派艺术精神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说，散文流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各自追求的艺术精神不同。人生是一种艺术，任何处世之道、价值追求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人生智慧，都包蕴一种人文精神，我们称之为人生艺术精神。任何人生艺术精神都可归结到一种人生哲理，归结到一种宇宙观、人生观。反过来说，一种包含宇宙本体论的思想理论，往往会转化为人生艺术精神。而人生艺术精神体现在散文流派的理论建构和创作中，就成了散文流派的艺术精神。自然，思想理论的演进必然会带来散文流派艺术精神的转换。

散文流派的艺术精神取决于流派服膺的思想理论，其例在明清散文史上屡见不鲜。台阁派、桐城派所追求的艺术精神，即受制于程朱理学。秦汉派主要成员(如李梦阳等)极度关心国家群体利益，热切向往能激扬自我、体现个人价值的凛然节义，为人为政尚气傲物，敢作敢为。他们提倡文必秦汉，实则以我之气，言今之事，而以气盛、语激、雄豪、亢硬为文风取向。虽然，秦汉派个别成员晚年接受心学，多数人不能称之为理学之士，秦汉派的艺术精神，仍然来自程朱理学，来自朱学中提倡积极用世、发扬蹈厉的人生态度和欣赏明快、雄健、豪荡文风的一面。

至于自觉受容新思想的散文流派，更是有意取用新思想以确立散文艺术精神。像唐宋派说为文要“有见”，要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6]，要“道其中之所欲言”[7]，就是要在散文中表现自我。它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显然出自王阳明以我为主的心本体论，取用的是“良知”具有自生自足，不需仰仗外物的观点。又像公安派散文革新理论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对其影响最直接的是王学左派后学的狂放思想。故论艺术精神，公安派就与同样受到阳明心学影响的唐宋派不大一样。如其性灵说，在无限夸大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性、鼓吹另类人生价值观念(区别于传统价值观念)、尊重作者独立人格精神、肯定自然情性(包括多种人生欲望和物质要求)的天然合理性等方面，较之唐宋派就走得更远。该派主张用散文表现真我，披露其真识、真情、真趣，斥逐假人、假言、假识、假趣于散文之外；让真我居于散文创作的主导地位，使作者真性灵成为散文唯一表现对象；一改散文创作要表现所谓重大题材、关注群体利益、宣扬圣贤之道的传统观念，其中包蕴的艺术精神和唐宋派所追求者显然小同而大异。而公安派后期的嬗变，除散文发展规律在起杠杆作用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主要成员受到王学左派后学狂放思潮急遽消退的影响，所持学理有“趋常反正倾向”。既然流派艺术精神的确立与思想理论特色关联如此密切，思想理论的演进、变化必然会加速散文艺术精神转换，促使流派演变加剧。故有明一代，前百余年思想理论少有变化，散文流派较为稳定，中后期学术大变，且不断演进，故流派迭出的现象远胜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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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思想理论为散文流派的艺术理论建设提供了哲理依据。“艺术莫难于古文”，虽然出自清人方苞之口，其实汉唐以来许多古文家都是把古文创作当作艺术创作看待的，并且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以致形成了多种艺术传统。作为散文流派，自具特色的艺术理论，应是其标志性特征之一。而每一流派的艺术理论，论及问题虽多、虽细，总会以一定的哲理为根据。所以一个流派一旦植根于某种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就会产生相应的散文艺术理论。这里仅就几个流派艺术风格论、创作法度论的特点，说明明清思想理论如何为散文流派的艺术理论提供哲理依据。

先说风格论。唐宋派反对秦汉派“以豪雄不可下之气，而为闲肆不可遏之文”[8]，既谓“(文章)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王慎中语)，又说“但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9]，“不争奇于字句间”(茅坤语)，实是提倡朴淡、平易的艺术风格。其风格论正出自其“文章本色”论，而“本色”论的哲理依据恰是阳明心学中的“心”本体论和“良知”“发见流行”说。公安派讲“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把“真”作为散文创作的最高审美标准，要求写出真人、真言、真性情，与此相关，便有了唯求其“真”、不拘一格的文风论。在公安派最富有生气的阶段，其代表人物所向往和引以自得的，实是一种以信笔直言、尽情披露、明白简易、快利洒脱为特征的自然、朴素的艺术风格。其风格论的哲理依据，最后可归结到阳明“性无定体”说、“本体明觉自然”说，但它的直接依据却是取自李贽“以自然之为美”的童心说。作为哲理依据，一定的思想理论对流派风格论的影响看似隐而不露，实如树木之根，对枝叶生长起有决定作用。比如桐城三祖，大抵方苞论文讲“义法”，提倡文风“清真古雅”；姚鼐虽然说“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10]，认为“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11]，但属意者仍是“温深而徐婉”、显得“平淡”的柔婉风格，两家的风格论，其哲理依据无疑取自宋学。刘大櫆论文主“神”尚“气”，实则强调文中有“我”，而以有“雄”、“逸”之美的文风为贵，显然与他在桐城古文家中“稍有思想”(刘师培语)即在思想上不为程朱理学所缚、欣然接受阳明心学有关。他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服膺王学，并不期然而然地以之为哲理依据，提出了略与方、姚之说有异的艺术风格论。

再说法度论。凡古文家都有自己的艺术创作方法，凡散文流派都有自己的法度论。表面看来，个人创作方法出自其特有的艺术趣味，流派主张出于其代表人物的偏好，究其实，都是各自散文艺术主张依附的思想理论在起作用。同为明代散文流派中的复古派，两派代表人物的法度观就迥然不同。如秦汉派的李梦阳，认为秦汉古文之“法”高绝不可违，惟有“守古而尺尺寸寸之”[12]，方为“的古”之文。并说“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节。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者，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实物之自则也”[13]。实将秦汉文章之法定位为具有绝对权威性质的必然存在，它不会随人意而变化，也不允许改变。可见，为李梦阳的法度论乃至整个拟古论提供哲理依据的，是朱子的天理论。唐宋派崇尚唐宋古文，其代表人物也承认古文“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14]，但认为法是为表达作者思想精神而自然产生的，所谓“法者，神明之变也”[15]，“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容异也”[16]，或谓“文字又不是无本源，胸中尽有，不待安排”(归有光语)。这样说“法”，便突出了学古人之法应以我为主和“合法”出于自然的特点。从大的方面看，唐宋派构建法度论的哲理依据和思维方法，来自阳明心学的良知本能论，具体说，应是出自王学左派王畿的“灵机”说。

较之唐宋派，公安派的法度论更有新意。袁宏道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落实到法度论中，就含有法受性灵、不拘成法，以无法为法之义。又如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17]；“信腕信口，皆成律度”[18]；“唐人妙处，正在无法耳”[19]，不但从根本上否定了拟古论者的法度观，而且从“法”、“我”关系的角度解决了散文如何创新的问题。从秦汉派的“法式古人”到公安派的“取裁肣(舌)臆(胸)，受法性灵”，明代散文流派法度论的跳跃式变化，跨度大得惊人。根本原因，就在于前后相比，为各流派法度论提供哲理依据的思想理论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公安派不是出现在王学左派后学狂放思想盛行的时期，如果其领袖人物不取用李贽的童心说作为哲理依据，其法度论至多和唐宋派相似而已，不可能在超越拟古派的基础上而对古文家的传统法度观念有如此重大的突破。

(四)

思想理论也会对流派散文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一组散文家能够称为一个散文流派，除有大家公认或基本一致的散文文学主张之外，其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大体相近，也应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明清思想在散文流派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表现在对流派散文创作的直接影响上。

这种影响，首先见于散文的思想内容。古人常说文以理为主，也有人说文以识见为主。散文无识，犹如人无灵魂。作者的识见或所持之理从何而来？他所服膺的思想理论自为其立论之本。当然，理在散文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陈其理或直道其见者，也有即人即物即事以明理者。论文体，前者似以论、议、说、辩等文体为多，但也见于以叙事为主的文体；后者以叙事写人者居多，但也常见于说理文中。就明清散文流派创作而言，一定的思想理论进入散文思想内容，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用散文表述某一流派信奉的思想观念，如独立派中陈白沙、王阳明分别讲自然、自得之说和良知之说的书信，即是。一是依据一定的思想理论提出独特见解，如唐宋派以王阳明“求以自得”说为理论依据，在文中提出散文要以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为最高审美境界，并由此提出鉴赏散文当以“神解”为上；公安派接受王阳明关于良知本体性、天然具足的能动性和“活泼泼地”“发见流行”性的理念，在散文中提出性灵说的系列观点，即是。同一源头的思想理论进入众多成员散文的思想内容，对散文家聚合成派有重要的纽带作用，同时也能很好地显示一个流派的创作特色。

其次见于散文的构思。散文的构思离不开立意和材料的剪裁。立意涉及主题的提炼，而主题提炼的结果，总会归结到理性层面，达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一般来讲，一个作家接受某种思想理论，其为人处世就会自觉以这种思想理论为指导，不但会形成受这种理论支配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还会以此为标准，去观察自然、观察社会、观察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构思散文，提炼主题以立意的过程，就是用他已有的学理、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衡量、分析表现对象以探寻、把握其思想特质的过程。在这之中，作家会不由自主地用他受某种思想理论指导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或谓以他固有的认知方式来认识表现对象的特点，以确立题旨和找出文章层层深入的切入点(或自然行进的大体走向)。这里可以举两类散文为例。如作叙事写人的散文，台阁派的杨士奇构思其文，总以植根于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构思原则，构思的过程，实为以理学观念作人物品评的过程，选材立意，以至结构安排，无不打上他人物品评的烙印。像他写的赠序，或称颂对方，或规劝对方，无不体现以理学为宗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所作墓志铭、墓表一类散文，无不以人物品评为骨架结构其文，叙事必与议论相符，而议论(实为品评)必以理学要义为归。和杨士奇不同、陈白沙学尚自然、自得，他叙事写人构思立意，则以其心学要义为准。如其《处素记》特记其外兄为人无所用心事，即可见出他论人以自然、自得为贵的审美心理。

又如作山水文字，公安派的袁中郎既然受到王学左派后学狂放思想的深刻影响，极端重视为人之真，而以“自适”、“真乐”为人生最高境界，故其作山水记，总以写我性灵或谓以写我观览山水自适、自得的审美感受作为构思的原则。如其《解脱集》所收越行诸记，实以作者喜怒动静之性写山水喜怒动静之性，把一个“乍脱尘网”“快活无量”的袁中郎写得活灵活现。而桐城派的方苞学宗程、朱，作山水文学，其构思也受到程、朱因理一分殊理念而形成的以山水明理思维方式的影响，立意总离不开借山水说理的思维定势。如其《再至浮山记》、《游雁荡记》等，模山范水文字极少，更谈不上如柳宗元记山水那样“漱涤万物、穿笼百态而无所避之”。而是明言“兹山不可记”，唯记其观览山水领悟到的“理”，实际上把记游变成了说理，是以论为记。只是作论，仍是即物(山水)以明理罢了。

第三则见于散文的表现艺术。散文作品的表现艺术，往往显露出散文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而这两者主要是由他服膺的思想理论所决定的。明清散文家为文的艺术特点总带有所受思想理论影响的痕迹。如杨士奇服膺程朱理学，论文即求立言正大、文风优柔、深厚，主张作文合于矩矱，故行文以理得而辞顺为美，吐词专务平易，详言尽言，严守文章体制。同受理学影响的方苞，虽然说过“艺术莫难于古文”，但他讲“义法”，讲“清真古雅”，总以义理为主，强调表现艺术为明“理”所用。行文讲究取材单一、典型，用字精省、准确，对表现艺术有一种规范化的要求。前于方苞的唐宋派成员就不同，他们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认为文章之法无论如何学习古人、“卒归于自为其言”(王慎中语)，主张散文“虽从笔底写成，却自胸中流出，如说家常话而作家庭书”(唐顺之语)。“文字又不是无本源，胸中尽有，不待安排”，当“依本直说”(归有光语)，差不多是以不法之法作为散文的表现艺术。公安派中的袁中郎走得更远，主张以法受性灵、自出心裁作为表现艺术创新的原则。故其为文，表现手法极为灵活、自由，所作越中游记，文无定体，结构随意，即兴起结，表现出小品化的倾向。又出语信腕信口，间用庄语而以谑语居多，或信笔叨叨，或略言其事就戛然而止。至于夸张之大胆、惊人，比喻之奇特美妙，想像之出人意表，叙议之妙趣横生，实已超出表现技巧的范畴。

由上可见，明清思想对散文流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举凡散文流派形成、演变涉及的核心问题，诸如艺术精神的确立，散文风格的走向、艺术理论的建设(包括如何对待艺术传统)，无不受到思想理论的“制导”。需要指明的是，思想“制导”有效，离不开两大因素：一为倡导或服膺某种思想理论的散文革新者，一为适宜某一散文流派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政治环境和文学背景)。这是因为，任何思想理论对散文流派的影响，都是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完成的，而思想理论并非促成散文流派演变的唯一原因，只有当它和其他原因交相为用时，才会最大限度地对流派演变起“制导”作用。虽然如此，明清思想理论对散文流派演变的影响实在太大，以致明清散文流派演变有一带规律性的特点：即无论何种流派，在某一时段如何生机勃勃，总会因自身衰败而有被新流派取代的一天，与思想界无论何种思想理论，在某一时段如何盛行，终会因自身不足而有被新思潮取代的一天，有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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