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案件范文
时间：2023-11-24 09:03:36
纠纷案件篇1
1.著作权权属、侵权、合同纠纷案件；
2.邻接权权属、侵权、合同纠纷案件；
3.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
4.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
5.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6.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7.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件；
8.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费纠纷案件；
9.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件；
10.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案件；
11.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12.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13.厂商名称、字号或商号、服务标记纠纷案件；
14.伪造、冒用质量标志纠纷案件；
15.伪造产地纠纷案件；
16.仿冒、伪造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案件；
17.虚假宣传纠纷案件；
18.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件；
19.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纠纷案件；
20.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中介合同纠纷案件；
21.科技成果转化合同纠纷案件；
22.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23.侵害发明权、发现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的纠纷案件；
24.诉前申请停止侵犯专利权的案件；
25.与计算机网络域名的注册、使用有关的纠纷案件；
26.植物新品种申请权纠纷案件；
27.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案件；
28.转让植物新品种申请权和转让植物新品种权的纠纷案件；
29.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纠纷案件；
纠纷案件篇2
论文关键词 劳资冲突 劳资纠纷 刑事犯罪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处于人力资源供应相对过剩和企业产业层次较低并存的现状，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利益分配不公平问题不断凸显，“强资本、弱劳动”格局也不断凸显，企业面临的生存挑战越发严峻，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劳资纠纷呈现多发态势，很多纠纷也升级成为刑事犯罪，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通过笔者对浙江某市进行调研，对该市近几年的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进行分析，剖析这类案件的特点及成因，立足于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探讨如何可以更好地缓和劳资关系、解决劳资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特点
（一）故意伤害犯罪居多
2009年至2011年，某市移送审查起诉的因劳资纠纷引发刑事案件总计98件，犯罪的主要表现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杀人、破坏生产经营、寻衅滋事、放火等，以故意伤害罪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如2011年，因劳资纠纷引发故意伤害事件31件，涉案人数56，引发的刑事案件占总数的82.1%，伤亡人员中约80%为轻伤，约20%造成为重伤甚至死亡。
（二）主要为临时冲动型犯罪
临时冲动型犯罪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为事前未预谋，现场因冲动实施犯罪；另一种为当场未实施犯罪，但在短期内实施打击报复的犯罪活动。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为临时冲动型犯罪，有些务工人员认为受到用工单位不合理的处罚或工资纠纷，临时采取过激行为而触犯刑律。涉案者通常没有前科劣迹，多是在劳动纠纷激化时情绪失控而使用暴力，在犯罪后这些人员的悔罪表现很明显，大部分都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交代。在很多案件中，涉案者向用人单位讨要工资，因用人单位不予支付或对支付的工资不满意而产生争执，主要以持刀、持棍和踢打进行作案而造成人员伤亡。
（三）多为同乡间或工友间共同犯罪
劳资纠纷案件极易引发群殴事件，在一些劳资纠纷案件中，受害人亲友、家属数十数百人聚集在公司门口，有时甚至会产生肢体冲突；在有些案件中，数百名务工人员聚集在一起讨要工资，甚至围堵公司，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由于务工人员处于弱势地位，在处理劳资纠纷时会感到自身力量不足，所以会找老乡、亲友来帮忙，尤其在某个用人单位出现较大规模的劳资纠纷时，务工人员很容易受到煽动，而出现过激行为。如在曹某寻衅滋事案中，由于用人单位老板肖某没有及时支付工资，曹遂聚集10余名同乡到该厂，用铁棍、木棒等物群殴肖某。
（四）案发特征带有明显的时间性和行业性
案发大部分发生在年底，时间比较集中，特别是因工资结算、讨要工资引发的案件，大部分发生在接近年底的时段。劳资纠纷具有明显的行业性，大部分产生劳资纠纷的用工单位为私营企业，多数为小企业或手工作坊，以招纳短工为主，管理不规范。通过数据分析，在近三年的劳资纠纷案件中，这类企业平均占92%，劳资纠纷主要发生在这一类企业中。
二、劳资纠纷引发刑事案件的原因
（一）劳资双方法律意识淡薄
一方面有些用工单位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的有些管理措施是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制定一些不公平条款，这些都为引发劳资纠纷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素质较低，通过对某市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程度统计分析，初中以下占60%，中专或高中占29%，大专以上占11%，而劳资纠纷刑事案件的涉案人文化程度更低，90%以上为初中以下学历。在农村人口过剩时，涌向城市打工，在劳资关系中处在弱势地位，不能有效地通过法律手段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一旦权利受到损害时，容易采取过激行为而导致刑事案件的发生。
（二）劳动监管机制不完善
目前，很多地区的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不够健全。表现为：（1）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监管执法力度不够，规范力量不强，相关劳动政策措施不健全、不完善，导致劳资矛盾不能及时得到发现并制止，产生矛盾积压甚至激化；（2）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案件中，未及时采取有效方法，不够重视案件的敏感性，没有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及释法说理等工作，未能使当事人积怨及时化解，以至于矛盾进一步激化；（3）当前的法律法规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处罚不力，起不到震慑的作用。
（三）企业内部劳动机制不健全
一方面在招工签约方面，有些用人单位的劳动协议条款模糊、简单，还有些私营企业为了避免日后遗留法律问题，直接在劳动力黑市招工，不办理任何签约入职手续，为劳资纠纷埋下隐患。如2011年发生的30件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中，绝大部分务工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以至于无法实现事后合法讨薪。二是在生产管理方面，用人单位实行太过严厉的惩罚制度，特别是罚款制度，得不到员工的普遍认可，极易引起员工的不满情绪，导致矛盾的激化，也为日后纠纷埋下隐患。
（四）司法程序维权成本高周期长
通常情况下，在发生劳动争议后，需要双方要在两个月内提请仲裁，经仲裁、审理后，一般的案件仲裁和诉讼的时间在四五个月左右，特别复杂的案件甚至要拖到一年。对于务工人员来说，很难有精力和时间采用这个渠道来维权。而且很多的劳资纠纷案件涉及的金额不大，很多甚至只有不到千元的工资。即使务工人员意识到可以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权，按司法程序来处理劳资纠纷，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要花费诉讼费及律师费和大量的时间，所得的利益和维权成本不协调。所以在务工人员认为受到不合理劳资待遇时，通常选择和用人方当面解决，以至于出现私下报复泄愤甚至使用暴力的现象。
（五）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和无助感促就犯罪心理
转型时期的分配机制的不完善，导致贫富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得弱势群体产生不满足感和不公平感，这种心理进一步僵化了劳资双方的关系。若企业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劳动者实行剥削，那么处于弱势方的劳动者将感到严重的被剥夺感，而这种敌意的内心感受通常需要一种方式来发泄出来，而当前社会也缺乏疏导这种敌意心理的正确方式。加上有些劳动关系没有形成正式的劳动合同，以至于劳动部门处理纠纷时久拖不决，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无助感。在这二种心理的压力下，很多人采取了极端的行为来解决问题。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强化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在目前外出务工人员普遍在文化、法律知识及专业技能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要着重对该类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作为劳务输出的当地政府，要集中并有针对性的对务工人员进行法律及专业技能上的培训，特别要组织对该类人员进行有关劳动法的学习和教育，以此提高个人法律知识。再者是劳务输入区域的政府，要为劳务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及职工文化学习的环境，提高劳务人员的劳动技能、自护能力、文化素质等。另外，作为用工单位，在加强劳务技能培训的基础上，也要为务工人员提供法律培训、彼此交流等的环境。
（二）规范单位用人制度并强化监察力度
用人单位要规范企业用人制度，与务工人员签署劳动合同，并建立能够得到大多员工认可的管理制度，设立与务工人员良好的沟通机制，从而调动务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避免与劳务人员就劳资问题萌生矛盾。各企业要建立企业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这样不仅能够在企业与员工出现劳资纠纷时，通过工会或职代会进行解决，而且还能协助企业的发展与管理。作为劳动监察部门，要设立拖欠工资处理事务的社会管理机制，建立监察档案，并不定期的对其在劳动法规及政策上的落实情况进行监察，并及时纠正企业在工资支付等方面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对于存有拖欠工资的企业要对其采取处分、曝光、纳入不诚信企业范畴等办法。
（三）完善的矛盾处理机制
在处理矛盾时，首先要保证处理方法是建立在正确依法处理的基础上进行，认真仔细的向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和释法说理等工作，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积怨矛盾。在处理劳资矛盾中，司法机关要依法对用人单位与劳务人员进行教育，对于用人单位要尊重劳务人员，公正公平的对待每一位劳务人员，对于劳务人员要依照劳动法，合情合理的解决问题。在劳资纠纷的案件中，多数劳务人员是由一时冲动造成的犯罪，被判刑后常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主要以双方谅解、赔礼道歉、认罪悔过或积极赔偿来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双方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来处理；对于造成刑事犯罪的，要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初犯等的案件要从宽处理。
（四）确保劳动者的合理诉求权益
加强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实体建设，并提高仲裁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应受理所有涉及劳动纠纷的案件；法律援助中心要及时准确的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对于家庭困难、无法提供诉讼费用的要及时进行减免，以使该类人员打得起官司，获得个人合法权益；建立一个专门解决劳动纠纷的司法程序，例如专门针对拖欠工薪的劳动纠纷，在审理案件时要求快、求准的基本原则，及时解决案件。同时针对家庭较困难的劳动者，法院可以采用诉讼保全、先予执行和诉前保全等法律手段；检查机关要强化与基层群众直接联系的优势，拓宽联系平台，例如开展网上论坛、问卷调查等及时准确的掌握社情民意，尽可能的在基层就将劳动纠纷进行化解。另外，基层检察院要加强预测判断、现场指挥、舆论引导、依法处理紧急事件的应变能力。
（五）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纠纷案件篇3
一、《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产生的背景
存单纠纷案件属于新型案件，几乎每个案件的案情都很复杂，而且都不相同。诉讼标的额大、当事人追求高额暴利、涉案的机构工作人员多违规操作滥开存单是此类案件的典型特征。在当时由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没有针对性的、可资操作的、明确的依据和政策依据，各地法院在法律适用上遇到相当大的难度，案件处理上意见不一，造成同一类型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处理结果。因此，为及时正确处理此次大规模出现的存单纠纷案件，并在全国法院统一对存单纠纷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审判人员着手制定了一套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若干规定》性质上属于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存单纠纷这一类型案件的统一的审判政策，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应当将这一政策贯彻适用于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若干规定》适用于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也适用于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后一种案件是《若干规定》着重要解决的重点。可以说，《若干规定》的制定，其中心宗旨是规范审判，打击违法拆借，防范金融风险。在《若干规定》的适用实践中，有人认为《若干规定》保护了金融机构，出资人吃了亏。这种认识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和理解《若干规定》制定宗旨的结果。为了打击上一些人利用金融机构少数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搞非法借贷，并将风险向金融机构转嫁，同时也为了打击金融机构违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搞帐外经营，《若干规定》在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定性和处理上，均始终贯彻以打击违法拆借为原则，并对拆借中的损失适用过错与损失相一致的归责原则，改变过去一味只看存单不管拆借、风险由银行承担的审判思路。这么映了审判关注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统一的大局观。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参与违法拆借均要承担法律责任，均应予以惩戒。这既避免了风险无条件向金融机构转嫁，也通过审判活动规范了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出资人在《若干规定》下要承担参与违法拆借的风险，这对在将来消灭这种类型的纠纷案件奠定了基础。否则，这种案件还会有，尤其在国家一再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的情况下，当事人为追求高额利差，还会搞这一类拆借活动。
二、制定《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法律依据
存单是表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在存款合同关系的重要证据，其性质属于合同凭证，《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主要依据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另外，由于存单系金融机构在吸收存款活动中开具的，涉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规范，因而，《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也当然是制定《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重要法律依据。事实上，存单除具有合同凭证的法律本质外，还兼有票据的法律特征，即权利与凭证不可分离。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为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我国银行长期以来对存单性质的认识。
三、《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内容
（一）存单纠纷案件的范围和案由
《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限制适用于存单纠纷案件。存单纠纷案件的要领和范围是从当前出现的众多存单纠纷案件中抽象出来的，有存单持有人诉金融机构的，也有金融机构诉存单持有人的，这些都包括在存单纠纷案件中。另外，由于金融机构在开展存款活动中不一定都给存款式开具存单，有的金融机构给相对人只出具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不开存单，故规定将持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也视为存单纠纷案件。统一将存单纠纷案件以存单纠纷为案由，避免各地法院在案由确定上的五花八门，也避免因案由定的不同，案件的实体处理。这一来就在民事审判中确立了存单纠纷案件这一新的案由，这样定对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有积极意义。
（二）存单纠纷案件的受理和中止
《若干规定》将存单纠纷案件的受理和中止作为单独一条，是针对有的人民法院在遇到存单纠纷案件时，所采取的不当处理的。有的法院对存单纠纷案件采取不予受理、随意中止、随意移送的处理方法，对存单纠纷案件中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责任不作认定，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造成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对存单纠纷案件在符合民诉法的前提下均应受理，中止审理必须有《若干规定》所列情形，发现犯罪线索应及时书面告知有关国家机关，案件不全案移送。这样规定有审理指南的性质，尽量使各级法院在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上做到统一，这是司法统一的内在要求。存单纠纷案件按照《若干规定》五、六、七、八条规定的内容，一般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案件审理确实须以他案的审结为前提的，可以中止审理。全案移送本来就没有民事诉讼法上的依据，没有得到这次规定的认可。存单纠纷案件的中止审理，《若干规定》要求有严格的要件，这是防止随意中止搞地方保护主义。《若干规定》要求的要件是：1、存单有伪造、变造、虚开情形；2、有关当事人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3、存单纠纷案件非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无法确认当事人民事责任。三个要件缺一不可。
（三）存单纠纷案件的管辖
存款合同关系是存单所代表的主要法律关系，《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的管辖仿照了民诉法关于合同案件管辖规定，以被告住所地和合同的履行地为存单纠纷案件的管辖地。合同履行地确定为以出具存单等凭证的金融机构所在地，这样规定是考虑到围绕存单的各项活动往往也是围绕着银行进行了，银行接受存款、开具存单是履行存款合同的主要活动，确立以出具存单等凭证的金融机构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比较适宜。
（四）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
1、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
规定第五条确定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内涵与外延，它是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认定的关键，以区别于存在用资人和借贷情形的存单纠纷案件。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当事人只有两方，即存单等凭证的持有人和金融机构，无第三人。通常该类纠纷表现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柜台向存款人出具虚假存单或在记载上存在瑕疵的存单，私吞款项或携款逃跑后，引发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单纠纷；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持银行真实存单、印章到客户处揽存，所得款项未交单位，引发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单纠纷；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伪造银行存单、印章到客户处揽存，所得款项未交单位，引发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单纠纷；存单持有人的真实存单与金融机构底单不符，无其他相关证据证明真实情况，金融机构拒付存款而引发的存单纠纷；当事人伪造、变造存单起诉金融机构，企图骗取款项而引发的存单纠纷等。
2、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处理
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处理，《若干规定》确立了以存单的真实性和存款关系的真实性的双重真实性处理案件的“双重真实性原则”，不仅仅以存单为处理案件的唯一依据，避免了证据认定上的偏颇（这也反映了司法解释没有承认存单的票据性）。同时，《若干规定》以举证责任为突破口，确立了金融机构的举证责任。这样规定的理由是：（1）金融机构应对其开出和“流出”（指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私自开出）的存单负责，当事人的真实存单应作为最有力的证据；（2）在是否存在存款俣同关系上，金融机构有举证的方便；（3）查其他国家的立法例，该类举证责任通常亦由金融机构承担，我国民法亦如是。
瑕疵存单因不能证明为伪造、变造的存单，故人民法院仍应对存款关系的真实性进行查证，举证责任仍在金融机构。存单持有人对瑕疵存单的取得应承担提供合理的陈述的义务。陈述是否合理，由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这属于人民法院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无需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什么样的陈述属于合理，什么样的陈述为不合理。即便规定了也可能会造成挂一漏万，难有性。
伪造、变造的存单如能查实，即无需再审查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当事人在案件中主要围绕存单的真实性而不是存款关系的真实性进行举证。人民法院可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径行判决；不能判决的，如符合《若干规定》的中止情形的，案件可以中止审理。
（五）对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
1、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
《若干规定》第六条确定了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确定了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范围。该类案件的典型特征有三项：（1）当事人至少有三方，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2）有资金流动，资金从出资人流向用资人，金融机构在其中提供帮助；（3）出资人为追求高额利差，与金融机构或与用资人约定了利差或已扣除利差。
该条列了一项例外，即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其资金流动与委托贷款或信托贷款相同，如当事人有委托贷款或信托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已有相关法律规定或部门规章，应按照相关规定、规章处理。另外，款项被金融机构出借，如无存款人的意思表示，应按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确立的原则处理。但如存款人收取利差或与金融机构、用资人约定利差，应认定款项出借中有存款人的意思表示，仍按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处理。
2、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的处理
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因规避国家有关贷款规模的限制，搞体外循环，并意欲套取金融机构信用、转嫁风险，实质上形成了由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间借贷，违反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应认定为违法借贷。对违法借贷中产生的损失，各方当事人均应根据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若干规定》对当事人过错的大小是根据资金的交付和资金的处分为标准进行划分的，分四种情况，每种情况中因当事人的过错大小不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不同。第六条之（二）中的第1、2两种情况因金融机构是资金的处分者，其责任较大，第3、4两种情况中出资人是资金的处分者，出资人应承担较大的责任。另外，资金的处分以资金的占有为前提，资金的占有才能产生处分资金上的可能。故资金的交付也是衡量当事人过错大小的一个情节。第3种情况中资金虽是出资人处分的，但由于资金已从出资人处交付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本可以正当经营，不接受出资人的指定。但金融机构接受了指定，将款项贷出，由此产生的风险，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三方要共同承担。第4种情况中资金没有交付给金融机构，属于典型的只要金融机构的信用（承担风险），不要金融机构的服务（指交易服务），故出资人责任大。由于金融机构出具了存单帮助违法借贷，金融机构不能完全免责，《若干规定》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责任。
用资人是资金的实际使用者，在案件中当然是主要责任者，其负有给付资金及利息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基于这点考虑，虽然金融机构对违法借贷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金融机构在承担了责任后，应允许其有向用资人进行追偿的权利。
《若干规定》明确“交付”的法律涵义，是为了解决金融机构在诉讼过程中所主张的“入帐说”的。“入帐说”认为存款关系的成立以金融机构人帐为标准，款项虽已交付给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但如果金融机构帐上没这笔钱，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应未成立。工作人员不入帐的，属于犯罪行为，存款人应通过有关国家机关向犯罪人追偿。《若干规定》认为，交付即民法中的移转占有，占有的移转产生所有权和风险转移等重大意义。在存款活动中，存款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款项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合同即告成立，金融机构此后是否入帐，不影响存款关系的成立与效力。因而，交付是考查存款关系的重要标准，而交付的含义是资金占有的转移。另外需要明确的是，存款和交付是两个概念，不能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存款是向存款人自己的帐户内存入款项，交付是向金融机构移转资金的占有，不能错误地认为既然款项是存在存款人自己的帐户内，所以就不构成交付。
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充抵本金，是考虑到利差数额巨大，一般达到本金的五分之一，甚至有的超过本金，如果收缴，留下的窟窿太大，也易滋生执法中的利益驱动主义。
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中，往往出现存单虚假等情况，人民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如果能够认定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确已发生，那么就应该按照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处理，因而存单虚假不影响对案件的实体处理。但如果纯粹是当事人以伪造、变造的存单欺骗出资人进行拆借，而不是金融机构出具存单帮助拆借的，金融机构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七）对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认定和处理
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行为类似于委托贷款行为，但后者应有委托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围绕是否形成委托贷款进行举证。委托贷款协议的签订，应按照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委托贷款协议不符合要求的，可能委托贷款关系的成立。但鉴于人民法院是按照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审判的，如果当事人之间委托贷款的关系能够查明，委托贷款协议形式上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也不以委贷协议形式上的瑕疵协议应按照委托贷款协议的要求签订书面协议之外，又允许用其他证据来证明委托贷款关系的制定意图。构成委托贷款的，因有相关政策和规章的规定，处理结果与对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的处理相差很大。《若干规定》第七条将构成委托贷款的，排除出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范围之外，另行处理，即使机构在其中也出具了存单。
构成委托贷款的案件中，存单原则上不作为判决的依据，但存单等凭证如果是金融机构作为担保的工具开具的，如能证实，对这种担保的性质应认定为连带保证。因为，我国现行担保法规定保证的性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按连带保证处理。《若干规定》既然是现在制定的，就应该按现行担保法的规定作相应的解释。
信托贷款与委托贷款的区别主要在于，信托贷款由信托机构确定款项使用人，款项的安全由信托机构负责，风险由信托机构承担。委托贷款由委托人自己确定款项使用人，贷款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由于两者在处理上有重大区别，所以《若干规定》将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分，区分的关键在于款项使用人由谁确定，由金融机构确定的，属于信托贷款，由出资人确定的属于委托贷款。
（八）存单质押的认定和处理
按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存单可以质押。如存单系伪造、变造的虚假存单，质押合同因标的虚假，质权自始不能实现。质押合同因存在欺诈情节，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质权不成立。如质权人以存单质押为由起诉金融机构，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可告知其另案起诉出质人。金融机构开具没有存款或与实际存款不符的存单给出质人，出质人以这种存单为质押标的，造成善意接受出质的当事人财产受损的，按民法通则有关侵权行为的规定，金融机构因其虚开存单帮助出质人骗取善意接受出质的当事人的财产，金融机构与出质人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接受存单质押的人明知存单是虚开的而接受质押，该当事人属于恶意取得存单质押，实际为套取金融机构信用，损失的产生与金融机构虚开的存单无必然联系，故金融机构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人民法院可以视情况对这种违反金融管理规定虚开存单的行为给予民事制裁。
接受存单质押的人在审查存单的真实性上有重大过失的，《若干规定》考虑了部分减轻金融机构的责任，即规定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对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接受存单质押的人在审查存单的真实性上的重大过失，指存单的真实性上存在明显瑕疵，而相对人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按侵权行为，接受存单质押的人在审查存单的真实性上有重大过失，应相应减轻加害方的责任。故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以区别与前面的连带责任。
存单核押指质权人将存单质押的情况告知金融机构，并就存单的真实性向金融机构咨询，金融机构对存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存单上或以其他方式签章的行为。如存单已经金融机构核押，即如同存单的真实性得到了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的再确认，因而，存单应推定为具有完全权利内容的权利证书，该存单无论有任何情形，均可成为质押的标的。《若干规定》将经过核押的存单单独列出，单独处理，符合实际情况，也与我国担保法的规定相一致。
四、应当注意的
1、伪造、变造存单的认定
《若干规定》第五条（二）之4规定的伪造、变造的存单，指当事人制作的或当事人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串通制作的，在样式、印鉴上区别于真实存单的存单。金融机构对伪造、变造存单的持单人，不负清偿之责，即便持单人已将资金交付给了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此时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是不会如实将资金入帐的；如资金入了金融机构的帐，则可以按照真实的存款关系进行判决，没有疑问）。需要注意的是，如存单在样式、印鉴上与真实存单完全相同，则在案件的处理上就不应按照《若干规定》第五条（二）之4关于伪造存单的规定处理，而应当按照第五条（二）之1关于真实存单的规定处理。另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自己伪造、变造存单给存款人，侵占存款人的存款，除存款人在接受存单上系恶意或有重大过失的，金融机构仍然应当承担责任，不能因其工作人员犯罪，就免除金融机构的赔偿责任。恶意指存单持有人对存单系伪造、变造的事实处于明知的心理状态。重大过失指存单持有人明知出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不是办理存款业务的，或在金融机构营业场所以外办理存款并从金融机构营业场所以外的地方取得存单。
2、如何认定“指定”
《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的处理中，将“指定”作为一个重要的情节，谁“指定”，谁就要承担主要责任。金融机构指定用资人的，即便资金没有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也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出资人指定用资人的，即便资金已经交付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对此也仅承担不超过40%的赔偿责任。因此，如何确定“指定”就成为关键。“指定”是案件的事实问题，认定“指定”必须以确定的证据为依据。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往往对事实说法不一，法院难以从双方的陈述中得到统一的说法，因此，证据是认定“指定”的关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可的各种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材料等证据，均可作为认定的事实依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方当事人的陈述是不能认定的。如果遇到案件事实难以查明，那么要结合资金的占有进行推定。原则上，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谁占有资金，谁应当首先被推定是资金的“指定”者。如出资人将资金已经交付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成为资金的占有者，资金从金融机构转到用资人手中，除非有出资人指定金融机构转款的证据，金融机构应当被认为是资金的处分者，应承担主要责任；相反，如资金没有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出资人自己用汇票等手续将资金转给用资人的，除非有金融机构指定出资人转款的证据，出资人应当被认为是资金的处分者，应承担主要责任。
3、空白票据问题
在存单纠纷案件中，经常出现出资人或存款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有资金内容，但未注明收款人的票据，金融机构给出资人或存款人开具存单。我们将这种票据简称空白票据。《若干规定》肯定交付空白票据的，构成资金交付。也就是说，空白票据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或存款人开具存单（有的开具进帐单），出资人或存款式与金融机构间的存款关系即告成立。如果款项从金融机构再行转给用资人，除有证据证明是出资人或存款人指定外，金融机构要对款项的安全负责。在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中，金融机构应与用资人承担连带责任。从案件审理中我们发现，空白票据中的款项被转出金融机构到用资人手中，往往是通过在空白票据收款人栏上直接填上用资人的名字，然后款项直接划给了用资人。对这种情况，如果收款人栏上的用资人不是出资人填的，金融机构应对款项的安全负责。因为在票据交付后，出资人或存款人已经取得存单或进帐单，存款关系形成在先。该票据在由金融机构占有控制后，从空白票据变为“非空白标据”，彻底改变了已经形成的存款的性质，除有相反证据，应认定这种填写是金融机构所为。
存单纠纷与票据有关的另一种情况是，标据注明了收款人（一般是存款人自己或其经受人），并且收款人在票据背书人栏签章，而让被背书人栏空着。出资人或存款人将这种票据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或存款人开具存单。交付这种票据构成资金的交付没有疑问，问题经常出现在，资金后来被证明是通过在被背书人栏填上用资人的名字转给了用资人，那么，谁应当对资金的安全负责。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原则与对空白票据的处理一样。在票据交付给金融机构后，如果被背书人栏上的用资人不是出资人或存款人填的，金融机构应对款项的安全负责。因为在票据交付后，出资人或存款人已经取得存单或进帐单，存款关系也形成在先。该票据在由金融机构占有控制后，从被背书人栏空白变为填上了用资人名字，除有相反证据，应认定这种填写是金融机构所为。
4、利息的
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中，资金利息是受保护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这种借贷经过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开具的存单是当事人实现借借的条件，与一般的间拆借不同。《若干规定》明确了资金利息要予以计算，但对利息的计算，《若干规定》没有进行具体化。这主要是因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情况复杂，几乎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的特点，难以整齐划一。解决的方法是，由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根据涉案当事人在违法借贷中的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将利息高低与当事人在违法借贷中的过错大小挂钩。除存单上明确记载的利率和期限不能进行自由裁量外，对存单到期后的利息的计算方法，人民法院有权自行确定。
5、核押的地位
存单的质押并不需要核押这个必经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签定质押合同，并交付存单给质权人后，质权就成立。当事人核押与否，并不影响存单上存在的质权。核押的法律意义在于，如果当事人进行了核押，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就不得再向存款人支付存单上的款项，更不允许挂失，此时质权人是真正的权利享有者，而存款人只是“虚有权利人”，不能行使提款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没有核押，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因为不知存单已经被质押的事实，当存款人背着质权人到金融机构声称存单丢失而要挂失时，金融机构依照营业惯例是不能拒绝的。如存款因存款人恶意持失而被支取，金融机构是不负责任的。由此可见，核押是质权人保护权利安全的方法，为权利安全起见，核押比不核押好，但不要因此得出存单质押不经核押就无效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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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国光：《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最高人民法院编著：《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3、史尚宽：《债法总论》，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纠纷案件篇4
一、源代码侵权的认定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往往涉及编程语言源代码、程序文档及程序运行的硬件要求等计算机科学领域比较专业的问题，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通常没有办法进行此类侵权案件的认定，因此，专业鉴定机构的选择，似乎成为所有此类案件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而鉴定机构对于软件源代码侵权的认定，需要首先解决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的问题。关于判断标准，需要强调的是，通行的编程语言全部为西方语言，尽管中国的软件界不乏尝试用中文编程的专业人士，但是从计算机诞生至今，计算机自硬件到软件都是以印欧语为母语的人发明的，所以其本身就带有印欧语的语言特征，在硬件上CPU、I/O、存储器的基础结构都体现了印欧语思维状态的"焦点视角"，精确定义，分工明确等特点。计算机语言也遵照硬件的条件，使用分析式的结构方法，严格分类、专有专用，并在其发展脉络中如同他们的语言-常用字量和历史积累词库量极度膨胀。实际上，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越来越强调整体功能，计算机语言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自六十年代以来相继有500多种计算机语言出现，按照TIOBE世界编程语言排行榜，最为常用的有JAVA.、C、C++、VB和PHP等，目前侵权案件中所涉及的侵权案件基本上集中在上述的几种语言中。
对于源代码是否相同的标准，严格的探究可能会成为一个超出法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哲学家的参与，即需要解决什么是相同的问题，有一点相同的两个整体是否是相同的两个整体，更或者仅有一点不同的两个整体是否是不同的整体，实践中人们对于哲学家的思维可能会怯而退步，所以开始讨论实质性相同的问题，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反映了对于源代码判断标准的变化，即原始的“镜像复制”标准向“实质性相同”的变化。
镜像复制标准，即认定两种软件的所有源代码达到100%相同，才能认定两种软件之间存在侵权关系，这是一种比较刻板守旧的看法，这种标准处理早期的、原始的软件盗版是有效的，但是不能适应不断翻新的抄袭手法，对于部分抄袭、抄袭加创作的方式是无法确认侵权的，实践证明不能保护软件著作权利人的权利。
实质性相同也因此成为此类案件判断侵权的重要标准和通行的做法，但是实质性相同同样需要解决判断临界点问题，即如果达到某种标准则构成侵权，否则不能构成侵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曾经利用鉴定机构报告认定的20%相同的比例认定侵权，如果这一比例仍然为很多人接受的话，那么如果1%相同是否侵权的问题似乎又把我们拉回哲学的思维，实践中这一界限无疑是模糊不清的，需要法官依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判断。
正如所有程序化的东西都有缺陷一样，固定化的检测软件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科学，例如针对部分鉴定机构使用的Beyond Compare软件，如果选择代码长度为一的话，那么所有同种语言编写的源代码都将大概率的相同，鉴于鉴定机构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人工的方式完成十几万行甚至几十万行的源代码的对比，检测程序又成为不得不采用的方式，但是对于鉴定机构最终出具的报告，法官应当对于此类的局限性有充足的认识。
不同种语言编写的代码如何认定实质相同，不同的编程人员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因为不同语言之间缺少一一对应的字符关系，例如由将C语言的代码编译称JAVA语言代码的过程本身包含了大量的智力创造，不同的程序员出于对C语言代码的理解可能会编写出不同的JAVA代码，因此对于不同语言源代码之间抄袭的认定对鉴定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法官在委托鉴定机构时都没有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鉴定机构便采用的结构、顺序与组织为标准认定相同，即计算机软件程序的结构、顺序和组织相同，即使程序的编码不相似，也可认定两者实质性相似，实践中此种认定方法争议较多，鉴定机构对于此类委托格外的慎重，少数鉴定机构则直接表示无法认定是否相同，有的鉴定机构则采用折中的方式来出具鉴定报告，即以两种软件的屏显顺序、选单内容、布图设计、用户信息输入格式和输出格式是否相同来确认两者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
二、数据库与软件侵权的关系
在我的案件审理中，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认定原被告的数据库表格相同的为4%，相似的为94%，对于数据库是否为软件的一部分，以及数据库字段相同是否就是软件侵权，原被告有着不同的观点。
被告认为，包含数据库内容在内的数据库结构不属于计算机软件，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条的内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权利人所主张的权利载体共分为两个部分，即计算机程序和文档，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根据以上条例可知，如果将数据库列为应在软件著作权纠纷中应保护的权利，那么数据库要么为程序，要么为文档，但是数据库肯定不是程序代码，而且数据库并非是用来描述程序内容和组成的文字和图标，所以数据库也不是文档，因此数据库不应当成为计算机软件的一部分也不能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主张其著作权。
被告还认为数据库是完全可以从某个计算机软件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另一计算机软件的数据库。数据库只是“数据”的组合，对他们的操作是由数据库外的计算机程序实现的。因此，数据库和计算机软件程序是两个独立的著作权保护对象。“对数据库中信息的具体安排、检索都是由计算机应用程序进行的，提供创造性的安排、检索功能的程序本身具有独立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同数据库中信息的著作权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数据库的内容及结构。
被告还认为其观点也一直为最高院所确认，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市帝慧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连樟文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函（[1999]知监字第18号函）中明确表述“数据库结构不属于计算机软件，也构不成数据库作品”。
原告的观点认为鉴定报告所依据的鉴定原则就是从软件的系统架构、源代码、数据库、运行界面和编译过程来进行对比分析，因此，鉴定机构所作出的结论应当视为认定被告软件是否侵权的依据，同时软件的编程人员大多数都认同数据库与软件的同一性，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专业人员的观点应当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
我个人作为被告方律师当然支持被告的观点，但是跳离当事人的角度，我仍然认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于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例如源代码相同比例问题应当以鉴定机构的结论作为判案的依据，但是对于法律问题，应当严格遵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尽管很多有条件的法院都已经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庭，但是对于该类案件，部分法官仍然对鉴定机构有很大程度的依赖性，即把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抛给鉴定机构，而忽略了软件专业人员的观点（例如数据库）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出发。
三、案件审理中细节问题对于软件企业的启示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可能会影响法官判决的细节问题，对于该类问题，并不是影响案件性质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与鉴定报告的相关内容相结合，小的细节也可能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简述如下：
首先，很多软件企业对于开发的软件产品，只是在开发完成时做登记备案，但是后续因为运行环境、通讯方式、加密验证方式甚至软件的功能都会因为种种原因做或大或小的调整，但是对于此类更新的版本，所有的管理者及技术人员都缺乏将更新版本重新备案的意识，一旦该款软件涉及版权诉讼，则管理人员的此项疏忽很有可能影响案件的胜败。
其次，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实质接触”往往成为主张侵权方的举证难点，尽管法律界对于该条件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源于编程人员管理的水平问题，往往在庭审中成为争议的焦点，建议软件企业在劳动合同的竞业条款、保密协议、软件源代码等信息的传递和存储方面征询专业律师的建议，以防止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
纠纷案件篇5
一、案件特点
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在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加大。由于新建小区均实施了物业管理，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因管理和服务难免产生各种矛盾纠纷。以松山区为例，20__年松山区人民法院共受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47件，20__年受理126件，20__年受理96件，年均递增约40%，在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也在逐年加大。
案件类型多样化，法律关系复杂。由初期的简单追索物业费纠纷，发展到与物业相关的多种类型案件，既包括物业管理上的纠纷，如收取物业费、公共费用分摊、业主财产丢失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等，又包括业主管理内部事务纠纷，如业主及业主委员会选聘物业公司、维修基金的使用管理等，还包括部分因物业用房、小区公共设施权属引发的侵权纠纷，其中绝大多数仍为业主拖欠物业公司物业费纠纷。上述案件涉及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关系、侵权关系，又涉及房产开发商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等，法律关系复杂。
涉案标的额较小，审理难度加大。拖欠物业费引起的纠纷，涉案标的额一般都在千元以下，有的标的额在一二百元，但由于双方摩擦大，矛盾积怨深，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造成案件审理难度大。
业主败诉和解多，自身维权困难。在物业纠纷案件中，一些业主之所以拒交物业费，多为对物业公司管理服务不满意，认为物业公司只收钱，不服务或服务不到位，管理不善。但由于许多业主缺乏证据意识，平时不注意收集、保全证据，在诉讼中经常会遇到举证不能，因而其抗辩理由很难获得法律支持，审理结果多以业主败诉或与物业公司和解。
集团性诉讼增多，存在群体性纠纷的隐患。物业管理涉及千家分户，业主均是利益共同体，在小区内带有普遍性，很多业主处于同一社区或同一案件背景之下，会形成共同的利益圈，在发生纠纷时，有时会以小区为单位，业主对纠纷达成一定的共识，通过群体方式进行诉讼，给物业公司和法院施加压力，处理不当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形成群体性纠纷，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产生原因
法规不尽完善。这是导致当前物业纠纷增多的根本原因。20__年国家出台了有关商品住宅区的《物业管理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物业管理，但在《条例》中就物业管理缺乏明确的责任界定和具体操作细则，法规过于笼统，弹性条款多，操作性不强，对物业管理行为规范不足，约束不力，难以规范和解决当前物业管理中不同利益主体间引发的矛盾，使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无法在《条例》中找到相应依据，目前的民事法律中无专门调整物业管理的规定，只能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据有关部门和地方性法规进行处理。因此要尽快完善有关物业管理法律法规，为解决物业纠纷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物业服务存在瑕疵。有些物业公司凌驾于业主之上，小区成为物业公司的独立王国，无视业益，甚至随意侵害业益，不能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提供优质服务，有的卫生保洁脏乱差、绿地绿化疏于维护，有的公用设施缺乏及时维修保养，有的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多收费少服务，甚至采取停水停电停气等不当手段强迫业主缴费。
物业合同不公平不对等。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时，通常都是由物业公司提供格式合同，合同内容往往对物业公司的义务约定得比较模糊、笼统，有些多款则明显属“霸王条款”，业主很难进行有效监督，而对业主的规定则细之又细，非常明确。双方在合同的权利与义务约定不公平不对等，双方的责、权、利不清晰，为日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部分业主消费观念、消费意识不高。有的业主少付费，却希望享受最好的服务，甚至只享受服务而不缴费，个别业主恶意拖欠物业费，或对物业服务稍不满意则坚决拒交。另外，一些业主还有盲目从众心理，听说邻居有人不交物业费就跟着效仿，有人不缴，我就不缴，能拖则拖，能赖就赖。
业主委员作用未有效发挥。业主委员会对物业公司有审查监督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对物业公司的行为，有时听之任之，对违约行为和侵犯业益行为未及时介入或加以制止，也是导致物业纠纷多发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预防解决对策
针对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特点和产生原因，笔者认为，要预防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首先，健全法律，订立实施细则。这是解决业务纠纷的根本所在。现在的《物业管理条例》只订立了一些原则性、宽泛的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已不适应物业服务这种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发展需要，亟需订立一部具体细则，明确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和相关法律责任，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使物业案件真正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其次，强化有效监管，规范物业管理行为。政府相关职能管理部门房产、物价、 工商要充分发挥“管理、指导、监督”职能，应从完善收费标准，服务内容和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加强化对物业管理行为的规范化管理，制度一整套管理考核办法、办事规程、惩戒措施，依法查处物业管理中的不规范行为，严格物业公司资质审查，提高准入门槛，物业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对不合格公司要进行大力整改，对整改不合格的依法撤销其资质，以切实有效的监管措施促进物业管理行业健康规范地发展。
第三，提高物业管理水平，改善服务质量。物业公司要摆正自己位置，增强为化区民民主服务意识和能力，强化对员工的培训管理和监督，提高物业从业人员素质，努力提高物业管理水平，使所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达到或超过物业合同约定，减少瑕疵，以此减少纠纷的发生，实现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的共赢。
第四，加大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提高业主和物业公司的知法用法能力。加强对与物业管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向社区居民普及物业管理法律知识，使广大业主在享受物业服务的同时，要依法履行交纳物业费的义务。作为物业公司，应当守法经营，在收取物业费后，要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义务，努力为业主提供优质的物业服务。
第五，加强公司、业主和业主委员会三方的沟通协商，妥善解决纷争。业主与物业公司是互相依赖、互相共存的关系，双方要本着平等平和的态度正确对待所产生的纠纷本文来源：文秘站 。物业公司要采取上门征求意见定期召集业主代表听取意见、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不足。业主委员会要充分行使审查监督权力，发生纷争时，在业主委员会或居委会等主持下，双方要进行对话、沟通，避免矛盾升级扩大。
第六，坚持多调少判，努力实现案结事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牵涉面广，涉及人员多，往往一个案件判决后，大量类似的案件会蜂拥而至，请求法院作出同样判决，因此，在此类案件中，要多做工作，把握争议焦点，找准利益平衡点，坚持调解原则，消除双方对立情绪，努力实现结案事了。另外要注重剖析纠纷产生原因及研究解决纠纷对策，及时向物业管理公司发放司法建议书，使其整改漏洞，改正不足，并督促其及时履行义务，防止类似纠纷再次出现。防止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
纠纷案件篇6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基本特点
（一）成讼时间上的集中性
一方面，由于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和影响，90%以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当事人往往选择在农闲季节提讼，因此往往集中在每年的秋收后和春播前。相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在成诉的季节性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国家政策一直起到主导作用，相关立法只是将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使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因此，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前后，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集中发生的时期。如国家出台"一免两补"土地政策后，发包方承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和承包方发包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大批纠纷诉至法院。
（二）诉讼主体上的群体性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农业人口总数为1191万，农业人口比例高达45.8%.但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在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前，因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而外出谋生。国家从收取"两金一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调整为统一征收农业税，再调整为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并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后，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减少，收益显著提高。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回乡务农。部分纠纷中，发包方违约明显，承包方证据充分，胜诉率高，承包方往往选择共同诉讼。还有很多案件，时仅仅是个别村民提讼，但涉及问题却牵扯到其他村民或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群体利益，相当一批农户持观望态度。一个案件处理不当，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整个村庄甚至乡镇。另外，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农户们往往愿意凭借人多势众，甚至集体上访，赢得法院更多的理解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三）纠纷类型上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快速发展态势，农村土地承包也随之在承包主体、承包方式和权利义务内容方面体现出多样性。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土地承包、流转、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首先，就承包土地的权属而言，既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有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还有权属不明的土地。从承包土地的使用状况而言，既有耕地，也有林地、草地。从承包者的身份而言，除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外，还有外来人员以招标、拍卖、协商等其他方式进行的承包经营，且承包面积较大，赢利性明显。纠纷类型除了常见的外出打工农民回乡要地、出嫁女回原住所地要地及相邻农户之间争地等纠纷外，还如，有的农户因举家搬迁到小城镇，将所承包土地连同附着房屋一并转让他人，但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又反悔，要求受让人返还承包地，但不要求返还房屋。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又进行转包，在转包合同到期后，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有的承包合同经乡土地纠纷仲裁机构裁决予以解除，村委会在承包方未退出承包地之前，又将争议土地另行发包，现承包户因权利受损，发包方和原承包户要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原承包户退出土地，产生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竞合。有的农户先调整转包费，经法院判决支持后，次承包人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该农户又另行请求解除转包合同。有的农户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口头放弃承包经营权或弃耕撂荒，村委会将上述土地另行发包，后为满足该农户的要地请求，村委会又在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但其他农户拒不接受调剂而引发纠纷等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成因
（一）合同签订不规范
1.合同主体资格混乱。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但是在发包过程中，有些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有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将同一块地分别承包给不同的村民，还有的村民小组将土地发包后，村委会收回村民小组已发包土地，重新对外发包或租赁，引发纠纷。
2.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在实践中，村、组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进行违规发包的情况屡屡发生，围绕承包合同效力产生的纠纷大量出现。有些村干部甚至在发包时搞暗箱操作，擅自以低价将土地发包给亲朋好友。有些村委会任意制订土地承包方案，以"优惠条件"将土地发包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引起了村民强烈不满。
3.合同约定内容不完善。有的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一旦发生分歧，极易引发纠纷。有的虽签有书面合同，但条款不完善、不具体，有些条款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如土地面积无约定或约定不清，甚至有的连土地的四至都未约定，仅明确了地块名称。由于约定不明，双方又各执一词，事实和责任难以认定。有的合同没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缺乏确保履行合同的制约机制，为当事人随意违约提供了条件，出现了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经营自，强迫种植、强迫流转承包地等。
（二）合同履行不诚信
1.发包方违约。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内，非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这是该法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发包方为谋取利益，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农业用地用于营利性开发建设。二是发包方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的乡村干部不注意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还习惯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滥加干涉，以发展集体经济、搞规模经营等理由强行统一种植作物，或者强制收回承包地。
2.承包方违约。主要包括承包方对土地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拒绝交纳土地承包费等情况。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承包方有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转用审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准程序。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承包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批手续，在承包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甚至容许他人在承包的土地内修建坟墓牟取利益。有的承包方在承包地上建筑、取土等，造成土地荒漠化，严重破坏耕种条件，使农用地难以恢复耕种。还有的承包方以各种理由逾期、拒绝交纳承包费，构成违约。
（三）土地承包管理不规范
1.没有土地清册或记载不详。现实中，很多村委会没有建立土地清册，或者用手写财务帐簿的方式代替清册，其中不少帐簿有改动，无法确定记载事项。有的村委会建立了土地清册，但是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诸如"道南边"、"沙坑北边"、"东房东边"等划分边界的字样十分常见。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没有记载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承包人之间发生争议时，村委会拿不出有力依据来证明土地使用权范围及流转详情，当事人只能通过向法院确认自己的权利，导致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2.机动地管理不当。村集体在划分土地时一般都会保留一些机动地不做分配，将其租赁给农户经营，租期5至10年不等，且一般事先收取部分或全部租赁费。由于近年来国家减免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一部分租赁户不愿意再承担原租赁费，甚至要求退还已预交的租赁费，双方发生纠纷。有些村集体为了收取租赁费用，预留机动地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未受益的农户发现当前种地效益好的形势，要求重新分配机动地，但原来的承包大户不愿意退出，产生纠纷。
（四）土地使用权流转不规范
1.转包转让型。税费改革前，有的农户觉得种地收益不高，便将自己的土地转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由接受者承担。但这种农户间自发性的土地流转多是采用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或书面协议内容不具体，签订协议后往往也不通知集体经济组织，更无法得到主管部门的备案。税费改革后，原承包户要求现承包户退还其土地时，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引起纠纷。
2.代耕代种型。以前不少农民放弃耕种，外出务工经商，不承担村里和国家的税费，村干部为了能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履行了缴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村，找代耕户或村集体索要自己的承包地，发生纠纷。
3.重新发包引发纠纷。前一段时期农民耕种收入较低，有些农户弃耕抛荒，外出务工，土地长时间没有人耕种。有些农户甚至明确表示放弃承包，将土地交回，村集体据此收回承包地，并发包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上述情况又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发包人收回承包地的法定情形。税费改革后，种地收益增加，原来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回村要求继续承包，与新承包人和村集体发生纠纷。
（五）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不规范
城镇化、工业化和公路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农村集体土地，但因，征用土地上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能分享到农地增值的收益，被征地农民往往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弱化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失地后又失业，生活缺乏保障，引发了大量的群体纠纷和上访。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笼统，加之利益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在发放、使用、分配征地补偿费用的过程中极不规范，随意性大，特别是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产生的纠纷大量产生。
（六）农业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农业政策在不断向惠农支农的方向调整。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以1号文件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障。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出台《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应负担的费用和劳务的范围，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着重让农民减负增收，通过"一免两补"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承包土地的积极性。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作出《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土地的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大大提高，农民承包土地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陆续返回农村承包土地，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广大农民纷纷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导致大量纠纷产生。
（七）人多地少的现实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关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补偿或土地置换不到位，从而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作为农民基本的保障和收入来源，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涉及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八）立法不足
1.立法的滞后与过分概括。目前，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的特别法是在2002年出台。此前，此类案件审理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政策、相关单项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而截止2000年底，全国已有98%左右的村组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另外，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流转、变更等新型纠纷大量产生，但因涉及政策和法律的衔接，各地对很多问题莫衷一是、做法不一。直到200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上述混乱状况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土地二轮承包和因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纠纷，占近五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70%以上。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内容比较原则，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对该法理解也不一致，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结果，无形中导致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加。
2.立法对现实考虑的不足。《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如国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执行，就会出现"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种","亡者有土，生者无地"等现象。该法虽然规定用机动地对新增人口进行调整，但又规定，机动地超过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因此很多村集体现在已无机动地可调整，许多新形成的农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现实。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这又间接增加了村集体在承包农户间进行土地调剂的难度。
3.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不力。理论界虽然一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义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在《物权法》出台前，相关法律一直没有对此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能无从发挥，从权利的取得、处分、变更及救济途径等方面更接近于普通债权。这种混有债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像真正物权那样有必要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对抗来自发包人和其他行政组织的干预".虽然《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些接近于物权的保护方法，但在上述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仍更多地体现了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弱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绝对性，导致现实中承包地被擅自收回、随意侵犯的现象大量存在。
（九）法律意识不强
农民文化水平偏低，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道德、习惯、人情对行为的引导作用大，迁就、忍耐、私了长期作为纠纷化解的主要途经，法律知识缺乏现实需求，风险责任和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基本法律概念不清，缺乏签订合同的技巧，不愿履行备案报批程序，随意涂改证书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承包经营土地时进行掠夺性经营，破坏土地耕作层或造成土地盐渍化，任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按约定交纳承包费。一些乡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产生大量纠纷。
（十）纠纷调处机制不健全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纠纷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方式解决。如果协商、调解、仲裁等诉外解决争议机制顺畅，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迅速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扩大。但是协商和非诉调解都要求双方自愿，且结果不具有强制力，而仲裁则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仲裁效力不明确的问题。至今仍有许多地区没有成立仲裁机构，即使成立仲裁机构也没有开展仲裁业务，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不得不选择诉讼，增加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负担。而法院审理案件要受相应程序法的限制，审理周期较长，容易延误农时，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和农民权益得不到及时处理和保护，引发农户集体上访，农户维权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案件数量多，增长趋势明显
2004年国家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时，黑龙江省被列为全部免征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试点省份，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走回家门承包土地。新一轮的土地承包热与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被弃耕、撂荒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加，其中1998年至2003年期间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2003年以后发生的纠纷逐年增加，所占比例居于首位。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和绥化市为例。哈尔滨市两级法院2003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审案件537件，2004年受理1217件，2005年仅上半年就受理1459件，案件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的趋势。齐齐哈尔市两级法院2004年受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579件，2005年受理1244件，2006年受理1447件，增加趋势也较为明显。绥化市2004年至2007年上半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二审各类农村土地纠纷案2316件，其中2004年325件，2005年782件，2006年801件，2007年上半年即达到408件。
（二）案件类型多，成因复杂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依诉讼标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1.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具体情况较为复杂。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机动地或荒地发包或用以抵偿本集体经济组织陈欠的债务，后一方要求缩短承包期限、提高价格或者解除合同。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包土地时本村村民无人承包，通过广告发包给其他村的农户后，本村村民要求收回土地，迫使发包方请求解除原承包合同。有的农户迁出后到居住地落户，迁出地发包方诉请解除合同，收回其承包地。还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自行开荒使实际耕种的承包地面积多于承包合同约定的面积，发包方要求农户将新增面积上交并按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格交付新增土地的承包费。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承包期内违法调整或收回承包地，农户诉请继续履行原承包合同等等。
2.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主要表现为农户之间抢种相邻争议地块，农民强种村机动地或强种其他农户承包经营的地块，新增人口农户强种村机动地、预留地。另有因发包方收回或调整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如人走家搬、户口未迁出的农户，服刑、劳教、被拘役的农户，躲避计划生育或村级债务的外出农户，农村妇女结婚、离婚、丧偶后村集体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包，造成这些农户二轮承包时无地可分而产生纠纷。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主要缘于农户之间转让、转包、互换、出租或将土地委托给亲属或他人代耕后因国家农村税费改革，"一免两补"政策出台，使原约定的土地流转价格对一方而言显失公平，因而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引发纠纷。也有少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接受流转一方（主要是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引发的纠纷。
4.土地承包权继承纠纷。此类纠纷多为继承人争种被继承人生前承包的土地，如公婆与丧偶儿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争种死者生前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还有的父母死亡后子女要求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解除父母生前与他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三）认定事实困难
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是认定事实的基础，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证据在形式、内容和取得方式方面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另有管理、自然等其他因素掺杂，给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
（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瑕疵。一些县区至今未统一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者未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户，以至纠纷发生时承包方不能出示其权利凭证。
（2）土地承包合同瑕疵。从卷宗反映的情况看，各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大多为格式合同。有的发包方负责人未签字，有的未加盖发包方公章。有的承包方未签字只捺押，有的承包方由农户未成年家庭成员签字。
（3）土地流转合同瑕疵。有的承包经营权人将经营权转包、互换、转让或交由他人长期代耕后未签订书面的流转协议。有的以收取流转费的收据代替协议。有的签订了书面流转协议但手写字迹不清。有的仅有一份流转协议，因字迹不清双方说法不一难以辨清。有的协议未标明签订日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未经发包方同意。大多转包、互换、租赁或其他方式流转合同未报发包方备案。
（4）缴费票据瑕疵。有的票据上未载明缴费人姓名。有的票据缴费金额只有小写无大写数字。有的票据未写明缴费明目。有的票据未标清缴费年度。有的票据未写清缴费日期。有的票据未加盖收款单位公章。
（5）证人证言瑕疵。有的证人出具了书面的证言后未出庭作证。有的证人与当事人一方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
2.证据内容不详
（1）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不规范。许多土地承包格式合同缺少合同主要条款，如承包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承包起止日期，承包土地的用途，违约责任。大量土地承包合同对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不明或利益失衡。
（2）土地流转合同约定不明。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及违约责任约定不明的现象十分普遍。
（3）土地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
（4）书证之间存在矛盾。有的案件争议涉及土地面积，而当事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土地清册上记载的土地面积不一致。还有的经丈量农户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与前两者均不一致且出入很大。有的案件不仅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内容相互矛盾，而且同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5）证人证言随意性大。有的证人碍于邻居情面或出于感情因素完全按一方当事人的意愿出具证言，经出庭质证反映出其对相关事实一无所知。有的证人为双方当事人出具内容相反的书面证言，尔后拒绝出庭作证。
3.举证不能或不充分
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较长，少则三、五年，多则三、五十年。长期合同的承包方或受流转方为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多根据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核算对土地的投入。调研中反映出旱地改水田的投入很高，但由于投入方未保留、全部或部分遗失相应证据，诉讼中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有些甚至无法鉴定，以致法院难以认定其损失数额。
4.影响事实认定的其他因素
管理漏洞、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也会影响事实认定。如因发包方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时交接不清；长期风沙作用使原本作为土地承包边界的沙坑或洼地被填平或房屋因年久失修倒塌；一些农户的承包地被洪水淹没后地界被毁；有的农户私自移动地界标志物等等，给法院认定事实增加了难度。
司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屏障，在面对大量涌出的、直接关系到农民根本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的这一类纠纷，尽管非常慎重，但仍然难以避免这样的尴尬：重当事人举证就难以保证审判结果公正；重个案的法律公正又难以兼顾审判的社会效果。有些案件尽管法院裁判并无不公，但败诉的当事人会不断上诉、申诉、上访。这样一来，法院不仅没有解决纠纷，还成了被的对象。而且当事人也因为自身的行为，使纠纷解决的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基层稳定的隐患。
（四）适用法律不统一
随着国务院一系列农村土地政策的出台，各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政策，对土地承包方及国家政策作出了具体解释。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概括性的法律条文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对相互矛盾的政策和法律也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突出表现为同样事实不同裁判，结果或意见分歧明显：
1.流转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同一市辖区内基层法院审理的案情基本相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案件中，有的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流转合同，有的法院则判决驳回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2.承包或流转合同效力确认结果不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均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议定程序，在发包方违反这一程序与承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上，不同法院裁判结果相悖。又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关于"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在实践中有的法院依据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或其他方式流转未报发包方备案的事实确认流转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确认同样的流转合同有效。
3.承包经营权继承与否不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有家庭成员之一死亡后，其承包地是否按继承关系处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虽有提及，但没有深入论述，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之一。除林地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有的法院判决耕地、草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由继承人继续承包，有的法院则不支持当事人要求继承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
4.一户两籍者与原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黑龙江省农村中，不少农户持有两份户口簿且在两户籍地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应依据公安机关就原户籍应否注销来确定原合同应否解除，另有意见认为应以一户一地为原则，依据这些农户在新户籍地是否取得承包地的事实确定原承包地应否收回。
（五）政策、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1.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欠缴税费和土地撂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立即纠正，予以退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村集体按照土地管理法有收回承包地的权利，但是依《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国务院政策的规定又要将承包地退还，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是相同位阶的法律，没有效力优先之分，这种立法和政策之间的矛盾给法院审理案件造成很大困扰。
2.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三十年不变是我国为了维护土地承包稳定制定的政策，但这一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村委会土地的面积数量和农户的家庭人口处于一种动态变化过程，无论是土地被征用还是一段时间内农户家庭发生人口增减的变动，发包方即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对发包的土地进行调整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机械套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而不及时调整，势必会使一部分新增农户丧失耕地无田可种。
3.政策与民意之间的矛盾
在税改之前部分农民将土地撂荒，外出打工。村委会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一般都会找人代种或收回承包地重新发包。税改后，外出农民开始返乡要田，农户与农户及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户有权要回自己的承包地，虽然政策明确规定对农户所欠税费，应列明债权债务，按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清理乡村债务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理，但是对欠税户确权确地还是受到欠税等问题的干扰。尤其是有能力缴纳税款却逃税者，这种"钉子户"现象已经违背了大部分农民心目中对于公平观念的认定，超出了农民的伦理界限。政策满足逃税户返乡要地的要求，是基于这部分人利益的考虑，但这只是部分民意，并且直接与其他依法纳税农民的利益相背，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四、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意见和建议
（一）法律适用方面
1.诉讼主体的确定。一是农户之间经营权流转经村委会同意或备案的，村委会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应以流转双方为诉讼当事人，村委会不宜作为诉讼主体。若原告坚持以村委会为被告或第三人，则依诉状进入诉讼程序，但在判决主文中不判村委会承担民事责任或单独列项判决驳回原告对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二是一地数包纠纷案件中发包方与实际占有使用土地的农户何者为被告。此类案件，各承包户均持有与发包方村委会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实际取得土地的承包方往往以村委会和实际占有者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一方面请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另一方面请求实际占有者退还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应结合具体案情向原告释明要么变更诉请为请求确认发包方与实际占有者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要么变更被告。若按合同纠纷诉讼则以村委会为被告，若按侵权纠纷诉讼则以实际占有者为被告，只能二者择一，尔后根据原告的选择做出相应的处理。三是农户弃耕或撂荒后，村委会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包给其他农户，原承包户回乡要地时村委会从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而部分被抽取土地的农户不履行与村委会签订的调剂合同引发的纠纷当中何者应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承包纠纷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由原承包户作原告请求确认村委会与其他农户原来签订的承包原承包户享有经营权的土地的合同无效，返还土地。
2.为承包地被收回的抛荒土地农户解决土地问题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收回的农户抛荒承包地，农户要求继续承包耕作原则上应允许。如果原承包土地发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人员，应将土地重新承包给原承包户。但如果已将收回的土地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新的承包合同继续有效，只能由村集体在机动地中调剂或者通过流转帮助解决。但是，如果现在村集体已经没有机动地可以分配，也没有其他农户愿意进行土地流转，要地农户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应该明确，《通知》规定的"帮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耕地，并不具有强制性，不能强制其他农户将土地流转给要地农户。虽然现有法律和政策保护抛荒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但因其存在土地抛荒行为，应承担回来后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他的风险。否则如果强行从其他农户那里通过流转为其解决耕地，违背了民法最根本的公平原则，将会引起更为严重的秩序混乱，影响社会稳定。
（二）案件审理方法方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权利。能否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一定要注意方法，尽量平息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最大程度上解决纠纷。
一是要高度重视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审理中要坚持依法、客观、公正的司法原则，正确适用法律，客观认定案件事实，公正的作出裁判结果。
二是要做好当事人的疏导工作。基层法院在受案前疏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渠道化解矛盾，引导或帮助当事人通过行政机关解决争议。有仲裁条款但未经仲裁的，告知当事人先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前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三是要注意强化调解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作用。法院应该坚持以调解为主的原则，深入实地，全面掌握争议土地的基本事实，找准稳妥解决纠纷的切入点，耐心、细致、深入地做好诉讼调解工作，注重发挥村委会、地方党政有关部门的参与协调作用，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是要做到慎审快结。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合理确定和把握时机，尊重本地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对于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调整、变更的案件，尽可能在当年农作物秋收后受理，在下年春耕前一、二审结案，不影响农民第二年的耕作。
五是科学认定和使用证据。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很少注意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流转时的相关证据，如果法院审理案件机械依照《证据规则》进行，很多农民的诉讼请求都无法得到支持。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更多的注重实体正义，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六是要着重做好判后息访工作。法院应建立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信息网络和层层负责的责任制，全面了解和协调此类案件审判状况。裁判作出后当事人不服、不解或误解并通过各种途径的，由主审法官、合议庭成员、审判庭长和主管副院长逐级接待处理，做好释法工作，直至人员满意息访。
七是要注重维护社会稳定。判决生效会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对于所有回乡要地的人都给予土地，势必打破现有土地向种田能手、大户转包的集约趋式，对农村的经济长远发展不利，并且在村集体没有足够空余机动地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更大纠纷。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农民回乡要地，应区分不同情况对待。对于确实回乡种地的农民，要确保其有地可种，使其有生存的保障；对于只是因为国家土地政策变化回乡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不打算实际耕种的农民，在确权确地的同时，应帮助其与实际耕种者签订租赁合同，这样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维护了现有耕地使用状况的稳定，有利于实际耕种者收回土地投入，尽量减少对任何一方权利的侵害。
（三）几点意见和建议
土地承包纠纷源于多个层面，牵涉范围广泛，有些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多管齐下，方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1.完善立法，健全相关制度
一是科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前置程序。农村土地承包面广量大，土地承包纠纷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解决难度大，仲裁方式方便、快捷，既能克服渠道解决问题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又能克服诉讼程序复杂、审理时间长的问题，便于及时有效化解矛盾。
二是制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细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深入农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及经营权流转的具体操作定义，制订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范本，将目前普遍缺少的合同标的物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用途等条款纳入范本，便于农村基层受众实际操作。
三是建立严格的农用地保护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人占用农业用地的，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承包农户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的征占用手续。政府公益性建设及经营性项目建设占用土地，均办理合法的征占用土地手续。
四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各地应结合本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编制、职责范围、奖惩机制。对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和流转主体，经营和流转的程序及费用计算、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五是健全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制度。就现有法律来看，仲裁的性质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还缺乏相应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究竟是法定仲裁还是约定仲裁，没有定性。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不服而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仲裁裁决缺少法律规定。因此，在立法上要明确土地承包纠纷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的组织原则、设立程序、工作职责及具体工作程序与实体要求，辅之以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考评、奖惩机制。应突出反应迅速、权责明确、程序简便的特点，既便于当事人解决纠纷，又可缓解法院受理案件的压力。
2.加强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
农村基层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服务行为直接涉及农村地区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些机关或组织行政不作为、管理不到位或服务跟不上是酿成纠纷的重要因素，故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纠正农村土地承包中侵犯农民权益的违规违法行为。对二轮土地承包全面进行"回头看",切实解决好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的遗留问题。规范土地承包和流转合同，参照有关的示范文本补齐或调整合同条款。坚持"一户一证"的原则，规范土地经营权证的发放，没有发放经营权证的要补发经营权证，未发放到位的要逐级落实发放到户。发现二轮承包中的违规违纪行为要坚决纠正。
二对农村土地进行普查，明确土地权属并加强对村级土地工作的管理。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特别是土地发包的全程监督，以维护村民的承包经营权。规范土地合同样本，指导村委依法订立合同，减少订立合同中的随意性和粗放性，细化合同条款，明确合同责任。未了进一步搞好土地工作，政府部门依你更改依法进行土地普查，了解土地现状及不安定因素，进一步明确地界，确定一些新增及权属不明土地的权属。
三是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网络。由于户籍管理存在漏洞，有些农民在原居住地保有户籍和承包田，外出务工时又重建户籍并在新户籍地分得承包田，是引发部分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纠纷的直接原因。因此，户籍管理部门应严格管理，建立城乡间、乡际间统一、联动的管理网络，尽可能扩大网络覆盖面并切实发挥联动功能，避免出现工作盲点，进而免除不必要的纠纷。
四是依法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和仲裁机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最了解体育的的现状及纠纷的原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目前，各地的土地仲裁机构发展不平衡，没有建立的地方应当尽快建立。要解决好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编制、日常工作经费和乡镇经管站的调查、调处工作经费。
五是全面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及培训。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土地管理法》的宣传力度。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各镇、村应充分发挥法制宣传的作用，通过组织法制宣传队、定期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设立法制咨询平台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承包纠纷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使发包方与承包方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六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无机动地或虽有机动地但不宜调整的，应妥善解决无地农民的生活问题。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各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3.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
一是着力减轻农村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向农业的深度开发、广度开发进军，发展（感觉不对）农业；大力发展打工经济，多渠道、多途径输出农民，远距离转移农民；进一步引导、鼓励各地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建设城镇步伐，就近转移农民；加快小城镇建设，就地将农民转为市民；探索"股田制"的做法，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开，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既可以获得打工收入，又可以获得承包权所带来的收益，同时也可以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一举多得。
二是培育和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合作组织。要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必须允许在经济领域、社会政治领域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表达农民意愿的农民组织。如农村基层调解组织、土地承包中介组织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完善制度，明确职责，不断提高农村基层调解组织处理农村承包纠纷的能力和水平，把村民之间、干群之间发生的易激化的农村承包纠纷及时解决在基层，防止影响农村社会稳定。还应当鼓励支持乡镇以上的农民协会，使之作为农民的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反映民意，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促进农村的善治。
纠纷案件篇7
一、近三年来全县劳资纠纷案件查处情况
县劳动保障局在年共受理劳动保障监察案件86件，已查处结案86件，到期结案率100%，共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307万元，其中受理农民工工资案件51件，已结案51件，其中集体案件5件，涉及农民工人数986人，清欠农民工工资224万元，清欠率为100%。
年共受理劳动保障监察案件122件，已查处结案122件，到期结案率100%，共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429万元，其中受理农民工工资案件85件，已结案85件，其中集体案件13件，涉及农民工人数2119人，清欠农民工工资315万元，清欠率为100%。
年共受理劳动保障监察案件266件，已查处结案266件，到期结案率100%，共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511万元，其中受理农民工工资案件176件，已结案176件，其中集体案件29件，涉及农民工人数3103人，清欠农民工工资348万元，清欠率为100%。
二、我县劳资纠纷案件大幅度上升的原因
根据相关统计，该县年与年、年相比，案件总数和集体上访案件分别上升2倍、3倍。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
随着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逐步增强，当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时，往往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选择上访、投诉途径来解决。特别是拖欠工资、内退下岗职工的生活待遇、企业改制中富余人员的安置补偿等带有普遍性的劳动纠纷引起的上访问题，其主体可能是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近几年来，劳动监察大队受理的群体性劳资纠纷案件，当事人最多的达60多人，且呈蔓延上升势头。仅年受理30人以上群体性劳资纠纷案件就达7件。尽管集体上访的形式并非得当，但说明由于劳动保障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劳动者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资纠纷案件自然增多。
（二）用人单位利欲驱动
根据工资支付案件的统计情况，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纠纷数量占绝大多数。主要是私营、三资和个体户侵害职工合法权益引发劳资纠纷。其中不少老板为牟求高额利润，竭力压低人工成本，甚至不顾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履行劳动合同、随意解雇职工、克扣或拖欠职工工资、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合法权益，而引发集体停工、罢工、上访等突发事件不断增多。
（三）新的劳资关系还不适应
劳动制度的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特别是劳动合同的普遍推行，使得劳动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一方的劳动组织，已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至不同所有制的多种经济组织，劳动关系主体之间也因劳动合同制的推行，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劳动时间、劳动保护条件、劳动纪律、劳动报酬等产生的权利、义务也因企业经营自的不断扩大而发生较大变化。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用工制度，企业和职工双方还不太适应这种变化，劳动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劳动关系的矛盾表现比较突出，导致劳资纠纷不断增多。
（四）违法分包的现象普遍存在
根据建筑法，分包单位不得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筑市场供求不平衡，施工企业为了生存采取低价、让利、垫资施工等方式竞争，经营风险就转嫁给劳务企业。有些施工企业为追求利润，允许以挂靠形式承接工程或将工程转包给低资质的企业，以包代管，对工程项目缺乏有效管理，造成建设资金被层层盘剥，这一切的后果，就导致农民工成为债务链条中的最终受害者。从相关部门办理的建筑方面的案件来看，绝大部分是包工头挂靠在某个建筑公司名下的，一旦包工头卷钱逃跑或不给结算工资时，发包方认为其已经将工程款和包工头结清了，不愿再支付工资。当农民工找包工头挂靠的建筑劳务公司时，该公司又以包工头只是挂靠、不是公司员工为由不愿支付农民工工资。因违法分包，工头与工头之间常常出现赚钱的不管事、管事的不赚钱的不协调局面，最终是打工者来承担风险，给劳资纠纷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三、解决劳资纠纷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劳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劳资双方依法履行权利义务，促进用人单位自觉规范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双方用工时能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工资报酬数额或计算方法，避免产生劳资纠纷。同时，通过正反面案件的宣传教育，使劳动者认识其采取群体性上访、堵路等极端手段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消除一些劳动者“打官司跑断腿，不如集体上访、上路拦车讨钱快”的错误认识。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对违反劳动法、用工严重不规范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和批评。
（二）增强劳动执法的能力
劳动监察人员数量的不足，造成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管，致使农民工拖欠工资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所以，目前应增加劳动监察人员的编制，保证足够数量的劳动监察人员，同时要不断提高监察人员的素质，不断增强劳动执法的能力，这样才能落实对用人单位的日常监管，最大限度的预防劳资纠纷案件的发生。
（三）发挥三方机制的作用
劳动保障、工会和工商联合会是劳动执法、维护职工权益、解决劳资纠纷、协调雇用双方关系的部门。一是定期召开联席会。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总工会和县工商业联合会的有关负责人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就涉及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共同促进劳动关系长期和谐稳定；二是召开用人单位代表、职工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当事人的心声，这不仅有助于争议事端能够通过劳动关系双方代表组织的积极介入得以理性化解，也有助于雇主的行为在其代表组织影响及约束下能够得以自律和更加理智；三是不断完善三方协商会议机制，规范运作，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工作格局。
（四）加强重点企业监管。
对劳资纠纷发生较多的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予以建档和进行重点监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这些企业中检查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和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工时制度、劳动标准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情况，做到防患于未然。
（五）健全完善协调机制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便捷、高效优势的主渠道作用，对于符合条件而又没有建立调委会的非公有制企业，要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采取得力措施，督促这些企业尽快组建调委会。对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小企业，可设立调解小组和调解员进行协调。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由当地调委会向企业派驻专业调委会干部，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要把协调劳资关系的支点放在用人单位的最基层，充分发挥基层“近”（离用人单位近）、“明”（对用人单位情况明）、“快”（就地解决问题快）的特点，及时就近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六）加大工程承包监管力度
纠纷案件篇8
一、关于退休劳动争议案件是否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问题
关于退休劳动争议案件是否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各地法院一般都认为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法院对此类纠纷案件受理较少,其理由是原《劳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均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了劳动争议的范围,没有规定退休引起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而《解释(二)》第七条则列举了不属于劳动争议的排除性规定,一些法院还就此问题出台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如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认为对此应区分两种情况:如劳动者与已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发生退休争议,因退休手续的办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而有些条件的审理不属于法院的审判范围,故此类情形不宜作为法院的受案范围;如劳动者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之间发生退休争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纠纷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属于法院可受案范围。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退休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也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退休手续的办理是劳动部门的职权,因此关于退休手续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
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很多地方的劳动争议仲裁机关和一些法院仍然以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为由不受理退休劳动争议案件。其实现行法律法规已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退休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适用本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劳动合同终止,劳动者可以申请办理退休,如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属于双方因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那么按照《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所以,退休劳动争议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
二、退休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时效问题
在退休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经常会遇到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超过仲裁时效为由提出抗辩,因此如何确定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仲裁时效也是审理该类案件的一大难点问题。
关于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般来说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他自己应当知道申请办理退休,如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不予办理,劳动者就知道其权利被侵害,那么能否以此认为劳动者应退休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呢?对此司法界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劳动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退休相关手续,劳动者即应知道其权利被侵害,那么此时仲裁时效期间开始计算;有的认为用人单位不办理退休手续是一种连续性的侵权行为,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办理退休手续,则其侵权行为仍在进行,仲裁时效期间尚未起算。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法律对退休手续的办理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及时办理退休手续只是劳动者得以知道争议事实的途径之一,劳动者退休的后果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待遇,这是劳动者的一项权利,其自愿推迟办理退休手续只能视为其自愿放弃部分养老保险待遇,而该放弃行为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从办理退休手续之日起劳动者仍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待遇。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失之偏颇。诚然退休是劳动者的一项权利,劳动者自愿放弃部分养老保险待遇也无可厚非,但权利的行使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退休劳动争议也是劳动争议的一种,也要受《调解仲裁法》的规范,当然也适用仲裁时效期间的规定。法律规定仲裁时效期间是为了督促劳动者及时行使权利,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有利于证据的收集,以免因时间过长而使证据灭失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因此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及时向用人单位申请办理退休相关手续,以及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如果用人单位明确拒绝办理,则仲裁时效期间开始计算。如果劳动者向有关部门申诉请求权利救济,那么仲裁时效发生中断,仲裁时效期间重新开始计算。如果用人单位同意办理而未及时办理,仲裁时效同样发生中断,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不能认为劳动者应退休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仲裁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不能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劳动者的请求。
三、退休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的《劳动法》及相关法规、司法解释均未对劳动者的退休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劳动部对《劳动法》的解释中作出了简单的规定,具体操作程序大都是在地方部门规定之中。因此有的法院在审理退休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依据《宪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决,有的依据地方法规或规章进行判决。笔者认为这些做法都不妥当。现在《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已正式颁布实施,可以说是有法可依。《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这是关于退休的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这是国务院关于退休问题的规定。以上规定法院可以在审理退休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适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部门涉及到退休问题制定的规章、规定,虽不能在判决中直接引用,但是却可以参照适用。如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职工在接近退休年龄(按有关规定一般为五年以内)时因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劳动合同的,如果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可以办理退休人、退职手续;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在终止劳动合同后按规定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届满仍未就业,符合社会救济条件的,可以按规定领取社会救济金,达到退休年龄时办理退休手续,领取养老保险金。因此如果劳动保障行政或行政机关对退休问题有具体规定的法院可以参照适用。
四、退休劳动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