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论文范文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1

【关键字】自然辩证法计算机语言计算机技术编程语言因特网

面向对象正文一九九三年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从而在这十多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信息风暴，信息技术几乎触及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了信息技术，现代文明的生活将无从谈起；作为信息技术中最重要的部分，计算机技术无疑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我们知道计算机只是一台机器，它只能按照计算机语言编好的程序执行，那么正确认识计算机语言的过去和未来，就是关系到计算机发展的重中之重；以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认识和分析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推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掌握计算机语言发展趋势。一、科学认识大门的钥匙--当代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它主要研究自然界发展的总规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研究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地、系统地概括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功，批判吸取了前人的合理成分，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以及科学认识方法的辩证法，以恩格斯的光辉著作《自然辩证法》为标志，创立了自然辩证法继续发展的广阔道路。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相并列。它集中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在自然界和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应用，它的原理和方法主要适用于自然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将有助于我们搞清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科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更加全面的观察思考问题，只有加深了认识，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迎接新的科学技术的挑战。下面我将以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二、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计算机语言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其根本的推动力就是抽象机制更高的要求，以及对程序设计思想的更好的支持。具体的说，就是把机器能够理解的语言提升到也能够很好的模仿人类思考问题的形式。计算机语言的演化从最开始的机器语言到汇编语言到各种结构化高级语言，最后到支持面向对象技术的面向对象语言。1、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计算机刚刚问世的时候，程序员必须手动控制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十分昂贵，唯一想到利用程序设计语言来解决问题的人是德国工程师楚泽(KonradZuse)。几十年后，计算机的价格大幅度下跌，而计算机程序也越来越复杂。也就是说，开发时间已经远比运行时间来得宝贵。于是，新的集成、可视的开发环境越来越流行。它们减少了所付出的时间、金钱（以及脑细胞）。只要轻敲几个键，一整段代码就可以使用了。这也得益于可以重用的程序代码库。随着C,PASCAL,FORTRAN,等结构化高级语言的诞生，使程序员可以离开机器层次，在更抽象的层次上表达意图。由此诞生的三种重要控制结构，以及一些基本数据类型都能够很好的开始让程序员以接近问题本质的方式去思考和描述问题。随着程序规模的不断扩大，在60年代末期出现了软件危机，在当时的程序设计模型中都无法克服错误随着代码的扩大而级数般的扩大，以至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程序设计方式和程序设计模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由此也诞生了一批支持此技术的程序设计语言，比如EIFFEL，C++，JAVA，这些语言都以新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即问题就是由各种不同属性的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消息传递构成。面向对象语言由此必须支持新的程序设计技术，例如：数据隐藏，数据抽象，用户定义类型，继承，多态等等。2、计算机语言的发展现状：目前通用的编程语言有两种形式：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汇编语言的实质和机器语言是相同的，都是直接对硬件操作，只不过指令采用了英文缩写的标识符，更容易识别和记忆。用汇编语言所能完成的操作不是一般高级语言所能实现的，而且源程序经汇编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不仅比较小，而且执行速度很快。高级语言是目前绝大多数编程者的选择。和汇编语言相比，它不但将许多相关的机器指令合成为单条指令，并且去掉了与具体操作有关但与完成工作无关的细节，例如使用堆栈、寄存器等，这样就大大简化了程序中的指令。同时，由于省略了很多细节，编程者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专业知识。高级语言主要是相对于汇编语言而言，它并不是特指某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包括了很多编程语言，如目前流行的VB、VC、FoxPro、Delphi等，这些语言的语法、命令格式都各不相同。高级语言所编制的程序不能直接被计算机识别，必须经过转换才能被执行，按转换方式可将它们分为两类:解释类和编译类。3、计算机语言的发展趋势：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以及数据抽象在现代程序设计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未来语言的发展将不在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标准，将会以一种完全面向对象，更易表达现实世界，更易为人编写，其使用将不再只是专业的编程人员，人们完全可以用订制真实生活中一项工作流程的简单方式来完成编程。下面是一张计算机语言发展图表，从中不难得出计算机语言发展的特性：²简单性提供最基本的方法来完成指定的任务，只需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就可以用它编写出适合于各种情况的应用程序²面向对象提供简单的类机制以及动态的接口模型。对象中封装状态变量以及相应的方法，实现了模块化和信息隐藏;提供了一类对象的原型，并且通过继承机制，子类可以使用父类所提供的方法，实现了代码的复用²安全性用于网络、分布环境下有安全机制保证。²平台无关性与平台无关的特性使程序可以方便地被移植到网络上的不同机器、不同平台。三、面向未来的汉语程序设计语言：从计算机诞生至今，计算机自硬件到软件都是以印欧语为母语的人发明的。所以其本身就带有印欧语的语言特征，在硬件上CPU、I/O、存储器的基础结构都体现了印欧语思维状态的"焦点视角"，精确定义，分工明确等特点。计算机语言也遵照硬件的条件，使用分析式的结构方法，严格分类、专有专用，并在其发展脉络中如同他们的语言-常用字量和历史积累词库量极度膨胀。实际上，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越来越强调整体功能，计算机语言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自六十年代以来相继有500多种计算机语言出现，历经五代，至今仍在变化不已。汉语没有严格的语法框架，字词可以自由组合、突出功能的整体性语言。在计算机语言问题成为发展瓶颈的今天，汉语言进入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行列，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1、发展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理由：1）计算机语言问题解决，只能从人类语言中寻找解决方案；2）计算机语言的现存问题是形式状态与功能需求的矛盾；3）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已为整体性语言-汉语进入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提供了条件2、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技术特点：1）汉文字的常用字高度集中，生命力极强，能灵活组合，简明准确地表达日新月异的词汇，这些优点是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2）汉语言的语法简易灵活，语词单位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可随上下语境和逻辑需要自由运用。汉语言的思维整体性强，功能特征突出。3）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发明者采用核心词库与无限寄存器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汉语言的词素自由组合；将编译器与解释器合一，使汉语程序设计语言既能指令又能编程；以独特的虚拟机结构设计，将数据流与意识流分开，达到汉语程序设计语言与汉语描述完全一致，通用自如。具有汉语言特性的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出现，打破了汉语言不具备与计算机结合的条件而不能完成机器编码的神话。还为计算机科学与现代语言学研究提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它从计算机语言的角度，从严格的机械活动及周密的算法上，向世人证实汉语的特殊结构状态，及其特殊的功能。四、计算机语言之父——尼盖德尼盖德帮助因特网奠下了基础，为计算机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尼盖德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因为发展了Simula编程语言，为MS－DOS和因特网打下了基础而享誉国际。克里斯汀·尼盖德于1926年在奥斯陆出生，1956年毕业于奥斯陆大学并取得数学硕士学位，此后致力于计算机计算与编程研究。1961年～1967年，尼盖德在挪威计算机中心工作，参与开发了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因为表现出色，2001年，尼盖德和同事奥尔·约安·达尔获得了2001年A．M．图灵机奖及其它多个奖项。当时为尼盖德颁奖的计算机协会认为他们的工作为Java，C＋＋等编程语言在个人电脑和家庭娱乐装置的广泛应用扫清了道路，“他们的工作使软件系统的设计和编程发生了基本改变，可循环使用的、可靠的、可升级的软件也因此得以面世。”尼盖德因其卓越的贡献，而被誉为“计算机语言之父”，其对计算机语言发展趋势的掌握和认识，以及投身于计算机语言事业发展的精神都将激励我们向着计算机语言无比灿烂的明天前进。五、结束语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认识事物才会清楚的了解其过去、现在和未来，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同样遵循着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计算机语言，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计算机语言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有了自然辩证法这把开启科学认识大门的钥匙，我们将回首过去、把握现在、放眼未来，正确地选择计算机语言发展的方向，更好的学习、利用和发展计算机语言。六、致谢首先感谢张老师，张老师幽默的讲解和精炼的内容使我受益匪浅，使我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外要感谢本文所参考的文献的作者和相关网站。最后还要感谢在我写论文过程中提供无私帮助的人们，以及给我支持的家人和朋友。

参考文献

1．《计算机语言与计算机程序发展历史》博客中国网

2．《计算机发展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软件发展与社会进步》蔡希尧

4．《自然辩证法概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5．《数据库发展新技术》磊哲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2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人类社会；发展概述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266-01

一、自然辩证法发展概述

自然辩证法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指向的人文文化体现为内容，对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向观察，以及对人的生存方式、价值和意义的探索。科学技术哲学则是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等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辩证的问题与科学技术及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

二、自然辩证法与诸学科之间的关系表现

我们知道，自辩法诞生于19世纪中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发展冲击着人们原有的自然图景和思维方式，为其创立提供了客观基础。表现如下：一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类生产活动的高度社会化，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交往，改变着人们旧有保守的、静止和孤立的思维习惯和方法；二是自然科学的一系列伟大发现展现了自辩法发展的本性和规律，冲击着人们业已形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自然观的革命有了理论指导。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诸多因素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一场伟大的理论革命。自然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等，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观点等，诸多体现具有划时代的变革。

综上所述，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学说。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等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也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三、自然辩证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

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这个一般规律也正是哲学研究区别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之处。自然辩证法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体表现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又是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哲学概括。

自然辩证法作为关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学科，不仅对于整个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自然，发展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上，不仅为科学的世界观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提供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此同时，为哲学价值观增添丰富的科学内容，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从实践价值，一方面，对正确处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为科学技术活动提供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最后，对于实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总之，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

四、自然辩证法在社会发展中的思考

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发展同哲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由于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同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也是协调人与自然、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因而在我们的学习中，需要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等多重知识结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合作联盟，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让自然辩证法能够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十年.天津社会科学. 2008.07.

[2]谈新敏、 安道玉.自然辩证法概论.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09.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3

【内容提要】辩证法，不论东西方，在它产生之时，都与诡辩论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怎样保证辩证法的纯正性，不致使它混同于诡辩论，仍然是个重要问题。辩证法富有灵活性，但在运用中须有条件的限制和要求。这个条件，既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其中首先是对人性提出的高水准要求。只有正派的人，即具有为人类献身、肯于追求真理的人，方能掌握和运用好辩证法。人如果有了私心和私利，辩证法就会被私字“酸化”为诡辩论，理论的灵活性也就成为理论“儿戏”。

【英文摘要】Dialect,orientaloroccidental,asitcameintobeing,waswellnighinseparablewithsophistry.Theimportanceofpurifyingdialectfromsophistryremainsatoughproblem.Dialect,whichisflexible,shouldberestrainedundercertaintermsinitsapplication.Suchterms,internalorexteral,arerequirdbyhigh-levelhumanity.Onlyamanofdecency,whodedicateshimselfforhumankind,willinglyinpursuitoftruth,canbecomearealmasterofdialect.Dialect,however,ispronetobedepravedintosophistrybythoseselfishpeople,andthustheflexibilityofdialecttheoryintotheconjuringofthat.

【关键词】辩证法/灵活性/条件限制/人性dialect;flexibility/restrainedterms/humanity

【正文】

“辩证法”会挑选人的。它好像是一种生命存在，对人性有着很高的要求。

这点我们从生活中就能观察到。对于辩证法，有些人能够用、有些人就不能用，有些人用起来得心应手，而另些人讲辩证法总让人觉得不像那么回子事。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里，辩证法简直就成了“变戏法”，今天说东、明天就变成了西。不论说东或者改口说西，真理总在他们那一边，他们也总能在辩证法理论中找到根据。比如今天他要打倒某人，就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哲学于是便成了斗争哲学；明天想要团结某人了，又可以说“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哲学因而又变成同一哲学。这两句话都是写在辩证法书里的，看起来似乎都有根据。这种人可谓吃透了辩证法，所以也就总能高人一筹、权威永存。这其实只是一种诡辩论。

辩证法，不论东方或西方的，在它产生之时，都同诡辩论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这二者可以说是有着渊源关系的。

在西方哲学中，赫拉克利特被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他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人不能两次迈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的意思是形容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万物皆流，无物常住”，当你第二次踏进河流时，遇到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河水，而是新的水流。这句话可以看作是朴素辩证法的典型语言。据说，赫拉克利特有个弟子名叫克拉底鲁，他进一步发挥老师的这句话，仅仅改动了一个字就把它变成了诡辩论。他的话是：“人一次也不能迈进河流”。两次变成一次，话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样子。按这句话的意思，既然一切都在变化，在你想要、但还未曾踏进河流之时，河已经变得不是河流、你也变得不再是你了，一切都不存在，也就没有迈进河流这件事。事情果真变化得如此之快，那就连他说这句话也要划上问号了，因为那样一来，世上就不再是“无物常住”而是“无物存在”了。把辩证法转化成为诡辩论就是这样的容易！

中国古代哲学的这类诡辩事例也很多，甚至比西方的还要典型。事物的同与异、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总是相互联结而存在的，只要是离开了“对立统一”，无论把哪个方面绝对化都会走向诡辩。像人们熟悉的惠施与公孙龙关于“合同异”、“离坚白”的辩论，那些所谓的“白马非马”、“犬可以为羊”、“马有卵”、“卵有毛”、“狗非犬”、“白狗黑”、“鸡三足”、“火不热”、“目不见”等等听来十分怪异的论断，就是通过扭曲对立面的同一关系得出来的。在这里辩证法与诡辩论不过毫厘之差。

其实，不只是辩证法与诡辩论之间具有这样的关联，真理和谬误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只要把真理稍微夸大一小点，就会使它变成谬误。所以，辩证法、真理能够选择人，它却无法排除被它所不喜欢的人们去滥用。今天我们在大街上有时会看到打着“辩证法”旗号给人算命、看相的术士，在古希腊同样有被称作“智者”的人用辩证法作广告以招揽学生赚钱的事。他们的说法更具诱惑力。他们说，他们招收学生教之以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保在你打官司的时候无论有理没理都能让你获胜！

虽然如此，我们毕竟不能把辩证法和诡辩论看作二而一、一而二，不加分辨地混为一谈。假冒伪劣产品可以乱真，但假的终究是假的、真的仍然还是真的，历史的发展终有一天会让它们显露出本相来。诡辩论并不是辩证法，只是假冒辩证法，其实它是地道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一个变种形式，只是它善于鱼目混珠，让不明就里的人真假难辨。

虽然如此，怎样保持辩证法的纯正性，不致使它混同于诡辩论，这仍然是个问题。辩证法的内容无限丰富，表现形式又无限多样。“既属对立而又彼此同一”的这一辩证法论点，赋予了一切关系以广阔的活动领域，这样的理论运用起来有着太大的灵活性，这就是它容易混同诡辩论的原因。打着辩证法的招牌搞诡辩论是令人最可怕、也最危险的，这样的人你很难去应付，因为他“怎么说都行，不行也得行；怎么做都对，不对也是对”，反正“理”总在他那一边。所以人们对辩证法怀有某种戒心，曾经流行过“不怕讲唯物论，就怕讲‘辩证法’”的说法，这话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反过来设想，我们又不能把辩证法变成一种有固定原则的公式，比如说肯定“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让它泾渭分明。这样虽然能够避免人们随意去发挥和运用，而这样一来辩证法也就与形而上学无别，失去了它的特有品格。

富于灵活性，这点正是辩证法优越于形而上学的宝贵品格。辩证法之所以为辩证法，就在于它不承认有确定不移、永恒不变的绝对准则，由此它才能推动人们不断去改革创新，破除人们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和阻碍发展的陈规旧制。这样，辩证法在运用中就须有条件的限制和要求。辩证法是讲求条件的，不是无条件限制的。越是灵活性的理论，越是需要条件制约。这个条件，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其中首先就是对人性提出的高水准要求。

一般来说，辩证法表达的人性、人世、人生的大道理，属于“正道理论”。只有正派人，即具有为人类献身精神、肯于追求真理的人，方能掌握并运用得好；辩证法与钻营私利、歪门邪道无缘，人如果有了私心或私利，辩证法就会被私字“酸化”为诡辩论。辩证法在现实中有人能用、有人不能用，有的在前半生用得挺好、到后半生往往就下道了，或者相反，其原因就在这里。

具体的说，辩证法这种理论也是有性格的。关于这点，马克思曾经明确地说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超越现存的“批判性”，是辩证法的灵魂，这也就是它的个性。很明显，这样的理论只有那些不据守陈规旧制，力求开拓进取、赋有创新品格的人才会喜欢，也才能运用；安身立命于旧制度、旧体制的人是决不会喜欢辩证法，也决不会掌握辩证法的。然而这并不等于他们不去利用辩证法。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看到，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创新的人也会而且需要利用辩证法，他们利用辩证法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保守立场，为了从内部去瓦解辩证法，作为他们的策略手段来使用的。这个策略手段就是：接过革新、变革、发展的口号，然后按照形而上学的方式把它推向极端，不顾任何条件地一个劲鼓吹革新、鼓吹变革，“横扫一切”、“继续革命”、直到天下大乱，以方便于他们去浑水摸鱼。所以我们遇到的诡辩论，最常运用的就是克拉底鲁的手法。

真正说来，分辨这一点也不难。辩证法并非毫无章法的理论，就辩证法的原理机制说，它的灵活性是有它确定的内在规定和自身的章法的。把辩证法看成“怎么做都行，怎么说都对”，那如果不是有意的歪曲，也是天大的误解。这个章法和规定就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确定的区别和界限。我们如果掌握了这个界限，诡辩论就难以蒙混过关。

就根本性质归根结底来说，辩证法不过是人性的表现。人性有革新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这正如事物的运动须以静止为条件，没有静止也就不会有运动是一个道理，人如果没有保守性同样也不会有革新，保守和革新都属于人性。人之为人、人与事物不同之处只是在这里：一切事物都以保持生存为最高准则，而人的生存只能实现于不断的自我超越中。正如黑格尔所说，“精神的本质在于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活动”，这就是人和物的区别。人只能在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自我超越中生存，人如果不能超越生命的重复循环、不能超越狭隘的自我、不能超越已经达到的现存，总之一句话，人如果不去不断更新自己、超越自我，人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存。但也很明显，这里的变革也好、超越也好，都必须以生存为前提，这里属于人与物共同存在本性的问题。人是生存于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张力空间”的，辩证法就属于对立两极之间的“张力网”，它既是创新者的理论，同时又是与形而上学对立的全面性理论。这就是人性的本质，“辩证法”就是自觉了的人性的自觉的理论表达。

我们必须消除那种把辩证法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另一极端，看成只讲运动、发展、变革的理论误解。辩证法主张革新、并不排除保守，主张运动、并不否认静止，这才叫做“对立统一”。对立的统一才是辩证法。

“对立统一”就意味着反对任何形式的“绝对化”，包括反对把相对的静止性、保守性绝对化，也包括反对把绝对的运动性、革新性绝对化。把“绝对性”绝对化，坚持“是就是‘是’，否就是‘否’”，这是形而上学；如果把“相对性”绝对化，“以是为否、以否为是，怎么说都行”，就变成了诡辩论。

掌握“对立面的统一”可以看作就是辩证法的章法。不过，对立面的统一也是有“条件”要求、而不是无条件限制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只要彼此不同，不论什么跟什么之间都可以看成是相互对立的；同样地，也不是只要属于同一个事物的自身就可以看作是同一的。我们肯定“矛盾是绝对的、普遍的、无条件存在的”这句话，并不意味“对立”和“同一”也是无条件的存在。我们过去常常误解这点，把“矛盾”和“对立”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同起来（作为词它们有时是并用的）。其实，同一是相对、有条件的，对立也同样是相对、有条件的，因为“对立”和“同一”是彼此互为条件、只能在相互制约中存在的。没有同一性也就不能构成对立，反之，不具有对立关系也构不成同一性关系，它们只能在相互规定中存在。诡辩论的特点就是不讲条件，把对立和同一都加以抽象化，然后便可以由他们的主观意志去随便运用。

对立的同一和同一的对立，对立面的这种相互规定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对立面的每一个方面也都是具体、包含自身内在规定的，只有这个矛盾的胚胎发展到一定点时，这一对立的方面才会向它的反面转化了去，从而实现矛盾的运动。

对立面的相互规定还表明，矛盾只能是具体存在的，天底下并不存在抽象的矛盾，这个矛盾和那个矛盾决不会完全相同。具体的存在，这就是说，矛盾是存在于它的特定条件中的，只有通过对事物的具体分析才能把握事物的矛盾。把矛盾当作普遍的公式，不讲求条件、不作具体分析，只要是有需要，就可以随手“拈来”，需要什么样的矛盾，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矛盾，像过去习惯做的那样。这并不是在运用辩证法，而只是“变戏法”，辩证法的声誉，就是在这样的“玩弄”中被败坏的。

话说回来，人是创造性的主体，原则、规定都是由人制定并要人掌握的，有再多的原则、规定也难以限制住人，如果不改善和提高人性素质的话。人能造“真”的，就有本事去造“假”，对人而言的那种“真”原本就是从“假”的而来。今天人们的造假本领真是令人佩服，假烟、假酒、假药、假唱、假文凭、假钞票、假夫妻乃至假父母……，“假辩证法”比起这些来又算得了什么！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4

关键词：俄罗斯 科学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转向

abstract: as worl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condary shape",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s rise not only correspond to we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lso is soviets philosophy oneself developing, and as a domain of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general philosophy of soviet ideological trend overall since the 20th century 60's.

key 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ical turn

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延续于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后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领域，其早期研究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丰富“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间”、“时间”等范畴([1],p.310)，也就是集中在“本体论”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标志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兴起。

1962年5月，基辅举行了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п.в.科普宁(п.в.копнин)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2],pp.3,5)

1964年，п.в.科普宁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对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同时，他还对科学研究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作了比较。他指出，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础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但它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有自己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的专门理论知识领域。可以说，这是对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中一个特殊的方向。”([3],pp.42,41)这个特殊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科学认识本身为对象、旨在探索科学发展机制和程序的专门领域，它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п.в.科普宁这一构思是非常大胆的，它构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一个雏形。

1965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论文集囊括了科学基础、科学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堪称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则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史的共同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突出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重点发言，他再次强调：“研究认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的哲学家不可能绕过发生在本世纪科学中的巨大变化。因此令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客观世界中新认识了什么，还有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识的结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思维本质的范畴、以及既有知识对未来认识的追求。”（[4],p.28）这次会议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遂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主流。

1981年，苏联哲学界召开了第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а.п.亚历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开幕词中就给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跨越科学探索和思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加关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5],p.26）这实际上是从官方立场承认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认识论转向”的最终完成。

二、“认识论转向”的哲学根源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出现“认识论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排除苏联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其自身哲学的发展，正如孙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也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一般哲学思潮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辩证法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潮，它的基本论题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把认识论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这种思潮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p.12)。而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就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但是在这一关系问题上，某些俄罗斯学者持否定态度。1997年，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н.ф.奥夫钦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联合发表了《祖国的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其中就涉及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

首先，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问题上，作者并不否认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曾在这一传统下工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它所预设的把一切现象(包括认识)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作者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为这一学说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来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苏联的科学哲学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性。应该说，该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当年п.в.科普宁也正是持有同样观点，才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内部开辟一个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他们解释说，老一代的苏联哲学家曾经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逻辑与方法的任务，企图弄清和再现《资本论》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则意识到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为辩证地再现科学思维的完备基础，他们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径，即分析科学认识本身、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际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也不能充当方法论的背景，更不能充当更加宽广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科学认识的前提。([7],pp.252-255)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须知，探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经是斯大林时代以后苏联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м.м.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а.а.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宁等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工作，也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苏联哲学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地位，从而把认识论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如果否认苏联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价值，就将使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失去理论前提。当代俄罗斯哲学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认“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8],pp. 1,2)。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哲学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苏联国家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割断其哲学史的联系，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几乎继承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部创作队伍和研究内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范畴上的优惠，而是在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转向。

三、辩证唯物主义内部对话与哲学的认识论本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为苏联哲学营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气氛，使苏联哲学工作者结束了为斯大林-日丹诺夫肤浅哲学做诠释的历史，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同时，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战前后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就与老一代的“正统派”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之争。

本体论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罗任(в.п.рожин)、в.п.图加林诺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鲁特凯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们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种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p.484)——把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0],p.519)并根据这个定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总四分”的结构，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

认识论派则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诺维也夫、п.в.科普宁以及б.м.凯德洛夫等。他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表述：“……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p.364)于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

认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正统派”的批判。1957年，в.п.图加林诺夫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自认为识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反对整个世界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一些哲学界反对存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还没有根除与此相关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为认识论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不同形式的贬低。”([11],p.60)他认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和世界观。

由此可见，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问题，它关涉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科地位、进而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性质问题。由于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场争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部对话”，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东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共同发表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设出发，认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相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并建议把这一科学称为“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体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具体研究这些规律（诸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表现特点([12],p.140)。

认识论派则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1964年，б.с.格里亚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联合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统一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素有方面和基本观点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之间明显的专业化不是由哲学分化引起的，而是有具体科学分化和哲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引起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像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仅仅是对一个确定的哲学研究的门类的评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类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哲学思维必须紧随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它就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13],pp.47-48)

б.с.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着重划清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具体科学、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则确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那么就应当（在不排除科学研究的理论）具体科学所提供的认识材料为基础。一般来说，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1)对具体科学的哲学解释（如事实、规律的发现，建立新理论）；2)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的认识论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成为这些问题的具体材料是科学的一般结构，研究过程的结构，科学认识方法的性质，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科学分类原则等等。”([13],p.47)这实际上就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与此同时，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必须承认，在涉及自然界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应该以解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途径不断丰富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因此，在科学的现展阶段，哲学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规律：它事实上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材料来完成的。”([14],p.56)他们不反对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界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图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生物体中发射形式的发展、人类起源的前提等问题都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那就混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而在反对复活自然哲学方面，п.в.科普宁最为坚决和彻底。他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各种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洞察物质结构奥妙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15],pp. 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哲学的本性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些表述竟然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m.石里克的观点出奇地相似!

通过以上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认识论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哲学 ，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哲学的看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苏联学者开展现代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唯物辩证法的现论问题》，对本体论主义与认识论主义的争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把它完全归结为本体论；但是社论又称：“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本性和条件、科学认识对现实的关系、科学认识真实性的条件、科学认识的起源等。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条件、科学中新知识形成的前提和结构等的总的依据的，它起着科学认识的总的基本方法论的作用。”([16],pp.12-13)这实际上是站到了认识论派的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库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发表文章《“自然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对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骤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自然哲学’观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之中呢？”

他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在实现建构‘自然体系’的自然科学方案时所遇到的某些客观原因；第二，由于企图截然划清和确定综合科学知识的自然哲学纲领和自然科学纲领之间的明显界线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则性困难；第三，对于以哲学方式和以自然科学方式考察自然这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当有力的论据，因此这两种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由此他认为：“自然哲学的问题群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长存不灭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煞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复活过时的思辨自然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倒退’。”在这里，ю.в.库沙科夫就指出了本体论者和认识论者在“自然哲学”问题上进行长期争论的实质，即双方都没有对“自然哲学”的现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在评价古典自然哲学结构时，往往都默认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实现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实现的。([17],pp.48,50)

ю.в.库沙科夫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自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说原来的自然哲学是一种以建立总体自然观为主要使命的“本体论化的自然哲学”，那么这种具体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律的意义以及方法论依据的自然哲学则可称之为“认识论化的自然哲学”。苏联学者没有顾及这一区分，而采取了彻底抛弃自然哲学的态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认识论派坚决反对旧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有苏联哲学向认识论的急速转向，也不可能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坚决拒斥，也不会有科学哲学的兴起一样。因此，在科学哲学兴起的途径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了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予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范畴和理论，而是深刻的哲学背景，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对科学认识论的肯定。

承认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哲学实现于17世纪，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它表明，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对知识进行反思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曾极力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科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苏联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认识论迟早要登上它的舞台——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就十分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而苏联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科学哲学研究格外关注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从而在西方科学哲学之外开创了一个大异其趣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则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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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人文素质教育伍玉林(94)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6

我国《担保法》第20条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据此，当主债务上附有抗辩权时，保证人就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抗辩权。然而该条未提及当债务人享有的不是抗辩权，而是事实抗辩或是形成权时，保证人能否向债权人行使这一权利，导致适用范围上的争议。对此作一认真探讨实为必要。

设甲向乙订货，丙作为甲的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丙履行保证债务之前，丙得知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系乙胁迫所为，依法可予撤销，则：(1)乙向甲要求履行合同，而甲(向法院)诉请撤销合同，后来乙就向丙要求履行保证责任，丙是否可以拒绝履行？(2)若乙在甲行使撤销权之前请求丙履行保证债务，丙能否拒绝履行？(3)若丙得知甲对乙有到期债权可供抵销，在甲未行使抵销权之前，丙能否在相应范围内拒绝向乙履行保证债务？

在上例中，问题(1)涉及的是事实抗辩(甲向乙主张撤销其意思表示导致合同归于不存在，从而取得给付义务不存在的抗辩)，问题(2)和(3)涉及的是形成权(甲拥有的撤销权和抵销权均为形成权)。而依传统民法之通说，抗辩权和形成权并不相同，前者指的是妨碍请求权行使的权利，后者则是指能够消灭请求权的权利；抗辩权和事实抗辩也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权利被妨碍的抗辩，后者指的是权利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的抗辩。如此看来，若严格依据语义解释，只规定了抗辩权的《担保法》第20条第1句对于上述情形似乎并无适用之余地，除非运用某种法律解释方法对其进行解释——“举轻明重”。

二、举轻明重——源自《唐律》的法律解释方法

《唐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所谓举重明轻，指的是如果律文中更重的情节都未入罪，那么情节轻的行为更不应入罪。所谓举轻明重，则指如果律文中规定的更轻的情节都已入罪，情节重的行为就更应入罪。[1]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的运用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对需要规范调整却法无明文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不过在刑事领域，因其分寸难以掌握，在罪刑法定和保障人权等原则的要求下，现代刑法一般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而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唐律中“出罪时举重明轻”的方法也就常在为被告人辩护时得以运用，相反，“入罪时举轻明重”的方法则极少被运用。[2]

举轻明重和举重明轻的方法，本质上是逻辑学在法律领域的运用，因而在私法上也不乏其踪影。在法律解释理论中，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被冠之以当然解释或者当然论证(argumentum a fortiori)，在论证中体现为“尚且……当然”或近似句式。[3]如果“某事实较之法律所定者，更有适用该法规之理由”，就可以根据法律所定的情节，当然地推定该更应适用之情节的性质。“如法律规定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愿负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则行为人具有故意者，当然更应负损害赔偿责任。”[4]罗马法上“四足动物”作为一个经典的法律解释学案例，[5]放到中国的语境下，也是“举轻明重”之理。

关于举重明轻，德国民法实务上早有运用：例如在BGHZ6．290一案，德国联邦法院认为，合法征收尚且(sogar)应予补偿(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三项)，在客观违法征收的情形当然(ers recht)更予以补偿。又如，在拍卖场举手给朋友打招呼的行为是否应理解为应买的意思表示，拉伦茨教授认为“非诚意之意思表示，如预期其诚意之欠缺，不致为人所误解者，其意思表示无效”之规定，可作为否定此项举手为有效意思表示的依据。既然尚欠缺意思表示的非诚意表示尚且无效，在不具表示意识之情形，当然更属无效。[6]

关于举轻明重，我国民事审判实务中有这样一则案例：在“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诉常熟市阪本大金电器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侵权案”的终审判决书中，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导致该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属于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根据举轻明重的法律逻辑，阪本大金公司复制、翻译、摹仿上海日立公司的‘海立’和‘HIGHLY’驰名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上海日立公司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理应属于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7]

三、请求权效力受阻的层次化现象与举轻明重原则

(一)举轻明重的适用前提是适用对象与参照物之间存在要件与效力上的递进关系

由于当然解释包括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方向，因此在适用时，应首先确定解释的方向，这方向就是法律规定的目的。“然仅就外部份量观察，不得即为当然解释，应就法规目的以决定之。”[8]如果法律规定“禁止牛马通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运力过重损坏路面，那么基于保护路面不被重物损害的目的，比牛马更重的大象自然不能通行。相反，三轮车载着高如山堆的塑料泡沫意图通行，尽管其体积远大于牛马，但在对路面的影响上并不会比牛马严重，因此可以通行。因此在运用当然解释时，必须严格限定参照法条的目的；限定了参照法条的目的，也就可以保证“举轻明重”不至于造成对法条的曲解和滥用。

在此，不妨称法律所举之“轻”为参照物，法律意欲明之“重”为适用对象。关于何者为轻，何者为重，王泽鉴先生指出，所谓“重”者，指其法律要件较宽或法律效果较广，而所谓“轻”者，指其法律要件较严，法律效果较狭。[9]既然是举轻以明重，那么就要求适用对象在法律要件上较参照物更宽，在法律效果上较参照物更广。

《担保法》第20条第1句的目的在于维护保证人的权益，使其避免承担超过主债务人债务的负担，并以抗辩权这种自力救济的方式在相应范围内有拒绝履行的权利。基于这一目的，当债权人的请求权上附有抗辩权(参照物)时，保证人尚且可以据该抗辩权以拒绝履行，那么当债权人的请求权根本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或者附有比抗辩权更强的消极权利(适用对象)时，保证人就更可以拒绝履行。当然，上述推理的逻辑前提在于主债务人的形成权或事实抗辩对于债权人请求权的效力比主债务人的抗辩权对债权人请求权的效力更强；换句话说，一项附有形成权或事实抗辩的请求权的“瑕疵”，要比一项附有抗辩权的请求权的“瑕疵”更严重。下面的分析将证明这一前提的存在。

(二)请求权效力受阻的层次化现象

对于请求权而言，抗辩、抗辩权和形成权都是能够减损其效力的概念。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尽管在学说上可谓错综复杂——抗辩和抗辩权时常处于被混用的状态，抗辩权和形成权的关系也不能说有定论——但就本文而言，重要的是三者对于请求权效力轻重的递进关系。

1．抗辩权对于请求权的效力

首先是关于抗辩权对于请求权的效力。通说认为，抗辩权是请求权的反对权，其效力在于妨碍请求权的实现，这既是抗辩权的定义，也是对抗辩权效力的描述。[10]尽管学界还有部分观点认为抗辩权中的永久性抗辩权(譬如消灭时效抗辩权)具有消灭请求权的效力，但这一观点经不住逻辑推敲，已被当代主流所抛弃。[11]主流观点认为，抗辩权并不具有消灭请求权的效力，而仅仅具有永久或暂时妨碍请求权的作用。

关于抗辩权的效力，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分清抗辩权主张之前与主张之后的效力，即区分“附抗辩权的债权”和“已被抗辩权阻碍的债权”。本来按照抗辩权的效力逻辑，抗辩权必须待抗辩权人主张方产生效力，在主张抗辩权之前，单纯附有一项抗辩权的请求权在效力上是没有任何减损的。举时效为例，按照法律规定，消灭时效的经过使债务人享有一项抗辩权，因此已过消灭时效的债权可以说是“附抗辩权的债权”，直到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时，该债务方才成为“已被抗辩权阻碍的债权”。如果借用法国法系仍常用的术语“自然债务”和英美法系倾向于使用的术语“可强制执行性”的话，那么上述推论则相应成为：已过时效的债务在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之前尚为法定债务，直到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之后方为自然债务；已经完成时效的债务在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之前尚为可强制执行的债务(完全债务)，直到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之后方丧失可强制执行性(沦为不完全债务)。然而这个简单和明显的推论并没有被《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所贯彻，这由后来的民法教科书就可看出。无论是德国法系其他国家、法国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抑或我国台湾、大陆的大量教科书，在讲到不完全债务、自然债务、可强制执行性时，均直接以“已完成消灭时效的债务”作为典型，从未将术语精确到“因超过时效期间而被主张时效抗辩的债务”。[12]对于这种将附抗辩权的债权直接归入自然债务或者不得强制执行之债权的观点，除了德国民法学者雅尔曾于1964年著文提出反对外，[13]意大利法官恺撒米拉拜利、包括德国当代法学家莱茵哈德齐默曼在内的欧洲合同法委员会也都提出了批评。他们正确地指出，超过消灭时效的债权界定为一项自然债务是不正确的。毕竟，只要债务人不提出时效抗辩权主张，债权人的债权仍然具有可强制执行性。[14]

2．抗辩对于请求权的效力

这里讲的抗辩指的是狭义上的抗辩，即事实抗辩，不包括抗辩权在内。在狭义上，抗辩专指两种情形，即请求权不存在的抗辩和请求权已消灭的抗辩。例如，被告在订约时无行为能力，且该被告之法定人不予追认该合同的效力，因此当原告诉请被告按约履行时，被告可以合同无效为由主张权利未发生的抗辩；又如，被告对某个有争议的债权业已清偿，在原告诉请偿还债务之时，被告可以债务业已清偿为由主张权利消灭的抗辩。

抗辩一旦被主张，作为其效力对象的请求权就即刻被“揭穿真面目”：根本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因此当一项请求权已经存在对方可据以抗辩的瑕疵时，这项请求权的正当性是有问题的，如果义务人没有注意到该抗辩事实而为给付，事后也可以请求依不当得利返还，因为请求权人的权利根本不存在!从这一点上看，抗辩对于请求权的效力无疑要比抗辩权要大得多。抗辩权对于请求权仅有妨碍其实现的作用，就像是木桩一样，能够阻挡飞来的箭，但并不使箭消失；抗辩则是金盾，请求权这支箭遇之则断。

3．形成权对于请求权的效力

第三个需要甄别的是形成权对请求权的效力。在以权利效力构建的权利谱系中，与抗辩权最为相似的莫过于形成权。1903年即《德国民法典》生效三年之际，泽克尔(Seck-el)发表了关于形成权(Gestaltungsrecht)的学说。他认为，形成权是一个新的权利类型，是一项独立的主观私法权利。[15]泽克尔的这一发现被学界认为是解决了既有权利范畴所不能包含的权利形态之归属问题，扩张了权利的范畴，进一步完善了权利的谱系，是一项“法学上的发现”。[16]形成权概念被提出后，迅速被当时的法学界所接受。发展至今，学说上一致认为，它是指依单方意思表示而使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17]

既然形成权的效力能够确立、变更或者消灭法律关系，自然就能够消灭构成法律关系之要素的请求权。所以，尽管它和抗辩权有些相类似，但是二者之间仍然有区别，一项形成权的行使具有消灭权利的效力，而一项抗辩权的行使仅仅产生阻碍请求权的效力。[18]总而言之，形成权对请求权的威慑力也大于抗辩权对请求权的威慑力。

那么形成权与抗辩相比如何呢？显然，形成权虽然具有能够消灭请求权的效力，但其前提在于形成权人主张形成权。和抗辩权一样，在研究形成权对请求权的效力时，必须区分“附有形成权的请求权”和“已被主张了形成权的请求权”两组概念。形成权既为权利，就有被放弃的可能，当事人可能主张也可能不主张，如抵销权、撤销权，在当事人主张之前，形成权对请求权的效力是“隐而不发”，尽管有减损请求权效力的担忧，但只要义务人一日不主张形成权，权利人的请求权效力就一日不减损。[19]如果义务人不主张其享有的形成权而为给付的话，事后不得依不当得利要求返还。从这一点上看，形成权对于请求权的威慑力自然也比不过抗辩。

由上观之，抗辩权、形成权和抗辩这三个对抗武器对于请求权的效力存在递进关系。抗辩权对请求权的影响最弱，形成权次之，抗辩最强。换句话说，当一个请求权上附有抗辩权、或形成权、或抗辩时，其瑕疵程度是由轻到重而变化的。

四、举轻明重原则对《担保法》第20条的具体应用

《担保法》第20条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

由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如果主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抗辩权，其效力自应及于保证人，否则，势必使保证债务的强度超出主债务，违背保证之从属性。故自罗马法以来，各国立法例均有明确规定。[20]同时，保证人不因主债务人放弃(无论明示或默示)抗辩权而丧失抗辩权，对此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和我国担保法也都有明确规定。[21]我国司法实务亦贯彻这一规定。如果主债务人缺席诉讼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主债务人于诉讼前曾主张过抗辩权，那么就表示主债务人放弃对债权人的抗辩权。但是这种放弃并不影响保证人依法享有主债务人的抗辩权。例如在“香港新建业有限公司等诉上海新建业有限公司等欠款担保纠纷案”中，最高法院经审理认为伟成公司(主债务人)虽然提起了上诉，但由于其无故不到庭参加诉讼，按其撤回上诉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0条第1款即“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的规定，上海新建业公司(保证人)对于伟成公司是否有欠款、欠款多少依然享有抗辩权。[2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债权人的请求权附有抗辩权(而不必是主债务人已经向债权人主张了抗辩权)，保证人就有抗辩权，从而有权拒绝给付。

回到文首的案例。于问题(1)，关于保证人是否可就一项已经被主债务人撤销了的债务拒绝给付。甲既已向乙提出了撤销合同的主张，其债务就因此而消灭，乙对甲的请求权就成为了一项附有抗辩的请求权。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尽管《担保法》第20条只对“因主债务人的抗辩权而享有的抗辩权”作了规定，而不涉及因主债务人的抗辩而享有的其他抗辩，但依据举轻明重的原理，毫无疑问可以得出“因主债务人的抗辩权尚且享有抗辩权，因主债务人的抗辩就更享有抗辩权”的结论。何况，债权人之所以能够向保证人提出请求，依据的是保证债权，确切地说，是保证债权中的请求权。而保证债权以主债权的范围为准，[23]如果主债权本身并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保证债权自然也就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需要规定“主债务人所有之抗辩，保证人得主张之”，一样能得出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之抗辩的结论。保证人能够据以拒绝给付的抗辩事由，包括主债务上存在权利不发生的抗辩，诸如主债务因违法、无行为能力等；也包括权利消灭的抗辩，即主债务虽曾有效发生，但因清偿、抵销、解除或其他原因已消灭时，保证人亦有权据以主张抗辩权。值得说明的是，瑞士、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对保证人行使从属性抗辩权还增加了善意的要求，即在保证人明知主债务因错误或行为能力欠缺而有瑕疵仍为保证的情况下，否定保证人的从属性抗辩权，保证人仍应独立承担责任。[24]我国《担保法》没有这样的规定。

于问题(2)，关于保证人是否可就主债务人享有的形成权而拒绝给付。同样，依据举轻明重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因主债务人的抗辩权尚且享有抗辩权，因主债务人的形成权就更享有抗辩权”的结论。主债务人甲尽管尚未向债权人乙主张撤销权，但是乙的这项请求权已经是附有撤销权的请求权，其瑕疵比一项附有抗辩权的请求权要严重，作为从属债务人的保证人丙当然有权拒绝履行保证债务。不过，因撤销权有除斥期间的限制，所以保证人的这项抗辩权仅仅只是暂时性抗辩权，当甲的撤销权除斥期间经过，丙的抗辩权也就随即消灭。实际上，德国民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是有明文规定的。《德国民法典》第770条第1款规定：“只要主债务人享有撤销作为其债务的基础的法律行为的权利，保证人即可以拒绝向债权人清偿。”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2条规定：“主债务人就其债之发生原因之法律行为有撤销权者，保证人对于债权人，得拒绝清偿。”通过举轻明重原理的运用，我们看到，即便没有像台湾地区民法第742条这样的规定，《担保法》第20条同样也能解决问题。

最后分析一下问题(3)，关于主债务人有对债权人到期债权可供抵销时，保证人是否能够拒绝给付。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界都曾对“当主债务人对债权人有债权可供抵销时，保证人可否据以向债权人主张抵销”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讨论。针对保证人得否主张主债务人的抵销权，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抗辩权说”三种观点。“肯定说”认为，既然主债务人有到期债权可抵销，保证人就有先诉抗辩权，为免诉讼上的循环，应当认可保证人的抵销权；同时，从“抗辩”的广义解释，也能推导出任何主债务人的抗辩均可由保证人行使之，包括抵销在内。[25]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之。[26]“否定说”认为，赋予保证人有权直接行使主债务人的抵销权，无异于对主债务人行使权利之自由的侵害。[27]“抗辩权说”作为前两种意见的折衷，认为在不能确定主债务人是否行使抵销权时，赋予保证人暂时性拒绝给付的权利(即抗辩权)，既可避免保证人无终局给付义务而仍须先为给付的不利后果，也可以避免“越俎代庖”，对主债务人的权利自由构成侵害。[28]德国民法典采之。[29]

笔者认为，“抗辩权说”较为合理。尽管拉伦茨教授等学者所持的“否定说”有一定道理：主债务人有形成权的，若要类推适用德国民法第770条第1款的规定，必须具备与撤销权相同的特性，亦即，第一，其行使受短期除斥期间限制；第二，其发生源自于债务本身的瑕疵事由；而抵销权不满足这两个条件，并不具有类推适用的基础，故主债务人有抵销权的情形，保证人不能享有抗辩权。[30]但是，这一反对理由并不适用于我国《担保法》第20条。首先，我国《担保法》并没有像德国民法那样在“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抗辩权”之一般规则之外，还特别设置一条“主债务有可撤销的事由时，保证人亦享有抗辩权”，这就意味着抵销权并不需要比照撤销权来决定其是否获得适用资格，只需要比照抗辩权即可。抗辩权也同样没有短期除斥期间的限制，而撤销权、抵销权对于请求权效力的影响，都比抗辩权重，主债务人的抗辩权尚且可以作为保证人抗辩权的依据，主债务人的形成权当然也可以，这完全符合举轻明重的原理；其次，以“抵销权之发生并非源自债务本身的瑕疵事由”从而否定保证人在主债务可抵销情形下的抗辩权的说法，并不能自圆其说。理由在于，即便是作为参照物的抗辩权，其发生也不一定是源自于债务本身的瑕疵。以同时履行抗辩权为例，为了维持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权利属性，德国的主流学说反对“统一的交换请求权说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理论基础”，而强调“双务合同的牵连性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表现在双务合同当事人各自的请求权相互独立，一方的请求权并不以另一方的请求权为发生前提。否则，若采“统一的交换请求说”，即强调绝对的牵连性，以一方的请求权得以履行作为另一方请求权被实现的前提的话，“同时履行抗辩权”就不再是抗辩权，而被曲解为一项事实抗辩了。[31]既然债权人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并不妨碍对方请求权的发生，也就不能说对方请求权自身有什么瑕疵。实际上，同时履行抗辩权不过是化解债务人履约风险的立法技术的产物。既然抗辩权的发生也并非一定源自于债务本身的瑕疵，那么质疑《德国民法典》第770条和我国《担保法》第20条对抵销权的适用，就形同于质疑这些规范本身，但显然，“否定说”论者是支持上述规范的。

综上，尽管是否行使形成权以结束债权系债务人意思自由，保证人无权擅自行使债务人享有的形成权，但是按照举轻明重的原理，保证人却可以在债务人就是否行使其形成权之前暂时拒绝履行保证债务，即享有抗辩权。

结语

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社会现象都作出具体规定，故在立法时必然要对具体行为模式进行抽象，在适用法律时再对抽象的条文规定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解释。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既是立法技术，也是法律解释方法。运用这一技术和方法，使既有的法律规定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达到弥补所谓“法律漏洞”的效果。赋予保证人以主债务人的抗辩权，无非是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避免保证人承担超过主债务负担的债务。在主债务人享有抗辩权的情况下，保证人尚且能向债权人主张抗辩权，那么在主债务人享有形成权、事实抗辩等比抗辩权更具“威慑力”的事由时，保证人当然有权向债权人主张抗辩权。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民法典》第770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4条、第742－1条的规定百密一疏，我国《担保法》第20条的规定却因粗放型的立法技术意外地更具优越性，从而更适应复杂社会关系的需要。 注释:

[1]见《名律例断罪无正条》(总第50条)。其中关于举重明轻，唐律疏文举例曰：“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关于举轻明重，疏文也有举例：“按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86页；钱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2]“在唐时，就有人呼吁改革”，但“终唐一世，此原则一直在用”。李广成：“《唐律疏议》的法律解释方法论析”，载《求索》2006年第4期，第117页。

[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344页。

[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5]罗马法规定动物饲养人要为四足动物造成的损失承担严格责任，那么从非洲引进的两脚的鸵鸟造成的损害，是否同样适用？罗马法学家给予的答案是肯定的。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6]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7]见“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诉常熟市阪本大金电器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侵权案”，(2004)皖民三终字第19号。

[8]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51页。

[9]同注[4]引书，第7页。

[10]伯纳德温德沙伊德、西奥多基坡：《潘德克吞教科书》(Bernhard．Windscheid＆Theodor．Kipp．Lehrbuch desPandektenrechts．9 Aufl．，Frankfurt：Rütten＆Loening，1906，S．207)；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李功国：《民法本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11]以典型的永久性抗辩权——消灭时效抗辩权为例，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德国学者施洛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极力主张消灭时效具有消灭请求权的效力，但这一观点抹煞了抗辩权与形成权的界限，埋没了消灭时效应有的价值诉求，被诸多学者所批驳，例如罗特赫伯特：《民法上的抗辩权》［Roth．Herbert：Die Einrede desbürgerlicher Rechts，München：Beck，1988．11－12，p．38－40；OLE，LANDO，etc：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Part III)，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202］。施洛瑟的观点参见彼得施洛瑟：《永久抗辩及补偿关系》［Perer．Schlosser：Peremptorische Einrede und Ausgleichszusammenhnge，JZ，1966(13)，p．428－429］。

[1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3]刚瑟雅尔：《民法的抗辩》［Günther．Jahr，Die Einrede des bürgerlicher Rechts，Juristische Schulung，1964，(3)，S．296］。

[14]［意］恺撒米拉拜利：“自然之债”，载杨振山、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奥勒兰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三部分)［Ole．Lando，etc：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Part III)，Hague/London/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204］；莱茵哈德齐默曼：《债法》(Reinhard 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769)。

[15]同注[12]引书，第10页。

[16]汪渊智：“形成权理论初探”，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第94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7]［德］卡尔拉伦茨、曼弗瑞德沃尔夫：“德国民法中的形成权”，孙宪忠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第491页；汪渊智：《民法总论问题新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

[18]同注[13]引书，第193页；［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徐建国、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19]形成权虽然足以消灭权利，但必行使之后始生消灭之效果，因此与权利不发生之抗辩和权利消灭之抗辩(二者合称事实抗辩)有别；形成权之行使能够消灭债权人的权利，因此与仅有拒绝给付效力的抗辩权不同。戴修瓒：《民法债编各论》，何佳馨、杨艳点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注2。相同的观点见尹腊梅：《民事抗辩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第195页。

[20]参见《普鲁士邦法》第一部第十四章第310条、《德国民法典》第768条、《瑞士债法》第506条、《法国民法典》第2036条、《意大利民法》第1927条、《苏俄民法》第245条，等等。

[21]例如，《德国民法典》第768条第2款规定：“保证人不因主债务人放弃抗辩权而丧失抗辩权”；台湾地区“民法”第742条第2项规定：“即使主债务人抛弃其抗辩权，保证人仍得主张之。”

[22]见“香港新建业有限公司等诉上海新建业有限公司等欠款担保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民四终字第13号。

[23]《德国民法典》第767条第1款第1句明确规定：“保证人的义务以主债务人的现状为标准。”

[24]见《瑞士债法》第23条、《法国民法典》第2012条第2项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3条。

[25]持此见解者主要有史尚宽、郑玉波和王泽鉴等学者。见史尚宽：《民法债编各论》，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908页；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841页。

[26]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立法上采之。《日本民法》第457条第2项规定：“保证人可以通过主债务人的债权，以抵销对抗债权人。”台湾地区民法第742－1条规定：“保证人得以主债务人对于债权人之债权，主张抵销。”该条系台湾立法机关为了杜绝争议而于1999年债法修订时增设。

[27]拉伦茨、戴修瓒等学者采此见解。例如戴修瓒先生认为，与抗辩不同的是，所有的形成权，包括撤销权、抵销权和解除权，是否行使乃主债务人本人的权利，若保证人亦得行使，未免干涉主债务之权利自由；须有法律明确规定，保证人方能行使主债务人的形成权，或方能据以抗辩。戴修瓒：《民法债编各论》，何佳馨、杨艳点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此外，关于对台湾地区民法第742－1条的批判，还可以参见杨淑文：“论连带保证与连带债务——‘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一五号民事判决评释”，载中国台湾《法学杂志》第25期，第23页。

[28]德国学者持“抗辩权说”意见者众多。阮芳：《民法上抗辩权之研究》，中国台湾政治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5页。此外，《德国民法典》第770条第2款(“只要债权人可因抵销债务人的到期债权而受清偿，保证人即有同样的权能”)、《瑞士债法典》第121条(“主债务人有权对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抵销的，担保人可以拒绝向债权人履行”)也都采用的是抗辩权主义。

[29]《德国民法典》第770条第2款规定：“只要债权人可因抵销债务人的到期债权而受清偿，保证人即有同样的权能。”该款所称“同样的权能”是指与第770条第1款之“可以拒绝向债权人清偿”同样的权利，即抗辩权。——笔者注

[30]阮芳：《民法上抗辩权之研究》，中国台湾政治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5页。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7

论战在政治，学术等方面因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论。争论的各方应自觉遵守论证和反驳的逻辑规则，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明辨是非，发展真理。

论敌论辩过程中，持相反论断的对手。例如，在“世界上是否有神存在”的论辩过程中“有神论者”是“无神论者”的论敌，他们各持相反的论断，互为争论的对手，即互为论敌。

论断论证中，凭借确凿的论据，运用一定的推理形式，对论题的真实性所进行的推论与断定。

论题演讲者对所谈论的问题所持的看法与主张，是通过论证要确定其真实性的判断。从形式上讲，它是一个命题。论点必须正确、鲜明。所谓正确，就是讲演者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对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做出准确的判断；所谓鲜明，就是立场态度要鲜明，爱憎要分明，不能似是而非，含糊其词。

反论题论证中与原论题具有矛盾关系的论题。例如，如果把“人是上帝创造的”作为原命题，那么“人并非是由上帝创造的”便是与原命题具有反对关系的反命题。在论辩中，可以提出与论敌的观点相矛盾的反论题，然后通过论证反论题的正确从而反驳对方。也可以提出与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反论题，通过论证这个反命题的虚假来确立自己观点的正确。反论题往往是原论题的负判断。

论据就是被引来作为论题真实性根据的一组判断，是讲演者用来阐述论点的材料。从内容上看，它们可以是科学已经证明了的原理、定律，可以是已被确认的事实。根据充足理由律，在演讲与论辩中使用的论据必须典型、真实、充分。

论证用若干真实判断确定另一判断为真的思维过程。论证又称证明，由论题、论据、论证方式组成。论证的作用在于探求真理、阐明真理，使真理为人们普遍地接受。在讲演与论辩活动中，要使论据具有论证性，必须遵守以下规则：①论题应当清楚、确切，不应含糊其词，不应有歧义，论证者必须首先弄清自己的论题是什么，并且尽量用明确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对于其中关键的概念，还应加以必要的解释、说明。②论题应保持同一，如果在论证过程中任意转换论题，就无法达到论证的目的。③论据应当是真实判断。④论据的真实性应不依赖于论题的真实性。⑤从论据应能推出论题，也就是说，论据必须是论题的充足理由。根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①根据所运用的推理形式，论证可以分为归纳论证与演绎论证；②根据所运用的论证方法，论证可以分为直接论证和间接论证。

一维论证就是在演讲和论辩中只对所宣传的观点进行正面的论证，而不涉及与自己相对立的观点；只强调要听众相信与执行（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

多维论证就是在演讲和论辩中不仅对所宣传的观点进行正面论证，而且还要对反面的观点以及正反两种观点之间的关系进行立体交叉的综合分析，在与对立观点的讨论中，阐述正确的观点，强调要听众注意与了解（是这样，不是那样，为什么）。

喻证法逻辑上叫比喻论证法。是一种用生动的比喻作为论据为论证一个论题的方法。如《说苑·正谏》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吴王想攻打楚国。并宣布：“敢有谏者死。”有个青年侍卫欲谏不敢。最后他找到一个机会，对吴王发表了如下议论：“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俗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后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侍卫这番议论，比喻贴切，形象地指出了吴王攻楚的后患，使吴王易于接受他的规谏。

反证法间接论证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证明与自己的论题相矛盾的反论题是错误的，然后根据排中律，从而确定自己的论题是正确的一种论证方法。它不是依靠论据直接论证自己观点的真实性，而是从反面来证明。运用反证法时应注意：反论题与自己的论题必须是矛盾关系，而不能是反对关系，因为具有反对关系的两个判断可以同时是虚假的。例如，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中说：“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人了！”这段话虽短，却是一个完整的反证法间接证明。正论题是“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反论题是“广大人民是打得尽、杀得完的”。这里，先假定反论题为真，由此就必然推出显然荒谬的推断，“世界上早就没有人了。”我们由否定这一荒谬推断就必然导致否定反论题，再根据排中律，就证明了“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从形式上看，反证法实际上是运用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在讲演与论辩过程中，反面论证同直接论证结合起来运用，可以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层递法在论辩和演讲过程中，有时要论述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下子不容易说清楚，讲透彻，所以，通常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分成几个步骤，一层一层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做出结论。这样的论证方法就叫层递法，也叫分层论证法。

论文答辩的技巧论文答辩是多能力的综合运用。答辩，不但是对某人专业知识的考察，也是对某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的考察。首先，答辩者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许多人虽然在专业上有较高的水平，但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差，因此担心自己讲不清楚，说不明白。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就会使控制自己的能力减弱，应变能力下降，逻辑思维紊乱，口语表达模糊，难以充分表现自己的专业能力。因此，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做好答辩的重要前提。其次，答辩者应该准备一个书面提纲。答辩一般是以某篇论文或某项设计为基础的，这就要以某篇论文或某项设计为依据，对其中所采用的理论、方法等等，给予有理有据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准备书面答辩提纲的目的，是对答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提问，预先做充分的准备，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再次，答辩者应使用精炼的语言，即使你专业知识丰富，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但在阐述问题时语言不精炼，就往往不能切中要害，难以把问题剖析深透。例如，有的在答辩时总怕问题解释不清，就左解释，右解释，甚至有时把自己也解释糊涂了。要知道答辩不是给学生上课，听众是有较高水平的专家，过多的解释，就显得多余了。

反驳是根据已知为真的事实或理论来确定某一论断的虚假性，或指出对某一论断的证明不能成立的一种逻辑方法。它是驳斥谬论、揭露诡辩、维护真理的重要手段。由于论证是由论题、论据和论证过程三个要素有机构成的，因此，反驳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反驳论题、反驳论据和反驳论证方式。在一个反驳过程中，既可以从三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着手进行反驳，也可以同时从两个方面或三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着手进行反驳，也可以同时从两个方面或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反驳。反驳可以按照不同的依据分为直接反驳和间接反驳；演绎反驳和归纳反驳；简单反驳和复杂反驳。从形式上看，反驳是论证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同论证一样，需要遵守论证的规则。在论辩中，反驳的前提在于对方的论题虚假或论证过程出现了纰漏，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对方的论证，发现其破绽。或根据情形的需要，灵活运用各种反驳手段，驳倒对方。

反驳论点针对对方的论点进行反驳。这种方法一般是先引用对方的论点树立靶子，然后加以分析批判。例如，一位青年以《驳“知识越多越反动”》为题作演讲时说：“‘’的连篇鬼话中，有个反动论点，叫做‘知识越多越反动。’仿佛资产阶级与知识结伴，无产阶级与知识无缘。真是荒唐透顶！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逻辑，谁有知识谁便反动。谁知识越多谁就‘反动’到家了，这样一来，所有的知识分子便统统被划入‘反动行列’。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革命导师的学问高深不高深，广博不广博？他们掌握伟大革命真理，既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知识，又有精湛的自然科学知识，该属什么阶级呢？又不禁要问，我们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时时刻刻都在向青少年传播革命道理，讲授文化科学知识，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谈怪论，岂不每天每时在驱使人们走向‘反动’？我们更不禁要问，除了知识分子有知识外，工农兵群众和广大干部也都有知识，随着实践的继续，认识的深化，学习的进行，知识越来越多，难道都是在‘反动’的路上越走越远？”这段演讲开门见山地提出了“”的反动论点“知识越多越反动”作为批判的靶子，接着用一系列的反问和逻辑推理论证了这一论点的荒谬性和反动性，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在论辩中，反驳论题最能直截了当地达到反驳的目的，也是最根本的反驳。

反驳论据即设法证明对方的论据是虚假的，不能成立的，以此否定由这论据支持着的论点。如林肯当律师时为小阿姆斯特朗的辩护演说。原告方面证人福尔逊指控小阿姆斯特朗犯了杀人罪，并发誓说在10月18日晚上的月光下亲眼所见。林肯在事前对该案进行了仔细了解和思考，在辩护过程中连续反驳了福尔逊的论据，证明他说了谎话。证人第一个证据是：10月18日晚11点钟在月光下看清了被告的脸。林肯根据事实指出那天晚上11点钟月亮已经下山，没有月光，所以证人的证言是不真实的，指控不能成立。因此，最好能与反驳论题结合起来才充分有力。

反驳论证方式反驳过程中，指出对方的论据和论题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或从对方的论据推不出对方的论题。在论辩中，针对对方论证过程中的逻辑错误进行反驳，揭露其论据不能推导出相应的结论，这也是挫败论敌的有效的论辩方法。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有人在论证自己勤劳勇敢时使用了如下推理：“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是勤劳勇敢的。”在反驳时，可以针对他的论证方式指出，这个三段论犯有四项的逻辑错误。在论辩中，反驳论证方式常和反驳论题、反驳论据结合起来使用。应当注意的是，驳倒了对方的论据，同样，驳倒了对方的论证方式，也不等于驳倒了对方的论题。在两种情况下，只是表明或者是从论据不能推出论题，或者是对方论题没有得到逻辑论证。

辩论比赛发言稿的准备方法在材料准备充分、思路讨论清楚的基础上，教练应根据自己的总体构思，合理安排四位辩论员的论辩任务，并指导他们分头写辩论稿。一般的程序是“启、承、转、合”，即由1号辩论员破题，提出并正面阐述本方观点；2号接着加强论点，猛攻或坚守一个方面；3号的任务与2号相似，只是要比2号论得更深，议得更广；4号辩论员总结发言，升华本方观点，将辩论推向高潮。必须注意的是，每位辩论员尤其是前3位辩论员的中心观点必须十分突出，切忌混沌一片，不分主次。这样，每个人的发言既各有侧重，又与其他三位紧密联系，一环扣一环，能体现出良好的整体配合意识。由于辩论是口头表达，辩论稿应尽量口语化、生活化，新鲜生动。辩论员应在教练指导下反复修改辩论稿。在写稿和改稿过程中，四位辩论员要随时互相借鉴、协调，互相熟悉各自的论点和论据，为自由辩论的默契配合打下基础。在成稿阶段，教练不应对辩论员各自的语言风格过多干预。

辩论比赛中自由辩论的准备方法和发言技巧自由辩论是决定全场胜负最关键的一战，也是衡量、评价辩论员素质、辩论队整体配合意识的试金石，也常常是比赛最激烈、最精彩的部分。要想在自由辩论中占优势，首先应当充分讨论对方可能采取的战术，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可能坚持的观点，然后针对性地归纳出本方的对策。攻防的具体问题在全队讨论的基础上最好能一一列出，把问题和对策都用精炼的语言写在卡片上面。自由辩论时，还可以实行粗略的分工，每位辩论员根据规定发言的内容划分重点防守和重点进攻的区域。其中第四辩论员仍做为压阵主将，在关键时刻能左右局势，使辩论朝着有利于本方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工是为了防止万一的冷场而准备的。在真正的临场中，每位辩员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才智，积极灵活主动，切不可因为有了分工则不越雷池一步，各人自扫门前雪。机智的辩论需要的是机智的发挥，而机智往往来自一时的灵感。在自由辩论中要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如先发制人战术，引而不发战术，矛盾战术等，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争取主动。即使在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也要善于转化话题，将辩论引向利于本方观点的方向。切不可人云亦云，或充当对方的解释员。争取主动的信心来自本方对观点的熟悉和灵活运用程度。在自由辩论中始终处于主动的一方将是胜利的一方。

自由辩论还是配合默契，默契来自辩论员对本方观点思路的深刻体会和相互之间的充分了解，既要充分了解队友所持的观点，又要充分了解队友的辩论风格及性格。这样才能融为一体，相互补充。默契的形成不是一朝之功，需要一段时间的交流和理解。辩论场上每方是以一队四个人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只有整体的和谐，才会有个人的突出。临场时，如果迫不得已可以通过传递条子沟通思想，相互提示，但切不可动作过大或过于频繁，以免影响分数。

辩论比赛临场发挥三原则①充分放开原则。放开心理上的包袱，放开准备的一切甚至辩论稿，只有这样，才能沉着自信，谈笑从容，妙语连珠若信口说来，引证丰富似信手拈来。②眼里要有观众。辩论，尤其是电视辩论，观众的倾向性对于比赛的胜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眼里要有观众即善于抓住观众，既要讲一些观众听得懂和喜欢听的语言，又要通过一系列的动作表情吸引观众，因为评判员其实也是观众，他的心理和一般观众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抓住观众并不是故作姿态，哗众取宠。③灵活贯彻战略意图。临场很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情况，这就要求辩论员在“以我为主”的大前提下，灵活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不应拘泥于教练意图而坐失良机。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8

关键词：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非同一性

前言

作为20世纪“最富创造力的伟大的原创性理论家”[1]，特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W.Adorno,1903～1969）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Schule）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建筑师”，与学派的创始人、“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的杰出代表人物。自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s）概念以来，[2]尤其到了80、90年代，阿多尔诺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否定的辩证法”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显学。然而，作为标志“否定的辩证法”经典形态的完成和阿多尔诺“一生学术生涯缩影”的《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人们长期以来只知道它“说”了什么，却无从理解它为什么那么说。由于这种困惑，在后现代氛围中最终造成一个“‘否定的辩证法’是不可理解的”神话。在笔者看来，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一本“不可翻译的天书”，但也绝非一件不付努力就能获得的“廉价品”。阿多尔诺确实为自己的思想刻意设置了许多藩篱，但更为重要的是，“阿多尔诺学术传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大大超出了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人们难以在自己的思想图谱中对他进行有效的完全匹配，从而留下了超量的理解剩余。”[3]因此，理解“否定的辩证法”的唯一选择就是回到“否定的辩证法”的历史本身。本文拟从基本的文本学解读模式入手，结合中外最新研究成果，就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否定的辩证法”的实质

辩证法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了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之外，还有其他三种基本形态的辩证法，这就是青年卢卡奇（GeorgLukács）“历史的辩证法”、萨特（J.P.Sartre）“人学的辩证法”、德拉—沃尔佩（GalvanoDella—Volpe）“科学的辩证法”。不过，他们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传统理解有着很大不同。就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而言，它是建立在对传统辩证法批判基础上孕育而成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1．“否定的辩证法”的非同一性

“非同一性”(nonidentity)是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概念。“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4]，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就在于从“同一性”向“非同一性”的哲学转变。“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意识。”[5]在阿多尔诺看来，所谓“同一性”，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共识”，同于稳定性、确切性。“同一性”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在本体论上它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寻求，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对首要性的强肯，其实质就在于主体和客体的分离。虽然阿多尔诺在认识论上仍然认为，“主体的首要性看来是没有疑问的”[6]，但他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之间同一的平衡关系，这种同一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力场”（Kraftfeld/Forcefields），即“那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独特状态”。依他所见，主客体的关系将取决于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他们的对立面之间的和平的实现。这种和平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有差别的交往，是所谓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的非架构的“星丛”（Constellation/Konstellation）状态。星丛，（阿多尔诺借用本杰明(WalterBenjamin)那里的一个天文学术语）则是指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诸种变动因素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基本内核或本源的第一原理。[7]

主体和客体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客体，主体不可想象；没有主体，客体没有意义。当然，这恰恰意味着二者的不同或非同一性。[8]在阿多尔诺看来，“不同”是一种分立、平衡、转瞬即失、有差异的东西。传统哲学的错误就在于把同一性当作仅有的目的，至于那些转瞬即逝、没有太多意义的东西（黑格尔称之为“惰性的存在物”），自柏拉图（Plato）以来一直是不被关心的，始终被甩在哲学之外的。学习就是回忆，遭遇就是重逢，离去就是回归，于是，有的只是同一的循环，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的差异被取消了。传统哲学陷入对同一性的沉迷之中，陷入将一切东西还原到一种原始性存在的还原主义之中。[9]这就意味着，“否定的辩证法”就是要在根本上否定一切还原主义，怀疑一切统一性，破除人们一贯长期坚持的概念崇拜，而“概念的觉醒是哲学的解毒药，从而避免哲学日渐猖獗以至成为一种对自己来说的绝对”[10]。“否定的辩证法”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11]。总之，坚持对非同一性的认识，通过概念超越概念，激活差异，树立非概念、个别和特殊的权威，让“非同一性”获得应有“荣誉”。

2．“否定的辩证法”的反辩证法性或否定辩证法性

否定是一种对立、批判、斗争关系，本质上是矛盾一个层面。矛盾向来是辩证法的整全性理解，因此，否定从而具备了辩证法的性质。但辩证法作为一个理论的完整体系构架，其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范畴都不应被突出到凌驾于这个体系之上的位置。否则，辩证法就会变成反辩证法。真理仿佛再向前迈进一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正说明了列宁这一观点。

阿多尔诺为了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则极力强调辩证法的否定观以一味地揭露和否定资本主义。但他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个人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阶段，其中已经包含了很强的社会主义因素。当然，批判、否定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通过批判理性，现代性才能达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自我肯定。但是，‘否定的辩证法’将理性批判偏激化到自我指涉的程度，一开始就摧毁了自己的社会根基及与交往实践的联系，使自己蜷缩在理性的范围之内。”[15]这不仅不能真正地为“否定的辩证法”理论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反而由于践踏了辩证法而失去了哲学基础。“使社会批判理论成了充满激愤的、牢骚满篇的谩骂和诅咒。这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单就理论而言，否定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对辩证法的否定。”[16]

正如阿多尔诺值得称道的思想传记作家马丁·杰（MartinJay）在评论他指出的那样：“不是思想家在作品中遭受了失败，而是历史本身否定了作品，从而否定了思想家。”[17]这种历史，既是以肯定的形式又是以否定的形式存在的历史。一个历史的思想家不是惧怕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反而是在追求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中才成为可能。辩证法不是不承认差异，反而是指出惟有差异才是一个具体存在物是其所是的真正原因。承认差异，但又不能仅仅是差异，任何差异只有在获取概念的确定性和同一性前提下才有意义。若只是一味地片面强调差异和随之而来的非同一性，我们就只能在事物的具体存在中迂回，永远达不到普遍性的认知，永远不能凭借科学而生存，同样，辩证法就永远不能被赋予理性与秩序，也就必然在自身的发展中走向自己的初衷的背面成为反自己的敌人。因此，从“否定的辩证法”的结果而言，它实质又是反辩证法的。

3．“否定的辩证法”的绝对否定性

在传统哲学中，“否定”作为“肯定”的矛盾，并不是与“肯定”毫无关联的，而是与“肯定”相伴的、并且最终是为了“肯定”的动力和方法性范畴，是肯定的对立统一。如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著名的三段论便是如此。因此，传统哲学的否定观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一种否定中蕴含肯定的否定。它承认事物在运动中的确定性状态的存在，承认人类在认识活动中借助概念等符号把握事物的意义，也就是承认以符号、概念、意义存在所构成的人类历史。在这里，肯定、概念、理性，因为与否定、非概念和反理性构成矛盾运动而形成辩证统一，并因为可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然性运动变化现象，而具有永恒的价值。[12]

然而，在阿多尔诺看来，传统哲学的辩证法，不论柏拉图的还是黑格尔（GeorgW.F.Hegel）的，都对否定作了肯定的对立统一普泛性理解，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肯定。但阿多尔诺进一步指出，否定之否定不会导致肯定，因为概念不能穷尽所认识的事物，人们对对象所作出的总体的、同一的认识只不过是事物的整体的幻象，所以“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3]。这种不充分性，使得辩证法只能进入持续的否定状态，并对任何稳定性的和确定性的状态持怀疑、批判态度。所以，对于辩证法，唯一的信仰就是否定。于是，阿多尔诺提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是不够的，认为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自身理论的绝对否定性。由此，阿多尔诺认为真正的否定，也即“否定的辩证法”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的绝对否定，除了否定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否定就是目的，否定就是一切。

基于“否定的辩证法”的否定观，阿多尔诺又提出了矛盾的不可解决性和绝对否定性，认为即便是未被思维调和的实在整体也是属于矛盾的，即只能在矛盾中思维的整体。而且现实中的矛盾本身就是否定现实的矛盾，哪怕在最简单的意义上，现实中的矛盾都是以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来起作用的。[14]至于哲学上那种运用概念去命名或概括事物的行为本身就是根本否定事物的矛盾活动，最终会陷入否定它所思考的总体这样一种自相矛盾之中。

二、《启蒙辩证法》与“崩溃的逻辑”

1．《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的辩证法”的雏形

作为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合著的一部力作，《启蒙辩证法》（TheDialecticofEnlightenment）并没有严密的体系构建，而是一些片断性的哲学论证文章集，但它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首先论述了“启蒙”的概念。认为启蒙并非专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而是对渗透在人类社会文化中“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的总称。书的一开头，他们便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18]“启蒙纲领”就是使世界清醒，“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19]。启蒙精神是要摧毁神话，“但是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20]。就是说，启蒙过程中的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但在后来，“理性变成了对目的性的盲目”[21]，“思想完全变成了机制”[22]，“纯粹理性变成了非理性”[23]，而理性本身，也就是说，“一切形式的真理都会成为偶像被盲目崇拜”[24]，从而走向它反面——一种新的神话。这样，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退化为神话。[25]于是，所谓“启蒙辩证法”，就是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打破禁锢理性的神话枷锁解放理性的启蒙精神，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向了它的反面：它本想破除迷信，但实际却陷入迷信；它本想提倡自由、博爱，但现实却走向统治和压迫；它旨在反对专制、极权，但自己实则却成了极权主义；它本身是手段，而最终却偶像化了；它本想进步，但实际上则导致了退步。所以，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不可阻挡的退步”[26]。启蒙辩证法也就意味着启蒙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毁灭。《启蒙辩证法》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反面作用，即“已从历史上的教育推进作用，发展成了欺骗群众的工具”[27]。它的主要目的是“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并把极权主义归因于科学的逻辑，进而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思想进行激进的批判”。[28]这里，“批判已经不在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29]他们揭露的不仅是启蒙精神、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否定性，还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了系统批判与否定，并深刻揭露出一切资产阶级思想“都具有趋向对立面的倾向”[30]。当然，竭力鼓吹悲观主义，也是弥漫全书的一个基调。书中用悲观主义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作了悲观的预测和展望，从而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史上悲观主义的浪漫主义文明批判之先河，并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标志着其雏形的基本形成。[31]

2．“崩溃的逻辑”：“否定的辩证法”的成熟与终结

如果说“启蒙辩证法”的形成过程，对阿多尔诺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那么就是它显著地改变了“崩溃的逻辑”（LogikdesZerfalls/logicofcollapse）的理论力场，使“崩溃的逻辑”本身被主题化。随着《启蒙辩证法》的完结，这样原先处于潜伏之中的“崩溃的逻辑”就走到前台，并最终在完全变化了的理论力场中转型成为“否定的辩证法”。[32]阿多尔诺正是基于这种绝对否定性的辩证法，对包括一切本体论哲学、二元论哲学、体系哲学在内的传统哲学进行了全面颠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批判。

阿多尔诺哲学批判的指向是令人战栗的。他要否定的正是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在远古时代得以确立的基础，即“一”。这个“一”就是万物（像）背后的本质，可谓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之发轫。然后才有了柏拉图的理念说（“一”和它的分有等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第一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神化的、作为绝对本质的“一”）。[33]说到底，这个“一”当是全部唯心主义同一性原则的逻辑基奠。而同一性无非是一种不宽容自身之外的任何主体性思维，它要求客体的绝对同一和服从。但在阿多尔诺看来，“真理，即主体与客体在其中彼此渗透的星丛，既不能还原为主观性，也不能还原为存在”[34]。因此，不仅黑格尔辩证法，包括当代从尼采（FriedrickNietzsche）、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胡塞尔（EdmundHusserl）一直到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和萨特，都不过是以新的手腕做同一个虚假的预设，至多是原来的绝对观念现在被称作“权力意志”、“意向性”、“第一哲学”或“存在”。实质都是突出主体性、贬抑客体以便更有效地支配客体的人类主体性圈套，但这种圈套最终又套住了人本身。所以，阿多尔诺强调“在批判本体论时，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35]。

然而，阿多尔诺批判本体论的目的，并不只是在于强调辩证法的非本体论化，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受商品交换原则支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阿多尔诺指出，由于在商品交换原则中，不同的商品具有同一的质（这里的质是指把商品的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从而使得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变成了可通约的、同一的，并最终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和总体的。因此，商品交换原则掩盖了个人与社会的一种虚假的、表面的同一。在这里，人们之间以及人和物之间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居于同样的地位。个人生活逐渐社会化，。个人被消融在社会总体之中。这样，个人就不可避免地从属于社会总体，个性就时常受其强制性结构的压抑。所以，个人的真正需要与现存文明结构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且无法克服的矛盾，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集体或社会与个人本质上是一致的，相反它们是对立的。[36]因此，为了防止铁板一块的社会总体及其强制性结构对个人及其个性的同化与压制，就应该在各方面竭力捍卫特殊的、不受时间限制的个人的及其个性化自由，从而尊重和恢复特殊的非同一性事物应有的权利与地位。

如果我们以一种目的论的眼光来看待阿多尔诺对传统哲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与批判，那么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观念这两个“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构件已经大致成熟了。但我们若搁置这种成见，就会发现本质上它们是阿多尔诺在一个总体稳定的力场中，对“启蒙辩证法”的既有理论空间进行拓展的结果，是“崩溃的逻辑”的另外两个过渡性形态。[37]当“崩溃的逻辑”的理论探索趋于完成，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也就走向成熟了。这是因为“随着他与海德格尔论战的直接化，他所身处其中的理论力场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方向性调整：他原本要求促进哲学的现实化、取消哲学、瓦解哲学，但现在，对于在‘修正了的辩证法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批判的否定的哲学，他感到了一种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一点在他1962年题为‘哲学何为？’WhyPhilosophy?）的广播演讲稿和1963年为《黑格尔：三篇研究》（Hegel:ThreeStudies）撰写的序言中有着明确的表达。”[38]这里，“批判的否定的哲学”就自然是后来的《否定的辩证法》。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否定的辩证法”趋于成熟之时，也就是“否定的辩证法”瓦解之日。由于“否定的辩证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否定，但它并没有指出通向未来的出路，反而导致了绝对否定和悲观绝望。所以，当1968年左派大学生以“单向度社会”中的“文化拒绝”战略起来领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可阿多尔诺不得不站在法庭上批评自己的学生运动领袖时，面对那些自以为在反对一切“同一性”强制的革命女学生的胸膛，阿多尔诺自然会意识得到“否定的辩证法”之辩证法对他的深深反讽，郁郁而逝，看来是必然的结局。[39]这也正如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所指的，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在批判现代性方面走得太远，最终也就瓦解了自身理论的基础。超级秘书网

三、研究的意义

关于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我们如果只是否定，相反则只是毫无意义地赞成、肯定。因为这种否定，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与“否定的辩证法”的绝对否定都极为相似。实际上，单从批判的彻底性来讲，否定是较之扬弃更为深刻的一种思维模式。因此，尽管阿多尔诺片面绝对化无绝对的片面，甚至断然拒绝辩证法的辩证性，而是一味地强调非同一性，但其“否定的辩证法”思想，无论是对于阿多尔诺本身的思想体系或是对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总体构建，甚至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后现代思潮（Postmodernism）和当今社会的终极关怀都不无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这一点，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就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从理论方面看，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其一，有助于正确把握阿多尔诺的整体思想和深刻揭示“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与历史地位。一般认为，阿多尔诺一生的思想非常丰富，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是一个很难画定边界的人”（S·布伦纳语）。但总体来说，对“否定的辩证法”的系统阐释，是阿多尔诺终其一生的最重要学术成就，最大贡献是从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把握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众所周知，作为以社会批判理论登上现代西方思想舞台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影响的流派。阿多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研究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掌握该学派发展脉络及其“批判与重建”的理论主题是颇具意义的。其三，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批判、开放的科学体系，它最具生命力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理论与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它们当中的最新发展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其四，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后现代思想，如关于概念与体系的超越、非同一性与中介性的张扬以及反本体、非哲学的转向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后现代思潮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现实意义，一是警示社会要辩证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科学技术向来是一柄双刃剑，当人们痴迷于科技的进步，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同时科技也征服了人类，并且“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语）。这就意味着，任何事物都包含自身的对立面，使人类能够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或许也正是促使人类毁灭的根源。现时代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科技活动的负面影响，但开创这一先河的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则不失为使社会保持清醒的一剂良药。二是阿多尔诺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激烈批判，尤其关于“文化工业”的本质特征与其社会功能的揭露，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堕落、消极方面。尽管阿多尔诺的文化批判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这种文化反思已是非常深刻、发人深省的，无论对于当代文化发展还是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对话”都是有所裨益的。三是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很大意义上有助于社会的人文关怀和自然生态建设。阿多尔诺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是要求自由、解放和走向人道主义的。尤其可贵的是，他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的关注，而是思考包括自然生态的整个社会的终极关怀。按照“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解，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非同一性，不把自己看成地球的主宰，应当同自然生态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无疑，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有异曲同工之意，都是基于将来社会的一种正确估判。总之，尽管人们对于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集体失忆的口实都是一致的，但却丝毫不能使其思想贬值，相反，他的洞察力和批判力愈加深刻。因此，研究“否定的辩证法”，正如阿多尔诺于1969年在《启蒙辩证法》新版说明中的希望，“能提供一些历史资料，或许对读者有所裨益”。

注释:

[1]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63.

[2]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67.

[4][10][11][13][34][35]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50.11.6.157.135.127.133.

[5]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E.B.阿什顿译,纽约:康帝奴出版社,1973.5.

[6]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