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隋唐文化论文篇1

主要侧重于隋唐营州地域的地理环境、路线交通、城市形态等方向的考证与研究。中最为主要的收获就是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一书中纠正了柳城为河北昌黎的错误观点，为日后隋唐营州的地理位置确定了正确的历史坐标。尤是与之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地理、民族分布、历史事件、古代交通等问题得到了解决。

二，隋唐营州的建置与职能研究。

主要探讨了隋唐在营州地域建立管辖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这些机构的具体职能，包括政治、军事、民族、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与发表的文章，在隋唐营州研究方面的比例较大，可以看出学术界在隋唐营州历史问题研究上，一直偏重于中央政权与边疆政权关系的制度史领域。尤是吉林大学宋卿博士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并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学术观点。例如她的《唐代营州研究》、《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的文章对唐代营州的管辖机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并总结归纳营州政府的各项职能。可以看出，宋卿博士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三，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研究。

营州是隋唐两朝东北边疆重镇，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关于营州地域内的靺鞨人、高句丽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动、迁徙、叛乱、融合、多元文化，以及隋唐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反应与措施，也成为这一学术领域饶有兴趣的话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于契丹人李尽忠主导的“营州之乱”的研究尤为关注。因为，营州之乱几乎影响了此后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形成，尤是唐朝对高句丽故地的控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并且对唐代东北边防的稳定及原有防御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得营州成为幽州东北方向上的从属配合力量。除此之外，学术界对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讨论，往往把研究焦点投放到契丹人、突厥人、靺鞨人或高句丽人等单一民族问题上，缺乏对多元民族融合与互动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分析。

四，隋唐营州的考古发现问题。

隋唐营州考古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区学术成果积累最多，发表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历史遗存。隋唐营州考古的主要成果，就是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与发掘。这些实物资料，从各个方面为揭示隋唐营州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市井生活、都市文明、城市建筑、交通、宗教、艺术、音乐、舞蹈、贸易、货币等等，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料。考古资料的丰富性，为我们原有的停留在隋唐营州的民族、历史、制度、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摆脱，并把隋唐营州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和实际。尤是对于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的细节研究有了可能。例如：“1993年3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在朝阳市黄河路发掘了一座大型唐墓。墓内甬道壁龛内发现2件辫发石俑。两件石俑原应放置在甬道中部的壁龛内，男东女西。因墓葬曾被盗掘，出土时男俑已不在龛内。两件石俑皆以绿色砂岩雕制，下部雕出方形台座。男俑连座高112厘米，浓眉大眼，高颧骨；头发向后梳拢，至后颈部扎结，然后两股头发梳长辫下垂，辫稍不扎结；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束带穿靴；左手微抬，架一鹰，将系鹰之绳缠于手指之上，右手下垂并执一铁挝。女俑连座高102厘米，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头发向两边梳起，在头顶两边梳成两髻，然后又在颅后结成辫发下垂，辫梢部扎结；身着交领（一侧翻开）窄袖长袍，腰束蹀躞带，袍襟撩起系于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双手置于胸前，作左手握右手拇指作“叉手”状；在蹀躞带右侧佩香囊和鞶囊，左侧佩一条状物，身后别一把带鞘的刀子。两俑的脸、手部均涂成粉红色，头发涂成黑色，出土时虽已剥蚀，有的地方仍可见到施彩的痕迹。”这两尊石人俑的发现，为我们了解隋唐时期营州靺鞨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服饰装束、编发的形式、身材相貌、身份职务等都提供了可能。

五，隋唐时期营州社会文化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造成学者对此关注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文献记载的不足，以及对考古资料的深入分析与横向比较研究的不够。朝阳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无论从墓葬的形制还是器物的质地、造型、制作技术都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外来移入特征。尤是朝阳地区共出土了21方隋唐墓志，墓主人皆为隋唐营州地区的上层人物。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不仅包括墓主人的生平，还包括当时营州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民族流动，以及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这些考古资料可以让人从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角度去审视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同时笔者认为，隋唐时期营州出土的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古代营州地区已经形成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共生性。说明民族的融合现象是非常普遍和深刻的，尤表现出中亚与东亚，内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值得学术界深思。

六，在隋唐营州发现的墓葬形制的研究。

尚停留在对墓葬形制等各种要素的简单统计和对比上。例如对朝阳地区发现的大量隋唐时期的营州墓葬的形制，就存在着对方形墓和圆形墓解释上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方形墓就属于隋唐的汉室墓，圆形墓就是北方民族所特有的葬俗形式。由此类推，圆形墓多于方形墓，就说明了隋唐营州地区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结论。实，这种简单的类比式的推断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简单化和片面的。我们认为，应该在考古学的类比研究的方式下，应该考虑到之所以当时的人们采用方形墓葬和圆形墓葬的方式，应该有特有的深层原因。是否应该从当时的人们的信仰、理念、宗教等角度去思考。墓葬实际上是表现人死后的寄托和追思，它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必须坚守和遵循的一种社会时尚与规则。如果结合隋唐时期的佛教的盛行状况，那么这两种墓葬形式产生的历史背景，除了与不同的民族习俗相关联外是否还存在着与宗教、理念、信仰相关联的因素呢？

总之，隋唐时期营州历史文化研究，应该注重内陆亚洲向东亚的临海地带移动的现象，这种东西文化方向上的文明互动与交流曾经成为当时的时尚。中古时期营州地区位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东部，地理位置优势非常突出。既是东北通往中原地区的重要咽喉要道，也是连接蒙古高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草原文明、农业文明、海洋文明的纽带和桥梁。从“三燕”政权建立开始这里便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区，由于北朝——隋唐时期民族的大流动、大迁徙，使得当时社会对外来文化具有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因此中亚商人来到中国本土经商、移民没有任何限制，因此营州就必然成为中亚粟特商人的聚居地。在今天朝阳地区北朝——隋唐墓葬出土文物中，很多具有外来器物的风格，包括与地中海地区流行的鸟形玻璃器极为相似的淡绿色透明鸭形注壶及银制高脚杯、提梁壶瓷器、胡人俑、骑骆驼俑、波斯货币、各种中亚地区的乐器等，包括源自三燕的金步摇饰、马镫、车马具、石俑，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庆州龙江洞发掘的古坟中出土一组泥俑、陶马和十二生肖等，都具有浓郁的唐代风格。这些文物的出土都与环渤海地区的隋唐营州的唐墓出土遗物非常接近，而唐代从营州到朝鲜半岛平壤城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即“营州入安东道”。由此可以看出，隋唐时期营州的地域文化也传播至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营州地域文化在东北亚区域空间中位置及意义。

隋唐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隋唐五代；山东地域；入传人物；世家大族；士风

一、隋唐五代山东类传人物分布

隋唐五代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共242人，其中隋代15人，唐代167人，五代60人。其各朝代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从以上三表的对比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期山东地域类传人物人数和种类上以唐代最多，隋代次之，五代最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对唐代各类传人物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文学、儒学、忠义的人数较多，反映了山东地域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对山东地域历史的深远影响。而三代都有节妇入传，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山东地区妇女贞节观的影响。

二、隋唐五代山东入传人物地域分布

（一）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山东地域入传人物共有182人，其中唐代吴筠据《旧唐书？？隐逸》卷182记载为鲁中儒士具体所属州郡不明，其他181人地域分布如下：

从表4中可看出各州人物在数量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从所处地理位置上看其主要分布于儒家文化发达的山东西部到山东南部一带，其中贝州、曹州、魏州、博州、齐州、兖州、沂州七州共有143人，占总人数的79%。可见隋唐时期山东传统儒家文化对山东籍人才的地域分布存在着显著影响。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山东士人充分秉承了儒学中倡导的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在这种精神和责任感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与朝政，并做出利国利民的事迹，从而载入史册。最具代表的就是山东大儒孔颖达“通《左氏传》、《王氏易》、《毛诗》等经书，入唐为秦王府学士。太宗即位后，留心庶政，数进忠言，贞观十八年，图形与凌烟阁。史学家赵翼也曾对齐鲁儒生做过这样的评价，“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1]

通过对各州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各州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入传人物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今山东地区作为隋唐时期的主要农业区，在中央朝廷的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实际上，山东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安作璋在《山东通史》中认为，山东地区的经济以青州为分界线，青州以西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以东地区则相对落后。[2]在此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照分析可以发现，入传人物分布较多的州基本位于青州以西经济发达的地区。

（二）五代时期

五代时期入传人物共60人，其地域分布如下：

从表5可以看出五代与隋唐时期各州入传人物数量的排列情况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五代时期居入传人数前六位各州的人物进行内部分析发现，此时地域家族势力对各州入传人物的影响已较为微弱。此时清河崔氏只有2人入传，唯一有一定影响的家族为五代时期新兴起的贝州张归霸家族有4人入传。可见五代时期军阀藩镇混战割据下对旧有地方家族势力的打击之重。

这一时期今山东地区的藩镇主要是以青州为中心的平卢镇和以兖州为中心的泰宁镇。五代政权为打击藩镇割据先后在山东地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分别是后晋平定平卢镇杨光远的战争以及后周平定泰宁镇慕容彦超的叛乱。这两次战争不仅造成了经济的衰退，而且给地方旧有的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削弱了地方家族势力。不过战争也为地方封建势力的重新的整合提供了条件。一些没有家庭背景的下层百姓通过参军取得战功进入了社会的统治阶层。这一特点在五代时期尤其明显。

通过对比分析隋唐和五代入传人物地域分布的特点，我们发现入传人物的分布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社会环境，儒家文化，家族势力，经济状况等。而隋唐和五代时期入传人物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山东地域内地方家族势力的兴衰历程和战争对地方封建势力重组的影响。

三、隋唐五代山东入传人物入仕途径

（一）隋唐山东入传人物入仕途径分析

隋唐时期山东入传人物中有入仕途记载的有120人，其入仕途径分类见下表：

从表6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在入仕途径上以科举为主，比例接近一半。说明科举是这一时期山东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可以说山东士人敏锐的抓住了科举这一最新入仕途径，而且成果显著。唐代的第一科状元，也是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就是山东贝州武城人孙伏伽。朝廷采用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有利于山东地区士人的入仕。作为儒家文化的源头，山东地区儒家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儒家经典的诵读从未间断。而这一时期朝廷比较重视进士和明经科，山东地区的士人多通过参加进士、明经考试中举。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为山东士人科举入仕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科举入仕的比例大，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崇文风气浓厚。这种崇文风气与隋唐时期今山东地域内世家大族有一定关系。山东地域的清河崔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兰陵萧氏皆为唐代著名的文化士族。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崇文风气还表现在中小地主阶层对文化的追求上。如明克让“少好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3]王孝籍博览群言尤精于五经，注《尚书》及《诗》等。[4]吕才才学出众，尤长于乐律，与他人删定成《新阴阳书》制《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增修古琴曲《白雪》等[5]。

（二）五代山东籍入传人物入仕途径分析

五代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中有入仕途径记载的有47人，其入仕分类见下表：

从表7分析可见，这一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的入仕途径与隋唐时期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行伍出身的比例占据一半多。这与五代时期战乱的社会环境中对武将需求大的客观事实相符。除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外，该时期入仕途径特点与五代时期科举的发展变化也有一定关系。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相比，这一时期由于战乱不断，朝代更替频繁，据《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五代登科记总目录》载，有几个年份出现了科举全面停考的现象。科举中常科的科目明显减少，制举据史书记载仅后周显德四年一次。科举考试的减少影响了士人中举的机会。

与隋唐时期的崇文士风相比这一时期的士风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在表7之中即以行伍出身、投诚受封入仕的比例占61.6%。这一时期入传人物的事迹多体现了山东士人的尚武风气。如王彦章，少投朱全忠军，常持枪冲锋陷阵，驰骑如飞，号为“王铁枪”。[6]张归厚年轻时骁悍勇猛，有机智计谋，尤其擅长使用弓矛，和哥哥张归霸从黄巢军中投降梁太祖，任为军校，梁太祖军队较少，作战中张归厚往往以少攻多，无往不胜等[7]。

注释：

[1]二十二史札记（卷15）.[M].北朝经学者.

[2]山东通史（隋唐五代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3]隋书（卷五十八）.明克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隋书（卷七十五）.王孝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旧唐书（卷七十九）.吕才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隋唐文化论文篇3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请将正确答案填入下表相应序号内)1.在中国历，分裂和统一的局面曾交替出现。结束 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分裂局面,有一位实现全国统一的关键人物是( )A.杨坚 B.李渊 C.李世民 D. 武则天2.右图是隋朝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轴，图中的①②③代表相关的历史事件，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①隋朝建立②隋灭陈，统一全国③开凿大运河B.①隋灭陈，统一全国②隋朝建立③开凿大运河C.①开凿大运河②隋朝建立③隋灭陈，统一全国D.①隋朝建立②开凿大运河③隋灭陈，统一全国3.下列属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建造的水利工程有( )①都江堰 ②长城 ③大运河 ④赵州桥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4.古人评论隋朝大运河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指的是隋朝大运河的主要功能为( )A.灌溉 B.泄洪 C.运输 D.饮水5.他在位时开创科举、开凿运河，造福后世。他好大喜功、不惜民力，结果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这里说的“他”是( )A.隋文帝 B.隋炀帝 C.唐太宗 D.武则天6.下面对隋朝特点的简短总结中，哪个最为全面且符合实际?( )A.经济繁荣 B.短暂而繁荣 C.二世而亡 D.节俭盛行7.唐太宗时期，下列人物得到重用的是( )? ?①房玄龄 ②姚崇 ③魏征 ④宋璟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①④8.虽然武则天诛杀公卿，独断专权，但史学家还是肯定了她的功绩。其原因是武则天( )A.创立殿试制度 B.重用有才之人C.打击大族势力 D.促进社会发展9.“2004年10月14日第六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京剧艺术表演家尚长荣出演京剧《贞观盛事 》中耿直进谏的名臣……”你知道尚长荣扮演角色是( )A.杜如晦 B.李世民 C.魏征 D.姚崇10.隋唐时期，青年李进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骑射好手。一天，他告别父母，满怀信心地赶赴洛阳参 加武举考试。 这可能发生在下列哪位皇帝统治时( )A.隋文帝 B.隋炀帝 C.唐太宗 D.武则天11.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唐诗的繁荣与当时的考试制度中进士科重视考诗赋有密切关系。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内容与下列哪位皇帝有关?( )A.隋炀帝 B.唐太宗 C.武则天 D.唐玄宗12.隋唐的考试制度的进步意义最主要的一点是( )A.削弱了显贵的特权B.改善了用人制度，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C.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D.对皇帝的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13.唐太宗是我国古代一位有作为的开明君主，下列言论不属于他的治国智慧的是( )? A.“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B.“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C.“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D.“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4.2014年9月20日，国家主席在印度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他说“中印两国人民交往浓墨重彩的是佛教交流 ”。回顾历史，唐朝时曾经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是( )A.张骞　 B.玄奘 C.鉴真　 　D.戒贤15.近年来穿越剧受到青少年的青睐。穿越时空，回到隋朝，你可能看到或听到( )①家住余杭的张兄坐船游大运河来到涿郡 ②寒门书生王某通过考试获得官职③农民在长安的市坊间出售农产品 ④公孙大娘表演剑器舞A.①②③④ B.①② C.③④ D.②③④16.唐朝手工业发达，陶瓷业在唐朝有重要发展，被称为世界工艺珍品的是( )A.青花瓷 B.冰裂纹瓷器 C.唐三彩 D.白瓷17.下列历史人物与相关史实的搭配，正确的是( )A.唐太宗----将金城公主嫁到吐蕃 B.武则天----任用杜如晦为相C.李春----设计赵州桥 D.欧阳询----借谈笔法劝谏唐穆宗18.成都出土的印刷品《陀罗尼经咒》是研究我国印刷技术史的珍贵文物，该文物的印刷采用的技术是( )A.雕版印刷 B.活字印刷C.双色套印 D.激光印刷19.唐代历有一位书法家，他曾任平原郡太守，抗击过安禄山叛乱，其所创雄浑敦厚的新书体，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该书法家是( )A.王羲之 B.欧阳询 C.柳公权 D.颜真卿20.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应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的灿烂文化。右图中，福娃欢欢的头部纹饰源自敦煌壁画中火焰的纹样，假如你想欣赏更多的敦煌壁画，应该去( )A.甘肃省 B.河南省 C.陕西省 D.四川省二、非选择题(6分+7分+17分)21.根据下列称号或作品写出他们的名字(6分)诗仙—— “三别”——画圣—— 《秦中吟》——药王—— 《步辇图》——22.阅读下列材料：(7分)材料一：“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锂。”——唐•周匡物《及第谣 》材料二：隋唐考试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生，考生“皆怀牒(证件)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不论贵族和平民皆可参加公开考试。……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皆可为考试内容。……一切以程文(文章)定去留，为草野寒酸之士开辟了登仕之途……——杨齐福《考试制度与近代 文化》(1)材料一中的唐诗体现了我国古代哪种选 官制度?(1分)唐太宗和武则天对这一制度的完善分别作出了怎样的贡献?(2分)(2)根据材料二概括这种考试制度的特点。(2分)简要概括该考试制度的积极作用。(2分)23.唐朝是中国古代繁荣与开放的朝代，它政策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声名远播四海，是中国历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请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有关唐朝历史主题的探究并回答相关问题。 (17分)【盛世局面】材料一：“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唐•杜甫《忆昔》(1)材料一中的唐诗描写了唐朝开元时期繁荣富庶、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当时的统治者是谁?(1分)这一盛世局面的出现与他采取的哪些措施有关?(2分)【技术创新】材料二：(2)唐朝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工具有很大改进。请依据图A和图B分别写出当时出现的两种新的先进生产工具的名称和新农具的用途。(4分)【和同一家】材料二：上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材料三：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接公主。回到吐蕃后，他对亲近的人说：“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选自《中华上下五千年》(3)材料二体现了唐朝皇帝的什么民族政策?(1分)这一政策有哪些表现方式?(2分)(4)材料三中的吐蕃人是今天哪个少数民族的祖先?材料中的“公主”是指谁?(2分)【对外交往】材料四：“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郭沫若(5)材料四反映了唐朝对哪个国家的重要影响?(1分)举例说说有哪些重要影响。(2分)(6)唐朝的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留给我们什么历史启示?(2分)

隋唐文化论文篇4

隋唐历史

政治事件

密切关系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房陵王勇传’自此隋文帝对杨勇恩宠始衰，父子渐生猜疑。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

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

然对于颉利可汗所领突厥残部的安置，唐太宗君臣颇多争议。有廷臣以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扞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而秘书监魏征奏言：“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反驳说：“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以晋代五胡乱华为例，“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温彦博用“古先哲王，有教无类”向唐太宗蛊惑说：“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卷1舛上《突厥传上》唐太宗钦准了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至灵州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贞观初入朝，历官至中郎将。贞观十三年，结社率从幸九成宫，“阴结部落得四十余人，并拥贺逻鹘相与夜犯御营，跄第四重幕，引弓乱发，杀卫士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率兵奋击，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寻皆捕而斩之，诏原贺逻鹘，流于岭外”[】卷上<突厥传。经此事件后，唐太宗对突厥残部安置政策有所变化：“自结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书者多云处突厥于中国，殊谓非便，乃徙于河北。”[)卷上《突厥传上》突厥及胡人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贞观十七年，北迁突厥相率叛乱，南渡黄河，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

隋唐文化论文篇5

隋唐历史

政治事件

密切关系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

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

然对于颉利可汗所领突厥残部的安置，唐太宗君臣颇多争议。有廷臣以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而秘书监魏征奏言：“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反驳说：“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以晋代五胡乱华为例，“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温彦博用“古先哲王，有教无类”向唐太宗蛊惑说：“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卷1舛上《突厥传上》唐太宗钦准了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至灵州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贞观初入朝，历官至中郎将。贞观十三年，结社率从幸九成宫，“阴结部落得四十余人，并拥贺逻鹘相与夜犯御营，跄第四重幕，引弓乱发，杀卫士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率兵奋击，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寻皆捕而斩之，诏原贺逻鹘，流于岭外”[】卷上

隋唐文化论文篇6

通常所谓胥吏，包括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三部分。本文以第一部分为研究对象。宋朝分类比较清晰。在官之下，从事文书工作者为“吏”，从事具体事务者则称为“公人”。反映在制度上，中央各机构的设官、置吏有明确规定，如《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所记尚书都省“设官九：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一人。……置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令史十有四人，书令史三十有五人，守当官六人。”但是隋唐文书胥吏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阶层，其分化程度还不及宋朝。在唐律中，“吏”的概念比较宽泛，《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解释“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时云：“吏，谓流外官以下。卒，谓庶士、卫士之类。”据此，则凡在官府供事者，除了“卒”外，“（流外）勋品以下，爰及庶人”[2] 均为吏。在唐人观念中，“吏”有广义的“凡百执事，谁非吏职？”与狭义的“吏者，谓官长所署，则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这两种含义[3] 。在隋唐的行政制度中，也没有找到一个概念能与“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群集合准确对应。所以，在此有必要以文书胥吏的核心任务——办理文书为中心，并参考唐朝社会观念以及职位的发展方向，对隋唐中央文官机构中文书胥吏的构成作一简单分析。

在中央机构中，流外官中的行署文案者，即与“主典”概念大致相当的台省“令史、书令史”，寺监“府、史”等流外官构成隋唐胥吏的主体。对此，学者意见一致。唐制对其职掌有明文规定，“尚书都省令史、书令史并分抄行署文书”，“以主事、令史、书令史署覆文案，出符目”，“凡令史掌案文簿”等等[4] 。府、史职掌与之相似，如《敦煌发见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记家令寺有“府十人掌受事上抄，行署文案。馀府准此。史廿人掌同府”[5] 。

但是，“流外官”概念并不能涵盖隋唐机构中所有的文书胥吏。

首先，数量巨大地方佐史等胥吏就不属于流外官[6] 。其次，就中央文官机构而言，其中还存在一些胥吏，其身份地位尚在流外官以下。令史、书令史、府、史中的绝大部分为流外官，但以《唐六典》各官府职员的设置情况与基本同时的《通典》卷四十所载开元二十五年（737）流外官品令比较，诸冶、诸屯、诸铸钱监等机构的府、史就不是流外官。此外，据《唐六典》，在秘书省著作局、殿中省、内侍省和太子左春坊诸局中，设有“书吏”一职，书吏与令史、书令史性质相似，《敦煌发见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明确记其职掌，如司经局下记“书令史二人掌行署文案。馀局书令史准此。书吏四人掌同书令史”[7] 。可见书吏职掌与前引令史、书令史，府、史之职掌完全相同，当为专司文书的胥吏，但书吏却也不在流外官之列。

另外，尚书都事、门下录事、中书主书，各省、御史台及东宫主事、寺监录事等为低级流内官，从其职掌与唐人将其视为胥吏的社会观念看，应属于我们考察范围之列。其中，张广达先生已经证明主事、寺监录事这些法律上的流内九品官在社会观念中被视为流外，归入吏职。沿此思路，尚书都事、门下录事、中书主书三官亦然。其职掌为办理文书，从“事”或“书”的名称便可看出其职掌与文书有关[8] 。就门下录事而言，《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规定：“尚书省应奏之事，须缘门下者，以状牒门下省，准式依令，先门下录事勘，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可见门下录事有依照令式勘检文书之责。在唐朝他们也被视为胥吏。如开元十三年，行封禅之礼，“中书令张说自定升山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中书舍人张九龄看不惯张说的做法，对他说：“今登封霈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9] 。张九龄正是把录事、主书看作胥吏末班。中书主书的情形与之相似。中书主书的职掌是“司中书簿籍”[10] 。在唐人眼中，其也属胥吏。如代宗时元载为相，重用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被人称为“外委胥吏”[11] 。又如宪宗初，郑馀庆为相，对窃权干政的中书主书滑涣“复以胥吏蓄之，时论归重”[12] ，可见在唐人看来，胥吏才是中书主书理所应当的身份。除此之外，隋唐尚书都事、中书主书是由南北朝尚书都令史和主书令史发展而来[13] ，在唐代，他们又都是从“流外有刀笔之人”中选拔出来[14] 。所以，无论从其职掌、人选、渊源、都与令史、书令史等流外胥吏关系密切，不仅被当时人目为胥吏，而且从发展角度看，他们在宋朝又最终从制度上被明确归入吏职[15] 。因此，尚书都事、门下录事、中书主书，各省、御史台及东宫主事、寺监录事等低级流内官，也应该进入考察隋唐胥吏的视野之中。

同样，“主典”概念也不能涵盖隋唐机构中所有的文书胥吏。

先从概念上看，主典为四等官之一，勾官是与四等官列的概念，唐律中诸如“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检、勾之官，同下从之罪”、“主典及检、勾之官为第四从”[16] 等律文都表明勾官与主典为并列关系，那么，寺监中作为勾官的流外官录事等胥吏自然就不属于主典。再举一个实例，上文已证门下录事为胥吏，王永兴先生认为其不是勾官[17] ，同时它也非主典，因唐律规定“尚书省应奏之事，须缘门下者，以状牒门下省，准式依令，先门下录事勘，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有乖失者，依法驳正，却牒省司。若实有乖失，不驳正者，录事以上，减省下从一等。……驳正之法，唯在录事以上，故所掌主典，律无罪名”[18] ，可见门下录事不是主典。

围绕文书的运行过程，还有一部分专门负责文书传递工作的胥吏。如唐门下省、中书省均有“传制”一职。门下省设有“传制八人”，“掌送制敕。流外之中，最小吏也，分番上下，亦呼为番官”[19] 。与之类似，唐制规定低级无职事品散官应于吏部当番上下，“若都省须使人送符及诸司须使人者，并取兵部、吏部散官上”[20] 。这些人地位很低，尚在令史等胥吏之下，史称其“甚为猥贱，每当上之时，至有为主事、令史守扃钥执鞭帽者”[21] 。此类人虽与文书工作有关，但他们并不是文书形成的参与者，论其职责实属从事杂务厮役的一般小吏，因此本文不予关注。

通过以上考述，在我们所见到的唐代官员分类制度中，文书胥吏大部分属于勾官、主典的现象显示了其以文书为职责；而胥吏大多数属于流外官的现象显示出其地位低下、与官趋于分离的特点。但同时这些概念并不能容纳正在形成中的隋唐文书胥吏阶层的全体，如既非勾官亦非主典的门下录事，以及中书主书、诸司主事等在法律上是流内官，但从社会观念看属于胥吏；书吏和部分府、史是胥吏但又无流外品。可见在隋唐时期，在社会观念中对胥吏概念有所认识，但比较严密的胥吏概念尚未在制度中出现。

基于此，根据胥吏与文书政治紧密关联的特点，从发展的角度，我们将专门处理文书的人员，即尚书都事、门下录事、中书主书，诸司主事、主簿、录事等部分流内官，以及令史、书令史、府、史等流外官，还有书吏、部分府、史等流外以下人员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察，因为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视角对隋唐胥吏的职掌、管理及其对行政的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对中央机构内文书胥吏组织系统的研究尚少，所以本文重点考察南北朝后期到唐中叶中央文官机构中，在“官”之下一个文书胥吏组织系统发展的过程和环节，试探讨隋唐专司文书之“吏”发展的特点，以及这种特点在“官吏分途”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一）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分置主管文书的官员都事、录事、主书。

其中，尚书都事在前代叫尚书都令史，北齐八名，梁、陈各五名。隋文帝改为尚书都事，设八人。其改为六名，则是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定令时，由“当八座之数”到“当六曹之数”，使之“分隶六尚书，领六曹事 ”[25] 。而门下省设录事则是北朝的制度，北齐设从八品录事四人，梁、陈未见有门下录事的记载，隋置门下录事六名。在前代中书省有主书（或称主书令史）。《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主书”条注：“梁氏不置”，此误。虽然在《隋书·百官上》、《通典·职官三》亦未记梁是否有主书，但是在梁代史料中，多见“主书”之记载，如《梁书》卷三八《贺琛传》记：“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又有“有事遣主书论决”；“遣主书宣旨”等[26] 。可见梁中书省设有主书。此后，“陈氏中书置主书十人”，“北齐十人”[27] 。隋将中书省改称内史省，遂置内史主书十人。

就北齐、梁、陈来说，此三官均置者惟有北齐，而其品位略有差异，据《隋书·百官中》，北齐尚书都令史、门下录事为从八品上，中书主书为正八品下。隋在调整其名称、数量的同时，其品位也趋一致，都事、录事、主书，隋文帝时都是从八品[28] ，炀帝大业三年令又同升为正八品。

（二）各司主事的普遍设置及其地位的确立。

南北朝时，三省中主事或主事令史的设置情况比较混乱。在北齐，门下省有从八品主事令史八人，中书省不置主事[29] 。在尚书省二十八曹中，只有“吏部、仪曹、三公、虞部、都官、二千石、比部、左户，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员”[30] 。可见，尚书省内非诸曹都有主事，且其地位似在“掌故”之下。

南朝梁，《隋书·百官上》记梁中书省“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员，及置令史，以承其事”。可见中书省置主事令史，但未记其品位。《唐六典·中书省》“主事”条注：“历宋、齐，中书置主事，品并第八。梁中书令史二人，品第八。”此条是中书主事条，其中却记梁“中书令史”，值得怀疑，与前后注文都记述主事也不相符。察同卷“令史”条注：“梁中书令史八人、书令史十二人，品皆第九。”员数、品位都与前“主事”条所谓“中书令史”矛盾。二者相较，考虑到梁中书省设有“主事令史、令史”的情况，可知主事条注漏“主事”二字，应记为：“梁中书（主事）令史二人，品第八。”在梁门下省，设有门下主事令史，为三品勋位[31] 。梁尚书省内未见有主事或主事令史的记载。

南朝陈，据《唐六典·门下省》“主事”条注，陈门下省置主事令史。但员数、品位不详。中书省是否有主事或主事令史，史料存在分歧。《隋书·百官上》记陈中书省云：“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事十人，书吏二百人。”《册府元龟》卷四五七《台省部·总序》与之同。但《唐六典·中书省》“主事”条注却明确记载：“陈氏不置”。我们认为《隋书》、《册府元龟》有误。祝总斌先生对此曾有考证[32] ，在此略做补充。据《通典·职官三》“中书省”记：“省中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书十人，书吏二百人。”同卷“主书”条记“齐于中书置主书令史。陈置主书而去令史之名。”《唐六典·中书省》“主书”条注：“陈氏中书置主书十人，去令史之名。”两处记载的共同之处是都记有“主书十人”，《唐六典》明言陈中书省无主事，而《通典》也未记其有主事。这样，在《隋书》和《册府元龟》有主事而不记主书的前提下，问题的焦点成为在中书舍人之下、书吏之上，是置“主事十人”，还是置“主书十人”？检诸史料，陈代，施文庆“起自微贱，有吏用，后主拔为主书，迁中书舍人”。又有“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衡阳献王昌[33] 。而未见“中书主事”的记载。因此，《隋书》“主事十人”为“主书十人”之误，陈中书省的确“不置主事”。陈尚书省中，也没有发现设主事的记载。

以上可见，前代并非三省都有主事或主事令史，而且同为主事，地位也有差别。隋开皇初继续了这种现象，直到隋文帝开皇十四年，诸省各置正九品上阶主事令史[34] ，这样在三省均设主事令史，扭转了南北朝以来三省中主事或主事令史设置无常、品位不一的情况，炀帝大业三年诸司主事令史“并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随曹闲剧，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满十者亦一人”[35] 的命令，更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内主事与令史之间的配置及统属关系。而史料中出现的隋“吏部主事”、“刑部主事”、“屯田主事”、“虞部主事”[36] 等反映出隋六部二十四司中，至少其中不少司设有主事。据《隋书·百官中》，北齐尚书省有屯田曹，但屯田曹不置主事。因此，隋屯田曹“屯田主事”的设置，正是各司设置主事普遍化的表现。

（三）各司普遍设置令史、书令史，并全部降为流外官。

《隋书·百官中》记北齐“自诸省台府寺，各因其繁简而置吏。有令史、书令史、书吏之属”。北齐尚书省中设有“正令史、书令史”[37] 。《唐六典》卷八、九中分别有“北齐门下并有令史、书令史”，“北齐中书并有令史”的记载。由此可知三省中各司均置令史、书令史。但员数、品位不详。

梁尚书省有令史一百二十人、书令史一百三十人，其中，“尚书度支三公正令史、尚书都官左降正令史”为三品蕴位，“尚书正令史、尚书监籍正令史”为三品勋位[38] 。在中书省，据《唐六典·中书省》所记，“梁中书令史八人、书令史十二人，品皆第九”。梁门下省置令史、书令史，其中令史为九品[39] 。

至陈，据《唐六典》卷一“令史”条注，尚书省置令史。中书省“不置令史”，而设“书吏二百人，书吏不足，并取助书”[40] 。门下省则沿梁制，置令史、书令史。

北齐、梁、陈之三省，除陈之中书省较为特殊外，已基本形成了令史、书令史的结构。隋朝在继承的同时，其改革主要表现于数量的增加和品位的调整。南北朝时三省置吏数史料多不载，唯有梁制稍存，其尚书省有令史一百二十人、书令史一百三十人；中书省置令史八人、书令史十二人。这和《唐六典》记唐尚书令史三百名、书令史多达近六百人；中书省有二十五名令史、五十名书令史相比，相差数倍。隋代虽然不见吏之具体数目，但从吏部尚书牛弘所言“今令史百倍于前”看，吏员数量增加的趋势是确凿无疑的。在令史、书令史的品位方面，魏晋以来，即“用人常轻”，南北朝“益又微矣”，梁尚书省某些令史已经是流内之外的三品蕴位或三品勋位。隋沿此趋势，史言尚书省令史“革选卑降，始自乎隋”[41] 。而前代尚为流内官的中书、门下二省令史在“开皇初，始降为流外行署”[42] 。这样，三省中令史、书令史在设置与品位上便比较整齐了。另外，前代令史和书令史之间关系也不十分明确，例如梁中书令史、书令史就都是九品。隋三省中，对此虽无具体记载，但《唐六典》卷十《秘书省》“令史”条记：“隋秘书令史四人，流外二品；书令史九人，流外三品。”由此可知隋令史与书令史之间已经确立了上下关系。

（四）台省胥吏与寺监胥吏的区分。

北齐“自诸省台府寺，各因其繁简而置吏。有令史、书令史、书吏之属”，台省、寺监置吏无原则不同。隋炀帝大业三年，除尚书省置令史外，“其馀四省三台，亦皆曰令史，九寺五监诸卫府，则皆曰府史”[43] 。随着台省与寺监之间分工的逐步明晰，其胥吏的职名也产生了鲜明的区别。

通过以上简略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三省制的确立以及三省六部与寺监关系的逐步理顺，中央文官机构中文书胥吏的变化，主要是通过隋开皇、大业年间的机构改革，与三省制的要求相适应，综合条理南北旧制，改变了前代制度中职名不一、层次不清的混乱状态，在三省分设尚书都事、门下录事、内史主书，在作为决策与行政核心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中，建立了整齐划一的以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中心的处理文书的系统（参见附表一），由于令史、书令史全部降为流外官，每十令史置一正九品主事，又因台省令史与寺监府史的区分，其纵向层次以及机构间的区分更加清晰。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初具规模，并奠定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由隋到唐朝中叶，以三省制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制度虽不断调整，但总体相对稳定。从中央文官机构胥吏系统发展建立的角度观察，隋朝划时代的成果奠定了发展方向，唐前期胥吏系统的发展主要是在隋朝基础上扩展和规范，进而形成了与机构职能、地位相应的三个相对独立的胥吏职位序列。

唐初，完全继承了隋朝的改革成果。在隋整齐划一的趋势下，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中分设都事、录事、主书，且同升为从七品。在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内，在各司令史、书令史之上均置主事[44] ，而且同为从九品上阶。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令史、书令史分别为流外勋品和流外二品。寺或监的府为流外三品、史为流外四品。

我们所能看到的隋朝胥吏系统的发展主要是在三省六部及寺监中。唐前期，整个胥吏系统逐步向中央其他机构扩展延伸。隋之秘书省设“令史四人，流外二品；书令史九人，流外三品”。唐完全照搬，丝毫未改。同时，唐在秘书省令史、书令史之上新设置从九品主事一人，“掌印，并勾检稽失”[45] 。殿中省主事二人为隋炀帝置，唐继承其制[46] 。在内侍省，隋朝内侍省原有“主事二人，开皇十六年，加置内侍主事二十员，以承门阁”。从其职任看，与专处理文书的主事有一定差距。唐置从九品主事二人“掌付事勾稽省抄也”[47] 。另一方面，据《隋书·百官下》，隋炀帝大业三年以后，由于内侍省改为长秋监，为五监之一。根据“九寺五监诸卫府，则皆曰府史”的命令，其长秋监主事之下的胥吏成为府史。唐又改为内侍省，置令史、书令史。这样一来，秘书、内侍、殿中三省之省司就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一样，构成了“主事、令史、书令史”的胥吏系统。

唐朝前期中央文官机构胥吏发展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于整个胥吏系统的规范化，主要表现于三个相对独立胥吏职位序列的形成。

有关资料主要集中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唐六典》。但是三书相关记载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旧唐书》与其他两书在某些机构，如太子左春坊六局等差别甚大。如何解释这些差别，关系到《旧唐书·职官志》的性质。学术界一般认为：“（《旧唐书》）《职官志》三卷，主要记述代宗以前的设官情况，但又未取韦述《唐书》。《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当时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代宗以后的制度，以德宗朝的变革补入最多”[48] 。上述观点，特别是“未取韦述《唐书》，直接录自《唐六典》”有进一步讨论的馀地。因此，为慎重起见，本文假设三书有各自独立的史源，并以各个机构为研究单位进行具体分析，在断代的基础上争取对差异作出更接近史实的解释，为进一步分析提供尽量可靠的依据。因内容庞杂且篇幅所限，以下，仅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机构试论之。

⑴ 前“注[44]”文已说明《旧唐书》吏部“吏部郎中”条缺吏部主事实为漏记，唐前期一直存在吏部主事一职。

⑵ 《旧唐书·职官二》礼部“祠部郎中”条，“主事二人，令史五人，书令史十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唐六典·尚书礼部》、《新唐书·百官一》均记为“主事二人，令史六人，书令史十三人，掌固四人”。差别在于是否有“亭长”一职及三个具体数字。

我们认为此条为《旧唐书》误。理由如下：第一，就此条时间而言，关于祠部郎中的职掌，《唐六典》记其掌“佛道之事”。《旧唐书》、《新唐书》记为掌“僧尼之事”。《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祠部员外郎》云：“延载元年（694）五月十一日敕：‘天下僧尼道士隶祠部，不须属司宾。’……（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七日，道士、女道士割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49] 。据此诏可知，《唐六典》此条反映开元二十五年（737）之前的情况，《旧唐书》和《新唐书》此条为开元二十五年以后的情况。而《唐六典》、《新唐书》置吏完全一致，可见前后变化不大。那么《旧唐书》与二书的差异便值得怀疑。第二，《旧唐书》此条记有“亭长”一职。根据唐制，亭长在各省部寺监中普遍设置，但仅置于各个机构的头司之中，如在六部二十四司中，只有在吏、户、礼、兵、刑、工六司中设亭长，《唐六典》和《新唐书》莫不如此，《旧唐书》除此条之外，也均如此，可见此条与制度惯例有不和谐之处。第三，《旧唐书》此条与“礼部郎中”条置吏数量名称完全相同，按例，亭长在礼部也应置于礼部司下。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旧唐书》“祠部郎中”条职员部分为抄“礼部郎中”条之误，祠部司置吏应以《唐六典》、《新唐书》为确。

⑶ 在有关太子东宫官吏的记载中，《旧唐书·职官三》、《唐六典》之卷二六、二七、《新唐书·百官四上》之间的差别最大。其中与本文主旨最密切的是与另外两书相比，《旧唐书》在太子右春坊、太子内坊未记“令史、书令史”；药藏局、内直局、典设局、宫门局《旧唐书》未记“书令史、书吏”；司经局、典膳局《旧唐书》未记“书吏”；而在太子家令寺、率更寺、仆寺及寺属食官署、典仓署、司藏署、厩牧署中，《旧唐书》均未记“府、史”。《唐六典》和《新唐书》在记述以上职位时，在具体数量上也略有差异。幸好《敦煌发见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和《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宫臣部·总序》分别记载了永徽二年（651）、开元二十五年的东宫职员情况，为讨论提供了较为确切的时间参照。

先考察三书记述东宫部分的大体时间。从机构设置来说，《旧唐书》、《唐六典》均有“太子内坊”，《新唐书》东宫无，而是在内侍省设“太子内坊局”。此变动是根据开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内坊宜复内侍省为局”[50] 。可见开元二十七年为《旧唐书》、《唐六典》的下限。由二书崇文馆内置“校书二人”可知其均为开元七年以后制度[51] 。永徽《残卷》第17行记内直局有“典玺四人掌守玺”，而《旧唐书》、《唐六典》均未记。《新唐书》内直局注云：“武德中，有典玺四人，开元中废。”又《旧唐书》、《唐六典》均记“太子宾客四人”，据《唐会要》卷六七《东宫官》记太子宾客“开元中，始编入令，置四员”。综合以上几条可知，《旧唐书》和《唐六典》东宫官属部分反映时间大体相当，均记开元中后期制度。

隋东宫置吏状况从《隋书》中难以得知，但《册府元龟》中完整的保存了一条隋文帝时太子内坊官吏的资料，“隋文帝始置太子内坊，典内一人、丞四人、录事一人、令史三人、书令史五人、道客舍人六人、阍师六人、内阍八人、内给使无员数、内厩二人、典事二人、驾士三十人、亭长二人、掌故四人”[52] 。从吏名到员数，都与永徽《残卷》和《唐六典》所记相当接近。从内坊情况可知，在太子内坊置吏方面，唐承隋制，变化不大，直至唐中。而以《残卷》所记永徽二年制、《册府元龟》所记开元二十五年制、推测为开元中后期制度的《唐六典》、及至少为开元二十七年以后制度的《新唐书》互相比较，可以发现近百年中东宫这部分官署置吏状况相当稳定，前后变化甚微（参见附表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既然《旧唐书》也反映开元中后期的东宫状况，与《唐六典》大体同时，那么其对“书令史、书吏、府、史”等胥吏的大量未记，至少从吏名来说，可以视为漏记。

⑷ 内侍省五局，《唐六典·内侍省》、《新唐书·百官二》记各局内均设有“书令史、书吏”，且两书对具体员数的记载也完全相同。如掖庭局记：“书令史四人，书吏八人。”可是《旧唐书·职官三》内侍省掖庭局记为：“令史四人，书令史八人。”在宫闱局，前二书记“书令史三人，书吏六人”，《旧唐书》记“令史三人、书吏六人”，数字相同，但吏名有异。

还是从时间入手。开元二十七年四月，太子内坊由东宫改隶内侍省，为“太子内坊局”[53] ，对这个重要变化，有《新唐书》记载，《旧唐书》与《唐六典》均未反映，可见《旧唐书》、《唐六典》内侍省条所记下限为开元二十七年。《唐六典》、《旧唐书》记内侍省长副官为“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而《新唐书》“监二人，少监二人”，其下注云：“天宝十三载，置内侍监，改内侍为少监。”由此可知《新唐书》此条为天宝十三载（754）以后制度。又《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记德宗“贞元四年（788）二月四日，内侍省内给事加二员，谒者监加四员，内寺伯加置四员”。同卷又记：“（贞元）十五年四月，诏内侍省内给事加置二员。……二十年十二月，诏加掖庭局令四员”[54] 。以此衡量诸书，《新唐书》记“内给事十人、谒者监十人、内寺伯六人”分别比《旧唐书》和《唐六典》所记多二人、四人、四人，与贞元四年敕合；而《新唐书》记“内给事十人”，与《唐六典》、《旧唐书》“内给事八人”相比，增加二人，正好和贞元十五年诏相符。其“掖庭局令二人”和《唐六典》、《旧唐书》相同，与贞元二十年敕不合。可见《新唐书》记内侍省职员令为贞元十五年到贞元二十年之间的情况。从开元二十七年到贞元十五年，《唐六典》与《新唐书》记载的时间跨度在六十年以上，而二书在诸局置吏方面几乎完全一样，仅仅《新唐书》在奚官局增“药童四人”，宫闱局之“内阍人”作“内阍史”，“书令史、书吏”的记载更是惊人的全等，这说明诸局置吏情况变化不大。

《唐六典》、《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均记“内侍四人”。《通典》卷二七《职官九·内侍省》“内侍”条注曰：“旧二人，开元中加二人。”这与《唐六典·内侍省》“内侍”条注：“皇朝依开皇，复为内侍省，置内侍二人，今加至四人”合。可见《唐六典》反映开元中制度。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亦作“内侍四员”，但校勘记云：“内侍四员，‘四’字各本原作‘二’，据《唐六典》卷一二、《通典》卷二七、《册府》卷六六五改。”从时间定位角度考虑，此处将“二”改为“四”似不妥。因为《旧唐书》“内侍二员”，正好说明其记述内容是在开元中“加二人”以前。《旧唐书》所反映的情况既早于《唐六典》，那么，《旧唐书》记在掖庭局和宫闱局内设有“令史”便有可能，而景云二年（711）敕“内侍省令史资劳，宜同殿中省令史，其五局令史，同殿中省诸局”[55] ，正可作为玄宗前内侍省五局中可能设置令史的旁证。

若上述不误，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在内侍省五局中，直到玄宗以前，在胥吏配制上还有“令史、书令史”，“书令史、书吏”或“令史、书吏”的多种结构，玄宗时对此进行了调整，主要在形式上将五局置吏统一成“书令史、书吏”的结构。由于职位数量未变化，所以其调整的目的突出的表现在追求名称和等级的整齐划一。改革后的制度稳定，长期未变。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认为，与《唐六典》和《新唐书》对比，《旧唐书》内对置吏记载的缺失或不同，不能说明当时没有置吏，多数是漏记，也存在错误，但其中也不乏珍贵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的依据和思考的线索。在试图解决《旧唐书》问题的同时，对诸种资料进行比较中我们发现，就胥吏的设置而言，《唐六典》每卷前的职员表是反映唐开元中后期各机构职位配制情况最完整的资料，是唐前期胥吏系统发展的结果。下面，以这批史料为核心，试探讨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内的文书胥吏系统。

隋唐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丝绸之路;固原;北朝、隋唐墓地

[中图分类号]K87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28-03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是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墓葬群。它位于固原市原州区西、南郊(现开城镇)的小马庄、羊坊、深沟、大堡、王涝坝五个自然村和南塬一带。2008年,被列为中国与中亚五国政府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捆绑申报点。保护范围总面积1650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1120公顷,缓冲区面积530公顷。

一、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历史文化内涵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建造时间为公元6～7世纪,历经北周、隋、唐三个王朝。该墓地的考古发掘始于1982年,到2004年共发掘北周及隋唐时期大、中、小型墓葬50余座,其中著名的墓葬有北周墓3座、隋墓1座、唐墓6座。该墓出土了大量蜚声中外的反映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的珍贵文物,典型器物有镏金银瓶、玻璃碗、金戒指、铁刀、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宝石印章、瓷器、铜器、壁画等,还有能够体现墓主人身世的墓志及其两具欧罗巴人即白种人的骨架。出土文物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不可比拟的历史、考古、民族与艺术研究价值。

公元4～7世纪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时期,长(安)―凉(州)之道的北路途经宁夏境内190多公里,形成了著名的“萧关古道”,而固原就是古道上的咽喉重镇,贡使、商贾、僧侣往来频繁、络绎不绝,诸多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多源于此。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中出土的众多中西亚器物和受其风格影响的器物,如13枚萨珊金银币及其仿制品,展现源于希腊、罗马文化艺术风格的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镏金银瓶,来源于伊朗高原萨珊玻璃系的凸钉装饰玻璃碗,微雕生命树母题并刻有中古波斯铭文的宝石印章等,以及手握或口含金银币的葬俗,证实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传播的兴盛和文化交流的发达。尤其是出土的7盒史氏与安氏墓志,记载了隋唐间活动于中亚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人中的史氏流寓原州的事实。粟特人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公元3~8世纪,他们沿着丝绸之路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一线建立了诸多商贸点和定居聚落,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贸活动。有些也跻身于官宦之列,生活在原州的粟特史姓人就是“因宦徙居”,他们均担任原州的中上层官员。墓地的发现,证明了这里是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在中国境内的重要聚居点,也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华化和民族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经鉴定,唐墓中出土的两具人骨架头骨的颅面形态具有白种人的特征,史籍中关于粟特人面貌的记述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依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把欧罗巴人分布的最东界从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推进到了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具有特别的意义,进一步说明丝绸之路上原州人种分布的多样性。

北朝时期,固原是著名的北方军镇之一,这时又逢丝绸之路兴旺和畅通的重要时期。固原西南郊成为古人埋葬的理想之地,不乏高官在这里营造大型墓葬。迄今已发掘北朝时期墓葬十几座,其中北周大型墓葬3座,即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墓,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宇文猛墓,柱国大将军田弘墓。这3座权臣的墓葬呈东西一线并列分布,自李贤墓到宇文猛墓距离为1.72公里,宇文猛墓到田弘墓距离为0.67公里。营造时间前后相距10年,宇文猛墓造于北周保定五年(565),李贤墓造于北周天和四年(569),田弘墓造于北周建德四年(575)。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批蜚声中外的文物,尤以镏金银壶、凸钉装饰玻璃碗等国宝级文物而著称。

隋唐时期的著名墓葬主要有粟特人史姓墓葬6座,即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大唐故左亲卫史道洛墓(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大唐故朝请大夫平凉郡都尉史索岩与夫人安娘合葬墓(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墓(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唐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墓(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墓(唐仪风三年,公元678年)。还有一座非史姓的大周处士梁元珍墓(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另外,南塬上的诸多唐代中、小型墓葬,其中唐M29中的两具人骨架,为男女合葬,经人骨鉴定,均为白种人。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南北朝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兴盛期,大量带有或受中亚与波斯风格影响的西方文化向东传播,而原州及固原正处于这条传播路线的中心位置,原州的考古发现把地中海、伊朗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朝鲜半岛、日本海岛紧密联系起来。戎装甲胄、佩刀、金银玻璃器皿、货币等中西亚文物在北魏、北周墓葬中出土,便是有力的证据。这些随葬品中,部分器物来自中亚和波斯地区,或受其文化影响。北周李贤夫妇墓中有4件器物来自中西亚。镏金银壶是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中亚制品,是希腊化对巴克特利亚地区影响的产物;凸钉装饰玻璃碗是典型的萨珊朝制品,其上凸起的凹球面装饰在帕提亚、萨珊时期的伊朗高原上一度很流行;镶宝石金戒指,戒面蓝色宝石上微雕手执弧形花环的人物,其母题来自萨珊,它的原产地是萨珊或中亚某地;银装铁刀的佩系方法,是公元5世纪时西土尔其斯坦发明,约在公元6世纪传到我国,并逐步取代传统的式佩系法,后又经过中国传入日本。另外,李贤墓、宇文猛墓、田弘墓中出土的具装甲骑俑和武士俑、吹奏乐俑及出土的伎乐壁画,反映出来自中西亚乐舞的影响。墓葬中出土的东罗马金银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实物见证。

隋唐间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时期,隋唐墓地中出土了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再现了固原的丝路重镇地位。史射勿墓中出土的一枚金戒指,正中原镶有宝石,这种镶宝石戒指是中亚、西亚传入的。史诃耽墓中出土的蓝色宝石印章,在宝石上雕刻图案的做法,流行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物,其上的铭文属古波斯的帕勒维文,是萨珊王朝的一种祈祷文。出土的石门门额刻有联珠纹,内填怪兽,联珠纹起源于萨珊,在中亚地区流行后东渐传入我国,在我国流行的时间有限,初唐以后即衰落。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兽面金饰、动物纹圆形金饰等器物,均表现出西亚、中亚风格。覆面的葬俗与波斯和中亚的覆面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额饰上半月形间托一圆形,圆形或表示太阳,与西亚、中亚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墓地中发现口含金币的葬俗与中亚地区有着密切联系。东罗马金币出土时均放置在墓主人头部,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币含在口中。这种口含金币的埋葬习俗与古希腊神话有着联系。据说,人去世后要到遥远的地狱世界,灵魂要由赫尔墨斯领至冥界的门口,再由卡戎用渡船运过斯蒂克斯河,人们要付给卡戎摆渡钱,而希腊人把这种钱置于死者的口中,后来罗马人沿袭了这一习俗。20世纪后半期在中亚地区发掘的从公元1～8世纪的许多墓葬中,都见有死者口含或手握金银币的现象,而在古希腊墓中发现含币的习俗比中亚地区要早的多,约从公元前5至4世纪开始。中国境内古代乃至近现代均流传有死者口中含玉或含珠的葬俗,但没有死者口含钱币的习俗。固原史系家族墓中发现的这种葬俗,无疑是他们保留祖上在中亚的埋葬习俗。不难看出,从北朝至隋唐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达,丝绸之路上商贾络绎不绝,各种西亚、中亚的习俗、遗物源源不断流传到中国,固原作为丝路关隘要塞重镇,发现诸多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就是自然之事了。尤其史系家族本身作为中亚粟特人的后裔,又是丝绸之路上的权臣,充当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中间媒介是情理所在,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隋唐间发达的中西文化交流。

二、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普遍价值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彰显了人类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造茔理念。古人选择地势平坦、视野开阔、背山面水的理想之地作为死者灵魂的安息之所。该墓地背靠白马山,面临清水河,塬地开阔,环境优美,符合中国堪舆学中的风水观。大型墓葬的构建,盛行长墓道、多天井,出土的诸多壁画,镇墓俑、出行仪仗俑、侍仆舞乐俑、庖橱用具等器物,一方面象征墓葬具有模仿主人生前居所的完备形式,体现多进院落的风格,另一方面说明死者灵魂仍然能够享受生前的饮食起居与荣华富贵。这正是古人视死如生美好愿望的真实反映。墓地中大型墓葬流行长墓道、多天井的做法,无论是庶人还是品官,墓葬中都有3～7个不等的天井,这种现象在同一墓地中出现,十分罕见。而该墓地中多天井的出现,与这里的地质条件密切相关,充分考虑了黄土的失陷性特征。在营造墓葬时,容易塌陷,不适宜构筑长坡洞墓道,所以在长斜坡墓道上开凿天井,以满足古人在构建大规模墓葬上的礼仪需要。长墓道、多天井的墓葬形式,是长时间演变与创新的结果。另外,墓葬结构的明显特征就是墓道与天井上宽下窄,这样既便于施工,节省劳动时间,又有利于稳定结构,反映了隋唐间人们的埋葬思想。墓地中大型墓葬的深度距地表均有10尺左右,符合隋唐间的造茔制度。隋唐时,墓葬距地表的深浅,皆有丈尺,并规定若干吉尺。墓地中发掘的隋唐时期的8座大型墓葬,有4座深度属吉尺,有4座非吉尺,但误差均在1尺以下,若考虑换算误差、水土流失等因素,埋葬深度应该是按照堪舆吉尺而衡定的。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体现了4～7世纪丝绸之路繁盛时期宁夏段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粟特民族徙居与融合的事实,对研究中古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宁夏段发达的文化、商业贸易及粟特人甚至欧罗巴人华化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展示了文化与民族的多元性。墓地的发掘,在学术界与考古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统治王朝的权臣,曾在丝绸之路沿线重镇担任要职,对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发挥过重要作用,可以说,他们是著名的丝路人物。墓地中出土的众多中、西亚文物绚丽多彩、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精美无比,再现了丝绸之路一线文化交流由西向东逐渐传播的过程以及对丝绸之路沿线商业贸易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墓地中出土了大批珍贵壁画,是北朝隋唐间墓葬壁画的一大发现。北周时期的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绘有手持或肩扛仪刀的武士、门楼、侍女等内容的壁画,宇文猛墓仅存第五天井东一幅武士图,田弘墓在墓室及甬道绘有壁画,隋史射勿墓在墓道、天井、过洞和墓室绘制手持仪刀的武士、手持笏板的文官、门楼、侍女等内容的壁画,唐史索岩墓保存有第五过洞上方的一幅朱雀图。这些壁画内容丰富、绘制水平较高,尤其是北周墓中的壁画,人物面部画法与敦煌西魏北周窟中的人像面部画法近似,说明当时原州与敦煌地区的画工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流,并填补了西魏至北周壁画史的空白,是北朝画迹的重大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隋史射勿墓是一座大型壁画墓,为隋代考古所稀见,丰富了这个时期墓葬壁画的内容,艺术价值极高。

墓地中发现了隋唐时期“昭武九姓”之一的史系粟特人家族墓葬,出土7盒墓志,即《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志》、《唐故左亲卫史道洛墓志》、《唐故朝请大夫平凉郡都尉史索岩夫妇墓志》、《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墓志》、《唐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墓志》、《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墓志》,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交融。这些墓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仅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而且从墓志记载分析可知,墓葬的主人属中亚粟特侨民,即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他们是沿着丝绸之路一线逐步迁徙落籍固原的,并担任地方中高级官职。更重要的是,这为研究当时落籍固原的史系家族及粟特人东迁后的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墓地中还有诸多下层人士的无墓志记载的小型墓葬,体现了墓地拥有人群的多样性。墓地中展示的葬俗,不论是上层达官,还是下层人士,也不分中国的汉民族与外国粟特侨民,墓葬形制均使用墓道洞室墓,一律实行土葬,葬俗完全本土化,充分说明了不同人种在同一地区生活的趋同化,也表现出了文化从多元向一体交融发展的过程。

隋唐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中图分类号： P901 文献标识码： A

一、项目背景

洛阳历史文化深厚，有40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自1954年起，洛阳就开展考古工作，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已逐渐厘清其位置、规模、布局情况。1988年，隋唐洛阳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被国家文物局授予“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

隋唐洛阳城创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是隋唐时期的都城之一，史称东都城，地位仅次于长安，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先后居洛阳四十余年。五代时梁、唐、晋均曾以洛阳为都城，宋时称西京，宋金时毁于战乱。隋唐洛阳故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跨水，西逾涧水，规模约47平方公里，历史格局由皇宫城区、郭城区、离宫苑囿区以及水运水利网络组成。

隋唐洛阳城遗址是我国隋唐时期保留较为完整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具有极为突出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影响。

二、遗址公园建设情况

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隋唐洛阳城遗址”所指代的遗址概念不同。遗址公园的性质是城市公园，展示的遗迹点仅是隋唐洛阳城遗址众多遗址点中的一小部分。]位于洛阳市中心区的中州路以北、定鼎路以东的城市中心区，这里同时是隋、唐、北宋洛阳城宫城的核心区域，公园占地10.59公顷，项目于2010年6月启动，在2013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公园主要展示以天堂、明堂为核心价值的隋唐时期文化遗存，兼顾其他历史时期的历史遗存。因此在公园设计中，也将分区按照历史遗迹朝代划分，分为隋、唐、宋三个展示区。唐代遗址展示是园区主要部分，内容包括天堂、明堂遗址展示馆和三条唐代廊房遗址；隋代遗址展示区，主要展示隋乾阳门遗址，这是园区主入口，同时是重要的集散广场和群众活动场地，宋代遗址展示区，包括两条宋代廊房遗址和宋太极殿下沉广场，为当地居民提供静僻雅致的休憩空间。

园区的管理分为三级，以满足不同管理要求。一级：天堂、明堂保护展示建筑实行封闭管理。二级：园区主要景区，包括天堂、明堂保护展示建筑与隋乾阳门入口广场和隋唐廊房遗址及宋代廊房遗址之间的空间，实行封闭管理，以树蓠结合玻璃展示廊作为隔离手段。三级：同样实行封闭管理，以树蓠结合围栏作为隔离手段，实行如此管理模式，与设想初衷有一定差距，虽方便管理，确没有充分起到公众参与的目的。

公园的设计的目，一方面要展示场地内隋、唐、宋三朝代历史遗存，溯源天堂、明堂周边历史环境风貌，揭示隋唐洛阳城遗址的重大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改善洛阳市中心城区环境，为洛阳市民提供遗址参观、游览及日常休憩的活动场地及历史文化教育基地，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果惠及民众。同时要促进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带动洛阳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实现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和谐共赢。

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城市规划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设立的初衷是立足于遗址保护，致力寻求遗址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通过打造文化名片，提升社会价值，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加强遗址保护，找到发展与历史文脉的切合点，使得大遗址保护不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能够促使地方政府乐于建设，在遗址保护前提下，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跷跷板。

在不断探索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切实发挥与地区经济发展共赢的目标中，就逐步催生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展示模式，这同时是在探索一种广泛、深入、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国家文物局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文物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2009年。]”概念的界定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还处在初级阶段，可以看作是一项实践操作先于理论研究的新生事物，公园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还不完善，缺乏针对遗址特性的思考。

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对洛阳城市中心区其他遗址的展示起到示范作用。整体而言，洛阳故城具有规模大、分布广、遗址可观性不高以及土体不易保存的客观问题，制约着洛阳故城展示模式的选择，同时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区位条件，也对展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临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多重难题时，首要的解决途径是依靠政府主导，结合城市发展规划，寻求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化建设和谐统一的发展模式，鼓励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对洛阳地区，乃至全国的城市中遗址展示都有启发的作用。

四、结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对具备展示条件的考古遗址启动的新兴展示模式，旨在解决遗址展示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随不同理解、不同契合的目的和需要，因而将文物本体保护、展示、旅游、文化产业、城市发展等融合为一体。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经推出迅速得到洛阳市政府的响应，其发展速度超出了文物部门的设想。考古遗址公园的优势是，使得遗址得到有效保护，改善区域环境，展示与利用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达到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双赢的局面。但作为新兴事物，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不同的问题，如遗址受到人为干扰，易在保护利用的过程中遭到二次破坏，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被误读，以及易受到房地产开发等影响。在洛阳遗址公园案例建设当中，引发的问题提出思考：

1、作为基础工作的考古研究尚不全面，尤其处于洛阳城市中心区的建设，由于与现代城市建筑大面积叠压，导致考古工作开展存在很大困难。

2、需谨慎选择展示手段，慎重选择展示材料。遗址景观设计的部分，在对植被的选择方面，首先要考虑到遗存埋深，植物根系是否会对本体造成伤害，其次要考虑植被的区域性，避免频繁更换植物品种，提高植物的成活率。另一方面，设计要符合常规的行为心理学规律，在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明堂屋顶材料的颜色易产生歧义，因此公园又对屋顶进行改造，造成了经济损失。

3、需加强展示计划。在规划当中需要正确把握遗址的内涵，充分消化考古内容，加强与考古人员的协作，充分理解遗址内涵和外延，增强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可行性。

4、注意展示的适度性。针对在城市中心区内的展示工程，涉及部门众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在确定展示规模和展示内容时，需要考虑到各利益相关者。针对洛阳遗址与现代城市大面积叠压的情况下，有必要长期规划、依据考古成果、甄选展示对象、合理论证，以点带面，依靠各遗址点的逐步展示利用，形成片区效应。不可在筹办阶段盲目拆迁，造成地区发展的失稳。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与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