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隋唐文字锦；汉晋文字锦；艺术设计；织锦技术；社会发展

隋唐文字锦在我国丝织物及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受到汉晋文字锦的传承，并随着织锦技术的进步及西域文化的影响，逐渐发展演化出了自己的风格，对宋明清乃至现代的丝织物，都存在一定的影响，在我国丝织物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使在我国今天的织物图案上，依然存在着唐锦的遗留痕迹，比如“帧薄“寿”、“福”等单字及其与花纹相配合的图案纹样仍频繁的出现和活跃在现代织物上。因此，隋唐文字锦的艺术风格对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思路仍然存在深远的借鉴意义。

对于隋唐文字锦，已经有很多前人及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1，2，3，4，5]作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刘安定[1]及李斌[2]等人对汉晋至隋唐文字锦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大量实例的佐证下，其主要观点认为：首先汉晋文字锦以长语句为主而隋唐文字锦则主要呈现单字或短词。在汉晋之时，文字锦主要表现为祈福、求仙及纪事为主的长语句，如汉锦中的“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锦”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而到了隋唐，取而代之的是简明扼要的段语或单字，如“贵”“吉”“喜”等，例如隋唐之际的“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和“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其次汉晋文字锦与图案搭配较为单调，主要表现为图案中填字的方式，而隋唐文字锦中文字与图案搭配更为丰富，经常表现为文字与图案相互重叠的方式，并且图案也更为生动。

对于以上两个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的主要差异，刘安定和李斌[1，2]认为，造成该现象主要因素首先是外来织物纹样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传统织锦造成了冲击，丰富了唐锦的艺术造型；其次是隋唐统治阶层对西域外来文化的积极和开放态度，使得唐锦吸收了外来的纹样或风格；最后则是文字崇拜在隋唐时期逐渐衰落，导致汉锦中祈福类长语句不再流行。

在造成唐锦艺术风格变化的原因上，笔者认为刘安定等人的所列举的外来纹样冲击说、隋唐统治者开明说以及文字崇拜衰落说只是原因的一部分，而造成唐锦艺术风格进步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首先，织锦技术的发展使得更为生动的图案表现形式成为可能，对织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及影响，促进了隋唐文字锦的进步；其次，社会生产的进步使得隋唐之际的平民阶层可以接触到甚至拥有织锦，进而影响了文字锦的发展历程；其次，汉语言的发展使得汉语表现更加简洁而内涵更加丰富，单字所承载的意义更加丰富；最后，隋唐时织锦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繁琐难以加工的图案及字句被抛弃，转而求之于丰富生动而又便于加工的图案及图文搭配形式。

为了方便说明，以汉晋文字锦与隋唐文字锦中较为典型的代表，可以看出，单从唐锦本身的花纹及文字艺术表现形式来说，相对于图案古香古色、并带有祈福类长文字的汉锦，除了唐锦中文字与图案搭配更为丰富，且经常表现出文字与图案相互重叠艺术形式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织锦的纹样题材在隋唐之际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纹样从繁琐写实的祥瑞神兽往灵动写意的花鸟缠枝风格过渡。汉锦中的长语句大多以线状的排列方法，而唐锦中由于图案多以缠枝或团花为主，为了与其配合，唐锦中汉字排列多以四方连续构图的形式呈现。并且由于外来纹样的传入，隋唐织锦的纹样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且具有异域气息，风格也更加灵动写意。可以看出，隋唐之际的织锦图文形式在艺术上表现了长足的进步。从表面上看，固然是外来艺术的影响及人们审美风格的进步造成的，但是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织锦技术的发展使得更为生动、丰富、图文重叠等的织锦艺术形式变为可能。不得不说，汉锦中文字与图案略显单调古板的搭配形式，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及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影响所致，然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即使汉代人民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但是汉代落后的织染技术尚不足以将更为丰富生动的图案表现出来，而到了唐代，织锦、印染以及丝织技术的发展，都为隋唐文字锦的辉煌做出了贡献。

生产及社会的进步也对织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汉晋至隋唐，随着生产的进步及物质的丰富，织锦变得更加普及，织锦艺术的拥有者从汉晋的贵族阶层逐渐向隋唐之时的平民阶层普及，到了隋唐一代，织锦不再像汉晋时代那样，仅是贵族专享物品，平民阶层中的富有者也有机会接触或者拥有织锦，平民阶层对织锦艺术形式的偏爱必然影响织锦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肯定的是，平民阶层的对汉语言的掌控程度必然无法与贵族阶层相媲美，他们不可能对“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这类拗口而又类似于祭祀文字的语言感兴趣。

同时，随着汉语言的发展与演化，对于隋唐文字锦来说，绝不仅仅是从汉隶书演化成了唐楷书这么简单，而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汉语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简洁，而另一方面其所承载的意义却更加丰富，这是一门语言发展所经历的必然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有外来语言以及平民阶层口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非常复杂的一句“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还不如短短的三个字“贵”、“吉”、“喜”所承载的意义更多，而后者却更简洁，更容易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平民阶层所接受和喜好，这也是汉晋织锦中长语句衰落而隋唐织锦中短字词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隋唐之际，随着织锦艺术及实物向平民阶层的普及，织锦被广大平民阶层接受以后，由于平民阶层对织锦的需求量大但却囿于其有限的购买力，织锦作坊为了节省织锦制造成本而增加产量，繁琐的长语句、难于加工而又繁琐的瑞兽纹等表现形式必然会被织锦作坊所抛弃，转而被简洁的单字、写意的花鸟缠织纹等生动而又便于加工的艺术形式所代替，艺术形式变得更加生动写意，这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之间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进了叙述与研究，尤其是深入地辨析了隋唐文字锦相对于汉晋文字锦在图案、文字及搭配形式上的不同之外，并对造成该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不得不说，对于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存在的差异，除了刘安定等人的所列举的外来纹样冲击说、隋唐统治者开明说以及文字崇拜衰落说外，更为重要的则是织锦艺术、社会生产及汉语言的发展，导致了唐锦中更为丰富、生动的图案出现，也导致了汉锦中祈福类长语句的衰落。

参考文献：

[1] 刘安定.中国古代织物中的文字及图案研究[D].东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

[2] 李斌，李强，刘安定.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字锦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J].服饰与文化：源流考据，2016（1）：15-20.

[3] 李斌，李强，杨小明.中国古代丝织物中织造文字探析[J].进展与评述，2012（2）：7-12.

[4] 朱丹.卷草纹样在唐代织物中的应用研究[D].西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4.

[5] 常莎娜.中国织绣服饰全集[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唐代；石刻文献；墓志资料；史料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8-0005-06

文史研究须注重史料的收集及利用，今天所说的史料不仅包括文献记载，还包括出土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提出以后，出土文献越来越得到重视，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成为文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1925年9月，王国维先生发表了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此即今已为人熟知的“二重证据法”。王氏的见解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同。陈寅恪先生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更进一步论证了“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中国古史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现代许多学术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实践中，都自觉运用此法，当代不少研究古史的中国学者仍将此法法奉为古史研究的圭臬。但当代也有一部分学者，已突破“二重证据法”而创新运用“三重证据法”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考据方法。地下新材料在文史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石学兴起于北宋，成为宋代一门相当兴盛的学问，宋人见到并留下记录的唐代石刻文有3000多篇，可惜宋人得见的唐代石刻文献十之八九没有存留下来。清中叶以后，石刻研究渐成风气，存世的著述超过百种，就汇集历代石刻而言，王昶《金石萃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堪为代表之作。

今有多种墓志汇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建国以前，墓志原石或拓片多集中在端方陶斋、罗振玉贞松堂、张钫千唐志斋等私家手中，一般人很难见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唐代石刻文的汇录，比较有名的有商务印书馆1911年石印出版端方《斋藏石记》以及罗振玉编《冢墓遗文》系列。张钫收藏大量以唐志为主的历代墓志，建“千唐志斋”以藏之，然民国时仅编有目录。以上所及唐墓志总数有2000多方。

新中国建立以后，唐代墓志陆续刊布。196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郊区隋唐墓》，其中收入一批墓志。由于墓志原石及拓片分散各图书馆、博物馆等地方，上述几部著作虽可供利用但毕竟有失全面，而新的唐代墓志又不断出土，因此对唐代墓志文献的整理工作就显得颇为急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1981年，由饶宗颐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共收录唐墓志388件；1984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管理所编《千唐志斋藏志》，其中收录唐代墓志1191方；1985年，齐鲁书社影印出版李希泌编《曲石精庐藏唐墓志》，其中唐墓志数量并不多，仅有93方，但都是精品；1989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不含索引），唐代部分有25册（第11册至第35册为唐代部分），收录唐代各类石刻拓本3000多种。这些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唐代石刻文献的主要著作，当然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的唐代石刻文献也并不仅仅只有这些。这些著作收录的唐代石刻文献各有特点，但所依据只是一地一处一家的收藏而远非全面的汇集，因此仍有局限性，加之墓志的不断出土，这些著作并不能更好的为学者提供所需资料。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大大改观，不断有人对这些墓志资料进行更加全面的汇总整理，编成较全面的著作，使学者对唐代的墓志资料有了总体的了解，更加方便应用。这些墓志汇编，内容及其优劣短长还未见有人全面评述，本文就此问题试作初步探讨。

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3607件，以原拓片影印，保持原件的真实面目。1992年，周绍良编撰《唐代墓志汇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二书合计，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5000件。1995-2007年，三秦出版社陆续出版由吴钢主编、实为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集体合作的《全唐文补遗》，已出版九辑，主要收录墓志，还有其他类型的石刻文，亦超过5000件。1994-200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已出版10卷19册（分别为1994年出版河南卷壹2册，2000年出版陕西卷壹2册，2002年出版河南卷贰2册，2002年出版重庆卷1册，2003年出版北京卷壹2册，2003年出版陕西卷贰2册，2004年出版河北卷壹2册，2006年出版江苏、常熟卷壹2册，2008年出版河南卷叁2册，2009年出版上海、天津卷2册其中收录唐墓志也较多。新出土墓志以洛阳为多，故专收洛阳墓志的书更多，有《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等。此外，散篇墓志还不断出土与，如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偃师杏园唐墓》即收墓志40余方，其中不乏价值颇高者。另有台湾学者毛汉光主编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研院史语所1985-1994年出版，共18册，每册100方，共计1800方唐墓志，是大陆以外很有影响的唐志汇编。

本世纪以来，仍有新编陆续问世。如由赵文成主编、西泠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新出唐墓志百种》及最新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等各种唐代石刻出版文献，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如此多的已出版唐代石刻文献著作，如何选择才会更利于自己的研究，就需要对这些著作有一定的了解。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编撰的各类唐代石刻文献中，价值比较高的当推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王仁波先生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吴钢先生主编的《全唐文补遗》和毛汉光先生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这几种著作总的来说收录较全，类型相似，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因此，笔者就这几部著作的优劣进行一定的分析探讨，以期能够为学者提供一定借鉴。

《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先生主编，编成于1984年，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唐代墓志3607方，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全的。该书墓志的收录原则为：唐及唐以前出生，卒于唐代的人，进行收录；虽生于唐代但卒于唐以后者不收录；墓主卒于唐以前，但在唐代有人对其墓进行修葺时补撰的墓志也不进行收录。编者以为毫无历史价值的墓志，如《汉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以及残缺过于严重、编者认为没有史料价值的也不进行收录。虽然有些墓志已经确定是伪作，但仍然可以用于其他方面考证的也进行了收录，但在收录时标明其为伪作以示区分。该书所收墓志按墓主入葬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并以年号为界，每一年号从一开始重新排列，墓志名称后列具体时间，便于查找。该书根据原石、拓片或其他整理过的金石著作进行录文，根据原志拓片著录在每句下加一横画记号，没有记号的就说明该文录于其他著作，编者也未知其原石的具体信息，以示区分。全书只录录文，没有原始图片或拓片照片。录文繁体竖排，全文加标点。每篇录文后都会注明该墓志原石藏于何处、拓本藏于何处的信息，拓本以周绍良先生自己收藏的为多，如没有拓片的就注明该文录自何书，以便读者查证。如垂供003《大唐故强山监录事成公墓志铭并序》录文后括号里写“周绍良藏拓本河南千唐志斋藏石”，垂供006《唐故处士张君墓志铭并序》录文后括号里仅有“周绍良藏拓本”宇样，垂供007《大口故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贾府君殡记》录文后括号里是“录自《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三”，便于读者知道原石及拓本情况。正如周先生在该书的编撰说明中所说，该书不仅收录以前的墓志铭，还有建国后各地陆续出土的新墓志。是建国后第一部完成的唐代墓志铭综合类汇编著作，收录较全，且有标点，利于学者使用。但是该书编撰于1984年，收录的都是1984年以前的墓志。1984年以后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该书并未能进行收录，所以该书收录墓志在时间上就有局限性。于是周绍良、赵超两位先生又主持众人抄录编撰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该书出版于2001年，新收录墓志1564方，补足了《唐代墓志汇编》的局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沿用《唐代墓志汇编》的编撰体例，两书合起来共收录唐墓志5000多方，是唐墓志汇编最全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对于唐代文史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唐代墓志汇编》一出版即广受好评，鲁才全先生赞扬它“不仅为研究者的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这一工作本身就是对学术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张国刚先生称赞它“物美价廉”；冻国栋先生认为：“中国中古时代特别是隋唐时期的碑刻资料存留至今者为数甚多，古今学人辑录、研究者也有不少，最具代表性的除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证》之外，可推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该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该书成于众人之手，不可避免出现各种缺陷，墓志重收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关于该书的重收问题，万军杰先生在论文《（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释例》中于前人的成就上加以研究，分析总结出《唐代墓志汇编》重收墓志为15例：开元053与残志042，开元193与残志005，开元268与残志056，永泰007、大历001与建中019，大历042与残志041，大历044与残志007，大历059后十五行与残志058，贞元027与残志010，贞元073与开成046，贞元016与残志034，大中095与残志017，大中103与残志016，残志003与残志020，贞元116与残志053，成通111与乾符001。《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的有7例：上元001与调露004，上元003（高宗）与上元001（肃宗），长安006与长安009，天宝003与天宝092，贞元032与大和036，宝历010与成通099，咸通004与成通013。《唐代墓志汇编》已收、《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有22例：永徽044与永徽014，龙朔022与龙朔010，上元011与上元023，上元032与仪凤011，永淳025与永淳009，长寿017与长寿007，天册万岁007与天册万岁003，神龙047与神龙021，开元001与开元003，开元200与开元065，开元361与开元105，开元524与开元181，至德003与上元002，大历063与开元040，贞元091与贞元047，元和019与元和049，乾符028与乾符023，残志038与永淳014，残志051与残志004（前为《唐代墓志汇编》编号，后为《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编号）。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两书的缺点。就两书来说，《唐代墓志汇编》比《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质量要好。《唐代墓志汇编》墓志文后还列原石藏于何处，拓片藏于何处，编者就算没见到原石，也见到过拓片。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大多录自别人整理过的墓志文献著作如：麟德016《唐故赵君墓志铭并序》录文后有“录自《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四册”，麟德018《大唐西州岸头府果毅息张君妻，麴氏墓志》录文后有“新疆考古所藏志，录自侯燥《解放后出土吐鲁番墓志录》”等，说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录文所用资料大多为别人已经整理过的著作，用别人已经整理过的书中的拓片或原石照片录文，而本人并没见到实物资料，较之《汇编》来说略显敷衍，价值不如《唐代墓志汇编》的价值高。此外两书还有其他的一些缺点，如录文时文字的误识，缺、漏、衍、误等常见的现象都较多。从墓志原石或拓片进行录文，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学者拥有古文字知识，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知识，对该时期的风俗、职官、地理等的了解要比较全面，否则录文时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在撰写墓志时，一些作者喜欢用俗体字/碑刻约定俗成的异体字等，对于文字的辨识会造成一定的麻烦。这两部著作已经进行了录文的工作，对研究者来说就会比较方便。总的来说，作为唐代墓志的汇编类著作，这两部著作收录的还是比较全面的，按年号编纂的体例，便于查找，且已经进行了录文工作，对学者来说比较方便；但是该书不录原石与拓片且没有介绍该墓志的具体信息，且重收，误识，缺、漏、衍、误等缺点使得该书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学者在用时要根据研究的具体内容辅以其他著作才会更加全面。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王仁波先生主编，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隋唐五代墓志。今天存世的隋唐五代墓志原石和拓本，数量相当可观。据粗略估计，大体在5000余种至7000种之间。对数量如此之巨的墓志，过去仅进行过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所藏墓志的整理和出版，范围不广，数量有限，而且所收拓片基本上是几十年前的旧拓。近40年新出土的墓志拓片，还未曾进行系统整理和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的编辑与出版，弥补了过去的不足和空白。它是第一部汇集隋唐五代墓志新旧拓本的宏篇巨制。本书共收隋唐五代墓志拓本5000余种，按收藏地域和单位分为以下9卷：《洛阳卷》15册，《河南卷》1册，《陕西卷》4册，《北京卷》（附《辽宁卷》3册，《北京大学卷》2册，《河北卷》1册，《山西卷》1册，《江苏山东卷》1册，《新疆卷》1册，这些卷已把现存的绝大多数隋唐五代墓志囊括其中。该书以图版为主，志文清晰，附有说明文字，对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撰人、书丹人、收藏等情况详为介绍。该书体例按地区编排分为9卷，各卷之中又按墓志主人的下葬时间编排，下葬时间不明的则按照卒年时间编排，入葬时间及卒年都不清楚的，从该墓志中推断出其大致年代再进行编纂。该书收录以墓志文为主，只要有拓本的，不管有没有文字都进行了收录。但有时一方原石有不同的拓本，拓本收录的原则为：各卷所收录的每件拓本，不与其他卷重复。同一墓志拓片分藏多处，取舍的原则依次为：选取存世石刻墓志收藏单位或地域的拓片，选取捶拓较早的拓本，选取有名家题跋的拓本，选取墨拓质量较好、文字清晰的拓本，选取较为完整的拓本。该书所收墓志以拓本为主，没有录文，因此学者要用的话就要先自己录文再用，这就要求学者有录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如不会录文就会有不小的麻烦。因此，可以和《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结合使用。墓志原石或拓片的影印本与录文结合使用，就会让学者对该墓志的认识更直观更全面。因为该书不仅录墓志正文，有的墓志有盖的，盖子的拓本也进行收录，盖子及墓志的形状、花纹都能顾及，对于有些研究墓志花纹及形状的学者有些许帮助。由于原石或者拓片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所以该书中墓志拓本的质量良莠不齐，有很大的区别。有些墓志文看得很清楚，可直接使用；有些则很模糊，用起来很吃力。这不是编者的问题，我们不能过于强求，只能参照其他著作使用。有多处拓本的，编者并没有清晰交待各拓本收藏的具体情况。如荀怀节墓志下的说明文字为：“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河南省卫县出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藏有拓片。拓片长、宽皆42厘米。正书。”从该说明文字中我们可以分析：该书按地区编排后每卷按墓主入葬时间编排，并说明入葬时间；该墓志的出土地点；说明该墓志的拓片不止一处有收藏，但此处只列收藏者一处，没有具体说其他地方拓片的收藏情况；说明该墓志拓片的长、宽大小概况；该墓志的字体为“正书”，也有“行书”情况。其中没有反映到的信息有该墓志出土时间、该墓志有多少拓片存世、其他拓片藏于何处、没有录文等情况。该书墓志名称后的编号为该墓志原石或拓片收藏处的编号，从而说明该墓志所反映的信息并不全面。该书中墓志的名称都为编者自拟，有盖子的也并没有按盖子上的文字进行墓志命名，而是从墓志中找出该墓志主的名字、官职等进行命名，如“刘府君墓志”、“李洪钧墓志”等，命名都很简单（女性已经成亲的，在其前冠以夫姓）。总的来说，该书以影印墓志拓片为主，不录录文，按地区分为9卷，各卷按入葬时间编排，墓志文下列该墓志的具体情况，但是拓片的清晰情况良莠不齐，墓志的出土时间、其他拓片藏地的具体情况等没有详细的说明。该书所收录的唐代墓志虽没有《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合起来全面，但以收录拓片为主，可以让学者认识墓志原石及拓片的具体情况，比只录录文更能反映墓志全貌。该书结合《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使用效果更佳。

《全唐文补遗》，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2007年陆续出版九辑，收录唐五代时期的石刻文章。该书收录石刻上起唐代下至五代十国，主收墓志，但不仅收录墓志，还有石刻诏书、经幢、碑文等，所收唐五代石刻文种类较其他只收录墓志的著作更加全面。本书汇编近些年来新发现的唐五代人的墓志等资料，繁体字竖排，标点并加以简单校记。这些资料均是《全唐文》等书中所未收的，可以作为唐史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全唐文》为清嘉庆年间官修的唐五代文章总集，也是迄今唯一的最大唐文总集。全书共计1000卷，以期收录唐五代时期所有的文章，便于学者使用查找，但是由于工程浩大，且成于众人之手，因此疏漏在所难免。清同治时期的古文献学家陆心源为补足《全唐文》，编撰《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补充了大量的唐文章。虽《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也收录有墓志文，但数量并不多。清末、民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陆续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唐代碑碣，包括石刻诏书、书札、碑记、神道碑、墓志、经幢等。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有的出自名家之手，有的虽是无名氏之作，但也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为璀璨的唐文宝库增加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宝贵资料。《全唐文补遗》是在《唐文拾遗》及《唐文续拾》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全唐文》进行补充。《全唐文补遗》主收墓志等石刻文章，与《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这几部著作一样属于唐代墓志文献的汇编类著作。该书与前几部著作相比，不但收录碑文、墓志，还有经幢、石刻诏书等，比只收录墓志的著作在收录唐代石刻文献方面更全面。该书的编撰体例与别书略有差异，收录唐文为单篇散章，故未按卷编次。其编撰均按人从文原则归纳整理，然后以《文苑英华》体例分类排列。即先按署名文章，次按阙名文章；文章按文体排列，同类文体按时间先后排列，撰者亦以时间先后顺为序。墓志按葬期，无葬期按卒年，无葬期、卒年及庙号等则附于某年号或某朝之后。所辑录的唐、五代文，有撰者姓名，而且《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有作者小传的，就注明在哪本书的第几卷有传；没有传的编者在查明有东西可考的就在下面写小传，而没有东西可考的就省略不计。原文所有的撰者地望、官职及与墓主人的关系等情况，都会在撰者下说明，以存史料，便于考察；没有撰者姓名的，都归在阙名类。编入该书的文章，有书写者和刻者姓名的都会罗列，且有史料可考的墓志文在书写时作者的官职名称都罗列得很详细，有些有落款时间的也会著录。该书所录的石刻文字，有题目的录原题目，没有题目而有碑额、志盖的就录其碑额、志盖题目。以上题目都没有的就另拟题目，但会在该题目上加星号标记以区分。因为墓志为人手书，在刻碑时原文会有脱、漏、衍、误之处，有该情况的，编者已查明的会在文后按处标明，易于学者比对原石。石刻文字中会有大量的俗体字、缺笔避讳字、武周造宇等，在符合原文意且不会产生歧义的前提下改为规范的繁体字著录。而避讳字中不以缺笔而以别的字代替的如丙作景之类的避讳字则不改变原宇，以便于学者了解当时的制度。碑碣上编者无法辨认的字，按原石中的笔画照录。在录文时原碑上的文字残缺或是由于年代久远腐蚀看不清的就以“”表示。文中缺字的，如缺的宇少且知道具体数目的也用“”表示，不知道所缺字具体数目的则在录文中写加括号内有“上缺”、“下缺”字样，表示有缺字但具体数目不知。在原文中为表示尊敬常有空宇或另起一行的做法，但该书编者在录文时不再表示空字也不再另起一行。与《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相较来说，这三部著作都是主要列录文的著作，但又略有不同。《全唐文补遗》中对于该墓主罗列有小传（《全唐文》等书中有传的写明小传在哪本书哪一卷），对于了解作者信息有很大的帮助，且根据《全唐文》等书做过校勘，录文后的按语揭示了校勘的内容。但是该书对于墓志的具体信息没有加以说明，如该墓志出土时间、原石藏于何地、拓片藏于何地、碑碣的长宽等信息，且录文所依据的拓片来源于何处，也未交代，没有原石或拓片的影印资料，只有录文，对于一些研究而言就不是很准确。该书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结合着使用对于补足唐文章的不足之处有很大的作用，其只作为墓志石刻文献来用的话，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总体而言，该书收录墓志石刻文献较全，按作者区分编撰，且有作者小传，对于研究唐代文人的文学著作还是有很大价值的。其作为唐代墓志石刻文献来说，罗列录文，与其他几部著作结合来用，相互补充，对于唐代文史研究者来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由毛汉光先生主持编撰，1985年开始出版，每册100件，到1994年出至第十八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1种）而中辍，仅收录到唐开元十五年（727）。该书兼收石刻和典籍中的唐墓志，采用拓本影印，附录文和考释，录文除据拓本外，又据前人校录和有关文献予以校订，考释则备录前贤研究意见，复援据史籍作出考按，在同类各书中体例最称善备。该书所收为1949年前所出石刻，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出土的墓志资料均未进行收录。该书所收墓志按时间顺序编纂，共收录1800方，收录的数量不是最多的，但该书收录墓志拓片所进行的附记很详细，交代了该墓志的基本信息。每一墓志先列编号（即001-1800，1800方墓志在进行编纂时按时间先后顺序编纂的编号），然后列墓志名称，后有录文，录文后的附记罗列该墓志的具体信息，后列拓片正文，如有盖子，其拓片也列于正文拓片后。该书中价值最大的就是每方墓志的附记部分。附记部分主要罗列有：其一，碑志来源，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拓片；其二，拓片形制，介绍碑志高、宽信息，墓志正文有几行、行几宇，碑文字体，盖子具体信息；其三，碑志之其他版本，其他地方（台湾境内）所藏拓片（拓片在所藏处的编号也进行罗列）及其他著作中的志文信息，其后还罗列录文中根据其他版本的拓片进行补改信息的详细校勘情况；其四，碑志主在正史中是否有传；其五，世系（即《新唐书世系表》中有无信息）；其六，碑志主之历世时期（即碑志主生卒年及年岁信息），这些是基本的附记内容。有些比较特殊的墓志还会交代碑志立处（即原碑出于何处，现藏于何地），有些碑中有异体字的也会一一罗列出来。该书所列碑志的具体信息很全面，学者用来很方便。

但是每一部著作都不是完美的，这部也不例外。该书所收唐代墓志只有1800方，现存的唐代墓志拓片或墓志原石共有5000-7000方，因此，所收不全，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该书所收墓志只是根据台湾境内所藏拓片或其他其著作（如《芒洛冢目遗文续编》、《古志石华续》等书）中的墓志文信息来编纂的，编者并没有墓志原石的具体情况，且收录的范围仅为台湾境内收藏之拓片，使得该墓志的信息不能与大陆所藏拓片或原石进行校勘，该墓志的信息具有很大的局限。且只收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墓志信息，在整个唐代墓志文献中，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出土墓志在唐代的石刻文献中所占的分量更重，因此，该书在很多方面并不能提供大量的新材料于学者进行研究。总体来说，《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所收录的建国以前的唐代墓志的具体信息分析较全，校勘精良，为学者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只收录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的墓志信息，且收录墓志拓片或墓志文信息仅限于台湾，使得该书的唐墓志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学者在用时须谨慎。

上述几部著作，是已经整理出版的唐代石刻文献中部头较大、收录内容较全的综合汇编类著作，对于唐代文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几部书中所收录的唐代石刻文献在各书中多有重复，但因其具体侧重点不同，可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对自己研究有利的著作来用。上述著作是研究唐代石刻的主要文献著作，相对于其他著作来说影响及价值都更大，对于一般研究者而言，这些著作就可解决基本问题。各书的侧重点不同，如《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主收录文，数量最多，且稍稍交代了墓志的其他信息；《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主收墓志原石或拓片图片；《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主校勘及附记，墓志文的具体信息较全；《全唐文补遗》也侧重录文，收录石刻类型更全面，且墓志撰写者的信息交代较清楚。各书的侧重点不同，学者可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选择对自己帮助较大的著作，当然也可几部著作相互比对来用，会使得学者的研究资料更全面。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政治与制度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与制度的研究从高峰期向下回落，相关的论文题目急遽减少，除一部分重复旧说外，有些论文呈现出新的视角并使用了新的方法，值得注意。

韩?N对隋代政治提出新解，在《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学术研究》2000—2）一文中，他重新探讨了隋文帝弑周宣帝及被其子炀帝所弑两件公案，通过排比分析相关史料和考证解释，得出二说均不能成立的结论。他的《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2）揭示了隋文帝断然采取积极抵抗突厥的隐秘动机，指出隋文帝在国内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积极主动与突厥开战，不仅具有抵抗外侮、富国强兵的目的，还具有重组军队、巩固政权的意义，在其背后，更有通过抗击突厥来刷新政治的意图。王光照《.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1）则指出隋炀帝大业初年 ,王朝北境的东突厥汗国已处在方生方成势力复兴之历史当口 ,而东突厥复兴抑成为隋之北疆防务及其东北亚战略发展一主要问题。鉴于此 ,隋炀帝亲临启民可汗牙帐 ,确认并重申开皇十九年 (599)隋与东突厥建立的宗藩盟约，并颁下《褒显启民可汗诏》以实现有隋对东突厥的有效羁縻。沈世培《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4）认为，隋朝对高丽总的方针是羁縻方针 ,把高丽作为它的附属国 ,并围绕这一方针来调整对高丽的和战政策。文帝时期实行的是和好的外交政策.，炀帝大业七年前是从抚慰到征战的转变，大业七年后是征战政策 ,这一过程与炀帝的个性特征和高丽的疑忌心理是分不开的 ,并因此而把隋朝推向灭亡。

有关唐代政治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各具特色。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事变”》（《敦煌学辑刊》2000—2）从敦煌写本唐《唐太宗入冥记》入手，指出在玄武门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该文还考论了唐太宗在玄武门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力图洗掉史书中对李世民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牛致功《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中华文史论丛》62）根据文献及新出土的碑文和墓志铭，探讨了房玄龄、杜如晦等17个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并分析了他们的作用，指出，玄武门之变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安排、目的明确的政治事变，李建成等的败亡，是这次事变的必然结果。刘树友则认为，李渊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采取了看似畏首畏尾无为，其实为中立的态度，遂使事态遽变，玄武门之变骤然发生（《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探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

唐刚卯对开天政治的研究采取了从社会风俗入手的新角度，他的《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东城老父传》读后之一》（《唐研究》6）指出，玄宗好斗鸡，与其十二辰信仰及社会传统的阴阳学说有关，玄宗以十分宠??安禄山为掩护，却寄希望于隐秘地用“金鸡障”的荒谬方法来“压弭”安禄山。由于其对“压弭”法的迷信，未采取有效遏制安禄山势力的方法，促进了安史之乱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贾艳红分析了德顺时期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认为顺宗即位前，主要是官僚集团与宦官的较量，顺宗上台后，演变为顺宗支持的革新派与宦官及守旧官僚的斗争（《论唐代德顺时期的立储之争》，《山东师大学报》2000—2）。卢向前研究了甘露事变后，“惜训恶注”的时人心态，他从其人作为、出身、入仕途径三方面，分析了这一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唐研究》6）。李斌城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及《监送真身供养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结合唐代史籍与墓志资料，考察了参与懿、僖二宗迎送佛骨的僧侣集团，从而揭示了二宗迎送佛骨的真相及这一重要佛事的深层内涵（《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僧俗考》，《论集》）。何灿浩分析了黄巢起义后唐末藩镇的状况（《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樊文礼《李克用的尽忠唐室及其背景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对李克用与唐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其间关系可用“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一句概括，其中“勤王之绩”是主要方面，这虽与沙陀风俗、李克用个人品格及汉族官员的影响分不开，但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李克用要借助唐廷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2000年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陈氏关于隋唐史种族文化说、集团说等都得到进一步的论考。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以唐末五代李克用为首的代北三部落及融合突厥、回?、吐谷浑、奚、契?、鞑靼等五部之众和部分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集团为研究对象，从沙陀的族源、内迁，代北集团的形成，其在唐末的政治影响，在沙陀三王朝中的核心和骨干地位，代北集团的消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代北集团”为作者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作者研究唐末五代史的新视角，值得重视。马驰利用石刻墓志研究了契?部在隋唐五代迁徙分裂的历程，并考察了契?何力家族的文化特征、籍贯变迁、婚姻状况、七代蕃将世家等（《铁勒契?部与契?何力家族》，《论集》）。杜文玉主要利用墓志资料，对史界少有注意的唐代宦官婚姻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唐代宦官婚姻具有稳定性、合法性、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了宦官之间尤其是高级宦官联姻对唐后期政治的影响（《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他还细致研究了唐后期绵亘数世的大宦官杨志廉、刘光琦家族（《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论集》；《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1）通过刘晏三次任使理财的过程，揭示了以往不曾注意的刘晏成功的身后背景和唐代财政运作本身更隐蔽、更复杂的层次，她指出，肃宗、代宗二朝，刘晏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清潭建立特殊关系，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主要是因为羡余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成为两者的基础。王力平《地域分野难以界说党派之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商榷》（《历史研究》2000—4）对李浩在《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4）一文中所提出的牛李党争乃士族圈内山东与关陇两大郡姓之争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在唐后期关陇集团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用郡姓出身的标准了划分两党，很是牵强，认为牛李党争应从当时特定的社会矛盾来考察。

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永贞革新，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对这一事件给中晚唐文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永贞革新是南方寒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以革新姿态向盘踞中枢的北方门阀士族进行的挑战，“标志着唐代文武联合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一次突进”。而寇养厚探讨了中唐新《春秋》学及其代表人物陆质的思想观点对柳宗元及永贞革新集团诸成员的影响（《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1）。

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的发现，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大事，戴建国以《天圣令》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成为中日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2）以其发现的《天圣令》所附唐《田令》48条为基础，探索了唐田令的构成、内容等，还研究了《田令》令文是否完整及令与其它法律规范——律、格、式的关系，并提出唐令是唐法律体系主干的观点。在《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文史》53）一文中，他又整理刊布了《天圣令·赋役令》50条，其中《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赋役令》的令文27条，为唐令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文中他梳理了23条宋令，得出“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唐开元时期赋役令的内容”的结论。黄正建《唐式摭遗（一）——兼论〈式〉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论集》）据日本古籍《倭名类聚钞》辑出唐式佚文，并探讨了唐式的特点及其在唐代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唐代法律研究中对令式原典复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日本学界律令制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官制研究中，中枢决策机构的研究日渐深入。方本新《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4）认为，“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对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运作的框架性特征，刘后滨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6）一文中，他考察了敕牒的特性及应用，认为敕牒是集中反映中书门下体制特征及体现宰相政务裁决权的公文书，是中书门下体制下产生的新形态的中央命令文书。他的《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考证分析了堂帖、堂案和五房、堂后官、堂头、堂吏等，指出中书门下不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简称，而是宰相裁决政务的具体化的相府，它有处理公务的文书堂帖和堂案，及常设的办公机构五房和专门的办事人员堂后官。沙宪如则认为中书省的政事堂议政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坏，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唐代政事堂制度的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6）。曾维君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枢密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山东社会科学》2000-—6）。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全面考察了这一中枢要职，总结了五代枢密使在由内廷班子向外朝机构转化、向掌管军事的外朝机构转化的过程中变化发展的规律。

使职、吏制研究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势。石云涛《唐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使府体制新探》（《论集》）考论了开天幕府构成及僚佐职名职掌，指出开天边镇幕府之僚佐系统是从前期行军总管府历镇军统帅府脱胎而来，而幕府体制与性质是当时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所造成的。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同上）据出土墓志，汇集了有关十将的史料，澄清了一些有关十将的模糊认识。赵雨乐追溯了唐五代武德使、皇城使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唐宋变革期内使职与机构的过渡问题（《从武德使到皇城使——唐宋政治变革的个案研究》，《唐研究》6）。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集》）考察了市舶使的充任者、设置地点等，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市舶收入对唐朝内库乃至国家财政的影响。王川论述了市舶使、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2）。李锦绣《试论唐代后期的三司胥吏》（《论集》）指出，有官的吏是唐代后期财政机构的主要维系者，官领吏职始于刘晏改革，改变了财政官员的构成及财政机构的运转方式。唐后期三司胥吏分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奉行文书三类，前两类职权更重，由勒留官及商人充三司胥吏，是三司胥吏构成中引人注目的特色。冻国栋《汉唐间“伍伯”浅识》（《资料》17）考察了汉唐间伍伯及其演变诸问题。汉伍伯为“官供力役”，唐则泛称呵辟行路、主行杖之人为伍伯，实以“问事”之名取代之，因两者任役相当，诸种文献或时人习惯上多沿旧称，问事或伍伯在唐属职掌中杂任役之一。

翰林学士成为新的研讨重点。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一书对其形成过程、建制、职能作用、地位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对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等提出新解。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4） 以翰林学士的起始阶段，即玄宗、肃宗两朝的翰林学士作一个案分析，并与当时的中书舍人等作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的政治环境及相应的社会作用。许辉认为，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至德、宪宗时,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科举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彭万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6）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五个方面对贞元八年榜作了综合考察，展示了这一榜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刘海峰《.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史研究》2000—2）认为，唐代俊士科并不是以四门学俊士生为取士对象的贡举常科,而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俊士即俊士生,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其存在时间不是止于天宝十二年而是一直实行到唐末。俊士科或俊士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它的设立和衰微反映出参政权向平民开放和教育机会下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何敦铧,林剑华《略论唐五代福建人士登科及其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4）统计福建人士有123人在唐五代科举中陆续登上科第，并考证了福建人士最先登上科第的第一位进士。有关科举制的文章尚有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等。

二、经济与财政

土地制度仍有新见提出。卢向前《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论集》）从授受田额、式的规定性、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受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西州田制可视为狭乡田制代表的结论，将西州田制与全国土地制度联系起来。乌廷玉回顾了“庄园”说产生的历程，认为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从日本学者开始，中国史学界唐朝庄园说深受日本学者（尤其是森谷克己）的影响。作者经过分析有关唐朝庄园的史料后指出，唐朝只有地主田庄，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史学集刊》2000—3）。这一结论与刘红运对敦煌文书“庄”、“田庄”分析后所得的结论相同（《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2）。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分三编十章考察了唐前期土地制度及在中唐的演变。该书指出，唐前期土地制度是一个三极结构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中唐以来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它使封闭性的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开放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此后的中国土地制度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 《法门寺织物的保存状况和已揭展部分的初步研究》（《论集》）研究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织物的保存状况及工艺技术价值，值得重视。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同上）及唐刚卯《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资料》17）、《“库露真”与“襄样”》（同上）研究了唐代金银器工艺技术、家具、漆器等，均呈现出唐史研究扩展视野的新趋势。

陈明光对唐代商业活动进行了细致分析，《略论唐代官私借贷的不同特点》（《中华文史论丛》62）探讨了纯经济性质的私人借贷与县财政属性的官府借贷在债务人身份构成、借贷形态、借贷原因、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并进而指出，唐代官府借贷社会影响有一点不同于私人借贷之处，即助长商人势力的发展，中晚唐 富商大贾势力明显发展，得利于“置本兴利”财政措施下对“捉利钱户”的种种优惠。他与毛蕾合写的《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中国史研究》2000—4）通过阐述唐宋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谷更有分析了船商的复杂生活，他认为，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 ,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 ,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 ,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 ,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思想战线》2000—6）。

吴丽娱关于唐代盐法及物价的系列论文值得重视。她的《浅谈大历高物价与虚实估起源》（《论集》）、《试论唐代后期盐钱的定额管理》（《中华文史论丛》62）、《试论唐后期物价中的省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3）对唐后期重点难点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虚实估起源于乾元、大历，与盐专卖及国家政策有关；元和省估与大历物价不同，是虚实各半的比价；盐钱与两税同样，存在着以省估计算的定额，定额支配着盐钱的收入支出；唐后期物价既受商品经济发展，亦受政府试图支配市场、国家财政部分商品化的双重影响，但最终虚估向实估靠拢，仍体现经济规律的特点，从而为唐后期的物价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外，她的《唐后期五代财务勾检制探微》（《唐研究》6）提出以往几无学者涉及的唐后期勾检制问题，通过大量的考据勾勒了唐后期比部衰微和使职管理系统下勾检制发展取代比部的线索及方式，从而揭示了唐宋之际勾检制度变化的趋势和过程。《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春史》）分析了乾符以后，围绕两池盐池的归属，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之间、中央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和拼杀，得出了“对于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最终鹿死谁手”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柳斌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 ,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于清华《唐后期“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评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2）分析了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该文指出，唐后期山东地区受藩镇割据的影响，赋税总量较前期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全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只是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南方而已。

此外，黄正建关于唐代社会生活研究的系列论文也颇具新意。他的《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以《通典》 卷六所记常贡为中心》（《唐研究》6）通过对土贡物品的分析，指出贡物除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或礼仪意义外，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贡物如实反映了某一时期皇帝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需求或消费倾向的一些侧面，进而解释唐前期整个社会的消费状况。《S.9641V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在研究了该件文书的性质、唐代春冬衣发放制度、当时成套衣服的称呼如“事”、“具”、“对”、“副”等问题后，充分利用文献和文物资料详细研究了兵士一套春冬衣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唐代兵士的衣物消费状况，对研究唐代军费支出和兵士生活也有帮助。

三、军事、交通、民族与对外关系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利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材料与史籍相互参证，探讨了关涉唐朝全局性的若干军事制度，如府兵装备、府兵的征行制度、兵员制度、行军制度、军镇制度等，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总结之作。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全面论述了唐朝朔方军的崛起、发展、分解及衰弱过程，分析了这支军队兴衰的基本原则。该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德宗时为朔方军的衰弱期，德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也终于完成了对朔方军的分割和西北防务的重新设置，从而使西北对吐蕃的防御变得持久而有力。该书论述朔方军与神策军关系、外部民族环境与朝廷政策的关系、交通道路与防区条件等，也有新意。郭?ゴā堵鬯逄?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4_1.shtml>政治制度与军事政策》（《学术集林》17）对隋唐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新解，认为唐代基本上是一部由军事操纵政治的历史，唐统治者不重视儒学，以武力得天下，并征服四夷，致使武人坐大，唐因之灭亡。作者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隋唐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都由武人坐天下的余绪，下启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之乱局。程存洁《略论唐王朝对西北边城的经营》（《论集》）分析了河西走廊及伊西北庭等地的边城设置和分布情况，并探讨了唐王朝建城对西北边城建置的影响。黎虎《唐代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权能》（《史学集刊》2000—4）一文指出，唐代缘边地方政府在前期为州县二级，后期为道州县三级，它们是唐王朝的外交门户，并分析了其外交职能和特点。王援朝《唐代啄锤考——兼说唐代的戈》（《唐研究》6）认为，唐五代时期的啄锤是一种类似于短柄戈以啄击为主兼有劈砍功能的兵器，为步兵骑兵使用，唐文献中的啄锤与戈异名同物。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显著特色。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篇》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现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条道路、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将汉简、出土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过所的起源、唐代过所制度、过所与公验的嬗替、公验过所反映的关防及国家统一、交通贸易及社会关系等。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资料》17）将镇戍、烽所与馆驿、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析，体现了对各地所藏吐鲁番文书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民族史研究中，有关突厥、回?的成果较多。吴玉贵认为史籍中关于唐初与突厥交往的史实有所避讳或语焉不详，他的《唐朝初年与东突厥关系史考》（《中亚学刊》5）指出，在唐朝消灭或吞并北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东突厥的重要影响，唐朝在北方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突厥有关，或者是得到突厥支持的结果，或者是与突厥妥协的产物。杨铭《〈大事纪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同上）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为线索，联系藏汉文资料，考实唐代吐蕃与突厥的关系，指出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吐蕃为其向西北发展的战略需要，曾先后与突厥十姓部落、后突厥汗国、突骑施等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往形式有互派使节、联合行动、缔结婚姻等。刘安志根据吐鲁番文书，探讨了8世纪初在西州活动并定居的突厥人的来历及他们在西州的活动情况（《唐代西州的突厥人》，《资料》17）。田卫疆一两篇文章研究回?史，其《漠北回?在西域诸地的活动及其后果》（《西域研究》2000——2）指出，回鹘西迁之前，漠北回鹘汗国依靠所控制的“回鹘路”，已插手北庭诸地事务，并于贞元十一年以前击败吐蕃，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迄庞特勤率诸部落居焉耆一带，创建安西回鹘政权，都是早先漠北回鹘汗国在西域诸地活动的直接后果。另篇《“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3）认为,“卜古可传说”实际上是唐朝咸通七年（866）回鹘部落联盟中的仆固家族建立西州回鹘国的历史折射，西州回鹘国的创建者仆固俊就是所谓“卜古可”的人物原型。

关于其他民族，杨 《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宁夏大学学报》2000——4）指出，羁縻府州制度.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之盛衰,党项羁縻府州制度的控制力呈现相对的强弱反应。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石硕通过对后弘期藏文史料、吐蕃时代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三者的相互比照与参证，对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甄别和考订 ,其结论认为 ,后弘期藏文史籍中所载金城公主出嫁对象之情节虽具某种史实背景,但实则缘自一种对史实的误传与讹变 ,是将金城公主入藏前后的吐蕃赞普父子关系弄颠倒而衍生的一个结果（《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民族研究》2000—4）。周佳荣与.龚荫均论及和亲，前者统计在唐代289年间, 正式请求和亲的活动达40余次之多，最终有16位公主分别嫁给了7个少数民族。虽然实现和亲的情况比预期和亲的要少,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盛事,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和亲”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后者认为，到了唐朝 ,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 ,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南诏等 8个族 (国 )共计和亲 2 8次 (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 ) ,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唐代和亲政策述论》，《思想战线》2000—1）。何灿浩阐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湖南地区蛮族的分布、蛮族的活动以及湖南政权同蛮族的关系与政策，认为蛮族的活动对湖南政局有重要影响，湖南政权与蛮族保持了羁縻的关系，但政策思想却有某些变化（《.唐末五代湖南地区的蛮族活动及其它》，《宁波大学学报》2000—3）。

华涛较多地直接利用阿拉伯、波斯语史料，丰富了西北史地的研究内容。他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在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文字资料，描绘了八至十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的活动历史。他的《北庭之战后的回?、吐蕃和葛逻禄》（《中亚学刊》5）结合汉文、阿拉伯文、粟特文史料，认为九姓回?可汗碑关于回?最终夺回北庭、沉重打击吐蕃和葛逻禄的记载是可信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也在回?的控制之中，这为840年灾难后回?西迁天山东部地区埋下了伏笔。薛宗正为怛逻斯之战定性为，从 651年大食首次向唐遣使 ,就同唐朝出现了外交上相背走向 ,大食的河外扩张实质上是对唐朝西域政治的严峻挑战。公元751年爆发怛逻斯之战 ,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 ,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4）。

关于东北亚，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6）认为，统一新罗时期唐罗维持亲密盟好关系，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韩?N对《隋书·倭国传》进行了考释（《〈隋书·倭国传〉考释》，《中华文史论丛》61）。

四、社会、文化与中外交流

婚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志生《唐代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取向考析》（《北大史学》7），通过对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的分析，指出其具有重与皇室联姻的不同于山东旧族的通婚观念，并指出随着时代的改变，其通婚观念出现了从初唐重家族政治背景、到中唐家族政治背景和人物并重、再到唐后期重人物的变化。孙顺华认为，唐朝妇女观大体经历四变，其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文史哲》2000—2）。

盖金伟从唐代郊祀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变迁，拟从郊祀祭享这项重大典礼的角度展现唐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以丰富和加深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海指出，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忠先于孝,“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0——3）。葛承雍《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考察说，在中国历史上 ,唐代是移民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民族最杂的一个社会, 唐代人口迁入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 ,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 ,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 ,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南迁。傅玫据出土墓志研究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俨师唐墓所反映的一些唐代社会状况》，《春史》）。

张弓分析了自贞观至元和七次佛经翻译参译朝臣的家世、起家以及参译前后的任官经历，指出参与儒臣具有应举登第多、官至宰相多的特色；唐译场选派第一流儒臣参译，反映了唐王朝对译经所完成的华梵文化转换工程的认真与郑重，这体现了唐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也体现了唐皇室的文化高品位（《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议》，《论集》）。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岳纯之《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0—1）指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提出唐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格局可大致分为神观念、鬼观念和佛教的民间化等主要方面，在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王永平《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史学月刊》2000—5）提出，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贾二强《唐人本命观是佛教》（《论集》）研究了原是佛教说法的本命在流传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干支纪年纪日法融合为一体，形成颇具影响的民间禁忌的历程。严耀中也注意探讨佛教对民间信仰、社会观念的影响。他的《〈新唐书·惠庄太子?执?抵械摹拔魍潦魃瘛薄罚ā堵奂?罚赋觯?拼?魃袷峭ü?鸾桃?氲纳耢螅??魃窀拍钍怯《让窦涑绨荻苑鸾逃跋斓慕峁?K?摹抖鼗臀氖橹械摹捌降却笸酢焙吞扑渭涞木?剿枷搿罚ā短蒲芯俊?）认为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是当时流行的平等观念成为社会思潮的产物，这种观念随佛教西来，流播中土，同时该文还探讨了唐宋间平等观念在民间流行的社会背景。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唐研究》6）通过对初唐时齐士员献陵造像碑铭及早期阎罗王图像的分析，探索了初唐佛教信仰及宗教观念、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有关道教的研究中，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论集》）与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6）值得注意。前者通过分析道教在唐前期对外民族交往和对内民族交流中的主要事迹，得出道教在唐代并没有随唐帝国声威而远被四夷的结论，指出道教在唐初没有走上“世界主义”的道路，以后就加剧走向“民族主义”的倾向，日趋自我封闭与没落。后者分析了6种21件唐代道教镜实物纹饰，将其内容分为三类，指出道教镜或多或少或偏或全地体现着道教某种思想或某一观念。张萍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推崇 ,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饮食当中 ,统治者将道教禁食鱼、肉的教规推广到普通百姓之中,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节日与节日饮食习惯传入民间 ,道教养生食品受到普通百姓的推崇,这一系列现象反映出唐代饮食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2）。

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分“文献考释”（包括“粟特文考释”及“回?考释”）、“专题研究”两部分，对吐鲁番摩尼教及中亚摩尼教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荣新江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一文，对某些学者提出的摩尼教七世纪中叶在吐鲁番传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803年漠北回?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渐广泛传播。葛承雍还研究了唐代的景教（《论唐长安景教传播的兴衰》，《春史》）。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交流》把实地考察、语言文字研究和各种文献综合起来，把对西域文明及中外交流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葛承雍指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炎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唐人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天下国家”盛唐气象》，《今日中国》2000—1）。周尚兵认为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出现是唐继承历代政权的必然结果（《唐代对外开放政策的历史渊源》，《人文杂志》2000—6）。

在唐代 ,中亚有“曹国”、“西曹”、“东曹”国之分 ,而唐代文献混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并把相关史实混淆了。 许序雅《〈新唐书·西域传〉所记“曹国”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 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考古资料 ,.考证了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东曹、西曹的道里方位等。邓文宽《史道德出西域胡人的天文考察》（《论集》）用古天文知识对史道德墓志中相关文句加以释读，指出其用隐晦文字曲折的表达了史道德出于西域胡人。吴倬《尉迟乙僧综考》（《中亚学刊》5）考察了唐初来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林梅村进一步较释了《大唐天竺使出铭》并考证了相关史实（《〈大唐天竺使出铭〉较释》，《中亚学刊》5）。林英着重分析了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提出犹太人或对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的论点（《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0—1）。苌岚通过分析日本奈良时代寺院资财帐及传世或考古发现的佛具、供养具，探讨了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奈良寺院资财帐所记唐物及发现的相关文物》，《论集》）。荣新江 、段晴认为，图木舒克出土文书所用的伊朗语，不应定名为“图木舒克语”，更不能称作“疏勒语”。根据文书所反映的唐朝羁縻州统治下的年代特征及同书汉文文书属于唐朝时期等理由，将这些文书年代断于据史德城统治时期，其语言应成为“据史德语”（《据史德语考》，《中亚学刊》5）。

有关资料考证校补的论文主要有：李方《唐西州仓曹参军编年考证（上）、（下）——唐西州官吏考证（五）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4、5），牛继清《〈隋书〉时误校补（一）～（五）》（《文史》50），贺忠辉《〈唐刺史考〉增补》（《文博》2000—2），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金部郎官补正》，《淮阴师院学报》2000—1），彭万隆《〈登科记考〉订补八则》，《阜阳师院学报》2000—1）等。

五、敦煌学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有关敦煌学的论著、论集、论文等如雨后春笋，其中较大规模的论文集有8种，即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以上三种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荣新江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柳洪亮主编《吐鲁番学研究》创刊号等。专著、个人论文集38种，包括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刘进宝《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柴剑虹《敦煌吐鲁番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张涌泉《旧学新知》（浙江人民出版社），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陆永锋《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牛汝极《回?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文佛教文献》（新疆人民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主撰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方广?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宗教文化出版社），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杨宝玉《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裴智勇、孙铁《大梦敦煌——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黄征主编《敦煌传奇故事》、《敦煌佛教故事》、《敦煌孝道故事》、《敦煌智慧故事》（以上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化丛书”包括：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高金荣《敦煌石窟舞乐艺术》、刘进宝《敦煌历史文化》、《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谢生保《前世善行——敦煌壁画本生故事》、伏俊琏《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谢生保《成佛之路——敦煌壁画佛传故事》、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颜廷亮《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伏俊琏、伏麒鹏《石室奇谐——敦煌小说选析》等。译注有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赵燕等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邦维、荣新江 、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看它的印度起源》（燕山出版社）等。敦煌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刊布也大量增加，主要有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罗国威《敦煌本文选笺证》（巴蜀书社），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林世田、申国美编《敦煌密宗文献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文物出版社），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浙藏敦煌文献编纂委员会编《者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上海龙华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卷7《法华经画卷》，卷9《报恩经画卷》，卷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此外，尚出版了一些大型画册，如段文杰主编《敦煌图案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健主编《中国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吴健摄影《艺术的敦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约数十篇，以下简要介绍如下：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陈垣、刘铭恕、王重民原编的基础上，对北京、伦敦、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逐一著录定名，过录写本题记，加注说明，为敦煌学者必备的工具书。《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包括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英国收藏敦煌文献叙录、英藏敦煌文献研究四部分，收录了宋家钰、刘忠、吴丽娱、杨宝玉、张弓、马继兴等论文数十篇，反映了敦煌研究的最新成果。

有关百年回顾的文章是这一年的研究特色，主要有杨富学《回?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0—4）、樊锦诗《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陈永胜《敦煌法制文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海涛《敦煌粟特研究历史回顾》（以上均载《敦煌研究》2000—2）。王冀青探讨了“敦煌学”的概念（《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00—2），荣新江考察法门寺与敦煌的直接或间接联系（《法门寺与敦煌》，《论集》），李方考证了21件敦煌吐鲁番文书，分析了其中反映的地方考课制度细节（《唐代考课制度拾遗——敦煌吐鲁番考课文书考释》，《论集》），孙继民据文书研究了唐代健儿制度（《〈武周兵健、戍官行使等功状残文书〉补释》，《敦煌学辑刊》2000—2）。关于归义军时期，陆离考察了俄、法藏土地纠纷案卷（《俄、法所藏敦煌文献中一件归义军时期土地纠纷案卷残卷浅识》，同上），李丽分析了其内部矛盾（《张议潮“束身归阙”之原因考——敦煌张氏归义军内部矛盾之我见》，《社科纵横》2000—3），冯培红考察了节院使（《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使略考》，《敦煌学辑刊》2000—1）及诸乡（《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论》，《敦煌研究》2000—3），李正宇研究了乐营（《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苏金花考察了赋税制度（《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兼论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同上）。郑炳林辑录了敦煌外来商品（《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63），荣新江考察了贞元十道录（《敦煌本〈贞元十道录〉及其价值》，同上），高启安研究了敦煌的饮酒（《唐五代敦煌人的饮酒习俗述论》，《敦煌研究》2000—3）。此外，吴丽娱（《唐代书仪单、复书形式简析》、《S1725与P4024写本书仪的撰成年代与唐贞观丧服礼》，均载《研究》）、赵和平（《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的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62）通过敦煌书仪文书研究唐代礼仪制度，黄正建对占卜文书的系列考释（《有关〈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续录〉中占卜文书的定名问题》，《文献》2000—3,《关于17件俄藏敦煌占卜文书的定名问题》，《敦煌研究》2000-4）也值得重视。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学科之间相互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知识综合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将诗歌引进历史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超，提高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锻炼学生思维;同时提高学生审美情趣，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诗歌是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早的样式之一，又是文学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体裁。中国的诗歌对仗工整、讲究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由于诗歌的这些特点，使学生们对于语文中学过的诗歌印象更深刻，引进历史教学时非常方便、快捷。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现存唐诗五万四千余首。在这些诗歌中，有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如杜甫的诗，题材主要是时事与底层百姓生活。又如白居易的诗，白居易写的新乐府诗，表达了对国家的关心，对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晚唐时期的杜牧，更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吸收了很多诗歌中的名篇，他们不仅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同时有很多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对学生们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原貌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就中国唐代诗歌与高中中国古代隋朝唐朝历史的教学整合做出如下设计。

1唐诗与隋唐政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生兴趣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但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特别是伟大工程大运河的开凿，泽被后世。我在讲述隋朝大运河时引进了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汁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首诗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隋场帝的功过。同时也点明了隋开大运河的巨大作用。有利于学生对运河作用的理解及对历史人物的恰当评价.TtP://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皇帝，他当政时，特别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虚怀纳谏，著名的谏臣就是魏征。我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了高中语文第二册(谏太宗十思疏》，这是魏征向太宗提出的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学生们对此文比较熟悉，马上就有人背诵出其中的名句:“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高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对于魏征的敢谏善谏和太宗的善纳谏，学生已了然于心。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玄宗宠幸杨贵妃，为了她，不惜劳民伤财，讲述这一问题时，我引用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揭露了皇帝为讨妃子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很好地印证了玄宗后期不理朝政，政治腐败的现实。

2唐诗与隋唐经济史教学整合，以利于深入浅出

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很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国家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行了新税制:两税法。这些赋税制度理论性较强，学生不易理解，于是我引用了白居易的《重赋》，“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税外加一物，皆以枉结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税法的目的之一:“爱人”，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两税法会加重人民负担。抽象的问题通过诗词的引人，既生动形象，又明白易懂。

唐玄宗前期，唐朝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出现“开元盛世”。为了说明这一段的盛世景象，我引用了诗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底俱丰实。”为了说明唐商业繁荣，引用“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用“皆闭户，人尽去作商贾”来证明唐商业非常繁盛。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杜甫的诗歌有所体现。我引用《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含蓄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盛衰之异。前两句写诗人对三十年前跟李龟年交往情形回忆，语似平淡，却流露出对“开元全盛日”的留恋之情;后两句转人写现实，记诗人和李龟年重逢的时间和地点，组含着沧海桑田的感慨。

隋唐时，江南农业进一步开发，全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在讲述农业的特点之一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时，我引用了刘禹锡的《竹枝词》“忆昨深山里，终朝看火耕”还有温庭绮的《烧歌》“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从这两首诗里，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当时放火烧山，开垦山地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而理解并记忆唐时江南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这一特点。

3唐诗与隋腐民族关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习效果

天宝中后期，唐王朝对西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天宝八年歌舒翰奉命进攻吐蕃，石堡城一役，死数万人。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l万进攻南诏，汉军大败，死亡万人。这一段历史，杜甫的《兵车行》有记载，所以在讲述唐与少数民族战争和唐朝百姓的兵役时，我引用了其中诗句“车麟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去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用耶娘妻子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控诉兵役的繁多及战争的残酷。用老百姓违反常理的想法:“信女好”来说明兵役让男丁不能孝敬父母及兵役的繁多使民怨沸腾。

4唐诗与隋唐文化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审美情趣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特别发达，形成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对周边国家形成巨大向心力。唐时中国与日本关系非常友好。日曾派遣了十三次遣唐使到中国，在讲述这一问题时，我引用李白的《哭晃卿衡》‘旧本晃卿辞，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晃衡是日本人。原名阿倍仲麻吕，开元五年，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学成后留在唐朝廷内做官，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此诗中表现了李白对友人逝去，自己极度悲痛的感情。说明了李白与晃衡的友谊深厚。也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的美好一页。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由敦煌学研究而肇启其端

上个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物文献的重现于世，敦煌学在海内外兴起［2］，而有关敦煌佛教通俗文学作品的摸索实乃国内现当代以来唐代佛教文学研究之滥觞。自192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采集、整理和研究敦煌通俗佛教文学。王国维将这类俗文学作品呼为“通俗诗”、“通俗小说”［3］，罗振玉则称为“佛曲”［4］，陈寅恪则认为“演义”更适合［5］，郑振铎主张用“变文”［6］，另有“俗文”、“唱文”等称呼。后来通行的还是“变文”，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多数学者将“变文”作为全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总称。向达《唐代俗讲考》［7］，全面探讨了“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俗讲文学之演变”。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8］将俗讲分为讲唱经文、变文和倡导文三大类，特别是关于讲唱的程序和职掌乃独到之论。解放前在敦煌佛教文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还有王重民。敦煌学界的这一倾向很快反映到文学研究领域，即在撰写文学史时，开始考虑佛教因素。胡适《白话文学史》乃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作，主要从写作用语“白话”的独特角度，考察了唐及之前的文学史，认为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乃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相互争斗、且白话文学日渐战胜文言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的“正统”、“正宗”乃白话文学;倡言汉武帝时“古文已死”，此后凡有价值的文学必为白话文学，而文言文学毫无价值，只是一些“死文学”。而佛教文学正是自汉朝民歌、散文以来的白话文流的组成部分。佛教白话文学首开其端的为翻译文学;唐初白话诗的来源之一为佛教之“传教与说理”，和尚与打油诗有着莫大关联;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皆为著名的白话诗人，其诗作特点除通俗晓畅之外，还具有嘲讽和说理的风格。另外，还注意到了敦煌佛教文献，并纠正和补充了一些唐代白话诗人的生平及其诗歌断代等问题:“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以插图形式辅证文学史论述，颇具特色。中卷第十五章专论“佛教文学的输入”，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学”亦包括了白话诗人王梵志、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胡氏一样破除了传统纯文学史观念;第二十九章“传奇文的兴起”，特别提到唐代传奇吸引了印度养分，此即本产生于古印度婆罗痆斯国、为《大唐西域记》［11］576－578所载，后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门、李复言《玄怪续录》“杜子春”条、裴铏《传奇》(《古今说海》《太平广记》等并袭之)等所描述的、慎无语而突发声导致鼎破丹飞的故事，段氏曰:“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认为“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以《佛本生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以及《唐摭言》、《卢氏杂记》、《乐府杂录》等为例，表明僧徒俗讲在中晚唐时期非常流行;变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宋元以来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居、宝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有源之水”。郑氏的其他著述亦涉及唐代佛教文学，如《中国俗文学史》除第六章专论变文之外，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亦称，白居易的诗“实在不是通俗诗”，“像王梵志他们的诗才是真正的通俗诗，才是真正的民众所能懂，所能享用的通俗诗”;而且，“唐代的和尚诗人们，像寒山、拾得、丰干都是受他的影响的”;所举唐代俚曲中，《禅门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南宗赞一本》等皆属于佛教文学作品［12］95、96、104－109。此后，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多受胡、郑二氏影响，开始关注唐代佛教文学。解放后的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一是变文。如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周一良等《敦煌变文集》，周绍良《敦煌变文集补编》，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海外有关研究，还有美国Vic-torH．Mair的PaintingandPerformance，主张只有变相与变文是同一关系［13］。日本学者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14］、《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15］等，前者探讨了变文特有的韵散相兼的讲唱体的演变过程，认为敦煌讲唱体作品源于佛教讲经仪式，是将佛教通俗讲经仪式所用的文体加以拼接、融合而成的;后者着重文本的搜集、对照，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历史、体裁特征及其与佛教仪式的关系做了较深入探究，集中考释了故事略要本、讲唱体、通俗讲经、庄严文、押座文等变文文献。二是诗歌，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辞集》、《补全唐诗》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16］，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敦煌诗歌导论》、《王梵志诗校注》，任半塘、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敦煌赋汇》，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敦煌变文和诗歌方面，研究较为精深的为项楚，其有关王梵志、敦煌变文等专著和系列论文，纠正了校录和阐释中的许多讹谬，揭示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佛教文化深义。此外，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探讨了书札体式和典礼仪注方面的卷子，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涉及的是法事文学，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着眼于灵验记，皆颇有创获。有关敦煌文学概论性著作如张锡厚《敦煌文学》、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等，亦有相当篇幅涉及佛教文学。

二、“佛教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文学界的研究

最早提出“佛教文学”这一概论的，乃日本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该书认为，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以佛教精神为内容、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17］。唐代佛教文学分为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作为俗文学的佛教文学两类，前者的代表为玄觉、石头希迁、慧然、王维、寒山子、柳宗元、白居易等，后者的主体主要为变文、佛曲、佛讃等;能够呈现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诗偈，才是中国佛教文学中的核心。总体上论述佛教与文学关系者，还有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胡遂的《中国佛学与文学》、陈引驰《佛教文学》、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等。1978年，日本学者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18］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和唐代的讲唱文学与小说几个方面的问题，重考据，如白居易的释教碑、李白“金粟如来是后身”的语义、日本流传的“八相变”等。国内最早以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者，乃孙昌武先生，他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佛教与文学方面投入最大精力且收获颇丰的学者。孙先生曾在日本工作，故而或当借鉴过东瀛学术。自1980年代以来，孙氏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方面的几个问题，如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等。这些论文的结集《唐代文学与佛教》乃国内第一部研究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的著作［19］。《佛教与中国文学》更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佛教文学，但其重点乃在唐代:唐代佛教对文人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当时不重经术、统治者大力提倡、儒释道三教调和;唐代的文人普遍有习佛的倾向，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李华、独孤及、贾至等;佛教文献“名相辨析”的特点、佛经譬喻故事、佛典佛陀说话方式等，皆影响到唐代散文创作;偈颂对唐五代诗歌的影响，主要是从中唐以后开始，其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诗僧”这一特殊的团体;俗讲与变文在中唐五代流行甚广，韩愈《华山女》即有反映，文溆法师化迹表明“当时俗讲已进入慈恩、荐福等著名的大寺院”［20］。《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以维摩和观音两位菩萨在中国流传为线索，勾勒出了六朝至两宋期间中国文学中的佛教信仰［21］。《禅思与诗情》［22］重点考察了禅宗弘法和观念与唐宋诗人和诗作的关系。总之，孙氏几乎论及隋唐五代佛教与文学的主要问题，且多从宏观着眼，气魄宏大。上述及其他论著中的观点，在其新作、洋洋五大册的《中国佛教文化史》［23］中又有了新的表述和深化。国内系统研究隋唐佛教文学的，还有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4］，勾画出了较为完整的佛教文学图景，特别是在民间宗教诗歌和敦煌世俗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上着墨较多;然涉及的佛教宗派，只有禅宗。刘金柱《唐宋家与佛教》［25］认为，家在涉佛文体、佛经、方外之友、寺院之游、早年晚岁生迹等几个方面，皆与佛教有所牵扯，如韩愈“以文为诗”是受了佛教偈颂的影响，柳宗元的动物寓言汲取了佛经故事等。相较而言，陈允吉的研究更多以佛教文献和佛教史为基础，他与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26］即反映了注重原典特色。《古典文学溯源十论》［27］乃力图“探寻古代文学与佛教传播关系之作”，与唐代佛教有关的是中古七言诗与佛偈的关系，以及王维、韩愈、李贺、《长恨歌》和柳宗元寓言等个案研究。《唐音佛教辨思录》［28］等亦颇有深度。陈氏的主要成果，收录于《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29］中。大致而言，其研究特点为材料翔实、考证严密，往往发人所未发，能成一家之言［30］。项楚、张子开等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则在胡适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唐代白话诗的源流。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这个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31］唐代白话诗的萌芽，可追溯自唐前宝志、傅大士、释亡名、卫元嵩诸人之作;而在唐代最突出的代表，一为王梵志、寒山、庞居士，一为贯穿整个禅宗历史的诗僧们。从禅宗谱系的角度理清了唐代禅宗白话派的脉络，揭示出这个诗派发展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语言学、文献学和宗教学等方面，对禅宗诗偈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姚仪敏《盛唐诗与禅》［32］、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33］亦是面世更较早之作，只不过切入点更集中于禅宗角度。谢氏主要论述了禅宗与唐宋文学的关联，如对王维、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等的影响，禅宗与境象说、悟入说之关系，禅宗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等。继之而起者，尚有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34］、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35］等。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佛教对这一时段小说的影响［36］。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则着眼于“唐五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体制”、“唐五代白话小说的题材来源”、“唐五代白话小说的观念世界”几个方面［37］。孙洪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关注于佛经故事与唐代小说的关联［38］。释永祥《佛教文学与中国小说的影响》从转读、讃呗、倡导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唐代俗讲与转变的发展与流变的过程。诗僧研究主要集中于禅宗，除上举《唐代白话诗派》之外，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总结出十个诗僧亚群体，并分析其地理分布、群体特征、创作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认为，唐五代既是由贵族社会向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也是佛教宗派势力起伏波动的时期;诗僧群体计有七类，经历了从“诗为外时”、“诗禅并举”到“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日渐世俗化和文人化。另有高华平《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陆永峰《唐代诗僧概论》、普慧《走出空寂的殿堂———唐代诗僧的世俗化》。其实，其他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的学者，亦或多或少地论及佛教，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的中唐诗僧研究，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及所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40］、《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41］、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42］等。

三、史学、宗教学等维度的探索

对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关系关注较多的，还有史学界。这方面立论最为精深的为陈寅恪，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馆初编》《二编》等，向为研究的首选参考。范文澜1960年作的《唐代佛教》［43］重点厘辨了大乘七宗的特点，特别是《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剖析了禅宗与士大夫的契合之处，虽然立论不无偏颇，但率直而言，还是很有新意，能为一家之言;所附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亦是研究此一时段佛教史、佛教文学的指南性成果。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则为专论士大夫与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作，书中的“士大夫”还包括了部分文人出身的武官。《士大夫关于佛教的文字活动》一节归纳出了应制、游览等10种士大夫与佛教有关的文类。另外，从王仲荦、吕思勉之《隋唐五代史》直到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唐代文化》等，亦时有论述。相关成果可参看胡戟等主编《20世纪唐研究》［44］。宗教学界和思想界研究隋唐五代佛教，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是当然不得不迈的坎。从早期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到后来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杜继文主编《佛教史》，印顺《中国禅宗史》、《妙云集》，杜继文和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吕大杰等《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方立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以及日本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鎌田茂雄《新中国佛教史》，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柳田圣山《语录の历史》《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美国StanleyWeinstein之Bud-dhismundertheT’ang等，皆有不少篇幅涉及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现象，鎌田茂雄还有《中国的佛教与文学》。在佛教信仰界，巨赞法师《佛教与中国文学》、弘学居士《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高观如居士《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等亦可参考。

四、植根于佛教本身的新視野

返观近百年来的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视野上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与佛教有关的隋唐五代文学现象日益被纳入文学研究视野。佛教文学作者和作品、传统士大夫含有佛教因素的作品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开始在文学史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甚至出现了“佛教文学”、唐代白话诗派等概念。二者，相关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跨学科性。除了文学界外，宗教学、哲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加入进来，研究视野广阔，研究角度和研究手法多样。郑阿财等《佛教文献与文学》、李小荣《〈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敦煌密教文献论稿》、汪娟《唐宋古逸佛教忏仪研究》、刘林魁《〈广弘明集〉研究》等，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蒋述卓《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皆是也。三者，整体上呈现由概述到专论、由粗疏到精确的发展趋势。早期的深入性研究不多，大多流于介绍说明、以论代史或闭门造车，1980年代以后，不但专门性论著不断增多，且渐具国际视野，考据色彩浓厚，规范性、创新性都逐渐加强。迄今的相关研究也还存在有待提高或补充之处。首先，若干重要问题都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比如，俗讲和变文的源头究竟是什么?二者在当时的社会定位和文化定位究竟若何?其次，研究隋唐五代佛教文学，必须关注隋唐五代社会特质和佛教特点，必须将文学现象放到社会生活和佛教信仰氛围中而观，而不能仅就士大夫、僧侣自身的情况而论。再者，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的主角之一，自然是僧人，但这方面的探讨还很不够，存在着以下一些研究薄弱点和空白处:一是，以往研究往往集中于禅宗，而对于其他宗派与文学现象的关系则着墨甚少;即便是禅宗，也多只关注诗偈类作品。其实，佛教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文学作者和作品，都与当时的文学界有着密切联系。二是，翻译的部分经典本身即有浓厚文学色彩，可视为佛教文学作品，但围绕译经所产生的译经僧事迹、有关经论的神奇传说，尚少人注意，亦应纳入佛教文学范畴。特别是，这些传说与隋唐五代翻译的原则、特点、译经地点和参与人士等，皆有关联。三是，僧人的日常生活及留下的文献中，与文学相关的、材料最多的乃法事文学。现存讲经文、变文、敦煌文献中的佛曲或佛赞等，已然归于文学领域;而题记、造像记等更为时人重视的文字，其文学价值并不低，然目前主要还是为史学界、宗教学界所关注，文学界应该重视这些体现出独特宗派色彩的各个宗派的弘法文字。四是，至于各个宗派皆存在的有关佛菩萨、中土各地僧人等的神话传说，不但在僧众圈流传，在弘法过程中传播，且为更为广大的信众所相信，是最为活泼、最具生命力的文学形式之一。这不仅是佛教文学的大众化、或者大众化的佛教文学，而且反映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心理，成为隋唐五代以及其他各个朝代的独特社会现象。五是，隋唐五代僧侣已经对自己的弘法经历作过总结，这就是僧传。这类僧传为僧人所撰，一般依据行状、碑志、弟子回忆等第一手材料，可靠性极高。传中除了显露出佛教理念外，价值最高的乃各自独有的修行和弘法经历，其中即往往蕴含着文学意味。《续高僧传》这样的综合性僧传，材料丰富，特别是囊括了全国突出僧侣的事迹，价值最高;此外，求法传等类传，以及单个僧人的传记等，亦值得关注。以上五个方面的佛教文学，创作主体皆为僧人，世俗人士虽亦间有参与，但并非主要因素。最后，有些也许还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诸如:隋唐五代佛教文学与文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除了文人与佛教界的应酬文字、文人自身对佛教的体悟之外，是否还应该注意一下整个时代风潮与文人的影响，或者说隋唐五代佛教特点在文人群体的体现?文人与佛教界的应酬文字，与反映文人对佛理体悟的作品，各有什么特点?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隋唐佛教；兴盛；原因；表现；交融

佛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宗教势力深入民间，隋唐时期佛教在此前传播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大步，使中国佛教于此时达到兴盛的极点，“隋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期间虽然也有过战乱和动荡，但总的来看国力强盛、文化昌明、人民富裕、社会安定，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中国佛教在历经汉朝以来几百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也终于登上了它的辉煌的颠覆，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况。”[1]佛教逐渐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融合，成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隋唐佛教兴盛原因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鼎盛的时代，也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繁荣时期，其影响广泛而深入，不仅对中国本土的各个阶层，而且对当时的日本、越南等地也产生深远影响。纵观历史，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主要原因是：

首先，隋唐时期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前魏晋南北朝的特殊环境已经为佛教后来的大发展提供了温床，奠定了其稳固的基础，赢得了人心；除此之外，隋唐国家的统一强盛又为其繁荣提供了保证，“从社会背景方面看，隋唐王朝都是高度统一的封建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为佛教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2]这就为佛教快速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政治条件、物质基础和文化支撑。其次，隋唐帝王对佛教的扶植利用。如隋文帝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宣讲佛教义理等；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思想文化大都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对佛教也多采取扶持和利用，如唐宪宗可谓是唐代崇佛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其亲自下诏在法门寺迎接佛骨到长安，当时的景象难以忘怀，“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3]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崇佛热潮，由于帝王的支持使得隋唐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再有，佛教中国化，能很好与本土文化融合。一方面佛教在其基本的教义基础之上吸收儒学纲常伦理、玄学的义理等成分为我所用，形成精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义，更为深刻的吸引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观念几乎不会破产，紧紧抓住世俗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殷切的期盼、深邃的寄托，使民众对此产生依赖、深信不疑。

二、隋唐佛教兴盛特点及成就表现

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进入一个创造与繁荣的阶段，此时无论是译经、小说、造像、艺术等都非常丰富，主要特点及成就表现如下：

（一）南北佛学统一。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南北佛学差异较大。到隋唐时期，国家由分而合，佛学也随之渐趋统一，于是，“颇斥南北，禅义均弘”成为佛学各宗派的共同特点。如华严宗的根本理论是“一真法界”，可其法界却是禅法；天台宗理论非常精密，但它原本是讲究坐禅的一派等等都是此类表现，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曾把总结为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系统性。[4]

（二）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及佛学国际中心地位确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的日益深入，佛教内部逐渐产生不少流派，到隋唐时期，则出现宗派之分，即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和三阶教，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规范制度和独特教义，最终形成了中国式佛教，此时的高僧如玄奘等已经多是中国人而非南北朝时期的印度人；禅宗宗奉的《坛经》是中国人自创的，其与民间信仰相互融合、渗透，特色显著。隋唐两朝都曾设置译馆专事翻译，数量颇多，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译和佛教的中国化，中国逐渐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佛教传播的中心。外国人学佛求法往往径直来华，而且许多来自日本、新罗、高丽等国的僧人在中国学习佛法并将它们又带回国内。这一时期我国僧人开始向外传播佛教，如鉴真大师就前往日本弘法，这也是佛学在这一时期国际中心地位的体现。

（三）佛寺迅速发展和佛教信仰者范围扩展。这一时期佛教寺院的建造、分布几乎与佛教的发展是一致的，隋唐时代的佛寺不仅有宗教属性的一面，更具有政治、社会和文化属性，而且势力扩张很快。隋禅定寺、延兴寺等都很有名；唐代佛寺数量更多，有的建造更为奢华，如唐代长安大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5]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数量很多，“史书记载，隋代二君37年，全国共有佛教寺院3985所。有唐一代，太宗时有寺3716所，高宗时有寺4000余所，玄宗时有寺5358所，武宗时有寺4600所，这还不算民间大大小小的招提、兰若。”[6]与此同时，佛教信仰者不断扩展，这一时期的佛徒很普遍，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很多帝王如高宗、武后等都大肆兴佛崇佛，如唐太宗对玄奘大力推崇，尤其玄奘取经归来后更是热情款待，专门为其修建寺院，很多官员看到这种形式也积极效仿，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快速发展；文人士大夫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佛教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中也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果将唐宋家放入当世的历史背景中，充分考虑唐宋士人不管是崇佛还是排佛，无一不出入于佛老的现实，则接受佛教的影响是必然的事。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三苏以佛老为阪依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以及佛教已发展到完全融入本土文化的阶段诸因素，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回避的。以上述辟佛坚定若韩、欧、曾者，也难免有大量与佛教接触的行为和言辞。”[7]上层人士与佛教有着这样微妙的关系，下层群众就更直接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和践行者，还有祈福消灾、求子生子、脱离险境等等一切关乎老百姓的事都有佛教的影响。

（四）佛教与社会生活。佛教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着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隋唐社会的民风民俗里面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其一，随着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进程的逐渐完成，佛教的一些节日和中国原来固有的传统节令结合，深入到民间。如佛教节日盂兰盆节是每年七月十五日供养佛祖、超度祖先的法事节日，其与“孝悌为本”的儒家伦理契合，被演化为世俗佛教信徒在这一天向佛教寺院供奉各种食品的节庆活动；其二，佛教对民间的丧葬习俗影响也较为突出。这一时期，一般都有佛教寺院的僧人参加葬礼，有时还借用佛教寺院的场地为死者做法事，以此求得来世的好报；其三，佛教逐渐成为一个公共场所，与民众的闲暇生活联系紧密。在寺院举行的有各种节日活动，也有世俗的约会与聚会，佛教对此包括旅游玩赏、文化娱乐等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隋唐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佛教寺院一般都有很多房舍。他们经常收容过往的旅客在寺中留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旅馆的职能。尤其是到了唐代，俗人寄寺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8]其四，佛教一些民间活动体现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佛教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自利利他的思想，这就会在客观上做出有利于社会公德的事情，如“唐玄宗开元年间，五台山清凉寺专门设‘粥院’，供养各地来的游方僧，同时也周济贫民。”[9]佛教寺院及其僧尼救助济贫、施医治病和养护放生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时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除了上述，唐代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在文学艺术、天文历法、雕版印刷术以及教育领域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佛教在唐代达到了其发展的一个顶峰，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传入中国之时就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斗争又融合，到了隋唐时代，这种磨合进入了新阶段，加之其自身不断的中国化，其教义和社会活动都能贴近当时各阶层的需要，其备受封建统治者的礼遇扶持以及士人和民众的喜爱，成为隋唐帝王进行有效统治的手段，也因此其在中国前所未有地迅速发展起来，登上其发展的顶峰，有很多明显的特点和成就表现即可以从其南北佛学统一、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佛寺和佛教信仰者增多和佛教渗透社会生活这样几方面看到佛教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了其中国化改造，更好的适应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也可得知隋唐文化兴盛与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深度交融分不开。

参考文献：

[1]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8.

[2]黄钊.隋唐佛学思潮泛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1）：78.

[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唐纪[A].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摘 要：新世纪以来新出土的唐代墓志数量巨大，已经成为唐史研究中重要的新资料，也是当今唐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作为一类出土文物，许多大型的公私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将墓志作为一类重要藏品。当今刊布唐代墓志的方式主要有：释文类、图版类、图文对照类、研究考释类、目录索引类等等。

关键词：墓志；唐代；图版；释文；收藏；刊布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43

中国古代志墓之葬俗由来已久，墓志[1]（图三、十四）发展到隋唐时期，踵事增华，动辄千言，载志主姓氏f源、家世乡贯、婚姻族属、身份地位、经历生平及等，颇类正史之“列传”。虽因体例所限，志文内容叙述较史书之“列传”更为简略，两者之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且难免有浮夸虚赞、褒扬谀美的成份，但一般说来，关于姓氏、生平、官阶、年寿、卒葬、子孙等方面的内容大都真实可靠，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

唐人墓志的大量出土集中在20世纪与21世纪，20世纪及以前所出土唐代墓志，主要的原石收藏单位当推河南洛阳新安千唐志斋、西安碑林博物馆（图五）、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保护机构，私人收藏较少。作为新出土的石刻文物，其惟一性的属性决定了大部分公私收藏均以墓志拓片（图六、七、十）为主，而墓志原石（图十三、十五）收藏则是可遇而不可求，主要的墓志收藏地大都集中在出土较为集中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尤其以唐代两京地区（陕西西安、河南洛阳）为主。此时期唐代墓志的刊布主要有图文对照的《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开启当代集中刊布唐代墓志的先声。仅刊布录文的《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图一）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共收各类唐代墓志5240方，极便学者利用，成为当时唐代文史研究中重要的新材料。仅刊布拓片图版的则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全101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同书总编辑委员会编，8卷30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二书堪称集大成之作。此外，融图版、录文、考释于一体的当推《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毛汉光撰，全18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年）。

进入新世纪之后，因为基建、考古、盗墓等因素，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为数甚众，作为不断涌现的中古史研究“新资料”，唐志材料在中古史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受到学界的重视，不论是公私博物馆，还是个人，均有不少致力于唐代墓志的收藏和刊布。关于唐代墓志的收藏，除了由正规考古发掘而得，并由考古单位收藏的原石之外，还有一部分公私博物馆是通过征集、购买、调拨等途径收藏唐志原石，大部分的个人限于财力及观念，主要以墓志拓片的收藏为主。今天看来，进入新世纪以来，不论是学界还是收藏界对唐代墓志的关注度不断升温，就其刊布的形式而言，大体延续上世纪的几种方式，主要可分为释文类、图版类、图文对照类、编目索引类、零星考释类等等。

1 释文类

此类以汇集墓志录文为目的，将一定数量的墓志录文汇集成编，极便学者在研究中阅读及使用，以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7辑（2000年）、第8辑（2005年）、千唐志斋新藏专辑（2006年）、第9辑（2007年，主要收录的唐代石刻资料以山东桓台县拿云博物馆藏唐代墓志数十方为主）[2]。还包括《全唐文补编》（陈尚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①亦收录了一些唐人墓志。此类图书已经将墓志录成文，故而省却了学者在研究中自己录的“工序”，但是其缺点亦显而易见，主要有两点：其一，因为没有附刊拓片或原石图版可资对读，录文的质量也只能依赖释读者的水平，假如释读有误，研究者往往只能因错就错，给研究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其二，如《全唐文补遗》诸卷，大多没有交待志石原藏地，或者拓片来源，除了无法对录文进行复核，又限于编撰体例，无法如实的反映墓志的原生形态，也可能因此丧失许多有用的信息，比如志上的花纹（图四）、志文的行款、文内的平阙式、志与盖的撰书者题名等等。

2 图版类

顾名思义，即只刊布拓片图版，无文字释读，现在收藏界有不少专以石刻拓片为主的收藏者，在刊布私人收藏时，以此种形式为多。其优点是大致保存了墓志拓片的原貌，其缺点是学者在研究中需要花M更多的时间去释读和校正文字，限于书本的篇幅，有些大幅的墓志只能缩印，亦会给释读带来一定困难。其中洛阳赵君平、赵文成二先生集中刊布新出墓志的《邙洛碑志三百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秦晋豫新出墓志L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图八）“四部曲”最为重要。此外，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3]（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所收录的拓片均为齐运通先生的个人收藏，大都字口清晰、墨光灿然，加之编者常年在文博系统工作，对石刻、拓片有独到的研究，书末附录了墓志边饰，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3 图文对照类

此类集图版与释文为一体，堪称墓志资料整理的最佳模式，更为符合当代的学术规范。当代较为大宗的唐代墓志刊布时大多采用此种形式。如《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延续《洛阳新获墓志》（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李献奇、郭引强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的编纂体例，刊布考古发掘所获的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各地方文物机构编辑《新中国出土墓志》系列丛书②，分省刊布1949年解放后出土的全部墓志材料，唐代墓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有《陕西〔壹〕》（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00年）、《河南〔贰〕》（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2年）、《重庆》（中国文物研究所、重庆市博物馆编，2002年）、《陕西〔贰〕》（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03年）、《北京〔壹〕》（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馆编，2003年）、《河北〔壹〕》（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2004年）、《江苏〔壹〕・常熟》（中国文研究所、常熟博物馆编，2006年）、《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中国文物研究所、千唐志斋博物馆编，2008年）、《上海、天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天津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2009年）《江苏〔贰〕・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编，2014年）、《陕西〔叁〕》（故宫博物馆院、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15年）。《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赵力光主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则刊布了西安碑林博物馆1980年至2006年间新入藏的历代墓志，以唐代墓志为主。《长安新出墓志》（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一书收录了西安市长安区经考古发掘等途径所藏新出土北魏至清墓志，唐代墓志仍是主体。历代墓志是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众多收藏品中的大宗，至今的收藏已经超过千种（图二、十一），大唐西市博物馆理事会选择其中的五百方，由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主持整理出版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因为本书的录文出于大量优秀的唐代文史研究者之手，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公认为是当代墓志整理的代表作。《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毛阳光、余扶危编，2013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2000年以来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300余方，每方都有释文和标点，著录其尺寸、书体、行款等信息，配以拓片图版。《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5]（赵力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刊布了《汇编》出版之后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的历代墓志。《西安新获墓志集萃》（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是全国一部由文物稽查队追缴墓志汇编而成的石刻文献图书。《珍稀墓志百品》（胡戟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则是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在自己收藏的墓志拓片中精选了100种，有不少是第一次刊布。正如胡戟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结集出版是因为这些墓志流散之后，原石已经不知所踪，作为拓片的收藏者，有义务让学界及时了解这些流散中的墓志资料。

4 编目索引类

及时且系统地掌握新出唐代墓志相关信息，从而有效的依托新出唐代墓志资料展开研究工作，一直是唐史学界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学界急需有关新出唐代墓志数据的编目索引类成果。在这方面，由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主持编纂，东京汲古书院出版的《唐代墓I所在t合目h》[6]（1997年）初版以来，已经成为唐代文史学界检索唐代墓志最为常用、最为便利的工具书，对于活跃唐代石刻墓志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随着墓志的不断刊布，继续追踪新见唐代墓志资料的刊布与整理，两度增订再版：《新版唐代墓I所在t合目h》（2004年），《新版唐代墓I所在t合目h（订版）》[7]（2009年），据最新修订版前言，其收录范围为2008年年底之前公开发表的唐代墓志，总共收录唐代墓志、志盖8737方，其中志盖369方，较2004年版《新版目录》新增1909方，其中志盖1方。高蚓@男教授持续关注中国石刻相关图书，已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了《中国石刻vS目h（1949-2007）》（2009年）[8-9]、《中国石刻vS目h（2008-2012前半）稿》（2013年）两书对于从事中国碑志石刻研究的学者把握学界前沿亦有功用。而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编《唐五代文作者索引》（陈尚君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一书，“是至今为止编录唐五代文章最基本的几个系列图书的作者索引”，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出自唐人墓志，故为检索唐人墓志大有裨益。《〈全唐文补遗〉总目索引》（吴敏霞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是对《全唐文补遗》前九辑的内容编制了索引，按照所收录的墓志，提供了全套书的总目录，极便学者使用。中国学者陈尚君[10]、王素[11]、仇鹿鸣[12]等有专文对近年来墓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进行总结。

5 研究考释类

除了上述石刻专书中所刊布的大宗新出唐代墓志外，还有不少在研究著作、专题论文集、各类学术期刊中刊布的唐代墓志，其中有关新见唐代墓志的专集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杏园唐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刊布了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墓志46方，并对墓志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考释。第二种，杨作龙等主编《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3]，全书共分三编：一、墓志研究与考释，收录洛阳地区出土墓志的整理和研究，共收录论文15篇；二、新出土部分墓志叙录，对32方墓志进行了整理；三、新出土墓志目录，其中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唐志140方。第三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多篇专题文章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共同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成果，内容涉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均为初次刊布，学术价值重大。第四种，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收录各类墓志考证文章约20篇。以新见单方唐志的刊布与研究为目的，在《文物》《考古与文物》（图九、十二）《唐研究》《碑林集刊》《唐史论丛》《出土文献研究》《书法丛刊》《中国书法》《文博》《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乾陵文化研究》等杂志刊布数量日益增多、速度日益加快，尤其值得唐志及唐史研究者关注。

除了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外，因地域不同，材料所限，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有中古时期的大量砖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侯灿、吴美琳著，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共同刊布了新、旧吐鲁番出土唐时砖志，为数亦不少。

荣新江先生在《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一书中，列有专讲谈石刻史料，从传统的石刻文献、新出土的石刻史料、石刻数据目录等方面总结了石刻史料―“现在史学研究所不可不予理会的文献材料”[14]的收集和利用问题，指导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如何有效的利用石刻史料，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2] 陈尚君.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A].赵力光.碑林集刊（12）[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328-335.

[3] 陈尚君.《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史料评述[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2）：1-10.

[4] 胡可先.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J].北京大W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42-48.

[5] 仇鹿鸣.《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书评[A].荣新江.唐研究（2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54-560.

[6] 刘建明.《唐代墓I所在t合目h》书评[A].荣新江.唐研究（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51-557.

[7] 仇鹿鸣.《新版唐代墓志所在t合目h（订版）》书评[A].荣新江.唐研究（1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99-603.

[8] 仇鹿鸣.《中国石刻vS目h（1949―2007）》书评[A].荣新江.唐研究（1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33-639.

[9] |山智史.《中国石刻vS目h（1949―2007）》书评[J].唐代史研究（13），2010：127-136.

[10] 陈尚君.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A].陈尚君.贞石诠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6-37.

[11] 王素.近年以来魏晋至隋唐墓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J].唐代史研究（5），2002：87-105.

[12] 仇鹿鸣.大陆学界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进展（2007-2010）・石刻[A].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7-253.

[13] 毛阳光.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25-27.

[14] 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38.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近代以前 日本人 中国观 变迁

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一直处在中国文明的辐射之下，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深怀“崇仰”之情。随着日本同化他们引进的事物并将其转化成自己与众不同的文明时，这种自卑感才渐渐地消失。诚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1）所说：“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1］P23纵观近代以前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16世纪中期以前，由于两国文化的巨大落差，日本人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之情。但随着日本独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日本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对中国的崇仰之中又加入了疏离的成分。这也表明“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筑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上。它以历史、文化为其出发点并最终回到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上”，［2］而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美好的“常夜国”

汉晋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较模糊的，但却十分向往中国。“他们(指日本)把传来稻米的西边（指汉朝）看成是美好的乐园，把中国称为‘常夜国’”，［3］P183看得出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充满敬畏。首先，古代的日本及日本人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渴望与中国交往。公元1世纪时，日本列岛出现了许多部落国家，为了与中国取得联系，北九州一个小国的国君就下令造大船，船造成之后取名“天鸟船”，这只船载着几个日本人来到了汉朝设在朝鲜的乐浪郡。由于当时的日本没有文字，关于这一次出使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正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4］P1658从这句简单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列国时代，而其中的一些国家向往中国、敬畏中国，尽管隔着茫茫大海，但仍然每年来中国朝贡，以得到中国的垂青。《后汉书》也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5］P2821这一记载后得到证实。《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有记载：“魏明帝景初二年（按：公元238年）六月，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首次派遣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为使臣前来魏国‘求诣天子朝献’赠送男女奴隶十人，斑布二匹二丈。十年间，邪马台国先后四次遣使至魏，赠送倭锦、马矢等。”［6］P857这些记载实实在在体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渴望。

其次，日本渴望吸收中国先进的文明。古代日本人渴望与中国交往并不仅仅为了到达中国，而是想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来满足自己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的日本曾长期醉心中国，将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输入日本”。［7］P26汉代时，古代日本还处于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古代日本人目睹了中国统一的国家组织和繁华壮观的城市，“远比他们当时纺织品华贵得多的丝织品、象征权威而又工艺精湛的铜镜等，引起了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的巨大兴趣”。［8］P65他们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的心情表露无遗，他们“希望政治上要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9］P18日本与中国接触后，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五代倭王（赞、珍、济、兴、武）都向南朝的刘宋朝廷遣使求封”。［10］P8日本也不断地汲取着中国的优秀文明成果，诸如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等就是此时期中国观的产物。

二、繁盛的“唐国”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对繁荣昌盛的中国十分仰慕，他们认为“古代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7］P27此时的日本统治者们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以便直接吸收中国优秀的文化，更多地汲取中国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这样就促成了这一时期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发生。日本朝野对此一直极为重视，每次遣使团均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倾注国力派出庞大的官方使团出使中国，全面向中国学习，大规模地汲取中国先进文物制度和思想宗教等举措就是这种中国观的产物。

1.频繁遣使隋唐。隋朝38年间，日本政府有4次遣使到隋朝。第一次是公元600年，日本使者向隋炀帝介绍了他们国家的情况。第二次是公元607年，小野妹子为大使，携国书前来，正式提出建立邦交关系。第三次是公元608年，也是小野妹子为大使。第四次是614年，大使为犬上御田锹，副使为矢田部造。唐朝时，日本从公元630年正式向唐朝派出遣唐使，一直延续到公元894年。“现已查明这时期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其中除去3次‘送唐客使’和1次‘迎入唐使’以及2次任命因故未成行外，正式来华的有13次”。［10］P17－18除了这19次遣唐使之外，在中国的文献中还有7次非官方的日本人唐朝之行。

2.汲取中国隋唐先进文化。日本推古朝（公元593至628年）圣德太子（推古女天皇的厩户王子，公元574-622年）仰慕中华文明，积极开展与中国的交往，其在摄政期间数次派人使隋就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的具体实现。他还选派大量留学生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中国文物制度、文化典籍，如儒学、中国化佛教、文学艺术等，希望得到中国的文明教化，建立像隋那样的国家。“随着遣隋使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9］P61这主要是日本在获得统一之后，急需引进中国先进的国家制度，以便改革内政，抑制豪强氏族势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因此把中国当做自己的楷模，加以崇拜。日本对大唐帝国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崇仰尤为突出。这因为唐朝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法制完备的封建大国，“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周围国家无限向往的所在”。［8］P101这就促成了遣唐使的发生。在长达300多年的遣唐使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唐文化的优秀传播者。在此推动下日本决心建立以“大唐国为蓝本”的天皇制国家。

3.往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等人员的增多。隋唐时，除正式外交使臣之外，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频繁来到中国，他们以满腔热情向中国学习。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学问僧，“根据中国学者胡锡年先生的推算，其总数估计在二百余人或三百人左右”。［11］P67其中留学生和学问僧中最著名的两个人就是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他们两个人的中国观可以说是当时的日本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吉备真备倾心于中国文化，学有所成后回国；阿倍仲麻吕则仰慕大唐文化，终身仕唐。

三、战乱的国度

宋元时期，中日之间的互相认识深度呈现出起伏，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日本对吸收的隋唐文化进行消化、创新，自以为已经汲取尽了中国的所有先进文明成果。这种心理催发了他们树立自我形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唐朝衰落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宋朝建立后，中国虽恢复了统一，但北方兴起的辽、西夏、后金与宋形成对抗，战乱不断；之后就是元朝的征战。日本对此采取非常保守的锁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与以前充满敬畏的态度有着明显不同。

1.此时的日本对中国采取了疏远的态度。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王为了继承和保持唐代与东海各国的贸易关系，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对日本也是如此。据说“公元936年，吴越商人蒋承勋受吴王的委托，带来送给天皇及左右大臣的信件和特产，以求同日本建立正式的往来关系。对此，日本退回了送给当时朱雀天皇的礼物，并由左大臣藤原中平回信给吴越王”。［8］P136但是，即使双方有书信往来，也没有采取正式国书的形式，书信的署名都由左大臣或右大臣来写。从书信的内容来看，如公元953年右大臣藤原师辅的回信中说道：“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可以看出这种应酬方式是迫不得已的，态度是冷淡的。［12］P119还可以看出“决定停止派出遣唐使的日本，不想与吴越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通过吴越国的商人传递国书和信息，保持着半官方的联系”。［13］P137这意味着，日本政府担心在唐灭亡后五代十国格局的情况下，如果同吴越国建立友好关系，也许会被卷入中国的纷争，而使日本政局受到影响，于是对此采取了消极的外交方针。

2.日本自我意识增强，希望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随着生产的发展，日本列岛上有了统一的国家和一定程度的文明，也培养了民族的自尊感，不再以接受中国统治者的册封为满足了”。［14］P140的确，日本人的这种自我意识自隋时就开始出现。他们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的一种抗拒心理已经显现出来。公元607年日本国王遣使小野妹子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就不再使用过去那样的“贡”、“献”等词，而是用了对等的称呼：“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说明日本一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汲取，而另一方面又始终尊重自己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3］P187现在看来，日本国书的用语显露出了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意识。

公元1078年，赴日贸易的宋商带去宋帝赐日本国大宰府令藤原经平的牒状和礼物。牒状和礼物送到京都后，顿时引起日本君臣的狐疑，被看作是当时的朝廷大事。因为在日本看来中国与日本早就没有了外交关系，现在为什么宋朝频频送来牒文和礼物？对此日本政府又讨论了五年，“最后决定一项原则，只回信不回赠礼物”。［12］P144元朝时，忽必烈曾几次修书日本，“以武力要挟日本效法高丽，以通和好”，［12］P75，P80但日本对此态度冷淡，并且不甘称臣，结果导致了元朝的3次征日。

四、巨大的他者――中国

16世纪中期起，日本人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明便显得不合时宜。但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依然还是巨大的国家，不过随着日本自己已形成的独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日本也在努力地强调自己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而不将中国他者化就不能顺利达到，因为“日本文化特别是成文书记文化来讲，中国及其汉字文化正可谓是一个作为前提条件的巨大存在。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个前提，日本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15］P7818世纪之后，受西方文明的输入和日本人对外认识发展，日本将中国排斥在外，而日本成了中华文化的代表，也就是说把中国他者化了。

1.日本重新看待中国及世界。随着接触到的西方及西方文明的增多，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西方文明的登陆，使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三分天下的天竺（印度）―大唐（中国）―日本观念当中，古代印度的地位被技艺精良的西洋人所取代。新的三分天下结构成为中国―西洋（泛指欧美）―日本的图式。”［16］P224这一变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变化。通过后者不难看出，日本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在此之下，“日本强调其文化的固有性，试图将自己与中国文化区别开来，并确定日本文化的同一性”，［15］P80其中以18世纪中期的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的言论极具代表性。贺茂真渊认为大和文化优越于汉文化，本居宣长则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这样中国对日本来说就成了异质性的他者。

2.构筑日本式的“华夷秩序”。古代日本自与中国交往以来一直处于“华夷秩序”之中，受惠于此。明朝时，足利义满虽然接受过中国册封的“日本国王”，但是从德川家康（1542-1616年）开始，幕府统治者就有意识地摆脱文化上从属于明朝的地位，构筑将朝鲜、琉球、荷兰、虾夷乃至中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小华夷秩序”。幕府把朝鲜、琉球确定为“通信之国”，把中国和荷兰定位“通商之国”，这样以日本为中心把邻国划分成了不同的层次。在同朝鲜进行交往时自称“日本国大君”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新称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日本国统治权与外交权的总揽者而定义的含义”。［17］P162此后日本在对外事务活动中，要求各国使节实施“服属礼仪”，按照日本的礼节进行朝拜，通过这些来增强社会各阶级的国家意识和“华夷观念”。至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膨胀，其特点是“讴歌作为‘神国’的日本，认为日本理应统治世界，这种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既是对西方列强东侵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日本‘文化母国’――中国的一种抗拒式回应”。［18］P608

综上所述，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但就总体而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仍是以尊敬崇拜为主流，对中国文化存在着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并且体现了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态度，这就造成了古代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比较容易走向极端，难以保持持平之论。

参考文献：

［1］［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J］.日本学刊，2003，（2）.

［3］吕超.外国人的中国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4］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

［5］范晔.后汉书・岛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

［6］陈寿.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

［7］［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王晓秋，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历史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9］［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姚嶂剑.遣唐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11］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12］［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13］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4］汪向荣.古代的中国与日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5］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6］叶渭渠.日本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7］［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ァズア［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创设历史情景、历史问题、历史思维等方面，归纳总结出历史课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以把学生培养成乐于探索、思维敏捷、具有创新思维的创造型人才。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学生为主体”教学模式是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改革的一种教学模式，突出以人的发展为本，它对原有的初中历史教学模式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对进一步发掘初中历史教学的潜在功能，把学生培养成善于学习、乐于探索、思维敏捷、潜质巨大的创造型人才起着重要作用。以“学生为主体”为核心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将整个课堂教学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 创设历史情景，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历史现象，体验历史人物情感。

历史情景就是教师在教学中以教材为基础，以教学大纲为导向，根据历史学科、知识和学生的年龄、心理认知特点，在教学中运用各种手段，如语言、挂图、图片以及录音、电视、电脑等，创设出历史教学具体、形象、生动、感人的环境和氛围，向学生交代历史背景、展现历史现象、讲述历史过程，营造出适当的教学情景，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并积极思维，达到教学目的。其意义在于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注意主体的感受与体验，在情感与意境的最佳组合情境中，使学生受到感染，从而达到情感与审美的体验。因此，创设历史情景可把学生带入所要讲述的历史环境中，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顺利地进行课堂教学。

创设历史情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注意力，为后面两个部分的进行打好基础。创设历史情景的方法有很多，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教材内容灵活运用，既可以在课堂上集中运用，也可以在教学中穿插运用。

例如，我在讲授“九·一八”事变这部分内容时，在讲授课前，我采用音乐创设情境的方法，在课堂上用录音机播放《松花江上》这首歌，在哀伤的歌曲中，学生们的思绪被带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受苦受难的历史场景之中，悲愤的绪情充满了每个学生的胸膛……在这样的情绪的感染下，学生很快的进人了对这部分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这段历的掌握与理解。

二、创设历史问题，使学生自主地解决问题，通过讨论交流突出学生主体性。

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灵活的组织方式会给教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学生对一个问题认识模糊时，当阐明一个问题需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时，当遇到教材没有下结论或结论模糊的历史问题时，把问题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共同交流，结合史实进行分析和论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

例如：三国鼎立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为什么?如何评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科举制度的利弊。学生通过激烈讨论，畅所欲言，深人探讨，彼此交流，课堂气氛活跃，学习兴趣浓厚，锻炼了学生雄辩的口才，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也发展了学生的个性。要注意为学生营造开放、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即使学生发言错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应去夸奖他、鼓励他，这有助于培养其创新精神和求异思维。

在讨论时，教师应及时抓住学生讨论时的闪光点加以鼓励和总结，以讨论参与者的身份对讨论中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引导讨论不断深入，使学生在原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上有所提高。同时教师要善于启发和诱导，提供多角度思路，使讨论向纵深发展，使学生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

三、创设历史思维，让学生寻找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掌握基本的历史规律。

当学生学习了一系列的知识概念后，为避免其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孤立、零散、机械的存储状态，教师应引导学生逐步将新旧知识系统化，形成规律性的网状联系，教其学会运用归纳、总结、比较等方法，将知识学习过程由历史概念的学习上升到理论认识水平，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同时，整理知识的过程，也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再认识。在此期间，教师可有意识地在教学中展示自己的思维过程，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既掌握了历史事件间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又从中学会历史思维的原则和方法。如果教师能适时选取恰当的内容，将课本上的某些现成结论问一个“为什么”，去进行剖析，以展示思维过程的基本步骤，增强所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帮助学生加强思维逻辑性的训练，既深化了教材的内容，又培养了学生的能力。比如，讲述隋唐文化时，教材以《封建文化的高峰》为题，用三课时叙述了隋唐科技的发达，宗教的兴盛，文坛的鼎盛，艺术成就的五彩缤纷，但却没有阐明形成如此辉煌灿烂文化的原因是什么。若教师在讲罢全貌后，在此设问缘由，然后师生共温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等内容，再剖析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对文化的影响及交互作用，这样组织教学，既可以使学生将所学的隋唐史知识有机融汇，同时也使学生的认知水平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分析，从而使学生的思维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教师创设历史思维一定要切合学生实际，循序渐进，千万不能好高骛远，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引发学生的思考，使其能够学有所思，思有所得。以“学生为主体”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每一个部分，不论是创设历史情景，创设历史问题，还是创设历史思维，都必须体现和落实在学生活动上。学生活动既包括内隐的脑意识活动，也包括外显的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活动。活动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教师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不可厚此薄彼，要灵活运用。同时，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一、阅读法

阅读，是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历史，脱离文本就不可能掌握基本的史实。同时，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训练。怎样才能让学生把材料读懂、读透？必须教之以法。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分析课题内涵；或将主要知识点用填空的形式摘出；或设计各种问题，让学生找出答案；或者让学生列读书提纲等多种方法，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当学生有相当的自读能力后，再让他们写阅读笔记，阅读心得。将阅读与创新，与写作表达联系起来，使阅读水平不断提高。

二、体验法

体验法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历史现象、历史情境的体验，可以是教师进行形象的描绘，引导学生进入情境，也可以是学生自己表述，设置情境，充分发挥想象力。另一种情况是针对历史事件，不断设置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然后让学生做出选择，之后与教科书上的史实进行对照。这样不断训练，加深了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还有一种方法是带学生实地考察、参观，例如，到西柏坡参观，让学生感受革命战争的壮烈以及伟人的情怀，了解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对中山古国实地考察、参观，了解战国时期的文化。到辛庄烈士陵园拜祭，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作用等等，然后根据所见所闻，写一篇论文，阐述自己的感受和观点。由体验到感悟，再由感悟到结论，充分锻炼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分析和思考的能力。

三、分析法

学历史不仅仅是对史实的记忆，最重要的是理解其深层规律。因此，分析综合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的做法是在熟悉史实的前提下，找到背后的根源。例如，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哪些是内在原因？哪些是外在因素？事件发生的作用和后果究竟是什么？有没有类似的史实，类似的原因和结果？一般情况下，教师提示引导，学生从教材中找出答案，最后归纳总结。在分析的过程中，教师要重点教学生方法，找出规律，找出历史上同类史实加以分析。让学生自主学习，自己动手掌握一套分析方法，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终提高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四、比较法

历史知识内容广泛，历史现象复杂多样，为了理清线索，揭示每一个概念、规律和现象的内涵，最好的方法就是比较法。比较可以从相同点和不同点两个方面入手，对历史上类似现象、概念进行比较，使之更加清晰明了。例如，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异同，这样的问题视点高，涵盖广。而比较农奴和奴隶之异同则仅仅是两个概念的比较，这就是说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广泛、灵活，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可以发现有数十个类似的可以比较异同的问题，让学生一一训练，充分锻炼了学生认识事物和分析史实的能力和归纳结论的能力。

五、讨论法

讨论法可以用来解决有难度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讨论法在我的教学中，几乎每节课都有。我们采用的教法是由“杜郎口教法”改进的新教法，把课文内容设计成几个重要的问题，然后发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学习，可以利用图书馆、上网等方法搜集资料，写出提纲。对于难度大的，有争议的，就让学生分组讨论，得出结论后，全班学生再进行讨论，教师起到引导调控作用，最后归纳点评。讨论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它是一个不断改变思维的认知过程，是集体的智慧，也是在别人启发下激发自身思维能力提高的最佳氛围和途径。学习活动，以学生活动为主，从课前开始，学生查阅资料、编写提纲，就已经开始了自主学习。在讨论过程中，体现了交流合作的新理念，尤其是课堂上师生平等对话、自主探究，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对学生的心理素质，表达能力的提高都很大的作用。

除以上几种学习方法以外，在教学中，我还着重从史论结合方面培养学生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如隋唐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可以引导学生从文化与政治、经济、外交的相互影响来认识，可以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方面来思考，指出国内经济政治因素是隋唐文化繁荣的主要原因，吸取外来文化是次要原因。另外，我还鼓励学生参加第二课堂活动，进行实地考察，参观历史遗迹。看电视剧，如《汉武大帝》《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电影《甲午风云》《大决战》《开国大典》及一些纪录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然后让学生与教科书上的知识对照品评，发现异同。这样对提高学生的分辨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为了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更新观念，改进方法。总的原则是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然后用这些方法自主学习，最终总结归纳，逐渐达到理论的高度，从而培养学生了解历史真相，认识事物本质，掌握历史规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