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3 16:41:44

价值观论文

价值观论文篇1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律师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律师制度的产生、推广、应用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文化效应、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类别,而这种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价值取向正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构成,支配着律师制度的运行和发展。因此,要搞好律师文化建设,首先必须研究律师价值观念,建立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体系。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作以初步探索,以期有所裨益。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创造和获取能够满足自身或社会需要的具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观念财富,人类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其判断在于从价值的角度对客体进行评价,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特定关系,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所以,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同样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发展方式。因此,研究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界定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推动律师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基础。

关于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笔者通过对多种观点研究后认为,从哲学意义讲,律师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既包括低层次的社会心理,如传统、习惯、作风等,又包括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即理想、信念、宗旨、哲学、思维方式等。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以心理、观念和理论形态为存在形式,其涵义应定义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综合体、复合体,它是在长期律师业务活动和律师管理实践中,由律师群体共同创造而形成的传统、习惯、作风、理想、宗旨、信念、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

律师价值观念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直接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主要特性。通过上述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涵义的界定,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具有下列特性: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与一般文化一样,律师价值观念文化虽然也是对律师业务活动与律师管理实践中己有的文化特质进行不断总结和再创造的活动,但是,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却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为培养律师群体共同意识而进行的一种具有律师文化特质的创造性活动。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价值产物。马克思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产生,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经济基础以及在此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社会形式。律师是法制的产物,它是以法制社会形态为基础,可以说没有法制就没有律师,所以,律师价值观念是随着法制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也是律师价值文化观念区别于一般文化的根本标志。 (三)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价值观。律师虽然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但是其与检察官、法官、警察的性质不同,它参与法律活动并不是直接依据国家的法律,而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有偿的服务关系。这种有偿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从一产生就具有商品属性,这也就是律师文化区别于检察官文化、法官文化、警察文化的根本标志。

三、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内容

如前所述,作为律师文化核心层的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个由诸多观念因素组成的系统,它是以律师群体价值观为基础,决定着律师事业发展的目标,因此,如何设计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内容,则显的尤为重要。究竟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包括哪些要素,目前理论界尚无参考,但从文化角度对律师的性质、使命和律师的价值观念进行动态研究,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也不是什么各种“观念拼盘”的主观杜撰,而是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若从哲学角度以科学的方法论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分类,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内容应当包括四个层次的根本性要素:1、律师群体共同价值观念,或称价值目标、价值取向;2、律师群体观念;3、律师管理哲学;4、现代律师理念。这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内容的基础框架。

价值观论文篇2

具体来说,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匿名性、受众的交互性、网络平权以及新闻信息本身的泛化等诸多传播特征的出现,使得那种在文本生产及新闻理念上强调一元化旨趣限定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已经出现了富有自组织性的新发展,这包括:有关“异常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异常——寻常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影响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影响——交响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及时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及时——全时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冲突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冲突——冲击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显要性”的价值观正在向“显要——需要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人情味”的价值观正在向“人情——人群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等。

【关键词】新闻价值系统;网络新闻;综合型价值观

新闻价值(newsvalue)是一种度量,用来判断新闻原事(newsstory)和新闻文本(newstext)的意义。由于新闻价值的度量通常拥有多种取向,因此,不同的度量会自然构成一个指标体系,而这个体系被我们称之为新闻价值系统(newsvalues)。任何既有的价值系统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某种同一化的理念(mind),我们通常以“价值观”一词来指代这一抽象的思想倾向。

满足那些指标的新闻或文本被视为是“新闻的”,即是指它具有新闻的属性;而不满足这些属性或满足不充分的,则会被视为不具备新闻属性或新闻属性不明确。鉴于对新闻属性的判断是在富于主观化倾向的形容与描述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度量基本上是一种关于主观认同的标准的预设;之所以在理论上承认这种主观预设仍具有论证意义,是因为建立这个新闻价值体系的有关度量的不同指向,早已被一一证明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曼切尔(Mencher)认为,所谓的新闻价值标准,就是决定事件或观念具备新闻价值的因素;麦道格尔(MacDougall)指出,撇开政策考虑作为新闻评判的因素不谈,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不论有何差异,他们每天在对千百万事件作出选择时都有确定其潜在新闻价值的大体一致的标准。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即使这些标准可能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它们已经受到年复一年的经验的考验,并且在一批数目不容忽视的新闻编辑部内盛行。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曼切尔不仅仅把新闻价值看成是一种对有形对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后者还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信号;而麦道格尔的观点则能从语言和逻辑上提醒我们,尽管我们承认一切现有新闻价值标准体系,但是鉴于它在理论上是一种流行——尽管这一流行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积淀,被公认为具有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因此它仍然是可以改进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闻实践的反复积淀,这种改进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而在当代,在Internet以超过以往任何媒介的孕育成长速度发展的十数年间,是否已经沉淀下某种智慧与旨趣,让我们能够把握到新闻受众中出现的有关读什么、听什么或看什么的要求?这里,我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抱着这样的理论兴趣,结合网络新闻发展的机制,来探索网络时代对传统新闻价值体系构成挑战,并演进出新的统合观念的问题。

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合

客观性(objectivity)是传统新闻观念的思想核心,也是新闻价值系统的逻辑基础。今天,关于客观性的理念,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客观——主观性”(objectivity/subjectivity)的统合型理念方向发展。

对于新闻来说,客观性是指一个新闻文本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相对应的程度。而在网络传播的环境下,以下两个因素是我们在探究新闻的客观性属性时所必须重视的:1.Internet环境对新闻的概念的泛化,即从狭义的传统新闻概念泛化为其他有用的信息,甚至包括日常生活和商务。这使得我们对于网络新闻的客观性的评判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具有未知性和挑战性。2.Intetnet环境的主要特征是把关人的缺失感,反映在信息文本的表现上,则是主体与客体的有效交融。正如我们在泛传播(pan-communication)的观念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即人”——网络中的受众已不再单纯的是接受者,而演化为媒介的一部分。②因此,对于网络新闻的某些文本形式(如新闻组、论坛、网络调查等)作有关客观性的判断时,仅仅依靠单纯的二元判断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体验到了大众传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来自信源的普遍的匿名性。在由叠加和链接共同作用的“辗转相传”的环境中,任何一个泛化的终端文本、声音、图像、文字、图表、内容、标题、细节的精细程度,都有可能会遭到折射和歪曲。在匿名、把关人缺失、受众大量参与交互、海量新闻信息的多重作用下,网络新闻的客观性在某些特定的文本样式以及总体的文本特质中,表现出比传统新闻更具有脆弱感。也许这正是今天我们在Internet环境下,在享受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和人本化的新闻信息时,不得不面对着更多的新闻诽谤、谣言、片面报道、失实、滥寄(spam)、噪避(zapping)③及其他涉及新闻法律与新闻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网络新闻在客观性方面弱于传统新闻,我们都会从技术的本质上看到一个明显的先验性的主题:在泛传播的条件下,由于把关人作用的消解,每一个匿名受众都有可能会把参与交互看成是新闻的一部分,也把对传播与再传播的参与看成是一种对新闻资源的良性的开发和利用。不管是在讨论版、新闻组、电子邮件中,还是在文章的转贴、编辑、深度链接过程中,我们都能够发现,由于存在着极大量的个人化影响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冒着比传统媒体更严重的失去原创新闻的事实及事实本身的真实的双重风险。并且,我们还会发现,这一理论上的风险往往不幸被现实所证实。④

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正是由于传统的客观性观念受到冲击,另一种在Internet上可能会被公认的价值原则在悄悄地浮现。这个新型的传播事业所带来的同一性理念究竟是什么?它在新闻价值观念的判断上可以被公认吗?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如果确实存在某种关键词的话,那么这个词可能会是“宏观真实”(macroscopictruth)或是其类似物。也许,为了与本题相关,我们更应该称之为“理念真实”(truthinmind)。新闻的宏观真实强调从宏大的系统上,如从长时段、事件与环境的关连、时代性上总体把握新闻的客观性,而在Internet上,透过那些技术上具有先验性的密集的失真,我们恰恰能够观照到在Internet的精神深处所蕴含的、本质上的、使新闻信息真实化的能力:1.以多信源的宏观竞争机制消解单一信源的微观的不确定或失真;2.以极广大的受众的主动化的对真相的追求,取代少数把关人对真实性的施予;3.以信息的极大丰富激发受众对于真实的判断力以及受众作为思想主体群落的自组织性。

也许我们终将承认,正是Internet使我们发现了:在新闻媒介中蕴含着人,人本身即是新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客观性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扩展了“客观性”的定义本身。

二、异常性与寻常性的统合

有关异常性(abnormal)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异常——寻常性”(abnormal/normal)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异常性是对新闻报道内容所具有的罕见性或陌生感的度量。从传播经验上说,异常性显著的新闻是指对明显偏离常规和日常经验的事件的报道。我们需要以异常性作为新闻价值标准,是因为传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岗哨作用,它监督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异常现象。人类应该在日常行为当中密切关注一切有可能会导致对群体有所伤害或危及社会生活的事件,这些事件被当然地被预设为“罕见的”和“令人感到惊奇的”。这也同时告诉我们,求新求异并不是新闻者的动机,而是受众的源自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传播动机。只有吻合受众的动机,新闻的价值才有可能会被确立。

正是从观察受众动机的角度,我们注意到,进入网络时代,异常性的价值观会紧密地与寻常性的概念相结合,相辅相成地构成一个更新的价值链。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使人们在阅读任何奇异事物的报道时,都会比以往更有条件和更有理由追问:这个奇异的消息对于我本人意味着什么?而恰恰也正是Internet在新闻的领域里完成了对这一提问的回答:你可以自助地使用信息仓库、超文本链接和Internet交互,在技术平台上把不寻常的新闻转化为一种寻常的认识。今天,人们在哲学认知上从异常(个别)上升到寻常(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大地缩短了。比诸以前,人们有更多的材料和更加充分的技术(包括搜索和统计)条件,能够在发现异常的同时,也发现该异常对于他们自身日常生活的准确的意义,甚至具体到可量化的细节。人们对于新奇的事物和信息的渴望永无止境,网络新闻恰巧能够满足这种巨大的好奇心。从前我们在传统媒体上对于异常新闻的期待总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咬狗”的事件出现,但是当全球的信息联网如望远镜、显微镜、传声筒、会议厅那样被造就为一个唾手可得的工具时,人们能够随时了解他们想要了解的事物。因此,今天的网络受众,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新闻受众都更加习惯于经常得到这些异常。这也正可用来解释为什么网络新闻既已开发出如此巨大的功能,但是它仍然能以高速度不断进步。网络新闻在价值观念上并不满足于传统意义的“异常”,而是强调“寻常的异常”。

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下面这个因素:在全球化的Internet上,新闻受众却是个人化的或至少是分群的,因此他们对于异常性的把握互不一致。几乎每一个受众群都有自己的鉴别标准。在某一方认为是异常的新闻,在另一方看来也许是平淡寻常的,反之亦然。因此,在网络新闻这个一体化的宏大概念中,如果不将定义范围缩小到准确描述的分众群,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异常。考虑到了Internet几乎包容了所有的信息化人群,这种难以定义的牺牲,也许比以往任何大众传媒都更具有对新闻价值观的演进意义。

三、影响性与交响性的统合

有关影响性(affe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影响——交响性”(affect/interaffe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影响性是对新闻的题材或观点影响受众的深度与广度的度量。通常我们所指称的新闻,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中所的新闻,因此,一个新闻能否影响较大的社会范围十分重要,影响越深越广,则新闻的意义越突出,反之,则新闻的意义越微弱。在传统媒介新闻中,正如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所阐述的那样,关于事件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对多少读者有影响;对读者有多少直接影响;是否会立即产生影响。

而在Internet环境下,对新闻影响力的度量的标准发生了某些变化:1.受众的影响量可以区分为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追求绝对数量,是指争取影响总数量较多的受众群;追求相对数量,是指对于分众传播的某一层面的受众群(目标受众)来说,要力争在这一人群中占有尽可能大的比例。网络新闻人群影响力的计量,是这二者的总和。2.网际新闻的直接影响不仅仅包括针对直接的受众,而且还包括信息链条中的任何一个转载环节。即对于某一网络媒体来说,还包括其他网站乃至传统新闻媒体,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各种传播渠道对于该信息的转载、传达、引用率。转载、传达、引用率越高,说明它的直接影响力越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力的度量特征是:要看它是否能够立即促发交互。交互式影响是网络新闻的一个主要的特质,影响的交互性越丰富、越强烈,直接影响越大。3.迅速产生影响的问题反映在网络新闻的首发与跟进速度上,也反映在是否引人注目,是否便于认知、理解或记忆上。网络新闻的影响的即时性与其影响的直接性是融为一体的,如前所述,它能够以当前交互来实现这一融合。

网络新闻对传统新闻的有关影响性的不同取向,使得构成影响力的不同元素重新列序,并形成新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称之为“交响”的影响概念。我们把交响一词用于定义网络新闻的影响力,试图反映网络新闻在影响力方面的几个主要特质:1.新闻的文本能够迅即得到新闻受众的反馈。2.文本的作者、制作者或者本身能够与受众交互。3.受众与受众之间能够交互。4.者与者,文本与文本之间能够经由后台管理,而形成与文本信息直接相关的可利用的组织。从以上意义层面上说,也许,我们仿照affect而对比的使用interaffect一词来指代交响概念更为恰当。在未来,网络新闻对新闻的价值理论及标准会做出较大的调整,而最有可能被传统新闻理论所接受的,正是这种从单一性的影响到交互性的交响的跨越。事实上,从当代新闻的发展方向上来看,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媒体,都在试图走向联合、协作、同一,这也更为深邃地意味着,未来所有的新闻领域都有可能试图向这一价值观看齐,从而实现多向度的新闻的交响性。

四、及时性与全时性的统合

有关及时性(timeliness)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及时——全时性”(timeliness/timelessness)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从传统新闻学意义上说,及时性是对新闻报道追踪新闻事实的速率的度量。新闻通常被人们视之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新近”是指该新闻事件总是在离时间或离当下尽可能近的时刻“发生”。对于电子媒体来说,及时通常意味着在刚才、当天、不久以前;对报纸来说,这种时效性经历的时间跨度会较大一些,而杂志则更大。尽管电子媒介已经把近代新闻媒介新闻的定时性有效地拓展为及时性,使得时效性的概念比两个世纪以前要先进得多,但在当代,这种价值标准仍然经由“随时化”和“全时化”思想而受到了某些必要的修正。

从观念进步的过程上来说,全时性的理性概念的提出受启发于BBC的随时化新闻服务理念——它为时效性下了“在需要时收看新闻”(newswhenyouwantit)的定义。⑤随时化的新闻服务思想既对正飞速跃进的网络新闻业作出了理念的呼应,又启发我们对网络新闻自身所蕴涵的全时化新闻观作出基本的阐释:1新闻的全时化观念并不主动的来自传统媒介的实践——仅就作为实态而言,CNN早在1985年已开始电视的24小时新闻播出,但10多年间并未很快形成观念的潮流——而恰恰出自网络新闻时代的召唤。2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受众(消费者)为导向,而不再以新闻文本与故事(产品)或新闻机构与人员(生产者)为导向来规划新闻运作(生产),这意味着媒介在时间战略上终于可以有能力真正听命于受众的“安排”。3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倡导以受众为本的服务。24小时内每一个收听、收看新闻的受众都有自己的特殊传受要求,因此,既一视同仁,又能区别对待,成为了媒介从观念到技术的新闻服务指针,在时效性上,新闻更强调时间的纵深感和连续性,更加及时的更新以及更科学的专题服务与搜索服务。4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时间战略实现了空间战略。快速(以秒为单位)、高频度更新(以分为单位)、重复、综合(主题链接)和移动(超文本阅读),使得受众对于新闻的接受更具有历时性和历史感,而与此同时,“受众主动式”的深度新闻优势亦展现无遗。5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并不只是针对网络新闻或传统新闻,而是针对一切面向未来的媒介新闻,它与泛介质(pan-media)的网络概念相呼应,⑥从虚指性的观念角度提示了未来新闻时代的最重要的媒介传播特质。

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性”对“及时性”这一传统的新闻价值指向给予了重要的改进和统合,使其更强烈、更深刻、更细腻、更人本,同时也更辩证地反映了新闻的时间意义。

五、冲突性与冲击性的统合

有关冲突性(confli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冲突——冲击性”(conflict/impa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冲突性是对新闻题材及文本所展现的矛盾或戏剧感的强度的度量。新闻故事中的组织之间、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对抗,构成了某种新闻叙述上的本初的张力,而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则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戏剧感。它从两个方面满足新闻的受众需求:1.冲突性的新闻总是给人的启示较多,同时,有关冲突的内容强烈地向受众发出警告,使人们关注危险的迫近、困难的出现。2.戏剧化地描绘矛盾被解决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观赏性,能够促使受众的阅读兴趣始终得到保持。

在传统新闻中,冲突性易被媒体叙述成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陷入脸谱化的境地,正如批评者所分析的那样,媒体似乎在抱着一种处理警察新闻或体育新闻的心理状态进行报道,把人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而且总是认为每一冲突必有赢家和输家。⑦此外,过分追求冲突使得新闻充满了阴谋、暴力、犯罪、战争,这对于社会化的教育显然不利,容易出现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负面作用。在Internet条件下,人们(包括大众和分众)仍然像过去一样迷恋于新闻的冲突性,但是与其技术条件和传播的机理相适应的是,这种冲突性和对冲突性的处理方式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1.人们已经可以主动地寻求冲突和冲突性的表现程度,分众化的效果使得受众的决策权力更大。他们对于频道、栏目或议题的选择余地更强,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品味或需求来对新闻的冲突性和戏剧感有所把握。2.人们对于冲突的理解比以往更深刻。受众、媒介、记者和矛盾的各方“共同介入”文本,通过视觉虚拟的方式,受众可以进入“新闻现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冲突不再是过去新闻事件内部的冲突,而是转化为它的一个广泛的隐喻:每一则新闻都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缩影,代表了某一个受众对于世界的认知。这种冲突性与其说是新闻戏剧的冲突,不如说是人们内心矛盾的总体表现。3.就媒介的性质而言,Internet能够用更有冲击力的方式来表现新闻内容,包括音频、视频、文字、图表、讨论和大容量的资料库,受众对于新闻形式力量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冲突性”这个纯粹的新闻价值取向,在今天已经变得更加繁杂、深刻,并且发生了某种偏转,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矛盾的体现,而是包括了更多的元素、更多的视角,形成了对广泛世界和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复合化的冲击之力,我们把这些转化和复合的方向描述为:有关冲突性的新闻价值已走向“冲突——冲击性”的统合。

六、显要性与需要性的统合

有关显要性(significance)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显要——需要性”(significance/necessar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显要性是对新闻报道涉及知名对象的程度的度量。“显要”在汉语里有显赫、重要之意,而显要性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它着眼于外化知名人士和机构所包含的新闻价值。为什么显赫而重要的人物和机构能够产生新闻?除了新闻事件发生于他(它)们身上的概率较大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对于大众而言,名人和著名机构具有很强的召唤力或吸引力,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社会的利益,受众关注显要人物或机构的事迹,即是关注他(它)们所代表的阶层,亦即是在关注受众自身的不断向上增长的需要。

以美国为例,近20年来,新闻的主要旨趣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异,大众的阅读兴趣更加集中在那些软性的新闻,包括那些不太“重要”的新闻,比如名人的纠纷与风流韵事等等。这些相对软性的阅读兴趣在近年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即一方面新传播时代的人们并未放弃关注国际国内大事,另一方面也对那些琐碎的、普通的,甚至是“无聊的”新闻内容感兴趣。⑧或许,正是这一类的受众倾向导致了当代新闻传播的多元化情境。

这种多元化的阅读在Internet环境下,得到了媒介技术能力的支持。Internet的分众能力,使得受众可以根据自己阅读需求去寻找他们的所需要的频道和新闻栏目,可以集合自己所需要的、与自己阅读口味相一致的人群,并与他们形成传播交互关系。事实上,这种传播方式上的变化是新闻媒介的题材热点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动因。就像在经济学领域里所发生的从生产者导向转化为消费者导向的发展潮流一样,媒介所的新闻有任何一点旨趣上的变化都是由受众市场引起的。在Internet环境下,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将会保持下去,并且以一种看得见的调节方式,来使得新闻逐步地在终极用户那里得到和谐和统一,并且自发地产生某种新的秩序。这就是我们所要论述的有关传统新闻价值观中的“显要性”的价值元素开始向“需要性”方向发生偏移的机理。

这种偏移,目前是以一种“显要——需要性”相统合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将向什么方向变化,一时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种以一个单纯的关键词来规定哪些新闻是受欢迎的、哪些新闻是不受欢迎的价值观念已经过时。

七、接近性与亲近性的统合

有关接近性(accession)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接近——亲近性”(accession/intimate)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接近性是对新闻题材与目标受众生活空间的吻合程度的度量,有学者更直言接近性是指“在报纸发行的广播的区域内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⑨接近性之所以构成新闻价值,是因为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件总是更感兴趣,并受到打动——事件发生的地点离受众越近,与受众的利益关联就越大。如果对此做一个有趣的推论,那么我们会认为新闻接近性倾向于把物理距离缩短为零:要是某一新闻事件是由受众自己参加的,那么该事件的报道在这一个别受众心目中的新闻价值是最高的。一个较为极端的关于灾难性新闻报道的阐释:灾难事件死亡人数的多少与事件发生距离的远近(以当地为中心)成定比。例如,某个遥远国家因洪水死亡上千人的新闻,其价值相当于本国边远地区淹死上百个人的新闻价值,又相当于本州内淹死十人的新闻价值,还相当于本地淹死一人的新闻价值。因此媒介对于不得不报道的外地新闻和遥远的国际新闻,通常会千方百计地突出与当地目标受众相关的因素,使其带上地方性的色彩。⑩这种相关要么是指在空间上与其接近,要么就是在情感上与之相联系。而从传统媒介来看,想使得信息与最大量的目标受众相吻合,通常的做法只能首选空间上的接近性。

但在网络时代,这种局面已为之改观。这主要反映在:1.技术特征使得媒介新闻可以支持个性化订阅、栏目的互动化以及更强的参与性。这使每一个受众都能够主动地寻求与自己的心理相接近的新闻。同时,他们自己还能够做到使用交互手段使心理距离更加趋近于零。这实际上是在把过去传统媒介甚至不敢想象能达到的出版目的,在一举手间得以实现。2.由于数据库能形成任何一条新闻和其他相关新闻相互联系的便利,使得新闻的本地色彩或者与相关对象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容易。3.在BBS、新闻组等媒介信息(泛意义上的新闻文本)服务项目中,人们所亲身参与的内容恰恰又多是他们所最关心的新闻,因此在这种样式当中,新闻的拉近性,最大限度地表现为与每一个对象的零心理距离的亲近性。

我们注意到,以上三种特征,无一例外的以心理接近消解了空间距离。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在Internet环境下,对于接受心理的控制是新闻分众化作业的首要问题,而空间性则早已被介质特征所消解。使物理转化为心理,这一媒介特质开创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网络新闻在新闻价值方面改变了从前我们所确认的关于“接近性”的单一原则,使其转化为“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原则。联想到美国自90年代以来,由WaltHarrington等人在传统新闻领域里倡导“亲近性新闻学”(Intimatejournalism)时所强调的“记录普通人每日心理与生活”的理念,⑾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有关网络新闻环境下“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型价值观正在与所有新闻领域里的相关理念形成相互激励的推测。显然,赛博空间以其虚拟性消解了受众以往所依赖的集群法则,并正在试图使信息消费的指向从物理空间重新回到人本身。

八、人情性与人群性的统合

有关人情性(humanity)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人情——人群性”(humanity/communit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人情性是对新闻内容契合人类基本感情的程度的度量。人情性又称人情味或人性。按照麦道格尔的观点,人们对于人自身以及对其他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涉及男男女女的各种事件的兴趣就叫做人情味。而汤姆森基金会则认为,人情味是指报道可以更多地涉及新闻中的人的人性侧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情性可以看作是新闻对于人性的展现、挖掘或捕捉,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社会的关联,以及人类独特的情感特征,并进而唤起受众的广泛的共鸣。

有关人情性的基本共识大致可以描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怜悯。对不幸的人物或人群悲惨的命运给予关注,并提示他们不幸的根源。2.幽默。日常生活当中所出现的喜剧化的特征能够为新闻作品带来相互的阅读趣味。3.故事性或悬念。如前所述,戏剧感是新闻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因素。4.对妇女儿童的关注。妇女儿童的处境总是能够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视角被观察,对她们的关注能够反映人性中最根本的善意。

人情味的价值指向实际上是在确认,新闻媒体应该用各种手段,从风格和题材上指向尽可能多的人群,并且使他们能够因相同的情感而产生类似的共鸣。这种同一化的努力有时因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使得大量目标对象的理念差异不能被有效地弥合。而在网络条件下,由于大众性和分众性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泛传播意义上的分层、分群的交流,因此,对于人性的指向可以以一种定向方式“本地化。”这既包括个性化服务,也包括网络用户的主动性阅读。如果我们观察网络新闻的总体格局,会发现随着网络新闻的日益成熟,它在平台的开发、新闻栏目的设计,以及受众的交互方面,都越来越倾向于不单纯依靠泛泛而论的人性指向,而不断地“增添”那些能体现“人以群分”思想的人群性议题的传受方式。对于人群的关注既不会过多的抵触人性的基础,又会较为准确地照顾到某一特定人群的传播趣味。

就出版而言,在网络媒介上,它早已不是单向的,而呈现为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编辑的分群化处理也早已被程序设置以及广泛的传播互动所取代。正因为如此,人群性不仅没有使得人性化的意味因为网络新闻的实践而减少,相反,更为它增加了新的、丰富而具有指向性的元素。这不仅使新闻更加具有信息效果,而且,其实在化的能力也比以往大大增强。——比如,你会发现那种“一人有难众人相帮”或者“一人有疑问众人交互解答”的高效的实在化生活场景现在正频繁地发生在网际信息环境中。

结论是:“人群——人群性”的统合理念比之于单一的人情性的理念,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更多地强调新闻价值中的“有用”的部分。“有用”的思想,与其说是在反映人性,不如说是在反映实际生活的需求和特指的实在人群的尊严。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西方某些关于中国的“人权”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在力图泛化普遍的人性,而忽视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多极化、多元化的世界及传播环境中,脱离有人群性专指的新闻价值观,实际上难免会退缩为片面化标榜的高头讲章。

今天,网络媒介的分群能力早已不单纯是一种口号,而成为完全可以用技术来实现的作业内容。小到只有一个人的专指的新闻服务,大到面向一个阶层、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家。从新闻价值观来说,也许,这种技术上的伟大进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为未来新闻指引了更加科学化的观念之路,即从普遍人性的观点迈向“人情——人群性”的统合价值观。

注释:

①⑦⑨⑩除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36页,144页,139页,140页,新华出版社,1998。

②⑥杜骏飞:《网络新闻学》,14-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及杜骏飞:《泛传播的观念——基于传播趋向分析的理论模型》载《小雅思想网》网站,

③关于噪避(zapping)的译名及传播学意义,参见杜骏飞:《论广告创意的观念》,载《南京大学学报》,1998(4)。

④以图片新闻报道为例,吴心梅在《眼见未必为实——网络新闻图片的陷阱》一文中,即以大量事实举出在Internet上出于种种广泛的原因导致新闻文本:A.自相矛盾,莫衷一是;B.图文不符,张冠李戴;C.细节失误,南辕北辙;D.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等4大类失实陷阱。载《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

⑤彭兰:《数字化时代的BBC》,载《国际新闻界》,1998(2)。

⑧有关近20年来新闻旨趣向软性化方向发展的描述,参见刘微:《变化中的新闻内涵——美国主要媒体20年新闻报道的变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5)。

价值观论文篇3

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工作在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保持职工与管理组织关系协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广大职工对工会组织具有较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由工会组织出面采取合理的方法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亲切、自然的优势,易取得水到渠成、春风化雨的效果。工会组织在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有利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工会具有一定的组织优势

工会自下而上建立了统一的组织网络,组织体系完整、条块结合,形成了覆盖面广泛和组织严密的体系。工作对象广泛、工作领域宽广、资源和手段丰富、拥有职工之家和娘家人的特殊角色,是工会独特的组织优势。工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工会拥有一支素质较好、能力较强的工会基层干部队伍和积极分子队伍。他们长期与职工工作、生活在一起,对于广大职工的思想和需求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在做职工工作时有主动性和针对性,使对方易于理解和接受。

(二)工会具有一定的职能优势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工会的政治要求和行动指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工会具有维护、建设、参与和教育的职能,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能。替职工说话、办事是工会的权利和义务。工作出色的工会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职工之家,深受广大职工的信赖。这样的工会在组织引导广大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中必然会得到职工的支持,理解此项工作对于自身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三)工会具有一定的阵地优势

工会组织拥有丰富的媒体资源,具有搭建平台、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会组织往往有较为充足的活动经费,为工会开展各种活动提供了财力保证。因此,工会有丰富的宣传阵地、文体活动阵地,便于采取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喜闻乐见、多措并举的劳逸结合、寓教于乐的活动,使先进思想在职工中生根发芽、落地开花。由工会组织出面组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活动,有条件搞得生动活泼、趣味横生,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工会工作具有灵活性、多样性的优势

作为桥梁和纽带,工会工作中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不仅能围绕单位的主体工作展开正面宣传,而且能深入到基层、班组、家庭开展文体活动,甚至走向社会支持公益事业。由工会组织出面组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活动,有利于形成全方位、多样化的格局。

二、工会组织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

(一)利益相关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在要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内涵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这些都是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根本体现,明确这一点,无疑会促进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二)行为养成法

价值观既是观念,更应成为行为方式,所以,行为养成法是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价值观不可能由社会成员自发形成,必须进行正面有效的灌输,通过日久天长、持续不断地入耳入心,涤荡社会成员个人与核心价值观相悖的价值观念,达到日益涵养和日趋固化的目的,从而产生深刻的精神力量。同志于2014年5月3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座谈会时要求广大同学“从小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成好思想、好品德”,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行为养成的重要性。

(三)榜样感召法

见贤思齐,这是每一个有上进心之人的自然之心。树立可亲可敬的典型人物、典型形象能有效地引导人们的行为走向,带来风气的好转。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中,在我们的周围,从来都不缺乏为了国家富强、民主、文明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和敬业、诚信、友善的普通国民。尊重贤者,表彰先进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方法。

(四)环境感染法

舒适、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有助于人们形成积极的心态,接受正能量,这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有利的。环境建设既是文化建设的条件,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应该加强二者的良性互动,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工会组织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一)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载体。工会组织应该推动建立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志愿服务制度化,用雷锋精神感召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校可开展学习雷锋爱国报国活动,激励广大师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奉献社会,报效祖国。

(二)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精神文明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也应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工会组织应该大力开展文明社区建设、学习型单位建设等活动,不断加强群体文化氛围和个人文明水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实到人们的行为之中。

(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思想理念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精神取向,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植入了灵魂、指明了方向。它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人类优秀文化积淀的成果,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滋养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努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加深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也才能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会组织应该开展相应的活动,激发人们对传统美德的崇敬,对民族智慧的领悟,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

(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富强、民主、文明等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则为我们的爱国情怀树立了奋斗的目标。毫无疑问,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工会组织应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弘扬民族精神,激发人们的家国情怀,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情感动力。总之,工会组织在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其方法、路径和机制需要我们继续探索,更上层楼。

价值观论文篇4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位论不是经脸科学的命题,而是科学的社会现,它通过对价格与价值关系的论证来说明社会的生产关系。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住论,也就不应该仅从纯经济学角度去分析。

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要消除对它的种种误解。在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我们必须避开两大误区。避开了这两个误区,我们就可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一、不是经验科学的命题,而是科学的社会观

我们应当避开的第一个误区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看作是一个经验科学上的命题,认为它正确地解释了某种经验上的事实。这个误区导致人们力图从经验事实上去论证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并且宣称劳动价值论说明了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价格围绕着什么中心而波动。

实际上,这个理论误区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误解。正是马克思本人明确地指出了,当“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劳动决定的价值就会转化为生产价格,这种生产价格“是一个中心,日常的市场价格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变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围绕这个中心来拉平的”《资本论》第3卷,第2篇第10章,198和200页)。这就是说,马克思自己承认,实际的经验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而波动,而不是直接围绕着劳动决定的价值而波动。

马克思本人坚持说生产价格只是价值的转化形式,“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资本论》第3卷,第2篇第10章,193页)。这就是著名的“总计二命题”。为了搞清楚这两个命题能否同时成立,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和拥护者后来进行了有关“转型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资本论》出版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淡化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经验科学方面的意义。

主流经济学内部发生了著名的“边际革命”,主流经济学家们转而信奉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分析表明,通过把使用价值主观化,也可以消除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悖论,说明价格决定的经验现象,从而不需要使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格决定上的经验事实。

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经历了“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放弃了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讨论。它完全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商品的价格如何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供求相等时的均衡价格上。它以主观效用论来说明商品需求与价格的关系,而以生产费用来解释商品供给与价格的关系。它沿袭马歇尔莫定的传统,认为商品的价格在短期中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而在长期中则取决于它的生产成本。按照它的说法,商品的长期均衡价格等于其生产成本,但是这个生产成本是“机会成本”,它包含了企业经营的“正常利润”。这种长期均衡价格使等量劳动得到等量工资,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因而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

除此之外.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还论证了另一类经济学体系,它们是所谓“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学体系”(规范的经济学)。与这两种经济学体系相对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构成了第三种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评价休系,我们应当依据它来评价单个的生产者、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根据这种经济学体系,人类社会利用已有的自然资源和资本品来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物品(使用价值),在这种生产中,自然资源、人的劳动和资本品(工具、机器和原料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这种生产,单个的生产者、个人所真正能够作出贡献的只能是他的劳动,是他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土地和资本品的所有者能决定其财产如何投人生产过程,靠的是社会的所有制制度,这不是他们个人真正的贡献。任何人如果不劳动就获得了收人,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如果这种人能劳动而不劳动,他就是在“剥削”别人。

马克思用它的这个经济学体系来表达一种科学的社会观,提供一种对社会进行批判分析的认识方法,而绝不是要论证一个价格围绕哪个中心波动这样的经验科学命题。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这样一种理解,是完全合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的。

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关于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非劳动者赖劳动者而生存的观点是最基本的思想.劳动价值论只是这一思想在经济理论上的休现。正是基于这一基本思想,马克思才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建立在劳动价值沦的基础上。一旦我们知道了马克思的社会观和早年的思想历程之后,我们就会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坚持将生产价格看成是价值的转化形式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马克思要在《资本论》中论证的,不是各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决定这样的经验科学中的规律性,而是一个科学的社会观。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评价的经济学体系,它以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评价单个生产者对社会的贡献,由此出发来说明社会的生产关系。

二、生产要素的所有制决定产品和收入的分配

在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我们必须避开的第二大理论误区是: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看作是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本身就说明,他的劳动价值论5根本就没有否认资本主义所有制下“按生产要素分配收人”的现实。相反地,整部《资本论》恰恰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如何能获得利润和地租这样的非劳动收人。在《资本论》最后部分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所有者分别得到工资、利润和地租这3种收人《资本论》第三卷,1000-1001页)。这是极鲜明的一幅“按要素分配”的图景。也只有在资本所有者必须得到利润这种非劳动的个人收人的条件下,而且是在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的条件下,才会形成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本身就体现了“要素分配收人,资本家得到利润”的原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主张“按要素分配”的人的最大不同只在于,它把个人的非劳动收人都定性为“剥削”。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中之所以会有“按要素分配”,个人之所以会得到资本的利润、土地的地租等非劳动收人,是因为有这些非劳动生产要索的私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这样就产生了利润收人。而地租收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土地所有权”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资本的口袋里转移到它自己的口袋里“《资本论)第三卷,296,928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系统地说明了他主张的“共产主义”最初阶段的分配方式。他在那里清楚地说明,他主张的“按劳分配”只是这个时期在个人之间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原则。社会总产品在个人之间分配之前,必须先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和“扩大再生产的部分”,这当然是因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页)。而这个时期之所以没有非劳动的个人收人,也只能是因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非劳动的生产要素都归公共所有,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据以获取收入的非劳动生产要素。

从上述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是实行“按劳分配”还是“个人由非劳动要家得到收人”,关键在于所有制。《资本论》的全部分析都是为了说明,即使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由于资本和土地由少数人私人所有,就使资本家和地主得到了利润和地租这样的非劳动收人。所谓的“按要素分配,个人由非劳动要素得到收人”,不过是证明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由于劳动受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制约,“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5页)。

尽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私有制下“按要素分配”的现实完全可以并存,近2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的那些主张“按要素分配”的人,却一直致力于以“3种不同的生产要家都创造价值”之说取代(或“发展”)劳动价值论,好象这样就可以为他们“按要素分配”的政策主张提供什么坚固不拔的理论基础。他们采取这样一种奇怪的论证方式,只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一切非劳动的收人都判定为“剥削”,这使享受非劳动收人的人感到极不舒服。

这种论证其实是西方主流经济学1个半世纪中己经用惯了的理论说法。自萨伊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就在宜传:“劳动、土地、资本都是生产上必不可缺的3要素..,3种要素都是生产的、都创造价值,因而都应当得到报酬”。现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还进一步论证了,每一种生产要素所有者所得到的报酬,取决于该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我们可以把这一套理论观点概况为“要素创造价值论”或“要素报酬论”。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即使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会影响价值量的大小。情况越是如此,我们越有理由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还那样固执地否认非劳动收人的合理性?仔细的思考会告诉我们,如果不承认非劳动要索归私人所有的合理性,光靠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生产性,哪怕是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也无法论证非劳动收人的合理性。

“要素报酬论”坚持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应当由这一类要素获得收人,其理由是这些要素也生产财富。在这样推论的过程中,它最喜爱使用的论点就是“谁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用这样一个论点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这是“要素报酬论”得到很多人支持的主要原因。

可是实际上,“要素报酬论”在这里玩弄了一个逻辑上的花招。即使非劳动的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创造财富或价值的也是非人的、物的生产要素本身。按照“谁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的原则,与此相应的产品和收人应当归物的要素本身—土地创造的财富归土地,资本品创造的财富归资本品。当然,这样一种分配方式不仅不可行,也绝不是拥护“要素报酬论”的人所主张的。他们所主张的,是由要素的私人所有者获取物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财富(或价值)。可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将“谁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的原则,偷偷地换成了“谁的财产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的原则。这是地地道道的偷换概念。

对于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来说,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是物,而不是人。它的所有者作为人,并没有创造财富,更没有创造价值。一块肥沃的土地可能对农业的生产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它的主人—地主却可能不作任何事情,从而对财富的创造没有任何贡献。如果这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也去创造财富,他们也只是作为劳动者而对生产过程投人了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当他们把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化作非劳动收人收归已有时,他们本人对生产自己所获得的东西并没有作出贡献。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些非劳动收人,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己生产了与此相应的财富,而是在于他们所有的财产对财富的生产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而他们自己是这些财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有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的争论,曾经长期纠缠在劳动和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究竟谁剥削了谁上。有人甚至论证说,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是工人在“剥削”机器人。明白了收人分配间题的根源并不在于非劳动要素的生产性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争论是多么可笑。在收人分配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上,问题根本就不在于劳动和非劳动的生产要素谁剥削了谁,而在于由谁、由哪些人来“剥削”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非劳动生产要素所创造的财富反正是要被人类拿去享用的。

价值观论文篇5

(一)经济市场化对法律文化构建的挑战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探讨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二者关系的简单概括即为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有反作用,这一精炼的概括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关系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该问题的阐释要深刻的多,回顾他们的阐述,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下法律文化建设的相关问题。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②恩格斯在阐述该问题时,吸收马克思关于该问题阐述的基本观点,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是认为非经济因素“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③同志则认为:探讨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马克思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基本观点。他在论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时,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④以上三位伟人的论述丰富了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内涵。法律文化是文化范畴的一种,同样适用于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基本定律。套用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基本定律,审视经济市场化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关系,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市场化变化要求有相应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的建设成果会反作用于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当然在实际的社会发展中,两者并不总是亦步亦趋的关系。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经济市场化建设正大踏步发展,法律文化建设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经济市场化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又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我国当下法律文化的整体构建造成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以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要素的配置,强调投入产出,注重以GDP和利润来衡量绩效,而文化建设是一种软实力的建设,短期内无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所以一度处于被忽视的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也演变成一种赚钱或短暂搞笑娱乐的工具,用来抓眼球,专门用来迎合某些人的趣味,获取利润。至于法律文化的建设,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虽然各级各类机构和媒体通过宣讲和评判案例的方式向民众宣传了法律知识,但手段和方法不多,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各级政府机构都设有普法办公室,但普法工作缺乏像经济指标那样的考核措施,普法计划五年一制定,普法的进程与社会发展需求的速度上存在较大差距;法律教育还没有被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来抓,对法律教育在法律文化构建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在司法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法律职业者包括律师和法官的职业素养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司法腐败的大案要案不时见诸报端,司法腐败的危害性决不能忽视。如此种种不仅不利于我国法律文化构建的整体推进,也不利于我国法律文化构建中良好的法律氛围的营造。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经济的转型决定了法律文化的存在业态,也对法律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应该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文化,应该是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正能量的法律文化。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不是走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并重的道路,加之法律文化本身发展特点的影响,使我国的法律文化建设表现出较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的特点。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展也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将“克己复礼”、“重义轻利”、“家国一体”、“天下为公”、“重德”、“无讼”等作为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当今社会仍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与传统法律文化所强调的一些理念有时背道而驰,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法律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和规范逐渐淡化和失范。在经济交往领域,经济主体惯从经济利益出发,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竞争原则、违背诚实信用基本道德准则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人为了名利不择手段,不顾社会秩序,不顾礼仪廉耻;一些人为了炒作和包装不惜花钱买通媒体,不惜杜撰虚假新闻,甚至不惜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来夺人眼球和博人围观;一些人为利泯义,制造出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损害了老百姓生命健康,公开挑战法律的底线。虽然相关立法不断出台对其进行规制,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处理也不是不严厉,但依然是“割韭复生”。当然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的不够充分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下法律文化的作用并未得以有效彰显,并未形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之势,对违法违纪行为尚未形成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说明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法律文化并未根植于整个社会。

(二)社会思潮多元化对法律文化构建的挑战

新自由主义、新无政府主义、新享乐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不同侧面产生了冲击。从世界范围看,后现代思潮的迭起对人类整体的道德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无主体、无评价、反基础、反中心的趋势使道德处于尴尬境地。这与其说是对道德的挑战,还不如说是对人类社会本身的挑战,道德不存,是非不分,双重标准,打着法制反法治,法律焉在?具体到中国社会而言,对传统法律文化体系冲击最大的是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与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甚为密切,在思想领域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在政治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搞多党制,搞三权分立;在法制建设上把作为唯一的目标而不仅仅是手段;在经济所有制上敌视丑化和反对公有制,把股份制和民营经济作为最佳模式,片面追求效率等等,对传统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进行无情地耻笑,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漠不关心。自由主义思潮在一部分投机分子以及一些民营企业主当中有较大市场,倡扬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也不在少数,其中一些人习惯于钻政策与制度的空子,在社会中起着很坏的作用。自由主义思潮的道德观表现为:“人性是恶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与人的关系仅仅是竞争关系和金钱关系”等等,这些观念不仅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法律文化体系,也影响着当代法律文化体系的构建,对法律文化体系的发展方向产生了一定误导,甚至会使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偏差。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不可避免也不能回避。对之一味采取堵禁的政策不符合思想发展规律,明智之举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强化以及对之辨别、批判、借鉴,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来对待这些多元的社会思潮。具体到法律文化建设层面,就是要求主流意识形态面对这些社会思潮要有披荆斩棘的勇气,亮明立场,敢于坚持,勇于提倡,适时提出与时俱进的法律文化价值判断标准,进一步削弱多元社会思潮对法律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

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是法治现代化的需要且必须围绕统一目标来构建

(一)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是法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支撑基础

“法律文化是法治的各环节的内在精神要素。我们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就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建设。”⑤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构建,不是为了领导人觉得好看,也不是为了文化人觉得有谈资,而是为了“一个树立、两个推进”,即树立法律信仰,推进依法治国,解决社会问题,推进法治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强大推力和支撑基础。

1.“一个树立”是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的基本任务。马克思说过:“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即法律要像宗教教义一样受到信仰,人们要像基督徒信仰《圣经》一样来信仰保障公民普遍自由的法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法律信仰的精神作用。借用伯尔曼的一句话,那就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⑥什么是法律信仰以及什么样的法律被信仰及法律怎么被信仰?这些问题是法学理论探讨中的重要问题。关于什么是法律信仰,学界的探讨颇多,甚至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是可以被信仰的,在当下要进一步重申法律信仰,并对法律信仰是什么及怎么信做出阐述。如有人认为“法律信仰包括信仰情感、信仰态度和信仰行为三个要素,具有形而上学性、超越性和神圣性;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似可把法律信仰的对象归纳为自由、平等、秩序、安全等法律价值,实在法是法律信仰的载体。”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不能够被信仰,认为法律与信仰的结合(勾连)的论断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律不能妄图成为一种信仰,因为法律如果要成为一种信仰,意味着他要改变和重塑人们的内心信念和对生活意义的认同。⑧笔者比较赞同法律应该被信仰的观点。并且在诸多持此观点的论述中比较认同学者谢晖对该问题的探讨。在他看来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化的必由之路。法律信仰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和主体在法律规则严格支配下的活动二者的有机统一。在其理论探讨中将法律信仰依据不同的标准而区分为:自由—权利信仰和秩序—义务信仰、法律制度信仰和法律职业信仰、对法律的心理信仰和行为信仰、法律目的信仰和法律技术信仰、实在法信仰和理想法信仰。⑨该论述不仅揭示了法律信仰的复杂性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法律信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在当下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过程中,之所以主张法律被信仰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还不够长,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思想影响还比较深刻,人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冲击比较大,倡导法律信仰有助于打破这种窘境,促进法治建设;二是法律信仰的提倡有诸多益处,法律信仰的确立能够培育社会人的积极的法律心理和法律意识,能够引导社会主体依法为一定行为,甚至可以说法律信仰是行为主体依法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三是由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状况发展情势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权利意识有了极大的增强,这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有某种相似。在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等历史进程和事件中,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口号都是对法律信仰的一种解读。经过几百年的宣传和法治的完善与发展,在西方国家逐渐产生了对法律的尊敬和对信仰的感情,从而奠定了西方国家法治社会的精神条件。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人们很大程度上的思想解放,但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渗透进来的极端自由主义、宗教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也影响到国人的思想,使不少人理想信念淡薄,法律信仰缺失。但是,对法律的信仰是任何社会、任何有自主意识的人都不可缺少的,而且在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维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法律绝不是少数人为虎作伥的工具,而是裁斩邪恶的利剑。当然,在这种信仰中,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不会仅仅停留在敬畏上,而是由这种信仰所产生的对法律的归属感与依恋感,这样才能够真正激发人们对法的信任、信心和尊重。在这种法律情感的氛围中,法律也会找到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文化基础和根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确立和维系法律的终局裁判和最高权威。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构建,就是要树立起人们内心的法律信仰,这是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的基本任务。

2.“两个推进”是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的主要目标。关于法律文化的功能,学界探讨的较多。有学者认为法律文化的功能有五:第一,表征功能,表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第二,沟通功能,通过信息交流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第三,选择功能,包括对利益和权利义务主张的价值选择,对社会调整机制的选择,对法律调整方式方法的选择;第四,指令功能,法律文化通过对人的意向、目的、动机等一环扣一环的心理因素的支配来完成对人的行为的指令;第五,整合功能,包括自我整合、对共同文化因素进行的整合、法律文化对法治系统的整合、不同法律文化系统的整合。瑏瑠以上五个功能表明法律文化不是孤立的,会通过多种途径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对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更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依法治国,关键是法制的实施,实施过程是人们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活动过程,这种过程要通过法律文化的沟通功能和指令功能来实现,也可以说必然要通过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构建来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管理方式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党改革开放以后所确立的治国理政的方略,推进依法治国当然首先需要执政党亲力亲为,率先垂范,需要立法机关制定符合国情的法律,需要司法机关严格执法,有法必依。所有这些都是需要人来完成的,人是有思想、有理念、有需求的,这些思想、理念和需求是通过文化来影响的,优良的文化促使人做出正确的目标和行为选择,不良的文化促使人做出错误的目标和行为选择,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就是要影响人们的思想、理念、情感、需求,朝着有利于依法治国的方向发展。法治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首先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评判和表现,必须有一个公认的尺度,这个公认的尺度就是法律文化,法律文化的表征功能是表现和评判某种社会形态是否实现了法治现代化的唯一尺度。其次,法治现代化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对法律法规的不断调整和选择,对利益和权利义务主张的价值选择,对社会调整机制的选择,对法律调整方式方法的选择,这种选择,是通过法律文化的选择功能来推动和实现的。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要通过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构建来体现和实现。

(二)“一个树立、两个推进”为目标的法律文化构建需要有统一的价值准绳

“一个树立、两个推进”的目标只是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的外部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的内部方面应该是法律文化自身的价值选择和构建所遵循的价值规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活动,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形式。在当今世界,从地理范围来看,主要有两大文化形式,一是西方文化形式;一是东方文化形式。从社会形态来看,主要有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两大文化形式,与之相对应的,也有各自的法律文化。就如文化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一样,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也是必然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诞生以后,资本主义法律文化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时时处处在贬低和攻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企图代替和消灭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特别是自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文化只有招架之功缺乏还手之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更处于弱势地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博爱、法治、、三权分立,不仅风靡全球,也是资本主义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资本主义法律文化构建的价值准绳。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海啸和欧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受到很大影响,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受到人们的怀疑,但资本主义的法律文化丝毫无损,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法律文化所倡导和遵循的价值准则已经久久深入人心,像一样难以动摇。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当然也要遵循一定的价值准绳,那么,我们的价值准绳是什么呢,是否也要遵循资本主义法律文化构建的价值准绳?或许还是其他什么价值准绳?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构建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准绳,追求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

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以此引领我国法律文化构建

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表述形式,是学界提出和反复论证,执政党认可和颁布,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思想理论系统性成果。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在全社会“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倡导是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12项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指导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法治建设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法律文化构建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项价值标准中,有6项是直接与法律文化的构建相关联的。其中民主既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法治的手段,更是法治追求的直接目标;自由是指人的思想意志自由、生命存在的自由和自我发展的自由,是个体和人类社会普遍向往的美好境界和最高的价值追求,也是法治的终极目标;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价值取向不仅要求形式平等、要求不断实现实质平等,更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实现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公正就是整个社会和具体个案的公平正义,它是判断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压迫的标准,是国家、社会应然的基本价值理念;法治是政府和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过法治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现实利益,是通往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境界的制度保证、程序保障与路径选择;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不仅是个体在社会中自立的基石,也是个体之间交往的准则,还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它可以并且应该作为对个体进行道德评判的基本尺度。这6项价值标准不仅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律文化建设的指南,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法律文化构建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我国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涵。法律文化包含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法律学说、法律规范、法律实施、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价值、法律精神、法与德的关系等内容,这些内容的基本内涵是体现人类社会对于法律的主张,对于法律的价值和作用的看法以及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些内涵的集中体现。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了我国法律文化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了我国的法律文化必然是人民大众的法律文化,必然是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文化,必然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律文化,与资本主义法律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定了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方向。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既不是漫无方向的发展,也不是向资本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而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明了我国法律文化构建的根本目的。我国构建法律文化,不仅仅是为了构建和繁荣文化本身,也不仅仅是为了法律制度本身的科学化和体系化,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法律文化构建的路径与方法

关于我国法律文化的构建路径与方法,学界讨论的颇多。不同的学者就其研究基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法律文化的策略。如学者朱崇坤认为“尊重传统是前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基础,爱国爱家自爱自重是法律文化入脑入心入血入骨的方法与途径。”瑏瑡学者张学亮则指出,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即“观念层面上确立认真对待权利的文化、制度层面上确立权力制约的文化、操作层面上确立程序正义的文化”构建法律文化。瑏瑢学者王福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的四个对策:一是以制度性法律文化为指导,促进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之间的整合;二是切实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三是加速健全和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四是不断优化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的作用和功能。瑏瑣学者杨晓培、徐佩瑛等基于“法律文化应该社会化”这一基本论断,提出了大众文化传播、法律教育实现、社会心理法律化、法律制度与机构的正效应四个路径。瑏瑤以上学者的论述对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法律文化的构建路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我们认为该路径的设计应该从以下三方面着眼:

1.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文化建设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灵魂和直接表达。法律文化是一博大的体系,既包括法律技术层面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等,也包括法律精神层面的人们对法律的认识、理解、观念、意识、心理、理想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直接构建途径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所表述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手段和目的,我们要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在每个人心中都树立起的中国梦结合起来,使我们的民众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树立中国梦的活动中感受到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都愿意为这个愿景的实现而拼搏、奉献。要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树立中国梦的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排遣和消除一些人心中的烦恼与苦闷、狭隘的个人愿望、仇视社会和报复社会的邪恶念头、毒化人们心灵的错误思想和异端邪说。法律文化建设没有旁观者,要努力培养、营造人人自觉地开展法律文化建设活动的氛围。通过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的建设活动,最终实现广大民众知法、信法、认真守法,广大法律工作者知法、信法、认真执法。要清楚地知道正面法律文化不去武装人们的头脑,负面法律文化就会乘虚而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党、全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和全体人民共同的责任,特别是我们党的各级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职责,丝毫不能放松,更不能放任自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法律文化建设也应该成为全体法律工作者的共识,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体系的构建。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助力法律文化构建。道德的学术探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很难给道德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对道德评判标准的认识会有所差异。因此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分歧也是比较大的,有“滑坡论”、“爬坡论”、“无坡论”之说。瑏瑥但是在当下中国,究竟应以什么作为道德的评判标准?我们认为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道德的评判标准。理由有三:一是尽管道德标准有时空差异,但一定时期内还是应该有相对稳定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二是道德的评判标准不应该是局部的,其覆盖面应该是尽可能广泛的;三是道德的评判标准应该符合某一时段国家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并也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用以上三个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提出的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该核心价值观覆盖全面,从国家、社会、个人3个层面、12个维度提出了应该遵守或追求的目标或价值准则。同时,十以来一直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并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当做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确立科学的道德评判标准有助于道德本身的建设,有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气的形成,有助于道德公民个体的培养,最终促成社会良序、和谐、稳定、发展。法律文化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助力,需要剂,而道德堪当此角色。因为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之一,道德是法律发展的有益补充,道德还能成为法律发展的推动力。因为完全按照道德准则运行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良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能为法治发展提供优越的环境;这样的社会也能为法治发展提供出有道德的个体,而这些个体是法治社会发展创造力不断涌现的不竭动力。

3.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继续深化和推动司法改革。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构建,不仅仅要发扬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成分,更重要的在于创新我国特有的法律文化实践。法律文化的构建和司法实践息息相关,科学、合理、合情、公平、正义、合法的司法实践,是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过程必不可少的载体。在司法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我国构建法律文化的抓手,也是继续深化和推动司法改革,促使我国走向法治现代化的强大动力。现阶段我国的法制已经逐步完善,而司法是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我国的深化改革做了顶层设计,其中也包括司法改革,为我国的法治现代化描绘了宏伟蓝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纷纷出台了司法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在改革过程中,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是考察改革成效的评判标准,也是推动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动力。法律文化不仅仅体现在铜表上铸造或镌刻的条文,也不仅体现在石壁上雕刻的规章,更不仅仅体现在名人题写的字画上,最重要的在于法治的理念铭刻于百姓的心中。我们的司法改革取得了成效,公平正义得到了体现,公民的人权得到了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才能也必然在广大干部群众心中深深扎根。

价值观论文篇6

1.1物质文化层面。

企业作为各类生产产品的制造者之市场经济体系的一分子,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企业所制造的产品以及企业自由的物质设施等为主体的器物文化,它是以企业的物质形态为代表的处于表层的企业文化。

1.2行为文化层面。

行为文化主要指企业的领导和各级员工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在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和业余生活中的各类活动的文化特征。它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形象。

1.3制度文化层。

这个属于企业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层面,它主要涵盖企业管理机制、企业的组织运行机构和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制度文化层是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是否先进的核心层面,其水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现实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1.4精神文化层。

精神文化层居于企业文化的核心位置,它是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主要是指将企业的领导和多数员工凝聚起来的大家所自觉认同的共同目标和基本观念,它主要包括:企业核心价值观、职业道德认知、企业精神等。精神文化潜伏于企业文化的最深层次,它构成了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文化之核心。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是由以上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共同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中,精神文化居于基础地位,它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的状态、走向和水准,制度文化是一个纽带,它连接着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从企业文化的现实展开和社会体认来看,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文化的辐射与体现。企业文化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融合渗透、密切互动的关系,良好的企业文化体系可以实现四个层次之间积极的协调配合,打造一个内涵丰富、坚实有力又切实可行的企业文化。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全面铺开、全面推进并广泛渗透的新时期,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要紧密伴随时代的发展节拍,积极借鉴和整合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优秀元素和成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企业之间竞争的空前加剧,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未来的企业文化的建构中要越来越致力于将员工从过去被动式的存在转升为对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自由自觉的参与和融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全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关系的网络和其内部的交流将日益发达,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文化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人的本质性需求的实现,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可操作目标。企业文化在人性的主旨上,不应仅仅把人当作“社会人”和“文化人”,更应把人看作“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来提升企业的成长空间和打造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2积极健康的核心价值观是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基石

按照现代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的体系表现为一个“陀螺”型结构的形态,企业文化的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构成了四个同心圆,四个同心圆由一个共同的中轴———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串接起来。按照陀螺理论,企业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存在与展开过程。企业文化的水准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核心价值观这一中轴与四个同心圆的相互耦合程度。按照企业文化的陀螺模型理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居于主导性的决定地位,精神文化是灵魂,制度文化作为支撑,行为文化是显性表征,物质文化是发展的基础。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企业的灵魂,精神文化中最关键的基础和驱动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按照管理理论,处于起步阶段的小企业主要依靠经验式的人的管理,当规模扩大时,则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要求。当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做大做强时,企业文化的诉求就成为迫切的需求。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活动如果缺失了精神文化的引导,如果只是对物质利益的纯粹追求,那企业的危机将时刻伴随。现代企业必须要在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不能为了企业的一己私利而置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于不顾,这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起到支配和统率地位,它主导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引导着企业的精神坐标,它也能够有效的抑制不利于企业及员工现实和长远发展的一些消极因素。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发展的标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核心价值观。譬如,联想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是“说到做到”;海尔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飞利浦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客户至上、言出必行、人尽其才、团结协作”;丰田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上下一致,制成服务;开发创造,产业报国;追求质朴,超越时代;鱼情友爱,亲如一家”。

3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向导,引领企业文化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核心价值观伴随资本主义的早期、中期和现代时期的不同阶段,先后经历了利益最大化价值观、管理至上价值观和社会效益价值观等的变换,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到对管理制度的关注、再到对企业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兼顾,西方企业经历了一个核心价值观随着时代而进步的进程。我国的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西方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但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一定要自觉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三个倡导”,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应注重以下两方面:

3.1企业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一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要自觉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指引企业文化;要在企业文化中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员工自觉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信念;塑造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我国一些知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纷纷提出了“产业报国”的理念,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培育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员工的“爱国”和“敬业”,最后必须会有力地推动企业的现实和长远发展。

3.2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维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把企业员工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放到首要的位置,创造自由、和谐的生产和工作环境,通过民主化管理给予员工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要依法管理企业,贯彻法治理念,公正对待每一位员工,切实树立“以企业的发展成果服务员工,企业发展依靠员工”的先进理念。企业文化其本质上是人心工程,通过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培育,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文化要积极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一定要把党的十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自觉融汇到企业文化的构建中,切实将企业的社会职责和自身发展实现最高的统一。

价值观论文篇7

在全球文化一体化浪潮席卷下的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诉求愈发强烈,而在寻求文化共性和文化融合的同时,维护民族传统、坚持民族性就是实现全球文化多样性的最佳途径。不同民族的文化所表现出的共性,既是与世界文化相融合的前提,也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基础。而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就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证。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它既属于中国,更是世界文化基因宝库中重要的一员。中国武术的国际化是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文化对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贡献,更是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当今世界,是西方文化价值观所主导的世界,那么在中国武术国际化的进程中,就需要中国武术在坚持自身民族性和寻求与世界文化共性的前提下,主动寻求与西方文化价值的融合。也就是说,武术的国际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既要把握好民族性,又要“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其时代性。以具有可以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国际体育发展形态,巧妙标识我国体育文化的特殊身份,形成复合型的武术发展形态。并制定有效的以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为核心的,与西方体育文化价值有机融合的武术国际化发展目标。

2东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武术国际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2.1东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1)辩证与逻辑的冲突。季羡林[8]曾经这样描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规律,接近唯物辩证法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简言之,就是东方重辩证,西方讲逻辑。这种来自于文化根源的思考方式上的冲突,造成东西方体育文化彼此相互理解上的先天障碍。2)和谐与竞争的冲突。中国文化将人与自然或外部世界的关系看成是和谐统一的。在中国武术的修炼过程中,建立了性命双修、身心并育的整体优化的生命养生体系。比武的重点并不是鼓励竞争,而是主张胜负无足轻重,提倡“君子之争”、“点到为止”、“以和为贵”。西方强调人要不断的应对自然的挑战,更突出竞争,提倡超越对手、超越自然障碍,其活动是在相互较量过程中完成,竞技场上的结果、成绩、名次是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的体现。这样的文化理念上的区别,也必然会造成二者在文化价值观上的相互排斥。3)体悟与量化的冲突。中国人常说:“可以神遇,而不可以目视;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喜欢在生活中直接亲身经验里去“整体体悟”。理论表达中抽象的思维成份也较多。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更重科学与量化,以观察和分析的途径衡量体育的功能和规范其手段、内容和方法,使体育活动向着严格的“针对性”、“专门性”方向发展,重视人体的外部运动,并把身体的局部练习效果综合起来达到整体健身的目的。这种衡量标准上的冲突,带来了评判理念、方法上的巨大差异,更会造成评判结果上的分化与误解。4)繁琐与简洁的冲突。中国武术拳种众多且理论深奥,套路动作冗长复杂,路线曲折迂回。武术所蕴含的哲学文化内涵、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属于一种精神、潜意识的,需要借助思维方式、生活经验和传统文化知识,通过不断练习体悟才能有所认识和领悟,这就造成了对武术理解上的困难。西方体育动作要求舒展、自然,大多数体育项目都对规则、场地、器材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注重对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结构的研究,表现出的就是运动形式的简洁化、动作的规范化、评判手段的科学化,可操作性极强。这些形式上的巨大反差,也会给彼此的交流和相互融合带来障碍。

2.2东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的融合

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和各自独特的民族性,必然会导致二者的冲突。历史上,“不同文明体之间的极端冲突可以带来某些文明的消亡,同时也可以激化一些文明的进步甚或促成新的文明体的形成。”[9]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有限的冲突、理性的冲突,也可以引发人们对文化共性的思考,强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从而逐渐的化解冲突,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除了有冲突,也会有共性,在东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中,也有诸如健身性、艺术性、娱乐性、教育性等的共性,并且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讲求“仁义、和谐、大同”,与西方文化讲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武术作为东方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其自身强烈的民族性是与生俱来的。其国际化发展的历程与未来,也必定会经历与不同文化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在这种冲突、交流与融合中,去“认识中国体育的文化属性,本身就是现代化的过程,需要寻根,也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中的普适性成分。发掘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东方体育价值观,汲取西方体育的人文精粹,重新塑造中国体育的文化价值观”[10]。在“和平崛起”的民族大战略下,寻求共性,避免冲突,形成与西式体育协同发展的模式。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而不要刻意凸显与西方主流文化、宗教传统有着明显差异的东方文化标签,更不应该是简单粗暴的文化灌输甚至是文化侵略,而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3来去自如:武术国际化发展的有效策略

前面说过,武术国际化是一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国际空间转移的过程,并以形成具有被广泛认同的国际性体育文化形态为其根本目标。这个转移的过程,虽然也包括武术在本土与其他外来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但更重要的是武术走进并融入世界其他文化的过程。第一个过程,往往都是被动的;而第二个过程却是主动的,就是通过对武术文化的适当调整和创新,寻求共性、淡化冲突,让中国武术文化融合于世界文化之中,通过融合而使世界文化能够认识并接受自己,也通过融合使武术文化适应外族文化,并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壮大。

3.1创新与变革式的“走出去”与求同存异融合式的

“走进去”中国武术的国际化,如何让拥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对象所接受是关键。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让传播对象对于接受外来文化天生就有一种障碍。所以,要求中国武术国际化的初期,首先应该在“走出去”的时候,注意对具有鲜明差异性的我国传统文化身份的策略性“遮隐”,也就是对具有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价值核心的“遮隐”,以淡化中西方主流文化在形式上的强烈的边界感,避免冲突,突出共性,打造普适的国际体育文化身份,提高国际认同度,并要学会用异域的文化特点和思维方式讲述本民族文化的故事,积极推进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其次,在中国武术国际化的进程中“走出去”,是让世界认识武术,而“走进去”是要主动与不同文化价值观有机的深度融合,能真正的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在过去的武术国际化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对传播对象所具有的本土文化研究了解不足,以及对其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漠视,并没有有针对性的真正的去了解其所需、所想,而只是一厢情愿的以自我意识为主推进中国武术的国际化,所以才造成中国武术在异域的水土不服,进而只是形式上做到了所谓的“走出去”,而并没有实现以文化价值观深度融合为前提的“走进去”,最终导致所谓的武术国际化,多数还只是停留在以海外华人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不利局面。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需要加强对所传播对象的本土文化进行充分研究和了解,在保留武术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对武术自身从形式、内涵到文化价值观进行合理的创新性的调整,并把我们的武术及武术文化融入到异域的本土情境中,进行在异域本土化的适应性改造,以适应其新的生长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渐进性的体现中华文化和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注重求同存异,增进理解,让中国武术在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深度融合中,扩大影响、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在异域的文化土壤中把根扎稳。

3.2深度了解与融合中的请进来

中国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体现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伦理观念,注重内外兼修,融“修身养性”于一体,充满了东方哲理和艺术情趣。所以,走出去的中国武术,就应该以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坚实的后盾,“依靠武术技术、武术语言、武术文化、武术教育、武术影视、武术商品、武术人员的全方位的大流通来构造良好的武术国际化的大环境”[11],综合运用多种渠道,在让更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武术爱好者认可和接纳中国武术的前提下,使其形成对中国文化的主动探索,让他们主动的走回来,投入中华文化的怀抱。所以,合理的武术国际化,还不能只有“走进去”的过程,更应该有“请进来”的过程。这个“请进来”的过程,不能只有对西方先进的体育文化和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共性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更应该是利用中华武术以及中华文化的丰富魅力所形成的强大吸引力,吸引那些海外的武术爱好者,形成主动的对中华武术和中华文化本源的探索,吸引其走进中华武术的母文化和武术的诞生地,让他们在中华文化的本土情境中,亲身体验中华文化和武术文化的真正魅力,来读懂中华文化和武术文化的内涵,全方位的体验真正的武术,并在这种深度的体验与融入中,学会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来自觉地感受、认知并接受东方的文化价值观,让他们在对中华文化的深度了解与融合中,体会中华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和鲜活性,并在这样的“请进来”的过程中,将东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融合化于无形,最终实现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完美融合。在这一基础上,再让海外的武术爱好者带着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武术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深厚感情,重新走向全世界,并成为中国武术国际化过程中“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的“上善与人言者”,①成为真正的中华文化、武术文化的拥趸和更好的传播者,并进一步驱动中华武术的国际化发展,促进中国武术国际化目标的更好完成,让中国武术在异域不但可以落地生根,更能枝繁叶茂,发展壮大。中国武术国际化,不应只是形式和数量上的国际化,更应该是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完美融合。若不能解决既要保持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价值内核的独立性、独特性和鲜活性,又要广泛吸收异域体育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入这一武术国际化的核心问题,中国武术的国际化也只能是“南辕北辙”,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国际空间的转移,无法完成让中国武术成为具有被广泛认同的国际性体育文化形态的根本目标。所以说,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并走出当前中国武术国际化发展的困境,中国武术不但要有能够创新与变革式的“走出去”,和求同存异、融合式“走进去”的决心与意志;还更要有深度了解与有机融合下“来去自如”的能力与信心。

价值观论文篇8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 文化自觉 普适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7.061

The Theory of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OU Yun

(Department of Marxism Education,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Abstract Fei Xiaotong initially propose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alled on the community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culture. Kim Yu Wujin perfected this theory that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ulture aimed fully to reflect the core values. But what is the core valu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mad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can be said, the result is reflection. Therefor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does not just put forward, bu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rough the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methodology, from highly theoretical refining summed up.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universality

1 文化自觉:反思、价值、提炼

1.1 文化自觉的第一要义是反思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21世纪人类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此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个体系为跨文化交流。”①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和平共处”,潜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向何处去”。中华民族一百年来都在寻找出路,从当年民族存亡的出路,到今天民族振兴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生命的出路。为此,费老开出的药方就是“跨文化交流”,即力主世界各族人民应该处于各种文化和谐共生的共同体中,各文化在不断交流中获得新生。

这就引申出一点,要进行跨文化交流,首先必须认清自己的文化。如果对本民族的文化都模棱两可,那么交流只能是纸上谈兵。这里所谓的“认清”,用费老的话说,就是“文化自觉”。

费老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②这就是说,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所接触的其它文化,然后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认为,人不应该只满足于以自发的方式处于一种文化(如中国文化)中,而应该自觉地对她进行反思,对其积极方面进行维护与彰显,对她的消极方面则要清楚甄别加以抛弃。

所以讲,“文化自觉”的第一要义就是“反思”。费老在很多场合都强调的“反思”,其实是一系列的追问,即文化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分析它,如何去理解它,对我们的生活起了什么作用,我们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化本身是怎么变动的,为什么变动,动到哪儿去了等等问题。这就是对习以为常的传统进行一个全面彻底的剖析,从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

这种自知之明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可以让我们在文化大碰撞的时代不至于妄自尊大,也可避免妄自菲薄,当然也能懂得复归守旧与全盘西化的错误,明白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方向。

1.2 文化自觉的核心对象是价值观念

如果说费老“文化自觉”中的文化是泛指的中国文化,那么俞吾金先生则对“文化自觉”中文化的外延进行了有效的限定。

俞先生通过分析哲学的方法发现,“文化自觉”应该以“文化自身”为反思的对象。因为更高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具有“元批判”(meta-criticism)的含义,学者应该“自觉地反思并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身的有限性及其适用范围,拒绝对文化概念进行无界限的滥用。”③对概念外延的限制有很重要的意义,俞先生重点指出中国近代史上两次“科学技术政治体制改革文化革命”的思想循环,警示了我们泛文化的讨论并非是历史的进步,很多实际问题无法通过“软绵绵”的文化来解决。相反,无意义的讨论还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

那么,关于“文化自觉”之对象该如何确定呢?俞吾金先生归结为“价值观念”,他说:“我们应该严肃地拒绝对文化概念的滥用,自觉地把对文化的理解限定在狭义文化概念的范围内,即把文化理解为观念形态的东西,而其核心则是价值观念。”④文化的概念不应该过于宽泛,将它限定在思想观念领域中或许对我们的帮助更有价值。就是说,政治的问题归于政治解决,不要寄希望于政治文化。同理可得,科学、军事、艺术、宗教等等领域都要与思想观念划定界限。质言之,我们应该丰富“文化”的内涵,但必须缩小“文化”的外延,这样我们所进行的“文化自觉”将更有针对性。

1.3 文化自觉的对象需要高度提炼

费老的文化自觉聚焦的是文化反思,其贡献在于方法论的确立。俞吾金先生对文化自觉之对象的限定,则是对文化自觉之内涵的明晰,是对文化自觉有效性的进一步深化。

费、俞两位先生为我们在文化自觉这条路上开拓了一个方向。沿着个方向,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行具体化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对传统价值观念所做的反思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需要高度的提炼。

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大体可概括为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这就是《中庸》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价值原则极为丰富,关于个人的价值有诸如“礼义廉耻”、“孝悌仁爱”等原则,关于社会交往的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关于家国天下的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原则。传统价值的内容很多,有些具有永恒性,比如民本思想、家国观念;但有些也具有历史局限性,比如愚忠愚孝,是需要扬弃的。

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组十二个范畴正是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系统地总结了传统价值中最核心的内容,更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有效扬弃。可以说,十二个范畴是对丰富的传统价值观的高度提炼。由于它是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所以它是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价值原则。职是之故,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价值的高度提炼,它其实就是文化反思的重要结果。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觉的结果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结合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切不能轻视。陈卫平教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不是断裂的,而是接续的。也就是说,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原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如果丢掉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总结和继承,所谓的‘中国特色’是无法成立的。”⑤所以说,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本质,就是要注重接着马克思主义讲与接着中国传统讲。简言之,就是要使传统的智慧开出现代的新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两个“接着讲”的统一。接着马克思主义讲,意味着核心价值观必须从实际出发,适合现实国情;接着中国传统讲,意味着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对传统价值的总结与提炼。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其实就是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和合思想的高度提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从心所欲不逾矩、有教无类、天下为公、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等原则中都可以找到线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道德,在极端注重伦理传统、个人修养的儒家思想中更俯拾皆是。

马克思讲:“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地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人类文明的童年有他自己的智慧(如原初的仁义道德),而这种智慧应该要在“更高的阶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上再现与复活。所以说,传统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可说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觉下的普适价值

按照费老的理论,除了对自身文化有深入认识外,更要适应、学习当下世界中的多元文化,然后“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⑥就是说,反思自身文化还不是文化自觉的终点,文化自觉的目的是要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提出“共处守则”,其实就是各文化都能认同的“普适价值”。

费老并不赞同文明冲突的必然性,他认为“共处守则”或者共同体是可以存在的。这体现在他的那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名言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实就具有高度普适性。西方人从未放弃寻找普世价值,中国的古代先贤也没有放弃过普世价值,但是中西古今的“普世”歧义重大。然而有些基本的普遍适用的价值也是存在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万里雪飘的冰封北国,到风光旖旎的热带雨林,从3.2万公里长的海岸线到8800多米高的珠穆朗玛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所有这些民族能最终组成“多元一体”的大整体。费老认为,这就是普适价值起的作用。

其实“多元一体”中的“一体”,不仅是地域性的一体,而是价值上的一致。传统中国的普适价值是儒家价值,但她有时代局限性。费老告诉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该要“温故知新”。这个从传统价值中生长出的“新”,我们现在就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以一国看天下,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也是适用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原则哪一个国家都不能或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原则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原则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虽说这组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限定词,是中国传统价值的提炼,但不难发现,普适性的价值是可以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达成共识的。或者说,核心价值的提炼不仅仅为了造福本国,如果的确具有普适性,那么其实也可惠及其他文化主体,这可说是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也是以文化自觉为方法论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理解。

注释

①⑥费孝通.文化自觉与反省[A].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85-194.

②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A].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200.

③④俞吾金.我们该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化――对“文化自觉”的元批判[J].探索与争鸣,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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